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长小城网招聘:刘师培、蔡元培、胡适、罗尔纲

刘师培------“刘疯子”

刘师培，字申叔，号左盦，江苏 仪征人。是刘贵曾之子、刘文淇的曾孙。

　　在母亲李汝谖的教授下，他８岁就开始学《周易》变卦，12岁读完四书五经，并开始学习试帖试，有《水仙花赋》、《凤仙花诗一百首》等。1897年起开始研究《晏子春秋》。19岁中举。

　　1904年春，刘师培参加开封会试。临行前，作《留别扬州人士书》，呼吁创办新式学堂、鼓励出洋留学。落第回乡后回扬州，创办师范学会和协助扬州乡人出洋留学社，发表《论留学生之非叛逆》，支持学生运动；又作《黄帝纪年论》，提出以黄帝纪年取代封建帝王纪年。

　　1904年秋，受王无生（字郁仁）的影响，到上海与章太炎、蔡元培、谢无量等一起参加反清革命，参与《俄事警闻》、《警钟日报》和《国粹学报》的编辑工作，积极为《中国白话报》撰稿，用通俗的语言，向民众宣传普及革命主张，作《中国民族志》、《攘书》、《中国民约精义》和《匪风集》，并加入中国教育学会、光复会、同盟会、国学保存会等进步组织，参与万福华行刺王之春行动，成为一名激进的革命党人。他与何震结婚后，夫妇二人都参加革命活动，被上海革命党人比作普鲁东和索菲亚。

　　1905年，他参与编辑的《警钟日报》公开辱骂德国人遭通缉，化名金少甫，逃亡嘉兴，协助敖嘉熊处理同盟会温台处会馆事务。

　　1906年春至芜湖，与陈独秀在安徽公学组织岳王会和黄氏学校，宣传革命，发展党人，培养专门从事暗杀的人才。同时编辑出版了《中国文学教科书》、《伦理学教科书》、《经学教科书》和江苏、安徽、江宁《乡土历史教科书》等。

　　1907年春节，应章太炎等邀请，刘师培夫妇东渡日本，结识孙中山、黄兴、陶成章等革命党人，参加同盟会东京本部的工作，与章太炎等参与民起亚洲和亲会，先后发表了《普告汉人》、《悲佃篇》、《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等。

　　1907年６月，受日本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刘师培夫妇发起成立“女子复权会”和“社会主义讲习会”，创办《天义报》和《衡报》，宣传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提倡废除等级制度，实现人权平等，实行无政府主义。同时，成立“农民疾苦调查会”，征集民谣民谚，反映农民疾苦；组织翻译《共产党宣言》和苦鲁鲍特金《面包掠夺》、《总同盟罢工》等，在同盟会之外另立旗帜。

　　因为留日期间费用巨大，迫于经济压力，加上章太炎拟赴印度学佛，1907年底由何震出面，被端方收买，作《上端方书》，献“弭乱之策十条”，背叛革命，充当端方暗探。于是组织齐民社，举办世界语讲习所，并与章太炎关系破裂。加上日本警方监视日严，《衡报》因经费困难被迫停办，于1908年11月全家回国。

　　1909年，刘师培夫妇在上海充当端方暗探，因出卖张恭，姻弟汪公权被王金发击毙。于是刘师培公开入幕，为端方考订金石，兼任两江师范学堂教习。又拜徐绍桢为师，研究天文历法。端方调任直隶总督，刘师培随任直隶督辕文案、学部谘议官等职。

　　1911年随端方南下四川，镇压保路运动，在资州被革命军拘捕。辛亥革命胜利后，由孙中山保释。后任成都国学院副院长，兼四川国学学校课，讲授《左传》、《说文解字》等，与谢无量、廖季平（廖平）、吴虞等共同发起成立四川国学会。作《废旧历论》等。

　　1913年6月与南下寻夫的何震沿江北上山西，二人均任友人南桂馨的家庭教师。后由南氏介绍，刘师培投靠阎锡山，任高等顾问。又由阎锡山推荐给袁世凯，任参政、上大夫。

　　1915年８月，与杨度、严复等发起成立筹安会，作《君政复古论》、《联邦驳议》，为袁世凯称帝鼓吹。洪宪帝制失败后，流落天津。

　　1917年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古文学、“三礼”、《尚书》和训诂学，兼职北京大学附设国史编纂处。

　　1919年１月，与黄侃、朱希祖、马叙伦、梁漱溟等成立“国故月刊社”，成为国粹派。1919年11月20日因肺结核病逝于北京，年仅３６岁。其主要著作由南桂馨、钱玄同等搜集整理，计74种，称《刘申叔先生遗书》。其中关于论群经及小学者22种，论学术及文辞者13种，群书校释24种。

影响与贡献

　　刘师培作为经学大师，在继承《左氏》家学的同时，善于把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成果，吸收到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来，开拓了传统文化研究的新境界，成果很多。他运用进化论思想研究古代社会生活的《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读书随笔》、《国学发微》、《小学发微补》等，具有开创意义；关于《左传》的研究成果，有《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征》、《春秋左氏传例略》、《春秋左氏传答问》、《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读左札记》等。他研究《周礼》所著的《周礼古注集疏》、《礼经旧说考略》、《逸礼考》以及《古书疑义举例补》、《论文札记》等，都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在日本时，他与章太炎（字枚叔）齐名，当时有“二叔”的说法。他在北京大学时编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鲁迅先生在1928年时说：“我看过的已刊的书（指中国文学史一类），无一册好。只有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倒要算好的，可惜错字太多。”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著名演讲中，鲁迅推荐说：“研究那时的文学，现在较为容易了，因为已经有人做过工作……辑录这时代文学讲座有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声明：“我今天所讲，倘若刘先生的书里已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所略的，我就详一点。”

主要著作

　　《中国民约精义》

　　《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

　　《黄帝纪年论》

　　《汉宋学术异同论》

北大经历

　　（一）概况

　　 清末民初，刘师培是个风云人物，既在政治舞台上不断有令人瞩目的表演，从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到清廷幕僚、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又在学术舞台上连创佳绩，甚至与章太炎齐名，并称“二叔”（章太炎字枚叔，刘师培字申叔）。这样一位横跨政、学两界的声名显赫之人，其生命里程的最后三年（1917至1919年）是在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度过的。此时的北大，正处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刘师培在校本以讲学育人为主，且取得垂范后世的成就，但在这一时代大潮的裹挟之下，也无法完全置身事外。考察刘师培在北京大学的这番经历，显然有益于完善北大校史，亦有助于在细节上深化对以北大为核心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

　　1917年初，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随即援引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就职不久，即向蔡元培推荐因拥袁称帝失败而避居天津的刘师培来北大任教。据与晚年陈独秀来往密切的台静农说：“关于申叔之入北大教授，据我听到的，还是陈独秀先生的意思。当袁世凯垮台后，独秀去看他，借住在庙里，身体羸弱，情形甚是狼狈。问他愿不愿教书，他表示教书可以，不过目前身体太坏，需要短期休养。于是独秀跟蔡先生说，蔡先生也就同意了。”实际上，蔡元培与陈独秀皆是刘师培的旧友。1903年，刘师培在上海分别与两人相识，而且也是他在和蔡元培编辑《警钟日报》时，首先向蔡提及陈独秀（注：“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陈独秀字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见《蔡元培自述》，转引自王世儒：《蔡元培先生年谱》上册，从而使蔡对陈留下深刻印象。此后虽因刘师培政治立场的变化导致他与蔡、陈的关系有所疏远，但蔡、陈二人始终是关注他的动向并在关键时刻施以援手的（注：如在1912年初，当刘师培因随端方去四川镇压保路运动而被革命后建立的新政权四川军政府资州军政分府拘留时，身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先是在不知其音信的情形下与章太炎联名在《大共和日报》上刊登《求刘申叔通信》，称：“刘申叔学问渊深，通知今古，前为宵人所误，陷入范笼。今者，民国维新，所望国学深湛之士提倡素风，任持绝学。而申叔消息杳然，死生难测。如身在地方，尚望先一通信于国粹学报馆，以慰同人眷念。”在得知刘师培下落后，蔡元培又以教育部名义致电四川，要求将刘护送来部，“以崇硕学”。（载《临时政府公报》第1号）同时，身为安徽都督府秘书长的陈独秀也与人共同致电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希望对刘师培能“矜全曲为宽宥”，“延读书种子之传，俾光汉（刘师培曾用名刘光汉）得以课生著书赎罪”。（载《临时政府公报》第2号）可见他们都视刘师培为饱学之士，人才难得，不忍见其获罪。），尤其是陈独秀。所以这次陈向蔡荐举刘师培，蔡欣然接受，亦是顺理成章之事，何况刘以国学大师著称，蔡又以“兼容并包”为办校宗旨。

　　刘师培进入北大后，出任中国文学门（1919年改为中国文学系）教授，兼任文科研究所的指导教师，并为国史编纂处纂辑员，月薪280元。（注：《北京大学文科一览》（民国七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藏。）他所担任的课程有：1917至1918学年，“中国文学”（一年级、二年级每周各三小时）、“中国古代文学史”（二年级每周三小时）；[2]1918至1919学年，“中古文学史”（二年级每周二小时）、“文（中国文学）”（三年级每周六小时）；（注：《北京大学文科一览》（民国七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藏。）1919至1920学年（注：刘师培于1919年11月20日去世，故该学年仅完成小部分教学任务。），“文学史”（二年级每周二小时）、“文（中国文学）”（三年级每周四小时）。此时的中国文学门，人才荟萃，与刘师培共同执教的有黄侃、黄节、吴梅、钱玄同、周作人、朱希祖等，俱为一时之选。听讲的学生有罗常培、杨振声、俞平伯、傅斯年、许德珩、郑天挺、罗庸、杨亮功、夏承栋、张煦等，大都在后来卓有成就。关于刘师培的教学情形，杨亮功曾有回忆：“刘申叔先生教中古文学史，他所讲的是汉魏六朝文学源流与变迁。他编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但上课时总是两手空空，不携带片纸只字，原原本本地一直讲下去。声音不大而清晰，句句皆是经验之言。他最怕在黑板上写字，不得已时偶尔写一两个字，多是残缺不全。”“刘先生教我们于汉魏六朝文学中每人任选择一两家作专题研究。他认为研究任何一家文学必须了解其师承所自、时代背景及其个人身世。我所研究的是徐陵（孝穆）、庾信（子山）两家。有一时期我专致力于魏晋六朝文学，这也是受了刘先生的影响。刘先生在北大授课时肺病已到第三期，身体虚弱，走起路来摇摇欲倒，真是弱不禁风。他在刮风下雨的时候，照例是请假。”(P661)冯友兰也回顾道：“当时觉得他的水平确实高，像个老教授的样子，虽然他当时还是中年。他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带卡片，随便谈起来，就头头是道。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当时学生都很佩服。”(P310)蔡元培亦说：“君（指刘师培）是时病瘵已深，不能高声讲演，然所编讲义，元元本本，甚为学生所欢迎。”(P18)

　　1917年底，北大文、理、法三科各学门先后分别成立了研究所，刘师培与其他教授一样，兼任了文科研究所国文门的指导教师。他所指导的研究科目起初为“文”和“文学史”，定每月第二周和第四周的星期四分别与“文学史”、“文”两个方向的研究员（注：按研究所规则规定，凡本校毕业生都可以志愿入所研究，本校高年级学生及与本校毕业生有同等程度的学者，经研究主任或校长认可后亦皆可入所研究，这些人均称为研究员。）会面1小时，研讨该主题下的具体问题。后来具体日期稍有调整，但仍是每月分别指导一次。从1918学年起，刘师培所担任的研究科目调整为经学、史传、中世文学史、诸子四科，国文教员中，他担任的科目最多，次为黄侃，担任自汉至隋文、文选、文心雕龙三科，余者仅担任一科，如朱希祖：晋以前诗史；钱玄同：文字学（形体、音韵）；吴梅：中国曲史；刘半农：中国谣谚史；周作人：唐以前小说史。（注：《北京大学文科一览》（民国七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藏。）由此可以看出，身为国学大师的刘师培，因具有广博的知识素养和造就（其所担任的四科已横跨经、史、子、集四部），能予所指导之研究者以贯通的学术训练，这在当时已形成多专家而乏通人之格局的教授队伍里至为难得。不过，由于身体欠佳，后来他已很难定期指导，只能时而与诸研究员开会研讨。

　　在担当中国文学门教授、文科研究所导师的同时，刘师培还被聘为国史编纂处纂辑员。袁世凯当政时，曾聘湖南名士王闿运主持成立了国史馆，王死后，机构徒有虚名。1917年6月26日，教育部决定将国史馆并入北京大学，改为国史编纂处，以蔡元培校长兼任处长。国史编纂处分纂辑与征集二股，纂辑股纂辑民国史及历代通史，征集股掌征集一切史料。不久，蔡元培便聘刘师培、屠寄、钱恂、张相文、叶瀚、沈兼士、周作人等为纂辑股纂辑员。1918年2月28日，教育部批准了国史编纂处报送的国史编纂略例，该略例规定：“通史部先编长编及辞典”，“长编分为政治史、文明史两种。政治史长编分为年表、大事记及志三类。……文明史分为经济、风俗、宗教、科学、哲学、文学、美术等类”。“长编写定后，始由专门史学家编为通史。”各纂辑员按此规定有所分工，刘师培负责通史部政治史长编之“志”和文明史长编之“风俗”。他为这项工作付出了很大心力，在事务员与书记的协助下，很快就编出大量稿本。在1918年6月20日召开的国史编纂处会议上，他所提交的编纂报告为：“一、文明史风俗类，预定长编六册（三代一册、秦汉一册、三国南北朝一册、唐五代一册、宋辽金元一册、明清一册），已编纂长编三册（三代一册经传已采毕，子书采辑过半；三国南北朝一册正史采毕，余尚未采）。二、政治史志（三国南北朝），预定长编十二册，已编长编四册（历律一册缺周隋，兵一册采至齐梁，舆服一册采至齐梁，职官一册晋以下未采，凡已见正史各志均未采）。”在1919年3月上报的《国史编纂报告》中，又有《纂辑员刘师培报告书》，内容为：“（一）政治史长编册数三十六册：历律志长编三册、兵志长编七册、礼志长编十三册、刑法志长编五册、乐志长编四册、舆服志长编四册；（二）文明史长编册数二十七册：三代风俗史长编六册、秦汉风俗史长编九册、三国风俗史长编二册、六朝风俗史长编十册。”这一工作实为编纂完善的中国政治史和专门史（文明史实即各类专史）打下了良好基础，而且对刘师培而言，他早年（1905、1906年）所编《中国历史教科书》既已采专史合编形式，其专史分类与国史编纂处此次的分类大致相符，所以他做起这项工作来驾轻就熟，成效显著。遗憾的是，当五四运动发生，蔡元培离京出走之际，徐树铮乘机向国务院提出以消北大国史编纂处，收回直属国务院，仍称国史馆，致使这项工作被迫中断，所取得的成绩完全付之流水了。

　　除教学和研究活动外，平日里刘师培是不大在校园中露面的，他自己说，因“抱疾岁余，闭关谢客，于校中教员素鲜接洽”。周作人也回忆道，与刘师培“同在国文系里任课，可是一直没有见过面；总计只有一次，即是上面所说的文科教授会里，远远的望见他，那时大约他的肺病已经很是严重，所以身体瘦弱，简单的说了几句话，声音也很低微，完全是个病夫模样，其后也就没有再见到他了”（注：周作人：《周作人文选：自传·知堂回想录》第430、431页。按周作人之回忆个别细节有误，他并非在北大仅见过一次刘师培，查《北京大学日刊》，两人至少在国史编纂处会议上见过面，如1917年12月5日的会议，两人同时出席。不过说刘师培深居简出，总体上是对的。）。不过尽管如此，刘师培也并非不问世事，有些校内事务还是参与的。1918年1月19日，蔡元培发起成立北京大学进德会，征求会员，刘师培很快便加入其中，并在6月1日与蔡元培、陈独秀、章士钊、沈尹默、傅斯年、罗家伦等一同当选为该会评议员。同年4月30日，《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编竣发行，刘师培在其上发表《题词》，以所擅长的华丽骈文表示对北大建校二十载的祝贺。另外，应李泰ｆēｎ＠①之请，还曾在经学上指教于他。(P392)

　　（二）建树

在北大的三年里，刘师培学术上所做影响最为深远和取得成就最大的事情，是有关“中国文学”、“文学史”课程的讲授与《中国古文学史讲义》的出版，它使《文选》派在文派之争中获得胜利，并在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方面奠定垂之后世的“典范”。　　

北大之有“文学史”课程，是从1903年开始的。这年颁布的《秦定大学堂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之“中国文学门”需开设“西国文学史”、“历代文章流别”等课程，并提醒教员“历代文章流别”一课，可仿日本的《中国文学史》“自行编纂讲授”。(P587-589)此前讲授“词章”，以吟诵、品味、模拟、创作为主，着眼于训练技能；如今改为“文学史”，则是一种知识传授，并不要求配合写作练习，“此举更接近日本及欧美汉学家的研究思路”(P257)。1904年，国文科教员林传甲刊印了他的讲义《中国文学史》，是为第一部借鉴和运用西方文学史著述体例而撰之中国文学史。

