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生之路的配置高么:反经·上5

 原 序--赵 蕤
　　匠成舆者，忧人不贵；作箭者，恐人不伤。彼岂有爱憎哉？实技业驱之然耳。是知当代之士、驰骛之曹，书读纵横，则思诸侯之变；艺长奇正，则念风尘之会。此亦向时之论，必然之理矣。故先师孔子深探其本、忧其末，遂作《春秋》，大乎工道；制《孝经》，美乎德行。防萌杜渐，预有所抑。　　斯圣人制作之本意也。　　然作法于理，其弊必乱。若至于乱，将焉救之？是以御世理人，罕闻沿袭。三代不同礼，五霸不同法。非其相反，盖以救弊也。是故国容一致，而忠文之道必殊；圣哲同风，而皇王之名或异。岂非随时投教沿乎此，因物成务牵乎彼？沿乎此者，醇薄继于所遭；牵乎彼者，王霸存于所遇。故古之理者，其政有三：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国之政胁之。各有所施，不可易也。管子曰：“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智者善谋，不如当时。”邹子曰：“政 教文质，所以匡救也。当时则用之，过则舍之。”由此观之，当霸者之朝而行王者之化，则悖矣。当强国之世而行霸者之威，则乖矣。若时逢狙诈，正道陵夷，欲宪章先王，广陈德化，是犹待越客以拯溺，白大人以救火。善则善矣，岂所谓通于时变欤？　　夫霸者，驳道也，盖白黑杂合，不纯用德焉。期于有成，不问所以；论于大体，不守小节。虽称仁引义不及三王，扶颠定倾，其归一揆。恐儒者溺于所闻，不知王霸殊略，故叙以长短术，以经论通变者，并立题目总六十有三篇，合为十卷，名曰《反经》。大旨在乎宁固根蒂，革易时弊，兴亡治乱。　　具载诸篇，为沿袭之远图，作经济之至道，非欲矫世夸欲，希声慕名。辄露见闻，逗机来哲。凡厥有位，幸望详焉。　　【译文】　　制作车子的人，惟恐别人不富贵，没人买他的车；制作弓箭的人，惟恐弓箭不伤人，没人买他的箭。他们这样做，难道是对别人有意心存爱憎吗？　　不是的，这是技术、职业促使他们必须这样做的。从这些事例可以知道，当今那些积极进取的人们为什么一读了讲纵横谋略之术的书，就盼着天下大乱；通晓了兵法战略，就希望发生战争。这也是一向就有的说法，人情世故的必然。所以先师孔子一方面深刻探究它的根本，另一方面又担忧它的弊端，于是创作《春秋》以光大王道；著述《孝经》以褒奖美德。防微杜渐，首先要有所防范。这就是圣人创作、著述的根本用意。　　但是，制定一种方针、政策运用于治理国家，当这种方针、政策出现弊端时必定会出乱子。如果到出了乱子的时候，那又怎么能救得了呢？因此，统治天下，管理人民，很少听说有因循守旧、食古不化的方法。夏、商、周三代有不同的礼教，春秋五霸有不同的法规。这并不是有意要反其道而行之，而是为了用不同的方针政策来补漏救偏。正因如此，所以国家的风貌虽然一样，但治理的方法却一定不同；圣人、先哲虽然都同样圣明，但一代代帝王的名号却往往有别。这难道不是用时因地确定自己的管理方式。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顺应客观规律，以便成就自己的事业吗？在根据此时此地的实际情况制定政策的时候，社会风气的好坏完全由社会条件决定；在依照以往的经验教训治理国家时，成就王道或成就霸道，也都是由社会的发展状况决定。　　所以，古人治国主要有三种方式：王道的统治采用教育的方法；霸道的统治采用威摄的手段；强同的统治采取强迫的办法。之所以要这样，各有各的原因，不能随便更换。春秋时齐国的名相管仲说：“圣人只能顺应时势而不能违背时势。聪明的人虽然善于谋划，但总不如顺应时代高明。”战国时的邹忌说：“一切政治文化都是用来匡正时弊、补救失误的。如果适合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就运用它，一旦过时了就舍弃它。”据此来看，在应当实行霸道的统治时却推行王道的教化，就会适得其反；应当实行强国的统治时却施行霸道的威摄手段则将谬误百出。如果时逢天下大乱，人心诡诈，传统的道德观念受到破坏，而要遵从先王的传统，广泛推行伦理道德教育，这就好象是等待越地识水性的人来救落水的人，请求那些尊贵的人来救火一样。好是好，可难道这符合我们所说的“通于时变”吗？　　霸道是一种混杂不清的政治，也就是说，是一种黑白夹杂，不单纯用合乎道德教育的政治。这种治国方法只求成就事业，不问为什么成就；只强调总体效果而不顾细微末节的弊病。但是这种政治尽管在仁义道德上不及夏禹、商汤、周文王的德育政治，但在扶危定倾这一点上，二者却是同一的。　　我担心一般的儒生被自己的学识局限，不懂得王道和霸道的区别，所以来专门阐述长短术，用以分析通变的道理，确立题目共六十三篇，合在一起为十卷，书名称《反经》。本书的中心思想是讨论如何巩固统治的根基，改革时弊，拨乱反正，挽救国家之败局。所叙各篇，都是吸取先前经验教训的深远谋略，是经邦济世的真理。我并不想借此来哗众取宠，博取虚名。把我的见解披露出来，为的是抛砖引玉，以待后世明哲的俊杰继往开来。如果有正在其位的帝王，他能好好读读这本书，那我就深感荣幸了。
前 言
　　唐宋以降，有两本书历来作为领导者政治教育必修的参考书，为有政绩、有业绩的君臣将相所悉知，一本是从正面讲谋略的《资治通鉴》；一本是从反面讲谋略的《反经》。对于前一本书，统治者不但学习、运用，而且不断的宣传出版；对于后一本书，统治者往往只用不说，避而不谈。实际上，就从事领导的人来说，《反经》在某种意义上比《资治通鉴》更具实用价值。　　《反经》的作者赵蕤是唐代人，字大宾，四川籍，据史籍云，赵蕤“博学韬铃，长于经世，夫妇皆有隐操。开元中召之不赴。有长短要术，大旨主于实用，非策士诡谲之谋。”他站在万物正反相生这一哲学的大原则上，从另一角度考究历史上的人和事，看到历代统治者依据兴衰成败的史实而总结制定的治国安邦之法规，无论其多么完善严密，终究不能避免实施过程中的负作用。作者用心良苦，以精辟独到的立论，丰富深刻的历史事例，提醒当政者在制定、实施任何一项法规时，不要忘记历史的反弹。　　《反经》的整体框架以谋略为经，历史为纬，交错纵横，蔚然成章。作者打破时空界限，从宏观上乌瞰了上至尧舜、下至隋唐的历史全貌，围绕权谋政变和知人善任这两个重心，时而引经据典，雄辩滔滔；时而动筹帷幄，驰骋沙场；时而审时度势，策划于密室；时而纵横捭搁，游说于诸侯。既有五侯争霸的刀光剑影、百子争锋，又有三国割据的金戈铁马、斗智斗勇。奇谋叠出，电击雷鸣。铺述历史，或则白描淡线，或则浓墨重彩。有理论上的探讨，有策略上的权衡，有人物的品评，有得失的反思。因此可以说，《反经》既是对唐以前历史的多角度、全方位的审视，也是历代政治创意与谋略之集成。《反经》付印后，乾隆皇帝亲自题诗云：　　郪县创为救弊论，爱憎殴业匠和函。　　向时虽类纵横说，忧耒原归理道谈。　　宋刊弃自教忠堂，通变称经曰短长。　　比及乱时思治乱，不如平日慎行王。并亲自加注，概述此书主旨的原委。可见其重视程度。　　现在，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的历史关头，许多推进历史的战略性决策将出自我们之手。在这样一个历史大变革的时代，反观《反经》振聋发聩的高论和令人警惕的教训，对决心振兴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无论是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还是实业家——来说，都是必修的一课。　　《反经》原文是比较艰深的古文，为方便读者，我们逐段进行了意译。　　对于原文，我们依据古籍整理的原则，不但力求保持原著的完整面貌，而且将作者原《序》置于卷首，后附《四库全书》的总编纪晓岚的《提要》。原著经文和作者的双行小注间杂并行。为示区别，我们在编排时，凡双行小注一律以[]标出，译文中对原注的翻译也以[]表示。　　原文所引典籍，或许是由于作者的疏漏，或许是由于刊印时的舛错，时有衍漏，我们都予以校勘，但为阅读方便，在正文中未做一一标注。　　古人写文章，许多典故、历史人物、事件因在当时尽人皆知，故而行文特别简略。可是对于今人，就不知所云了。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大量工作，但未用传统的注释形式反映出来，而是为了读者阅读的方便，全部不留痕迹地体现在了译文中，读者在对比原文和译文时亦不难发现这一点。另外，对于其中一些今天的读者已不甚了了的历史事件，我们在翻译时做了适当的扩展，或者在译文的顺序上稍有颠倒，以便有助于读者对经文中的一些议论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这可能有背于传统的翻译原则，然而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只好敬请读者体谅了。　　为了更好地体现“古为今用”，同时点明作者的主旨，我们间或以“按语”的形式对个别段落加以评述，意在与读者共同探讨商榷。但也只能点到为止，无法面面俱到。　　尽管如此，由于我们学识水平所限，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方家不吝垂教。　　一九九六年冬
大体第一
　　识大体，弃细务，这是君道，也是每一个管理者都应把握的基本原则。　　要记住：为官。以不能为能。　　【经文】　　臣闻老子曰：“以正理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荀卿曰：“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傅子曰：“士大夫分职而听，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拱己而正矣。”何以明其然耶？当尧之时，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田官，夔为乐正，垂为工师，伯夷为秩宗，皋陶为理官，益掌驱禽。尧不能为一焉，奚以为君，而九子者为臣，其故何也？尧知九赋之事，使九子各授其事，皆胜其任以成九功。尧遂乘成功以王天下。　　汉高帝曰：“夫运筹策于帏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人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也。”　　[《人物志》曰：“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协五味；一国之政，以无味和五味。故臣以自任为能；君以能用人为能。臣以能言为能；君以能听为能。臣以能行为能；君以能赏罚为能。所以不同，故能君众能也。”]　　故曰，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无形者，物之君也；无端者，事之本也。鼓不预五音，而为五音主；有道者，不为五官之事，而为理事之主。君守其道，官知其事，有自来矣。　　先王知其如此也，故用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者也。　　[议曰：《淮南子》云：“巧匠为官室，为圆必以规，为方必以矩，为平直必以准绳。功己就矣，而不知规矩准绳，而赏巧匠。宫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日某君某王之官室也。”　　孙卿曰：“夫人主故欲得善射中微，则莫若使羿；欲得善御致远，则莫若使王良；欲得调一天下，则莫若聪明君子矣。其用智甚简，其为事不劳，而功名甚大。”此能用非其有如己有者也。]　　【译文】　　我知道老子说过：“以正道治国，以奇正用兵，以无为取天下，这是成大事者必须明白的最高法则。”荀子的说法是：“做帝王的，善于管理别人才算是有才能；普通人，以自己能干为有才能。”西晋哲学家傅玄说：“能让士大夫忠于职守，服从命令；让诸侯国的君主分到土地并守住它；让朝廷三公总揽天下大事并参政、议政，那么天子就可以悠哉优哉地坐在那里统治天下了。”这个秘诀是怎么知道的呢？看看尧、舜怎样坐天下就明白了。　　在尧的时代，舜作司徒，契作司马，禹作司空，后稷管农业，费管礼乐，垂管工匠，伯夷管祭祀，皋陶判案，益专门负责驯练用于作战的野兽。这些具体的事尧一件也不做，悠悠然地只做他的帝王，而这九个人怎么会心甘情愿做臣子呢？这是因为尧懂得这九个人都各自有什么才能，然后量才使用，而且让他们个个都成就了一番事业。尧凭借他们成就的功业而统治了天下。　　汉高祖说：“运筹帏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定国安邦、安抚百姓、供应军需、保证粮道畅通，我不如萧何；统领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的精英。但是我会使用他们，这就是我夺取天下的资本。”　　[三国时的哲学家刘邵在他写的《人物志》中说：“一个官员的责任是以一味协调五味，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是以无味调和五味。大臣们以自己能胜任某种工作为有才能；帝王却以会用人为有才能。大臣们以出谋划策、能言善辩为有才能；帝王以善于听取臣民们的意见为有才能。大臣们以能身体力行为有才能；帝王以赏罚得当为有才能。最高统治者正是因为不必事事精通，所以才能统筹众多有才能的人。”　　所以说，知人，是君道；知事，是臣道。无形的东西，才是有形之万物的主宰；看不见源头的东西，才是世事人情的根本。鼓不干预五音，却能作五音的统帅。掌握了君道真谛的人，不去做文武百官各自负责的具体事情，才可以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做帝王的严守他的这一准则，政府官员知道他们自己应当做的事情，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　　正因为做帝王的通晓这一道理，所以他才会把不是他自己的东西当作自己的一样支配使用。善于这样做的，才算真正懂得了君道。　　[西汉刘安写的《淮南子》做过这样的比喻：“巧手匠人在建造宫室时，做圆的东西一定要用圆规，做方的东西一定要用尺矩，做平直的东西一定要用准绳。东西做成后，人们就不再去理会这些工具了，只是奖赏工匠的奇巧。　　宫室造成后，人们也再不会去管那些匠人了，而只是说，这是某君某王的宫室。”荀子说：“做帝王的射箭要想做到百发百中，就不如用后羿；驾车要想做到驰骋万里，就不如用王良；治国要想做到一统天下，就不如任用贤明正直的能人。这样做省心省力，所成就的功名却极大。”这就是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象自己拥有一样去支配使用的意思。]　　【经文】　　人主不通主道者则不然。自为之则不能任贤，不能任贤，则贤者恶之，此功名之所以伤，国家之所以危。　　[议曰：“《申子》云：君知其道也，臣知其事也。十言十当，百言百当者，人臣之事也，非人君之道也。”《尸子》云：“人臣者，以进贤为功也；君者，以用贤为功也。”]　　【译文】　　上面说的是通晓治国、用人大法的最高统治者的做法，而那些不明白这个道理的统治者就不是这样做了。他们往往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做才放心，因此不会信任、重用有才德的贤人。不用有本事的人，有本事的人就会讨厌他。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功名、事业受损害，国家、社会出现危机。　　[这里还可以引述战国时的法家申不害和尸伎在他们所写的《申子》和《尸子》中的话来说明。《申子》说：“人君应当知道他治国的最高原则，群臣应当知道所负的职责。说话算数，说了就实行，是各级官员的事，并不是帝王必须遵循的原则。”《尸子》说：“举荐贤能是各级官员的功绩；善用贤能才是帝王的功绩。”]　　【按语】　　本篇讲的是君道，即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必须通晓、掌握的根本大原则。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帝王也是一个管理者，只不过他所管理的不是一般的团体，而是太子一般团体、社区的国家而已。作帝王的一些原则、方法有时同样可以推而广之地运用到对一般团体、社区的管理中。　　比如识大体、知大体而弃细务，这一法则就很重要。在楚汉战争中，刘汉一方制定国策和战略思想的有张良；负责经济规划，在战时就是解决军需的有萧何；而韩信则是最高军事指挥，负责南征北战。他们各尽所能，却成就了刘邦的“无能”之功。而项楚一方却相反，谋略他信不过范增，在鸿门宴上犹柔寡断，纵虎归山，放了 刘邦；带兵打仗，他又信不过手下的众多大将，总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总有一种与蒋士争功的嫌疑。他倒是也能体恤士卒，遇有伤病员，还要亲自送饭、喂汤。但遇到封赏功臣的时候，却对封王的大印爱惜不已，直到把印玩出缺口才肯给人家。所以，人称他为“妇人之仁”，最终不得不惨死于乌江边上。　　如果以解放战争为例子，这一原则表现得更明白。当然，首先是人心向背的问题，但也不排除双方最高统帅部指挥谋略正误、高下这一因素。在人民解放军这一方，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只决定战略方针，却不对具体的战役做战术的干涉，而是放手让陈毅、粟裕、刘伯承、邓小平、彭德怀、徐向前、林彪、聂荣臻等将帅在华东、中原、西北、东北各地或自主或协同作战。　　毛泽东统帅有方，所以节节胜利。相反，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最高统帅部，却经常干涉各个战区和战役的战略战术布署。老蒋动辄飞临前线亲自指挥，结果，他的“聪明才智”始终挽救不了“党国”的颓势，最后不得不逃到南海孤岛台湾。　　小到一个社区、团体，也同样有这个问题。某民办报业机构，初创时期对员工千挑万选，可谓兵强马壮。可是，一段亢奋过后，却是一片萧条。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其总编不识大体。据说他总是干着记者、编辑们该干的活儿，弄得手下人无所措手。结果是怨声载道，大家都说他愿意干让他一个干好了。于是大家纷纷辞职，各自走散了。　　【经文】　　汤武一日而尽有夏商之财，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悦服；以其财赏，而天下皆竟劝，通乎用非其有也。　　[议曰：孙卿云：“修礼者王，为政者强，取人者安，聚敛者亡。故王者富人；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是谓上溢下漏。　　又曰：“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失。”　　昔者周厉王好利，近荣公，芮良夫谏曰：“王室其将卑乎？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　　天地百物皆将取焉，何可专也。所怨甚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其能久乎？”　　后厉王果败。　　魏文侯御廪灾，素服避正殿，群臣皆哭。公子成父趋入贺曰：臣闻天子藏于四海；诸侯藏于境内。非其所藏，不有火灾，必有人患。幸无人患，不亦善乎。”孔子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由此言之，夫圣王以其财赏，不与人争利，乃能通于主道，是用非其有者也。]　　【译文】　　在起用人才上是这样，在对待财富的问题上，道理也一样。从前商汤、周武消灾了夏桀、纣王，一旦拥有了夏、商的全部国有财产，就把土地、财宝封赏给有功的大臣，举国上下没有不欢天喜地，心悦诚服的。用亡国者的财产赏赐功臣，整个国家的臣民都会争相效命。这就是懂得如何使用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作法。　　荀子说：“能修明礼教的，可以为帝王；会巩固统治的，国家就强大；善于拢络人心的，社会就稳定只知道搜刮民财的必然亡国。所以，推行王道的国家是为了老百姓富有，推行霸道的能让有才能的人富有，苟延残喘的国家只会让当官的富有，而将要灭亡的国家，统治音知道大难就要临头，于是开始拼命想把财富统统据为已有，这时就会出现私人的库房、箱柜塞满金银财宝的现象。这种情况叫做当官的‘肥得流油’，老百姓‘四处漏水’。”　　荀子又说：“当皇帝的不谈论自己有多少财产，地方请侯不应讲求自己的利害，当官的不应计较自身的得失。”　　从前周厉王爱财，因而亲近当时建议他实行专利的荣夷公，大夫芮良夫劝谏说：“难道周朝的王室要倾覆了吗？荣夷公这种人，利欲薰心，不知大难就要临头了，你为什么要新近他？利益，是世上万物自然产生出来的，是大地宇宙包容承载的公共财产，有如空气和阳光一样。可是世上偏偏有人妄图独占它，那可就后患无穷了。天地万物是天下众生的共同财富，每个人都要从中获取他的生存所需，怎么能独自占有呢？如果有谁执意要这样做，天下怨恨他的人可就多了！人怨甚多而又不防备大难临头，荣夷公用这种方法来引导国王，这还能长久得了吗？”后来，周厉王果真被放逐了。　　战国时魏文候的仓库发生了火灾，魏文侯身穿白衣，离开正殿，以示哀痛。大臣们都哭起来。公子成父却走进来祝贺道：“我听说天子把整个国家作为收藏财富的仓库，诸候把自己的领地作为收藏财富的仓库。你现在把国家的财富都储藏在国库里，显然藏得不是地方，这种藏法，不发生火灾也要发生人患。幸亏没有发生人患，不也挺好了吗？”孔子说：“老百姓富裕了，作国王的能不同他们一起富裕吗？”　　因此说，圣明的君王用他的土地分封诸侯，用他的财物赏赐功臣，不和老百姓争夺利益，对“算是懂得了做一个最高统治者的原则——那就是把不是自己拥有的东西当作自己的来支配使用。]　　【按语】　　作为一个管理者，不论是管理一个国家，还是管理一个部门，都应“通乎用其非有”。《反经》的作者所引述的《国语》中周厉王亲近荣夷公好“专利”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周厉王和荣夷公不听芮良大的劝阻，结果三年后，国人放逐了周厉王，周王室从此衰微。邓小平就很懂这个道理，他把能不能使中国老百姓富裕起来看成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兴亡的大问题，这是非常富有远见的。在经济生活中，生意人有这样一句口头禅，叫做“有钱大家赚”。这句话有许多人并不理解它的真正含义。其实，有钱大家赚了，你才有钱赚，不让大家赚，你也没钱赚。这就是“通乎用其非有也”，亦即懂得如何运用不是自己所拥有的东西。　　【经文】　　故称，设官分职，君之体也；委任责成，君之体也；好谋无倦，君之体也；宽以得众，君之体也；含垢藏疾，君之体也。君有君人之体，其臣畏而爱之，此帝王所以成业也。　　【译文】　　所以说设立官位，分配职务；委派任命官员，监督他们完成任务；喜欢运筹谋略而不知倦怠；有宽容大度的雅量而又能获得大众的拥戴；解决各种矛盾，消除各种隐患，这些都是国家最高统治者必须掌握的治国大道。能做到这一点，文武百官就会对他既畏惧又爱戴，这就是帝王成就一统大业的根本所在。
任长第二
　　欲话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用人就该懂得这个道理。善用人的长处，是因人成事的第一要务。　　【经文】　　臣闻料才核能，治世之要。自非圣人，谁能兼兹百行，备贯众理乎？故舜合群司，随才授位；汉述功臣，三杰异称。况非此俦，而可备责耶？　　[夫刚略之人，不能理微，故论其大体则弘略而高远，历纤理微则宕往而疏越；亢厉之人，不能回挠，其论法直则括据而公正，说变通则否戾而不入；宽恕之人，不能速捷，论仁义则弘详而长雅，趋时务则迟缓而不及；好奇之人，横逸而求异，造权谲则倜傥而瑰壮，案清道则诡常而恢迂。　　又曰：王化之政，宜于统大，以之理小则迂；策术之政，宜于理难，以之理平则无奇；矫亢之政，宜于治侈，以之治弊则残；公刻之政，宜于纠奸，以之治边则失其众；威猛之政，宜于讨乱，以之治善则暴；伎俩之政，宜于治富，以之治贫则民劳而下困。此已上皆偏材也。]　　【译文】　　我听说，考察、衡量人的才能，这是治理天下的首要任务之一。既然我们不是圣人，谁又能通晓各行各业，懂得天下各门各科的理论呢？所以舜统管各个部门，根据每个人的才能而委以不同的责任；汉高祖刘邦讲论功臣，对张良、萧何、韩信这三人的才干各有不同的说法。何况一般人不能和这些人相比，怎么可以求全责备呢？　　[根据人的个性及其相应的长处和短处，刘邵的《人物志》大略概括如下：　　性格刚正、志向高远的人，不善于做细致琐碎的事情。所以应当用全面的观点看待这种人——既要看到他志趣恢宏远大的一面，也要看到他处理琐碎小事的粗鲁和大意；严厉亢奋的人，不会灵活处事，这种人在法理方面可以做到有理有据，正直公平，说到变通可能就会变得暴躁而不通情理；宽容迟缓的人，往往不讲办事效率，至于说到仁义，其为人则弘大周全而宽厚文雅，但对时势则不能迅速准确地把握；好奇求异的人，放纵不羁，追求新奇，运用权谋、诡计则卓异出众，以清静元为之道来考究，这种人往往违背常规而不近人情。　　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实行王道德化的统治，适合于全局性、长远性的治理，用来处理具体事务就显得辽阔；讲究权谋的统治，适合于扶危救难，在安定太平的时局下就不会有显著的效果；匡正时弊的统治，适合于纠正侈奢坠落的风气，靠它来治理已经病人膏盲的国家只会越弄越糟；苛刻寡恩的统治，适用于纠正朝廷里的邪恶势力，靠它来治理中央机关之外的不正之风就容易失去民众；威猛暴烈的统治，适合于讨伐内乱，靠它来管理和平时期的老百姓就未免大残暴了；注重技能的统治，宜于发展经济，富国强民，用来解决贫穷衰弱，只能劳民伤财，给民众增加困苦。　　以上种种，都是针对某种流弊而采取的一时之计，对治理天下都不是长远的方略。]　　【经文】　　昔伊尹之兴土工也，强脊者使之负土，眇者使之推，伛者使之涂，各有所宜，而人性齐矣。管仲曰：“升降揖让，进退闲习，臣不如阴朋，请立以为大行；辟土聚粟，尽地之利，臣不如宁戚，请立以为司田；平原广牧，车不结辙，士不旋踵，鼓之而三军之士视死如归，臣不如王子城父，请立以为大司马；决狱折中，不杀不辜，不诬不罪，臣不如宾胥无，请立以为大理；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避死亡，不挠富贵，臣不如东郭牙，请立以为大谏。　　君若欲治国强兵，则五子者存焉。若欲霸王，则夷吾在此。”黄石公曰“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决取其利，愚者不爱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军之微权也。”　　《淮南子》曰：“天下之物莫凶于奚毒[附子也]，然而良医橐而藏之，有所用也。麋之上山也，大章不能企，及其下也，牧竖能追之。才有修短也。　　胡人便于马，赵人便于舟。异形殊类，易事则悸矣。”　　魏武诏曰：“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耶？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者，任其长也。”　　由此观之，使韩信下帏，仲舒当戎，于公驰说，陆贾听讼，必无曩时之勋，而显今日之名也。故“任长”之道，不可不察。　　[议曰：魏桓范云：“帝王用人，度世授才。争夺之时，书策为先。分定之后，忠义为首。故晋文行舅犯之计而赏雍季之言，高祖用陈平之智而托后于周勃。”古语云：“守文之代，德高者位尊；仓卒之时，功多者赏厚。”　　诸葛亮曰：“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白起长于攻取，不可以广众；子胥长于图敌，不可以谋身；尾生长于守信，不可以应变；王嘉长于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一午于将长于明臧否，不可以养人物。”此任长之术者也。]　　【译文】　　从前伊尹大兴土木的时候，用脊力强健的人来背土，独眼人来推车，驼背的人来涂抹..各人做其适宜做的事，从而使每个人的特点都得到了充分发挥。管仲在向齐桓公推荐人才的时候说：“对各种进退有序的朝班礼仪，我不如阴朋，请让他来作大行吧；开荒种地，充分发挥地利，发展农业，我不如宁戚，请让他来作司田吧；吸引人才，能使二军将士视死如归，我不如王子城父，请让他来作大司马吧；处理案件，秉公执法，不滥杀无辜，不冤枉好人，我不如宾肯元，请让他来作大理吧；敢于犯颜直谏，不畏权贵，尽职尽忠，以死抗争，我不如东郭牙，请让他来作大谏吧。你若想富国强兵，那么，有这五个人就够了。若想成就霸业，那就得靠我管仲了。”黄石公说：　　“起用有智谋、有勇气、贪财、愚钝的人，使智者争相立功，使勇者得遂其志，使贪者发财，使愚者勇于牺牲。根据他们每个人的性情来使用他们，这就是用兵时最微妙的权谋。”]　　《淮南子》说：“天下的东西没有毒过附子这种草药的，但是高明的医生却把它收藏起来，这是因为它有独特的药用价值。麋鹿上山的时候，善于奔驰的大獐都追不上它，等它下山的时候，牧童也能追得上。这就是说，在不同的环境中，任何才能都会有长短不同。比如胡人骑马方便，越人乘船方便，形式和种类虽然都不同，但彼此都觉得很方便，然而一旦换过来去做，就显得很荒谬了。”基于这一道理，魏武帝曹操下诏说：“有进取心的人，未必一定有德行。有德行的人，不一定有进取心。陈平有什么忠厚的品德？　　苏秦何曾守过信义？可是，陈平却奠定了汉王朝的基业，苏秦却拯救了弱小的燕国。原因就在于他们都发挥了各自的特长。”　　由此看来，让韩信当谋士，让董仲舒去打仗，让于公去游说，让陆贾去办案，谁也不会创立先前那样的功勋，也就不有今天这样的美名。所以，“任长”的原则，不能不仔细研究。　　[魏时桓范说：“帝王用人的原则是审时度势，合理使用人才。打天下的时候，以任用懂得军事战略的人为先；天下安定之后，以任用忠臣义士为主。　　晋文公重耳先是遵照舅舅子犯的计谋行事，而后在夺取政权时又因雍季的忠言奖赏了他。汉高祖刘邦采用陈平的智谋，临终时把巩固政权的重任托付给了周勃。”古语说：“和平时期，品德高尚的人职位高贵；战乱发生的时候，战功多的人得到重赏。”诸葛亮说：“老子善于养性，但不善于解救危难；商鞅善于法治，但不善于施行道德教化；苏秦、张仪善于游说，但不能靠他们缔结盟约；白起善于攻城掠地，但不善于团结民众；伍子胥善于图谋敌国，但不善于保全自己的性命；尾生能守信，但不能应变；前秦方士王嘉善于知遇明主，但不能让他来事奉昏君；许子将善于评论别人的优劣好坏，但不能靠他来拢络人才。”这就是用人之所长的艺术。　　【按语】　　一般用人，常常不能摆脱道德的屏障。这有它的合理之处，无论怎么说，品德总是用人的第一标准。但是，第一并不是一切。如果是唯品德论，而看不到人的其它长处，或者是选拔任用了有德而无才的人，对任何一项事业都是有害的。正是针对这种传统的偏颇，曹操矫枉过正，提出了“唯才是举”　　的主张。这个主张有些偏激，但却极有启发性。　　在本篇中，赵蕤引用了曹操的话说：“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耶？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者，任其长也。”苏秦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先是到秦国游说秦惠王，出谋划策让他去统一天下。当苏秦游说失败后，又转而到秦国的敌人那一方去游说，先是去燕国说服燕文候，继而又说服了赵。齐、韩、魏、楚等国，身挂六国相印。象这种两头卖好的人，可说是没有“笃行”　　的无德之人。但是，他却可以使六国联合起来对抗强秦，六国也的确平安了几年。燕王如果不首先任用苏秦，以其弱小的燕国恐怕早就成了秦王菜板上的鱼肉了。还有陈平，他年轻的时候便是个游手好闲的人，甚至连老婆都没处讨，据说还有与嫂子通奸、收受贿赂的劣迹。当时正逢乱世，他先投奔项羽，项羽很重用他，官到都尉，后来因与刘邦作战失败，陈平怕被项羽杀掉，又转而投奔了刘邦。可见，这也是一个没有“笃行”的无德之人。但刘邦并没有因此而小看陈平，相反却比项羽还重用他。在后来的楚汉战争中，刘邦的许多奇谋妙计都出自陈平，而且，在刘邦死后，陈平协助周勃诛灭诸吕，进一步巩固了汉王朝的基业。可以说，在用人这一点上，人没有好坏，只有短长。正象黄石公所说的，如果用得适当，连贪图小利的小人也可能很好地发挥他的作用。
品目第三
　　人与人是不同的，德有高下，性有贤愚。你知道何为圣人，何为智者，何为英雄，何为豪杰，何为儒、法、术、道..吗？知道了各类人等的确切定义，做人才能知道自己该做一个怎样的人，管人才能知道管的是些什么样的人。　　【经文】　　夫天下重器，王者大统，莫不劳聪明于品材，获安逸于任使。故孔子曰：　　“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圣，有贤。审此五者，则治道毕矣。”　　所谓庸人者，心不存慎终之规，口不吐训格之言[格：法]，不择贤以托身，不力行以自定，见小暗大而不知所务，从物如流而不知所执。此则庸人也。　　所谓士人者，心有所定，计有所守。虽不能尽道术之本，必有率也[率犹述也]；虽不能遍百善之美，必有处也。是故智不务多，务审其所知；言不务多，务审其所谓[所谓，言之要也]；行不务多，务审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得之[得其要也]，行既由之，则若性命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此则士人也。　　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忌[忌，怨害也]，仁义在身而色不伐，思虑通明而辞不专，笃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者。此君子也。[油然，不进之貌也。越，过也。孙卿曰：“夫君子能为可贵，不能使人必贵已；能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不诱于誉，不怨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谓之君子也。”]　　所谓贤者，德不逾闲[闲，法也]，行中规绳，言足法于天下而不伤其身[言满天下，无口过也]，道足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本亦身也]，富则天下无菀财[菀：积]，施则天下不病贫。此则贤者也。　　所谓圣者，德合天地，变通无方，究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咸情性，明立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邻，以喻界畔也]。此圣者也。　　【译文】　　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国家成就一统天下之基业的资本，没有比辩别人才之高下，并量才使用这件事更重大的了。如果能这样做，那作帝王的就能使良己既显得耳聪目明，又显得安闲良在。　　孔子说：“人分五个层次：庸人，士人，君子，圣人，贤人。若能清清楚楚的分辨这五类人，那么长治久安的统治艺术就全明白了。”　　那些被称作庸人的，内心深处没有任何严肃慎重 的信念，做事马马虎虎，有头无尾，为人处事从不善始善终，满口胡言，不三不四。所结交的朋友三教九流，唯独没有品学兼优的高人。不是扎扎实实地安身立命，老老实实地做事做人。见小利，忘大义，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迷恋于声色犬马，随波逐流，总是把持不住自己——有诸如此类的表现的，就是庸人。　　那些被称作士人的，有信念，有原则。虽不能精通大道和人道的根本，但向来都有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虽不能把各种善行做得十全十美，但必定有值得称道之处。因此，他不要求智慧有多少，但只要有一点，就务必要彻底明了；言语理论不求很多，但只要是他所主张的，就务必中肯简要；他所完成的事业不一定很多，但每做一件事都务必要明白为什么。他的思想既然非常明确，言语既然扼要得当，做事既然有根有据，犹如人的性命和形体一样和谐统一，那就是一个人格和思想非常完整、独立的知识分子，外在力量是很难改变他的。所以富贵了，也看不出对他有何增益；贫贱了，也不会对他有什么损失——这就是士人，亦即知识分子的主要特点。　　君子特征是说话一定诚实守信，心中对人不存忌恨。秉性仁义但从不向人眩耀，通情达理，明智豁达，但说话从不武断。行为一贯，守道不渝，自强不息。在别人看来，显得平平常常，坦坦然然，并无特别出众之处，然而真要赶上他，却很难做到。这才是真正的君子。　　[对于什么是君子，荀子的看法是：“君子可以做到被人尊重，但未必一定要让人尊重自己；可以做到被人相信，但未必一定要让人信任自己；可以做到被人重用，但未必一定要让人重用自己。所以君子以不修身为耻辱，不以被诬陷为耻辱；以不讲信义为耻辱，不以不被别人信任为耻辱；以无能为耻厚，不以不被任用为耻辱。不被荣誉所引诱，不因诽谤而怨恨，自然率性地做他自己的事，端方正直地约束自己，这就叫君子。”]　　贤人的主要特征是品德合于法度，行为合于规范，其言论足以被天下人奉为道德准则而不伤及自身，其道性足以教化百姓而不损伤事物的根本。能使人民富有，然而却看不到天下有积压的财物；好善乐施，普济天下，从而使民众没有什么疾病和贫困。这就是贤人。　　所谓圣人，必须达到自身的品德与天地的自然法则融为一体，来无踪，去无影，变幻莫测，通达元阻。对宇宙万物的起源和终结已经彻底参透，与天下的一切生灵、世间万象融洽无间，自然相处，把大道拓展成自己的性情，光明如日月，变化运行，有如神明，芸芸众生永远不能明白他的品德有多么崇高伟大，即使见到一点，也不能真正了解其德性的涯际在哪里。达到这种境界的才是圣人。　　【经文】　　[《庄子》曰：“刻意尚行，离世异俗，高论怨诽，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渊者之所好也。语仁义忠信，恭俭推让，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诲之人也，游居学者之所好也。语大功，立大名，礼君臣，正上下，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强国之人也，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获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也，闲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矣——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导引而寿，无不亡也，无不有也，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　　【译文】　　[道家的祖师庄周从天人合一的角度来分析宇宙的精灵——人，也谈到过圣人的人格。　　庄子说：“刻意崇尚自己的德行，把自己显得超凡脱俗，高谈阔论，冷嘲热讽，凡此种种，都不过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贡高我慢而已。这都是山林隐士，愤世疾俗者的作法，这类人远离红尘，形容枯槁，可他们偏偏喜欢这样。　　言必仁义忠信，行必恭俭推让，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标榜品行美好而已。这是天下太平时那些读书人好为人师的作法，有学问的和当老师的，都好搞这一套。一开口就是如何如何立大功，建大名，以及怎样事君为臣，匡正朝野，这都是为追求如何治国济世而已。朝廷里的当官的，为尊君强国而奋斗的，开拓疆土、建功立业的，终生追求的就是这些。隐逸山泽，栖身旷野，钓鱼观花，只求元为自在而已。这是悠游江海之士，逃避现实、闲暇幽隐的人所喜好的。吹嘘呼吸，吞吐空气，做一些黑熊吊颈、飞鸟展翅的运动，只不过为了延年益寿而已。这是导引养生、修练气功 者如彭祖一样高寿的人所喜好的。假如有人从来不刻意修养而人品自然高尚，不讲求仁义而道德自然美好，不求功名而天下自然大治，不处江海而尤处不安适悠闲，不练气功而自然高寿，一无所有而又无所不有，恬谈无极而众美会聚，这才是大地之大道，圣人之至德啊。”]　　【经文】　　《铃经》曰：“德足以怀 远，信足以一异，识足以鉴古，才足以冠世，此则人之英也；法足以成教，行足以修义，仁足以得众，明足以照下，此则人之俊也；身足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操足以厉贪鄙，信足以怀殊俗，此则人之豪也；守节而无挠，处义而不怒，见嫌不苟免，见利不苟得，此则人之杰也。”　　【译文】　　人们常常说，英雄豪杰怎样怎样。但是什么样的人才是“英雄豪杰”呢？　　汉代有名的专讲谋略的《玉铃经》（亦即《素书》）中有这样一个定义：“如果一个人的品德足以让远方的人慕名而 来，如果他的信誉足以把形形色色的人凝聚在一起，如果他的见识足以照鉴古人的正误，如果他的才能足以冠绝当代，这样的人就可以称作人中之英；如果一个人的理论足以成为教育世人的体系，如果他的行为足以引为道德规范，如果他的仁爱足以获得众人的拥戴，如果他的英明足以烛照下属，这样的人就是人中之俊；如果一个人的形象足可做别人的仪表，如果他的智慧足以决断嫌难，如果他的操行足以警策卑鄙贫婪，如果他的信誉足以团结生活习俗不同的人们，这样的人就是人中之豪；如果一个人能恪守节操而百折不挠，如果他多有义举但受到别人的诽谤而不发怒，见到让人唾弃的人和事而不苟且勉强，见到利益而不随随便便去获取，这样的人就是人中之杰。”　　只有符合这些标准的人，才是“英雄豪杰”。　　【经文】　　[德行高妙，客止可法，是谓清节。延陵、晏婴是也。建法立制，强国富人，是谓法孚。管仲、商鞅是也。思通道化，策谋奇妙，是为术家。范蠢、张良是也。其德足以厉风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术足以谋庙胜，是谓国体。　　伊尹、吕望是也。其德足以率一国，其治法足以正乡邑，其术足以权事宜，是谓器能。子产、西门豹是也。　　清节之流，不能弘恕，好尚讥河，分别是非，是谓臧否。子夏之徒是也。　　法家之流，不能创思图远，而能受一官之任，错意施巧，是为伎俩。张敞、赵广汉是也。术家之流，不能创制垂则，而能遭变用权。权智有余，公正不足，是谓智意。陈平、韩安国是也。能文著述，是谓文章。司马迂、班固是也。能传圣人之业，而不能干事施政，是谓儒学。毛公、贯公是也。辩不入道，而应对给资，是谓口辩。乐毅、曹丘生是也。胆力绝众，才略过人，是谓骁雄。白起、韩信是也。]　　《家语》曰：“昔者明王必尽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实，然后用天下之爵以尊之，则天下理也。”此之谓矣。　　【译文】　　[品德行为高妙，进退举止皆可为人楷模，有这种品质的人叫做“清节”　　之士。延陵、晏婴就是这样的人。能创建法规、制度，使国家强盛，使人民富足，能这样做的人叫做“法孚”之士。管仲、商鞅就是这样的人。思想能与天道相通，计策谋略出神人化，奇妙无穷，有这种能力的就是“术家”。　　范蠡、张良就是这样的人。其德行足以移风易俗，其方略足以匡正邪恶，其权术足以移山倒海，改朝换代，这样的人叫做“国体”。伊尹。吕望就是这样的人。其品德可为一国之表帅，其治国的方法能够改变穷乡僻壤的落后面貌，其谋略能够用来权衡时事的契机，这样的人叫做“器能”。子产、西门豹就是这一类人。　　具有“清节”之风的人，不足之处是为人不够宽弘大量，喜欢推崇一些人，讥刺河责另一些人，凡事太认真，动不动分辨是非，这就叫做好品评人。　　子夏之流就是这样。“法家”这类人，并不能做出具有开创性的计划，其思想缺乏长远性，但能承担独当一面的重任，创意新奇，策略巧妙，这可以称之为手段高超。汉宣帝时的名臣张敞和赵广汉就是这样。“术家”这类人，不能独创新制，垂范后人，但能够在遇到变乱时运用谋略，拨乱反正。他们的特点是谋略和智慧有余，公正平允不足，这可以称之为智囊型的人。陈平和汉武帝时的御史大夫韩安国就是这样的人。能写传世奇文，著书立说，可以称之为做文章的大手笔。司马迁、班固就这样的人。能够传承圣人的学问，但不能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做这种工作叫“儒学”。汉代儒生毛公和贯公之类的人一生所做的就是这些事情。论辩起来不一定合于真理，但反应敏捷，对答如流，这只能叫做有口才。乐毅、曹丘生就这样的人。胆略、勇气过人，才能、谋略超众，这种人叫做“骁雄”。白起、韩信就是这样的人。]　　《孔子家语》说：“从前贤明的君主一定要对普天下的名流都了如指掌，不但知道他们的名声的好坏，而且知道他们的品质优劣，这样才能恰如其分地授予他们相应的头衔，使他们显得尊贵荣耀。这样一来，天下就好统治了。”　　孔子在这里所说的，意思是对人才的品行之等级要有个基本估量。
量才第四
　　造器尽其材，用人适其性。用一种人才，便成就一种事业。赵王用赵括而亡国，诸葛亮用马谡而前功尽弃，这些血的教训足以提醒我们对用人的重视。　　【经文】　　夫人才能参差，大小不同，犹升不可以盛斛，满则弃矣。非其人而使之，安得不殆乎？[傅子曰：“凡品才有九：一曰德行，以立道本；二日理才，以研事机；三日政才，以经制体；四曰学才，以综典文；五曰武才，以御军旅；六曰农才，以教耕稼；七曰工才，以作器用；八曰商才，以兴国利；九曰辩才，以长讽议。”此量才者也。]　　故伊尹曰：“智通于大道，应变而不穷，辨于万物之情，其言足以调阴阳，正四时，节风雨。如是者，举以为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于道。　　[汉文帝问陈平曰：“君所主何事？”对曰：“陛下不知臣驽下，使臣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燮理阴阳，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年亲附百姓。使公卿大夫各行其职。”上曰：“善！”　　汉魏相书曰：“臣闻《易》曰：‘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人服。’天地变化，必由阴阳。阴阳之分，日月为纪。各有常职，不得相于。明主谨于尊天，慎于养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时，敬授人事。君动静以道，奉顺阴阳，则日月光明，风雨时节，寒暑调和。三者得叙，则灾害不生，人不夭疾，衣食有余矣。此燮理阴阳之大体也。”　　事具《洪范》篇。]　　不失四时，通于地利，能通不通，能利不利，如是者举以为九卿。故丸卿之事常在于德。通于人事，行犹举绳，通于关梁，实于府库，如是者，举以为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于仁。[蜀丞相诸葛亮主薄杨颙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卿大夫。”]　　忠正强谏而无有奸诈，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举以为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于义也。故道德仁义定而天下正。”[清节之德，师氏之任也。　　法家之才，司冠之任也。术家之才，三孤之任也。臧否之才，师氏之任也。　　伎俩之才，司空之任也。儒学之才，保氏之任也。文章之才，国史之任也。　　骁雄之才，将帅之任也。]　　【译文】　　人的才能大小是不同的，就象用升无法盛下斗中的东西一样，盛不下就会溢出来，溢出来就全浪费了。用了不该用的人，怎么能没有危险呢？[傅玄说：“品评人才可分九类：一是有德行的，这类人可用来作为政权的根基；二是治理之才，可以让他们来推究事物变化的规律；三是政务之才，可以让他们从事政治体制的运作；四是学问之才，可以让他们搞学术研究；五是用兵之才，可以用以统帅军队；六是理农之才，可以让他们指导农民耕作；七是工匠之才，用以制作器具；八是经商之才，可以用他们来振兴国家经济；九是辩才，可以发挥他们讽谏和议政的长处。”这样做就叫量才使用。]　　成汤的辅相伊尹说：“如果心智能与天道相通，能不断地顺应事物的变化，了解万物发展的情况，言论足以用来调合阴阳，正确地核准四时，掌握风调雨顺的规律。这样的人，要推举他作三公。所以，三公的职责是不懈地研究社会和自然的发展规律。”　　[对于相当于三公的宰相的职责，西汉时的陈平说得更明白。当年汉文帝问陈平：“你所负责的都是些什么事情？”陈平说：“陛下不嫌我愚钝，让我当宰相。当宰相的任务就是，对上辅佐皇上，调理阴阳；对下要使万物各得其便；对外镇抚四方，对内团结民众。要让各级官吏各尽其职。”汉文帝说：“讲得好！”　　汉代魏相（宣帝时为御史大夫）上书说：“我知道《周易》中讲过：‘天地协调，所以日月运行正常，四时相宜；圣明的君臣统治天下配合协调，少有严刑峻法但百姓悦服。’大地运行，生于阴阳消长。阴阳的规定由日月限定，各有各的责任，不能互相冲犯。贤明的君王谨慎地遵守自然的法则并尊养人才，所以设立柔顺如月的宰相，以顺应四时，掌管政务。君主言行合乎自然法则，遵顺阴阳的变化规律，就使日月光明，风调雨顺，寒暑适宜。这三者秩序相得，就会使天灾不作，百姓康乐富足。这就是为什么要曼理阴阳的主要原因。”以上道理在《洪范》中讲得很明白。]不违背一年四季的农作节令，懂得充分利用土地资源，能把堵塞不通的环节疏通，能把废弃不用的东西变成财富。这样的人要推举他作九卿（相当于各部委的部长）。所以，九卿的职责在于全国文明道德的建设。通达人情事故，作风正派，了解税收的关卡，充实国家的府库，这样的人要推举他作大夫。所以，大夫的职责是以仁爱之心对待民众[诸葛亮的主薄杨颙说：“坐而论道的是三公，去具体贯彻执行的是卿大夫。”]　　忠心正直，犯颜直谏，没有奸诈之心，大公无私，讲话符合国家法规，这样的人要推举他作列士。所以，列士的职责是常行仁义。道、德、仁、义确立之后，天下就得到治理了。”[有“清节”之风的，可以担任君王的老师，有“法家”之才的可以负责司法工作，“术家”可以作为智囊团，善于评论和研究儒学的也可作太子的老师，会写文章的可以让他去研究历史，“骁雄”　　之才可以去让他带兵打仗。]　　【经文】　　太公曰：“多言多语，恶口恶舌，终日言恶，寝卧不绝，为众所憎，为人所疾。此可使要遮闾巷，察奸伺祸。权数好事，夜卧早起，虽剧不悔，此妻子之将也；先语察事，劝而与食，实长希言，财物平均，此十人之将也；忉忉截截，垂意肃肃，不用谏言，数行刑戮，刑必见血，不避亲戚，此百人之将也；讼辨好胜，嫉贼侵凌，斤人以刑，欲整一众，此千人之将也；外貌怍怍，言语时出，知人饥饱，习人剧易，此万人之将也；战战栗栗，日慎一日，近贤进谋，使人知节，言语不慢，忠心诚毕，此十万人之将也[《经》曰：　　“夫将虽以详重为贵，而不可有不决之疑；虽以博访为能，而不欲有多端之惑。”此论将之妙也]；温良实长，用心无两，见贤进之，行法不在，此百万人之将也；勋勋纷纷，邻国皆闻，出入豪居，百姓所亲，诚信缓大，明于领世，能效成事，又能救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四海之内，皆如妻子，此英雄之率，乃天下之主也。”　　[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此其大体之别名。夫聪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胆则说不行；胆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则事不立。　　若聪能谋始而明不见机，可以坐论而不可以处事；若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而勇不能行，可以修常而不可以虑变；若力能过人而勇不能行，可以为力人，未可以为先登；力能过人，勇能行之，而智不能料事，可以为先登，未足以为将帅。必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行能决之，然后乃可以为英。张良是也。　　气力过人，勇能行之，智足料事，然后乃可以为雄。韩信是也。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则能长世。高祖、项羽是也。]　　【译文】　　姜太公说：“嘴里唠唠叨叨，不干不净，整天如此，躺下都不停，让众人讨厌。这种人可以让他管理街区，盘察坏人，发现灾祸。爱管杂事，晚睡早起，任劳任怨，这种人只能当妻子儿女的头儿；见面就问长问短，什么事都要指指划划，平时实际上言语很少，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花，这种人只能做十个人的小头目；整天忧心忡忡的，一付严肃认真的样子，不听劝说，好用刑罚和杀戮，刑必见血，六亲不认，这种人可以统率一百人；争辩起来总想压倒别人，遇到坏人坏事就用刑罚来惩治，总想使一群人统一起来，这种人可以统率一千人；外表很谦卑，话偶尔说一句，知道人的饥饱、劳累还是轻松，这种人可以统率一万人；谨小慎微，日胜一日，亲近贤能的人，又能献计献策，能让人懂得何为气节，说话不傲慢，忠心耿耿，这种人是十万人的将领[《玉钤经》说：“大将虽以周详稳重为贵，但是不可以犹豫不决；虽以多方了解情况为能，但不能顾忌太多，患得患失。”这可说是评论将领之最精妙的言论]；温柔敦厚有长者之风，用心专一，遇到贤能的人就举荐，依法办事，这种人是百万人的将领；功勋卓著，威名远扬，出入豪门大户，但百姓也愿亲近他，诚信宽怀，对治理天下很有见识，能效法前人的伟大事业，也能补救败亡，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普天下的老百姓，都好象他的妻子儿女一般，这种人是英雄的首领，天下的主人。”　　真正可以称得上是“英雄”的应该具有哪些素质呢？　　[聪明出众，叫做“英”；胆力过人，叫做“雄”。这是对“英雄”所作的大体上的区分。聪明，是英才本来就应有的，但是英才没有雄才的胆力，其主张就不能推行；胆力，是雄才本来就应有的，但是没有英才的智慧，事情也办不成。假如其睿智足以在事前就有所谋划，但洞察力却看不出行动的契机，这样的人只能坐而论道，不可以让他们去具体施行；假如能谋划在先，洞察力也能跟上去，但没有勇气实行，这就只能处理日常工作，却不能应付突然变故；如果是力气过人，但没有勇气实行，这只可以作为出力的人，不能作为开路的先锋；力气过人，也有勇气实行，但智慧不能预谋事变，这只可以作为先锋，不能作统帅。一定要能谋划在先，明察在后，行动果断，这样的人才可以称之为英才。张良就是这样。气力过人，又有勇气去做，智慧足以料事在前，这样的人才可以称之为雄才。韩信就是这样。如果能一人身兼英、雄两种素质，那就能够掌管天下。汉高祖刘邦、楚 霸玉项羽就是这样的人。]　　【经文】　　《经》曰：“智如源泉，行可以为表仪者，人师也；智可以砥砺，行可以为辅警者，人友也；据法守职而不敢为非者，人吏也；当前快意，一呼再诺者，人隶也。故上主以师为佐，中主以友为佐，下主以吏为佐，危亡之主以隶为　　佐。”欲观其亡，必由其下。　　故同明者相见，同听者相闻；同志者相从，非贤者莫能用贤。故辅佐左右所欲任使者，存亡之机，得失之要。　　【译文】　　《玉钤经》说：“智慧有如泉涌，行为堪为表率，这样的人可做导师；智慧可以磨砺他人，行为可以辅助和警策他人，这样的人可为良友；安分守已，奉公守法，不敢做一点出格的事，这样的人可为官吏；还有一种人，你要是只图眼前的方便快意，只要你叫他一声，他就会连连答应，这种人只能做奴隶。所以最好的君主要用堪为导师的来辅佐自己，中等的君主要让良友来辅佐自己，下等的君主要用官吏来辅佐自己，亡国的君主却仔用奴隶来辅佐自己。”要想知道一个国王是否会亡国，只要看他的手下是些什么人就够了。　　本来，有同样见识和同样追求的人才会相互亲近，不是贤德的人，就不会任用贤能。因此，任用什么样的人来辅佐自己，实在是存亡的关键，得失的根本啊！　　【经文】　　孙武曰：“主孰有道？　　[昔汉王见围荥阳，谓陈平曰：“天下纷纷，何时定乎？”平曰：“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功赏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人少礼，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诚宜各去两短，集其两长，天下指麾即定矣。”　　魏太祖谓郭嘉曰：“袁本初地广兵强，吾欲讨之，力不能敌，何如？”　　嘉对曰：“刘，项之不敌，公所知也，汉祖惟智胜。项羽虽强，终为所擒。　　嘉窃料之，绍有十败，公有十胜，虽兵强，无能为也。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一也。绍虽兵强，绍以逆动，公奉顺以率天下，此义胜二也。　　汉未政失于宽，绍以宽济，故不慑；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胜三也。　　绍外宽内忌，用人而旋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耳；公外简易而内机明，用人无疑，唯才能所宜，不问远近，此度胜四也。绍多计少决，失在事后；公策得辄行，应变无穷，此谋胜五也。绍因累世之资、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公至心待人，推诚而行之，不为虚美，以俭率下，与有功者无所吝，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愿为用，此德胜六也。绍见人饥寒，恤念之情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所谓妇人之仁耳；公于目前小事，时有所忽，至于大事，与四海相接，恩之所加，皆过其望，虽所不见，虑之所周，无不济也，此仁胜七也。绍大臣争权，谗言惑乱；公御下以道，浸润而行，此明胜八也。绍是非不可知；公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胜九也。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军人恃之，敌人畏之，此武胜十也。”曹公曰：“吾知之，绍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刻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所以为吾奉也。”杨阜曰：“袁公宽而不断，好谋而少决。不断则无威，少决则后事。今虽强，终为所擒。曹公有雄才远略，决机无疑，法一兵精，必能济大事也。”]　　将孰有能？　　[袁绍率大众攻许都，孔融谓荀或曰：“袁绍地广兵强，田丰、许攸，计谋之士也，为之谋；审配、逢纪，尽忠之臣，任其事；颜良、文丑，勇冠三军，统其兵。殆难克乎？”或曰：“绍兵虽多，而法令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后事。许攸贪而犯法必不能纵，不纵必为变。颜良、文丑，一夫之勇耳，可一战而擒也。”　　后许攸贪不奉法，审配收其妻子，攸怒，奔曹公。又颜良临阵授首，用丰以谏死。皆如或所料也。　　吾以此知胜之谓矣。”　　【译文】　　孙武说：“那一方的君主有道义？那一方的主将有才能？我凭这一点就知道胜利属于谁了。”　　楚汉相争，曹袁之战，可为孙子这句话作一最好的注脚。　　[从前汉王刘邦被围困在荥阳，对陈平说：“天下纷纷扰扰，什么时候才能安定下来啊？”陈平说：“项王为人恭敬仁爱，廉节好礼的能人有很多都投奔了他。等到论功行赏、分封爵邑时，项王却很看重这些爵位和土地，这些有才能的人因此与他离心离德。现在大王你对人傲慢不讲礼数，能人中那些顽劣愚钝和贪图小利的也大多投奔了汉军。真应该各自去掉对方的短处，吸收对方的长处，那么天下很快就会安定了。”　　魏太祖曹操对郭嘉说：“袁绍地广兵强，我想讨伐他，但力量不足，怎么办？”郭嘉回答说：“刘邦打不过项羽，你是知道的，汉祖刘邦只能用智谋战胜项羽。虽然项羽强大，最终还是被刘邦打败了。我私下想，袁绍有十败，你有十胜。其一，袁绍虽然兵力强大，但此人没能耐。袁绍礼仪繁琐；你不讲礼节，体任自然。这在管理方法上就胜了。其二，袁绍虽然强大，但是逆潮流而动；你是顺应历史潮流来率领天下百姓打仗。这在道义上就胜了。　　其三，汉末的统治失败在宽松和缓上，袁绍是用宽缓来拯救宽缓，所以没有威慑力；你用刚猛来纠正汉末的宽缓，从而使上下都懂得规矩。这在法治上就胜了。其四，袁绍表面宽缓内怀猜忌，任用了某人马上又怀疑他，重用的只是亲戚子弟；你外表简易内心明智，用人不疑，任人唯才是用，不管远近亲疏。这在度量上就胜了。其五，袁绍计谋有余而决断不足，失败在谋于事后；你有了好计策就实行，不断地顺应各种变化。这在谋略上就胜了。第六，袁绍因出身名门，有几代积累下来的政治资本，故意拿出架式，以获取好名声，能人中那些好说漂亮话的阿谀奉承之徒都投奔了他；你诚心待人，实实在在做事，不喜奉承，以朴素的作风带领下属，赏赐有功的人也一点都不吝啬，能人中那些忠厚正直有远见而又有实际才能的人都愿意为你效劳。这在品德上就胜了。其七，袁绍看见别人挨饿受冻，怜悯之情马上就表现出来，看不见的时候，想也不去想，这只不过是人们常说的‘妇人之仁’；你对眼前的小事，常常忽视，至于说那些大事，却能想到很远，给别人的恩惠，都超过了他们自己的期望。即使看不见，都考虑到了，没有不接济扶助的。这在仁爱上就胜了。其八，袁绍因大臣争夺权力，被谗言搞昏了头；你用自然之道去领导部下，让他们慢慢地去熟悉自己的职责，这在明智上就胜了。其九，袁绍不能明辨是非；你认为是对的就以礼相待，认为不对的就依法查处，这在策略上就胜了。其十，袁绍好搞花架子，不懂得兵法的要旨；你以少胜多，用兵如神，你的军队仰仗你，敌人害怕你，这在军事上就胜了。”曹操说：“我知道了，袁绍为人，志大才疏，表面严厉，胆子却很小，猜忌苛刻却又没有威严，兵力虽强但布署混乱，将帅骄横，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然丰富，但那都是给我准备的。”　　魏明帝的少府杨阜在谈到曹操时说：“袁绍宽缓而不果断，好谋划而少决断。不果断就没有威望；少决断就会谋在事后。现在虽然强大，最终还是要被打败的。曹操有雄才大略，决断的时候毫不犹豫，法令一致，军队精干。　　一定能成就大事。”]　　[袁绍率领大军攻打许都，孔融对曹操的谋士荀或说：“袁绍地广兵强，有田丰、许攸这样的谋士为他出谋画策；有审配、逢纪这样的忠臣辅佐他；有颜良、文丑这样勇冠三军的人给他带兵。恐怕很难战胜他吧？”荀或说：　　“袁绍兵力虽然强大，但法令不严；田丰刚愎犯上；许攸贪图小利不律已；审配专横而没有谋略；逢纪果敢但自以为是。有这几个人在他身边，其后果就不难知道了。许攸贪图小利就会犯法，袁绍一定不会放过他，不放过他就一定会生变。颜良、文丑是一夫之勇罢了，可以一战而擒。”后来，许攸贪图小利而违法，审配收监了他的家小，许攸一气之下投奔了曹操。颜良在战场上被斩首，田丰因劝谏袁绍而死于非命。一切都没有逃出荀或的预料。]　　【按语】　　量才用人也存在着辩证法，一方面，用什么人关系着事业的成败，正如赵蕤在本文中所讲的“欲观其亡，必由其下。”纸上谈兵，诸葛亮挥泪斩马谡，都是这方面有名的历史故事。赵王用了不该用的书呆子赵括，结果被秦将白起坑卒四十万。诸葛亮用了不该用的马谡而失了街亭，逼得自己不得不唱空城计。　　反过来从另一方面讲，君主、主将或主管者是什么样的人，也决定了他会用什么人，于是，也决定了他的成功与失败。这正如孙武所说：“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吾以此知胜之谓也。”项羽、袁绍之所以失败，刘邦、曹操之所以成功，原因就在于此。　　另外，从以上四人的成功与失败中我们还可以悟出这样两个道理：第一，“妇人之仁”不可成大事。郭嘉论曹操对袁绍有十胜，袁绍有十败，其中之一便是在“仁”上的胜败。郭嘉说袁绍“见人饥寒，恤念之情形子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所谓妇人之仁耳。”这种仁爱是短浅的，没有胸怀的，因为他爱的范围只是眼睛看到的，太有局限性。他的仁爱并不是从普天下的所有人出发，他没有博爱天下的气魄和勇气。所以是成不了事的。类似的话，韩信在评论项羽时也说起过：“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玩赏，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　　意思是，项羽对人很有礼貌，很慈善，总是好言好语，遇到有人病了，还要哭哭啼啼，把自己吃喝的东西分给他。可是，当遇到该封赏那些有功者以爵位时，他却把爵印抓在手中，都玩出了缺口，也不舍得交出去。看他“恭敬慈爱”、“泣涕分食饮”这点上，的确有仁爱之心。可看他“玩印不予”这点上，却是小家子气。所以，他和袁绍是同样的毛病——“妇人之仁”，结果都得失败。有道是“大仁不仁”，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人，就应当有博爱天下的胸怀，而且也应该有容纳天下苦困的气魄。目光总盯在一时、一地、一二人身上，是成不了气候的。第二、传统包袱太重，对事业的成功是有害的。郭嘉论袁绍之所以失败，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传统的包袱太重了。袁绍有“累世之资”，出身名门望族，这样的世家子弟办起事来，因门第的传统而处处讲规矩，繁文缛节很多，什么事都要先拿出个架子。结果是，既违背了人性，不能使上下亲和，又影响了办事效率。不如曹操“体任自然”来得好，这种直截了当的作风既顺应人性的要求，使上下同心，又提高了办事效率，所以曹操胜利了，袁绍失败了。传统是一种财富，它给后人提供了办事的丰富经验和教训。但是，这个包袱过重就束缚了人的手脚，限制了人的 创造和发展，于是，好东西就会变成坏东西。比如宋与金的对抗中，宋人由于有前人的传统，而十分讲规矩，可也正是这规矩害了宋人。据说，宋廷闻报金兵已南下，就马上商议对策，没等对策商议出个结果来，全兵已投鞭渡河了。传统真是害人不浅啊！
知人第五
　　知人才能善任，知人是恰当用人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然而，“知人知面不知心”，说明了知人之难。怎样才能既知其人，又知其心，古人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本章对这些经验又做了系统的归纳，不可不细细揣摩。　　【经文】　　臣闻主将之法，务览英雄之心。然人未易知，知人未易。汉光武聪听之主也，谬于庞萌；曹盂德知人之哲也，弊于张邈。何则？夫物类者，世之所惑乱也。故曰：狙者类智而非智也，愚者类君子而非君子也，戆者类勇而非勇也。亡国之主似智；亡国之臣似忠；幽莠之幼似禾；骊牛之黄似虎；白骨疑象；碔砆类玉。此皆似是而非也。　　[《人物志》曰：“轻诺似烈而寡信；多易似能而无效；进锐似精而去速；诃者似察而事烦；许施似惠而无终；面从似忠而退违。此似是而非者也。亦有似非而是者：大权似好而有功；大智似愚而内明；博爱似虚而实厚；正言似计而情忠。非天下之至精，孰能得其实也？”]　　孔子曰：“凡人心险于山川，难知于天。天犹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长若不肖，有顺怀而达，有坚而缦，有缓而釬。”太公曰：“士有严而不肖者，有温良而为盗者，有外貌恭敬中心欺慢者，有精精而无情者，有威威而无成者，有如敢断而不能断者，有恍恍惚惚而反忠实者，有倭倭拖拖而有效者，有貌勇狠而内怯者：有梦梦而反易人者。　　无使不至，无使不遂，天下所贱，圣人所责，凡人莫知，惟有大明，乃见其际。”此士之外貌不与中情相应者也。　　[桓范曰：“夫贤愚之异，使若葵之与苋，何得不知其然？若其莽之似禾，类似而非，是类贤而非贤。”杨子《法言》曰：或问难知曰：“太山之与蚁蛭，河海之与行潦，非难也。大圣与夫大佞，难也！於乎，唯能别似者，为无难矣！”]　　【译文】　　我听说领导将帅的原则是，一定要了解手下英雄的内心世界。然而，人不容易了解，了解人不容易。汉光武帝刘秀是很善于听其言知其人的皇帝，但却被庞萌迷惑；曹操是明察将士的高手，还是给张逸骗了。这是什么原因呢？事物之表面现象相似但实质不同，是很容易迷惑人的。所以目空一切的人看样子很聪明其实并不聪明；愚蠢得可爱的人看上去象个正人君子其实不是君子；鲁莽的人好象是很勇敢的人其实不是。历史上的亡国之君大多给人一种颇有智慧的印象，亡国之臣往往表现出忠心耿耿的样子。混杂在禾苗里的莠子在幼苗时期与禾苗几乎没有区别；黑牛长上黄色的花纹很象是老虎；白骨象是象牙；色泽象玉的石头很容易与玉石混淆。这都是似是而非的事物以假乱真的情况。　　宋镏尽匪担骸八嫠姹惚阈砼档娜烁说挠∠笪怂欤导噬险庵?　　人却少有信用；什么事都要插一手的人好象多才多艺，一旦要他拿出真本事就会露馅；锐意进取的人似乎精诚专一，可是这种人的热情不会持久；吹毛求疵的人好象是很精明，实际上只能添麻烦；动不动答应给人这样那样的好处的人好象乐于施惠，但是这种人常常说了不算；当面百依百顺的人貌似忠诚，然而这种人大多是阳奉阴违之辈。这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典型现象。也有似非而是的情况。大政治家看似奸诈，却是能成就大事业的人；有大智慧的人看似痴愚，然而其内心却一片空明，聪明盖世；博爱的人看似虚幻，其心胸实际上非常宽厚充实；正直无私的忠言虽然听了让人不高兴，但其情感却是出自一片至诚。人世间诸如此类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现象，如果不是天下最精明的人，谁能分辨得清呢？”]　　孔子说：“人心比山川还要险恶，知人比知天还难。天还有春秋冬夏和早晚，可人呢，表面看上去一个个都好象很老实，但内心世界却包得严严实实，深藏不露，谁又能究其底里呢！有的外貌温厚和善，行为却骄横傲慢，非利不干；有的貌似长者，其实是小人；有的外貌圆滑，内心刚直；有的看似坚贞，实际上疲沓散漫；有的看上去泰然自若，迟迟慢慢，可他的内心却总是焦躁不安。”姜太公说：“人有看似庄重而实际上不正派的；有看似温柔敦厚却做盗贼的；有外表对你恭恭敬敬，可心里却在诅咒你，对你十分蔑视的；有貌似专心致志其实心猿意马的；有表面风风火火，好象是忙得不可开交，实际上一事无成的；有看上去果敢明断而实际上犹豫不决的；有貌似稀里胡涂、懵懵懂懂，反倒忠诚老实的；有看上去拖拖拉拉，但办事却有实效的；有貌似狠辣而内心怯懦的；有自己迷迷糊糊，反而看不起别人的。有的人无所不能，无所不通，天下人却看不起他，只有圣人非常推重他。一般人不能真正了解他，只有非常有见识的人，才会看清其真相。”凡此种种，都是人的外貌和内心不统一的复杂现象。　　[南北朝时的政论家桓范说：“如果贤惠和痴愚的不同，像葵花和苋菜那样容易区别，那还有什么不好辨认的呢？可是贤惠和愚劣却像莠与禾苗一样，常常似是而非，那就难办了。”战国时哲学家杨朱在《法言》中说：有人问到知人之难时说：“人和人的区别如果像泰山与蚂蚁，河海与小水洼一样，那太容易分辨了！可是如果要区别大圣与大奸，就太难了！鸣呼，只有把似是而非的现象辨别清楚后，才可以说知人不难的话！”]　　【按语】　　知人是合理用人的先决条件，陶朱公派少子救兄就是典型的用人例征。　　我们现在姑且把它复述出来，或许会对今人有所启发。　　陶朱公原名范蠡，他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以后，功成身退，转而经商。后来辗转来到陶地，自称朱公，人们都称他为陶朱公。陶朱公成了大富翁。后来他的二儿子因杀人被囚禁在楚国。陶朱公想用金钱赎回二儿子的性命，于是决定派小儿子带着许多钱财去楚国办理这件事。长子听说后，坚决要求父亲派他去，他说：“我是长子，现在二弟有难，父亲不派我去反而派弟弟去，这不是说明我不孝顺吗？”并声称要自杀。陶朱公的老伴也说：　　“现在你派小儿子去，还不知道能不能救活老二，却先丧了长子，可如何是好？”陶朱公不得已就派长子去办这件事，并写了一封信让他带给以前的好友庄生，交代说：“你一到之后，就把钱给庄生，一切听从他的安排，不要管他怎么处理此事。”　　长子到楚国后，发现庄生家徒四壁，院内杂草丛生，按照父亲的嘱咐，他把钱和信交给了庄生。庄生说：“你可以赶快离开了，即使你弟弟出来了，也不要问其中的原委。”但长子告别后并未回家，而是避开庄生去贿赂其他权贵。庄生虽然穷困，但却非常廉直，楚国上下都很尊敬他。陶朱公的贿赂，他并不想接受，只准备在事成之后再还给他，所以那些钱财他丝毫未动。陶朱公长子不知原委，以为庄生无足轻重。　　庄生向楚王进谏，说某某星宿相犯，这时楚国不利，只有广施恩德才能消灾。楚王听了庄生的建议，命人封存府库，实行大赦。朱公长子听说马上要大赦，弟弟一定会出狱，而给庄生的金银就浪费了，于是又去见庄生，向庄生要回了钱财，并暗自庆幸。庄生觉得被一个小孩子欺骗，很是恼怒，又进宫见楚王说：“我以前说过星宿相犯之事，大王准备修德回报。现在我听说富翁陶朱公的儿子在楚杀人被囚，他家里拿了很多钱财贿赂大王左右的人，所以大王并不是为体恤社稷而大赦，而是由于陶朱公儿子的缘故才大赦啊。”楚王于是下令先杀掉陶朱公的次子，然后再实行大赦。结果陶朱公的长子只好取了弟弟的尸骨回家。　　长子回家后，陶朱公大笑说：“我早就知道他一定会杀死他弟弟的！他并非不爱弟弟，只是因为他年少时就与我一起谋生，所以吝惜钱财，而选儿子一出生就看见我十分富有，所以轻视钱财，挥金如土。以前我要派小儿子去办这件事，就是因为他舍得花钱啊。”　　【经文】　　知士者而有水焉。微察问之，以观其辞；穷之以辞，以观其变，与之间谋，以观其诚；明白显问，以观其德；远使以财，以观其廉[又曰：委之以财，以观其仁，临之以利，以观其廉]；试之以色，以观其贞[又曰：悦之以色，以观其不淫]；告之以难，以观其勇[又曰：告之以危，而观其勇。又曰：惧之，以验其特]。醉之以酒，以观其态[又曰：醉之以酒而观其则。又曰：醉之以酒，观其不失]。　　《庄子》曰：“远使之而观其忠[又曰：远使之以观其不二]；近使之而观其敬[又曰：近之以昵，观其不狎]；烦使之而观其能[又曰：烦之以事，以观其理]；卒然问焉而观其智[又曰：设之以谋，以观其智。太公曰：事之而不穷者谋]；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太公曰：使之而不隐者谓信也]杂之以处而观其色[又曰：纵之以视，观其无变]《吕氏春秋》曰：“通则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进[又曰：达，视其所举也]；富则观其所养[又曰：富视其所与。又曰：　　见富贵人，观其有礼施。太公曰：富之而不犯骄逸者，谓仁也]；听则观其所行[行则行仁]；近则观其所好[又曰：居视其所亲。又曰：省其居处，观其贞良。省其交游，观其志比]；习则观其所言[好则好义，言则言道]；穷则观其所不爱；[又曰：穷则观其所不为非。又曰：贫视其所不敢。]贱则观其所不为[又曰：贫贱人观其有德守也]；喜之以验其守[守，慎守也。又曰：喜之以观其轻]；乐之以验其僻[僻，邪僻也。又曰：娱之以乐，以观其俭。]；怒之以验其节[节性也。又曰：怒之仇，以观其不怨也]；哀之以验其仁[仁人，见可哀者则哀]；苦之以验其志[又曰：验之，以观其能安]。”《经》曰：“任宠之人，观其不骄奢[太公曰：富之以不骄奢者，义也]；疏废之人，观其不背越；荣显之人，观其不矜夸；隐约之人，观其不慑惧；少者，观其恭敬好学而能悌[《人物志》曰：“夫幼智之人，在于童齿，皆有端绪。故文本辞繁，辩始给口，仁出慈恤，施发过与，慎生畏惧，廉起不取者也。”]；壮者，观其廉洁务行而胜其私；老者，观其思慎，强其所不足而不逾。父子之间，观其慈孝；兄弟之间，观其和友；乡党之间，观其信义；君臣之间，观其忠惠。”　　[太公曰：付之而不转者，忠也。]此之谓观诚。　　[傅子曰：“知人之难，莫难于别真伪。设所修出于为道者，则言自然而贵玄虚；所修出于为儒者，则言分制而贵公正；所修出于为纵横者，则言权宜而贵变常。九家殊务，各有所长，非所谓难。所谓难者，以默者观其行；以语者观其辞；以出者观其治；以处者观其学。四德或异，所观其微，又非所谓难也。所谓难者，典说诡合，转应无穷，辱而言高，贪而言廉，贼而言仁，怯而言勇，诈而言信，淫而言贞。能设似而乱真，多端以疑暗。此凡人之所常惑，明主所甚疾也。君子内洗其心以虚受，人立不易，方贞观之道也。　　九流有主，贞一之道也。内贞观而外贞一，则执伪者无地而逃矣。夫空言易设，但责其实事之效，则是非之验立可见也。”　　故韩子曰：“人皆寐，盲者不知；人皆默，喑者不识。觉而使之视，问而使之对，则喑、盲穷矣。发齿吻，视毛色，虽良乐不能。必马连车蹴驾，试之行途，则臧获定其驽良。观青黄，察瑕销，虽欧冶不能。必剑断狗马，水截蛟龙，虽愚者识其利钝矣。是知明试贵实，乃圣功也。”]　　【译文】　　知人难，但不是不能知。我们的古人对如何彻底了解一个人总结出许多非常实用的方法。下面就是作者的介绍和归纳。　　如果你想知道一个人语言的表达能力，可以向他隐晦含糊地突然提出某些问题；连连追问，直到对方无言以对，可以观察一个人的应变能力；与人背地里策划某些秘密，可以发现一个人是否诚实；直来直去地提问，往往能看出一个人的品德如何；让人外出办理有关钱财的事，就能考验出是否廉洁[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把钱财交给他，由他支配，可以观察他是否仁义，或者让他面临有利可图的事情，也可以看出他是否廉洁]；用女色试探他，可以观察一个人的贞操[或者让他呆在令人兴奋的美女身边，就能知道他是不是一个淫乱的人]；要想知道一个人有没有勇气，可以把事情的艰难告诉他，看他有何反映[或者突然告诉他危险在即，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勇气；或者猛地恐吓他，看他是否有特别之处]；让一个人喝醉了酒，能看出人的定力[有人用让人醉酒的方法来考验一个人会不会乱性]。　　《庄子》说：“派人到遥远的地方办事能知道一个人是否忠诚[或者说有没有贰心]；而在跟前办事则能观察出他是否尽职[还有一种说法是近在身边与他亲昵，可以看出他是不是一个轻薄无仪的人]；一个劲让人做繁杂的工作，可以看出他有没有临烦不乱的才能[或者说调理烦杂事务的本事]；突然间向一个人提问可以观察其机智[或者与之共同策划来看他的智力。姜太公说：有连续不断之应变能力的人是有谋略的人]。可以用仓猝间和一个人约定的办法来观察他是否守信用[太公说：办事过程中不向你隐瞒消息，就可以称作有信用]。使一群人杂然而处，看某个人的神色变化，就能发现其人的种种隐情[或者让人随便看各种各样的东西，可以观察出他对什么事情是坚持不变的]。”《吕氏春秋》说：“仕途顺利时看他所尊敬的人是谁；显达的时候看他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或者在一个人青云直上时要看他提拔的是些什么人]；富裕的时候要看他所抚养的对象[或者看他帮助些什么人。太公说：富贵了仍然那么朴素诚恳，就叫做仁]。听其言，观其行，可以知道一个人是否仁善；看一个人经常接近些什么东西就能知道他的爱好[或者通过观察一个人的居室，就能大致估计出他的亲朋好友是些什么人，志向如何]；经常接近一个人要体味他说话的真义[是否谈论仁义道德]；一个人倒霉、穷困时要看他不喜欢什么东西[或者看他不敢做的是什么，会不会做坏事]；贫贱时要看他不爱做什么事，这样就能看出他有没有骨气；在一个人高兴时能检验出他是否有自制力或者是否轻佻；快乐时能检验出他的嗜好是什么或是否俭朴；让人发怒可以考验他的本性优劣[或者用仇人触怒他，可以看出他是不是个记仇的人]；让人悲伤能知道一个人是否仁爱，因为宅心仁厚的人见别人悲哀也会与之同哀；艰难困苦可以考验一个人的志气或是否有随遇而安的修养。”《经》书说：“受重用、宠爱的人，要看他会不会骄奢淫逸[姜太公说：富贵而不骄奢的人有仁义]；被当权者疏远、闲置的人，要看他会不会背叛或有什么越轨行为；荣贵显达的人，要看他是不是见人就夸耀自己，显得了不起；默默无闻的人，看他是不是有所畏惧；青少年要看他能不能恭敬好学又能与兄弟和睦相处。[《人物志》说：“从小聪慧的人，在小时候就能有所表现。所以说，文才本于辞藻丰富，辩才始于口齿灵俐，仁爱出于慈善怜恤，好施生于大方，谨慎生于畏惧，廉洁起自不拿别人的东西。”]壮年人，要看他是否廉洁实干，勤恳敬业，大公无私；老年人，要看他是否思虑慎重，各方面都衰退了，身体精力都不济了，是否还要拼命挣扎。父子之间，看他们是否慈爱、孝顺；兄弟之间，看他们是否和睦友善；邻里之间，看他们是否讲信义；君臣之间，看君主是否仁爱，大臣是否忠诚。”[姜太公说：“给他权力但不变心的才是忠。”]这些用以识别人的方法叫“观诚”。　　[傅玄说：“知人的难处，最难的是辨别真伪。如果一个人的修养是源于道家，他就会言谈自然，崇尚玄妙虚无；如果是出自儒家，一开口就是礼仪制度，崇尚公平正直；如果是出自纵横家，就好谈论权力、机变，崇尚改革、变法。诸子百家各有不同的追求，各有不同的长处。分辨他们的不同，这不是我们所说的知人之难。当一个人静默不动的时候，怎样才能知道他将如何行动？当一个人说话的时候，怎能知道他真正想说的是什么？在他从政的时候，会做出怎样的业绩？在他赋闲的时候，他的学识如何？这四种情况虽然各不相同，仔细观察，总能发现他们的不同。所以这也不是我们所说的难处。　　我们所说的难处是，有的人说起话来引经据典，头头是道，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阴谋奸诈找理论根据。看风使舵，八面玲珑，受了侮辱却标榜自己如何如何品德高尚；贪得无厌却满口清正廉洁；残害众生却偏说自己多么仁慈；怯懦无能却说自己英勇非凡；为人奸诈却要信誓旦旦；淫荡好色偏偏装出坚贞不二的样子。凡此种种的伪君子，都有一套以假乱真的技巧，会花样翻新地迷惑人们的视听。这在普通百姓来说，是习以为常的事情，然而对于当权者来说，却是最为痛恨、忌讳的。有德行的人，力求使自己的心灵纯洁虚灵，虚心平和地待人，任凭外界人欲横流，但永不动摇端方正直的立身总则。明白了这些，才算明白了最正确的观察人的方法。百家九流，都有他们一贯坚持的原则。内心有了正确的观察人的方法，对外坚持原则，那些千方百计伪装的奸险小人就无处藏身了。空头高调谁也会唱，但只要以实践检验其实质，那么是非正误马上就暴露无遗了。”　　因此之故，韩非子说：“在人们都睡着的时候，就无法分辨谁是盲人；当人们都不说话的时候，就无法知道谁是哑吧。醒了之后让他们看东西，提出问题让他们回答，哑吧和盲人就无法隐瞒了。看口齿，观毛色，即使是最优秀的伯乐也看不出哪个是好马，只要让马驾车奔驶，就是不善相马的奴仆臧获也能辨别是好马还是驽马。从一把宝剑表面的颜色和铸锻的纹理去鉴定，就是善观剑的欧冶子也未必知道好坏，只要在地上宰狗杀马，水里斩截蛟龙，即使是蠢人也能分辨剑的优劣。由此可见，能够明白通过实践考查事情、人物的真伪，是最高明方法。”]　　【经文】　　《人物志》曰[凡有血气者，莫不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其在体也，木骨金筋，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五物之实，各有所济也]：“骨植而柔立者，谓之宏毅。宏毅也者，仁之质也[木则垂阴，为仁之质。质不弘毅，不能成仁]。气清而朗者，谓之文理。文理也者，礼之本也[火则照察，为礼之本。本无文理，不能成礼]。体端而实者，谓之贞固。贞固也者，信之基也[土必吐生，为信之基。基不贞固，不能成信也]。筋劲而精者，谓之勇敢。　　勇敢也者，义之决也[金能断割，为义之决。决不勇敢，不能成义也]。色平而畅者，谓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水流疏达，为智之原。原不通微，不能成智]。五质恒性，故谓之五常。故曰，直而不柔则木[木强徼讦，失其正色]，劲而不精则力[负鼎绝骸，失其正劲]，固而不端则愚[惠己自是，陷于愚戆]，气而不清则越[辞不清顺，发越无成]，畅而不平则荡[好智无涯，荡然无已]。然则平陂之质在于神[神者，智之主也。故神平则质平，神陂则质陂也]，明暗之实在于精[精者，实之本。精请则实明，精浊则实暗]，勇怯之势在于筋[筋者，势之用也。故筋劲则势勇，弱则势怯]，强弱之植在于骨[骨者，植之机。故骨粗则植强，骨细则植弱]，躁静之决在于气[气者，决之地也。气盛决於躁，气冲决於静]，惨怿之情在于色[色者，精之候。故色悴由情惨，色怿由情怿也]，衰正之形在于仪[仪者，形之表。故仪衰由形殆，仪正由形肃]，态度之动在于容[容者，动之符。哀动则容哀，态正则容度也]，缓急之状在于言[言者，心之状。心恕则言缓，心偏则言急也]。　　若质素平淡，中睿外朗，筋劲植固，声清色泽，仪崇容直，则纯粹之德也。”　　【译文】　　《人物志》说[由血和气构成血肉之身的生物无一不是由阴阳和合而确定其性质，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构成其形体。因此人的身体也是可由这五种物质表示：木骨、金筋、火气、土肌、水血。这都是五种元素在人身上的体现。五种物质的实体，各有各的功用]：“骨骼坚硬而柔和，本性就坚强刚毅。　　坚强刚毅是仁爱之本质表现[木的本质低垂而阴湿，本质不刚毅，就不会构成仁的本性]；气质清朗而高洁，就是有文理。文理是礼的基础[火的本性是能照亮万物，所以是礼的基础。基础没有文理，就无法成为礼]；形体端正而坚实，就是坚贞安定。这是信的根基[万物皆由土生，这是信的根基。根基不坚固，就不能成为信]；筋脉强劲而精纯，就是勇敢。勇敢是义的前提[金能削切，所以是勇的前提。前提没有勇气，义就不能成立]；态度平和而爽快，这是通晓幽微之理的条件，通晓幽微之理是智慧的本质[水流通畅，是智慧的源泉。源流不能无处不至，就难以成为智慧]。人的这五种属性是不可变更的，所以称之为五常。因此说，只有劲直但不柔软就是僵直[木性太僵直就枯干，就将丧失其本色]；强劲而不精纯就是徒有死力[用死劲扛鼎就会压折腿骨，这是因为不会用用巧劲的缘故]；光是坚定但不端正就是愚钝[只考虑对自己有利，自以为是，就会陷入痴愚戆直]；有血性但不精纯就会放纵[说话不清楚，不顺畅，就会过火而坏事]；性格开朗但心气不平和就是放荡[好表现自己聪明，无拘无束，放荡不已，就会失去自己]。然而，性情坦荡还是猥琐的本质取决于神[人的神主宰着智，所以神气平和的人，气质上也显得平和；神气猥琐的人气质也不佳]；聪明还是愚昧取决于精[精是心的根本，精气清爽心地就明快；精气浑浊心智就愚昧]；勇敢或怯懦取决于筋脉[筋脉是气魄的基础，筋脉强就显得有气势，弱就显得怯懦]；坚强或懦弱的根源在于骨质[骨骼是人的质地的关键，所以骨植粗壮就显得强悍；骨植纤细就显得懦弱]；急躁还是宁静取决于气[气是决断的基础，气盛就急躁；气平则宁静]；由面部的气色可以发现一个人的苦乐[气色是精气的外现，所以内心悲惨就脸色憔悴；心情愉悦就显得容光焕发]；悲伤还是严肃会在仪表上反映出来[仪表是形体的外在表现，身体有了毛病，仪表就显得疲惫；身体肃穆，仪表也显得端正]；态度的变化表现在脸上[表情是内心活动的标签，内心悲哀表情也悲哀；内心镇静表情也适度]；和缓、急躁的情绪会在言谈中流露出来[言为心声，宽恕必然言语平和；心急必然语快]。　　“如果是心性质朴纯洁，怡淡平和，内心聪慧，外表开朗，精力充沛，声音清雅，颜色和悦，仪表高洁，容颜端方，这乃是具有纯粹之品格的象征啊！”　　【经文】　　“夫人有气，气也者，谓诚在其中，必见诸外。敌心气粗厉者，其声沉散；心气详慎者，其声和节；心气鄙戾者，其声粗犷；心气宽柔者，其声温润。信气中易，义气时舒，和气简略，勇气壮立。此之谓听气。”　　[以其声，处其实。气生物，物生有声。声有刚柔清浊，咸发乎声。听其声，察其气，考其所为，皆可知也。]　　【译文】　　《人物志》还说：“人有精气，精气如果是内在实有，就一定会表现出来。因此，心气粗糙的人，他的声音就会沉重而散漫；心气周详谨慎的人，他的声音就显得平和而有节制；心气鄙陋乖戾的人，他的声音就粗犷；心气宽缓柔顺的人，他的声音就温和圆润。讲信义的人心气柔和平易，讲义气的人心气从容不迫，和气安详的人心气简易随和，有勇气的人心气雄壮奇绝。”　　用这种方法来观察人，叫做“听气”。　　[因为声音处在一个实体中，阴阳二气产生物质，物质就会生出声音。声有刚柔清浊，听声音，体察发声之物的气质，再思索其目的，对其内心活动就可以有所了解了。]　　【经文】　　又有察色。察色谓心气内蓄，皆可以色取之。夫诚智必有难尽之色[又曰：　　诚志必有明达之色]；诚仁必有可尊之色[又曰：诚仁必有温柔之色]；诚勇必有难慑之色[又曰：诚勇必有矜奋之色也]；诚忠必有可观之色；诚洁必有难污之　　色；诚贞必有可信之色。质色浩然固以安；伪色曼然乱以烦。此之谓察色。　　[《人物志》曰：“夫心质亮直，其仪劲固；心质平理，其仪安闲。夫仁固之精，悫然以端；勇胆之精，晔然以强。夫忧患之色，乏而且荒；疾疢之色，乱而垢理；喜色愉然以怿；愠色厉然以扬；垢惑之色，冒昧无常。是故其言甚怿而精，色不从者，中有违也；其言有违而精，色可信者，辞不敏也；言未发而怒色先见者，意愤溢也；言已发而怒气送之者，强所不然也。”凡此之类，虽欲违之，精色不从，威愕以明，虽变可知也。]　　【译文】　　要想了解一个人，还可以用“察色”之法。　　察色所以能知人，是因为人的心气虽然隐藏在内心深处，但可以通过人的脸色去把握它。真正聪慧的人一定会表现出难以言说、无法穷尽的神色[还有一种说法：真正聪慧的往往流露出明朗、坦然的神色]；真正仁厚的人一定具有值得尊重的神色[或者说有温柔的神色]；真正勇敢的人一定具有不可威慑的神色[或曰自负奋发的神色]；真正忠诚的人一定具有一种耐人寻味的神色；真正高洁的人一定具有难以玷污的神色；真正有节操的人一定具有值得信任的神色。质朴的神色浩气凛然，坚强而稳重；伪饰的神色优移不定，让人烦燥不安。这就叫做“察色”。　　[《人物志》说：“心地光明正直的人，他的仪容显得强劲而宁定；心地平和的人神态也安闲自在。一个人的仁爱之心到最纯粹的时候，就会显得正直而端庄；勇敢到了极至的时候，神色就显得骠悍而刚强。心有忧患，神色一定疲乏而枯槁；身有疾患，就显得篷头垢面；喜色让人愉快；怒色眉横目竖；心中困惑不解，神色就莽莽撞撞，反复无常。所以，如果一个人说得非常动听，而表情与言语却不协调，心中一定有不合情理的地方；如果一个人语无伦次，可是底气十足，神色又很诚恳，那是因为他不善言辞，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可疑的用心；没有说话就怒形于色的，是因为太愤怒了；言语和怒气同时喷发的，是这人急于要强迫别人改变他认为不对的事情。凡此种种，虽然当事人想竭力遮掩，但内心的真实活动与外在的对应表现却总难随意支配。即便是受到了威吓或惊恐，临时改变他的面孔，仍然骗不了人。”]　　【经文】　　又有考志。考志者，谓方与之言，以察其志。其气宽以柔，其色检而不谄，其礼先人，其言后人，每自见其所不足者，是益人也。若好临人以色，高人以气，胜人以言，防其所不足，而废其所不能者，是损人也。[太公曰：　　“博人辩辞，高行议论，而非时俗，此奸人也。王者慎勿宠之也。”]其貌直而不侮，其言正而不私，不饰其美，不隐其恶，不防其过者，是质人也。[又曰：与之不为喜，夺之不为怒，沉静而寡言，多信而寡貌者，是质静人也。　　议曰：太公云：“朴其身头，恶其衣服，语无为以求名，言无欲以求得，此伪人也。王者慎勿近之。夫质人之中有如此之伪者也。”]若其貌曲媚，其言谀巧，饰其见物，务其小证，以故自说者，是无质人也。[议曰：晏子云：“谗夫佞人之在君侧，材能皆非常也。夫藏大不诚于中者，必谨小诚于外，以成其大不诚。此难得而知也。荀悦曰：察人情术，观其言行，未必合道，而悦于己者，必佞人也；观其言行，未必悦已而合于道者，必正人也。”此察人之情之一端也。]喜怒以物而色不作，烦乱以事而志不惑，深导以利而心不移，临慑以威而气不卑者，是平心固守人也。[又曰：荣之以物而不娱，犯之以卒而不惧，置义而不迁，临货而不回者，是果正人也。议曰：孔子称：“取人之法，无取健。健，贪也。夫健之弊有如此者矣。”]若喜怒以物而心变易，乱之以事而志不治，示之以利而心迁动，慑之以威而气恇惧者，是鄙心而假气人也。[又曰：若移易以言，志不能固，已诺而不决者，是情弱之人也。]　　设之以物而数决，惊之以卒而屡应，不文而慧者，是有智思之人。[议曰：太公云：“有名而无实，出入异言，扬美掩恶，进退为功，王者慎勿与谋。智思之人，弊于是矣。”]苦难设以物，难说以言，守一而不知变，固执而不知改，是愚佷人也。[议曰：志士守操，愚很难变，夫不变是同而愚智异者，以道为管也。何以言之？《新语》云：“夫长于变者不可穷以诈；通于道者不可惊以怪；审于辞者不可惑以言；达于义者不可动以利。故君子闻见欲众而采择欲谨，学问欲博而行己欲敦。目不淫炫耀之色，耳不乱阿谀之词。虽利以齐鲁之富而志不移，设以乔松之寿而行不改，然后能一其道而定其操，致其事而立其功，观其道业。”此其所以与愚很异也。]若屏言而勿顾，自私而不护，非是而强之，是诬嫉人也。[议曰：刘备以客见诸葛亮而贤之，亮曰：　　“观客色动而神惧，视低而忤数。奸形外露，邪心内藏。必曹氏之刺客。”　　后果然。夫奸人容止大抵如是。　　何晏、夏侯玄、邓扬等求交于傅嘏而不纳也。或怪而问之，嘏曰：“太初志大其量，能合虚声而无实才；何平叔言远而情近，好辩而无诚，所谓利口覆国之人也；邓玄茂有为而无终，外要名利，内无关钥，贵同而恶异，多言而妒前。多言多败衅，妒前而无亲。以吾观此三人，皆败德也。远之犹恐祸及，况昵之乎？”后皆如嘏言。夫妒之行有如此者。]　　此之谓考志。　　[《人物志》曰：“夫精欲深微，质欲懿重，志欲弘大，心欲谦小。精微所以入神妙也，懿重所以崇德守也，志大所以堪物任也，小心所以慎咎悔也。　　故诗咏文王‘小心翼翼’，不大声以色，心小也；‘王赫斯怒’，以对于天下，志大也。”由此论之，心小志大者，圣贤之伦也；心大志大者，豪杰之俊也；心大志小者，傲荡之类也；心小志小者，拘懦之人也。]　　【译文】　　除了“察色”，知人之法还有“考志”一说。　　“考志”的办法是通过与对方谈话来考核他的心志。如果一个人的语气宽缓柔和，神色恭敬而不谄媚，先礼后言，常常自己主动表露自己的不足之处，这样的人是可以结别人带来好处的人。如果说话盛气凌人，话语上总想占上风，想方设法掩盖自己的不足，故意掩饰他的无能，这种人只会损害别人。[姜太公说：“夸夸其谈，抬高自己的为人，喜欢高谈阔论，非议时俗的人是奸险的人。作君王就提高警惕，不要宠信他。]如果一个人的神情坦率而不轻慢，言谈正直而不偏私，不掩饰自己的美德，不隐藏自己的坏处，不防备自己的过失会使自己被动，这是质朴的人。[姜太公还说：“给他好处不因此而高兴，不给他好处也不因此而恼恨，沉静而寡言，多守信用但不在外表上炫耀，这是淳厚而宁静的人。”太公说：“不打扮，不修饰，篷头垢面，破衣烂衫，讲的是清静无为，求的是功名利禄；说是无利无欲，实际上贪得无厌，这种人是伪君子。君王千万不能亲近这种人。那些貌似质朴的人中就有这种伪君子。]如果一个人的神情总是讨好别人，他的言谈竭尽阿谀奉承，好做表面文章，尽量表现他微不足道的善行，因此而自鸣得意，这种人是虚伪的人。[晏子说：“如果君王的身边尽是些好进谗言的奸佞之辈，他们会施展出非常的才能，以获取君王的恩宠。心中隐藏着极大的不诚实的人，会把小小的诚实表露出来，以便成就其居心叵测的目的，这种人是最难察知的。”　　荀悦说：“观察人的技术是如果发现一个人的言行并不合乎道义，但他很会讨人欢喜，那么这个人一定是奸佞之徒；如果其言行虽然不一定能让自己高兴，但却合乎道义，这样的人必然是正人君子。”这也是知人的一种办法。]　　假如一个人感情的喜怒不会因外界环境的变化而表现出来；乱七八糟的琐事虽然使人心情烦乱，但心志不被迷惑；不为厚利的诱惑所动；不向权势的威胁低头，这种人是内心平静、坚贞不屈的人。[还有一种说法：得到足以使人荣耀的财物但不高兴得手舞足蹈，猛地惊吓他也不恐惧，坚守着正义而不见异思迁，面对财宝心不动摇，这才是真正的正人君子。孔子择取人的方法是这样：不取强行进取的人。强行进取就是贪。贪取的流弊竟然如此之大！]　　如果由外在事物的变化而或喜或怒；因事情繁杂而心生烦乱，不能平静；见了蝇头小利就动心；一受威胁就屈服，这种人是心性鄙陋而没有血气的人。[如果设法说服一个人，他在动听的言辞诱惑下意志动摇，已经答应又犹豫不决，这种人是感情脆弱的人。]如果把一个人放在不同的环境中都能果断地处理事情，以无穷的应变能力面对猝然的惊扰，不用文彩就能表现出灵秀，这是有智慧、有头脑的人。[姜太公说：“有名无实，在家里和在外面说的话不一样；宣扬自己的善行，掩饰自己的不足，当官和归隐都是为了功名。作君王的千万不能和这种人同谋大事。”有智慧有头脑的，其弊端也恰恰在这里。]假如一个人不能适应各种变化的情况，又不听人劝说，固守一种观念而不懂得变通，固执己见而不懂得改正，这是愚钝刚愎的人。[志士坚守节操，愚蠢刚愎的人不知变通，从表面上看，在坚持自己的观念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实际上一个表现了智慧，一个表现了愚蠢。为什么这样说呢？西汉陆贾写的《新语》中讲：“善于应变的人无论对什么样的诡诈都有办法应付；通达事理的人对任何怪异的事都不会惊慌；善于辨别言辞真义的人，任何花言巧语都不会使他上当；秉性仁义的人不会为利而动摇。所以一个君子的特点是虽然竭力使自己博闻多见，但是他对所闻所见的择取却非常谨慎；学问虽然非常渊博，但其行为却很忠厚质朴；五彩缤纷的颜色不能玷污他的眼睛，甜言蜜语不能扰乱他的听觉；把整个齐、鲁的财富给他也不能动摇他的志向；就是让他活上千年，其高尚的品行也不会改变。在这一原则的前提下，他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道义，保持自己的节操，推进事业的成功，建立不朽的功勋。观察对待道德、事业的不同，就可以发现有智慧的人与愚蠢的人之根本区别了。”]　　如果别人说什么也不听，自私自利，毫不掩饰，强词夺理，颠倒黑白，这种人是好诬陷他人、嫉妒他人的人。　　[这里可以举例说明一下。　　有一次刘备让一个客人去见诸葛亮，并说这个客人很不错。诸葛亮见过后对刘备说：“我观察来客的言谈举止，神情游移畏惧，低着头好几次显示出桀骜不驯的样子，外露奸俭，内藏邪恶。此人必是曹操派来的刺客。”后来果然证明了诸葛亮的预测。一般奸佞之徒大抵都是这样。　　西晋时的何晏、夏候玄和邓扬等希望与傅嘏交好，遭到了傅嘏的拒绝。　　有人感到奇怪，问傅嘏为什么。傅嘏回答说：“夏候玄志大才疏，徒有其名而无真才实学；何晏说起话来玄虚邈远，其实内心急功近利，喜欢辩论但没有诚意，这种人是所谓利口亡国之人；邓扬貌似有为，实际上有始无终，既要贪求名利，内心又没有一个自我约束的尺度。抬高与他意见相同的人，嫌恶与他志趣不同的人。整天滔滔不绝，对于贤能心怀嫉恨。言多伤人，易起争端；嫉贤就会失去亲近的人。依我看，这三个人都是道德败坏之辈。离他们远远的还怕招惹祸患，便何况与之亲近呢！”后来这三个人的结局与傅嘏说的一模一样。嫉妒他人者的下场就是这样。]　　以上知人的办法，就叫做“考志”。　　[《人物志》上还有一段很精彩的论述，它说：“有修养的人，总是努力做到精神要深沉悠远，气质要美好凝重，志向要远大，心态要谦虚谨慎。只有精神幽微才能进入神妙的境界，只有修养美好才能尊崇道德和品操，志向远大才能担负重任，谦虚谨慎才会时时警惕。正因为此，所以《诗》中歌颂文王‘小心翼翼’，意思是说，连讲话都不敢大声，是因为小心谨慎的缘故；‘王赫斯怒’，意思是说，文王有胸怀天下的大志。”由此而论，心小志大的人，是可以与圣贤比肩的人；心大志大的，属于豪杰一类；心大志小的，是不知天高地厚、放荡任性的狂妄之徒；心小志小的，是庸庸碌碌、怯懦无为之辈。]　　【经文】　　又有测隐。测隐者，若小施而好得，小让而大争，言愿以为质，伪爱以为忠，尊其行以收其名。此隐于仁贤。　　[孙卿曰：“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言霸道者，何也？彼非本政教也，非服人心也，以让饰争，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桀耳，曷足称大君子之门乎？”]　　若问而不对，详而不详，貌示有余，假道自从，困之以物，穷则托深。　　此隐于艺文也。[又曰：虑诚不及而佯为不言，内诚不足而色亦有余，此隐于智术者也。《人物志》曰：“有处后特长，从众所安，似能听断者；有避难不应，似若有余而实不解；有因胜错失穷而称妙，似理不可屈者。此数似者，众人之所惑也。”]　　若高言以为廉，矫厉以为勇，内恐外夸，亟而称说，以诈气临人。此隐于廉勇也。[议曰：太公云：“无智略大谋，而以重赏尊爵之故，强勇轻战，侥幸于外。王者慎勿使将。”此诈勇之弊也。]　　若自事君亲而好以告人，饰其物而不诚于内，发名以君亲，因名以私身。　　此隐于忠孝也。此谓测隐矣。[《人物　　志》曰：“尤妙之人，含精于内，外无饰姿；尤虚之人，硕言瑰姿，内实乖违。人之求奇，不以精测其玄机，或以貌少为不足，或以瑰姿为巨伟，或以真露为虚华，或以巧饰为真实。”何自得哉？故须测隐焉。]　　【译文】　　还有用探测人的内心世界的办法来认识人的，称之为“测隐”。　　所谓测隐的意思是，看一个人，如果发现他要吃小亏而占大便宜，让小利而争大得，言语恭顺装作者实，假装慈爱以充忠诚，小心翼翼地做事以博取好名声，这就是用仁爱贤惠来包藏祸心的人。[荀子说：“孔子门中的孩童都以谈论霸道为耻辱，为什么呢？霸道之类的学说不合他们的正统教育，不能让人心悦诚服，是一种披着仁义的外衣。以谦让为幌子而驱使人争名夺利的伪真理，是势利小人争雄称霸的工具。这样的学问，怎么配得上伟大人物的门徒去谈论呢！”]　　考查一个人时，如果向他提问他不回答，详细追问他又含糊其辞；外表让人感到很有学识，打着传播真理的幌子放纵自己；为环境所困时，一旦没招就故作深沉。这是借学识理论来藏匿其良苦用心的人。[还有一种说法是：　　有的人思想本身就不老实，却以沉默不言来掩饰；本来没有诚心，但在神情上却装得诚恳之至。这是用智谋来伪装的人。《人物志》说：“有的人特别善于甘居人后，安安隐隐的随大流，表面上很能听取别人的意见，做事果断；有的人善于不动声色地回避困难，好象是胸有成竹，实际上他根本没有办法；有的人善于趁别人工作中的成功、失败或一筹莫展的时候，绽开生花妙舌，说得头头是道，使别人理屈辞穷。凡此种种，人们最容易被迷惑欺骗了。”]　　观察人时，如果他大唱高调以示廉洁，装作雷厉风行给人造成他勇于作为的假像，内心恐惧却在虚张声势，屡屡自我矜夸，狐假虎威，盛气凌人，这是用廉正和英勇来包藏私心的人。[姜太公说：“没有超人的智谋，只因为贪求重赏和官位而逞强好胜，轻率请战，抱着侥幸的心理想在战场上达到个人目的。作君王的千万不能让这种人领兵。”这就是假装英勇的弊端。]　　若事奉君主或双亲时，喜欢向人炫耀他如何如何忠诚、孝顺，好做表面文章，其实并没有忠孝的诚心，打的旗号是事奉君亲，真实目的却是为博取美名，这就是用忠孝来达到个人目的的人。[《人物志》说：“最为高妙的人内心的清纯精神充沛饱满，形象、仪表毫不修饰，内心和外表的美好一任自然。最为虚伪的人总是大唱高调，刻意塑造形象，心里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可是人们的普遍心理是追求新奇，不善于用精微的洞察力发现其中的奥妙，或者还会因为形象不够理想而遗憾，或者只看其仪表非凡就把他当作伟大人物，或者把真情流露误以为华而不实，反而把巧妙的伪装当作真实。”　　怎么才能得知一个人的真面目呢？这就需要“测隐”。]　　【经文】　　夫人言行不类，终始相悖，外内不合，而立假节以感视听者，曰毁志者也。[《人物志》曰：“夫纯讦性违，不能公正，依讦似直，以讦讦善；纯宕似流，不能通道，依宕似通，行敖过节。故曰：直者亦讦，讦者亦讦，其讦则同，其所以为讦则异；通者亦宕，宕者亦宕，其宕则同，其所以为宕则异。　　观其依似则毁志可知也。”]　　若饮食以亲，货赂以交，损利以合，得其权誉而隐于物者，曰贪鄙者也。　　[太公曰：“果敢轻死，苟以贪得，尊爵重禄，不图大事，待利而动，王者勿使也。”]　　若小知而大解，小能而不大成，规小物而不知大伦，曰华诞者也。[文子曰：“夫人情莫不有所短，诚其大略是也。虽有小过，不足以为累。诚其大略非也，闾里之行，未足多也。”]　　【译文】　　也可以通过为人处事的方式来考查一个人。　　如果一个人言行不一，开始和结束背道而驰，内心和外表不相符合，假立名节以迷惑他人耳目，这叫“毁志”。[《人物志》说：“真正的人品不端与人性是相抵触的，对人对事都永远不会公正。按照这种心性行事，看上去仿佛很直率，实际上只能互相攻讦，好人受气；真正的宕拓不羁表面上很率直，但是永远不能走上正道，依照这种性情行事，似乎很痛快，然而其行为狂傲，必将违背礼节。所以说，直率的人和狂放的人在揭人短弊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但出发点则不同。明快的人和放浪的人在率性自然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但本质却不同。考查其出发点是不是相同，就可以知道“毁志”的含义是什么了。”]　　如果一个人与别人因吃吃喝喝而相亲，因行贿送礼而结交，以损人利己而臭味相投，一旦有了权力和名誉就把感情隐藏起来，这种人就是贪婪而卑鄙的人。[姜太公说：“假如一个人不是为了事业，而是为了升官发财、飞黄腾达，就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只要有利，就闻风而动。这种人作君王的千万不要使用。”]　　如果有人只有一些小聪明而没有大学问，只有小能耐而不能办大事，只看重小利益而不知大道理，这就叫做虚假。[老子的学生文子在其《文子》一书中说：“每个人都有其短处，只要大节不坏，就应该肯定；人有微小的过失，不应因此而背上包袱，但是如果大节不好，就要否定。愚夫愚妇的行为，不值得去赞扬。”]　　【经文】　　又有揆德。揆德者，其有言忠行夷，秉志无私，施不求反，情忠而察，貌拙而安者，曰仁心者也。有事变而能治效，穷而能达，措身立功而能遂，曰有知者也。有富贵恭俭而能威严，有礼而不骄，曰有德者也。[议曰：鱼豢云：“贪不学俭，卑不学恭，非人性，分处所然耳。”是知别恭俭者，必在于宝贵人也。]有隐约而不慑，安乐而不奢，勋劳而不变，喜怒而有度，曰有守者也。有恭敬以事君，恩爱以事亲，情乖而不叛，力竭而无违，曰忠孝者也。此之谓揆德。　　[桓范曰：“夫帝王之君，历代相踵，莫不慕霸王之任贤，恶亡国之失士。　　然犹授任凶愚，破亡相属，其故何哉？由取人不求合道，而求合己也。故《人物志》曰：‘清节之人，以正直为度，故其历众材也，能识性行之常而或疑法术之诡；术谟之人，以思谋为度，故能识策略之奇而或失遵法之良；伎俩之人，以邀功为度，故能识进趋之功而不通道德之化；言语之人，以辩折为度，故能识捷给之慧而不知含章之美，是以互相非驳，莫肯相是。凡此之类，皆谓一流。故一流之人能识一流之善，二流之人能识二流之美。尽有诸流，则亦能兼达众材矣。”又曰：“夫务名者不能出己之后，是故性同而材倾则相援而相赖也，性同而势均则相竞而相害也。”此又同体之变，不可不察也。]　　【译文】　　知人还有“揆德”之法。所谓“揆德”，就是用估量一个人的品德的办法来判断人。　　如果一个人言语忠实，行为稳重，由于意志坚定而大公无私，做了好事不求回报，内心忠厚而明察，其貌不扬但性情安静稳健，这是宅心仁厚的人。　　如果一个人遇有突发性变故而能卓有成效地处理，身处穷困之境而能奋发向上，进身立功能够如愿，这是有智慧的人。如果一个人富贵显赫之后仍然恭敬勤俭而不失威严，对人彬彬有礼而不骄横，这是有福德的人。[三国时魏人鱼豢说：“贫穷的人无须学习俭朴，卑贱的人无须学习谦恭，这不是人性的不同，而是人的处境决定的。所以要知道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俭恭，必须在富贵人身上才能鉴别出来。”]有的人处在简陋清贫的状况下而无所畏惧，处在安乐富裕的情况下而不奢侈，功劳卓著而不反叛，高兴或愤怒时都很有节度，这是有操守的人。有的人恭恭敬敬地事奉君王，恩恩爱爱地孝敬父母，与人感情不和但决不背叛，竭尽全力也始终不渝，这是忠孝的人，这就叫做“揆德”。　　[桓范说：“历代帝王都羡慕成就王图霸业的人能任用贤能，惋惜亡国的人失去了人才。然而他们依然要任用那些凶险愚顽的奸臣，结果国破家亡的事连绵不绝。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就在于择人不看是否合乎道义，只求意气相投。《人物志》说：‘高风亮节的人，以正直为标准，所以虽然阅人无数，也能依照其人品、德行是否合乎伦常而用人，对于其法术是否诡诈持怀疑态度；推崇谋略的人以计策是否高明为标准，所以能够鉴别策略的奇特还是平庸，但是往往违背了对正确法度的遵循；玩弄权术的人以是否能立功为标准，所以能够看清进退的效用，但是不明白道德的教化作用；讲究口才的人以能否折服别人为标准，所以能够把握辩论的技巧，但是不明白文彩的内在美质，因此互相争辨但都不服输。凡此种种，都属于人才中的一流。　　同一个档次的才能看清对方的长处。要想做到诸长皆备，无所不通，就必须广聚众才。’”　　桓范又说：“追求名声的总是不甘人后，因此对心性相同而才情稍差的就互相帮助，互相依赖；但是如果心性虽同而旗鼓相当的，就会互相竞争，彼此伤害。这又是同气相求的一个变数，不能不详加考较。”]　　【经文】　　夫贤圣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责，莫贵乎知人。知人识智，则众材得其序，而庶绩之业兴矣。[又曰：夫天下之人不可尽与游处。何以知之？　　故观其一隅则终朝足以识之。将究其洋，必三日而后足。何谓三日而后足？　　夫国体之人，兼有三材，故谈不三日，不足以尽之。一以论道德；二以论法制；三以论策术。然后乃能竭其所长，而举之不疑。然则何以知其兼偏而与之言乎？其为人务以流，数抒人之所长，而为之名目。如果者，谓兼也。好陈已善，欲人称之，不欲知人之所有。如是者，谓偏也。]是故仲尼训“六蔽”，以戒偏材之失[仁者爱物，蔽在无断；信者诚露，蔽在无隐。此偏材之常失也]。　　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疾空空而无信，以明为似之难保。察其所安，观其所由，以知居止之行。率此道也，人焉废哉，人焉瘐哉？　　【译文】　　圣贤最赞赏的是聪明，聪明者最注重的是知人。能知人识才，各种人才就会都有合适的位置，小事大事就都能办好。　　[还有一种说法：我们不可能和天下所有的人交游相处，如何才能知道与准相处最好呢？如果要了解一个人的某一方面，有一天就够了。如果要全面了解，最起码也得三天。为什么是三天呢？能做国家柱石的人，必须兼备三种才能，所以说不谈三天，就不能全面了解他。第一天要用来谈道德；第二天用来谈法制；第三天用来谈谋略。然后才能尽显他的长处以便举荐他。但是，又凭什么知道他是全才还是偏才以便与他交谈呢？如果他在为人上务求与他人相容，不断他讲别人的长处并为之寻找相应的理由，这种人就是全才。　　如果是喜欢光讲自己的优点，希望别人赞赏他，而不愿看到别人的长处，这种人就是偏才。]　　所以孔子在教导弟子们时提出“六蔽”[仁者爱人，蔽在优柔寡断；信者坦诚，蔽在不善保密，等等。这是偏才最容易失误的地方]的说法，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偏才的失误。指出狂敖与耿介的偏失，以疏导有偏执拘谨或高做刚直之缺陷的人才；痛斥空泛而无信的流弊，向人们提醒那些似是而非的人是无法信赖的；明察一个人安身立命之所在，考究他所作所为的动机，借以了解他的日常行为。依照这样的原则和办法去观察人，无论他是怎样的人，又怎么能伪装、掩饰得住呢？　　【按语】　　古人知人有理论也有实迹。据说，北宋名相品蒙正就是一位善于察士知人的人。吕蒙正刚做宰相后，朝中有人想巴结他，自称家中有祖传古镜一面，可照鉴百里之外的东西。吕蒙正一听这种瞎吹就知道此人是个骗子，但他并没有动怒，而是很幽默地说：“我的脸面不过碟子大小，何必要一面能照百里的镜子呢？”　　还有一次，皇帝想派人出使朔方，下令中书省选择能担当此任的人。吕蒙正很快便送上人选姓名，但皇帝没有答应，命他再议。第二天皇帝又问了三次，吕蒙正依然如故，三次推荐的都是同一个人。皇帝很是生气，便责问他：“卿为何如此固执？”吕蒙正不加思索地回答：“非臣固执，大概是陛下没有深思。”并肯定地说：“臣知道此人可以担当出使大任，别的人赶不上他。臣不想以谄媚来讨好皇上，以免误国。”在吕蒙的坚持下，皇帝终于任用了品蒙正推举的人选，后来果然很称职。　　宋真宗景德年间，吕蒙正告老还乡，真宗曾前后两次到过他的家乡亲自探望他。皇帝问起：“卿的儿子中有谁可以担当大任？”他回答说：“我的几个儿子都不中用，只有侄儿吕夷简现任颖州推官，却是个宰相之才。”后来吕夷简因此知名，并受到重用。　　史载吕蒙正的朋友富言想求吕蒙正推荐一下自己的儿子，吕蒙正同意了，要求见一见他的儿子。第一次见到那个孩子，吕蒙正竟大吃一惊：“此儿将来名位不亚于我，而功勋业绩更在我之上。”于是，把这个孩子留在了身边读书。这个孩子便是北宋两度入相、历史上大名顶顶的富弼。　　吕蒙正可以说是知人有道也有能的人。
