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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9 18:59:30
从现代史上的“国进民退”看当今中小企业困境
章立凡
最近，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会议指出：中小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是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关系民生和社会稳定的重大战略任务。会议提出了营造公开、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法律环境；建立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对贷款按增量给予补助；加大财税扶持；支持技术改造；支持参与以旧换新业务；落实出口退税等政策，支持开拓国际市场；简化行政审批事项，提供便捷服务等六项措施。
其中有些话语，似乎已不是初次听到了。中央能意识到中小企业危机的严重性，当然是件好事，但如果去年底就出台这样的政策，像“地王”争夺战一类“国进民退”的经济怪象，或许就不至于频频出现。由于体制的巨大惯性，这些新举措能否落到实处？能有多少中小企业起死回生？还要看有无执行的力度。
“国进民退”的故事，在二十世纪中国已折腾过两场：第一次在1940年代，第二次在1950年代，如今是否会出现第三次？其对于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的长远影响如何？已经到了决策者必须慎重考虑的时候。
第一次“国进民退”：拖垮了国民党政权
自甲午战争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年增长率为13.37%，高于官办工业，1920年时民族工业资本为国营资本的3.9倍。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家资本主义开始抬头，政府控股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及10家民间大银行。1935年全国实现了币制统一，客观上有利于企业降低交易成本。
1927—1937年间被称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黄金十年”，民间资本与国家资本并行不悖。民营企业在纺织、矿业、交通、电力等经济领域占有优势。到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中国民族工业资本（不含日本占领的东北地区）约为14.48亿元，为官僚资本的4.3倍，而在工矿业中民营资本是国营资本的5.68倍。民族工业资本年均增长率超过8%。抗战头三年间，后方民营工业投资也超过战前全国平均额。
1930年代发生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令计划经济思潮在国际上崛起，也影响到国民政府的主政者。蒋介石欣赏纳粹德国的“统制经济”，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心仪苏联的“计划经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政府开始转向战时体制，重点发展国营企业。1934年原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由军事委员会领导，管理全国工业建设，推行重工业建设计划，成为权力最大的经济主管部门。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成立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联合办事处（四联总处），对金融实行国家垄断；同时通过资源委员会控制战争资源，对经济实行全面干预。1939年国民党五中全会正式确立国营工业的中心地位后，政府片面扶持国营工业，国家资本入侵到面粉、火柴、纺织、电力、交通等民间资本的传统领地，并迅速占据优势。孔宋等权贵的官僚资本，趁机凭借体制权力化公为私，大发国难财。
战时的金融垄断、物资统制和通货膨胀，导致民营工业借贷无门，资源匮乏，在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压迫下日益萎缩。战后，国民政府又接收了大批敌伪产业，“国进民退”已成定局。到1948年，民营工业资本仅为战前1936年的78.6%，国家及官僚资本增至战前的2.8倍。
民营企业家事前曾警告当局：假定工商业全部崩溃，政府也决不能单独支持。此次“国进民退”的后果，是民营工厂大批倒闭，工人失业；迅速膨胀的国营企业腐败滋生，效益低下，出现泡沫化。社会通胀失控，物价飞涨，政府税收锐减。及至国民政府意识到危机，出于扩充税源等考虑，试图改推“国营事业民营化”来补救，但大错已经铸成，民间资本已衰败到无力接盘，令这一方案无疾而终。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倾覆，军事失利只是其中的一方面，更深层原因是错误的经济政策导致财政崩溃。