　　1906年起，桐城派古文家的势力开始在京师大学堂文科居于优势。这年，对桐城文章情有独钟的古文家兼翻译家林纾进入大学堂任教（注：目林纾为桐城派已为一般论者所认同，“实际上林纾从未认为自己属于桐城派，当时桐城派的几位主要人物也从未将他列入门墙”。见王枫：《林纾非桐城派说》，《学人》第9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605～620页。所以这里是将林纾作为桐城派的同盟者来看待。），不久桐城派的马其昶、姚永概、姚永朴等先后进入任教，姚永概还曾一度担任文科教务长，桐城派就此稳居上风。他们的课堂讲授和有关讲义非从文学史入手，而是回到了传统文论的老路上去，与当时增加“文学史”课程的要求不符。1913年何ｙù＠④时任北大校长后，谋求对学校加以整顿，结果是林纾与姚永概因校园里的人事纠纷及文派之争，一并去职。第二年，胡仁源出长北大，夏锡祺被任命为文科学长，开始引进章太炎一系的学者，章的弟子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黄侃等陆续进入北大任教。黄侃在北大讲授《文心雕龙》，其后汇集讲义而成《文心雕龙札记》一书，颇得时誉，成为代表《文选》派的文论名著。与此同时，姚永朴仍在北大讲授桐城派的理论，著《文学研究法》，亦颇得时誉。双方在文学观念上针锋相对，但桐城派自林纾、姚永概离去后已是元气大伤，《文选》派则有章门弟子作后盾而士气正旺，所以后者渐占上风。

　　黄侃虽是章太炎的弟子，但在文学理论方面更多受到刘师培的影响。两人年岁相若，结识甚早，一直保持着朋友的关系。同在北大任教时，黄侃自觉经学不及刘师培，竟拜刘为师。(P137)刘师培的学说，是《文选》派的后劲，他尽管1917年方任教北大，可其文学主张十年前就已独树一帜。作为扬州后学，他继承并发展了乡先贤阮元的文学思想，强调“骈文一体，实为文体之正宗”，而“明代以降，士学空疏，以六朝之前为骈体，以昌黎诸辈为古文，文之体例莫复辩，而文之制作亦不复睹矣。近代文学之士，谓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于方、姚之文，奉为文章之正轨。由斯而上，则以经为文，以子史为文；由斯以降，则枵腹蔑古之徒，亦得以文章自耀，而文章之真源失矣”(P1646)。可见他对桐城派甚为不满，故加以指斥。（注：在《论近世文学之变迁》等文中，刘师培亦多有指斥桐城之言，如“枵腹之徒，多托于桐城之派，以便其空疏”；“其墨守桐城文派者，亦囿于义法，未能神明变化。故文学之衰，至近岁而极。”见《刘申叔遗书》第1648页。）对于刘师培的文学观念，章太炎并不完全赞同，黄侃则折衷师说，推陈出新，但见解上更靠近刘师培。黄、刘二人1917年在北大携手共讲“中国文学”课（注：在当时的中国文学门中，一年级“中国文学”课每周六小时，黄侃、刘师培各授三小时；二年级“中国文学”课每周七小时，黄侃四小时，刘师培三小时。见《文科本科现行课程》，《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11月29日。），使《文选》派一举占领北大讲坛。而姚永朴也恰在这一年离开北大，象征着桐城文派的退出讲台。从此，北大由崇尚唐宋古文，转为提倡魏晋六朝文。当然，“其后白话盛行，两派之争，泯于无形”(P243)。但《文选》派所推崇的魏晋风度、六朝文章，经章太炎及鲁迅、周作人兄弟的努力转化，却成为现代中国最值得重视的传统文学资源。(P330-403)

　　对于“文学史”，刘师培并不陌生。早在1905年，他就以《文章原始》、《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文学不同论》等文纵论文章之起源、发展历程和不同地域的文学发展历史，且引涩江保的《罗马文学史》证明文学变迁之理，“昔罗马文学之兴也，韵文完备，乃有散文；史诗既工，乃生戏曲。而中土文学之秩序适与相符，乃事物进化之公例，亦文体必经之阶级也”(P1646)。随后他又编出《中国文学教科书》第一册（注：该书名为“文学”教科书，实为“小学”教科书，刘师培在书前序例中说：“文学基于小学……编辑国文教科书，首明小学，以为析字之基，庶古代六书之教普及于国民，此则区区保存国学之意也。”“此编为《中国文学教科书》第一册，计三十六课，以诠明小学为宗旨。”见《刘申叔遗书》第2117页。）、《中国历史教科书》、《经学教科书》等概述学科演变历程的“讲义”式著作，从而熟知此类著作的编写“义法”。所以一当进入北京大学，讲授文学史，编写教科书，在他那里是驾轻就熟。自然，他在北大讲授文学史，还有一重意义，那就是摒弃了桐城派以传统文论代文学史的套路，恢复了当年林传甲编《中国文学史》时的初衷——以“文学史”作为知识传授的主要途径。而且从此以后，“文学史”的讲授格局基本被固定下来，形成较稳定的理路与方法，一直延续至今。当然这不是刘师培一个人努力的结果，当时与他同开各类文学史课程的朱希祖（亦为章门弟子）、吴梅、周作人等亦功不可没。

　　刘师培在北大时的讲义和有关讲授内容主要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文心雕龙讲录二种》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1917年即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并在此后多次再版；《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和《文心雕龙讲录二种》均为罗常培笔录，前者于1945年由独立出版社印行，后者以“左庵文论”为总题分载于《国文月刊》第9、10、36期。这其中《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最为著名，差不多成了经典之作。鲁迅曾赞誉道，中国文学史一类“我看过已刊的书，无一册好。只有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倒要算好的，可惜错字多”(P609-610)。《中古文学史》“辑录关于这时代的文学评论”，“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能使我们看出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P290)鲁迅的看法可说是代表了当时不少专家的共识，并非过誉。

　　前已言及，对于编纂文学史，刘师培并不陌生，是有自己的一定之规的。在研究方法上，他特别注意考察文学的变迁。这与他的文学史观念分不开，即“文学史者，所以考历代文学之变迁也”(P1655)。在《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里，他以两课的篇幅（第三课《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和第四课《魏晋文学之变迁》）专门谈文学变迁，把文学变迁放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分析促使变迁的各种内外部因素，以及变迁中的各个流派。从文学史的研究实践看，这种方法是非常可取的，以至于惠及后学，成为“典范”。在《讲义》出版后通过的北大中国文学门教授会课程说明里，亦主张讲授文学史的目的在于“使学者知各代文学之变迁及其派别”，这显然是与刘师培的文学史观念相一致的，甚至可以说，是刘氏的研究实践促使文学史课教学思想的走向成熟。在著述体例上，《讲义》采用的是先胪列古籍中之记述、而后案论之的方式，所以其中征引的文学史料和评论资料是极为详尽的，而作者个人的学术见解则简明扼要，仅提纲挈领地出现。这种做法，也反映了刘师培的文学史研究观念。在《搜集文章志材料方法》一文中，他提出应该仿照晋人挚虞，编《文章志》和《文章流别》，前者以作家为纲，后者以文体为纲，“以为全国文学史课本，兼为通史文学传之资。惟斯事体大，必以搜集材料为主”。搜集《文章志》材料的方法为：“就现存之书分别采择也”，“就既亡各书钩沉摭逸也”，“古代论诗评文各书必宜详录也”，“文集存佚及现存篇目必宜详考也”。(P1655-1656)不仅如此，他还认为“论各家文章之得失应以当时人之批评为准”(P137)。可见《讲义》独特的著述体例，是刘师培上述构想的具体施行和自觉实践，何况作为朴学家，这样做也体现其一贯的学术追求。

　　有了丰富详实的资料作基础，加之刘师培文论方面的修养与见解，《讲义》一书在内容上便也不同凡响。首先，他在整体上把握住了各个时代文学的主要特色，展现出其绚丽夺目、异彩纷呈的风貌。在论汉魏之际时，认为“建安文学，革易前型”，它清峻、通ｔｕō＠⑤、骋词、华靡；(P2366)关于两晋文学，以往论者有“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的看法，刘师培则不然，认为两晋文学实渊源于建安文学，“一为王弼、何晏之文，清峻简约，文质兼备，虽阐发道家之绪，实与名法家言为近者也。此派之文……溯其远源，则孔融、王粲实开其基。一为嵇康、阮籍之文，文章壮丽，＠⑥采聘辞，虽阐发道家之绪，实与纵横家言为近者也。此派之文……溯其远源，则阮ｙǔ＠⑦、陈琳已开其始”。(P2377)对被历代古文家攻击尤甚的南朝文学，刘师培也给予较为客观的评价，说“南朝之文，当晋宋之际，盖多隐秀之词，嗣则渐趋缛丽。齐梁以降，虽多侈艳之作，然文词雅懿，文体清峻者，正自弗乏。斯时诗什，盖又由数典而趋琢句，然清丽秀逸，亦自可观。……至当时文格所以上变晋宋而下启隋唐者，厥有二因：一曰声律说之发明，二曰文笔之区别”(P2401)。其次，既倡“文笔论”，又不为其所拘，以开阔的视野看待中古文学。前已言及，刘师培在文学观念上受阮元影响较大，故重文、笔之别。阮元等骈文家，出于从古文家尤其桐城派手中夺取文学正宗地位的目的，大倡文笔之分，即“偶语韵词谓之文，凡非偶语韵词概谓之笔”(P2365)。以此视唐宋古文为笔，不能称文，六朝骈文才是正宗的文。刘师培服膺此说，故在《讲义》里多方申明（第二课《文学辨体》和第五课中一节《文笔之区别》专申此义）。平心而论，重倡“文笔论”，对于重新认定六朝文学的价值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起了作用的。不过，若拘泥于文笔之分来研究六朝文学，则会影响对这一时期文学整体的把握。可贵的是，刘师培非眼界狭窄之辈，他不为先贤成说所囿，在《讲义》中不把研究对象局限于纯“文”学，而是以大文学观的视野，对六朝各类文章皆有所评述，尤重学术性文章的文学价值。如议论晋人之文，便说，在表疏、议礼之文方面，昭明《文选》“惟录张悛、桓温诸表。然晋代表疏，或文词壮丽，或择言雅畅，其弊或流于烦冗，为汉魏所无。又晋代学人，如司马彪、傅咸、吴商、孙毓、束皙、挚虞……郑袭之伦，其议礼之文，明辩畅达，亦文学之足述者也”(P2391)。作为学者和《文选》派的代表，刘师培最不满意于桐城的，便是他们的“枵腹蔑古”，没有学问，而六朝文学恰具博学为文的特色，所以受到刘的特别推崇。有论者评价说：“《中古文学史》中最有发明、创辟的是在六朝文的研究方面，对六朝诗赋的艺术价值及特征，则鲜有超过前人的见解。”(P83)这种评价，颇为妥当。

　　总之，刘师培在北大所从事的文学史教学与研究活动，尤其是《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的出版，确实起到了垂之后世的“典范”作用。诚如有论者所言：“在现代中国学界，真正将'文学史'作为一'专门学问'来深入探讨，而且其著述的影响历久不衰者，此书很可能是第一部。”(P273)

　　（三）争议

　　刘师培在北大期间最为人诟病的一件事，是充任《国故》月刊的总编辑。此举一向被视为是与新文化运动相对抗，甚而被认作其“反动”本质不改的表征。

　　刘师培进北大不久，便因以往的不良作为和“保守”的文化观念而为人訾议。曾为刘氏老友、此时同为中国文学门教授的黄节致函蔡元培说：“申叔为人，反复无耻，其文章学问纵有足观……不当引为师儒，贻学校羞。”(P308)在学生中，“新潮派学生对于辜（鸿铭）、刘（师培）二氏攻击之更不遗余力”，对此，一贯秉持“兼容并包”之办学思想的蔡元培开导他们说：“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去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P23)渐渐地，刘师培凭着讲学著述的卓异成就赢得学生们的尊敬，不料一个刊物的创办却打乱了他宁静的书斋生活，使他不自觉地被卷入时代大潮的漩涡中。

　　1919年1月26日，《国故》月刊社在刘师培宅正式成立，这是一个“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的月刊。它的发起始末是这样的：“岁初，俞士镇、薛祥绥、杨ｓｈí＠⑧生、张煊慨然于国学沦夷，欲发起学报，以图挽救。遂定期于张煊处讨论一次并草定简章数条，决定首谒教员征求同意，次向校长陈述。嗣谒诸教员皆蒙赞允，同学加入者甚夥，遂谒校长，请助经费。校长允与垫办，俟社中经费充裕时，再行偿还。次日用发起人二十人名义上校长函请款，支领开办费三百元，本社遂以成立矣。”刘师培、黄侃出任《国故》总编辑，陈汉章、马叙伦、康宝忠、吴梅、黄节、屠孝ｓｈí＠⑨、林损、陈钟凡出任特别编辑，张煊、薛祥绥、俞士镇、许本裕等十名同学出任编辑。

　　1919年3月18日，北洋政府安福系的喉舌《公言报》发表《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谓：“国立北京大学，自蔡孑民氏任校长后，气象为之一变，尤以文科为甚。文科学长陈独秀氏，以新派首领自居，平昔主张新文学甚力。教员中与陈氏沆瀣一气者，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既前后抒其议论于《新青年》杂志，……近又由其同派之学生，组织一种杂志曰《新潮》者，以张皇其学说。”“顾同时与之对峙者，有旧文学一派。旧派中以刘师培氏为之首，其他如黄侃、马叙伦等，则与刘氏结合，……亦组织一种杂志，曰《国故》。……二派杂志，旗鼓相当，互相争辩，当亦有裨于文化。第不言忘其辩论之范围，纯任意气，各以恶声相报复耳。”《公言报》的这篇报道，立即遭到《国故》月刊社和刘师培的驳斥，刘在致《公言报》函中说：“读十八日贵报《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一则，多与事实不符。鄙人虽主大学讲席，然抱疾岁余，闭关谢客，于校中教员素鲜接洽，安有结合之事？又《国故》月刊由文科学员发起，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祈即查照更正，是为至荷！”可见在刘师培眼里，提倡国故，“保存国粹”，并不意味着排斥新思潮，两者可并行不悖。但这种看法恐为刘的一厢情愿，因为从此之后，他便被视为与新文化运动相对抗的顽固、守旧一方的代表者之一，而且在习惯把拥护或反对新文化作为评判时人进步或反动之准绳的语境下，又有“反动”之嫌。不过今天回过头来平心静气地审视，刘师培的看法亦不无道理。

　　本来刘师培在北大是“讲学而不论政”的，这或许是他吸取以往从政论政不得善果的教训所致。不过对于文化问题，他还是保有自己的观念并不时表露出来。相对而言，政治虽有其基本准则，但却是随局势变动不居的；而文化观念乃周围环境长期熏陶下所形成之价值取向，轻易难以改观。当然，在一定时期和特殊条件下，政治与文化是纠结在一起的，文化见解的差异往往被视作政治立场不同的表征，五四时期便是如此。刘师培本为“国粹派”学者，是1905年《国粹学报》创刊后最重要的撰稿人。该派学者的宗旨为“研究国学，保存国粹”，刘师培对此终生倡导之，尽管他曾一度在政治上信奉无政府主义。《国故》创刊前的1918年夏，刘师培等人即曾计划复刊《国粹学报》、《国粹汇编》，事虽未果，却表明他仍想继续当年的事业。此举曾遭鲁迅斥责：“中国国粹，虽然等于放屁，而一群坏种，要刊从编，却也毫不足怪。该坏种等，不过还想吃人，而竟奉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做祭酒，大有自觉之意。”（注：鲁迅：《致钱玄同》，《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1页。按刘师培曾为清廷做过暗探，又研究《文心雕龙》，故鲁迅讥讽他为“侦心探龙”。）鲁迅的这一态度，代表了五四时期新文化倡导者的基本立场。而且以鲁迅在当时和后世的地位与影响，他的看法自然成了评判是非的一个标准。以此为出发点，《国故》月刊当然也是该被贬斥的。不过若结合当时的语境考察鲁迅此言，当可看出这是在旧势力围攻新文化、政治态度与文化见解纠结在一起的情境下所发的愤激之言，因此一情境已导致“守旧即反对革新”、非此即彼的偏激认识，当然鲁迅疾恶如仇的个性使得其言辞格外尖锐、有力。如果超越这一特定情境（注：在此一特定情境之外，深具中国古典文化修养的鲁迅未见得会出此言。从鲁迅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的评价可以看出，他对刘师培并非全盘否定，且其《中国小说史略》的成就亦可证明，平日严谨的学术研究著述与思想斗争时激愤的文字表达，在他那里是绝不混淆的。），从学理角度平心而论，刘师培出任《国故》总编辑，不过是他再次继续《国粹学报》时期的事业而已。