察相第六
　　为在用人之前就能知人，作者从源远流长的相人术中摘其实用而合理的经验，分类予以概述。清末儒将曾国藩结合他阅人无数的实践和二千多年的相术理论，总结出二句经典性的相人总则，可作为本篇的提要：“端庄厚重、谦卑含容是贵相；事有归着、心存济物是富相。”　　【经文】　　《左传》曰：“周内史叔服如鲁，公孙敖闻其能相人也，见其二子焉。　　叔服曰：‘谷也食子，难也收子。谷也丰下，必有后于鲁国。’”[杜预曰：　　“丰下，谓方面也。”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七子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子也。请皆赋以卒君贶。”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人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吾有望矣。”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人，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汉书》曰：“高祖立濞为吴王。已拜，上相之曰：‘汝面状有反相，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岂非汝耶？天下一家，慎无反。’”　　[《经》曰：“眉上骨斗高者，名为九反骨。其人恒有包藏之志。”又曰：　　“黄色绕天中，从发际通两颧，其两眉下各发黄色，其中正上复有黄色直下鼻者，三公相也。若下贱有此色者，能杀君父。”　　《春秋左氏传》曰：楚子将以商臣为太子，访诸令尹子上。子上曰：“是人也，蜂目豺声，忍人也。不可立也。”弗听。后谋反，以宫甲围成王，缢之。　　又曰：楚司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杀之。是人也，熊虎之状而豺狼之声。弗杀，必灭若敖氏矣。谚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后果反，攻主，楚王鼓而进，遂灭若敖氏。　　又曰：晋韩宣子如齐，见子雅。子雅召其子子旗，使见宣子。宣子曰：　　“非保家之主也。不臣。”（杜预曰：“言子雅志器亢也。）后十年来奔。　　周灵王之弟儋季卒，其子括将见王而叹。单公子愆期闻其叹也，入以告王曰：“不泣而愿大，视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杀必为害。”王曰：“童子何知？”及灵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周大夫杀佞夫。　　齐崔杼帅师伐我，公患之。孟公绰曰：“崔子将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归，何患焉？其来也不寇，使人不严，异于他日。”齐师徒归，果弑庄公。　　鲁、楚会诸侯而盟。楚公子围设服离卫。鲁大夫叔孙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杜预曰：“设君报也。”）此年子围篡位。　　卫孙文子来聘，君登亦登。叔孙穆子趋进曰：“诸侯之会，寡君未尝后卫君，今吾子不后寡君，未知所过。吾子其少安。”孙子无辞亦无俊容。穆叔曰：“孙子必亡。为臣而君，过而不悛，亡之本也。”后十四年林父逐君。　　初，郑伯享赵孟，七子赋诗，伯有赋《鹑之贲贲》。享卒，赵孟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戳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　　魏时管格相何晏、邓扬当诛。死，辂舅问之，曰：“邓扬行步节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倾倚，若无手足，谓之鬼碜。何之视候，魂不守宅，血不华色，精爽烟浮，容若枯木，谓之鬼幽。鬼碜者，为风所收；鬼幽者，为火所烧。自然之符，不可蔽也。”　　宋孔熙光就姚生曰：“夫相人也，天欲其圆，地欲其方，眼欲光曜，鼻须柱粱。四渎欲明，五岳欲强。此数者，君无一焉。又君之眸子脉脉如望，羊行委曲而失步，声嘶散而不扬。其唯失其福禄，将乃罹其祸殃。”后皆谋反，被诛杀之矣。]　　由此观之，以相察士，其来尚矣。　　【译文】　　《左传》上说：“公元前626 年，周襄王派内史叔服到鲁国去参加葬礼。　　公孙敖听说他很善于看相，于是就把自己的两个儿子谷和难引见给他。叔服看过后说：“你的儿子谷可以供养你，名叫难的这个儿子将来可以安葬你。　　谷的下额丰满，他的子孙一定会在鲁国兴旺起来。”　　[郑简公在垂陇（今郑州市西北）宴请赵孟，有七个人跟随着简公。赵孟说：“有七个人跟随着君王，这是对我的宠幸。请让他们诵诗助兴，以示我对大王恩宠的感谢。”子展诵了《草虫》。赵孟说：“好啊！这表示可作者百姓的保护人。可我还不够当君子啊！”印段朗诵的是《蟋蟀》。赵孟说：　　“好啊！这是能守成的象征。我有希望了。”后来事实证明了赵孟的预测：　　子展亡在最后，身居高位而心情安宁；印段后来喜好歌舞而不荒废时令。乐舞本是用以安定民众的，不过分侵害百姓，亡在最后，不是很应该的吗。]　　《汉书》上说：“汉高祖封刘濞为吴王之后对他说：“看你的相貌，有谋反的迹象。这以后五十年的时间里，东南方向将有大乱，难道会应验在你身上吗？天下都是我们刘姓一家的，你一定注意不要这样做。”　　[《相经》上说：“眉上的两块骨头太高，叫‘九反骨’。表示这种人常常有反心。”又说：“上额正中头发边线处的骨头叫天中，如有黄色沿着头发边一直通到两太阳穴，或两块眉骨上发黄色，或黄色从天目穴（这里的骨头叫中正）直通鼻梁，这都是位至三公的贵相。如身为下贱的人有这种骨相，那就是弑君杀父的表示。”　　《左传》中记载了这样几件事：　　楚成王想立商臣为太子，征求令尹子上的意见。子上说：“商臣这个人两眼像胡蜂，声音像豺狼，这是生性残忍的标志。这样的人不能立为太子。”　　楚成王不听他的话，后来商臣果然谋反，率领太子东宫的甲士包围了楚成王，并逼他自缢而死。　　楚国的司马子良生了儿子越椒。他的兄长令尹子文说：“一定要杀死他。　　这小子长得像熊又像虎，声音如豺狼，现在不杀，将来必然会使若敖氏一族灭亡。民谚说：‘狼子野心。’这孩子就是狼，怎么能收养他呢？”子良不同意，后来果然造反围攻楚庄王，被楚王击鼓进军打败，若敖氏因此被灭族。　　晋国的韩宣子出使到了齐国，齐大夫子雅让他儿子子旗见宣子。宣子看了子旗的面相后说：“他不是能保护家族的人。他的相貌很不温顺。”（杜预注释说：这里的意思是韩宣子看出了子旗器宇高傲。）十年后子旗果然因犯罪而投奔晋国。　　周灵王的弟弟儋季去世，他的儿子儋括要去见灵王的时候发出一声声的叹息。单公的儿子公子愆期听到儋括的叹息声，入宫对灵王说：“儋括这人，父亲死了不哭泣，表明他心愿不小。看人的时候烦躁不安，趾高气扬，证明他心思在别的事情上。不杀他今后肯定要为害国家。”灵王说：“小孩子家知道什么？”后来灵王一死，儋括就想立王子佞夫，周朝的大夫一致起来杀了佞夫，儋括逃到了外国。　　公元前548 年春，齐国的崔杼率领军队攻打鲁国，鲁襄公很忧虑。孟公绰说：“崔杼有更大的心愿，志不在鲁，很快就会班师回国，有什么可担忧的呢？崔杼这次来，既不攻掠，军纪也不严明，与往日大不相同。这说明他的目的不是要攻打鲁国。”果然崔杼空跑一趟，率兵回师。回去后就杀了齐庄公。　　鲁国与楚国约会各国诸侯结盟。楚公子围使用了国王的服饰和仪仗离开卫国去会盟。鲁国大夫叔孙穆子说：“楚公子真威风啊，俨然像个国王！”　　这一年公子围真的夺权篡位。　　卫国的孙文子访问鲁国，鲁襄王上一个台阶，他也上一个台阶。叔孙穆子快步上前对他说：“诸侯会盟的时候，我们大王一向走在你的国君前面，今天你总是走在我们大王前面，不知我们有什么过错。请你慢一点儿。”孙子无言以对，也没有悔改的表示。穆叔说：“孙子肯定要灭亡了。身为大臣却要摆出一副君王的派头，有了过错又不知悔改，这就是灭亡的根本原因啊！”后十四年文子继位，被林父驱逐。　　郑简公宴请赵孟的时候，七子赋诗，当时伯有也朗诵了《鹑之贲贲》。　　宴会结束后，赵简子对叔向说：“伯有恐怕要被处死了。诗以言志，其志在诬蔑国君，还公开表示了他的怨恨，以此来恭维客人。这样做怎能长久的了？”　　魏时管辂给何宴和邓扬相面后认为他俩将会被诛灭。等到何、邓死后，管辂的舅爷问他是怎么看出来的，他说：“邓扬走起路来节奏约束不住骨头，筋脉约束不住肌肉，起立坐卧就像没有手足，这种命相叫做‘鬼碜’。何宴看人，魂不守舍，面无血色，神气飘浮，相貌有如枯木，这种命相叫做‘鬼幽’。有‘鬼碜’相的人，将会被风收去性命；有‘鬼幽’相的人，会被火烧灭。这都是自然界物质相生相克的征兆，是遮掩不住的。”　　南北朝时宋朝的孔熙光对姚生说：“相面要首先看额头是否饱满，下额是否丰厚，眼神是否灵光，鼻头是否挺直，两眼、人中和嘴要棱角分明，五官要圆满完整。这几样你一样都没有，而且你的眼神流动不止，好象老在观望什么。走路曲曲折折像羊，说话声音嘶散低哑。你不但没有福禄，而且要遭殃。”后果然因谋反被杀。]　　由上述这些历史事例看来，看相论人由来已久。　　【按语】　　在我国，相术之道源远流长，至晚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很流行，即使在儒家如孔子和孟子的著作中也多有所见。上面作者引述的这些例证也说明了这一点。　　所谓相面术，最初实际上是人们长期以来对俗语所说的“见面识高低”　　的经验总结。人常说：“看样子就不是一个好人。”这里就包含着很多实用的相面经验。然而由于相术家把自汉代以后兴起的阴阳五行术与相人经验杂揉、结合之后，使相术梁上了神秘色彩，因而也招致了人们的鄙薄。可是也不能因此而说相术完全是无稽之谈。　　相人术是根据人的面貌、五官、骨骼、气色、体态、手纹以及声音、动静、威仪、清浊、精神等等来预测人的吉凶、祸福、贫富、贵贱、穷通、荣枯、得失、寿夭、休咎等等的一种方术，其中又以相面为主。上面作者所举的这些事例也说明，古人用以预测人的前途命运的方法很多，有时从服装、诗词方面都可能看出人的吉凶祸福。　　古人的脑子是“一锅粥”，对听腻了“唯物唯心两军对垒”、“科学与迷信不共戴天”的我们来说，别说对古人的东西要做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太难，就是按现代观念予以分类都不大可能。但这个领域，混沈也自有混沈的妙处，不仅研究宗教史、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人绕不开，就连讲科学技术史的人也得上这儿来淘金。　　在浩如烟海、灿若星汉的中国典籍文化中，最古老最悠久，历代都风靡朝野、深入人心的其实正是这些被称之为“方术”的书籍。方术总体上可分为两类，一是“术数”（亦称“数术”），以研究“大宇宙”亦即“天道”　　为主，内容涉及天文、历法、算术、地理学、气象学等学科，实际上是研究宇宙自然规律的；一是“方技”，以研究小宇宙即生命和“人道”为主，内容涉及医药工生，动植物学等，实际上古代的科技史大多囊括于其中。然而无论是哪一类“方术”，都以阴阳五行理论统筹，其中的特殊用语既无法翻译成符合现代现代规范的语言，也难逐字逐句解释明白。所以我们这一章有的采取“译文”的体例，有的只用“译注”的方式，将注释和翻译交错揉合，以说清楚为准。　　【经文】　　故曰：富贵在于骨法，忧喜在于容色。　　[《经》曰：“青主忧，白主哭泣，黑主病，赤主惊恐，黄主庆喜。凡此五色，并以四时判之。春三月青色王，赤色相，白色囚，黄黑二色皆死。夏三月赤色王，白色、黄色皆相，青色死，黑色囚。秋三月白色王，黑色相，赤色死，青黄二色皆囚。冬三月黑色王，青色相，白色死，黄与赤二色囚。　　若得其时、色，王、相者吉，不得其时、色，王、相若死囚者凶。　　魏管辂往族兄家见二客。客去，辂谓兄曰：“若此二人，天庭及口耳之间同有凶气，异变俱起，双魂无定，流魂于海，骨归于家。”后果溺死。此略举色变之效。]　　【译注】　　依《相经》的说法：“看一个人的富贵，主要是看他的骨骼。有喜有愁主要是看他的容色。”　　[不过这里应该先说说观色的依据。根据五行说，世界物质可分五类：木、金、水、火、土，五物又与五种颜色对应：青、白、黑、赤、黄，反映到人的身心上，又分别与忧愁、哭泣、疾病、惊恐、喜庆对应。五行中的木、火、金、水各主一季，比如春季是草木生长期，所以木气最旺（即王），木所生的火次旺（即相），而金却处在被囚禁的状态，因为次旺的火克制着它。被最旺的木克制的土和因生木而被消耗的水就处在死地上。其它以此类推。五行所对应的颜色和人的身心所处的状态也与此相同：青色（忧愁）王，赤色（惊恐）相，白色（疾病）囚，黄黑两色（喜庆、疾病）死。其它类推。　　下面这个例子就是说明如何用观色来预测人凶吉的。三国时的著名相术家管辂有一次去他族兄家，看见两个客人。客人走后，管对其兄说：“这两个人的脑门上和口耳之间都有凶气，预示要发生怪异的变故。且其魂魄游移不定，可能要丧身于水里，但其尸骨会回到家中。”后来这两人果然双双被淹死。]　　【经文】　　成败在于决断。以此参之，万不失一。　　《经》曰：“言贵贱者存乎骨骼，言修短者存乎虚实。”　　[《经》曰：“夫人喘息者，命之所存也。喘息条条，状长而缓者，长命人也。喘息急促，出入不等者，短命人也。”又曰：“骨肉坚硬，寿而不乐。　　体肉软者，乐而不寿。”　　《左传》曰：鲁使襄仲如齐，复曰：“臣闻齐人将食鲁之麦。以臣观之，将不能。齐君之语偷。臧文仲有言曰：‘人主偷，必死。’”后果然。　　郑伯如晋拜成，授玉于东楹之东。晋大夫贞伯曰：“郑伯其死乎？自弃也已！视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杜预曰：“言郑伯不端谛也。”）　　六月卒。　　天王使刘康公、成肃公会晋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刘子曰：“吾闻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为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　　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勤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敦笃。敬在养神，笃在守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五月卒于瑕。　　晋侯嬖程郑，使佐下军。郑行人公孙挥如晋聘。程郑问焉，曰：“敢问降阶何由？”子羽不能对。归以语然明，然明曰：“是将死矣。不然将亡。　　贵而知惧，惧而思降，乃得其阶，下人而已，又何问焉？且夫既登而求降者，知人也，不在程郑。其有亡衅乎？不然，其有惑疾，将死而忧乎？”明年程郑卒。　　天王使单子会韩宣子于戚，视下言徐。叔向曰：“单子其将死乎？朝有著定，会有表，衣有绘、有结。会朝之言，必闻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　　视不过结、绘中，所以导容貌也。言以定之，容貌以明之，失则有阙。今单子为王官伯而命事于会，视不登带，言不过步，貌不导容，而言不昭矣。不导不恭，不昭不从，无守气矣。”此冬单子卒。　　宋平公享昭子，晏饮乐，语相泣也。乐祁佐，退而告人曰：“今兹君与叔孙其将死乎？吾闻之：哀乐而乐哀，皆丧心也。心之精炎，是谓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此年，叔孙、宋公皆卒。　　邾隐公来朝，执玉高，其容仰。鲁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贡曰：“以礼观之，二君皆有死亡焉。高仰，骄也。卑俯，替也。骄近乱，替近疾。君为主，其死亡乎？”此年，公甍。　　哀七年，以邾子益归，卫侯会吴于郧。吴人藩卫侯之舍。子贡说太宰嚭而免之。卫侯归，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于夷乎？执焉而又说其言，从之固矣。”后卒死于楚。　　鲁公作楚宫，穆叔曰：“《泰誓》云：‘人之所欲，天必从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宫。不复适楚，必死是宫。”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宫。　　晋侯使郤犨送孙林父于卫。卫侯飨之，苦成叔傲。卫大夫宁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飨食也，以观威仪、省祸福。故诗云：‘兕觥其觓，旨酒思柔。彼交匪傲，万福来求。’今夫子傲，取祸之道也。”十七年，郤氏亡。　　齐侯与卫侯会于商任，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会朝，礼之经也。礼，政之舆也。政，身之守也。怠礼失政，不立，是以乱也。”二十五年，齐弑光。二十六年，卫弑剽也。]　　言性灵者存乎容止。斯其大体。　　【译文】　　一个人在关键时刻能不能作出决断，往往表示他能不能成就大事。所为“当断不断，必受其乱。”以这样的原则再参之以他的相貌，就能做出万无一失的判断。　　《相经》上说：“一个人的贵贱取决于骨骼，而寿命的长短则取决于其精神气质的虚实。”　　[《相经》上又说：人活的是一口气。凡呼吸均长缓慢的就寿长，相反则寿短。骨肉坚硬的人寿长但一生欢乐少，骨肉柔软的寿短但一生很快活。”　　下面引述的《左传》中的这些故事可以作为以神情举止来预测命运的参考和例证。　　鲁国的襄仲出使齐国，回国后说：“我在齐国听说他们准备来吃我国的小麦。以我看他们做不到。齐王说话吱吱唔唔、吞吞吐吐。臧文仲说过：‘作国王的说话吱唔含糊，就快死了。’”　　郑悼公前往晋国拜谢结盟成功。在举行授受玉璧的礼仪时，两国地位相等本应站在两楹柱之间的正堂，不相等时为客的一方应站在东面楹柱的西边。郑悼公却快步走到了东边。晋大夫贞伯见此情形后说：“郑伯恐怕快死了吧？他是在自己抛弃自己！他目光流散，脚步匆匆，不安于自己的位置，大概活不成多久了！”郑悼公真的死在当年六月。　　公元前578 年春，周简王命令刘康公和成肃公会合晋厉公去攻打秦国。　　成肃公在土地神庙中接受祭肉时，态度很不恭敬。刘康公说：“我听说人受天地的中和之气而降生，这就是命。因此产生了行为、礼义和威仪的准则，为的是巩固这命。能遵守这些准则并维护它的人就可以得到福禄，否则就要遭殃。因此有德行的人对待这些准则总是很勤谨，老百姓也是尽力而为。勤谨莫过于恭敬，尽力莫过于老实。恭敬在于供奉神灵，尽力在于安守本分。　　国家中的大事，就是祭祀和作战。祭礼时供献熟肉和作战前接受生肉的仪式是人神交接的重大环节。现在成肃公那么懈怠，这是不要自己的命了。恐怕他再也不能回到本国了吧？”当年五月，成肃就死在瑕这个地方（今湖北随县境内）。　　晋平公宠幸程郑，让他担任下军的输佐。郑国负责外交的官员公孙挥出使晋国，程郑问他：“请问怎样才能降低自己的官位？”公孙挥（字子羽）　　回答不上来。回国后对然明讲起这件事，然明说：“程郑要死了吧？不然就得逃亡。高贵而知道害怕，害怕而求降职，不会没有办法，位居人下就是了，有什么好问的？身居高位而求下放的人是有智慧的人，程郑不是那样的人。　　恐怕是碰上迫不得已要逃跑的挑战了吧？要不然就是有老疑虑别人要迫害他的精神病，担心自己随时会被害死吧？”第二年程郑真的死了。　　周景王派单成公到戚邑去会见韩宣子。单成公目光低垂，言语迟缓。叔向说：“成公快要死了吧？大臣上朝都有一定的位置，会见诸侯时进退有一定的秩序。上衣的左右襟要在胸前交会，腰带的结子要打在前面。会见和上朝时所说的话，一定要让大家都听到，这是为让讲的事明明白白，有条有理。　　目光不能超出腰带结和衣领之间，这是为了让容貌端庄。用语言明确自己所说的事情，再用容貌加强它，丧失了这些准则就会有损形象。现在成公作为周王的特派长官，在朝会中传达周王的命令时，目光高不过腰带的部位，声音传不出一步远，神情委靡不振，言语含糊不清。神情不振就无法让人敬重，言语不清就无法让人遵从。这都表明他已经没有守护身体的生气了。”单公果然就死在当年的冬天。　　公（应为元公。译者注）宴请鲁国大夫叔孙昭子，酒喝得很快乐，两人说话中间又哭了起来。当时乐祁陪宴，退下来后对别人说：“国君和叔孙昭子今年恐怕都活不成了吧？我听说，该悲哀的时候却快乐，或者该快乐的时候却悲哀，都是丧失心志的表现。清爽的心志才有魂魄，现在他们的魂魄都不在了，怎么能长久得了？”就在这一年，叔孙昭子和宋元公真的相继去世。　　邾隐公前往鲁国朝见鲁定公，隐公拿着玉圭的手抬得很高，脸向上仰。　　定公接受玉圭的手放得很低，脸向下俯。如果按照礼仪观察他们，这两位国君皆有死去或逃亡的征兆。脸仰得高，是骄傲的表现；身体俯得低，是衰颓的标志。骄傲近于昏乱，衰颓近于疾病。我们国君是主人，恐怕先死的是他吧？”鲁定公真的死在这一年。　　鲁哀公七年（公元前488 年），鲁国放回了被俘的邾隐公。卫出公与吴国在鲁国的郧邑（今山东莒县南）会见。吴国人包围了卫出公住宿的地方。　　子贡向吴太宰嚭求情，才放了卫出公。出公回国后学着说吴语。子之年龄尚小，说：“君王你一定不免于灾祸，恐怕要死在吴国吧？你被人家抓起来关在那里，还要喜欢人家的语言，说明追随人家的志向是很坚定的了！”后来卫出公终于死在他国。　　鲁襄公按楚国宫殿的风格建筑宫室。穆叔说：“《尚书·太誓》中说：　　‘人们所欲望的，上天必定听从它。’大王是想到楚国去了吧，所以才修建这楚式宫殿。如果不能再去楚国，也一定会死在这宫殿里。”六月二十八日，襄公真的死在了这座宫殿里。　　晋厉公派郤犨送孙林父去卫国和他见面。卫定公宴请苦成叔（即郤犨），苦成叔很傲慢。卫国大夫宁子说：“苦成叔要灭亡了吧？古时候设置宴席，是为了观察威仪和思虑祸福。所以《诗经》中有诗说：‘牛角杯弯弯，香甜的酒绵软。彼此交往谦恭温和，种种幸福自然光临。’现在他这么傲慢，这是要自取灭亡了！”过了三年，郤氏灭亡。　　公元前552 年，数国诸侯在商任（今河南安阳境内）相会的时候，齐庄公和卫国国君公孙剽都不恭敬。叔向说：“这两个国君必定不免于灾祸了！　　会见和朝见，是礼仪的经纬。礼仪，是政治的车辆。政治，是身体的守卫。　　怠慢了礼仪，政治上就会有过失；政治上有了过失，就不能安身立命。因此必定要发生祸乱。”四年后，齐国发生了弑君事件，接着卫国的公孙剽也被杀害。]　　以上这些发生在春秋时代的真实的历史事例，都说明了人的内心灵气的征兆一定会通过形容相貌、言谈举止表现出来，从而可以作为预测一个人命运的依据。上述事例，大体上可以说明这一道理。　　【经文】　　夫相人先视其面。面有五岳四渎；　　[五岳者，额为衡山，颊颐为恒山，鼻为嵩山，左颧为泰山，右颧为华山。　　四渎者，鼻孔为济，口为河，目为淮，耳为江。五岳欲耸峻圆满，四渎欲深大，崖岸成就。五岳成者，富人也。不丰则贫。四渎成者，贵人也。不成则贱矣。]　　五官六府；　　[五官者，口一，鼻二，耳三，目四，人中五。六府者，两行上为二府，两辅角为四府，两颧衡上为六府。一官好，贵十年。一府好，富十年。五官六府皆好，富贵无已。左为文，右为武也。]　　九州八极；　　[九洲者，额从左达右，无纵理，不败绝，状如覆肝者为善。八极者，登鼻而望，八方成形不相倾者为良也。]　　七门二仪；　　[七门者，两奸门，两阙门，两命门，一庭中。二仪者，头圆法天，足方象地。天欲得高，地欲得厚。若头小足薄，贫贱人也。七门皆好，富贵人也。　　总而言之，额为天，颐为地，鼻为人，左目为日，右目为月。天欲张，地欲方，人欲深广，日月欲光。天好者贵，地好者富，人好者寿，日月好者茂。　　上停为天，主父母贵贱；中停为人，主昆弟妻子仁义年寿；下停为地，主田宅奴婢畜牧饮食也。]　　【译注】　　相人先相面。传统的相面术对人的相貌做了这样的划分和定义：五岳四渎、五官六府。九州八极、七门二仪。首先用五岳来分别形容额头、下颏、鼻子和左右颧骨。用长江、黄河、淮河、济水来分别形容耳、目、口、鼻。　　又定双眉为保寿官，眼是监察官，鼻是审辨官，口是出纳官，耳是采听官，总称为五官。两辅骨、两颧骨、两颐骨共为六府。双眉后、额角处为闭门，太阳穴下、颧骨后为命门，双耳下为奸门，再加面正中之庭中，共为七门。　　一头一足即为两仪。这些部位的完美与否，都关系到一个人的富贵与寿命。　　下面要一一讲到，这里就不细说了。　　【经文】　　若夫颧骨才起，肤色润泽者，九品之侯也。　　[又曰：腰腹相深称，臀髀才厚及高视广走，此皆九品之侯也。夫色须厚重，腰须广长。故《经》曰：面如黄瓜，富贵荣华。白如截脂，黑色如漆，紫色如椹，腰广面长，腹如垂囊，行如鹅龟，此皆富贵人也。凡论夫公侯将相已下者，不论班品也。]　　注：古代官衔实行九品中正制。九品官是最小的官员。这类人主要看颧骨和肤色，其次从走路的姿态也可判断。看肤色无论是白净或紫黑，一定要色正。　　辅骨小见，鼻准微端者，八品之侯也。　　[又曰：胸背微丰，手足悦泽，及身端步平者，此皆八品之侯也。夫鼻须洪直而长，胸脾丰厚如龟形，手足色须赤包此皆富贵人也。故《经》曰：手足如绵，富贵终年。手足厚好，立使在朝也。]　　注：辅骨是双眉与上发际中间的额骨。八品官主要看鼻端。次看手足、步态和胸背。下面再一一论述。　　辅角成棱，仓库皆平者，七品之侯也。　　[又曰：胸厚颈粗，臂趾匀均，及语调顾定者，此皆七品之侯也。夫颈须粗短，手臂须纤长，语须如簧及凤，此皆贵相也。故《经》曰：额角高耸，职位优重。虎颈圆粗，富贵有余。牛顾虎视，富贵无比。天仓满，得天禄，地仓满，丰酒肉也。]　　注：仓、库是指额头宾角处和下颏处。七品官除辅角和仓库外，还可参看脖颈、手臂、说话音调、眼神。上额饱满表明是吃皇粮的人，下颏丰满表示一生有口福。　　天中丰隆，印堂端正者，六品之侯也。　　[又曰：脑起身方，手厚腰圆，及声清音朗者，此皆六品之侯也。夫人额上连天中，下及司空，有骨若肉如环者，名曰天城，周匝无缺者大贵。有缺若门者为三公。夫声者须深实，大而不浊，小而能彰，远而不散，近而不亡，余音激沏，似若有篁，宛转流韵，能圆能长，此善者也。宫声重大沈壅，商声坚劲广博，角声圆长通彻，徽声抑扬流利，羽声奄蔼低曳，此谓正声也。]　　注：相术家把人面从中线自上到下划为十三个部位，从发际到眉心分为五等分，依次为天中、天庭、司空、中正、印堂。六品官主要看天中和印堂，次看额头其它部位和五音是否齐全。　　伏犀明峻，辅角丰秾者，五品之候也。　　[又曰：颈短背隆，乳阔腹垂，及鹅行虎步者，皆五品之侯也。夫人脑缝骨起，前后长大者，将军二千石，领兵相也。出发际，为仗犀，须耸峻，利公侯相也。不用宽平有坎者，迍剥有峰者，大佳。宽平者，犹为食禄。夫腹须端妍。故曰：马腹庞庞，玉帛丰秾也。]　　注：伏犀骨由鼻骨直上到天庭，再由天庭直贯到头顶。其状如隐伏的犀角，故称。凡此骨隐线分明，辅角丰满者，可官至五品。次看腹背与步态。　　边地高深，福堂广厚者，四品之侯也。　　[又曰：头高而丰，长上短下，及牛顾龙行者，此皆四品侯也。边地，在额角近发际也。福堂在眉尾近上也。夫头须高大。故《经》曰：牛头四方，富贵隆昌。虎头高峙，富贵无比。象头高广，福禄长厚。犀头嵂崒，富贵郁郁。狮头蒙洪，福禄所钟。虎行将军，雁行大富也。　　注：官位可至四品的，从额头就能看出来。要点是发际边缘隆起深广，太阳穴处饱满。次看头形与牛、虎、象等哪种兽头相仿，以及步态象虎还是象雁，可以预测其是文官还是武将。　　犀及司空，龙角纤直者，三品之侯也。　　[又曰：胸背极厚，头深且尖，及志雄体柔者，此皆三品侯也。司空从发际直下，次天庭是也。龙角在眉头上也。]　　注：龙角骨即辅骨。三品官看伏犀骨、辅骨及司空部位的气色。次看体格。　　头顶高深，龙犀成就者，二品之侯也。　　[又曰：头角奇起，支节合度，及貌杰性安者，此皆二品之侯也。夫容貌慷慨，举止注翔，精炎清澄，神仪安定，言语审谛，不疾不徐，动息有恒，不轻不躁，喜怒下妄发，趋舍合物宜，声色不变其情，荣枯不易其操，此谓神有余者，主得贵位也。]　　注：官至二品者，除看龙角和犀骨是否完满标准，额头是否高广有韵外，还要看通过言谈举止、喜怒哀乐渲泄出来的气质——神。　　四仓尽满，骨角俱明者，一品之侯也。　　[头颈皆好，支节俱成，及容质姿美，顾视澄澈者，此皆一品之侯也。]　　注：官至一品的相貌特征是：五岳四渎、九洲八极、十三部位、九种骨相都完善无缺，无可挑剔。神情气质就更不用说了。　　【经文】　　似龙者为文吏[似龙者甚贵。龙行者为三公也]；似虎者为将军[虎行者为将军。驿马骨高，为将军也]；似牛者为宰辅；似马者为武吏[似马亦甚贵也]；似狗者为清官、为方伯[似猪似猴者，大富贵。似鼠者，惟富而已。凡称似者，谓动静并似之。若偏似一处，乃贫寒者也]。　　注：驿马骨是指颧骨稍向上翘，至眉尾。所谓似牛似马等，既要看形似，更要看神似。　　【经文】　　天中主贵气，平满者宜官禄也。　　[天中最高，近发际，发黄色，上入正角，至高广，参驾，迁刺史牧守。　　黄色如日月，在天中左右，侍天子也。黄色出天中，圆大光重者，暴见天子，有功受封。经年及井，灶恒有黄气，如悬钟鼓，三公之相也。又发黄气如龙形，亦受封也。四时官气发天部如镜光者，暴贵相也。]　　天庭主上公，大丞相之气[天庭直下，次天中，有黑子，市死]。　　司空出天宫，亦三公之气[司空直下，次天屯，色恶，主上书，大吉]。　　中正主群察之气，平品人物之司也[中正直下，次司空，色好者，迁宫转职，若司空中正发赤色而历历者，在中正为县官，在天庭为郡官。州县、兰台、尚书，各视其部也]。　　印堂主天下印缓，掌符印之官也[印堂在两眉间微下，眉头少许次中正。　　发黄色，如连刀，上至天庭，下至鼻准，为县令；直阙庭，发色者，长史也。　　如车轮与辅角相应者，大贵。印堂一名阙庭也]。　　山根平美，及有奇骨伏起，为婚连帝室，公主婿也[山根直下，次印堂，亦主有势无势也]。　　高广主方伯之坐[从天中横列至发际，凡七，名高广位在第三。高广忽发黄色如两人捉鼓者，将军相也]。　　阳尺主州佐之官[横次高广，位在第四。阳尺亦主少出方伯，有气忧，远行也]。　　武库主兵甲典库之吏[横次阳尺，位在第五]。　　辅角主远州刺史之官[横次武库，位在第六，骨起色好，主黄门舍人之官也]。　　边地主迁州之任[横次辅角，位在第七。有黑子，落难为奴也]。　　日角主公侯之坐[从天庭横列至发际，凡八，名曰角。位在第一，平满充直者，宜官职]。　　房心主京辇之任[横次日角，位在第二。房心左为文，右为武。骨起宜做人师。黄色见房心，上至天庭，为丞令。直见房心而光泽者，召为国师也]。　　驿马主急疾之吏[横次，位在第七。驿马好色应印堂上，秋冬得官也]。　　额角主卿寺之位[从司空横列至发际，凡八，名额角。横次，位第一，色红黄，大吉昌也]。　　上卿主帝卿之位[横次额角，上卿跃跃，封卿大乐]。　　虎眉主大将军[从中正横列发际，凡九，名虎眉。横次，位在第二。发青白色者，应行也]。　　牛角主王之统帅小将[横次虎眉，位在第三。亦主封侯食禄。成角者更胜于肉也]。　　玄角主将军之相[横次，位在第五。无角者不可求官。凡欲知得官在任久不，先视年上发色长短，发色长一分主一年，二分二年，以此消息则可知也。　　有恶色间之者，主其年有事。白色遭丧，赤色弹夺，黑色病，青色狱厄。天中有气横干者，无官也。然官色既久，忽有死厄色间之者，代人死也。若年上有好色，如连山出云雨，处处皆通，则无处不达。发际有黄气，为已得官；若黑气，未也。有黄气如衣带，发额上，迁官益禄也]。　　【译注】　　从额头发际到眉心的五个部位，上从天中向外横排，依次为大岳、左厢、内府、高广、阳尺、武库、辅角、边地；从天庭向外横排，依次为日角、龙角、天府、房心、父墓、上墓、四杀、战堂、驿马；从司空依次向外横排，为额角、寺篆、少府、心交、墓道、墓交、杀堂、圣贤；从中正往外排，依次为虎眉、牛角、辅骨、玄角、华盖、福堂；从印堂向外，依次为交锁、蚕室、精舍等；内眼角间鼻凹处则为山根。根据这些部位的形状和颜色可以预测一个人富贵穷通以及凶吉寿命。经文讲得较为清楚，故不逐条复述。　　【经文】　　夫人有六贱：　　头小身大，为一贱[又曰：额角陷缺，天中洼下，亦为一贱。《经》曰：　　额促而窄，至老穷厄。蛇颈薄曲，糟糠不足。蛇头平薄，财物寥落。格头尖钝，穷厄无计也]。　　目无光泽，为二贱[又曰：胸背俱薄，亦为二贱。《经》曰：陷胸薄尻及猴目，皆穷相也]。　　举动不使，为三贱[又曰：声音雌散，亦为三贱。《经》曰：语声喷喷，面部枯燥，面毛戎戎，无风而尘，皆贫贱相也。夫声之恶者，鹿浊飞散，细嘎聊乱，声去则若尽，往则不还，乱涩细小，沈浊痿弊，舌短唇强，蹇吃无响，此恶相也。夫人不笑似笑，不嗔似嗔，不喜似喜，不畏似畏，不醉似醉，常如宿醒，不愁似愁，常如忧戚，容貌缺乏，如经痫病，神色凄抢，常如有失，举止张皇，恒如趋急，言语涩缩，若有隐藏，体貌低催，如遭凌辱，此并神不足也。神不足者，多牢狱厄。有官隐藏而失，有位贬逐而黜者也]。　　鼻不成就，准向前低，为四贱[又曰：眇目斜视，亦为四贱。《经》曰：　　人中平满，耳无轮廓，皆贫贱相也]。　　脚长腰短，为五贱[又曰：唇倾鼻曲，亦为五贱。《经》曰：蛇行雀趋，财物无储。鼻在薄，主立诺。鼻头低垂，至老独吹。摇腰急步，必无所使。　　腰短者则被人夺职也]。　　文策不成，唇细横长，为六贱[又曰：多言少信，亦为六贱。《经》曰：　　口薄人不，提携僻侧，为人所毁。口如吹火，至老独坐。舌色白，下贱人也。　　舌短，贫贱人也。凡欲知人是贱者，贵处少而贱处多，多者广也，少者狭也。　　六贱备具，为仆隶之人也]。　　此贵贱存乎骨骼者也。　　[论曰：尧眉八彩，舜目重瞳，舜耳四漏，文王四乳，然则世人亦时有四乳者，此则驽马一毛似骥也。若日角月偃之奇、龙栖虎踞之美，地静镇于城垣，天辟运于掌策，金槌玉枕，磊落相望，伏犀起盖，隐鳞交映。井宅既兼，仓匮已实。斯乃卿相之明效也。若深目长颈，颓颜蹙頞，蛇行鸷立，虾喙鸟啄，筋不束体，面无华色，手无春荑之柔，发有寒篷之悴，是则穷乏征验也。　　昔姑布之卿谓子贡曰：“郑东门有一人，其长九尺六寸，河目而龙颡，其头似尧，其颈似皋陶，其肩似子产，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垒然若丧家之犬。”[河目谓上下匡而长焉。颡，额也]。汉高祖隆准而龙颜。[准，鼻也。　　颜，额颡也。两角为龙角，一角为犀角。]言高祖似龙而两眉颗骨高而鼻上隆。　　魏陈留王丰下兑上，有尧图之表。陈宣帝颈填，貌若不惠。初贱时，杨忠见而奇之曰：“此人虎头，必当大贵。”后复果然。此贵贱之效也。]　　【译注】　　人有六种贱相：　　一、身体发育不匀称；　　二、目无光泽，背胸单薄；　　三、一举一动，力不从心，颠倒失常，或者声音、面色、神情都有缺陷；四、鼻子发育不涟全，鼻头低垂；　　五、脚长腰短；　　六、口形（文策）不好。　　以上大体上都是从骨骼来预测一个人的前途命运的。文后所附的几则历史事例，说明了相面术上的一个重要原则，那就是要从身体结构的整体上把握、预测一个人的命运，绝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大凡人的姿容，都以“整”为贵。这里所说的“整”，指的并不是整齐划一，而是人体的各个部分都要匀称、均衡，从而构成一个和谐有机的整体。比如就身材而论，个子可以矮一些，但是绝不能矮得象一头猪在那里蹲着，也可以高一些，但是绝不能高得象一棵茅草在那里耸立着；就形体而论，体态可以胖一些，但是绝不能胖得象一头贪吃的熊那样臃肿，也可以瘦一些，但是绝不能瘦得象一只寒鹊那样革薄——这就是所谓的“整”。背部应该浑圆而厚实，腹部应该突出而平坦，手部应该温润而柔软，手掌应该弯曲如弓。足脚应该丰厚而饱满，足心应该虚能藏蛋——这也是所谓的“整”。五短身材者大多地位高贵，两腿过长者往往命运不佳，走起路来如背负重物者必定会做高官，走起路来象老鼠那样步子细碎急促、两眼左顾右盼者必定贪财好利。这些都是命相的固定格局，百试百验。其他命相格局，如双手长于上身，上身超过下体，只要再配上一副上佳的骨相，一定会有公侯之封。又如皮肤细嫩柔润，宛如绫罗遍布周身，胸部骨骼隐而不露，文秀有致，只要再配上一副奇妙的神态，日后即使做不了宰相，也一定会在科考中一举夺魁而高中状元。　　孔子的两个弟子所说到的郑国东门的那个人，正好从反面说明了这一原则：那人虽然有尧一样的头颅，皋陶一样的颈项，子产一样的肩膀，然而由于腿太短，所以象一条丧家之犬。这就是因为此人的相貌违反了“整”的原则。　　【经文】　　夫木主春，生长之行也[春主肝，肝主目，目主仁。生长敷荣者，施恕惠与之意也]；　　火主夏，丰盛之时也[夏主心，心主舌，舌主礼。丰盛殷阜者，富博宏通之义也]；　　金主秋，收藏之节也[秋主肺，肺主鼻，鼻主义。收藏聚敛者，吝啬悭鄙之情也]；　　水主冬，万物伏匿之日也[冬主肾，肾主耳，耳主智。伏匿隐蔽者，邪谄奸佞之怀也]；　　土主季夏，万物结实之月也[季夏主脾，脾主唇，唇主信。结实坚确者，贞信谨厚之理也]。　　【译注】　　我国的哲学思想在以天人合一的大原则下，将四时、五行与人体相对应。　　在这一点上相学与中医学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人的五官、五脏与四时、五行以及先天秉性有如下对应关系：　　木主春，肝属木，目通肝，主仁，性好施善；火主夏，心属火，舌通心，主礼，性喜宏广；金主秋，肺属金，鼻通肺，主义，性好敛聚；水主冬，肾属水，耳通肾，主智，性喜隐匿；土主季夏，脾属土，其窍在唇，主信，性情忠厚。　　如果人体的各部分相互照应、匹配，彼此对称、协调，就会为人带来福分。相反，如果各部分相互背离，或彼此拥挤，相貌显得散乱不正，其命运就不值得说了。　　【经文】　　故曰：凡人美眉目，好指瓜者，庶几好施人也。　　[肝出为眼，又主筋，穷为爪，荣于眉，藏于魂。《经》曰：凡人眉直而头昂，意气雄强。缺损及薄，无信人也。如弓者，善人也。眼有光彩而媚好者，性识物理而明哲人也。眼光溢出脸外，不散不动，又不急不缓而精不露者，智惠人也。脸蹇缩，精无光者，愚钝人也。眼光不出脸外者，藏情也，加以脸涩盗视者，必作贼也。　　指者欲纤浓如鹅有皮相连者，性淳和人也。指头方怼者，见事迟人也。　　妍美者，嘱授人信之，恶者，人不遵承也。]　　【译注】　　相术书上把双目称为日月。眼神、眉目在相术中非常重要，其主要原则是：　　一、相目法：左眼为日，为父象；右眼为月，为母象。寐则神处于心，寤则神依于眼，所以眼是神魂游息之宫。观眼之善恶，可知其神之清浊。眼长而深，光明滋润者，大贵；黑如点漆者，聪明有文彩；含薄不露，灼然有光者，富贵；细长而深者，长寿；突暴流视者，淫盗；浮而露睛者，夭亡；大而凸，圆而怒者，促寿；嘴上答应而心中怒恨者，不正之人；赤缕贯晴者，恶死。视定不怯者，其神壮；狗眼者孤而狠；短小者贱愚；卓起者，性急；眼下卧蚕者，生贵子。妇人眼白分明者，貌重；眼下赤色者，忧产厄；偷视者，淫荡；神定不流者，福全。大抵眼不欲怒，缕不欲赤，势不欲偏，神不欲困，眩不欲反，光不欲流。或圆而小，短而深，不善之相也。两眼之间，名子孙宫，欲丰满不失陷。相眼的秘诀是，目秀而长，必近君王。目似鲫鱼，必定家肥。眼大而光，多进田庄。目头破缺，家财减灭。目露四白，阵亡兵绝。目如凤鸾，必定高官。目三角，其人必恶。目短眉长，益增田粮。目眼如凸，必定夭折。赤目侵瞳，官事重重。目赤睛黄，必主少亡。目光如电，贵不可言。目长一寸，必佐帝君。龙睛凤目，必食重禄。目烈有威，万人皈依。目如卧弓，必是奸雄。目如羊目，相刑骨肉。　　二、相眉法：眉者为两目之翠盖，一面之仪表，日月之彩华，主贤愚。　　故眉欲清而细，平而阔。秀而长者聪明。粗而浓，逆而乱，短而蹙者，性凶顽。眉盖眼者富贵；短不覆眼者乏财；穷逼昂者气刚；卓而坚者性豪；尾垂下者性懦；眉头交者贫薄，妨兄弟；眉逆生者不良，妨妻子；眉骨棱起者，凶恶多滞；眉中黑子者，聪明而贤。眉高居头中者大贵；眉中生白毫者多寿；眉上多直纹者富贵；眉上多横纹者贫苦；眉中有缺者多奸诈；眉薄如无者多狡猾。是以眉高耸秀，威权禄厚；眉毛长垂，高寿无疑；眉毛润泽，求官易得；眉交不分，早岁归坟；眉如角弓，性善不雄；眉如初月，聪明超越；垂垂如丝，贪淫无子；弯弯如蛾，好色唯多；眉长过目，忠直有禄；眉短于目，心性孤独；眉头交错，兄弟各屋；眉毛细起，不贤则贵；眉角人鬓，为人聪俊；眉毛婆娑，男少女多；眉如高直，身当清职。　　【经文】　　毛发光泽，唇口如朱者，才能学艺人也。　　[心出为舌，又主血。血穷为毛发，荣于耳，藏于神。《经》曰：野狐鬓，难期信。羖■鬓，多狐疑。唇急齿露，难与为友。唇宽端正，出言有章。唇口不佳，出言不信。口边无媚，好扬人恶。口啄如鸟，不可与居，恶心人也。　　急缓如鸟，言语撮聚者，此人多口舌。缓急不同，少信人也。]　　【译注】　　口为语言、饮食之门，又为心之户，赏罚之所出，是非之所会。端厚不妄谓之口得，诽谤多言谓之口贼。方圆有棱主寿贵，形如角弓主官禄，口如四字主富足。尖而偏薄者寒贱，不言口动者贫苦。有黑子者主酒食。口如含丹，不受饥寒。口阔而丰，食禄千钟。为人独语，其贱如鼠。唇如口舌之城廓，舌如卫城之锋刃，舌大口小，贫薄夭折。口色宜红音宜清，口德欲端唇欲厚。口垂两角，衣食萧条。口不见唇，主有兵权。口宽舌薄，性好歌乐。　　【经文】　　鼻孔小缩，准头低曲者，悭吝人也。　　[肺出为鼻孔，又主皮肤，又为气息，藏于魄。好鼻者，有声誉。鼻柱薄而梁陷者，多病厄人也。鼻无媚，憨蠢人也。蜣螂鼻，少意智人也。]　　【译注】　　鼻为中岳，其形属土，鼻通肺，故鼻通塞可知肺之虚实。准头圆，鼻孔不露，富贵。鼻主寿之长短。光润丰起者，隆高有梁者寿，若悬胆而直者富贵。准头丰大，与人无害。准头尖小、为人奸诈。牛黑子者多坎坷。牛横纹者，主车马伤。有理纹者，养他人子。鼻梁圆而贯印堂者，主得美貌之妻。　　鼻孔仰露，夭折寒索。鼻有三曲，孤独破屋。鼻头三凹，骨肉相抛。准头丰起，富贵无比。准头带红，必走西东。准头垂肉，贪淫不足。准头圆肥，足食丰衣。准头尖薄，孤贫削弱。鼻耸大庭，四海驰名。准头常欲光润，山根不得促折。鼻准拱直，富贵无极。鼻上黑痣，疾在阴里。鼻上横理，忧危不已。鼻柱单薄，多主恶弱。鼻高而昂，仕宦荣昌。鼻上光泽，富贵盈宅。　　【经文】　　耳孔小，齿瓣细者，邪谄奸佞人也。　　[肾出为骨，又主髓。髓穷为耳孔，骨穷为齿，藏于志。《经》曰：耳亢深广者，心虚而识玄。耳孔小者，无智而不信神理。耳边无媚，鄙拙人也。　　耳孔小而节骨曲戾者，无意智人也。老鼠耳者，杀人不死。又云鼠耳之人多作偷盗者也。]　　【译注】　　耳通肾，肾气旺则清秀聪明。耳厚而坚，耸而长，皆为寿相。轮廓分明，聪悟。垂珠朝口者，主财寿。耳内生毫者，寿。耳有黑子，主聪明。耳门阔，主智远大。红润者，主官。白，主名望。赤黑，贫贱。耳薄向前，卖尽田园。　　长而耸者，禄位厚。润而圆者，衣食足。人有贵眼而无贵耳，非贵相。或有贵耳无贵眼，善相。两耳垂肩，贵不可言。耳白于面，名满天下。耳薄如纸，夭死无疑。轮廓桃红，性最玲珑。耳如鼠耳，早贫死。耳有刀环，五品高官。　　耳门垂珠，富贵长久。　　【经文】　　耳轮厚大，鼻准圆实，乳头端净，颏颐深广厚大者，忠信谨厚人也。　　[ 脾出为肉，肉穷为孔，又主耳轮，准鼻粱、颏颐等，藏于意。《经》曰：夫头高大者，性自在而好凌人。头卑弊者，性随人而细碎。故曰：鹿头侧长，志气雄强。兔头蔑颉，意志下劣。獭头横阔，心意豁达。夫颈细而曲者，不自树立之人也。若色斑驳或不洁净者，性随意而不坚固。夫手纤长者，好施舍。短厚者，好取，舍则庶几，取则贪惜。故曰：手如鸡足，急智祸促。　　手如猪蹄，志意昏迷。手如猴掌，勤劬伎俩。夫背厚阔者，刚决人也。薄者，怯弱人也。夫腹端妍者，才华人也。故曰：牛腹婪贪，财物自淹。蛤蟆腹者，懒人也。大腰端美者，则乐而能任人也。蜥蝎腰者，缓人也。夫臂脾厚广者，可任安稳人也。夫蛇行者，含毒人也，不可与之共事。鸟行跄跄，性行不良，似鸟鹊行也。鹰行雄烈。豺狼行者，性粗觅利人也。牛行性直也。马行猛烈人也。]　　此性灵存于容止者也。　　【译注】　　相学家认为，身相可分为上中下三分，此即所谓“身相三停”。其中，头为上停，身肩至腰为中停，自腰至足为下停。相术要求上中下三停匀称合度，即大小与长短相互匹配、彼此协调，符合这些要求即为合相，合相者福寿双全，大富大贵。　　胸为百神之掖庭，万机之枕府，血气之宫室，宫庭平广则神安气和，府库倾陷则智浅量小。因此，胸方正广阔，主智慧荣昌，凹凸狭薄，则主劳碌贫贱。　　腹部包藏六腑，为身躯的炉冶，故以形圆、皮厚、下垂者为贵，而以扁而短者为贱。皮厚者少疾而富，皮薄者多疾而贫；近上者贱而愚，悬下者富而寿；圆如玉壶者巨富，窄如雀肚者至贫；如抱儿者贵，如蛤蟆者贱；如牛肚者积财，如狗肚者穷寒；如猪肚者贱，如羊肚者贫。　　腰为腹的依托，以端正、直阔、丰厚为佳，以偏陷、细窄、单薄为次。　　腰主中年运气，为贵之表征，所以相术中有“无腰不贵”之说。故端而直，阔而厚者，福禄之人也；偏而陷，狭而薄者，卑贱之徒也。是以短薄者多成多败，广大者禄保永终，直而厚者富贵，细而薄者贫贱，凹而陷者穷下，袅而曲者淫劣。就形状论，有晰蝎腰，主性情宽和善良；有黄蜂腰，主性情卑劣邪恶。　　背为一身之基址，供负重之用，所以贵厚实丰隆，看上去如龟背。前看如昂，后看如俯，为长寿厚福之相；若偏薄如坑，短狭如驼，成佝偻之状，则为短寿贫贱之相。　　“足者，上载一身，下运百体。”足象征地，虽位居最下，而功劳无比。　　相学家认为，足宜平厚正长，忌侧而薄，横而短；脚底凹人能容鸡卵者大富，脚板厚达四寸者富贵双全。总之，脚小而厚者富贵，大而薄者贫贱。　　上述有关方面都是从人的形体来预测一个人的前途命运，以及如何通过容貌、举止推测人之性情的大体方法。　　【经文】　　[范蠡曰：“越王为人长颈鸟啄，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　　尉缭曰：“秦王始皇，隆准长目，鸷膺豺声，少恩信，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不可与之久游。”　　叔鱼生，其母视之曰：“是虎目而豕心，鸢肩而牛腹。溪壑可盈，是不可厌也。”　　晋叔向欲娶于巫臣氏，其母不欲，曰：“昔有仍氏生女，黠黑而甚美，光可以鉴物，名曰玄。妻乐正，后娶之，生伯封，实有豕心，贪婪无厌，忿类无期，谓之封豕。有穷后羿灭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皆是物止。　　汝何为哉？天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义，则必有祸。”叔向惧，乃止。　　魏安僖王问子从曰：“马回梗梗亮直，大夫之节，吾欲为相，可乎？”　　答曰：“长目而豕视，则体方而心圆。每以其法相人，千万不失一。臣见回非不为伟其体干，然甚疑其目。”　　平原君相秦将白起，谓赵王曰：“武安君之为人也，小头而锐下，瞳子白黑分明，视瞻不转。小头而锐下者，断敢行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见事明也。视瞻不转者，执志强也。可与持久，难与争锋。”　　王莽大口蹷颐，露目赤睛，声大而身长七尺五寸，反膺仰视，瞰临左右。　　或言莽所谓鸱目虎啄，豺狼之声，故啖食人，亦当为人所杀。后篡汉位，后兵败归果被杀也。]　　【译文】　　[曾帮助越国雪耻复国的范蠡说：“越王这个人脖颈长，嘴长得象鸟啄。　　这种人只能与共患维，不能同安乐。”　　与商鞅一同参与秦国变法的尉缭子说：“秦始皇鼻梁高，眼睛长，胸膊象老鹰，声音象豺狼，寡恩薄信，心如虎狼。处境困难的时候甘居人下，一旦得志就会杀人如麻。这种人不能与之长期相处。”　　叔鱼出生后，他母亲看了看说：“这孩子眼睛如虎目，心口象猪胸，鹰肩牛腹。山谷可以填满，而他将来却贪得无厌。”　　晋国的叔向想娶巫臣家的女儿，她母亲不愿意。她说：“从前有仍氏生了个女儿，虽然肤色很黑，但长得很美，光彩照人，取名叫玄。后来嫁给了专管音乐的后夔，生下伯封，胸如猪腹，生性贪婪，取名叫封豕，整个氏族后来被后羿消灭，再没有人祭祀他们的祖先。三代人全部灭亡，都是因为娶了玄。你为什么还要重蹈复辙呢？上天生下绝世美人，足以改变人一生命运，假如不是有德性的人娶上，则遭祸患。”叔向害怕了，没敢娶巫臣家的这个女儿。　　魏安僖王问子从：“马回性格梗直，有大夫的气节，吾想提拔他当宰相，可以吗？”子从说：“马回眼睛细长，视人象猪，长相虽然方正，但内心却很狡猾。我用这一经验相人，千万个人没有看错一次。依我看，马回不是长得不魁梧，然而我对他的双眼很怀疑。”　　平原君看了白起的面相后对赵王说：“白起头小下巴尖，双目黑白分明，看东西目不转睛。头小下巴尖，说明这人行动果断；两眼黑白分明，说明他见事明白；目不转睛，说明意志坚强。这种人只能与之打持久战，不能与他针锋相对地抗衡。”　　王莽长相口大下巴短，眼球突出，晶体血红，声音粗大，身高七尺五寸，挺胸仰视，高高地向下看左右两边。又有人说王莽眼睛象猫头鹰，嘴巴象老虎，声音象豺狼，所以能吃人，将来也会被人杀死。后来篡夺东汉政权，兵败被杀。　　【经文】　　夫命之与相，犹声之与响也。声动平凡响，穷乎应，必然之理矣。虽云以言信行，失之宰予，以貌度性，失之子羽。然《传》称：“无忧而戚，忧必及之；无庆而乐，乐必还之。”此心有先动而神有先知，则色有先见。故扁鹊见桓公，知其将亡；申叔见巫臣，知其窃妻。或跃马膳珍，或飞而食肉，或早隶晚侯，或初刑末王。铜岩无以饱生，玉馔终乎饿死。则彼度表扪骨，指色摘理，不可诬也。故列云尔。　　【译文】　　命运和相貌的关系，就好象声音与回响一样。声音从细微之处开始，回音在呼应后消失。这是必然的道理。虽说根据言语和相貌判断一个人就会发生象冤枉孔子的学生宰予和子羽那样的错误，然而《左传》上说：“没有忧虑却心情悲伤，那么忧愁一定很快到来；没有快乐的事却莫名其妙地突然欢喜起来，那么快乐也会马上降临。”这就是说，人们的心理和神志对即将来临的忧与喜有一种超前的感应，心神预感到后，就会首先在面容上反映出来。　　因此扁鹊见到蔡桓公就知道他不久就要死去，楚国大夫申叔见到巫臣后就知道他会偷偷地娶亡了陈国后又被楚国俘获的夏姬。有的人生来高贵，骑着高头大马，吃着美味佳肴；有的人却象猛禽一样，飞来飞去找肉吃；有的人早年给人当奴隶，晚年却封侯称王；有的人起初对山珍海味不以为然，后来却落得饿死的下场。对于这些情况，相面的人一方面要揣度准他的相貌，另一方面还要摸清他的骨骼，根据他的神情，再按照相术原理进行预测，就能知道一个人的富贵凶吉。所以对于察相一法，是不应该轻易否定的。因此单列这一章，作为知人的参考。　　【按语】　　既然用人以知人为先决条件，所以《反经》的作者为后世提供了一整套知人的方法和经验，将这一问题作为全书的重点，给予了多角度、全方位的论述，源远流长的相术自然就咸了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然而相术是一个极其庞杂专题，作者只能摘要迷之。至于后来出现子明清之际、托名陈拎秘籍的《神相全篇》当然不是作者所能得知的了。集相术之大成的《神相全篇》把相面术的要则归纳为“相人十法”，足以作为相术之经典性的概括，特录于此，作为本篇的补充，以便读者参考。　　其法云：一取威仪。如虎下山，百兽自惊；如鹰升腾，狐兔自战。不怒而威，不但在眼，亦观颧骨神气取之。　　二看敦重及精神。身如万斛之舟，驾于风浪之中，摇而不动，引之不来，坐卧起居，神气清灵；久坐不昧，愈加精彩。如日东升，刺人眼目。如秋月悬镜，光辉皎洁。面神眼神，俱如日月之明。辉辉皎皎，自然可爱；明明洁洁，久看不昏。如此相者，不大贵亦当小责，富亦可许，不可妄定。　　三取清浊。人体厚者自然富责；清者纵瘦神长，必以责推之。浊者有神谓之厚，厚者多富。浊而无神谓之软，软者必孤，不孤则夭。　　四看头圆顶额高。盖人头为一身之主，四肢之元。头方者顽高，则为居尊天子。额方者顶起，则为辅佐良臣。头圆者富而有寿，额阔者责亦堪夸。　　顶平者福寿绵远。头扁者早岁艰难。额塌者少年虚耗。额低者刑克愚顽。额门杀重者早年困苦。部位倾陷、发际参差者，照依刑克兼观，不可一例而言，有误相诀。　　五看五岳及三停。左颧为东岳，俱要中正，不可粗露倾塌。额为南岳，亦喜方正，不宜撇竹低塌。右颧为西岳，亦与左颧相同。地阁为北岳，喜在方圆隆满，不可尖削歪斜，卷窍兜上。土星为中岳，亦宜方正耸上。书云，五岳俱朝，贵压朝班，亦且钱财自旺。三停者，额门、准头、地角，此面部三停也，又为三才，又为三主，又名三表，俱要平等。上停长少年忙，中停长福禄昌，下停长老吉祥。三停平等，一生衣禄无亏。若三停尖削、歪斜、粗露，俱不利也。可照流年部位气色而椎，不可一体而断。　　六取五官六府。眉为保寿官，喜清高、疏秀、弯长；亦宜高目一寸，尾拂天仓，主聪明富责，机巧福寿，此保寿官成也。若粗浓黄淡，散乱低压，乃刑伤破败，此一官不成也。　　眼为监察官，黑白分明，或凤眼、象眼、牛眼、龙眼、虎眼、鹤眼、猴眼、孔雀眼、鸳鸯眼、狮眼、喜鹊眼，神藏不露，黑如漆，白如玉，波长射耳，自然清秀有威，此监察官成也。若蛇、蜂、羊、鼠、鸡、鱼、马、火轮四白等眼，赤白纱侵，睛圆黑白混杂，兼神光太露，昏昧不清，此监察官不成也。又且愚顽凶败。　　耳为采听官，不论大小，止要轮廓分明，喜白过面，水耳、土耳。金耳、牛耳、圆棋耳、贴脑耳、对面不见耳，高眉一寸，轮厚廓坚，红润姿色，内有长毫，孔小不大，此采听官成也。或鼠耳、木耳、火耳、箭羽耳、猪耳，轮飞廓反，不好之耳。或低小软弱，此采听官不成也。不利少年损六亲。　　鼻为审辨官，亦宜丰隆耸直有肉，伏犀龙虎鼻，狮牛胡羊鼻，截筒、盛囊、悬胆鼻，端正不歪不偏，不粗不小，此审辨官成也。若狗鼻、鲫鱼、鹰嘴、剑峰、反吟、复吟、三曲、三弯、露孔、仰灶、扁弱、露骨、太大、孤峰，况又凶恶，贫苦无成，刑恶奸贪，此审辨官不成也。　　口为出纳官，唇红齿白，两唇齐丰，人中深长，仰月弯弓，四字口方，牛龙虎口，两唇不反不昂，不掀不尖，此出纳官成也。或猪狗羊口、覆船、鲫鱼、鼠食羊食、唇短齿露、唇黑唇皱、上唇薄下唇反、须黄焦枯粗浊，此出纳官不成也。书云，但一官成者，掌十年之贵禄富丰；不成者，必主十处困苦。　　六府者，天庭、日月、二角为天府，宜方圆明净，不宜露骨，天府成也。　　或倚削低塌偏尖，天府不咸也。主初年运蹇。　　两颧为人府。直方正插鬓，不粗不露，齐揖方拱，此人府成也。若粗露高低，尖圆绷鼓，此人府不成也。主中年运否。　　地角边腮为未景地府，喜府地阁悬壁，不昏不惨，不尖不歪，不粗不大。　　地府成也。书云，一府成掌十年之富盛，相反者主十年之凶败。　　七取腰圆背厚，胸坦腹坠。三甲三壬，体肤细腻可也。背厚阔。腰硬腰圆。体嫌背脊成坑，背薄肩垂，肩昂颈削。腰宜圆宜硬，宜大宜平，不可细小软弱，崎弯无屁股，臀薄尖削露。臀宜平厚。不宜大窍。胸宜平满，骨莫粗露。项下双绦，心窝不陷。腹宜有囊如葫芦。脐下肉横生，不宜尖削。或如鹊肚、鸡胸、狗肚，此不堪也。　　八取手足，宜细嫩隆厚，掌有八卦，纹路鲜明。　　九取声音与心田。书云：要知心里事，但看眼神清。眼乃心之户，观其眼之善恶，必知心事之好歹。印堂，福堂之位，纵相貌不如，其心田好，终有富贵。若相貌堂堂，心事奸险，纵然富贵，不日贫穷。声音宜响亮，出自丹田，声响如雷灌耳，或如铜钟玉韵，或如瓮中之声，或如铜锣铜鼓，或如金声，或声长尾大，如鼓之响，俱要深远清润，丹田所出，此富责绵远之相也。　　十观形局与五行。形局者，乃人一身之大关也。或如龙形、虎形、鹤形、狮形、孔雀形、鹤形、牛形、猴形、豹形、象形、凤形、鸳鸯、鹭鸶、骆驼、黄鹂、练雀等形，此富贵形相。或猪形、狗形、羊形、马形、鹿形、鸦形、鼠形、狐狸形，此凶暴、贫薄、夭折之相也。五行者，金木水火上也。书云：　　金得金，刚毅深；木得木，资财足；水得水，文章贵：人得火，见机果；土得土，厚丰库。金形白色喜白：木形瘦喜青，水喜肥黑；火不嫌尖，宜赤色；土喜厚色宜黄，此五行正局也。合此者富贵福寿，反此者贫贱夭折。便学者凭五行兼骨格推断，相法多端，理居总断。
论士第七
　　人才难得，欲成就一等事业，必得一等人才。有齐桓公见稷之诚，刘备三往隆中之志，人才可得，事业可成。　　【经文】　　臣闻黄石公曰：“昔太平之时，诸侯二师，方伯三师，天子六师。世乱则叛逆生，王泽竭则盟誓相罚、德同无以相加，乃揽英雄之心。故曰：得人则兴，失士则崩。”何以明之？昔齐桓公见小臣稷，一日三往而不得见，从者止　　之。桓公曰：“士之傲爵禄者，固轻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轻其士。　　纵夫子傲爵禄，吾庸敢做霸王乎？”五往而后得见。　　《书》曰：“能自得师者王。”何以明之？齐宣王见颜触曰：“触前。”　　触亦曰：“王前。”[议曰：夫触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触为慕势，不若使王为趋士。]宣王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者责乎？”对曰：“昔秦攻齐，今曰：‘有敢去柳下季垄五百步而樵采者罪，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镒。’由是言之，生王之头，曾不如死士之垄。”　　宣王竟师之。　　[宣王左右曰：“大王据千乘之地，而建千石之钟，东南西北，莫敢不服。　　今夫士之高者，乃称匹夫，徒步而处于农亩，下则鄙野、监门、闾里。士之贱也，亦甚矣。”触曰：“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舜起农亩而为天子。及汤之时，诸侯三千。当今之世，南面称寡人者，乃四世。由此观之，非得失之策与？稍稍诛灭，灭亡无族之时，欲为监门、闾里，安可得哉？《易传》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实。’故无其实而喜其名者削；无其德而望其福者约；无其功而受其禄者辱，祸必掘。故曰：‘矜功不立，虚愿不至。’此皆夸其名华而无其实德也。是以尧有九佐，舜有十友，禹有五丞，汤有三辅，自古及今，而能虚成名于天下者，无有。是以君王无羞亟问，不愧下学，而成其道。老子曰：‘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是以侯王称孤、寡、不谷。夫孤寡者，困贱、下位者也，而侯王以是谓，岂非下人而尊贵士与？夫尧传舜，舜传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称名，实以明乎士之贵也。”]　　【译文】　　我听黄石公说：从前太平的时候，诸侯有两支军队，方伯有三军，天子有六军。世道混乱就会发生叛逆，王恩枯竭就结盟、立誓相互征伐。当政治力量势均力敌，无法一决高下的时候，争霸的双方才会招揽天下的英雄。所以说，得到人才国家就会兴盛，失去人才国家就会衰亡。怎么知道是这样呢？　　从前齐桓公去见一个叫稷的小吏，一大去了三次也没有见到，侍从阻止他，桓公说：“有才能的人轻视爵位、俸禄，当然也要轻视他们的君王；君王如果轻视霸主，自然也会轻视有才能的人。即便稷敢轻视爵位和俸禄，我难道敢轻视霸主吗？”就这样，齐桓公去了五次才见到稷。　　《尚书》说：“能得到贤人并拜他为师的可以称王天下。”为什么这样说呢？齐宣王召见颜触时说：“颜触你到前面来。”颜触也说：“大王你到前面来。”[颜触到前面去表明他是为权势，齐宣王到前面去说明他礼贤下士。]　　宣王一听就变了脸，说：“是君王尊贵呢，还是士人尊贵？”颜触说：“从前秦国攻打齐国的时候，曾经下过一道命令：有谁敢去柳下季的坟墓五十步之内打柴、采摘的，一律处死，不予赦免。还下过一道命令：有能得到齐王人头的，封他为万户侯，赏赐黄金二万两。由此看来，活着的大王的人头，还不如一个死士的坟墓。”宣王于是被说服，拜颜触为师。　　当时宣王身边的人说：“我们大王拥有千乘之地，千斤之钟，四面八方，没有敢不服从的。现在名声高的士人也只是普通百姓，每天步行到地里去干活；等而次之的则住在边远偏僻的地方，做闾里、巷口的看门人。士人的低贱，真是到了极点啦！你还傲慢什么？”颜触说：“从前禹的时候，有诸侯万国。舜是从一个农民发展起来，成为天子的。到了汤的时候，诸侯只有三千。而到如今，西南称王的传不到四代。这难道不是由于不重视士人造成的吗？诸侯渐渐地被杀戳，消灭，等到国破家亡之时，就是想做闾里、巷口的看门人，也不可能了。《易经》上不是说过‘身居高位而不具有相应的德才吗？’所以不做踏踏实实的工作而喜欢弄虚作假、标榜虚名的，国家会日益衰弱；没有德操却祈望享福的，必然会遭到穷困窘迫的下场；没有功劳却享受俸禄的人必然要受侮辱、遭灾殃。所以说，好大喜功，必不能建功立业；夸夸其谈而元实际行动的人，终究不能实现其理想。这都是爱虚名、好浮夸，而无治国爱民实效者的必然下场。所以尧有九个帮手，舜有七个净友，禹有五个丞相，汤有三个辅佐。自古至今，如果得不到贤德之士的辅佐而能建功立业的从未有过。因此君王不应以经常向人求教为耻辱，不应以向别人学习为惭愧，这样才可以实现他的理想。老子说：‘纵然尊贵，必须以卑贱为根本；纵然高峻，必须以低下为基础。’所以君王、诸侯自称‘孤’、‘寡’、‘不谷’。所谓孤、寡，就是卑贱的意思，而君王们用以自称，难道不是表示谦居人下而尊重士人吗？尧传位给舜，舜传位给禹，周成王任用周公旦，世世代代都称他们为明主，就是因为他们懂得贤士的可贵啊！”　　【经文】　　谚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马不必骐骥，要之善走；士不必贤也，要之知道；女不必贵种，要之贞好。”何以明之？淳于髡谓齐宣王曰：“古者好马，王亦好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独不　　好。”王曰：“国无士耳。有则寡人亦悦之。”髡曰：“古有骅骝，令之无有，王选于众，王好马矣；古有豹象之胎，今之无有，王选于众，王好味矣；古有毛嫱、西施，今之无有，王选于众，王好色矣；王必待尧舜禹汤之士，而后好之，则尧舜禹汤之士，亦不好王矣。”　　[鲁仲连谓孟尝君曰：“君好士未也。”孟尝君曰：“文不得士故也。”　　对曰：“君之厩马百乘，无不被绣衣而食菽粟，岂皆骐骥、騄耳哉？后官十妃，皆衣缟纻，食粱肉，岂有毛嫱、西施哉？色与马取于今之世，士何必待古哉？故曰：‘君好士未也。’”　　张敞《与朱邑书》曰：“饥者甘糟糠，饱者妖粱肉。何则？有无之势异也。昔陈平虽贤，须魏倩而后进；韩信虽奇，赖萧何而后信。故士各达，其及时之宜。若待古之英隽，必若伊尹、吕望而后荐之，则此人不因足下而进矣。”《淮南》曰：“待腰袅、飞兔而后驾，则世莫乘车矣；待西施、洛浦而后妃，则终身不家矣。然不待古之英隽而自足者，因其所有而遂用之也。”　　《语》云：“琼艘瑶楫，无涉川之用；金弧玉弦，无激矢之能。是以分絮而无政事者，非拨　　乱之器；儒雅而乏治理者，非翼亮之士。”何以明之？魏无知见陈平于汉王，汉王用之。绛、灌等谗平曰：“平盗嫂受金。”汉玉让魏无知。无知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闻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无益于胜负之数，陛下假用之乎？今楚汉相距，臣进奇谋之士，顾其计诚足以利国家耳。盗嫂受金，又安足疑哉？”汉王曰：“善。”　　【译文】　　俗语说：“沐浴不一定要去江海中，只要能去污就行；马不一定非要骐骥，只是它善跑就行；用人无须他多么贤德，只要他懂得道就行；娶妻不必出身高贵，只要她贞节就行。”为什么这么说呢？淳于髡对齐宣王说：“从前的人喜欢马，大王也喜欢马；从前的人喜欢美味，大王也喜欢美味；从前的人喜欢美女，大王也喜欢美女；从前的人喜欢士人，大王却偏不喜欢。”　　齐宣王说：“国家没有士人啊，如果有，我就会喜欢他们。”淳于髡说：“从前有骅骝、骐骥，现在没有，大王从众多的马中挑选好马，这说明大王是喜欢马的；从前的人好吃豹子、大象的胎盘，现在没有，大王从众多美味中挑选佳肴，这说明大王是喜欢美味的；从前有毛嫱、西施，现在没有，大王就从众多美女中挑选丽人，这说明大王是喜欢美女的。大王一定要等尧舜禹汤时的贤士出现，才去爱惜，那么尧舜禹汤的贤士，也就不会喜欢大王了。”　　鲁仲连对孟尝君说：“你说你重视人才，其实不是。”盂尝君说：“那是因为我没有得到人才的缘故。”鲁仲连说：“你马厩中有上百匹好马，没有一匹不是不身披绣衣、吃精料的，难道都是千里驹？后宫中的十个妃子，没有不身穿绫罗绸缎，吃美味佳肴的，难道其中有毛嫱、西施？美女、骏马要用现在的，而人才为什么一定要用古代的呢？所以说，你说你重视人才，其实不是。”　　张敞《与朱邑书》说：“饥人糟糠都是美味，饱人美味都厌食，什么原因呢？原因就在有还是没有。从前陈平虽然很贤德，有才能，必须通过魏无知才能进入朝廷；韩信虽然有奇才，必须依靠萧何而后才被信任。所以每个有才能的人之发达都有个时机问题。如等有象伊尹、吕望一样的人才推荐他，那么这些人就无须通过你进身了。”　　《淮南子》说：“等有腰袅、飞兔这样的骏马才驾车，那世上就没车可乘；等有西施、洛神这样的美女才纳妃，那终身别想成家。只有不等古时的英才出现而能获取的人，才会凭借现有的人才去使用他们。”俗语说：“美玉做的船和桨，没有渡江的功用；金玉成的弓弦，没有发射箭矢的功能。因此光是清高而不干事的人，不是拨乱匡时的人才。温文尔雅而无治理才能的人，不是诚信、聪慧的辅佐。”何以见得？魏无知把陈平推荐给汉王，汉王任用了陈平。周勃和灌婴说：“陈平和他嫂子私通，还接受过贿赂。”汉王责备魏无知，魏无知说：“我所说的是才能；陛下你听说的是品行。现在即便有尾生一样坚守信约的好人，却对胜负的命运一无所益，陛下能靠这样的人打江山吗？现在楚汉相争，我举荐人，只考虑到他的计谋是否确实对国家有好处而已。陈平与嫂子私通，接受贿赂，又何必因此而怀疑他的才能呢？”　　汉王说：“说得好。”　　【经文】　　黄石公曰：“有清白之士者，不可以爵禄得；守节之士，不可以威胁。　　致清白之士，修其礼；致守节之士，修其道。”何以明之？郭隗说燕昭王曰：　　“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厮役处。诎指而事之，北面受　　学，则百己者至；先趋而后息，先问而后默，则什己者至；人趋己趋，则若己者至；凭几据杖，眄视指使，则厮役之人至；恣睢奋击，呴藉叱咄，则徒隶之人至矣。”此乃古之服道致士者也。　　黄石公曰：“礼者，士之所归；赏者，士之所死。招其所归，示其所死，则所求者至矣。”何以明之？魏文侯太子击礼田子方，而子方不为札，太子不悦，谓子方曰：“不识贫贱者骄人乎？富贵者骄人乎？”子方曰：“贫贱者骄人耳。富贵者安敢骄人？人主骄人而亡其国，大夫骄人而亡其家。贫贱者若不得意，纳履而去，安往而不得贫贱乎？”　　【译文】　　黄石公说：“品行高洁的人，不能用爵位、俸禄打动；坚守节操的人，不能用刑罚逼迫。招引品行高洁的人，要以礼相待；招引坚守节操的人，要能有助于实现他的理想。”为什么呢？郭隗劝燕昭王纳贤的例子就是明证。　　郭隗说：“帝王者与老师相处，君主者与朋友相处，称霸者与臣子相处，亡国者与仆役相处。曲意顺从，虚心求教，百倍于自己的人才都会前来；求贤不持久，求教没恒心，就会得到十倍于自己的人才；人家主动前来，自己才去迎接，那只能得到才能与自己相仿的人。颐指气使，只能得到奴仆，放纵暴戾，怒吼喝叫，那就只能得到奴才了。”　　黄石公说：“士人所依附的是礼义，为之而死的是赏赐。把礼义和赏赐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你所需要的人才就会到来。”为什么这样说呢？魏文候的太子向田子方行礼，田子方不还礼，太子很不高兴，对田子方说：“不知道是贫贱的人傲慢呢，还是高贵的人傲慢？”田子方说：“当然是贫贱的人傲慢啦！高贵的人怎敢傲慢？在高位者傲慢就会失去国家，大夫傲慢就会葬送封地，贫贱的人却没什么可丢失的。不顺心了穿上鞋就走，没什么可留恋的，到哪儿还不是一样的贫贱？”　　【经文】　　宋燕相齐，见逐罢归，谓诸大夫曰：“有能与我赴诸侯乎？”皆执杖排班，默而不对。燕曰：“悲乎，何士大夫易得而难用也？”陈饶曰：“非士大夫易得而难用，君不能用也。君不能用，则有不平之心，是失之于己而责诸人也。”燕曰：“其说云何？”对曰：“三升之稷，不足于士，而君雁鹜有余粟，是君之过一也。果园梨栗，后宫妇女，以相提挃，而士曾不得一尝，是君之过二也。绫纨绮縠，美丽于堂，从风而弊，士曾不得以为缘，是君之过三也。夫财者，君之所轻；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能行君之所轻，而欲使士致其所重，譬犹铅刀畜之，干将用之，不亦难乎？”宋燕曰：“是燕之过也。”　　【译文】　　宋燕做齐国的宰相，遭到罢免后，对手下的官员们说：“有谁愿意跟我去投奔其它诸侯？”大家都整齐地站在那里，谁也不回答。宋燕说：“可悲啊！为什么士大夫易得而难用呢？”陈饶答道：“并不是士大夫易得难用，是做人主的不用啊！人主不用，士大夫就会怨愤。你不会任用人才，反而要责备他们，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宋燕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陈饶回答说：“士人连三升粮食都领不到，而国王的仓库却满满的，这是国君的第一个过错；园子里的果子多得很，以至于后宫的妇女们用果子互相投掷来嬉闹，而士人却连一个都尝不到，这是国君的第二个错误；后宫里漂亮的绸缎堆得部腐烂了，见风就散，士人却无法得到一件，这是国君的第三个过错。　　财物是国君轻视的，而对于怎样死，为谁死，士是很着重的。国君不能赏给他们自己轻视的东西，却希望他们为自己卖命，这就好比把这些士人像铅做的刀子一样存放着，却幻想有朝一日有一个干将那样会使剑的人出来，让他们发挥利剑的作用，这不是太难了吗？”宋燕说：“是我错了！”　　【经文】　　《语》曰：“夫人同明者相见，同听者相闻。德合则未见而相亲，声同则处异而相应。”韩子曰：“趋合同则相是，趣舍异则相非。”何以明之？　　楚襄王问宋玉曰：“先生其有遗行驶？何士人众庶不誉之甚？”宋玉曰：“夫鸟有凤而鱼有鲸，凤皇上去九万里，翱翔乎窈冥之上，夫蕃篱之鷃，岂能与料天地之高哉？鲸鱼朝发于昆仑之墟，暮宿于孟津，夫尺泽之貌，岂能与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独鸟有凤而鱼　　有鲸，士亦有之。夫圣人瑰琦意行，超然独处。夫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为哉？”　　[议曰：世之善恶，难得而知，苟非其人，莫见其际，何者？夫文章为武人所嗤，未必鄙也；为扬、马所嗤，此真鄙矣。夫人臣为桀、纣所毁，未必为愚也；必若尧舜所毁，此真愚矣。世之毁誉不足信也。故曰：不夜出，安知有夜行人？太公曰：“智与众同，非人师也；伎与众同，非国工。”老子曰：“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故曰：凡人所贱，圣人所贵。　　信矣哉！]　　【译文】　　《论语》中说：“眼力一样的人才能看见同样的东西，听力一样的人才能听见同样的声音。同心同德的人才会相亲相爱。声音的频率相同，即使在不同的地方也会互相呼应。”韩非子说：“志趣相同才会彼此欣赏，志趣不同就会互相排斥。”怎么才能证明这一点呢？楚襄王问宋玉说：“先生你莫非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吗？为什么大家都不钦佩你呢？”宋玉回答说：“鸟中有凤凰，鱼中有巨鲸。凤凰一飞，冲上九万里云霄，翱翔于清空之中。那笼中的鹌鹑怎能知道天有多高？鲸鱼早发昆仑，晚宿孟津，水沟里的小鱼，怎能知道海有多大？所以不单是鸟中有凤，鱼中有鲸，士人中也有与凤和鲸一样的人啊。圣人心志瑰伟，超然独处。世俗之人，又怎会了解我的所作所为呢？”　　我们可以这样来讨论这一问题：世间的善恶，是不容易了解的。如果不是聪慧之人，是分辨不出善与恶的界限的。为什么呢？文章被军人嗤笑，不一定就不好；被扬雄、司马迁所嗤笑，那才是真的不好呢！大臣被桀、纣否定，不一定真的愚蠢，必须被尧，舜否定，才是真的愚蠢。世俗的毁谤与赞誉不值得相信。人常说：夜里不出门，怎知有夜行人？太公说：“智慧与众人相同的人，不能做人的老师；技艺与众人相同的人，不能做一流的的匠人。”　　老子说：“凡夫俗子听到‘大道’时，就会哈哈大笑，如果他不大笑，就不是‘道’了。”所以说，常人所嘲笑的，正是圣人所重视的。千真万确是这样啊！　　【经文】　　《语》曰：“知人未易，人未易知。”何以明之？汗明说春申君，春申君悦之。汗明欲谈，春申君曰：“仆已知先生意矣。”汗明曰：“未审君之圣孰与尧？”春申君曰：“臣何足以当尧？”汗明曰：“然则君料臣孰与舜？”　　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请为君审言之。君之贤不如尧，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贤舜事圣尧，三年而后乃相知矣。今君一时而知臣，是君圣于尧而臣贤于舜也。”　　《记》曰：“夫骥唯伯乐独知之，若时无伯乐之知，即不容其为良马也。　　士亦然矣。”何以明之？孔子厄子陈、蔡，颜回曰：“夫子之德至大，天下莫能容。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国者之丑也。夫子何病焉？”[故曰：　　文王明夷则主可知，仲尼旅人则国可知。]《谷梁传》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羁贯成童，不就师傅，父之罪也[羁贯谓交午剪发；成童谓八岁以上]；就师学问无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誉不闻，友之罪也；名誉既闻，有司不举，有司之罪也；有司举之，王者不用，王者之过也。”[孔子曰：“内行不修，已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　　【译文】　　孔子说：“知人不易，人不易知。”为什么？汗明游说春申君，说得春申君很高兴。汗明想谈自己的观点，春申君说：“我已经知道先生的意思了。”　　汗明说：“不知道你和尧相比，准更圣明？”春申君说：“我怎么比得上尧？”　　汗明说：“那么你看我和舜相比怎么样呢？”春申君说：“先生你就是舜。”　　汗明说：“不是这样的。请让我为你细说。你的贤明不如尧，我的才能比不上舜。象舜这样贤能的人服事圣明的尧，三年以后才能了解舜。现在你顷刻之间就了解了我，这就等于你比尧圣明，而我比舜贤能。这可能吗？”　　《礼记》说：“良马只有伯乐认识它，如果当时没有伯乐的相马能力，它就不会被世人当作良马。认识一个有才能的人也一样。”怎么见得呢？孔子在陈、蔡受困，颜回说：“先生的德行太伟大了，天下容不下。但是先生推广它，实践它，却不被世人采纳，这是当权音的耻辱。先生有什么过错呢？”　　[从文王在羡里韬光养晦，以避纣王的迫害，就可以明白他的君主的昏庸；从孔子的流离在外，就可以知道他的国家的黑暗。]《谷粱传》说：“孩子出世后，不能避免水人之害，是母亲过；到了八岁还不拜师学习，是父亲过[古代习俗，六岁剪发叫“羁贯”，“成童”指到了八岁]；拜师学习，求教不得法，心志不通，知识不长，是自己的过错；志向和学识都有了，名声还不大，是朋友的过错；名声大了，上司不举荐，是上司的过错；上司向君王举荐了，君王却不任用，是君王的过错。”孔子说：“内在的品行不好，是自己的过；品行好而无名声，是朋友的过。”　　【经文】　　《论》曰：“行远道者，假于车马；济江海者，因于舟楫故贤士之立功成名，因于资而假物者。”何以明之？公输子能固人主之材木以构宫室台榭，而不能自为专屋狭庐，材不足也。欧冶能因国君之铜铁以为金炉大钟，而不能自为壶鼎盘盂，无其用也。君子能因人主之政朝以和百姓、润众庶，而不能自饶其家，势不便也。故舜耕于历山，恩不及州里；大公屠牛于朝歌，利不及于妻子。及其用也，恩流八荒，德溢四海。故舜假之尧，大公固之周文，君子能修身以假道，不能在道而假财。　　[慎子曰：“腾蛇游雾，飞龙乘云，云罢雾霁，与蚯蚓同，则失其所乘矣。”　　韩子曰：“千钧得船则浮，锱铢失船则沉，非千钧轻而锱铢重，有势之与无势耳。故势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乌获轻千钧而重其身，非其身轻而重于千钧也，势不便也。离娄易于百涉而难于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远，道不可也。”　　【译文】　　孔子说：“走远路的人，要借助于车马；渡江海的人，要凭借船只。贤能的士人要立功成名，就需有资产、财物的援助。”何以见得？古代最好的木匠公输盘能用国王的木材建成宫室、台谢，却不能为自己建一间小屋，这是因为木料不足；善铸剑的欧冶子能用国王的铜铁铸成金炉大钟，却不能给自己做一些日常用具，这是因为没有用料的缘故。君子能够通过君主的朝政，使百姓和睦，对百姓施恩，却不能使自己的家庭富有，是情况不允许的缘故。　　所以舜在历山耕种，却不能给州里的人带来任何恩惠；姜太公在商朝的国都朝歌宰牛，却不能使自己的妻子儿女得到什么利益。等到他们有了实权后，他们造福于民众的恩泽遍布四面八方。所以舜只有通过尧，太公通过文王，才能恩流八荒，德溢四海，造福于民。有道德的人只应借助大道来修炼自己，而不应当打着行道的旗号来为自己谋取私利。　　战国时的法家慎到说：“腾蛇驾雾，飞龙乘云，等到云开雾散时，它们就和蚯蚓一样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失去了它们所凭借的东西。”韩非子说：“千钧的重量有船的支撑就不会沉下去，细小的东西没有船的承载也不会浮起来。这不是因为千钧轻而锱铢重，是有依托和元依托而造成的。所以失去了依托，事情就不能成功。秦国的大力士乌获能举起千钧重物，从而使自己的身体也显得很沉重，然而却不能使自己的身体变轻而使千钧变重，因为他不能形成那样的依托。离娄走一百步轻轻松松，却无法在睫毛上行走，不是百步的距离近而睫毛的距离远，是因为从道理上就行不通。”　　【经文】　　《语》曰：“夫有国之主，不可谓举国光深谋之臣，合朝无智策之士，在听察所考精与不精，审与不审耳。”何以明之？在昔汉祖，听聪之主也，纳陈恢之谋，则下南阳。不用娄敬之计，则困平城。广武君者，策谋之士也。　　韩信纳其计，则燕、齐举。陈余不用其谋，则泜水败。由此观之，不可谓事济者有计策之士，覆败者无深谋之臣。虞公不用宫之奇之谋，灭于晋；仇由不听赤章之言，亡于智氏；蹇叔之哭，不能济崤渑之覆；赵括之母，不能救长平之败。　　此皆人主之听，不精不审耳。天下之国，莫不皆有忠臣谋士也。　　[议曰：天下无灾害，虽有贤德，无所施材。老子曰：“大道废，有仁义；国家昏乱，有忠臣。”《淮南子》曰：“未有其功而知其贤者，唯尧之知舜也；功成事立而知其贤者，市人之知舜也。”陆机云：“飞辔西顿，则离朱与矇瞍收察；悬景东秀，则夜光与碔砆匿曜。是以才换世则俱因，功偶时而并劭。”以此推之，向使殷无鸣条之事，则伊尹有莘之媵臣；周无牧野之师，则大公渭滨之渔者耳。岂能勒石帝籍，策勋天府乎？故曰：“贤、不肖者，才也；遇与不遇者，时也。”诚哉，是言也。]　　黄石公曰：“罗其英雄，则敌国穷。夫英雄者，国家之干；士民者，国家之半。得其干，收其半，则政行而无怨。知人则哲，唯帝难之。”慎哉！　　【译文】　　《论语》中说：“拥有国家的君王，不能说全国没有深谋远虑的臣子，整个朝廷没有计策高明的士人，而完全在于君王能不能精明、审慎地发现人才。”为什么这样说呢？从前的汉高祖是英明的君主，他采纳陈恢的计谋，就攻下了南阳；不采用娄敬的计策，就被困于平城。广武君，是足智多谋的人，韩信采纳他的计策，就把燕、齐攻下了；陈余不用他的计策，泜水之战就失败了。由此看来，不能说事情成功的有出谋划策之士，失败的就没有深谋远虑之臣。虞公不采用宫之奇的意见，被晋所灭；仇由不听赤章的话，被智氏所灭。秦国老臣蹇叔的哭泣，不能挽救崤、函之战秦国的失败；赵括的母亲，也不能挽救长平之战赵国的失败。这都是由于当权者听取意见时不明慎造成的。因此说，只要在高位者善听善察，天下的忠臣谋士遍地皆是。　　从另一方面来看，天下如果没有灾难发生，有贤德的人也无处施展才能。　　老子说：“大道败坏，然后才有仁义产生；国家昏乱，然后才有忠臣出现。”　　《淮南子》说：“一个人在没有业绩的时候就想了解他的才能，只有尧对舜才能做到；功业建立之后才了解他的才能，这是市井之人了解舜的途径。”　　由此可以推断，如果殷朝没有鸣条打败夏桀一事，伊尹就只能是陪嫁到有莘国的陪臣；如果周朝没有牧野之战的胜利，太公就只能是渭水河畔钓鱼的人，他们怎么能在碑刻和史籍中留下名字，将其功勋记载在国家档案中呢？所以说，贤能与不贤能，是人的才能；能不能得到君主的赏识，是机遇。这话说得对啊！　　黄石公说：“网罗英雄豪杰，敌国就会势穷力竭。英雄豪杰是国家的楝梁；有教养的国民是国家的基石。只有得到楝梁之材和民众的拥载，国家的政策才会得以贯彻执行，人民群众也不会有怨言。”由此可知，知人然后才会明哲。对于帝王来说，这是最困难的事情。千万谨慎啊！
政体第八
