中财网阿哲头条:对性说是——从人为什么要穿衣服说起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9 06:04:21
一、遮羞有利于保证社会单元的安定团结
人类社会心理的发展，似乎颇符合马克思抄袭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亚当和夏娃刚给造出来时，在伊甸园里光着沟子混，傻傻地其乐无穷。及至受了阶级敌人的蛊惑，偷吃了智慧果，立刻就感到赤身露体的羞耻，赶快去找东西把羞处盖起来。随着人类的进化，包在身上的布片也就越多，等到布片多到背不动的时候，就开始悟出遮羞的愚蠢，於是这布片又一片片地往下解，减到“比基尼”还嫌不够，一直要弄到西方海滩上那些“无遮大会”方才罢休，完成了一个“裸体→遮蔽→裸体”的“螺旋式上升”。不过，要说第二次裸体跟第一次有什么质的差别，恐怕只有高热量饮食造出来的啤酒肚和轿车软化了的肌肉。所以不如说是“螺旋式下降”，一如“捣乱→失败→再捣乱”似的。
食欲和性欲是一切物种赖以生存的基本要求。上帝造人和造兽一般无二，设计得直接了当的：从上到下给你安的那个管道是加油管，用来维持个体的存活；中部安的那个管道，是用来复制个体、维持种系的繁衍的。动物用起这些设备来是“天眼通”，不教就会。偏偏到了人类手上，如此一目了然的事却变得无限复杂起来。除了手术室大夫和奉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妇女，没人觉得加油管口暴露在外有何不妥，也不会有谁以加油为耻。相反，如果有谁娴于使用该管道，还能变成“美食家”、“品酒大师”一类的高薪专业人士。但那个复制管道却使人类莫名其妙地感到羞耻，不但得给重重包裹起来，而且还不能想用就用。事先得通过旷日持久的复杂选择程序，获得官方颁发的营业执照并举行隆重开业仪式。使用时必须藏于暗室秘密操作，事前事后还不能宣之于口。全世界心照不宣，串通一气，咬紧牙关，坚不吐实，浑如世上从无此事，更不会去选什么“美淫家”或“品女（男）大师”。最有趣的是，在事前的选择活动中，无论是男方还是女方都不会想到去检查对方设备的质量和彼此的匹配问题，无关设备如五官是否端正反倒成了考虑的重要因素。在人类一切活动中，大概再也没有比这更貌似荒唐的行为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性活动所受的制约大概是人类一切活动中最严格的。之所以如此，在我看来，是因为人类是社会化的动物，而性活动是把社会捆在一起的基本纽带之一。无序的、不加限制的性活动必然挑起雄性生物无休无止的内斗而使社会解体，因此它必须纳入社会的管理，按严格的规范进行，以使人类得以利用它的正面作用来形成社会的稳定单元──家庭。这种社会规范，也就是咱们说的道德。将复制管道遮掩起来，只对性伴侣暴露，这种选择性的羞耻感就是最原始的道德观念，说穿了不过是“不见可欲，其心不乱”原理的实施，旨在降低对婚外异性的诱惑，保证社会单元的安定团结。
因此，所谓道德，说到底是为了人类更合理的生存而设计出来的行为规范，是为疏导人类天然欲望而修筑的渠道。正常的道德观应该首先承认并尊重人类的欲望，在此前提下再给出正确的行为规范并讲明理由。赫胥黎早就指出：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社会成员先天的“自我扩张”和后天的“自我约束”得到合理均衡的社会。健康的自我扩张使全社会保持勃勃生机，而适度的自我约束使社会免于周期动乱而危及整体生存。西方就基本做到了这一点，不论是社会的组织方式还是社会成员的心态都远比中国的健康。