　　从《国粹学报》的基本主张来看，其宗旨虽为“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但对西学并不排斥，而是力主“会通”中西学术，即“学术所以观会通也……海通以来，泰西学术输入中邦，震旦文明不绝一线，无识陋儒，或扬西抑中，视旧籍如苴土。夫天下之理，穷则必通，士生今日，不能藉西学证明中学，而徒炫皙种之长，是犹有良田而不知辟，徒咎年凶；有甘泉而不知疏，徒虞山竭，有是理哉？”“本报于泰西学术，其有新理精识足以证明中学者，皆从阐发。阅者因此，可通西国各种科学。”与此相对照，《国故》月刊的宗旨与主张颇为相类。“要之同人组织《国故》，其宗旨在昌明国学，而以发挥新义、刮垢磨光为急务。并非抱残守缺，姝姝奉一先生之言；亦非故步自封，驳难新说。时至今日，学无新旧，唯其真之为是。”“凡学无论其属于国故，抑属于欧化，皆有研究之价值，皆当尽力发挥……二者正宜相助而不宜相斥。今之但知抄写欧化者，恒谓研究国故者无世界眼光。夫以国故为至高之学，谓即此已足，无事外求者，信乎其无世界眼光矣。然但知欧化而蔑视国故者，其无世界眼光正与之等。……吾为斯言，非反对输入欧化也，……不过借外说以补己说之不足耳。”从这些论述来看，《国故》月刊与《国粹学报》显然一脉相承，宗旨都在昌明国学，但同时又不排斥西学或欧化。有人认为《国粹学报发刊辞》是刘师培所作(P59)，不论是否如此，作为刊物的《发刊辞》，其观点至少代表了包括刘在内的主办人的共同见解；而《国故》月刊上的主张亦必得到作为总编辑的刘师培的首肯，何况这种主张是他一向倡导的。所以，在刘师培那里，弘扬国粹与提倡以西学为代表的新潮并不矛盾，两者完全可以兼容并行。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所谓“国粹”也难逃西潮的影响，就像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刘师培等人“直以中国文化史上与西方现代文化价值相符合的成分为中国的'国粹'”(P23)。

　　在刘师培任总编辑的《国故》一至四期中，他先后发表了《毛诗词例举要》（略本）、《礼经旧说考略》、《蜀学祀文翁议》、《退郛诗钞序》、《ｓōｕ＠②集文章志材料方法》、《名原序》、《音论序赞》、《中庸说》、《象尽意论》、《隐士秦君墓志铭》等一系列学术论著、序跋文和碑铭等，皆为研究中国古典学术的学理性探讨之作，无一攻击新文化之文，甚至连与此相关的些许议论也没有。仅从这些论著来看，很难与后人所说的“封建复古”挂上钩。当然，刘师培不等于《国故》，《国故》月刊社里并非没有攻击新文化之人。据周作人回忆，该刊虽奉刘师培为首，但主办者实为号称“黄门侍郎”的黄侃的弟子们，刘“只顾做他的考据文章，别无主张”，其实他并不关心这场斗争。(P337)《国故》月刊里仅有的几篇站在新文化对立面的文章皆出自黄侃和弟子张煊、薛祥绥之手，即黄侃的《题词》、张煊的《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言文合一平议》、薛祥绥的《讲学救时议》（注：张煊《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一文中有反对新文化的内容，但亦倡会通中西之义，不可简单归类。这里姑且归入此类。），而且黄侃专以谩骂新文化及其倡导者为能事(P337、468)，这与刘师培形成鲜明对照。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以白话文为代表的新文学的兴起，这是所谓新旧两派之争的关键。据台静农回忆，“中文系新旧对立，只是文言白话之争。如反军阀统治，要求科学与民主，中文系新旧人物，似乎没有什么歧见”(P163)。身为中文系的教授，刘师培“在课堂上绝少批评新文学，他主张不妨用旧有的文章体裁来表达新思想，这是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P661)。此种态度，与他早年在《中国白话报》上大量撰写白话文和肯定“俗语入文”、“通俗之文”相比（注：“就文字之进化之公理言之，则中国自近代以来，必经俗语入文之一级。”“以通俗之文推行书报，凡世之稍识字者，皆可家置一编，以助觉民之用，此诚近今中国之急务也。”见刘师培：《论文杂记》，《刘申叔遗书》第711页。），固然是倒退了，但与极力攻击新文学的林纾等人的立场是有区别的，与黄侃对白话文的激烈反对态度亦不可同日而语。（注：黄侃“抨击白话文不遗余力，每次上课必定对白话文痛骂一番，然后才开始讲课。五十分钟上课时间，大约有三十分钟要用在骂白话文上面。他骂的对象为胡适之、沈尹默、钱玄同几位先生”。见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杨亮功先生丛著》第664页。）也就是说，在这一问题上，刘师培是较为温和的，尽管他亦站到了白话文的对立面，回到了《文选》家的立场。

　　刘师培与新文化“领袖”陈独秀的关系也很耐人寻味。刘是由陈引荐进北大的，时逢新文化运动，在人们心目中，两人俨然分别成了“旧派”和“新派”的首领，似乎该针锋相对，但实情恰恰相反，“两人感情极笃，背后也互相尊重，绝无间言”。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公开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刘师培迅即与马裕藻、马叙伦、马寅初等几十位教授联名致函京师警察厅，要求将其释放。(P102)当然，陈独秀与刘师培是老友，关系自非一般，但在五四时期那种文化与政治纠结在一起——文化见解之差异往往被视作政治立场之不同——的历史情境下，两人仍保持如此良好的关系，当能说明一些问题。或将刘师培之所为与欲借军阀势力镇压新文化运动的林纾的言行相较，更能看出陈刘相关的意义。如果放开视界来看，新文化运动与辛亥革命运动“在人物谱系上有一种承接的渊源”，任职于北大的部分新文化倡导者和一些对此持不同态度的文科教授，同为当年辛亥时期的革命党人，陈独秀与刘师培仅是其中的两个代表而已。“这两批赞成和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原辛亥革命党人之间，在进入北大前，不少有师生、师友或共事革命的同志关系，交谊并不寻常。甚至可以说，如果不用太对立立场看待他们，在北洋军阀政府牢笼下的北京大学，能在蔡元培主持下，校政教务有大兴革，来自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以及来自维护传统的文化保守派的支持，相信也是原因。其关键当然是同样有辛亥革命党人的背景。”(P57、58)

　　总之，刘师培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言行尤其是出任《国故》总编辑的举动，不可简单归结为“倒退复古”、与新思潮相对抗，甚而认作为其“反动”本质不改的表现。他不过是秉其一贯的文化观念行事，但在当时的特殊语境下，客观上站到了新文化的对立面。若超越这一特殊语境来看，其中的是非功过，还有待进一步研讨。（注：有学者认为，像刘师培这样的“国粹学派”中人“是否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其实还大可商榷”，参见罗志田：《自序》，《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若依此思路，尚有许多与此相关的问题需重新思考。）

　　1919年11月20日，刘师培因病去世，享年36岁。12月3日，在妙光阁出殡、出祭，“丧事由陈独秀先生主持”(P661)，中国文学系诸同学参与“共同料理丧事，将刘先生遗著检齐，送交北大图书馆保存”。翌年3月，也是由陈独秀派刘师培之弟子刘文典等人送灵柩回其故乡扬州安葬。

　　刘师培在北大前后不足三年，但留下的精神遗产是很丰厚的；一方面他以国学大师之身为北大贡献了多方面的学术成就（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为纪念百年校庆而出版的《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中，“文学卷”、“史学卷”、“哲学卷”皆收有刘师培的文章，其贡献于此可见一斑。），尤其是以文学史教学与研究的实绩垂范于世，令后学至今受益；另一方面他为时代大潮裹挟，在新文化运动中充当了一个向来令人非议的角色，但其中的是是非非还远未穷尽，今天仍有再讨论的必要，而且讨论这样的话题，对于思考政治与文化的关系，重新界定代近中国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是极为有益的。

蔡元培---- “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汉族，原籍浙江诸暨，民主主义革命家和教育家。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为他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奠定思想理论基础。曾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人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他为发展中国新文化教育事业，建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做出了重大贡献，堪称“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他提出了“五育”(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和“尚自然”、“展个性”的儿童教育主张。他试图通过贫儿院的试验和推广，逐步以学前儿童公共教育替代当时的家庭教育，最终实现学前儿童公育的理想。他是中国近现代美育的倡导者，主张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方面实施美育，设想通过胎教院、育婴院、幼稚园三级机构实施学前儿童美育：把胎教作为美育的起点；让婴儿及其母亲生活在由自然美和艺术美构成的环境之中；认为幼稚园的美育一方面通过舞蹈、唱歌、手工等“美育的专题”进行，另一方面则要充分利用其他课内涵的美育因素，如“计算、说话，也要从排列上、音调上迎合它们的美感，不可枯燥的算法与语法。”其74年的人生历程，先后经历了清政府时代、南京临时政府时代、北洋政府时代和国民党政府时代，一路经历风雨，始终信守爱国和民主的政治理念，致力于废除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奠定了我国新式教育制度的基础，为我国教育、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富有开创性的贡献。教育论著有《蔡元培教育文选》、《蔡元培教育论著选》等。

生平

　　少年时曾在绍兴古越藏书楼校书，得以博览群书。光绪十五年(1889)举人，十六年会试贡士，未殿试。十八年补殿试，为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年补翰林院编修。甲午战争后，开始接触西学，同情维新。二十四年九月返绍兴，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提倡新学。二十七年七月奔赴上海，出任南洋公学教习。二十八年与蒋观云等组织中国教育会，任事务长。夏，游历日本，同年秋回国，在上海创设爱国女校及爱国学社，任总理。并以《晨报》为阵地，提倡民权，宣传排满革命。三十年冬与陶成章、龚宝铨等在上海建立光复会，被推为会长，次年加入同盟会。三十年赴德意志帝国留学。

　　民国元年(1912)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主张采用西方教育制度，废止祀孔读经，实行男女同校等改革措施，确立起我国资产阶级民主教育体制。二次革命失败后，携眷赴法，与李石曾等创办留法勤工俭学会。

　　五年冬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支持新文化运动，提倡学术研究，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实行教授治校。“五四”运动中支持学生爱国行动，多方营救被捕学生。被迫辞职后，多次赴欧洲英、法等国考察教育和讲学。民国十六年后担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

　　参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攻占南京，与当地外侨发生冲突。有看法认为是共产党着意挑衅所致（事实证明此说法无法成立）。蒋介石下令追查负责任者，25日，程潜指责为共产党员较多的第2、第6军所为。英美军舰以此为理由炮击南京，遂形国际冲突，是为“南京事件”。蒋严电阻止事态扩大，静候政府以外交方式解决。在蔡元培等国民党元老举发“共党破坏革命，危害国本之逆谋”后，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决议通过“非常紧急处置案”。

　　1927年3月28日，蔡元培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吴稚晖提出发动“护党救国”运动。4月2日，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召开全体会议，参加者包括蔡元培、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李济深、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在上海会议中提出检举“共产党连结容纳于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同有谋叛证据”，吴稚晖呈文控告共产党且谴责鲍罗廷，阴谋使中国变成苏联殖民地。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首先发言赞同。会议订立“清党原则”及组“清党委员会”，进行反共清党准备工作。3月29日，中共请示苏联，强调准备抵抗。4月1日，汪精卫穿越西伯利亚再转苏联邮轮，从欧洲赶回上海。蔡元培与蒋介石、吴稚晖、等向汪投诉中共问题。

　　“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拥护国共合作。民国二十一年(1932)与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开展抗日爱国运动。曾电救杨开慧烈士，援救许德珩等爱国民主人士，营救丁玲、朱宜权等共产党员。二十九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葬香港仔山巅华人公墓。

　　教育部北大在诔词中有“当中西文化交接之际，先生应运而生，集中西文化于一身；其量足以容之！其德足以化之！其学足以当之！其才足以择之！呜呼！此先生所以成一代大师欤？”周恩来送挽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毛泽东特发唁电：“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蔡元培培植家乡青年不遗余力，先后主办过绍郡中西学堂、绍兴府学堂、越郡公学、明道女校，曾任稽山中学名誉校董。绍兴城区笔飞弄有蔡元培故居，今建为纪念馆，列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新建“元培小学”、“元培中学”以示纪念。遗著辑有《蔡元培全集》。《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有录。（中共绍兴县委宣传部供稿）

　　蔡元培是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创者。他明确提出废止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封建教育宗旨。倡导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初步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体制。

　　蔡元培的教育实践多在高等教育方面。他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他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将“学年制”改为“学分制”，实行“选科制”，积极改进教学方法，精简课程，力主自学，校内实行学生自治，教授治校。他的这些主张和措施，在北京大学推行之后，影响全国，以至有人称他为自由主义教育家。

　　蔡元培也很重视劳动教育、平民教育和女子教育。他在北京大学办校役班和平民夜校，在上海创办爱国女校。蔡元培对近现代中国教育、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主要是：

　　1.自蔡元培始，中国才形成了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体系和教育制度。

　　2.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3.为中华民族保护了一批思想先进、才华出众的学者。

大事年表

　　1868年1月11日，同治丁卯年十二月十七日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府的山阴县.

　　1871年，同治辛未十年4岁的蔡元培入家塾。

　　1878年，光绪戊寅四年，蔡元培11岁，父亲蔡光普因病早逝时，长兄元金13岁，小弟元坚9岁。

　　1879年，光绪五年蔡元培12岁时，寄居到姨母家读书。

　　1880年，光绪六年蔡元培13岁时由姨母家转到李姓塾师家读书。

　　1884年，光绪甲申十年蔡元培17岁时，考取秀才。

　　1885年，光绪十一年蔡元培18岁时，设馆教书。

　　1889年，光绪己丑十五年蔡元培22岁时中举人。 同年迎娶了他的第一位夫人王昭。

　　1890年，光绪十六年，蔡元培23岁时，进京会试得中成为贡士，未殿试。

　　1892年，光绪十八年蔡元培25岁时，经殿试进士及弟，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

　　1894年，光绪甲午二十年蔡元培27岁时，春应散馆试，得授职翰林院编修。 就在这一年，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的北洋水师受到毁灭性打击。

　　1898年，戊戌二十四年，蔡元培31岁，当在朝廷上无法说服统治者革新图强之后，弃官从教，初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嵊县剡山书院院长、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同年六君子被害,除京师大学堂以外的所有百日维新产物均遭慈嬉太后为代表的保守派迫害。

　　1900年，庚子二十六年蔡元培33岁，由于之他的妻子受封建思想约束使他们之间的感情一直处在不和状态，而当他逐渐接受了西方新思想后，便开始重新思考女权的定义，于是写出了《夫妻公约》，重新调整与妻子王昭的关系。这对结婚十多年的夫妻逐步互相理解、修复感情的裂痕，之后两人关系转好，但同年夏天，王昭因病离开了人世。也就是在这一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1901年夏，辛丑二十七年，蔡元培34岁时，到上海代理澄衷学堂校长。

　　1901年9月，被聘为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总教习。

　　1902年1月1日，壬寅二十八年，蔡元培在与他往日的学生黄仲玉女士杭州举办了他一生中的第二次婚礼。

　　1902年，蔡元培35岁时，同蒋智由等在上海创办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均曾被推为总理。

　　1903年，癸卯二十九年，蔡元培36岁时，爱国学社的活动引起清政府的警觉，下令侦讯。蔡元培辗转青岛、日本、绍兴、上海等地，一方面学习德语，准备赴德留学以躲避风头，一方面仍从事教育和革命活动。

　　1903年，蔡元培为抗拒俄国政府觊觎中国北方领土，与上海反清革命志士以对俄同志会的名义办了《俄事警闻》（后改《警钟日报》）

　　1904年，甲辰三十年37岁时，他在上海组织建立了光复会。  　1905年，乙巳三十一年38岁时，同盟会成立，光复会并入，孙中山委任蔡元培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

　　1907年5月，丁未三十三年40岁时，他在驻德公使孙宝琦的帮助下前往德国柏林，入莱比锡大学听课和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诸学科。一面学习，一面教授唐绍仪(后任民国政府第一任内阁总理)4个侄子的中文教师，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开始了4年海外留学的生活。在德4年，他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等一批学术书籍。

　　1911年11月上旬，宣统三年辛亥年，辛亥革命爆发，在陈其美去电催促下，蔡元培取道西伯利亚回国。

　　1912年1月4日，民国元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他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教育部在蔡元培之下对公众征求可能的国歌，后来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国歌，由沈恩孚作词、沈彭年谱曲的国歌拟稿，歌名《五旗共和歌》（中华民国国歌）

　　1月19日，民国元年，他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并主持制定了《大学令》和《中学令》，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大学和中学校令，他强调要把中学和大学键造成健全国民的学校。