　　英明的君主，贤能的臣子，必须辅之以完善的管理体制，才会有政治的清明。国家如此，机关如此，企业如此，任何一个“治人”或“人治”的单位莫不如此。　　【经文】　　[议曰：夫政理，得人则兴，失人则毁。故首简才，次论政体也。]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养其欲也。为天下之人，强俺弱，诈欺愚，故立天子以齐一之。谓一人之明，不能遍照海年，故立三公丸卿以辅翼之。为绝国殊俗，不得被泽，故立诸侯以教诲之。夫教诲之政，有自来矣。何以言之？管子曰：　　“措国于不倾之地，有德也。”　　[周武王问於粥子曰：“寡人愿守而必存，攻而必得，为此奈何？”对曰：　　“攻守同道而和与严，其备也。故曰：和可以守而严不可以守，严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严不可以攻，严不若和之得也。故诸候发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谓之文政矣。接士而使吏，礼恭侯於人者，谓之文礼也；听狱断刑，治仁於人者，渭之文诛矣。故三文立於政，行於理，守而不存，攻而不得者，自古至今未之尝闻。”　　尸子曰：“德者，天地万物之得也；义者，天地万物之宜也；礼者，天地万物之体也。使天地万物皆得其宜，当其体，谓之大仁。”文子曰：“夫人无廉耻，不可以治也；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也。法能杀人，不能使人孝悌；能刑盗者，不能使人有廉耻。故圣王在上。明好恶以示之，经非誉以导之，亲贤而进之，贱不肖而退之，刑诸不用，礼义修而任贤得也。”又曰：　　“夫义者，非能尽利天下者也，利一人而天下从；暴者，非能尽害海内者也，害一人而天下叛。故举措废置，不可不审也。”]　　【译文】　　[任何政治制度，从理论上来讲，都是得到有贤德之人才就兴盛，否则就失败。所以我们首先简要地讨论了人才的品行道德。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论述政权的本体了。]　　古代设立帝王的原因，不是为了满足他们的贪欲，而是因为社会上的人总是强大的欺压弱小的，狡诈的欺侮老实的，因此才设立大子来管理他们，好让天下公平合理，万众一心。然而由于天子一人无论多么英明，也不能管到天下所有的地方，所以才设立三公九卿和各级官吏来辅佐他。因为风俗不同的偏远之地感受不到天子的恩泽，所以设立诸候来治理、教化他们。所以这种用教化来统治的方法是由来已久的。为什么这样说呢？管仲说：“使国家处于不被倾覆的稳固状态，是因为有了道德。”周武王问粥子：“我希望守住基业就一定成功，想获得就一定到手，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粥子回答说：“攻与守的道理相同，和睦与严厉是基本手段。然而，守业可以依靠和睦但不可以依靠严厉，严厉不能象和睦那样使国家稳固；和睦可以用来进取而严苛不能，用严厉的方法不如象和睦那样容易获得成功。诸侯发布政令，能对人民公正，是文政；对待士人，使用官吏都能做到恭敬有礼，是文礼；断案用刑，以仁义待人，就是文诛。以这三种政策作为国策，并作为基本理论统一国民的思想，守业不存，进取不得，这样的情况从古至今还未曾听说过。”　　战国时的法家尸佼在其所著的《尸子》一书中说：“德，是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象征；义，是天地万物和谐融洽的象征；礼，是天地万物井然有序的象征。使天地万物各得其所，使形式和本质相统一，就是最大的仁。”　　文子说：“人无廉耻就无法管理，不懂礼义就不能实行法治。法律能杀人，但不能使人孝顺父母，和睦兄弟；可以惩罚盗贼，但不能使人知廉耻。　　明君在上，应将善恶美丑明明白白的显示给人民大众，用批评和表扬来引导人民，亲近贤人并提拔他，蔑视小人并黜退他。不随便动用刑法，同时要修明礼义，任用贤能。”又说：“仁义并不能使普天下的人都得到好处，但只要使某一个人得到好处，人民大众就会追随跟从；残暴也不可能危害所有的人，可是只要危害到某一个人，人民大众就会有反心。所以任何政策法令的实施或者放弃，不能不反复考虑，慎之又慎。”　　【经文】　　积於不涸之仓，务五谷也。　　[ 晁错说汉文帝曰：“今土地人民不减乎古，无尧、汤之水旱，而蓄积不及古者，何也？地有遗利，人有余力，生谷之上未尽垦辟，山泽之利未尽出，游食之人未尽归农也。当今之务，在放贵粟。贵粟之道，在於使人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之人入粟塞下，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则富人有爵，农人有钱，粟有所余，而国用饶足。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汉景帝诏曰：“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乡纂组，害女红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而能毋为非者，寡矣。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朝，为天下先，欲天下务农。蚕素有蓄积，以备灾害。”　　《盐铁论》曰：“国有沃野之饶而人不足于食者，工商盛而本业荒也。　　有山海之货而人不足於财者，不务人用而淫巧众也。”]　　【译文】　　要想使粮仓内的粮食储蓄取之不尽，就必须重视发展农业生产。　　[晁错劝汉文帝说：“现在土地和人民不比古代少，而且没有尧、汤时的水旱灾害，可是粮食的积蓄却不如过去多。什么原因呢？因为土地没被充分开发，民众的劳力过剩，能生长庄稼的土地没有得到开垦，山林湖海的资源也没有全部利用，流民没有全部回乡务农。当务之急，在于重视粮食生产，其方法就是按照生产粮食的多少作为赏罚的标准。应当招募百姓到边疆去从事农业生产。凡是能这样做的，平民百姓可以让他们升官，有罪判刑的可以免罪。这样，富人有了爵位，农民有了钱，粮食有了富余，国家就一定会财源富足。不过三年，边疆的粮食一定会多起来。”　　汉景帝下诏说：“制作只供玩赏、装饰一类的东西，将损害农业生产；华丽的刺绣只能消耗丝线，将影响成衣制作。农业受到损害将导致饥荒，缝纫受到损害就要挨冻。饥寒交迫而不为非作歹，难啊。我要亲自耕作，皇后要亲自采桑养蚕，以供奉宗庙，来带动大下民众，希望天下百姓都从事农业生产，使丝绸和粮食都有积蓄，以备灾荒。”　　晁错写的《盐铁论》说：“国家有肥沃、富饶的田野而人民却食物不足，是由于工商业发展了，而田野却荒芜了；有丰富的山林江海物产而人民却资财不足，是由于不致力于生产百姓所需要的日常用品，却过多地制作那些奢侈奇巧的东西。”]　　【经文】　　藏於不竭之府，养桑麻，育六畜也。　　[汉景帝诏曰：“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其令郡国劝农桑，益种树，可克衣食物。吏发人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赃；为盗二千石，听者与罪同。”　　《申鉴》论曰：“人不畏死，不可慑之以罪；人不乐生，不可劝之以善。　　故在上者先丰人财以定其志也。”]　　【译文】　　要想使府库里财富储备永不柘竭，就必须大力种植桑麻，饲养六畜。　　[汉景帝下诏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黄金珠玉饿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要命令各郡县和诸侯各国奖励农业生产，种桑养蚕，多植树造林，这样就可以保证人民大众的衣食日用。官吏有征发、雇佣人开采黄金珠玉的，要按采集的数量多少与坐赃论罪；对盗窃千石以上的粮食而知情不报的要以与盗窃同罪论处。”]　　荀悦所写的《申鉴》中说：“不怕死的人用治罪来恐吓他，是不会起作用的；不热爱生命的人，无法用做好事来勉励他。执政的必须使人民生活富裕才能稳定人心。”　　【经文】　　下令於流水之原，以顺人心也。　　[尉缭子曰：“令，所以一众心也。不审所出，则数变，数变则令虽出，众不信也。出令之法虽有小过，无更，则众不二听，即令行《尹文子》曰：“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有不必行者。‘去贵妻，卖爱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汝无敢恨，汝无敢思。’此令不行者也。　　故为人上者，必慎所出令焉。”　　文子曰：“治国有常而利人为本，政教有道而令行为右也。”]　　【译文】　　必须针对治乱之根源制定方针政策，以顺应民心，方才有效。　　曾与商鞅一同参与秦国变法的尉缭子说：“颁布法令是为使万众一心。　　假如在其出台时不反复审度，出台后又多次更改，那么法令即使颁布了，群众也不相信。所以凡是颁布的法令，即便有所不足，也不要随便更改。这样，人民群众就不会无所适从，三心二意，法令就会得以贯彻执行。”　　战国时的尹文在其所著的《尹文子》一书中说：“父亲给儿子下的命令，有的会照办，有的却不会。比方说命令他：‘赶走尊贵的妻子，卖掉喜爱的小妾。’儿子肯定会照办，因为他想再娶新欢；如果说：‘你不许有怨恨。　　你不许有思想。’这肯定不听。因为这无法做到。由此可知，作为最高决策者，对待法令的颁布一定要慎之又慎。”　　文子说：“治理国家有其最基本的原则，那就是以有利于人民为出发点。　　政治与教化有其最基本的规律，那就以令行禁止为最高原则。”]　　【经文】　　使士於不诤之官，使人各为其所长也。　　[ 孙卿曰：“相高下，序五谷，君子不如农人；通财货，辩贵贱，君子不如贾人；设规矩，便备用，君子不如工人。若夫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言必当理，事必当务，然后君子之所长。”　　文子曰：“力胜其任即举之，不重也；能务其事则为之，不难也。”]　　【译文】　　使用官吏，必须选择那些不争权夺利的人，同时要使人民大众各自做他们所擅长的事。　　[荀子说：“察看地势高低，安排播种五谷，读书人不如农民；流通货源，掌握行情，读书人不如商人；搞技术设计，准备器材，读书人不如工匠。至于评价一个人的品行以便恰当地任用他们，量能而安排官职，说话合情合理，做事能抓位要害，这却是读书人的特长。”　　文子说：“对其所承担的职责能胜任的就推荐他，因为这对他来说不会成为负担；能专心致志去做的事就让他去做，因为这对他来说不会成为困难。”]　　【经文】　　明必死之路，严刑罚也。　　[议曰：孔子曰：“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札也。”故三军大败，不斩；狱犴不治，不可刑。何也？上教之不行，罪不在人故也。夫慢令致诛，贼也；征敛无时，暴也；不诫责成，虐也。政无此三者，然后刑，即可也。陈道德以先服之，犹不可，则尚贤以劝之，又不可，则废。不能以惮之，而犹有邪人不从化者，然后待之以刑矣。”　　袁子曰：“夫仁义礼智者，法之本也；法令刑罚者，治之末也。无本者不立，无未者不成。何则？夫礼教之法，先之以仁义，示之以礼让，使之迁善，日用而不知。儒者见其如此，因曰：治国不须刑法。不知刑法承於下而后仁义兴于上也。法令者，赏善禁淫，居理之要。而商、韩见其如此，因曰：　　治国不待仁义为体，故法令行于下也。故有刑法而无仁义则人怨，怨则怒也；有仁义而无刑法则人慢，慢则奸起也。本之以仁，成之以法，使道而无偏重，则治之至也。”故仲长子曰：“昔秦用商君之法，张弥天之网。然陈涉大呼于沛泽之中，天下响应。人不为用者，怨毒结于天下也。”桓范曰：“桀、纣之用刑也，或脯醢人肌肉，或刳割人心腹，至乃叛逆众多，卒用倾危者，此不用仁义为本者也。”故曰：仁者，法之恕；义者，法之断也。是知仁义者乃刑之本。故孙子曰：“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此之谓矣。]　　【译文】　　明确告诉人民群众死路是什么，这是为了树立国家法律之威严。　　[孔子说：“当权的丧失道义却杀部下，这是不符合礼义规范的。”所以三队大败，不斩将领；有法不依，不能动用刑罚。为什么呢？因为当权者对人民没有进行教育，责任不在民众。蔑视法律而自取灭亡的是盗贼；横征暴敛的是暴君；不预先告戒民众，却责备求全的是民贼。政治制度没有这三种弊端，然后才能实行法治。宣传文明道德来使人民心悦诚服，这样做行不通，那么就树立有德行的人作为榜样来教育人民；如果这样还达不到目的，那就证明世风日下，仍然有不法之徒为非作歹，这就得用刑罚严励制裁了。”　　东汉袁安说：“仁、义、礼、智，是法律的基础，法、令、刑、罚，是政治的延伸。没有基础，法治就无从建立，没有派生的东西，政治制度就无法完成。为什么这样说呢？实施以文明道德为教化的政治制度的方法，必须以仁义礼仪教育人，然后以有教养的先进人物和事迹给以示范，使人迁恶向善，使人民群众每日每时都体现在日常生活中，成为自觉的行动。儒家看到这种情况，于是说：治理国家不需要刑法。他们不明白对下面实施法治，仁义礼让才会在上面形成。实施法治，是为了扬善抑恶，提倡文明，禁止荒淫。　　这是治国原理的关键。法家如商鞅和韩非子等人看到这种情况，于是说：治理国家无须以仁义为本，只须推行法治即可。结果因只有刑法而没有仁义，人民产生怨恨，有怨恨就要愤怒。有仁义而无刑法，人民就会轻慢，邪恶就会随之产生。以仁义为根本，靠法令来实现，双管齐下，二者并重，这才是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所以东汉未哲学家仲长统说：“从前秦国因商殃变法，张弥天之法网以便严密控制天下苍生，然而陈胜在大泽乡振臂一呼，天下云从响应。举国上下都不愿为朝廷效力，这都是因为老百姓极度的怨恨郁结于心的缘故。”　　南北朝史学家桓范说：“夏桀、商纣使用刑罚，不是把人做成肉酱，就是剖人心腹；以至反叛的人越来越多，终于因此灭亡。就是因其不把仁义作为治国的根本。”所以说，法律是以仁的宽恕作为本体，以义作为断案依据。　　由此可以明白，孙子所说的“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得”，就是这个道理。]　　【经文】　　开必得之门，信庆赏也。　　[《吕氏春秋》曰：“夫信立则立，可以赏矣，六合之内皆可以为府矣。　　人主知此论者，其王久矣；人臣知此论者，可以为王者佐矣。”　　徐于《中论》曰：“天生蒸民，其情一也。刻肌亏体，所同恶也。被立垂藻，所同好也。此二者常在而人或不理其身，有由然也。当赏者不赏而当罚者不罚，则为善者失其本，望而疑其所行；则为恶者轻放国法而恬其所守。　　苟如是，虽日用斧钱放市，而人不去恶矣；日赏赐爵禄朝而人不兴善矣。”　　蜀张裔谓诸葛亮曰：“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以无功取，刑不可以势贵免。此贤愚之所以皆忘其身也。]　　【译文】　　要想向人民敞开有功必赏的大门，就必须赏罚有信。　　[《吕氏春秋》说：“信用建立后，整个国家就会井然有序。懂得这个道理的国王，他的基业就能长久；懂得这个道理的臣子，就可以作帝王的辅佐。”　　东汉哲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徐干在《中论》里说：“上天孕育众生，其情感是彼此相同的。身体受到伤害，人人都感厌恶；生前显赫，死后留名，人人都很喜欢。可是有人受害，有人发达，这样的事每天都在发生，然而人们依然不认真修养自身，这是什么原因呢？就因为该赏的不赏，该罚的不罚，结果使想行善的人也失去了信心，不但怨恨暗生，而且对自己以前的善行产生了怀疑；而作恶之人则不但蔑视国法，而且对其恶行恬不知耻。倘若如此，即使每天在大街上砍头示众，犯罪的人还是层出不穷；每天都封官加禄，人们还是不做好事。”　　蜀国的张裔对诸葛亮说：“先生赏赐不漏掉同自己关系疏远的人，惩罚不偏袒自己亲近的人。不让无功之人得到官位，不因有权有势就免去对他的惩罚。这就是无论贤愚都能舍生忘死的原因。”]　　不为不可成，量人力也。　　[文子曰：“夫债少易偿也，职寡易守也，任轻易劝也。上操约少之分，下效易为之功，是以为君为臣久而不相厌也。末世之法，高为量而罪不及，重为任而罚不胜，危为难而诛不敢。人困放三责，即饰智以诈上，虽峻法严刑，不能禁其奸也。”　　《新语》曰：“秦始皇设刑法，为车裂之诛，筑城域以备吴越，事愈烦，下愈乱，法愈众，奸愈纵。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　　【译文】　　不做不可能成功的事，因为凡事都要量力而行。　　[文子说：“债少容易偿还，职务轻松容易完成，任务不重容易上进。最高统治者把握住简明扼要的国策，臣民就容易建立功业。这样一来，为君为臣就永远不会互相讨嫌。社会到了末世，其法律的特点是繁杂而苛刻，然而真正犯罪的人却捉不住，可是动不动还要严惩重罚，于是罚不胜罚，严重危害社会的却不敢杀。人民大众为这三种重负所困扰，就变着法子来欺骗上级，虽然采用严酷的刑法，也不能禁止奸诈与邪恶。”　　《新语》说：“秦始皇设立刑法，用车裂杀人，修筑大城以防备江南吴楚一带少数民族的入侵，举措越多，国家越乱，法令越多，恶人越放纵。秦始皇不是不想治理好国家，然而他的一系列举措恰恰失掉了天下，就是因为采取的措施太多、刑罚太严的缘故。”]　　【经文】　　不求不可得，不强人以其所恶也。　　[故其称曰：“政”者，政之所行，在顺人心，政之所废，在逆人心。夫人恶忧劳，我逸乐之；人恶贫贱，我富贵之；人恶危坠，我存安之；人恶绝灭，我生育之。能逸乐之，则人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人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人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人为之绝灭。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亦叛。　　晏子曰：“谋度放义者必得，事因於仁者必成。反义而行，背仁而动，未闻能成也。”　　《吕氏春秋》曰：“树木茂则禽兽归之，水源深则鱼鳖归之，人主贤则豪杰归之。”故圣王不务归之者，而务其所归。故曰：强令之笑不乐，强令之哭不悲。强之为道，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也。]　　【译文】　　不追求得不到的东西，不勉强人做他们所厌恶的事。　　[所谓“政治”，意思是要顺应民心，政策法规才能得以贯彻执行，违背民心，政策法规就会被废弃。人民厌恶愁苦、劳累，就设法使他们安逸、快乐；人民厌恶困苦、贫贱，就设法使他们富裕、尊贵；人民厌恶危难、动荡，就设法使他们安全、稳定；人民害怕绝后、死亡，就设法使他们生育、长寿。　　能让人民安乐的人，人民也会为他分忧，为他劳苦；能让人民富贵的人，人民也会为他甘受贫贱；能让人民安定的人，人民也会为他承受危难；能让人民休养生息的人，人民也会为他经受死亡灭绝的考验。只要满足了人民的这四种欲望，远方的人自然会来亲近；相反，亲近的人也会背叛。　　晏子说：“依照正义来谋划，定有所得；根据仁爱去做事，定能成功。　　违背正义和仁爱去行动，没听说过有能成功的。”　　《吕氏春秋》说：“树木茂盛，禽兽才会来栖息；水流深沉，鱼鳖才会来归依；帝王贤明，豪杰才会追随。”所以，圣明的国君不刻意要求归依他的人，而是注重做好能使人才前来归依的那些事情。强迫让人笑，笑了也不快乐；强迫让人哭，哭了也不悲哀。强硬地推行某种政策，只有小成而不会有大成。]　　【经文】　　不处不可久，不偷取一世宜也。　　[董仲舒曰：“安边之策欲令汉与匈奴和亲，又取匈奴爱子为质。班固以匈奴桀骜，每有人降汉，辄亦拘留汉使以相报复，安肯以爱子为质？孝文时，妻以汉女，而匈奴屡背约束，昧利不顾，安在其不弃质而失重利也？夫规事建议，不图万事之固，而娱恃一时之事者，未可以经远。”　　晁错说汉文帝令人入粟塞下，得以拜爵，得以赎罪，上从之。　　荀悦曰：“圣人之政，务其纲纪，明其道义而已。若夫一切之计必推其公议，度其时宜，不得已而用之，非有大故，弗由之也。”]　　【译文】　　不要固守在不能久留的地方，不为一时方便而苟且敷衍。　　[董仲舒说：只用汉朝与匈奴和亲的策略来使边境安定，又以匈奴单于的爱子作为人质，这是达不到目的的。班固曾经认为，匈奴人凶暴、倔强，每当有人投降汉朝，他们便扣留汉朝使者来报复，怎么能指望他们拿爱子作人质呢？孝文帝时，匈奴单于娶了汉家女子为妻，可是屡次违背和约。他们如此利令智昏，怎么能希望他们不为重利而宁肯牺牲人质呢？谋略大事，议制国策，不求长治久安，只图一时的稳定。这样的人不可以策划长久大计。”　　晁错劝汉文帝发展农业生产，使之得以做官或赎罪，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　　苟悦说：“圣人的工作，是致力于法令制度的制定和阐明道德和义理。　　如果一切政策法规都要大家去评议，揣度它是否合乎时宜，迫不得已才采用它，若非有重大变故，不应当这样做。]　　【经文】　　知时者，可立以为长。　　[范蠡曰：“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容不可强成。”管子曰：“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语》曰：“圣人修备以待时也。”]　　【译文】　　懂得把握时机的人，可以任命他为行政长官。　　[范蠡说：“节令未到，不可以勉强植物生长；形势不允许，不应当勉强追求成功。”管仲说：“圣人只能捕捉时机，不能违背时机。”《论语》说：　　“圣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后，只等时机的到来。”]　　【经文】　　审于时，察于用，而能备官者，可奉以为君。　　[议曰：孙卿曰：“盗王者之法，与王者之人为之，则亦为王矣；盗霸者之法，与霜者之人为之，则亦霸矣；盗亡国之法，与亡国之人为之，则亦亡矣。夫与积礼义之君子为之，则王矣；与端诚信令之士为之，则霸矣；与权谋倾覆之人为之，则亡矣。三者，明主之所谨择，此能察于用也。”　　管仲曰：“大位不仁，不可授以国柄；见贤不让，不可与尊位；罚避亲戚，不可使主兵；不好本事，不可与都邑。”又曰：“使贤者食于能，则上尊崇；斗士食于功，则卒轻死。使二者设于国，则天下理。”　　傅子曰：“凡都县之考课有六：一曰以教课治，则官慎德；二曰以清课本，则官慎行；三曰以才课任，则宫慎举；四曰以役课平，则官慎事；五曰以农课等，则官慎务；六曰以狱课讼，则官慎理。此能备官也。]　　【译文】　　能审时度势，对人才、资源的使用了然于胸，并能恰当地选用官吏的人，就可以推拥他为君王。　　[荀子说：“盗窃了帝王的治国方法，要与能做帝王的人去实行它，那就可以称王了；盗窃了称霸者的治国方法，能与称霸的人去实行它，那就可以称霸了；盗窃亡国之法，与亡国之人去实行它，自然会一同灭亡。与修积礼义的君子共事，可以称王；与正直诚信的人共事，可以称霸；与妄图颠覆国家的人共事，只能自取灭亡。圣明的国君应该谨慎地对待、选择这三种情况，这可以帮助他精明地使用人才。”　　管仲说：“执政者不讲仁义道德，不能把国家政权交给他；有了贤能的人不让位，这样的人不能让他居于尊贵的地位；因为是自己的亲戚，就不使用刑罚，这样的人不能让他掌管兵权；不喜欢从事农业生产，不能任命他做地方长官。”又说：“会让有才能的人靠本事吃饭的人，就会使国君尊贵而崇荣；能让勇士靠战功而谋生的人，士兵就会为他卖命。如果这两种政策一旦能在全国确立，天下就得到治理了。”　　西晋哲学家傅玄说：“都市与郡县考察官吏的有效途径共有六种：第一，如以文明教化的情况来考察地方官吏的业绩，官吏就会重视自身的道德；第二，如以清正廉明来考察官吏的本职工作，官吏就会对其言行谨慎；第三，如以才能来考察用人情况，官吏就会慎重地推荐人才；第四，如以租税、服役来考察是否公平，官吏就会处事谨慎；第五，如以农业发展情况来考察官吏的水平，官吏就会致力于农业生产；第六，如以执法情况来考查诉讼，官吏就会认真审理案件。”这样做，使用官吏的问题就可以得到较好的解决。]　　【经文】　　故曰：明版籍、审什伍、限夫田、定刑名、立君长、急农桑、去末作、敦学、校才艺、简精悍、修武备、严禁令、信赏罚、纠游戏、察苛克，此十五者，虽圣人复起，必此言也。　　夫欲论长短之变，故立政道以为经焉。　　【译文】　　综上所述，户籍管理清楚，村社组织建全，限定每人占有的田亩明确，惩罚与罪行相符，设立行政长官，加紧农桑的种植，抑制工商业，注重教育事业，考核士人的才艺，精简政府机构，做好兵器的制作，严明法制，核实赏罚的信誉，禁止无益的游戏，检举苛刻的官吏，这十五条，即使是圣人再世，也一定要这么说。　　要想探讨一个国家的统治时间为什么有长有短，就应当把以上所阐述的为政之道作为基本的总则。
君德第九
　　当皇帝的不论是明主还是昏君，都想叫百姓做良民、顺民，可是在老百姓眼里，皇帝又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经文】　　夫三皇无言，化流四海，故天下无所归功。[伏羲、女蜗、神农，称三皇也。]帝者体天则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让功，四海化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故使臣不用礼　　赏功，美而无害。　　[黄帝者，顺天地之纪，时播百谷，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时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颛顼者，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洁诚以祭祀，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砺；高辛者，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人而利海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帝尧者，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虞舜者，善无微而不著，恶无隐而不彰，任自然以诛赏，委群心而就制。　　故能造御乎无为，运道于至和，百姓日用而不知，合德而若自有者，此五帝之德也。]　　【译文】　　三皇虽然没有传下修身治国的言论，但是他们潜移默化的仁德遍布四海，所以天下老百姓不知把功劳记在谁的名下。[历史上称伏羲、女蜗、神农为三皇。]“帝王”一词的内涵，就是依照自然的法则，有理论，有法规，因此天下太平。有了功劳，君臣谦让，他们的美德，无形中变成了老百姓的行动，百姓当然不明白其中的奥妙。所以古代的帝王使用群臣不必有那么多的礼仪法规、赏罚奖励，就能使四海和美而不互相伤害。　　[作为五帝之首的轩辕黄帝，依据阴阳四时制定历法，按照农时所宜播种，充分发挥心智、体力和视听功能，节约使用山林江河的资源，在位时有土德的瑞兆，所以号黄帝。颛顼高阳做领袖时。保护资源，治理土地，依据天象制定历法，崇拜山川之神，并按其尊卑秩序制定礼仪，依四时五行之气教化民众，虔诚地祭祀天地之神、祖先之灵。凡天下之物，活动的禽兽，静止的草木，大到名山大川的神灵，小到丘陵坟莹的鬼魂，日月所照之处，没有不归顺的。帝喾高辛当领袖时，取山川大地的财物，节约使用，抚养教育万民，引导他们谋利益，按照日月的升降制定历法，认识到鬼神的玄妙而虔诚地祭祀，整个部落的景象显得肃穆兴旺，社会风气显得道德高尚。帝尧为领袖时，仁德涵养有如天空一样广博，智慧象神明一样微妙，人民象葵花向日般地追随他，象禾苗企盼云雨一样仰望他，富有而不骄纵，高贵而不傲慢。　　虞舜为领袖时，多么微小的好人好事也都要表彰，多么隐蔽的坏人坏事也都要暴露，运用自然的法则来惩恶扬善，群臣心悦诚服而后让他们遵守各种制度。　　综观五帝的治国之道，都能善用无为而治的法则，并在运用中使之体现为最高的和谐，天下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受到了实惠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行为合乎道义却好象生来就有这种修养。这就是黄帝、颛顼、高辛、尧、舜之仁德的具体表现。]　　【经文】　　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　　[议曰：韩信云：“项王所过无不残灭，百姓不亲特劫于威，强服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诸葛亮曰：“荆州之名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今将军诚令猛将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由此言之，人心不服，其势易破。故王者之道，降心服志也。　　设矩备衰，有察察之政，兵甲之备，而无争战血刃之用，天下太平，君无疑于臣，臣无疑于主，国定主安，臣以义退，亦能美而无害。　　[昔三代明王，启建洪业，文质殊制，而令名一致。故曰，夏人尚忠，忠之弊也朴，救朴莫若敬，殷人革而修焉。敬之弊也鬼，救鬼莫若文，厨人矫而变焉。文之弊也薄，则又反之于忠。三代相循，如水济火。所谓随时之宜，救弊之术，此三王之德也。]　　【译文】　　如果说五帝是以德治国，那么三王（夏禹、殷商、周文王）的治国之道就是征服人心了。　　[这道理可以用两个人的话来证明。韩信说：“项羽所过之处，杀人放火，恣意残害生灵，老百姓不顺从他，就用暴力劫持。这是以势压人，名义上是称霸天下，实际上丧失了人心。他的所谓‘强大’是很容易衰弱的。”诸葛亮说：“荆州虽然在名义上归顺了曹操，实际上是迫于大军压境，并非心悦诚服。现在将军（孙权）只要命令猛将与刘豫州（刘备）同心协力，合力破操，一定能胜利。”由此言之，人心不服，敌人的攻势很容易被打破。所以说：“王者之道，降心服志也。”]　　制定方针策略以防衰败，为政清明，国防巩固，然而并不发生战乱，天下太平，君不疑臣，臣不疑君，国家稳定，人主安祥，群臣遵循仁义的规范进退有序，也可以达到美好而元患的大治景象。　　[上古有过三代明王，开创大业，文彩风貌虽然不同，但盛世的美名却是一样的。夏代推崇忠实，忠实过头了就产生粗野的流弊，最好的补救办法是崇敬。殷商时代，对忠的流弊进行了改革修正，推崇敬鬼神，讲尊卑，可是崇敬的流弊是迷信，最好的补救办法是文明教育。周代的统治者为了矫正殷商六百年的动荡不安，大力提倡文治。然而文治也有弊端，那就是人们会变得太虚伪，于是又反回来提倡忠君爱国。夏商周三代就这样因循反复，就象火大了用水救，救灭再生火，走了一个圆圈。因时制宜，救弊补偏，这就是三王的治国之术。]　　【经文】　　霸主制士以权，结士以信，使士以赏。信衰士疏，赏毁士不为用。　　[《左传》曰：“楚围宋，宋如晋告急。先轸曰：‘报施救患，取威定伯，于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于是乎蒐于被庐，作三军，谋元帅，使郤縠将中军。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人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徽其辞。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恭。’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人听不惑而后用之。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此五霸德也。]　　故曰：理国之本，刑与德也。二者相须而行，相待而成也。天以阴阳成岁，人以刑德成治，故虽圣人为政，不能偏用也。故任德多，用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仗刑免任德少者，五霸也；纯用刑，强而亡者，秦也。　　[议曰：古之理者，其政有三：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国之政胁之。故化之不变而后威之，威之不变而后胁之，胁之不变而后刑之。故至于刑，则非王者之所贵矣。故虞南云：“彼秦皇者，弃仁义而用威力，此可以吞并，而不可以守成。此任刑之弊也。]　　【译文】　　霸主的治国之术是以权势来驾驶、以信誉来团结、以赏罚来使用人才。　　不讲信用，人才就会疏远；赏罚制度毁坏，人才就会离去。　　[《左传）中记载：公元前633 年，楚成王军队包围了宋国的都城。宋成公派使者去晋国告急。晋文公召集群臣商量。晋之名将先轸说：“报恩、救难、立威、称霸，就看这一次了。”晋文公的舅父狐偃（字子犯）说：“楚国刚刚得到曹国，最近又从卫国娶妻。现在如举兵进攻曹、卫，楚必分兵援救，那么齐、宋就可以解围了。”　　于是晋国在被庐这个地方大规模地阅兵，按大国编制组建三军。经商量，任命大夫郤縠为元师，统帅中军。　　晋文公一回国就致力于训练民众。次年，文公想使用他们。子犯说：“晋国战乱多年，人民还不知道什么是义，还没有安居乐业。”于是晋文公加强外交活动，护送周襄王回国复位；回国后又积极为人民谋利益，人民开始逐渐关心生产，安于生计。不久，文公又想用兵，子犯又说：“民众还不知道什么是信，而且还没有向他们宣传信的作用。”于是晋文公又征伐了原（小国名），约定三天内攻不下来撒兵。三日后晋文公真的信守诺言，退兵三十里，向国内外证明他的诚实和信用。在这一系列行动的影响下，晋国的商人做生意不求暴利，明码标价，童叟无欺，全国形成了普遍讲信誉的好风气。　　于是晋文公说：“现在总可以了吧？”子犯说：“人民还不知贵贱尊卑之礼，没有恭敬之心。”于是文公用大规模的阅兵来表示礼仪之威严，设置执法官来管理官员。这样一来，人民开始习惯于服从命令，不再有疑虑，这时才使用他们。城濮一战，迫使楚国撤兵谷邑，解了宋国之围，一战而称霸诸侯。这都是晋文公善于用仁德教化的结果。　　这是五霸之主以仁德治国的一面。]　　所以说，治国的根本问题是怎样用刑法与仁德，正确的方针是二者都不偏废，相辅相成。天以阴阳二气构成一年四季，人以刑德二法构成治国之道。　　所以即便是圣人执政，也不可偏用其一。以这样的观点来看，运用仁德较多，刑法较少的是五帝，刑德并重的是三王，刑法较多、仁德较少的是五霸，只用刑法暴力而亡国的就是秦了。　　[古代治理国家，其政制可分为三类，一是王者之政——靠的是人文教育；一是霸者之政，靠的是刑法的威力；一是强权政治——靠的是暴力酷刑。　　其规律是教育不起作用就用刑法强迫，刑法不起作用就用暴力镇压，暴力也不起作用就屠杀。到这一步就不为王者所赞同了。所以唐太宗的名臣虞世南说：“从前秦始皇弃仁义而用暴力，以此虽然可以吞并六国，统一天下，然而坐天下就不行了。这就是运用刑法治国的弊端。”]　　【经文】　　或曰：“王霸之道，既闻命矣。敢问高、光二帝，皆拔起垅亩，芟夷祸难，遂开王业。高祖豁达以大度，光武谨细于条目，名擅其美，龙飞凤翔，故能拔乱庇人，拯斯涂炭。然比大德，方天威，孰为优劣乎？”　　曹植曰：“昔汉之初兴，高祖因暴秦而起，遂诛强楚，光有天下，功齐汤武，业流后嗣，帝王之元勋，人君之盛事也。然而名不纯德，行不纯道，身没之后，崩亡之际，果令凶妇肆酷虐之心，娶妾被人彘之刑。赵王幽囚，祸殃骨肉，诸吕专权，社稷几移，凡此诸事，岂非高祖寡计浅虑以致斯哉？　　然其袅将画臣，皆古今之所鲜；有历代之希觏，彼能任其才而用之，听其言而察之，故兼天下而有帝位也。世祖体乾灵之休德，禀贞和之纯精，蹈黄中之妙理、韬亚圣之懿才，其为德也，聪达而多识，仁智而明恕，重慎而周密，乐施而爱人。值阳九无妄之世，遭炎精厄会之运，殷尔雷发，赫然神举，奋武略以镶暴，兴义兵以扫残，军未出于南京，莽已毙于西都。尔乃庙胜而后动众，计定而后行师，故攻无不陷之垒，战无奔北之卒。宣仁以和众，迈德以来远，故窦融闻声而影附，马援一见而叹息。敦睦丸族，有唐虞之称；高尚纯朴，有羲皇之素；谦虚纳下，有吐握之劳；留心庶事，有日昃之勤。是以计功则业殊，比隆则事异，旌德则靡僭，言行则无秽，量事则势微，论辅则臣弱，卒能握乾图之休征，立不刊之遐迹，金石铭其休烈，诗书载其懿勋。”　　故曰：光武其优也。　　[荀悦曰：“高祖起于布衣之中，奋剑而取天下，不由唐虞之禅，不阶汤武之士，龙兴虎变，率从风云，征乱伐暴，廓清帝字，八载之间，海内克定，遂荷天衍，登建皇极，上古以来，书籍所载，未尝有也。非雄俊之才，宽明之略，历数所授，神抵所相，安能致功如此？焚鱼断蛇，异物同符，岂非精灵之感哉？”　　《书》曰：“天工人其代之。”《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斯之谓矣。　　夏尚忠，忠之弊野朴，故殷承之以敬。敬之弊鬼，故周承之以文。文之弊薄，救薄莫若忠。三王之道周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弊，秦不改，反酷刑。汉承其弊，得天统矣。　　孔融曰：“周武从后稷以来至其身，相承积十五世，但有鱼鸟之瑞。至如高祖，一身修德，瑞有四五，白蛇分，神母哭，西入关，五星聚。又武王伐纣，斩而泉之。高祖入秦，赦子婴而遣之。是其宽裕又不如高祖。”　　虞南曰：“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汉高之臣，三杰是也。光武之佐，二十八将是也。岂得以邓禹、吴汉匹于张良、韩信者乎？然汉高功臣皆强盛诛灭，光武佐命悉用。优秩安全，君臣之际，良可称也。绝长补短，抑其次焉。”　　由此言之，夫汉高克平秦、项，开创汉业，衣冠礼乐，垂之后代，虽未阶王道，霸德之盛也。]　　【译文】　　有人问：“你所说的五霸之道我已听明白了，敢问汉高祖刘邦和光武帝刘秀都是崛起于乡问，平定了天下战乱，开创了帝王大业。刘邦豁达大度，刘秀谨慎细心，各擅其美，龙飞凤翔，所以能收拾残局，保护人才，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然而就其济世之大德，帝王之天威而比较，谁优谁劣呢？”　　曹植说：“昔日汉室初兴，刘邦因残暴的秦王朝而起事，诛灭项羽，一统天下，光宗耀祖，功勋可比汤武，伟业流传子孙。他是帝王中的元勋，人君中的盛事啊！然而他的名声。品行毕竟不那么真正合乎道德，所以死了以后，果然让凶恶的吕后肆元忌惮地干尽残酷暴虐的坏事。爱妃戚夫人被砍去四肢，挖目薰耳，喂上哑药，扔在厕所中；赵王如意被幽囚，最后毒杀。亲生骨肉连连遭受屠杀，吕氏家族独揽朝纲，国家政权几乎被吕氏篡夺。上述种种，难道不是刘邦缺乏深谋远虑的结果吗！　　然而刘邦手下的猛将谋臣都是古今少有的奇才，只因为他能选任、重用他们，听其言观其行，所以才会统一天下，登上帝王的宝座。　　汉世祖光武帝刘秀（高祖九世孙）继承了皇室家族的仁善德性，禀承了忠贞温和的纯正精华，遵循外修风度内修精神的要则，兼有儒家的美德和才华。聪睿豁达、博学多识、仁义智慧、开明宽容、慎重周密、乐施爱人，构成了他的品道修养。他所处的时代，多灾多难，无法无天，正值皇家的气数已尽，世道艰难之际。在这样的时局下，他有如一声春雷，声势雄壮地举兵起事，组织武装力量来抗击强暴势力，发动起义部队扫荡残军败将。他的大军还没有从南京出发，王莽已经被洛阳的乱兵杀死。象刘秀这样的人，安邦定国的大计胜券稳操以后才发动群众，计划谋略确定以后才采取军事行动，所以每次进军没有攻克不了的堡垒，每次战争都没有临阵脱逃的士兵。他用宽厚仁慈之心来团结群众，以超常的德行使远方的人才慕名而来。因此，窦融闻听他的名声就如影随形般地追随他，马援第一次见面就赞叹他的英明。　　象虞舜一样，有使九代人亲密和睦的声誉；象羲皇一样，有高尚纯朴的品质。　　他谦虚地听取下属的意见有如周公一样不辞劳苦，留心事务象计时的仪表一样勤快。所以论功劳，他的业绩非同导常；论尊高，他的事迹不同凡响；论道德，找不出可挑剔的瑕疵；论品行，没有不光彩的地方。刘秀所拥有的势力并不大，文武辅臣也并不强，但是他最终做到了一统天下，创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让金石碑铭刻记他的光辉业绩，诗书文献记载他的伟大。”所以说，汉光武帝比汉高祖更伟大。　　[东汉末的史学家荀悦写道：“汉高祖刘邦出身于普通老百姓，奋剑而取天下，不是由舜尧那样的人禅让接位，也不是汤武所委任的那种高官，全凭自己奋斗，有如龙从云腾，虎挟风行，征乱伐暴，廓清天下，八年之间，海内平定，于是踏上了通天大道，登上了帝王宝座。自古以来，书籍所载，未曾有过。不是英雄豪杰，没有宽容圣明的谋略，天命所授，神负扶助，哪能建立如此不朽的功勋！武王焚鱼敬受大命，高祖挥剑斩白蛇，就有神女化作老妇哭诉赤帝杀了她的儿子，预兆天命的事物虽然不同，但其道理却是一样的。”　　《尚书》说：“上天的工作，要让人来代替完成。”《周易》说：“汤武革命，上顺天心，下合民意。”所讲的也正是这个道理。　　夏代崇尚忠诚，其流弊是粗野、简陋，因此殷代用崇敬来纠正；崇敬的弊端是迷信，因此周代用文明礼教来纠正；可是礼教又带来了虚伪的流弊，补救虚伪弊端最好的办法是忠诚。结果夏商周三代帝王的治国之道转了一个圆圈，走到终点却又回到了起点。周秦之际，经过春秋战国六百年的战乱，可以说是文治流弊日益严重的时候，秦不加以改革，反而推崇酷刑，使其流弊更加严重。到了汉代，鉴于法治的教训，进行彻底改革，于是取得了政权。　　三国时的孔融说：“周武王从夏朝的开创者后稷到他那个时代，历时十五代，却只出现过白鱼跃入舟中、赤鸟落在屋上的瑞祥。至于汉高祖，只因一人修积仁德，瑞兆就有四五起。他挥剑斩白蛇，蛇母为之哭泣；两入长安，天上五星相聚。周武王伐纣时，杀了纣王，悬头示众；高祖进入秦都长安时，却赦免了二世的儿子子婴，并放了他。所以说，周武王在宽容大度方面也不如高祖。”　　唐太宗的名臣虞世南说：“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刘邦的功臣有三杰——张良、萧何、韩信；刘秀的辅佐是二十八将——邓禹、关汉等，但二十八将怎能比得上三杰？然而刘邦的功臣在其强盛之际几乎都被诛灭了，刘秀对他的功臣却都给予了优厚的待遇，使他们安享荣华富贵。　　在这一点上，刘秀很值得称颂。对这两个人取长补短地进行比较，还是次要的事情。”　　这样来讲，汉高祖战胜秦国和项羽，开创汉朝基业，家族的地位和国策的创建，一直传了十多代，虽然没有走上王者之道，作为霸者的功德，也够伟大了。]　　【按语】　　建立了东汉政权的刘秀也是趁绿林、赤眉农民起义的混乱局面登上帝王宝座的。刘秀在年轻的时候志向平平，看不出有什么惊人之处。他喜欢务农，性情温和。25 岁上才去游历长安，听说阴家有个名叫丽华的女子长得漂亮， 看到卫戍司令出行时声势显赫，就感慨地吟哦道：“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其志向不过如此而已。　　当了皇帝后，刘秀还是那样温和宽厚。即位不久，他衣锦还乡，同族的婶子大娘议论他什么都好，就是太温和了些。刘秀听了哈哈大笑，说：“吾治天下亦以柔道行之。”他确实是这样做的。他安抚战乱中流散的平民；废除擅杀奴仆不治罪的陈规；减刑轻税，精减政府机构和膺员；招纳、起用人才..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刘秀确实是一个开明、仁总的好皇帝。　　他在位30 余年，从不恣意放纵，豪华奢侈。他不喜欢饮酒，不喜欢珍玩。在他临终的遗诏中还说：“我无益百姓。丧葬，一切都要象孝文皇帝那样，务从约省。刺史、俸禄二千石的官吏，都不要离开城郭，也不要派官员来吊唁。”　　刘秀常常表现出一种恢宏大度、平易谦和的雅量。刘秀的老同学严子陵自小有高名，刘秀对他很有好感。刘秀当了皇帝后，他 隐名埋姓不愿相见。　　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了他，刘秀当天就亲自去看他，他躺在床上不起来，也不说话。刘秀就和他躺在一起，摸着他的肚皮说：“哎，哎，子陵，你不能帮帮我的忙？”严还是不答应，过了好久，才睁开眼睛说：“人各有志，何必强求？”刘秀跟他谈了好几天，请他出来做官，他持意不从，后来隐居富春山。毛泽东建立新中国后，请好友柳亚子出山，柳想效法严光。毛泽东的“莫道昆明湖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就是典出于此。　　刘秀对臣僚要求非常严格，对贪赃枉法行为决不宽容。对皇亲国戚一般也能理智对待，严加约束。他的大姐湖阳公主的奴仆有一次大白天行凶杀人后，躲在公主家中，官吏无法捕捉。洛阳县令董宣听说公主要出门，驾车的正是那个奴仆，就在半道截住了公主的车子，当面将那个奴仆正法。公主立即回宫向刘秀告状，刘秀大怒，把董宣召来，当面就要打死他。董宣说：“请让我说一句话再死。”刘秀说：“你想说什么？”董宣说：“靠着陛下的圣明，汉朝才得到中兴。现在放纵奴仆杀人，将怎么治理天下？你不用打，我自己死吧。”一边说，一边撞在柱子上，血流满面。刘秀赶紧叫小太监抱住他，但要董宣给公主叩个头消消气。董宣坚决不叩，刘秀就叫人按着脖子强叩。董宣两手撑着地，就是不叩。湖阳公主不满地说：“文叔（指刘秀）当老百姓的时候，经常藏匿逃犯，官吏都不敢上门 追捕。如今当了天子，都不能在一个县令身上施加一些威严？”刘秀笑着说：“这就是天子与平民百姓的不同啊。”刘秀不但没有怪罪董宣，反而褒奖了他，给了他一个“强项令”　　（意为刚强不肯低头的县令）的美名。事后刘秀一直记着这个七品芝麻官，在董宣死于任上后，刘秀派专人去看望，见他家中一贫如洗，刘秀感慨他说：　　“董宣如此清廉，死了才知道啊！”　　问题是象刘秀这样的好皇帝，可遇而不可求。中国几千的历史，这样的皇帝屈指可数。所以现在政治学提出的要求是：用什么机制才能保证每一个即位的国家最高领导人都能成为老百姓理想的人主？总不能让百姓用生命和血肉为代价，千年万代地去碰运气吧！　　【经文】　　或曰：“班固称周云成康，汉言文景，斯言当乎？”　　虞南曰：“成康承文武遗迹，以周、召为相，化笃厚之氓，因积仁之德，疾风偃草，未足为喻。至如汉祖开基，日不暇给，亡赢之弊，犹有存者。太宗体兹仁恕，式遵玄默，涤秦、项之酷烈，反轩、吴之淳风，几致刑厝。斯为难矣！若使不溺新垣之说，无取邓通之梦，懔懔乎庶几近于王道。景帝之拟周康，则尚有惭德。”　　[《汉文赞》曰：“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官室园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　　有不便，辄施以利人。南越尉伦，自立为帝，召贵伦兄弟，以德怀之，伦遂称臣。与匈奴结亲而背约入盗，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恶烦百姓。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群臣谏说虽切，常假借纳用焉。张武等受赂金钱，觉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人，是以海内殷富，兴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　　或问傅子曰：“汉太宗除肉刑，可谓仁乎？”对曰：“匹夫之仁也。夫王天下者，大有济者也，非小不忍之谓。由此言之，班固以太宗为仁，不在除肉刑矣。《景帝赞》曰：‘孔子称：“斯人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　　信哉！周秦之弊，纲密文峻而奸宄不胜。汉兴，扫除苛烦，与人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人醇厚。　　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哉！’此王道也。”]　　【译文】　　有人问：“班固赞颂周朝，推崇周成王、周康王；赞美汉朝，推崇汉文帝、汉景帝。班固的看法正确吗？”　　虞世南说：“周成王继承周文王、周武王的传统，以周公、召公为相，教化愚昧憨厚的民众，因为仁德的风气日积月累，能象疾风吹荡草丛一样，自然会同泰民安，这并不值得眩耀。至于汉高祖，登基之后，日理万机，已亡的秦国遗留下来的不利因素仍然存在。汉文帝以仁慈宽恕为本，以清静怡淡为法，扫除了秦始皇、项羽残酷暴烈的作法，恢复了黄帝、尧舜温和淳厚的风气，很少使用刑法，这样治理国家，是非常不容易的。假如他不被新垣平的妖言所惑，大搞迷信活动；不因梦见有人助他登天而宠幸邓通的话，汉文帝就非常接近王道了。至于用汉景帝来比拟周康王，在德行上还有所欠缺。”　　[《史记》称赞汉文帝说：“文帝即位，二十三年没有增加宫室园林、车骑服饰；臣民有不方便的地方，就用国家的积蓄施舍，为人民谋福利；南越王赵陀自立为帝，文帝将赵陀的兄弟都召来，各给厚赐，以德感化，赵陀大为感动，于是改帝称臣。文帝与匈奴曾有兄弟之约，但匈奴背约入侵，文帝派遣大将镇守边关，只守不攻，担心深入匈奴腹地会侵扰百姓。被分封到东南沿海地区的吴王因故与文帝不和，借口有病，不肯上朝，文帝不但不怪怨，反而派人送去手杖赏赐吴王，并传语吴王年老，可以免朝。群臣虽然劝文帝用宣吴王人朝的办法将其软禁，文帝表面上听从他们的意见，实际上不采纳。　　郎中令张武曾接受过吴王的贿赂，被文帝发觉后，不但没治罪，反而赏赐他，让他心怀惭愧。凡此种种，表明汉文帝一心一意以德服人，因此才出现海内殷富，国家繁荣的景象。这都是由于用礼义文明来振兴国家的结果啊。　　“另一方面，汉文帝勘断案件数百起，很少使用刑罚。真可谓是一位仁德的君王。”　　有人问傅玄：“汉文帝废除了断趾、割鼻等肉刑，这可以说是仁政吧？”　　傅玄说：“这是匹夫之仁。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要为天下苍生谋求长远利益，决不能仅仅注意这些小事。正因为如此，班固也认为汉文帝的仁德并不在于废除肉刑。他在《景帝赞》中说：‘孔子称这类人能继承三代一直传下来的正确的治国之道。确实是这样啊！周代和秦国坏就坏在政策法规周密而严峻，尽管如此，奸臣、内乱仍然层出不穷。汉朝建立后，扫除烦琐苛刻的政令刑法，与民休息，到了文帝，增加了以恭顺勤俭的方略，景帝遵守先辈的路线，五六十载之间，便做到了移风易俗，民风醇厚，谈周必称成康，言汉必称文景。美啊！’这才是真正的王道！”]　　【经文】　　或曰：“汉武帝雄才大略，可方前代何主？”　　虞南曰：“汉武承六世之业，海内殷富。又有高人之资，故能总揽英雄，驾御豪杰，内兴礼乐，外开边境，制度宪章，焕然可述。方于始皇，则为优矣。至于骄奢暴虐，可以相亚，并功有余而德不足。”　　[《武帝赞》曰：“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人，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阀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大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法，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齐斯人，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推此而言之，彼汉武秦皇，皆立功之君，非守成之主也。]　　【译文】　　有人问：“汉武帝雄才大略，可以与前代的哪个皇帝相比？”　　虞世南说：“汉武帝继承六代的帝业，海内殷富，又有高人相助，总揽英雄，驾驶豪杰。内政方面，提倡礼教，外交方面，开拓疆域。制度宪章，焕然可述。比起秦始皇来更其伟大。至于骄奢淫佚，残暴肆虐，也仅次于秦始皇。功劳有余，德行不足。”　　[班固的《武帝赞）说：“汉朝承接了历代弊端，高祖拨乱反正，文帝、景帝注重养民，对于考究古代礼乐制度之事，还很缺乏。汉武帝一登上宝座，就高瞻远瞩，罢黜百家，推崇六经，独尊儒术。接着在全国访求、推荐优秀人才，使其建功立业。兴办太学，修建祠庙，改正月为一年的第一个月，确定历法，规范音乐诗歌的章法，修建祭天禅台，顶礼各种神灵，封地给周朝的后裔。汉武帝时的号令建制，光彩焕然。他作为断承人遵循先祖的伟大事业，有高祖、文帝、景帝三代人的风范，象武帝这样雄才大略的人，假如不改变‘文景之治’的谦恭俭朴以救助百姓的政策，那么，就是《诗》《书》所称赞过的制度又能超过汉武帝多少呢？”　　由此推断，秦皇汉武，都是创业之君，但不是守成之主。]　　【经文】　　昔周咸以孺子继统，而有管、蔡四国之变；汉昭幼年即位，亦有燕、盖、上官逆乱之谋。成王不疑周公，汉昭委任霍光，二主孰为先后？　　魏文帝曰：“周成王体圣考之休气，禀贤妣之胎海，周召为保傅，吕望为太师。口能言则行人称辞，足能履则相者导仪。目厌威容之美，耳饱德义之声，所谓沈渍玄流而沐浴清风矣。犹有咎悔，聆二叔之谤，使周公东迁，皇天赫怒，显明厥咎，然后乃寤。不亮周公之圣德，而信金膝之教言，岂不暗哉？夫汉昭父非武王，母非邑姜，养惟盖主，相则桀、光。保无仁孝之质，佐无隆平之治，所谓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然而德与性成，行与礼并，在年二七，早知夙达，发燕书之诈，亮霍光之诫。岂将启金膝，信国史，而后乃寤哉？使成、昭钧牟而立，易世而化，贸臣而治，换乐而歌，则汉不独少，周不独多也。”　　[大将军霍光及上官桀秉政，桀害光宠，欲诛之，乃诈为帝兄燕旦上书，称光行上林称跸等事。帝不信。]　　【译文】　　从前周成王年少登基，又有管、蔡等四国叛乱；汉昭帝八岁即位，也有燕王旦、益长公主和上官架的谋反。成王不怀疑周公的忠诚，昭帝委任大将军霍光摄政。二人谁做得更好呢？　　魏文帝曹丕认为：周成王体现了武王美善的气质，继承了贤母的胎教，召公为保傅，吕望为太师。会说话的时候，负责朝见的官员就教他辞令，能走路的时候，负责宫庭礼仪的官员就引导他学习礼节。所以他从小就养成了满足于仪容要威严壮美、言谈要合乎德义的习性。就是说成王是在沐浴德行的清风中长大，骨肉里淀积着高贵的血液。即便如此，他还误听管、蔡对周公的诽谤，迫使周公率兵东征，去平定叛乱，致使上天震怒，显出凶兆来，然后他才皤然悔悟。他一直不相信周公的高尚品德，却相信秘藏在金柜里周公的祷告，这不是很糊涂吗！　　而汉昭帝的情况就不一样了。父亲汉武帝不象武王一样仁德，母亲“拳夫人”钩弋不象邑姜一样贤惠，伺侯他幼年生活的是大姐盖长公主，辅相是上官架和霍光。当老师的没有仁孝的品质，作辅臣的没有治国安邦的才能，完全可以说是出生在深官之中，成长于妇人之手。然而他的美德天性生成，他的品行与生俱来，在十四岁的时候，就表现出早熟和素有的明达，发现燕王刘旦诬陷霍光的书信有诈，不但不怀疑霍光，而且表扬了他的忠诚。昭帝不是等到开启了类似金拒的秘密，看了史官的记录才醒悟的啊。假如让成王和昭帝壮年时执政，换个时代，换了辅臣，改变原来的文化氛围治理国家，那么汉昭帝可称赞的地方不见得比周成王少。　　[大将军霍光和上官架共同执政辅佐昭帝，上官禁妒恨霍光受宠，一心要除掉他，就以燕王的名义起草了一封伪书，诬陷霍光以帝王的仪仗检阅羽林军以及种种意欲谋反的行为。昭帝没有相信。]　　【经文】　　或曰：“汉宣帝政事明察，其光武之侍欤？”　　虞南曰：“汉宣帝起自闾阎，知人痰苦，是以留心听政，擢用贤良，原其循名贵实，峻法严令，盖流出于申、韩也。古语云：图王不成，弊犹足霸；图霸不成，弊将如何？光武仁义，图王之君也。宣帝刑名，图霸之主也。今以相辈，恐非其侍。”　　[议曰：元帝之为太子，尝谏宣帝，以为持法太严。帝作色曰：“我汉家以霸王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化，用害政乎？”虽以此言之，知其度量不远，然宽猛之制有自来矣。昔高祖入秦，约法三章，秦人大悦。此恙缓刑之美也。　　郭嘉说曹公云：“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故不摄。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言严刑之当也。故《传》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人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书》曰：“刑罚世轻世重。”《周礼》日：“刑新国用轻典，刑乱国用重典，刑平国用中典。”　　由此观之，但问时代何时耳。严刑恶足小哉。　　【译文】　　有人说：“汉宣帝明察政事，难道不是汉光武一类的国君吗？”　　虞世南说：“汉宣帝在市井里巷长大，知道民间的疾苦，所以对政务非常留心，提拨重用有才能有学识的人。他之所以采取严刑重法的政策，探究其中的原因，其根源在于法家申不害、韩非子那里。古人说过：‘图王不成，用其有弊病的权谋足以称霸；图霸不成，霸术中有弊病的权谋将会是什么后果呢？只有身败名裂。’汉光武大仁大义，是位成就王道的皇帝。汉宣帝以法治国，是位成就霸业的皇帝。将此二人相较，恐怕不能类比。”　　[元帝在做太子时，曾向宣帝提意见，认为他执法太严。宣帝变了脸说：　　“我汉家向来交错使用霸道、王道，怎么能只用仁德感化来危害政权呢！”　　虽然从这句话可以知道宣帝的谋略不够远大，但是他采用或宽容或强硬的法制还是有原因的。从前汉高祖进入秦国，曾约法三章，秦人非常满意。这是从和缓刑法的好处方面讲。曹操的军师郭嘉劝曹操说：“汉末的政治失败在太宽松，袁绍却以宽松去救偏，所以不得要领。你用强硬的法规来纠正，上下就会知道制度在哪里了。”这是说法制运用得当。《左传》说：“政策宽松，国民就会散漫，这时就应当用猛烈的法令来纠正；太猛烈了，民众又会变得残忍，这时就应当再实施宽松的政策。用宽松来调济猛烈，用猛烈来调济宽松，政治才能平衡。”（尚书》说：“刑罚的使用，要时轻时重，审时度势。”《周礼》说：“治理新建的国家要用轻典，治理动乱的国家要用重典，治理安定的国家要用中典。”　　由此看来，法治的使用，要看在什么时候。时机适宜，怎么可以轻视严刑峻法的作用呢！]　　【经文】　　或曰：“汉元帝才艺温雅，其守文之良主乎？”　　虞南曰：“夫人君之才，在乎文德武功而已。文则经天纬地，词令典策；武则禁暴戢兵，安人和众，此南面之宏图也。至于鼓瑟吹萧，和声度曲，斯乃伶官之职，岂天子之所务乎？”　　[议曰：元帝多才多艺，善鼓琴瑟，虽如此，非善之善也。何则？徐干《中论》曰：“夫详小事而略大道，察近物而暗远数，自古及令，未有如此而不乱也，未有如此而不亡也。所谓‘详小事、察近物’者，谓耳聪于丝竹歌谣之和，目明于雕琢彩色之章，口给于辩惠切对之词，心通于短言小说之文，手习于射御书数之巧也。所谓‘远数、大道’者，谓仁足以覆焘群生，惠足以抚养百姓，明足以照见四方，智足以统理万物，权足以应变无端，义足以阜生财用，威足以禁遏奸非，武足以平定祸乱，详于听受而审于官人，达于废兴之原，通于安危之分。如此，则君道毕矣。”　　昔鲁庄多伎艺，诗人刺之。鲁昭美容仪，有出奔之祸。由是言之，使人主视如离娄，听如师旷，射如夷羿，书如史籀，可谓善于有司之职，何益于理乎！　　匡衡《谏元帝改政书》曰：“受命之王，务在创业垂统，传之无穷。继体之君，必存于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今陛下圣德天覆，子爱海内，然阴阳未和，好邢未禁者，殆议论者未丕扬先帝之盛功，争言制度不可用。臣窃恨国家释乐成之业，而虚为此纷纷也。愿陛下详览统业之事，此守文也。”]　　【译文】　　有人问：“汉元帝多才多艺，温文尔雅，是保持文治的好皇帝吗？”　　虞世南说：“帝王的才华，应该表现在文德武功上。论文则应体察、把握自然法则，以此为指导思想来制定政策法令；论武则应制止暴乱，平息战火，稳定社会，团结人民。这才是做帝王的宏图大略。至于鼓瑟吹萧，和诗谱曲，这是文人墨客、歌伎演员们的事情，做天子哪能去钻研呢！”　　[汉元帝多才多艺，琴弹得很好，这并不是最大的优点。为什么这样说呢？　　东汉末哲学家徐干写的《中论》讲过：“小事情明白，大道理忽略，身边的人事清楚，长远的规律糊涂，自古以来没有不因此而发生动乱，不亡国的。　　这里所说的‘详小事、察近物’，是指能听出音乐、歌曲是否和谐、美妙；能鉴别书法雕刻是否漂亮、精彩；出口成章，能言善辩，对答如流；对小说诗词心领神会；对于射击、驾车、书法、术数很有技巧。所谓“远数、大道”，是指仁慈足以覆盖苍生，恩惠足以托养百姓，光明足以普照四方，智慧足以统帅万物，手中的权力足以应付变化万端的时局，推行的义举足以使经济繁荣，威望足以遏止奸党歹徒的发难，武勇足以平定暴乱。能够辩别臣民们反映的情况是否实事求是，然后通过实际行动来考察他们。明白兴废的根源，精通安危的界线。能做到这些，做皇帝的素质就完备无缺了。”　　历史上，反面的事例也不少。例如从前鲁庄公能歌善舞，于是国人写了《蔽笱》一诗来讽刺他；鲁昭公善于修饰仪容，才招来逃亡晋国的祸患。这样说来，做皇帝的即便视力如离娄一般锐利，听力如师旷一般敏锐，射箭象后界一样准确，书法象史籀一样高明，只能说是有专职人员的才能，对治理国家没有一点儿好处。　　东汉丞相匡衡规谏汉元帝的《改政书》说：“接受国家权力的帝王，务必要继往开来，创立功业，使先辈的光荣传统流芳百世；继承政治路线的君主，务必关心宣传先王的功德，同时要发扬广大。如今陛下的圣明贤德有上天庇佑，能爱护天下百姓，然而阴阳不和，邪恶奸诈的势力没有受到制止，这恐怕是由于参政议政的官吏们没有宏扬先帝的丰功伟绩，反而对制度的运用与否争辩不休。国家把已经取得其成果的事业放在一边，而为那虚妄不实的空头理论纷纷扰扰，我常常为此暗自遗恨。希望陛下从大局出发，好好关心总结治理国家的经验，这才是永保文德武治的大事啊！”　　【经文】　　或曰：“观伪新王莽，谦恭礼让，岂非一代之名士乎？至作相居尊，骄淫暴虐，何先后相背甚乎？”　　虞南曰：“王莽天姿惨酷，诈伪人也。未达之前，徇名求誉；得志之后，矜能傲物。饬情既尽，而本质存焉。愎谏自高，卒不改察，海内冤酷，为光武之驱除焉。”　　[班固曰：“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哀成之际，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动见称述，岂所谓‘在国必闻，在家必闻，色取仁而行违之’者也？莽既非仁而有邪佞之材，又承四父世业之权，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意，以成篡夺之祸。推此言之，亦有天时，非人力所致。及其篡位，南面处非所据，颠覆之势，险于桀、纣，而莽晏然，自谓黄、虞后出也。乃矜其威诈，滔天虐人，是以海内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内外怨恨，远近俱发，城池不守，支体分裂，遂今天下城邑为墟，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未有如莽之甚者也。紫色蛙声，余分润位，为圣王之驱除云。”　　吴王孙权论吕蒙曰：“子明少时孤谓不辞剧易，果敢有胆而已。长大学问开益，筹略奇至可以次于公瑾，图取关羽胜于子敬。子敬答孤书云：‘帝王之起，皆在有扫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内不能办而外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责也。”　　此驱除之意也。]　　【译文】　　有人问：“建立过伪政权，改国号为新的王莽，起初谦恭礼让，难道不是曾被称作一代名士吗？等到他当了皇帝后，居尊傲慢，荒淫残暴，为会么前后判若两人呢？”　　虞世南说：“王莽是一个生性惨酷、奸诈、虚伪的人。没有发达的时候，沽名钓誉；权力搞到手之后，称能据傲，目中无人。伪装的画皮一旦撕掉，天生的真面目就暴露出来了。他不听规劝，自高自大，至死不知悔悟，四海冤狱重重，怨声载道，最终还是做了汉光武帝刘秀扫清道路的垃圾。”　　[班固说：“王莽出身于皇亲国舅，最初纡尊屈贵，身体力行，企图沽名钓誉。当他在汉成帝、汉哀帝在位辅政的时候，勤勤恳恳，为人处事正直谦恭，处处被人称道，莫非他就是孔子所说的‘在国有名，在家有誉，口头上仁义厚道，行动上背道而驰’的伪君子吗？然而王莽本质上是一个邪恶不仁却有谄媚取悦、虚伪奸诈之术的人，加之四位叔父王凤、王商等都是世代权臣，他凭借父辈的势力，又赶上汉室正处在衰败之际，皇位三次虚设，而王太后寿命又长，长期作为他的靠山，使他能玩弄奸诈权术，最终酿成了夺位篡权的灾祸。由此推论，王莽篡位也是天意，不是单凭个人奸诈所能做到的。　　“王莽一旦篡夺了政权，南面称王之后，居于不该他占据的地位，被推翻的趋势比夏桀、纣王还要险恶，然而王莽却能若无其事地自命黄帝、虞舜再世。他依仗其威势和诡诈，无法元天，茶毒生灵，因此全国哗然，百姓没有了生活的乐趣，朝野怨恨，众叛亲离，四处举事，各地城池失守，国家分崩离析，致使全国的城镇变成了废墟。有史以来，所造成的灾难没有比得上王莽的了。色秽声淫，气数短命之辈，据说向来就是准备好要给贤明的帝王扫清道路当垃圾的。”　　孙权在谈到吕蒙时说：“吕蒙年轻的时候，我说他只不过是不辞繁难，果敢有为罢了。长大以后有了学问，长了智慧，谋略奇至，仅次于周瑜，策划彻底打败关羽的麦城之战，胜过鲁肃。鲁子敬给我的奏章说：‘帝王兴起之际，都要有所驱除。除去关羽无需顾忌。’这是鲁肃对内不能办事，对外说大活罢了。我也原谅他，没有随意责怪他。”]　　【按语】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蓄。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白居易的这首有名的七律，说出了一个真理：只有经过时间的考验，才能给一个人棺盖论定，否则就会把周公当成篡权者，把王莽当作谦恭的正人君子了。　　相传，刘邦斩白蛇时，蛇曾对刘邦说：“你将广有天下，贵为天子。但我决心跟你作对。你斩我头，我闹你头；你斩我尾，我闹你尾。”刘邦想了想，就把它拦腰斩断。结果，大汉帝国的江山一头一尾都没有出乱子，而从中间横插进一个为时17 年的新朝。传说这个短命王朝的在位者王莽，就是那条白蛇转世。　　王莽长相口大下巴短，眼球突出，两眼血红，声音粗大沙哑。他虽身高马大，却爱穿高跟鞋，戴高帽子，挺胸昂首，远远地向下看左右两边。当时有个会相面的宦官说王莽“眼睛象猫头鹰，嘴巴象老虎，所以能吃人，将来也要被人吃掉”。王莽听到后，杀了这个人，以后经常用云母屏风遮掩自己，不是亲近的人不让人看见他。　　王莽是汉元帝皇后王致君的侄子。他父亲王曼死得早，未能封候，而他祖父、伯父、叔父八人都是列侯。因此，他的堂兄弟都依仗父辈的权势，过着奢靡的生活，争相以声色犬马夸宫斗胜，而他却孤苦伶仃，生活贫穷。然而他并来因此而垂头丧气，相反从小养成了折节求名、匿情钓誉的本事。长大后，为了让伯父大将军王风提拔自己，王凤病重时，他主动悉心照料，亲自尝药，故意弄得一连几个月蓬头垢面，衣不解带。王凤果然被他的孝心打动，临死时请太后和成帝关照他，使他当上了黄门郎、射声校尉。　　他对其他叔父也很孝顺，同时百般殷勤地结交当世英豪，这些人都在皇帝面前说他的好话，他的官也越做越大，然而他官越大，地位越高，干事就越谨慎，待人也越谦虚。他还把皇帝赏赐的车马衣物都送给宾客，甚至卖掉自己的财产赈济穷人，家中一件多余的东西都不要，以至不少名士投奔他，朝中权臣都愿意和他交往。当权的人称赞他，说客游士到处宣传他，此时他的名声甚至超过了他的几个叔父。　　王莽善于脸不红心不跳地弄虚作假。公元前8 年，王莽的叔父大司马王根在重病中推荐王莽代替自己做大司马。成帝接受了王根的意见。他更加克已奉公，以身作则，提倡俭朴，反对高官们骄奢淫仗的生活作风，常常把自己封邑里的租税收入全部分给下层官吏和穷苦的读书人。他母亲患病，公卿列候的夫人前来探视，王莽的夫人到大门外迎接，客人们看她穿得那么寒酸，还以为是王 莽家的粗使女仆，后来得知是王夫人时，贵妇们一个个惊得发呆，都夸王莽是个清正廉洁的人。　　就在王莽为自己精心包装的时候，汉成帝却正在温柔乡中与飞燕姐姐和合德妹妹恣意纵欲，全部朝政几乎都落入了王莽手中。成帝得意他说：“汉武帝好神仙，求白云乡；我终老在这‘温柔乡’足矣。”可惜好景不长，没多久他就丧生在了这‘温柔乡’。哀帝即位后，外戚丁、傅两家的势力潮水般的涌入朝廷，王莽的仕途出现了波折，他采取韬晦之术，上书辞职，退居新野，闭门读书，俟机东山再起。一次，他的儿子杀了一名家奴，王莽大发雷霆，要他儿子自杀偿命。在那混乱的世道，人们对王莽的举动充满好感，奉为楷模。王莽在新野三年，上书为他呜不平、要他重返朝纲的官吏就有一百多人。在舆论的压力下，他又回到了京城。这时荒淫无度的哀帝做了六年皇帝就死了，王莽又成了国家最高权力的执掌人。他利用阴谋手段一一清除政敌，满朝文武都是他的心腹爪牙。他外表道貌岸然，说话冠冕堂皇，可是只要心中有什么欲求，稍稍暗示，他的党羽就会奏明太后，而到时他又故意叩头泣涕，再三辞让。因此朝野上下都被他的假相迷惑了。　　就这样，王莽由黄门郎、射声校尉、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大司马、安汉公、宰衡摄皇帝，直到篡权成功，建立新朝。但是历史在西汉末年推出这样集伪善、奸诈、野心于一身的反面人物来，仿佛特意是为一个新时代的光明到来之前再浓浓地涂一层阴影，为孕育一个圣明的君王培植足够的罪恶的酵母。也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哲学家黑格尔才说：恶是历史的动力。　　【经文】　　夏少康、汉光武皆中兴之君，孰者为最？　　虞南曰：“此二帝皆兴复先绪，光启王业，其名则同，其实则异。何者？　　光武之世，藉思乱之民，诛残贼之莽，取乱侮亡，为功差易。至如少康，则夏氏之灭已二代矣[羿及寒浞]。藐然遗体，身在胎孕，母氏逃亡，生于他国。　　不及过庭之训，曾无强近之亲，遭离乱之难，庇身非所，而能崎岖于丧乱之间，递成配天之业，中兴之君，斯为称首。”　　[魏高贵乡公问荀顗曰：“有夏既衰，后相殄灭，少康收辑夏众，复禹之绩。高祖拔起垄亩，艾夷秦、项。考其功德，谁为先后？”　　顗对曰：“造之与因，难易不同。少康功德虽美，犹为中兴，汉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为优。”上曰：“少康先于灭亡之后，降为诸侯之隶，能布其德而兆有其谋，卒灭过、戈，复禹之绩，祀 夏配天，不失旧物，非至德弘仁，岂能济斯勋乎？汉祖因土崩之势，收一时之权，为人子则数危其亲，为人君则因贤相，为人父则不能卫其子，身没之后，社稷凡倾。　　少康易时而处，或未能复大禹之绩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汉祖矣。]　　【译文】　　夏代的少康、汉代的刘秀，都是中兴之君，谁更值得称道呢？　　虞世南说：“这二个帝王都是复兴先人未竟之业，使先王的功绩发扬光大的人。中兴之名相同，业绩的内容却不一样。为什么这样说呢？刘秀借助处乱思治的民心，诛灭独夫民贼王莽，乘着混乱打败亡命之徒，成功比较容易。至于少康，夏氏灭亡已有二代（后羿和寒浞），祖先的遗业已很渺远，母亲怀着他逃亡在外，生于异乡，没有受过父辈的教诲，没有强大、贴近的亲人，生在背井离乡的战乱之中，流离失所，但是他能在艰辛坎坷的丧乱之际奋斗，终于成就了帝王大业。中兴的君王，少康应为第一。”　　[魏文帝的长孙曹髦问朝臣荀顗：“夏商已经衰落，国王和丞相也都死绝了，少康收集夏朝的群众，复兴了大禹的事业。汉高祖崛起民间，打败了秦国和项羽，考究他们的功德，谁大谁小？”　　荀顗回答道：“创造与继承，难易不同。少康功德虽美，不过是中兴而已，与汉世祖刘秀同等水平也就可以了。至于高祖刘邦，我以为更胜一等。”　　曹髦说：“少康在国破家亡之后沦落为诸侯的奴隶，然而他能广施恩德，表明他有所图谋，最终还是消灭了过、戈两个部落，恢复了大禹开创的基业，夏商的宗庙得以祭祀，祖先的遗产没有散失。不是大仁大德，哪能建立这样的功勋呢！而刘邦利用天下土崩瓦解的形势，一举取得政权。就他本人而言，为人之子，几次危害到他的亲人；为人之君，他所依靠的是贤明的丞相；为人之父，却不能保护自己的子女，身死之后，国家几乎灭亡。如果与少康易时而处，他就未必能够光复大禹的帝业了。由此推论，刘邦就该在少康之下了。”]　　【经文】　　后汉哀乱，由于桓、灵二主，凶德谁则为甚？　　虞南曰：“桓帝赫然奋怒，诛灭梁冀，有刚断之节焉，然阉人擅命，党锢事起，非乎乱阶始子桓帝？古语曰：‘天下嗷嗷，新主之资也。’灵帝承疲民之后，易为善政，黎庶倾耳，咸冀中兴。而帝袭彼覆车，毒逾前辈，倾覆宗社。　　职帝之由，天年厌世，为幸多矣。”　　[议曰：桓帝问侍中爱延曰：“朕何如主也？”对曰：“汉中主。”“何者？”“尚书令陈善任事则理，中常侍黄门豫政则乱。是以知陛下可与为善，可与为非。此中主之谓也。”　　虞南曰：“夫泯江初发，其源可以滥筋。及其远也，方舟而后能济。元帝之时而任弘恭、石显，暨于桓、灵，加以单超、张让，既..彝伦，遂倾宗国。其所由来者渐矣。故曰：‘荧荧不灭，炎炎奈何。’言慎其始也。呜呼，百代之后，其鉴之哉。”　　古语曰：“寒者易为衣，饥者易为食。”晁错曰：“夫国富强而邻国乱者，帝王之资。”　　由此言之，是知昏乱之君，将以开圣德矣。　　【译文】　　后汉衰落混乱，是由于汉桓帝、汉灵帝二人凶残的性格所至，可是谁的责任更大呢？　　虞世南说：“汉桓帝因国舅梁冀把握朝纲，胡作非为，在盛怒之下，与宦官密谋将其诛灭。可见桓帝很有些刚毅果断的气概，然而宦官也因此专权，李膺和太学士郭泰等二百余人联合反对宦官势力，被宦官集团以‘党人乱政’的罪名逮捕下狱，后虽释放，但终身不许做官，宦官势力从此不可遏止。由此看来，朝政动乱难道不是起因于汉桓帝吗？古话说：‘民不聊生，天下哀号，正是新的君王开天辟地之良机。’汉灵帝即位后，国衰民疲，正好施行善政。百姓关心国事，都希望振兴朝纲。可是灵帝重蹈覆辙，又让宦官以‘党锢之祸’的罪名诛杀了一批大臣，危害比第一次更其严重，终于导致国破家亡。这个执掌帝王权柄的人，把整个国家推向了毁灭的边沿，他自己虽然只活了34 岁，总算没有死于非命，也够他幸运的了。” [汉桓帝问侍从他的爱延：“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爱延回答道：“在汉朝帝王里属中等。”桓帝问：“怎么讲？”爱延说：“尚书令陈蕃主持政务，国家就可以治理好；宦官们干预朝纲，国家就发生混乱。因此知道陛下既可以让你行仁政，也可以让你做恶事。这就是中主的意思。”　　虞世南说：“在泯江的源头，水量只能飘起木杯，到了下游，乘大船才能渡过。汉元帝的时候，任用佞臣弘恭、石显，到了后汉桓帝、灵帝的时候，又有单超、张让干政，既然败坏了伦常道德，皇室、国家的灭亡便无可避免了。汉朝到了这步田地，其祸根是一步步种下的。所谓‘星星之火不灭，到了渐成燎原之势时又有什么办法呢？’可见凡事一露头就得慎重对待。呜呼，百代之后，都要引以为鉴啊！”　　古话说：“寒者易为衣，饥者易为食。”晁错说：“国家富强，邻国动乱，正是有帝王之志者的大好机会。”　　由此可以明白，昏君委实是在为未来的明主开路啊！]　　【按语】　　我国五千年风云变幻的历史长河中，有的帝王千古流芳，有的臭名昭彰。　　以“成康、文景”为代表的“升平盛世，政通人和”常被后人称誉，以“秦皇、汉武”为代表的“雄才大略，文功武德”常被史家赞美，而西汉末年的汉桓帝、汉灵帝，已经成了“昏庸淫侈，政局倾颓”的同义语。所以撰写《后汉书》的班固提出，后代的人要想治国安邦，就应该“究其终始强弱之变，以明鉴戒焉”。　　后世的志士仁人每当总结历史的兴衰，谈到东汉末的汉桓帝和汉灵帝时，无不痈心疾首。诸葛亮在他那千古名文《出师表》中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於桓、灵也。”宋代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天下之主，宜得贤明。每念灵帝，令人愤毒！”　　桓、灵二帝的劣迹太多，罄竹难书，但有两点十分突出，一是对历史遗害最大的“党锢之祸”，一是令人惊叹不已的标价卖官。　　所谓“党锢之祸”，就是宦官集团对知识分子全国性请愿活动的镇压和屠杀。　　汉桓帝刘志即位时才15 岁，位卑庶出的小皇帝做不了主，朝政大权完全掌握在梁冀手中。粱冀本是一个缺德无才的纨绔子弟，长得耸肩竖目，说话结结巴巴，从小架鹰斗鸡，无恶不作。在汉顺帝年间，仗着姐姐梁皇后，世袭了其父梁商的大将军爵位。在刘志即位之前，两年之内死了三个皇帝（顺帝刘保11 岁即位，在位19 年；冲帝刘炳，2 岁即位，仅仅做了5 个月皇帝； 质帝刘缵，8 岁即位，不到一年就被梁冀毒杀）。汉王朝表面上挂的是刘记招牌，实际上却是梁冀的私人财产。梁冀生活上骄奢淫逸，各地进贡的珍奇，都要先送到梁府，选剩后才给皇宫。他修建的府第园林，象皇宫一样富丽堂皇。占田围猎，绵延千里。掌权二十多年，拥立三个皇帝，“穷极满盛，威行内外”，有史以来，外戚权势还没有超过他的。　　刘志虽然是个只知吃喝玩乐，对什么事都不过问的儿皇帝，但到了3O岁那年，对梁冀的飞扬跋扈渐生不满，便与单超、左馆、徐璜、具瑗、唐衡5 个宦官密谋，用御林军铲除了梁氏家族和他的私党。粱冀被没收家产时， 财物达3O 亿，相当于全国租税的一半。　　桓帝出于对宦官的感激，单超5 人都官封万户候，朝政由外戚之手转到了宦官之手。宦官势力迅速澎涨。人称左悺为“左回天”（权能回天）；具及为“具独坐”（骄责无比）；徐磺为“徐卧虎”（无人取碰）；唐衡为“唐雨堕”（流毒遍天下。其时单超已死）。不但宦官本人虐遍天下，他们的义子。同宗及姻亲也被派到地方任大小官职，贪脏勒索，有如盗贼。如宦官候览，他本人霸占百姓住宅达381 所，良田万亩，仿照皇宫修建16 座府第。他的哥哥候参任益州刺史，专门诬陷富人入狱致死，没收其财产中饱私囊。徐璜的侄儿徐宣，求婚下邳李家不允，便设法出任下邳县令，率吏卒入李宅抢走其姑娘，践踏之后用箭活活射死，埋在官衙之内。不巧徐宣的上司黄浮是个清官，接到诉状，马上将徐宣收监。他深知徐家权势熏天，不顾僚属劝阻，毅然说道：“徐宣这样的国贼，非杀不可！即使我因此而死，也心甘情愿！”　　随即以法处死了徐宣。宦官徐璜岂肯甘休，找到桓帝大泄私忿。桓帝只信宦官的话，下令将黄浮革职判刑。这哪里还有是非和公理？在桓帝的纵容下，宦官的气焰更加嚣张了。　　自从宦官专权后，除了以暴发户的贪残肆意掠夺外，还广树党羽，安插亲信，正常的选官和升迁被破坏了。子弟为官，拿钱买官，人情送官，卖官鬻爵，贿赂公行。读书人拿不出巨款行贿宦官，进身无门，个人前途和国家命运交织在一起，同样渺茫，同样凋蔽，这就成了他们反抗宦官势力的原动力。　　无权无势的大学生，他们的武器就是口诛笔伐，依靠舆论抨击时弊，褒贬人物。宦官也不示弱：你说我是小人，我也不承认你是君子。孔子不是说“君子群而不党”吗？那你们就是“党人”。双方攻评，营垒分明，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宦官有桓帝撑腰，作恶如故，横行无忌。大将皇甫规平定羌人论功当封。　　宦官徐磺乘机勒索贿赂，被断然拒绝。宦官便诬陷他不是打败羌人，而是拿钱让羌人投降，假冒军功，下狱论罪。皇甫规理直气壮：“说我拿钱诱羌人投降，如用私钱，我家中哪有那么多钱？如用公款，帐簿上哪一笔钱花在什么地方，就请查去！”结果查无实据，一些大巨和太学生三百多人跑到宫门前喊冤示威。闹得汉桓帝满肚子不高兴。　　公元159 年，一向敢与宦官硬斗的司隶校尉李膺转仕河南尹。一个叫羊元群的郡守回到家乡。李膺发现他贪脏尤甚，不但携回大批金银财宝，甚至连郡府厕所的花窗都被他卸下带回。李膺上书朝廷，认为应严加制裁。谁知此人向宫中宦官行路，不但安然无事，李膺反以诬陷之罪，给革了职，判了刑。由于陈蕃等大臣的营救，李膺才好歹官复原职，但此人梗直的脾气顽固得很，不久又依法处决了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和宦官的死党张成的儿子（张成从朝中得知要颁布大赦令，就教唆儿子趁机杀人，然后扬长而去。没想到李膺不管那一套，不顾一切地处死了犯人）。于是宦官看准了机会，候览叫张成的门徒上书皇帝，诬告李膺收买太学生，互相串连，结成死党，诽谤朝廷，制造动乱..　　汉桓帝平时时这些动不动好指手划脚评议国是的学生们就看不顺眼，这下可让他有了把柄，于是下诏在全国各地通辑、追捕敢于反抗宦官的读书人。　　恐怖气氛笼罩全国，官吏趁机瞎抓滥捕，一个州郡被捕“党人”多达百人。　　李膺等人看到这种局面，在狱中谎供许多宦官也是同党。宦官们怕引火烧身，只好劝说桓帝赦免“党人”，不再治罪，但“禁锢”终身，永远不能当官。　　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是由桓帝开其端，灵帝时演变为大屠杀的。　　汉灵帝即位时才12 岁，由桓帝的皇后窦太后临朝称制。太后之父窦武为大将军，手执权柄。窦武虽以外戚掌权，但他为人清正，忌恨宦官浊乱朝延，值此新帝即位，他想有所作为，整顿朝纲。他的这一想法与陈否不谋而合。　　于是两人设计铲除宦官势力，因谋事不慎，消息走露，反而被曹节、王甫、候览等号称“十常侍”的宦官集团逐一捕杀，同时被诛杀灭族的朝臣甚众，被罢官回家的遍布全国。宦官在宫廷斗争中大获全胜，一下子有17 人封侯， 他们眉飞色舞，弹冠相庆。可对回到地方上的官吏始终不放心，因为读书人把这些失败的官僚当做英雄、领袖，联合起来抨击宦官，互相激励，闹得沸沸扬扬，与朝中的宦官成了死对头。宦官们一方面让灵帝每次下诏重申“党人”之罪；另一方面加紧制造借口，对“党人”这狠心头之刺，必欲拔之而后快。　　建宁二年（169 年），被誉为“八及”（令人景仰的人）之一的张俭担任山阳郡（今山东巨野南）的东部督邮（郡守的辅佐官，掌督察所领县违法之事），宦官候览的家正在他的管区年。这一年候览丧母还家，不但为其母大起坟莹，而且预先为自己建造寿冢，规模宏大，殿堂高耸，因此毁人住宅，掘人坟园，夺人妻女，罪恶滔天。此外还先后建造住宅16 处，雕梁画栋，搂阁相连，象皇宫一样富丽堂皇。这在当时也是为封建王法所不允许的。张俭依法上奏朝廷，请求严惩候览。候在宫中截扣了奏章。张俭一怒之下，派人平毁了候家的坟莹，没收了候家的资产，又把候家平日杀害百姓、夺人田宅之事写了一份奏章送往京城，不料奏章又落入候览手中。他把张俭恨透了，唆使一个与张俭有私仇的小人，上书诬告张与同乡24 人结成朋党图谋不轨。　　奏章这次很快就到了灵帝那里，宦官曹节也趁机把上次禁锢的党人李膺、杜密等人牵连进去请求灵帝惩治天下所有的“钩党”。汉灵帝这时才14 岁，什么也不懂，仰着脸问曹节：“什么是钩党啊？”曹节说：“钩党就是党人。”　　“党人做了什么事一定要杀啊？”曹节回答：“他们聚在一起想图谋不轨。”　　灵帝又问：“什么是不轨呀？”曹节说：“不轨就是要把皇帝推翻。”灵帝想了想，就胡里胡涂同意了。　　逮捕党人的诏书一下，各地的宦官死党就闻风而动，监狱为之暴满。李膺的朋友劝他快逃，李膺坦然地说：“我已经6O 多岁了，生死有命，还逃到哪儿去呢？”自己昂头走进了监狱，被拷打致死，全家被流放。凡是天下有名气的官员和儒士，统统被宦官说咸是党人，杀的杀，关的关。有些人趁机公报私仇，陷害对方；有的官吏为邀功，故意搞扩大化..被流放，处死，免官禁锢的又有六七百，太学生被捕的也有一千多人，整个国家成了豺狼横行的恐怖世界。　　赶走了“不识趣”的官僚士大夫，汉灵帝感到耳根清静了，他可以纵情享乐，恣意敛财了。宦官们不但不会劝阻，还会帮他出主意，想办法，声色犬马，花样翻新，一门心思让他玩得舒舒服服。　　奴才们也喜欢这样的主子，只要你让他享乐，你任人唯亲也好，贪污受贿也好，草菅人命也好，他一概不管。万一被人揪住了尾巴，他还会护着你呢。主纵奴恶，宦官及其党徒可把天下害苦了。宦官王甫的养子王吉29 岁就出任沛国相，判案标新立异，要是穷人生了子女无力抚养，就把父母双双杀掉。凡被他处死的人，都分裂尸体陈列车上，标明“罪状”，巡游各县示众。　　夏天即使尸体腐烂了，也要用绳子把尸骨穿起来，不游遍沛国全境不罢休。　　他当了5 年官，就杀了一万多人。　　汉灵帝使国家彻底毁灭的最“杰出”的一招就是明码标价卖官敛财。　　汉灵帝出身于亭侯之家，与富有天下的皇帝相比，也曾经过了一段“穷苦”生活，所以怕穷之余，就对金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嗜好。放在国库里的钱他觉得不牢靠，非要攥在自己手心里不可。他的母亲董太后也是出名的财迷，自从儿子咸了皇帝，她不放过任何发财的机会。她让汉灵帝派出大批宦官到各地去搜括金银财宝，直接用车给她运回宫中。后来看油水榨得差不多了，又给灵帝出了一个主意：公开标价卖官。　　光和元年（178 年），官职交易所在西邸开张了。价码是郡守级卖二千万，县令级四百万。明码标价，童叟无欺。买卖做得还很灵活，有钱交现款，无钱可赊欠，到任后再加倍偿还。肥瘦不同的官职，还可讨价还价。开市大吉，生意兴隆，汉灵帝母子俩笑逐颜开。买官的人也不会吃亏，到任之后，只要狠狠搜括即可，只是苦了老百姓。汉灵帝他们才不管呢，他见买卖适销对路，急忙扩大经营：朝中三公，一千万一个，九卿五百万，如果属于按资历本该提升的，出半价即可。后来连禁卫军也上了市。除了皇帝之外，什么官都可以买到。　　卖官的“国策”后来发展到官员调动、秀才授职，都得到西邸讲价交钱后，才能走马上任。有些正直清廉的，请求不再当官，却被强迫派遣。新任巨鹿郡太守司马直，因清廉有名，特别减价三百万。接到诏书后，司马直愤然说：“当官是为民作主，现在反而要盘剥百姓以满足上司的私欲，于心何忍？”他请病假，不准。上任途中写了一篇批评时政的奏章，然后服毒自杀。　　汉灵帝用这种办法搞来的钱财怕得而复失，把一部分存放在宦官亲信的家里，一部分拿回老家变成不动产。这些亡国昏君，总以为国亡之后家尚可保，总要移国就家，准备亡国后回家好好享受去也。　　国家到了这步田地，神仙也回天乏为了。当时有一首民谣曰：“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这已经直言不讳的表达了天下苍生“与日同亡”的誓死决心。　　席卷全国的黄巾大起义终于暴发了！　　【经文】　　自炎精不竞，字县分崩，曹孟德挟天子而令诸候，刘玄德凭蜀汉之阻，孙仲谋负江淮之固，三分天下，鼎足而立，皆肇开王业，光启霸图。三方之君，敦有优劣？　　虞南曰：“曹公兵机智算，殆难与敌，故能肇迹开基，居中作相，实有英雄之才矣！然谲诡不常，雄猜多忌，至于杀伏后，鸩荀彧，诛孔融，戮崔琰，娄生毙于一言，桓劭劳于下拜。弃德任刑，其虐已甚，坐论西伯，实非其人。许邵所谓‘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斯言为当。　　“刘公待刘璋以宾礼，委诸葛而不疑，人君之德，于斯为美。彼孔明者，命世之奇才，伊、吕之俦匹。臣主同心，鱼水为譬，但以国小兵弱，斗绝一隅，支对二方，抗衡上国。若使与曹公易地而处，骋其长算，肆关、张之武，尽诸葛之文，则霸王之业成矣。　　“孙主因厥兄之资，用前朝之佐，介以天险，仅得自存，比于二人，理弗能逮。”　　[陈寿云：“刘备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所以基字亦狭。”张辅曰：“何为其然？夫拨乱之主，当先以收相获将为本，一身善战不足恃也。诸葛孔明达礼知变，殆王佐之才。玄德无强盛之势而令委质，关侯、张飞皆人杰也，服而使之。夫明暗不相为用，能否不相为使。武帝虽处安强，不为之用也，况在危急之间乎？若令玄德据有中州，将与周室比隆，岂徒二杰而已。”　　魏帝问吴使赵咨曰：“吴王何等主也？”咨曰：“聪、明、仁、知、雄、略之主也。”帝问其状，咨对曰：“纳鲁肃于凡品，是其聪也；拔吕蒙于行阵，是其明也；获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据三州虎视天下，是其雄也；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　　孙策疮甚，呼弟权曰：“举江东之众，决机于雨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才，以保江东，我不如卿。”陈寿云：“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人之杰也。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也。”]　　【译文】　　自从汉室衰落，天下分崩，曹操（字孟德）挟天子以令诸候，刘备（字玄德）凭蜀地险要，孙权（字仲谋）靠江淮坚固，三分天下，成鼎立之势。　　这三个人都开创了帝王基业，建立了霸主宏图。三人谁优谁劣？　　虞世南说：“曹操的军事谋略，几乎元人能比，所以他能打下建国的基础。虽身居朝廷相位，实怀雄才大略。然而他谲秘诡诈，心性反常，疑心重，忌讳多，所以他杀害了伏皇后家族数百人；因意见不合便毒死他的谋士荀或；因嫉恨不与之合作的孔融，便将其杀害；崔琰仪表堂堂，曾作为曹操的替身接见匈奴使者，事后他又觉得没面子，也被他杀害；娄生只因为说错一句话就被他砍头；桓劭已经自首，跪下求饶，他说：‘只要长跪不起，就可饶你不死。’最后还是被杀。不讲仁德，只用刑戳，可见他暴虐极了。然而他闲谈时好自比周文王，实际根本不是。汝南名士许劭给他的评价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话说得非常恰当。　　“刘备对四川的太守刘璋能以礼相待，委任诸葛亮为军师从不怀疑，做君王的，这是最好的仁德表现。孔明是举世闻名的奇才，可与辅佐成汤的伊尹、武王的吕望相比。君臣同心，如鱼得水。只因国小兵弱，蜷缩在闭塞的蜀地，要同时分心对付魏、吴，与大国抗衡，显得力不从心。假如与曹操易地而处，使刘备的远大计谋得以施展，使关羽、张飞的英武得以发挥，把诸葛亮的才能全部用上，那么，他的霸主之业必然成功。　　“孙权在其兄孙策奠定的基础上，任用前朝的文武百官，凭借长江天险，仅能自保而已，比起前二人来，就有所不及了。”　　[修《三国志》的陈寿说：“刘备的智谋才干，比不上曹操，所以开拓的区域也较狭窄。”晋朝的清官张辅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拨乱反正的国王，首要的、根本的是要得到好的将相，仅凭自身一人英勇善战是不行的。　　诸葛亮精通礼义，了解风云变幻，算的上是辅佐一统天下的帝王之才。刘备没有强大的实力，却能让他鞠躬尽瘁；关羽、张飞都是豪杰，却能让他们忠心耿耿为他效力，这说明刘备有独特的本领。人与人相处的原则是：光明正大的和阴险奸诈的不会互相配合，才能出众的和平庸愚蠢的不能互相合作。　　曹操即使在安全强盛之时，这些人也不会为他效力，更何况在危难之际呢。　　假如让刘备拥有中原，他开创的基业将会与周王朝媲美，怎会仅仅得一个‘二杰’（指刘与曹）的称号呢。”　　曹丕问吴国的使者赵咨：“吴王是怎样的一位君主？”赵咨回答说：“是一位聪睿、明达、仁慈、智慧、雄毅、英略的君主。”曹操问他有何具体表现，赵咨解释道：‘鲁肃出身贫寒，他能起用，证明他的聪睿；吕蒙是一普通士兵，他能提拨，证明他的明达；收留了你们的大将于禁而不加害，证明他的仁慈；攻占了荆州，但没有发生激战，证明他的智慧；占据三州，虎视天下，证明他的雄毅；委屈求全，敬奉陛下，证明他的英略。”　　孙策中箭受伤调养的时候，把弟弟孙权叫到床前说：“统率江东的千军万马，在箭矢如雨的战场上，当机立断，与天下争雄，你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才，以保江东，我不如你。”　　陈寿说：“孙权屈身忍辱，任用人才，崇尚计谋，象勾践一样奇异，确是人中豪杰，所以他才能独据江淮，成就三分鼎立的霸业。”]　　【经文】　　晋宣帝雄谋妙算，诸葛亮冠世奇才，谁为优劣？　　虞南曰：“宣帝起自书生，参佐帝业，济世危难，克清王道，文武之略，实有可称，而多仗阴谋，弗由仁义，猜忍诡伏，盈诸襟抱。至如示谬言于李胜，委鞠狱于何晏，愧心负理，君子不为。以此伪情，行之万物，若使力均势敌，俱会中原，以仲达之奸谋，当孔明之节制，恐非侍也。”　　[吴张微《默记》论诸葛亮、司马宣王二相优劣曰：“汉朝倾覆，天下分崩，二公并遭值际会，托身明主。孔明起蜀汉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盖有九分之一也。提步卒数万，长驱祁山，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仲达据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无擒敌之意，务自保而已。使彼孔明若此而不亡，则凉、雍不解甲，中国不释鞍，胜负之势亦已决矣。方之司马，不亦优乎？”]　　【译文】　　晋宣帝司马懿老谋深算，诸葛亮盖世奇才，哪一个更高明？　　虞世南说：“司马懿出身于世代儒家，参与建立魏国的政制，在世事危难之际能有所救助，清理朝纲，文才武略，实有可称道的一面。然而这人好玩弄阴谋，做事不讲仁义，猜疑妒忌，诡计多端。譬如他为让魏明帝自取灭亡，故意装病，河南尹李胜离京赴任前去看他，他故意说胡话，装得命在旦夕，使曹爽放松了警惕；他把何宴等人下狱后，任由狱吏审讯拷打，最后连诛三族。象这类伤天害理昧良心的事，正人君子是做不出来的。用这种虚情假义对待一切事物，倘若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到中原地带去会战，以他的奸谋来对孔明的统帅有方，恐怕就不是对手了。”　　[东吴时的张微在《默记》中谈论到司马懿和诸葛亮二人的忧劣时说：“汉朝灭亡，天下三分，这二人同时生活在风云际会的时代，投靠了一方之主。　　孔明从蜀汉开始活动，地盘只有一个州，与大国相比，只占九分之一，指挥着数万军队，长驰于祁山一带，意气奋发，大有饮马河、洛的壮志。司马懿拥有天下十倍之地，仗着兼并的大军，城垒坚固，部队精锐，不敢斩将擒敌，却只能自保而已。假如孔明不是死于五丈原，凉州、雍州（今陕甘宁一带）的军队和武器装备还在，战争继续下去，谁胜谁负很明白。比起司马懿来，孔明不是更高明吗？”]　　【经文】　　或曰：“晋景、文兄弟敦贤？”[魏明帝崩，立养子齐王芳，遗诏使曹爽与司马宣王辅政。宣王诛爽自专政。宣王薨，子景王名师字子元代立辅政，废齐王芳，立高贵乡公。景王薨，弟文王名昭字子上又代立辅政，杀高贵乡公，立陈留王。后陈留王以魏禅，晋武帝名炎字安世即位，平吴，天下一统。　　及子惠帝立，天下大乱，五胡入中原矣。]　　虞南曰：“何晏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太初是也。唯凡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故知王佐之才，著于早日。及诛爽之际，智略已宣，钦、俭称兵，全军独克，此足见其英图也。虽道盛三分，而终身北面，威名振主而臣节不亏，侯服归全，于斯为美。太祖嗣兴，克宁祸乱，南定淮海，西平庸蜀，役不逾时，厥功为重。及高贵纂历，聪明夙智，不能竭忠协赞，拟迹伊周，遂乃伪谤士颜，委罪成济，自贻逆节，终享恶名，斯言之玷，不可磨也。”　　[干宝《晋总论》曰：“昔汉宣帝以雄才硕量，应运而仕。值魏太祖创业之初，筹画军国，嘉谋屡中，遂服舆珍，弛驱三世。性深阻有城府而能宽绰以容纳，行任数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能西擒孟达，东举公孙渊，内夷曹爽，外袭王陵，屡拒诸葛亮节制之兵，而东支吴人辅车之势。于是百姓与能，大象始构矣。世宗承基，太祖继业，玄、丰乱年，钦、诞寇外，潜谋虽密而在机必兆，淮、浦再扰而许、洛不震，成黜异图，用光前烈。然后推毅钟、邓，长驱庸蜀。三关电扫，刘禅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当非常之礼，终受备物之锡。至于世祖，遂享皇极，仁以厚下，俭以节用，和而不弛，宽而能断。故人咏维新，四海悦劝矣。泛舟三峡，介马桂阳，役不二时，江湘来同。夷吴、蜀之垒垣，通二方之险塞。太康之中，天下书同文，车同轨。　　虽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人乐其生，百代之一时也。武皇既崩，山陵未干，而杨骏被诛，母后废黜，朝士旧臣，夷灭者数十族。寻以二公、楚王之变，宗子无维城之助，而阅伯实沉之隙岁构。师尹无具瞻之贵，而颠坠戮辱之祸日有。方岳无钧石之镇，关门无结草之固。李辰石冰倾之放荆、扬，刘渊王弥挠之于青、冀。二十余年而河、洛为墟，戎、羯称制，二帝失尊，山陵无所。何哉？树立失权，托附非才，四维不张，而苟且之政多也。　　故观阮籍之行而觉礼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纯、贾充之事而见师尹之多僻，思郭钦之谋而悟夷狄之有畔，核傅咸之奏、《钱神》之论而睹宠赂之彰。民风国势如此，虽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见之于祭祀，季札必得之于乐声，范燮必为之请死，贾谊必为之痛哭，又况我惠帝以荡荡之德而临之哉？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也。]　　【译文】　　西晋前夕的景王司马师和他的弟弟文王司马昭，哪个比较贤明？　　[魏明帝曹睿驾崩，立养子齐王曹芳，托咐曹爽与司马懿辅佐曹芳。司马懿杀了曹爽，大权独揽。曹芳在位三年，司马懿死，儿子司马师（字子元）　　被封为景王辅政，废除曹芳，立曹丕的孙子曹髦。司马师死后，他的弟弟司马昭（字子上）被封为文王，又代其兄辅政，杀了曹髦，立曹操的孙子曹奂。　　后来曹奂也被废除，封为陈留王，他让位给司马炎（字安世）晋武帝，从此进入西晋时期。司马炎称帝即位后，灭了东吴，统一了天下。到了晋惠帝即位，天下大乱，开始了五胡人主中原的大动荡时代。]　　虞世南对司马昭兄弟的评价是：何晏说：“唯有深邃，才能领悟胸怀天下的含义——夏侯玄（字太初）就是这样的人；唯有机谋，才能成就天下的重任——司马师就是这样的人。”由此可知，有将相之才的人，在青少年时期就要表现出来。在司马懿诛灭曹爽的时候，司马师镇静如常，其智慧谋略已很明显了。扬州都督毋丘俭和刺史文钦举兵讨伐他的时候，被他打得全军覆没，由此可以看出他的英雄气概。虽然他在谋略上胜人三分，但他能忠心保卫王室；虽然威名震主，但为人臣子的名节无可指责；权势显赫但能善始善终。这就很值得赞美了。　　他的弟弟司马昭继承了大将军的权柄以后，镇压了扬州都督诸葛诞讨伐他的战乱；在南方，安定了淮海一带的局势；在西方，消灭了刘禅没落的蜀汉。司马昭部署军政大事不失时机，一切以建功立业为重。可是在曹髦即位之后，不是用其聪明才智竭力协助；想学伊尹、周公，却诋毁有学问、有声望的人；杀了曹髦却把罪名推在太子的门客成济身上，自己给后人留下大逆不道的劣迹，最终还是成了历史的罪人。这就是说，一个人的污点是永远洗不掉的。　　[干宝的《晋总论》说：“司马懿以雄才宏量，顺应时势，走上了仕途，正遇上曹操开始创业，使他能参与筹划军国大事，高明的谋略屡屡成功，终于投身于戎马生涯，三代人驰骋疆场。他生性深沉多疑，有城府，但又宽松容人，能听取别人的意见；审时度势，处理军务能放开手；知人善任，能采纳、提拔人才，所以能西擒反复无常的孟达，平定辽东太守公孙渊的叛乱，消灭了与他同时受命辅政的曹爽，临死前还杀了扬州都督王陵。屡次抵抗诸葛亮统率的大军，还要对付东吴配合蜀军的威胁。因此老百姓一致赞扬他的才能，晋室一统天下的趋势从司马懿开始初步形成。　　“司马师和司马昭继承了他创立的基业之后，内乱有夏候玄、李丰，外乱有毋丘俭、文钦，这两起反对他的图谋虽然策划周密，还是走露了消息，都被司马氏镇压了。江东一市虽然战乱再起，但他们稳坐京都，一次次想推翻他们的图谋不但都被粉碎，反而使司马家族的基业更加巩固。后来起用邓艾、钟会，长驱入蜀，迅速打败了昏庸的刘禅，刘禅投降，东吴灭亡，建立了晋朝，统一了天下。天意人事，通过这段历史，不得不相信。　　“司马氏三代起初接受非同导常的委任，最后获得军政大权，到了司马炎手里，终于登上了帝王的宝座。　　“司马炎仁德厚爱，勤俭节约，平和而不放纵，宽厚而有断决，所以人人歌颂国家从此可以振兴了。当时的形势是四海欢欣，万民拥戴，放舟三峡，驰马桂阳，劳役不失时机，江浙都来归顺，铲平了吴、蜀的堡垒，打通与这两处往来的交通障碍。在西晋武帝太康年间，书同文，车同轨，虽说不是圆满的太平盛世，也基本可以满足了。清明的官吏奉公守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可以称得上是百年盛世。　　“可是等到司马炎驾崩，皇陵的土还没有干，国丈杨骏被杀，杨皇后被废为庶人，朝中旧臣被诛灭的就有数十家。不久又发生了贾后假传诏书让楚王司马玮杀害太宰司马亮的事件，事后楚王又被贾后以擅杀大臣的罪名诛灭。这样杀来杀去，导致了一有危险，都没有人帮助皇室子弟守护城池，而手足相残的事却年年发生。辅相没有尊严，不受人敬重，被杀戮侮辱的灾难却随时都会发生。全国山河没有一座可保安稳的重镇，雄关要道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被攻破。先是有李特在四川起兵，很快就攻下了荆州、扬州等地，继而刘渊在山东、河北等地扰乱，也跟着割据为王，国家开始冰消土崩。二十多年，河、洛地区就荒芜成一片废墟，西北方的胡人纷纷称王称霸，二代皇帝大权旁落，大好河山群龙元首。为什么会落到这步田地呢？只因为树立的接班人权力落在朝廷命官之手，父皇临终托附的重臣不是辅政的人才，国家的法纪不能贯彻实施，临时凑合的政策反倒频频出台。只要看看阮藉放浪形骸的行径，就可知道礼教崩毁废弃的根由；考究庾纯、贾充的所作所为，就可以看出辅相的荒诞乖张；想想郭钦所出的计谋，就可以明白北方各族为什么有机可乘；细看傅咸的奏章和鲁褒的《钱神论》，就可以知道行贿受贿、买官邀宠的明目张胆。民风国势到了这步田地，即便有中庸之才的将相，坚持礼义之治的君王，来治理这样的国家，也无法使之起死回生了。即便侥幸出现这种奇迹，也只能在祭祀祖庙的时候看到，在季札听音乐论兴亡的时候见到，范燮也要为之请死，贾谊必然为之痛哭了！更何况让一个白痴晋惠帝司马衷去面对这样的局势妮！然而司马家族的耀眼的余焰还没有熄灭，所以艰巨的使命又落在了东晋元帝司马睿的身上。”]　　【按语】　　封建社会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产生，因为其政治机制的桎梏，既不可能象议会制那样去选举，也不可能象多党制那样去竞争，而只能在一个极其有限的圈子里——皇室子孙中选择，而且必须遵循老祖宗数千年不变的规矩：立长不立幼，立嫡不立庶。可是这一原则执行起来往往变数很多，比方说，前任皇帝常常以遗诏的形式把他的宠姬或爱子钦定为接班人；或者皇帝断子绝孙了，就只能从远房同宗中找继承人；抑或是皇室衰微，朝纲被一权臣把持，那个实已虚设的儿皇帝就不得不退位——美其名曰“禅让”。这样一来，国家兴亡，百姓苦乐就不是取决于什么政治体制，而是决定于情节各各不同的争权闹剧了。　　西晋末年的晋惠帝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晋惠帝司马衷是晋武帝司马炎的次子。他从小生在宫中，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又不好读书，十几岁还不识字，只知寻欢作乐，别的什么事情也不问，什么都不懂，蠢得象猪一样。有一次司马衷在御花园玩，听到一片蛤蟆叫声，他问侍从：“此鸣者为官乎，为私乎？”侍从听了捧腹大笑，其中有个机灵的答道：“在官地为官，在私地为私。”又有一次，天下遭灾，百姓俄死不少，司马衷自作聪明地说：“他们为什么不吃肉末粥？”　　太子胡涂到如此程度，怎么能处理国家大事？不少大臣为此忧虑，晋武帝也不是不知道。尽管如此，司马衷还是当了皇帝。究其实，根源还在当时统治阶级内部的切身利益。看看这类历史故事，你就可以知道，不管封建统治阶级口头上说得多么漂亮，他们骨子里是从来不把民众、国家放在心上的。　　晋武帝司马炎即位前，他父母在临终时都曾拉着他的手含泪嘱咐他将来一定要把皇位传给弟弟司马攸。论才论德，司马攸都是比较理想的接班人。　　史书说他“清和平允，亲贤好施，爱经籍，能属文，善尺牍，为世所楷”。　　朝野上下，威望很高。但是武帝想把皇位传给儿子司马衷。为此，朝中大巨与皇帝多次发生争执，终究胳膊拧不过大腿，支持齐王司马攸的大臣不是被贬官、免职、下狱，就是被活活气死。连齐王最后也被威逼而死。　　武帝在选择接班人的问题上的所作所为，虽然引起朝臣的担忧，但居心叵侧的人巴不得武帝选白痴当太子，一旦白痴即位，他们就可以独揽大权，随心所欲了。武帝的老丈人杨骏就是其中之一。　　公元289 年，54 岁的晋武帝由于多年的荒淫纵欲，一病不起。杨骏乘他病重，把原来宫中的侍从都换成了他的亲信。皇后杨芷在武帝人事不省的时候请他让扬骏一人辅政，武帝不知她在说些什么，随便点了点头，杨芷立即矫命下达了诏书。　　武帝死后，司马衷继位，贾南凤当上了皇后，杨芷成了皇太后，杨骏大权独揽，惠帝成了傀儡，而贾南凤却没捞到什么好处。但她生来是一个凶狠毒辣的悍妇，她和几个另有图谋的皇族朝臣串通一气，为争夺最高统治权力，在宫廷中挑起了大规模的、持久的互相残杀。晋武帝的尸骨未寒，在她的策划下，马上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联合汝南王司马亮等人剿灭了杨骏家族，囚禁、饿死了杨芷。死于这场政变的不下万人。　　在铲除杨家势力的行动中，楚王司马玮起了关键作用，但他没有得到实惠。很多无功的反倒加官进爵。更主要的是贾南凤也没有得到好处。于是她又叫白痴皇帝下命给司马玮进京讨伐司马亮，事成后又以擅杀之罪将司马玮和很多朝臣诛杀灭族。　　在这场滥杀滥捕的大混战中，白痴司马衷万事不关心，不是去御花园听蛤蟆叫，就是和宫女们嬉戏打闹。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逍遥天子”。　　贾南凤自己没有生儿子。白痴只有一个儿子还是和一个才人所生。别看老子是白痴，生得这个儿子倒很聪明，有一次宫中失火，武帝要登高观望，这时才5 岁的孙子拉着他的衣襟说：“暮夜仓卒，宜备非常，不宜令照见人君也。”现在贾南凤怕白痴的这个唯一的儿子继承皇位，用计杀害了这个孩子。她的这种灭绝人性的行径引起了公愤，被赵王、粱王和齐王（司马懿的九子、八子和曾孙）率军攻入后宫杀死。从此统治集团的内讧由宫廷扩展到整个社会。司马懿的子孙们互相领兵杀来杀去，历史上称之为“八王之乱”。　　在战乱中丧生的民众有数十万。历史上有名的学者、科学家如陆机、陆云等人也都在战乱中丧命，真正有头脑、有节操的如“竹林七贤”等不得不退隐山林，“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候”。皇室的子孙们（司马的皇子皇孙共约57 人，司马炎的儿子就有25 人）在连绵不断的骨肉相残中亡灭殆尽。司马家族从司马懿起到愍帝司马邺，没出五代人，平均寿命不足20 岁。　　白痴司马哀有如丧家之犬，随便那个人都可以挟持他东逃西窜，最后被他的堂兄弟用面饼毒杀。　　司马哀在位16 年，大权先是被外戚杨骏掌握，后又被贾南风劫夺，继而八王争权夺利，战祸迭起，生灵茶炭，周边各少数民族趁机深入中原参加内战。本书的作者赵莫把司马哀的痴愚换了个高雅的说法曰：“荡荡之德”。　　妙矣哉！　　蠢猪似的皇帝的灭亡是必然的，可悲的是大好河山先被这头蠢猪糟踏之后，继之闯入的是五头猛兽——鲜卑、匈奴、羯、氐、羌，和16 头虎狼（秦、齐、燕、赵等），在中原这块水肥草美、物阜丰饶的大地上肆无忌惮地横冲直闯，烧杀洗劫。　　曹操为了劫夺大宝，苦心经营3O 多年，诛杀汉室大臣、刘氏宗室多人， 其政权维持不到百年；司马氏惨淡经营也是3O 年左右，也将曹氏宗人诛杀殆尽，政权都没有维持到5O 年，加上东晋（东晋皇帝其实姓牛），前后也才共15O 年。司马家族自杀加上他杀，最后也宗脉凋零。读史到此，不由不让人发出“天道好还”、“善恶相因’的浩叹！　　【经文】　　东晋自元帝以下，何主为贤？　　虞南曰：“晋自迁都江左，强臣擅命，垂拱南面，政非己出。王敦以盘石之宗，居上流之要，负才矜地，志怀问鼎，非肃祖之明断，王导之忠诚，则晋祚其移于王氏矣。若使降年永久，仗任群贤，因瀍、涧之遗黎，乘刘、石之衰运，则克复中原，不难图也。”[元帝值天下崩离，创立江左，后肃祖即位，大将军王敦威震内外，将谋为逆。帝与王导、温峤等决计征敦。敦败死也。]　　【译文】　　东晋自司马睿之下，哪个皇帝比较贤明？　　虞世南说：“晋朝自迁都建康（今南京）以后，有势力的大臣专权，皇位虚设，政令刑法不是出自国王，王敦凭借豪门望族的牢固的宗室基础，坐拥长江军事重镇的兵权，恃才自负，仗势拔扈，一心想当皇帝。要不是司马绍明断，丞相王导忠诚，晋朝的皇位几乎被王氏篡夺。可惜司马绍在位只有三年，倘若时间再长一些，依靠大批才德兼备的名流，靠洛阳一带流民的拥戴，乘称帝的刘聪和匈奴石勒正处在衰弱之际，那么收复中原并不困难。”　　[东晋元帝司马睿正赶上国家分裂，他乘机在建康创建基业，后晋明帝司马绍即位，大将军王敦威震朝野，准备谋反，明帝与丞相王导、中书令温峤等决心征讨王敦。敦兵败而死。]　　【按语】　　如依史籍载，东晋元帝司马睿是司马懿曾孙琅琊王司马觐的儿子。其实司马睿姓牛，并非司马懿的后代。李贽的《藏书》干脆称之为“南朝晋牛氏”。　　这一谜底说起来好笑：当年司马懿在世的时候，社会上流传着一本《玄石图》，其中有“牛继马后”一句谶语，所以司马懿对身边姓牛的人都要设法铲除。　　手下有一将叫牛金，一次他用一把特制的酒壶与之共饮。这酒壶设有机关，当自己喝的时候，可以倒出无毒的酒；在给别人斟酒时就能倒出有毒的酒。　　他用这种办法毒杀了牛金。可是谁能抖到，琅琊王府中有一姓牛的小吏，与王妃夏氏私通有子，这个私生子就是司马睿。尽管司马懿机关算尽，他创立的政权还是落在了姓牛的手里。　　由此看来。人世间的事从来就是——人算不如天算。人算人，彼此皆知；天算人，幽微难明。　　【经文】　　或曰：“伪楚桓玄有奇才远略，而遂至灭亡，何也？”[桓玄字敬道，父温。大司马玄博综术艺，以雄豪自处。晋安帝以为丞相，封楚王，遂禅位。]　　虞南曰：“夫人君之量，必虚己应物，覆载同于天地，信誓拟于暄寒，然后万姓乐推而不厌也。彼桓玄者，盖有浮狡之小智，而无含宏之大德，值晋末衰乱，威不逮下，故玄得肆其爪牙，以侥幸之余，而逢神武之运，至于夷灭，固其宜也。”　　[鬻子曰：“发政施令为天下福者，谓之道。上下相亲谓之和。民不求而得所欲谓之信。除天下之害谓之仁。仁与信，和与道，帝王之器也。”　　由此言之，豪雄小智，何益于乐推哉？]　　【译文】　　有人问：“桓玄有奇才远谋，结果还是灭亡了，为什么？”[桓玄，字敬道，父桓温官拜大司马。桓玄博学多才，以英雄豪杰自居，晋安帝司马德宗时为丞相，封楚王，后强迫皇帝让位。]　　虞世南说：“做国王的要有虚怀若谷、容纳万物的气量。要能象天地一样宽广，真诚的誓言必须兑现，然后百姓才会乐于拥护爱戴。可是桓玄这种人，只有浅薄的小聪明，没有宽宏谦虚的高尚品德，正好赶上东晋末年天下大乱，皇室威不服众，所以桓玄才能张牙舞爪地恣意妄为，侥幸行险，以图一逞。当时正值刘裕奋发英姿、扫荡群雄之际，桓玄最终被灭族身亡，这也是他应得的下场。”　　[战国时的楚大夫鬻权说：“发颁法策法令能为天下谋利益的，就是道；上下相亲相爱，就是和；民众不诉求就能得到，就是信；能消灭祸国殃民的邪恶势力，就是仁。仁与信，和与道，这是帝王的武器。”　　这样看来，乱世英雄的浮浅智谋，是无助于得到民众的拥护的。]　　【经文】　　宋祖诛灭桓玄，再兴晋室，梁代裴子野优之于宣武，其事云何？　　虞南曰：“魏武，曹腾之孙，累叶荣显，濯缨汉室，三十余年。及董卓之乱，乃与山东俱起，诛灭元凶，曾非己力。晋宣历任卿相，位极台鼎，握天下之图，居既安之势，奉明诏而诛逆节，建瓴为譬，未足喻也。宋祖以匹夫提剑，首创大业。旬月之间，重安晋鼎，居半州之地，驱一郡之卒，斩谯纵于庸蜀，禽姚绍于崤函，克慕容超于青部，枭卢循于岭外。戎旗所指，无往不捷。观其豁达，则汉祖之风；制胜胸襟，则光武之匹。惜其补短，志未可量！此为优矣。”　　[裴子野曰：“宋武皇帝苛迹多于魏武，大德厚于晋宣。拔足行间，却孙恩蚁聚之众，奋臂荆、郢，扫桓玄盘石之宗，方轨长驱则三齐无坚垒，回戈内赴则五岭靡余妖，命孙季高于巨海之上而番隅席卷，擢朱龄石于百夫之下而庸蜀来王，羌胡畏威，反为表里，董率虎旅以事中原。然后请呼上帝，步骤前王，光有帝图，谓之义取者也。”　　