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传播规划:陨落的文化精英·钱钟书

                          
                                  风华正茂的钱钟书杨绛夫妇

1998年12月19日上午7时38分，钱钟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按照钱钟书先生遗愿：遗体只要两三个亲友送送，不举行任何仪式，恳辞花篮花圈，不留骨灰。火化当天，在现场送行的，始终只有20多个人，包括钱钟书的女婿、外孙、外孙女，他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一些朋友。还有一些人是听说后自愿赶来的。钱钟书的遗孀、著名学者杨绛把一小朵紫色的勿忘我和白玫瑰放在钱钟书的身体上。火化间的门关上时，别人劝她离开，她说：“不，我要再站两分钟。”她眼睛里隐隐有泪花。钱钟书的遗体火化后，根据他生前的意愿，骨灰就近抛洒。

钱钟书的临终遗言，看似平淡却又让人感到意味无穷。钱钟书的遗言让人想起沈从文先生最后说的一句话。沈从文临终前，家人问他还有什么要说，他的回答是：……沈从文和钱钟书是同时代的人。沈从文是一个弱者，但他临终的这句话却是强音。钱钟书是一个智者，他的遗言也是智慧的最后闪现。

钱钟书去世后，法国总统希拉克特意发来唁函，对钱钟书先生的过世深表哀悼：“在钱钟书先生的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最美好的品质：聪明、善良、开放和谦虚。法国深知这位二十世纪的文豪对法国所作的贡献。”

这样的大学者，代表了……。

钱钟书1910年出生于诗书世家，周岁“抓周”时，钱钟书抓到了书，故取名为“钟书”。也许正是应和了天意，他的一辈子都钟情于书，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钱钟书自幼受到传统经史方面的教育，中学时擅长中文和英文，却在数学等理科上成绩极差。报考清华大学时，数学仅得15分，但因国文和英文的成绩突出，其中英文更是获得满分，于1929年被清华大学外文系破格录取。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他就立下了“横扫清华图书馆”的志向，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到了读书上，上课时也是手不释卷地看自己喜爱的书。在这一时期，他刻苦学习，广泛的接触世界各国的文化学术成果。

“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这句话是钱钟书在……说的。那时，钱钟书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清华校方早有意让他留校或在西洋文学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约在三四年级时，罗家伦校长特地将他叫去，把破格录取他的经过告诉他，言下之意希望他留下来，但他一概谢绝了。

清华大学留不住钱钟书，伦敦大学再次请他去英国，他也没有答应。钱钟书另有选择。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华北也岌岌可危。到了1933年，学生屡屡请愿和游行，清华大学的秩序几乎不能正常维持。此时的大学生忧心国事，已无心安坐于教室之中。东北局势的不安定，再加他的父亲当时在光华大学任中文系主任，身体欠佳便召他赴上海到光华大学任教，这大概是钱钟书南返的一个重要原因。

后来，钱钟书留学法国就读于巴黎大学，就一直为法国文化带来荣誉并让读者分享他对于法国作家和哲学家的热爱。钱钟书的极大才情吸引了他的全部读者。他所著的法文译本，还有短篇小说，长篇巨著《围城》，还有评论研究等。

钱钟书在法国的留学经历使得法国人对钱钟书有一种特殊感情。不过，法国学者最钦佩钱钟书的还是他对法国文化的深入理解和渊博学识。

《围城》的书名就脱胎自法语“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eassiegee），意思是说“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反映了人性的盲目与混乱。钱钟书另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百合心》的书名也脱胎于法文成语（Lecoeurd’artichaut），意思是说人心就像一只百合，总是层层剥落最后成为虚无。钱钟书在《谈艺录》的补订本里曾经引用过法国当代文论家罗兰·巴特（R．Barthes）《风格及其影像》中的一个论断，说诵诗读书都不应局限于文字的表面，即死在句下，而应该超越文字表面去领会文字背后的精神实质。

