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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敬兰：我为什么要为宋彬彬说话(2)

时间:2010-05-24 10:01 作者:冯敬兰

　　2010-05-17

　　附：

　　记忆的疮疤

　　冯敬兰

　　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自己不能把握的事情越来越多。小时候一心以为人定胜天，现在才明白，人常常连自身的许多问题都不能理喻，无法解释，譬如人的记忆。我们想记住的，有时偏偏忘个干净，一心想忘却的，有时却突然涌上心头.因此，我们记住了自己的光荣与骄傲，也记下了自己的丑行和错误；想忘却不堪回首的苦难却可能同时丢弃了我们的良知。人的记忆似乎与人的愿望互不相干。

　　偶尔我会想起某件事，这事可能完全与我无干，我也从没把它刻意留在记忆里，它却会突然从什么地方蹦出来，徘徊在我的心头，挥之不去，它的声音、场景、人物历历在目，它集中起我全部的思想，甚至让我无法再做别的。譬如校长之死。

　　校长死于整整三十年前的八月初，最近有朋友告诉我那天是五号。校长是个老太太，领导着我们那所著名的女子中学，学校的全称是“北京师大女附中”，这学校有一流的师资和一流的学生，可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女校长却被出身教养俱佳的女学生们活活打死。这件事在六六年夏天的“红色恐怖”里，开创了北京乃至全国的暴力之先。

　　就像疮疤会在阴雨天让人有说不出的难受一样，我并不想留在记忆里的这件事，却在不经意时常常自己跳出来，使那可怖的情景重现眼前。于是我便不停地想：为什么？为什么会发生那种事？为什么聪明活泼的女孩子突然那样凶狠残忍？……

　　1966年的七、八月，和任何一年的伏天一样酷热难挡。那个著名的对联* 像一道魔鬼的咒语，几天里使整个城市和我们的学校陷入了狂热、恐怖和暴力之中。一向温文尔雅自视甚高的女孩子们，忽然都迷失了本性。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爹娘的身分就是自己的身价。同学关系从来没有这样泾渭分明，你不是好汉，就是混蛋。

　　风闻班里要“辩论”对联，我决定逃“学”一天。那天下午，两位同学奉命到我家召我去学校，已被揭批过两次的我，一路上忧心忡忡，只想着自己不定又要遭到怎样的声讨，一颗心已收缩成一团，而完全不知道学校已然是翻天复地，一片喧嚣。每班学生都有大批混蛋涌现，一些最激进的左派学生拎着武装带满腔愤怒地抽打着嘴硬的“混蛋”们。那一天所有的校领导全部斯文扫地，不仅被当成小丑在烈日下游街示众，而且还饱尝了皮肉之苦。因为逃学我什么都不知道。到了学校，领导运动的左派同学问我为什么逃学，我说头疼。她说：“红军叔叔爬雪山过草地都不怕，你头疼就不上学？！”的确，她说得很对，想到红军叔叔，我哑口无言。那天还算好，对于斗胆逃避批判的我，她们只简单地斥责了一顿，宣布明日下午单独给我“补课”，就匆匆走了，显然有更重要的任务在等待她们。剩下的时间里，我不敢立刻就回家，便独自在校园里看大字报。

　　大字报写得更长更多贴得更高了，校领导的名字被划了×头冲了下，有的前面还冠上了“叛徒”、“特务”、“伪保长”等等，使人感到了大革命的惊心动魄。转到一座教学楼后面，大字报的密度才略减，但那里的清静有一种难以言状的威慑力。烈日下我看见女厕所旁边一辆手推车上横七竖八地堆放着大扫帚、茅坑盖，下面分明有一个人，他的两只脚从杂物下面露出来。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蹑手蹑脚地走了过去。于是我一眼看见了黄的稀便顺着车厢板流淌到地上，苍蝇正嗡嗡地围着小车盘旋。是校长。她没有知觉地躺在车上，衣衫不整，五官肿胀，眼镜不见了，大小便失了禁。八月初的午后四点，骄阳依然如火，可是我头皮发紧，突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在那一瞬，我所受的委屈和侮辱变得无足轻重了。她怎么啦？谁往她身上扔了这些大扫帚和茅坑盖子？这情景使我心里充满了厌恶和恐惧，我立即转身逃之夭夭。

