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沂大学日租房:郭德宏：王明与中共中央的特殊关系

郭德宏：王明与中共中央的特殊关系时间:2010-08-27 10:26 作者:郭德宏点击:1173次
　　王明作为1931年至1943年期间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与中共中央的关系是很特殊的，其地位和作用也是变化很大的。下面分段加以叙述和分析。
　　一、    从宣传“左”倾到反“立三路线”
　　王明与中共中央的关系，是从反对中共中央开始的。
　　王明原来是武昌商科大学预科的一名青年学生，1925年11月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他成了校长米夫的得意弟子，成了一个教条主义者，并带头或积极参加了学校里的派别斗争，形成了以他为首的一个小宗派。由于以瞿秋白、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不同意他们的做法，他于1928年带头开展了反对中共代表团的活动，“这就是后来延安整风时博古所说的王明宗派‘反对中国党的第一战’”[①]。
　　1929年3月，在莫斯科呆了五年多的王明回到上海。有的著作认为米夫安排王明回国，是“想让他在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中尽早占有重要地位”[②]。但据王明自己回忆，当时中共中央、联共中央都对如何对待富农的问题存在争论。一方面李立三与蔡和森争论，另一方面布哈林与米夫争论。布哈林要联合富农，米夫不同意。他这次回国，就是被派回来平息李立三、蔡和森关于富农问题的争论的。[③]
　　有的回忆说，当时中共中央提出让王明到革命根据地去工作，但他不愿意，也“不愿到基层工作，坚持要留在中央机关，一心一意想当领袖。他既害怕白色恐怖，又害怕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④]。但据王明自己回忆，开始时他的工作很不顺利。直到“五一”节前，他才和中央机关接上头。李立三对他说：“你虽然在莫斯科学习过，但没有实际工作经验，要到最下层、最艰苦、最困难的地方去。”于是派王明到中共沪西区委，做“红旗”报的通讯员。但当王明找到那里后，才知道那里已经有了通讯员，于是只能做候补通讯员，每天只是领来报纸，送发报纸。[⑤]直到7月27日，才被调到沪东区委宣传部。10月中旬，又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红旗》报编辑。1930年1月12日被捕后，他雇了一个印度巡捕到中央一个秘密机关送信，请求营救，致使党的许多机关不得不立即转移。所以2月18日他交保释放后，党中央批评了他，给了他党内警告处分，改派到全国总工会宣传部作《劳动》三日刊的编辑。6月初，又调任中宣部秘书。在这个期间，他写了几十篇文章，极力宣传共产国际的“左”倾错误主张，在很多问题上的观点比李立三更“左”。例如1930年5月15日他在《布尔塞维克》第3卷第4、5期合刊上发表的《目前军阀战争与党的任务》一文，就对形势作了夸张的估计，认为“从目前革命形势及军阀战争的形势看来，在武汉及附近各省(湘赣)开始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行动，并非什么很远的前途”，这“毫无疑义地是建立全中国苏维埃政权的开始”，要“力争革命首先在武汉及其邻近各省胜利的前途加速实现”。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要“加紧进行反对各种右倾倾向及对右倾调和态度的调和倾向”，并认为这“是目前党的主要任务之一”。这与李立三的“左”倾主张是完全一样的。因此，有的学者认为，“王明这篇文章，是一篇追随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代表作。”[⑥]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代表“立三路线”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当王明听说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代表罗伯特反对这个决议，共产国际也一直未批准这个决议时，便揣摩其意图，在7月9日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上，与博古对这个决议提出不同意见。当时，李立三、向忠发等很恼火，立即给他们扣上“右派”、“小组织者”等帽子，给了他留党察看的处分。第二天即7月10日，王明又给中央写信，重申他在会上讲的意见。8月，中央又给他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并调出中共中央宣传部，下放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王明提出的一些意见虽然是对的，但更多的是站在更“左”的立场上反对李立三的。
　　二、从拥护三中全会到反对三中全会，从一般干部到控制中央大权
　　为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7月23日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精神，在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下于9月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虽然没有指出李立三犯的是“路线错误”，但实际上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对于六届三中全会，王明也曾表示拥护，并表示服从党的分配，到农村革命根据地去工作。