　　2月，鲁迅被他邀请到教育部任职。

　　1912年7月，蔡元培因不愿与袁世凯政府合作而辞职。

　　1913年，民国二年蔡元培46岁时，再次赴法国从事学术研究，在留欧的三年时间里，又编撰了不少哲学美学著作。

　　1915年6月，民国四年，蔡元培48岁时，他与李石曾、吴玉章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在法国倡勤勤工俭学，希望以次组织帮助更多华人到欧洲求学，后来的周恩来、邓小平等均是通过这个组织的帮助后顺利在法国进行学习的。

　　1916年夏，黎元洪的北京政府终于明令恢复了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孙中山、黄兴等一大批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纷纷相约回国，一些浙江籍议员还发电给远在法国的蔡元培，说是要推选他当浙江省督军。

　　1916年11月8日，蔡元培与吴玉章一起乘船由马赛回国，抵达上海。

　　1916年12月26日，民国五年，蔡元培49岁时，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发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日抱定宗旨，二日砥砺德行，三日敬爱师长，将“抱定宗旨”置于首位。

　　1917年，蔡元培聘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并聘请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新派”人物在北大任教，采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实行“教授治校”的制度，提倡学术民主，支持新文化运动。

　　1917年，蔡元培邀请著名哲学家梁漱溟到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

　　1917年，徐悲鸿应蔡元培之邀从日本东京返北京，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

　　1917年7月，胡适从美国学成回国，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为教授。

　　1917年7月3日，蔡元培在北大发表热情洋溢的就职演说的余热未散，就向黎元洪总统提出辞职了，措辞委婉，但动因沉郁，那就是抗议张勋复辟。

　　1917年10月，民国六年，蔡元培50岁时，主持教育部召开北京各高等学校代表会议，讨论修改大学规程，北京大学文科提出废年级制，采用选科制的议案，会议议决通过，决定在北大试行。北大选科制规定每周一课时，学完一年为一个单位，本科应修满80个单位，一半必修，一半选修(理科酌量减少)，修满即可毕业，不拘年限；预科应修满40个单位，必修占四分之三，选修占四分之一。选修科目可以跨系。

　　1918年，他更明确地指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1918年5月22日，蔡元培为“中日防敌军事协定”这个破事，反对政府变相卖国，又向大总统提出辞呈。

　　1918年11月16日，民国七年蔡元培51岁时，“一战”刚结束,在天安门前组织集会庆祝,发表题为《劳工神圣》的演讲，鲜明提出要“认识劳工的价值”，并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

　　1919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废除科，改原隶属于科的学门为系，设立14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原来的文、理、法三科分别改称第一、二、三院，仅作为各系所在地区的标志(因原来三科分布在不同地区)，不代表一级机构。

　　1919年5月8日，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为抗议政府逮捕学生，于5月8日提交了辞呈。并于9日悄然离京。

　　5月13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于5月13日向政府齐上辞呈，支持蔡元培。

　　1919年6月15日，民国八年蔡元培52岁时，在他发布的《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中说：“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后由于北大师生极力挽留，蔡元培答应只做北大师生的校长。

　　1920年初，蔡元培与李石曾、吴敬恒，利用庚子赔款，创办中法大学于北京。蔡元培任校长。

　　1920年2月，蔡元培下令允许王兰、奚浈、查晓园3位女生入北大文科旁听，当年秋季起即正式招收女生，开我国公立大学招收女生之先例。

　　1920年5月，蔡元培聘任地质学家李四光出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邀著名作家莎菲回国任北京大学文学教授，8月，聘鲁迅为北京大学讲师。

　　1920年年底，民国九年,蔡元培53岁时，被北京大学派遣去欧洲考察。与法国里昂市长赫礼欧(Herriot)，里昂大学医学院院长雷宾(Lepine)等，合作设立里昂中法大学协会，决定在里昂成立中法大学。

著作目录

　　1 蔡元培自述(蔡元培著) 传记文学出版社 民国67

　　2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著) 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70

　　3 蔡元培教育论著选(蔡元培,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1

　　4 蔡元培先生全集.续编(蔡元培著) 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民国80

　　5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著) 上海书店 1984

　　6 蔡元培自述(蔡元培, 著) 传记文学出版社民国56

　　7 蔡元培语萃(蔡元培, 著) 华夏出版社 1993

　　8 蔡元培随想录 : 人生的启示(蔡元培, 著)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4

　　9 文化融合与道德教化 : 蔡元培文选(蔡元培,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4

　　10 蔡元培文集(蔡元培, 著) 锦绣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5

　　11 蔡元培选集(蔡元培,著)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3

　　12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著) 东方出版社 1996

　　13 蔡元培学术文化随笔(蔡元培,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

　　14 张元济蔡元培来往书信集(张元济, 著/蔡元培, 著) 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 1992

　　15 商务印书馆九十年 : 我和商务印书馆(蔡元培著/蒋维乔著/庄俞著) 商务印书馆 1987

　　16 蔡元培语言及文学论著(蔡元培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5

　　17 玄圃论学集 : 熊十力生平与学术(蔡元培著) 三联书店 1990

　　18 蔡元培选集(蔡元培著) 中华书局 1959

　　19 蔡元培论科学与技术(蔡元培著)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5

　　20 蔡元培全集(蔡元培, 著)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6

　　21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蔡元培卷(刘梦溪主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22 蔡元培学术论著(蔡元培,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23 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民俗丛书.101,美育代宗教说(娄子匡编/蔡元培,著) 东方文化书局 1973

　　24 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民俗丛书.121,妖怪学讲义(娄子匡编/蔡元培著) 东方文化书局 1974

　　25 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民俗丛书.141,中国伦理学史(娄子匡编/蔡元培,著) 东方文化书局 1974

　　26 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民俗丛书 : 专号.(2),民族篇(娄子匡主编/蔡元培,著) 东方文化书局 1976

　　27 蔡元培张元济往来书札(蔡元培,著/张元济,著)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民国79

　　28 蔡元培美育论集(蔡元培/高平叔) 湖南教育 1987

　　29 蔡元培哲学论著(蔡元培/高平叔) 河北人民 1985

　　30 蔡元培美学文选(蔡元培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

　　31 蔡元培全集(蔡元培著/高平叔编) 中华书局 1984

　　32 蔡元培政治论著(蔡元培/高平叔) 河北人民 1985

　　33 石头记索隐(蔡元培著/胡适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34 孑民自述(蔡元培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35 蔡元培美学文选(蔡元培,著) 淑馨出版社 1989

　　36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著) 商务印书馆 1998

　　37 未能忘却的忆念 : 《宇宙风·自传之一章》《人间世·名人志》合集(蔡元培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38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著) 商务印书馆 1999

　　39 蔡元培民族学论著(蔡元培, 著) 台湾中华书局 5/12

　　40 蔡元培教育论集(蔡元培,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7

　　41 简易哲学纲要(蔡元培编) 商务印书馆 民国13

　　42 哲学要领(科培尔讲) 商务印书馆 民国8[

　　43 哲学大纲(蔡元培编纂) 商务印书馆 民国10

　　44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著) 上海商务印书馆 民国26

　　45 美术的起源 : 学术讲演录(蔡元培著) 4414

　　46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编) 商务印书馆 民国16

　　47 石头记索隐(蔡元培编纂) 商务印书馆 民国23

　　48 伦理学原理(蔡元培编译) 商务印书馆 民国8年

　　49 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胡适编辑/蔡元培/王云五编辑) 商务印书馆民国26

　　50 蔡元培书信集(蔡元培, 著)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0

　　51 文明的呼唤 : 蔡元培文选(蔡元培,著/聂振斌选注)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52 大学精神 : 五四前后知识分子论大学精神之经典文献(蔡元培,著/胡适,著) 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民国90

　　53 哲学大纲(蔡元培编纂) 商务印书馆 民国15

　　54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编) 商务印书馆 民国17

　　55 现代教育思潮(吴敬恒主编/蔡元培主编/王云五主编) 商务印书馆民国20

　　56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3

　　57 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蔡元培著) 良友图书公司 民国34

　　58 蔡元培讲演集(蔡元培,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4

　　59 王国维蔡元培 鲁迅点评红楼梦(王国维,著/蔡元培,著/鲁迅,著) 团结出版社 2004

　　60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著) 商务印书馆 2004

　　61 蔡元培自述(蔡元培,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4

　　62 蔡孑民先生言行录(蔡元培,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63 蔡元培自述(蔡元培(Cai Yuan Pei ,)著) 传记文学出版社 民国67

传世名言

　　“我们教书，是要引起学生的读书兴趣，做教员的不可一句一句或一字一字的都讲给学生听，最好使学生自己去研究，教员不讲也可以，等到学生实在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去了解功课时，才去帮助他。”

蔡元培故居

　　蔡元培故居(一)

　　位于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萧山街笔飞弄13号。故居建筑始建于明代晚期，为蔡氏祖父以下几代聚居地。蔡元培在此出生，并度过童年和青少年时代。

　　蔡元培故居占地1，856平方米，主体建筑坐北朝南，砖木结构，每进三或五开间，中间有天井相隔。第一进门厅，第二进正房，第三进坐楼，系清中期重建，其东次间楼上原为蔡元培住处。该故居是一座保存完整的绍兴传统民居。附近有笔架桥、题扇桥、戒珠寺、蕺山。

　　2001年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蔡元培故居(二)

　　在北京市东城区东堂子胡同75号。故居原门牌33号，为东、西各三进的院落，原大门在中间。现分为75、77号两个院落，蔡元培寓此时，将5间倒座作为客厅。二进院北房3间，前有走廊，左右各带1间耳房，东西厢房各3间，南房4间，第三进北房5间，带走廊。此宅为东城区重点保护文物。

　　这是一幢欧式小洋房。蔡元培先生1937年寓居于此。

　　蔡元培故居（三）

　　1937年10月，蔡元培先生由上海愚园路寓所迁至上海海格路（今华山路303弄16号）居住。1937年11月2日，他带头与交通、同济、暨南、浙江等大学校长黎照寰、翁之龙、何炳松、竺可桢等联名致电九国公约会议，呼吁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日本对华之侵略，并严惩日本违反国际公法，肆意摧毁我国文教机关之暴行……1937年，日军侵占上海后，蔡先生移居香港。 蔡先生故居，是一幢黄色花园洋房，外形采用较陡的两坡屋顶，山墙一段露出深色的木构架，深灰色卵石墙面，加上红瓦屋顶，显得亲切而高雅。整幢建筑采用不规则布局，南面有一大片草坪，左侧有一间矮小的花房，两侧屋旁植有龙柏、芭蕉、罗汉松、瓜子黄杨和盘槐。整幢房屋占地2.22亩，建筑面积526平方米。早在1984年就被列为上海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在屋前有石阶扶梯可直登二楼，穿过狭长室内走廊，在走道中间，塑有一座蔡先生半身铜像。会客厅内大部分是蔡先生生前之物，基本上保持原貌。在客厅北墙上，悬挂先生中年时代一帧巨幅画像，目光炯炯，神态严肃。墙下置一只老式写字台，除了文房四宝、花瓶、水盂之外，有一架台历撕到公元1867年1月11日，这一天是先生生辰之日。台上还陈列着各种版本的先生著作，写字台旁一只老式转椅是先生生前写作办公用的。南墙左侧挂着一幅油画，是刘海粟大师当年的作品；右侧墙上对称地悬挂一幅蔡夫人周峻为先生作的肖像油画。先生在其空白处题了一首诗：“我相迁流每刹那，随人写照洛殊科。惟仰第一能知我，留取心痕永不磨。” 在西墙下悬挂着一张1936年蔡先生和师生在江湾国立音专与萧友梅校长的合影。东墙上挂着1935年先生在国立音专任校长时植松树照片，东间是藏书室，藏着先生部分著作、书和信件。在上海市华山路３０３号的上海蔡元培故居经过整修部分恢复原貌，2008年1月11日将正式对公众开放。整修一新的蔡元培故居纪念馆三楼设立为“蔡元培实物馆”，将首次展出120余件珍贵文物。

三次婚姻

　　蔡元培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他一生清廉正直，被毛泽东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蔡元培一生经历了3次婚姻，这3次婚姻正好印证了蔡元培一生思想的变革，也印证了中国近代史的变迁。

　　第一次婚姻

　　父母之命 性格不合 婚礼之前从未见面

　　1889年，蔡元培迎娶了他的第一位夫人王昭。蔡元培的第一次婚姻，可以说完全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此时的蔡元培在婚礼之前甚至从来没有和王昭见过面。王昭有洁癖，而且花钱极节省，但蔡元培却生性豪放、不拘小节，他更有大男子主义，常常要求王昭在所有事情上对他无条件服从，两人婚后经常发生口角。 1900年，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蔡元培开始重新思考女权的定义，他写出了《夫妻公约》，重新调整与妻子王昭的关系，这对结婚十多年的夫妻逐步互相理解、修复感情的裂痕。可惜好景不长，就在这一年王昭因病离开了人世。

　　第二次婚姻

　　蔡元培和黄仲玉及子女

　　王昭去世的时候蔡元培刚满33岁，在江浙一带的知识界已经颇有名气了，来他家里提亲的人踏破了门槛。蔡元培面对纷至沓来的媒人，磨浓墨、铺素笺，挥毫写下了一张征婚启事贴在书房的墙壁上。他提出了五个条件：第一是不缠足的女性；第二是识字的；第三是男子不得娶妾、不能娶姨太太；第四，如果丈夫先死那么妻子可以改嫁；第五，意见不合可以离婚。消息传开来，媒人们顿时一个个退避三舍。

　　也许是姻缘天定，蔡元培在杭州办学的时候，有一天在朋友家看到一幅工笔画，线条秀丽、题字极有功底。他一打听，作者是江西名士黄尔轩的女儿黄世振，又名仲玉。黄仲玉出身书香门第，不但没有缠足，而且识字又精通书画、孝敬父母，完全符合蔡元培的择偶标准，于是他请朋友从中撮合。1902年元旦，蔡元培在杭州举办了他一生中的第二次婚礼。这次婚礼中西合璧。蔡元培用红幛缀成“孔子”二字，代替悬挂三星画轴的传统，以开演说会的形式代替闹洞房。 1907年，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开始了4年海外留学的生活。在德4年，他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由最初的大男子主义思想，转变成为寻求妇女平等权利的斗士，他的第二位夫人黄仲玉可谓对此作用不小。

　　1920年年底，蔡元培由北京大学派遣去欧洲考察。就在这期间，黄仲玉去世了。

　　第三次婚姻

　　相差22岁的师生恋

　　在蔡元培54岁时，时任北大校长的他决定续娶，他再次提出自己的条件：一、本人具备相当的文化素质；二、年龄略大；三、熟谙英文，能成为研究助手。这时一个名叫周峻的女孩子，走进了他的生活。周峻是蔡元培先生原来在上海成立的爱国女校的一位学生，这位学生对蔡元培先生一直抱有一种敬佩与热爱的情感，她一直到33岁还没有结婚，这在当时的中国是难以想象的。蔡元培和周峻两人年龄相差24岁。1923年7月10日，蔡元培和周峻在苏州留园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后第十天，蔡元培和周峻携子女赴欧洲学习。周峻在相夫教子之余攻读西洋美术课程，她把对蔡元培的爱倾注在她的作品———《蔡元培半身像》中。而蔡元培则在上面题诗一首“唯卿第一能知我，留取心痕永不磨”。1940年3月5日，也就是离周峻50岁生日还差两天的时候，蔡元培在香港因病逝世。

突出贡献

　　蔡元培先生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他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提出了“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为基本，术为枝叶”的观点。蔡元培先生指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

　　刘晓钢先生在实用文源流的研究中说：“到蔡元培的《论国文之趋势》、《国文之将来》，便正式把文章分为实用文和美术文(即艺术文)两大类，开始创立独立的实用文理论了。”蔡元培先生明确指出：国文分两种：一种实用文，在没有开化的时候，因生活的必要发生的；一种美术文，没有生活上的必要，可是文明时候不能不有的。(论国文的趋势及国文与外国语及科学的关系.1920.10)

　　我国自古不区别科学与文学，一些宝贵的科学思想都淹没在杂记体著作中，且缺乏一套便于演算的记载方式，致使先民很多创造与发明不得传世。五四时期随着西方科学观念，科学知识的输入，特别重视科学记载方式的研究，将应用文特立为一科，放置恰当的地位，其眼光当然是远大的，而蔡元培先生是最得力的倡导者和实施的组织者。（节选自《应用写作》杂志1997年第3期《蔡元培：建设应用文体学的先驱》）

著名著作

　　百年老课文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蔡元培）

　　（一九一七年一月九日）

　　五年前，严几道先生为本校校长时，余方服务教育部，开学日曾有所贡献于学校。诸君多自预科毕业而来，想必闻知。士别三日，刮目相见，况时阅数载，诸君较昔当为长足之进步矣。予今长斯校，请以三事为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现在我国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请教员，不得不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之举。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论，然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惧？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于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分阴，孜孜求学，则求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德沦丧。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仕事，但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已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