第二次“国进民退”：延迟了中国现代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承诺私人资本主义将有一个较长的发展期。建国《共同纲领》确认“使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及早修复内战的经济创伤，中共领导人刘少奇曾发表著名的“天津讲话”，鼓励企业家恢复生产，发展经济。
在经济恢复时期，国家推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方针，促进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发展。政府针对当时私营工商业遇到的困难，实行国家委托加工、订货和收购，优先保证有关国计民生的行业发展。与此同时，一批有代表性的私营工商业开始被纳入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先后实现了公私合营。1952年12月，全国60多家金融企业率先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成立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
截止到1952年，私营工商业拥有380万职工，其工业产值约占工业总产值的40%左右。但受到1952年1月到10月间开展的“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的冲击，工商业者失去了继续经营的信心。1953年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决定提前发动社会主义革命。1954年宪法规定：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
国家通过没收旧官僚资本、推行国家资本主义、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等手段，逐步掌握经济命脉后，开始全面推行“对资改造”。1956年底全行业公私合营完成，全国99%的私营工业户变为公私合营，商业户中大多数实现了公私合营或合作化。公方代表接管企业后，资方有职无权，沦为改造对象。“文革”中全部公私合营企业被收归国有，
第二次“国进民退”比第一次更加彻底，全国吃上“大锅饭”，市场经济被消灭，同时也消灭了从传统到现代形成的工商业文明。国家吃完“苹果”吃“葡萄”，掌控全国财富资源后，发动了“大跃进”这样的全国性瞎折腾，大饥荒造成人口统计上两千万的负增长，经济全面滑坡。国内、党内矛盾的日益激化，又酿成历时十年的“文革”，最终将国民经济拖到崩溃的边缘。
在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彻底铲除民营经济，以国营经济垄断一切，企业失去了经营活力，资本失去了发展动力，经济生活成为铁板一块。这一时代的的特色是权力与财富过分集中，其后果是民穷国乱，所造成的损失不亚于一场国际战争。与此同时，战后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先后起飞，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至少被延迟了二十年。悖离了现代经济多元发展的主流去追求现代化，无异于南辕北辙。
改革开放三十年后：重新面对“国进民退”
站在“文革”的废墟上痛定思痛，才有了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摒弃“阶级斗争为纲”，改提“经济工作为中心”，其实是回到历史原点重新出发。民营经济的复活，给国民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历经三十年的休养生息，民营经济重新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比重和增长速度超过了国有经济，贡献了一半以上的GDP，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成为国家的主要税源。我国企业的99%为中小企业，其中80%为民营。
民营企业新的原始积累周期，浓缩了从晚清到民国八十余年的历程，其间既有矿难、黑窑奴工那样的汗血“原罪”，也有凭借科技、商机等掘取“第一桶金”的艰辛与惊险，不可一概而论。但民营经济从被消灭到重新崛起，社会成本是重复支出的。
与国有大型企业及权贵资本相比，中小型为主的民营企业至今仍是“二等国民”。它们像大国企一样向国家纳税（个人股东分红还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相当于重复纳税），同时却很难从国有银行正常融资，平等享受纳税人的国民待遇。有调查数据显示：2009年一季度全国信贷规模总量增加了4.8万亿元，而中小企业贷款增加额度只占不到5%，目前中国企业融资中80%左右来自银行信贷，但信贷总量中80%左右资金投给了大企业；而有80%左右的中小企业从来未向银行贷过款。