又曰：“桓敬道有文武奇才，志雪余耻，校动离乱之中，奄有天下而不血刃，既而啸命六合，规模进取，未及逾年，坐盗社稷，自以名高汉祖，事捷魏晋，思专其侈以冀恭己。若王谧、桓谦以人望镇领袖，王绥、谢混以后进相光辉，群从兄弟，方州连郡，民骇其速而服其强，无异望矣。高祖于时，朱方之一匹夫也，无千百之众，纠合同盟，电击二州，未及半旬，荡清京邑，号令群后，长驱江汉，推亡楚于匪隙，援衰晋于已颓，自轩辕以来，用兵之疾，未始有也。自非雄略不世，天命底止，焉能若此者乎？于是人知攸塈而王迹兴矣。”]　　【译文】　　南北朝的宋武帝刘裕（字寄奴）灭了桓玄，又帮助东晋维持了数年残破的江山，然后才称帝。梁武帝时期的著作郎裴子野认为他比司马懿、曹操卓越，这是怎么回事？　　虞世南说：“魏武帝曹操是曹腾的孙子（曹腾是汉桓帝时的宦官，收夏侯嵩为养子，曹操是嵩的长子，所以曹操的真正祖先是夏侯氏），累世荣耀显贵，三代人在汉朝享了三十多年福。等到董卓乱汉，操与山东豪雄趁机而起，消灭了罪魁祸首董卓，这也并非曹操一人的功劳。司马懿历任魏晋的将相，权倾朝纲，国家的兴亡由他掌握，处在安全稳固的位子上，奉皇帝的诏书征伐、诛杀犯上作乱的人，他的权势、地位，用高屋建领也不足以比喻。　　刘裕就不一样了，他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提剑首创大业，不到一月，就安定了苟延残喘的晋室。他所镇守的句章大小只有州府的一半，统率着一郡之兵，攻杀四川守将谯纵；西入长安，擒获了后秦姚泓家族；在山西大岘山打败了南燕慕容超；在岭南，打败占据广州的焦循，焦氏父子全被斩首。帅旗所指，攻元不克，战无不胜。观其豁达恢宏，有汉高祖刘邦的风度，看他胜算在握，可与光武帝刘秀媲美，只可惜在位时间太短，大志未酬，否则他的业绩不可限量。这就是为什么认为他比司马懿、曹操卓越的缘故。”　　[裴子野说：“宋武帝刘裕劣迹比曹操多，功德比司马懿大。他从一个普通士兵起步，数次抗击孙恩的乌合之众；振臂摧毁了荆州、郢州桓玄的牢不可破的军事家族势力：双管齐下，战车长驱，山东一带的军事重镇就荡然元存；回戈直指江、湘，五岭的大小山头都被肃清；他命令建威将军孙处自海道袭击番禹，广州遂被席卷；起用资历轻微的朱龄石，四川便被收复；羌族匈奴被他的军威震摄，攻守、君臣之势很快倒转了过来；督率气吞万里的大军安定中原后，假借天命，仿法前代帝王，终于登上皇帝的宝座。这可以说是以仁义取天下了吧。”　　裴子野还说：“桓玄有文武奇才，立志雪洗国破家亡的耻辱，身处战乱之际，调兵遣将，未经浴血奋战就意外地取得群雄盟主的地位，继而向全国发号施令，策划统一大业，不到一年，逼晋安帝让位，盗窃了国家权力。他自以为名望超过了汉高祖，功勋比得上曹操、司马懿，就妄图过过皇帝的瘾，让四海都来恭恭敬敬朝贺自己。到了他假传圣旨封赏的王谧、桓谦，利用人民渴望太平的心理镇服群雄，王绥、谢混等较后发迹的相继出人头地，追随他的本家兄弟，都被安插各地军政部门的时候，老百姓为他得逞之迅速而惊骇不已，不得不屈服于他的暴力之下，不敢有非分之想。当时的刘裕才是丹徒县的一介平民，参军后上司让他率领的不过数十人，后来纠集同盟，共谋起义，讨伐桓玄，闪电般地攻下了徐州和京口，不到半旬就荡清了建康，号令群雄，长驱江汉，不容桓玄有喘息之机就消灭了他，使频临灭亡的晋室又得以苟延残喘。自轩辕黄帝以来，还没有象刘裕这样用兵神速的。如果不是绝世少有的雄略，如果不是东晋的气数到了尽头，怎么能这样呢？　　“由此可知，当人民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能治理丧乱的王朝自然要兴起。”]　　【按语】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谢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　　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辛弃疾的这篇洋溢着爱国激情的华章，歌颂了几位历史人物的英雄业绩，其中浓墨重彩刻写的就是这位“寄奴”——刘裕。　　刘裕早年丧父，家境贫寒。青年时代曾挥汗躬耕于田野，上山砍柴，下泽捕鱼，备尝生活之艰辛，因此养成终生简朴的习惯。晚年当了皇帝，还在后宫独辟一室，珍藏着他曾用过的农具。　　刘裕在东晋末年南北朝混战之际，崛起于行武，终其一生，戍马倥偬。　　这位靠战争登上皇位的农家子弟，胸有韬略，勇武善战，确实充满了“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英雄气慨。在刘裕只是桓玄手下的一个小头目的时候，当时桓玄已经篡位，他的夫人私下对桓玄说：“我看刘裕龙行虎步，风度不凡，恐终不能为人下，不如早点除掉他。”桓玄说：“我刚刚平荡中原，眼下正是用人之际，非刘裕无可用者。等关、河平定后，再作打算吧。”可是等到他“再作打算”时，一切都已经晚了。　　后来刘裕南征北战，确实坐了天下，然而他为夺大室，为巩固政权，残杀了许多也许不该杀的人。明代进步思想家李贽每当评点历史遇到滥杀无辜的人物时，总要在杀人的情节下加注一笔：“种毒了”或“又种毒了”，而到杀人者的子孙后来又被别人杀害的时候，他一定要照应一句：“毒发了！”　　公元410 年，刘裕消灭了南燕，生俘燕王慕客超，送到建康将其斩首。　　燕都被破后。南燕自王公以下三千余人金被斩杀，家属一万余人没为奴隶，燕都被夷为平地。随后，又以图谋不轨的罪名剪除了和他一起举事的刘毅及其部属谢混等人。　　另一个当初与他起义的是诸葛长民。刘裕邀他畅谈。当诸葛正为刘裕能如此推心置腹而感激涕零之时，伏在帐后的武士将他刺杀于座中。　　经文中提到的卢循、谯纵等，战败固然不免一死，但其部属、家族也被诛灭殆尽。　　公元418 年，刘裕代晋称帝前，万事具备，只因当时有一句谶语：“昌明（晋武帝司马曜字昌明）之后有二帝。”他想在晋安帝司马德宗之后再立一帝，以应“二帝”之谶。于是他派人缢死安帝，扶立恭帝司马德文，一个月后又将其刺杀。　　一将功成万骨枯。虽然不应否认刘裕在东晋和南北朝这一被学者称为“一体化调节失灵”的混乱时期，在五十年左右，大大小小的称帝者竟达145 人之中，确实是一位茕然卓立的佼佼者，但他也播下了诸般“毒种”。这些“流毒”之“因”，在他身后都一一有了毒“果”。　　【经文】　　宋孝武、明帝，二人敦贤？　　虞南曰：“二帝残忍之性，异体同心。诛戮贤良，割剪枝叶，内无平、勃之相，外阙晋、郑之亲，以斯大宝，委之昏稚，故使齐氏乘衅，宰制天下，未逾岁稔，遂移龟玉。缄滕虽固，适为大盗之资。百虑同失，可为长叹。鼎社倾沦，非不幸也。”　　[孝武名骏，文帝第三子也，为江州刺吏。弟劭既弑逆帝，与颜竣于江州起义征邵，平之。明帝名彧，文帝第十八子，即位，尽杀孝武诸子，务为雕饰，天下骚然，崩，子昱立，无道，萧道成杀之。]　　【译文】　　宋孝武帝刘骏和明帝刘彧哪一个贤明？　　虞世南说：“这二个皇帝的残忍虽然表现不同，其本性却是相同的。诛杀贤良，手足相残，朝内没有陈平、周勃那样的丞相，外部没有唇齿相依的睦邻，把国家的最高权力交给这种昏庸元知的人，难怪能让萧道成趁国家破败之机宰割天下，不到一年，国玺易手。这正如庄子所说，珍贵的东西，捆绑、封锁得越牢，恰恰是为大盗提供连锅端的方便。千思百虑，终归还是失败，千古为之长叹！至于权力的倾覆、沦丧，还不是最不幸的！”　　[宋孝武帝名骏，宋文帝第三子，官拜江州刺史。他的弟弟刘劭杀害文帝后，刘骏与他的主簿颜竣于江州起义，征讨刘劭，打败刘劭，并将其父子枭首示众。宋明帝名彧，宋文帝第十八子，即位后就把孝武帝二十八个儿子全部杀害，而且又千方百计掩饰他的罪行，致使天下骚乱。明帝驾崩，子刘昱即位，更其荒淫无道，被萧道成杀死篡位，建国为齐。]　　【按语】　　公元422 年，南宋开国皇帝刘裕去世，长子刘义符继位。虽然其父临终时对他说：“徐羡之、傅亮当无异志。”然而恰恰是这几个人，不到一年就把他废掉，旋即把他活活打死，又杀其弟刘义真。然后迎立刘裕的三子刘义隆，是为文帝。文帝即位不久，就把拥立他的徐、傅和谢晦等人一一诛杀，后来名将檀道济与其子11 人也一同被杀。　　刘义隆即位初，四弟刘义康曾与之共理朝纲，对巩固刘宋政权贡献颇大。　　他一直担心刘义康要篡夺他的皇位，一俟地位稳固，就赐药毒死了这位皇弟。　　从此刘裕的“毒种”一发不可收拾，刘氏父子兄弟之间的残杀延绵不断，终于导致了南宋的覆灭。　　公元453 年，刘义隆被其长子刘邵杀害。当年，其三子刘骏以讨伐弑君、弑父的刘邵、刘浚为名起兵，攻克建康后将其暴尸于市。刘义隆即位后，因其父当年在考虑废长立幼时没选中他而是看重刘铄，便迁怒于彼，将其毒死。　　后又杀叔父刘义宣、十弟刘浑、六弟刘诞。在攻克刘诞镇守的广陵（今扬州市）后，刘骏将城内士兵不论老少全部杀掉，并将死者的头颅摆在石头城南岸陈列观赏。　　刘骏对父子兄弟如此，对朝中大臣更是以狎侮、虐杀为一大快事。　　长子刘子业继位后，因幼时不为父爱，一登上皇位，便大肆报复，凡是武帝信任的大臣全被诛灭九族，其中包括他的叔父刘义恭全家。这位年仅16岁的皇帝，因为看惯了他父亲草菅人命，一旦手握生杀大权，比其父更加凶残。他杀了年仅七岁的弟弟刘子鸾兄妹三人犹不罢手，还把其母殷贵妃从坟墓中挖出来侮辱。　　刘子业排列了一下刘氏接班表，发现继位的不是长子，就是三子，于是为消除后患，毒死了三弟刘子勋。　　综观刘宋王朝的四代八帝，自刘裕以下，无一不是宫廷腥风弥漫，岁岁骨肉相残。8 个皇帝，平均寿命不足24 岁。可悲也夫！ 　　【经文】　　齐建元、永明之间，号为治世，诚有之乎？　　虞南曰：“齐高创业之主，知稼借之艰难，且立身俭素，务存简约。武帝则留意后庭，雕饰过度，然能委任王俭，宪章攸虬礼乐之盛，咸称永明。　　宰相得人，于斯为美。”　　[议曰：子言卫灵公之无道，康子曰：“夫如是，爱为不丧？”孔子曰：　　“仲叔圉治宾客，祝驼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爱为丧？”此言委任有德之美也。　　田单相齐，过淄水，有老人涉淄而寒。田单解裘而衣之。襄王恶之，曰：　　“田单之厚施，将欲以取我国乎？不早图之，恐后之。”此言委任有德之恶也。　　故齐侯恶陈氏厚德，晏子谓齐侯曰：“在礼，家施不及国，大夫不收公利，可以止之。”齐襄恶田单厚施，贯珠者谓襄王曰：“王不如嘉单之善，今曰：‘寡人忧人之饥也，单收而食之；寡人忧人之寒也，单解裘而衣之。　　称寡人之意。’单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单之善亦王之善也。”后里闾相与语曰：“单之爱人，乃王教之也。”　　夫收臣下之权，宜如晏子及贯珠者。　　昔汉祖疾甚，吕后问为相，曰：“曹参可。”问其次，曰：“王陵可。　　然少憨，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独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　　宋高祖大渐，戒太子曰：“檀道济虽有干略而无远志，徐羡之、傅亮当无异图。谢晦常从征伐，颇识机变，若有同异，必此人也，可以会稽处之。”　　夫任贤用能，宜如汉高及宋祖矣。]　　【译文】　　南北朝时齐国的建元（齐高帝萧道成年号）至永明（齐武帝萧赜年号）　　年间（公元429——493 年），被称为太平治世。真的是这么回事吗？ 虞世南说：“萧道成是创业之主，知道稼穑的艰难，而且自己生活俭朴清雅，衣食起居务求简单朴素。齐武帝萧赜则很重视后宫的华美，有失过度雕饰，但是他把一切政务都委托给少傅王俭，朝廷的典章法令都由王俭草撰，都说礼教文化的兴盛，就数永明年间，一致赞扬萧赜的辅相用人得当。”　　[孔子说到卫灵公的无道时，康子说：“这样的国君，怎能不亡呢？”孔子说：“要是让仲叔圉来管理外交，由祝驼管理宗庙祭典，由王孙贾统领军队，这样，怎么会亡呢？”这里讲的就是任用有德之人的好处。　　田单做齐国的宰相时，有一次过淄水，有老人淌水过河，被冻得打颤，田单解下皮衣给老人穿，引起了齐襄王的反感，说：“田单这样施惠于人，是不是想夺取我的江山？不早些准备，恐怕他就要先下手了。”这里讲的是任用有德之人的坏处。　　正因为此，齐襄公才嫉恨齐国陈氏的广施功德。晏子对齐襄王说：“从礼制上讲，个人做好事不能超出家族的范围，朝廷的命官不能假公济私，这种行为必须制止。”　　齐襄公讨厌田单施舍国人，有一个以串珠玉为生的匠人对他说：“大王不如表扬田单的慈善，下令说：‘我担心有人在挨饿，田单就收容饥民到府上；我担心有人在挨冻，田单就脱下自己的皮衣给他们穿。他的这种行为使我很满意。’田单做了这样的好事，大王能表扬他，这样一来，感激田单做好事，也就等于你大王做了好事，人民就要感谢你了。”从此以后，人们在街谈巷议时都说：“田单所以会爱拥民众，那是大王教导的结果呀！”　　由此看来，国王要想收回大臣们的权利和功德，应当象晏子和串珠人所说的那样去做。　　从前汉高祖病危，吕后问他身后谁当丞相合适，刘邦说：“曹参可以。”　　又问他曹参以后呢，他说：“王陵可以。但是王陵这人有些憨厚，陈平可以协助他。陈平这人智谋有余，但是难以独当大任。周勃宽厚稳重，但文化修养不足，然而能安定刘氏天下的，必然是周勃。可以让他当太尉，掌握兵权。”　　宋高祖刘裕病重时，告诫太子刘义符：“将军檀道济虽有才干，却没有远大志向。徐羡之、傅亮按说没有野心。谢晦常跟随我南征北战，颇知机变，将来有什么变故，必然是他搞的，可以用调他到会稽的办法来处理这件事。”　　做国王的，在任贤用能的问题上应当象刘邦和刘裕这样。]　　【经文】　　宋、齐二代，废主有五，并骄淫狂暴，前后如一。或身被贱杀，或倾坠宗社。岂厥性顽凶，自贻非命，将天之所弃，用亡大业乎？　　虞南曰：“夫上智下愚，特禀异气；中庸之才，皆由训习。自宋、齐已来，东宫师傅，备员而已。责贱礼隔，规献无由，多以位升，罕由德进。此五君者，禀凡庸之性，无周、召之师，远益友之箴规，狎宵人之近习，以斯下质，生而楚言，覆国亡身，理数然也。”　　[议曰：贾生云：“昔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导之教训。此三公职也。　　又置三少，曰少傅、少保、少师，是与太子晏者也。乃孩抱有识，三公、三少固明孝、仁、义、礼以导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选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翼卫之，使与太子居处。故太子乃生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　　夫习与工人居，不能无正，犹生长齐地，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犹生长楚地，不能不楚言也。秦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视杀人若刈草菅然。岂胡亥之性恶哉？从其所以导之者非其理也。”　　晋惠帝太子遹有罪，阎纂上书谏曰：“臣伏念遹长养深宫，沉沦富贵，受饶先帝，父母骄之。每见选师傅，下至郡吏，率取膏梁击钟鼎食之家，希有寒门儒素如卫绾、周文洗马舍人，亦无汲黯、郑庄之比，遂使不见事父君之道。古礼，太子以士礼与国人齿，欲令知贱，然后乃贵。自顷东宫，亦微太盛，所以致败，非但东宫。诸王师友、文学亦取豪族力能得者，岂有切磋，能相长益？今遹言语悖逆，受罪之日，不失子道，尚可重选师傅。置游谈文学，皆选寒门孤臣、以学行自立者，及涉履艰难、名行素立者，使与游处。　　绝贵戚子弟、轻薄宾客，但道古今孝子事亲、忠臣事君，及思想改过，皆闻善道，庶几可全。”　　由此观之，故太子者，选左右俾谕教之，最急也。]　　【译文】　　南北朝时期的宋朝和齐朝，被废的国王共有五人。这五个废帝都很骄淫狂暴，彼此没有什么不同，有的被杀害，有的干脆国破人亡。是不是他们本性凶顽，自取其祸，因而被上天抛弃，故意用他们来使国家灭亡呢？　　虞世南说：“人所以有上智下愚的差别，是因为各自禀受的气质不同。　　至于具有中庸修养的人，都是来源于培训和学习。自宋王朝和齐王朝以来，负责培养太子的东宫里的老师，都滥竽充数而已。高贵的和下贱的，由于礼教的原因，互相隔离，良好的教育没有办法得到，导师都是由职位决定，很少根据德才选拔。这五个后来做了国王的太子，生性平庸无奇，又没有周公、召公一样的导师，良师益友的规劝听不到，委琐狎邪的小人恶习倒沾染了不少。以如此卑下的质地，生活在如此野蛮粗俗的环境中，国破身亡的下场，是注定无可避免的了。”　　[贾谊说过：“从前周成王还在襁褓之中的时候，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姜太公为太师。保的作用，就是保养好太子的身体；傅的作用，就是用仁义道德辅导太子；师的作用，就是用知识礼仪教育太子。这是三公的职责。　　此外，还设置了三少，叫做少傅、少保、少师，分别负责太子的饮食起居。　　因此，太子在懂得学习的童年时期，三公三少就用孝、仁、义、礼来培训教育他，让他离远邪恶的小人，不让他看到丑恶的行为，然后选择天下端庄正直的人才，孝顺父母师长、和睦兄弟姐妹的益友，和博闻广见、有道德、懂权术的人跟随在他左右，和太子朝夕相处。所以太子见到的是正直无私的行为，听到的是正直无私的言谈，行的是正道，因为前后左右都是品行端正的人。一个人习惯了与正人君子相处，自己也会不知不觉地走上正道，就象生长在齐国的不能不使用齐国高雅的语言一样；习惯了与奸邪小人相处，就象生长在楚国的人不能不使用楚国粗俗的语言一样。　　“秦王让赵高辅导太子胡亥学习判案，耳濡目染的不是杀人、割鼻就是夷灭三族。所以今日即位，明天就用活人做靶子练习射箭。忠言规劝的说是诽谤，为他深谋远虑的说是妖言惑众，把杀人当做割草玩一样。难道胡亥天生性恶吗？不是，是因为教导他的知识都不是正理。”　　晋惠帝的太子司马通犯了罪，校尉阎纂上书说：“我常常想，遹长期生活在深宫中，沉缅富贵尊荣，凭着先帝创造的条件，生活优越，父母娇宠。　　为他选择老师时，我见都是选自名门望族的富贵人家，很少有来自寒门的有学问、有情操的读书人，或者有汉武帝做太子时卫绾、周文那样的好老师，和刚正不阿的汲黯、郑庄那样的好辅臣。这样一来，太子遹就无法学到忠孝之道。古代的礼仪规定：太子要以士人的交际方式与民众平等相处。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他知道贫贱之后方可做贵人。如今他自己毁了东宫，也伤了国家元气，其所以到了这种的地步，不单单是太子的罪过。诸王子的导师、友人和来往的文人墨客也都是出身豪门，和这些人相处，怎么会互相切磋、有所教益呢！现在太子遹言语悖逆，接受惩罚的时候，仍然格守做儿子的规矩，还可以考虑重选师傅，令其改过自新。选配游艺谈学方面的师友，应当是出身寒门，学问和品行都卓然自立的人，以及经历过艰难困苦而名声、行为清廉正直的人，使之与太子相处、游学，杜绝他与皇亲国戚的戚纨绔子弟和轻薄宾客交往，只讨论古今孝子如何事奉双亲、忠臣如何报效朝廷，以及知过即改的道理，使他听到的都是为善之道。恐怕只有这样，才是万全之策。”　　由此看来，对太子的教育，必须选品学皆优的人担任，这对于国家来说是最重大、最迫切的问题了。]　　【按语】　　宋、齐二代的五个废帝是指刘宋王朝的前废帝刘子业，后废帝刘昱；南齐郁林王萧鸾、东昏候萧宝卷与齐和帝萧宝融。　　这几个皇位继承人的共同特点是荒唐淫乱，嗜杀成性。比如，宋前废帝刘子业，天塌下来他都不管，杀人之外就是醉生梦死，淫秽宫帷。他爱让王妃、公主、郡主等人入宫脱得赤条条的，在他面前排列成一队粉团阵，再强令左右与之追逐作乐，如若不从，就杀其全家。又如后废帝刘昱，杀人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大乐趣。他经常动用击脑袋、锤阴囊、剖腹心等酷刑，有时一天受刑的就有数十人之多。他看到杀人后伏尸流血便十分开心，一天看不上这种种惨状，就闷闷不乐。有一次，他用铁锤把一个人的阴囊打破，身边有人见此情景皱了一下眉头，他发现后悖然大怒，让这人立正站定，袒露上身，用短矛刺穿其肩胛。还有一次，他闻到身边一侍从有大蒜味，竟要剖腹察看。凡此种种，不胜赘述。　　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这些人不单是一个“没有人君尊严”的问题，实际上其中大部分属于精神错乱型的人。比如齐东昏侯萧宝卷，为了讨爱妃的喜欢，把阅武堂改名芳乐苑，并在里面按市场的样子建造店铺，自己打扮成商人大声叫卖。他让爱妃当市场总经理，自己当伙计。还在苑中开渠引水，在岸边设立肉铺，自己操刀卖肉，让爱妃卖酒。当时有民谣唱道：“阅武堂，种杨柳，至尊屠肉，潘妃沽酒。”　　这些身为九五至尊的人，行为乖张，各有怪癖。有的嗜酒如命，有的豪赌成癖，有的好偷，有的爱涂脂抹粉、身着女装招摇过市，有的好花样翻新地瞎折腾..总之，乌烟瘴气，不成体统就是了。　　后人在考察这些亡国之君的人格形成原因时，看到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青少年时代的教育失误。他们无一不是从小养尊处优，只知玩乐，有如白痴。　　为其选择的师友都是名门望族的权责，加之大都是在杀人如麻的环境中长大，所以连起码的做人规矩都不懂。然而由于封建社会“父传子，家天下”　　的政治体制，国家最高权力的继承人又只能在这极其有限的小圈子里指定或选择，因此太子的教育就成了关系到国之兴衰成败的大问题。这里作者提出的教训虽然是针对太子教育一事，但其观点对今人仍感困扰的子女教育亦不无启迪。归纳古人有关教子经验的总结，主要有三点：一是择师要得人，二是交友要慎重，三是先卑方能后尊。　　【经文】　　梁元帝聪明才学，克平祸乱，而卒致倾覆。何也？[元帝，梁武帝第七子，名绎，为荆州刺史。破侯景，都荆州，为西魏万纽于谨来伐，执帝害之。]　　虞南曰：“梁元聪明伎艺，才兼文武，仗顺伐逆，克雪家冤，成功遂事，有足称者。但国难之后，伤夷未复，信强寇之甘言，袭褊心于怀楚，蕃屏宗支自为仇敌，孤远悬僻，莫与同优，身亡祚灭，生人涂炭，举鄢、郢而弃之，良可惜也。”　　[议曰：《淮南子》云：“夫仁智，才之美者也。所谓仁者，爱人也；所谓智者，知人也。爱人则无虐刑，知人则无乱政。此三代所以昌也。智伯有五过人之才而不免于身死人手者，不爱人也；齐王建有三过人之巧而身虏秦者，不知贤也。故仁莫大于爱人，智莫大于知人。二者不立，虽察慧捷巧，不免于乱矣。”　　或曰：“周武之雄才武略，身先士卒，若天假之年，尽其兵算，必能平宇内，为一代之明主乎？”　　虞南曰：“周武骁勇果毅，有出人之略，观其卑躬历士，法令严明，虽勾践、穰苴无闻淤天下。此猛将之任，非人君之度量也。”　　由此观之，夫拨乱反正之主，当先以收相获将为本，一身善战，不足恃也。故刘向曰：“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伎艺善战，何益哉？”]　　【译文】　　梁元帝萧绎聪明博学，平定祸乱，最终还是国破家亡，为什么？[元帝是梁武帝萧衍的第七子，名绎，官拜荆州刺史，曾平定大将军侯景的叛乱，以荆州为都城。西魏万纽于谨入侵梁王朝，被俘后，于谨用土袋将其压死。]　　虞世南说：“梁元帝天资聪睿，书画术数，无一不通，可以说是文武全才。他凭借顺利的形势讨伐逆贼，雪洗梁简文帝被杀的国耻家仇，因功成名就而继位，确有可称道之处。然而在国难之后，创伤还没有恢复的情况下，相信强敌西魏的甜心蜜语，因偏爱江汉而留恋不去，弃置了建康故都，把兄弟子侄都打发到偏远的地方，人为地使手足成了仇敌，一旦有事，都在孤独偏远之地，不能与他分忧。结果是身亡国灭，生灵涂炭，把河南和湖北全部放弃，确实让人叹惜。”　　[《淮南子》说：“仁和智，这是最美好的才能！仁的意思是爱人；智的意思是知人。爱人就不会采用暴虐的刑罚；知人就不会导致国家的混乱。这就是夏商周三代所以昌盛的原因。智伯有五种过人之处，仍然避免不了被人杀害，原因就在于他不爱人；齐王建有三种过人之处，仍然被秦人俘虏，饿死在共邑（今甘肃泾川北），原因就在于他不知贤任能。所以说，仁最关键的是爱人，智最关键的是知人，这二点不首先具备，即使明察聪慧，灵敏机智，还是不能避免国破家亡。”　　有人问：“周武帝宇文邕雄才大略，身先士卒，可惜在位十年，只活了三十六岁。假如寿命再长些，让他充分发挥其军事谋略，他一定能统一天下，成为一代明主吗？”　　虞世南说：“周武帝骁勇无敌，果断刚强，谋略超人，看他鼓舞士气能纡尊屈贵，领兵打仗号令严明，相比之下越王勾践和齐国大将穰苴都比不上。　　这都是勇猛的大将所应有的特征，还不具备做皇帝的气量。”　　由此看来，拨乱反正的领袖人物，首要的是应当收服将相之才以为己用，这才是最根本的。不能单靠一人善战去打天下。正因为此，刘向才说：“知人是王者之道，知事是臣者之道。多才多艺，英勇善战，能有多大益处呢？”]　　【按语】　　历史上许多皇帝的不幸不在于他们的个性，恰恰在于他们做了皇帝——　　把他们根本不会使用的最高权力给予了他们。权力，是一根其妙无比的魔杖；政治，是一门超越世俗任何艺术的最高艺术。光有权力欲的人，很可能只成为卑鄙的政客，但真正伟大的政治家其德才必须超越任何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历史上的不少帝王，按其素质如果放在适宜的领域，很可能会成为有益于国家、民族的专家、学者，然而历史的误会偏偏让他们当了皇帝，结果给人民和自己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梁元帝萧绎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　　史载萧绎幼年聪睿俊朗，天姿英发，5 岁即能口诵《曲礼》，六岁时为父皇作诗曰：“池萍生已合，林花发稍稠。风入花枝动，日映水光浮。”成人后博览群书，下笔成章，文不加点。军旅书翰，策令诏诰，都是自己亲自挥毫，从不假人之手。他平生著述颇丰，先后撰写编著《金楼秘诀》、《古今同姓名录》、《江州记》等书籍四十二种，共七百多卷。他还精通书画，自画孔子象，并作赞语，自己书写，世称三绝。他如改行当艺术家，也许会名垂后世，然而作为皇帝，却被后人当咸了反面教员。　　遗憾的是类似萧绎的悲剧在中国后来的历史上依然俯拾皆是。隋炀帝且不说，宋徽宗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史载，宋徽宗赵佶天资甚高，可是他对皇室钦定的儒家经典和史书一概不感兴趣，但对笔砚丹青、骑马踢球却乐此不倦。高俅就是因踢得一手好球而受到他的宠幸才日见重用的。　　赵佶对书画的嗜好到了疯狂的地步，他在宫中专门设立了一个御前书画所，由著名书法家米芾等人掌管，里面收藏了数以千万计的珍品，古代的钟鼎有一万余件，全都是商周奏汉之物。在他贮藏文房四宝的大砚库中，光端砚就有三千余枚。他命人将历代著名书画家的资料加以整理，编写成《宣和书画谱》，为后世美术史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史科。他还对所藏古代青铜器进行考证、鉴定，亲自编撰了《宣和殿博古图》。他决心要在绘画领域“雄冠天下”，置朝政于脑后，用整整三年的功夫临摹了宫中所藏的汉代毛延寿等37 位名家的全部传世佳作。在书画造诣上，他也的确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如他自成一体的“瘦金书”，不能不说是千古一绝。　　除花石奇物、园林鸟兽、书画饮宴外，赵佶还有一好，即所谓“微服潜行”——偷偷溜出皇宫去逛妓院。虽然宫中嫔妃数以百计，但他为之倾倒的却是青搂粉娃，特别是自从见到京师名妓白牡丹李师师后，赵佶简直到了神魂颠倒、如醉如痴的地步。为此闹得满城风雨，京都哗然。　　作为一国之主的皇帝到了这种地步，亡国丧家是必然的了。公元1126年，金兵攻陷汴京，先后将赵佶和他的儿子宋钦宗赵桓虏掠至金国都城大定府（令辽宁宁城西），不久父子二人和一同被虏掠到北地的臣民九百多人又被迁到韩州，金朝给他们拨了十五顷地，让他们耕种自给，直到父子二人老死于此。　　如果说赵佶本应是个杰出的艺术家的话，那么明嘉宗来由校却是一个好本匠。朱由校人很聪明，手也很巧。他平生最爱搞土木建筑和木工制作，全套木工活他无一不精，油漆一行亦极奇巧。凡是他见过的木器用具、亭台楼阁，一看便能制作。他酷爱营造，常在宫中亲自动手建造回廓曲室，手操斧锯，兴致盎然。可他又喜厌不恒，造好后只要有一点儿不顺眼的地方就毁掉重造，常常是造了毁，毁了造，忙得不亦乐乎，废寝忘食。朱由校尤其擅长的是精致的雕刻。他做的砚床、梳匣皆是自己雕刻、自己油漆，五彩绚丽，工极奇妙。他雕刻的八幅屏，在不足一尺的天地里花鸟鱼虫、人物走兽，无不栩栩如生。来由校沉缅于木工制作，根本不理朝政，文武百官有时三年也见不上他一面。明代为祸最烈的魏忠贤充分利用了他的昏庸，在想干什么伤天害理之事时，专拣他忙于木工活的时候去请示汇报，每次，来由校都极不耐烦地挥挥手说：“你看着办吧！”久而久之，明朝实际上成了魏忠贤的天下。　　诸如此类的可笑人物在我国的历史上不胜枚举。平心而论，也很难指责这些被强人所难地推上帝王宝座的人。如果让他们自由选择所喜爱的事业，也许都会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才，都会对人类的文明建设做出有益的贡献。　　然而历史和体制都不允许这样做。因此这种现象应该说是历史的误会，体制的悲剧。　　【经文】　　后齐文宣帝，狂悖之迹，桀、纣之所不为，而国富人丰，不至于乱亡。　　何也？[宣帝名洋，后齐高欢第二子，受后魏禅也。]　　虞南曰：“昔齐桓奢淫亡礼，人伦所弃，假六翮于仲父，遂伯诸侯。宣武帝鄙秽忍虐，古今无比，委万机于遵彦，保全宗国，以其任用得才，所以社稷犹存者也。”　　[议曰：殷有三仁，太康有五弟，亦皆贤者而国为墟，何哉？　　鬻子曰：“君子与人之谋也，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见受也；能必忠而不能必见入也；能必信而不能必见信也。故虞公不用宫之奇谋，贼于晋；仇由不听赤章之言，亡于智氏。天下之国，莫不有忠臣谋士，但在用于不用耳。苟为不用，反贻君误贤，人君子安能救败乱乎？”]　　【译文】　　南北朝时北齐的文宣帝高洋沉缅酒色，恣意淫暴，他的疯狂错乱的行为，连夏桀、纣王都不去做。然而能国富人丰，没有引起国乱人亡，为什么？[齐文宣帝名洋，后齐高欢的次子，逼后魏元善见禅让而登基。]　　虞世南说：“从前齐桓公奢侈淫佚，不守礼义，为人伦道德所唾弃，可是他内政外交全权依靠管仲，结果还做了诸侯的盟主。齐宣帝高洋卑鄙污秽，残忍暴虐，古今无比。他把国家政务统统交由宰相杨愔等人办理，得以保护了国家和宗族的安全，这是因为他用人得当，所以没有国破家亡。”　　[殷商时代有三个大臣，夏禹的孙子太康在位时有五个弟弟，都是贤德的人，可是国家还是灭亡了，京都成了一片废墟，为什么？　　鬻子说：“国王与臣民们一同治理国家，主观上想一定要行正道，但臣民们有合乎正道的意见，他未必能采纳；一心想重用忠臣，但忠臣未必能接近他；决心讲信用，但未必能付诸行动。虞公不听宫之奇唇亡齿寒的忠言，晋国灭了虢国后，在回师的路上顺便就把虞国灭了；仇由不听赤章的意见，最终被智氏灭亡。天下无论哪个　　国家，都有忠臣谋士，关键在于用与不用罢了。如果不用，最后将给君主和有德行的人留下无穷祸患，到那时，正人君子也无法挽救败局了。]　　【经文】　　陈武帝起自草莱，兴创帝业，近代以来，可方何主？　　虞南曰：“武帝以奇才远略，怀匡复之志，龙跃海隅，豹变岭表，扫重氛于绛阙，复帝座于紫微。西抗周师，北夷齐寇，宏谋长算，动无遗策，实开基之令主，拨乱之雄才。比宋祖则不及，方齐高则优矣。”　　【译文】　　南北朝时的陈武帝陈霸光出身于平民百姓，最后开创了帝王大业，他可以与历史上的哪个皇帝相比？　　虞世南说：“陈武帝由于有奇才，有远见，胸怀匡复大志，有如龙跃大海之中，豹腾峻岭之上。他扫荡了笼罩皇宫的阴云，恢复了梁朝萧氏的传统皇权。在西部抗击北周的军队，在北方打败了北齐高欢的残余势力，谋略宏伟远大，政令法规又没有什么疏漏，实在是一位开创基业的好皇帝，拨乱反正的大英雄。虽然比起宋高祖刘裕来有所不及，但比起齐高帝萧道成要好得多了。”　　【经文】　　隋文帝起自布衣，光有神器。西定庸蜀，南平江表，比于晋武，可为俦乎？　　虞南曰：“隋文因外戚之重，周室之微，负图作宰，遂膺宝命。留心政治，务从恩泽，故能绥抚新旧，缉宁遐迩，文武制置，皆有可观。及克定江淮，咸同书轨，率土黎献，企伫太平。自金陵灭后，王心奢汰，虽威加四海，而情堕万机，荆璧填于内府，吴姬满于下室。仁寿雕饰，事将倾宫，万姓力殚，中民产竭。加以猜忌心起，巫蛊事兴，戮爱子之妃，离上相之母[猫鬼事起，秦王妃及仆射杨素母皆坐焉]。纲维已紊，礼教斯亡，牝鸡晨响，皇枝剿绝，废黜不辜，树立所爱[废太子勇为庶人，立晋王广也]。功臣良佐，诛翦无遗。季年之失，多于晋武，十世不永，岂天亡乎？”　　[议曰：汉高祖欲以赵王如意易太子，叔孙通谏曰：“昔晋献公以骊姬故，废太子，立爱齐，晋国乱者数十年，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今陛下必欲废嫡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帝曰：“吾直戏耳。”通曰：“太子乃天下本，本之一摇，天下震动。奈何以天下戏？”乃听之。　　袁绍爱少子尚，乃以太子谭继兄后。沮授谏曰：“世称万人逐兔，一人获之，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贤，德均以长，上古之制也。愿上惟先代成败之戒，下思逐兔分定之义。若其不改，祸始此矣。”绍不从，后果构隙。　　故曰：立嫡子者，不使庶孽疑焉。疑则动，两则争。子两位者家必乱，子两位而家不乱者，亲犹在也。恃亲不乱，失亲必乱。有旨哉。]　　【译文】　　隋文帝杨坚由一个普通百姓，掌握最高权力，征服了西边的蜀国，消灭了江南的后陈。杨坚能与晋武帝司马炎相比吗？　　虞世南说：“隋文帝由于是周武帝于文邕的国丈，在北周衰弱之际，担负着辅佐皇帝的重任，官封大丞相、大司马，最后登位称帝。他留心政治，凡有举措，都归功于皇恩，所以能安抚住新旧权贵，使朝廷和地方都能安定，内政和军事两方面的制度规划，都有可观的建树。等到江淮一带全部平走后，又统一了全国的文字和交通规则。当时普天下有才德的人，都在企盼着太平。　　可是自从灭了金陵陈国后，开始变得奢侈无度，虽然威加四海，但是不再留意处理繁杂的国务了。珠宝玉石堆满宫室，美女佳人充斥后院，为了构建仁寿宫，几乎把国库都耗尽了。这样一来，黎民百姓给弄得财力枯竭，中等生活水平的人家都快破产了。加之杨坚的猜忌心理日益严重，装神弄鬼的事自然多了起来。他杀戳亲生儿子的嫔妃，离间上相杨素的母亲[独孤皇后的异母弟独孤陀用猫鬼巫蛊，诅咒皇后，秦王杨俊的妃子和杨秦的母亲都受了牵连]。朝纲因此紊乱，礼教因此衰亡。杨坚出名的怕老婆，因此皇后孤独氏干预国家大事，几个皇子杀的杀，废的废，除灭无辜的，扶持自己宠爱的[废太子杨勇为庶人，立杨广为太子]。功臣良将，也逐一被诛杀，所剩无几。杨坚晚年的政治失误比司马炎多。建国不到三十年，就亡了国，这是自取灭亡，岂是天意？”　　[汉高祖想改立赵王如意为太子，叔孙通规谏说：“春秋时晋献公因为宠爱骊姬要废太子申生，立骊姬的儿子奚齐，齐国因此乱了数十年，为天下所耻笑。秦始皇因迟迟不立扶苏，使赵高得以假传圣旨立了胡亥，致使国家灭亡。这些教训陛下都很清楚。现在陛下如果决心废长子立少子，我愿意先死在陛下面前，以颈血污地。”汉高祖说：“我只不过是开玩笑罢了。”叔孙通说：“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基一摇，天下震动。怎么能拿国家大事开玩笑呢？”汉高祖听从了他的意见。　　袁绍喜欢他的小儿子袁尚，就把长子袁谭过继给其兄，好让次子接班。　　沮授进谏道：“人们说，万人追逐一只野兔，其中一人捕获后，其余想得到的就都停了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有了归属。再说，同年岁的，以贤为贵，品德相近，以长子为贵。这是上古就立下的制度。往前看，应当鉴取历代成败的经验教训；往后看，应当思量以逐免为喻的含义。假如固持已见，祸患就将因此而起了。”袁绍没有听从，后来袁氏兄弟果然结下了仇。　　所以说，立亲生长子为太子，是为了不使庶出的产生疑虑，有疑心就会有行动，同时立二人，就会发生争夺。同时指定两个儿子都是继承人的，家政必然要出乱子，不出乱子那是因为双亲健在。双亲主事不乱，双亲一死必乱。这是大有深意的。]　　【按语】　　隋炀帝是一个历史上最令人不能理解的皇帝。　　炀帝杨广拥有极端复杂的多重性格。很难想象儒雅文明与残暴好战、贤良明智与无耻昏庸、极端现实与万分浪漫、对妻子忠诚的挚爱与对女色贪婪的荒淫竟能统统在一个人的身上得到如此充分的展示。这个对美好事物尤其是对美丽的女人有敏锐的审美感的鉴赏家，有成就的诗人，风韵独特的散文家，总想用带有强烈艺术性的政治个性来处理国家大事，但过分的个性色彩使他在历史上既有建树，又成了后世朝野皆知的昏君的同义语。无论是在正史、野史中，还是民间文学和传说中，他向来被描写成极端荒淫残暴的典型的亡国之君。但是如果扬广只是一个单纯的好色者和暴君，那他留给历史的绝不会是那样一幅错综复杂、悲喜交加的图画。　　其实，杨广是一个很有创见的明智的政治家。第一，国家政权体制中的文职和武职的分离就是在他手上完成的。在隋之前，管理地方行政事务的长官，都是行政权、司法权和军事权集于一身。杨广在其父杨坚已经开始的改制的基础上，把地方的军事大权收归中央。这项改革标志着政府职能合理化和巩固中央权力的组织化、制度化，从而起码从体制上解决了历来让朝廷头疼的军阀割据这一难道。　　第二，他恢复、完善了由秦开创后被汉废除的郡县制，使中央集权制得以加强。　　第三，杨广完善了科举制，在他夺权继任的第二年，首先下令开设进士科考试，使官吏的任命有了考试制度的保证。历经唐宋元明清，科举制度都没有脱离杨广所设计的巢臼。　　杨广用写诗的浪漫情愫去治理国家，用艺术家的思维去处理政务，用放荡不羁的想象去驾驶权力，刚愎自用，好大喜功，除了导致灭亡，还会有什么结果呢？　　【经文】　　或曰：“王霸之略，请事斯语矣。敢问殁而作谥，及改正朔，易服色，以变人之耳目，其事奚象？”　　对曰：“古之立谥者，将以戒夫后代，随行受名，君亲无隐。今之臣子不论名实，务在尊崇，斯风替也久矣。”　　昔季康子问五帝之德于孔子，孔子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及土。分时替化，育以成物。”[一岁三百六十日，五行行七十日，化生长有。]其神为五帝纬[五帝，五行之神]。古之王者，易代改号，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终始相生，亦象其义。故其生为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昊配木[勾芒为木正也]，炎帝配火[祝融为火正也]，少昊配金[蓐收为金正也]，颛顼配水[玄冥为水正也]，黄帝配土[后土为土正也]。帝王改号，于五行之德，各有所尚。　　从其所王之德次焉[木家次位火也。木家尚赤，以木德义之府，循其母，兼其子也]。夏后氏以金德王而尚黑，殷人以水德王而尚白[水家尚青，而尚白者，避土家之尚青也。土家宜尚白，为土者，四行之主，主于四季。五行用事，先起于木，故土家尚木色青也]。周人以木德王而色尚赤。此三代之所以不同也。及汉之初，臣贾谊以　　为汉土德，以五行之传，从所不胜[传移之传也。五行相代，常从木水火土相胜之法也]。秦在水德，故谓汉据土而克之。刘向父子以为帝出于震，故庖牺氏始受木德，其后以母传子，终而复始。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号，著赤帝之符，得天统矣。昔共工以水德间于木火，与秦同运，非其次，故皆不永也。　　[以吾观之，帝王之兴，备本其所出五帝之后，以定五德。何以明之？汉，尧后也。尧，火德王，故汉为火焉。袁绍时耿包曰：“赤德衰尽，袁为黄后，以为袁舜后，舜土德，君故劝进焉。”是知帝王之兴，各本其所出，五帝之后，有自来矣。今秦，颛顼后，水德也。故秦为水德焉。]　　以此观之，虽百代可知也。　　【译文】　　有人说：“王道、霸道的主张，就照你说的办好了。敢问人死后赐谥号，以及改用新的历法，改变服装颜色，从而使人耳目一新，这又表示什么？”　　我的回答是：古代确定谥号，是为警戒后代，按照死者生前言行事迹，给予一个有评价意义的名号。这对国王、对亲属，都不能有所隐讳。现在的臣僚们不管名实如何，只求使死者尊贵伟大就行。古人实事求是的作风已经早就不存在了。　　从前季康子问孔子“五帝之德”的意思，孔子说：“天有五行，为金、木、水、火、土。这五行按时令交替变化，才滋育生成万物[一年三百六十日，五行中的每一行配七十二日来生长育化]。五行由五位正神来掌管[五帝就是主管五行的天神]。古代帝王改朝换代时都要改变国号，以效法五行。五行主神轮流主事，有始有终，相生相克，这里也有象征的意思。因此生而为王的，死后要配五行。因此太昊配木[勾芒为木的正神]，炎帝配火[祝融为火的正神]，少昊配金[蓐收为金的正神]，颛顼配水[玄冥为水的正神]，黄帝配土[后土为土的正神]。帝王改立年号，对五行所象征的德性，各有各的崇尚，所崇尚的恰恰是其派生的德性[比如木生火，崇尚木德的，所崇尚的颜色却是火的颜色——赤色。因为木是本，木生火，所以木与火的关系就象母与子的关系]。　　夏代的后稷以金德称王，金生水，水色黑，所以崇尚黑色；殷商以水德称王，水生木，但殷代崇尚白[水生的木本应崇尚青色，所以尚白，是因为避讳土德的尚青。土德本应尚白，因土生金，金色白。但因土为其余四行之主，四季中都有土德主事。五行用事，首先从木开始，所以土德崇尚的颜色为木之青色]。周代以木德称王，木生火，故尚赤。这就是三代服饰颜色不同的原因。到了汉初，贾谊认为汉应以土德称王，因为五行的转移，应依据相生相克的法则[五行的代替，常根据金木水火土相克的法则]。秦朝是水德，所以他说汉朝是用土克制了它。刘向父子认为帝王是从木德代表的震方即东方产生的，所以庖牺氏第一个受的是木德，其后以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这样的顺序，数到汉代，应当是属火德，所以汉高祖起事之初，神母夜哭，符合了白帝死赤帝生的瑞兆，刘邦才得到天命所授的统治权。上古时的共工，以水德夹在水生木、水克火之间，与秦朝是同样的命运，因为处的位置不对，所以都命不长。　　[在我看来，帝王的兴起，各依其本源，在神农至舜的五帝之后，各有其承继。怎么知道的呢？汉是尧的后裔，尧以火德称王，五行转了一圈，正好建立了汉朝，所以汉朝也是火德。袁绍时，耿包说：“赤色的火德已经衰尽，袁是舜的后代，舜是土德，舜在保佑你，所以你应进取。”这是因为他知道帝王的兴起各有其本源，在五帝之后各有承继。秦是颛顼的后裔，颛硕应是水德，所以秦也是水德。]　　按照这一法则推论，即使经历一百代，都可以知道其兴亡衰败了。
臣行第十
　　从中央到地方，以金字塔结构组成的官吏是一个特殊的阶层。它象枢纽，象门阀，最精彩的悲喜剧都在这里上演，国家的兴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阶层。　　【经文】　　夫人臣荫芽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豫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如此者，圣臣也。　　虚心尽意，日进善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如此者，大臣也。　　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数称往古之行事，以厉主意，如此者，忠臣也。　　[或问袁子曰：“故少府杨阜，岂非忠臣哉？”对曰：“可谓直士，忠则吾不知。何者？夫为人臣，见主失道，指其非而播扬其恶，可谓直士，未为忠也。故司空陈群则不然，其谈语终日，未尝言人主之非，书数十上而不知，君子谓陈群于是乎长者。此为忠矣。]　　明察成败，早防而救之，塞其间，绝其源，转祸以为福，君终已无忧，如此者，智臣也。　　依文奉法，任官职事，不受赠遗，食饮节俭，如此者，贞臣也。　　国家昏乱，所为不谀，敢犯主之严颜，面言主之过失，如此者，直臣也。　　是谓六正。　　[桓范《世要论》曰：“臣有辞拙而意工，言逆而事顺，可不恕之以直乎？　　臣有朴呆而辞讷，外疏而内敏，可不恕之以质乎？　　臣有犯难以为上，离谤以为国，可不恕以忠乎？　　臣有守正以逆众意，执法而违私欲，可不恕之以公乎？　　臣有不屈己以求合，不祸世以取名，可不恕之以直乎？　　臣有从仄陋而进显言，由卑贱而陈国事，可不恕之以难乎？　　臣有孤特而执节，介立而见毁，可不恕之以劲乎？　　此七恕者，皆所以进善也。”]　　【译文】　　当官的，如果能在天下大事还处在萌芽阶段，没有形成规模的时候，局势的兆头还没有显现的时候，就已经洞烛机先，独具慧眼，知道哪些事可做，哪些事不可做，存亡、得失的关键都事先看得到，把握得住。在大大燃烧起来之前就能预先防止，使他的主子超然独立，永远站在光荣伟大的一面。能够具有这种才具、境界的大臣，堪称第一流的官吏，王者之师。这种大臣便是圣臣。　　其次可称作好官的是谦虚谨慎、尽心竭力为人主办事，经常思索好的治国之道向人主建议，勉励君王恪守礼仪、勤政爱民；劝说君王眼光远大，胸怀大志，使其英明正确的地方更英明、更正确；对其不良的作风，有害的习惯千方百计加以纠正、挽救，能做到这些的，就是大臣。　　能称得上忠臣的，必须做到为国家办事早起晚睡，废寝忘食，同时要终生不懈地举贤荐能，为国家推荐、选拔人才，还要博学多识，精通历史，经常引证历史经验启发激励人主。能做到这些的才是忠臣。　　[有人问魏明帝时的楚郡太守袁安：“已故的内务大臣杨阜，难道不是忠臣吗？”袁安回答道：“象杨阜这样的臣子只能称‘直士’，算不得忠臣。　　为什么说他只是一‘直士’呢？因为作为臣子，如果发现人主的行为有不合规矩的地方，当着众人的面指出他的错误，使君王的过失传扬天下，只不过给自己捞了个梗直之士的名声，但这不是忠臣的应有的做法。已故的司空陈群就不是这样，他的学问、人品样样都好，他和中央机关的高级官员们在一起的时候，从来不讲人主的错误，只是几十次地送奏章给皇帝，指出哪些事做错了，哪个缺点必须改，有批评，有建议，而同僚们却都不知道他写过奏折。陈群向人主提了意见而不自我标榜，所以后世的人都尊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这才是真正的忠臣。”]　　深谋远虑，明察秋毫，清楚成功、失败的机枢在哪里，并能事先预防，采取补救的办法，堵塞某一国策实施的漏洞，把可能导致失败、动乱的因素提前消灭了，转祸为福，转危为安，使人主自始至终不必忧虑。能这样做的是智臣。　　奉公守法，以身作则，忠于职守，勇于负责，为民众出了力、办了事不接受贺礼，清正廉洁，勤俭朴素。能这样做的是贞臣。　　当皇帝昏庸、国家离乱的时候，对上不拍马屁，不阿谀逢承，而且敢冒犯昏君的龙颜，在群臣唯唯喏喏的时候，敢当面指出昏君的过错。能这样做的，就叫做直臣。　　这是六种类型的正面官员——“正臣”。　　[南北朝的桓范在他写的《世要论》中说：“有些官员不善言辞，说出来的话不好听，而当领导的却要注意，这个官吏虽然嘴笨，但他是个内秀的人，有一肚子锦囊妙计。如果当领导的只因他秃嘴笨舌，说话刺耳，就处处看不顺眼，冷落疏远他，他的才干就得不到发挥了。对这样的官吏，能不体察到他的心直口讷，而不加以宽容吗？　　“有的官员相貌憨厚土气，说话吭吭巴巴，其貌不扬，不修边幅，可是脑子好使得很，聪慧敏锐，能发现、想到被别人忽略的问题。对这样的官员，当领导的不应当为了他本质上淳朴、聪敏的优点而宽容他外表鄙陋的不足吗？　　“有的官员是临危授命，冒险犯难，是能担当拨乱反正大任的天才，为了国家、民族的兴旺发达，可以忍受一切诽谤屈辱。对于这样的官员，当领导的不是应当为了他的忠心为国而信任、重用他，原谅他的小节吗？　　“有的官员公正廉明，为了长远利益，为了国家大局与大多数人的意见、利益发生了冲突；或者为了捍卫法律的威严而大义灭亲，牺牲个人和家族的利益。对于这样的官员，当领导的应当看到其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的可贵，给予支持保护。　　“有的官员个性倔强，道德标准很高，要想让他委屈求全，违反他的人格标准去迎合某一种意见，屈从某一种局势，他死也不干。可是在现实中，这种人往往被当作傻子。还有的官员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如果让他阿谀世俗做一件事，个人可以名利双收，但这件事将给社会带来祸患，那他宁可不要这个名，也不做这种事，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人也往往被当作傻子。　　对于这些高风亮节，品格高尚的官员，当领导的不是应当特别加以理解、重用吗？　　“有些官员在基层工作，地位不高，没有名气，路子也窄，但是爱动脑筋，有见地，能向上级领导提出很好的意见。虽然位卑人微，但敢越级反映情况，讨论国事。对于这种官员，当领导的不是应当体察到他们忠心为国之难能可贵吗？　　“有的官员个性孤僻，作风特殊，但他保持着与众不同、超然独立的节操，这就很容易招来诽谤。当领导的应当明白这种人有着特殊的品操、才能，并加以原谅、宽容。　　“这七种善于理解、体谅、保护官吏的做法，是当领导必须具备的，否则就得不到前面所说的六种好官员。”]　　【经文】　　安官贪禄，不务公事，与世沉浮，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也。　　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后害，如此者，谀臣也。　　中实险诐，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又心疾贤。所欲进则明其美，隐其恶；所欲退则彰其过，匿其美，使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　　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内离骨肉之亲，外妒乱于朝廷，如此者，谗臣也。　　专权擅势，以轻为重；私门成党，以富其家；擅矫主命，以自显贵，如此者，贼臣也。　　谄主以佞邪，坠主于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闻；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　　是谓六邪。　　[桓范《世要论》曰：“臣有立小忠以售大不忠，效小信以成大不信，可不虑之以诈乎？　　臣有貌厉而内荏，色取仁而行违，可不虑之以虚乎？　　臣有害同侪以专朝，塞下情以壅上，可不虑之以嫉乎？　　臣有进邪说以乱是，因似然以伤贤，可不虑之以谗乎？　　臣有因赏以偿恩，因罚以作威，可不虑之以奸乎？　　臣有外显相荐，内阴相除，谋事托公而实挟私，可不虑之以欺乎？　　臣有事左右以求进，托重臣以自结，可不虑之以伪乎？　　臣有和同以取悦，苟合以求进，可不虑之以祸乎？　　臣有悦主意以求亲，悦主言以取容，可不虑之以佞乎？　　此九虑者，所以防恶也。”]　　【译文】　　有的人当官只是为了拿薪水，对工作敷衍应付，不当回事，随大流，跟着走，见风使航，八面滑溜，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就怕得罪人，就怕负责任，这种当官的，可名之曰“具臣”——滥竽充数而已。　　只要是领导讲的，就说“讲得好，非常正确，非常重要”；只要是领导做的，就说“做得对，带了个好头”。嘴上这么说，肚子里却在暗暗揣摸主子的爱好，凡有所爱就投其所好，及时上贡，来满足主子的声色之乐，把主子巴结得浑身通泰。渐渐的，当领导的不把这类专事拍马屁的官员当外人了，互相包庇纵容，一起吃喝玩乐，不计后果，不考虑影响。这种官员就叫做“谀臣”。　　内心阴险奸诈，外貌谦恭谨慎，能说会道，讨人喜欢，实际上嫉贤妒能，想提拔谁，就在上级领导面前尽说他的好话，隐瞒他的缺点；对真正的人才，就在上峰面前夸大、突出他的过失，隐瞒他的优点，结果使上级赏罚不当，号令不行，政策、法规不能贯彻，这类官吏就是“奸臣”。　　有才智，有学识，干起坏事来更有能耐。掩饰他的过错道理讲的振振有词，叫人们听了不由得不信服；辩论起来足以形成一家学说，小则可以挑拨离间父子兄弟反目成仇，大则可以在中央政府煽风点火，制造混乱。这种官员就是“谗臣”。　　篡夺权力，造成自己的势力，颠倒黑白，无限上纲，整倒别人，排斥异己，培植私人势力结成死党，形成自己的社会势力；假传圣旨，到处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出现，使自己显得无比尊贵。这类官吏就是“贼臣”。　　在人主面前阿谀奉承，鼓动、促使国王往邪路上走，背后又把错误都推到国王一个人身上；结党营私，互相包庇，欺上瞒下，不让领导人了解真实情况，使上上下下黑白不分，是非不辩；暗地里宣扬领导人的过失，使全国老百姓都骂国家领导人，闹得国际上都知道。这种官吏就是‘亡国之臣”。　　这是六种类型的反面官员——“邪臣”。　　当官的既然有六种类型的“邪臣”——不正派的官员，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防止他们混入各级机关呢？这就要讲究防邪之道。　　[桓范说：“有的官员在小事情上忠心耿耿，工作干得不错，但其险恶用心在于一旦手握大权，以便实现他的大野心，达到大不忠的目的；有的在小事上，在平时很讲信用，但其目的是为了沽名钓誉，在大事上搞阴谋诡计，达到反叛的目的。对这类官员不是应该预防其欺诈吗？　　“有的官员表面上很有魄力，干劲冲天，实际上没有真胆识；而有的表面上非常仁义，可在实际行动上却与仁义相违背。这就要考虑，这些官员是不是在弄虚作假？　　“有的官员专搞打击同事、贬低同僚的小动作，以达到自己被信任、重用的目的，一旦委以重用，就使下情不能上达，上面的计划、政令也不能向下传达。对这类官员，当领导的就要考虑他是不是嫉妒心理在作怪呢？　　“有的官员发表似是而非的意见，虽然很中听，但是中了他的邪说就会乱了真理；或者发表貌似合情合理的意见，一旦实行，就会伤害真正的贤能之士。对于这类官员，当领导的就要考虑他是不是在进谗言？　　“有些官员手中有一定的权力，就用不公正的赏赐鼓励自己满意的部下，尽管这些人没有什么业绩；或者用奖赏的办法收买人心，预支恩德；或者用不公正的处罚对待自己不喜欢的属下，以此树立权威，尽管这些人有能力、有业绩。对出于私心擅自赏罚的负责人，当领导的就得想想他是不是奸佞之人？　　“有的官员居心不良，存心要陷害某人，就采用明场上抬举他，说好话，而暗地里却用阴谋诡计把他搞垮的手法；或者要谋略什么事情，总是冠冕堂皇地打着公事公办、一心为公的旗号，实际上暗中却塞进了私货，假公济私，但手段非常高明，做得不留痕迹。当领导的，就要警觉这类官员是不是欺世盗名、欺君罔上之辈？　　“有的官员专走上层路线，结交领导人左右的办事人员，从而找机会向执政者说项推荐，以达到进身的目的；或者借助领导人重用的、言听计从的人，巴结他们，依靠他们，以此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当领导的就应当考虑，这类官员是不是有作伪的动机？　　“有的官员永远随声附和，八面玲珑，有时甚至违心地苟合别人，为的是不得罪任何人，一步步顺利地往上爬。对这类官员，当领导的就要考虑将来的祸患：关键时刻，利害关头，他是不是也会这样呢？　　“有的官员一门心思顺着上级领导的意志，专做上面喜欢搞的事，专说上面喜欢听的话，为的是求得上级的欢心，取得上级的亲信，而这些事、这些话对老百姓、对社会是好是坏，他一概不去多想。这种官员，就得想想他是不是佞臣？”　　【经文】　　子贡曰：“陈灵公君臣宣淫于朝，泄冶谏而杀之，是与比干同也，可谓仁乎？”　　子曰：“比干于纣，亲则叔父，官则少师，忠款之心，在于存宗庙而已，故以必死争之，冀身死之后而纣悔悟。其本情在乎仁也。泄冶位为下大夫，无骨肉之亲，怀宠不　　去，以区区之一身，欲正一国之淫昏，死而无益，可谓怀矣！诗云：‘民之多僻，无自立辟。’其泄冶之谓乎？”　　【译文】　　春秋时郑穆公的女儿夏姬，后世称她为“一代妖姬”，是当时的名女人，陈、郑等好几个国家都亡在她手里。据说她好几十岁了还不显老，许多诸候都被她迷住了。最初她嫁给陈国的大夫御叔，丈夫死后，她和陈灵公及朝中大夫孔宁、仪行父私通，搞得朝廷乌烟瘴气。陈国的大夫泄冶看不下去，就向他们提出规谏。陈灵公自知理亏，无颜面对泄冶，就买通一个刺客，把泄冶杀了。就这件事子贡问孔子：“陈灵公君臣与夏姬淫乱朝纲，泄冶规劝，招来杀身之祸。泄冶的行为与纣王时代的比干相同，能不能说泄冶的做法合乎仁道呢？”　　孔子说：“不能这样说，因为比干之于纣王，从私人关系方面讲，他们是皇亲，比干是纣王的叔父；从公的方面讲，比于是皇帝的老师。比于是为保住殷商的宗庙社稷，所以他下决心牺牲自己，希望用自己的一死使纣王悔悟，所以比干当时的心理状态，是真正的仁爱之心。泄冶就不同了，他只是陈灵公的部属，地位不过是个下大夫，并没有血缘上的亲密关系，在陈国这样一个政乱君昏的国家，正人君子本应挂冠而去，可是泄冶没有这样做。他以如此低微的地位，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想用区区一身，纠正国家领导人的淫乱昏庸，死了也是白死，一点用处都没有。象他这种作法，爱国之心还是有的，至于说到忠、仁，却毫不相干。《诗经》中有两句话：‘民之多僻，无自立辟。’意思是说，寻常百姓一旦走到偏激的邪路上去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的。泄冶就是这种人。”　　【经文】　　或曰：“叔孙通阿二世意，可乎？”　　司马迁曰：“夫量主而进，前哲所韪。叔孙生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古之君之，直而不挺，曲而不挠，大直若诎，道同委蛇，盖谓是也。”　　[议曰：太公云：“吏不志谏，非吾吏也。”朱云庭诘张禹曰：“尸禄保位，无能往来，可斩也。”　　班固曰：“依世则废道，违俗则危殆，此古人所以难受爵位。”由此言之，存与死，其义云何？　　对曰：范晔称：“夫专为义则伤生，专为生则塞义。若义重于生，舍生可也；生重于义，全生可也。”]　　【译文】　　有人问：“叔孙通顺着秦二世的心事拍马屁，这是应该的吗？”　　司马迁回答道：“叔孙通先生考较做君王的是不是英明，以便决定自己的进退，这个原则是前代哲人所认可的。他为了继承文化道统，期待着太平盛世，希望理想的时代一来，好做一番事业，制定富有文化精神的体制。进退韬讳，他看得很清楚。在秦始皇那个时代，他没有办法，只好迁就当时的时代环境。他非常懂得适应时代的变化，以最强的应变能力达到最终目的，最后终于成了汉王朝的儒学宗师，开创了几千年的儒家礼仪制度。古代的君子，挺拔有如大树，所有的树都被弯曲折断的时候，只有它还直立着，但是太挺拔了也很危险，容易折断，所以虽然直立，却很柔韧。保全自身以后，在那样的乱世是很难生存的，不来点随波逐流，就显得与众不同，太特别了也要吃亏，只好迁就世俗。但完全同流合污也不行，必须‘曲而不挠’，心中始终坚持一贯的思想原则。所以在乱世中行直道的人，就有种‘大直若诎’的样子，看上去好象不会说话，畏畏缩缩的，曲里拐弯的，但最终的目的是要实现自己的理想。这就是叔孙通的处世哲学。”　　有这样一个观点：司马迁在谈到官员的标准时说：“在朝为官而不给领导提意见，这种官员要不的。”比如朱云和张禹的事吧，这两个人都是汉成帝的老师，当时正是王莽家族用权的时候，民间怨恨到了极点，各地的奏章报到中央，都被张禹压下来不给皇帝看。朱云当着皇帝的面诘问张禹：“下面那么多奏章你不让圣上看，象死人一样占着一块地方，只想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什么都不干，使上下的意见、消息无法勾通，该杀！”　　班固对此发表意见说：“为人处世太难了，跟着时代、世俗走吧，就违背了伦理道德，违背了思想信仰；可是如果超凡脱俗，逆潮流而行，人生就马上变的举步维艰，危机四伏，至少这辈子没有饭吃，会把自己给饿死。因此古代的人给官也不做。为什么不愿做官？为什么要清高？因为他既然出来做官，就想对国家对社会有所贡献。可是如果估量一下当时的局势，当官后不但一无所为，甚至还有危险，那又何必出来？这样一想，就不轻易接收招聘了。”由这个道理看起来，推论下去，一旦面临生存还是死亡的抉择，有时候连命也得搭上，这生与死的取舍，该怎么讲呢？　　范晔对这一重大问题的回答是：“一个人一天到晚，专门讲文化道德、义理之学，那么就连饭也吃不上，连谋生的办法都没有了；但是如果只讲求生，为挣钱，为当官，连命都不要，伦理道德的贯彻就被堵死了。古人在生与义发生冲突时，取舍的标准是这样：假如死了比活着更有价值，就舍生取义；假如生存下来可以扭转局面，干一番更大的事业，虽然是苟且偷生，但比死更有价值，那就舍义求生。否则，只能殉难以全节了。”　　【按语】　　如果你能对叔孙通的经历有所了解，对他的内心世界有所体察，那么你就会明白，处在封建暴君的淫威之下，又生逢乱世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欲有所建树，需要经受多么大的屈辱和酸苦，即便他对人类文化做出了较大贡献，仍然免不了后人的非议。　　叔孙通是被秦始皇征召的文学博士。奏灭六国后，把六国的文化名人收罗到咸阳，组成了相当于现代最高决策人身边的智囊团，但这些人大多在秦始皇焚书坑儒时被消灭了，不知叔孙通是用什么办法逃过这一劫难的。秦二世接位后，陈胜、吴广造反，二世召集当时只剩下三十余人的博士们问：“听说有人造反，是真的吗？”博士们早就想向皇帝提意见了，这时正好借题发挥，唯有叔孙通说：“没有的事，不过是些小毛贼。郡守正在捉拿，不足为患。”二世听了很高兴。下令让执法官追查那些说造反是实情的博士，对叔孙通反倒大大嘉奖。众博士走回馆舍，责问叔孙通：“先生说话怎么能这样拍马屁呀？”叔孙通说：“诸位不明白，我是虎口逃生啊！”他说完后，看见秦王朝没希望了，赶紧收拾行装溜之大吉。　　叔孙通后来投奔汉王刘邦。刘邦向来看不起读书人，拿儒生帽子当便壶，见了读书人就骂。叔孙通最初连饭也吃不上，什么气都受。刘邦见叔孙通穿着一身懦生服装，一看就不顺眼。叔孙通马上换成楚人的短装，刘邦才高兴了。　　叔孙通投靠汉王的时候，跟随他的弟子有一百多人，但他谁也没有推举，只捡那些出身群盗的强壮之徒加以推荐，弟子们偷偷骂他：“服侍先生几年，却不推荐我们，一味举荐那些大强盗，这是什么道理嘛？”叔孙通听到后对他们说：“汉王现在冒死打天下，你们能打仗吗？现在还用不着我们读书人。　　你们耐性些，我不会忘记大家的。”　　公元前201 年，亦即刘邦一统天下后的第二年，封有大功的武臣二十多人，其余未封的日夜争功不休。有一天刘邦从宫殿高楼上望见大小将官坐在宫中的沙地上指手画脚，情绪激昂。刘邦问张良：“他们在说什么？”张良说：“陛下难道还不知道？他们在商量造反。”刘邦说：“现在已天下太平，为什么还要造反呢？”张良说：“陛下以一平民率领他们打了天下。如今你贵为天子，所封的都是与你亲近的，所杀的都是平生有仇怨的。这些人不封赏，他们担心你计较他们的平生过失，也性命不保，所以要相聚谋反。”刘邦说：“那该怎么办？”张良说：“你看那个将领是你一向憎恨的，群臣也都知道，你马上封赏他，大家就安心了。”刘邦听了张良的话，封了功劳最大、他又最不满意的雍齿，将官们的情绪才平静下来。　　论功封赏的事虽然解决了，但是大臣们议事时没有秩序，没有规矩，乱七八糟，喝醉了酒就乱喊乱叫，有的甚至拔出剑来砍柱子。刘邦为此很担忧。　　叔孙通知道时机到了，就去见刘邦，建议他制定礼法。汉高祖斥责他：“我的天下是马上得来的，你们读书人算什么？去你的！”这时叔孙通开始顶他了：“陛下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但不可以马上治之。”刘邦一听这话有道理，就问他该怎么办？叔孙通于是向他提出制定上朝礼仪的计划。汉高祖立刻答应，教他去操办。叔孙通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把他所规划的“朝班”礼制都演习好后，请汉高祖出来坐朝。那一天，天还没有大亮，朝拜皇帝的仪式就正式开始了。准备上朝的文武百官按照官职大小，在宫门外排队等候。宫门外悬排着五彩缤纷的旗帜。雄壮威武的卫士手执刀枪斧钺排列两边。传令官发出号今后，大臣们肃穆恭敬地顺序快步上殿，然后跪拜山呼：“吾皇万岁万万岁！”汉高祖见了这等气派，这等威严，十分高兴，情不自禁地说：“我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贵！”也才知道了读书人的用处。高兴之下，他当即任命叔孙通为太常，赏赐黄金五百两。追随叔孙通的那些儒生们也都一一受到了赏赐和提拔。　　叔孙通为汉高祖建立的“朝班”制度，虽经历代沿革，但一直到清朝末年，实行了近两千年，因此，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思想一直受他的影响。象叔孙通这类知识分子的艰辛经历和非凡贡献，也只有遭遇比他更不幸的司马迁才能理解，所以太史公在他所写的《叔孙通传》中赞叹道：“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　　【经文】　　或曰：“然则窦武、陈蕃，与宦者同朝廷争衡，终为所诛，为非乎？”　　范晔曰：“桓灵之世，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昏俗，驱驰山■■之中，而与腐夫争衡，终取灭亡者，彼非不能洁情志，违埃雾也。悯夫世士，以离俗为高，而人　　伦莫相恤也。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已任，虽道远而弥厉，及遭值际会，协策窦武，可谓万代一时也。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世心也。”　　[议曰：此所谓义重于生，舍生可也。]　　【译文】　　如果有人问：“如此说来，后汉的窦武、陈蕃，与把持朝政的窦后及其亲信宦官曹节、王甫抗衡斗争，最终还是死在这班外戚、宦官手里，难道他们做错了吗？”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对这段历史是这样议论的：“汉桓帝、汉灵帝两朝，象陈蕃这样的人，都是能够建树时代风尚，对当时浑浑噩噩混日子的世俗风气发出抗议的人。以他的人品学问，道德情操，在最腐败的社会风气中，犹如骏马驰骋在坎坷崎岖的险途中一样，敢和那些权势薰天的宦官抗争，乃至不惜把生命搭上。以他的聪明才智，并不是做不到洁身自好，明哲保身，而是不屑于这样做　　罢了。因为他坚持自己的人格、道德标准，悲悯当时世俗庸人，象一些知识分子那样，看到世风日下，尽管反感极了，也只求远离五浊恶世，自以为清高，然而这样一来，人世间就连一些互相同情、怜惜的人情味都没有了。　　所以他反对那些退隐避世的人，认为退隐不合人生的真义，而他自己好几次有机会退隐避祸，可就是不走，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以仁义之心为已任，明知任重道远，意志更加坚定、激昂。等到政治形势一有施展才智的机会，就协同窦武扫除宦官势力，甚至不惜以生命相助。这样的死，以历史的眼光看，把时间拉长、空间放大了，是把千秋万代的事业放在一个暂短的时空内做了。他这生命的价值，在于精神的不死，千秋万代都要受人景仰。虽然他失败了，然而他的精神、正义却世世代代作为信念的支柱在引导、支持着世道人心。”　　这就是前面所讲的义重于生、舍生取义的道理。]　　【经文】　　或曰：“臧洪死张超之难，可谓义乎？”　　范晔曰：“雍丘之围，臧洪之感愤，壮矣！相其徒跣且号，束甲请举，诚足怜也。夫豪雄之所趣舍，其与守义之心异乎？若乃缔谋连衡，怀诈算以相尚者，盖惟势利所在而已。况偏城既危，曹、袁方睦，洪徒指外敌之衡，以纾倒悬之会，忿恨之师，兵家所忌，可谓怀哭秦之节，存荆则未闻。”　　[昔广陵太守张超委政臧洪，后袁绍亦与结友。及曹操围张超于雍丘，洪闻超被围，乃徒铣号位，勒兵救超，兼从绍请兵，绍不听，超城陷，遂族诛超。洪由是怨绍，与之绝，绍兴兵围之，城陷诛死。　　议曰：臧洪当纵横之时，行平居之义，非立功之士也。]　　【译文】　　[三国交战的时候，广陵（今江苏扬州一带）的太守张超把地方政务委托给臧洪去代理，后来袁绍也和臧洪成了朋友。等到曹操在雍丘（今河南杞县）　　包围了张超，臧洪闻讯后，光着脚哭着到处替张超求救兵，自己也出兵去救张超，因与袁绍是朋友，又向袁绍求援，可是袁绍没答应。雍丘被曹操攻破后，张超全家被杀。臧洪因此恨透了袁绍，就和他绝交了。朋友反目成仇后，袁绍举兵围攻臧洪，城破之后，臧洪也被袁绍杀了。　　后来人们在谈论起这件往事时，不但不同情臧洪，反面认为他头脑不清，稀里胡涂。三国交战的那个时代，正象春秋战国纵横错节的时代一样，是个没有道理好讲的时代，说不上哪一方是仁义之师。臧洪昏头昏脑，对时代环境看不清，身家性命都保不住，还妄想象在和平安居时那样讲道义，讲友情，岂不可笑！所以说，身处乱世还想象臧洪那样去立功立业，救苦救难，只能自取灭亡。]　　也许有人会问：“臧洪虽然不明智，但他为救朋友张超而死，总还够得上讲义气吧？”　　对此范晔也有他的看法。他说：“曹操兵围雍丘，张超处境危急，臧洪为救朋友到处求救，当时就臧洪个人感情之悲愤、慷慨来说，是一种壮烈的情操。看他那副光着脚奔走呼号、带兵赴难的样子，确实值得同情。可是话说回来，英雄豪杰在某种特定的情势下，对于是非善恶的取舍，与普通人的信守节义，在心态上是否不一样呢？‘大行不辞小让’，成大功，立大业，办大事的人，是顾不到那么多枝节琐事的，甚至挨骂都在所不惜。至于象三国时期，袁绍、曹操、张超这一帮人，和一切乱世中拥兵割据的草头王一样，有时候结盟订约，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实际上都在打自己的算盘，联合有利就联合，开战有利就汗战，根本没有什么信义可讲，唯一的出发点是形势的需要，利害的衡量。在这种局势下，看不透这一点，而去和人讲道义，只有送命了。更何况三国时，在军阀割剧的战乱局面下，雍丘是个非常危险的偏城，臧洪出于一时愤慨，只知道自己的朋友被曹操包围了，心想袁绍也是朋友，就去请袁出兵，却不知曹、袁当时出于利害关系的考虑，刚刚讲和，正是友好相处的时候。臧洪昏昏然想借袁绍的兵打败曹操，来解救朋友的危难，即便成功了也是前门驱狼后门进虎的做法，是很危险的。再说，按兵法来讲，逞一时义愤，率忿恨之师，是兵家之大忌。臧洪‘徒跣且号，束甲请兵’，和楚国的申包胥因楚国被吴国打败，到秦国请兵，在秦庭哭了七天七夜一样，在个人的情感上无可指责，但是对解决问题而言，一点用也没有。　　借助外力解决本国的危难，只会落个把国家拱手让给他人的下场，从来没有听说这样能复国图存的。”　　【经文】　　或曰：“季布壮士，而反摧刚为柔，髡钳逃匿，为是乎？”　　司马迁曰：“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屡典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贤者诚重其死。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勇也，其计尽，无复之耳。”　　[议曰：太史公曰：“魏豹、彭越虽故贱，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称孤，喋血乘胜日有闻矣。怀叛逆之意，及败，不死而虏，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以上且羞其行，况王者乎！彼无异故，智略绝人，独患无身耳。得摄尺寸之柄，其云蒸龙变，欲有所会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辞云。”此则纵横之士，务立其功者也。　　又《蔺公赞》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不敢发。相如一厉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廉颇，名重泰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此则忠贞之臣，诚知死所者也。　　管子曰：“不耻身在缧绁之中，而耻天下之不理；不耻不死公子纠，而耻威之不申于诸侯。”此则自负其才，以济世为度者也。”　　此皆士之行己，死与不死之明效也。]　　【译文】　　有人问：“天下闻名的游侠季布，当年曾是项羽麾下战将，一次追击刘邦，差点杀了刘邦。后来刘邦得了天下，最恨的就是季布，悬重赏全国通缉他，同时下令，谁敢藏匿他就诛灭九族。弄得季布无处藏身，剃成了光头，毁了容，东躲西藏，四处流窜。一个真正的英雄壮士，穷途末路，一死了之算了。象季布这样的壮士，一反昔日刚勇豪迈的气概，去做窝囊的亡命徒。　　这样对吗？”　　司马迁在谈到季布的行为时说：“在刘、项争雄的时候，以西楚霸王项羽那样‘力拔山兮’的气概，季布仍然能在楚军中以武勇扬名楚国，每次战役都身先士卒，率领部队冲锋陷阵，多少次冲入敌军夺旗斩将，称得上是真正的壮士。可是等到项羽失败，刘邦下令通缉他，要抓他杀他的时候，他又甘心为奴而不自杀，又显得多么下贱，一点志气都没有。季布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肯定是坚信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只是投错了胎，走错了路，所以受尽了屈辱但不以为耻，盼望有机会能施展自己还没有充分发挥的潜能，所以最终还是成了汉代的名将。由他的所作所为，可以窥测出他的志气、抱负，他觉得为项羽而死太不值得，因此才那样忍厚负重，委屈求全。由此看来，一个有见识、有素养、有气魄的贤者，固然把死看的很重，可并不象愚夫愚妇一样，心胸狭隘，为了一点儿小事，就气得寻死上吊，这并不是有勇气的表现，而是计穷力竭，觉得没有办法挽回局面，走到绝路上了，所以才去自杀。而胸怀大志的人，虽然不怕死，但要看值不值得去死，只要还有一线东山再起的希望，是绝不会轻生的。”　　[对生与义的冲突和取舍，司马迁还有一种说法：“在楚汉相争的时候，魏豹和彭越这两个人，有自己的军队，能征惯战，都是一方的霸主，他们投靠哪一方，对局势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两个人虽然出身卑贱，一个是亡命徒，一个是打鱼的，然而乱世英雄起四方，一旦聚众呼啸，攻城略地，席卷千里，就有了称王称霸的资本，杀人 放火，气焰嚣张，天天都是他们得意的时候。这种土匪、流氓出身的投机分子，心怀叛逆，唯恐天下不乱，因为在乱世他们才有机可乘，有油水可捞，一旦社会安定，就没他们的立足之地了。这种人失败了是不会自杀的，他们宁愿被俘虏，受尽凌辱而死，而且至死也不甘心，这是什么道理呢？”　　司马迁说：“象这样的行径，就是中等水平以上的人，也会觉得羞耻，更何况具有帝王之才的人呢？如项羽失败了，都因元颜面对江东父老而自杀了。但这些人失败之后，宁可被俘也不愿自行了断，落到坐大狱、受刑戮的地步，这是为什么呢？没有别的缘故，只因为他们的智慧、谋略超人，唯一忧惧的是此身不保，只要‘留得青山在’，一旦抓到哪怕是不大的一点权力，就想实现他的理想，让天下来个天翻地覆，所以他们宁愿做囚犯也不想死。”　　这些纵横之士，只想如何建功立业，为此受什么委屈都在所不惜。　　司马迁在《蔺相如列传》之后，赞颂蔺相如时说过：“一个人明知干一件事非死不可，还要决心去做，这是需要大勇的。死并不是一件难事，难的是如何处理。决定死还是生，这不但要有大勇，还要有大智。当蔺相如捧着和氏壁，眼睛看着柱子，准备人玉俱毁的时候，回过头来怒斥秦王及其左右，蔺相如已经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以一文弱书生，当面折辱威加四海的秦王，多不过被砍头而已。可是在那种情况下，能做出这一决定是最难的，就连当时在场的文武百宫，都吓得战战兢兢，大气都不敢出，然而蔺相如却能气势夺人，反而镇住了秦国上下。后来他回到赵国，因此举功劳太大，位比廉颇，老将军心有不服，处处和他过不去，然而蔺相如总是百般谦让，后来廉颇负荆请罪，将相和好，名重泰山，千古流芳。象蔺相如这样处理生与死、荣与辱的，才算是智勇双全啊！”　　这就是忠贞之士的典型，真正懂的何时、何地、何事上不伯死，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又不轻言牺牲，是具有大智慧、大勇气的英雄。　　齐桓公的名相管仲说：“人们认为我被齐桓公俘虏后，关在牢里委屈求全是可耻的，可我认为有志之士可耻的不是一时身陷囹圄，而是不能对国家、社会做贡献；人们认为我所追随、拥戴的公子纠死了，我也应该跟着死，不死就是可耻，可我认为可耻的是有大才而不能让一个国家称雄天下。”　　管仲的这番话表明，有经世治国之才的人由于对自己的才能充满信心，以改天换地作为人生之目标，所以决不会把生死看得太重。季布也罢，管仲也罢，这些有才有识之士，对自己一生的行为，乃至死与不死，都有很明确的价值观念和衡量标准。]　　【经文】　　或曰：“宗悫之贱也，见轻庾业。及其贵也，请业为长史，何如？”　　斐子野曰：“夫贫而无戚，贱而无闷，恬乎天素，弘此大猷，曾、原之德也。降志辱身，挽眉折脊，忍屈庸曹之下，贵聘群雄之上，韩、鲸之志也。　　卑身之事则同，居卑之情已异。若宗元干无怍于草具，有韩、鲸之度矣。终弃旧恶，长者哉！”　　[宋宗悫之贱也，州人庾业丰富，待容必方丈。其为悫设，则粟饭，悫亦致饱。及为豫州，请业为长吏也。]　　【译文】　　[我们再提出一个问题来讨论一下。　　魏晋南北朝末，在刘裕建立的宋朝（公元420～502 年），有一个叫宗悫的落魄书生，他的同乡庾业很瞧不起他。庾业有钱有势，豪阔得很，宴请客人，一上几十道菜，酒桌都有一丈见方，可是招待宗悫的饭菜却只有用稗子等杂粮煮的粗饭，宗悫照样坦然地吃。等到后来宗悫发达了，做了豫州太守，生杀之权集于一身，不但不记庾业轻辱他的旧恨，反而请庾业来做他的秘书长。]对宗悫这种不记恨过去折辱他的人，反而以德报怨的度量该如何理解、评价呢？　　斐子野在谈到几个类似的历史人物时说：“一个人在穷困时不悲不愁，在微贱时不气馁不苦闷，淡泊于天命和平凡，穷就穷，很坦然，可是绝不放弃伟大的理想。这样的素养、器度和品德只有象曾子、原宪这两位孔子的学生才具有；还有一种人，倒霉的时候，降低自己的理想标准，低头认命，甚至人格被辱也能忍得下，低眉顺目，鞠躬屈膝，屈居庸庸碌碌、无赖泼皮之下，忍受胯下之辱也不反抗，一旦得势了，就在英雄头上跑马。韩信、黥布就是这种人。“这两种人，卑贱的时候被人轻蔑、侮辱的情况是相同的，可是其心态却截然不同。一种是英雄情操，得志就气象非凡，不得志就忍辱负重；另一种是道德、人格的榜样，认为人生本来平淡，从不侈求荣华富贵，淡泊中养其清泰天和。　　“至于象宗悫这样的人，却兼有这两种情操、气度的长处。当年庾业在高朋满座的情况下冷落他，小瞧他，他不觉得惭愧，因为他有理想，有大志，这一点和韩信、黥布相象；在他得志以后，还请庾业做部下，不把过去的旧恶放在心上，这种崇高的宽厚的长者之风又和曾子、原宪一样。确实是了不起啊！”　　【经文】　　世称郦寄卖交，以其绐吕禄也，于理何如？　　班固曰：“夫卖交者，谓见利忘义也。若寄，父为功臣而执劫，虽摧吕禄，以安社稷，义存君亲可也。”　　【译文】　　后世的人在谈到西汉时的郦寄把朋友吕禄骗到效外游玩，给了周勃他们推翻吕后政权的机会这件事时，认为从个人道义上讲，郦寄出卖了朋友，是不光彩的。这个道理该怎么讲呢？　　班固的看法是：“所谓出卖朋友，是指那种为了富贵荣华而忘了朋友的情义，把朋友作为换取个人利益的牺牲品，才是卖友行为。至于郦寄，其父郦食其帮汉高祖打了天下，是开国元勋，而吕氏家族阴谋篡夺了政权，他在这场劫难中，虽然用欺骗手段把吕禄骗出去，摧毁他的卫戌部队，推毁吕氏家族，目的是安定国家，为了天下苍生。这不是出卖朋友，是为了拯救国难、捍卫父辈君臣开创的大业而不得己采取的一种手段。”　　【经文】　　或曰：“靳允违亲守城，可谓忠乎？”　　徐众曰：“靳允于曹公，未成君臣。母，至亲也，于义应去。　　昔王陵母为项羽所拘，母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杀以固陵志，明心无所系，然后可得事人，尽其死节。　　卫公子开方仕齐，十年不归，管仲以其不怀其亲，安能爱君，不可以为相。是以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允宜先救至亲。　　徐庶母为曹公所得，刘备乃遣庶归。欲天下者，恕人子之情，公又宜遣允也。”　　[魏太祖征冀州，使程昱留守甄城。张邈叛。太祖迎吕布，布执范令靳允母。太祖遣昱说靳允，无以母敌，使固守范。允流涕曰：“不敢有二也。”]　　【译文】　　[曹操带兵征讨冀州的时候，命令大夫程昱留守后方重镇甄城。就在这期间，曹操手下的将领张邈叛变。这时曹操只好亲自迎战吕布。当时的战争局势是如果吕布把范城拿下来，就可以消灭曹操，所以吕布使计把范城的守将靳允的母亲捉去，想胁迫靳允为救母亲归顺。曹操闻讯，赶紧派留守甄城的程昱去游说靳允，要靳允不必考虑母亲的安危，固守范城。结果靳允被说服，感激流涕地表示：“一定守城，决无二心。”]　　于是有人问：“靳允这样做，于母不孝，于曹操算不算是忠？”　　徐众的观点是：“当程昱去游说的时候，靳允与曹操之间，还没有形成君臣关系，而母亲是至亲骨肉。所以于情于理，靳允都应该为母亲的安危而去，不该为曹操守城。　　“昔日刘邦的大将王陵的母亲被项羽抓了起来，以此威迫王陵归顺他。　　王陵的母亲看出刘邦肯定会得天下，项羽必定要失败。自己被软禁后，知道王陵有孝心，怕儿子为救自己而玷辱一世英名，因此自杀，把遗书教人偷偷送给王陵，教他好好帮助汉高祖打天下。她用这种绝决的办法让王陵心无牵挂，一心一意去尽忠尽节，至死无悔。　　“另一桩历史故事却大异其趣。战国时卫国的公子叫开方的在齐国做官，十年没有请假回国看望父母。有人说开方这样忠于职守，忠于齐国，可以提拔他为相，可是齐国的宰相管仲却把他开除了。理由是说象开方这种人，连父母都不爱，怎么会爱君王，怎能为相。　　“从以上两个事例再来看靳允，就应当明白对父母孝敬爱戴的人，才会对社会、对国家有感情，才有可能做忠臣，所以靳允应该先去救母亲。　　“徐庶的母亲被曹操抓起来后，徐庶进退两难。刘备得知这一情况后，就对徐庶说，我固然非常需要你帮忙，可是我不能做违背情理的事。你若留在我身边，曹操肯定会杀你母亲，使你一生都受良心的谴责。你还是去吧。”　　【按语】　　所以从另一角度来说，一个领导人，如果得天下，就应当体察人情，原谅为人臣子的部下为尽孝心的苦衷。对照刘备处理徐庶的仁义慈爱，曹操应让靳允去救他母亲才对。由此也可看出曹、刘两人气度截然不同。　　【经文】　　魏文帝问王朗等曰：“昔子产治郑，人不能欺；子贱治单父，人不忍欺；西门豹治邺，人不敢欺。三子之才，与君德孰优？”　　对曰：“君任德则臣感义而不忍欺；君任察则臣畏觉而不能欺；君任刑则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义，与夫导德齐礼，有耻且格，等趋者也；任察畏罪，与夫导政齐刑，免而无耻，同归者也。优劣之悬，在于权衡，非徒钧铢之觉也。”　　【译文】　　魏文帝曹丕问他的大臣王朗等一班人：“根据史籍记载，春秋战国的时候，郑国的大臣子产，部下和老百姓不能骗他；孔子的学生子贱治理单父的时候，受他道德的感化，人们不忍心骗他；西门豹治理邺都的时候，人们不敢骗他。这三个人能做到不能骗、不忍骗、不敢骗，你认为哪一种更好？与你的才能相比又如何？”　　王朗回答说：“上面的领导人，本身德高望重，能够真爱人、真干事，老百姓和部下都感念他的恩义，就不忍心骗他了，就象单父的老百姓对待子贱那样；如果上面的领导人什么事都看得很清楚，下边的各级官员怕被觉察，就不能欺骗了，象子产那样；如果上面用严刑重法治理一区一国，老百姓和部下怕犯法、怕刑罚，就不敢欺骗了。这三种不欺的效果相同，但是其出发点却大不相同。要求臣民忠心，但尽忠不是单方面的事情，如果执政者多行不义，臣民就不可能忠心。当领导的按仁义道德行事，臣民自然感恩戴德，这就合乎孔子所说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仁爱道德管理大众，使全国人民都有文明教养，即便有人做了不体面的事也好纠正），可以达到文治的最高政治目的；如果靠明察秋毫、严刑重法来治理，老百姓提心吊胆过日子，或者有人在法网的漏洞中为非作歹，干了坏事还能逃过法律的追究，自认为高明，还恬不知耻，就和孔子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靠政治法令来治理因家，用刑罚来管理人民，有人干了坏事能逃过法律的制裁也不觉得羞耻）一样了。这两种情况，好坏的差别很大，关键在于领导人能权衡利弊，一文一武把握平衡，而不应斤斤计较，因小失大。”　　【经文】　　或曰：“季文子，公孙弘，此二人皆折节检素，而毁誉不同，何也？”　　范晔称：“夫人利仁者，或借仁以从利；体义者，不期体以合义。季文子妾不衣帛，鲁人以为美谈；公孙弘身服布被，汲黯讥其多诈。事实未殊而毁誉别者，何也？将体之与利之异乎？故前志云：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强仁。校其仁者，功无以殊，核其为仁，不得不异。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强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则安者优矣。”　　[议曰：夫圣人德全，器无不备。中庸已降，才则好偏。故曰：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由此观之，全德者鲜矣！全德既鲜，则资矫情而力善矣！然世恶矫伪，而人贤任真。使其真贪愚而亦任之，可为贤乎？对曰：　　吁！何为其然？夫肖貌天地，负阴抱阳，虽清浊贤愚，其性则异，而趋走嗜欲，所规则同。故靡颜腻理，人所悦也；乘坚驱良，人所爱也；苦心贞节，人所难也；徇公灭私，人所苦也。不以礼教节之，则荡而不制，安肯攻苦食淡，贞洁公方，临财廉而取与义乎？故《礼》曰：“欲不可纵，志不可满。”　　古语云：“廉士非不爱财，取之以道。”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皆矫伪之谓也。若肆其愚态，随其鄙情，名曰任真而贤之，此先王之罪人也。　　故吾以为矫伪者，礼义之端；任真者，贪鄙之主。夫强仁者，庸可诬乎？]　　【译文】　　有人问：“季文子、公孙弘这两个人，身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尊荣显赫，却能放下架子，吃穿非常俭朴，然而在当时以至后世，对这两个人的评价一毁一誉，截然不同，这是什么道理？”　　范晔说：“人对待仁的立场、动机各各不同，有的人看上去做人、做事都有利于仁，可也说不定是拿‘仁’做幌子，以‘仁’为手段，为在政治上达到个人目的，最终还是为了私利！有的人看上去在身体力行地行义举，处处讲究应不应该，合不合理，可是并不一定希望做得真正合乎义的真谛。　　“季文子身为宰相，他的小老婆却从不穿绫罗绸缎，鲁国人谈起来，都认为是自己国家的光荣。汉武帝的宰相公孙弘一辈子穿布衣，与他同朝的监察御史汲黯当着汉武帝的面就指责他假装简朴。季文子和公孙弘的行为是一样的，可是在历史上季文子受到赞誉，公孙弘在当时就受到了诋毁，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行义举和弘扬仁德的目的不同呢？　　“古圣人（指孔子）说过，仁义的人自己就是仁义的化身，智慧的人一言一行都有利于仁义的教化。害怕触犯法规的人不是出自本心，而是勉强去做合乎仁义的事。二者比较起来，为仁为义的行为表面上看去虽然一样，但仔细考较，就不难发现，各自的心态就截然不同了。天生仁义的人，本性就很善良；言行自觉合乎仁义的人，努力用仁义的标准要求自己，并能身体力行；勉强去行仁义的，是不得已而为之。‘安仁’、‘利仁’、‘强仁’这三者相比，当然是第一种人最好。”　　[圣人是天生的道德全备，器识、才具、学问、见地、品操，没有一样不完美的。圣人以下，中等禀赋的人，就不是德才兼备了，而是各有所长，各有所好，品德、才学都有长有短。孔子批评他的学生时说：柴的缺点是愚笨，参的缺点是鲁莽，师不诚实，由太粗俗。由此看来，德才兼备有如圣者那样的人，实在太少了！既然全德全才的人是少数，一个人要想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只能靠后天的努力，克服纠正自己的缺点、错误和坏习惯，由好的行为习惯慢慢影响心理素质。但是世人又讨厌做作，喜欢坦率。不过一个贪愚的人就很坦率，贪得直爽，愚得可爱，可是能因此而听之任之吗？能因此而信任他，把责任交给他，认为他是好的吗？　　啊，道理可不能这么讲。人是依照天地的法则、形象生出来的，本身就具备阴阳之性。虽然生下来后有清秀、混浊、贤惠、愚蠢的不同，个性也各各不同，但是追求嗜欲，要吃好的，穿好的，希望荣华富贵，美貌动人..　　这种种欲望原则上是相同的。所以男男女女都爱修饰打扮自己，美容化妆，护肤驻颜；大人小孩都想坐高级车，乘骏马，觉得这样才风光气派。与此相反，苦其心志，甘愿清贫，在滚滚红尘中洁身自好，坚守节操，在世道人情上都觉得十分困难。处处为公，大公无私，真要人人做到这一点，是很痛苦的。在理论上是不错，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一个人要做到历史上所标榜的忠臣孝子，必须按学问道德的标准刻苦修练自己。大多数人并非生来就德才兼备，本性仁慈，假如不在后天用仁、义、礼、智、信教育节制，克服自己的不足，任由人的天性自由发展，就会象流水一样飘荡、放浪，怎么可能吃苦耐劳，安于淡泊，做到忠贞高洁，一心为公，见财不起意，动静合规矩呢？所以《礼记》上说：“欲不可纵，志不可满。”古人说得好，清正廉洁的官员、名人不是不爱财，而是“君子爱财，取之以道”。　　经》上“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叫人用后天努力的慢功，象玉匠琢磨宝石那样，雕凿自己，打磨自己，把自己不完善的伪劣的地方去掉，这样才能成为珍宝。假如任其痴愚之态放肆，随其鄙劣之情泛滥，还美其名曰“顺其自然”而自视其高，认为不用理性加以规范才是不矫情，不虚伪，那么，古代明君先哲就成了文化罪人了。　　因此，我认为用后天的教育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虽然一开始不习惯，不自然，但是通过渐进的矫正改变人性的弱点，这就是礼义的开始，而放任自流，顺其天性的结果，人就会被贪婪卑劣所主宰。即使用强制手段让国民行仁义之道，又怎么可以稀里胡涂地否定呢？]　　【经文】　　或曰：“长平之事，白起坑赵卒四十万，可为奇将乎？”　　何晏曰：“白起之降赵卒，诈而坑其四十万，其徒酷暴之谓乎？后亦难以重得志矣！向使众人预知降之必死，则张虚拳，犹可畏也。况于四十万披坚执锐哉？天下见降秦之将头颅依山，归秦之众骸积成丘，则后日之战，死当死耳，何众肯服，何城肯下乎？是为虽能裁四十万之命，而适足以强天下之战。欲以一期之功，而乃更坚诸侯之守。故兵进而自伐其势，军胜而还丧其计，何者？设使赵众复合，马服更生，则后日之战，必非前日之对也，况今皆使天下为后日乎！其所以终不敢复加兵于邯郸者，非但忧平原之补缝，患诸侯之救至也，徒讳之而不言耳。且长平之事，秦人十五以上，皆荷戟而向赵矣。夫以秦之强，而十五以上，死伤过半，此为破赵之功小，伤秦之败大也。又何称奇哉？”　　[议曰：黄石公称柔者能制刚，弱者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柔者人之所助，刚者怨之所居。是故纣之百克而卒无后，项羽兵强，终失天下。　　故随何曰：“使楚胜，则诸侯自危惧而相救。夫楚之强，适足以致天下兵耳。”　　由是观之，若天下已定，借一战之胜，诈之可也。若海内纷纷，雌雄朱决而失信于天下，败亡之道也。当亡国之时，诸侯尚强，而白起乃坑赵降卒，使诸侯畏之而合纵。诸侯合纵，非秦之利，为战胜而反败。何晏之论当矣。]　　【译文】　　有人问：“长平一战，白起活埋了赵国的降兵四十万，算得上是历史上的奇将了吧？”　　何晏说：“白起活埋赵国的四十万大军是个大骗局。他当初答应投降了没事，结果人家投降了，他又全部活埋，这不单是个残暴的问题！从此以后，白起再也难以得意了，也增加了秦国统一六国的困难。假如赵军在投降之前就知道被活埋，这四十万人就是没有武器，赤手空拳抵抗到底，也是很可怕的，更何况这四十万大军都是全副武装呢？普天之下都看见投降秦国的将领被砍下的头颅堆成山，归顺秦国的士兵尸骨积为丘，从此以后，如果再与秦国交战，要死就死，反正投降是死，战死也是死，谁还肯再投降，哪座城还肯归顺！所以白起虽然能一夜之间坑杀四十万生灵，但是这等于告诉天下人，你们必须决一死战，绝不可投降。白起为争一时之功，结果更加坚定了六国保家卫国的决心。从战略上讲，这种做法是在进攻的时候削弱自己的优势，在军事上表面胜利了，在政治上、国际上却破坏了自己的整体计划。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赵国虽然战败了，但并没有亡国，假如赵国万众一心动员起来再战，赵国的大元帅再出来一个马服君赵奢那样的将领，那么下一次的大战一起，秦国就不是前一次的对手了。况且从今以后，白起使各国都对秦国同仇敌汽了。后来秦国之所以始终不敢再出兵攻打赵国的邯郸，并不是因为赵国经此一败而由平原君赵胜出来当统帅，而是因为秦国害怕各国诸侯联合起来救赵。秦国知道这个道理，只是因忌讳不说罢了。　　“再说长平之战在开战之前，秦国的兵源不足，重新变更法令，规定凡年满十五岁的青少年都要服兵役，都要拿起武器上前线和赵作战。以秦国那样强大的国家，一仗打下来，十五岁以上的军士死伤过半，因此从长远来看，长平之战打败赵国的功小，秦国大伤元气损失更大。象白起这种不懂战略、不懂政治、不懂国家长远利益的将领，怎么能称得上是奇将呢？”　　[我认为，黄石公所言“柔能制刚、弱能制强”的道理很对。这里的所谓柔，是指道德上的感化；所谓刚，是指窃贼似的强硬。柔弱的人一般总会得到别人的扶助，而太霸道的人怨恨就会集中到他身上。正是由于这样的道理，纣王当年百战百胜，最后还是被周武王彻底消灭了；项羽每次都打胜仗，和刘邦大大小小打了七十二仗，七十一次都胜利了，最后一次却全军覆没，落了个乌江自刎的下场。所以汉代的学者随何说：“全国各路诸侯，都不希望项羽打胜仗。项羽打了胜仗，所有的诸侯都有危机、恐惧感，就彼此结盟，互相援救，所以楚国越强，对刘邦越有利。楚国项羽强大了，只会把全国的军事力量吸引过来与自己作对。”从这个道理看来，假若天下已定，前面只有一个敌人，只要一战就能解决问题，那么使用诈术一举获胜是可以的；倘若乱世英雄起四方，鹿死谁手还未定论，就不能目光短浅，急功近利。这个时候，要想获得彻底的成功，就必须取信于人，真诚相待，否则最后一定要失败、灭亡。根据这个原则，回过头来再看长平之战，当时正是七雄争霸之际，秦国统一天下的实力还不够，六国诸侯的力量还相当强大，白起一下坑了赵国四十万降卒，吓坏了各路诸侯，赶紧按照张仪的合纵之计组织联合战线同心协力抗秦。这样一来，对秦国非常不利。白起贪求奇功，自以为得计，实为秦国的一次大失败。因此何晏的观点是正确的。]　　【经文】　　或曰：“乐毅不屠二城，遂丧洪业，为非乎？”　　夏侯玄曰：“观乐生与燕惠王书，其殆乎知机合道，以礼终始者欤！夫欲极道德之量，务以天下为心者，岂其局迹当时，止于兼并而已哉？夫兼并者，非乐生之所屑；强燕而废道，又非乐生之所求。不屑苟利，不求小咸，斯意兼天下者也。举齐之事，所以运其机而动四海也。围城而害不加于百姓，此仁心著于遐迩矣。迈令德以率列国，则几于汤武之事矣。乐生方恢大纲，以纵二城，收人明信，以待其弊，将使即墨、莒人，顾仇其上，开弘广之路，以待田单之徒；长容善之风，以申齐士之志。招之东海，属之华裔。我泽如春，人应如草，思戴燕王，仰风声二城必从，则王业隆矣。虽淹留于两邑，乃致速于天下也。不幸之变，势所不图，败于垂成，时变所然。若乃逼之以兵，劫之以威，侈杀伤之残，以示四海之人，虽二城几于可拔，则霸王之事逝其远矣。乐生岂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顾城拔而业乖也。岂不虑不速之致变哉？顾业速与变同也。　　由是观之，乐生之不屠二城，未可量也。”　　[或曰：“乐毅相弱燕，破强齐，合五国之兵，雪君王之耻，围城而不急攻，将令道穷而义服，则仁者之师，咸以为谟谋胜武侯也。可乎？”　　张辅曰：“夫以五国之兵共伐一齐，不足为强。大战济西，伏尸流血，不足为仁。彼孔明包文武之德，长啸俟时。刘玄德以知人之明，屡造其庐，咨以济世，奇策泉涌。遂东说孙权，北抗大魏，以乘胜之师，翼佐取蜀。及玄德临终，禅以大位，在扰攘之际，立童蒙之主，设官分职，班叙众才，文以治内，武以折衡，然后布恩译於国中之人。其行军也，路不拾遗，毫毛不犯。勋业垂济而陨。观其遗文，谟谋弘远矣。己有功则让于下，下有阙则躬自咎。见善则迁，纳谏则改，故声烈震遐迩也。孟子曰：‘闻伯夷之风，贪夫自廉。’余以为睹孔明之忠，奸臣立节。殆将与伊、吕争烈，岂徒以乐毅为伍哉？”]　　【译文】　　公元前285 年，燕国上将军乐毅联合赵、楚、韩、魏，合五国之兵攻打齐国。齐军全线崩溃，最后只剩下莒城（今山东莒县）、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未克。乐毅如果乘胜近击，攻克这二座城池完全是可能的，但他没有这样做，于是有人问：“乐毅不破莒城、即墨，结果丧失了开创大业的最后机会。这是不是他的过错？”　　夏侯玄说：“阅读乐毅的《与惠王书》，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个差不多已经参透了符合大道之玄机、能按礼义善始善终处理大事的人。大凡一个人如果立志要最大限度地贯彻道德原则，把兼济天下作为理想的时候，怎么会迷惑于眼前的形势，仅仅把兼并敌国、称霸诸侯当做目标呢？乐毅一方面没有把兼并其它国家看在眼里，另一方面，他也不想为使燕国强大而不讲道义。　　蔑视眼前的利益，不贪求渺小的成就，这表明他的志向是要统一天下。一连攻克齐国七十余城，是为了运用他的机谋，使四海为之震动；围攻二座残城而不伤害百姓，就可以使他的仁善的心胸远近闻名。通过广布恩德来影响其它几个国家，就差不多类似成汤和周武王的做法了。乐毅宏扬他的远大战略，用对二城围而不歼的办法，以期得到百姓的信任，然后使齐国的残兵败将做出什么错事，使即墨、莒城的民众怨恨他们，这样就可以再放一条宽大的道路等待齐将田单等人归顺了。这时候，他就将用宽容和善的政策，也为齐国上层人物提供施展抱负的机会，在东海之滨做出榜样，在华夏大地收到效果，使我的恩泽有如春风、春雨一样和煦，让普天下的人民象春草一样受到滋润。　　天下老百姓感激燕王的恩德，这二座城他就会闻风而降。这样一来，帝王之业就可以大功告成了。　　“乐毅虽然为了这二个城池迟疑滞留五年之久，目的却是想尽快取得天下。至于后来情况发生了意外变化，燕昭王一死，继位的燕惠王中了田单的反间计，夺了乐毅的兵权，让骑劫代替他，这都是无法事先预料的。乐毅在即将成功的时候失败了，完全是时势变化造成的啊！如果他不这样做，而是以狂暴的大军进逼，用凌厉的攻势洗劫，屠杀二城的居民，把自己的残暴不仁暴露于天下，虽然二城也能攻取，但是那样一来，称王图霸的事业就全完了。乐毅怎么会不知道莒城、即墨可以速战速决呢？可是他顾忌的是城虽可拨，千秋大业却被破坏了；怎么会不知道迟疑不决最后可能有不察风云呢？　　只是因为速战速决与时局变化，其结果是一样的啊！　　“这样看来，乐毅不屠灭莒城、即墨，他的心理是不可以用常规去衡量的。”　　[有人说：“乐毅辅佐弱小的燕国，打败了强大的齐国，因为齐国过去曾趁燕国内乱侵犯过燕国，燕昭王为此恨极了齐闵王，决心出这口恶气。乐毅联合五国的兵力攻齐，想雪洗燕王的耻辱，在攻取了齐国七十余城后，包围了莒城、即墨却不急于夺取，意欲让其走投无路之后起义投诚。这样看来，乐毅所率领的是仁者之师。后人都认为乐毅是有战略远见的将才。可是能够认为他比诸葛亮在谋略上更高明吗？”　　张辅对此的看法是：“联合五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攻击一个齐国，不能算是强大；在济水西岸混战一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不能说是仁义。而孔明呢，文武之德兼而有之，仰天长啸，待时而发。刘备因有知人之明，三顾茅庐，咨询济世创业的谋略，孔明奇妙高超的策略有如泉涌，天下形势被他分析得清清楚楚，因此刘备拜他为军师，接着到东吴说服了孙权，联合抵抗曹操，抓住赤壁之战的大好形势，辅助刘备夺取了四川。到刘备临终之际，把军政大权委托给了他。孔明在战乱不息、天下纷扰的局势下，扶助幼主刘禅即位，统筹建立政府机构，配备各级官员，调整安置各种人才，在国内使用仁德的教化，运用军事谋略和武装力量保卫国防，然后广施仁政，使全国老百姓都受到实惠。诸葛亮行军打仗的时候，路不拾遗，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可惜就在他大功告成之际不幸谢世。阅读他的遗文《出师表》，就可以明白他的志向、谋略是多么宏伟远大了。他立身处世的原则，总是有功劳计在下属身上，部下有失误就引躬自责，看到别人有长处就服从，听了正确的意见就改正，所以他的声誉才会那么有力量，不论远近，他的影响都那么强烈、久远。孟子说过：‘懂得了伯夷的气节，贪婪的人应当自觉地变得廉洁。’我觉得了解了孔明之忠烈，奸臣也应当立刻变得有气节。孔明几乎是可以和伊尹、吕望一争高下的名臣，怎么能和乐毅相提并论呢！”　　【经文】　　或曰：“商鞅起徒步干孝公，挟三术之略，吞六国之纵，使秦业帝，可为霸者之佐乎？”　　刘向曰：“夫商君，内急耕战之业，外重战伐之赏，不阿贵宠，不偏疏远。虽《书》云‘无偏无党’，《诗》云‘周道如砥，其直知矢’，《司马法》之厉戎士，周后稷之劝农业，无以易此。此所以并诸侯也。