　　二曰砥砺德行。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已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然诸君终日伏首案前，芸芸攻苦，毫无娱乐之事，必感身体上之苦痛。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几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诸君入分科时，曾填写愿书，遵守本校规则，苟中道而违之，岂非与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谨严。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二也。

　　三曰敬爱师友。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室，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勗，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同学中苟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所訾詈，已虽规行矩步，亦莫能辨，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余在德国，每至店肆购买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价接物，互相称谢，此虽小节，然亦交际所必需，常人如此，况堂堂大学生乎？对于师友之敬爱，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三也。

　　余到校视事仅数日，校事多未详悉，兹所计划者二事：一曰改良讲义。诸君既研究高深学问，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员讲授，尤赖一已潜修。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二曰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办，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矣。今日所与诸君陈说者只此，以后会晤日长，随时再为商榷可也。

　　一．五育并举的思想

　　蔡元培是第一位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的教育思想家，主张五育并举，这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　　1.提出背景

　　辛亥革命胜利不久，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时提出来的。当时，中国的教育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在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被推翻了，但是教育领域中封建教育的改革，然而，改革刚刚起步，只是颁布了一些具体的暂行规定，还缺乏明确的教育指导思想，缺乏新的教育宗旨。

　　要使资产阶级对封建教育的改革能够深入、健康地开展，迫切需要在统一的教育思想指导下，尽快地确定一个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教育宗旨，来规定资产阶级对于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要求，只是在这样的形势下，1912年2月间蔡元培发表了著名的教育论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思想。

　　2.军国民教育

　　清末由国外传出，蔡元培认为，他并不是一种理想社会的教育，然而在中国，却是“今日所不能不采者”，主要原因：

　　（一）从国外环境看来，我国处于“邻强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

　　（二）就国内情况而言，要打破军人成为“全国中特别之阶级”的局面，就“非行举国皆兵之制，否则无以平均其势力”。可见，蔡元培主张军国民教育，是为了对外实行自卫，对内反对军人的强权统治，这在当时是进步的。

　　3. 实利主义教育

　　实利主义教育被蔡元培认为是富国的手段，他认为世界的竞争不仅仅是在武力，尤其是在财力。因此加强科学技术教育，提高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国家富强才能够在世界竞争中生存下来。

　　4.公民道德教育

　　蔡元培认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固然重要，但是仅有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还不够，必须“教之以公民道德”。“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榜者，曰自由、平等、博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

　　由此可见，蔡元培所提倡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主张用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道德，作为进行道德教育的内容。

　　蔡元培在提倡西方资产阶级道德观念时，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的道德思想，他把西方近代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观念，分别比做中国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义、恕、仁”。毋庸讳言，这种比附是牵强的，然而，他这样做，又是有其深刻用意的。他主张广泛吸收国外文化，同时，他又强调，吸收国外文化时“必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吸收之”，并且“必须以“我”食而化之，而毋为彼此所同化”，他批评有些志行薄弱者，一到国外留学，“即弃捐其“我”而同化于外人”。

　　5. 世界观的教育

　　世界观的教育为蔡元培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所首创的，受到康德哲学的影响，它认为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部分，进行世界观教育就在于培养人对现象世界持超然态度，对实体世界则抱积极进取态度，蔡元培的世界观教育，是建立在把世界划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这个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下，然而，他要求人们遵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不要被束缚于某一学说的思想，在当时具有打破几千年思想专制统治的解放作用。

　　6．美育教育

　　蔡元培是我国近代史上提倡美育的“唯一的中坚任务”。他认为美育教育是进行世界观教育最重要的途径，使人们从现象世界通向实体世界所必经的桥梁。美育教育的重要性源于其特点，从他看来，人从现象世界通向实体世界存在的障碍不外两种意识，一是人我之差别、二是幸福之营求。“有人我，则于现象中有种种之界画，而与实体违。有营求则当其未遂，为无己之痛苦。及其既隧，为过量之要索，循于现象之中，而与实体隔。”因此，仕人我之见，泯营求之念便是从现象世界走向实体世界的关键，而美感教育的特性恰恰就在于此，他说在现象世界，人人都有爱恶、惊惧、喜怒、悲乐之情，不过这种情感随着人的离合、生死、祸福，利害等现象而改变，但美感教育，使人“自美感以外，一无杂念”，人进入这种境界则“已接触于实体世界观念矣”，后来在《以美育代替宗教说》一文中，他把美感教育这种特性说得更加明确：“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之我见，利己损人之私念，以渐消沮者也。”正因为美育具有陶冶人的感情，使人的道德品质高尚纯洁的特性。因此蔡元培认为：“故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

　　蔡元培的美感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的，受到康德美学思想的影响较深，他反复宣传美感的普遍性和超越性，也显然是超阶级的、超现实的，过分夸大了美感教育的作用，主张在教育人对美感教育“应特别注重”，这些都是正确的。

　　以上的五种教育，蔡元培认为尽管各自的作用不同，然而均是“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所必需的，是统一的整体所缺一不可的，同时他又指出，这五种教育并不是平分秋色，没有重点的，而必须以公民道德教育为根本，“五者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

　　蔡元培五育并举的思想，是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心的，德智体美诸者和谐发展的思想，这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首创的。但是，他也有它的局限性，首先，把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部分，又把教育分为隶属于政治于超轶于政治两类，认为军国民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实利主义教于隶属于政治，而其他的超轶于政治，这种划分不科学。其次，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现世的幸福，而是为了达到那个“不可名言”，如果“不得不强为之名”则“或谓之道，或谓之太极，或谓之黑暗之意识，或谓之无识之意志”的实体世界。此外，他在阐述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等问题时，也存在超阶级、超现实、牵强附会等弊病。

　　二、大学教育思想

　　在蔡元培整个教育体系中，大学教育思想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这同他重视高等教育密切相关，他认为要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办好高等教育是关键。因此，他说“自己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在高等教育方面多参加点意见”，因此，他又较长时间主持北京大学，有丰富的大学教育实践经验。因而形成了颇有创建的比较系统的大学教育思想。

　　1．关于大学性质的探讨

　　蔡元培认为大学应当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是蔡元培办学的指导思想，也是他大学教育思想的出发点。早在1912年5月16日，他以教育总长身份出席北京大学开学典礼，在演说中就提出“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他更是反复申述这一思想。1917年1月9日，他在就任校长的演说中，明确的向学生说明：“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肆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蔡元培如此强调大学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在当时是为了扭转学生上大学为做官的陈腐观念。当时学生入学“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而对于学问则没有什么兴趣。蔡元培指出，这是北大“著名腐败的总因”。因此，他认为要改革旧北大，“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

　　由于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的学问，他还提出，大学不能只是从事教学，还必须开展科学研究。他要求大学教员不是灌输固定知识，而是对学问有浓厚的研究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大学生也不是死记硬背教员的讲义，而是在教员的指导下自动的研究学问。为了使大学能承担起教学，科研双重任务，他极力主张“凡大学必有各种科学的研究所”。他在《论大学应设各科研究所之理由》的文章，详列了三点理由：

　　一是“大学无研究院，则教员易陷入抄发讲义不求进步之陋习。”

　　二是设立研究所，为大学毕业生深造创造条件。

　　三是使大学高年级学生得以在导师指导下，有从事科学研究的机会。

　　2．办学原则——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从大学应该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一思想出发，提出了这一办学原则。他认为大学应该广泛吸收各种人才，容纳不同学派。如果抱残守缺，持一孔之论，守一家之言，是不可能成为真正高水平的大学。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主要体现在对待学说和教员两方面，由于学说必须由人提倡、宣传和发展，教员又以研究，传授学问为己任，所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在实际中更多的是体现在对待教员方面。蔡元培聘请教员，最重要的有无专门学问。只要由真才实学，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和能力，就聘为教员。反之，如若学术水平低，则不管什么人，坚持辞退。而对于教员的政治见解，学术派别，只要不妨碍授课，则不作为取舍标准。

　　当然，蔡元培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并不是主张对新旧思想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恰恰相反，其本意在于打破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束缚，发展资产阶级新文化。

　　3．学科设置——从偏重文理到沟通文理，废科设系

　　关于大学学科设置，蔡元培的思想，有一个变化发展过程，最初，他从“大学为研究学理的机关”这一思想出发，主张“要偏重文理两科”。

　　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又进一步主张“学术分校”理由有两条：第一、文理两科，专署学里，其他各科偏重于致用；第二、文理两科，设有研究所，实验室等设备，如若遍设其他各科，就要增设病院，工场等，困难更大。

　　主张学术分校，大学专设文理两科，显然是对民国元年“大学以文理两科为主”见解的发展，目的是为了突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学理，在蔡元培看来，“学”与“术”可分为两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文、理是“学”，法、商、医、工、农皆为应用，为“术”。学与术虽然关系密切，但学为基本，术为枝干。

　　更可贵的是，蔡元培在看到了文、理分科所造成的流弊之后，进一步主张“沟通文理”。他说文理是不能分科的，文科的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而哲学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同样，理科各学科都与哲学有关，自然哲学，尤为自然科学的归纳。而且，由于学科之间的彼此交错，有些学科简直无法以文、理科来区分。因此，他主张沟通文理，和为一科。1919年，北大进行改革，撤销文、理、法三科界限。全校设立14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4．教学制度——选科制

　　与沟通文理思想相连系 ，在教学制度上，蔡元培主张采用选科制，他认为这种制度使学生于专精之余，能够旁设种种有关系的学科，有利于打破学生“专己守残之偏见”，扩大知识面。有利于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

　　对于实行选科制，蔡元培认为必须加强指导，为防止学生纯粹从兴趣出发，忽视对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的学习，他强调学生所选的学科必须经教员审定，学生只有相对的选择，无绝对的选择，除必修课以外的学科，才有选择权。同时，他还指出，选科制只能行之于高等以上学校，普通教育只可采用选科精神，而不能行选科制。

　　5．行政管理——教授治校

　　实行教授治校，这是蔡元培关于大学行政管理的基本思想。他主张教授治校，是为了建立民主的管理体制，防止校长主观专断，任意办事，这是他民主思想的反映。更主要的是为了依靠真正懂得教育和学术的专家来管理学校。由此可见，民主精神和依靠专家，这是蔡元培教授治校主张的两根支柱，教授是学校教学与科研的主力，他们既懂得教育又有学问，蔡元培依靠他们来管理学校，这不仅彻底扭转了旧北大一切校务有校长等少数几个人决定的状况，而且大大调动了教授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出现了民主办校的生动局面。

　　综上所述，蔡元培大学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是民主和科学，目的是要把大学办成高水平的教学科研中心，他不仅为中国近现代资产阶级大学教育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其中许多真知灼见，如重视大学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注重发展学生个性，主张“沟通文理”，以及“依靠既懂得教育，又有学问的专家实行民主治校”等等

　　不肯认北大校长的宣言

　　本文系蔡元培校长1919年6月手写的辞职声明。

　　（一）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便生出那许多官僚的关系，哪里用呈，哪里用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的公牍。要是稍微破点例，就要呈请教育部，候他批准。什么大学文、理科叫做本科的问题，文、理合办的问题，选科制的问题，甚至小到法科暂省学长的问题，附设中学的问题，都要经那拘文牵义的部员来斟酌。甚而部里还常常派了什么一知半解的部员来视察，他报告了，还要发几个训令来训饬几句。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我将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层，所以两年有半，天天受这个苦痛。现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脱离了，难道还肯投入进去么？

　　（二）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度，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哪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 "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哪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北京是个臭虫窠（这是民国元年袁项城所送的徽号，所以他那时候虽不肯到南京去，却有移政府到南苑去的计划）。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洗干净了。难道还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么？

　　我想有人见了我这一段的话，一定要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话来劝勉我。但是我现在实在没有到佛说这句话的时候的程度，所以只好谨谢不敏了。

　　附：爱蔡孑民者启

　　右宣言闻尚是蔡君初出京时所草，到上海后，本拟即行宣布，后因北京挽留之电，有友人劝其婉复，免致以个人去留问题与学生所争政治问题，永结不解之缘，故有以条件的允任维持之电，后来又有卧病不行之电，均未将真意说出。闻其意，无论如何，决不回校也。鄙人抄得此宣言书，觉与北京各报所载启事，及津浦车站告友之言，均相符合，必是祭君本意。个人意志自由，本不可以多数压制之，且为社会上留此一个干净人，使不与政治问题发生关系，亦是好事。故特为宣布，以备挽留蔡君者之参考焉。爱蔡孑民者启。

胡适----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胡适（1891.12.17—1962.2.24），汉族，安徽绩溪上庄村人。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其中，适与适之之名与字，乃取自当时盛行的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典故。

　　父亲是胡传，字铁花，官至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后因乙未战争离台。母亲冯顺弟。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国留学，于康乃尔大学先读农科，后改读文科，1914年往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学于哲学家约翰·杜威。1917年通过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考试，同年夏天回国。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胡适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大文学院院长、辅仁大学教授及董事、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位于台北南港）院长等职。

　　胡适深受赫胥黎与杜威的影响，自称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杜威教他怎样思想。因此胡适毕生宣扬自由主义，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提倡怀疑主义，并以《新青年》月刊为阵地，宣传民主、科学。毕生倡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言必有证”的治学方法，以及"认真的作事，严肃的作人"的做人之道。

主要经历

　　胡适5岁启蒙，在绩溪老家受过9年私塾教育，打下一定的古文基础。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1904年到上海进新式学校，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潮，并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后先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后转文学院学哲学。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唯心主义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1917年毕业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7月回国。

　　^[1]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同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提出写文章“不作无病之呻吟”，“须言之有物”等主张，为新文学形式作出初步设想。“五四”时期，与李大钊等展开“问题与主义”辩难；陪同来华讲学的杜威，任杜威的翻译逾两年；与张君劢等展开“科玄论战”，是当时“科学派”丁文江的后台。从1920年至1933年，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考证，同时也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并一度担任上海公学校长。抗日战争初期，出任国民党“国防参议会”参议员，1938年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寄居美国，致力于《水经注》的考证等工作。后去返回复兴基地。1954年，任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7年，出任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在台湾的一个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

　　胡适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建树。就对孔子和儒学的研究而言，在1919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中，胡适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把孔子和儒学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用“平等的眼光”与诸子进行比较研究，破除了儒学“独尊”的地位和神秘色彩，具有开创性的影响。以后又发表长篇论文《说儒》，提出“儒是殷民族教士”，“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靠他们的礼教知识为衣食之端，他们都是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行的是殷礼，穿的是殷衣冠”；周灭殷后，“他们负背着保存故国文化的遗风”，“儒是柔懦之人，不但指那褒衣博带的文绉绉的样子，还指亡国遗民忍辱负重的柔道和生观”；孔子是殷民族“悬记”而生的“救世主”，“他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儒”，孔子的最大贡献在于殷民族部落性的“儒”，扩大到到“仁以为己任”的儒，把柔懦的“儒”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孔子不是“儒”的创造者，而是儒学的中兴者。孔子的学说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强调教育和仁政，并以此来影响整个社会。胡适“大胆假说”的观点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他的论证不够充分，不过他假设“儒”在殷时代就有了被后来的甲骨文研究判为事实。

　　胡适并不盲目崇拜孔子和儒学，他认为“孔教不能适应时势需要”，“现在大多数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梦”（《新思潮的意义》）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进步，“不是孔夫子之赐，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结果，是大家接受一个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结果。只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开倒车是不会成功的。”（《写在孔子诞辰之后》）对儒家强调的“三纲五常”持批判态度，说：“三纲五论”的话，古人认为是真理，因为这种话在古时宗法社会很有点用处。但现在时势变了，国体变了……古时的天经地义现在变成废话了。（实验主义》）

　　胡适著作很多，又经多次编选，比较重要的有《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胡适学术文集》《胡适自传》等。多部作品广为流传。