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君子”，就是在不妨碍别人的前提下尽情地实现自己并充分享受人生的人。对这一点，两千多年前的孟子就以无与伦比的睿智看出来了。当年百家争鸣，墨家抹杀了人类的生物学特性，提倡不论亲疏地摩顶放锺，实行“兼爱”，而孟子则从爱亲人的天性出发，将这种爱扩展到其他人身上去，不但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合理主张，甚至连“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大王好色不要紧，只要让老百姓也有条件好色就行了”）的话都说出来了。一个远古哲人对人性能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和尊重，端的是了不起，深得大禹“导”而不是“堵”的治水方针精义。
可惜后世的马脸大儒们却开展了“肉麻大赛”，比赛谁的口号更违背人情天理，使道德“异化”为彻底脱离生物性、窒息压抑个体存在的捆仙索。“万恶淫为首”成了《太上感应篇》的首条教义，千年来被主流社会装模作样地奉行，却没人出来问一声：“什么是淫？为什么淫是万恶之首？”象对待其他传统概念一样，众人只知道模模糊糊地信奉这个从未加以定义和解说的教条。最精确合理的说法，恐怕也就是“君子好色而不淫”。然而什么是“色”，什么算“淫”，照样是一笔糊涂账，没谁能准确说出两者的区别。在一般人心目中，其实这“淫”字就是“性活动”的代名词。
这种病态的性观哺育出来的便只能是一个病态的二元社会。呆子们从此害了“恐性症”，以为进行正常的性活动既是犯罪，又是慢性自杀。唐僧所以引起了西天路上长达十四年的吃肉与反吃肉的斗争，不过因为他是个敲得梆梆响的老童男，“一点元阳未泄”而已。这“元阳”竟然成了一种类似瑞士钟表质量鉴定书的东西，以致老孙得先查明他是否已经“破瓜”，才能决定他那身香肉是否还有抢救的价值。而聪明的伪君子们如朱熹和当代伪君子则一面高谈“存天理，灭人欲”和“斗私批修”，一面却以耆老之身去霸占十七八岁的大姑娘。
这种双重人格反应在文学上，就形成了文学史上的奇观。明代是理学最昌行的朝代，却大概明是中国第二烂而不灿的时代（“数惨烂时代，还看今朝”），和那些讨论“天理”、“良知”、“节操”的煌煌巨著相映成趣的，是大批的色情小说。正如中国人是世界上使用复制管道最有效、制造后代最多的民族一样，直到近代为止，除了《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集》中个别“模糊描写”的篇什外，西方还没有象《金瓶梅》、《肉蒲团》那样不但细致描写性活动全程、而且详细介绍管道的尺寸斤两的小说。类似地，花样繁多的春药和淫具，大概是咱们中国人被埋没了的第五大发明。
二、对性说是──色情小说《肉蒲团》赏析
比起《金瓶梅》来，《肉蒲团》没有多少文学价值，虽然语言生动幽默，但情节简单，人物面目模糊。它其实是一篇文学化的性学论文，其价值不在文学上而在思想上。《金》的色情部份只是客观地描写了西门大官人的性活动，并未明确表示作者对性问题的一般认识，而《肉》却打出了反道学的鲜明旗号，对性响亮地喊出了“是”，从这点上看，它代表了非主流士人对主流道学的反叛和对原始儒学的回归，堪称中国思想史上的绝响。
《肉》的情节十分简单：主角未央生是个虚托为元朝至和年间的风流才子，发宏愿要作世间第一个才子，娶天下第一位佳人，在娶了佳人玉香后，不满道学家丈人的管束，出门游学。为了勾引女人，他请游方道人用狗阴茎进行异种移植，将自己原来“目渺渺而愁予”的管道改造得硕大无朋。靠这“本钱”以及出众的才貌，他先后勾上了有夫之妇艳芳、香云、瑞珠、瑞玉和寡妇花晨。艳芳的前夫为报夺妻之恨，跑到未央生的老家去勾引上了玉香，将她拐到京师卖入窑子。玉香成了京师名妓后，未央生慕名去嫖。玉香羞惭之下自尽，而未央生从此大彻大悟，遁入空门，为了“狠斗私字一闪念”，不惜挥剑自宫斩去了烦恼根，苦修二十年后终成正果。
从故事梗概上看，《肉》因袭了传统文学中见惯了的佛家因果报应的滥套。粗心的人可能会把它当成那种籍惩恶扬善的说教名目而宣泄作者自己的性欲的诲淫小说，但与那些藏头露尾、暗渡陈仓的垃圾不同，此书作者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现实主义性观。