钱钟书的法文造诣非常高。他常常通过对一些法文字词和成语的辨析、运用，提示出其中的思想意义，造成一种奇异的修辞效果。“围城”和“百合心”的运用就属于这种情况。再比如，形容一个人过分地弯腰鞠躬，他就说那得用法国俗语所谓肛开臀裂（saluerculouvert）。为了说明好事多磨只是个把钟头的玩意儿，他便说，在旧书铺里买回来维尼的《诗人日记》，看到其中一条有趣记载：在法语里，喜乐（bonheur）这个名词是“好”和“钟点”两字拼成的。形容某个女人身体消瘦，他引用法国戏剧家贝恩哈特（SarahBarnhardt）的话，说“腰身纤细得一粒奎宁丸吞到肚子里就像怀孕”。形容饿肚子，他说：法国人所谓“长得像没有面包吃的日子”还不够亲切；长得像没有面包吃的日子，长得像失眠的夜，都比不上因没有面包吃而失眠的夜那样漫漫难度。

看得出，法语文化确实是钱钟书文学创作的重要灵感源泉，也是他知识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将许多法语文化运用到中文写作中，可以说是达到了真正的“化”境。

正如希拉克总统的唁函所说，钱钟书确实对许多法国作家和哲学家非常热爱。他对法国文化的掌握了解，达到了令人非常吃惊的程度。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法国文学专家罗新璋研究员说，钱钟书先生著作中提到的许多法国文学作品，他这位法文专家有许多都没有读过，甚至有些都没有听说过。罗新璋说，《中国文学》杂志法文版创刊时，涉及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全都请钱先生审核……伏尔泰的《老实人》不可不读。

钱钟书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想像之奇特，实属人类罕见。一个人的大脑怎么可能记得古今中外如此浩瀚的内容？一个人的大脑怎么可能将广袤复杂的中西文化如此挥洒自如地连接和打通？”

这并非溢美之词，在钱钟书去世之后至今，他留下的空白还没有人能够填补上，这是所有学者共同的遗憾。

一个热爱钱钟书的读者曾在报纸上写了篇纪念他的文章，标题是《世界上惟一的钱钟书走了》。这句话，可以代表所有对钱钟书有一点点了解或有很多了解的人们的共同心情。

对于现代青年来说，钱钟书无疑是一个谜一般神秘而富于魅力的人物。

钱钟书的超强记忆力，淹贯中西古今的博学，滔滔不绝的口才，浓郁的机趣与睿智，澹泊宁静毁誉不惊的人格，使得他极富传奇色彩并风靡海内外。

有外国记者如是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位英国女士来到中国，给钱钟书打电话，想拜见他，钱钟书在电话中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他越是避客便越是有人想见他。于是，他不是客客气气地辞谢就是借故以病推托支开，甚至是毫不客气地拒绝。记者们偶尔采用“突然袭击”的办法直闯上门，他便立在门口，小谈片刻，时刻作出“送客”的姿态；或放进客人又缄口不言，更是不谈及自己，也决不透露自己的生活和创作情况，常常弄得记者们狼狈不堪。

他潜心读书研究，不好拜客访友，也讨厌和憎恨别人拜访。……如云中之龙，见首不见尾，时露一鳞半爪，令人想象及神往。钱钟书并非故作高深或故弄玄虚，大学者惜时如金，不藉口舌而扬名，不浪掷光阴于交游，此其一；甘于寂寞，不求闻达，此其二。胡思乱想是别人的事，于钱钟书却无关。

钱钟书的记忆力超强的惊人，在现代中国学者中，除了已去世多年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外，恐伯还没有第二人能和他相比。国外的学者说钱钟书具有“照相机式”的记亿力，一点也不夸张。在进入小学读书识字之前，钱钟书已读了《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聊斋志异》以及《七侠五义》、《说唐》等古代小说。钱钟书读书过目不忘……他都浏览过，但见他看过的文集，仅明清别集就有千种之多，这些别集不管是大家和名家，还是二、三流的小家，别人随便拿一部来考问他，十之八九他都能准确无误地复述其内容，有的甚至一字不差。别人不敢相信，屡次考他，他也竟屡试不爽。而且，他的记忆力似乎……谁知白之教授刚引到这里，钱先生立即像《红与黑》小说的男主角于连背诵拉丁文圣经一样，将下文‘不比寻常穿篱挖壁---’咿咿呀呀背诵了起来，这种惊人的记忆力，只能借用《围城》里形容孙柔嘉的句子，差可比拟听者的惊讶：‘惊奇的眼睛(此地应改成嘴巴)张得像吉沃吐画的O一样圆’。”