银行“嫌贫爱富”，难得雪中送炭，偏爱锦上添花，是多年形成的惯性。已有的放贷门坎，从设计上就不像是为中小企业制定的；银行不愿承担正常的风险，放贷决策受到营利性担保公司的制约；审贷程序繁复，有时即便贷款到位而商机已失，缓不济急还须照付利息。
中小企业获取国家专项资金扶助的渠道也十分狭窄，掌控这类资金的权力部门周围都有一批机构乃至个人，截取资金额30%—50%的“咨询费”，甚至内外勾结通吃，这是久已存在的潜规则；到政府部门办事，除了僵硬繁复的官僚程序，还有明里暗里的要挟索取，行政成本不菲；政府采购项目付款迟缓，经手部门层层盘剥，长时间占压企业周转资金，中小企业几乎无利可图，还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中小型企业抗风险能力原本脆弱，当国际金融危机来袭之际，民营企业首当其冲地成为牺牲品，面临退货、停产、倒闭、被兼并的命运。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刺激经济四万亿元大蛋糕中，央企因分得了最大的份额而“野蛮成长”，迅速“巨无霸”化。今年股市冲高狂跌，楼价不降反涨，多起“地王”争夺战硝烟弥漫，诸多违背经济常规的表象，不难追索幕后兴风作浪的巨资来源。
体制框架限制、挤压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规模和财力也限制了人才的引进，很难组建和保持高素质员工队伍，在竞争中日益陷于劣势。被迫以短期行为求生甚至违规操作，又会影响到对民营企业的诚信评价，令其融资更加艰难，生存状态雪上加霜。要摆脱这种恶性循环，根本出路仍在于从体制上改善中小企业的经营环境。
“民进国退”： 社会长治久安之道
以泡沫治理泡沫，后果堪虞。以往的投资偏向虚拟经济而不是实体经济，偏向股市、房地产而不是制造业。去年一场股灾，荡涤了一亿中产阶层，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是半个多世纪来常犯的老毛病，如果不对当前“国进民退”的势头加以遏制，势必影响到中国日后的产业结构和经济走势，不利于长期稳定发展。
回顾三十年来经济改革的得失，在承认成就的同时也须看到，我们的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没有建立公平健全的金融、税收体制：国家垄断了金融渠道，国企、民企融资待遇不平等，直到最近才允许民间融资合法化；纳税人有纳税的义务而无对等的权利，政府出台税收政策不与纳税人商量，一味予取予求，国库充裕之后，官员福利与职务消费水涨船高，纳税人无权监督。这不仅是经济体制问题，更是政治体制问题。
谋求社会稳定，说到底在于社会资源和财富分配的相对公平。纵观六十年来的财富分配，前三十年“均贫富”，结果是均贫而未富，未实现“共同富裕”的承诺；后三十年“分贫富”，提倡一部分人先富，如今却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
国有企业中的国家股，理论上属于全民所有，全体人民皆为股东，却从来未见国企给人民股东分红。在“一大二公”名义下化公为私，操作上比分散型侵吞更加便捷高效。靠体制垄断资源坐大后，反过来裹挟政府，与民争利，赢家通吃，显然不符合社会公正原则。将纳税人血汗巨资注入央企以求“拉动内需”，无异于缘木求鱼，结果是大量资金涌向国际资源产品市场、国内楼市和股市。在中小企业萎缩、就业率下降的背景下，政府在刺激消费与增进税收上的挹注，笃定要打水漂。
要解决当前最迫切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至少还有三件事可做：一、作为对纳税人的回报，政府可直接出资设立非营利性质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以涵养扶植税源；二、在网上金融监控已十分发达的今天，银行应开辟针对中小企业的专门通道，调整融资门坎，简化审贷手续，增加抵押筹码，允许以有效订单、期票等票据作为贴现手段，解决企业短期流动资金困难。三、扩大政府采购，公平竞标，杜绝截留补贴、延迟付款等潜规则，实现货畅其流，加快资金周转。
中国已步入重税之国，“竭泽而渔，而明年无鱼”，税务部门长年鞭打瘦牛，而对退税则一向不大积极。取消重复征税、依法退税，适当减免税收，都是对中小企业最切实的扶持。至于科技创新、改造等专项资金支持，只有清除积弊打破潜规则，支持才能落到实处。
历史上的两次“国进民退”，第一次是在“天下为公”牌坊下，第二次是在“一大二公”的名义下，都留下前车之鉴。覆辙不可重蹈，民富才能国强，独大未必为公。鉴诸世界各国经验，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和利润率都不如民营。如今时兴与国际接轨，《反垄断法》也早已通过，对垄断型企业实施分割改造，推行国有企业的民营化，重点扶持民营企业的发展，更符合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之道。
2009年8月27日 风雨读书楼