李渔首先提出了“女色无损”论。中国人对性从来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神化心理。按中医的说法，所谓“脏腑”，就是“藏府”，是一种类似银行金库的东西，需要雇佣大批保安来严加守护。其中“肾主藏精”，是储藏“先天之精”的保险柜。唐僧肉之所以在西方市场走俏，就是因为他的硬通货藏得紧紧的，一点没给随便挪用过。谁要是打开金库“出钱卖子孙”，不是得象汉成帝那样，让合德弄得精液狂喷如黄石公园的老忠实喷泉而丧命，就是得象西门大官人那样，精尽以血、四肢厥冷变成风流鬼。想大官人连武松的铁拳都躲过了，却死在金莲花下，这“伐木”的“双斧”当真好生了得。
《肉蒲团》批驳了这种“恐性症”，李渔说：“照拘儒说来，妇人腰下物乃生我之门，死我之户。据达者看来，人生在世若没有这件东西，只怕头发还要早白几年，寿命还略少几岁。”他应用逻辑上的归谬法指出，如果性交真的有害健康，那么太监“就该少嫩一生，活几百岁才是，为何面上的皱纹比别人多些？头上的白发比别人早些？名为公公其实象婆婆？京师之内，只有挂长寿匾额的平人，没有起百岁牌坊的内相”，由此雄辩地得出结论：“可见女色二字原于人无损。”
李渔认为，性活动不但无害，而且有益。这首先是因为它具有娱乐性，《肉》开宗明义就响亮地唱出：“世间真乐地，算来算去，还在房中。…睁眼看，乾坤覆载，一幅大春宫。”他说：“人生在世朝朝劳苦事事愁烦，没有一毫受用处。还亏那太古之世开天辟地的圣人制一件男女交媾之情，与人息息劳苦，解解愁烦，不至十分憔悴。”其次是因为它具有心理治疗作用：“有阴阳交济之功”，“有宽中解郁之乐”，“交感一番，浑身通泰，岂不谓之养人？”
难得的是，在肯定性活动的同时，李渔还破除了传统的“拜性教”胡说。道教的一个下流分枝曰“房中术”，信奉此术者到处物色月经初潮的贫家少女，“数数御女”、“采阴补阳”，把女方当成修炼长生术的“宝鼎”，以为性交对象越多，年纪越轻，就越有助于自己炼成金刚不坏之身。可笑的是，“拜性教”与“恐性症”貌似相反，却同样相信“培本固元”的“藏精”说，其操作要旨就是靠什么“弱入强出”来尽可能地掠取女方的“阴精”而避免自己射精，害怕丧失“元阳”到了两股战战、如临深渊的地步。在我看来，这种“长生术”除了无耻糟害妇女外，对操练者似乎也没什么好处。相反，它不把人吓出心理障碍来就算上上大吉。
李渔没有正面驳斥这些无耻胡说，不过他将性活动比作了“人参附子”，指出：“人参附子虽是大补之物，只宜长服，不宜多服，只可当药，不可当饭。若还不论斤两、不拘时度饱吃下去，一般也会伤人。女色的利害与此一般。……世上之人若晓得把女色当药，不可太疏亦不可太密，不可不好亦不可酷好。”用今天的观点来看，李渔对性生理的认识是十分正确的，在传统的“恐性症”与“拜性教”的乌烟瘴气中能有这种符合中庸之道的清醒认识，实在是了不起。
同样的求实态度还使他看到了性欲的普遍存在。在书中他借神偷赛昆仑作了虚拟的“民意调查”，回答未央生“妇人是喜干的多，是不喜干的多？”的疑问时断言：“自然是喜干的多。大约一百个妇人只有一两个不喜干，其余都是喜干的”，给出了科学的统计百分比。而且他还进一步分类：“这喜干的有两种：有心上喜干，口里就说要干的。有心上喜干，故意装作不要干，待丈夫强她上场，然后露出本相来。”在今天的“新人类”看来，这些发现如同观察到太阳从东方升起一样不屑一提。他们不知道，当年小芦曾为自己与众不同，是个天生的色鬼而苦恼得几乎发了狂。活在那个道学昌行的时代的老李能看到极左时代的小芦看不见的东西，委实是聪明之极。