钱钟书的博学在当代中国可谓首屈一指……文化昆仑……造诣之高也令当今无人企及。只要看一看《谈艺录》、《管锥编》即令人叹为观止。从先秦到近代，经史子集靡不贯通，尤以集部为最精。他的文言文汪洋恣肆，仪态万方，……他笔下的白话文，清如水，明如镜，绝少沾染西洋味、古董气与学究气，挥洒自如而又耐人寻味。尤其是《围城》，几乎成为幽默文学语言的范本。

因为才高一世，所以他也颇自负自许，相当的“狂”。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说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狂人”之一，钱钟书的狂，狂在才气，狂得汪洋恣肆，颇类古代庄生。……这些被他批评的人中有的是他的同学友人，有的还是他的师长、前辈，像朱自清、周作人、冯友兰、赵万里、吴密，甚至还包括他的父亲钱基博在内。上大学时他就敢挑剔博学的父亲的学问，断定父亲的学问“还不完备”。

钱钟书的架子也相当大，他不愿拜访别人更不拜访名人，他曾引杜于皇的话说：“即使司马迁和韩愈住隔壁，也怨不奉访!”无怪乎当年他父亲写信命他拜访章士创，他也懒得理会，无动于衷，后来看到章氏《柳文指要》，他还为当年没有遵父命而感到庆幸。

1966年的文革让当时的文人智者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迫害，也让钱钟书夫妇在劫难逃。……一天，钱钟书在被揪斗中，头发给人剃掉纵横两道，成了“十”字怪头，亏得杨绛一向是钱钟书的“理发师”，赶紧将“学士头”改为“和尚头”，抹掉了“十”字。尽管被批斗，但他们之间的感情却是融洽的更为亲密。在被批斗的日子里，他们一同上下班，互相照顾，走时肩并肩，手挽手，被学部的人誉为“模范夫妻”。当时有人在他们的背后说：“看人家钱钟书一对儿，越老越年轻，越老越风流……车子开走了，把杨绛的心也带走了。

1970年，杨绛也下放到河南干校。下干校那天，只有女儿为她默默地送行，女婿王得一已于一个月前因军宣队批斗迫害自杀了。……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1972年才结束。

钱钟书的名字在西方足以与鲁迅、茅盾、老舍、巴金相提并论。法国汉学界早已熟知钱钟书。西蒙·莱斯断言，钱钟书无可辩驳地是中国文坛最引人注目的、最出色的人物之一。甚至有的法国学者发出强烈的呼吁：应该授予钱钟书诺贝尔文学奖。

钱钟书在上世纪40年代写下这样的诗句：“一世老添非我独，百端忧集有谁分”（《乙酉元旦》），表达了内心的忧伤和痛苦。而今，大师已经悄然远去了，他的情思大概已无人可解，而他那化石般的文字将永远敲打着追思者的心灵。

链接：钱钟书简介

钱钟书先生,字默存，号槐聚，1910年生于江苏无锡。十岁入东林小学，在苏州桃坞中学、无锡辅仁中学接受中学教育，十九岁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
1932年在清华结识杨绛先生，次年毕业，赴上海光华大学执教。1935年，先生与杨绛先生完婚，然后同赴英伦留学。两年以后，先生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副博士（B．litt）学位。之后随杨绛先生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1938年，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教授，次年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开始了《谈艺录》的写作。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先生被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其间完成了《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抗战结束后，先生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在其后的三年中，其作品集《人兽鬼》、小说《围城》、诗论《谈艺录》得以相继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1949年，先生回到清华任教；1953年调到文学研究所，其间完成《宋诗选注》，并参加了《唐诗选》、《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先生受到冲击，并于1969年11月与杨先生一道被派往河南“五七干校”。1972年3月回京，当年8月《管锥编》定稿。1979年，《管锥编》、《旧文四篇》出版。1 982年起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19 84年《谈艺录》（补订本）出版；次年，《七缀集》 出版。

1998年12月19日，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 8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