生平年表

　　一八九一年 一岁 十二月十七日 生于上海大东门外。

　　一八九二年 二岁 二月底 随母冯顺弟移居浦东。

　　一八九三年 三岁 二月 随母去台湾其父胡传任所，先住台南，后迁台东。

　　一八九四年 四岁 在台东由胡传教认方块汉字。

　　一八九五年 五岁 二月 因中日战争爆发，随母离台湾回上海。

　　三月 去祖籍安徽绩溪上庄，进家塾读书。

　　八月 胡传(铁花)病死于厦门。

　　一八九六年 六岁 在家塾读书。

　　一八九七年 七岁 在家塾读书。

　　一八九八年 八岁 在家塾读书。

　　一八九九年 九岁 在家塾读书。 开始接触中国古典小说。

　　一九零零年 十岁 在家塾读书。

　　一九零一年 十一岁 在家塾读书。《资治通鉴》中引述范缜《神灭论》片断，对其影响极深。

　　一九零二年 十二岁 在家塾读书。

　　一九零三年 十三岁 在家塾读书。开始学“反切”。

　　一九零四年 十四岁 一月 与江冬秀订婚。

　　二月 从三兄洪□到上海，进梅溪学堂。

　　是年 读梁启超的《新民说》和邹容的《革命军》。

　　一九零五年 十五岁 春 澳进澄衷学堂，在那读了严复译的《天演论》和《群己权界论》等书。

　　一九零六年 十六岁 暑间 考取中国公学。

　　是年 加入“竞业学会”，并在《竞业旬报》上发表小说、诗歌与文章。一九零七年十七岁仍在中国公学读书。

　　五月至七月 因脚病回绩溪疗养。

　　一九零八年 十八岁 七月 主编《竞业旬报》。

　　九月 转入中国新公学，兼任英文教员。

　　一九零九年 十九岁 十月 新公学解散，因失学失业，在上海过放荡生活。

　　一九一零年 二十岁 春在华童公学教国文。

　　五月 同二哥绍之去北京温习功课。

　　七月 考取清华庚子赔款留学美国官费生，因用“胡适”的名字报考，此后就正式叫胡适。

　　八月 十六日，从上海坐船去美国。

　　九月 入康乃尔大学，选读农科。

　　一九一二年 二十二岁 仍在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学习。

　　七月 被举为赔款学生会中文书记。

　　一九一二年 二十二岁 九月转入文学院，修哲学、经济、文学。

　　十一月 发起组织“政治研究会”。

　　十二月 代表康乃尔大学大同会，到费城参加世界大同总会，被推为宪法部干事。

　　一九一三年 二十三岁 仍在康乃尔大学文学院学习。

　　五月 被举为世界学生会会长。

　　一九一四年 二十四岁 四月 被委为康乃尔大学学生学生会哲学群学部部长。

　　六月 十七日，行毕业式，得学士学位。

　　九月 被举为《学生英文月报》主笔之一，负责国内新闻。

　　一九一五年 二十五岁 一月 九日，康乃尔世界学生会举行十周年纪念祝典，以干事长身份作“世界会之目的”的演说。

　　九月 进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系主任为杜威。

　　一九一六年 二十六岁 仍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学习。

　　自二月起，与陈独秀、朱经农、梅光迪、任鸿、杨杏佛等讨论文化革命问题，并作白话诗。

　　一九一七年 二十七岁 一月二十七日，在费城演讲“美国如何能协助中国之发展”。

　　五月 二十二日，通过哲学博士学位的最后考试。

　　六月起程返国，七月十日到达上海。

　　八月 任北京大学教授。

　　十二月 回安徽绩溪与江冬秀结婚。

　　是年 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

　　一九一八年 二十八岁 仍在北大任教。

　　三月 任选为北大英文部教授会主任。

　　十一月 二十三日，去天津与梁启超见面。是日，母冯顺弟病死。

　　一九一九年 二十九岁 仍在北大任教。

　　一月 被聘为《新潮》杂志顾问。

　　二月 参加《新教育》编辑部工作。又被选为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

　　五月一日，在上海迎接杜威来华讲学。不久，与蒋梦麟去拜会孙中山，谈“知难行易”学说。

　　六月 接办《每周评论》，挑起“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十月十二日，参加教育部及北京大学等在中山公园为杜威六十岁生日举办的祝寿活动。

　　是月，陪同杜威去山西讲学。

　　十一月 代理北大教务长（因马寅初教务长患眼疾请假）。

　　〔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 （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九年重排收在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改称《中国古代哲学史》。此重排本在一九五八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印单行。）《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中古哲学史前七章）（北平，北大出版部，一九一九年；此本未续完。其中第七章“王充”曾在杂志上发表，后来收在黄晖的《论衡校释》作为附录之一。）〔译〕《短篇小说》第一集（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一九年）

　　一九二Ο年 三十岁 仍在北大任教。

　　四月 在国语讲习所讲“国语文学史”。

　　五月 和蒋梦麟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年底与《新青年》脱离关系。

　　〔著〕《尝试集》 （北平，北大出版部，一九二Ο年；一九二Ο年的第二版略有增删，一九二二年的第四版增删很多。）

　　一九二一年 三十一岁 春 养病在家。

　　七月 斑梦旦邀其去上海暂住，拟请他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未允，转荐王云五。

　　下半年 除在大任务外，去国语讲习所讲了八周“国语文学史”。

　　〔著〕《胡适文存》一集 （北平，北大出版部，一九二一年；《胡适文存》一、二、三集与《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曾由台北远东图书公司重排印作《胡适文存》四部合集，一九五三年二月□版。这合集的四部每部都经胡先生自己删省若干篇。）

　　一九二二年 三十二岁 仍在北大任教。

　　二月 十八日，被推为中教育改进社筹划全国教育经费委员会赔款部部员。

　　三月二十三日，去天津南开大学讲学，为时三周。

　　四月二十五日，当选为北大教务长及英文学系主任。

　　五月七日，由他主撰的《努力周报》第一期出版。十四日，与蔡元培、王宠惠等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好人政治”。

　　七月 在济南讲“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

　　八月 出席“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届年会。

　　九月 《努力周报》增刊－－《读书杂志》出版。月底，出席国民政府教育召开的学制会议，为起草宣言者之一。

　　十月 鞍济南出席全国教育会联合会。

　　〔著〕《章实齐先生年谱》 （姚名达订补）（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二年）

　　一九二三年 三十三岁

　　一月 向北大请假一年，到杭州烟霞洞养病。

　　四月二十一日京，月底抵杭。

　　四月 得鲁案委员会授予的三等嘉禾章。

　　十月 到上海商科大学讲“哲学与人生”。是月，又去南京东南大学讲“书院制史略”，月底回北京。

　　是年 任《国学季刊》编辑委员主任。

　　一九二四年 三十四岁 仍在北大任教。

　　六月 筹备《现代评论》。

　　八月 与丁文江同在北戴河避暑。

　　十月 推荐王国维为清华学校研究院院长。

　　十一月五日，致书王正廷，对冯军包围清宫、逐去清帝，提出抗议。

　　十二月 十三日，《现代评论》第一期出版。

　　〔著〕《胡适文存》 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五年 三十五岁 仍在北大任教 。

　　二月 参加段祺瑞政府召开的善后会议。

　　三月 应聘为“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国会员。

　　五月 被选为中华图书馆协会董事兼财政委员会委员、索引委员会书记。

　　十月 到上海治病。在此期问，至政治大学及中国公学讲中国哲学，并与郑振铎、高梦旦同游南京。

　　十一月 被推举为北平图书馆委员会书记。

　　一九二六年 三十六岁

　　二月至七月中旬 参加“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中国访问团”，从上海到汉口、南京、杭州、北平、天津、哈尔滨等地访问。

　　七月下旬至十二月中旬 经西伯利亚到英国，参加“中英庚款”全体委员会议，中间去了一下法国。

　　十二月 三十一日，坐轮船去美国。

　　一九二七年 三十七岁

　　一月至四月中旬 在美国纽约、费城地游历并演讲。

　　四月 十二日，由西雅图上船回国。 二十四日，到日本横滨，暂住二十三天，游历了京都、奈良、大阪等处。

　　五月底 回上海，与徐志摩等创办新月书店。

　　六月 被选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

　　七月至十二月 在上海写作与讲学。

　　是年 按被选为中华图书馆协会董事。任新月书店董事会董事长及编辑委员会委员。

　　〔著〕《戴东原的哲学》 （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二七年）〔编〕《词选》（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七年）

　　一九二八年 三十八岁 二月 受上海东吴大学及光华大学之聘，作哲学讲座。

　　三月 受聘为上海中国公学校长。

　　四月 与高梦旦等同游卢山。三十日，就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自兼文理学院院长。

　　五月 鞍南京出席全国教育会议。

　　〔著〕《白话文学史》上卷（上海，新月书店，一九二八年）〔著〕《卢山游记》（上海，新月书店，一九二八年）

　　一九二九年 三十九岁 仍任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

　　一月 鞍杭州出席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第三次常委会，辞去董事。

　　六月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在天津举行第五次年会，复选其为董事。

　　九月 鞍州参观“西湖博览会”。

　　〔著〕《人权论集》（与梁实秋等合著）（上海，新月书店，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Ο年 四十岁 上半年 仍任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理学院院长。

　　四月十日在《我们走那条路》中提出：“要铲除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

　　七月到南京出席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第六次年会，会上被聘为编译委员会委员长。

　　八月 鞍青岛小住。

　　九月 去北平，曾在北平大学演讲。

　　十一月 月初回上上海。二十八日，全家搬至北平。

　　〔著〕《胡适文存》 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三Ο年）《胡适文选》（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三Ο年）《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前九章（油印本）（吴淞，中国公学，一九三Ο年；台北，胡适纪念馆，一九七一年印手稿本；此本未续完。其中“秦汉之间的思想”一章的两个部分后来收在文存里，题作“读吕氏春秋”及“陆贾新语考”。其中“淮南王书” 的一章后来单行，即题作《淮南王书》。）〔编〕《神会和尚遗集》（校编）（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三Ο年）

　　一九三一年 四十一岁 一月九日，赴上海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五次常会。会后回北平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四月二十四日，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三十六次执行财政联席会议，通过北大与中基会合作研究特款办法。

　　八月 应丁文江之邀，到秦岛小住。

　　十一月 写信给宋子文，主张依据日本政府提出的五项原则与日本交涉东三省的善后问题。

　　是年 任太平洋学会在华会议的主席。

　　〔编〕《中国文学史选例》 卷一（北，北大出版部，一九三一年）〔著〕《淮南王书》（上海，新月书店，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四十二岁 仍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一月到上海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六次常会。

　　五月与蒋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等合办的《独立评论》出版。

　　七月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八次年会。

　　十二月 去武汉大学讲学，并与蒋介石先生第一次见面。

　　是年 德国普鲁士科学院选其为通讯委员。

　　〔著〕《中国中古思想史的提要》 （十二讲）（北平，北大出版部，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四十三岁 仍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一月 到上海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会第七次常会。

　　三月 三日，与丁文江、翁文灏密电蒋介石先生：“热河危急…… 非公即日飞来挽教，政府将无以自解于天下”。十三日，与丁文江、翁文灏同去保定谒蒋。十九日，又找何应钦、于学忠，策动中日停战谈判。

　　六月十八日，在上海起程赴美国。

　　七月 在芝加哥演讲“中国文化的趋势”。是月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九次年会聘他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委员长。

　　八月至九月 在加拿大的班府出席太平洋学会第五次大会，并到加沙大学演讲。

　　十月初 乘船回国。

　　〔著〕《四十自述》（第一册）（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三三年）〔译〕《短篇小说》第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四十四岁 仍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二月 鞍南京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九次董事常会。

　　五月 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会第十次董事年会

　　十一月 去南京出席考铨会议。

　　一九三五年 四十五岁 仍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一月五日，在香港接受香港大学法学名誉博士学位。九日，到广州。十一日起，在梧州。南宁、柳州、桂林、阳朔等地演讲、游览。二十五日，到香港，旋回北平。

　　四月十九日，在上海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十一次董事年会。

　　七月初 到平绥路去旅行。

　　九月 七日，被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研院第一届评议会评议员。

　　十月 二十六日，在上海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九次常会。

　　〔著〕《胡适论学近著》 第一集（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五年；后删省为《胡适文存》第四集，台北，远东，一九五三年）〔著〕《南游杂忆》（良友图书公司，一九三五年）〔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建设理论集（良友图书公司，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四十六岁上半年 仍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七月七日，到上海。十四日，启程赴美，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大会。

　　八月室十月 在美国和加拿大大各地演讲。

　　十一月初 在旧金山启程回国。

　　一九三七年 四十七岁 上半年仍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七月八日，离北平。十一日，到卢山，得到蒋介石先生的接见，随后参加卢山谈话会。二十八日，返南京。三十一日，蒋介石先生邀其同张伯苓、梅贻琦等吃午饭。

　　八月十三日，被聘为国民政府“国防参政会”参议员。

九月至十二月去美国作非式的外交工作，见过罗斯福，并在旧金山哥伦比亚电台发表“中国在目的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 　　

一九三八年 四十八岁一月至五月 在美国及加拿大游历及演讲。

　　六月 被选为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六月至七月 继续在美国及君拿大游历及演讲。

　　八月 转游法国、瑞士和普鲁士。

　　九月 十七日，国民政府任命其为驻美全权大使。

　　十月 三日，由欧返抵纽约。五日，赴华盛顿就任。三十一日，作“题在自己的照片上，送给陈光甫”的诗：“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向前”。

　　一九三九年 四十九岁 仍任驻美大使。

　　〔著〕《藏晖室札记》（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三九年）（一九四七年由商务重排出版，改称《胡适留学日记》）

　　一九四Ο年 五十岁 仍任驻美大使。

　　三月五日，当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候选人。

　　一九四一年 五十一岁 仍任驻美大使。

　　一九四二年 五十二岁 一月至八月 仍任驻美大使。

　　九月八日，辞去驻美大使职务，移居纽约，从事学术研究。

　　一九四三年 五十三岁 一月应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

　　一九四四年 五十四岁 九月 应哈佛大学之聘，前往讲学。

　　一九四五年 五十五岁 四月二十五日，出任国民政府代表团表之一，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

　　九月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北平大学校长，在回国前暂由付斯年代职。

　　十一月 以国民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身份，在伦敦出席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会议，制订该组织的宪章。

　　一九四六年 五十六岁 六月一日，由美国动身回国。

　　七月五日，抵上海。经南京时稍作逗留。月底，到北平。

　　九月 十一日，飞抵南京。十五日，出席国民政府的“制宪国民大会”。

　　十二月 二十三日，出任国民大会“宪草决议案”整理小组成员。

　　一九四七年 五十七岁 仍任北大校长春国民政府拟委他为考试院长及国府委员，未接受，说：“不入政府，则更能为政府助力”。

　　十二月 主编《申报·文史》周刊。

　　一九四八年 五十八岁 仍任北大校长

　　三月二十五日，在南京出席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当选为第一届的人文组院士。

　　四月四日，“国民大会”主席团成员。

　　九月被选为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会员。

　　〔著〕《胡适的时论》 一集（六艺书局，一九四八年）

　　一九四九年 五十九岁 一月十四日，赴上海。

　　三月下旬 在台湾住了七天，又回上海。

　　四月 六日，在上海坐船前往美国。

　　十一月 二十日，《自由中国》创刊号在台北出版，推其发行人。

　　〔著〕《水经注版本四十种展览目录》（北大五大周年纪念）（北平，北大出版部，一九四九年） 〔著〕《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台北，自由中国社，一九四九年）（即《胡适时论》一集的增改本）〔著〕《齐白石年谱》（与黎锦熙、邓广铭合著）（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四九年）

　　一九五Ο年 六十岁 三月初 到华盛顿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会议，被推为该会干事长。

　　五月十四日，普林斯敦大学聘他担任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为期两年。

　　九月 就任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

　　一九五一年 六十一岁 仍任葛思德田方图书馆馆长。

　　〔编〕《台湾纪录两种》 （与罗尔纲合校编）（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一九五一年）（即胡铁花先生的遗著《台湾日记》及《台湾禀启存稿》，由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印作台湾文献丛刊第七十一种。）

　　一九五二年 六十二岁 二月 联合国文教组织聘其为“世界人类科学文化编辑委员会”委员。夏普林斯敦大学聘约期满，仍任荣誉主持人。

　　十一月下旬至年底在台湾作演说和讲学。

　　一九五三年 六十三岁 一月离台经日本返美。

　　一九五四年 六十四岁 二月至三月 到台湾参加“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担任“临时主席”，向蒋介石递送总统当选证书。

　　四月五日，赴美。

　　一九五五年 六十五岁 在美国各地讲学。

　　一九五七年 六十七岁 九月二十六日，以中国代表团代表身份出席联合国大会，发表讲演。

　　十一月 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一九五八年 六十八岁 四月，离美抵台北。

　　九月五日，在华盛顿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二十九次年会。

　　一九五九年 六十九岁

　　二月一日，任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主席。

　　七月 出席夏威夷大学主办的第三次东西方哲学会议，接受夏威夷大学人文博学位。

　　九月 在华盛顿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三十次年会。

　　十一月 一日，主持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及第三届评议会第六次会议。

　　一九六Ο年 七十岁 仍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著〕《丁文江的传记》 （南港中央研究院，一九六Ο年；台北，启明，民国四十九缩印本）

　　十一月〔编〕《乾隆甲戌重评石头记》（影印）（台北，自印本，一九六一年）

　　一九六二年 七十二岁 二月二十四日上午，主持中央研究院第五次会议。下午六时半，在欢迎新院士酒会结束时，因心脏病猝发而死亡，享年72岁。

情感世界

　　在胡适的一生中，除了发妻江冬秀之外，还有好几个传闻女友。但胡适最终没有和这些人的某一人走在一起，而是和江冬秀走到了最后，难怪蒋介石先生评价胡适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在这些“绯闻女友”当中，和胡适关系最密切的当然要数韦莲司和曹佩声（又名曹诚英）了。

　　1914年在美国小城绮色佳，胡适和韦莲司相识。此后更多的是在离别和相思中度过，往往是盼望了几年十几年才能见上一面。1927年，当韦莲司再见到胡适时，他们已经分别10年了，韦莲司人到中年，头上长出了白发。