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老李的现实主义让他看到了性和谐对维持性关系的重要性。他把复制管道称为性活动的“本钱”，用极诙谐的口气论证了其斤两尺寸的重要，借赛昆仑之口批评未央生的“尊具”长得过于“雅致”，成了“肉搔头”，“使衣服大似身子，岂不坏了料子？”这“本钱”重要到甚至连才貌双全都无法代替：“难道在被窝里相面，肚子上做诗不成？”就是因为赛昆仑对未央生“本钱细微”的无情批评，未央生才舍得断子绝孙，痛下毒手，使用连如今西方资产阶级都还没有的先进移植技术，对他那“雅致”的“挖耳”作了全面改造。最难能可贵的是，李渔认识到了承认和尊重人性是推广道德教育的前提。他观察到：“近日的人情，怕读圣经贤传，喜看稗官野史。就是稗官野史里面，又厌闻忠孝节义之事，喜看淫邪诞妄之书。风俗至今日可谓靡荡极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大搞三讲活动，将孔繁森同志的先进事迹“刊刻成书，装订成套，赔了银子送他，他还不是拆了塞瓮，就是扯了吃烟，哪里肯把眼睛去看一看。”李渔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还是向孟子同志学习，在承认和尊重“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的前提下去疏导，“劝人窒欲（案：似当作“节欲”解），不是劝人纵欲，为人秘淫，不是为人宣淫。”如此水平，便是今日的高级政工师们也望尘莫及。
三、李渔的时代局限性
当然，李渔再聪明也无法彻底超越他那个时代。《肉》书最大的缺陷，就是李看不见人类特有的“爱”，只看到了生物共有的“性”。更糟糕的是，“性”就是“女色”，而“女色”不过是滋补男人的“人参附子”和娱乐工具：“自家的妻妾，不用远求，不消钱买，随手扯来就是，此之谓土产，任我横睡没有阻挠”，一副强横霸道、绝对自私的家庭暴君的面目跃然纸上。因此，说到底，李渔的提倡的不是互相尊重热爱的爱情观，而是伦理化、卫生化了的性欲，而这伦理的主要着眼点还是传统社会的安定团结，并不是对女方尊重和热爱激发出来的责任心和义务感。
正因为把男女关系完全归结于一个简单的“性”字，老李才片面强调和夸大了男性“本钱”的大小对维持性关系稳定的作用，甚至把它当成了女性自由择偶时考虑的先决条件。这种“唯武器论”的出现，说明古代中国士人在这方面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唯一的畏惧是“本钱细微，精力有限”，不但根本就不知道性爱的精神内容，而且把所有的女性都简化成了 “好大喜功”的纯动物。这说起来当然也怪不得李渔。古代中国男人从来就没学会把性爱对象当人尊重，现代性爱观是五四运动后从西洋进口来的舶来品。比起民间那种“女人是匹马，想骑就骑，想打就打”的谚语来，老李至少还看到了让女方感到性满足的重要。
因为只知道性而不知道爱，李渔就只能把性伦理奠基于佛家因果报应的恫吓上，用妻子沦为妓女、女儿也可能在长大后变成娼妓的严重后果，来逼使未央生对“本钱”进行第二次手术，完成“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以坐“肉蒲团”的方式悟道成佛。这种说教在古代或许非常有效，在今天当然没有任何效果。要教育今日神州大地上的亿万未央生大军，首先要做的事恐怕是要让他们认识到世间原来还有爱这种东西在，而要作到这一点，先得用爱来取代那个社会中无所不在的尔虞我诈和互相仇恨。
人类社会心理的发展，似乎颇符合马克思抄袭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亚当和夏娃刚给造出来时，在伊甸园里光着沟子混，傻傻地其乐无穷。及至受了阶级敌人的蛊惑，偷吃了智慧果，立刻就感到赤身露体的羞耻，赶快去找东西把羞处盖起来。随着人类的进化，包在身上的布片也就越多，等到布片多到背不动的时候，就开始悟出遮羞的愚蠢，於是这布片又一片片地往下解，减到“比基尼”还嫌不够，一直要弄到西方海滩上那些“无遮大会”方才罢休，完成了一个“裸体→遮蔽→裸体”的“螺旋式上升”。不过，要说第二次裸体跟第一次有什么质的差别，恐怕只有高热量饮食造出来的啤酒肚和轿车软化了的肌肉。所以不如说是“螺旋式下降”，一如“捣乱→失败→再捣乱”似的。