《南方都市报》2009年9月6日
章立凡
最近，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会议指出：中小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是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关系民生和社会稳定的重大战略任务。会议提出了营造公开、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法律环境；建立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对贷款按增量给予补助；加大财税扶持；支持技术改造；支持参与以旧换新业务；落实出口退税等政策，支持开拓国际市场；简化行政审批事项，提供便捷服务等六项措施。
其中有些话语，似乎已不是初次听到了。中央能意识到中小企业危机的严重性，当然是件好事，但如果去年底就出台这样的政策，像“地王”争夺战一类“国进民退”的经济怪象，或许就不至于频频出现。由于体制的巨大惯性，这些新举措能否落到实处？能有多少中小企业起死回生？还要看有无执行的力度。
“国进民退”的故事，在二十世纪中国已折腾过两场：第一次在1940年代，第二次在1950年代，如今是否会出现第三次？其对于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的长远影响如何？已经到了决策者必须慎重考虑的时候。
第一次“国进民退”：拖垮了国民党政权
自甲午战争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年增长率为13.37%，高于官办工业，1920年时民族工业资本为国营资本的3.9倍。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家资本主义开始抬头，政府控股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及10家民间大银行。1935年全国实现了币制统一，客观上有利于企业降低交易成本。
1927—1937年间被称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黄金十年”，民间资本与国家资本并行不悖。民营企业在纺织、矿业、交通、电力等经济领域占有优势。到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中国民族工业资本（不含日本占领的东北地区）约为14.48亿元，为官僚资本的4.3倍，而在工矿业中民营资本是国营资本的5.68倍。民族工业资本年均增长率超过8%。抗战头三年间，后方民营工业投资也超过战前全国平均额。
1930年代发生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令计划经济思潮在国际上崛起，也影响到国民政府的主政者。蒋介石欣赏纳粹德国的“统制经济”，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心仪苏联的“计划经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政府开始转向战时体制，重点发展国营企业。1934年原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由军事委员会领导，管理全国工业建设，推行重工业建设计划，成为权力最大的经济主管部门。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成立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联合办事处（四联总处），对金融实行国家垄断；同时通过资源委员会控制战争资源，对经济实行全面干预。1939年国民党五中全会正式确立国营工业的中心地位后，政府片面扶持国营工业，国家资本入侵到面粉、火柴、纺织、电力、交通等民间资本的传统领地，并迅速占据优势。孔宋等权贵的官僚资本，趁机凭借体制权力化公为私，大发国难财。
战时的金融垄断、物资统制和通货膨胀，导致民营工业借贷无门，资源匮乏，在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压迫下日益萎缩。战后，国民政府又接收了大批敌伪产业，“国进民退”已成定局。到1948年，民营工业资本仅为战前1936年的78.6%，国家及官僚资本增至战前的2.8倍。
民营企业家事前曾警告当局：假定工商业全部崩溃，政府也决不能单独支持。此次“国进民退”的后果，是民营工厂大批倒闭，工人失业；迅速膨胀的国营企业腐败滋生，效益低下，出现泡沫化。社会通胀失控，物价飞涨，政府税收锐减。及至国民政府意识到危机，出于扩充税源等考虑，试图改推“国营事业民营化”来补救，但大错已经铸成，民间资本已衰败到无力接盘，令这一方案无疾而终。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倾覆，军事失利只是其中的一方面，更深层原因是错误的经济政策导致财政崩溃。