　　在这十年里，胡适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结婚生子，事业上达到巅峰，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先驱。

　　在这十年中，胡适的另一份感情开始了。他在杭州养病时，和小表妹曹佩声爱得死去活来，胡适称那段日子为“烟霞山月的神仙生活”。据说，《尝试集》中后面的情诗大多为曹佩声所作。

　　大陆很多学者一度为胡适与韦莲司到底有没有那种关系吵得不可开交，但谁也拿不出证据。很多胡适传的作者，也因没接触到这些资料，对此总是语焉不详。

　　1999年，周质平终止了这场争论。他将胡适与韦莲司的书信翻译，并公布于众，人们发现，他们不仅相恋了，而且非常的缠绵。今年，周质平加入了胡适晚年的情境，出版了《胡适的情缘与晚境》（黄山书社，2008年6月）。书中，狂娟的韦莲司，情书写得让人看了心惊肉跳：“没想到，我会如此爱你……胡适……我崇拜你超过所有的男人……”“我整好了我们那个小得可怜的床……我想念你的身体，更想念你在此的点点滴滴。我中有你，这个我，渴望你中有我……”

　　让我难以理解的是，韦莲司明明知道胡适和曹佩声的恋情，可当1934年，胡适请她照顾去康乃尔大学深造的曹佩声时，她竟然答应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爱胡适爱到可以任他犯错吗？

　　事后证明韦莲司对胡适的爱，爱得大度，爱得彻骨。比如，1962年胡适去世后，韦莲司竟和江冬秀成了朋友，并忙着整理胡适给她的书信，忙着为他成立出版基金。9年之后，空候一生的韦莲司在一个小岛上孤独地死去，遗物里竟然完好无缺地保存了胡适的书信和稿件。

个人荣誉

　　一、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自由主义的先驱。

　　二、三十六个博士头衔

　　１９２７年３月，３７岁的胡适由英国赴美国，向母校哥伦比亚大学补交了博士论文（著作）《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亚东书店版）１００册，完成了哲学博士学位手续，得到了第一顶博士帽。胡适的第二顶博士帽，是１９３５年１月５日，香港大学授予胡适的法学名誉博士学位。

　　１９３６年８月，哈佛大学授予胡适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是为胡适的第三顶博士帽。

　　同年，美国南加州大学授予的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是为胡适的第四顶博士帽。

　　其余的博士帽分别是：

　　１９３９年，哥伦比亚大学的名誉法学博士（６月６日）；芝加哥大学的名誉法学博士（６月１３日）。

　　１９４０年，美国８所大学分别授予胡适８个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形成“博士高峰年”：韦斯尔阳大学、杜克大学、克拉大学、卜隆大学、耶鲁大学、联合学院、柏令马学院、宾州大学。仅在三个星期内，这位博士疲于奔命，先后到这些大学出席典礼，发表演说。至此，他的博士帽有１４顶了，但胡适先生却说。“这些玩意儿，毫无用处……一个是四年苦功得来的，十三个是白送的。”

　　是年胡适五十岁。他老家安徽绩溪为庆祝这位在海外为国效力的“博士爷”５０岁大寿，由县长朱亚云出面，制作了一块“持节宣威”横匾，率乡绅们，浩浩荡荡送到上庄村胡氏宗祠悬挂，并将上庄村改名为“胡适村”。

　　１９４１年，胡适在美国被授予博士学位有５个，在加拿大被授有２个。前者全是名誉法学博士，分别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森林湖学院、狄克森学院、佛蒙特州的密特勃雷大学、密达伯瑞学院；后者是麦吉尔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和多伦多大学（名誉法学博士）。

　　１９４２年是胡适拿博士帽的第二个“高峰年”，达１０个之多，都是美国大学授予的。其中两个是名誉文学博士：达脱茅斯学院、纽约州立大学；其它８个是名誉法学博士，分别是：俄亥俄州州立大学、罗切斯特大学、奥白林学院、威斯康辛大学、妥尔陀大学、东北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第纳逊大学。

　　至此，胡适已获得博士帽３１顶，而最后的５顶是：美国柏克纳尔大学授予的名誉文学博士（１９４３年），英国牛津大学授予的名誉法学博士（１９４５年１１月赴伦敦以中国首席代表身份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美国柯鲁开特大学授予的名誉文学博士（１９４９年），美国克莱蒙研究所授予的名誉文学博士（１９５０年），美国夏威夷大学授予的名誉人文学博士（１９５９年）。

家庭成员

　　父亲：胡传，字铁花，号钝夫，清朝贡生，官至淞沪厘卡总巡、台东直隶州知州，著有《台湾纪事两种》，1895年8月22日病殁于厦门。

　　母亲：冯顺弟。

　　妻子：江冬秀。由胡适其母包办。在当时自由恋爱风气兴起后，胡适并未像其他青年一样毁掉婚约，而是继续维持，对此，胡在后来的日记中写道：“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1917年成婚。

　　长子：胡祖望（1919-2005），旅居美国。

　　女儿：胡素斐，早夭。

次子：胡思杜（1921-1957），留在中国大陆，1954年被迫与胡适断绝父子关系，但仍被斗争，后于1957年反右中自杀身亡   

传世名言

　　1.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这句话出自胡适的名文《实验主义》，是胡适当时的一个长篇演讲稿，最初发表在《新青年》上。是胡适介绍詹姆士的实在论哲学思想时说的。原话是：“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实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胡适作品集》第四集，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10月）

　　2.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胡适

　　本报（《每周评论》）第二十八号里，我曾说过：

　　“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尊孔祭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么？”

　　“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

　　我这种议论，有许多人一定不愿意听。但是前几天北京《公言报》《新民国报》《新民报》（皆安福部的报），和日本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的研究会”的办法。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但是我看了这种消息，发生一种感想。这种感想是：“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教训吗？”什么教训呢？这可分三层说：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这三条合起来看，可以看出“主义”的性质。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的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于是有一些有心人，您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这是”主义’的原起。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比如“社会主义”一个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这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

　　我再举现在人人嘴里挂着的“过激主义”做一个例：现在中国有几个人知道这一个名词做何意义？但是大家都痛恨痛骂“过激主义”，内务部下令严防“过激主义”，曹辑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卢永祥也出示查禁“过激主义”。前两个月，北京有几个老官僚在酒席上叹气，说，“不好了，过激派到了中国了。”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异道：“这不是过激党胡适吗？”哈哈；这就是“主义”的用处！，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现在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

　　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紧急问题？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洋洋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这都由于一个懒字。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议如何解决，这都是要费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见，考察情形，还要冒险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种解决的意见。又没有成例可援，又没有黄梨洲、柏拉图的话可引，又没有《大英百科全书》可查，全凭研究考察的工夫：这岂不是难事吗？高谈“无政府主义”便不同了。买一两本实社《自由录》，看一两本西文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书》，便可以高谈无忌了：这岂不是极容易的事吗？

　　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

　　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的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什么样的结果，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不如此，不算舆论家，只可算是抄书的手。

　　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子呆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民国八年七月

　　八不主义与白话

　　对于中国新文学运动，胡适是最重要的启蒙人。早在民国六年一月，他即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当时文学的八个主张，也就是后来的八不主义：

　　一、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

　　二、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

　　三、不用典；

　　四、不用套语烂调；

　　五、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

　　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

　　七、不模仿古人；

　　八、不避俗话和俗字。

　　胡适主张使用“白话”做为文学语言改革的基础，对于白话，他的看法是：

　　一、白话的“白”是戏台上“说白”的白，是俗语“土白”的白，故白话即是俗话。

　　二、白话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白话但须要“明白如话”，不妨夹几个文言的字眼。

　　三、白话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也不妨夹入几个明白易晓的文言字眼。

著作书目

　　《中国哲学史大纲》《尝试集》《胡适文存》《胡适文存二集》《胡适文存三集》《胡适自传》《戴东赢的哲学》《白话文学史》《胡适文选》《胡适论学近著》《四十自述》《藏晖室札记》《胡适日记》《齐白石年谱》，以及《先秦名学史》等英文论著。此外，从1919年起，还陆续翻译了都德、莫伯桑、契柯夫等人的短篇小说（先后编辑为两集《短篇小说》出版），以及拜仑的长诗《哀希腊》易卜生的剧本《娜拉》（与罗家伦合译）等。胡适去世后，台湾编辑出版了《胡适选集》《胡适手稿》等，大陆出版了《胡适往来书信选》《胡适书评序跋集》《胡适文集》等。

1920年3月他所写的白话诗集出版，即《尝试集》，这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出版的一部个人诗集

诗歌列表

　　蝴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第一首白话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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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上

　　水上一个萤火，

　　水里一个萤火，

　　平排着，

　　轻轻地，

　　打我们的船边飞过。

　　他们俩儿越飞越近，

　　渐渐地并作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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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与诗

　　都是平常经验，

　　都是平常影象，

　　偶然涌到梦中来，

　　变幻出多少新奇花样！

　　都是平常情感，

　　都是平常言语，

　　偶然碰着个诗人，

　　变幻出多少新奇诗句！

　　醉过才知酒浓，

　　爱过才知情重；——

　　你不能做我的诗，

　　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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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鸦

　　一

　　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

　　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

　　二

　　天寒风紧，无枝可栖。

　　我整日里飞去飞回，整日里又寒又饥。──

　　我不能带着鞘儿，翁翁央央的替人家飞；

　　不能叫人家系在竹竿头，赚一把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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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溪路上大雪里一个红叶

　　雪色满空山，抬头忽见你！

　　我不知何故，心里很欢喜；

　　踏雪摘下来，夹在小书里；

　　还想做首诗，写我欢喜的道理。

　　不料此理狠难写，抽出笔来还搁起。

　　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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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二十五夜

　　吹了灯儿，卷开窗幕，放进月光满地。

　　对着这般月色，教我要睡也如何睡！

　　我待要起来遮着窗儿，推出月光，又觉得有点对他月亮儿不起。

　　我终日里讲王充，仲长统，阿里士多德，爱比苦拉斯，……几乎全忘了我自己！

　　多谢你殷勤好月，提起我过来哀怨，过来情思。

　　我就千思万想，直到月落天明，也甘心愿意！

　　怕明朝，云密遮天，风狂打屋，何处能寻你！

　　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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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颗遭劫的星

　　北京《国民公报》响应新思潮最早，遭忌也最深。今年十一月被封，主笔孙几伊君被捕。十二月四日判决，孙君定监禁十四个月的罪。我为这事做这诗。

　　热极了！

　　更没有一点风！

　　那又轻又细的马缨花须

　　动也不动一动！

　　好容易一颗大星出来；

　　我们知道夜凉将到了：——

　　仍旧是热，仍旧没有风，

　　只是我们心里不烦躁了。

　　忽然一大块黑云

　　把那颗清凉光明的星围住；

　　那块云越积越大，

　　那颗星再也冲不出去！

　　乌云越积越大，

　　遮尽了一天的明霞；

　　一阵风来，

　　拳头大的雨点淋漓打下！

　　大雨过后，

　　满天的星都放光了。

　　那颗大星欢迎着他们，

　　大家齐说“世界更清凉了！”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选自《尝试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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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念

　　我笑你绕太阳的地球，一日夜只打得一个回旋；

　　我笑你绕地球的月亮，总不会永远团圆；

　　我笑你千千万万大大小小的星球，总跳不出自己的轨

　　道线；

　　我笑你一秒钟行五十万里的无线电，总比不上我区区

　　的心头一念！

　　我这心头一念

　　才从竹竿巷，忽到竹竿尖；

　　忽在赫贞江上，忽在凯约湖边；

　　我若真个害刻骨的相思，便一分钟绕遍地球三千万

　　转！

　　（选自《新文学大系·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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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二十四夜

　　老槐树的影子

　　在月光的地上微晃；

　　枣树上还有几个干叶，

　　时时做出一种没气力的声响。

　　西山的秋色几回招我，

　　不幸我被我的病拖住了。

　　现在他们说我快要好了，

　　那幽艳的秋天早已过去了。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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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

　　我从山中来，

　　带着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

　　希望开花好。

　　一日望三回，

　　望到花时过；

　　急坏看花人，

　　苞也无一个。

　　眼见秋天到，

　　移花供在家；

　　明年春风回，

　　祝汝满盆花！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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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魔崖月夜

　　依旧是月圆时，

　　依旧是空山，静夜；

　　我独自月下归来，──

　　这凄凉如何能解！

　　翠微山上的一阵松涛

　　惊破了空山的寂静。

　　山风吹乱的窗纸上的松痕，

　　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

　　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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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微云

　　也是微云，

　　也是微云过后月光明。

　　只不见去年得游伴，

　　也没有当日的心情。

　　不愿勾起相思，

　　不敢出门看月。

　　偏偏月进窗来，

　　害我相思一夜。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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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九夜在西山

　　许久没有看见星儿这么大，

　　也没有觉得他们离我这么近。

　　秋风吹过山坡上七八棵白杨，

　　在满天星光里做出雨声一阵。

　　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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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纽约省会（Albany）回纽约市

　　四百里的赫贞江，

　　从容的流下纽约湾，

　　恰像我的少年岁月，

　　一去了永不回还。

　　这江上曾有我的诗，

　　我的梦，我的工作，我的爱。

　　毁灭了的似绿水长流。

　　留住了的似青山还在。

　　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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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给在北平的一个朋友

　　藏晖先生昨夜作一梦，

　　梦见苦雨奄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

　　飘萧医仗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大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醒来我自披衣开窗坐，

　　谁人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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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题

　　电报尾上他加了一个字，

　　我看了百分高兴。

　　树枝都像在跟着我发疯。

　　冻风吹来，我也不觉冷。

　　风呵，你尽管吹！

　　枯叶呵，你飞一个痛快！

　　我要细细的想想他，

　　因为他那个字是「爱」！

　　1941

胡适故居

　　胡适故居在上庄村内。清光绪 二十三年（1897）建。正屋南向，砖木结构，二进三间两厢，“回”形通转楼。占地208平方米，建筑面积350平方米。

　　胡适故居坐落于绩溪上庄村，这是一座典型的徽派古建筑，小青瓦，马头墙，三开间，两层楼。门罩门楼，水磨砖雕。前庭有天井，两旁有厢房，楼上为“通转楼”，楼下是堂屋。后进为内庭，栏板隔扇，精雕细刻，梁托上一对荷花仙子栩栩如生，门窗上饰以兰花雕板，出自胡开文墨庄制模高师胡国宾之，返映出胡适“我从山中来，带来兰花草”的浓浓乡土之情和立出风格。辟为庵堂。

　　胡适故居坐落在上庄村中间，占地1134平方米，四幢清未徽派建筑房子，分别为一、二、三、四展厅。

　　一厅为靠院落大门（东边），原是胡适大哥房产，后代一直在这住着。1997年根据国家文物局要求，县出面征购，经整修后展出“故居概述”和“胡适父母生平”及“胡适九年家乡教育”有关照片、图案等。

　　胡适故居二厅，为胡适父亲胡铁花所建故居为两进二楼通转式结构，是晚清徽派建筑的典型，历史、艺术价值并存，特别是“兰花板”依存更体现它的价值。占地270平方米。在故居，胡适度过了他的童年生活；1917年返故里与江冬秀完婚，后又回故里为母奔丧前前后后达11个春秋。故居真实客观地记载胡适儿时的生活、学习和情感追求，是研究胡适的重要实物之一。

　　故居三厅为廊房。

　　故居四厅为客厅，原为轿房，修缮后展出胡适国际国内部份朋友照片; 汉白玉像和蒋介石送给的晚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还有胡适为绩溪旅台同乡会题的名言“努力做徽骆驼。”

　　上海胡适故居

　　1926年5月间，在沪西极司菲尔路49号租了这幢小洋房。

　　当年楼下是客厅、厨房、餐厅和卫生间。楼上大间是胡适和夫人江冬秀的卧室，旁侧小间是其两位公子胡祖望、胡思杜的卧室，另一侧是胡适的书房。

　　胡适寓所的马路斜对面（40号），住着商务印书馆经理、版本目录学家张元济，当时，胡、张“时相过从”。

　　胡适在上海寓居时，接受光华大学教授聘任，同时又与徐志摩、梁实秋、邵询美等筹办《新月》杂志和新月书店。1927年4月30日，他就任母校中国公学校长，又兼文理学院院长。1930年9月，《胡适文存》（三集）由上海东亚图书馆出版。

胡适墓志铭

　　胡适墓志铭由知名学者毛子水撰文，金石名家王壮为先生书写，其内容为：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生於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卒於中华民国五十一年。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裏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罗尔纲

----胡适得意弟子、天平天国史专家

罗尔纲(1901-1997.5)，著名历史学家，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训诂学家，晚清兵志学家。广西贵县（今贵港市）人。1901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论著有：《太平天国史》《太平天国史论文集》(十集)《李秀成自述原稿注》。《湘军兵志》《绿兵志》等。