食欲和性欲是一切物种赖以生存的基本要求。上帝造人和造兽一般无二，设计得直接了当的：从上到下给你安的那个管道是加油管，用来维持个体的存活；中部安的那个管道，是用来复制个体、维持种系的繁衍的。动物用起这些设备来是“天眼通”，不教就会。偏偏到了人类手上，如此一目了然的事却变得无限复杂起来。除了手术室大夫和奉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妇女，没人觉得加油管口暴露在外有何不妥，也不会有谁以加油为耻。相反，如果有谁娴于使用该管道，还能变成“美食家”、“品酒大师”一类的高薪专业人士。但那个复制管道却使人类莫名其妙地感到羞耻，不但得给重重包裹起来，而且还不能想用就用。事先得通过旷日持久的复杂选择程序，获得官方颁发的营业执照并举行隆重开业仪式。使用时必须藏于暗室秘密操作，事前事后还不能宣之于口。全世界心照不宣，串通一气，咬紧牙关，坚不吐实，浑如世上从无此事，更不会去选什么“美淫家”或“品女（男）大师”。最有趣的是，在事前的选择活动中，无论是男方还是女方都不会想到去检查对方设备的质量和彼此的匹配问题，无关设备如五官是否端正反倒成了考虑的重要因素。在人类一切活动中，大概再也没有比这更貌似荒唐的行为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性活动所受的制约大概是人类一切活动中最严格的。之所以如此，在我看来，是因为人类是社会化的动物，而性活动是把社会捆在一起的基本纽带之一。无序的、不加限制的性活动必然挑起雄性生物无休无止的内斗而使社会解体，因此它必须纳入社会的管理，按严格的规范进行，以使人类得以利用它的正面作用来形成社会的稳定单元──家庭。这种社会规范，也就是咱们说的道德。将复制管道遮掩起来，只对性伴侣暴露，这种选择性的羞耻感就是最原始的道德观念，说穿了不过是“不见可欲，其心不乱”原理的实施，旨在降低对婚外异性的诱惑，保证社会单元的安定团结。
因此，所谓道德，说到底是为了人类更合理的生存而设计出来的行为规范，是为疏导人类天然欲望而修筑的渠道。正常的道德观应该首先承认并尊重人类的欲望，在此前提下再给出正确的行为规范并讲明理由。赫胥黎早就指出：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社会成员先天的“自我扩张”和后天的“自我约束”得到合理均衡的社会。健康的自我扩张使全社会保持勃勃生机，而适度的自我约束使社会免于周期动乱而危及整体生存。西方就基本做到了这一点，不论是社会的组织方式还是社会成员的心态都远比中国的健康。
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君子”，就是在不妨碍别人的前提下尽情地实现自己并充分享受人生的人。对这一点，两千多年前的孟子就以无与伦比的睿智看出来了。当年百家争鸣，墨家抹杀了人类的生物学特性，提倡不论亲疏地摩顶放锺，实行“兼爱”，而孟子则从爱亲人的天性出发，将这种爱扩展到其他人身上去，不但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合理主张，甚至连“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大王好色不要紧，只要让老百姓也有条件好色就行了”）的话都说出来了。一个远古哲人对人性能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和尊重，端的是了不起，深得大禹“导”而不是“堵”的治水方针精义。
可惜后世的马脸大儒们却开展了“肉麻大赛”，比赛谁的口号更违背人情天理，使道德“异化”为彻底脱离生物性、窒息压抑个体存在的捆仙索。“万恶淫为首”成了《太上感应篇》的首条教义，千年来被主流社会装模作样地奉行，却没人出来问一声：“什么是淫？为什么淫是万恶之首？”象对待其他传统概念一样，众人只知道模模糊糊地信奉这个从未加以定义和解说的教条。最精确合理的说法，恐怕也就是“君子好色而不淫”。然而什么是“色”，什么算“淫”，照样是一笔糊涂账，没谁能准确说出两者的区别。在一般人心目中，其实这“淫”字就是“性活动”的代名词。