故孙卿曰：　　‘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夫霸君若齐桓、晋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负原之期，而诸候信之。此管仲、咎犯知谋也。今商君倍公子卬之旧恩，弃交魏之明信，诈取三军之众，故诸侯畏其强而莫亲信也。藉使孝公遇齐桓、晋文，得诸侯之统，将合诸侯之君，驱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则亡矣。天下无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诸候也。卫鞅始自以为知王霸之德原，其事不伦也。　　昔周召公施美政，其死也，后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诗是，尝舍于树下，不忍伐其树，况害于身手？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户，无怨言。卫鞅内刻刀锯之刑，外深斧钺之诛，身死车裂，其去霸者之佐亦远矣！然孝公杀之，亦非也。可辅而用，使卫鞅施宽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几霸者之佐乎！”　　[议曰：商鞅初因景监求见秦孝公，说以帝道，孝公意不入，时时睡，后又与鞅语，不知膝之过席。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君欢甚也。”鞅曰：　　“始吾说公以帝道，而曰：‘久远矣，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子孙成事乎？’吾又说以伯道，其意欲之而未能也。吾又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悦之。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昔齐桓公与鲁庄公会于柯而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反鲁侵地。桓公许之，后悔，欲无与鲁地而杀曹沫。管仲曰：“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　　于是与曹沫三败所亡之地。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而还，燕庄公送桓公入齐境。桓公曰：“非天子，诸侯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于燕。”于是分沟割燕君所至与燕君，令复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诸侯闻之皆从，齐桓公于是始霸。由此观之，商鞅深刻弃信，非霸者之佐明矣。然孝公欲速，不从鞅言，孝公过也。商鞅牵于世，迫于君，不得行其志耳。刘向以鞅无霸王之术，谬矣。]　　【译文】　　商鞅原是魏国旁支的后代，因不被魏惠王重用，他便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千里迢迢去游说秦孝公，准备了帝术、王术、霸术三种方法和吞并六国的纵横捭阖策略，终于使秦成就了霸业。他能算作霸者的良师吗？　　刘向认为：商鞅为使秦国富强，在内政方面抓紧发展农业，在军事方面重视让有战功的人受赏进爵以鼓励将士。在执行新法的过程中，对朝廷里的权贵宠臣不留情面，对普通百姓不分亲疏远近。《尚书》所说的“没有偏心，不结私党”，《诗经》所说的“周朝的治国之道象盘石一样公平坦白，象箭一样正直无私”，就是象齐景公时的名将司马穰苴那样善于激励将士，象周朝的创始人后稷那么善于发展农业，对商君制定的一系列新法也不能再改变了。这一切，都为秦国后来兼并六国奠定了基础。所以荀子说：“秦国四代人都有超过别国的地方，不是靠幸运，是治理得法的必然结果。”譬如曾称霸一时的齐桓公能信守诺言，归还了占领的鲁国土地，自柯邑会盟之后，各同诸侯无不佩服桓公的信义；晋文公在围攻原邑的时候，与城中居民约定，三日城不下，就领兵而去，决不为夺城池杀伤居民，后来果然如期退兵。文公的这种作法，取得了各国诸侯的信任，所以赢得了盟主地位。桓公、文公所以能受诸侯拥护，应当归功于桓公的谋臣管仲和文公的谋臣咎犯（即狐偃，文公重耳的舅父）的智谋。　　可是商君变法成功以后，在攻打魏国的时候，魏使公子卬领兵迎敌，两军对峙，还没有交锋，商鞅投书给魏公子，大谈昔日在魏时的友情，并约定两人会面畅饮后，各自罢兵。结果商鞅不守信义，在会谈时埋伏武士俘虏了公子卬，袭击了魏军。各国诸侯因此畏惧秦国的强暴无信，谁都不敢与之建立友好关系。假如秦孝公遇到的对手是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霸主联合各路诸侯的将领，统帅天下的军队讨伐秦国，秦国灭亡定了。只因为当时天下已经再没有齐桓、晋文那样的国君，所以才使秦国逐一兼并各国诸侯。商鞅自以为懂得王霸的道理，实际上就他所做的事来看，完全是南辕北辙。　　从前周朝的召公实施仁善的政治，死了以后，后世的人们思念他的恩德，做了《蔽芾甘棠》的诗来歌颂他。曾经在甘棠树下住的人，因怀念他的贤德都不忍心伐树，更不用说会伤害召公本人了。晋文公因管仲有大功于国，把伯氏的骈邑三百户赏给了管仲，伯氏毫无怨言。如今商鞅对内实行严酷无情的杀人、断趾等刑法，对外穷兵赎武，东征西伐，而他自己从被封于商、於之地后，俨然一国之君，被朝中贵族和曾被他的新法处罚过的权贵联合诬陷，最后车裂身死。这样看来，他离做霸者的良相还差得远呢！　　不过秦孝公杀他也不对。他应当在重用商鞅的同时，施行宽容平和的法律，再配合使用恩德，处处能证明一切措施都言而有信。这才差不多是真正辅佐君王成就霸业的作法。　　[历史上还有一种不同的看法是：商君起先通过秦廷姓景的太监见到了秦孝公，给他讲述帝王之道，孝公听不进去，不时打瞌睡。最后一次与商鞅交谈，商鞅给他谈霸王之道，他越听越感兴趣，两膝不知不觉往前移，乃至跑到了坐席下面。退出后，景监问商鞅：“你是用什么办法打动大王的，大王兴奋极了！”商鞅说：“第一次我对他讲帝王之道，大王说：‘这太遥远了，哪能闷闷不乐的等上几百年，慢腾腾的打基础，让子孙后代去成就事业呢？’我又向他讲做诸侯盟主的谋略，大王也想这么做，可是做不到。最后我给他讲富国强兵、统一天下的权术，他非常高兴，打定主意就这么干了。但是他要达到殷商、周武那样的德行，很难啊。”　　从前齐桓公与鲁庄公会盟于柯邑，庄公手下的曹沫用匕首逼迫桓公归还被齐国侵占的土地，桓公当时答应了，过后又反悔，不但不想归还沈阳等地，而且要杀曹沫。管仲劝他说：“这样做在各路诸侯面前失去了信誉，以后谁都不会再帮助我们。千万做不得。”于是桓公把鲁国三次打了败仗失去的土地悉数归还。消息传到各国诸侯那里，对齐国产生了信赖，都想依附了。　　齐桓公在位的时候，燕国受到山戌的侵犯，燕庄公向齐国求援。桓公帮燕国打退了山戌，领兵归国时，燕庄公因对桓公感激之至，送桓公到了国境，仍然恋恋不舍，不知不觉进入了齐国领地离国界五十里的地方。桓公说：“按礼仪来说，如果不是送天子，送诸侯不该出国境。你今天把我送到这里，我不能对燕国不讲礼节，那么从今以后就从这里算做咱们两国的国界吧。”于是以燕庄公送他所到之地为界，把齐国北边五十里以外的领土都给了燕国。　　又因燕国是周召公的后代，桓公嘱咐燕庄公复兴召公的政治，向当时在位的周平王进贡称臣，有如周成王、康王时那样。诸侯听到这件事后，纷纷追随齐桓公，桓公从此建立了霸业。　　从这些历史经验来看商鞅，他对内立法严酷苛刻，对外背信弃义，算不上霸主的良相是很明显的。不过话说回来，秦孝公急功近利，只求速成，因而使商鞅的帝王之道不能实行，商鞅是屈从于当时的形势和当权者的主观愿望才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刘向认为商君不懂真正的霸术是错侯的。]　　【经文】　　诸葛亮以马谡败于街亭，杀之。后蒋琬谓亮曰：“昔楚杀得臣，然后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来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哉？”亮流涕曰：“孙武所以能制胜者，用法明也。是以杨干乱法，魏绛戮之。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耶？”　　习凿齿曰：“诸葛亮之不能兼上国也，岂不宜哉？夫晋人视林父之后济，故废法而收功。楚成暗得臣之益己，故杀之以重败。令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国，而杀其俊杰，退收驽下之用，明法胜才，不师三败之道，将以成业，不亦难乎？”　　[晋侯使荀桓子与楚战于邲，桓子败归而请死，晋侯欲许之。士贞子曰：　　“不可。城濮之役，晋师三日馆谷，文公犹有忧色。左右曰：‘有喜而忧如有忧而喜乎？’公曰：‘得臣犹在，忧未歇也。困兽犹斗，况国相乎！’及楚杀子玉，公喜而后可知曰：‘是晋再克而楚再败也。’楚是以再世不竞。　　今天或者大警晋也，而又杀林父，以重楚胜，其无乃不竞乎？林父之事君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社稷之保也。君若之何杀之？夫其败也，若日月之蚀，何损于明？”晋侯使之复其位也。]　　【译文】　　诸葛亮因马谡失守街亭，按军法论斩。事后蒋琬对诸葛亮说：“战国时楚晋交战，楚国因元师得臣兵败被逼自刎，晋文公得信后很是高兴。可见往事不可不引以为戒。现在天下未定，处死马谡这样有智谋的大将，岂不可惜？”诸葛亮泪流满面说：“孙武所以能克敌制胜，是因为军法严明，也正因为此，晋悼公伐郑战于虎牢时，杨干仗着是悼公的弟弟，不听军令，被司马魏绛以军法论处。如今四海分裂，战争刚刚开始，如果废止了刑法，还怎么讨伐贼寇呢？”　　晋代史学家习凿齿说：“诸葛亮不能兼并魏国，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昔日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看到荀林父没有及时过河，文公没有按军法处置他，结果取得了成功；楚成王不理解得臣是为了他才失败的，杀了得臣后导致了更大的失败。当时蜀国的疆域狭窄荒僻，人才比不上魏图兴旺，再把马谡这样的俊杰杀了，无可奈何收罗起用才德都较差的人，很明显是把法律看得比人才更重要。这种不记取三次北伐失败之教训的做法，还想成就大业，不是勉为其难吗？”　　[还有一件战国时的故事可以作为这一观点的参考。　　公元前597 年，晋景公命令荀林父（即桓子）率军与楚国在邲地（今河南荥阳东北）打了一仗，晋军大败。荀林父回国后请求处死自己。晋景公想答应他，士贞子劝阻说：“不可以。晋楚城濮之战时，晋军取胜之后，占领了楚军大寨，寨中屯积着大量的粮草，晋军整整吃了三天。晋文公仍旧神色忧郁。左右随从说：“有喜事还忧虑，如果有了忧愁还能高兴吗？”文公说：　　‘楚国的元师得臣还活着，总是忧心忡忡，高兴不起来。困兽犹斗，何况是一位国相呢！’等到楚国杀了子玉（即得臣），晋文公喜形于色，说：‘这是晋国的再一次胜利，楚国的又一次失败呀！’从那以后，楚国有两代之久国力衰弱。现在上天或许是要给晋国一个严重警告吧！再把林父处死，让楚国得到双重的胜利，晋国从此以后大概再不会有与其它国家抗衡的力量了吧？荀林父事奉你大王，处理国务的时候竭尽忠诚，回家休息的时候想着称补过失。他是国家的楝梁啊！这样的忠臣，为什么要杀他呢？他这次失败，如同日月有日蚀、月蚀，怎能损害其光明呢？”晋景公听从了这一意见，恢复了荀林父的职权。]　　【经文】　　汉代以周勃功大。霍光何如？　　对曰：“勃本高帝大臣，众所归向，居太尉位，拥兵百万，既有陈平、王陵之力，又有朱虚诸王之援，郦寄游说，以谲诸吕，因众之心，易以济事。　　若霍光者，以仓卒之际，受寄托之任，辅粥幼主，天下晏然。遭燕王旦之乱，诛除凶逆，以靖王室。废昌邑，立孝宣，任汉家之重，隆中兴之祚，参声伊周，为汉贤相。推验事效，优劣明矣。”　　[袁盎问汉文帝曰：“陛下以绛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也。”　　盎曰：“可谓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者，主在与在，主亡与亡。方吕后时，刘氏不绝如带，绛侯为太尉，主兵柄不能正。吕氏崩，大臣相与诛诸吕，太尉主兵适会其成功。所谓功臣，非社稷臣也。”]　　【译文】　　汉代的周勃在汉高祖死后，平定了吕后乱政，恢复了刘家的天下，历来被人们认为功劳很大，霍光比起他来怎么样？　　对这两个人应当这样看。　　周勃是刘邦的老乡，在刘邦南征北战打天下的时候，就是刘邦的功臣，众望所归，很受群众拥护。后来他官居太尉，手握军权，统率着百万大军，既有陈平、王陵这样的谋士帮助他，又有朱虚侯刘章等王子的援助，再加上郦寄在吕氏权臣的圈子里周旋游说，搞些阴谋诡计为他通消息，放烟雾，由于朝野上下人心所向，所以很容易成功。　　可是霍光呢，是在汉武帝突然病重，事出仓促，将辅助八岁幼主汉昭帝的重任托付给他的。在他独揽朝政，辅佐幼主期间，整个国家被治理得很好，全国一片安定繁荣的景象。后来发生了燕王刘旦的叛乱，他将一帮参与策划叛乱的人全部处死灭族，肃清了朝廷里的反对势力。　　昌邑哀王刘贺，是武帝的孙子，汉昭帝在位十三年去世后，因无亲生儿子继位，就推拥刘贺当了皇帝。可是这位公子一进长安，登上宝座后就淫乱昏愦，令人不堪。霍光与朝中文武百官商量后，废掉了刘贺，迎立流落民间的皇曾孙刘洵为汉宣帝。霍光肩负着汉家刘氏的重任，执掌大权先后二十年，威震朝野，名满天下，使汉朝中道兴隆，皇权延续，名声与伊尹、周公不相上下。作为汉代有贤名的辅相，从他对当时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强盛所做的贡献看，与周勃相比，其优劣是很明显的。　　[关于对周勃的评价，袁盎和汉文帝有这样一段对话。袁盎问汉文帝：“陛下认为绛侯周勃是怎样的一个人？”文帝说：“是社稷之臣。”袁盎说：“可以说是功臣，还算不上社稷之臣。能称得上社稷之臣的，应当做到与主同在，与主同亡。在吕后篡权的时候，刘氏的子孙还很多，当时周勃身为大尉，握有兵权，可他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不去制止。等到吕后死了以后，文武大臣一致要求诛灭吕氏家族，太尉又拥有兵权，正碰上这种机会，所以才能大功告成。因此说他是功臣，不是社稷之臣。”]　　【经文】　　后汉陈蕃上疏荐徐稚、袁闳、韦著三人。帝问蕃曰：“三人谁为先后？”　　蕃曰：“闳生公族，闻道渐训。著长于三辅，礼义之俗，所谓不扶自直，不镂自雕。至于稚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杰出，宜当为先。”　　【译文】　　后汉的太尉陈蕃向汉桓帝推徐稚、袁闳、韦著。桓帝问他：“这三个人谁更好一些？”陈蕃说：“袁闳出身于权贵大家，通晓了安身立命之道后，洁身修行，品操越来越合乎圣人遗训；韦著很适于做京官，为人处事很有礼义，这种修养仿佛已经变成了他的生活习惯，他是那种人们常说的‘不扶自直，不镂自雕’的人；至于徐稚，他是南昌人氏，家境清贫，持身恭俭，卓然不群，在当地很有名声，应当说数他最为杰出。”　　【经文】　　或曰：“谢安石为相，可与何人为比？”　　虞南曰：“昔顾雍封候之日，而家人不知，前代称其持重，莫以为偶。　　夫以东晋衰微，疆场日骇，况永固[符坚字也]六夷英主，亲率百万。符融俊才名相，执锐先驱，厉虎狼之爪牙，骋长蛇之锋锷，先筑宾馆，以待晋君。　　强弱而论，鸿毛太山，不足为喻。文靖深拒桓冲之援，不喜谢玄之书，则胜败之数，固已存子胸中矣。夫斯人也，岂以区区万户之封，动其方寸者欤？　　若论其度量，近古已来，未见其匹。”　　【译文】　　东晋时的谢安（字安石）作为晋孝武帝的宰相，可以和谁相比？　　虞世南说：“从前东吴的宰相顾雍受封为侯的那一天，连家属都不让知道，前代的人们说起来都称赞他质朴稳重，无人能及。在东晋那种整个社会混乱衰败的时代，王朝日渐没落，全国战火四起，百姓常年惊恐不安。公元383 年，曾经消灭了前凉、前燕等六个少数民族国家的前秦皇帝符坚（字永固）亲自统帅百万大军，又有符融这样英姿勃发的丞相指挥精锐部队为前锋，一百万由青壮年组成的大军水陆并进，如狼似虎，浩浩荡荡，直逼江南。符坚自恃兵强将猛，还未开战，就在淝水西岸修建了一处宾馆，准备安顿被俘的晋朝皇帝。就当时秦、晋两国的军事实力的强弱而论，用鸿毛与秦山来比喻也不过分。而谢安能在这大军压境、旦夕即亡的关头，依旧泰然自若，悠闲自得，下围棋，赌别墅。五州都督桓冲提出派三千铁骑支援他，他坚决拒绝；他的侄子谢玄拟定了一份详尽的作战方案给他，他阅后不置可否，围棋如故。他的这些行为许多人都不能理解。实际上对于如何破敌，如何取胜的整体构思，这时他早已成竹在胸了。象谢安这样的人才，怎么会因为一个小小的万户侯的封诰，就能让方寸大乱呢？就其度量之大、安如秦山的素养而论，自古以来，还没有哪个人能比得上他。”　　【按语】　　南北朝时东晋与前秦符坚的淝水之战，在我国的战争史上是一场以少胜多的极其有名的战役。毛泽东在论述中国革命战争问题时说：“..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走，后法制人，因而战胜的。”淝水之战之所以能大获全胜，全凭“论其度量，近古以来，来见其匹”的军事谋略家谢安指挥若定的儒将气量。　　谢安字安石，是东晋王朝最有势力的士族。谢安自幼聪明好学，他和著名的书法家王羡之是好朋友。他们俩经常在会稽游山玩水。谢安无意于仕途，屡次谢绝举荐，但是他的才干在当时是人所共知的，当时的士大夫中曾流传着一句话：“谢安不出来做官，叫百姓怎么办？”　　直到四十岁时，谢安因为弟弟谢万被罢官，他考虑到谢家的权势将要逐渐衰亡，这才应大将军桓温之邀，作了桓温的司马。当时的东晋王朝因为桓温的独揽朝政而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简文帝去世之后，谢安等朝臣乘桓温不在京都之机，立皇太子司马曜为皇帝，并请桓温辅政。桓温见不让自己做皇帝，十分恼火，认定是谢安等人从中作崇，恼羞成怒，于公元373 年2 月亲率大军，杀气腾腾地返回建康。　　桓温先将大军驻扎在城外，晋帝无奈命侍中王坦之和吏部尚书谢安前往城外迎接。桓温欲杀二人以泄愤，遂在帐后埋伏下武士。谢安进帐后，见营中戒备森严，杀气逼人，他从容就坐，对桓温说：“我听说有道的诸候为国戍边，而大司马你入朝，召见大臣，在帐后布置下人马，不知为了何故？”　　谢安的镇定自若镇住了桓温，他赶紧令人撤走武士，并陪笑说：“我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啊！”　　于是，谢安与桓温谈天说地，欢度一天，东晋王朝的政变危机才算幸免。　　由于谢安的极力辅佐与谋划，东晋王朝的政权巩固了。晋帝加封谢安为中书令，后又加封侍中，总揽东晋的军政大权。　　公元383 年，前秦王符坚以符融为前锋，亲自统率骑兵27 万、步兵60万南下攻晋。这支号称百万的大军，旌旗相望，绵延千里，大有把东晋捣为粉末之势。消息传来，东晋朝野震动。　　当时手握军政大权的谢安可指挥的只有8 万人马。在这大军压境，人心惶惶，势如危卵的情势下，谢安在干什么呢？谁也没想到，他正一副悠闲的样子，每天依旧下棋，游山玩水。谢玄向谢安问计。谢安却象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只说了一句：“我早已安排好了。”谢玄以为谢安还会嘱咐一些什么，可是谢安却命谢玄坐下，要和他下一盘棋，谢玄棋艺本来比谢安高，可是由于忧虑战事而分心，他连输三局。之后，谢安又命备车马，与谢玄等诸位将领一同去山间的一间别墅，整整玩了一天才返回城里。　　五州都督桓冲深为战事忧愁，向谢安提出愿派三千精骑入援。谢安态度明确地加以拒绝，告诉桓冲：“战事朝廷已有安排，兵甲无缺，你应该原地留守，加强西线的防御。”　　再说符坚到了寿阳，和先锋符融登上寿阳城楼，远望东晋的军事设施。　　只见东晋军队排列整齐，精神焕发，斗志昂扬，符坚眼前不知不觉的模糊起来，结果把八公山上的草木都当成了晋兵，回头对符融说：“没想到晋朝会有这么多的劲兵。”但他仍然命令官兵把军队拉到淝水岸边，作好交战准备。　　谢玄派使者对符融说：“你们远道而来，利于速战，但你们逼近水滨妄营扎寨，这是持久战的阵势，而不是速决战的阵势。请你们把阵营向后撤退一下，在水边腾出一块空地作为战场，让我们晋军渡过淝水，再与你们决一胜负。”符坚计划把他的军队向后撒退一下，乘东晋军渡河之际，派骑兵冲杀，心想这样没有不胜的。符融也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于是下令向后撒。谁知这一撒，秦军立刻大乱，谢玄乘机率晋军渡过淝水，攻上岸来。符融来到阵前，想压住阵脚，坐骑竟被乱兵撞倒，他自己也被攻上来的晋兵所杀。秦军失去主帅，全线溃败。晋军乘胜追杀，秦军自相践踏，尸体蔽野塞川。　　前奏其他各路军队，听说前锋溃败，都调头逃跑，听到风声鹤唳，也疑心是追赶的晋军来了，昼夜不息地逃奔，依附于前秦的各少数民族也纷纷叛离，因此秦军损失十分之七八。符坚身中流矢，单骑落荒而逃。　　淝水一战，晋军大获全胜。当捷报传至谢安手中时，他正在与客人下棋，只平静地看了一遍，就将其随手放在了茶几上。客人知是前方送来的战报，忙问是何消息，谢安只是淡淡地说：“孩子们终于将秦军打败了！”　　【经文】　　隋炀帝在东宫，尝谓贺若粥曰：“杨素、韩擒虎、史万岁三人，俱称良将，其间优劣何如？”对曰：“杨素是猛将，非谋将[议曰：胆气果敢，猛将也；渊而有谋，谋将也]；韩擒虎是斗将，非领将[议曰：奋捷矫悍，斗将也；御军齐肃，领将也]；史万岁是骑将，非大将[议曰：领一偏师，所向无故，骑将也；包罗英雄，使群才各当其用，大将也]。”太子曰：“善。”　　【译文】　　隋炀帝在东宫做太子时，有一次问将军贺若粥：“杨素、韩擒虎、史万岁三人都被誉为良将，该怎么评价他们的优劣？”　　贺若粥回答说：“杨素是猛将，不是谋将[胆量过人，果断勇敢是猛将；精通兵法，胸有谋略的才是谋将]。韩擒虎是斗将，不是领将[斗志冲天，行动敏捷，矫健骤悍的是斗将；统帅军队纪律严明，军容整齐，雄壮肃穆的才是领将]。史万岁是骑将，不是大将[只能率领一支部队，作战所向无敌的是骑将；能聚集英雄豪杰，并使之人尽其才的才是大将。]　　隋炀帝心怀叵测地回答道：“说得好！”后来他一即位，对贺若粥非常猜忌，就借故把他杀了。　　【经文】　　故自“六正”至于“问将”，皆人臣得失之效也。古语曰：“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汤以殷王，纣以殷亡。”阖庐以吴战胜，无敌于天下，而夫差以见擒于越；穆公以秦显名尊号，而二世以劫于望夷。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异也。是以咸王处襁褓而朝诸候，周公用事也；赵武灵王年五十而饿死于沙丘，任李兑也。故魏有公子无忌，削地复得；赵任蔺相如，秦兵不敢出；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位；齐有田单，而襄王得国。因斯而谈，夫有国者，不能陶冶世俗，甄综人物，论邪正之得失，撮霸王之余议，有能立功成名者，未之前闻。　　[故知量能授官，至理之德也。]　　【译文】　　我们从六种“正臣”研究到隋炀帝的“问将”，目的在于总结当官的人品、业绩对国家兴衰之影响的经验。古人说：“大禹使夏朝兴旺，桀王却使之灭亡。成汤使商朝兴旺，纣王却使之灭亡。”阖庐使吴国战无不胜，无敌于天下，而夫差却被越王勾践俘虏，国破人亡。秦穆公使秦国显赫于诸侯，得到了周王的封疆，秦二世却遭受了怨声载道的难民的洗劫。当皇帝的，名号、权势虽然相同，然而功过、成败却各各不同，根本原因就在于用的人各各不同。正因为此，周成王即位时虽然还不过是一个襁褓中的孩子，由于有周公的辅佐，各国诸侯照样要朝拜他；赵武灵王在五十岁上被公子成、太傅李兑围困在沙丘宫，活活饿死，就是由于任用了李兑这样的人；魏国因为有了公子魏无忌，被侵削的国土才一一收复；赵惠文王因为任命蔺相如出使秦国，才使秦国不敢再出兵攻打赵国；楚国因为有了申包胥去秦国哭了七天七夜，求到了救兵，才使被吴国打败流亡他国的楚昭王回国复位；齐国因为有了田单用火牛阵打败了燕国，才使齐襄王得到王位。　　总结这些历史的经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得到了国家权力的君王，如果不能领导国家移风易俗，搞好思想道德的建设，网罗、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辨别正义和邪恶的得失，综合吸取霸业和王业的经验教训，而能使国家长治久安，功成名就，永垂青史的，在历史上还从未听说有过这种先例。　　[由此我们可以明白，根据一个人的才能授于他能胜任的职权，是治理国家的最高原则！]
德表十一
　　国家兴衰成败，关键在用人，而用人最重要的是要知道每个官员的优点和缺点，以及怎样使用他们才能扬长避短。亦即一要知人，二要善任。　　【经文】　　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言嗜欲之本同，而迁染之途异也。　　夫刻意则行不肆，牵物则其志流。是以圣人导人理性，栽抑流宕，慎其所与，节其所偏。故《传》曰：“审好恶，理情性，而王道毕矣。”治性之道，必审己之所有余，而强其所不足。盖聪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闻少见者，戒于壅蔽；勇猛刚强者，戒于太暴；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湛静安舒者，戒于后时；广心浩大者，戒于遗忘。　　《人物志》曰：“厉直刚毅，材在矫正，失在激讦[强毅之人，恨刚不和，不戒其强之唐突，而以顺为挠，厉其亢。是故可与立法，难与入微也]；柔顺安恕，美在宽容，失在少决[柔顺之人，缓心宽断，不戒其事之不摄，而以亢为刿，安其缓。是故可与循常，难与权疑也]；雄悍杰健，任在胆烈，失在少忌[雄悍之人，气奋英决，不戒其勇之毁跌，而以顺为恇，竭其势。是故可与涉难，难与居屈也]；精良畏慎，善在恭谨，失在多疑[精慎之人，畏患多忌，不戒其懦于为义，而以勇为狎，增其疑。是故可与保全，难与立节也]；强楷坚劲，用在桢杆，失在专固[凌楷之人，秉意劲持，不戒其情之固护，而以辨为虚，强其专。是故可与持正，难与附众也]；论辨理绎，能在释结，失在流宕[博辨之人，论理赡给，不戒其词之浮滥，而以楷为系，遂其流。是故可与泛序，难与立约也]；普博周洽，崇在覆裕，失在溷浊[弘普之人，意爱周洽，不戒其交之混杂，而以介为狷，广其浊。是故可与抚众，难与厉俗也]；清介廉洁，节在俭固，失在拘局[狷介之人，眩清激浊，不戒其道之隘狭，而以普为秽，益其拘。是故可与守节，难与变通也]；休动磊砢，业在攀跻，失在疏越[休动之人，志慕超越，不戒其意之太猥，而以静为滞，果其锐。是故可与进取，难与持后也]；沉静机密，精在玄微，失在迟懦[沉静之人，道思回复，不戒其静之迟后，而以动为疏，美其懦。是故可与深虑，难与捷速也]；朴露径尽，质在中诚，失在不微[朴露之人，中疑实确，不戒其质之野直，而以谲为诞，露其诚。是故可与立信，难与消息也]；多智韬情，权在谲略，失在依违[韬谲之人，原度取容，不戒其术之离正，而以尽为愚，贵其虚。是故可以赞善，难与矫违也。”]　　此拘亢之材，非中庸之德也。　　【译文】　　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意思是说，人的嗜好、欲望从本性上来讲，是相同的，只因为环境经历、教育习染各各不同，所以每个人的个性、志趣才显得千差万别。总的来说，刻苦修炼、锐意进取的人，就志向远大，奋发有为；追求物质享受、容易被周围的环境影响的人，就意志软弱，性情浮躁。所以圣人在教导人、改造人的性情的时候，非常注意克服、抑制人的放浪任性的行为，对给予他些什么东西很慎重，对他的偏激嗜好努力加以节制。所以《左传》中有句话说：“审察人的好恶，陶冶人的性情，王者之道全在于此了。”　　改造人性的办法，关键是一定要看清自己的长处，克服自己的不足。总的原则是性格聪明爽朗的，要警惕把什么事情都看得太清楚了；孤陋寡闻的，要警惕把无知当高明；勇猛刚强的，要警惕遇事急躁粗暴；善良温和的，要警惕对人对事优柔寡断；恬静从容的，要警惕错过时机；心胸广阔的，要警惕对任何事情都不留心观察，马虎健忘。　　《人物志》说：“严厉正直、刚正不阿的人，他的才能适合于做纠正失误、整顿治理的工作，可是又很容易犯偏激过火、攻击别人的短处、揭发别人的阴私之类的错误[坚强刚毅的人，其性格特点是凶狠强硬，很难与人和睦相处，在为人处事上，不是克服自己由于太刚强而言谈举止冒失莽撞的不足，反而认为柔顺就是屈从，变本加厉地加强他的过火行为。所以有这种性格的人可以让他搞立法工作，不能让他处理具体事务]；性情温柔随和、安静宽恕的人，优点是宽容大度，缺点是对人对事下不了决心[柔弱和顺的人，遇事总是犹豫不决，处理问题抹不开面子，不是克服自己拿不起放不下的缺点，反而认为意气奋发太伤人，对自己的不紧不慢心安理得。有这种性格的人，可以让他做循规蹈矩的日常工作，很难让他裁决疑难问题]；英雄骠悍、精力健旺的人，优点在于肝胆照人，性情刚烈，缺点在于不太顾忌别人的情面或事情的后果[雄健骠悍的人总是意气奋发，敢做敢当，他不警惕自己勇往直前的做法会使自己遭受挫折甚至毁灭，反而把恭顺有礼当做胆小怕事，做什么事总要把自己的精力使尽才罢休。这样的人，可以让他去办充满艰难险阻的事，很难让他在情况恶劣的环境下，完成忍辱负重的任务]；精明能干、慎密畏怯的人，很善于恭恭敬敬、兢兢业业地完成所负的使命，但缺点是疑虑重重，患得患失[精明谨慎的人，瞻前顾后，顾忌重重，不是克服自己不敢见义勇为的弱点，反而认为敢想敢于是胡闹，结果加重了他的疑虑。这样的人，可以让他去做继业守成的工作，很难让他开创局面，树立榜样]；坚强猷劲、干劲冲天的人，他的长处在于能起骨干作用，缺点是顽固自信，刚愎自用[凌厉劲直的人百折不挠，意志坚定，他不克服自己固执己见、用情执着的缺点，反而认为明辩是非是虚无空洞的作法，结果使他变得越来越一往无前，不改初衷。这样的人可以让他做已经确立无误的执法工作，不能让他去团结群众]；善于论证辩驳、推理分析的人，他的才能是在解惑说理、化解矛盾方面，不足之处是容易流于夸夸其谈，不着边际[博学善辩的人，说话条理清楚，口才好，他不克服自己滔滔不绝的演说很容易浮华不实、泛滥成灾的习惯，反而认为梗直是束缚人的枷锁，结果使自己放任自流。这种人可以让他去搞学术研究或教学工作，不宜于让他制定法规、条约]；好善乐施、普济博爱的人，推崇造福百姓，救苦救难，缺点是容易良旁不分，当滥好人[襟怀坦白、交际广泛的人，喜欢让所有的人都宽裕融洽，他不戒备结交的人三教九流，鱼龙混杂，反而认为性格坚贞是脾气倔强，从而越来越扩大他胡里胡涂与人来往的范围。这种人可以让他去做群众工作，很难让他去纠正、处置不良的社会风气]；清高耿介、廉洁奉公的人，具有艰苦节约、不为贫贱所移的优点，但是也有过分拘泥于小节、死板教条的局限[梗直倔强的人嫉恶如仇，不愿随波逐流，他不克服自己狭隘偏激、固步自封的缺点，反而认为广交朋友有辱清名，结果使他变的越来越孤僻、拘谨。这样的人可以让他去完成无损人格、气节的任务，不能让他去做灵活变通的工作]；注重行动、才能卓越的人，志在攀登高峰，超越同行，不足之处是好高骛远，根基不稳[注重行动的人羡慕那些凡事能打头领先的人，而且要立志超过他们。他不警惕自己做事马马虎虎、得过且过的毛病，反而认为沉静就是停滞不前，一味的鼓舞他的锐气。　　这种人可以让他开拓进取打先锋，不适于从事打基础、当后援的工作]；冷静老练、机敏周密的人，对于细微奥秘的事情很精通，缺点在于遇事迟缓怯懦[性格沉静的人，对什么是都要反复推敲，深思熟虑，他不克服自己由于冷静沉着造成的贻误良机，反而认为注重行动的人粗心大意，把自己的畏头畏尾说成是优点。这种人可以让他做需要多动脑子的类似参谋的工作，很难交给他雷厉风行、捷足先登的任务]；质朴坦率、一览无余的人，具有忠诚老实的品质，缺点是没有城府，容易泄密[纯朴坦白的人，心有疑惑也不愿意相信是真的，他不克服自己由于性格朴实而形成的粗旷直露的缺点，反而认为讲究谋略是一种荒诞的作法，为人处事一味坦诚相见。这种人可以去完成讲求信义的任务，不能让他做保密工作]；足智多谋、胸怀韬略的人，做事老谋深算，诡计多端，缺点是老奸巨滑，模棱两可[满腹机谋的人凡事都要审时度势，把事情做得让人人满意，他不警戒所使用的计谋是否正当，反而认为坦诚是愚蠢的表现，只推崇自己　　的玄妙高明。这种人应当让他去做扬善积德的事情，不能让他做查处违法乱纪的工作]。　　上面列举的这十二种人，都是有用之才，但也都有其不足和缺陷，都不是标准适度、德才兼备的人才。　　【经文】　　文子曰：“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圆，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所谓“心小”者，虑患未生，戒祸慎微，不敢纵其欲也；“志大”　　者，兼包万国，一齐殊俗，是非辐凑，中之为毅也；“智圆”者，终始无端，方流四远，深泉而不竭也；“行方”者，直立而不挠，素白而不污，穷不易操，达不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备具，动静中仪也；“事少”者，执约以治广，处静以待躁也。　　夫天道极即反，盈则损。故聪明广智，守以愚；多闻博辩，守以俭；武力毅勇，守以畏；富责广大，守以狭；德施天下，守以让。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　　【译文】　　文子对合乎中庸品德的人才提出过这样一个标准，他说：“总括人才的美德，应该具备‘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圆，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六个特征。”所谓“心小”，意思是说性格要谨慎周密，在祸患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能考虑到预防的措施；灾祸刚刚显露出征兆的时候，就能提高警惕，有所戒备。最根本的对策是不放纵内心的欲望；所谓“志大”，是说立志要宏大，以实现天下大同、全人类共同富裕为己任，在错综复杂的是非风云面前，坚持不偏不倚、公正无私的总则；所谓“智圆”，意思是说智慧要圆融无隙，象圆形球体一样，处处融合，找不到起点和终点，但是能够包容四方，没有达不到的地方，又象地底深处的泉水，永远不会枯竭；所谓“行方”，意思是说行为要正直端方，不屈不挠，纯洁清白，有如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在贫穷的煎熬下，决不改变情操，飞黄腾达了，又不被冲昏头脑；所谓“能多”，意思是说才能要达到文武兼备，不论是在有所作为还是静默孤独的时候，都能使自己的言行合乎道德规范；所谓“事少”，是说善于把握事物的要领和关键，做到举一发动全身，以一机治全局，以静制动，以静待躁。　　天道运行的规则永远是物极必反，盈满则亏。所以做人要想保持大聪明、大智慧的优势，就必须使自己永远处于虚灵愚蒙的心理状态；要想保持多闻广见、博学明辩的优势，就必须让自己觉得永远孤陋寡闻，才疏学浅；要想保持武勇刚毅的优势，就必须使自己明白天外有天的道理，永远处在有所敬畏的状态；要想保持富贵显赫，广有天下的优势，就必须让自己享有的物质永远有所节制，局限在最小限度内；要想兼济天下，恩泽苍生，就必须保持谦让恭顺的美德。这五条原则，就是从前贤明的君王所以能守卫天下的秘诀。　　【经文】　　《传》曰：“无始乱，无怙富，无恃宠，无违同，无做礼，无骄能，无复怒，无谋非德，无犯非义。此九言，古人所以立身也。　　《玉铃经》曰：“夫以明示者浅，有过不自知者弊，迷而不反者流，以言取怨者祸，令与心乖者废，后令缪前者毁，怒而无威者犯，好众辱人者殃，戮辱所任者危，慢其所敬者凶，貌合心离者孤，亲佞远忠者亡，信谗弃贤者昏，私人以官者浮，女谒公行者乱，群下外恩者沦，凌下取胜者侵，名不胜实者耗，自厚薄人者弃，薄施厚望者不报，贵而忘贱者不久用，人不得其正者殆，为人择官者失，决于不仁者险，阴谋外泄者败，厚敛薄施者调。”　　此自理之大体也。　　[孙卿曰：“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之，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　　【译文】　　《左传》中有言道：“不首先制造混乱，不因富贵荣耀侮辱人，不依仗靠山有权有势胡作非为，不违背已经达成共识的协议，不傲慢无礼、目中无人，不持才自傲，逞能欺人，不报复恼恨自己的人，不道德的不去谋取，不仁义的不去触及。”这九句话，就是古人赖以立身的原则。　　《玉铃经》说：“一个人把自己的本事动不动显示出来，只能证明这个人很浅薄；有了过错自己还不知道，只能证明他智商低；执迷不悟、不知悔改的，注定要被淘汰；出言不逊、招人怨恨的，大祸就要临头；言行不一、口是心非的，大家肯定要抛弃他；文过饰非、挖空心思掩盖过失的，定要灭亡；表面愤怒但没有威摄力量的，将会受到侵犯；好纠集团伙、欺辱别人的，必定遭殃；杀害自己信任重用的人，他的处境就危险了；对自己敬重的人污辱慢待，将会带来凶险；与别人相处而貌合神离、阳奉阴违的，最后将被孤立；亲信奸诈的人，疏远忠实的朋友，这种人必然灭亡；听信谗言、抛弃贤良的，这只能使自己处于昏庸无知、不明是非的状态；暗地里封官许愿的，他的寿命不会长久；让女子去拜见官员、办理公事的，必然要出现淫乱；当宫的部下暗中施惠于人的，就快倒霉了；用欺凌部下的办法邀功请赏的，到头来自己要下台；有名无实、假报功绩的，经济实力将会被逐渐耗损；肥了自己，克扣下属的，最终要被唾弃；给别人带来微薄的好处就希望人家重重报答的，到头来还是落空；奖赏有成绩的人时忘掉了最下层的也应受奖，以后人家就不会为你出力；使用的人不正派，是很危险的；为了安排一个人而设立官位头衔的，将会失败；让不仁不义的人出谋划策，是非常危险的；密谋的事情泄露，肯定要失败；向人民征收得多，用之于民的少，这将导致民生调蔽。”凡此种种，都是自我修养提高时必须警觉的大道理！　　[荀子说：“能说会做的是国宝；不会说会做的是国家的人才；会说不做的是国家的工具；说的好听做的丑恶的；是国家的妖逆。”]　　【经文】　　故傅子曰：“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后身正，身正而后左右正，左右正而后朝廷正，朝廷正而后国家　　正，国家正而后天下正。故天下不正，修之家；家不正，修之朝廷；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身；身不正，修之心。所修弥近，所济弥远。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正心”之谓也。　　[尸子曰：“心者，身之君也。天子以天下受令于心，心不当则天下祸；诸侯以国受令于心，心不当则国亡；匹夫以身受令于心，心不当则身为戳矣。]　　【译文】　　所以，综合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傅玄的观点是正确的。他说：“立德的根本没有比‘正心’更重要的了。心正而后才能身正，身正而后才能让左右的人正，左右正而后才朝廷正，朝廷正而后才国家正，国家正而后才天下正。反过来说，天下不正要从国家建设做起，国家不正要整顿朝纲，朝廷不正要整顿文武百官，左右不正，当皇帝的就要从加强自身修养做起，自身不正要从修心做起。修养的对象越切近，所带来的影响、效果越久远。大禹、成汤能责备自己，所以才国家兴旺，显得生气勃勃。”这就是“正心”的意义。　　[尸佼说：“心是身体的君主，天子把自己当作心，把天下当作身体，心不正，天下就遭殃了。诸侯把国家当作身体，把自己当作心，心不正，国家就要灭亡了。平民百姓的行为受思想的支配，思想不正确，自身也就难保了。”]
理乱十二
　　一个国家处在混乱、危亡的时期，都会有些什么现象发生呢？又怎样才能得到治理呢？或者说还能不能治理呢？读了本篇，你就会明白。　　【经文】　　失明察“六主”，以观君德。审惟“九风”，以定国常。探其“四乱”，核其“四危”，则理乱可知矣。　　何谓“六主”？　　荀悦曰；“体正性仁，心明志同，动以为人，不以为己，是谓‘王主’[议曰：王主者，谓天姿地德]；克己恕躬，好问力行，动以从义，不以从情，是谓‘治主’[议曰：治主者，谓抑情割欲]；勤事守业，不敢怠荒，动以先公，不以先私，是谓‘存主’[议曰：存主者，谓拘法守律]；悖逆交争，公私并行，一得一失，不纯道度，是谓‘衰主’；情过于义，私多于公，制度逾限，政教的失常，是谓‘危主’；亲用谗邪，放逐忠贤，纵情逞欲，不顾礼度，出入游放，不拘仪禁，赏赐行私，以越公用，忿怒施罚，以逾法理，遂非文过，而不知改，忠言壅塞，直谏诛戮，是谓‘亡主’[故王主能致兴平；治主能修其政；存主能保其国；衰主遭无难则庶几能全，有难则殆；危主遭无难则幸而免，有难则亡；亡主必亡而已矣]。　　【译文】　　分辨清楚六种类型的君主，就可以用来考核每一位皇帝的功过得失；总结出九种类型的国家风气，就能鉴定一个国家兴盛还是衰败；探讨四种乱国的表现，核定四种危国的征兆，那么治国安邦、拨乱反正的方针也就清楚了。　　东汉末史学家苟悦说：“天性仁慈，头脑清醒，志在天下大同，所有的举措都是为了人民，而不是为满足自己的私欲，这是‘王主’——可作帝王的君主[王主具有先天的仁慈美德]；能克制自己的私欲，性格宽厚，能身体力行，勤学好问，办事遵循仁义的原则，不感情用事，这是‘治主’——能带来一个清明盛世的君主[治主的主要表现是克制情欲，忍痛割爱]；勤政爱民，兢兢业业地保护先烈开创的基业，丝毫不敢荒淫懈怠，处理国家大事能做到先公后私，这是‘存主’——能坐江山的君主[存主关键是奉行先主的传统法规]；性情狂悖，叛逆伦常，朝廷里的奸邪争权夺利，公私并行，政策的得失没有什么真正的理论标准做依据，这是‘衰主’——走上穷途未路的君主；情欲压倒了礼义，私利重于公益，国家制度超过了界限，政治文化失去了常规，这是‘危主’——危在旦夕的君主；亲信、重用诬陷忠良的邪恶小人，排挤、打击德才兼备的忠臣，放纵情欲，贪得元厌，不顾忌礼教法规，出入游幸放荡，不受规章制度的约束，拿着国家的财物赏赐亲信，超过了用在公共事业上的开支，一不高兴就乱加刑罚，从不依据法律，文过饰非，有错不改，忠诚的意见听不到，敢于冒死直谏的大臣都要被杀掉，这是‘亡主’——亡国的君主。”　　[所以说，“王主”可以统一四海，使天下兴盛太平；“治主”可以巩固这种局面；“存主”可以保住江山；“衰主”如果国家不发生灾难可以勉强保住安全，有难就危险了；“危主”没有国难就谢天谢地了，有难必是亡国；“亡主”则必亡无疑了。]　　【经文】　　何谓“九风”？　　君臣亲而有礼，百察和而不同，让而不争，勤而不怨，唯职是司。此“理国之风”也[尹文子曰：“上不胜其下，下不犯其上，上下不相胜犯，故禁令行，人人无私，虽经险易而国不可侵，治国也]。　　礼俗不一，职位不重，小臣谗疾，庶人作议。此“衰国之风”也[尹文子曰：“君年长多妾媵，少子孙，疏强宗，衰国也”]。　　君臣争明，朝廷争功，大夫争名，庶人争利。此“乖国之风”也。　　上多欲，下多瑞，法不定，政多门。此“乱国之风”也[尹文子曰：“君宠臣，臣爱君，公法废，私欲行，乱国也”]。　　以侈为博，以伉为高，以滥为通，遵礼谓之拘，守法谓之固。此“荒国之风”也[议曰：夫晋家尚于浮虚，所以败也。此之谓也]。　　以苛为察，以利为公，以割下为能，以附上为忠。此“叛国之风”也[叔向曰：“大臣重禄而不极谏，近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　　上下相疏，内外相疑，小臣争宠，大臣争权。此“危国之风”也。　　上不访下，下不谏上，妇言用，私政行。此“亡国之风”也[尹文子曰：　　“国贫小，家富大，君权轻，臣势重，亡国也。内无专宠，外无近习，支庶繁息，长幼不乱，昌国也。农桑以时，仓廪充实，兵甲劲利，封疆修理，强国也。”　　文子曰：“夫乱国若盛，治国若虚，亡国若不足，存国若有余。虚者，非无人，各守其职也；盛者，非多人，皆邀于未也；有余，非多财，节欲事寡也；不足者，非无货，人鲜而费多也。”]　　（原文似有误，上列共“八风”，与九之数不合。——译注）　　【译文】　　“九风”是什么意思呢？　　君臣之间亲近有礼，文武百官虽有不同政见但仍然和睦相处，互相谦让，不争名夺利，勤勤恳恳为国效力，不互相埋怨，一心一意把自己分管的工作做好。这是“理国之风”——国家大治的象征[尹文子说：“上级领导不压制下属，下属不冒犯上级，上下融洽，就能做到令行禁止，人人无私。在这种风尚下，虽然经受艰难险阻的考验，国家仍可坚如盘石，不会受到敌国的侵犯。这才是真正的天下大治”]。　　礼教风尚不能统一，当官的不受敬重，基层官员攻击国家的弊病，平民百姓议论纷纷，这是“衰国之风”——国家衰败的象征[尹文子说：“国王虽然年迈还养着许多嫔妃，子孙不多，有势力的宗族被疏远，这是国家衰败的表现]。　　君臣互相争荣誉，朝中大臣争功劳，士大夫争名声，老百姓争私利，这是“乖国之风”——众叛亲离的象征。　　上层官员私欲泛滥，下层官员作恶多端，法规不稳定，政出多门，这是“乱国之风”——国家动乱的象征[尹文子说：“国王宠幸大臣，大臣只爱君王，国家的法律废弛，人欲横流，这是乱国的表现”]。　　把奢侈误以为繁荣，把骄纵误以为高贵，把自由散慢误以为开明，遵守礼义的人被认为是顽固不化，奉公守法的人被认为是固步自封，这是“荒国之风”——国家荒淫的象征[晋代崇尚玄虚、轻浮，所以引起了五胡乱中华，就是历史的明证]。　　把苛捐杂税当作精明，为国家服务是为了捞取好处，把宰割老百姓当作能耐，把溜须拍马当作忠诚，这是“叛国之风”——国家叛乱的象征[叔向说：　　“大臣只想着奉禄，就是不进忠言，亲信的随从怕得罪上司不敢说真活，下面的真实情况反映不到中央，这是最大的隐患]。　　上下隔阂，内外猜疑，小官员争着讨上司的欢心，当大官的争夺权力，这是“危国之风”——国家危亡的象征。　　上级官员不深入基层了解情况，下面的群众也不向上反映意见，老婆怎么说就怎么办，国家的法律不执行，而是各搞各的，这是“亡国之风”——　　国家灭亡的象征。　　[尹文子说：“国家贫困衰弱，私人出现了富户大家；国王的权力削弱，大臣的势力增强，这就是亡国的征兆；宫廷内没有专宠一人的现象，朝廷里没有宠幸的弄臣，家族人丁兴旺，长幼有序，这是国家昌盛繁荣的表志；农事活动适时，粮食储存厚实，军队精锐，疆土治理得很好，这是强国的特征。”　　文子说：“动乱的国家看上去好象很热闹；安定的国家看上好象很空虚；灭亡的国家好象匾乏不足；图存的国家好象过剩有余。空虚不是没有人，而是因为人人都在岗位上；热闹不是人丁多，而是因为都在追逐蝇头小利；有余不是财力富余，而是因为寡欲少事；不足不是市场无货，而是因为人们虽然收入少，但是各种税赋却很多。]　　【经文】　　何谓“四乱”？　　管子曰：“年有疑妻之妾，此家乱也；庶有疑嫡之子，此宗乱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国乱也；任官无能，此众乱也。”　　[故曰：立天子者，不使诸侯疑焉；立诸侯者，不使大夫疑焉；立正妻者，不使嬖妾疑焉；立嫡子者，不使庶孽疑焉。疑则动，两则争，杂则相伤。故臣有两位者，国必乱。臣两位而国不乱者，君犹在也，恃君不乱，失君必乱矣；子两位者，家必乱，子两位而家不乱者，亲犹存也，恃亲不乱，失亲必乱矣。臣疑其君，无不危之国；孽疑其宗，无不危之家也。]　　【译文】　　什么是“四乱”呢？　　管仲说：“家中有疑忌正室的小妾，这是家乱；庶子疑忌嫡子，这是宗乱；朝廷里有疑忌宰相的大臣，这是国乱；任命的官员昏庸无能，这是众乱。”　　[所以说：“确立谁为天子时，不能引起各地诸侯的疑虑；分封王侯的时候，不能让朝中大夫疑虑；立正妻的时候，不能让妾疑忌；立嫡子的时候，不能让庶子疑忌。一有疑忌就要有所行动，不分正偏、长幼就要争斗，没有秩序就会互相伤害。因此把同一职务任命给两个大臣，国家必然发生动乱，没有发生动乱是因为国王还健在，依靠国王平息纷争，大臣们有所畏惧，还不敢乱来。国王一死，必乱无疑。同时立两个嫡子的情况也一样。另外，大臣疑忌国王，没有不危害国家的；庶子疑忌家长，没有不危害家庭的。”]　　【经文】　　何谓“四危”？　　又曰：“卿相不得众，国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国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国之危也；民不怀其产，国之危也。此治乱之形也。　　凡为人上者，法术明而赏罚必者，虽无言语而势自治；法术不明而赏罚不必者，虽日号令，然势自乱。”　　[管子曰：“理国有三器，乱国有六攻。明君若能胜六攻而立三器，故国理。不肖君不能胜六攻而立三器，故国乱。三器者何也？日号令也，斧钺也，禄赏也。六攻者何？曰亲也，宾也，货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号令无以使下，非斧钺无以威众，非禄赏无以劝人。六攻之败何也？曰虽不听而可以得存，虽犯禁而可以得免，虽无功而可以得富。夫国有不听而可以得存者，则号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则斧铱不足以威众；有无功而可以得富者，则禄赏不足以劝人。号令不足以使下，斧钺不足以威众，禄赏不足以劝人，则人君无以自定也。]　　【译文】　　什么是“四危”呢？　　管仲又说：“国家的危险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公卿和相国得不到群众的拥护；二是大臣们不能同心协力；三是统帅军队的元帅不足以引起敌人的畏惧；四是人民不关心生产。这就是识别天下大乱或天下大治的标准。　　“凡是作为最高领导者的，法策、法规严明，赏罚必定兑现的，虽然不用多少宣传口号，大势所趋，国家自然能达到大治；法令、策略不明，赏罚又不兑现的，即使天天发号召，也必然要大乱。”　　[管仲说：“治国有三种武器，乱国有六种隐患。英明的国王如果能战胜这六种隐患，掌握这三种武器，国家必然会得到治理。昏君不能战胜六种隐患，掌握三种武器，所以致使国家动乱。三种武器是什么呢？一是号令，二是刑罚，三是俸禄和赏赐。什么是六种隐患呢？一是亲信，二是宾师（没有官职而被国王敬重的人），三是行贿的人，四是女色，五是善于钻营的小人，六是陪你玩赏的人。三种武器有什么功用呢？没有号令不能驱使臣民；没有刑罚不能在群众中产生威摄力量；没有赏禄不能鼓舞人效命。六种隐患为什么会导致败亡呢？这六种人虽然不服从法令也可以安然无羔，虽然犯了法也可以逃避法网，虽然没有功也可以发财致富。一个国家，有了不守法也安全的人，就不能让下边的人服从号令；有违法不究的人，法律就没有了尊严；有无功受禄的人，奖赏和薪水就不起作用。这样一来，当国王就失去了坐稳江山的武器。]　　【经文】　　是故势理者，虽委之不乱；势乱者，虽勤之不治。尧舜拱己无为而有余，势理也；胡亥、王莽驰骛而不足，势乱也。　　[商子曰：“法令者，人之命也，为治之本也。一免走而百人逐之，非以免可分以为百，由名分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盗不敢取，由名分之定也。　　故夫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故势治者，不可乱也；势乱者，不可治也。夫势乱而欲治之，愈乱矣；势治而治之，则治矣。故圣人治治不治乱也。圣人为人作法，必使之明白易知，愚智偏能之。故圣人立天下而天下无刑死者，非可刑杀而不刑杀也，万人皆知所以辟祸就福而皆自治也。明主因治而治之，故天下大治也。”]　　故曰：善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是故明主审法度而布教令，则天下治矣。　　[《左传》曰：“国将亡必多制。”杜预云：“数变法也。”]　　【译文】　　因此可以说，体制、风尚构成了治理的格局，体制合理，顺其自然，国家就不会发生动乱。相反，即使手忙脚乱，也不会治理好。尧舜垂拱，无为而治，都显得雍容有余，因为其体制是治理的格局；胡亥、王莽奔驰忙碌，都制止不住天下大乱，因为其体制就是致乱的格局。　　商鞅说：“政策法令，是人民的生命，国家的根本。上百个人追捕一只野兔，不是因为一只兔子可以变成一百个，而是由于兔子的所有权还没有确定。卖兔子的人市场上到处都有，但是盗贼不敢随便拿，因为归谁所有已经明确。由此可以知道，确定名分（解决所有权），是治国的基本原则。名分不确定，所有权不明确，势必要发生混乱。如果体制是治理的体制，想乱也乱不了。体制是混乱的体制，想治也治不了。是混乱的体制，越治越乱。是治理的体制，治理就很容易了。所以圣人只治理具备治理体制的国家，不治理其体制就是动乱根源的国家。圣人为人民群众制定法律，一定要让老百姓对法律明白易知，通俗易懂，人人都能做到。所以在圣人建立的国家里，没有因犯法而被杀的。倒不是该杀不杀，而是因为人人守法，人人避祸就福，人人自我教育。英明的君主以根本体制为基础治国，所以才会出现天下大治的盛世。”]　　因此，我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是在改造国家体制上下功夫，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某一个人身上。所以英明的国家领导人反复研究审视法律制度，而后颁布命令，天下就会实现大治。　　[《左传）说：“一个国家快要灭亡的时候，必然会有许多政策制度出台。”　　杜预解释说：“这里的意思是变法频繁。”]　　【经文】　　论曰：夫能匡世辅政之臣，必先明于盛衰之道，通于成败之数，审于治乱之势，达子用舍之宜，然后临机而不惑，见疑而能断，为王者之佐，未有不由斯者矣。　　【译文】　　结论：能够匡扶世道人心、辅佐国家大政的权臣，务必要首先明白盛衰的道理，精通成败的奥秘，研究造成大治或大乱的体制根源，通晓各级领导的任用和罢兔的规矩，再加上面临纷繁复杂的时局而不迷惑，遇到疑难、棘手的问题能断决——做为君王的辅相，古住今来，没有不首先从这里做起的。
反经十三
　　是非、善恶在特定的时空内，是有标准的。然而，时空越大，其标准就越模糊。大到整个宇宙，长到几万年，就无是非，无善恶了，因为整个时空只有一个最高的法则——阴阳反正。可是有限的人生总想永远处在最佳状态，即所谓“人不要老，钱不要少”。这里就告诉你一个秘诀：“欲穷不得、欲达不衰、欲贵不贱”的奥妙。　　【经文】　　[议曰：理国之要，以仁义赏罚，此其大略也。然而用失其宜，反以为害。　　故著“反经”一章以明之也。]　　臣闻三代之亡，非法亡也，御法者非其人矣。故知法也者，先王之陈迹，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故《尹文子》曰：“仁、义、礼、乐、名、法、刑、赏，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术。”　　故仁者，所以博施于物，亦所以生偏私。——[反仁也。议曰：在礼，家施不及国，大夫不收公利。孔子曰：“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不得过所爱者，恶私惠也。”故知偏私之仁，王者恶之也。]　　【译文】　　[在讨论治国之道时，人们历来认为仁义、赏罚是治国的总纲，是基本国策。然而，如果仁义、赏罚的方法使用不当，反而于国于民有害。因此特别撰写了“反经”这一章来说明这个问题。]　　我听说夏、商、周三个朝代之所以消亡，并不是因为三代的法规制度过时了，而是因为执政的人不是合适的人选。这证明所谓法制，亦即前代圣君的主张、路线，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就不会凭空得以贯彻实行。所以战国时的尹文子说：“仁、义、礼、乐、名、法、刑、赏，这八种政治措施，是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和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治理国家的基本方法。”　　[仁爱这种政治主张，本来是要普遍地、一视同仁地爱全国的民众，可是在实行的过程中却会生出偏心来，鼓励了某些人的私欲。这就是仁爱的流弊。　　《礼记》中讲过：从原则上讲，给某一家的奖励、优待不应该普及于全国。　　在国家机关服务的人，做官当领导，不应该假借公家的名誉为自己捞好处。　　孔子说：“做皇帝的爱天下老百姓，各地诸侯爱自己境内的老百姓，各各不得超过自己的范围去爱人家的人。”所以要有这样一种规范，目的就在于反对私人恩惠的出现。由此可知，作为一个贤明的国王，特别憎恶那种假公济私、收买人心的行为。]　　【经文】　　义者，所以立节行，亦所以成华伪。——[反义也。议曰：忘身殉国，临大节而不可夺，此正义也。若赵之虞卿，弃相捐君，以周魏齐之危。信陵无忌，窃符矫命，以赴平原之急。背公死党之义成，守职奉上之节废，故毛公数无忌曰：“于赵则有功矣，于魏则未为得。”凡此之类，皆华伪者。]　　【译文】　　节义这种品操的提出，本意是要建立一个德行的标准，结果成了某些人哗众取宠、背弃大节的借民走向了节义的反面。[牺牲性命以殉国难，面对国之存亡与生死抉择而志不可夺，这才是真正的大义。假如象赵国宰相虞卿那样，宰相不做，偷偷逃离赵王，来帮贫贱时的朋友魏齐逃难；或者象魏公子信陵君无忌那样，偷了国家的兵符，假借国王的命令出动三军，帮助赵国的平原君打退了敌人，为平原君救了急，然而他们却都背弃了国家利益。朋友之间的情义是成全了，但是忠于职守、克己奉公的大节却废弃了，所以赵国隐士毛公责备魏元忌说：“这样做，对赵国虽然有功，对魏国却有害无益。”　　举凡这一类事情，都不过是为了私人情义给自己贴金罢了。]　　【经文】　　礼者，所以行谨敬，亦所以生情慢——[反礼也。议曰：汉时欲定礼，文帝曰：“繁礼饰貌，无益于札，躬化为可耳。”故罢之。郭嘉谓曹公曰：“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者也。”夫节苦难贞，故生情慢也。]　　【译文】　　礼仪规矩的建立，是为了让人们的言行恭敬严谨，但是懒惰和散漫也会同时产生，结果走向了“礼”的反面。[汉文帝的时候，有人建议制定礼仪法规，文帝说：“繁文缛节的礼仪，矫柔虚假的形象，对真正的文明礼貌没有好处，以身作则地去教育大家就行了。”于是下令不再谈这个问题。郭嘉曾经对曹操讲过：“袁绍繁琐的仪式和礼节太多，不象曹公你这样直截了当，本色自然，这就从道义上胜过了他啊！”这就说明，遵守繁琐的礼节到了让人叫苦不跌的地步，真正做到就很难了，于是人们只好逃避、偷懒。]　　【经文】　　乐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反乐也。《乐》书曰：“郑卫之者，乱代之音。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故严安曰：“夫佳丽珍怪，固顺于耳目。故养失而泰，乐失而淫，礼失而彩，教失而伪。伪彩淫泰，非所以范人之道。”]　　【译文】　　文学艺术，本来是陶治性情，柔和心灵的好东西，但是也会叫人淫佚放浪。[这就是乐的流弊。论述音乐的《乐记》指出：“郑国、卫国的音乐，是乱世的音乐，是男女偷情的音乐，是亡国的音乐。”所以严安说：“美人佳丽，珍奇怪诞，固然好听，好看，但淫佚放浪也就由此而生了。所以生活得太舒适了，就会滑向堕落；娱乐太过分了，就会出现荒淫；文明礼尚太过分了，只图形式华丽的东西就泛滥了；对教养学识要求过头了，假冒伪劣的货色就会多起来。‘伪、彩、淫、泰’这些反面的东西，是决不能拿来规范人的。”]　　【经文】　　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反名也。议曰：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故圣人明礼制以序尊卑，异车服以彰有德。然汉高见秦皇威仪之盛，乃叹日：“大丈夫当如此！”此所以生矜篡。《老经》曰：“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信矣哉！]　　【译文】　　名位等级的设立，目的是为了对身份的高低有个明确的划分，但是骄慢、篡夺的野心也就因此而产生了。[这就是等级制度的负作用。人们议论说：古代官位不同，待遇级别也不同，所以德高望重的人制定出明确的有关地位、待遇的制度，以便使尊卑上下有序，对乘什么车，穿什么颜色、款式的衣服都有不同的规定，为的是表彰有德行的人。然而当刘邦看到秦始皇的仪仗、车辇那么威风后，就感叹道：“大丈夫就应当这样！”项羽更直截了当地起了“吾当取而代之！”的念头。所以老子说：“礼仪这个东西，是因为忠信观念淡薄了才制定的，但也是倡导叛乱的开始。”这话说得一点不错。　　【经文】　　法者，所以齐众异，亦所以乖名分。——[反法也。议曰：《道德经》云：　　“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贾谊云：“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至难知也。”　　又云：“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此乖分也。”]　　【译文】　　建立法制法规，是为了使人们的行为有准则，人人都安分守已，用心本来很好，但想不到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有人偏偏会找到法律的漏洞，做出大好大恶的事来。[这就是法制的负作用。《道德经》早就讲过，法令越多越明确，犯法的人也越多。贾谊也说过：“法令的条款和运用是有章可循、显而易见的，然而法令以外属于伦理道德范围的准则对人的作用，就极难辩别衡量了。”又说：“法令一出台，有人在做坏事之前先研究法律的漏洞，做了坏事又不触犯法规，法律也拿他没办法。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高明的奸险谲诈之徒就是这样产生的。这就是‘乖分’的意思。”]　　【经文】　　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凌暴——[反刑也]；赏者，所以劝忠能，亦所以生鄙争。——[反赏也。]　　【译文】　　刑罚的运用，本来是要威摄，惩罚那些犯法的人，但是执法的人，会出于种种目的滥用刑法或者来欺辱犯人，甚至久而久之会使自己丧失人性，有时也会放过真正的罪犯，制造冤假错案。[这就是刑的反作用。]　　奖赏的运用，本来是为了劝勉人忠心效力，尽展其能，但是也会出现卑鄙的竞争。为了争功邀赏，或由于赏罚不公而闹出许多鄙俗的事情。[这就是赏的反作用。]　　【经文】　　《文子》曰：“圣人其作书也，以领理百事，愚者以不忘，智者以记事。　　及其衰也，为好伪，以解有罪而杀不辜。”——[反书也。　　《文子》曰：“察于刀笔之迹者，即不知理乱之本；习于行阵之事者，即不知庙胜之权。”庄子曰：“儒以诗礼发家，大儒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坡。”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压其■，而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　　由此言之，诗礼乃盗资也。]　　【译文】　　老子的学生文子说：“古代有大本领的人创造出文字来，为的是指导民众，叫人理解天下之事，使愚笨的人变得聪明起来，使聪明的人学识渊博。　　可是事与愿违，等到文化知识有了进一步发展，有学识的人却变得更坏了，他们把学到的文化知识作为自己为非作歹、作奸犯料的工具；为有罪的人辩护，冤杀无辜的人。”[这就是文字、学问的反作用。　　文子又说：“看耍笔杆子的那些人的行径，就知道他们并不懂安邦治国的本事，就象习惯于行军打仗的并不懂整个国家的施政方略一样。”　　庄子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说：“读书人都是在盗墓贼，只不过他们偷的不是财物，而是文化罢了。有一回一个大知识分子带小知识分子去盗墓，大的问小的：‘天快亮了，你挖的怎么样，有些什么东西？’小的说：‘死人已经挖到了，还没有脱下他的衣服。他口中有一颗宝珠。’大知识分子一听说死人口中有宝珠，就说：“一定要把这宝珠挖出来。　　《诗经》上说：绿油油的麦子，生长在山坡上，熟了以后给人吃。坟墓里的这家伙生前吝啬的很，一肚子学问不告诉人，死了还含在嘴里不说。快把它拿出来！不过，小子，你可得小心，你先把他的头发抓住，再按住他下巴上的胡须，用椎子敲他的两颊，慢慢撬开他的牙关，千万别损坏了宝珠！’”　　从这个故事的寓意不难看出，文化知识实是招引盗贼的财富。]　　【经文】　　其作囿也，以奉宗庙之具，简士卒，戒不虞。及其衰也，驰骋弋猎，以夺人时。——[反囿也。　　齐宣王见文王囿大，人以为小，问于孟子。孟子曰：“周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人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臣闻郊关之内，有圃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民以为大，不亦宜乎？”　　楚灵为章华之台，伍举谏曰：“夫先王之为台树也，树不过讲军实，台不过望氛祥。其所不夺穑地，其为不匮财用，其事不烦官业，其日不妨事务。夫为台榭，将以教人利也，不闻其以匮乏也。”]　　【译文】　　至于国家建筑林园，那是为了使祖宗的灵位有个存放的地方以便祭祠。　　平时则可以搞军事训练，以防意外变故。到了国力鼎盛的时候，林园便丧失了原来的意义，变成了驰骋犬军来打猎的场所，结果劳民伤财，贻误农时。[建筑林园便成了违背本意的事情。孟子讲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个道理。齐宣王见周文王的御花园很大，而老百姓以为很小，就问盂子这是怎么回事。孟子说：　　“周文王的花园方圆七十里，割草打柴的人能进去，山鸡野兔也可以进去，与民同乐，与民同用，老百姓自然不嫌其大，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我听说你的城郊也建了座花园，方圆四十里，老百姓如果进去打猎杀了一只小鹿，你也要抓起来以杀人罪论处，所以老百姓议论你修这么大的花园太奢侈了，这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楚灵王修了章华台，伍子胥的祖父伍举提出反对意见说：“我们祖先搞大型建筑，修亭台楼阁，是为了训练三军，观察气象。　　国家搞这样的建筑，要遵循四个原则，一不侵占老百姓的耕地；二不影响国家的财政；三不因用工而影响公家和私人的正常业务；四不在农忙时期动工。　　所以国家的大型建筑，是让国家和人民得到好处，这样的建筑，就不会使国家出现财政匮乏的问题。”]　　【经文】　　其上贤也，以平教化，正狱讼，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泽施于下，万人怀德。至其衰也，朋党比周，各推其与，废公趋私，外年相举，奸人在位，贤者隐处。——[反贤也。　　太公谓文王曰：“君好听世俗之所举者，或以非贤为贤，或以非智为智。　　君以世俗之所举者为贤智，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贤，是以世乱愈甚。”文王曰：“举贤奈何？”太公曰：　　“将相分职，而君以官举人，案名察实，选才考能，则得贤之道。”　　古语曰：“重朋党则蔽主，争名利则害友，务欲速则失德也。”]　　【译文】　　崇尚、重用人才的政策，是为了提高全社会的文化教育，人人都奉公守法，从善如流，有道德有觉悟的人从事领导工作，有才能有经验的人管理各行各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丰富了，给全社会带来幸福样和，举国上下就会感怀这种政治的恩德。到了这种政治被败坏以后，好人和坏人往往要结为同党来争权夺利，党同伐异，趋炎赴势，狼狈为奸，各自推举圈子里的人，把国家、人民的利益置于脑后，苦心经营小集团的势力，内外勾结把私党里的人安插到各个领导岗位上。最后，一旦被大奸大雄的元凶利用，操纵权柄，窃国篡权，真正有贤德的人就会或被冤杀，或被迫退隐。[尚贤政治就走向了它的反面。　　鉴于此，姜太公对周文王说：“你如果完全听任社会一般人的推荐，社会上说张三是圣人，李四是天才，你就信以为真，那就坏了。殊不知世俗中人说好说坏都没个准，老百姓有时很盲从，他们所说的圣人，也许是个奸雄，因为社会关系多，众人把他塑造成圣人的样子；他们所说的天才，也许是个骗子，私党把他吹捧成天才的样子。你如果根据社会舆论，把世俗群众推举的当作有贤德的人，把世俗群众低毁的当作坏人，那么朋党多的人就会上台，朋党少的人就会被排挤，于是结成死党，蒙蔽群众的人就会利用时机，打击、陷害真正有本事的人，天下就会越来越乱。”　　文王问道：“那该怎么做才能任用到真正的贤能呢？”　　姜太公答道：“文官和武官，职权要分明。国王要出以公心，按职务、按国事的需要提拨人才，实事求是，不讲人情，选拨优秀人才，考核他的政绩、才能。这才是获得人才的正道。　　古人说得好：把私营山头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领导人就会被蒙蔽；争名于朝、夺利于市就会伤天害理，出卖朋友；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就要损害国家、人民的利益，破坏领导者的形象，丧失威信。]　　【经文】　　《韩诗外传》曰：“夫士有五反，有势尊贵不以爱人行义理，而反以暴傲。”——[反贵也。古语曰：“富能富人者，欲贫不可得；贵能贵人者，欲贱不可得；达能达人者，欲穷不可得。”梅福曰：“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　　家富厚不以振穷救不足，而反以侈靡无度。——[反富也。]　　资勇悍不以卫上攻战，而反以侵凌私斗。——[反勇也。凡将帅轻去就者，不可使镇边，使仁德守之则安矣。]　　心智慧不以端计教，而反以事奸饰非。——[反智慧也。《说苑》曰：“君子之权谋正，小人之权谋邪。”]　　貌美好不以统朝莅人，而反以盅女从欲。——[反貌也。　　此五者，所谓士失其美质。]　　【译文】　　《韩诗外传》说：“古代的士大夫在贵、富、勇、智、貌五种素质方面都有相反的一面。比如有些人有了势力，地位也尊贵了以后，本来应该爱护别人，爱护朋友，行侠仗义，通情达理，实际上恰恰相反，出身贫贱的一旦发迹后，一阔脸就变，变的不近情理，不行仁义，飞扬跋扈，残暴不仁。”[这就是尊贵的另一面。如果他能保持贫贱时的品德不变，那就非常难能可贵了。　　所以古人另有一种说法：发了财后能让别人也发财的，想穷也穷不了；当了官后能让别人也当官的，想下也下不来；交了好运后能让别人也交好运的，想倒霉也倒霉不了。在宁波四明山归隐成仙的梅福把这一哲理总结为：“成就别人的实质上是成就自己，挡别人路的最后把自己的路也堵死了。”]　　家道富裕以后，本应周济贫困，扶危急难，可是有的富贵之家，不但不帮助穷人，投资社会福利、社会公益事业，广积功德，反而骄侈淫侠，挥霍无度，最后难免落个钱财散尽，家业凋零的下场。[这就是说，财富会走向它的反面。]　　仗着自己年轻力壮，勇猛骠悍，不是去保家卫国，而是好勇斗狠，欺负弱者，或者在黑道中结成流氓团伙，聚众殴斗。[这样，勇武就走向了反面，于社会有害了。把这个道理用到治国安邦让，执政者不应当让那些好战的将帅去镇守边疆，以免轻率地发动战争；而应当让仁爱宽厚的儒将或文臣守卫边疆，这样国家就安定了。]　　有智慧的人如果不是用来干正事，做有益于国家、社会的事，而是使奸作诈，颠倒是非，[智慧就要走向反面。《说苑》说：“君子也用权谋，但是为了做正义的事；小人也用权谋，但是为了干坏事。”]　　容貌姣美，风度翩翩的本来是件好事，如果放到树立形象、讲究礼仪的场合如公关、外交之类的地方，是很恰当的，但是如果凭脸蛋漂亮去乱搞男女关系，去行淫纵欲，[那就走到美的反面去了。　　一个有教养的人如果使这五种优势走向反面，那就丧失了有文化的人五种原本美好的素质。]　　【经文】　　太公曰：“明罚则人畏慑，人畏慑则变故出。——[反明罚也。]明察则人拢，人扰则人徙，人徙则不安其处，易以成变。”——[反明察也。太公曰：　　“明赏则不足，不足则怨长。明王理人，不知所好，而知所恶；不知所归，而知所去。使人各安其所生，而天下静矣。”　　晋刘颂曰：“凡监司欲举大而略小，何则？夫细过微阙，谬忘之失，此人情所必有，所固不许在不犯之地，而悉纠以法，则朝野无立人。此所谓以治而乱也。”]　　【译文】　　姜太公说：“刑罚太严明，国人就会被弄得战战兢兢，提心吊胆，人整天处在这种状态就会生出变故，反而要出乱子。[这就是明罚的反作用。]什么事都看得那么清楚，人就觉得骚扰不安，为了逃避骚扰，大家就要迁移，不再安居原地了，这样容易发生动乱。”[这就是明察的反作用。姜太公还说：　　“一有贡献就奖赏，动不动奖赏，容易诱发不满足的心理，不满足就滋长怨恨，久而久之就要反目成仇。这就是明赏的反作用。贤明的国王统治管理一个国家，不大去注意臣民爱好什么，而更多的是注意臣民讨厌什么；不大去注意为什么要来归顺他，而更注意为什么要离开他。这样做就能使所有的人安安静静、太太平平地过日子。真能做到人人平安，那才是真正的天下太平。”　　晋朝的名臣刘颂说：“政府中负责监督稽查的官员，为什么要只注意大案要案，而对于细小的违纪现象不大过问呢？因为微不足道的过失、缺点，偶然的遗忘、疏忽，这是人之常情，在所难免，不应当将这类过错划人违纪犯法之列而统统绳之以法，否则的话，朝野上下，就没有一个站得住脚的人了。这样做的结果，看上去是求治，实际上是制造动乱。”]　　【经文】　　晏子曰：“臣专其君，谓之不忠，子专其父，谓之不孝，妻专其夫，谓之嫉妒。”——[反忠孝也。《吕氏春秋》曰：“夫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人之主，不阿一人。”申子曰：“一妇擅夫，众妇皆乱。一臣专君，群臣皆蔽。故妒妻不难破家也，而乱臣不难破国也。是以明君使其臣，并进辐辏，莫得专君焉。]　　【译文】　　齐国的名相晏婴说：一个好的臣子，固然应对上司忠心，然而忠心的过分了，就变成专权，那就不是忠了；当儿子的孝敬父母是好事，但是如果只突出他一个人的孝顺，把其他兄弟姐妹都比下去，那就是不孝；妻子爱自己的丈夫是家庭和睦的保障，但是如果丈夫还有二房小妾（这是针对古代多妻制而言），做妻子的霸住丈夫独专其房，醋劲太大不能容纳别人，很可能导致家破人亡。[因此忠孝做得太过分了，也会引起反掸。　　《吕氏春秋》说：阴阳调和滋养万物，香花毒草，一视同仁。甘露雨水，普泽天下，东西南北，不遗一隅。一国之君，普天同仰，老少美丑，平等对待。战国时的法家、韩国的申不害说过：一个女人独霸了丈夫，其他的太太就要捣乱；一个大臣独揽大权，其他臣子的积极性就会被压下去。所以嫉妒心太强的妻子很容易破家，权力欲太重的大臣很容易破国。有鉴于此，一个高明的领导人，对于部下，决不偏听偏信，也不专权重用某个人，而是同心协力，各尽其能。就象车轮上的根根辐条一样，不让其中的某一根单独起作用。就样就不会发生一人专权的现象了。]　　【经文】　　韩子曰：“儒者以文乱法，侠者以武犯禁。”——[反文武也。曾公曰：　　“恃武者灭，恃文者亡。”夫差、偃王是也。吴子曰：“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之君恃众好勇，以丧社稷。明主鉴兹，必内修文德，外治武训，故临敌而不进，无逮于恭。僵尸而哀之，无及于仁矣。”《铃经》曰：“文中多武，可以辅主；武中　　多文，可以匡君；文武兼备，可任军事；文武兼阀，不可征伐。”]　　【译文】　　韩非子说：“读书人舞文弄墨，常常扰乱国家的法令；认为力气大，武功好才有用的人常常靠蛮勇解决问题，也是对国家法令的破坏。”[“儒者以文乱法，侠者以武犯禁”——这是法家反文反武的说法。曹操则说：“一个国家单纯依靠武力或是单纯依靠文化，都要灭亡。”吴国的夫差，鲁国的偃王，就是“恃文者亡”的明证。吴起说：“上古时候的穷桑氏（即承桑氏）　　的国王治理国家，废弃了军队建设，专讲道德，结果国家给人家灭了。夏代的有扈，依仗人口众多，军事力量强大，不要文化，结果也亡国。高明的帝王吸取这个教训，提出‘内修文德，外治武训’作为政治的最高原则，对内加强文明道德建设，对外加强国防军事建设，因此敌人不敢侵犯，民众文明安定，国王从容谦恭，供奉为国牺牲的烈士，激励人民学习英勇尚武的精神而不伤害仁爱文明的修养。”《素书》（即《铃经》）说：“有文化素养又经过军事训练的人或经过战火考验又有文化素养的人，才可以匡扶君王。国家如此，个人也一样，文武兼备的人才能做大将，否则不可委以军事重任，让其率军征伐。”　　【经文】　　子路拯溺而受牛，谢孔子，孔子曰：“鲁国必好救人于患也。”子贡赎人而不受金于府[鲁国之法，赎人于他国者，受金于府也]。孔子曰：“鲁国不复赎人矣。”子路受而劝德，子贡让而止善。由此观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反廉也。　　匡衡云：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桢干也，公卿大夫相与修札恭让，则人不争；好仁乐施，则下不暴；上义高节，则人兴行；宽柔惠和，则众相爱。此四者，明王之所以不严而化成也。何者？朝有变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人。此其本也。]　　【译文】　　孔子的学生子路有一次救了一个落水的人，父母亲非常感激，送给子路一头牛，子路愉快接受后，跑来向孔子讲述。孔子说：“子路做得对，以后鲁国的人都愿意救人于危难之中了。”救了人有酬劳嘛！　　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子子贡很有钱，养有奴隶，奴隶的亲人向子贡提出要赎人回去。[按照鲁国的法律，向奴隶主赎人，是要交赎金的。]但是子贡放了人却没要赎金。孔子说：“子贡做得不对，你不收赎金，以后谁还敢赎人？”　　为什么孔子会有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呢？因为他认为：子路做了好事收了礼，是鼓励大家都做好事，倡导了好的社会风气，这是劝人为善。子贡因自己有钱就不收人家的赎金，显得很谦让大方，影响别的做奴隶主的都不敢释放奴隶了（得不到好处嘛）。家中有做奴隶的也不敢去赎人了。结果堵塞了行善的路子。由此看来，在该廉洁的地方讲廉洁是应该的，但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眩耀自己的廉洁，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　　[汉朝爱提意见的匡衡说：“孔子曾慨叹说：有谁能以礼让治国呢？到哪里去找这样的例子呢？可见以礼治国是很不容易的。孔子所以这样感叹，是因为作为中央政府的朝廷，是全社会的神经中枢，它的一举一动，直接影响到社会风气的好坏。如果中央政府的官吏们彼此很讲礼貌，谦虚宽厚，影响到下面，就不会彼此争斗不已；中央的人好善乐施，下面就不会粗暴犯上；中央的人高风亮节，下面的风气也会跟着好转；中央宽容温和，施惠于民，下面的人彼此之间就有爱心。这四种好的社会风气，都不是靠国家领导人威严的命令形成的，而是以中央政府的实际行动感化教育全社会形成的。”道理何在？因为如果中央政府的官员们一对话就吵的脸红脖子粗，影响到下面，就发展成打架斗欧了；中央的人如果独断专行，下面就要一毛不拔、寸步不让了；中央的官员如果争名夺利，下面就要祸国殃民了；中央的官员如果唯利是图，下面就要盗窃成风了。这就是说，社会风气的好坏，根源在中央。]　　【经文】　　慎子曰：“忠未足以救乱代而适足以重非。何以识其然耶？曰：父有良子而舜放瞽瞍，桀有忠臣而过盈天下。然则孝子不生慈父之义[六亲不和有孝慈]，而忠臣不生圣君之下[国家昏乱有忠臣]。故明主之使其臣也，忠不得过职，而职不得过官。——[反忠也。　　京房论议，与石显有隙，及京房被黜为魏郡太守，忧惧上书曰：“臣弟子姚平谓臣曰：‘房可谓小忠，未可谓大忠，何者？昔秦时，赵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秦之乱，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唯陛下毋使臣当正先之死，为姚平所笑。”　　由此而观之，夫正先之所谓忠，乃促秦祸，忠何益哉？]　　【译文】　　战国时的法家慎到说过：“做个忠臣固然是好的，但忠臣并不能救乱世，相反，如果是处在一个混乱的、百废待兴的时代，忠臣只会加重那个时代的混乱。”如何理解这个道理呢？舜的父母很坏，却生了舜这样一个圣贤的好儿子。舜的父亲一次次要把亲生儿子舜置于死地，舜每次都逃过了劫难，原谅了父亲。夏朝的桀是最坏的皇帝，却出了不少忠臣，结果使他的过错显得格外突出，真象是罪恶滔天一样。孝子不会出在慈父之家。[老子说：“六亲不和有孝慈。”意思是说，家庭有了变故，有了危机，才能看出儿女的孝引来。]忠臣不会产生在圣明的君王执政的时代。[老子说：“国家昏乱有忠臣。”　　只有当国家、民族处在生死存亡之际，才会有忠臣出来殉国赴难。]一个英明的领导人懂得了这个道理后，就会要求部下既要尽忠，但不能过分，所管的事、所负的责任不能超越其职权范围，否则，就走到了忠的反面。　　[汉朝的名臣、易学大师京房在中央政府当官的时候，因政见不同与石显有了矛盾，后来京房被下放到魏郡做太守，而石显还在中央。京房害怕了，就上书给皇帝说：“我的学生姚平对我说，我对你只是小忠，还说不上是大忠。为什么这么说呢？从前秦始皇在位的时候，赵高用事，有一个叫正先的臣子，看出赵高居心叵测，就非难、讽刺赵高，被赵高假以罪名杀了，从此赵高在政治上树立了威信，形成了赵高欺上瞒下、一手遮天的政治势力。到了秦二世，天下大乱，赵高指鹿为马，也可以说是正先促成的。现在我京房奉你的命令出来做地方官，希望你不要让我落个忠臣正先那样的下场，那就要让我的学生姚平耻笑了。”　　由京房所讲的这个故事看，正先揭发赵高的阴谋，对秦始皇可说是忠了，可是这忠的结果，是自己脑袋搬家不说，反而促使赵高形成了专权的党羽和乱政的权力，最后导致天下大乱。那么这忠又有什么好处呢？]　　【经文】　　庄子曰：“将为胠箧探囊发匮之盗，为之守备，则必摄缄滕，固扃鐍。　　此世俗之所谓智也。然而巨盗至则负匮揭箧，担囊而趋。唯恐缄滕扃鐍之不固也，然则向之所谓智者，有不为盗积者乎？”——[反智也。孙子曰：“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译文】　　庄子说：做小偷、扒手一类的盗贼，或是溜门撬锁，或是从别人的口袋里、皮包里偷东西，为了预防这些小偷，人们有了财宝，总是小心翼翼地放在保险柜、珠宝箱里，外面还要层层捆扎，加上大锁，生怕不牢固。这种防盗的做法，历来所世俗的人们当做是聪明智慧的表现。可是如果一旦汪洋大盗来了，把皮箱、保险柜连锅端走，这时大盗唯恐你捆得不紧，锁得不牢呢。　　这样看来，以前被认为有脑子的人，不正是在为强盗储蓄、保管财富吗？　　[这就是智慧的反掸。所以孙子兵法说：“敌人装备的越好，对我们越有利，只要把敌人打垮了，把装备拿过来，就成了敌人在为我们装备。”]　　【经文】　　其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齐国，邻邑相望，鸡狗之音相闻，网罟之所布，束褥之所刺，方二千余里，阖四境之内，所以立宗庙社稷，治邑屋州闾乡里者，曷尝不法圣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朝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耶？并与圣智之法而盗之，故田成有乎盗贱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十二代而有齐国，则是不独窃齐国，并与其圣智之法，以守其盗贱之身乎？——[反圣法也。　　昔叔向问齐晏子曰：“齐其如何？”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勿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人而归于陈氏。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人三其力，二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屡贱踊贵，人多疾病，而或燠休之。其爱之如父母，归之如流水，欲无获人，将焉避之。]　　【译文】　　至于那些被称为圣人的，能说没有不为大盗储蓄、保管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吗？肯定是有的。怎么知道呢？田成子弑齐君盗其国就是一例。　　从前，齐在姜太公的治理下，城镇相连，人口众多，一派繁荣景象。市场上摆满了生猛海鲜，田野上人欢马叫，方圆二千余里，举国上下，国家典章制度的建立，城镇乡村的组织规划，哪一样不是依照他们的开国圣人姜太公的做法呢？等到后来窃国大盗田成子一出来，杀了齐简公，偷窃了齐国，田成子所到手的，又岂只是一个齐国，而且把齐国几百年间形成的好的政治制度，都偷过来了。所以历史上虽然骂田成子是窃国大盗，但他一旦权势到手，就象尧舜一样，安安稳稳地做了齐国的国王，国际上一样恭维他，一样承认他，到底还传了十二代。由此看来，田成子不但偷了齐国，而且偷了姜太公开创的圣明的政治制度，这些权势、法规又反过来保护了这个大强盗。[这就是好的政治制度的反作用。　　从前晋国大夫叔向问齐国的宰相晏子：齐国的前途怎么样？晏子说：现在已经是没落的时代，我也不知道了。齐国终究要属于陈氏家族的。齐国遗弃了人民大众，人民都投到陈家的怀抱中去了。就拿计量这件事来说吧，齐国的计量办法，原来分为豆、区、釜、钟四级，以四升为一豆，依次逢四进一，进到一釜的时候，十釜才是一钟。陈家居然自己设立计量标准，不用四级而用三级，每级加一倍，进到一钟，量就大得多了。他以私自定的计量标准大斗借贷，以公家的标准小斗收进，结果老百姓的财富都送到他那里去了。　　他家的山货木材堆积如山，海盐鱼虾，也不比海里的少了。老百姓出三分力，两分归公，一分用以养家糊口，可是归公的东西都是伪劣残次，负责公务的三老，穷到不得温饱的地步。国内所有市场上的东西，普通的鞋子，穷人买不起就大削价，但是高级衣料，富人抢着要，价钱高的吓人。整个国家给弄得穷的越穷，富的越富。穷苦人大多数贫病交加，可是到处听到关于陈家抚慰穷苦百姓的宣传。人心都被陈家骗去了，老百姓爱戴陈家象爱父母一样，象江河归大海一样归附了陈家。整个齐国想不被陈家收买，怎么可能呢。齐国的灾祸，是难以避免的了。]　　【经文】　　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　　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来之有也。”　　[后汉末，董卓入朝，将篡位，乃引用名士。范晔论曰：“董卓以虓阚为情，遭崩剥之势，故得蹈藉彝伦，毁裂畿服。夫以刳肝斫趾之性，则群生不足以厌其快，然犹折意缙绅，迟疑凌夺，尚有盗窃之道焉。”]　　【译文】　　强盗问他的头目盗跖：“当强盗也有道吗？”强盗头子说：“当然有啊！　　天下什么事能离得了道呢？当强盗的学问大着呢！首先是‘妄意’——估计某处有多少财宝，值不值得动手，要计算得准确周到，——圣也；动手的时候，别人在后面，自己先进去，这是要有勇于牺牲精神的，——勇也；得手之后，别人先撒退，自己最后走，有危险自己承当，——义也；判断某处可不可以去抢劫、偷盗，什么时候去才能成功，这是需要智慧的，——智也；东西抢到以后，大块分金，大块吃肉，平均分配，——仁也。仁义智勇圣，这五条标准不具备而能成大盗的，天下没有这个道理。”　　[后汉末年，汉献帝在位的时候，董卓到中央政府做官，在他图谋篡位之前，礼先下士，很会捧敬当时的知名学者如蔡邕等人。撰写《后汉书》的范晔在总结董卓篡权的历史教训时写道：“董卓这人本性野蛮残暴，有如虎狼，碰上汉朝末年政权剥落崩塌的局面，给了他野心得逞的机会，伦理道德被他践踏，纲常制度被他破坏，毁坏分裂了中央政权。象董卓这样开人胸膛，剁人手足，残酷得吃人不吐骨头的人，就是杀尽了天下人都不会称心。但是就是这样坏透了的人，对于知名度高的文人学者，还懂得故意表演礼先下土那一套，以便慢慢地、一点一滴地侵凌篡夺东汉政权，所以不要看董卓粗鲁残暴，杀人如麻，他很懂盗窃之道，很懂怎样去偷盗别人的东西。”　　【经文】　　由是观之，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盗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矣。——[反仁义也。　　议曰：昔仲由为邵宰，季氏以五月起长沟。当此之时，子路以其私秩粟为浆饭，以饷沟者。孔子闻之，使子贡往覆其饭，击毁其器。子路曰：“夫子嫉由之为仁义乎？”孔子曰：“夫礼，天下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职，士爱其家。过其所爱，是曰侵官。”　　汉武时，河间献王来朝，造次必于仁义。武帝色然难之，谓曰：“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归即纵酒。　　由是言之，夫仁义兼济，必有分乃可。故尸子曰：“君臣父子，上下长幼，贵贱亲疏，皆得其分曰理。爱得分曰仁。施得分曰义。虑得分曰智。动得分曰适。言得分曰信。皆得其分而后为成人。”　　由是言之，跖徒之仁义非其分矣。]　　【译文】　　从董卓这类人对有文化学识的人都知道笼络利用看来，仁义礼智信这些原则，好人要想成功，需要用来做依据；坏人要想成功，也不能违反这些原则。可是天下到底好人少，坏人多，所以好人用这些原则做好事，给天下众生带来的利益少，坏人用这些原则做坏事，给天下众生带来的灾祸就多了。　　这就是仁义的反作用。　　我们再举例来讨论这个问题。　　[从前孔子的学生子路去邵这个地方做行政长官，当时鲁国的政权掌握在季家手里，季氏想在五个月内开通一条运河。这对老百姓来说，太苛刻了。　　而这条运河正好在子路管辖的行政区内，为了鼓励民工干活，子路就掏自己的腰包，还把家里的粮食弄来做饭给大家吃，以补工程费用的不足。孔子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派子贡去，把子路做好的饭倒掉，把锅灶、饭碗毁掉。　　子路大发脾气，跑回去找孔子吵架：“你天天教导我们做好人好事，教我们行仁义，现在我这样做了，你又叫子贡来捣乱，是不是嫉妒我们呀？”孔子说：“子路，你好胡涂啊中国的文化伦理是什么你知不知道？当皇帝的人说他们爱普天下的老百姓，是因为他们把天下当作是自己的；当诸侯的说他们爱境内的老百姓，是因为他们把自己所管辖的领地当作是自己的；当了大夫的，只管自己职责范围以内的事；普通老百姓，只爱自己的妻子儿女。如果超过了各自的范围干预别人的事，虽然你一片好心，也不得好报，因为你侵犯了别人的权力。”　　汉武帝的时候，封在河间的献王刘德到长安朝见汉武帝，穿着打扮、言谈举止、进退起居都很规矩，很得体，很有礼貌。汉武帝看到以后，场面上装出赞许的样子，内心却很不高兴，于是对献王说：“汤武当年起来闹革命，根据地不过才七十里大，文王也不过是以方圆百里的地方打的天下。你现在管的地方，比他们造反时的领地大多了。好好干吧！”　　献王听了这几句话，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回去以后，沉缅酒色，一天到晚喝的烂醉如泥，表示胸无大志，以此告诉汉武帝：这一下你总该放心了吧？　　我不过是个酒色之徒，哪能跟汤武、文王相比？　　由子路和献王这两个故事看来，要行仁义、表爱心，普遍地帮助别人，爱部下，爱集体，也要知道自己的本分才行。一旦超越了自己的职权范围，不但行不通，而且会招惹祸患。所以战国时的法家尸佼在他的著作中说：“君臣父子，上下长幼，不论贵贱亲疏，人人都要守本分，这就是理。对别人能恰如其分地表现爱心，就是仁；恰如其分地施舍，就是义；恰如其分地使用自己的思虑计谋，然是智；恰如其分地做事，就是适；恰如其分地说话，就是信。总之，一言一行都要晓得自己的本分，都要适可而止，才可以说是成熟了。”由这个道理看来，前面所说的强盗虽然也讲仁义道德，所谓“盗亦有道”，但在做人的基本原则上，他是错误的，因为他不守本分。]　　【经文】　　由是言之，夫仁义礼乐、名法刑赏、忠孝贤智之道，文武明察之端，无隐于人，而常存于代，非自昭于尧汤之时，非故逃于桀纣之朝。用得其道则天下理，用失其道而天下乱。　　[孙卿曰：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出；禹之法犹存也，而夏不代王。故法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矣。　　《庄子》曰：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代以汧澼絖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客得之以说吴王。越人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汧澼絖，则其所用之异。]　　故知制度者，代非无也，在用之而已。　　【译文】　　综上所述，孔孟所标榜的仁义礼乐也罢，法家所提倡的名法刑赏也罢，忠孝贤智这些做人的基本原则，文韬武略、审时度势这些世俗才智的运用，每家的思想，每一种法制，都是天地间的真理，并没有向哪些人隐瞒，向哪些人显露。尽管时代变了，而真理还是代代都存在的，并不是说在三代以前，仁义道德因是圣明时代就自动出来了，到了夏桀、商纣，因是昏乱时代，仁义道德就故意离开了人类社会。问题在于每个时代的领袖人物怎样去运用，用得好就天下大治，用得不好就天下大乱。一治一乱，全在于人。　　[荀子说：“古代羿的思想政策并没有遗失，只不过羿在中年就死了，没有继续下去；大禹的文化法制都还存在，但因没有接班人，没有继承下来。”　　问题就在这里。任何法律、思想、体制、主义、法规，本身不能独立存在，而要靠人去运用，用得好就存在，用得不好就消亡。　　《庄子》这本书里讲的一则寓言正好说明了这个道理。宋国的一家人，有一祖传秘方，冬天涂在手上不生冻疮，皮肤不会皲裂。这家人靠这个秘方世世代代漂布为生。有人路经这里，听说这家人有此秘方，提出用一百两金子买他们的秘方。客人买到手后，就去南方游说吴王。吴越地处海疆，守卫国土，主要靠海军。他游说吴王成功，做了吴国的海军司令，替吴国练兵。　　到了冬天，吴越两国发生了海战，吴国的水兵涂了他的不皲之药，不怕冷，不生冻疮，结果打败了越国，此人因之立了大功，割地封候。同样一个不生冻疮、不皲手的药方，有的人用来封候拜将，而守着这个方子的那家人却世世代代给人家漂布。]　　由此看来，同样一个东西，人的聪明才智不同，用法不同，效果就有天地之别。所以任何思想，任何制度，不是有没有，而在于用与不用和会用不会用。会用，就能求名得名，求利得利；不会用，就只有世代倒霉了。　　【按语】　　古今中外，不要说已成历史遗迹的大大小小的国家无法统计，就是作为国家的政体又有多少类型呢？氏族公社、奴隶制姑且不说，光现代化的政治体制就有民主立宪制、君主立宪制、共和制、民主制、联邦制、邦联制、多党制、一党制..虽然可以说，随着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人类的社会制度、政治体制也呈逐级进步的状态，如从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后者总比前者文明、进步。但是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都不能说是最完美的。不仅如此，任何一种制度，随着时代的发展，都要逐渐暴露其弊端，直到最后走向反面。这就是《反经》一书主体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反经》一书的整个着眼点也全在这个“反”字上，因为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随时随地都在变，立场不同，观念就两样。因此，有正面一定有反面，有好必然有坏。归纳起来，有阴就一定有阳，有阳一定有阴。阴与阳在哪里？当阴盛的时候，阳的成分一定涵在阴的当中；当阳盛的时候，阴的成分也一定涵在阳的里面。我们做一件事情，好的时候，坏的因素已经有种子因素在好的里面了。譬如一个人春风得意，得意就忘形，失败的种子已经开始种下去了；当一个人失败时，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未来新的成功种子，已经在失败中萌芽了。重要的在于能不能把握住成败的时间机会与空间形势。　　其次所谓“反”，是指任何一件事，没有绝对的好坏，因此看历史，看政治制度，看时代的变化，也没有什么绝对的好坏。就是我们拟定一个办法，处理一个案件，拿出一个法规来，针对目前的毛病，是绝对的好。但经过几年，甚至经过几个月以后，就变成了坏的。所以真正懂了其中道理，知道了宇宙万事万物都在变，第一等人晓得要变了，把握机先而领导变；第二等人变来了跟着变；第三等人变都变过了，他还在那里骂变，其实早已经事过境迁了，他是被时代遗弃了。反经的原则就在这里。
是非十四