　　但共产国际看到中共中央报去的材料以后，改变了原来的看法，认为李立三犯了“路线错误”，并于1930年10月发出《共产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即“十月来信”，实际上否定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王明在离开上海以前，从苏联回国的学生那里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于是立即改变态度，从拥护三中全会变为反对三中全会，并以未撤销对他的处分为借口，赖在上海不走。11月13日，他和博古联名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用激烈、尖锐的词句反对三中全会和三中全会后的中央。4天之后他们又向中央写了第二封信，提出撤销对他们的处分等三条要求。
　　中共中央于11月16日接到共产国际来信后，中央政治局接连召开会议进行研究，认为不宜扩大讨论，以免妨碍正在实行的工作转变并造成党的分裂，指出王明等人的活动是为了反对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但王明根本不听劝告，进一步展开宗派活动。他一方面加紧撰写、修改他的《两条路线》，即后来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一方面进行串连，与罗章龙等人联名写信要求召开紧急会议，解决党内的政治、组织问题。于是，中共中央不得不于12月9日作出《关于召集中央紧急会议的决议》。
　　但正在这时，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到了上海。他认为召开紧急会议并没有把握把瞿秋白赶下台，把王明扶上台，提议召开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米夫的一手把持下，中共中央撤销了对王明等人的处分，并任命他为江南省委(习惯上称江苏省委)书记。在1931年1月7日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样，王明作为一个刚回国不久的不到27周岁的青年学生，一个原来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一般党员干部，在米夫的一手扶植下，一跃登上了中央的领导岗位。从2月开始，他又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⑦]
　　有一个问题有的人一直有疑问，即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只是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后，也只排名第四，前面还有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张国焘于这年4月到了鄂豫皖根据地以后，他也只排名第三。那么，为什么从六届四中全会的错误叫做“王明路线”呢? 我想这里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王明虽不是中央主要领导人，但操有实权，并且最受共产国际的信任。孟庆树根据王明回忆谈话整理的回忆录就说：“四中全会后，由向忠发、周恩来和陈绍禹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向忠发在被捕叛变前，也只是挂名的总书记，因为他政治文化程度都很差，实际上的主要领导人是绍禹。”[⑧]毛泽东在批判王明的时候也说：王明在四中全会上实际上是“夺了权”，他“实际上做了总书记”[⑨]。这就像李立三犯错误时不叫“向忠发路线”，而叫“李立三路线”一样；二是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的工作实际上是以王明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为纲领的，当时的各项方针政策不过是这本小册子的内容的体现和具体化。以后王明虽然到了国外，但新成立的中央临时政治局贯彻执行的还是王明走前制定的那条路线，即“国际路线”。在延安整风时，中央曾把博古和王明并称，将这条路线称为“王明、博古的机会主义路线”。后来博古不幸牺牲，同时认错态度又较好，所以以后就只称王明的“左”倾路线了。当然，王明的这本小册子也是贯彻共产国际的决议的，不过从中国共产党内来说，把四中全会后的错误称为“王明路线”或“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还是符合实际的。
　　三、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1931年10月18日，王明秘密乘船离开上海，11月7日到达莫斯科，开始就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并在共产国际领导机关负责处理中国党的事务。后来，他担任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书记处候补书记，是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职务最高的人。
　　很多著作都说，王明之所以到莫斯科去，是由于被白色恐怖吓破了胆，是他自己提出来的。例如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说：“七月间，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个机关及一个秘密印刷所被破获，包括罗绮园、杨匏安在内的二十三名宣传部重要人员被捕。陈害怕再留在上海，在一九三一年七、八月间辞去了中央总书记。他被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回到了莫斯科”[⑩]。