这种病态的性观哺育出来的便只能是一个病态的二元社会。呆子们从此害了“恐性症”，以为进行正常的性活动既是犯罪，又是慢性自杀。唐僧所以引起了西天路上长达十四年的吃肉与反吃肉的斗争，不过因为他是个敲得梆梆响的老童男，“一点元阳未泄”而已。这“元阳”竟然成了一种类似瑞士钟表质量鉴定书的东西，以致老孙得先查明他是否已经“破瓜”，才能决定他那身香肉是否还有抢救的价值。而聪明的伪君子们如朱熹和当代伪君子则一面高谈“存天理，灭人欲”和“斗私批修”，一面却以耆老之身去霸占十七八岁的大姑娘。
这种双重人格反应在文学上，就形成了文学史上的奇观。明代是理学最昌行的朝代，却大概明是中国第二烂而不灿的时代（“数惨烂时代，还看今朝”），和那些讨论“天理”、“良知”、“节操”的煌煌巨著相映成趣的，是大批的色情小说。正如中国人是世界上使用复制管道最有效、制造后代最多的民族一样，直到近代为止，除了《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集》中个别“模糊描写”的篇什外，西方还没有象《金瓶梅》、《肉蒲团》那样不但细致描写性活动全程、而且详细介绍管道的尺寸斤两的小说。类似地，花样繁多的春药和淫具，大概是咱们中国人被埋没了的第五大发明。
二、对性说是──色情小说《肉蒲团》赏析
比起《金瓶梅》来，《肉蒲团》没有多少文学价值，虽然语言生动幽默，但情节简单，人物面目模糊。它其实是一篇文学化的性学论文，其价值不在文学上而在思想上。《金》的色情部份只是客观地描写了西门大官人的性活动，并未明确表示作者对性问题的一般认识，而《肉》却打出了反道学的鲜明旗号，对性响亮地喊出了“是”，从这点上看，它代表了非主流士人对主流道学的反叛和对原始儒学的回归，堪称中国思想史上的绝响。
《肉》的情节十分简单：主角未央生是个虚托为元朝至和年间的风流才子，发宏愿要作世间第一个才子，娶天下第一位佳人，在娶了佳人玉香后，不满道学家丈人的管束，出门游学。为了勾引女人，他请游方道人用狗阴茎进行异种移植，将自己原来“目渺渺而愁予”的管道改造得硕大无朋。靠这“本钱”以及出众的才貌，他先后勾上了有夫之妇艳芳、香云、瑞珠、瑞玉和寡妇花晨。艳芳的前夫为报夺妻之恨，跑到未央生的老家去勾引上了玉香，将她拐到京师卖入窑子。玉香成了京师名妓后，未央生慕名去嫖。玉香羞惭之下自尽，而未央生从此大彻大悟，遁入空门，为了“狠斗私字一闪念”，不惜挥剑自宫斩去了烦恼根，苦修二十年后终成正果。
从故事梗概上看，《肉》因袭了传统文学中见惯了的佛家因果报应的滥套。粗心的人可能会把它当成那种籍惩恶扬善的说教名目而宣泄作者自己的性欲的诲淫小说，但与那些藏头露尾、暗渡陈仓的垃圾不同，此书作者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现实主义性观。
李渔首先提出了“女色无损”论。中国人对性从来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神化心理。按中医的说法，所谓“脏腑”，就是“藏府”，是一种类似银行金库的东西，需要雇佣大批保安来严加守护。其中“肾主藏精”，是储藏“先天之精”的保险柜。唐僧肉之所以在西方市场走俏，就是因为他的硬通货藏得紧紧的，一点没给随便挪用过。谁要是打开金库“出钱卖子孙”，不是得象汉成帝那样，让合德弄得精液狂喷如黄石公园的老忠实喷泉而丧命，就是得象西门大官人那样，精尽以血、四肢厥冷变成风流鬼。想大官人连武松的铁拳都躲过了，却死在金莲花下，这“伐木”的“双斧”当真好生了得。
《肉蒲团》批驳了这种“恐性症”，李渔说：“照拘儒说来，妇人腰下物乃生我之门，死我之户。据达者看来，人生在世若没有这件东西，只怕头发还要早白几年，寿命还略少几岁。”他应用逻辑上的归谬法指出，如果性交真的有害健康，那么太监“就该少嫩一生，活几百岁才是，为何面上的皱纹比别人多些？头上的白发比别人早些？名为公公其实象婆婆？京师之内，只有挂长寿匾额的平人，没有起百岁牌坊的内相”，由此雄辩地得出结论：“可见女色二字原于人无损。”