　　本章从唐以前经史典籍中撷取、列举的这53 对正反命题，看上去水火不容，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作者仿佛在这里为我们组办了一次现场直播的辩论比赛，参赛的双方都是自充舜至隋唐的名流大家、帝王将相。唇枪舌箭，雄辩滔滔，既热闹非凡，又益人心智，不可不看。　　【经文】　　夫损益殊途，质文异政。或尚权以经纬，或敦道以镇俗。是故前志垂教，今皆可以理违。何以明之？　　[是曰：]《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非曰：]《语》曰：“士见危授命。”又曰：“君子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　　[是曰：]管子曰：“疑令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古语曰：“与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与亡国同行者，不可存也。”　　[非曰：]《吕氏春秋》曰：“夫人以食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矣；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矣；有以固兵丧其国者，欲偃天下之兵，悖矣。”杜怒曰：“夫奸臣贼子，自古及今，未尝不有。百岁一人，是为继踵，千里一人，是　　为比肩。而举以为戒，是犹一噎而禁人食也。噎者虽少，饿者必多。”　　[是曰：]孔子曰：“恶讦恶以为直。”　　[非曰：]管子曰：“恶隐恶以为仁者。”魏曹羲曰：“夫世人所谓掩恶扬善者，君子之大义；保明同奸者，朋友之至交。斯言之作，盖闾阎之臼谈。　　所以收爱憎之相谤，非笃正之至理，折中之公议也。世士不料其数而系其言，故善恶不分，乱实由之，朋友雷同，败必从焉。谈论以当实为情，不以过难为贵；相知以等分为交，不以雷同为固。是以达者存其义，不察于文，识其心，不求于言。”　　【译文】　　废除和增加是变革法令制度的两种不同的方法，而仁义和礼乐是推行政治统治的两种不同的方针。有的人崇尚用权力谋略来治理国家，有的人推崇用道德教化来安定百姓。因此，前代众多思想家、史学家和典籍中留下的方方面面的理论观念，我们都可以从中找出一正一反的论述。如何来说明这一现象呢？下面就试以正反对照的方法来一一列举之。　　[正方：]《诗经·大雅》说：“既能明了善恶，又能辨别是非，才能确保安全。”《周易》说：“天地之间最伟大的德行就是爱惜生命。”　　[反方：]《论语》说：“有教养的人遇到危险应当舍身赴难，见义勇为。”　　又说：“君子只有勇于牺牲生命以成仁的，而没有因贪生怕死而害仁的。”　　[正方：]管子说：“如果现实生活使人困惑，就应看看古人；如果想预知未来，就应读读历史。”古语说：“与死去的人患同样的病，是不可能活命的；与灭亡的国家执行同样的政治路线，是不可不亡国的。”　　[反方：]《吕氏春秋》说：“见有人因吃东西噎死了，就禁止天下所有人吃东西，荒谬呀；见有人因乘船不小心淹死了，就禁止天下的人都不乘船，荒谬呀；见有人因战败而亡国，就取消天下所有的军队，荒谬呀。”三国时魏国的名臣杜恕说：“奸臣贼子，从古到今，不是说没有，可是如果百年出一个，就认为是接踵而来；千里遇上一个人，就认为是并肩同行，并以此作为举荐人材的戒条，这就如同因为有人噎死就禁止大家吃东西一样，噎死的人虽然不多，但是饿死的人就多了。”　　[正方：]孔子说：“敢憎恨那些揭发别人阴私的人，才是正直无私的人。”　　[反方：]管子说：“敢憎恨那些隐瞒别人恶行的人，才是有仁爱之心的人。”三国时魏国的大臣曹羲说：“世人所说的替别人掩盖恶行、宏扬善举，是君子最高的行为准则；保护、宣传共同的爱好，是朋友之间最深挚的情谊。　　这种说法，不过是市井俗人的胡说罢了。其目的在于把爱憎相同的人互相诋毁对方当作有共同语言。所以这类集中起来的街谈巷议根本就不是诚实公正的真理。世上的读书人不琢磨其中的道理，只依据只言片语来下结论，因此善恶不分，是非不辨，世道人心之混乱往往是这样造成的。朋友之间不分是非，什么事都一味的随声附和，这样一来，失败的种子就必定会从中萌发。　　当然，对任何事情，不管是发表看法，还是评论得失，都要以求实的精神为准则，大可不必相互苛求，相互指责。相知的朋友要以平等不欺的态度作为交往的前提，而不要把是非不分、随声附和当作是友情牢固。因此豁达明志的人，只要大的原则一致，并不追求形式的好看。只要心灵相通，并不在乎言语的一致。　　【经文】　　[是曰：]《赵绝书》曰：“炫女不贞，炫士不信。”　　[非曰：]《汉书》曰：“大行不细谨，大礼不让辞。”　　[是曰：]黄石公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　　[非曰：]司马错曰：“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人；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后王业随之。”　　[是曰：]《传》曰：“心苟无瑕，何恤乎无家？”《语》曰：“礼义之不僭，何恤乎人言？”　　[非曰：]语曰：“积毁销金，积谗磨骨，众羽溺舟，群轻拆轴。”　　[是曰：]孔子曰：“君子不器，圣人智周万物。”　　[非曰：]列子曰：“天地无全功，圣人无全能，万物无全用。故天职生覆，地职载形，圣职教化。”　　[是曰：]孔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非曰：]孔子曰：“晋重耳之霸心也，生于曹卫；越句践之有霸心也，生于会稽。故居下而无忧者，则思不远；覆身而尝逸者，则志不广。”　　[是曰：]韩子曰：“古之人，目短于自现，故以镜观面；智疑于自知，故以道正己。”　　[非曰：]老子曰：“反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自胜之谓强。”　　[是曰：]唐且曰：“专诸怀锥刀而天下皆谓之勇，西施被短褐而天下称美。”　　[非曰：]慎子曰：“毛嫱、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具，则见者皆走；易之以玄緆，则行者皆止。由是观之，则玄緆色之助也。姣者辞之，则色厌矣。”　　【译文】　　[正方：]《越绝书》说“卖弄姿色的女子不贞洁，夸耀自我的士子不守信。”　　[反方：]《汉书》说：“成大事的人不必拘泥小节，行大礼的人无须小心谦让。”　　[正方：]黄石公说：“土地贪图得太多，种不过来就会荒芜。追求仁德广施于天下，国家才会强大。保护好自己拥有的东西，能使人安分守己，贪图别人有的东西，就会发生残暴的行为。残暴的政治统治，虽然能成功一时，但终究会失败。”　　[反方：]战国时秦国大将司马错说：“要想使国家富强，必须扩充领土；要想军队强大，必须使人民富有；要想称王统治天下，必须推行德政。这三个条件具备了，才能成就王业。”　　[正方：]《左传》说：“只要心里纯洁无邪，又何必担忧没有归宿呢？”　　《论语》说：“只要礼义上不出差错，又何必害怕别人说三道四呢？”　　[反方：]古语说：“诽谤不实之词太多了，金子也会被熔化。诬谄不实之词太多了，能把人的骨头磨垮。羽毛数量多了，也能把船压沉。轻的东西多了，同样能把车轴压断。”　　[正方：]孔子说：“一般的读书人，不象器皿一样，什么东西都能装下；也只不过是在某些方面有所专长。而圣人运用智慧却可以应付万事万物。”　　[反方：]列子说：“天地不是万能的，圣人也不是无所不知，世间的万事万物也不是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所以天的职能是普育众生，地的职能是承载万物，圣人的职责是教育民众。”　　[正方：]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反方：]同时孔子又说：“晋国公子重耳有称霸的雄心，是在曹国和卫国流亡时遇到不公正的礼遇和污辱后才萌发的；越国国王勾践有称霸的雄心，是在会稽（今浙江绍兴）被吴王夫差打败后萌生的。所以居在屈辱的地位而不忧患的人，说明他没志气。身在困厄中反而得过且过、苟且偷安的人，说明他心胸不广。”　　[正方：]韩非子说：“古人看不到自己的面容，于是发明了镜子；智慧达到怀疑自己的认识是否正确的时候，才会用真理来反省、修正自己。”　　[反方：]老子说：“善于借助别人的听觉来听、别人的视觉来看才是真正的聪明，能自己战胜自己才是真正的强大。”　　[正方：]战国时魏人唐且说：“吴国的刺客专诸怀里藏着锥刀刺杀吴王僚，天下的人都赞许他勇敢；越国的美女西施身穿粗布短衣，天下的人仍然称赞西施漂亮。”　　[反方：]慎子说：“毛嫱、西施，是天下最美丽的女子，假如让她们穿上兽皮做的衣服，人们见了也会吓得跑开；假如让她们换上好看的细麻布衣服，过路的人都会停下来欣赏。由此看来，美丽则是好衣服衬托的结果。美女不穿漂亮的衣服，也会姿色大减。”　　【经文】　　[是曰：]项梁曰：“先起者制服于人，后起者受制于人。”《军志》曰：　　“先人有夺人之心。”　　[非曰：]史佚有言曰：“无始祸。”又曰：“始祸者死。”语曰：“不为祸始，不为福先。”　　[是曰：]慎子曰：“夫贤而屈于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贤者，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使其邻家，及至南面而王，而令行禁止。由此观之，贤不足以服物，而势位足以屈贤矣。”　　[非曰：]贾子曰：“自古至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耳，而民必胜之矣。故纣自谓天王也，而桀自谓天父也，已灭之后，民亦骂之也。由此观之，则位不足以为尊，而号不足以为荣矣。”　　[是曰：]汉景帝时，辕固与黄生争论于上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杀也。”固曰：“不然。夫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人，弗为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　　[非曰：]黄生曰：“冠虽蔽，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君有失行，臣不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固过而诛之，代立南面，非杀而何？”　　[是曰：]太公曰：“明罚则人畏慑，人畏慑则变故出；明赏则人不足，人不足则怨长。故明王之理人，不知所好，不知所恶。”　　[非曰：]文子曰：“罚无度则戮而无威，赏无度则费而无恩。”故诸葛亮曰：“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　　[是曰：]文子曰：“人之化上，不从其言，从其行也。故人君好勇而国家多难；人君好色，而国家昏乱。”　　[非曰]秦王曰：“吾闻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拙。夫铁剑利则士勇，倡优拙则思虑远。以远思虚御勇士，吾恐楚之图秦也。”　　【译文】　　[正方：]秦末的将领项梁说：“先下手的制服别人，后下手的被别人制服。”兵书上说：“先下手的人有夺取人心的优势。”　　[反方：]周朝史官史佚曾经说：“不要首先去闯祸，否则必死无疑。”　　古语说：“不要做带头闯祸的人，也不要做带头享福的人。”　　[正方：]慎子说：“贤能的人屈从于缺德少才之辈，是因为权力太小。　　缺德少才者能甘心服从于有德才的人，是因为后者的地位尊贵。唐尧是一介平民的时候，连他的邻居都指使不动，等到他做了帝王，就能做到令必行，禁必止。由此看来，贤德不能服人，而权势却能使贤人屈从。”　　[反方：]西汉政论家贾谊说：“从古到今，与老百姓结仇的帝王，他的灭亡迟早会到来，而老百姓必定会胜利。尽管商纣自称天王，夏桀自称天父，灭亡之后，老百姓照样骂。由此看来，权势不是最让人尊崇的，头衔也不是最光荣的条件。”　　[正方：]从前辕固与黄生曾在汉景帝刘启面前争论。黄生说：“成汤和武王是通过杀害夏桀和商纣得到王位的。”辕固说：“不对。桀纣荒淫无道，才使民心归顺了汤武。汤武顺应民心而讨伐桀纣，老百姓反戈而击，纷纷投入汤武的怀抱，汤武受臣民拥戴，不得已而为王，这难道不是受天命而称王又是什么呢？”　　[反方：]黄生说：“再破旧的帽子也是戴在头上，再新的鞋子也是穿在脚下。为什么呢？因为万事万物都有个上下之分。桀纣虽无道，但毕竟是国君，汤武虽英明，毕竟是臣子。国君有过失，做臣子的不去劝谏纠正使之尊荣，反而趁机讨伐并取而代之，这不是谋杀又是什么？”　　[正方：]姜太公说：“惩罚严明，就会使人畏惧，畏惧就会发生变故；奖赏分明，就会诱发人的贪心，贪心得不到满足就会怨恨。所以贤明的君王治理天下，不让人看出他喜好什么，厌恶什么。”　　[反方：]文子说：“惩罚没有尺度，杀人再多也没有震慑作用；奖赏没有分寸，花费再多也不领情。”所以诸葛亮说：“用法律树立威严，执法严明，人们就会知恩图报；用爵位鼓励有功劳的人，区分级别，人们才会感到荣耀。”　　[正方：]文子说：“人民对待统治者的教化，不是跟着他的号令跑，而是上行下效。所以人君好勇，国就逞强斗狠，社会就多灾多难；人君好色、国人就淫乱腐化。”　　[反方：]秦王说：“我听说楚国的刀剑锐利无比，但歌舞音乐却很差劲。　　这说明楚国的兵士英勇，君臣的图谋久远。用长远的谋略来驾御英勇的兵士，我担心楚国是在打我们秦国的主意呀。”　　【经文】　　[是曰：]墨子曰：“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　　[非曰：]曹子建曰：“舍罪责功者，明君之主也；矜愚爱能者，慈父之恩也。”《三略》曰：“含气之类，皆愿德申其志，是以明君贤臣屈己申人。”　　[是曰：]《传》曰：“人心不同，其犹面也。”曹子建曰：“人各有好尚。兰芷荪蕙之芳，众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有六英之发，而墨子有非之之论。岂可同哉？”　　[非曰：]语曰：“以心度心，间不容针。”孔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是曰：]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　　[非曰：]古语曰：“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富不与侈期而侈自来。”　　[是曰：]语曰：“忠无不报。”　　[非曰：]《左传》曰：“乱代则谗胜直。”　　[是曰：]韩子曰：“凡人之大体，取舍同则相是，取舍异则相非也。”　　《易》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　　[非曰：]《易》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语曰：“一楼不两雄，一泉无二蛟。”又曰：“凡人情以同相妒。”故曰：“同美相妒，同贵相害，同利相忌。”　　[是曰：]韩子曰：“释法术而以心理，尧舜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忘善度，奚仲不能成一轮。使中主守法术，拙匠执规矩而万不失矣。”　　[非曰：]《淮南子》曰：“夫矢之所以射远贯坚者，弓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人心也。赏善罚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行者，精诚也。故驽虽强，不能独中；令虽明，不能独行。”杜怒曰：“世有乱人，而无乱法。若使法可专任，则唐、虞不须稷、契之佐，殷、周无贵伊、吕之辅矣。”　　【译文】　　[正方：]墨子说：“国君即使很贤明，也不喜欢没有建立功勋的大臣；父亲即使很慈祥，也不喜欢没用的儿子。”　　[反方：]曹植说：“宽恕有罪的人，严格要求有功的人，才是贤明的君主；可怜愚笨的儿子，也喜欢聪明的儿子，才是仁慈的父亲。”《三略》说：　　“胸怀大志的人，都希望能有一展宏图的机会，因此，明君和贤臣都能牺牲自己成全别人，为他们创造发展的机会。”　　[正方：]《左传》说：“人心之不同，有如人的面孔。”曹植说：“人各有所好。象兰芒荪蕙的芳香，人人都喜欢，可是海边的渔夫，偏偏爱闻鱼腥味；《咸池》、《六英》这样的乐曲，人人都爱听，然而墨子却否定它们。　　怎么能够让天下人都喜好相同的东西呢？”　　[反方：]古语说：“将心比心，人们就会融洽无间。”孔子说：“恕是什么意思呢？恕就是自己所不喜欢的东西，不要强加于人。”　　[正方：]管子说：“物资丰富，人民才知道讲究文明；丰衣足食，人民才懂得荣誉和廉耻。”　　[反方：]古语说：“人一旦成了权贵之后，虽然事先并不想骄傲，但骄傲会不请自到；人一旦发财之后，虽然事先并不想奢侈，但奢侈会不请自到。”　　[正方：]古语说：“忠诚没有不得到酬报的。”　　[反方：]《左传》说：“生逢乱世，谗言诽谤、邪恶奸诈就会压到忠诚正直。”　　[正方：]韩非子说：“人大体说来，凡是取舍相同，观点一致，就能互相认可；取舍不同，观点矛盾，就往往互相排斥。”《周易》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向潮湿的洼处流，火向干燥的东西跑，云跟着龙涌动，风伴着虎咆哮。”　　[反方：]可是《周易》又说：“二个女子生活在一起，志向也不会相同。”　　古语说：“一个窝容不下两个雄性动物，一眼泉水容不下两条蛟龙。”又说：　　“人之常情往往是相同才相妒。”所以说：“两个人同样美就会相互嫉妒，同样尊贵就会彼此谋害，同样得利就会相互忌恨。”　　[正方：]韩非子说：“让众人各依自己的主观想法去解释法术，即使尧舜再世也不可能让全国的看法统一；舍弃圆规和直尺，忘记标准的度量，即使奚仲这样有名的工匠也造不出一个车轮。可是如果让一个只有中等才具的国君墨守法规治国，让拙笨的工匠用圆规和直尺造车轮，都会万无一失地成功。”　　[反方：]《淮南子》说：“箭头之所以能射往远处并穿透坚硬的目标，是因为它借助了弓弩的力量，但是它之所以能够射中目标并使之四分五裂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人的心念。奖善罚恶，这是政令的职能，而政令之所以能得以贯彻执行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的精诚。所以，弓弩虽然强大有力，没有人的参与，也不可能单独射中目标；政令虽然严明，没有人的参与，也不可能自行生效。”杜恕说：“世上有犯上作乱的人，但没有杂乱无序的法律。　　假如法律单靠某一个人就能贯彻执行，那么唐尧和虞舜就不需要后稷和契，商王和周王也不需要伊尹和吕尚的辅佐了。”　　【经文】　　[是曰：]虑不先定，不可以应卒；兵不先办，不可以应敌。《左传》曰：　　“豫奋不虞，古之善政。”　　[非曰：]《左传》曰：“士■谓晋候曰：‘臣闻之：无丧而戚，忧必仇焉；无戎而城，仇必保焉。”《春秋外传》曰：“周景王将铸钱。单穆公曰：　　‘不可。古者天灾降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救人。夫备预，有来至而设之[修国备也。预备不虞，安不忘危]，有至而后救之[若救火、疗疾，量资币之属]，是不相入也[二者先后各有宜，不相入]。可先而不备，谓之怠；可后而先之，谓之召灾[谓人未有患，轻而重之，离人，召匮财，是以召灾也。]　　周固赢国也，天未厌祸焉，而又离人以佐灾，无乃不可乎！’”　　[是曰：]《左传》曰：“古人有言：‘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　　[非曰：]晋楚遇于鄢。范文子不欲战，曰：“吾先君之亟战也有故。秦、狄、齐、楚皆强，不尽力，子孙将弱。今三强服矣[齐、秦、狄]，敌，楚而已。唯圣人能内外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骄而亢，则忧患生]。盍释楚以为外惧乎？”　　[是曰：]《三略》曰：“无使仁者主财，为其多恩施而附于下。”　　[非曰：]陶朱公中男杀人，囚于楚。朱公欲使其少子装黄金千镒往视之。　　其长男固请，乃使行。楚杀其弟。朱公曰：“吾固知必杀其弟。是长与我俱见苦为生之难，故重其财。如少弟生见我富，乘坚驱良，逐狡兔，岂知其财所从来，固轻弃之。今长者果杀其弟，事理然也，无足悲。”　　[是曰：]《语》曰：“禄薄者不可与入乱，赏轻者不可与入难。”慎子曰：“先王见不受禄者不臣，禄不厚者，不与入难。”　　[非曰：]田单将攻狄，见鲁仲子。仲子曰：“将军攻狄，弗能下也。何者？昔将军之在即墨，坐而织篑，立而杖插，为士卒倡。此所以破燕。今将军东有掖邑之奉，西有蒉上之娱，黄金横带，而驰乎淄渑之间，有生之乐，无死之心。所以不胜也。”后果然。　　【译文】　　[正方：]事先没有充分准备，就不可能应付突发事件；军队不预先武装起来，不可以应战。《左传》说：“上古时代好的政府，都善于防患于未然。”　　[反方：]《左传》说：“晋国大夫士■对晋侯说：‘我听说没有丧事而悲伤，忧愁一定随着到来；没有兵患而筑城，国内一旦有动乱，内敌必然据此顽抗。’”《春秋外传》（即《国语》）记载：“周景王打算铸造钱币。　　单穆公说：‘不可以。在古代，天灾降临时，政府才根据灾情增加货币发行量，权衡轻重，用以救灾。储备货币，有时是在灾祸还未出现就铸造好了储备起来（增加货币储备，预防不测，是为做到居安思危）；有时是等到灾祸已经发生，然后根据需求量铸造，投入救灾（如救火、防治疾病等，就是这样）。不能把这两种情况下的货币铸造混为一谈（二者有先有后，不能混淆）。　　可以预先储备却不去做，这就叫懈怠；可以事后进行筹备而提前做了的，这叫招灾（意思是说在民众还没有遭受灾害时，就把救灾工作放在第一位，会使民众产生离心力，从而引起国家资财的匮乏，因此带来双重的灾难）。周本来是弱国，老天降灾没有穷尽，现在又要使老百姓离心离德来加重灾祸，恐怕不行吧？’”　　[正方：]《左传》引用了古人这样一句话：“一旦放过了敌人，就会造成数代人的祸患。”　　[反方：]晋军和楚军在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相遇。范文子不想作战，便说：“我们的先君急于作战，是有原因的。秦、狄、齐、楚都很强大，不全力拼搏，子孙将会被削弱。现在齐、秦和狄这三个强敌已经降服，我们的敌人只剩下楚国了。只有圣人才能做到既无内患又无外患。我们不是圣人，外部一安定，内部必然要产生隐患（太高傲，太强硬，必然会有祸患发生）。　　我们何不放走楚国，把它作为转移内部矛盾的外患呢？”　　[正方：]《三略》说：“不要让仁义的人管理资财，因为他会过多向老百姓施舍，从而收买人心。”　　[反方：]范蠡次子杀了人，被囚禁在楚国。范蠡本想让小儿子带上一千镒黄金去楚国营救二子，可是长子坚决要去救他弟弟，范蠡只好答应。长子到了楚国后，不但没有救出他弟弟，反而连金子都没有花出去。最后楚国还是把他弟弟给处决了。范蠡说：“我事先就知道他会坑害二子的，因为他与我一起经历过生活的磨难，太看重钱财了，舍不得花。我所以想让小儿子去，是因为他一生下来就见我如此富有，乘好车，驾骏马，驰骋捕猎，好不威风，怎么会知道钱财是从哪里来的呢？他要是去了楚国，一定仗义疏财，流水花钱，救出他哥哥的。如今大儿子事情没办成，弟弟果然给杀了，人情事理就是这样，也不值得为之悲伤。”　　[正方：]《论语》说：“不能让薪水少的人去发生暴乱的地方办事，也不能让赏赐不厚的去完成艰巨的任务。”慎子说：“古代帝王不起用不肯接受俸禄的人，对于俸禄不优厚的人，也不用他处理艰难繁杂事务。”　　[反方：]田单将攻打狄人，去拜见鲁仲子。仲子说：“将军这次去攻打狄人是不可能胜利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从前将军在即墨，坐下编筐，站起铲土，以身作则，带动士兵，所以才打败了燕国。而现在将军东有掖邑的封地，西有赋税供你玩乐，黄金腰带横挂，高车大马驰骋在淄渑之间，只想享受人生的欢乐，却没有拼死的决心。所以说你不会取胜。”后来果如其言。　　【经文】　　[是曰：]语曰：“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非曰：]语曰：“交接广而信衰于友，爵禄厚而忠衰于君。”　　[是曰：]《春秋后语》曰：“楚春申君使孙子为宰。客有说春申君曰：　　‘汤以毫，武王以镐，皆不过百里，以有天下。今孙子贤人也，而君藉之百里之势，臣窃为君危之。’春申君曰：‘善。’于是使人谢孙子。孙子去之赵，赵以为上卿。”　　[非曰：]客又说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鲁入齐，鲁弱而齐强。夫贤者之所在，其君未尝不尊，其国未尝不荣也。今孙子贤人也，君何为辞之？”春申君又曰：“善。”复使人请孙子。”　　[是曰：]韩宣王谓摎留曰：“吾两欲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对曰：　　“不可。晋用六卿而国分，简公用田成、阚止而简公弑，魏两用犀首、张仪而西河之外亡。今王两用之，其多力者，内树其党；其力寡者，叉藉于外权。　　或内树其党，以擅主命；或外为势交，以裂其地，则王之国危矣。”又曰：公孙衍为魏将，与其相田儒不善。季文子为衍说魏王曰：“不独不见夫服牛骖骥乎？不可百步。令王以衍为可使将，固用之也，而听相之计，是服牛骖骥之道。牛马俱死而不成其功，则王之国伤矣。愿王察之。”　　[非曰：]傅子曰：“天地王神，不能同道而生万物；圣人至明，不能一捡而治百姓。故以异致同者，天地之道也；因物致宜者，圣人之治也。既得其道，虽有相害之物，不伤乎治体矣。水火之性，相灭也，善用之者，陈鼎釜乎其间，爨之煮之，而能两尽其用，不相害也。天下之物，为水火者灵矣。　　何忧乎相害？何患乎不尽其用耶？”《易》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　　【译文】　　[正方：]古语说：“贫贱之交不能忘，糟糖之妻不下堂。”　　[反方：]古语又说：“一个人交往太广泛，对朋友的信用就会逐断丧失；拿的薪水太优厚，对国君的忠诚就会逐渐衰退。”　　[正方：]《春秋后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楚国的春申君让孙子当邑宰。　　他的门客中有人劝他说：“成汤以毫为根据地，周武王以镐为根据地，方圆都没有超过一百里，可是后来都得了天下。孙子是个很贤明的人，你把方圆一百里地方给他管理，我私下为你担心，你这样做很危险啊！”春申君说：　　“说得对。”于是派人辞退了孙子。孙子离开楚国去了赵国，赵王任命他为上卿。　　[反方：]过了不久，另一个门客却对春申君说：“从前，伊尹离开夏国去殷商任职，结果殷有天下而夏灭亡；管仲离鲁去齐，结果鲁国因此衰弱而齐国称霸。可见贤明的人在哪个国家，哪个国家的国君在国际上就受尊重，那个国家也因此而光荣。孙子这样贤明的人，你为什么要辞退他呢？”春申君又说：“说得对。”于是又派人把孙子请了回来。　　[正方：]韩宣王问摎留：“我想同时重用公仲和公叔，你说可以吗？”　　摎留回答说：“不可以。从前晋国由于同时重用六卿，因而导致国家分裂；齐简公同时重用田成子和阚止，结果自己被杀；魏王同时重用犀首和张仪，西河外的领土全部丧失。现在你要是同时重用了这两人，那么两人之中，势力大的必然会在国内培植私党；势力小的必定要借助敌国的势力来支持他。　　许多大臣，有的会在内树立党羽，以国王的名义号令臣民；有的则会与别的国家私下结交，以便分裂国土。这样一来，你的国家就危险了。”　　摎留还对他说：“公孙衍当魏国大将的时候，和宰相田儒关系不好。季文子替公孙衍高魏王说情：‘大王你没见过把牛和马套在一起拉车的情形吗？　　牛和马同驾一车就连百步也走不了。现在大王把任公孙衍为大将，本应放手使用他，可你偏要听从宰相田儒的计策，这就和用牛驾辕用马拉车的道理一样。牛和马都累死了，事情也办不成。这样使用人才，国家就会遭受损失。　　希望大王明察。”　　[反方：]傅玄说：“天和地最神妙了，但是不能通过同样的规律生育万物；圣人是最英明的，但也不能用同一种方法去管理普天下的百姓。所以殊途同归是大自然的普遍规律；因地制宜是圣人治理天下的共同原则。只要懂得这一道理，即使有互不相容甚至彼此相害的事物，也不防碍从大局上统筹治理。比如说吧，水与火在本质是互灭的，可是善用水和火的人，把炊具放在水与火之间，用火来煮水做饭，使水与火各尽其用，这样做，还怕水火互相伤害吗？天底下的事物当中水和火是最奇妙的东西，只要善于运用它们，根本用不着担心它们会互相危害，用不着忧虑它们不能各尽其用。”《周易》说：“天高地卑，形象不同，可是它们化育万物的功能是相同的；男女的体质不同，可是彼此的情志可以沟通；万事万物的形体、性质各各不同，可它们恰恰是以异相从的。”　　【经文】　　[是曰：]陈登为吕布说曹公曰：“养吕布，譬如养虎，常须饱其肉，不饱则噬人。”　　[非曰：]曹公曰：“不似卿言。譬如养鹰，饥则为人用，饱则扬去。”　　[是曰：]刘备来奔曹公，曹公以之为豫州牧。或谓曹公曰：“备有雄志，今不早图，后必为患。”曹公以问郭嘉。嘉曰：“有是。然公提剑起义兵，为百姓除暴，推诚仗信，以召俊杰，犹惧其未来也。今备有英雄之名，以穷归已而害之，以害贤为名，则智士将自疑，回心择主，公谁与定天下者？夫除一人之患，以阻四海之望，安危之机，不可不察。”曹公曰：“善！”　　[非曰：]傅子称：郭嘉言于太祖曰：”备有雄志而甚得众心，关候、张飞皆万人之敌也，为之死用。以嘉观之，其谋未可测也。古人有言曰：“‘一日纵敌，数世之患。’宜早为之所。”曹公方招怀英雄，以明大信，未得从嘉谋。　　【译文】　　[正方：]汉末，广陵太守陈登为吕布游说曹操：“大将吕布如同一头老虎，需要天大给它吃饱肉，哪一天吃不饱就要吃人了。”　　[反方：]曹操说：“并不象你所说的那样。以养老鹰为例来说吧，饿了才能为人所用，吃饱了便会振翅高飞。”　　[正方：]三国时刘备来投奔曹操，曹操任命刘备为豫州牧。有人对曹操说：“刘备胸怀大志，现在不早点儿除掉他，必为后患。”曹操就此事向谋臣郭嘉请教。郭嘉说：”有道理。不过话说回来，你现在起兵的目的，是为百姓铲除残暴的邪恶势力，以真诚和信誉来号召天下豪杰帮助你建功立业，如果杀了刘备，就怕把所有想来投奔你人才都吓跑了。现在刘备已有英雄之名，因为走投无路才来投靠你，假如在这种情况下谋害他，就要背上谋害贤能的罪名，那么有智谋有才能的人就会怀疑自己找错了对象，就会掉头去重新选择主人，到那时你和谁去平定天下呢？因害怕一人成为后患而除掉他，结果使普天下的人才都失望，值此安危之际，你不能不考虑其利弊得失。”　　曹操说：“讲得好！”　　[反方：]傅玄在讲到这段历史掌故时，内容却与此正好相反。他说郭嘉对曹操说：“刘备有雄才大略而且很得人心，关羽和张飞两位大将，都有万夫不当之勇，而且都甘愿为他尽忠效命。依我看，刘备的谋略不可测度。古人有言：‘一日纵敌，数代之患。’应当尽快把他杀了。”可是曹操当时正在招揽天下英雄，一心想让天下人相信他是最讲信义的，所以没有听郭嘉的话。　　【经文】　　[是曰：]《家语》曰：子路问孔子曰：“请释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也。昔东夷慕诸夏之礼，有女而寡，为内私婚，终身不嫁。不嫁则不嫁矣，然非贞节之义矣。仓吾娆取妻而美，让与其兄。让则让矣，然非礼让之让也。今子欲舍古之道而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以非为是乎？”语曰：“变古乱常，不死则亡。”《书》云：“事弗师古，以克永代，匪说攸闻。”　　[非曰：]赵武灵王欲胡服，人子成不悦。灵王曰：“夫服者所以使国，礼者所以使事。圣人观乡而顺宜，因事而制礼，所以利其人而厚其国。夫剪发文身，错臂左衽，临越之人也；黑齿雕题，鳀冠秫缝，大吴之国也。故礼服莫同，而其便一也。乡异而用变、事易而礼易。是以圣人谋可以利其国，不一其用；谋可以便其礼，不法其故。儒者一师而俗异，中国同礼而离教，况于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变，智者不能一；远迩之服，贤圣莫能同。穷乡多异俗，曲学多殊辩。今叔父之言，俗也。吾之所言，以制俗也。叔父恶变服之名，以忘效事之实，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遂胡服。　　[是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非曰：]孟子曰：“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因也者，因人之情也。”　　【译文】　　[正方：]《孔子家语》记载说：有一次子路问孔子：“如果抛弃古人的伦理道德，只凭我自己的意愿，随心所欲地去行动，可以吗？”孔子说：“不可以。从前东方没有教化的人仰慕华夏的礼仪制度，有的女子成了寡妇之后，为她暗中招个夫婿，但是终身不让改嫁。不改嫁是不改嫁了，可是这种做法并不符合贞节的真正含义。仓吾这个地方有位叫娆的人娶了个妻子十分美丽，就把妻子让给了他哥哥。让是让了，可是这种做法并不是出于礼义的谦让。现在你想抛开古人的伦理规范，只按你自己的心愿做事，焉知你不是想把自己错误的当作正确的推行呢？”　　古语说：“改变古人的礼义，搅乱代代相传的常规，不是死就是亡。”　　《尚书》说：“行事不师法古人，而想使国家能世代相传，从来没有听说过。”　　[反方：]赵武灵王想改穿胡人服饰，他叔父公子成对此很不高兴。赵王说：“衣服穿戴，是为了生活方便，有利于国家；礼仪法规，是为了办事方便。圣人入乡随俗，随遇而安，因地制宜，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礼仪法规，所以才会给人民带来利益，使国家富裕强大。剪发文身，衣襟向左开，这是越国一带人民的风俗；染黑牙齿，在额头上涂梁花纹，用河豚的皮粗劣地缝制帽子，这是吴国一带人民的风俗。所以说礼仪服饰虽然不同，但为方便的目的却是一样的。地方不一样，使用的东西自然也两样，事情在变化，礼尚自然也要变化。因此圣人只追求能使国家便利的总体策略，而绝不会在贯彻使用时固定不变；只追求怎样使其礼仪法规执行起来更方便，绝不会食古不化。老师可以是同一个人，但学生可以来自生活风俗习惯各不相同的地方。　　中原地区的国家尚且可以礼仪制度相同，而文化习俗不同，更何况是生活在崇山峻岭中的人民呢？所以舍弃还是保留，即使是智者也不能强求；远近服饰的差异，圣贤也不能统一。穷乡僻壤的民情风俗大多千奇百怪，邪辟玄妙的学说大多不同凡响，雄辩谲异。现在叔父所谈的是一般的习俗，我所说的，是想造成一种新的习俗。叔父讨厌改变服装的样式，可是却忘了有利于办事效果这一事实。这不是我所希望的啊！”赵武灵王的一席话说服了公了成，于是他也穿起了胡服。　　[正方：]移风易俗，没有比音乐更好的了。　　[反方：]孟子说：“天的法则是遵循它就会成就大事，改变就会脆弱消亡。所谓遵循天道，就是遵循人的情志。”　　【经文】　　[是曰：]李寻曰：“夫以喜怒赏诛，而不顾时禁，虽有尧舜之心，犹不能致和平。善言古者，必有效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设上农夫欲今冬田，虽肉袒深耕，汗出种之，犹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时不得也。”《易》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于时，其道光明。”《书》曰：“敬授人时，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阴阳，敬四时月令，顺之以善政，则和气可立致，犹桴鼓之相应也。”　　[非曰：]太公谓武王曰：“天无益于兵胜，而众将所居者九。自法令不行而任侵诛；无德厚而用日月之数；不顺敌之强弱而幸于天；无智虑而候氛气；少勇力而望天福；不知地形而归过于时；敌人怯弱不敢击而信龟策；士卒不勇而法鬼神；设伏不巧而任背向之道。凡天地鬼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不可以决胜败。故明将不法。”司马迁曰：“阴阳之家，使人拘而多忌。”　　范晔曰：“阴阳之道，其弊也巫。”　　【译文】　　[正方：]李寻说：“假如只凭一时高兴还是恼怒，而不是根据形势来奖赏或是惩罚，即使有尧舜的智慧和仁爱，也不能使天下和平安宁。谈论历史，必须是对现实有所裨益，才算得上善于论古；谈论天道，必须是对人事有所启迪，才算得上是懂天意。假如一个高明的农夫突发奇想，要在严冬季节耕种田地，即使他光着膀子精耕，汗流满面地播种，也不会长出庄稼。这倒不是没有用心，而是违背了节令。”《周易》说：“该停止的时候就停止，该行动的时候就行动，一静一动都不失时机，前途才会光明。”《尚书》上说：　　“只因为我们崇敬天道，所以上天才赐予我们时间。所以古代的帝王尊重天地和阴阳的变化，遵守四季节气，再用良好的政治去顺应它，因此祥和之气马上就能到来，这就象用鼓槌敲鼓，击之即应一样。”　　[反方：]姜太公对武王说：“上天对战争胜负不会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战争胜利的因素，将领所起的作用占九成。军法、号令执行不下去，反而随意杀戮无辜；不以厚德待人。而是一味依赖阴阳术数；不根据敌军实力强弱，而是寄希望于天命；不靠智谋取胜，而是依据天象决定行动；不是鼓舞士气，而是希望上天赐福；不了解地形却埋怨天时不利；敌军畏怯，却不敢英勇进击，而是观看龟策占卜是凶是吉；士卒不勇敢不采取有效措施，而是拜祭鬼神；由于埋伏不巧妙因而让敌人轻易溜掉，凡是种种，都是导致失败的原因。　　一切天地鬼神，看不见，听不到，是不能决定胜败的，所以英明的将领从不师法。”司马迁说：“阴阳家容易使人束手束脚，瞻前顾后，多所忌讳。”　　范晔说：“阴阳法术的弊端是装神弄鬼。”　　【经文】　　[是曰：]翼奉曰：“治道之要，在知下之邪正。人诚向正，虽愚为用，若其怀邪，智益为害。”　　[非曰：]夫人主莫不爱已也。莫知已者，不足爱也。故桓子曰：“捕猛兽者，不令美人举手；钓巨鱼者，不使稚子轻预。非不亲也，力不堪也。奈何万乘之主，而不择人哉？故曰：夫犬之为猛，有非则鸣吠，而不遑于夙夜。　　此自效之至也。昔宋人有沽酒者，酒酸而不售，何也？以有猛犬之故。夫犬知爱其主，而不能为其主虑酒酸之急者，智不足也。　　[是曰：]语曰：“巧诈不如拙诚。”　　[非曰：]晋惠帝为太子，和峤谏武帝曰：“季世多伪，而太子尚信，非四海之主，忧不了陛下家事。”武帝不从，后惠帝果败。　　[是曰：]《左传》曰：“孔子叹子产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而不为功。慎辞也哉！’”《论语》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非曰：]汉文帝登虎圈，美啬夫口辨，拜为上林令。张释之前曰：“陛下以绛候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长者。”又问曰：“东阳候张相如，何如人也？”上复曰：“长者。”释之曰：“此两人言事，曾不能出口，岂效此啬夫喋喋利口捷给哉？且秦以任刀笔之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弊，徒文具耳，亡恻隐之实，以故不闻其过，陵迟至于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啬夫口辨而超迁之，臣恐天下随风而靡，争口辨，无其实。且下之化上，疾于影响，举错之间，不可不审。”帝乃止。　　【译文】　　[正方：]西汉人翼奉说：“治国之道的要害在于了解下属的邪正。人若诚实正派，即使有点愚笨也可以任用。若心术不正，越聪明反而越会坏事。”　　[反方：]凡是人主没有不爱自己的。那些不了解自己的人，不值得爱。　　所以桓玄说：“捕猛兽的事，不能让美人去干；钓大鱼的事，不能让小孩子去做。不是不相信他们，而是他们能力有限不能胜任。何况是一国之君，哪能不择人而用呢？拿猛犬来说吧，其所以厉害，是因为它，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一有非常情况便狂吠不已。它对主人的服务，可以说自觉到极点了吧？　　然而能不能说这样就很好了呢？从前宋国有家卖酒的，酒放酸了也卖不出去，什么原因呢？原来是因为他家养的狗太厉害的缘故。那只狗只知道爱它的主人，却不知为主人考虑顾客因怕它不也来卖酒，酒放酸卖不出去会使主人生活困难的问题。这是因为狗的智力有限。所以说，做国王的不能用低能的人。”　　[正方：]古语说：“做人乖巧狡诈不如笨拙诚实。”　　[反方：]晋惠帝被立为太子时，中书令和峤向晋武帝进谏说：“皇太子虽然仁信纯朴，但现在世道险恶，他不具备君王的素质，恐怕将来无法应付险恶的局面，继承不了陛下的基业。”晋武帝不听，后来晋惠帝果然使国家走上了毁灭的道路。　　[正方：]《左传》有载：孔子曾赞叹子产说：“语言是用来表达思想的，可是只有讲究文彩才能充分表述他的想法。话都说不好，谁能够知晓他的思想呢？说话而没有文彩，就不会传播到遥远的地方。晋国能作为霸主，使郑国能主动到晋国去议事，要不是子产能言善辩，文采蜚然，是不可能的。如何讲好话，可得认真对待啊！”《论语》上说：“熟读《诗经》三百篇，让他主持政事，不能胜任；派他出使各国，又不能使用漂亮的言词对答。读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反方：]汉文帝到上林苑的虎圈去看虎，对管理虎圈的人的口才很赏识，要提拔他为负责上林苑的长官，张释之上前说：“陛下认为绛候周勃这人如何？”文帝说：“是位长者。”又问：“东阳候张相如如何？”文帝又说：　　“也是位长者。”张释之说：“这两位长者说话，经常张口结舌，结结巴巴，哪象这位一张口就喋喋不休，能说会道呢？陛下知道，秦朝所任的刀笔吏，争相比赛看谁办事更快捷、对人更苛刻，然而他们的弊病，就是只有空头文章而没有真诚地同情人的心肠。因此做国君的就很难听到自己的过失。这种坏风气一直延续到了秦二世，氯个国家弄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如今陛下仅仅因这个管虎圈的小官吏口齿灵利就破格提拨，为臣恐怕天下会从此追随这种风气，争逞口舌之能，而没有实际行动。况且下边受上边的影响，会比阳光和声音传播得还要快，陛下的这种举动，不可不慎重考虑啊！”于是文帝取消了他的打算。　　【经文】　　[是曰：]太史公曰：“《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以之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虽珠，其合德一也。相如虽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讽谏何异？”　　[非曰：]扬雄以为，赋者，将以讽也，必推类而言，极靡丽之辞，闳侈钜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以讽帝。帝反漂漂有凌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类徘优，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　　【译文】　　[正方：]太史公说：“《春秋》的笔法，是从史实中推论出它所隐含的意义，而《周易》是要以隐晦幽微的神秘中来推求明显可见的人事表现，《诗·大雅》所说的是王公大人的事情，但其旨意却在于用德性来教化百姓，《诗·小雅》是通过讥刺小我的利弊得失，而使它的内在含义影响上层统治者。它们所说的内容虽然不同，但它们合乎仁德的宗旨却是一致的。司马相如虽然文彩浮华、铺排夸张，然而他的目标还是想归结到节约俭朴上来，这与《诗经》的讽谏用意有什么不同呢？”　　[反方：]扬雄认为，赋的作用就是用于讽谏。赋一定要按类铺排，用最华丽的辞藻，采用宏大富丽的形式，使人不能再往上增加什么内容。可是，虽然它的目的在于正面引导，规劝讽谏，然而看完之后，人们却把它的主题都忘了。从前汉武帝好神仙之事，司马相如就献上《大人赋》来讽谏皇帝。　　汉武帝读罢，反而飘飘然仰慕神仙的欲望更强烈了。由此看来，赋这种文学形式根本起不到规劝的作用。赋很象是滑稽剧，会被正确的法度淘汰。贤人君子的言论，才是诗赋的正统。　　【经文】　　[是曰：]《淮南子》曰：“东海之鱼名鲽，比目而行；北方有兽，名曰娄，更食更候；南方有鸟，名曰鹣，比翼而飞。夫鸟兽鱼鲽，犹知假力，而况万乘之主乎？独不知假天下之英雄俊士，与之为伍，岂不痛哉？”　　[非曰：]狐卷子曰：“父贤不过尧而丹朱放，兄贤不过周公而管蔡诛，臣贤不过汤武而桀纣伐。况君之欲治，亦须从身始，人何可恃乎？”　　[是曰：]孔子曰：“不患无位，患已不立。”　　[非曰：]孔子厄于陈蔡，子路愠，见曰：“昔闻诸夫子，积善者，天报以福。今夫子积义怀仁久矣，奚居之穷也？”子曰：“由，来之识也。吾语汝。汝以仁者为必信耶？则伯夷、叔齐为不饿首阳；汝以智者为必用耶？则王子比干不见剖心；汝以忠者为必报耶？则关龙逢不见刑；汝以谏者为必听耶？则伍子骨不见杀。夫遇不遇者，时也；贤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学深谋而不遇时者众矣！何独丘哉？”　　【译文】　　[正方：]《淮南子》说：“东海有一种鱼叫鲽，总是双双并排而游；北方有一种兽叫娄，总是轮流地一个捕食，一个在旁守候；南方有一种鸟叫鹣，永远比翼双飞。连这些鸟兽鱼类，都知道互相扶助，更何况万乘之主呢？假如万乘之主不懂得借助天下英雄豪杰的力量，并与他们同心协力来治理天下，这岂不令人痛心？”　　[反方：]狐卷子说：“父亲再没有比尧更贤明的了，然而他的儿子丹未却被流放；兄长再没有比周公贤明的了，然而他的两个弟弟管和蔡却被杀戮；臣子再没有比成汤和武王更贤明的了，然而夏桀和纣王却遭到他们的讨伐。　　何况当皇帝要想治理天下，就必须从身边的人开始推行他的统治路线，这样一来，哪个又是能靠得住的呢？”　　[正方：]孔子说：“别担心自己没有地位，就怕自己品行不端正，立不起来。”　　[反方：]孔子被困在陈国和蔡国，子路很不高兴，去见孔子说：“从前老是听先生说，为人只要多做好事，上天一定会用幸福来报答你。仁义道德的事先生已经做了好久了，影响深远，天下闻名，今天为什么会落到如此境地呢？”孔子回答说：“子路，这你就不明白了。来，让我来告诉你。你以为仁义的人都必定会有人相信吗？如果真是这样，伯夷和叔齐就不会饿死在首阳山了；你以为智慧的人就部会被任用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王子比干就不会被纣王剖心验证了；你认为忠实的人都会得到回报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夏桀的忠臣关龙逢就不会被斩首了；你以为是忠告就一定会有人听吗？如果真是这样，伍子胥就不会被吴王杀害了。因此说，贤者能不能遇到施展抱负的机会，是个时间问题；贤明不贤明，是个人的才能问题。学识渊博又有深谋远虑的君子，因没有机遇而被终生埋没的太多了，何止我孔丘一人呢？”　　【经文】　　[是曰：]神农形悴，唐尧瘦癯，舜黎黑，禹胼胝，伊尹负鼎而干汤，吕望鼓刀而入周，墨翟无黔突，孔子无暖席。非以贪禄位，将欲起天下之利，除万人之害。　　[非曰：]李斯以书对秦二世云：“申子曰：‘有天下者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桎。’若尧舜然，故谓之‘桎’也。夫以人徇已，则己贵而人贱；以己徇人，则己贱而人贵。故徇人者贱，而所徇者贵，自古及今，未有不然。　　夫尧禹以身徇天下，谓之‘桎’者，不亦宜乎？”　　【译文】　　[正方：]神农面容憔悴，唐尧瘦弱不堪，虞舜皮肤黝黑，禹手足磨出老茧，背鼎的伊尹辅佐成汤得了天下，屠牛的吕望辅佐武王打了江山，墨翟为了实现自己理想四处奔走，家里的烟囱都不冒烟，而孔子连席子都坐不暖。　　他们这些人，如此心力交瘁，都不是为了贪图俸禄权位，而是想使天下人都幸福，为天下苍生消灭祸害。　　[反方：]李斯上书给秦二世说：“申不害说过：‘拥有天下而不肆意横行，这叫做以天下为“桎梏”。’象唐尧和虞舜那样，就是使天下成了自己的‘桎梏’了。如果别人为你牺牲，那么你就会显得尊贵而别人显得低贱；相反就是你贱而人贵。这种情况，自古皆然。唐尧和大禹为天下牺牲自己，因此说他们使天下成了自己的‘桎梏’。这种观点不是很中肯吗？”　　【经文】　　[是曰：]《论语》曰：“举逸民，天下之人归心焉。”魏文候受艺于子夏，敬段干木，过其庐，未尝不式。于是秦欲伐魏，或曰：“魏君贤，国人称仁，上下和洽，未可图也。”秦王乃止。由此得誉于诸候。　　[非曰：]韩子曰：“夫马似鹿，此马值千金。今有千金之马，而无一金之鹿者，何也？马为人用，而鹿不为人用。今处士不为人用，鹿类也。所以太公至齐而斩华士，孔子为司寇而诛少正卯。”　　赵主父使李疵视中山可攻否，还报曰：“可攻也，其君好见岩穴之士、布衣之人。”主父曰：“如子之言，是贤君也，安可攻？”李疵曰：“不然。　　夫上尊岩穴之士，则战士殆；上尊学者，则农夫惰。农夫惰则国贫，战士怠则兵弱。兵弱于外，国贫于内，不亡何待？”主父曰：“善。”遂灭中山。　　【译文】　　[ 正方：]《论语》说：“推举被遗忘的人才，天下百姓就心悦归服了。”　　魏文候曾受教于孔子的学生子夏，因为很尊敬孔子的另一个学生段干木，当他坐车路过段干木的住所时，没有一次不下车扶着车把走的。秦国想讨伐魏国时，有人说：“魏国君主很贤明，大家都称赞他的仁义，上下级的关系也很融洽，不可打魏国的主意。”秦王于是取消了这个主意，魏文候因此而在各国诸候中变得很有名气。　　[反方：]韩非子说：“马的形体如果长得象鹿，那这马就会价值千金。　　如今有千金之马，而无值一金之鹿，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马能被人使用，而鹿却不能。如果隐居的高士不能被君王使用，他们就象鹿一样了。所以姜太公一到齐国，就把那些夸夸其谈，只会讲漂亮话的读书人给斩了；孔子当司冠时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杀了少正卯。　　赵武灵王让李疵去中山国侦察是否可以攻打它，李疵回来报告说：“可以打，中山国的君王喜欢召见住在岩洞中的隐士和平民。”赵武灵王说：“照你所说，中山君是位贤君，怎么可以攻打呢？”李疵说：“不然。君主尊敬隐士，战士就会减少；君主尊崇学者，农夫就会懒惰。农夫懒惰，国家就贫困；战士少了，军队力量就削弱。兵弱于外，国贫于内，不亡国还等什么呢？”　　赵武灵王说：“好。”于是就把中山国给灭了。　　【经文】　　[ 是曰：]《汉书》曰：陈平云：“吾多阴谋，道家所禁，吾世即废亡，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其后玄孙坐酎金失候。　　[非曰：]后汉范晔论耿弇曰：“三代为将，道家所忌。而耿氏累叶以功名自终。将其用兵，欲以杀止杀乎！何其独能崇也？”　　【译文】　　[正方：]《汉书》记载陈平说：“我有许多阴险的权谋都是道家禁止使用的，这些谋略恐怕在我这一世就要被废弃埋没了。算了吧，如果在我这一生永远没有出头的机会，那是因为我所使用的谋略有损阴德啊。”后来他的玄孙因为上贡的金子不合皇室宗庙祭祀的要求而被除去了候位。　　[反方：]后汉的范晔在说到耿弇时说：“耿弇三代为将，所用的谋略都很阴损，道家所忌，可是耿氏家族却历代以功绩卓著而善始善终。带兵打仗，都是要以暴易暴、以杀制杀的呀！他怎么就能世世代代独独受此尊荣呢？”　　【经文】　　[是曰：]《易》曰：“崇高莫大于富贵。”又曰：“圣人之大宝曰位。”　　[非曰：]孙子为书谢春申君曰：“鄙谚曰：‘厉人怜王。’此不恭之言也。虽然，古无虚谬，不可不审察也。此为劫杀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无法术以知奸，则大臣主断图私，以禁诛于己也。敌杀贤长而立幼弱，废正嫡而立不义，《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圉聘于郑，未出境，闻王病，反问病，遂以冠缨绞王杀之，因自立也。齐崔杼之妻美，庄公通之，崔杼率其党而攻庄公，庄公走出，逾于外墙，射中其股，遂杀之，而立其弟。　　近代李兑用赵，饿主父于沙丘，百日而杀之。淖齿用齐，擢闵王之筋，悬于庙梁，宿昔而死。’夫厉虽肿胞之疾，上比前代，未至绞缨、射股也；下比近代，未至擢筋、饿死也。夫劫杀死亡之主，心之忧劳，形之困苦，必甚于厉矣。由此观之，厉虽怜王，可也。”　　【译文】　　[正方：]《周易》说：“人类最崇高的事业，没有比富贵更伟大的了。”　　又说：“圣人最大的法宝就是权位。”　　[反方：]孙子上书给春申君说：“民谚有言：‘得了癞疥病的人都可怜做国王的人。’这话虽然说得很不恭敬，但是自古流传的这句谚语却没有一点虚伪和荒谬的意思，不能不好好想一想啊！这句民谚是专指那些被人杀害的亡国之君而言的。作为一国之君，年轻历浅，却要恃才自傲，到处炫耀，又没有心术和办法识别奸人，这时大臣就会专擅大权图谋私利，怕的是遭受杀身之祸。为此他们或则杀长立幼，或则废嫡立不义。《春秋》曾就此劝诫道：‘楚王子圉要到郑国访问，还没走出国境，听说楚王病了，于是返回去问候病情，乘机用帽子上的带子把楚王勒死，自立为楚国国王。齐国崔杼的妻子很美，齐庄公与她私通，崔杼就率领他的部下攻打齐庄公，庄公翻墙逃跑时让箭射中大腿，被崔杼追上去杀死，拥立庄公的弟弟为王。李兑在赵国当政，把灵王围在沙丘宫，百日后被活活饿死。淖齿在齐国当政，将齐闵王抽了筋，悬挂在庙梁上，过了一宿就死了。患癞疥的人虽然得的是皮肤病，还不至于象前代或近代这些人一样用帽带勒死、箭矢穿股、抽筋、饿死的办法残害国君。而那些被残杀的君王，心里所承受的压力与劳苦，身体所遭受的摧残，要比癞病患者所受的痛苦厉害多了。由此看来，说癞病患者可怜做国王的人，是有道理的。”　　【经文】　　[是曰：]《易》曰：“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者，莫大于圣人。”　　[非曰：]庄子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盗跖也。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教之，则并与仁义以窃之。何以知其然耶？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候。诸候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智耶？故逐于大盗，揭诸候，窃仁义，并斗斛、权衡、符玺之利，虽有轩冕之赏弗能劝，斧钺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盗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圣人之过也。故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圣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是曰：]《论语》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非曰：]《易》曰：“穷则变，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太史公曰：“鄙人有言：‘何知仁义？以飨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0 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 ‘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候。诸候之门，仁义存焉’非虚言也。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代，岂若卑论侪俗，与代沉浮而取荣名哉？”　　[是曰：]东平王苍曰：“为善最乐。”　　[非曰：]语曰：“时不与善，己独由之。”故曰：非妖则妄。[是曰：]　　庞统好人伦，勤于长养，每所称述，多过于才，时人怪而问之。统曰：“当今天下大乱，正道陵迟，善人少而恶人多，方欲兴风俗，长道业，不美其谈，则声名不足慕也。不足慕企，而为善少矣。今拔十失五，犹得其半，而可以崇迈代教，使有志者自励，不亦可乎？”　　[非曰：]《人物志》曰：“君子知自损之为益，故功一而美二；小人不知自益之为损，敌伐一而并失。由此观之，则不伐者，伐之也；不争者，争之也；让敌者，胜之也。是故郤至上人，而抑下滋甚。王叔好争，而终于出奔；蔺相如以回车取胜于廉颇；寇恂以不斗取贤于贾复。物势之反，乃君子所谓道也。”　　[是曰：]《孝经》曰：“居家理，治可移于官。”　　[非曰：]郦生落魄，无以为衣食业。陈蕃云：“大丈夫当扫天下，谁能扫一室？”　　【译文】　　[正方：]《周易》上说：“能够为人民准备必需的物资，设置完备的器械谋求天下福利的，没有比圣人更伟大的了。”　　[反方：]庄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什么时候也不会停止。虽然让圣人治是天下受到普遍的推崇，其实是给盗跖这种大盗提供了最大的便利。发明了斗斛以便称量，结果连斗带升一起都被偷了；发明了称锤和称杆以便称量，结果连锤带杆都给偷了；发明兵符和玉玺以便让人守信用，结果兵符和玉玺一起都给偷了；为教育民众创造出仁义礼制，结果仁义也被窃取走了。怎么知道是这样呢？盗窃帘钩的人被杀，而窃取国家的人却成了诸候。只要是做了诸候，仁义道德也就有了，这还不是仁义和贤明和智慧一起都被盗窃了吗？　　所以人人争着做大盗，争着当诸候，纷纷去盗窃仁义，以及斗斛、称以及符玺这些实际的利益。为此，虽然有高官厚禄的诱惑，有刀钺斧锯的危胁，仍旧阻止不了这些窃国大盗。导致这种无法制止的后果，实在是圣人的过失呀！　　所以老子说：‘国家最厉害的武器是不能让人看见的。’真正的圣贤是天下最厉害的武器，是不能把他暴露给天下人的。”　　[正方：]《论语》说：“君子再穷也能坚持节操，小人一受穷就会无所不为了。”　　[反方：]《易》上说：“穷则思变，变革才能通达，通达就能保持长久。　　因此天会自动保佑他们，他们就吉祥而无往不利。”太史公说：“边鄙之人有句俗语说：‘怎样来知晓仁义呢？对自己有利就是有德。’因此，伯夷反对周王伐纣，饿死在首阳山，但文王、武王并不因此而被贬低；跖、0 暴戾无道，但盗徒们对他们却大唱赞歌。由此看来，‘窃钩者诛，窃国者候’，‘诸侯之门，仁义存焉’并不是一句空话。现在有的人死抱住他的学问不放，固守着自己的小仁小义，长期独立于世外，落后于时代，哪如与世沉浮，顺应时代的变化，求取功名富贵实惠呢？”　　[正方：]东汉时的东平王刘苍说：“成就善业是最快乐的事。”　　[反方：]古语说：“时代不让人做好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因此说：不成为妖孽，就会变得狂妄。　　[正方：]三国时的庞统喜欢谈论人伦道德，善于品鉴人物，但他所称许的人，多数都名声超过才能。当时的人对此很奇怪，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当今天下大乱，正道衰微，善人少恶人多。我想振兴风俗，宏扬道义，如果不大力称赞他们，那么人的名声就不会引起人们羡慕了。人们再不企慕名声，为善的人就更少了。如今我提拔十人，只有五个够格的，还能得到一半，他们受人尊重，使之名声远扬，世代传颂，使有志向的人能自己勉励自己，不也是件好事吗？”　　[反方：]《人物志》中说：“有才德的人知道吃亏受损实际上是有好处的，所以有一份功劳却可以得到二份的美誉；见识浅薄的小人不知道自己占了便宜实际上是一种损失，所以自夸其功，结果功劳和名誉一起损失了。由此看来，不自夸有功的，实际上是真正的夸功；不争名夺利的，实际上是名利双收；对敌方有所让步的，其实是战胜了对方。正是由于这个道理，春秋时的郤至善于抬举别人，实际上压倒了别人，名望显得更高；王叔爱争高低，结果被迫出逃他国；蔺相如用引车回避的办法战胜了廉颇；寇恂因为不和贾复争斗，得到了比贾复贤明的美誉。物极必反，这就是君子常说的‘道’。”　　[正方：]《孝经》上说：“居家过日子，能治理得井井有条，那么这个人的治家之道同样可以用到为官之道上。”　　[反方：]汉高祖的参谋郦食其落魄时，都不能养家糊口。东汉名臣陈蕃说：“大丈夫应当扫除天下，怎能只留心收拾屋子这些琐事呢？”　　【经文】　　[是曰：]公孙弘曰：“力行近乎仁，好问近乎智，知耻近乎勇。知此三者，知所自理，知所以自理，然后知所以理人。天下未有不能自理而能理人者也。此百代不易之道。”　　[非曰：]《淮南子》曰：“夫审于毫厘之计者，必遗天下之数；不失小物之选者，惑于大事之举。今人才有欲平九州、存危国，而乃责之以闺阁之礼，修乡曲之俗，是犹以斧剪毛，以刀伐木，皆失其宜矣。”　　[是曰：]商鞅谓赵良曰：“子之观我理秦，孰与五大夫贤乎？”赵良曰：　　“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闻缪公之贤，而愿望见，行而无资，自鬻于秦容，被褐饭牛。缪公知之，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国莫敢望焉。　　今君之见秦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非所以为名也。”　　[非曰：]《史记》曰：“蔺相如因宦者缪贤见赵王。”又曰：“邹衍作《谈天论》，其语宏大不经，然王公大人尊礼之。适梁，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如燕，昭王拥帚先驱。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攻赵，孟轲称太王去邠。持方柄欲纳圆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负鼎而辅汤以王；百里奚饭牛，缪公用霸。作先合，然后引之大道。邹衍其言虽不轨，亦将有牛鼎之意乎？　　[是曰：]陈仲举体气高烈，有王臣之节；李元礼忠平正直，有社稷之能。　　陈留蔡伯喈以仲举强于犯上，无礼长于接下。犯上为难，接下为易，宜先仲举而后元礼。　　[非曰：]姚信云：“夫皋陶戒舜，犯上之征也；舜理百揆，接下之效也。　　故陈平谓王陵言：‘面折庭译，我不如公；至安刘氏，公不如我。’若犯上为优，是王陵当高于良、平，朱云当胜于吴、邓乎？”　　【译文】　　[正方：]西汉大臣公孙弘说：“身体力行近于仁，勤学好问近于智，能知廉耻近于勇。明白这三条原则，就懂得怎样修身自律了。知道如何修身自律，就会知道怎样管理别人。大底下还没有不能管理自己反而能管理别人的人。这是百世不易的真理。”　　[反方：]《淮南子》说：“能把毫厘之差算得一清二楚的人，一定忽略对天下形势的了解；对小事一点也不放过的人，对于大事就会感到困惑不解。　　如果现在有人胸怀平九州、救危国的大志，不让他去成就大事，反而拿类似三从四德的礼仪来要求他，让他学习遵守民情风俗，这就好比拿斧头割汗毛。　　用宝刀伐树木一样不近情理。”　　[正方：]商鞅问赵良：“你看我治理秦国，与百里奚相比谁贤明？”赵良回答道：“百里奚是来自荆楚的普通百姓，他听说秦缪公贤明，就发愿去拜见，但去秦国又没有路费，于是把自己出卖给秦国的客人当奴隶，穿着破衣烂衫给人家喂牛。秦缪公知道后，把这个喂牛的人提拔起来，官拜左相，位尊身显，秦国人都不敢仰视他。现在你被秦王任用，是通过秦王的侍从景监，不是因为你有名声才被重用的呀。”　　[反方：]《史记》说：“蔺相如是由于有宦官缪贤的推荐才被赵王起用的。”又说：“邹衍作了一篇《谈天论》的文章，夸大其辞，荒诞不经，然而王人大人们照样尊重他。邹衍一到魏都大梁（今开封），魏惠王就去郊外迎接他，以宾主之礼款待他；到了燕国，燕昭王亲自打扫道路欢迎他。孔丘受困于陈、蔡，面带饥色；孟轲受困于齐、梁，那种可怜巴巴的情景怎能和邹衍相比呢？卫灵公向孔子请教兵法，孔子一言不发就离去了；魏惠王准备攻打赵国，想听听孟子的意见，孟子却建议他让出一片土地给赵国。这就好比要把方木棒打入圆榫眼——格格不入啊！”　　还有另一种说法：“伊尹善长烹调，扛着鼎去拜见商汤，后来终于输佐商汤一统天下。百里奚给人喂牛，秦缪公起用他后，成就了霸业。可见要干一件事，就得先把原来事收起来，然后把原来的道理用之于伟大的事业上来，这样才会成就大事。邹衍的学说虽然不正统，但也隐含着施展报负的深意呀！”　　[正方：]东汉时的陈蕃性格高傲刚烈，具有帝王之臣的节操；李元礼忠诚正直，具有治理天下的才能。蔡邕认为陈蕃敢于冒犯龙颜，李元礼对待下属平易近人。冒上最难，善于待下较易，因此陈蕃应当排名在先，李元礼排名在后。　　[反方：]晋人姚信说：“皋陶戒告虞舜，这是冒犯国君的表现；虞舜善于总理百官，这是平易待下的效用。所以汉丞相陈平对王陵说：‘在君王面前直言敢谏，据理力争，我比不上你；至于说到巩固刘氏政权，你就比不上我了。’如果认为敢于犯上最高，那么王陵当然要高于张良、陈平，刘秀的直臣朱云也要胜过吴汉和邓禹了。这样说合适吗？”　　【经文】　　[是曰：]《史记》曰：“韩子称：‘儒者以文乱法，而侠士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固无可言者。及若季次、原宪[季次，孔子弟子，未尝仕，孔子称之。]读书怀独行，议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　　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奚饭牛，仲尼厄匡，菜色陈、蔡，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遭此灾，况以中材而涉近代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　　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者耶？诚使乡曲之侠，与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代，不同日而论矣。曷足小哉！”　　[非曰：]《汉书》曰：“天子建国，诸候立家，自卿大夫以至庶人，各有等差。是以人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孔子曰：‘天子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职，越职有诛，侵官有罚。然故上下相顺，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礼乐征伐，出自诸候。桓、文之后，大夫世权，陪臣执命。陵夷至于战国，合纵连横，力政争强。由是列国公子，魏有信陵，赵有平原，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而赵相虞卿弃国捐君，以固穷交魏、齐之厄；信陵无忌窃符矫命，杀将专师，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诸候，彰名天下。扼腕而游谈者，以四豪为称首。于是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矣。及至汉兴，禁纲疏阔，来之匡改也。　　魏其、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郭解、剧孟之徒，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候。众庶荣其名迹，觊而慕之，虽陷刑辟，自与杀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失矣，’非明王在上，示之好恶，齐之以礼法，人曷由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国，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者，六国之罪人也。况于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微，窃杀生之权，其罪也，不容于诛矣！”　　【译文】　　[正方：]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说：“韩非子认为读书人以舞文弄墨来败乱法度，侠士以武力挟持而触犯禁令。这两种人都受到韩非子的批评，可是有学识的人却常常称赞他们。那些以权术来谋取宰相、卿大夫的人，辅佐他们那个时代的君王，他们的事迹都已记载在史书里，当然没什么好说的了。至于象孔子的弟子季次（季次坚决不做官，所以孔子很赞赏他）　　和原宪，本是穷人家的子弟，勤奋读书，胸怀超凡脱俗的德行，不肯与世沉浮，当时的人也讥笑他们。当代的游侠之士，其行为虽然与传统的法治观念相抵触，然而他们言必信，行必果，一旦答应别人就说一不二，宁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援救危难中的正人君子，办了好事决不自吹自擂。这些行侠仗义的人，确实也有值得赞美的地方啊！再说，人生在世，危难困苦、走投无路的情况说不定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就连许多贤人都免不了，如从前舜的父亲要害他，在他打井的时候掩埋了井口，把他困在了井里；伊尹曾是有莘氏送嫁娘到殷汤的陪臣，是个厨师，背着做饭的鼎，借向成汤讲烹饪技术时才受到赏识；傅学是个在傅岩这个地方打土墙的奴隶；姜太公曾被困在壁高林深的滋泉以钓鱼聊度时光；管仲曾被齐桓公囚禁；百里奚经给人家喂过牛；孔子在匡地受困，在陈、蔡两国挨过饿。这些人都是读书人所称道的有道德、有修养的仁人志士，都免不了遭受这样的苦难，更何况中等之材而又处在这种末世呢？他们所遇到的灾难真是一言难尽啊！身处这种乱世，作为一介平民的游侠，自己给自己立下济世救人、一诺千金的行为准则，行侠仗义的英名传颂四方。所以，每当善良正直的人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就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而他们也不惜为之舍身赴难，这不是和人们所称颂的圣贤豪杰一样吗？即便是乡间村俚的普通侠义之士，同季次、原宪这样的贤德之士比较起来，就其对当今社会的作用而言，也不是能同日而语的。所以侠义之士在信义和功德方面的意义，怎么可以轻视呢！”　　[反方：]班因在《汉书》中却反对司马迁的这一看法，他说：“天子和诸候建立国家，从卿、大夫到老百姓，自上而下，都要有等级差别。因此，人们才驯顺地忠心敬上，基层的人也不敢有非分之想。孔子说：‘天子统治有道，天下太平，那么国家的政权就不会落在士大夫手中。’百官各有其职，守法听令，以尽其职责，越权被诛，侵犯受罚。这样才会上下和顺，把事情治理好。周王室衰微时，礼乐制度和征伐叛逆的决策权落在了诸候手里。齐桓公、晋文公之后，大夫掌握了国家大权，臣僚替天子发号施令。这种衰败的情况到了战国时代，又是合纵，又是连横，诸侯各国竞相用强权和武力征伐称霸。于是各国的公子——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楚国的春申君，都借着王公的势力，收罗游侠，使鸡鸣狗盗之类的事屡屡发生，老百姓不得安宁，而他们却受到了各国君主的礼遇。赵国的丞相虞卿抛弃国家的利益去救他的患难之交魏齐；信陵君魏无忌窃取虎符假传国王的命令，让朱亥用锥杀死了将军晋鄙，夺取军权，去为平原君赵胜解救被包围的赵国。他们就是用这种欺上瞒下的方式得到诸候的器重，因此而扬名天下。　　人们在慷慨激昂地谈论起大侠来的时候，都把信陵君、平原君、孟尝君，春申君推崇为首领。这样一来，就形成了背弃国家、结党营私的局面，而忠守职责，为国效力的大义就被破坏了。等到汉代统一天下后，实行无为宽松的国策；这种不良风气没有得到彻底纠正。魏其候窦婴和武安候田蚡这些人，在京城中互相竞争谁家的死士更强；郭解、剧孟之类，在街头巷尾横冲直闯，骚扰民众，他们的势力可以达到郡县城乡，公侯王子对他们都得卑躬屈膝。　　许多老百姓把他们当作大英雄，对他们羡慕不已。这些人即便是身犯国法，铛锒入狱，还自以为能扬名后世，有如季布、子路或李牧一类的勇士，死而无悔。曾子说：‘国王丧失治理天下的总则，那么人民就会长时间的妻离子散。’如果不是明智的国上当政，向全国人民讲清好坏的标准，然后用礼法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人们哪里会知道国家禁止的是什么，从而走上正道呢？古代的正确看法是：对于象尧、舜和文王，春秋五霸就是罪人，而六国是五霸的罪人，以此类推，信陵君等四豪就是六国的罪人。何况象郭解这一类游侠，以一个卑微的匹夫，窃取了生杀大权，他们的罪过，纵然是杀头都太客气了！”　　【经文】　　[是曰：]《尸子》曰：“人臣者，以进贤为功；人主者，以用贤为功也。”　　《史记》曰：“鲍叔举管仲，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之能知人也。”　　[非曰：]苏建常责大将军青曰：“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士大夫无称焉。愿观古今名将所招选择贤者。”大将军谢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尝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其为将如此。　　[议曰：]此一是一非，皆经史自相违者。]　　【译文】　　[正方：]《尸子》说：“人臣以推荐贤者为有功；人主以任用贤者为有功。”《史记）说：“鲍叔牙举荐管仲；天下人很少赞美管仲，而是称赞鲍叔牙有知人的才能。”　　[反方：]苏建经常责备大将军卫青：“你自高自大，使得天下的贤士大夫都不称颂你，希望你象古今名将那样招揽、选拔德才兼备的人。”大将军卫青抱歉地说：“自从魏其候、武安候大宴宾客，招贤纳士以后，天子曾对此非常愤怒。亲近士大夫，招揽贤士，罢黜不肖之人，那是人主的权力；做为人臣，只要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就可以了，何必要去招贤纳士呢？”卫青做为汉武帝的大将军，终生都是这么做的。　　[以上所列举的一正一反的命题，都是从经史典籍中摘录出来的自相矛盾的立论。]　　【经文】　　班固云：“昔王道既微，诸候力政，时君事主，好恶殊方，是以诸家之术，蜂起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令诸候。其言虽殊，譬犹火水相灭，亦能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事虽相反，而皆相成也。”　　《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此之谓也。　　【译文】　　班固说：“从前王道衰微，诸候各国竟相巩固自己的政权，由于当时各国的君主好恶不同，因而使诸子百家的学说蜂拥而起。他们各执己见，大力宣扬自己的理论观点，并且到处游说，争取让诸候采纳。他们的学说虽然各不相同，但就象水与火的关系一样，相灭而又相生。仁和义，敬与和，虽然相反，然而它们却都相辅相成。”　　《周易》说：“天下人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而达到共同目标的途径却有各种各样；天下的真理是同一的，而人们思考、推究真理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却是千差万别的。”《周易》所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适变十五
　　时代在变，所以治国方针也要变。即使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治国方略也得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变化。　　【经文】　　昔先王当时而立法度，临务而制事，法宜其时则理，事适其务故有功。　　今时移而法不变，务易而事以古，是则法与时诡，而事与务易，是以法立而时益乱，务无而事益废。此圣人之理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当时而立功，在难而能免。　　[秦孝公用卫鞅。鞅欲变法，孝公恐天下议己，疑之。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智之虑者，必见教于人，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人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人，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人而教，智者不变法而治。因人而教，不劳而功成。缘法而理，吏习而人安。”卫鞅曰：　　“龙之所言，世俗之言。常人安于习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以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杜贽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修礼无邪。”卫鞅又曰：“治代不一道，便国不法故。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曰：“善。”遂变法也。]　　由是言之，故知若人者，各固其时而建功立德焉。[孟子曰：“虽有磁基，不如遇时；虽有智慧，不如逢代。”范蠡曰：“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语》曰：“圣人修备以待时也。”]　　何以知其然耶？桓子曰：“三皇以道治，五帝用德化，三王由仁义，五伯用权智。”[说曰：无制令刑罚谓之皇，有制令，无刑罚谓之义；赏善诛恶，朝诸候，朝事，谓之王；兴兵众，立约盟，以信义矫代谓之伯。文子曰：“帝者，贵其德也；王者，尚其义也；霸者，迫于理也。道狭然后任智，德薄然后任刑，明浅然后任察。”议曰：夫建国立功，其政不同也如此。]　　五帝以上久远，经传无事，唯王霸二盛之类，以定古今之理焉。[秦汉居帝王之位，所行者霸事也。故以为德之次。]　　【译文】　　从前先王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建立政治制度，根据当时的任务制定政策，制度和政策与当时的实际情况和任务相符合，国家才能治理好，事业才会有成绩。形势和任务变了，制度和政策还要死搬已经过时的那一套，使制度与时代、任务与政策脱节，这样一来，即使有好的制度和法规，也是劳而无功，徒增混乱。所以圣人治国，一不法古，二不贪图一时之宜。因时变法，只求实效。这样，遇到烦难也容易解决。　　[秦孝公既用卫鞅，想要变法，又怕天下议论自己。卫鞅说：“疑惑不决的行为没有名声，疑惑不决的事情没有功绩。且有高于常人的行为，本容易为俗世所反对。有独特见识的计谋，必为人民所低毁。愚笨的人，仍不明已完成的事情；聪明的人，却能预见未来的事情。行事的开始，不可与人民共谋，而只可与他们共享事业成功的快乐。能谈论至德要道的人，不与世俗合流；能建立伟大功业的人，不与众人共谋。因此圣人只要可以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效法旧制度；只要可以便利人民，就不必遵循古礼教。”孝公说：“很好！”甘龙说：“不对！圣人是不改变民俗来教化的，聪明的人是不改变旧法来治国的。能依照民俗来教化的，不费力就能成功；能依照旧法来统治的，官吏习惯而人民安适。”卫鞅说：“甘龙所说的，是世俗之言。常人苟安于旧世俗，学者拘泥于旧见闻。以这两种人来做官和守法都还可以，但却不可以用以议论旧法以外的新事物了。三代不同礼教，而各治天下，五霸不同法律，而各成霸业。聪明的人能制作新法，愚笨的人却受制于旧法。聪明的人能变更礼教，不聪明的人就要被礼教拘束。”杜挚说：“新法利益不及旧法百倍就不变法，新器功用不及旧器十倍就不换器。”卫鞅说：“治世不是只用一种方法，利国不必效法古制度，所以商渴、周武不遵循古制度而能统治天下，夏桀、商纣不革新礼教而亡国。反对古制度不一定应该受非议，遵循古礼教也不值得多夸奖。孝公说：“鞅说得很好！”于是决定了变法。]　　由此可见，象商鞅这些人，都明白要想建功立业，富国强兵，必须顺应时代，跟上时代。否则只能被时代淘汰。[孟子说：“既使有肥沃的土地，也不如按季节种庄稼；既使有智慧，也不如赶上好时代。”范蠡说：“节令不到，就不能强迫禾苗生长；事情不经过研究，不能强求成功。”《论语》说：　　“圣人平时就把一切都准备好，只等待时机的到来。”]　　怎么知道这样做才是正确的呢？桓范说：“三皇（神农、女娲、伏羲）　　时代的特征是以道治理天下，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是用德化育天下，三王（大禹、后稷、文王）用仁义教导人民，春秋五霸却用权术和智谋制服别的国家。”[不用制度法令和刑罚就能统治的是三皇；有制度法令而没有刑罚的是五帝；赏善诛恶，分封诸候协助天子管理国事，定期到朝廷讨论国家大事，是三王；发动战争，订立盟约，用信义来使天下人服从指挥，取代天子称霸天下的就是五霸。文子说：“三皇最可贵的是在于天然地有道德；三王崇尚的是仁义；而霸者却不得不用理论、法则进行统治。大道淡薄后，统治者只好动用智谋；缺乏德行后，就只好加强法制；情况不明的统治者就只能动用间谍侦探了。”建立统治一个国家，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差别就是如此之大。]　　五帝以前的事已太久远，经传上也没有记载，唯有“王道”和“霸道”　　盛传于今，只好用它们的利弊得失作为我们讨论古往今来治国的经验教训了。[秦汉两朝的帝王所推行的是“霸道”，所以不能把他们的仁德放在主要的地位上来讨论。]　　【经文】　　夫王道之治，先除人害，而足其衣食。　　[论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匹妇蚕之，年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百亩之田，数口之家，耕稼修理，可以无饥矣。鸡豚狗彘之畜，不失其时，老者可以食肉矣。夫上无贪欲之求，下无奢淫之人，藉税省少而徭役不繁，其仕者，食禄而已不与人争利焉。是以产业均而贫富不能相悬也。”]　　然后教以礼仪。　　[故明王审已正统，慎乃在位。官室舆服不逾礼制，九女正序于内，三公分职于外。制井田以齐之，设诸候以牧之，使饶不溢侈，少不匮乏，然后申以辟雍之化，示以揖让之容，是以和气四塞，祸乱不生，此圣王之教也。]　　而威以刑诛，使知好恶去就。　　[虞帝先命禹平水土，后稷播植百谷，契班五教，皋陶修刑，故天下太平也。]　　是故大化四凑，天下安乐，此王者之术。　　[王者，父天母地，调和阴阳，顺四时而理五行，养黎元而育群生，故王之为言往也。盖言其惠泽，优游善养润天下，天下归往之，故日王也。]　　【译文】　　王道的统治，是先铲除祸害人民的社会恶势力，让人民丰衣足食。　　[《论语》说：“五亩大小的宅第，种上桑树，养上蚕，一个女子养蚕，就可以供五十人穿衣了。数口之家耕种百亩之田，就不会挨饿了。饲养六畜，老人也可以吃到肉了。上层的官吏不贪求，下层的民众不奢侈，苛捐杂税少，徭役也不繁重，当官的只不过是拿薪水罢了，不要去与老百姓争夺利益。这样一来，各行各业收入均衡，贫富也就不会差距太大了。”　　经济状况得到保证后，就应该进行文明礼貌。伦理道德的教育了。　　[因此英明的国王经常反省自己是否坚持了正确的政治路线，谨慎地巩固统治地位。宫室舆服不超过规定，三宫六院主内，三公主外。按井田制统筹农事，让诸候来协助管理民众，丰收时不骄奢，欠收时也不感到匮乏，然后设立学校推行教育，为人民大众做出谦恭礼让的榜样，这就可以使得上下左右和睦相处，祸乱不生，这就是三王治理国民的办法。]　　然后建立法规、刑罚来树立国威，让人民群众分清善恶，明白自己前途之所在。　　[比如虞舜的时代，就首先命令大禹去治理河流，然后又让后稷去播种百谷，让契分管教化，让皋陶制订刑法，因而天下太平。]　　由此可见，最伟大的盛世，是通过多种因素，举国上下同心协力，从而使普天之下一片安乐平和的景象，这就是王者的治国艺术。　　[王的职责是以天为父，以地为母，调和阴阳，顺应四季的变化，使金、木、水、火、土五行合理消长，教养百姓，哺育众生，所以王的含意就是万民向往。总而言之，做为一国之王，他的恩泽浩荡，惠养四方，天下人民争相投向他的怀抱，因此才称之为王。]　　【经文】　　霸功之大者，尊君卑臣，权统由一，政不二门，赏罚必信，法令著明，百官修理，威令必行。　　[夫霸君亦为人除难兴利以富国强兵，或承衰乱之后，或兴兵征伐。皆未得，遵法度，申文理，度代而制，因时施宜，以从便善之计，而务在于立功也。]此霸者之术。　　[王道纯而任德，霸道驳而任法。此优劣之差也。]　　【译文】　　成就伟大霸业的国王，能做到君尊臣卑，权力在霸主一人手里，政策法令由专门的机构制定，赏罚、法令严明，百官各司其职，有法必依。　　[霸主也能为人民除害谋利以富国强兵，或者是在一个朝代衰亡之后，兴兵讨伐叛乱。如果做不到这两点的话，也要遵循法度，宣传文教，根据情况制定有效的制度，因时制宜，从方便、有利出发，目的主要是为了建立功勋，成就霸业。]这就是霸主的治国之术。　　[如果是真正的王道，就会用仁德来统治，而霸道则驳杂无序且以法治为主。这就是二者优劣和差别之所在。]　　【经文】　　《道德经》曰：“我无为而人自化。”《文子》曰：“所谓无为者，非谓引之不来，推之不往，谓其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也。”[故曰：“智而好问者圣；勇而好问者胜。乘众人之智，即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即无不胜也。故圣人举事，未尝不因其资而用也。]故曰：汤武，圣主也，而不能与越人乘舲舟，泛江湖。伊尹，贤相也，而不能与胡人骑原马，服騊駼。孔、墨，博通也，而不能与山居者入棒薄，出险阻。　　由是观之，人智于物，浅矣，而欲以昭海内，存万物，不因道理之数，而专己之能，则其穷不远。故智不足以为理，勇不足以为强，明矣，然而君人者，在庙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识物，因人以知人也。　　[《吕氏春秋》曰：“是天无形而万物以成，大圣无事而千宫尽能，此谓不教之教，无言之诏也。”]　　【译文】　　《道德经》说：“我无为，人民就会自我教育。”《文子》上说：“所谓无为，并不是就叫他不来，推他不走，什么事也不做，整天坐着不动。无为就是指按规律办事，借助一定的条件去夺取成功，也就是说，一切都要顺其自然。”[所以说，既有才智，又善于向人请教就是圣明；既勇敢，又善于向人请教就是优胜。能发挥大家的聪明才智，什么重任都能完成；利用群众的力量就没有不可战胜的困难。因此圣人办事，无不发挥各方面的优势，并善于合理利用它们。]商汤和周武王虽是圣主，却不能和越人一起乘游艇，泛江湖；伊尹是贤相，却不能和胡人一道骑野马驰骋；孔、墨虽然都是博学的通人，却不能象山里人那样钻山入林。　　由此可见，人的智能是有限的，如果想眼观四海，胸怀天下，不掌握真理，仅凭自己有限的本领，就打不破时空的局限。一人的智慧，不能穷尽全部真理；一人的勇敢，不能无敌于天下。这是很明显的道理。然而，作为国家的领袖，坐在高堂之上，就能对天下形势了如指掌，其奥妙就在于他能因此知彼，因人知人，把别人的优势变成自己的优势。[《吕氏春秋》说：“大没有固定的形状，然而有了它万物才能生成，伟大的圣人不是事事都亲自动手，而是使所有的官员各尽其能，发挥作用。这就叫没有教导的教导，没有说出来的圣旨。”]　　【经文】　　夫冬日之阳，夏日之阴，万物归之，而莫之使。至精之感，弗召自来。　　待目而昭见，待言而使令，其于理难矣。[《文子》曰：“三月婴儿，未知利害，而慈母之忧喻焉者，情也。”故曰：言之用者小，不言之用者大。又曰：　　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动化者也。施而信，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诚为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为之也。]　　皋陶喑而为大理，天下无虐刑；师旷瞽而为大宰，晋国无乱政。　　[庄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　　圣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　　不言之令，不视之见，圣人所以为师，此黄老之术也。　　[ 《文子》曰：“圣人所由曰道，所为曰事道，犹金石一调，不可更事， 犹琴瑟每调，终而改调。故法制礼乐者，理之具也，非所以为理也。”　　昔曹参相齐，其治要用黄老术，齐国安集。及代萧何为汉相，参去，属其后相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少扰也。”后相曰：“治无大于此者乎？”　　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由是观之，秦人极刑而天下叛，孝武峻法而狱繁。此其弊也。《经》曰：“我无为而人自化；我好静而人自正。”参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扰其末也。太史公曰：“参为汉相，清静寡欲，言合道义。然百姓离秦之酷扰，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　　议曰：黄老之风，盖帝道也。]　　【译文】　　天下万物都自觉向往冬天的太阳，夏天的阴凉，并没有什么人让它们这样做啊！可是在精诚的感召下，万物都不叫自来。如果都等目光的示意，号令的指挥，它们才这样做，这在道理上很难讲得通。　　[文子说：“刚满三个月的婴儿是不懂利害的，然而仁慈的母亲对婴儿还是要唠唠叨叨地说个不停，忧虑之情溢于言表，这是因为至情使然。”所以说语言的作用是不足称道的，语言后面的至情才是真正值得赞美的。文子还说：“不说话就能使人相信，不施惠就仁爱，不发怒就威严，这是大自然的自在精神。施惠才能做到仁爱，说话才能让人相信，发怒才能让人感到威严，这是内心真实情感的作用。施惠也做不到仁爱，说话也不能让人相信，发怒也不能让人害怕，这是由于装样子要人看的缘故。”]　　皋陶虽然是个哑巴，但他作为大禹的最高法官时，天下没有酷刑；师旷是个瞎子，但他作了宰相后，晋国没有乱政。　　[庄子说：“天地有伟大的美德，四季有严格的界线，万物有各自的规律，但它们都不说话。圣人无力，更高的圣人寂然不动，他们都在效法大自然的规律啊！”]　　象这样不言语就发出了命令，不观望就无所不见，就是圣人所要师法的。　　这就是黄老治国之术的理论根源。　　[文子说：“圣人所师法的是‘道’，按照‘道’去行动叫‘事道’。就好比金石只有一个音调，这是永远不能改变的，遵循‘道’做事，就象琴瑟都各自有调，一曲终了必须改变调韵一样。所以说法度和礼乐，都是治国的手段，而不是‘道’的本体。”　　从前曹参在齐国当丞相的时候，他就是运用黄老清静无为的治国之术，使齐国安定繁荣。等到代替萧何当汉相，要离开齐国时，嘱咐接任他的齐国宰相说：“我要把齐国的司法大权托附给你，希望你谨慎从事，不要过于频繁地去骚扰犯人。”那位接任的齐相说：“治理国家的事难道没有比这些再大的了吗？”曹参说：“不能这么讲。刑律、监狱这类法治工作，几乎包括其它方面的所有事情。如果过分频繁地骚扰犯人，叫那些作奸犯科的人何处容身呢？假如他们真的走投元路，社会的问题只会更多，更糟糕。所以我把法治一向放在第一位。”　　由此看来，秦国的法律过于严酷，才导致了全国人民的奋起反抗。汉武帝刑法森严，因此制造了许多冤案。这就是法治的蔽端。《道德经》说：“我无为，人民就自我教育；我宁静，人民就自觉自愿的走正道。”曹参想用黄老之道作为他治国的根本，而不动用其它举措来干扰根本大法。太史公说，“曹参作为汉朝的宰相，清静寡欲，为政合乎黄老之道。当老百姓终于摆脱离了秦国的残暴统治后，曹参给了他们修养生息的机会。做到了无为而，所以人民大众才都称赞他的美德。”　　黄老的无为而治，实际上就是五帝的治国之道。]　　【经文】　　孔子闲居，谓曾参曰：“昔者明王年修七教，外行三王。七教修而可以守，三至行而可以征。明王之守也，则必折冲千里之外；其征也，还师衽席之上。”　　曾子曰：“敢问‘七教’？”　　孔子曰：“上敬老则下益孝，上敬齿则上益悌，上乐施则下益亮，上亲贤则下择交，上好德则下无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知节，此之谓七教也。”[七教者，治之本也。教定则本正矣。凡上者，人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也？]　　昔明王之治人也，必裂土而封之，分属而理之。使有司月省而时考之，进贤，退不肖。[然则贤良者悦，不肖者惧矣。]哀鳏寡，养孤独，恤贫穷，诱孝弟，选才能，此七者修，则四海之内无刑人矣。　　上之亲下也，如腹心，则下之亲上也，如幼子之于慈母矣。其于信也，如四时，而人信之也，如寒暑之必验。故视远若迩，非道迩也，见明德也。　　是以兵革不动而威，用利不施而亲，此之谓“明王之守，折冲千里之外者也”。　　[议云：昔管子谓齐桓公曰：“君欲霸，举大事，则必从其本矣。夫齐国百姓，公之本也。人甚忧饥而税敛重，人甚惧死而刑政险，人甚伤劳而上举事不时。公轻其税，缓其刑，举事以时，则人安矣。”此谓修本而霸王也。]　　曾子曰：“何谓‘三至’？”　　孔子曰：“至礼不让，而天下理；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悦；至乐无声，而天下之人和。”何则？昔者明王必尽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实，既知其实，然后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谓“至礼不让而天下治”。固天下之禄，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谓“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悦”。如此，则天下之明誉兴焉，此谓之“至乐无声而天下之人和”。[故曰：所谓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亲；所谓天下之至智者，能用天下之至和；所谓天下之至明者，能举天下之至贤也。]故仁者莫大于爱人，智者莫大于知贤，政者莫大于能官。　　之君，修此三者，则四海之内，供命而已矣。此之谓“折冲千里之外”。　　[夫明王之征，必以道之所废，诛其君，改其政，吊其人，而不夺其财矣。]　　故曰：明王之征，犹时雨之降，至则悦矣。此之谓“还师衽席之上”[言安而无忧也。]故扬雄曰：“六经之埋，贵于未乱；兵家之胜，贵于未战。”　　此孔氏之术也。[议曰：孔氏之训，务德行义，盖王道也。]　　【译文】　　孔子闲居，对曾参说：“从前，英明的帝王内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做到了，就可以使内政得以巩固，有备无患；三至做到了，才可对外征伐。　　明主的防守，对千里之外的敌军都有冲击力量；一旦率军出击，必将心定理得地凯旋而归。”　　曾子问：“先生，什么是‘七教’啊？”　　孔子说：“‘七教’是指执政的人要做好以下七点：一是尊敬老人，臣民才会对老人更加孝顺；二是尊重年长的人，臣民才会对年长的人更加敬爱；三是乐善好施，臣民才会光明磊落；四是亲近贤人，全国人民才会选择有道德的人接交；五是好德，臣民就没有隐瞒；六是厌恶贪婪，民众才会耻于争名夺利；七是提倡谦让，臣民才会有节操。”[七教是执政的根本原则。教育路线明确，根本路线才能走上正道。执政者是人民的表率，表率正还有什么事不能纠正呢？]　　从前英明的帝王治理天下，必须划分土地给诸候，让他们分别有所归属，分别治理。然后让有关主管部门按月检查，按时考核，推存贤德之人；辞退掉不良之辈[这样做，能人就会高兴，不良之辈就会感到畏惧]；同情抚恤鳏寡；抚养孤儿；救济贫穷；奖勉孝顺父母、敬重兄长的行为；选拔人才——　　这七项工作做好了，四海之内就不会有犯法的人了，君王爱臣民如同腹心，臣民爱君王才会象幼儿爱慈母；君王守信如同一年四季一样准确无误，人民之守信才会如同寒署一样灵验，所以君王能视远若近，并非是事物就在近处，而是因为英明的德性。所以兵革未动就显出威力，不施利害就使人亲近，这就是明君防御可以对‘千里之外的敌军具有冲击力量’的原因。　　[从前管子对齐桓公说：“你想称霸，成就大业，那就必须从根本上做起。　　齐国的老百姓就是你的根本。人民担心挨饿，也怕赋税太重，死亡和刑法过于严酷，人们非常担心国家动不动举办各种活动而劳民伤财。你要减轻赋税，放宽刑律，只在必要的时候举办活动，只有这样才会人心安定。这就是从根本上成就霸业的意思。”]　　曾子又问：“什么是‘二至’呢？”　　孔子说：“至礼而不廉让，则天下大治；至赏而不浪费，则士人喜悦；至乐而无声息，则举国相和。”为什么这样说呢？以前英明的帝王对全国的名士全都知道。既知其名，也知其实。然后才把权力和地位授予他们，使他们受到世人的尊敬，这就叫“至礼不让而天下治”。用利益和奉禄使天下的士人富有，这就叫“至赏不费而士人悦”。这样一来，光荣的美誉就因此而得以宏扬，这就叫“至乐无声而天下和”。[因此说，所谓天下最伟大的仁者，就是能够用天下人民至亲至爱的情感团结全国人民的人；所谓天下最伟大的英明，就是能够起用全国最有德才的人。]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仁者的最高原则是爱人，智者的最高原则是知贤，执政者的最高原则就是善于使用官吏。　　有德之君如果能搞好这三项工作，那么举国上下都会服从指挥命令，人人奋勇向前。这就是“对千里之外的敌军具有冲击力量”的意思。[明君之所以要发动征讨，是因为天道要废弃昏君，借他之手铲除之，变更其政权，但对其灭亡要表示哀悼。也不剥夺其家产。]所以明君的征讨就好象及时雨，在哪里降落，无不受到欢迎。这就叫心安理得地凯旋而归。所以杨雄说：“六经的道理，贵在社会尚未动乱就及时加以治理；军队还没有出动就已经取得了胜利。”　　这就是儒家的治国之术。[孔子追求仁义道德，所推崇的实际上是三王的治国之道。]　　【经文】　　墨子曰：“古之人未知为宫室，就陵阜而居，穴而处，故圣王作为宫室。　　为宫室之法，高足以避润湿，边足以圉风寒。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　　谨此则止，不以为观乐也。故天下之人，财用可得而足也。当今之王为宫室则与此异矣。必厚敛于百姓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为宫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而象之。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振孤寡，故国贫而难理也。为宫室不可不节。[议曰：此节宫室者。]　　古之人未知为衣服，时衣皮带茭，冬则不轻而暖，夏则不轻而清。圣王以为不中人之情，故圣人作，诲妇人。以为人衣。为衣服之法，冬则练帛，足以为轻暖，夏则絺绤，足以为轻清，谨此则止，非以荣耳目，观于人也。　　是以其人用俭约而易治，其君用财节而易赡也。当今之王，其为衣服，则与此异矣。必厚敛于百姓，以为文彩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佩。由此观之，其为衣服，非为身体，皆为观好也。是以其人淫僻而难治，其君奢侈而难谏。夫以奢侈之君，御淫僻之人，欲国无乱，不可得也。为衣服不可不节。”[议曰：此节衣服也。]　　此墨翟之术也。[议曰：墨家之议，去奢节用，盖强本道。]　　【译文】　　墨子说：“古人还不知道建造宫室，只是在山陵高地的岩洞居处，到了三王的时代才开始建造宫室。其办法是选择高地以避潮湿雨水，选择边地抵御风寒，墙高只要能够无碍男女之大防就可以了，所以非常简陋，不足以观赏。因此，那时人民都感到财用充足。现在的王侯，所造的宫室就大不相同了。他们向老百姓横征暴敛来建造宫室台榭，是为了看起来宏伟壮观，用各种颜色刻镂彩画，左右上下竟相效仿，结果财用匮乏。难以抵御凶年饥荒，无法赈济孤寡贫民。同家的贫困到了难以治理的地步。因此建造宫室不能不讲求节约。　　“古人不知道做衣服，那时候披兽皮，挂草叶，冬天穿的笨重但暖和，夏天挂的轻便却清爽。三王觉得这样不中意。于是就教妇女制作衣裳。冬天用丝制成棉衣，既轻又暖和，夏天用麻布做纱衣，既轻又凉爽——仅此而已。　　那时穿衣不是为了使自己美丽，让他人观看。所以，当时人们生活节俭，易于管理。当时的帝王生活很简朴，很容易奉养。现在国王的服饰可就不同了，他们对老百姓大加搜刮，以便制作华美飘逸的服装，用黄金铸制带钩，用美玉制作玉佩。他们穿衣服不是为了身体的需要，更是为了美观好看。上行下效，因此人们变得越来越淫逸邪僻，越来越无法管理。国君奢侈腐化，不听忠言。以奢侈腐化的君主来统治淫逸邪僻的臣民，要想国家不乱，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制作衣服也不可不节俭。”　　这就是墨家的治国之术。[墨家的学说，主要是提倡勤俭节约，反对奢侈浪费，以便从根本上使国家富强。]　　【经文】　　商子曰：“法令者，人之命也，为治之本。[慎子曰：“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则受赏者虽当，望多无穷；受罚者虽当，望轻无已。君舍法而以心裁轻重，怨之所由生也。是以分马者之用策，分田者之用钩，非以钩策为过人之智也，所以去私塞怨也。故曰：夫君任法而不躬为，则怨不生而上下和也。”]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为百，由名分之未定也。卖兔满市，盗不敢取者，由名分之定也。故名分未定，虽尧舜禹汤，且皆加务而逐之。　　名分已定，则贫盗不敢取。故尧舜圣人之为法令也，置官也，置吏也，所以定分也。[《尸子》曰：“夫使众者，诏作则迟，分地则速，是何也？无所逃其罪也。言亦有地，不可不分，君臣同地，则臣有所逃其罪矣。故陈绳则木之枉者有罪，审名分则群臣之不审者有罪矣。”]名分定则大诈贞信，巨盗原悫，而各自治也。”[《尹文子》曰“名定则物不竞，分明则私不行。物不竞，非无心，由名定，故无所措其心；私不行，非无欲，由分明，故无所措其欲。　　然则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于无心无欲者，在制之有道故也。”]　　申子曰：“君如身，臣如手，君设其本，臣操其末。为人君者，操契以责其名。名者，天地之网，圣人之符。张天地之网，用圣人之符，则万物无所逃矣。”　　[议曰：韩子曰：“人主者，非目若离朱乃为明也，耳若师旷乃为聪也。　　不任其数而待目以为明，所见者少矣，非不蔽之术也。不因其势，而待耳以为聪，所闻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使天下不得不为己听。身居深宫之中，明烛四海之内，而天下不能蔽，不能欺者，何也？匿罪之罚重，而告奸之赏厚也。”　　孙卿曰：“明职分，序事业，材使官能，莫不治理。如是，则厚德者进，廉节者起，兼听齐明，而百事无留，故天子不视而见，不听而闻，不虑而知，不动而功，块然独坐而天下从之。此操契以责名者也。”　　《尸子》曰：“明君之立，其貌庄，其心虚，其视不躁，其听不淫，审分应辞，以立于朝，则隐匿疏远，虽有非焉，必不多矣。明君不长耳目，不行间谍，不强闻见，形至而观，声至而听，事至而应，近者不过则远者理矣，明者不失则微者敬矣。此万物无所逃也。”]　　动者摇，静者安，名自名也，事自定也。　　[议曰：《尸子》曰：“治水潦者，禹也；播五谷者，后稷也；听讼折衷者，皋陶也；舜无为也，而为天下父母。”此则名自名也。　　太公谓文王曰：“天有常形，人有常生，与天人共其生者，而天下静矣。”　　此则事自定也。]　　是以有道者，因名而正之，随事而定之。　　[《尹文子》曰：“因贤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无用，使不得用。用与不用，各得其用，奚患物之乱也？”　　《尸子》曰：“听朝之道，使人有分。有大善者，必问其孰进之，有大过者，必问其孰任之，而行罚赏焉。且以观贤不肖也，明分则不弊，正名则不虚。贤则贵之，不肖则贱之。贤不肖，忠不忠，以道观之，犹白黑也。”]　　昔者尧之治天下也，以名，其名正则天下治；桀之治天下也，亦以名，其名倚而天下乱。是以圣人贵名之正也。”[议曰：夫暗主以非贤为贤，不忠为忠，非法为法，以名之不正也。]　　李斯书曰：“韩子称‘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者。何也？则罚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　　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夫轻罪且督，而况有重罪乎？故人弗敢犯矣。今不务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败子，则亦不察于圣人之论矣。”　　[商君之法，皆令为什伍，而相司牧犯禁，相连于不告奸者，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妻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呆，无功者虽富无芬华。务于耕战。此商君之法也。]此商鞅、申、韩之术也。　　[桓范曰：“夫商鞅申韩之徒，贵尚谲诈，务行苛刻。废礼义之教，任刑名之数，不师古，始败俗伤化。此则伊尹、周公之罪人也。然其尊君卑臣，富国强乓，守法持术，有可取焉。逮至汉兴，有宁成、郅都之辈，仿商、韩之治，专以杀伐残暴为能，顺人主之意，希旨之行，要时趋利，敢行败祸，此又商、韩之罪人也。然其抑强族，抚孤弱，清己禁奸，背私立公，亦有取焉。至于晚代之所谓能者，乃犯公家之法，赴私门之势，废百姓之务，趋人间之事，决烦理务，临时苟辩，使官无谴负之累，不省下人之冤，复是申、韩、宁、郅之罪人也。”]　　【译文】　　商鞅说：“法令是人的生命，治理天下的根本。”[慎到说：“统治者舍弃法律，想用自己的道德理想来治理天下，结果受赏的人虽然感到很得当，但其欲望是无穷无尽的；受罚的既使也感到很得当，但总是希望无休止的减轻自己的罪行。国君如果舍弃法律，只凭自己的主观揣度来量刑，怨恨就会萌生。因此，分马的人采用抽签的办法，分田的人采用抓阄的办法，这并不是说抽签、抓阄比人的智慧高明，而是因为这样做可以排除私心，堵塞怨恨。　　所以治国要用法制而不能靠个人的主观意愿。这样，人们就不会产生怨恨，举国上下就会和睦相处。”]一只兔子在前面跑，后面可能有一百个人追逐，不是一只兔子可分为百份，而是这只兔子属于谁的名分还没有确定，因而谁都可以据为己有。卖兔子的满街都是，盗贼不敢去拿，那是因为这些兔子属于谁的名分已定。所以，名分未定，就是尧、舜、禹、汤也都可能去追逐，名分一定，就是再穷的盗贼也不敢去拿。圣人制定法令，安置官吏，实际上就是在定名分。[尸子说：“发动民众，圣旨已下还迟迟不见行动，如果是分地，动作则非常迅速。为什么呢？因为无可推脱。由言语形成的名分，也象分地一样，不能不分清职责权限，国君如果和大臣分担同样的职权，那么大臣们就有推脱罪责的机会了，就象用墨斗划线，校正弯曲的本头，木头无法投机取巧一样，一考查名分，大臣们如有失职而又想隐瞒的，就是有罪的。”]　　名分确定以后就是骗子也会变得贞洁守信，就是大盗也会变得诚实不欺，他们自觉地安分守己。”[尹文子说：“名分定，万物不争；职责明，私欲不行。　　人不争，不是因为无心争，而是因为名分已定，所以争也是白用心；私欲不行，并不是没有欲求，而是职责已明，所以有欲望也不管用。然而私心、私欲人人都有，能使人无私无欲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制止私心私欲的方法得当。”]　　申不害说：“君如身，臣如手，君设置根本，臣操持常务。作为人君，就是要拿法律公文来核查人臣，看看是否名实相符。名分就好象是大地之网，圣人之符。张网持符，天卜万物就无可逃遁了。[韩非子说：“人主的眼睛不象离朱那样明亮，耳朵不象师旷那样敏锐，如果不借别人的眼睛和耳朵去看去听，只等自己耳目聪明后才去观察、聆听，那么看到听到的东西就太有限了。这可不是使自己不被蒙蔽欺骗的办法啊！明君是让整个天下为自己去听去看的人，他虽身处深宫，却能明察四海，举国上下既不能隐瞒他，也不能欺骗他，这是什么原因呢？只因为隐瞒之罪重，举报之赏厚。”　　荀子说：“职责明确，事业有序，材尽其用，官尽其能，天下就没有得不到治理的。如果这样，品德好的人就会更加上进，廉洁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加上善于倾听各方面的意见，那么就会事事清楚，无所遗漏。一个国家的领袖之所以能够做到不看而能看见，不听而能听见，不思考而能知道，不行动而能使事业成功，岿然不动而能使天下顺从他的意志，就是因为牢牢抓住了名分这个法宝。”　　尸子说：“明君要想确保自己的权势，就应当形象端庄，心境空灵，目视九州而不烦，眼观红尘而不淫，文武百官的职权了然于心，与人言谈对应得体。如果能达到这种境界，那么他就能端立于朝堂之上，纵然有所隐瞒遗漏，疏远忽略，也一定不会太多。明君无须使用耳目或间谍去侦察刺探，也不勉强去听去看。有物则观，有声则听，事至则应，身边的事情不让轻易溜过，远处的事情也能得到妥善处理。贤明的人才不让流失，微贱的人就会对他毕恭毕敬。这就是万事万物都不能逃脱他的控制之奥秘。”]　　让该动的去运动，让该静的去安静，各负其责，事有归着。整个国家就会显得井然有序。　　[尸子说：”治理水患的是大禹；播种五谷的是后稷；掌管刑罚的是皋陶。　　舜虽然没去具体办什么事情，然而他却是全国臣民的父母。”这就是‘名自名’的意思。　　姜太公对周文王说：“天有固定的形象，人有固定的生存，能与上天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天下才会太平安定。”这就是‘事自定’意思。]　　因此有道之君要用名分来纠正一切不合名分的现象，并实事求是地确定名分。　　[尹文子说：“因为贤能的人有用，人君便不得不用他们；因为愚昧的人没用，所以人君不能使用他们。用与不用，各得其所，又何必担心天下大乱呢？”　　尸子说：“上朝议事，国君听了朝臣们的启奏后，使每个人各负其责，分工理事。发现有特别好的大臣，一定要问清是准举荐的；有重大过失的，一定要问清是谁任用的。然后决定赏罚，并用这种办法来考察优劣，使该负其责的大臣不敢徇私舞弊，文武百官就不会徒有其名。优秀的就会受到尊重，失职的就会受到蔑视。好与坏，忠与奸，用这一办法来鉴别，就犹如白和黑一样分明了。”]　　从前尧治理天下，就是以名分来处理政务的，因为名分正，所以天下大治；桀治理天下，也是以名分来处理政务，然而因为名不正，所以天下大乱。　　因此，圣人对名的正与不正是看得很重的。”[昏君以不贤为贤，以不忠为忠，以非法为法，就是因为名分不正。]　　李斯在给秦二世的书中说：“韩非先生认为：‘慈爱的母亲养出败家的儿子，而严励的主人没有强悍的奴仆，’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在能不能实行严厉的惩罚。商鞅变法，对在路上随便倒垃圾的都处以刑罚。随便倒垃圾是小罪，而判刑却是重罚。轻罪且要严惩，更何况重罪呢？所以人人不敢犯法。现在如果不致力于设法使人不犯法，而去学慈母娇惯败家子的做法，这就太不理解圣贤的理论了。”[商鞅规定以伍家为‘伍’，十家为‘什’，一家犯法，九家举告，不告发者连坐有罪。同时明确尊卑、爵位、等级，贵族所拥有的田宅、奴婢、衣服等都依照爵位高低而定。使有军功的感到荣耀，无军功的虽富有也没有光彩。注重农事、战事，这就是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　　商鞅、申不害和韩非子的治国之术有如上述。　　[桓范说：“商、申、韩这些人，看重人的狡诈智谋，因而推行法制特别苛刻。废除礼义的教化，用刑名律法统治天下，不师法古人的仁政，致使全国普遍的伤风败俗。因此说，他们是伊尹、周公的罪人。然而他们使人君尊贵，臣子卑下，富国强兵，信守法度，坚持法制，在这些方面还是可取的。　　到了汉朝，又有宁成、郅都之类的酷吏，效仿商、韩，专门以残暴的杀戳、惩罚为能事，迎合人君的旨意，趋势赴炎，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肆无忌惮地干尽了败坏朝纲、祸害百姓的事情，这又是商、韩的罪人了。然而酷吏在抑制豪强望族，抚慰孤独贫弱，自身清正廉洁，使各级官吏出于畏惧奉公守法、一心为公方面，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到了后来世人所谓的能人，就都是一些执法犯法，仰仗权势，不为老百姓办事，只想徇私舞弊，临到处理日常事务的时候，又敷衍了事，玩忽职守，做官不必担心受遣责处罚，根本不体察同情老百姓的冤枉，这就又是申、韩、宁、郅的罪人了。”]　　【经文】　　由是观之，故知治天下者，有王霸焉，有黄老焉，有孔墨焉，有申商焉，此所以异也，虽经纬殊制，救弊不同，然康济群生，皆有以矣。今议者或引长代之法，诘救弊之言[议曰：救弊为夏人尚忠，殷人尚敬，周人尚文者]；或引帝王之风，讥霸者之政，不论时变，而务以饰说。故是非之论，纷然作矣。言伪而辩，顺非而泽，此罪人也。故君子禁之。　　【译文】　　综上所述，治国之法多种多样，有王霸、黄老、孔墨、申商之术，他们之间不但有区别，而巨理论根源也不一样，纠正前代政制流弊的方式电不同，然而他们都有振兴国家、普济众生的愿望。如今，有的人或者援引施行比较悠久的制度，非难今人拨乱反正的改革观念[所谓救蔽是指夏人崇尚忠诚，商人崇尚尊敬，周人崇尚文教礼乐]；有的人以前代帝王的礼乐之风，讥讽成就霸业的政治措施，不顾时代的变迁，而用所谓不变之法、不易之理来为自己的学说辨护。因此，对变革赞同与反对的意见，纷纷出笼。措词虚伪，还要诡辨，附会荒谬的观点，仿佛也能自圆其说。凡此种种，都是历史的罪人啊！　　因此，有道德有头脑的人要起来制止这种做法。　　【按语】　　我们的先人二千多年反复强调的一个领导艺术的核心问题就是：因事制宜，以变应变。这一问题现在已被西方管理学发展为一种学说，称之为“权变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因事制宜就是权变的灵魂。本篇“适变”所论术的正是这一问题。“法宜其事则理，事适其务故有功。”——就是对权变理论的最简明的概括。　　实际上，权变理论无论对国家领导人还是企业管理者，都是一个必须遵循的原则，因为任何组织——国家也好，公司也罢，都是一个开放系统，由于各种因素间相互关系的动态特性，实际上不可能存在某种能适用于任何时候、任何地域的管理方法和模式。因而，管理要随组织所处的内外环境条件和形势的变化而随机应变，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领导和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任何开放系统，因其变量受组织内外环境自变量的制约。因此，作为一个领导者，在任何一个新形势下，他都必须尽量考虑到各种有关的变动因素来选择不同的领导方法，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领导艺术是一种生动活泼、丰富多采的处事技能。不同层次、不同行业的领导者，往往表现出迥然不同的风格和技巧。就是在同一个人身上，由于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其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也必须随之改变。在动态的领导过程中，领导艺术的发挥集中于领导人对情境的控制和影响上，从这个意义上讲，领导艺术就是权变控制的艺术。