　　罗尔纲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0年至1926年在广西贵县高中就读。1930年毕业于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中文系。1932年至1934年在广西贵县高中任文史教员。后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曾兼任广西通志馆编纂及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1954年调入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任一级研究员。是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主要从事太平天国史与晚清兵制史的研究，先后完成并出版学术专著40多种、发表论文400余篇，计约900多万字。亲自编纂出版太平天国资料3000多万字。出版有《太平天国史纲》《太平天国史》等。

　　1997年5月2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

年表

　　1901年1月29日出生于广西贵县。1930年6月上海中国公学文学系毕业。

　　1930年7月至1931年9月在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家协助胡适整理其父胡传的文稿。

　　1932年至1933年任广四贝县小学教师，同时兼任贵县修志局特约编纂，担任太平天国史部分编纂工作。

　　1934年11月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助理员，做整理艺风堂金石拓本工作。

　　1936年8月任助教，著有《金石粹编校补》及《艺风堂金石文字伪误举例》。在此期间写成了《太平天国史纲》《太平天国史丛考》《金田起义前洪秀全年谱》等书。

　　1936年兼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助理员。1937年秋北京沦陷，社会研究所迁往长沙。11月，转入该所工作。1939年升副研究员，1947年升研究员。在这期间先研究清代兵制史，写成《湘军新志》《捻军的运动战》《绿营兵志》《晚清兵志》(内包括《淮军志》《癸甲练兵志》《海军志》《陆军志》《军事教育志》，《兵工厂志》六种)。1943年后专撰太平天国史，写成《太平天国革命的背景》《太平天国史稿》《太平天国考证集》《太平天国金石录》《太平天国史辨伪集》《太平天国的理想国》等书。

　　1944年广西通志馆向社会研究所借调至广西研究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写有《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广西太平天国人物传》《太平天国广西首义志》等书。

　　解放后，社会研究所改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54年从经济研究所调近代史研究所。从1950年12月起，罗尔纲先生都在南南京参加举办太平天国革命史展览，调查太平天国史迹，发掘编纂太平天国文献资料，接受筹建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的任务，并兼任南京大学教授。至1964年4月工作完竣，始从南京返北京近代史研究所工作。

　　1956年筹建了太平天国纪念馆，1961年扩充成为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成太平天国文献四大部、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等书。在此期间，并写成《太平天国史论文集》七集，编成《太平天国文选》《太平天国史画》等书(另详著作目录)。

　　从1958年起在编纂文献资料的同时，撰写《太平天国史》《李秀成自述注》等书。《太平天国史》在交稿前曾进行五次修改。

　　在1982年间，重写《湘军兵志》，重核了《绿营兵志》，又特对我国著名古典小说《水浒传》的原本和作者问题作了新的有创建性的研究，发表了《水浒真义考》《从罗贯中<三遂平妖传〉看〈水浒传〉著者和原本问题》等论文。

　　此后罗尔纲先生将继续修订晚清兵志，完成《太平天国资料续编》，并进一步研究《水浒传》原本和著者问题等项工作。

　　在政治上，罗尔纲先生在青年时即追求进步。1925年他在上上海浦东中学就参加了“五卅”爱国运动，在家乡参加了微熹青年社的进步组织。

　　解放后，他坚决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努力学习马列主义，自觉批判自己学术思想的缺点和错误，坚持真理。1958年人民日报道他光荣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50年任广西贵县人民代表，1953年任南京市人民代表，1954年任江苏省人民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59年任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1964年任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1978任第五届全国第五届政协委员 ，近年担任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顾问、南京太平天国史学会名誉会长，广西历史学会及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顾问等。

　　1997年5月25日，著名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罗尔纲先生在北京去世。

小传

　　罗尔纲曾经是胡适的得意弟子；他读书不止、笔耕不止，著作等身；毕生出版专著40多种，共700多万字，他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一级研究员，是我国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奠基人。

　　罗尔纲主要从事太平天国史和晚清兵制史的研究，搜集、整理和编纂有关太史的文献资料三千多万字，先后出版学术著作40多种，发表论文400余篇。其中，他于1937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纲》，是最早系统介绍太平天国运动的专著，提示了太平天国的革命性质。建国后他撰写的有关太平天国的著作达34部，其中《太平天国史》这部有150多万字的巨著，不仅是他个人毕生心血的结晶，更是新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总结。

　　求学成才

　　罗尔纲的远祖是从福建南下，经广东逐步西迁，后来才落籍到贵县的。经过数代人的辛勤开拓，耕读诗书，罗家逐渐成为县上的名门大户。罗尔纲少年时在家乡贵县中学读书，1924年初冬，从贵县来到上海浦东中学特别班补习，准备报考大学预科。

　　罗尔纲在浦中求学时，曾经聆听过郭沫若来校作《科学与文学的关系》，也聆听过恽代英的演讲。在当时进步思想的激励下，他与浦中的师生一起，积极参加“五卅”惨案发生后的爱国运动，到南京路示威游行，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

　　1926年，罗尔纲考取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这是由共产党人领导设立的大学。邓中夏为教务长，瞿秋白为社会学系主任，一些著名的共产党人，如蔡和森、张太雷、恽代英、萧楚女等人都曾在该校任过教。这所学校不仅开设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课程，而且学校的师生始终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最前列，故当时有“北有五四的北大，南有五卅的上大”的说法。青年罗尔纲在上海大学读的教本是《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受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他后来曾回忆说：这是他“一生得到最新的、最丰富的新知”。

　　1930年，罗尔纲毕业于中国公学大学部中文系，后来先后到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并兼任广西通志馆编纂及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1954年调入近代史研究所工作。

　　师从胡适

　　20世纪30年代，罗尔纲从上海中国公学毕业，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时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对他勤学颇有印象，就留他在家帮忙。在胡适家里，罗尔纲的工作一是辅导胡家两个公子胡祖望、胡思杜的学习，类似于家庭教师的角色；二是整理胡适父亲胡传的遗集、校正和整理《聊斋全集》；并因此得以浏览胡适的全部藏书，受益匪浅。

　　罗尔纲为人木讷、诚实、勤奋，深得胡适赏识。罗尔纲在胡适家先后共呆了五年之久，用他自己的话说，胡适对他的关怀——生活方面的、学问方面的和为人处世方面的——有如“煦煦春阳”。

　　还是在胡适家中工作的时候，罗尔纲出版了一本名为《太平天国史纲》的小书，受到学术界很高的评价。胡适看到后却非常生气，批评罗尔纲把太平天国写得太好了，没有同时指出这件事对中国历史的负面影响。后来，罗尔纲又写了一篇《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的文章，也同样遭到了胡适的严厉批评。有一次，在胡家，胡适大声斥责罗尔纲为学之随意、马虎，令当时在场的吴晗都觉得尴尬。事后吴晗说，没想到胡先生这么严厉。

　　罗尔纲在北大考古所当了一段时间的助理后，由于发表了一些学术文章，引起了学界一些大腕级人物的注意。当时，清华大学的蒋廷黼教授有事要离开岗位，便有意邀请罗尔纲接替自己的位子。那是一个比考古助理不知要高多少级的位置，罗尔纲当然有些心动。但胡适却反对他去，胡适对他说： 蒋先生是大教授，博学鸿儒，你是什么？你不过对个别历史现象有些了解，怎么能接替这么高级的职位？胡适又说，你在考古所不错，别人认同你，但换了个地方，别人还能这样认同你吗？在胡适看来，罗尔纲只适合做比较死板一点的研究工作，当时考古所的工作就适合他，对于那种需要多面才能的工作，他是无法胜任的。

　　罗尔纲后来的研究工作主要是以考证为主，他严格按照胡适“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要求磨砺自己，勤奋踏实，埋头苦干，最终在学术领域连出硕果。成为太平天国的历史专家，名播学界。

　　胡适一生得过36个博士学位；1948年8月，他在写给罗尔纲的一封信中，说到罗尔纲写的回忆胡适教诲的文章《师门辱教记》带给他的光荣，甚至多于他的35个博士学位。可见，胡适很因为罗尔纲是他的学生而引以为荣。

　　如椽巨笔

　　科学是求真求实的学问，要在科学研究上取得哪怕一点点成绩，都要下很大的功夫。要脚踏实地工作，要一步一个脚印，切实奋斗，不为窗外的荣华富贵所迷惑，不务虚名，不慕官位。50年代初，罗尔纲在南京一手创办了南京太平天国博物馆，当正式任命他为馆长时，他却坚辞不就，宁愿接受范文澜所长之聘，到近代史所来做一名普通的研究员。后来，他担任过两届全国人民代表，两届全国政协委员，虽不能辞，遇到活动，却很不能适应，以至不再参加政协的活动。但对于学术研究，却始终追求，终身不悔。正是这种精神，造就了一代大学问家。

　　罗尔纲是蜚声海内外的太平天国史专家，也是晚清兵制史研究、金石学、文博学和校勘学兼长并擅的知名学者。他的论著达30多种，约计逾700万言，堪称是著作等身、贡献卓越。

　　罗尔纲治学的突出特色之一，是他勤奋不懈、锲而不舍、坚持到底的精神。谚云“十年磨一剑”。当年，他为了发掘太平天国史料，曾经花了十年的长时间，寒暑无间地将南京图书馆70多万册文史藏书逐次翻阅，使许多被蛛网尘封的、极有价值的太平天国史料，得以重见光明。他作《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也先后花了40年的时间。他自己也曾经慨叹说：“从青春注释到白了头”。他撰写成150万字的巨著——《太平天国史》，也经历了60个春秋。他在三十年代就出版了《太平天国史纲》，被费正清誉为“最好的一部概论性著作”。但他仍不懈地研求，终于攀上泰山的高峰，在新中国建立40周年之际，完成巨著《太平天国史》，奉献出自己的硕果。有恒为成功之本，这是人们从罗尔纲身上得到的启示。

　　在20世纪50年代，许多学者都认为太平天国确有“德王”洪大全其人，且与洪秀全并称“万岁”。罗尔纲力驳此说，详证其非，最终史料证明他的判断才是正确的。当《天朝田亩制度》的原本发现后，众多学界论者以为太平天国实行了平分土地等一系列规定，罗尔纲却冷静地考证资料，并得出了不同结论，即太平天国治辖区前期只实行了“轻徭薄赋”，后期采取了“着佃交粮”的政策，并没有分田分地给农民。

　　在八年抗战的艰苦岁月中，罗尔纲怀着书生报国的忠诚，不顾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在防空洞黯淡的灯光下，坚持撰写《晚清兵志》（共6部）《湘军兵志》《绿营兵志》等专著。书中叙述了曾、胡以来练兵治军的经验和得失。以资抗战时期振军兴旅、战胜敌人的参考。他爱国救亡的拳拳赤子之心，都融注在那浓墨染遍的篇章里。

　　罗尔纲注重培养人才、奖掖后进。他是太平天国学术研究的一代宗师。20世纪50年代，罗尔纲受聘为南京大学教授。当今南大的名学者中，便有他的高徒。60年代他返京任研究员，仍倾注心力于培养人才。他对中青年学人的文章，不仅详细指点，而且针对文章需要，将他珍藏的未刊史料割爱相赠，这在学术界是难能可贵的。他不仅自己孜孜不懈于学术，更热忱地提携后学，引导他们走进历史科学的殿堂。

　　新中国成立后，新一辈的太平天国史学者，几乎都是在罗尔纲的启迪和扶掖下成长起来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之所以花繁枝茂，郁郁葱葱，这与他的心血浇灌是分不开的。所以，在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里，就设有专门的“罗尔纲史学馆”。

著作

　　（一）解放前出版的著作：

　　1. 太平天国史纲 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2. 湘军新志 193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3. 捻军的运动战 193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4. 洪秀全金田起义前年谱(与陈婉芬合著)

　　5. 太平天国史丛考 1943年正中书局出版

　　6. 天地会文献录 1943年正中书局出版

　　7. 洪秀全 1944年重庆胜利出版社出版

　　8. 师门五年记(原名《师门辱教记》) 1944年桂林建设书局出版

　　9. 绿营兵志 194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10. 太平天国金石录 1948年正中书局出版

　　11. 太平天国史考证集 1948年独立出版社出版

　　12. 太平天国广西首义志 19484年六艺书局出版

　　（二）解放后出版的著作：

　　1. 太平天国的理想国 195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2. 太平天国史辨伪集 195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3. 太平天国史稿 1951年开明书店出版

　　4. 太平天国史稿(改写本) 1955年中华书局出版

　　5. 太平天国史稿(增订本) 1957年中华书局出版

　　6. 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 1951年开明书店出版

　　7. 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修改本) 1954年中华书局出版

　　8. 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增订本) 1957年中华书局出版

　　9. 李秀成自传原稿注 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

　　10. 李秀成传 1954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11. 太平天国新军的运动战 195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12. 清代乾嘉道咸同光六朝人口统计(附刊于经济研究所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一书内) 1955年科学出版社  　13. 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太平天国史论文集第一集) 1955年三联书店出版 1985年第二版

　　14. 太平天国史事考(太平天国史论文集第二集) 1955年三联书店出版 1979年第二版 修改本(第三版)即将出版

　　15. 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太平天国史论文集第三集) 1955年三联书店出版 1985年第二版

　　16. 天历考及天历与夏历公历对照表(太平天国史论文集第四集) 1955年三联书店出版

　　17. 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太平天国史论文集第五集) 1956年三联书店出版 1985年第二版

　　18. 太平天国文物图释(太平天国史论文集第六集) 1956年三联书店出版

　　19. 太平天国史迹调查集(太平天国史论文集第七集) 1958年三联书店出版 ,1979年再版

　　20. 太平天国史丛考甲集(太平天国史论文集第八集) 1981年三联书店出版,1985年 第二版

　　21. 太平天国史丛考乙集(太平天国史论文集第九集) 三联书店出版

　　22. 太平天国师丛考丙集(太平天国史论文集第十集) 三联书店出版太平天国史画(罗尔纲先生设计和指导，由南京大学美术系于1950年和1952年绘后，经南京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美术组和江苏人民出版社美术编辑室改绘一部分) 195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23. 太平天国文选 195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4. 忠王自传原稿考证与论考据 1958年科学出版社出版

　　25. 太平天国诗文选 1960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

　　26. 绿营兵(修改本) 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

　　27. 湘军兵志(改写本) 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

　　28．困学集中华书局i986年第一版，1998年再版

　　29. 太平天国史 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

　　30．师们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补本） 1998年三联书店出版

　　（三）、编辑的史料协助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主编的文献和资料

　　1. 太平天国文献第一集印书(影印本) 196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2. 太平天国文献第二集文书(影印本)

　　3. 太平天国文献第三集文物(影印本)

　　4. 太平天国文献第四集艺术(影印本) 1959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5. 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共六册) 1961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

　　6.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 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

　　7. 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约一千万宇，已刊出三册，以下将陆续刊出)

　　1979年至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

　　8. 吴熙档案选编(经过对全部资料的审阅，定出编辑纲目和编选凡例，其他工作未参加) 1983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四）、标 点

　　《清史稿》 标点《本纪》《表》和《兵志》这几部分) 1977年中华书局出版。

　　正在编印中的文献资料

　　1. 太平天国文献八种(与王庆成同志共同主编) 中华书局印行即将出版

　　2. 太平天国资料续编(与王庆成同志共同主编) 约于1986年底编竣。

　　（五）、正在修订的著作

　　1. 晚清兵志(四十年代撰，内包括《淮军志》《甲癸练兵志》，《陆军志》《海军志》

　　《军事教育志》《兵工厂志》六部分，拟再补充新资料。)

　　2. 水浒传原本和著者(把已发表的《水浒真义考》《从罗贯中〈三遂平妖传〉?lt;水浒传〉著者和原本问题》和未刊出的金圣叹<贯华堂水浒传>的问题》《水浒传与天地会》四文进行改写，编为此书。)

　　3. 金石粹篇校补四卷(1934年至1937年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室完成，待刊。)

　　4. 太平天国的革命背景 1945年撰，待改写。

　　5. 太平天国历史文选 1963年选，待整理。

　　6. 太平天国文书辑佚 1958年至1972年辑，待补充。

　　7. 太平天国考信录(这是一部短篇考证集) 1958年至最近，待整理。

　　其 他

　　1. 妈港集(分小说、散文、考据三部分) 1928年至1930年著未刊，已失。

　　2. 新编蒲松龄全集目录 1931年集各种刻本和未刊稿本经过校核 编成，这是胡适为考证《醒世姻缘传》而叫做的工作，编成后交胡适。

　　3. 胡传遗稿全集约八十万字，为有关清光绪间吉林边防，黄河缺口河工、澳门考查、海南岛考察，以及甲午中日战争台湾的战守情况等资料。 1930年至1931年在胡适家做的编辑工作。据所见书目，已在台湾刊出一两册。

4. 太平天国广西起义史 1933年修贵县志时撰，未刊，已失。  　

5. 中国自传文选 1934年编，未刊，已失。

　　6. 标点汪辉祖《病榻梦痕录》 1935年标点，未刊，已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