李渔认为，性活动不但无害，而且有益。这首先是因为它具有娱乐性，《肉》开宗明义就响亮地唱出：“世间真乐地，算来算去，还在房中。…睁眼看，乾坤覆载，一幅大春宫。”他说：“人生在世朝朝劳苦事事愁烦，没有一毫受用处。还亏那太古之世开天辟地的圣人制一件男女交媾之情，与人息息劳苦，解解愁烦，不至十分憔悴。”其次是因为它具有心理治疗作用：“有阴阳交济之功”，“有宽中解郁之乐”，“交感一番，浑身通泰，岂不谓之养人？”
难得的是，在肯定性活动的同时，李渔还破除了传统的“拜性教”胡说。道教的一个下流分枝曰“房中术”，信奉此术者到处物色月经初潮的贫家少女，“数数御女”、“采阴补阳”，把女方当成修炼长生术的“宝鼎”，以为性交对象越多，年纪越轻，就越有助于自己炼成金刚不坏之身。可笑的是，“拜性教”与“恐性症”貌似相反，却同样相信“培本固元”的“藏精”说，其操作要旨就是靠什么“弱入强出”来尽可能地掠取女方的“阴精”而避免自己射精，害怕丧失“元阳”到了两股战战、如临深渊的地步。在我看来，这种“长生术”除了无耻糟害妇女外，对操练者似乎也没什么好处。相反，它不把人吓出心理障碍来就算上上大吉。
李渔没有正面驳斥这些无耻胡说，不过他将性活动比作了“人参附子”，指出：“人参附子虽是大补之物，只宜长服，不宜多服，只可当药，不可当饭。若还不论斤两、不拘时度饱吃下去，一般也会伤人。女色的利害与此一般。……世上之人若晓得把女色当药，不可太疏亦不可太密，不可不好亦不可酷好。”用今天的观点来看，李渔对性生理的认识是十分正确的，在传统的“恐性症”与“拜性教”的乌烟瘴气中能有这种符合中庸之道的清醒认识，实在是了不起。
同样的求实态度还使他看到了性欲的普遍存在。在书中他借神偷赛昆仑作了虚拟的“民意调查”，回答未央生“妇人是喜干的多，是不喜干的多？”的疑问时断言：“自然是喜干的多。大约一百个妇人只有一两个不喜干，其余都是喜干的”，给出了科学的统计百分比。而且他还进一步分类：“这喜干的有两种：有心上喜干，口里就说要干的。有心上喜干，故意装作不要干，待丈夫强她上场，然后露出本相来。”在今天的“新人类”看来，这些发现如同观察到太阳从东方升起一样不屑一提。他们不知道，当年小芦曾为自己与众不同，是个天生的色鬼而苦恼得几乎发了狂。活在那个道学昌行的时代的老李能看到极左时代的小芦看不见的东西，委实是聪明之极。
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老李的现实主义让他看到了性和谐对维持性关系的重要性。他把复制管道称为性活动的“本钱”，用极诙谐的口气论证了其斤两尺寸的重要，借赛昆仑之口批评未央生的“尊具”长得过于“雅致”，成了“肉搔头”，“使衣服大似身子，岂不坏了料子？”这“本钱”重要到甚至连才貌双全都无法代替：“难道在被窝里相面，肚子上做诗不成？”就是因为赛昆仑对未央生“本钱细微”的无情批评，未央生才舍得断子绝孙，痛下毒手，使用连如今西方资产阶级都还没有的先进移植技术，对他那“雅致”的“挖耳”作了全面改造。最难能可贵的是，李渔认识到了承认和尊重人性是推广道德教育的前提。他观察到：“近日的人情，怕读圣经贤传，喜看稗官野史。就是稗官野史里面，又厌闻忠孝节义之事，喜看淫邪诞妄之书。风俗至今日可谓靡荡极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大搞三讲活动，将孔繁森同志的先进事迹“刊刻成书，装订成套，赔了银子送他，他还不是拆了塞瓮，就是扯了吃烟，哪里肯把眼睛去看一看。”李渔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还是向孟子同志学习，在承认和尊重“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的前提下去疏导，“劝人窒欲（案：似当作“节欲”解），不是劝人纵欲，为人秘淫，不是为人宣淫。”如此水平，便是今日的高级政工师们也望尘莫及。