第二次“国进民退”：延迟了中国现代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承诺私人资本主义将有一个较长的发展期。建国《共同纲领》确认“使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及早修复内战的经济创伤，中共领导人刘少奇曾发表著名的“天津讲话”，鼓励企业家恢复生产，发展经济。
在经济恢复时期，国家推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方针，促进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发展。政府针对当时私营工商业遇到的困难，实行国家委托加工、订货和收购，优先保证有关国计民生的行业发展。与此同时，一批有代表性的私营工商业开始被纳入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先后实现了公私合营。1952年12月，全国60多家金融企业率先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成立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
截止到1952年，私营工商业拥有380万职工，其工业产值约占工业总产值的40%左右。但受到1952年1月到10月间开展的“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的冲击，工商业者失去了继续经营的信心。1953年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决定提前发动社会主义革命。1954年宪法规定：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
国家通过没收旧官僚资本、推行国家资本主义、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等手段，逐步掌握经济命脉后，开始全面推行“对资改造”。1956年底全行业公私合营完成，全国99%的私营工业户变为公私合营，商业户中大多数实现了公私合营或合作化。公方代表接管企业后，资方有职无权，沦为改造对象。“文革”中全部公私合营企业被收归国有，
第二次“国进民退”比第一次更加彻底，全国吃上“大锅饭”，市场经济被消灭，同时也消灭了从传统到现代形成的工商业文明。国家吃完“苹果”吃“葡萄”，掌控全国财富资源后，发动了“大跃进”这样的全国性瞎折腾，大饥荒造成人口统计上两千万的负增长，经济全面滑坡。国内、党内矛盾的日益激化，又酿成历时十年的“文革”，最终将国民经济拖到崩溃的边缘。
在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彻底铲除民营经济，以国营经济垄断一切，企业失去了经营活力，资本失去了发展动力，经济生活成为铁板一块。这一时代的的特色是权力与财富过分集中，其后果是民穷国乱，所造成的损失不亚于一场国际战争。与此同时，战后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先后起飞，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至少被延迟了二十年。悖离了现代经济多元发展的主流去追求现代化，无异于南辕北辙。
改革开放三十年后：重新面对“国进民退”
站在“文革”的废墟上痛定思痛，才有了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摒弃“阶级斗争为纲”，改提“经济工作为中心”，其实是回到历史原点重新出发。民营经济的复活，给国民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历经三十年的休养生息，民营经济重新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比重和增长速度超过了国有经济，贡献了一半以上的GDP，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成为国家的主要税源。我国企业的99%为中小企业，其中80%为民营。
民营企业新的原始积累周期，浓缩了从晚清到民国八十余年的历程，其间既有矿难、黑窑奴工那样的汗血“原罪”，也有凭借科技、商机等掘取“第一桶金”的艰辛与惊险，不可一概而论。但民营经济从被消灭到重新崛起，社会成本是重复支出的。
与国有大型企业及权贵资本相比，中小型为主的民营企业至今仍是“二等国民”。它们像大国企一样向国家纳税（个人股东分红还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相当于重复纳税），同时却很难从国有银行正常融资，平等享受纳税人的国民待遇。有调查数据显示：2009年一季度全国信贷规模总量增加了4.8万亿元，而中小企业贷款增加额度只占不到5%，目前中国企业融资中80%左右来自银行信贷，但信贷总量中80%左右资金投给了大企业；而有80%左右的中小企业从来未向银行贷过款。