　　但孟庆树根据王明回忆谈话整理的回忆录，说王明这次到莫斯科，主要是因为顾顺章、向忠发被捕叛变后敌人加紧了对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搜捕，使中共中央领导人无法开展工作。书中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是1931年4月被捕叛变的，他不仅把被捕关在南京监狱里的恽代英同志出卖给敌人，还向陈立夫保证，他能设法逮捕向忠发、周恩来和陈绍禹。同时蒋介石也悬赏通缉向、周、陈三人，每人赏格为10万元。所有交通要道，都设有暗探守着。党、团、工会等的秘密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问题，首先是党中央机关的安全问题，受到空前未有的严重威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向忠发于这年6月被捕叛变后，通缉周恩来、陈绍禹的赏格升为每人15万元，形势更为紧张，他们根本不能公开活动。虽然时常搬家，但仍是随时可以发生危险。于是，共产国际远东局报告国际，国际决定调周、陈去莫斯科，半年后再回上海。周、陈因工作无人负责，不愿离开。但国际不同意，屡电催他们早日离开，同时派人布置到莫斯科去的交通。临行前，恩来改变了计划，说他不愿去莫斯科，因为他不久前（1930年秋）才从莫斯科回来，他愿以中央军委主席的资格去中央苏区视察军事。于是，王明就于1931年10月18日启程赴莫。[11]
　　很多论著都认为王明离开中国前，提议组成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并提议由博古担任总书记。但据孟庆树根据王明回忆谈话整理的回忆录说，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和博古担任总书记，都不是他提议的。书中说：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决定，请国际领导批准的。当时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共有5人，即平时已参加处理日常工作的4人：博古、陈云、洛甫（张闻天）、康生，加上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全国总工会工作的卢复坦[12]。在恩来和绍禹离开上海前，开了一次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解决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开会时谁当主席的问题。因为卢复坦坚持要由他一人当主席，而他的工作能力不够（他基本上是个文盲）。当时周、陈说明：临时中央政治局开会时，应轮流当主席。绍禹还说明：临时中央政治局是由远东局建议，国际批准成立的。等将来正式中央政治局回上海，或迁到有相当人数正式政治局委员的地方，临时中央政治局应当结束，交出工作任务。后来临时中央政治局开会时，开始一个时期是按照恩来和绍禹临行前的决定，五人轮流当主席。以后逐渐地就博古自己一人做起主席来，不再轮流了。因为卢复坦自知不行，不再闹了。洛甫没有参加反立三路线的斗争，陈云、康生自觉政治上不强，而博古在反立三路线斗争中站在第二位，所以谁也不和他争。[13]
　　王明的上述回忆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例如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成员，王明说是5人，但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却说是9人，由秦邦宪 (博古)、张闻天(洛甫)、康生、刘少奇、卢福坦、黄平、陈云、李竹声、王藎仁（王云程）9人组成，博古负总的责任。[14]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年谱》和《周恩来传》，都说临时中央政治局由“秦邦宪、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六人组成”[15]。其他不准确的地方，就不一一细说了。
　　四、从坚持“左”倾到较早地提出一些正确的主张
　　过去很多著作都认为，王明到共产国际以后，仍然在遥控中共中央，贯彻他的“左”倾主张。我认为，这只讲了一个方面。王明确实通过共产国际，贯彻了他的一些“左”倾主张。但说他遥控中共中央，似乎有些夸大，因为莫斯科和上海及中央苏区相隔万里，电讯、交通都十分不便，王明即使要遥控，也天高皇帝远，鞭长莫及。况且，王明和博古后来也发生了分歧。
　　由于王明在共产国际工作，能够比较早地了解共产国际及苏联政策的变化。因此，随着苏联对外政策及共产国际主张的转变，他的思想也开始发生变化，与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和新的中央政治局发生了分歧，并多次对临时中央政治局和新的中央政治局提出批评。在我和周国全合著的《王明传》[16]中，就谈到了这些分歧和批评。
　　例如1933年11月30日，王明在《中国苏维埃区域底经济政策》一文中，提出了一些修改对富农、土地、工商业、劳动政策等方面的“左”倾错误的意见，指出当时不能从苏区经济中铲除资本主义，而应利用它振兴苏区的经济；不能消灭富农和频繁地重新分配土地，应当保护、发展工商业和允许自由贸易等，与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的认识是不一致的。