三、李渔的时代局限性
当然，李渔再聪明也无法彻底超越他那个时代。《肉》书最大的缺陷，就是李看不见人类特有的“爱”，只看到了生物共有的“性”。更糟糕的是，“性”就是“女色”，而“女色”不过是滋补男人的“人参附子”和娱乐工具：“自家的妻妾，不用远求，不消钱买，随手扯来就是，此之谓土产，任我横睡没有阻挠”，一副强横霸道、绝对自私的家庭暴君的面目跃然纸上。因此，说到底，李渔的提倡的不是互相尊重热爱的爱情观，而是伦理化、卫生化了的性欲，而这伦理的主要着眼点还是传统社会的安定团结，并不是对女方尊重和热爱激发出来的责任心和义务感。
正因为把男女关系完全归结于一个简单的“性”字，老李才片面强调和夸大了男性“本钱”的大小对维持性关系稳定的作用，甚至把它当成了女性自由择偶时考虑的先决条件。这种“唯武器论”的出现，说明古代中国士人在这方面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唯一的畏惧是“本钱细微，精力有限”，不但根本就不知道性爱的精神内容，而且把所有的女性都简化成了 “好大喜功”的纯动物。这说起来当然也怪不得李渔。古代中国男人从来就没学会把性爱对象当人尊重，现代性爱观是五四运动后从西洋进口来的舶来品。比起民间那种“女人是匹马，想骑就骑，想打就打”的谚语来，老李至少还看到了让女方感到性满足的重要。
因为只知道性而不知道爱，李渔就只能把性伦理奠基于佛家因果报应的恫吓上，用妻子沦为妓女、女儿也可能在长大后变成娼妓的严重后果，来逼使未央生对“本钱”进行第二次手术，完成“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以坐“肉蒲团”的方式悟道成佛。这种说教在古代或许非常有效，在今天当然没有任何效果。要教育今日神州大地上的亿万未央生大军，首先要做的事恐怕是要让他们认识到世间原来还有爱这种东西在，而要作到这一点，先得用爱来取代那个社会中无所不在的尔虞我诈和互相仇恨。
人为什么要穿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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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什么要 穿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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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什么要穿衣服~嘿嘿
人为什么叫“人"。动物为什么叫“动物”。从何说起呢？
人为什么要穿衣服,只是为了面子吗?
人为什么要穿衣服(不冷的情况下)?
人类是从何时开始学会了穿衣服呢？衣服的起源又从何时说起？
人为什么穿衣服?动物为什么不穿?
人为什么穿衣服呢?又是谁发明的呢?
爱从何说起。
百无一用是书生？从何说起！？
情商对一个中学生来说起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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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最早从什么时侯开始穿衣服?
人为什么要性
看了金刚有什么感想!从人性化的角度来想,那些人为什么要对猩猩这样子!
求《论幸福——从社会与个人说起》小论文一篇，随便说两句经典的也行
逢九年走霉运从何说起
江郎才尽从何说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