银行“嫌贫爱富”，难得雪中送炭，偏爱锦上添花，是多年形成的惯性。已有的放贷门坎，从设计上就不像是为中小企业制定的；银行不愿承担正常的风险，放贷决策受到营利性担保公司的制约；审贷程序繁复，有时即便贷款到位而商机已失，缓不济急还须照付利息。
中小企业获取国家专项资金扶助的渠道也十分狭窄，掌控这类资金的权力部门周围都有一批机构乃至个人，截取资金额30%—50%的“咨询费”，甚至内外勾结通吃，这是久已存在的潜规则；到政府部门办事，除了僵硬繁复的官僚程序，还有明里暗里的要挟索取，行政成本不菲；政府采购项目付款迟缓，经手部门层层盘剥，长时间占压企业周转资金，中小企业几乎无利可图，还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中小型企业抗风险能力原本脆弱，当国际金融危机来袭之际，民营企业首当其冲地成为牺牲品，面临退货、停产、倒闭、被兼并的命运。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刺激经济四万亿元大蛋糕中，央企因分得了最大的份额而“野蛮成长”，迅速“巨无霸”化。今年股市冲高狂跌，楼价不降反涨，多起“地王”争夺战硝烟弥漫，诸多违背经济常规的表象，不难追索幕后兴风作浪的巨资来源。
体制框架限制、挤压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规模和财力也限制了人才的引进，很难组建和保持高素质员工队伍，在竞争中日益陷于劣势。被迫以短期行为求生甚至违规操作，又会影响到对民营企业的诚信评价，令其融资更加艰难，生存状态雪上加霜。要摆脱这种恶性循环，根本出路仍在于从体制上改善中小企业的经营环境。
“民进国退”： 社会长治久安之道
以泡沫治理泡沫，后果堪虞。以往的投资偏向虚拟经济而不是实体经济，偏向股市、房地产而不是制造业。去年一场股灾，荡涤了一亿中产阶层，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是半个多世纪来常犯的老毛病，如果不对当前“国进民退”的势头加以遏制，势必影响到中国日后的产业结构和经济走势，不利于长期稳定发展。
回顾三十年来经济改革的得失，在承认成就的同时也须看到，我们的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没有建立公平健全的金融、税收体制：国家垄断了金融渠道，国企、民企融资待遇不平等，直到最近才允许民间融资合法化；纳税人有纳税的义务而无对等的权利，政府出台税收政策不与纳税人商量，一味予取予求，国库充裕之后，官员福利与职务消费水涨船高，纳税人无权监督。这不仅是经济体制问题，更是政治体制问题。
谋求社会稳定，说到底在于社会资源和财富分配的相对公平。纵观六十年来的财富分配，前三十年“均贫富”，结果是均贫而未富，未实现“共同富裕”的承诺；后三十年“分贫富”，提倡一部分人先富，如今却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
国有企业中的国家股，理论上属于全民所有，全体人民皆为股东，却从来未见国企给人民股东分红。在“一大二公”名义下化公为私，操作上比分散型侵吞更加便捷高效。靠体制垄断资源坐大后，反过来裹挟政府，与民争利，赢家通吃，显然不符合社会公正原则。将纳税人血汗巨资注入央企以求“拉动内需”，无异于缘木求鱼，结果是大量资金涌向国际资源产品市场、国内楼市和股市。在中小企业萎缩、就业率下降的背景下，政府在刺激消费与增进税收上的挹注，笃定要打水漂。
要解决当前最迫切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至少还有三件事可做：一、作为对纳税人的回报，政府可直接出资设立非营利性质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以涵养扶植税源；二、在网上金融监控已十分发达的今天，银行应开辟针对中小企业的专门通道，调整融资门坎，简化审贷手续，增加抵押筹码，允许以有效订单、期票等票据作为贴现手段，解决企业短期流动资金困难。三、扩大政府采购，公平竞标，杜绝截留补贴、延迟付款等潜规则，实现货畅其流，加快资金周转。
中国已步入重税之国，“竭泽而渔，而明年无鱼”，税务部门长年鞭打瘦牛，而对退税则一向不大积极。取消重复征税、依法退税，适当减免税收，都是对中小企业最切实的扶持。至于科技创新、改造等专项资金支持，只有清除积弊打破潜规则，支持才能落到实处。
历史上的两次“国进民退”，第一次是在“天下为公”牌坊下，第二次是在“一大二公”的名义下，都留下前车之鉴。覆辙不可重蹈，民富才能国强，独大未必为公。鉴诸世界各国经验，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和利润率都不如民营。如今时兴与国际接轨，《反垄断法》也早已通过，对垄断型企业实施分割改造，推行国有企业的民营化，重点扶持民营企业的发展，更符合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之道。
2009年8月27日 风雨读书楼
《南方都市报》2009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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