正论十六
　　百家争鸣，各有道理，也各有弊端，出发点不同，得出的结论就相异。　　只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得到真实客观的结论。　　【经文】　　[议曰：“反经”、“是非”、“适变”三篇，虽博辩利害，然其弊流遁漫，羡无所归。故作“正论”以质之。]　　【译文】　　[“反经”、“是非”、“适变”三篇论文虽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广泛论证，陈述了各家各派学说的利弊，然而不足之处是对某些问题元暇顾及，有的阐述也比较散漫，使人有无所适从之感。因此作这篇“正论”作为补充，以使论述进一步充实完善。]　　【经文】　　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导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　　[司马谈曰：“《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是非，故长于理人也。”]　　故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也。　　[子夏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太史公曰：“《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虽殊，其合德一也。”晋时王政陵迟，南阳鲁褒著《钱神论》，吴郡蔡洪作《孤愤》。前史以为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之谓也。]　　【译文】　　孔子说：“《礼记》、《诗经》、《乐经》、《尚书》、《周易》和《春秋》这六种文史著作虽然内容不同，但其教育人民、讲求政治的目的却是一致的。《礼》可以用来规范人的行为，《乐》可以培养平和纯洁的心志，《书》用来指导为人处事，《诗》用来表达情意，《易》用来预测神奇的变化，《春秋》用来明辨道义。”　　[司马谈说：“《周易》是阐明天地、阴阳、四时与五行之原理的，所以以变化见长；《礼记》是阐述伦理道德的，所以注重于行为；《尚书》记叙的是尧舜禹三代的事迹，故以政治见长；《诗经》记载山川、溪谷、禽兽、草木、雌雄，故长于风土民情；《乐经》论述音乐，因而以和谐为主题；《春秋》辨正是非，因此以说理明心见长。”]　　所以说，到了一个国家，很容易感觉出这个国家是用什么来教化民众的。　　如果民风纯朴敦厚，这是《诗》教的结果；民众通达事理，有远见卓识，是《书》教的结果；心胸大度，平易善良，是《乐》教的结果；心志纯洁，见识精微，是《易》教的结果；恭敬俭朴，谦逊庄重，是《礼》教的结果；善于言辞，言简义赅，是《春秋》教化的结果。因此，失去《诗》教，人则愚昧；失去《书》教，则多诬陷不实之言；失去《乐》教，浮奢淫逸；失去《易》教，民众则狡猾邪恶；失去《礼》教，社会风气则浮躁不安；失去《春秋》的教导，朝野秩序混乱。民风温和敦厚而不愚昧，这是由于深受《诗经》薰陶教育的结果。　　[子夏说：“不同的声调艺术化之后，就是音乐。盛世的音乐安祥而和乐，由此可以推知这个国家的政治一定非常和祥；乱世的音乐怨恨而愤怒，其政治则乖戾异常；亡国之音悲伦而忧思，这个国家的人民一定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没有比《诗》更切近了。”　　太史公说：“《诗·大雅》说的是王公大人的事情，但其旨意却在于用德性来教化百姓，《诗·小雅》是通过讥刺小我的利弊得失，而使它的内在含义影响上层统治者。它们所说的内容虽然不同，但它们合乎仁德的宗旨却是一致的。”晋时王政衰微，南阳的鲁褒写了《钱神论》，吴郡的蔡洪写了《孤愤》。从前的史书认为‘乱世之音怨而怒，其政乖’，这些著作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经文】　　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也《书》著帝王之道，典谟训诰誓命之文，三千之徒并受其义也]。　　广博易良而不奢，财深于《乐》也。　　［《乐》书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其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心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相通。官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音不乱，则无沾滞之音矣。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臣坏；角乱则忧，其人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音皆乱则诬佚相陵，谓之慢。如此，国灭亡无日矣。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快意，所以动荡血脉，流通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宫动脾而和正圣，商动肺而和正义，角动肝而和正仁，徵动心而和正礼，羽动肾而和正智。故闻宫音者，使人温舒而广大；闻商音者，使人方正而好义；闻角音者，使人恻隐而爱人；闻徵音者，使人乐善而好施；闻羽音者，使人整齐而好礼。夫礼由外入，乐自内出。故圣王使人耳闻《雅》、《颂》之音，目视威仪之礼，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义之道。故君子终日言而邪僻无由入也。”　　班固曰：“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人心，其感人也深。故先王著其教焉。夫人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故纤微憔悴之音作，而民思忧；阐谐慢易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奋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正诚之音作，而民肃静；宽裕顺和之音作，而民慈爱；流僻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乱。先王耻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导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足以感人之善心，而不使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　　《吕氏春秋》曰：“亡国戮人，非无乐也，其乐不乐。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舞也。乱世之乐，有似于此。”范晔曰：“夫钟鼓，非乐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孝之主，而养不可废。夫存器而亡本，乐之失也。调气而和声，乐之盛也。崇养以伤，行孝之累也。行孝以致养，孝之大也。”　　议曰：东方角主仁；南方徵主礼；中央宫主信；西方商主义；北方羽主智。此常理也。今太史公以为：徵动心而和正智，羽动肾而和正礼。则以徵主智，羽主礼，与旧例乖殊。故非未学所能详也。]　　【译文】　　民众如果既通达事理，有远见卓识，诚实正直，这是对《书》教深切领会的结果[《书》阐述帝王的治世之道，其中都典谟、训诰、誓命之类的文章，孔子的三千弟子都很精通其中的教义]。心胸大度、平易善良而不骄奢淫逸，这是对《乐》教领会深刻的结果。　　[《乐经》说：“大凡乐音都是由于人心有所感而发。感情萌动于内心，就表现为声音，声音组成一定的曲调后就是音乐。盛世的音乐安祥而和乐，由此可以推知这个国家的政治一定非常和祥；乱世的音乐怨恨而愤怒，其政治则乖戾异常；亡国之音悲怆而忧思，这个国家的人民一定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音乐往往和政治的兴衰有着很密切的联系。五音中的宫调低沉稳建，就象统领天下的君王；商调比较刚正坚实，就象分管政务的文武百官；角调柔和适中，就象人民大众；徵调细腻轻扬，就象纷繁的事务；羽调轻松高昂，就象宇宙万物。如果这五种音调谐和统一，就没有滞涩杂乱的音调出现。如果宫音散乱，则流于荒漫，说明国君骄纵；商音散乱，则流于邪僻，说明臣子败坏；角音混乱，则流于抑郁，说明民众怨忿；徵音散乱，则流于哀怨，说明人民过分勤苦；羽音散乱，则流于危亡，说明财物匮乏。如果五音全部混乱失调，相互干扰抵触，这叫轻漫，那么国家的灭亡大概就没有几天了。上古圣明的国君提倡音乐的本意，并不是为使自己赏心快意，满足感官的享受，而是希望借此激荡血脉，振奋精神，从而和谐调整人心。五音与人的情性息息相通。宫音与脾与信，宫音与肺与义，角音与肝与仁，徵音与心与礼，羽音与肾与智一一对应，当五音发起时，会与其相应的五脏发生感应，并对信、义、仁、礼、智发生作用，从而对人的思想情绪给予调和与净化。所以听到宫音，会使人心情温柔舒畅，胸襟开阔；听到商音，会使人刚正不阿，向往正义；听到角音，会使人恻隐怜悯，待人温和；听到徵音，会使人乐善好施，宽厚爱人；听到羽音，会使人庄严穆，彬彬有礼。礼是对外在行为的约束，进而深入心里去调和情志；音乐则是由于内心情志的感应，进而向外扩展来影响人的行为举止。所以圣明的君王一定要人耳听雅正和颂赞的音乐，目睹庄严肃穆的礼仪，走路仪表恭敬，言谈不离仁义。所以君子即便整天不停地讲话，然而邪僻不正的思想感情永远没有机会污染他的心灵。”　　班固说：“音乐，是圣人所喜欢的。音乐可以使人心地善良，具有强烈的感人力量，所以古代的帝王都很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人有血气心智的情性，可是哀乐喜怒却没有常规。人受到音乐的感染，心有所动，就要通过情感流露出来。因此，当轻柔伤感的音乐发起时，听众就会悲伤忧愁；当平和舒缓的音乐响起时，听众就会感到安乐康泰；当粗犷猛烈的音乐响时，听众就会有刚强坚毅的反应；当率真坦诚的音乐响起时，听众就会向庄严肃穆；当宽裕祥和的音乐响起时，听众就会显出慈爱的情态；当放纵邪辟的音乐响起时，听众就会受到淫荡骚乱的诱惑。古代的君王为淫荡的音乐而感到耻辱，所以制作了雅正、赞颂的音乐让人听。他们依据人的情性，遵循节律，以礼仪为其内容，注入蓬勃的生气，以伦理纲常的内涵来引导听众，不使阳刚之气任性发泄，不使阴柔之气郁积不散，使阴阳刚柔和畅而交融而后再用中正平和的乐音表现出来。这样，就能感召激发善心，而不使邪淫之情毒化人们的心灵。这就是先王创立音乐的根本出发点。”　　《吕氏春秋》说：“国家灭亡或是行刑杀人，并不是没有音乐，然而这种音乐不会使人快乐。快要淹死的人，可能也会发出笑声；被判罪的人，也可能要唱歌；发狂的人，也会舞蹈。乱世的音乐，和这三种人的歌舞很有点相似之处。”范晔说：“钟鼓不是音乐的本质，但是乐器离不了钟鼓；猪牛羊不是用以表示孝敬的主要东西，然而瞻养双亲却不能没有它们。只看重乐器的重要性而忘记了音乐的根本目的，音乐就失去了意义。用和谐的韵律来协调内心的气质，这才是音乐的盛事。因为崇尚瞻养老人而伤害了双亲，反而是受了不能正确理解孝道的拖累。履行孝道而又能合理抚养老人，这才是最大的孝。”　　东方、角音与仁、南方、徵音与礼，中央、宫音与信，西方、商音与义，北方、羽音与智——各各相应，这是乐理之常识。司马迁却认为徵音与心、智相应，羽音与肾、礼相应。这与旧例不符。这不是未流学者所能参详的。]　　【经文】　　洁净精徵而不贱，则深于《易》也[《易》之精徵，爱恶相攻，远近相取，则不能容人近相害之]。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也。　　[太史公曰：“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人也。人体安驾乘，为之金舆错衡以繁其饰；目好五色，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乐钟磬，为之调谐八音以荡其心；口甘五味，为之庶羞酸咸以致其美；情好珍善，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弦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佚，救其凋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事有适宜，物有节文。周衰，礼废乐坏，大小相逾，管仲之家，遂备三归。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自子夏，门人之高弟也，犹云‘出见纷华盛丽而悦入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未能决’，而况中庸以下，渐渍于失教，被服于成俗乎？孔子必正名，于卫所居不合。　　岂不哀哉！”　　班固曰：“人涵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天禀其性而不节也，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也。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别，为制婚姻之礼；有接长幼之序，为制乡饮之礼；有哀死思远之情，为制丧祭之礼；有尊尊敬上之心，为制朝觐之礼。哀有哭踊之节，乐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诚，邪人足以防其失。　　故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僻之罪多；乡饮之礼废，则长幼之序乱，而争斗之犹烦；丧祭之礼废，则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生者众；朝聘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而侵凌之渐起。故孔子曰：‘安上治人，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　　【译文】　　心志纯洁，见识精微而不邪恶，这是对《周易》深刻领会的结果[《周易》奥妙精微，爱与恶此进彼退，从遥远与近身的天地万物都有所吸取，不让人过于亲近以致互相伤害]。　　恭敬俭朴，谦逊庄重而不浮躁，这是对《礼》教领会深刻的结果。　　[太史公说：“我曾到过秦代掌管礼仪的大行官署，在那里考察了夏、商、周三代礼制的相沿变革，才真正明白了自古以来依据人情制定礼法，必须依照人性规定各种行为规范。人情道理千头万绪，要把这些事情安排好，就需要有规矩贯穿于其中的各个方面，用仁义道德诱导人们上进向善，用刑罚规范约束邪恶行为，由此使德行高尚者地位尊贵，使爵禄厚重者蒙受恩宠。用这些手段来统一天下，治理万民。人们的身体既然喜欢乘坐车马，那就在车身和车辕上涂绘金色纹饰；既然眼睛喜欢缤纷的五色，就在衣服上制作了各种不同的图案和花纹来美化仪容；既然耳朵喜欢美妙动听的声音，就调和金石丝竹来振奋人的精神；口舌喜欢品尝多种美味，就制作了形形色色的美味佳肴；人之常情是都喜欢珍奇美物，于是就打磨圭璧玉器来满足人们好奇的心理。古代贤王祭天所用的大车，只铺一块不收边的席子；上朝的服饰也不过是鹿皮做的王冕，白色质料的衣裳；欣赏音乐，乐器也不过是朱红丝弦和低部有孔的瑟而已；祭祀的祭品，也只是没有调料的肉汤和水酒而已。其用意在于防止淫佚奢侈，补救由于过分奢华而造成的弊病。因此上至朝廷君臣的尊卑贵贱的秩序，下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事事都有分寸，物物都有节制，这就是礼教维系社会秩序的功效。自从周王室衰微之后，礼乐制度都被废弃破坏，君臣上下，无不超越了自身应有的限度。譬如管仲的家，富贵可与诸侯相比，娶了三姓之女。循规蹈矩，坚守止道的人常受欺侮，奢华腐败、僭越礼制的却被认为是显贵荣耀。拿子夏来说，他是孔子最优秀的弟子，尚且还说‘当我在外面看到社会上的繁华瑰丽时，心里很喜欢，可当我回来听了先生的教导，心里也很高兴，这两种不同的感受，常在我心里交战，可又往往无法取舍判断。’子夏尚且如此，何况那些中等品质以卜的人，受不良教化的影响，能不被腐化的社会风气征服吗？孔子说：　　‘必须端正名分。’可是他在卫国与当权者的主张格格不入。岂不令人悲痛！”　　班固说：“人吸收了天地间的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的情感，先天而成的人性不能节制，圣人能找到办法加以节制，可是圣人不能灭绝人性。效法自然规律制定礼乐制度，目的就是为了通神明，立人伦，修正人的情性，节制人事使之恰当适中。人性有男女之情，有生来的妒嫉，因而制定婚姻的礼仪来规范它；有交接之道和长幼之序，因而制订宴饮的礼仪；有哀悼死者、思念远方亲人的人之常情，因而制订丧礼和祭祀；有尊重长者、效忠国君之心，因而制定朝拜觐见的礼制。悲痛时有哭泣顿足的节奏，高兴时有载歌载舞的举动，使雅正之人能名符其实，邪僻之人防止失常。因此说，婚姻的礼法废弃了，夫妇关系就有苦难，犯淫乱罪的人就会增加；宴饮的礼仪废弃了，长幼之序就会混乱，争斗的事件就会频繁；丧礼、祭祀的礼仪废弃了，骨肉之情就会淡薄，不热爱生活的人就会大量出现；朝拜礼聘的规矩废弃了，君臣的地位就会颠倒，犯上作乱的事件就会发生。所以孔子说：‘安定朝纲，治理天下，没有比礼制更好的了；移风易俗，没有比音乐更好的了。所谓以谦恭礼让治理天下，指的就是礼乐啊！’”]　　【经文】　　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也。　　[壶遂曰：“昔孔子何为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余闻之董生曰：‘由周道衰微，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代，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代反之正道，莫近于《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察其所以，皆失其本也。”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保其社稷者，不旷守职，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伏羲至纯厚，作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汉兴以来，至明天子，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独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之耻也；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掌其官，废明圣，罪莫大焉。余所谓述，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译文】　　善于言辞，言简义赅而秩序不乱，这是对《春秋》体会深刻的结果。　　[上大夫壶遂问司马迁：“当初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呢？”　　太史公回答说：“我听董仲舒先生说：‘周朝的王道衰微时，孔子正作鲁国的司寇，想振兴王道。可是诸侯陷害他，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再说也没有用处，自己的主张在当时不会被采纳。于是便把自己的是非褒贬寓于作《春秋》所记的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之中，作为天下的准则。他贬斥僭礼的诸侯，声讨犯上的大夫，只不过是为了实行上道罢了。’孔子说：‘我想与其用空洞的说教去教育别人，还不如记载具体历史事件，因事见义，更为深切显明。’《春秋》一书，上能阐明三王之道，下能分辨人事的伦理纲常，判别嫌疑，明辨是非，论定犹豫难决之事，表彰善良，贬斥邪恶，尊重贤能，蔑视不肖。保存亡国的史迹，接续断绝的世系，弥补残缺，振兴衰废，这些都是王道的要点。拨乱反正，没有比《春秋》更适用的了。在《春秋》中，记载有三十六起弑君事件和五十二起亡国事件，至于诸候流亡国外不能保住社稷的，不计其数。考察其原因，都是因为丧失了礼义为一为君治国的根本。”　　壶遂说：“孔子那个时代，上无贤明的君主，下面的臣子又不被重用，所以才作《春秋》，留下议论，以便判断礼义，作为统一的王法。如今先生上遇贤明的天子，当官任职，上下各得其所，先生还要著书立说，想要阐明什么呢？”　　太史公说：“啊啊！不不！我听父亲说：‘伏羲最为淳厚，他作了《易经》的八卦。尧舜的盛德，记载在《尚书》里，礼乐由此而兴。商汤、周武王功业兴隆，受到诗人的歌颂。《春秋》扬善抑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盛德，褒扬周王室，不仅仅是讽刺而已。’汉朝开国以来，到现在的圣明天子，承受天命，朝野上下充满肃穆清和的气氛，天子的思泽滋润无边，文武百官大力颂扬天子的盛德，总觉得不能表达自己的全部心意。况且天下有贤能的人如果得不到重用，那是国君的耻辱；如果主上圣明而其恩德得不到传扬，则是主管官员的过错。何况我专管史籍，如果不去记载明君的功德，这是莫大的罪过。我只不过是记述历史，并不是什么著作呀，而你却拿它与《春秋》相比，这就不对了。”]　　【经文】　　自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战国纵横，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散乱矣。　　儒家者，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崇师仲尼，此其最高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僻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此僻儒之患也。　　[司马谈曰：“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夫儒者，以‘六艺’为法，经传以千万，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　　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叙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勿能易也。”　　范晔曰：“夫游庠序，服儒衣，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自桓、灵之间，朝纲日陵，国隙屡启，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刚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者，民诵先王之言也，下畏逆顺之势也。至如张温、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俯仰顾盼，则大业移矣，犹鞠躬昏主之下，狼狈折礼之命，散成兵就绳约而无悔心者，斯岂非学者之效乎？故先师褒励学者之功笃矣。”]　　【译文】　　自从孔丘去世后，他的精微要妙的言论就断绝了，孔子的七十位弟子去世后，儒家的要旨就乖乱不堪了。战国时形势纵横交错，造成真伪分争的局面，诸子百家的学说纷然杂乱。　　儒家，大都出自主管教化的司徒之官，辅佐君主，和顺阴阳，昌明教化。　　儒家的信徒在偏读六部经典，注重仁义道德品质的修养之际，师法尧舜，效法文王、武王，尊孔子为宗师，这是儒家的高明之处。然而迷惑的人偏持一端，已经失去了儒学的精妙的精神，不守正统的人又随时代的变迁加以贬低或抬高，从而背离了儒家之道的本旨，也有用儒家学说晔众取宠独树一帜的。　　这都是浅薄的儒士所带来的祸患。　　[司马谈说：“儒家学说广博而缺乏要领，用力虽多而收效甚微，因此它所提倡的难以照办。但是他们制定的君臣父子之间的礼仪，夫妻长幼之间的区别，是不能更改的。儒家把‘六艺’作为准则，《六经》除经文本身外，加上以后的传注和说解文字不下千万，就是祖孙三代世守一经，也无法精通它的学说，一辈子也不能完全通晓它的礼制。所以说儒学‘广博而缺乏要领，用力虽多而收效甚微’。可是分别君臣父子之间的礼数，区别夫妇长幼尊卑的次秩，任哪一家也不能更改。”　　范晔说：“身着儒衣，游学求教，经常谈论的内容不离仁义，先生所传授的，都是圣人的思想。所以人人学习到的是君臣父子的纲常，家家都知道改邪归正的方法。自汉桓帝和汉灵帝以来，朝纲逐渐被破坏，国内的矛盾频频暴发，中等才智以下的人臣，没有不知道国家所以分崩离析之原因的，然而刚正不阿的大臣也只能做到识破心怀不轨的奸贼的阴谋罢了。胸怀大志的英雄豪杰，屈从于卑鄙浅薄之儒生的谬论，而人民只会复述开国之君的教导，身处乡野，只能屈从反动的潮流，苟且偷生。至于张温、皇甫嵩之流，也只是使国家的半壁江山稍有安定，名声却远播四海，俯仰顾盼之间，天下又风云变幻，功业风流云散。即便国家处在这样一种乱世英雄起四方的动荡时局中，全国臣民仍然忠心耿耿地维护着昏君的政体，处境尬尴地奉行君命，收集残兵败将，遵守各路豪杰的讨贼盟约，毫无悔恨，这难道不是儒学的功效在起作用吗？　　由此可见，前辈尊师们鼓舞激励后世学生们的功劳，实在是太忠诚不渝了！”　　【经文】　　道家者，盖出于史官，历纪成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者之术也。合于尧之克让，《易》之谦谦，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乐，兼弃仁义，独任清虚，何以为治？此道家之弊也。　　[司马谈曰：“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徙，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夫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日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因者，君之纲，君臣并至，使自明也。”]　　【译文】　　道家大都是从史官中分离出来的，他们经历、记载了历代的成败、存亡、祸福的经验教训，懂得执政的要点和根本，清静无为，善守本性，坚持卑下柔弱，为的是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他们把这一原则作为君临天下、治国安邦的根本大法。道家的精神与尧的克已谦让、《周易》的谦恭十分吻合，这是道家的长处。等到后世放浪形骸的狂土模仿道家的做法，便抛弃了礼乐制度的束缚，同时抛弃了仁义的原则，说只要清静虚无，就能治理天下。这是道家的流弊。　　[司马谈说：“道家教人、形、精合一，言谈举止都要合乎无形的‘道’，认为物性自足，不必欲求。他们的学说，源本于阴阳四时的秩序，吸取了儒家和墨家的长处，名家和法家的精华，随着时代的推移、人事的变迁来待人处事，这样做则无处不适。道家学说旨趣简明而又易于把握，用力少而收效大。道家宣扬无为，又说无不为，其实际主张是很容易实行的，但是他们所讲的话，一般人却不易理解。他们的学术以虚无为理论基础，以顺应自然为实践原则，既没有一成不变的势态，也没有常居不动的形状，所以能彻底明白万物的实际情况。应付万物，既不抢先，也不居后，所以能够主宰万物。　　法则的有无，顺应时势来确定；制度的兴废，根据事物的变化来决定。所以他们说：‘圣人之所以永垂不朽，是因为能牢牢把握住因时通变这个原则。’虚无是道家的核心，因循是帝王执政的纲领，君臣各尽其才，使他们各自都有自知之明，这才是统治天下的最高艺术。”]　　【经文】　　阴阳家者，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此阴阳之弊也。　　[司马谈曰：“阴阳之术，大详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叙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曰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忌。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之大经，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纪纲。故曰叙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汉书》曰：“天人之际，精祲有以相荡，善恶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象动乎上，阴阳之理，各应其感。阴变则静者动，阳蔽则明者暗，水旱之灾随类而至。故曰日蚀、地震皆阳微阴盛也。臣者，君之阴也；子者，父之阴也；妻者，夫之阴也；夷狄者，中国之阴也。《春秋》日蚀三十六，地震五十二。或夷狄侵中国，或政权在臣下，或妇乘夫，或臣子背君父。事虽不同，其类一也。是以明王即位，正五事。五事：貌、言、视、听、思也。建大中以承天心，则庶征序于下，日月理于上。如人君淫溺后宫，般乐游田，五事失于躬，大中之道不立，则咎征降而六极至。凡灾异之发，各象过失，以类告人。”　　《传》曰：“田猎不宿，饮食不享，出入不节，夺人农时，及有奸谋，则木不曲直。”又曰：“弃法律，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则火不炎上。”　　又曰：“好治宫室，饰台榭，内淫乱，犯亲戚，侮父兄，则稼穑不成。”又曰：“好攻战，轻百姓，饬城郭，侵边城，则金不从革。”又曰：“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　　管辂曰：“贵人有事，其应在天。在天则日月星辰也。兵动人扰，其应在物。在物则山林鸟兽也。”又曰：“夫天虽有大象布不能言，故运星精于上，流神明于下，驱风云以表异，役鸟兽以通灵。表异者必有沉浮之候，通灵者必有宫商之应。是以宋襄失德，六..退飞；伯姬将焚，鸟唱其灾；四国未火，融风已发；赤云夹日，殃在荆楚。此乃上天之所使，自然之明符也。”　　后汉窦武上书曰：“间者有喜禾、芝草、黄龙之瑞见。夫瑞生必于嘉土，福至实由吉人。在德为瑞，无德为灾。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称庆。”又裴楷曰：“按春秋以来及古帝王，未有河清者也。臣以为河者，诸侯位也。　　清者属阳，浊者属阴。河当浊而反清者，阴欲为阳，诸侯欲为帝也。京房《易传》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异，地吐妖，民疠疫，三者并时而有河清，犹春秋麟不当见而见。孔子书以为异也。”　　魏青龙中，张掖郡玄川溢涌宝石负鼎，状麟凤龙马，炳焕成形，时人以为魏端，任令于绰赍以问张臶，臶密谓绰曰：“夫神以知来，不追已往。以祯祥先见，然后废兴从之。汉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废兴祯祥乎？此石当今之变异，而将来之祯祥。”后司马氏果代魏。　　汉武时，巫为上致神君，神君但闻其声，不见其形。荀悦曰：“《易》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各当其理而不相乱，乱则有气变而然。　　若夫大石自立，僵柳复生，此形之异也；男化为女，死而复生，此含气之异也；鬼神仿佛在于人间言语声音，此精神之异也。夫形神之异，各以类感。　　善则生吉，恶则生凶，精气之际，自然之符异也。故逆天之理，则神失其节而妖神妄兴；逆地之理，则形失其节而妖形妄生；逆中和之理，则含气失其节而妖物妄出。此其大旨也。若夫神君之类，精神之异也。”　　《春秋传》曰：“作事不时，怨仇动于人，则有非言之物而言。”当汉武之时，赋敛繁众，人民凋敝，故有无形而言至也。其于《洪范》言僭则生时妖。此盖怨仇而生妖之类也。故通于道，言正身，则精神万物形气各返其本也。”　　后汉陈蕃上书曰：“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数十年间无复灾眚者，天所弃也。天之于汉，悢悢无已，故殷勤于变，以悟陛下除妖去嬖，实在修德。　　故《周书》曰：‘天子见怪则修德，诸侯见怪则修政，大夫见怪则修职，士庶见怪则修身。’神不能伤道，妖不能害德。”　　《汉书》曰：“夫动人以行不以言，应天以实不以文。此天人之大略也。”]　　【译文】　　阴阳家大多是从负责天文历法的官吏中分离出来的。他们尊重上天，推算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勤勉地通告关系到农业生产的四时节令。这是阴阳家的长处。到后来法古不化的人，则受制于诸多忌讳，只注意阴阳卜卦、鬼神仙道之类的术数，舍弃人事而信仰鬼神。这是阴阳家的流弊。　　[司马谈说：“阴阳家的方术，博大详尽，忌讳太多，使人受到许多约束，总是怕这怕那。但他们主张顺应一年四季的节令从事农作，却是不能不遵守的。阴阳家对于冬夏四季、八卦方位、十二星次、二十四节气都有明确的界定与忌讳。告诉人们如果顺从这些规范，就会昌盛得福，否则就会灭亡。其实未必完全是这样。所以说阴阳家‘使人拘而多忌’。可是阴阳家所说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大自然运行的规律，如果不遵守，那么天下的一切事物就都没有头绪了，所以说它所规定的‘叙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汉书》说：“天和人之间，如果两者的精气互相抵触，就要彼此发生震荡，善与恶之间互相斗争，彼此也会发生推动作用。事情出现在人间，征兆就会在星空显示出来。所以阴阳之理，就在于各自都有感应。阴气发动，寂静的就会运动，阳气会被掩盖，明亮的东西就会变暗，这时水旱之灾就会降临。所以说，日蚀、地震都是阴盛阳衰的表现。对于君王来说，臣是阴，同理，儿是父之阴、妻是夫之阴，夷狄是中国之阴。据《春秋》所载，日蚀有三十六次，地震五十二次。当时有的应验到了夷狄侵入中原，或者政权不在国君手中，或者妻子临驾于丈夫之上，或者大臣背叛国君、儿子背叛父亲。　　事情虽然不同，性质却是一样的。因此贤明的国王一旦继位，首先要修正五事：貌、言、视、听、思。建立至大的社稷祭坛，上秉天心，下序民风，使阴阳之理照耀四方。假如人君淫溺于后宫，歌舞娱心，游宴打猎，不亲自端正这五事，就会错失于躬身亲王，大中之道不确立，那么灾难的征兆就会降临，六种极大的不幸就会到来。凡是灾祸的发生，各种怪异的、象征人事过失的现象就会发生，用来警告世人。”　　《左传》说：“夜间打猎，饮食不祭祀，出入不遵循礼节，夺人农时，或者朝中出现了奸臣，国内有了阴谋，树木也要出现该直不直、该曲不曲的现象。”又说：“废弃法规，驰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有了这各种不正常的事情，那么火焰都不会向上燃烧。”又说“大兴土木，建造宫室楼台，宫中淫秽污乱，侵犯皇亲国戚，侮辱父兄，那么农业生产就不会取得成功。”　　又说：“一个国家如果好战，不把老百姓的甘苦放在心上，修建城郭，侵略睦邻国家，那么刀枪之类的武器连兽皮都割不破。”又说：“简化宗庙的规格，不设置祈祷上天的祠堂，废除祭祀，不顺天时，那么连水都不会向下渗透。”　　管辂说：“高贵的人有什么事情都会在天象上有所应验。在天上是指日月星辰。如果有战争发生，或者人为的骚乱，就会在物事上有所应验。在物是指山林鸟鲁之类。”又说：“上天如有重大的异象但不能说出来，只能把其精气表现在星体上，或者流泄神明在鸟兽物事上，驱动风云来显示异象，役使鸟兽来宣告神奇。显示异象时一定会有或沉或浮的征状，宣告神奇时一定会有声音的响动。因此，当宋襄公失德的时候，就有六只鹢鸟从国都上空倒退着飞过；伯姬将要自焚的时候，会有鸟来歌唱她的灾难；四国还没有发生火灾，火神祝融已经刮起了大风；红云夹拥着太阳，灾难就在楚国降临。　　这是天人感应的明证。”　　后汉窦武上书说：“近来，有嘉禾、芝草、黄龙的祥端征兆出现。祥瑞的出现一般来说总是发生在美好的土地上，福运的降临实质上是由于吉祥之人的出世。有德才有端，无德则有灾。陛下的行为，不合乎天意，所以不应当作喜庆祝贺。”裴楷说：“自从春秋战国以来以及古代帝王时代，黄河从来没有清澈过。臣以为黄河是象征诸侯的权位的，清属阳，浊属阴。黄河本应混浊，现在反而变清了，这说阴性的东西渴望变成阳性的东西，也就是说诸侯想称帝。”京房所写的《易传》说：“‘河水清，天下平。’如今上天垂示异象，国内妖气叠出，民间瘟疫流行，三者同时出现而黄河却变清，这就好比春秋时麟本不该出现却出现了。孔子记载了这件事，认为这是反常的表现。”　　魏国青龙年间（公元233 年），张掖郡的玄川涌出一块背着鼎的宝石， 形状象麟象凤象龙又象马，用火一照就各各显现原形。当时人们认为这是魏国的祥瑞之兆，于是命令于绰，携带着财宝去请教隐士张臶，张偷偷告诉于绰：“神明只预言未来，而不追述以往。先用祯祥之兆预告未来，然后兴盛还是衰落才会随之而来。汉朝灭亡已久，曹魏已得天下，还追述什么兴废之兆呢？这块宝石今天的变异，只是将来之吉祥的征兆。”后来司马氏果然取代了曹魏政权。　　汉武帝时，巫为皇帝召来了神君，可是只能听到神君说话的声音而看不见它的形体。荀悦对此解释说：“《周易》认为有天道、地道和人道。三道各有其规则，不能混乱。乱就会有精气变幻。比如巨石自己立起来，死去的柳树复活，这是有形之物的变异；男化为女，死而复生，这是人的变异；鬼神仿佛在人间说话，这是精神的变异。形体和精神的变异，各以其类互相感应。善就生吉祥，恶就生凶厄，精灵与人之间，自然的精灵会与之感应而发生变异。因此，假如违逆了天理，神灵就会失去调节，妖精就会作乱；违逆了地理，形体失去调节，妖怪就会出现；违逆了阴阳中和的人理，人体内的神气失去调节，妖物就会出现。这就是《周易》的主要意旨。象神君之类的现象，就是精神的变异。”　　《春秋》说：“办事不合时宜，人就会有怨恨，那么本来不会说话的物体就会说话。”汉武帝时，赋税繁重，人民生活困苦，所以出现无形之物说话的现象。在《洪范》中也有因犯上作乱就产生妖异的记载。这都是怨恨会生妖的证明。所以通大道，言正身正，精神形气就会各归本体。后汉陈著上书说：“春秋末期，周王朝衰微，而数十年间没有出现过灾害，那是因为周室已被上天抛弃的缘故。而上天对于汉朝眷念不忘，不停地降灾，这是为了提醒陛下除灭妖孽，摒弃邪嬖，实实在在地修身立德啊。所以《周书》上说：　　‘天子看见怪异就去修德，诸侯看见怪异就去修政，大夫看见怪异就去修职，士人百姓看见怪异就去修身。’神灵不能伤害道，妖孽不能伤害德。”　　《汉书》说：“感动人的是行动而不是言辞，顺应天的是事实而不是文彩。”这都是对天人感应之道理的简略说明。]　　【经文】　　法家者，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亡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贱至亲，伤恩薄厚，此法家之弊也。　　[司马谈曰：“法家严而少恩；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夫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使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严而少恩’。至于尊主卑臣，明职分不相逾越，虽百家不能改也。”]　　【译文】　　法家大多出身于管理刑法的官员。他们讲信用，赏罚分明，用此辅助礼制来治理天下。这是法家的长处。到了后来，苛刻狠毒的人实行法治，就不讲教育，抛开仁爱，只用刑法了，而且为了达到大治，一味迷信刑法，甚至于残害亲人，把厚恩变为薄情。这是法家的流弊。　　[司马谈说：“法家严酷而无情，刻薄而寡恩，然而他们端正君臣、上下之分，却很清楚，这一点是不能改变的。法家不分关系的亲疏，也不管地位的尊卑，一律绳之以法，这样就把爱亲属、尊师长的恩谊伦理断绝了。这只可以作为临时措施，决不可以长期实行。因此说法家‘严而少恩’。至于法家主张主尊贵、臣卑贱，划清职责权限，谁也不准超越，这是各家学说都不能改变的。”]　　【经文】　　名家者，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此其所长也。及缴者为之，则苟钩■析乱而已，此名家之弊也。　　[司马谈曰：“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夫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　　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译文】　　名家大多出身于掌管礼仪的官员。古人身分地位不同，礼仪也不同。孔子说：“一定要正名呀！”正名分是名家的长处。到后来吹毛求疵的人利用它来治理天下，就只辨析名分的细节而不注重实际情况，把名分搞得支离破碎。这就是名家的流弊。　　[司马谈说：“名家使人俭约，可是失去了真实性，但是它循名责实，却是不能不注意研究的。名家过于明察，纠缠不清，使人不能推求它的真意，专注于名词概念的推理，反而失去了易于把握的常情，所以说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至于名家循名责实，综合考察事物的本质这一点，倒是不可不予以认真考虑的。”]　　【经文】　　墨家者，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右，信也]；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言无吉凶之命，但有贤、不肖、善恶也]；以孝示天下，是以上同[言皆同于治也]。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此墨家之弊也。　　[司马谈曰：“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关墨者亦上论尧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斫。饭土簋，啜土刑，粝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人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同，故曰‘俭而难遵’也。要曰：强本节用，则家给人足之道。此墨家之所长，虽百家莫能废也。”　　汉武帝问董仲舒策曰：“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及至周室，设两观，乘大辂，八佾陈于庭而颂声兴。夫帝王之道，岂异旨哉？”对曰：“制度文采玄黄之，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然则宫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孔子曰：　　‘奢则不逊，俭则固。’俭非圣人之中制，故曰奢不俭上，俭不逼下，此王道也。”]　　【译文】　　墨家大多出身于掌管宗庙之官。他们住的是柞木椽子搭的茅草屋，以节俭为贵；赡养有德、能帅众、好为善和有社会经验的老人，以兼爱为荣；选拔贤士举行大射典礼，提倡尊重人才；宗庙祭祀敬重父辈，崇信鬼神；顺从四时行事，因此不相信天命[是指不相信有吉凶的天命，但相信贤愚、善恶]；用孝敬来明示天下，所以崇尚行为统一。这些都是墨家的长处。后来的愚人实行墨家的主张，只看俭约的好处，于是否定礼制，只知推崇兼爱，而不分别亲近与疏远。这是墨家的流弊。　　[司马谈说：“墨家过于俭约，难以遵守，因此他们所提倡的无法完全实行，但是他们务实节用的宗旨，是不可以废弃的。墨家也崇尚尧舜，引述尧舜的德行说：‘他们住在三尺高的堂室里，土打的台阶不过三级，茅草屋顶不修剪，柞木屋椽不雕饰。吃饭用陶簋，饮水用瓦盆，饭用粗米做，汤用豆叶熬。夏天穿葛衣，冬天穿鹿皮。’他们埋葬死者，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哭丧也不悲哀。他们教育人民要以此标准举行丧礼。若使天下都象这样，尊卑就没有分别了。世道不同，时代变化，事业自然也就不同，所以说墨家‘俭而难遵’。总之，墨家主张强本节用，则是兴家富民的好办法。这是墨家的长处，任何学派都不能废弃的。”　　汉武帝问董仲舒：“提倡俭约的人是不会去制作玄黄色旌旗的。到了周代，设立两观，乘高大的辂车，把八佾陈列于朝廷并使颂声兴起。帝王的朝政，难道意旨各不相同吗？”董仲舒回答说：“制度文采、玄黄大旗，这些仪仗都是用来区别尊卑、贵贱，从而勉励有德行之人的。所以春秋以来受天命而称帝的，首先需要制定的政策是：更改历法，确定每年起始的第一个月，变易服装的颜色，其目的是顺应天道。然而有关官室建造、旌旗制作的规定，是有一定之规的。孔子说：‘奢侈就不会谦逊，勤俭才会巩固。’俭约并不是圣人所推崇的最适中的政制，所以说奢侈而不使君上俭约，俭约也不强求下面的人执行，这就是王道。”]　　【经文】　　纵横家者，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使乎，使乎！”言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作谖而弃其信。此纵横之弊也。　　[荀悦曰：“世有三游，德之贼也。一曰游侠，二曰游说，三曰游行。夫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饰辩辞，设作谋，驰逐于天下，以要时世者，谓之游说；色取人，合时好，连党类，立虚誉，以为权利者，谓之游行；此之三者，乱之所由生，伤道害德，败法惑世，先王之所慎也。凡三游之作，主于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无正；制度不立，纲纪弛废；以毁誉为荣辱，不核其真；以爱憎为利害，不论其实；言论者，计厚薄而吐辞；选举者，度亲疏而下笔。然则利不可以义求，害不可以道避。是以君子犯礼，小人犯法，饰华废实，竞取时利，薄骨肉之恩，笃僚友之厚，忘修身之道，而求众人之誉，苞苴盈于门庭，聘问交于道路，于是流俗成而正道坏矣。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受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以正行之者，谓之武义。其失之甚者，至于为盗贼矣。游说之本生于是非，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则专对解结，辞之绎矣，民之莫矣。以正行之者，谓之辨智。其失之甚者，至于诈矣。游行之本生于道德仁义，泛爱容众，以文会友，和而不同，进德及时以立功业于世。以正行之者，谓之君子。其失之甚者，至于因事害私为奸宄矣。甚相殊远，岂不哀哉？故大道之行，则三游废矣。”]　　【译文】　　纵横家大多是从接待宾客、出使外交一类的官员中分离出来的。孔子说：　　“使者啊，使者啊！这是一份难做的差事啊。”意思是说应当因事制宜，权衡处理，因为在接受使命时，不可能也无法教给你全部外交辞令。这是纵横家的长处。后来心术不正的人搞外交，开始崇尚欺诈，不讲信义。这是纵横家的流弊。　　盟担骸笆郎嫌小巍嵌际堑赖碌牡猎簟Ｒ皇怯蜗溃皇怯?　　说，一是游行。游侠善于制造一种气势，作威作福，结成私党，在社会上逞强逞霸；善于游说的人讲求谋略，能言善辩，阴险奸诈，他们驰骋天下，以便得到民众的赞赏；爱搞游行的人善于以队伍的阵容博取民众的信任，迎合时尚所好，连络同党，树立虚假的声势，目的是为了获得某一方面的权利。　　这三类人，都是使天下产生不稳定的祸根，他们伤害国家大政，危害道德文明，败坏法律，蛊惑人心，古代的明君就特别警惕这三种人。‘三游’之风是在末世之际形成的，周、秦二代末年，‘三游’特别盛行。在上的君主不贤明，在下的大臣不正道；制度不建全，政策法令松弛荒废；以是否受到诽傍或赞誉作为荣辱的标准，而不考查其真实情况；以亲爱和憎恶作为有利还是有害的根据，从来不管其实际内容；发表意见时首先在心中盘算一下利大利小才讲话；选择画圈的时候，首先考虑与自己的关系亲疏远近才下笔。然而世界上的利益是不能用仁义来求取的，危害也不是能用道德来逃避的，因此正人君子便开始触犯礼义，小人触犯刑法，世人普遍的追求表面的荣华而抛弃真实的内容，竟相谋取私利，骨肉之间的恩情开始淡薄。相反，人们重视的是同事和朋友之间的情谊，修身养性之道被忘得一干二净，一心一意只想博得世人的一声叫好。有权势的人家，送礼行贿的人门庭若市，人们公开在大街上招聘、咨询——由于上述种种社会风气的形成，结果导致了正直高尚的政治、道德被破坏。　　“游侠源于武勇刚强的斗士阶层，他们不愿意拒绝有求于他们的人苦苦的要求，对于自己讲过的话铭记心中，一旦接受了人家的请求，舍上性命也要帮助他人排忧解难，或者接济与之同一类型的人。游侠如果能行正道，就可以称之为义侠；如果走上邪路，那就是变成黑社会的盗贼了。游说本来源于明辨是非，出使四方各国，陈述天下大义或国家大事，以便完成国君交给的任务。代表国家进行国际性活动，可以达到安定、有利于祖国的政治目的。　　游说主要是为解决国际纠纷，以达到相互谅解，消除人民的困惑。如果正确地行使这一职责，那么就是一种智慧与口才的较量；一旦运用得太过分了，就会变成欺骗和讹诈。最初，游行的出发点是为追求仁义道德，实践泛爱思想，广交天下朋友。以文会友，相互宽容，求同存异，以便加强自身修养，顺应时代的要求，为国为民建功立业。如果用正当的方式去做，那就是正人君子；一旦走上了邪路，就会成为损害他人的行为，甚而成为犯上作乱之徒。　　一正一邪，相差如此之大，这不是很可悲的吗？所以说，只要最清明的治国之道得以推行，‘三游’就会自然被淘汰。”]　　【经文】　　杂家者，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理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此杂家之弊也。　　【译文】　　杂家大多出身于议事之官。杂家兼容儒家和墨家思想，揉合名家和法家的主张。他们明白治理国家，实现太平盛世，必须融汇贯通诸子百家的学说。　　这是杂家的长处。后来学识浅薄的人搞起杂家来，就恣意放纵，务求广博，没有中心，使人抓不住要害。这是杂家的流弊。　　【经文】　　农家者，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孔子曰：“所重人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则欲君臣之并耕，悖于上下之序，农家之弊也。　　[班固曰：“司马迁《史记》，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利势而羞贫贱。此其所弊也。　　然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世谓之实录。”]　　【译文】　　农家大多出身于主管农业的官员。他们种植农作物，鼓励耕种和养蚕，以达到人民丰衣足食的目的。孔子说：“最为重要的是：人民和粮食。”这是农家的长处。后来见识浅薄的人，主张让国王和大臣也去耕种，这就违背了君臣上下的关系。这是农家的流弊。　　[班固说：“司马迁的《史记》，评论是非，很多观点与圣人不同。论述最高的政治原则，首先推崇道家的黄老学说，其次才是六经；讲述游侠的事迹，则贬低隐士，抬高奸雄；叙述财政经济，则尊崇财富的权势，以贫贱为羞耻。这些都是《史记》的不足之处。但《史记》擅长叙述事理的原委，明辨而不华美，质朴而不俗气，他秉笔直书，记述的历史事件真实完备，不做虚假的赞美，不掩饰丑恶的东西，所以后世称赞《史记》为真实的历史记录。”]　　【经文】　　文子曰：“圣人之从事也，所由异路而同归。秦楚燕魏之歌，异转而皆乐；九夷八狄之哭，异声而皆哀。夫歌者，乐之微也；哭者，哀之效也。愔愔于中而应于外，故在所以感之矣。”　　论曰：范晔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略归乎宁固根柢，革易时弊也。而遭运无恒，意见偏杂，故是非之论，纷然乖当。”　　尝试论之：夫世非骨庭，人乖■饮，理迹万肇，情故萌生。虽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变；山川之奥，未足况其纡险，则应俗适事，难以常条。何以言之？若夫玄圣御代，则大同极轨，施舍之道，宜无殊典。而损益迭运，文朴递行，用明居晦，回遹于曩时，兴戈陈俎，参差于上世。及至戴黄屋，眼絺衣，丰薄不齐，而致治则一。亦有宥公族，黥国仇，宽躁已隔，而防非必同。　　此其分波而共源，百虑而一致者也。若乃偏情矫用，则枉直必过。故葛屦履霜，弊由崇俭，楚楚衣裳，戒在穷奢。疏禁厚下，以尾大陵弱；敛威峻法，以苛薄分崩。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国风；周秦末轨，所以彰于微灭。故用舍之端，兴败资焉。　　是以繁简唯时，宽猛相济，刑书镌鼎，事有可详，三章在令，取贵能约。　　大叔致猛政之褒，国子流遗爱之涕。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阳修画一之法。斯实驰张之弘致，庶可以征其统乎？　　【译文】　　文子说：“圣人做事，殊途同归。秦楚燕魏的歌曲，虽然曲调不同但都表达了欢乐之情；各少数民族的哭声，虽然哭声不同却都是悲伤的表现。因此说，歌声是快乐的表现；哭泣是悲伤的结果。内心和悦闲适，外表就必然要流露出来，凡有流露，就会使其他人也受到感染而一起快乐。”　　范晔说：“诸子百家关于政治的学说，是很高尚的啊！其要点是从根本上巩固政治制度，革除弊端，顺应时代的变化。然而国家命运和政治形势不是一成不变的，因而导致各种意见偏颇庞杂，所以对任何事情的是非评论，都会议论纷纷，互相矛盾。”　　对此可以再作一些评论：现在的时代已经不是远古的赫胥氏、大庭氏的那个含哺而嬉、鼓服而游的时代了，人们的欲求也不是易于满足的时代了。　　世界上的道理千头万绪，人们千奇百怪的欲望和情感也在不断地萌生。即便有应付一切事物的智慧，也不可能去穷尽这世道人心的变迁；就是高山大川的险峻幽深，也无法用之比喻人心之难测。那么，顺应时尚和世事之推移变化，就不能用常规的办法解决了。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假如由大圣人来治理天下，那么所要达到的天下大同和最高典规，以及为普天下的老百姓谋幸福的政策措施，其政治制度也不应该有什么不同。然而法规、制度的增补或废除或交替使用，文明和朴素的交替施行，或者是发扬光明，或者是保守传统，也只能在过去的范围内转来转去。兴兵打仗与和平交往，也只是与上一代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就是坐在帝王的宝座上，摆出皇帝的仪仗，穿上天子的服装，虽然厚薄华美不同，但把国家治理好的宗旨却是一致的。或者有时为了政治的需要，给达官贵人平反昭雪，对乱臣贼党施以刑罚，虽然宽松的程度有区别，但是防犯为非作歹的目的必然是相同的。这就是说，不同时代的政治制度，形式虽然相异，本质却是相同的；思维方式虽然千差万别，但目标却是一致的。至于假如故意矫情用事，就会出现矫枉过正的弊端。比方说吧，穿着凉鞋过冬，就犯了过分俭朴的毛病；天天都要衣冠楚楚，就应当反对穷奢极侈；禁令不严，对下属过于宽容，就容易出现尾大不掉、欺凌弱小的情况；权力过于集中，刑法过于严酷，又容易导致分崩离析的局面。在曹魏时期，文人写诗撰文，极尽讥刺之能事，就可以明白那个时期的国家风气；周王朝末期和秦朝末年的政治衰败，在许多细小的事情上就已经表现出来了。所以采用或是舍弃什么样的制度，实在是决定一个国家的兴盛还是衰败的先决条件啊！　　由此看来，政策法规繁杂还是简约，要根据时代的要求决定，宽松的政策与刚猛的政策要相互补充。刑书铸刻在鼎上，固然详细，然而约法三章，其可贵之处就在于简明有效。大叔因为使用了强硬的政治想来改变国家的衰败局面，结果王室的皇子皇孙只有哀悼的眼泪了。春秋时晋国的赵盾一上台就改变他父亲赵衰平和的政策，而平阳侯曹参代萧何为相后，却一仍其旧，对萧何当相国时的法令一字不动。这些都是弛张宽猛之政治的极端例子，难道可以强求它们都整齐划一吗？　　【经文】　　数子之言，当世失得，皆悉究矣。然多谬通方之训，好申一隅之说。贵清净者，以席上为腐议；束名实者，以柱下为诞辞。或推前王之风，可行于当年，有引救弊之规，宜流于长世。稽之笃论，将为弊矣。由此言之，故知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不失其时，其道光明。非至精者，孰能通于变哉？　　【译文】　　诸子百家的学说，论述的都是当世政治的功过得失，我们已经都认真详细地加以研究过了。然而世人对为政之道大多存在误解，只偏好于某一种学说。尊崇清净无为学说的道家，视懦家学说为迂腐；拘泥名实的名家，却认为道家学说荒诞；有的人推崇古代的王者之风，认为现在依然可以实行；有的人征引切时救弊的成规，认为应当流传于后世。其实如果认真考究，这些认识都各有各的弊病。由此可见，有法与无法，应当根据时代的不同加以讨论，时代结束了，实用于那个时代的政治方针也就失去了效用；时代向前发展了，政治制度也要随时代而发展。只要行动不错过时机，前途必然光明。　　不具有聪明智慧的人，谁能够通晓权变的奥妙呢？
霸图十七
　　由友及朋，由朋及党，由党及群，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滚雪球般越来越多，以自己为中心的势力范围逐渐扩大、蔓延，最终如火如荼，发展成不可遏止的局面。有朝一日，时机成熟，揭竿而起，天下响应，夺取政权便如探囊取物一样了。这就是古代帝王夺取天下的必由之路。　　【经文】　　臣闻周有天下，其理三百余年。成康之隆也，刑措四十余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余年。[太公说文王曰：“虽屈于一人之下，则申于万人之上，唯贤人而后能为之。”于是文王所就而见者六人，求而见者十人，所呼而友者千人，友之友谓之朋，朋之朋谓之党，党之党谓之群，以此友天下贤人者二，人而归之，故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之谓也。]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兴利除害，诛暴禁邪，匡正海内，以尊天子。五伯既没，贤圣莫续，天子孤弱，号令不行，诸候恣行，强凌弱，众暴寡。[吴王问伍胥曰：“伐楚如何？”对曰：“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若为三师以肄之，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即归，彼归即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疲之，多方以误之。既疲，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阖闾从之。楚于是乎始病。　　越王勾践问于大夫种曰：“伐吴如何？”对曰：“伐吴有七术，其略云尊天事鬼，以空其邪；遗之好美，以荣其志；遗之巧工，使起宫室，以尽其财；遗之谀臣，使之易伐；强其谏臣，使之自杀；坚甲利兵，以承其弊。越王于是饰美女西施，献之吴王。吴王悦之。子胥谏，不受。吴王诛子胥。越又为荣盾，镂以黄金献之吴王。吴王受之，而起姑苏之台，五年乃成，百姓道死。　　越又蒸粟种遗吴王，吴王付人种之，不生，吴大饥。齐桓公欲弱楚，乃铸钱市生鹿于楚。楚闻之，喜，废耕而猎鹿，桓公藏粟五倍。楚足钱而乏粟。桓公乃闭关，楚降者十四五。及柯之盟，桓公欲倍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故其称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郑桓公欲袭郐，先问郐之豪杰、良臣、辩士，书其名姓，择郐之良田贻之，为官爵之名而书之，因为疆场郭门之外而埋之以鸡狐之血。郐君以为内难也，尽杀之。桓公因袭郐。此皆诸候恣行，天子之令不行也。]田常篡齐，六卿分晋，并为战国。此人之始苦也。[齐侯与晏子坐于露寝，公叹曰：“美哉！兹室其谁有此乎！”　　晏子曰：“如君之言，其陈氏乎？陈氏虽无大德，而有施于人，豆区釜钟之数，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人也厚。公厚敛焉，陈氏厚施焉，人归之矣。诗云：‘虽无德与汝，式歌且舞。’陈氏之施，人歌舞之矣。后世若少堕，陈氏而不亡，则国其国也已。”后果篡齐。智伯从韩魏之君伐赵，韩魏阴谋叛。　　智果曰：“二王殆将有变，不如杀之；不杀，则遂亲之。”智伯曰：“亲之奈何？”智果曰：“魏宣子之谋臣赵葭，韩康子之谋臣段规，是皆能移其君之计。君与二君约破赵，则封二子万家之县各一。如是，则二主之心可以无变。”智伯不从。韩魏果反，杀智伯。]于是强国务功，弱国务守，合纵连横，弛车毂击，介胄生虮虱，人无所告诉。　　【译文】　　我听说周朝拥有天下太平元事的时间有三百多年，成康兴盛之际，刑罚搁置四十多年不被使用，及其衰落，也是三百多年。[姜太公对周文王说：“仅屈居于一人之下，然而却高居于万人之上，只有贤能之士能做到。”于是周文王礼贤下士亲近并见到的有六人，经过寻找后见到的有十人，一经呼唤即成为朋友的有上千人。由友及朋，由朋及党，由党及群，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象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用这种办法来接交天下贤能之人有三分之二。人民也都归顺他。所以说：“周文王得了天下的三分之二，仍然向商纣称臣。”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五霸相继兴起。这些霸主常常辅佐天子，兴利除害，诛除暴虐，禁止邪恶之事，扶正天下，使天子得到万人景仰。五霸死后，圣贤之人没有继续出现，天子于是孤弱起来。号令不被施行，诸侯恣意罔行，以强凌弱，以众欺寡。[吴王问伍子胥：“你认为攻打楚国会怎么样？”伍子胥回答说：“楚国执掌大权的人很多，但却不团结，没有一个能在忧患时担当大任的。如果派三支军队骚扰楚军，一军到，楚军必定会全部出动。彼出动，我撤退，彼撤退，我出动，这样楚军一定疲败不堪。多次骚拢楚军，再多方面对它进行误导。等到疲乏之后，再以三军来攻打它。这样必定能大败。”　　吴王阖闾听从了伍子胥的建议。楚军因此开始衰败。越王勾践问大夫文种：　　“你以为攻打吴国怎么样？”文种回答：“攻打吴国有七种方法，策略是这样的：尊天命，事鬼神，控制邪异之说；赠送贵重的东西，取悦吴王的心，使其妄自尊大；赠送能工巧匠，建造华美浩大的宫室，使吴国财物困乏；赠送阿谀奉承的奸臣，向吴王献媚，使吴王狂妄自大；怂恿进谏的大臣向吴王进言，使吴国内部自相残杀；乘吴国衰弱之时，用精锐的部队攻打。”鉴于此，越王勾践把美女西施进献吴王，吴王很高兴。伍子胥进谏阻止，吴王不听，反而杀了伍子胥。越国又把雕刻着黄金的精美栏杆进献给吴王，吴王开始建筑姑苏台，花了五年时间才建成，老百姓尸横遍野。越国又蒸粟米种送给吴国。吴国发给老百姓播种，结果颗粒不生，于是全国发生大饥荒。齐桓公想要削弱楚国的势力，就铸造大量的钱币从楚国高价收买大量的活鹿。楚人闻说鹿贵，大喜，纷纷弃农猎鹿。齐桓公储藏粮食是平常的五倍。楚国人虽然钱多，却没有粮食，齐桓公封闭关门，楚国降齐国的人有十分之四五。　　及至在柯地会盟，齐桓公想要背弃信义，不归还鲁国侵地，管仲劝说桓公，不背曹沫之约，树立齐国的威望。各个诸侯国果然由此归顺齐国，所以说：　　知道给予，是获取政权的法宝。郑桓公想要偷袭郐国，先打听郐国豪杰、良臣、善辩之士的姓名，然后挑选郐国的良田赐给他们，继而封以高官显爵，并把这些封赐书写在册籍上，埋在城门外的战场上，用鸡狐之血来祭祀。郐国国君认为国内发生内讧，把这些豪杰，良臣、辩士全都诛戳了。郑桓公于是偷袭郐国。以上这些都是诸侯恣意罔行，天子的号令不被施行的例子。]　　田常篡夺齐国的大权，范、中行、知、赵、魏、韩把持晋国朝政，后来，范、中行、知三家败亡，赵、魏、韩三家分晋，成为战国时的诸候国。从此之后，百姓开始遭难。[齐桓公与晏子坐在大堂之上。齐桓公感叹道：“真美呀，象这样的宫室还有谁会拥有呢！”晏子说：“你所说的话，是与陈氏相比吗？　　陈氏虽然没有大的功德，却有恩惠于别人，官爵奉禄这些东西，他从你这儿索取的少，施与别人的却很多。你厚征暴敛，陈氏优厚施与，所以人民都归顺他。《诗经》说：‘虽无德与汝，式歌且舞。’陈氏施恩的行为，必定得到人民的赞扬。你的后代如果稍微一怠惰衰落，陈氏那时还健在，那么齐国将成为陈氏的了。”后来陈氏果然篡夺齐国大权。智伯令韩、魏的君主跟随自己攻打赵国，韩魏两国阴谋造反。智果对智伯说：“韩、魏二王大概要反叛，不如杀掉他们，不然就亲近他们。”智伯说：“亲近他们该怎么办？”　　智果说：“魏宣子的谋臣赵葭，韩康子的谋臣段规，都是能劝说其君主改变计策的人，你与这两个人约定一同攻打赵国，然后再分封这两个人万户之县各一。如果这样，韩魏二王就不会背叛。”智伯不听智果的计策。后来韩魏两家果然造反，杀了智伯。]当此之际，强国致力攻打弱国，弱国忙于严守。　　合纵连衡，战火四起，士兵的铠甲头盔长满了虱子，百姓的冤苦无处诉说。　　【按语】　　身为一方霸主，欲称霸天下，节制诸候，除了要靠军事实力以外，更要修行仁德，讲求信义。齐桓公接受管仲的建议，不背曹沫之约就是很好的例子。　　齐桓公归国即位后，想要成就霸业，于是任用管仲、鲍叔、隰朋等贤人治理国家加强军事实力。齐国逐渐强大，开始吞并邻国。齐桓公五年，桓公派兵攻打鲁国。鲁国此时正是庄公在位。庄公派自己的大将曹沫与齐国交战，结果连连失利。庄公害怕了，请求割地求和，桓公同意了，于是双方会盟柯地。齐桓公与鲁庄公坐在盟坛上谈判，曹沫突然拿着匕首劫持齐桓公。齐桓公的左右一时都愣住了不敢轻举妄动，同曹沫：“你想要干什么！”曹沫回答：“齐国强大，鲁国弱小，你们以大欺小强占我们鲁国土地，太过分了！”　　齐桓公君臣见状于是答应全部归还鲁国侵地。曹沫于是放下匕首，走下盟坛，归到臣子的位置上，神色不变。齐桓公大怒，想要毁约，管仲劝他说：“如果因为贪图小利而失信于天下诸候，我们就会处于被动，孤助无援，不如归还侵地，以此来取信天下诸侯，树立我们齐国的信誉。”齐桓公听从了管仲的劝告，把战胜得到的土地都归还鲁国。齐国因此威望大增，各诸候国也都想归附齐国。　　齐桓公因为遵守信誉，肯于放弃小利，顾全大体，得到各诸候的信任，最终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所以说不论是国家、公司还是个人，要想成就事业，除了靠实力之外，还要讲求信誉，以信取人，不要顾小利忘大局。　　【经文】　　及至秦蚕食天下，并吞战国，一海内之政，坏诸侯之城，法严政峻，谄谀者众。使蒙恬将兵北攻胡，尉佗将卒以戍粤，宿兵无用之地，人不聊生。　　始皇崩，天下大叛，陈胜、吴广举于陈[陈涉、吴广戍渔阳，屯大泽。会天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当斩。二人乃谋曰：“今已失期当斩。今举大计亦死，死为国可乎？”乃先说鬼神威众，因斩尉。召令徒属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藉第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耳。壮士不死，则亡已；死则举大名。侯王将相，宁有种乎？”徒属皆曰：“敬受命。”遂分将徇地，自立为陈王。]武臣张耳举于赵，[武臣略定赵地，号武信君。蒯通说范阳令徐公曰：“范阳百姓，蒯通也。窃悯公之将死，故吊。虽然贺公得通而生也。”徐公再拜曰：“何以吊之？”通曰：“足下为令十年矣，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手，甚众。然而慈父孝子所以不敢事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也。今天下大乱，秦政不施，然而慈父、孝子将争接刃公之腹，以复其怨，而成其名，此通之所以吊也。”曰：“何以贺得子而生也？”　　通曰：“赵武信君不知通不肖，使人候通，问其死生，通见武信君而说之曰：　　‘必将战，胜而后略地，攻得而后取天下城，臣窃以为殆矣。用臣之计，无战而略地，不攻而下城，传檄而千里可定矣。’彼将曰：‘何谓也？’臣因说曰：‘范阳令宜整顿其士卒，以守战者也。怯而畏死、贪而好富者，故欲以其城先下君，先下君而不利，则边地之城皆将相告曰：范阳令先降而身死。　　必将婴城固守，皆若金城汤池，不可攻矣。为君计者，莫如以黄屋朱轮迎范阳令，使驰鹜于燕赵之郊，则边城皆将相告曰：范阳令先下而身富贵矣。必相率而降，犹如坂上走丸也。’此臣之所谓传檄而千里定者也。”徐公再拜，具车马遣通。通遂以此说武臣。武臣以车百乘、骑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赵闻之，降者三十余城，如蒯通策也。]项粱举吴，[梁令项羽杀假守通，便举兵起吴。]田儋举齐，景驹举郢，周市举魏，韩广举燕。穷山通谷，豪杰并起，而亡秦族矣。　　【译文】　　等到秦国蚕食天下，并吞六国，天下政权统归秦国，各诸侯的城池都遭到破坏。秦法律严酷，政治残暴，阿谀谄媚的朝臣多。秦派大将蒙恬北攻匈奴，派大将尉佗戍卫南海，驻兵荒凉毫无用处之地，民不聊生。秦始皇驾崩后，天下大乱，叛军蜂起，陈胜吴广在陈地起义，[陈涉、吴广去渔阳服徭役，路经大泽时，赶上天下大雨，道路不通，估计已经超过预定期限。按秦朝法律，超期要被斩首。陈、吴二人商议：“现在已经过期，按法律当斩。现在起义是死，可是为了夺取国家政权而死不是更值得吗？”于是二人先用鬼神之事让众人由衷信服，然后杀了押送他们的官吏。二人招呼一同戍边的属众说：“大家在这里遇大雨，已经超期，按法律当被斩首，假使不必斩首，那么戍边而死的人也有十分之六七，在这种情况下，壮士不死便罢，死也应当成就大名，死得豪壮。王侯将相难道都是天生的吗？”属众都赞同道：“愿意听从你的命令。”于是二人分派将领，攻占土地。陈胜自立为陈王。]武臣张耳在赵地起义，[武臣刚刚平定赵地，自封为武信君。蒯通游说范阳县令徐公：“我蒯通是范阳一个普通百姓，因私下怜悯你快要死了，所以来吊唁。　　虽然如此还是祝贺你遇到我而得以起死回生。”徐公再次拜谢问道：“你凭什么吊唁呢？蒯通回答：“你在范阳做县令已经十年了，杀害别人的老父，使别人的幼子成为孤儿，砍断别人的手脚，伤天害理之事干得太多了。但是慈父孝子之所以不敢杀掉你，是畏惧秦朝的法律。现在天下大乱，秦朝的政治法律不被施行，慈父孝子必定乘此机会争先恐后要来杀掉你，来平复他们心中的怨气，成就他们的美名。这就是我来吊唁你的原因。”徐公又问：“凭什么祝贺我得到你又可以起死回生呢？”蒯通回答道：“赵武信君不知道我蒯通无才，所以派人来拜访我，询问将来成败之事，我将去拜见并游说他：　　‘通过战争来夺取土地，获得天下的城池。以愚见，这是很危险的事。如果你使用我的计策，可以不必通过战争就能夺取土地，攻下城池。只要传递檄文，千里之地就可以安定了。’赵武信君一定会问：‘这是什么意思？’我就说：‘你前来攻打范阳，范阳令当然要整顿军队，守卫城池，准备作战。　　而城中贪生怕死、贪图富贵的人，必定想让范阳先投降你，先投降却没得到好处，边地的其它城池就会相互转告：范阳令先投降而被杀，我们一定要绕城固守，使城池固若金汤，不能被攻破。现在你的权宜之计，不如用高大的宫室、华贵的马车结交范阳令，让他奔走燕赵周围，那样边地的其它地区就会相互转告：范阳令先投降而身著富贵。他们必定会如坡地上滚动的泥丸相继投降你。’这就是我所说的传递檄文，千里之地可成安定的计策。”徐公再次感谢。于是准备车辆马匹派遣蒯通游说武信君。蒯通就以前事来劝说赵武信君。赵武信君用车二百乘、马匹二百、侯爵的印绶拜迎徐公。燕赵之地的其它城池听说后，归降的有三十多个城池。一切都如蒯通的计策那样。]　　项梁在吴地举兵，[项梁命令项羽杀掉代理郡守殷通，便从吴地举兵起义]田儋在齐地举兵，景驹在郢地举兵，周市在魏地举兵，韩广在燕地举兵，普天之下，豪杰并起，最终灭掉了秦朝。　　【按语】　　用鬼神之事威众，是历来封建统治者常采用的一种方法。这种谶纬之说其实是一种虚妄之谈，但是统治者常利用它来麻痹人民，以此来作为上天、鬼神对自己身分地位的一种承诺。陈胜、吴广也正是凭此首先起义的。　　陈胜、吴广因为成边遇雨失期，将要被斩首，于是准备起义，但害怕不成功，又苦于没有好的借口，于是请算卦人卜卦，算卦的人知道他们的意图，就顺意说道：“你们要做的事肯定会成功。”同时又教给陈胜、吴广威服众人的方法：把“陈胜王”三个字书写在丹帛上，放在鱼腹中。士兵买鱼准备做饭，发现了鱼腹中的丹帛，感到非常奇怪。陈胜又暗地让吴广到附近的宗祠里，趁士兵在篝火旁取暖，学着狐狸叫：“大楚兴，陈胜王。”士兵听到后也都非常惊愕。陈胜、吴广趁机扇动士兵杀了押送他们的官吏，举兵起义。　　一同戍边的人因此也都真心跟随陈胜、吴广。　　不仅陈胜如此，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地位合法，也都靠鬼神来愚弄人民，本卷后面提到王莽利用铜匮符命建立新朝是又一个利用鬼神谶纬的例子，这里不再细说。　　图谶鬼神是一种虚妄之谈，不少统治者利用它站稳了脚跟，得到了人民的许可，从中我们是否可以得到这样一种启示：一个公司，一个企业要想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站稳脚跟，扩大市场，必须让广大消费者认识你，买你的帐。除了产品的质量和信誉以外，还需要宣传，让消费者从心目中认可你，喜欢你，当然这种宣传必须建立在属实的基础上，不能是自吹自擂虚妄之说。　　【经文】　　汉高祖名邦，字季，姓刘氏，沛国丰邑人，为泗上之亭长。秦二世元年，陈胜等起，胜自立为楚王。[张耳陈余谏曰：“将军出万死之计，为天下除害，今始至陈，而自立为王，是示天下之私也。不如立六国后，自为树党，进师而西，则野无交兵，城无守墙，诛暴秦，据咸阳，以令诸侯，天下可图也。”　　胜不听。]沛人杀其令，立高祖为沛公。时，项梁止薛，沛公往从之，共立义帝。[范增说项梁曰：“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　　故语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锋起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代代楚将，为将复立楚后也。”梁因求怀王孙心立之。]约曰：先入咸阳者王之。　　【译文】　　汉高祖刘邦，字季，沛国丰邑人，早年担任泗水亭长之职，秦二世元年陈胜等人起义，陈胜自立为楚王。[张耳、陈余进谏道：“将军你冒着生命危险，为天下百姓除害，现在刚刚到陈地，就自立为王，这是告诉人们天下是你私有的财产，对你是很不利的。不如立六国的后代为王，让他们自树党羽，你向西进军，不必交兵就会畅通无阻。诛戮残暴之秦，据守咸阳，传令诸侯，天下可以掌握在你的手中了。”陈胜不听从这一建议。]沛地人杀掉他们的县令，立刘邦为沛公。此时，项梁驻军薛地，刘邦去跟随他，共立楚怀王孙子为义帝，[范增劝说项梁：“秦朝消灭六国，楚国最没有罪过，不应当灭，自从楚王作为人质入秦国，没返回楚国，天下百姓都怜悯他。所以说‘楚国哪怕只剩三户了，那么灭掉秦朝的，必定是楚国’。现在，陈胜首先起事，不立楚国后代，其势焰肯定不会长久。你从江东举事，楚地之人蜂起归附你，是因为你家世代为楚将，即将立楚国的后代为王。”项梁于是寻找楚怀王的孙子心，立为怀王。]约定：先攻打进咸阳的，就做关中王。　　【经文】　　秦将章邯，大败项梁于定陶。梁死，章邯以为楚不足忧，乃北伐赵。楚使项羽等救赵，遣沛公别将西入关。沛公遂攻宛，降之。[沛公攻宛，南阳太守吕..保城不下。沛公欲遂西，张良曰：“强秦在前，宛兵在后，此危道也。”　　乃围宛，宛急，..欲自杀，有舍人陈恢，逾城见沛公曰：“宛吏人惧降必死，固坚守，足下尽日攻之，死殒者必众，引兵而去，宛必随之。足下前失咸阳之约，后有强宛之患。不如约降，封其守，引其甲卒而西，诸城未下者，必开门而待足下。”沛公曰：“善。”封吕..为殷侯。]攻武关，大破秦军。[赵高杀二世，立子婴，遣兵拒关。张良曰：“秦兵尚强，未可轻也。愿益张旗帜诸山上，为疑兵。令郦食其持重宝啖秦将。”秦将果欲连和俱西。沛公欲听之。良曰：“此独其将欲叛，恐士卒不从。士卒不从，必危。不如因其懈而击之。乃击秦军，破叛。]入咸阳，与秦人约法三章。[秦人献牛、酒。沛公让，不受。于是人知德矣。]遣兵拒关，欲王关中。是时项羽破秦军于河北，率诸侯兵四十万至鸿门，欲击沛公，沛公因项伯自解于羽。　　【译文】　　秦将章邯在定陶大败项梁的军队。项梁死，章邯认为楚军不值得忧虑，于是北攻赵地。楚王派项羽等率军解赵地之围，派沛公为别将向西入关。沛公于是攻打宛城。宛城投降。[沛公攻打宛城，南阳太守吕..坚守城池，一时攻打不下。沛公想舍弃宛城继续向西进兵。张良进谏：“前有强大秦兵，后有宛兵追击，此时向西，必要处于危险的境地。”于是沛公围定宛城。宛城告急，吕太守想要自杀，吕有个舍人陈恢，跳出城来见沛公：“宛城官吏怕投降后仍是死，于是坚守城池。你如果整天攻打它，死伤的人必定很多。如果你率军撤退，宛兵必定从后追赶你的军队。这样你一方面失掉先人咸阳为王的机会，另一方面又有强大的宛军为后患，不如招宛投降，封宛城的将领，然后带宛兵向西入关，其余各城未被攻下的，必定开门迎接你。”沛公说：　　“好！”封吕..为殷侯。]攻打武关，大败秦军[赵高杀了秦二世，立子婴为皇帝，派兵拒守武关。张良对沛公说：“秦军现在还很强大，不可轻敌。希望多用旗帜插在各山上，来迷惑秦军。再派郦食其带贵重的礼物贿赂秦将领。”秦朝将领果然想连和沛公一同向西人咸阳。沛公想要答应这一建议。　　张良进谏：“这只是将帅想要背叛秦朝，恐怕士卒不会随从。士兵不跟从，必定会出现危险，不如乘着现在懈怠攻打它。”于是沛公派军攻打秦军，大胜秦军。]沛公攻入咸阳，与秦人约法三章。[秦人送牛肉、美酒给沛公，沛公不要。秦人知道沛公是有德行的人。]沛公派兵拒守武关，想要称王关中。　　此时，项羽在黄河北大败秦军，率各诸侯士兵四十万到达鸿门，想要攻打沛公。沛公由于项伯相救，得以逃脱。　　【经文】　　羽遂杀子婴而东都彭城。立沛公为汉王，王巴、汉。[汉王不肯就国，欲攻楚。萧何曰：“王虽王汉，之恶不犹愈于死乎？且诗曰‘天汉’，其称甚美。夫能屈于一人之下，而申于万人之上，汤武是也。愿大王王汉中，抚其士人，以致贤人，收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于是用韩信策，乃东伐，还定三秦。[汉王之国也。韩信亡楚，从入蜀，无所知名。数与萧何语，何奇之，荐为大将军。信拜礼毕，王曰：“丞相数言将军，将军何以教寡人计策？”　　信谢，因问王曰：“今东向争权天下者，岂非项王耶？”曰：“然。”信曰：　　“大王自料勇悍、仁强孰与项王比？”汉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贺曰：“虽信亦以为大王不如也。然臣尝事之，请言项王之为人也。项王暗哑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也。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有功当封爵者，印剜弊，忍不能与，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不居关中而都彭城，有背义帝之约，而以亲爱王，诸侯不平。诸侯之见项王迁逐义帝置江南，亦皆归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服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为秦将，将秦子弟数岁矣，杀亡不可胜计，又欺其众降诸侯，至新安，项王计坑秦降卒二十余万，唯独邯、欣、翳得脱，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强以威而王此三人，秦人莫爱也。大王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民约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　　于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民咸知之。大王夫职入汉中，秦人无不恨者。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于是汉王大喜，遂听信计。初，汉王之国也。张良送至褒中，说汉王曰：“王何不烧绝所过栈道，示天下无还心，以固项王意。”汉王乃使张良还，因烧之。楚以此无忧汉王之心也。]　　田荣怨项王之不己立，杀田市，自立为齐王。羽北击灭齐，[项羽以吴令郑昌为韩王拒汉。张良遗项羽书曰：“汉王失职之蜀，欲得王关中，如约即止，不敢反。”又以齐反书遗羽曰：“齐欲灭楚。”羽以故不西行，而北击齐。]　　而使九江王杀义帝于郴。汉王为之缟素发丧，临三日，以告诸侯。[董公说汉王曰：“臣闻顺德者昌，失德者亡；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项王为无道，放杀其主，天下之贼也。夫仁不以勇，义不以力，三军之众为之素服，以告诸侯，为之东伐，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举也。汉王曰：“善。”]　　【译文】　　项羽于是杀掉子婴，向东定都彭城。封沛公为汉王，统治巴、蜀之地。[刘邦不肯去巴蜀上任，想要攻打楚国。萧何说：“大王虽然称王巴、汉，汉地的险恶不是比死还强吗？况且《诗经》上说‘天汉’，这个称呼也很美。能够屈居于一人之下，而高居于万人之上，是汤武这样的圣人。希望大王能就任汉中，安抚汉中百姓，收罗贤能之人，取得巴蜀的土地，再安定三秦。这样天下的大权就可以谋取了。”于是汉王用韩信的计策，向东进攻，再次安定三秦之地。[汉王到巴蜀就任，韩信从楚王那儿逃出来，跟从汉王入蜀，没有什么名气。屡次与萧何接触后，萧何认为韩信是个人才，推荐给汉王刘邦，拜为大将。韩信拜谢后，汉王问道：“萧丞相多次在我面前美言将军，将军用什么计策来教我成就霸业呢？”韩信拜谢，问汉王刘邦：“现在和你争夺天下大权的，难道不是项羽吗？”刘邦点头说是。韩信说：“大王你自觉勇敢、骠悍、仁义、强大与项羽比怎么样？”刘邦默然不语，许久说道：“不如项羽。”韩信又施礼祝贺道：“即使是我韩信也认为大王在这些方面不如项羽。然而我曾经在项羽手下谋事，请允许我说说项羽的为人。项羽武艺高强，叱咤风云，有万夫不挡之勇，然而却不善于任用手下的贤能将士。所以这种勇敢也只不过是匹夫的勇敢罢了。项羽遇见百姓，恭敬又慈爱，说话语气和悦，士兵生病，项羽哀痛哭泣，分自己的饮食给病人，到用人打仗应当封赏的时候，却把持已经磨损的印绶，不忍封赏。这是妇人的仁义作法。项羽称霸天下使诸侯臣服，不定都关中却定都彭城，背弃先前与义帝定立的和约，任用亲信的人为王，诸侯对此十分不满。诸侯见项羽放逐义帝到江南，也都放逐各自君主，而自己在富饶之地称王。项羽军队所过之处，到处残害生灵，天下怨声载道，百姓不归顺，只不过是迫于暴力，勉强顺从罢了。项羽名虽为霸主，其实已经失去民心。所以说，他的强大容易衰落。现在大王假如能反其道而行之，任用天下武勇的人，什么人不可以诛杀！用天下的城池分封有功之人，有谁会不服！用想要东归的士兵攻打东方的敌人，敌人怎么会不失败！况且三秦之地的诸侯，都是秦朝旧将，率领秦朝士卒已经许多年了，战死的人已不计其数。他们又诳骗部下投降诸侯，到新安，项羽欺诈活埋秦兵二十多万，唯独邯、欣、翳三人得以逃脱，秦地的百姓对这三个人恨之入骨。现在楚国强用高压手段封这三个人为王，三秦的百姓没有拥戴他们的。大王你一入武关，秋毫无犯，废除秦朝严苛的法律，与秦地百姓约法三章。三秦的人没有不想让大王你称王三秦之地的。按照以前与诸侯订立的和约，大王你应当称王关中，这些关中百姓是都知道的。大王你失去关中王的职位进汉中，秦地人没有不报怨项羽的。现在大王你举兵向东，三秦之地可通过传递檄文而平定了。”听了这番话后，刘邦很高兴，于是听从韩信的计策。当初，汉王到巴蜀之地上任，张良送到褒中，劝说汉王道：“大王为什么不烧掉所经过的栈道，向天下的人表示你没有归还关中之心，来让项羽放心？”汉王于是派张良回去，烧掉所有经过的栈道。楚王项羽因此不再担心汉王有归关中之心了。]田荣报怨项羽不立自己为王，于是杀掉田市，自立为齐王，项羽率军北灭齐。[项羽拜吴地县令郑昌为韩王攻打汉王，张良送信给项羽说：“汉王失掉关中王的位子，到蜀就任，想称王关中，按照约定立即停止，不敢谋反”又把齐王谋反的信拿给项羽看，说“齐想灭掉楚国”项羽因此不向西攻打刘邦却向北攻打齐王田荣。]项羽派遣九江王在郴地杀死了义帝。汉王刘邦为义帝披麻戴孝，大办丧事，哀痛哭吊三天后，把此事遍告天下诸侯。[董公对汉王刘邦说：“我听说顺应民德的人必定昌隆，失掉民德的人必定灭亡。出兵没有原因，事情就不会成功。所以说让天下明白对方是寇贼，对方才有可能归服。项羽行惨无人道之事，放逐杀害义帝，是天下的贼寇。行仁义不靠勇猛，讲义气不靠武力，三军士卒才能心悦诚服。把这件事遍告诸侯，再进行东伐，那样四海之内没有不敬仰你的德行，这才是夏禹、商汤、周文、武三王的义举。”汉王点头称善。]　　【按语】　　项羽在新安计坑秦兵二十万，只放了章邯、长史欣、都尉翳三人。这是项羽称霸过程中失去民心的一个重要事件，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项羽兵败垓下的必然结局及其缘由。为什么这样说呢？　　章邯是秦大将，与项羽会战多次，没有取胜。秦二世对章邯不满意，下诏指责。章邯害怕了，派长史欣去观察动向。长史欣到咸阳，赵高躲避不见，有怀疑章邯之心。长史欣害怕逃跑，赵高派人追杀。长吏欣回到章邯军中把前事向章邯做了汇报，并劝章邯投降项羽。项羽此时军中少粮，不能继续作战，于是同意了章邯的投诚，立为雍王，长史欣为上将军。在新安，项羽手下的诸候、官吏甚至士卒都对投降的秦兵傲慢无礼，动辄污辱谩骂。降兵都私怀怨愤地说：“章邯欺骗我们投降项羽，如果我们能攻入函谷关打败秦回家（因为章邯手下的士兵多是三秦之地人）就太好了；如果不能，项羽率兵东进，那么我们的家属就要被秦全都杀了。”项羽听说了降兵的怨言，不是顾全大局，做长远打算，采用计策收买人心，而是活埋了二十多万秦兵，只有章邯、长史欣、都尉翳被排除在外，因此三秦的百姓非常痛恨这三个人，当然更恨项羽。后来，项羽与刘邦约定先入咸阳的称王，刘邦先入咸阳，但迫于项羽的势力，被迫就国巴蜀，项羽因此又失去了天下百姓的心，最后兵败垓下是不能避免的。　　作为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项羽的确主人敬佩，但作为一个霸主，他的所为却不能不让人有微词，成就事业，建立国家，首先必须取悦民心“顺德者昌，失德者亡。”对国家事说尤其如此。作为一个公司企业来说，上司只有取信于下属，得到下属的尊敬、爱戴、上下方能团结一心，共创事业。　　【经文】　　汉王因羽之击齐，率诸候之师五十六万，东裘楚，破彭城。羽闻之，留其将击齐，自以精兵三万归击汉。汉王与羽大战彭城下。汉王不利，出梁地，至虞，谓左右曰：“孰能为使淮南王黥布，令发兵背楚，留项王于齐数月，我之取天下可以万全。”随何乃使淮南，说布背楚。[随何说淮南王曰：“汉王使使臣敬进书与大王御者，窃怪大王与楚何亲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面而臣事之。”随何曰：“大王与项王俱列为诸侯，北面而臣事之，必以楚为强，可以托国也。项王伐齐，身自负版筑，以为士卒先。大王宜悉发淮南之众，自身将之，以为楚军前锋。今乃发四千人以助楚，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汉王战于彭城，项王未出齐也，大王宜扫淮南之兵渡淮，日夜会战彭城下。大王抚万人之众，无渡淮者，垂拱而观孰胜？夫托国于人者，固者是乎？大王提空名以向楚，而欲厚自托，臣窃为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背楚者，以汉为弱也。夫楚兵虽强，天下负之以不义之名，以其背约而杀义帝也。然而楚王将以战胜自强，汉王收诸侯，还守荥阳，下蜀汉之粟，深沟高垒，分卒守徼乘塞。楚人还兵，间以梁地，深入敌国八九百里，欲战则不得，攻城则力不能，老弱转粮千里之外；楚兵至荥阳、成臬，汉坚守而不动，进则不得攻，退则不得解。故曰楚不足恃也。使楚胜，则诸侯自危惧而相救。　　夫楚之强，适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汉，其势易见也。今大王不与万全之汉，而自托于危亡之楚，臣窃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　　大王发兵而倍楚，项王必留齐；数月，汉之取天下可以万全。臣请以大王提剑而归汉，汉必裂土地而分大王，又况淮南？必大王有也。