　　又如1934年4月20日，王明、康生在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中，指出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问题上有“不可忽视的严重的弱点”，批评了党内路线斗争的扩大化和斗争方法的不策略，例如时常将个别的错误和弱点都解释成为路线的错误；在中央苏区反对罗明路线时，甚至于把那种在政治上和个人关系上与罗明路线都不必要联在一起的错误，都解释成罗明路线者。这样在客观上不是使罗明孤立，而恰恰增加了斗争中可以避免的纠纷和困难。
　　再如1934年8月3日，王明和康生在给中共中央写的一封长信中，对博古主持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中关于粉碎六次围剿[17]的斗争“是阻止中国走殖民地道路的斗争”，“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要扩大百万红军，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等提法提出了批评，认为中国革命是一种长期性的坚(艰)苦斗争，六次“围剿”不仅不是最后决定中国命运的斗争，并且也不是决定胜负的斗争；把扩大百万红军的口号作为目前实际行动的口号，会不可避免的发生许多难于解决的困难(像武装、干部、供给等)，同时还可以发生把地方武装都集中到红军来的现象，因之不能不减弱在敌人后方两翼的广大的游击战争。目前必须首先提出反日反蒋的口号。在这口号之下，团结一切有可能参加这个运动的力量，来反对目前革命最主要最凶恶的敌人。
　　尽管王明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自己所犯的“左”倾错误，他的思想转变并不彻底，但对于他的思想转变和他对博古等人的批评，是应该肯定的。因此，不能把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和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所犯的错误都算到王明的头上。在这方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就处理得比较好。该书没有再提王明遥控的问题，而是如实地指出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和新的中央政治局的责任。谁的责任就由谁负，这才是实事求是。有的学者还认为博古不仅完全继承了王明的衣钵，深入地贯彻了“王明路线”，而且在统一战线、苏区军事领导和军事路线、宗派主义、对革命形势的估量及苏区各项具体政策上，“发展”了“王明路线”，因而在博古主持工作期间，“博古应负责任比王明要稍大一些”[18]。这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五、从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到推行右倾错误
　　在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王明除了强调建立统一战线的意义，提出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以及“联蒋抗日”的口号外，还曾强调统一战线的无产阶级领导权。例如他在共产国际七大的报告中曾说，“革命运动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具有极重大的政治意义”[19]，共产党员应进行有系统的实际斗争，去夺取这种领导权。他在1936年7月撰写的《新中国论――为中共成立十五周年纪念和中共新政策实行一周年而作》中又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体地应当表现在共产党与国民党及其他组织在共同的抗日斗争纲领的基础上订立政治的协定，同时，保存各党派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因此，“在为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或者已经建立了这种统一战线的条件之下，我们不仅一分钟也不应当允许减弱我们自己的共产党及其组织，而且特别应当用尽一切力量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巩固党，更加保障党的纯洁和统一”；“必须坚决反对那些可以在实际上使共产党与某种反日斗争的政治同盟相混合的一切倾向，必须反对那些以为可以不加选择地允许一切宣布赞成或实际参加反日的人入党的提议。同时必须反对那些实际上可以造成重复一九二七年陈独秀等机会主义错误的倾向，这种错误的实质，就是……使共产党丧失独立性和使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变成民族资产阶级的尾巴”[20]。关于军队的独立性问题，文章也明确提出：“全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应当是红军与国民党军队及其它军队根据共同反日武装斗争的政治协定而组成的联合军队……所有参加的武装力量，均完全保存其原有政治制度，均保存其原有的军官成分和政治工作人员成份”,“没有得到同盟军方面自愿的同意，任何一个参加联军的部队，没有权利去干涉另一参加部队的内部事情”，“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所谓用‘国民党改组红军’的方法”来改组红军。[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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