故使臣进愚计，愿大王留意也。”淮南王曰：“请奉命。”阴许叛楚与汉，未敢泄。楚使者在淮南，方急责英布发兵，舍传舍，随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归汉，楚何以得令发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说布曰：“事已构矣。独杀楚使者，无使归，而疾走汉并力。”乃如汉使者教。于是杀楚使者，因起兵攻楚也。]　　【译文】　　因为项羽去攻打齐王，刘邦率诸侯的军队五十六万，向东偷袭楚国，攻破彭城。项羽听到这个消息，留下自己的属将攻打齐国，自己率领三万精锐部队回师攻打汉王军队。汉王刘邦与项羽在彭城下展开大战。汉军出师不利，奔出梁地，退到虞地，刘邦问左右大臣：“谁能出使淮南，劝说淮南王黥布举兵背叛楚王，使楚王的军队留在齐国，几个月后我夺取天下就不会再有危险了。”大臣随何于是出使淮南，劝说黥布背叛楚王。[随何游说淮南王说：　　“汉王派使臣敬进书信与大王左右。我奇怪，大王与楚王是什么关系？”淮南王说：“我对楚王向北称臣。”随何说：“大王你与项羽同是诸侯，却对楚王向北称臣，必定是由于楚王强大，可以得到保护。楚王攻打齐国，亲自背着版筑，身先士卒。大王你应当倾淮南所有的军队，亲自为将，作为楚王的先锋。可是现在你才发四千兵帮助楚王，对楚王向北称臣，是应当这样的吗？汉王攻打彭城，项羽未从齐国撤军之时，大王你应当拨淮南的所有士兵北渡淮河，日夜与汉军会战在彭城下。大王你拥有上万的士卒，却不发兵渡过淮河，只是在隔河观望谁是赢家，难道把国家托附给别人的，是应当这样做的吗？大王你拿空名来向楚称臣，是想从中得到好处。我私下为大王感到不值得。大王你不背弃楚王，是认为汉王势力弱小。楚兵虽然强大，天下的人却认为它是不义之师，因为楚军背弃前约杀死了义帝，楚王靠战争、武力取胜，强大起来，汉王兼并诸侯，归守荥阳，收走蜀汉的粮食，加强防御工事，分兵把守边界要塞。楚军回兵，干犯梁地，军队深入敌国八九百里，想要作战却不能，想要攻城实力不够，老弱之兵从千里之外转运粮食。楚王兵到荥阳、成桌，汉军坚守不出。楚军进不能攻，退不能守，所以说楚军是靠不住的。假如楚军胜汉军，那么诸侯害怕自己被灭，相互之间就会救助。所以说楚军的强大，只不过是使自己成为天下攻击的对象罢了，所以说楚王的实力不如汉王，形势是显而易见的。现在大王你不亲附万无一失的汉王，却于危亡的楚王结为一体，我私下为大王的行为感到迷惑不解。我们不认为你们淮南的军队足以能够消灭楚军。大王你发兵背叛楚国，项王必定逗留齐地，几个月后，汉王夺取天下可以万无一失了。我请大王率领军队归顺汉王，汉王必定会分土地给大王，更何况淮南这一小小地盘呢？必定也是大王你的。　　所以汉王派我向你进献愚计，希望大王你考虑一下。”淮南王说：“就遵照你的命令办吧。”于是暗地里答应背叛楚王亲附汉王，不敢泄露消息。这时楚王的使者正在淮南，正急着要求黥布发兵。住在旅舍，随何直接坐到楚使者的上坐，说：“九江王已经归附汉王，楚王凭什么命令他发兵救急。”黥布听了随何的话非常惊愕。楚王的使者起身离开。随何于是劝说黥布：“事情已至此，不如暗自杀了楚王的使者，不要让他回去，快些归汉，与汉王协手并力攻打楚王。”于是黥布按随何说的那样做了。杀掉楚王使者，发兵攻打楚王。　　【经文】　　汉王如荥阳，使韩信击魏王豹，虏之。[汉王问郦生曰：“魏王大将谁也？”　　曰：“柏直。”王曰：“此其口尚乳臭，不能当韩信骑将冯敬。”王曰：“不能当灌婴部将项他。”王曰：“不能当曹参。在，吾无患矣。”王乃以信为左丞相击魏。信进兵，为陈船欲渡临晋，魏聚兵拒之。信乃伏兵，从夏阳以木罂度军，袭安邑，虏魏王豹，便进兵伐赵也。]汉遂于楚相距于荥阳，楚围汉王，用陈平计，间得出。[汉王急问陈平：“策安出？”陈平曰：“彼项王骨鳊之臣亚父、钟离末之属，不过数人。大王能出捐数万金，行反间，间其君臣，以疑其心，项王为人意忌信谗，必内相诛。汉因举攻之，破楚必矣。”　　汉王乃以四万斤金与平，恣其所为，不问出入。平既多以金纵反间，于楚军宣言，诸将钟离末等为项王将功多矣，然终不能裂地而封：“欲与汉为一，以灭项氏，分王其地。”项王果疑。使使至汉。汉为太牢之具，举进见楚使，即佯惊曰：“吾以为亚父使，乃项王使也。”复持去，以恶具进楚使。使归，具报项王。项王大疑亚父。亚父欲争击汉王，项王不信亚父。亚父闻项王疑，乃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项王从之。]入关收兵，欲复东。辕生说汉王：“出军宛、叶，引项王南渡，使韩信等得集河北。”羽军引兵南渡，如其策。[辕生说曰：“汉与楚相拒于荥阳、成臬数月，汉尝困。愿王出武关，项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荥阳、成臬间且得休息。使韩信等集于河北赵地，君王乃复走荥阳。如此，则楚备者多，力分，汉得休息，复与之战，破楚必矣。”汉王从此计，出军宛、叶间。项王闻汉王在宛，果引兵南渡，如辕生之策。]韩信与张耳，以兵数万，东下井陉击赵，破之。乃报汉，因请立张耳为赵王，以抚其国。汉王从之。[初，赵王与成安君陈余闻汉且袭之，聚兵井陉口。广武君李左车说曰：“闻汉将韩信涉西河，虏魏王，擒夏悦，新喋血阏与。今乃辅以张耳，议欲下赵，此乘胜而去国远斗，其锋不可挡。臣闻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　　今井陉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行数百里，其势粮食必在后。愿足下假臣奇兵三万人，从间道出，绝其辎重。足下深沟高垒，坚营勿与战，使前不得斗，退不得还。吾奇兵绝其后，野无所掠卤。不至十日，而两将之首可致于戏下。愿足下留意臣之计。否，必为二子所擒。”成安君不听广武君。　　广武君策不用。信闻知之，大喜，乃进军击赵，破之。赵之破也，韩信令军中无杀广武君，有能生得者，购千金。于是有缚广武君而至戏下者。信乃解其缚，师事之。问曰：“仆欲北攻燕，东伐齐，何若而有功？”广武君辞谢曰：“臣闻败军之将，不可与言勇；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今臣败亡之虏，何足以权大事乎！”信曰：“仆闻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于虞而智于秦，用听与不用听也。试令成安君听足下计，若信者亦为擒矣。　　仆委心归计，愿足下勿辞。”广武君曰：“臣闻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圣人择焉’。顾恐臣计未必足用，愿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战百胜之计，一旦而失之，军破鄗下，身死泜上。今将军涉西河，虏魏王，擒夏悦阏与，一举而下井陉，不终朝破赵二十万众，诛成安君，名闻海内，威震天下，农夫莫不辍耕释耒，工女下机，褕衣甘食，倾耳以待命。若此者，将军之所长也。然而众劳卒疲，其实难用。今将军欲举倦弊之兵，顿燕坚城之下，欲战恐不得，攻城不能拔，情见势屈，旷日粮竭。而弱燕不服，齐必距境以自强也。燕、齐相持而不可下，刘、项之权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将军之短也。臣愚，窃以为过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击长，而以长击短。”韩信曰：“然则何由？”广武君曰：“方今为将军计，莫如按甲休兵，以镇赵，抚其孤弱，百里之内，牛酒日至，以飨士大夫■兵，北首燕路，而后遣辩士奉咫尺之书，暴所长于燕，燕必不敢不听。燕已从，使喧言者东告齐，齐必从风而服，虽有智者，亦不知为齐计矣。如是，则天下事可图也。兵固有先声而后实者，此之谓矣。”韩信曰：“善。”从其策，发使燕、齐，从风而靡也。]　　【译文】　　汉王到荥阳，派韩信攻打魏王豹，俘虏了魏王。[汉王问郦生：“魏王的大将是谁？”郦生回答：“是柏直。”汉王说：“此人乳臭未干，还不能抵挡韩信的骑兵将领冯敬，灌婴的步兵将领项他，以及曹参，有他们在，我没有忧虑了。”汉王任命韩信为左丞相攻打魏王。韩信进兵，摆开船只要渡临晋，魏王聚集兵力抵挡。于是韩信命士兵用木罂（木制容器）从夏阳渡过军队，偷袭安邑，俘虏了魏王豹，之后便进兵攻打赵地。]汉军与楚军在荥阳相持。楚军包围汉军，汉王采用陈平离间计策，得以解围。[汉王着急地问陈平：　　“你有什么计策？”陈平说：“项王手下正直的大臣象亚父、钟离末之类的人也不过几个。大王如果能够拿出黄金数万，使用反间计，离间他们君臣使项王对他们产生疑心，楚军内部必定会相互残杀。因为项王为人好猜忌，信谗言。汉军乘机举兵攻打，楚国失败是肯定的了。”汉王于是拿四万斤黄金给陈平，让他恣意使用，不问进出数目及用处。陈平既然拥有许多黄金，大胆地施行反间计。他在楚军中散布谣言：“象钟离末这些人为项王立下了汗马功劳，却最终不能分得土地、获得封号。他们想与汉王合而为一，消灭项王，分项王的土地。”项王果然起了疑心，派使者到汉军。汉军为使者准备了上好的饮食，进献时，立即假装惊讶道：“我以为是亚父派的使者，原来是项王的使者。”于是把东西拿走，以粗恶的食物供给楚军使者食用。使者回去，把所有情况都汇报给项王。项王又对亚父起了疑心。亚父想要去攻打汉王，项王却不相信亚父。亚父听说项王怀疑自己，感叹道：“天下大事已经定形了，大王你好自为之。希望你能让我告老还乡。”项王答应了。]汉王入武关，招集士兵，想要再次东下。辕生劝说汉王：“请大王你发军宛、叶，引项王军队南渡，使韩信等人得以聚兵黄河北攻打项王。”汉王听从辕生建议，出兵宛、叶，项羽果然领军南渡，象辕生的计策那样。[辕生劝说道：“汉军与楚军在荥阳、成臬相互抗拒了几个月，汉军曾经遭到围困。希望大王你能派军出武关，那样项王必会引军南渡。大王你再深修军垒抵抗项王。使荥阳、成臬两地的士兵穿插着休息。韩信等人得以聚兵黄河北赵地。大王你再移军荥阳。这样，楚军就会多方面防御，力量分散，汉军得以休息后，再与楚军相战，定会大败楚军。”汉王采用这个计策，发兵宛、叶。项王听说汉王驻军在宛，果然领军南渡，正象辕生的计策那样。]韩信和张耳领兵几万，东下井陉，攻打赵地取胜，于是报告汉王，请求立张耳为赵王，治理赵国。　　汉王答应了。[当初，赵王与成安君陈余听说汉军到，将要偷袭。于是聚兵井陉路口。广武君李左车劝道：“听说汉将韩信曾渡西河，俘虏魏王，擒住夏悦，新近又在阏与打了胜仗。现在来辅佐张耳，打算攻下赵国。这是乘胜离国远来战斗，锐气不可抵挡。我听说千里行军必然少粮，战士面有饥色。先打柴草后做饭，军队整天吃不饱。现在井陉大道上，车不能够并行，骑兵不兵成行列，要行几百里路，粮食必定在后面。希望大王借给我奇兵三万偷袭敌军，从小道出发，截断汉军的辎重。你深挖城堑，加高城墙，坚守营地，不要与汉军交战。使汉军向前不能战斗，后退不能回还。我用奇兵断绝他们的后路，使他们在野外找不到可以掳掠之物。不用十大，两位将领的脑袋可以拿到戏下。希望你能考虑我的计策，不然，一定被这两个人擒住。”成安君不听广武君的计策。广武君的计策不被使用，韩信闻知后，大喜。于是进军攻打赵国。大败赵国。攻打赵国前，韩信命令军中士卒不要杀广武君，有能够活捉广武君的赏金一千。于是有人押着广武君到戏下。韩信亲自为广武君解开绳子，以军师的礼节来对待他，问道：“我想要向北攻打燕地，向东攻伐齐地，怎样做才能取胜？”广武君推辞拜谢说：“我听说打败仗的将领，不可以跟他谈论勇敢；国家灭亡的大臣，不可以与他谋划存亡。现在我只是败亡之军的一个俘虏，怎么能够权衡大事呢？”韩信说：“我听说百里奚居住虞国，虞国灭亡，居住秦国，而秦国却称霸诸侯，这不是在虞国他就愚策，在秦就聪明，只不过君主用不用、听不听的问题。假使成安君听了你的计策，象我韩信这样的人，也要被擒了，我倾心听从你的策划，希望你不要推辞。”　　广武君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所以说‘狂妄人的话，圣人有选择地听’。所以恐怕我的计策未必有用，但愿能向你报效我的愚忠。成安君有百战百胜的计策。一旦失算，即军败鄗山下，身死泜水边。现在将军你渡过西河，俘虏魏王，在阏与擒住夏悦，一举攻下井陉，没多久打败赵军二十万，杀了成安君，名震海内，威震天下，农夫不务农，妇女不织布，准备华服美食，注意听取等待你的命令，这是将军你的长处。　　然而现在将士疲乏，不能使用，你想要带领这些倦疲的士兵驻扎燕国坚固的城墙之下，想战斗恐怕不能够，攻城又攻不下，情势出现危急，日久粮尽，而弱小的燕国却不归服，齐军又必定乘机犯境显示自己的强大。与燕、齐两军相抗持不能攻破，刘、项的实力没有高下，假如这样，这是将军的短处。　　我愚笨，且以为这是不利的。所以善于用兵的人不拿自己的短处攻击别人的长处，而拿自己的长处攻击别人的短处。”韩信说：“既然这样该怎么办呢？”　　广武君说：“现在为将军计议，不如按甲休兵，镇抚赵地，安抚孤弱之人，那样几百里之内，肥牛、美酒就会很快自动送到你面前，你用它们来犒劳士兵和将领，派兵向北据守燕国要道，再派能言善辩的人送书信给燕国，展露自己的长处，那样燕一定不敢不顺服。燕顺服之后，再派能言的使者到齐国，齐国必定如风一样归顺，即使他们国家有智谋的人，也无能为力了。象这样，天下大事就可以谋划了。战争前先虚张声势，而后开战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韩信点头说：“好！”于是听从了广武君的计策，派使者到齐国和燕国，两国如风一样归顺韩信。]　　【经文】　　十二月，汉王拒楚于成皋，飨师欲复战。郎中郑忠说曰：“王高垒深壁，勿与战，使刘贾佐彭越入楚地，焚其积聚，破楚师必矣。”项羽乃东击彭越，留曹无咎守成皋。时，汉数困荥阳、成皋，计欲捐成皋以东，屯巩洛以距楚，用郦生计，复守成皋。[郦生说曰：“臣闻知人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人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人为天，而人以食为天。夫敖仓，天下转输久矣，臣闻其下有藏粟甚多。楚人拔荥阳，不坚守敖仓，乃引而东，令适卒分守成皋，此乃天所以资汉也。方今楚易取而汉反却自夺其便，臣以为过矣。且两雄不俱立，楚汉久相持不决，百姓骚动，海内荡摇，农夫释耒，工女下机，天下之心未有所定。愿足下急复进兵，收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太行之路，拒飞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效实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今燕、赵已定，唯齐未下。今田广据千里之齐，田间将二十万之众，军于历城，诸田宗强，负海阻河、济，南近楚，人多变诈。足下虽遣数十万师，未可以岁月破也。臣请得奉明诏说齐王，使为汉而称东藩。”王曰：“善。”　　乃从其画，复守敖仓。而使郦生说齐王曰：“王知天下之所归乎？”王曰：　　“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归，则齐可得而有也。若王不知天下之所归，即齐未可得保也。”齐王曰：“天下何归？”郦生曰：“天下归汉。”　　王曰：“先生何以知之？”郦生曰：“汉王与项羽戮力西向击秦，约先入咸阳者，王之。汉王先入咸阳，项王负约不与，而王之汉中。项羽迂杀义帝，汉王闻之，起蜀汉之兵击三秦，出武关，而责义帝之处，收天下之兵，立诸侯之后。降城即以侯其将，得赂即以分其士，与天下同其利，英豪贤士皆乐为之用。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汉之粟万船而下。项王有背约之名，杀义帝之罪；于人之功无所记，于人之罪心不忘；战胜而不得其赏，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项氏莫能用事；为人刻印而不能授；攻城得赂，积财而不能赏；天下叛之，贤才怨之，而莫为之用。故天下之士归于汉王，可坐而策也。夫汉王发蜀汉，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拔上党之兵；下井陉之路，诛成安之罪；北破魏，举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非人力也，天之福也。令已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守白马之津，杜太守行之路，拒飞狐之口，而天下后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汉王，齐国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汉王，危亡立可待也。”田齐以为然，乃听郦生说，罢历下兵守。淮阴侯乃夜渡兵平原袭齐。齐王烹郦生，引兵东走。初，郦生见沛公，沛公方据床使两女子洗足，而见郦生。郦生入，长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诸侯耶？且欲率诸侯破秦耶？”沛公骂曰：“竖儒！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诸侯相率而攻秦，何谓助秦攻诸侯乎？”　　郦生曰：“必欲聚徒合义兵诛无道之秦，不宜倨见长者。”于是沛公辍洗足，起而谢之也。]羽初东，嘱曹咎曰：“汉挑战，慎匆与战，勿令汉得东而已。”　　咎乃出战死，汉王遂进兵取成皋。[汉挑曹咎战，楚军不出。使人辱之数日。　　咎怒，渡兵汜水上。士卒半渡，击破之，尽得楚国宝货。]羽闻咎破，乃还军广武间，为高坛，置太公于其上。汉王遣侯公说羽，求太公。羽乃与汉约：　　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为又，以东为楚。归汉王父母及吕氏。　　【译文】　　十二月，汉王在成皋与楚军相持不下，犒饷将士之后，想继续作战。郎中郑忠进谏说：“大王你加固军垒，不要作战，派刘贾帮助彭超进入楚军，焚烧他们的粮草，那样一定能大破楚军。”项羽此时向东攻彭越，留下曹无咎把守成皋。当时汉军多次被困荥阳、成皋，正打算放弃成皋向东进发，驻扎巩、洛之间抵抗楚军。采用郦生的计策，又得以拒守成皋。[郦生劝说汉王：　　“我听说只有懂得百姓为什么为天，他夺取天下的事业才可以成功；反之，就失败。君王以百姓为天，民以食为天。敖仓长久以来一直是运输的枢纽，那里储藏的粮食很多。楚军离开荥阳，不坚守敖仓，引兵向东，仅仅命令士兵分别把守成皋，这是上天帮助汉国呀。现在楚军易于攻打，而汉军反而失去有利的时机，这可是个大错误。况且两雄不能并立，楚汉两军长期相持不下，百姓骚动不安，天下局势动荡，农夫不种地，妇女不织布，人心不定，希望大王你快些再进兵，收复荥阳，占据敖仓的粮食，堵住成皋的险要之地，太行的要道，据守飞狐隘口，白马渡口，向天下表明你强大的军事实力，那样天下人就知道大权的归属。现在燕赵之地已经平定，只有齐地未被攻下。　　齐王田广拥有千里土地，田间率领军队二十多万，屯兵历城下，几个田姓的人势力都很强大，背靠大海，又有黄河济水作屏障，南边靠近楚地，人都善变狡诈。你即使派几十万军队，也不可能一年半载攻破。我请求捧着明诏游说齐王，使齐地成为汉的东部屏藩。”汉王说：“好！”听从郦生的谋画，重新据守敖仓。派郦生游说齐王：“大王你知道天下的归属吗？”齐王说：　　“不知道。”郦生又说：“大王你知道天下的归属，齐地可以存在，为你拥有；假如你不知道，那么齐国就不能保住。”齐王问：“天下归谁？”郦生说：“天下归汉所有。”齐王问：“先生你是怎么知道的？”郦生说：“汉王和项羽并力向西攻打秦，约定先进入咸阳城的为王。汉王先入咸阳，项羽背弃和约，不给关中土地，却让汉王就任汉中。项羽放逐杀害义帝，汉王听说，发蜀、汉的军队来攻打三秦，出武关，寻找义帝坟墓，招集天下的士兵，称王却在各诸侯之后。凡投降的城池就用侯爵来封赏该城将领，得到钱财就分给谋士，与天下的人共同分享他得到的好处，英豪贤士也都愿意为他出力。　　各诸侯的士兵从四面八方归顺汉王，蜀汉的粮食用上万只船也装不下。项王有背弃和约的名声，杀害义帝的罪虐；不牢记别人的功劳，对别人的罪过却常常放在心上；将士有功得不到封赏，攻下城池得不到封爵；只要不是项氏族人就不被任用。给人刻下印绶，却不肯封授；攻城得到的好处，积蓄的钱财，不肯奖赏；天下的人都背叛他，贤才都怨恨他，不愿意为他出力。所以天下的贤士都归附汉王，汉王就可以驾驭天下大事了。汉王从蜀汉出发，安定三秦，渡过西河，打败上党的军队，攻下井陉，诛杀成安君，向北攻打魏国，攻克三十二座城池，这是象蚩尤那样的神兵，不是普通军队所能办到的，是上天赐予汉的好运。现在汉王已拥有敖仓的粮食，堵住成皋险要处，把守住白马渡口，堵塞了通往太行的要道，据守住飞狐隘口，天下最后服从的必先灭亡。大王你先归附汉王，齐国社稷可以保全了；不归附汉王，危险的事马上就到了。齐王认为郦生说得对，听从了他的劝告，撤掉历城的守兵。淮阴侯韩信于是连夜引兵渡河到平原，偷袭齐国。齐王因此烹了郦生，率兵东逃。当初郦生进见沛公，沛公正坐在床上让两个女子给他洗脚。郦生进来，只作揖不下拜，说：“你想要帮助秦朝攻打诸侯还是想率领诸候攻打秦朝呢？”沛公大骂：“蠢才，天下的人受秦的压制已经很久了，所以诸侯才相继起来攻打秦朝，怎么说我帮助秦朝攻打诸侯呢？”郦生说：“想要集合义兵，诛杀无道的秦朝，就不应当坐在床上傲慢地接见长者。”于是沛公停止洗脚，起身向郦生谢罪。]项羽向东进军之初，嘱咐曹咎：“汉军来挑战，千万不要出战，不要让汉军向东就行了。”曹咎没听项羽的话，领军出战身死。　　汉王于是进兵成皋。[汉军挑逗曹咎出战，楚军不出战。汉军派人侮辱曹咎好几天，曹咎大怒，引兵渡汜水，军队刚渡一半，汉军攻打，楚军大败，汉军得到许多宝物。]项羽闻知曹咎战败，于是回军广武间，建一座高坛，把沛公父亲太公放在上面。汉王派侯公游说项羽，请求要回太公。项羽与刘邦定立盟约：平分天下，划鸿沟以西归汉王，以东归楚王。放回汉王的父母及妻子吕氏。　　【经文】　　项王解而东，汉王欲西，张良曰：“今汉有天下大半，而诸候皆附，楚兵疲，食尽，此天亡楚之时，不如因其东而取之。”汉王乃追羽。与齐王韩信、魏相彭越期，会击楚，皆不会。用张良计，信等皆进兵围羽垓下，遂灭项氏。[汉王问张良曰：“诸侯不从奈何？”良曰：“楚兵且破，[信、越]　　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天下，可立致也。齐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坚。彭越本定梁地，始，君以魏豹故，越得拜为相国。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难阳以北至谷城，以王彭越；从陈以东傅海与齐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复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许两人，使各自为战，则楚易破。”于是汉王发使，使韩信、彭越、刘贾等皆引兵围羽垓下。]　　都洛阳。用娄敬策，徙都长安。[娄敬说王曰：“陛下都洛，岂欲与周室并隆哉？”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与周室异，周之先自后稷，尧封之于邰，积德累善十有余世。公刘避桀居邠，太王以戎狄故去邠，杖马椎居岐，国人争归之。及至文王为西伯，断虞、芮之讼，始受命，吕望、伯夷自海滨来归之。武王伐纣，不期而会孟津之上者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　　遂灭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属傅相焉，乃营成周洛邑，以此为天下之中也。　　诸侯四方咸纳职贡，道理均矣，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务以德致人，不欲依险阻，令后世骄奢以虐人也。及周之盛时，天下和洽，四夷向风慕义，怀德附离，而并事天下。不屯一卒，不战一士，四夷大国之民莫不宾服，效其贡职。及周之衰也，分而为两，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其德薄，形势弱也。今陛下起丰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径往而卷蜀、汉，定三秦，与项籍战于荥阳，争成皋之口，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于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夷之卒未起，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此所谓天府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夫与人斗，不扼其喉而拊其背，未能全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长安，业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喉而拊其背。”高祖以问群臣。群臣皆山东人，争言周王七百年，秦二世即灭，不如都洛阳。洛阳东有成皋，西有崤、渑，背河，向伊、洛，其固亦足恃也，留侯曰：“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宛之利，阻三面而独守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足以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娄敬说是也。”于是高祖即日驾，西都关中。]　　【译文】　　项王罢兵东归，汉王想要带兵向西，张良说：“现在汉拥有天下大半的土地，诸侯也都归附，楚兵疲惫，粮食尽绝，这是上天要灭亡楚国的时候，不如趁楚军东归，攻打它。”汉王于是追击项羽的军队，与齐王韩信、魏相彭越约定合力攻击楚军，二人都不来会合。后来采用张良的计策，使韩信等人发兵，把项羽围在垓下，于是灭掉了项羽。[汉王问张良：“诸侯不听怎么办？”张良说：“楚兵将要被打败，而韩信、彭越等人没有封地，他们不来本来是必然的，大王如果能和他们共同拥有天下，他们就可以马上出兵。齐王韩信自立，不是大王你的本意，因而他地位不牢固。彭越本来往在梁地，当初，大王因魏王豹封他为相国，现在魏豹已死，彭越正瞅着魏王的位子，而大王却不早做决定。如果能把睢阳以北至谷城的土地分给彭越，把陈以东近海的土地分给韩信，那么合兵攻打项羽的事情就会成功。韩信老家在楚地，他想治理故乡的土地。如果能拿出这些土地分封二人，使他们为自己作战，那楚军就容易打败了。汉王于是分封这些人，让韩信、彭越，刘贾等攻打项羽。在垓下消灭了项羽。]定都洛阳。采用娄敬的计策，迁都长安。[娄敬劝高祖说：“陛下定都洛阳，难道要与周王朝的兴盛相比吗？”高祖说：“是。”　　娄敬说：“陛下你得天下与周朝不同，周的祖先后稷，尧时分封于邰，周积德行善十余代。公刘因为逃避夏桀的暴虐，定居邠，太王因为戎狄的侵略骚扰离开邠地，百姓拄着拐杖、骑着马，扶老携幼迁居西岐。到文王做西伯候时，断虞、芮的诉讼，周才开始受命于天。吕望、伯夷等人从远方海滨归顺文王。武王伐纣前，在孟津，没用事先召集，诸侯八百多人聚在一起都说：　　“可以攻伐商纣了。”于是武王灭掉了殷商。成王即位，周公等人辅佐他。　　营建成周的都城洛阳，把洛阳当作天下的中心。四方的诸侯都接受周朝分封，并向周朝进贡，事理非常公平。有德的人得到王位，无德的人自取灭亡。凡是居住在洛阳的人，都希望周朝用德行进行治理，不希望依靠洛阳位置的险要，使其继承人骄奢淫佚，虐待百姓。到周朝全盛时期，国家融合，四方夷族仰慕周的德化，前来依附，共同治理天下。全国不养一兵一卒，四方夷族大国的百姓都前来朝见周天子，进贡任职，为周朝效力。等到周朝衰微，分裂为东、西周，天下诸侯不来朝见，周朝也没办法，这不是周朝的德行薄，是势力弱小。现在大王你从丰沛起兵，召集三千人，带领这些人一直东奔西战，席卷蜀汉，平定三秦，与项羽会战荥阳，争夺成皋，大战七十多次，小战四十多次，天下的百姓因战争死伤惨烈，男子尸体遍布荒野不计其数，百姓哭嚎之声一直没有断绝，伤病的人还没有好，而你却想与成康的盛世相比，我认为这是不能等同的。秦地群山包围，黄河环绕，四面边塞坚固，即使突然有紧急事情发生，百万的士兵也可以马上召募到。这就是所说的天府之地啊。陛下入武关定都长安，太行山以东即使发生叛乱，秦朝的旧地也可以保全拥有。与别人角斗，不扼住对方的咽候而抓他的后背，不能全胜。　　现在陛下入关，迁都长安，控制秦朝旧地，这是扼住天下的咽喉并且抓住天下的脊背。”高祖又问群臣。群臣都是太行山以东的人，都说周朝江山七百多年，而秦朝只两代就灭亡，不如定都洛阳。洛阳东面是成皋，西面有崤山、渑池，背靠黄河，前面是伊河、洛水。洛阳的坚固可以依赖这些。留侯张良说：“洛阳虽有这样的坚固屏障，其中小的地盘，不过几百里，土地贫瘠，四面受敌，这不是用武的城邑，关中左边是崤山、函谷关，右边是陇、蜀的群山，沃野千里，南面有富饶的巴蜀，北面有胡宛，有北、西、南三面为屏障，只需把守一面，向东可以控制诸侯。诸侯安定，黄河、渭水的漕运就能正常运输全国货物，足够供给西京的必需；如果诸侯叛乱，顺流而下，也可以正常运送，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娄敬的说法是正确的。”高祖于是立即起驾，迁都长安。]　　【按语】　　以仁义治国，必然得到百姓拥戴。西伯候断虞、芮之讼，是其让诸候归服，受命于天的开始。　　西伯侯即周文王，因为积德行善，给人公道，诸候有不能解决的事都来找他评判。虞、芮两地的人有一件怨结不能解开，于是到周国，想请西伯候帮助评判一下。刚到周地界，见周国人谦让有礼，尊老爱幼，人民安居乐业，国家融合兴旺。虞、芮两地的人非常惭愧地说：“我们所争夺的事情，为周人所不耻，还是不要找西伯候自取耻辱吧！”于是他们没去拜见西伯侯就回去了，怨结自然而解。诸候听说后，感叹道：“西伯侯大概要受命于上天了！”　　果然，文王死后，儿子武王继承父亲的事业，讨伐商纣，得到各诸候的拥戴，开创了周王朝八百多年的基业。周文王以仁德治国，使虞、芮两地人自惭形秽，冤结不理而解的事件，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不论是国家，还是公司，只有以礼、以仁、以德来进行管理，让百姓和属下能够安乐，那样他们就会自动协调各方面关系，以大局为重，许多问题就会象“虞、芮之讼”一样自然而解，事业发展就更快更顺利。　　【经文】　　有告楚王韩信反，用陈平计擒之，废为淮阴侯。[高帝问诸将，将曰：“亟发兵抗竖子耳。”高帝默然。问陈平，平曰：“人之上书言信反，人有闻知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平曰：“陛下精兵孰与楚？”曰：“不能过。”平曰：“陛下将用兵，有能敌韩信乎？”　　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将又不及，而举兵击之，是趣战也，窃为陛下危之。”上曰：“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会诸侯。南方有云梦，陛下弟出伪游云梦，会诸侯于陈。陈，楚之西界。信闻天子以好出游，其势必郊迎谒。而陛下因擒之，此特一力士之事。”高祖以为然，发使者告诸侯。上因随行。信果迎道中。帝预具武士，见信，即执缚之。田肯贺上曰：“甚善。陛下得韩信，又治秦中。秦，形势之国，带河阻山，悬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台之上建瓴水也。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悬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　　此东西秦也，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者。”上曰：“善。”赐金五百斤。]　　陈豨为代相，与韩信、王黄等反，豨自立为代王，上自往破之。[高祖赦赵、代吏人为豨所诖误者，赵相奏斩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五城。”上问曰：“守、尉反乎？”对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复以为守、尉。上既至邯郸，喜曰：“豨不南据漳水，北守邯郸，吾知其无能为也。”问周昌曰：“赵亦有壮士可令为将者乎？”　　对曰：“见有四人焉。”谒，上谩骂曰：“竖子能为将乎？”各封之千户，以为将。左右谏曰：“从入蜀、汉，伐楚，功未遍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尔所知也。陈豨反，邯郸以北皆豨有也，吾以羽檄征天下乓，未有至者，今惟邯郸中兵耳。吾何爱四千户不封此四人以慰赵子弟心！”皆曰：　　“善。”于是上曰：“陈豨将谁也？”曰：“王黄、曼兵臣，皆故贾人。”　　上曰：“吾知之矣。”乃各以千金购黄、臣等。其黄、臣等麾下受购赏，皆生得。以故，陈豨军遂败。初，韩信知汉畏恶其能。与陈豨谋反，高帝自将击豨，信称疾不从行，欲从中起。信舍人得罪信，囚之，欲杀舍人。（舍人）　　弟告信反状于吕后。吕后欲召，恐其党不就，乃与萧相国谋，诈令人从上所来，言豨已死矣，列侯群臣皆贺。相国诈信曰：“虽病，强入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官。]尉佗王南越反，高祖使陆贾赐尉佗印绶，为南越王，令称臣，奉汉约。[陆生至南越，尉佗椎髻箕踞见陆生。陆生因进说曰：“足下中国人，亲戚、昆弟、坟墓在真定。令足下反天性，弃冠带，欲以区区之越与天子抗衡为敌国，祸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诸侯豪杰并起，唯汉王先入关，据成阳。项王背约，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皆属，可谓至强。　　然汉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制诸侯，遂诛项羽灭之。五年间，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闻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诛暴逆，将欲移兵而诛王，天子怜百姓新劳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绶，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称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强于此。汉诚闻之，掘王先人冢，夷灭王宗族，使一偏将将十万众以临越，则越杀王以降，如反覆手耳。”于是尉佗蹶然起，谢陆生。卒拜尉佗而还。初，南海尉任嚣病，且死，召龙川令赵佗谓曰：“闻陈胜作乱，豪杰叛秦相立，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即以佗行东海尉。事嚣死，佗移檄告诸郡曰：“盗兵即至，急绝新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以其党为假守，自立为南越武王。]　　【译文】　　有人报告楚王韩信谋反，高祖采用陈平的计策擒获韩信，废为淮阴侯。[高祖向诸将问计策，诸将说：“应当赶快发兵讨伐这个小子。”高祖默然不语。　　又问陈平，陈平说：“有人上书说韩信谋反，还有别人知道吗？”回答说：　　“没有人知道。”陈平又问：“韩信知道这件事吗？”高祖回答：“不知道。”　　陈平问：“陛下的精锐部队与楚军相比怎么样呢？”高祖回答：“不如楚军。”　　陈平又问：“陛下手下的大将有用兵超过韩信的吗？”高祖回答：“没有人赶得上。”陈平说道：“现在我们士兵不如楚军精良。将帅又赶不上韩信，发兵攻打楚军，这是自讨苦吃，我为陛下感到不安。”高祖问：“那该怎么办？”陈平说：“古时候天子常巡行各地，会盟诸侯。南方有云梦泽，陛下姑且出巡，假装游云梦泽，在陈地会盟诸候。陈地，是楚国西部边界。韩信听说你喜好巡行游乐，一定会到郊外迎接拜谒，而陛下趁势捉住他，这只不过用一个大力士就可以干的事。”高祖认为有道理。派遣使臣通告诸侯皇帝巡幸之事。高祖于是随后出发。韩信果然在路上迎接高祖。高祖预先准备好武士，看见韩信，立即把他捆绑起来。田肯祝贺高祖：“太好了！陛下抓住韩信，又治理秦中。秦中，是地势优越便利的地方，有黄河、太行山的险要为屏障，南北相距上千里，士兵百万，秦朝得了百分之二。这里地势便利，如果发兵攻打诸侯，就好象住在高台之上倾倒水瓶一样势不可挡。齐地，东有富饶的琅琊、即墨，南面有险固的泰山，西边有浊河为界，北面有渤海，面积二千多里，士兵百万，相隔千里，齐国拥有天下的十分之二。象秦一样重要的位置，不是自己的子弟，不可以封为齐王。高祖说：“对。”赐田肯金五百斤。]陈豨做代地的相国，与韩信、王黄等人谋反，陈自立为代王，高祖亲自带兵出征。[高租赦免越、代两地被陈豨牵连的人，赵国相国上奏请求斩首常山的郡守和县尉，说：“常山北有二十五座城池，陈豨谋反，强占了二十五座城池。”高祖问道：“郡守、县尉谋反了吗？”回答说：“没谋反。”　　高祖说：“这是他们力量不行啊。”于是赦免了他们，重新授予郡守、县尉之职。高祖一到邯郸，喜出望外，说：“陈豨南不据守漳水，北不把守邯郸，可知他是个无能的人。”又问周昌：“赵地有可以拜为大将的好汉吗？”周昌回答：“现有四个人。”四个人进见，高祖谩骂道：“这些臭小子能做大将吗？”但还是封给每个人一千户，拜为大将。左右大臣进谏说：“自从人蜀、汉，攻打楚国，没有全都按功行赏，现在这几个人有什么功劳获得这样厚的封赏？”高祖说：“你们不知道原委。陈豨谋反，邯郸以北都归他所有。　　我发羽檄要求天下诸侯出兵支援，没有出兵的，现在唯独邯郸出兵，我怎么能吝啬四千户的封邑不分封这四个人，来安慰赵国百姓的心呢？”群臣都说：　　“对。”高祖这时又问：“陈豨的大将是谁？”有人回答说：“是王黄、曼丘臣，原来都是商人。”高祖说：“我知道了。”于是分别用千金收买王黄、曼丘臣等人。他们帐下受收买的人，都得以生还，因此，陈军溃败。当初，韩信知道汉王害怕自己的才能，与陈密谋反叛，高祖亲自率兵攻打陈，韩信称病没有随行，想要趁机从中起事。韩信的一个舍人得罪了韩信，韩信于是囚禁了舍人，准备杀掉。舍人的弟弟把韩信要谋反的事情告诉了吕后。吕后想要召见韩信，又怕他的同党不驯服。于是与丞相萧何密谋，让人假称从高祖那里来，说陈豨已被杀死，诸候群臣都来祝贺。萧何欺骗韩信说：“即使有病，也应当勉强进宫祝贺。”韩信进宫，吕后派武士捆住韩信，在长乐宫杀了他。]尉佗在南越称王谋反，高祖派陆贾赏赐给他印绶，封为南越王，命令他向汉朝称臣，服从汉朝的约束，[陆贾到南越，尉佗傲慢地接见他。陆贾于是进谏道：“你是中原人，亲戚、兄弟、祖坟都在真定，现在你违反人的天性，脱下汉朝装束，而穿胡服，想要拿小小的南越同天子抗衡，祸患将要加在你身上了。秦朝政治混乱，天下诸候豪杰全都起兵反抗，只有汉王先人武关，据守咸阳。项羽背弃契约，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都归附，可以说是很强大的了。但是汉王从巴蜀兴起，横扫天下，制服诸侯，灭掉项羽。五年的时间里，四海平定，这不是人力所能办到的，是上天要让汉兴起。天子听说大王称王南越，不帮助天下人诛除暴虐的秦朝，要动兵诛杀你，天子怜爱百姓最近劳苦，所以暂且休兵，派我授予你印绶，作为天子的使者，大王你应当出郊迎接我，向北称臣。假如你想凭新近建立的羽翼未丰的南越独立为国，不归顺汉朝。汉朝听说这件事，会挖掘你先人的坟墓，诛夷你的宗族，派一个偏将率领十万军队兵临南越，那样南越人就会杀掉大王归降汉朝。这是易如反掌的。”听到这里，尉佗赶忙起来，向陆贾道谢。陆贾于是授给尉佗印绶回朝。当初，南海尉任嚣病重，快要死了，召见龙川令赵佗，对他说：　　“听说陈胜作乱，豪杰背叛秦朝各自独立，番禺后有山岭为屏障，前有南海为依托，东西纵横几千里，如有中原人辅佐，你就可以成为这个地区的君主，建立国家。”于是让赵佗担任东海尉。侍奉任嚣死后，赵佗发檄文告诸郡说：　　“匪盗的兵马上就要到了，要赶快切断道路，招集士兵各自守卫。又渐渐运用手段诛杀了秦在南越设置的官吏，用自己的同党为代郡守，自立为南越武王。]　　【按语】　　历来的人们都以为刘邦之所以能在群雄逐鹿的纷乱形势下夺得天下，完全是因为麾下“三杰”：张良、萧何、韩信的鼎力相助。至于他本人，除了一身痞性和善弄权术外，别无所长。　　也许起义之初的刘邦是这样。　　汉立国之后，刘邦为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对一些被封为王的异姓功臣大肆屠戮：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刘邦这种一点后手也不留的作法着实让人吃惊：以后一旦情况变化，找谁为你领兵征讨、收拾局面？　　刘邦在建国后平定陈豨、韩信叛乱时所说的一番话为他的上述行为作了最好的注脚：上既至邯郸，喜曰：“豨不南据漳水，北守邯郸，吾知其无能为也。”此时的刘邦，谈笑自若中已显露出了一个日臻成熟的大政治家、军事家的豪迈峥嵘之气。他自己在以往争战的历炼中已学会了治国用兵的一系列韬略，从而具备了作为君临天下的人主所应该有的谋略素质。完全从奸猾的地痞流氓过渡成了指挥若定的大战略家。　　刘邦时自己的能力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是心中有数的。他自信足以应付一切，因此剁掉几个往昔欣赏过的英才在他眼里也算不了什么。　　另外，陆贾劝南越王尉佗降汉，一番话里正邪兼备，颇可玩味。　　南越王割据一方，拥兵自重，并不把汉的军事实力放在眼里。如果选择的话，他还不是早就归顺了？　　陆贾的高明之处在于说了这样的几句话：“..汉诚闻之，掘王先人，夷灭王宗族..”如此作法，刘邦不怕，南越王却深以为忧。因而归降。　　马克思说：“人在本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在立身行事时考虑的都不仅仅是自己，还有亲戚朋友、父母兄弟、妻子儿女等等。　　南越王就是因为顾及到这些才敛手臣服的。这就是古人常说的“有所不忍者。”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割舍不掉的东西，这往往成为一个人失败的致命弱点。　　【经文】　　高祖在位十二年，崩，年六十二。惠帝立，吕后临政。　　[吕后时，陈平燕居深念。陆生曰：“何念之深也？”平曰：“生揣吾何念？”陆生曰：“足下位为上相，食三万户侯，可谓极富无欲矣。然有忧念，不过患诸吕、少主耳。”平曰：“然。为之奈何？”陆生曰：“天下安，注意于相；天下危，注意于将。将相和，则士豫附；士豫附，天下虽有变，则权不分；权不分，则社稷计在两君掌握耳。何不交欢太尉，深相交结？”平用其计，竟诛诸吕。初，吕后之崩也，大臣诛诸吕。吕禄为将北军，太尉勃不得入北军。时，郦商子寄与吕禄善。于是乃使人劫郦商，其子往给说吕禄。　　吕禄信之，故与出游，而太尉乃得入北军诛吕氏也。]景帝时，吴楚反，征平之。[帝使太尉周亚夫东击吴楚，亚夫问父客邓都尉曰：“策将安出？”客曰：　　“吴兵锐甚，难争锋；楚兵轻，不能持久。方今为将军计，莫若引兵东，壁昌邑，以梁委吴，吴必尽锐攻之。将军深沟高垒，使轻兵绝淮泗口，吴粮道绝，使吴梁相弊。而粮食竭，乃以全制其极，破吴必矣。”条侯曰：“善。”　　因请上曰：“楚兵剽轻，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粮道，乃可制也。”　　上许之。亚夫至荥阳，吴方急攻粱，梁急，请救。亚夫引兵东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王使使请亚夫，夫守便宜，不肯往，坚不出，而使弓高侯等屯吴、楚兵后，绝其饷道。吴、楚兵乏粮，饥，欲退，数挑战，终不出。吴、楚既饿，乃引兵而去。亚夫出精兵追击，大破吴也。]崩，太子彻立。[是为武帝。]　　崩，子弗陵立。[是为昭帝。霍光辅政，上官桀害光宠诈为帝兄燕王旦上书，称光行上林称跸，又私调校尉。帝不信，而上宫桀作伪果发，伏诛。]崩，立武帝孙昌邑王贺。[贺，昌邑哀王髆之子。即位二十七日，事有千一百二十七条，霍光废贺为海昏侯也。]废，立武帝曾孙询。崩，立太子奭。崩，立太子骛。[是为成帝，委政诸舅王凤等，同日拜凤兄弟五人为侯，号曰：“五侯。”　　五侯皆专政也。]崩，立宣帝孙定陶孝王子欣。崩，立帝弟中山孝王■。[是为平帝。帝年幼，为王莽所酖。崩，立宣帝玄孙婴。是为孺子，莽废婴自立。]　　【译文】　　高祖在位十二年驾崩，终年六十二岁。惠帝即位，吕后临朝听政。[吕后执政时，陈平退朝闲居常深自思索。陆生问：“你为什么常深深思索？”陈平反问：“你猜猜我思考什么问题？”陆生说：“你位居上相，奉禄三万户，可以说是富贵之极，没有什么可想的了。假使有忧虑，也不过是诸吕与少主争权罢了。”陈平说：“是。但是该怎么办呢？”陆生说：“天下安定，人们就注意丞相；天下危急，人们就注意将帅。将相融合，士人就诚心归附；士人心悦归附，天下即使发生变乱，权力不会分散；权力不分散，那么国家就掌握在两个人的手里。你为什么不深结交太尉，与他交好呢？”陈平采用陆生的计策，后来竟然诛杀了诸吕。当初，吕后驾崩，大臣诛杀了吕氏家族。　　吕禄担任北军统帅，太尉周勃不能进入北军行使军权。当时郦商的儿子郦寄与吕禄交好。陈平于是派人劫持郦商，让他的儿子去劝说吕禄。吕禄信了郦寄的活，与郦寄一起出游，太尉于是得以进入北军，诛杀吕氏。]景帝时，吴、楚两地谋反。景帝派兵平定了吴、楚。[景帝派太尉周亚夫向东攻打吴、楚，周亚夫问父亲的门客邓都尉：“应当采用什么计策？”邓都尉回答：“吴国的军队精锐，士气旺盛，难与争锋；楚国的军队轻佻，不能维持多久。现在将军的权宜之计，不如带兵向东，在昌邑修建军事工事，牺牲梁国，让吴国攻打，吴兵必然全力攻打梁国，将军加强防御，派少量士兵掘开淮泗堤坝。　　断绝吴国粮道，让吴、梁两国相互攻击，等到粮食枯竭，再用全力攻打疲倦的吴军，一定会打败它。”条候周亚夫说：“好！”于是对皇上说：“楚兵骠悍勇猛，难以与其争锋，希望能牺牲梁国，断楚兵粮道，才可以制服他们。”　　皇上同意了。周亚夫到荥阳，吴正急攻梁地，梁地危急，向亚夫求援。亚夫率兵奔荥阳东北的昌邑，加强防守。梁王派使臣向亚夫救援，亚夫坚持对作战有利的行动，不去救援，也不出战，派弓高侯等人带兵驻扎在吴、楚军后面，断他们的粮道。吴、楚缺粮，士兵饥饿，想要撤军，多次挑战，亚夫的军队始终不出战。吴、楚军中缺粮，于是引兵撤退。周亚夫派出精锐部队追击，大败吴军。]景帝驾崩，太子刘彻即位[这是汉武帝]。武帝驾崩，儿子弗陵即位。[这是汉昭帝。霍光辅佐处理政事，上官桀诬陷霍光骄纵，假称是皇帝的哥哥燕王刘旦上书，说霍光行幸上林苑，却声言帝王出行，又私自调校尉使用，昭帝不相信。后来上官桀谋害霍光的事被发现，上官桀伏法。]昭帝驾崩，汉武帝的孙子昌邑王刘贺即位。[刘贺是昌邑哀王刘髆的儿子，在位二十七天，做违礼的事有一千多条，于是霍光废贺为海昏侯。]废掉昌邑王刘贺，立武帝的曾孙刘询为帝。刘询驾崩，立太子刘奭为帝。刘奭驾崩，立太子刘骜。[这是成帝。成帝把政权托付给舅舅王凤等人，即位同一天，封王凤兄弟五人为侯爵，号称五侯。五侯都掌握大权。]成帝驾崩，立宣帝的孙子定陶恭王的儿子刘欣为帝。刘欣驾崩，立他的弟弟中山孝王刘■为帝。[这是平帝。　　平帝年幼，被王莽毒杀。平帝驾崩，王莽立宣帝玄孙刘婴为帝。这就是孺子婴。后来王莽废掉刘婴，自立为帝。]　　【经文】　　伪新室王莽者，成帝舅王曼之子，元帝王皇后之侄也。元帝崩，成帝即位，以元舅凤为大司马，兄弟五人皆为侯。[元帝皇后，魏郡王禁之女。生成帝时，凤秉政。同日封兄弟五人为侯。]曼早卒，凤将薨，以莽托太后，封为新都侯。五侯竟为僭，起治第舍，莽幼孤贫，独折节恭谨。当世名士，多为莽言，上由是贤之，拜为侍中。[莽结交将相，收赡名士，赈施宾客，故虚誉隆洽，倾炽其诸父矣。]时，成帝废许后，立赵飞燕，飞燕女弟为昭仪。昭仪害后宫皇太子，帝无嗣，乃立定陶王欣为皇太子。[欣者，宣帝孙，成帝弟之子。初，王祖母傅太后阴为王求为汉嗣，私事赵皇后、昭仪及帝舅王凤，故劝立之。]莽以发定陵侯淳于长大奸，拜为大司马，[初，长与许皇后姊孊私通，因孊赂遗长。长许欲白上为左皇后。时，王根辅政，久病。长尝代根。　　莽心害长宠，白根曰：“长与许贵人私交通，见将军久病，私喜。”根怒，令莽白长，长下狱死。]时年三十八。成帝崩，哀帝即位。立皇后傅后。[后即帝祖母，定陶恭太后从女弟也。]封后父傅晏为孔乡侯。帝母丁后曰恭皇太后，舅丁明为安阳候。莽乞骸骨，避丁、傅也。哀帝崩，时莽以侯在第。太皇太后令莽备佐丧事，复为大司马。征立中山王为帝，太皇太后临朝，莽秉政，百官总己以听于莽。[附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以王寻、王邑为腹心，甄丰、甄邯主击断，平晏典枢机，刘歆典文章，孙建为爪牙，皆以才能并任显职。莽色厉而言方，欲有所为，微见风采，党与承意而显奏之。莽因固让，示不得已，上以感太后，下以取信于众庶。越裳氏重译献白雉一，黑雉二。　　莽令益州讽群臣，奏言莽功德比周公，宜赐号“安汉公”。]平帝崩，莽征宣帝玄孙广成侯子婴立之，年三岁。遂谋居摄，如周公故事。[时，元帝统绝。　　宣帝曾孙五人，莽恶其长者，托以卜相宜吉，乃立婴也。]　　【译文】　　伪新朝皇帝王莽，是成帝的舅舅王曼的儿子，元帝王皇后的侄子。元帝驾崩，成帝即位，拜大舅王凤为大司马，王凤兄弟五人都封受侯爵。[元帝的皇后是魏郡王禁的女儿。皇后生成帝时，王凤秉政。成帝即位同一天，封兄弟五人为侯爵。]王曼早逝，王凤临死之前把侄子王莽托付给太后，封为新都侯。五侯争先超越侯爵礼仪，建造华美的宫室。只有王莽年幼，孤单贫弱，屈已下人，对人恭敬、做事谨小慎微。当时的许多名士都替王莽说好话，皇上因此认为王莽是个贤能的人，拜他为侍中。[王莽结识交往将相，收罗供养名士，赈济施恩惠给宾客，所以有许多虚浮的声誉，威盛超过了几个叔叔。　　当时，成帝废掉许皇后，立赵飞燕为皇后，立赵飞燕的妹妹为昭仪。昭仪谋害了后宫皇太子，皇帝没有后嗣，于是立定陶王刘欣为皇太子。[刘欣是宣帝的孙子，成帝弟弟的儿子。当初，刘欣的祖母傅太后暗地为他谋求汉朝的正嗣，私下求赵皇后、昭仪和成帝舅舅王凤等人，所以他们劝皇帝立刘欣为皇太子。]王莽因为发现定陵侯淳于长与许贵人勾结的事，被拜为大司马。[当初，淳于长与许皇后的姐姐许孊私下勾结，于是许孊贿赂淳于长。淳于长答应要请皇帝封许孊为左皇后。当时王根辅佐朝政，长期卧病，淳于长代理王根的职务。王莽心里怕淳于长得宠，对王根说：“淳于长与许贵人私下勾结，见将军长期卧病，暗自欢喜。”王根大怒，命令王莽参奏淳于长。淳于长因此入狱身死。]时年三十八岁，成帝驾崩，哀帝即位，立傅后为皇后，封傅皇后的父亲傅晏为孔乡侯，皇帝的母亲为恭皇太后，皇帝的舅舅丁明为安阳候。　　王莽请求告老还乡，躲避丁、傅两人。哀帝驾崩，当时王莽由于侯爵的身分得以住在私宅里，太皇太后命王莽等主持丧事，又封他大司马。征立中山王为帝。太皇太后临朝听政，王莽执掌大权，文武百官各统己职，听命于王莽。　　[归附顺从王莽的人就得到提拔，忤逆怨恨他的人就被杀害。王莽用王寻、王邑为自己的心腹，甄丰、甄邯主管刑罚，平晏掌管机要，刘歆掌管礼乐法度，用孙建为亲信，他们都靠自己的才能官居显要职位。王莽外表矜严，言语正直，想要做什么，只要稍微用表情和眼色暗示一下，党羽就秉承他的意思明奏皇帝。王莽假惺惺地反复推让，表明自己不得已做这些事。上使太后感动，下取得百姓的信任。越地裳氏辗转献上白野鸡一只，黑野鸡两只。王莽暗示益州上书群臣，群臣再上奏，说自己功德可与周公相比，应封为“安汉公”。]　　平帝驾崩，王莽征宣帝玄孙广成候的三岁儿子刘婴立为皇帝。于是王莽谋划篡位，临朝处理政务，象以前的周公那样。[当时，元帝刘统没有后嗣，宣帝有曾孙五个人。王莽恶厌长曾孙，假托用卜筮之法选择合适善良的人，于是立刘婴。]　　【经文】　　东都太守翟义反，败死，莽自谓威德遂盛，获天人之助，用铜匮符命，遂即真。其九年，赤眉贱起。十四年，世祖起兵，与王匡等共立刘圣公为更始皇帝。[更始，即世祖族兄。世祖及兄伯升与新市、平林兵士王匡等合军攻棘阳。]莽遣王寻、王邑击更始。二人兵败于昆阳，汉兵遂入城中，人皆降。　　莽走渐台，藏于室中北隅间，校尉公孙宾就斩莽，遂传首诣更始于宛。　　【译文】　　东都太守翟义谋反，事败身死。王莽自以为威望功德更大，得到上天和人事的帮助，于是用铜制符，称自己为代理皇帝，不久即真的篡位。王莽九年，赤眉军起义。王莽十四年，世祖起兵，与王匡等人拥立刘圣公为更始皇帝。[更始帝是世祖的同族兄长，世祖与自己的哥哥刘伯升以及新市、平林兵的起义军王匡等人合军攻打棘阳。]王莽派王寻、王邑攻打更始的军队。二人在昆阳大败。汉军进入昆阳，城中百姓都投降了。王莽逃到渐台。藏到屋中北墙角，校尉公孙宾于是杀了王莽，把王莽的头转交到宛地给更始皇帝。　　【经文】　　世祖先武皇帝讳秀，字文叔，南阳蔡阳人。高皇帝之九代孙也。王莽末，天下连岁灾蝗，寇盗蜂起。[莽末，南方饥馑，人民群入野泽，掘凫茈食，更相侵夺。新市人王匡等为平理争讼，遂推为渠帅。]时世祖避吏新野，因卖谷宛，宛人李通以图谶说世祖。[通父守，好谶记。通素闻守说云：“刘氏复兴，李氏为辅。”私尝怀之。及下江，新市兵起，通弟轶乃共计议曰：“今四方扰乱，新室且亡，汉当更兴。南阳宗室独刘伯升兄弟泛爱容众，可与谋大事。”　　通曰：“吾意也。”会世祖避事在宛，通闻之，即遣轶迎世祖，遂相约结。　　初，世祖与伯升、邓晨俱之宛，与穰人蔡少公等燕语。少公颇学图谶，言刘秀为天子。或曰：“是国师刘秀乎？”世祖笑曰：“何用知非仆耶？”坐者皆大笑，晨心独喜。后因谓世祖曰：“王莽残暴，盛夏斩人，此天亡之时。　　往时会宛，语独当应耶！”世祖笑。及汉兵起，邓晨遂往从之。]世祖于是与通弟李轶起于宛，兄伯升起于舂陵，邓晨起于新野，会众兵击长聚。　　【译文】　　汉世祖光武皇帝名秀，字文叔，南阳蔡阳人，是汉高祖的九代孙。王莽末年，天下连年发生蝗灾，各地匪寇盗贼蜂起。[王莽末年，南方发生饥荒，百姓都到田野、水边挖荠充饥，常常互相抢夺。新市王匡为他们评是非，于是大家推举王匡为渠帅。]当时世祖到新野逃避官吏追捕，因为到宛地卖谷子，宛人李通拿图谶游说世祖。李通的父亲李守爱好图谶。李通平素听父亲说：“刘氏复兴，李氏为辅。”私下记住了。等到南下长江，新市人起兵，李通弟弟李轶与李通商议：“现在天下混乱，王莽新室将要灭亡，汉朝必当再兴起。南阳的皇族宗室只有刘伯升兄弟俩博爱宽容，能用人。可以与他们共同谋划大事。”李通曰：“正合我的主意。”正赶上世祖在宛地逃避官吏追捕，李通听说，立即就派李轶迎接世祖，于是三人约定联合起来。当初世祖与哥哥伯升及邓晨一同到宛，与穰地人蔡少公等人私下交谈。蔡少公颇通图谶，说：“刘秀能成为天子。”有人问：“是国师刘秀吗？”世祖大笑曰：　　“何以知道是不是我呢？”在坐的人也都跟着大笑，邓晨心中暗自欢喜。后来他对世祖说：“王莽执政残暴，盛夏斩首犯人，这是上大要灭亡他的时候了。过去在宛地聚会说的话难道要应验了吗？”世祖微笑不语。到世祖起兵，邓晨立即率军跟从世祖。]世祖于是与李轶起兵宛城，哥哥刘伯升起兵舂陵，邓晨起兵新野，各路军会合共同攻打长聚。　　【经文】　　新市人王匡等立刘圣公为天子，而害伯升，[刘玄，字圣公，世祖族兄也。　　避吏平林，王匡等立之。初，伯升自王莽篡汉常愤，怀匡复社稷之虑。不事家人之居业，倾身破产，交结天下雄俊。王莽末，盗贼群起。伯升召诸豪杰计议，于是使宾客邓晨起新野，世祖、李轶起于宛，伯升发舂陵，子弟七八千人，部署宾客，自称“柱天都部”，使刘嘉诱新市、平林兵王匡、陈牧等合军而迸，屠长聚。诸将议立刘氏，以从人望，豪杰咸欲归伯升。而新市、平林将帅乐放纵，惮伯升威明，贪圣公懦弱，先定策，立之，然后召伯升示其议。伯升曰：“诸将军欲尊立宗室，德甚厚焉，愚鄙之见，窃未有同。今赤眉起青徐众数十万，闻南阳立宗室，恐赤眉复有所立，如此，将内自争。　　令王莽未灭，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损，权非所以破莽也。且首唱号，鲜有能遂，陈胜、项羽即其事也。舂陵去宛三百里耳，未足为攻而遽自尊立，为天下准的，使后人承吾弊，非计之善者也。今且称王以号令，若赤眉所立者贤，则相率而往从之；若无所立，破莽，除赤眉，然后举尊号亦未晚也，愿善详思之。”诸将不从，遂立圣公。由是，豪杰失望。伯升都部将刘稷勇冠三军，闻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图大事者，刘伯升兄弟也。更始何为者耶？”更始君臣闻而心忌之。乃陈兵数千收稷，将诛之，伯升固争。李轶、朱鲔因劝更始并执伯升，即日害之。李轶与世祖既隙，后因冯公孙致密书，求效诚节，咸劝秘之。世祖乃班露轶书曰：“李季文多诈，不信人也。”今移其书告守、尉。书既宣露，朱鲔使人杀轶也。]号更始元年。更始使世祖为偏将军，徇昆阳。王莽闻汉帝立，大惧。遣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将兵育万，击世祖于昆阳。世祖破之。[初，伯升拔宛己三日，世祖尚未知，乃伪使人持书报城中，云“宛下兵到”，而佯堕，下其书，寻、邑得之不喜。　　诸将既经屡捷，胆气益壮，无不一当百，世祖乃与敢死者三千人，从城西出，冲中坚。寻、邑阵乱，乘锐奔之，遂杀王寻。莽兵大溃，走者自相腾践，奔殆百余里。间会大雷风，雨下如注，滍水盛溢，虎豹皆战栗，溺死者以万数，水为之不流。]三辅豪杰，共诛王莽，传首诣宛。更始以世祖行大司马事，持节北渡河，镇慰州　　郡。[邓禹杖策北渡河，追世祖。世祖见禹甚欢，谓曰：“我得专封拜，先生远来，宁欲仕乎？”禹曰：“不愿也。明公威德加于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耳。”世祖笑，因留宿禹。进说曰：“更始虽都关西，令山东未安。赤眉、青犊之属，动以万数，三辅假号往往群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听断。诸将皆庸人崛起，志在财帛，争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　　非有忠良明智、深虑远图、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离析，形势可见。明公虽建善辅之功，犹恐未可成立。于令之计，莫如延览英雄，务悦人心，立高祖之业，救万人之命，以公而虑之，天下不足定也。”世祖大悦，及从至广阿，披与地图指示禹曰：“天下郡国如是，今始得其一。子前言以吾虑之，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令海内散乱，人思明君、犹赤子之慕慈母也。　　古之兴者，在德厚薄，不以小大。”世祖笑悦，又冯异说世祖曰：“人思汉久矣。今更始诸将，纵横暴虐，所至虏掠，百姓失望，无所依戴，今公专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纣之乱，乃见汤武之功。人久饥渴，易为充饱，宜急分遣宫属巡行郡县，理冤结，布惠泽。”世祖纳之也。]王郎诈为成帝子子舆，立为天子，都邯郸，遣使降下郡国，世祖灭之。[王昌一名王郎，赵国邯郸人也。素为卜相，常以河北有天子气，时赵缪王子林好奇数，任侠于赵、魏间，而郎与之善。初，王莽篡位，长安中或称成帝子子舆者，莽杀之。郎缘是称真子舆云。更始元年冬，林等率车骑数百，晨入邯郸城，立郎为天子。　　世祖进攻邯郸，郎少傅李立为反间，开门内汉军，遂拔邯郸，斩王郎。收文书，得人吏与郎交关，谤毁者数千章。世祖不省，会诸将烧之，曰：“令反侧子自安也。”]　　【译文】　　新市王匡等人立刘圣公为天子，杀害了刘伯升。[刘玄，字圣公，世祖的同族兄长。在平林逃避官吏追捕时，王匡等人拥立他为帝。当初，自从王莽篡夺汉朝王位，刘伯升常常忿懑，思虑匡复社稷的事，不经营家中的产业，倾荡家产，结交天下英雄豪杰。王莽末年，盗贼蜂起，刘伯升召集豪杰商议起兵讨伐王莽。于是派亲近之客邓晨从新野举兵，世祖、李轶从宛地起兵，伯升从舂陵起兵，子侄共有七八千人，安排归顺的人，自称为“柱天都部”，又派刘嘉利诱新市、平林兵首领王匡、陈牧等人合军前进，一同攻打长聚。　　诸将计议立刘氏兄弟为首领，来顺从众人的愿望，豪杰都立刘伯升为王。但是新市、平林的将帅都喜欢放纵，害怕刘伯升的威严圣明，喜欢刘圣公胆小懦弱，就预先制定计策，立刘圣公为帝，然后召见刘伯升，说明他们的计议。　　刘伯升说：“各位将领要尊立汉朝宗室，功德不小。以我的愚见，还有不赞同之处。现在赤眉军发动起青徐地区的几十万人，听说南阳兵立汉朝宗室为帝，恐怕会又自立一个君主。这样，义军内部将要自相残杀。现在王莽未消灭，而宗室之间却相互攻伐，这是让天下人对我们产生怀疑，自己损害自己而非打败王莽的好办法。况且首先起兵称立帝号的，很少有能最后成功的，陈胜、项羽就是这样的例子。从舂陵到宛地三百多里，没攻下几座城池，急忙自己尊立为帝，成为天下人攻击的靶子，让后来起兵的人抓住我们的不利处，这不是一条妙计。但事已至此，暂且称王自立，发布号令，假如赤眉军所拥立的君主贤明，我们就去归顺他；如若没有拥立，打败王莽后，剪除赤眉军，再拥立皇帝也不迟。希望你们大家好好考虑。”各将领不听从刘伯升的意见，于是立圣公为帝。因这件事，天下豪杰大失所望。刘伯升的部将刘稷勇冠三军，听说拥立圣公为更始皇帝，大怒，说：“本来起兵共同谋划天下大事的是刘伯升兄弟，更始是干什么的？”更始君臣听说这件事后，内心忌惮刘稷，列兵几千人捉住刘稷，要杀掉他，刘伯升据理力争。李轶、朱鲔于是劝说更始帝把刘伯升也一起抓起来，当天就杀了他俩。李轶与世祖于是有了仇怨。后来李轶靠冯公孙送秘信给世祖，请求效忠，大家都劝世祖收留他。世祖于是微露李轶信给众人看，说：“李轶信中多诡诈之词，让人不能相信。”于是把李轶的信交给守尉，信的内容已经公开披露，朱鲔派人杀了李轶。]建号更始元年。更始封世祖为偏将军攻打昆阳。王莽听说起义兵拥立汉朝宗室为帝，非常害怕，派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带兵百万去昆阳讨伐世祖，世祖大败王莽的军队。[当初，刘伯升带兵攻下宛地已经三天了，世祖还不知道，假装派人到昆阳城中报信，谎称宛地援军到了，送信人假装跌倒，把信掉在地上，王寻、王邑得到信，看后不高兴。世祖手下的诸将领屡战屡胜，士气大盛，无不以一当百，世祖于是率敢于赴死士兵三千人，从城西门冲出，直入敌军的中军。王寻、王邑阵营大乱，世祖率军趁着锐气急追敌军，杀了王寻。王莽的军队大败，逃跑的人自相践踏，一直逃跑近一百多里。正赶上风雨交急，大雨倾盆，滍河水暴涨，溢过两岸堤坝，淹死的人数以万计，连滍水都被堵塞。]三辅地区的豪杰共同诛杀了王莽，带着他的脑袋到宛地见更始帝。更始帝让世祖任大司马的职务，拿着符节北渡黄河，镇守抚慰北方州郡。[邓禹骑马北渡黄河，追击世祖。世祖看见邓禹非常高兴地说：“我有任命官吏的特权，先生远来，想在我手下任职吗？”邓禹说：“不愿意。你威望德行超越四海，我邓禹如果能效微薄之力，将来就能名垂史策。”世祖大笑，于是留宿邓禹。邓禹进一步劝说道：“更始帝即使集军关西，太行山以东也不会安宁。赤眉、青犊这些军队常常打着起义军的旗号成千上万地聚集三辅。更始的军队还没有挫败过它，它也不听更始的号令，各将领都是从平庸的人中崛起的，志在获得钱财，争相使用武力，只是每天自寻快乐罢了。　　没有一个忠良明智，深谋远虑，想要尊立君主安抚百姓的人。四面分崩离析，局势是可以看出来的。你虽然有建立藩国和辅佐的大功，恐怕还不能有所成就。当今之计，不如招纳英雄豪杰，取悦民心。重建高祖的大业，拯救天下百姓的性命，你考虑到这些事情，天下不怕不安定。”世祖听后非常高兴。　　及至随世祖到广阿，世祖展开地图指给邓禹看，说：“天下郡国那么多，我现在只得到其中的一个，你以前说考虑到这些事情，天下不怕不安定是什么意思。”邓禹说：“现在天下分散混乱，人民思念圣明的君主，就好象儿子思念母亲。古代君主兴起的原因在于厚施德行给百姓，而不在地方的大小。”　　世祖非常高兴。冯异劝世祖说：“百姓思念汉朝很久了。现在更始手下的各将领骄横暴虐，所到之处，抢劫掠夺，百姓对此很失望，但又没有可以依靠拥戴的明君。现在你在北方有特权，可以不必请示，自行决定军政事务，施予百姓恩德。只有有桀、纣的残暴混乱，才能显示出商汤、武王的功劳。现在百姓长期挨饿，容易让他们吃饱。当务之急应当赶快派官吏巡行各郡县，审理冤案，施行恩惠。世祖听取了他的建议。]王郎假称自己是成帝的儿子子舆，自立为大子，定都邯郸，派遣使臣让各郡国投降，世祖灭掉王郎。[王昌又名王郎，赵国邯郸人。平素以卜相为业，常认为河北有天子气象。当时，赵缪王的儿子刘林喜好奇异之术，在赵、魏间行侠，王郎与他们交好。当初王莽篡位，长安城中有称自己是成帝儿子子舆的，被王莽杀掉了。郎于是称自己是真正的子舆。更始元年冬天，刘林等人带领车辆、马匹好几百，早晨进入邯郸城，立王郎为天子。世祖进攻邯郸，王郎的少傅李立为内应，打开城门迎接汉军，于是世祖攻克邯郸，杀了王郎。世祖收集公文，得到官吏与王郎有关毁谤世祖的有几千章。世祖不检查，召集各将领烧掉它，并说：“这是为让那些有反复行为的人安心。”　　【经文】　　世祖威声日盛，更始疑虑，乃遣使立世祖为萧王，令罢兵，与诸将有功者还长安。遣苗曾为幽州牧，韦顺为上谷守，并北之郡。[时世祖居邯郸宫，耿弇请间，说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乱，诸将擅命于畿外，贵戚纵横于都内，天子之命不出城门，所拜牧守辄自迁易，百姓不知所从，士人莫敢自安，虏掠财物，劫掠妇女，怀金玉者，至不生归。元元叩心，更思王莽。又铜马、赤眉之属数十辈，数及百万，圣公不能辨也，其败不久。公首举事南阳，破百万之军。今定河北，据天府之地，以义征伐，发号响应，天下可驰檄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他姓得之。闻使者从西方来，欲罢兵，不可从也。　　今吏士死亡者多，弇愿北归幽州，益发精兵，以集大计。”世祖大悦。弇归上谷，斩韦顺等。]世祖辞不就征，斩苗曾等，自是始贰于更始。　　【译文】　　世祖的威望名声日渐大噪，更始开始疑虑，于是派使臣封世祖为萧王，命令世祖罢兵，与其他有功的将领一起返回长安。派苗曾担任幽州牧，韦顺任上谷守，并管理北方的州郡。[当时世祖住在邯郸宫中，耿弇请求摒开左右与世祖私谈，说道：“现在更始朝政治混乱，君臣淫乱，将领在京师外擅自发令，不受节制，贵族国戚在京都内骄横霸道，天子的命令没出城门，所任命的牧、守动辄自己升迁改变，弄得百姓无所适从，士人不敢安心。官吏掳掠财物，劫掠妇女，有些钱财珠宝的人，到了不能活着回家的地步，百姓顿足捶胸，反而思念王莽当朝的时候。另外，象铜马，赤眉之类的起义军有几十个，数量有近一百万，而刘圣公却不能管理，失败必在眼前。你首先从南阳举事，攻破了王莽的百万大军。现在你平定黄河以北，占有天府之国，凭德义来征战讨伐，只要你一发号令，必然有人响应，天下可以很快地通过传递檄文而平定了。国家是最重要的，不可以让外姓的人得到。听说使臣从西面都城过来，想要让你罢兵，千万不能听从。现在你手下将士死伤的很多，我愿意北回幽州，多发精兵，来成就国家大计。”世祖听后大悦。耿弇回到上谷，杀了韦顺等人。]世祖推辞，不接受封号，也不听从征召返回长安，杀了苗曾等人，从此以后与更始朝分道扬镳。　　【经文】　　是时，长安政乱，四方背叛，皆平之。[粱玉刘永擅命睢阳，公孙述称王巴、蜀，李宪自立为淮南王，秦丰自号为楚黎王，张步起琅琊，董宪起东海，岑延起汉中，田戎起夷陵，并置将帅，侵略郡县。又有赤眉、铜马之属，不可胜计。初，铜马降，降者犹不自安。世祖知其意，敕令各归营勒兵马，乃自乘轻骑按行部阵。降者更相语曰：“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　　由是悉服。世祖使耿弇讨张步。步闻之，乃使其大将费邑军历下，又分兵屯于祝阿，别于太山、钟城列营数十以待弇。弇乃渡河，先击祝阿，自旦攻城，日未中而拔之，故开围一角，令其众得奔归钟城。钟城人闻祝阿溃，大惧，递空壁亡去。费邑分遣其弟敢守巨里。弇留兵胁巨里，使多伐树木，扬言以填塞坑堑。数日，有降者言邑闻弇欲攻巨里，谋来救之。弇乃令军中曰：“后三日当悉力攻巨里城。”阴缓生口，令得亡归。归者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将救之，弇喜谓诸将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诱致邑耳。今来，适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岗坂，乘高合战，临阵斩邑。既而，收首级以示巨里城。城中凶惧，费敢悉众亡归张步。步时都剧，使其弟蓝守西安，诸郡太守守临淄，相去四十里。弇进军居二城之间。弇视西安城虽小，而坚，临淄虽大，而实易攻。乃敕诸部，后五日攻西安城。蓝闻之，晨夜警守。至期夜半，弇敕诸将皆蘑食，会明至临淄城。出其不意，半日拔之，入据其城。张蓝惧，遂将其众亡归剧。弇乃令军士无得妄掠剧下，须张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闻之，大笑，至临淄攻弇。弇先出临淄水上，突骑欲纵。　　弇恐挫其锋，今步不敢进，故示弱以盛其气，乃引归小城，陈兵于内。步气盛，直攻弇营，与刘歆合战，弇升王宫坏台望之，视歆锋交，乃自引精兵以横突步阵，大破之。步走降世祖。弇欲招其故众，令陈俊追斩诸贼，悉平之。]　　赤眉贼入函关，攻更始。世祖遣邓禹引兵而西，以乘更始、赤眉之乱，[赤眉贼樊崇立刘盆子为天子，入长安，杀更始，寇掠关中。]于是诸将上尊号，乃命有司设坛于弇南千秋亭五城陌，即皇帝位。[诸将上奏曰：“汉遭王莽，宗庙废绝，豪杰愤怒，兆人涂炭。王与伯升首举义兵，更始因其资以据帝位，不能奉承大统而败乱纲纪，盗贼日多，群生危蹙。大王初征昆阳，王莽自溃；后拔邯郸、北州、弭定，三分天下有其二；跨州据土，带甲百万，言武力莫之敢抗，论文德则无所与辞。臣闻帝王不可以久旷，天下不可以谦拒。唯大王以社稷为计，万姓为心。”又强华自关中奉赤伏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聚，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然后即皇帝位。]十月，驾东都洛阳，赤眉降。[大司徒邓禹、冯异、刘弘等征赤眉，异曰：“异前与拒华阴，经数十日，虽屡获雄将，余众尚多，可稍以恩信，倾诱难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诸将屯泥池，要其东，异以兵击其西，一举而取之，此万成计也。”禹、弘不从，遂大战赤眉。佯败，弃辎重走。车皆载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饥，争取之。赤眉引还击弘等，弘等军溃乱，异与禹救之。赤眉小却，异归壁约期会战。异使壮士变服色与赤眉同，伏于道侧。旦日，赤眉使万人攻异前部，异裁出兵救之。贼见势弱，遂悉众攻异。异纵兵大战。日昃、贼气衰、伏兵卒趁、衣服相乱、赤眉不复识、遂惊溃。赤眉君臣面缚，奉皇帝玺缓降世祖。]　　平隗嚣，灭公孙述，天下大定。崩于南宫，时年六十三。　　【译文】　　这时，长安政治混乱，各地义军背叛更始，世祖平定了这些叛乱。[梁土刘永在睢阳擅自发令，不受节制，公孙述在巴、蜀称王，李宪自立为淮南上，李丰自称为楚黎王，张步举兵琅琊，董宪举兵东海，岑延举兵汉中，田戎举兵夷陵，他们都设置将帅，入侵掠夺周围郡县。另外，象赤眉、铜马这样的起义军，不计其数。当初，铜马军前来投降，投降后又内心不安。世祖知道他们的意图后，命令他们各归阵营约束兵马，自己骑着马按照行列安排阵势，投降的人都说：“萧王对咱们推心置腹，怎么能不以死相报呢？”因此都真心归服世祖。世祖派耿弇讨伐张步，张步听说，就派大将费邑屯兵历下，又分一部分兵驻守祝阿，另外在太行、钟城列几十座阵营等待耿弇的军队。耿弇渡过黄河，先攻打祝阿。从早晨开始攻城，没到中午就攻下了，故意让开重围的一角，让祝阿的兵土得以逃奔钟城。钟城人听说祝阿的军队大败，非常害怕，放弃钟城逃跑了。费邑分派他的弟弟费敢把守巨里。耿弇留部分兵威胁巨里，并派人多伐树木，扬言要填塞壕沟攻城。几天后，有投降耿弇的人把这件事告诉费邑。费邑听说耿弇要攻打巨里，打算前来救援。耿弇于是下令：“过三天将全力攻打巨里。”暗地里放了俘虏，让他回费邑军中。回来的人果然把耿弇攻巨里的日期告诉了费邑。到了攻城那天，费邑果然亲自率兵救巨里。耿弇高兴地对诸将说：“我之所以修备攻城的东西，是想引诱费邑来。现在他来了，我求之不得。”于是分派三千人把守巨里，自带精兵登上高坡，利用高处与费邑军会战，阵前斩了费邑。不久，把费邑的首级挂到巨里城。城中的人害怕，费敢率军逃跑，归降张步。张步当时在剧地，派自己的弟弟张蓝把守西安县，各郡太守把守临淄，两地相距四十里。耿弇进军驻扎在两个城池之间。耿弇见西安城虽小，但异常坚固；临淄城虽大，实际很容易攻打。于是下令各部五天后攻西安城。张蓝听说后，日夜警惕防守。　　到攻城的那天半夜，耿弇下令各将领都在寝席上进食，等到天亮到临淄城，出其不意，半天攻下了城池，占领了临淄。张蓝害怕，于是带领军队逃回剧地。耿弇命令士卒不得随意抢掠到剧城下，必须等张步到了，才攻打，以此来激怒张步。张听说后，大笑，到临淄攻打耿弇。耿弇先出兵临淄水上，想用骑兵冲击张步的军队，耿弇怕挫了张步军的锐气，使张步不敢前进，故意表示软弱来放纵敌军的气焰，带失回到小城，陈兵在内。张步军气焰骄纵，直攻耿弇的阵营，与刘歆会战。耿弇登上王宫残破的高台上观战，见刘歆与张步军交锋，自带精兵横冲张步阵中，大败张步，张步逃跑，投降世祖。耿弇想要招降张步的旧军，命令陈俊追击。于是平灭了张步的军队。]赤眉军进函谷关，攻打更始。世祖派邓禹带兵向西，乘更始、赤眉混乱从中取事。[赤眉军首领樊崇立刘盆子为天子，杀人长安，杀掉更始帝，抢劫掳掠关中。]　　于是诸将上尊帝号，命有司在鄗南千秋亭五城陌设立祭坛，世祖即皇帝位。[诸将上奏：“汉朝出现王莽，宗庙之事废驰，天下豪杰愤怒，百姓遭受涂炭，大王与刘伯升首先举兵起义，更始凭借刘伯升的功绩荣登帝位，但是不能承袭汉朝大统，败坏纲纪，盗贼与日增多，百姓危惧忧愁。大王初征昆阳，大败王莽军，后来又攻下邯郸，北方州郡一一平定，天下三分，大王占据了二分，拥有众多土地，士兵百万，论武力，没有敢跟你抗衡的；说文德，人们简直找不到适当的词汇来歌颂。我们听说国家不可以一日无君，希望大王不要谦逊拒绝，以国家为重，以百姓为重。”强华从关中捧着赤伏符进见：“刘秀发兵攻打无道之人，四方蛮夷聚集，群龙斗于郊野，四七之时从高祖建汉至光武重建共228 年，火为主。”然后刘秀即皇帝位。]十月摆驾东都洛阳，赤眉军投降。[大司徒邓禹、冯异、刘弘等人征讨赤眉军。冯异说：“我曾与敌军拒守华阴，经过几十天，虽然多次捕获敌军勇将，但是余兵还很多，可以稍微施加恩德信义，竭力引诱受难的士兵，再用兵攻打。皇上派各位将军驻扎澡池，为了让贼军向东，我带兵攻敌西部，一举就可攻破，这是万无一失的计策。”邓禹、刘弘不采纳冯异的建议，于是与赤眉军大战。赤眉军假装溃败，抛弃辎重逃跑，车上都装着土，土上盖着豆子，士兵饥饿，争先抢豆吃。赤眉军还兵，攻击刘弘的军队，刘弘军溃败，冯异和邓禹救了他。赤眉军稍向后撤退，冯异回营约定日期与赤眉军作战。冯异让战士换上与赤眉军相同的军装，埋伏在路的两侧。第二天，赤眉军派一万人攻打冯异的前头部队，冯异分兵救援，敌军见对方势力软弱，于是全力攻打。冯异纵兵大战，到中午，敌军士气衰落，路两侧的伏兵突然起来，衣服与赤眉军混杂，赤眉军不能认别，于是惊慌溃败。赤眉军君臣投降，捧着皇帝玺绶进献世祖。]　　平定了隗嚣，消灭了公孙述，天下安定。世祖驾崩南宫，时年六十三岁。　　【经文】　　末孙灵帝用奄人曹节等，矫制诛太傅陈蕃、李膺，其党人皆禁锢。中平九年，黄巾贼起。[巨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畜养子弟，连结郡国，期三月五日内外俱起。唐周告之，角便起，著黄巾为标帜也。]灵帝崩，太子辨即位。董卓入朝，因废帝为弘农王，而立献帝，李傕逼帝东迁；曹操迁帝都许，操薨，帝逊位于曹丕。　　【译文】　　世祖的末代子孙灵帝任用宦官曹节等人。曹节等人假传圣旨杀了太傅陈蕃和李膺，并把两人的同党也都囚禁起来。中平九年，黄巾盗贼兴起。[巨鹿人张角自称“大贤良师，信奉黄老，召收弟子，连结各个郡县，约定三月五日一齐举兵，派唐周通知各地，张角于是举兵，头戴黄巾作为标志。]灵帝驾崩，太子刘辩即位。董卓入主朝政，于是废灵帝为弘农王，立献帝。李傕逼迫皇帝东迁；曹操迁移献帝定都许昌，曹操死后，献帝被迫让位给曹丕。　　【经文】　　魏太祖武皇帝，沛国谁人也。姓曹，讳操，字孟德。灵帝时为曲农校尉。　　【译文】　　曹操，字孟德，沛国谯地人。死后追封为魏武帝。灵帝在位时，曹操担任曲农的校尉。　　【经文】　　汉末，奄竖擅权，何进谋诛奄坚，太后不听。进乃召四方猛将，使引兵向京师，欲以恐劫太后。[陈琳进谏曰：“《易》称‘即鹿无虞’，谚有曰‘掩目捕雀’。夫物微，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国之大事而可诈立乎？今将军总皇威，握兵要，龙骧虎视，高下在心，以此行事，无异于鼓洪炉而燎毛发。但当速发雷霆，行权立断，违经合道，天人顺之。而反释其利器，更征外助，大兵一聚，强者为雄，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无成功，只为乱阶。”　　进不纳其言。]—董卓至，废帝为弘农王，而立献帝，京师大乱。　　【译文】　　汉朝末年，宦官当权，何进谋划诛杀宦官，太后不许，何进于是下令四方将领进京，想要以此来恫赫威胁太后。[陈琳进谏说：“《易》称‘到了山脚下就用不着看林人做向导了’，谚语有‘蒙住眼睛捕捉麻雀’，这些都是自欺欺人的做法。微小的东西，尚且不可以通过欺诈得到，何况国家大事，怎么能用欺诈的手段办成呢？现在，将军你掌握国家大权，以龙虎之威雄视天下，决断由心。如果象你那样做的话，无异于烧旺炉火而燎毛发。应当速发雷霆之威，进行通变，立即决断，虽然违背常道，但是合乎天理，上天百姓也都顺着你。但现在你反而放下自己的权力，征求外部援助，大兵一旦聚集京师，势力强大的就会称雄，所以说‘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定不会成功，只是导致祸乱的台阶。”何进不采纳陈琳的建议。]董卓率军到京师，废灵帝为弘农王，立献帝。京师大乱。　　【经文】　　太祖亡出关，至陈留，散家财，合义兵于己吾。与后将军袁术、冀州刺史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渤海太守袁绍同时俱起，合兵数万，推绍为盟主，[设坛场，共盟拆。臧洪操盘血而盟曰：“汉室不幸，皇纲失统。　　贼臣董卓，乘衅纵暴，害加至尊，毒流百姓。大具沦丧，剪覆四海。兖州刺史刘岱、豫州刺史孔伷等纠含义兵，并赴国难。凡我同盟，齐心戮力，以致臣节，殒首丧元，必无二志。有谕此盟，俾堕其命，无克遗育。皇天后土，祖宗明灵，实皆鉴之。”洪慷慨涕泗立下，闻者激扬。]曹公行称奋武将军。　　卓闻兵起，乃徙天子都长安。卓留兵屯洛阳，司徒王允与吕布杀卓。扬奉、韩暹以天子还洛阳。太祖至洛阳卫京邑，暹遁去。太祖以洛阳烧焚残破，奉天子都许。下诏责袁绍以地广兵强，专自树党，不闻勤王之师。[绍时并公孙瓒，兼四州之地。]绍遂攻许，太祖破之官渡，绍呕血死。[袁绍，字本初，汝南人也。为司隶校尉。董卓议废立，绍不听，卓怒，绍悬节于上东门，奔冀州。卓购求绍。伍琼为卓所信，阴为绍说曰：“夫废立大事，非常人所及。　　袁绍不达大体，恐惧出奔，非有他志。今急购之，势必为变。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若收豪杰以聚徒众，英雄因之而起，即山东非公所有也。　　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绍喜于免罪，必无患矣。”卓以为然，乃遣授绍渤海太守。绍与孔伷等同起义，袭夺韩馥冀州，据河北。练精卒十万，骑万匹，欲进攻曹操于许。沮授进说曰：“近讨公孙师徒历年，百姓疲弊，赋役方殷，此国之深忧也。宜先献捷天子，务农逸民，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命。　　然后进屯黎阳，渐营河南，益作舟船，缮治器械，分遣精骑，抄其边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图、审配曰：“兵书之法，十围五攻，敌则能战。今以明公神武，连河朔之强众以伐曹操，其势譬如覆手。　　今不时取，后难图之。”授曰：“盖闻救乱诛暴，谓之义兵，恃众凭强，谓之骄兵。兵义无故，骄者先败。曹操奉定天子，建宫许都。今举兵相向，于义则违。且庙胜之策，不在强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练，非公孙瓒坐受围者也。今弃万安之术，而兴无名之师，窃为公惧之。”图曰：“武王伐纣，不为不义，况兵加曹操而云无名！且公师徒精锐，将士思奋，而不早定大业，所谓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吴之所以亡也。监军之计在于持牢，而非见时知机之变也。”绍遂不用沮授之计，曹公军官渡。绍时悉众而南，田丰说绍曰：“曹公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不如以久持之。将军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疲于奔命，人不得安业；我不劳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而克也。今释庙算之策，而决成败于一战，若不如志，悔无及也。”绍不从，遂攻操于官渡。绍自引兵至黎阳，沮授临行，散其资财，会宗族以与之曰：“势在威无不加，势亡则不保其身，哀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马不故，君何惧焉？”授曰：　　“以曹兖州之明略，又挟天子以为资，我虽克伯珪，众实疲弊，而主骄将汰，军之破败在此举也。扬雄有言‘六国嗤嗤，为赢若姬’殆今之谓耶！”及渡河，临舟叹曰：“上盈其志，下务其功。悠悠黄河，吾将济乎？”绍果为曹公所败。绍进保武阳与操相持。沮授又说曰：“北兵虽众，而果劲不及南，南谷虚少，而财货不及北；南利在于急战，北利在于缓搏，宜修持久，旷以日月。”绍不从。连营渐逼官渡。许攸进曰：“曹操兵少，而悉师拒我，许下余守，势必虚弱。若分遣轻骑，星行袭许，拔，则操为成擒。如其未溃，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绍又不能用。会攸家犯法，审配收击之。攸不得志，遂奔曹公。而说操袭取淳于琼。琼时督军，屯在乌巢，去绍军四十里。　　操自将急击之。时张部说绍曰：“曹公兵精，往必破琼。琼破，则将军事去。　　宜引兵救之。”郭图曰：“■计非也，不如攻其本营，势必还，此为不救而自解也。”■曰：“曹公营固，攻之必不拔。若琼等见擒，吾属尽为虏矣。”　　绍但遣轻骑救琼，而以重兵攻操营，不能下。曹公破琼，焚其积聚。绍军溃散奔北，曹公遂破绍，乃威震天下也。]太祖讨绍子谭、尚于黎阳，尚与熙奔辽东。太守公孙康斩尚、熙，送其首，遂平河北。[初，太祖讨谭、尚于黎阳，连战数克，诸将欲乘胜攻之，郭嘉曰：“袁绍爱此二子，莫适立也。郭图、冯纪为之谋臣，定交斗其间，还相离也。急之则相持；缓之而后争心生，不如南向荆州征刘表，以待其变。变成而后击之，可一举而定也。”太祖曰：　　“善。”太祖方征刘表，谭果与弟尚争冀州。谭遣辛毗乞降，请赦。太祖以问群臣。群臣多以表为强，宜先平之，谭不足忧也。荀攸曰：“天下方有事，而表坐保江汉间，其无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据四川之地，带甲十万。绍以宽得众，欲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业，则天下之难未息。今兄弟构恶，其势不两全。若有所并则力全，力全则难图也。及其乱而取之，则天下不足定也，此时不可失也。”太祖曰：“善。”乃许谭和破袁尚。]太祖征刘表，会表卒，子琮降。[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人。初平元年，诏以表为荆州刺史，南接五岑岭，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绍遣人求助，表许之，而不至，亦不援操，且欲观天下之变。刘先说表曰：“今豪杰并争，两雄相持，天下之重，在于将军。将军若有所为，起乘其弊可也。　　如其不然，固将择所宜从，岂可拥甲十万，坐观成败？求援而不能助，见贤而不能归，此两怨必集于将军，恐不得复中立矣。曹操善用兵，其贤俊多归之，其势必举袁绍，然后移兵向江汉，恐将军不能御也。今之胜计，莫若以荆州降操，操必重德将军；长享福祚，垂之后嗣。此万全之策也。”表不从。　　十三年，曹操自将征表，未至，表疽发背，卒。操军新野，傅巽说琮归降，琮曰：“今与诸君据全楚之地，守先君之业，以观天下，何为不可？”巽曰：　　“逆顺有大体，强弱有定势。以人臣逆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御中国，必危也；以刘备而敌曹公，不当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师之锋，必亡之道也。将军自料何如刘备？”琮曰：“不若也。”巽曰：“诚以备不足御曹公，即难保全楚，不足以自存；诚以刘备足敌曹公，则备不能为将军也。愿将军勿疑。”琮遂举众降。时，刘备奔在荆州，表不能用。闻荆州降，遂奔夏口。]　　关中诸将马超、韩遂、成宜等反，曹公破之。[曹公与马超等夹关为界。曹公急持，而潜遣徐晃等夜渡蒲坂津，据河西为营。公自潼关北渡，未济，超赴船急战。丁斐放牛马以饵贼。贼乱，取牛马，公乃得渡，结营谓南。超遣信，求割地、任子以和，公伪许之。韩遂请与公相见。至期，交马上。语移时，不及军事，但说京都故旧，拊手欢笑。既罢，超问遂何言，遂曰：“无所言。”　　超疑之。他曰，公又与遂书，多所改灭点窜，如遂改定者，超愈疑遂。曹公乃与战，大破之。关中平。诸将问公曰：“初，贼守潼关，渭北道缺，不从河东击冯翊而反守潼关，引日而后北渡，何也？”公曰：“贼守潼关，若吾入河东，贼必引守诸津，则西河未可渡也，吾故盛兵向潼关；贼必悉众南守，西河之备虚，故二将得擅取西河；然后引军北渡，贼不能与吾争西河者，以有二将之军。连车树栅为甬道而南者，既为不可胜，且以示弱。渡渭为坚垒，虏至而不出，所以骄之也。故贼不为营垒，而求割地。吾顺言许之，所以从其意，使自安而不为备，因蓄士卒之力，一旦击之，所谓疾雷不及掩耳，卒电不及瞑目。兵之乘变，固非一道也。”]　　【译文】　　太祖逃出关，至陈留，散尽家财，召集义兵汇合己吾。太祖与后将军袁术、冀州刺史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渤海太守袁绍同时举兵，合兵数万推袁绍为盟主，[众人设置坛场，共同盟誓，臧洪举着一盘血盟誓说：　　“汉朝宗室不幸，帝王纲纪失去承继。贼臣董卓，骄纵暴虐，残害及于皇帝，屠毒流于百姓。天下大事荒废，剪灭天下异己。兖州刺史刘岱、豫州刺史孔伷等人纠集义兵，同赴国难。凡是我的同盟，齐心协力，共效人臣操守，即使脑袋掉了，也绝无二心。有背叛此盟誓的，断子绝孙，死无葬身之地。皇天后土，祖宗神灵，都来看我们的行动吧。”臧洪在盟坛下慷慨流泪，听到结盟誓词的人也都激动昂扬不己。]曹操为奋武将军。董卓听说盟军举兵，于是迁移天子定都长安，留下军队屯守洛阳，司徒王允与吕布联合杀掉董卓。　　杨奉、韩暹护送天子返回洛阳。太祖到洛阳卫京县，韩暹逃跑了。太祖以洛阳被焚烧，残损破败为由，敬请天子定都许都。下诏谴责袁绍依仗地广兵强，结党营私，不为王事效力。[袁绍当时正兼并公孙瓒以及四州的土地。]袁绍于是进攻许都，太祖在官渡大败袁绍，袁绍吐血而死。[袁绍，字本初，汝南人。任司隶校尉。董卓商议废灵帝、立献帝，袁绍不赞同。董卓大怒，袁绍把符节挂在东门，奔逃冀州。董卓出重金捉拿袁绍。伍琼是董卓信任的人，暗地为袁绍游说：“废立皇帝的大事，不是一般人能够办到的。袁绍不识大体，害怕逃窜，并不是有其它志向。现在急着追捕他，形势必定会发生变化。　　袁氏家族树立恩德已经四代，门生旧吏遍布天下，如果袁绍招纳豪杰，招募士兵，英雄因此而群起，那样太行山以东就不是归你所有了。不如赦免他，封他一个郡守之职，袁绍听说你赦免他的罪过，必定高兴，以后就不能成为祸患了。”董卓认为伍琼的说法很对，于是派使臣授予袁绍渤海太守之职。　　袁绍与孔伷等人共同起义，偷袭夺取了韩馥所在的冀州，占据了黄河以北。　　训练精兵十万，骑兵一万，想要进攻许都的曹操。沮授进谏道：“近来讨伐公孙瓒军队几年，百姓因此疲乏困顿，税收和兵役还很沉重，这是国家的深重的忧患，当前，应当先向天子进献贡物，从事农业生产，安抚百姓。如果这样做行不通，然后向天下声明曹操阻隔天子的命令，再进军屯守黎阳，逐渐攻取黄河以南，多多制造船只，修理制造武器，分别派遣精兵，抄袭边界地区，令他们不得安宁，我们从中以逸待劳。象这样，可以不用费心就平定曹操了。”郭图、审配说：“兵书的法则是兵力十倍于敌军就围而聚歼，五倍于敌军就追击攻打，力量对等就能够战斗。现在凭明公的神武，连结黄河以北强大的军队攻打曹操，易如反掌。现在如果不及时攻取，以后就难以谋图了。”沮授说：“听说挽救混乱，诛杀残暴的军队才叫义军，依仗人多势众的叫做骄兵，靠义出兵，所向无敌，而骄兵必先溃败。曹操侍奉天子，建宫许都，现在起兵攻打，于义是相背离的。况且克敌制胜，不在势力的强弱。　　曹操的法令已经得到实行，士兵精练，不同于公孙瓒，坐等受围困。现在放弃万无一失的战术，发无名之师，我很为明公担心。”郭图说：“周武王讨伐商纣，不可以说不义，何况现在攻打曹操，怎么能说没有名目呢！而且明公士兵精锐，将士想要奋进出力，如果不及早安定大业，正是所说的‘天与不取，反受其咎。’这正是越国之所以成就霸业，而吴国之所以灭亡的原因。　　监军的计划，只想做到确有把握，但却不懂得机变。”袁绍于是不使用沮授的计策。曹操屯军官渡。袁绍当时率兵向南，田丰劝他说：“曹操善于用兵，变化无常，兵虽然少，但不可轻视。不如以时间来和他相持。将军你占据险固的泰山、黄河，拥有四州的士兵，外面交结英雄，里面治理农业，作为攻战之本。然后挑选精兵，分成奇兵，乘虚屡屡出击，骚扰黄河以南，敌人援救右边我们就攻打他的左边，援救左边就攻打他的右边，让敌人来回疲于奔命，人民不能安居乐业；我军不劳苦而彼军已经困乏，不用三年，可以坐等着攻克曹操了。现在放弃现成的克敌谋略，而使成败决定于一次战斗，如果不成功后悔都来不及了。”袁绍不听，于是屯兵官渡攻打曹操。袁绍亲自带兵到黎阳。临行前，沮授把他的家财分给同宗族的人，并对他们说：“实力强大，声威无所不到，势力衰亡就连自己的性命也保不住。悲哀啊！”沮授的弟弟沮宗问：“曹操的兵马不如袁绍，你担心什么呢？”沮授说：“凭曹操在充州的明智和谋略，又挟天子作为凭资，我们虽然打败了公孙瓒，士兵已经很疲劳困乏了。而且袁绍骄横，大将残暴，大军的失败一定在此一举了。　　扬雄曾说‘六国嗤嗤，为赢弱姬’，大概说的就是现在吧！”等到渡黄河，沮授又临舟感叹：“君主志大才疏，将帅又贪图功劳。悠悠的黄河啊，我还能回来吗？”袁绍果然被曹操打败。袁绍进兵保守武阳，与曹操相抗衡。沮授又劝袁绍：“北方的士兵虽然多，但是果敢的劲头不如南方士兵，南军谷物短缺，财物不如北军；南军速战有利，北军久持有利。当今之计应当长期修战，用时间来拖垮南军。”袁绍不听从沮授的建议，连结营寨，逐渐进逼官渡。许攸进谏说：“曹操兵少，却出动了全部兵力来攻打我军，许都留下的守卫部队，势力必定虚弱。如果分派少量兵力，星夜奔驰，偷袭许都，攻下了，曹操就一定能够擒获了。如果攻不下，可以让曹军两头奔走应命，打败曹操是一定的。”袁绍又不能采用许攸的计策。此时正赶上许攸家族的人犯法，审配囚禁了他们。许攸在袁绍手下不能伸展志向，投奔了曹操。许攸劝曹操偷袭淳于琼。淳于琼当时任督军驻军乌巢，离袁绍的军队有四十里。　　曹操亲自率军攻打乌巢。当时，张■劝袁绍说：“曹操士兵精良，如果攻打淳于琼，必定会打败。淳于琼兵败，那么将军的大业就会付诸东流。应当派兵救援淳于琼。”郭图说：“张■的计策不好。不如攻打曹操的大本营，曹操势必还兵，这样乌巢之围不必救就自然解开了。”张■说：“曹操营地坚固，必定无法攻破，如果淳于琼等被擒，那么我们这些人就全都要成为俘虏。”　　袁绍只派遣少量部队救援淳于琼，却用重兵攻打曹操的阵营，不能攻下。曹操打败淳于琼，焚烧了乌巢的粮草。袁绍的军队于是溃败，逃奔黄河以北。　　于是彻底打败了袁绍，威名震天下。]太祖在黎阳讨伐袁绍的儿子袁谭、袁尚，袁尚与袁熙逃往辽东。辽东太守公孙康杀了袁尚、袁熙，奉送二人的脑袋给曹操，于是平定了黄河以北。[当初，太祖在黎阳攻打袁谭、袁尚，接连几次打了胜仗，各将领想要乘胜攻打。郭嘉说：“袁绍喜爱这两个儿子，没能选一个合适的继承自己的位子，郭图、冯纪分别是他们的谋士，相互间必定争斗、离间。如果我们攻打紧急，他们就相互扶助；如果攻打稍缓，他们又开始争位。不如向南攻打荆州刘表，等待他们的变化。变化之后，再攻打，可以一举成功。”太祖说：“妙！”太祖刚刚征刘表，袁谭果然与弟弟袁尚争夺冀州。袁谭派辛毗向太祖投降，请求赦免以前的罪过。太祖询问群臣。群臣大多认为刘表强大，应当先征平，袁谭不值得忧虑。荀攸说：“天下正发生大事，而刘表稳坐江汉之间，他没有统治天下的大志，一看可知。　　袁绍占有四州的地盘，军队十万，靠宽厚得到众人拥戴，想让两个儿子和睦相处，安守自己创成的大业，这样天下就会干戈不止。现在兄弟之间结下仇怨，势不两立。如果两人合力，那么势力就大，势力大就难以谋图了。等到他们混乱而攻打，那么天下就不愁平定不了。这个机会不可以错过。”太祖说：“好！”于是答应袁谭的求和，打败了袁尚。]太祖攻打刘表，正赶上刘表去世，刘表的儿子刘琮投降了太祖。[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人，初平元年，皇帝下诏拜刘表为荆州刺史，管理南接五岑岭，北面包括汉水的广大地区，面积几千里，军队十余万。曹操和袁绍在官渡相抗衡，袁绍派人请求刘表出兵协助，刘表答应了却不派兵，也不支援曹操，想要坐观天下局势的变化。刘先劝刘表说：“现在天下豪杰争斗，两雄相持不下。天下的赌注都加在将军身上。将军如果有所行动，乘着双方疲困起兵，定会成功。如果不这样，就应选择一个合适的人归从，怎么能拥有十万军队却坐观成败呢？求援不能相助，见到贤人又不能归顺，这样双方的怨恨必定集中在将军身上，恐怕不能保持中立。曹操善于用兵，贤良豪俊多归顺他，必定会打败袁绍。打败袁绍后再移兵江汉，恐怕将军不能抵御。现在的取胜之计，不如以荆州投降曹操，曹操必定看重将军的恩德。将军可以长享富贵，福祚延及后代。这是万全的计策。”刘表不听。汉献帝十二年，曹操亲自率军攻打刘表。曹军未到，刘表背上疽发去世。曹操屯军新野。傅巽劝刘琼归降，刘琮说：“现在我与各位占据整个楚地。主持父亲的事业，坐观天下大事，有什么不可以？”傅巽说：“逆与顺有一定原则，强与弱有一定趋势。以臣子的地位来抗拒君主，这是大逆不道的；用刚刚建立的楚地来抵御中原大军，是危险的；用刘备去攻打曹操，不合适。三方面都不行，想要抵抗君王的军队，必然自取灭亡。将军自觉与刘备比怎么样？”刘琼说：“不如刘备。”傅巽说：“假如刘备都不能抵抗曹操，那么就难以保全楚地，刘备也不能够保全自己；假如刘备能够抵抗曹操，那么刘备也不能为将军效力，希望将军不要再迟疑了。”刘琮于是率军归降曹操。当时刘备在荆州逃亡避难，刘表不能任用。　　刘备听说荆州归降曹操，于是逃亡夏口。]关中诸将马超、韩遂、成宜等谋反，被曹公打败了。[曹公与马超等人军队以潼关为界，分兵两侧。曹公急忙守住潼关，暗地里派徐晃等人夜渡蒲坂津，占据黄河西边扎营，曹公从潼关北部渡黄河，没有成功，马超趋船急战。丁斐放牛马引诱马超的军队。马超军大乱，争着抢牛、马，曹公得以渡过黄河，在渭河南部按营扎寨。马超送信给曹公，请求割地送人质和解。曹公假意答应了。韩遂请求与曹公相见，到约定日期，二人交于马上，谈话不涉及军事，只说京都以前的老朋友，双方拊掌谈笑。交谈后，马超问韩遂与曹操说什么，韩遂说：“没说什么。”马超开始怀疑。又有一天，曹公给韩遂一封信，信中改窜的地方很多，好象是韩遂改定的。马超因此更加怀疑韩遂。曹操与马超会战，大败马超。关中平定。　　诸将问曹公：“当初，马超据守潼关，渭河北部的道路无兵据守，你不从黄河东部攻打冯翊，却反守潼关，拖延一段时间再北渡黄河是为什么？”曹操说：“敌军据守潼关，如果我军进入黄河东部，敌军必定带兵把守各渡口，那样的话，西部的军队就不能渡过黄河，所以我故意用重兵攻打潼关；敌军全力在南部把守，西部守备虚弱，所以徐晃二人可以占领西河，之后，我带军北渡黄河，敌军不能与我军争西河，是因为有两位将军已占据了西河。我们连接车辆，树立栅栏，作为通道，通到黄河南岸，既然不能取胜，暂且向敌军表明我军的势力的软弱。渡军渭河后，修固军垒，任凭敌军辱骂，坚守不出，故意使他们骄纵；所以敌军不修建营垒，反而请求割地。我假意答应，是要敌军放松警惕，不做戒备，让战士养精蓄锐后，再出奇兵攻打，这就是所谓的‘疾雷不及掩耳，猝电不及瞑目’用兵的随机应变，本来不是固定的。”]　　【经文】　　天子策命公为魏王。[孙权称吴王，据江东；刘备袭益州牧刘章，据蜀。　　天下遂三分矣。]二十五年，薨于洛阳。子丕嗣，受汉禅。崩，子睿嗣。崩，子齐王芳立。废，高贵乡公髦立。废，常道乡公璜立。璜禅晋。　　【译文】　　天子策命曹公为魏王。[孙权称为吴王，占据江东；刘备袭击益州牧刘璋，占有西蜀，天下于是一分为三。]献帝二十五年，曹太祖在洛阳去世。曹公的儿子曹丕，接受汉献帝的禅位。文帝曹丕驾崩，他的儿子曹睿继位，曹睿驾崩，他的儿子齐王曹芳即位。曹芳被废掉后，高贵乡公曹髦即位。曹髦被废后，常道乡公曹璜即位。后来，曹璜让位于司马昭，开始了晋朝的统治。　　【经文】　　晋高祖宣皇帝名懿，字仲达，姓司马，河内温人也。仕于魏武之世，历文明二帝，居将相之位，平盂达[达为新城太守，反]，灭公孙度[度世称燕王，据辽东]，擒王凌[凌谋立楚王为帝。兵败自杀。]魏明帝崩，遗诏使帝为太尉，与大将军曹爽辅少主[少主齐王芳也]，帝诛曹爽[爽谋为不轨，宣帝谢病避之。爽党李胜为荆州别驾。帝诡为耄昏，云并州近胡，可为其备。胜退，谓爽曰：“司马公尸居残气，神形已离，不足虞也。爽于是专恣，恶太后知政，迁于永宁宫。嘉平元年，天子谒陵，爽兄弟权兵从出。宣帝乃启奏永宁官，废爽。然后勒兵至洛水，迎天子，奏爽与其党谋反，皆诛]。宣帝崩，子师代为相[师字子元，是为肃宗景皇帝]。镇东将军母丘俭，扬州刺史文钦反，征平之[俭钦初反也，景帝问王肃曰：“安国宁主，其术安在？”肃答曰：“昔关羽率荆州之众降于禁于汉滨，遂有北向争天下心。后孙权取其将士家属，羽士众一旦瓦解。今淮南将士父母皆在州，但急往御之，使不得前，必有关羽土崩之势。”景王从之，遂破俭等也]景帝崩，弟昭代为相[昭字子上，是为太祖文帝]，辅政为司空。诸葛诞据寿春，反，奉诏征平之。伐蜀，擒刘禅，于时政出权臣，人君主祭而已。魏帝不能容，自勒兵攻相府，太祖用长史贾充计，逆战，舍人成济执杀魏帝[高贵乡公也，名髦，字士彦。乃伪令皇太后下令废少帝，又委罪成济，诛其三族]。太祖崩，子炎受魏禅[炎字子安，文帝太子，是为世祖武皇帝]。即受魏禅，用羊祜，杜预计，征吴，平之。立二十五年崩，太子衷立[字正度，是为惠帝，武帝太子]。　　【译文】　　司马懿是河内郡温地人氏，字仲达，姓司马[晋建国后追封他为高祖宣皇帝]。早年追随曹操[魏建国后追封为魏武帝]，魏文帝、魏明帝时官居丞相，平息孟达的反叛，翦除公孙度的割据势力，擒获叛军首领王凌，屡建奇功，权倾一时。魏明帝弥留之际，下遗诏封司马懿为太尉，和大将军曹爽一起辅佐少主曹芳，司马懿为独掌大权，杀死了曹爽，[曹爽图谋作乱，司马懿称病在家不上朝避开他，曹爽的同党李胜为荆州别驾。司马懿假装老糊涂，竟说并州靠近胡人土地，应当作好防备。李胜从司马懿处回来对曹爽说：“司马懿神情恍惚，已成为行尸走肉，不值得防备他了。”曹爽因此更加飞扬跋扈，独断专权，他厌恶太后主持政事，把她迁到永宁宫。公元249 年即嘉平元年， 皇帝拜祭曹操陵墓。曹爽兄弟领兵跟着皇帝出朝。司马懿见时机可乘，于是到永宁宫奏明太后，废除了曹爽的权力。然后亲自带兵到洛水这个地方迎接皇帝回朝，弹劾曹爽及其同党谋反，一并治了死罪]。司马懿死后，他的儿子司马师接替他作了丞相[司马师字子元，晋立国后被迫封为肃宗景皇帝]，镇东将军毋丘俭，扬州刺史文钦谋反，司马师率军平息了叛乱[毋丘俭，文钦刚开始谋反的时候，司马师问王肃说：“安定国家辅佐皇上，应该怎样做法？”　　王肃回答说：“当初关羽率领荆州士卒在汉水边上收服于禁，然后就有了向北扩张统一天下的雄心。以后孙权带兵俘虏了他手下将士的家属，关羽的部队立刻军心涣散。如今毋丘俭等将士的家属都在扬州，情况紧急时用他们抵抗，使毋丘俭的将士不得近前，一定会使他们象关羽士卒那样呈土崩瓦解的局面。”司马师听从了王肃的计策，并因此打败了毋丘俭等叛军]。司马师死后，他的弟弟司马昭代替他作了丞相[司马昭字子上，晋定国后追谥他为太祖文皇帝]，辅佐朝政行使司空的职权。诸葛诞据有寿春，反叛，同马昭奉皇帝诏书平定了叛乱。讨伐蜀国，俘虏了刘禅。这时魏国的国政旁落到当权大臣的手中，皇帝不过行使祭祀宗庙的权力而已。魏帝不能容忍下去，亲自带兵围攻丞相府，司马昭用长史贾充的计策迎战，舍人成济杀死了魏帝曹髦[曹髦废为高贵乡公，名髦，字士彦。司马昭于是以欺诈的手段让皇太后下令废掉皇帝，又把成济作为替罪羊，灭门三族]。司马昭死后，他的儿子司马炎取得了魏国的政权，夺取政权后，又用羊祜、杜预的计策进攻吴国，最终灭掉了它。司马炎在位二十五年，他死后，太子司马衷继位[司马衷字正度，就是魏惠帝，武帝司马炎的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