　　印象里女校长当时的罪过是被前北平地下党的负责人刘仁介绍入党，而刘仁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文革一爆发即被整垮的北京市委的第二号人物。另一个女校长，那天在遭受了同样的殴打后被剃了“阴阳头”。后来的日子里她仍然恶运难逃，不断被拉着在校园里游斗，我亲眼看到过一个身材胖大的初二女孩一边骂一边推搡她，女孩的相貌和名字我至今未忘。女八路出身的校长后来被打断了肋骨，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她低过头。她是我所见过的最坚强最美丽的女人。

　　多少年来，这一天的经历，成了我记忆的疮疤，在百思不得其解的困惑中，我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

　　我们和所有的女孩子一样，也怕毛毛虫怕老鼠怕黑夜里单独走路怕死人和流血， 我们也爱哭泣也会向父母撒娇，惊慌失措时我们也常常尖声大叫。

　　我们的学校是女子中学，学校的老师是最优秀的老师，学校的教育是最文明的教育。我们所有的学生可以说都是最好的女孩儿。每年校园里的红枣桃子草莓核桃熟了，没有一个学生私自摘吃。进办公室我们要喊“报告”，见到老师校长我们要行礼问好，同学有了困难，大家会不约而同伸出援助的手。

　　我们究竟怎么了，突然会冒出一群趾高气扬心狠手毒的打手来？

　　并不是人人都有那份胆量，可以抡起皮带大打出手。也不是人人都有那种资格，想打谁就打谁。有胆量的不一定有资格，有资格的不一定有胆量。同时具备两项条件的人还得心狠。这就更少了。

　　她们有很好的家庭，父辈都是久经考验的革命者。她们有很好的教养，自幼就受到良好的革命传统教育和更多的现代文明熏陶，她们见多识广，更聪明更理性。无论怎样，她们都不该让自己成为一个打手。再说“文革”毕竟不是你死我活的战争，你不打他他就要打你，必须先下手为强，致对方以死地。革命的一方本已非常强大，用不着再诉诸武力来证实自己。而被打倒批判的另一方，早已失去了捍卫尊严的权力，她们比任何人都更软弱无力。这种对比就像狮子和小兔人与蚂蚁。但事实是当她们抡圆了皮带抽打着自己昔日尊敬的师长和朝夕相处的同学并用刻薄的话取笑他们时，那些卑微可怜的人们已经再也唤不起她们的恻隐之心。在那一刻她们不仅失去了女性的温存善良，也失去了起码的人性。

　　她们——出身好教养好高觉悟高智商的女孩子，究竟怎么了？是什么改变了她们？她们的非人道非人性从哪里来？如果说是因为她们年少幼稚容易冲动，那么为什么与她们同龄的大多数女孩子对暴力却充满恐惧？如果说是因为她们的个性强悍更像男孩子，那么为什么众多的男校却鲜见暴力处决校长的事件？

　　其实，她们打人，或许只是因为她们想打。她们觉得打人好玩。她们从来不认为别人的尊严值得尊重。

　　可以把什么都归咎于文革，因此而原谅自己。可以说当年幼稚无知，因此而漠视过去。但是夜深人静的时侯，想起当年的情景，你真的能够心安理得？作为那所中学的学生，我永远感觉到的是一份耻辱——我们的女校长死于我们这些女学生手下。参与暴力行为的那些同学，是否也会想起从前？是否也会有一种疤痕在心的感觉呢？我不怀疑，她们会有更深的痛楚更长的悔恨。

　　三十年一晃就过去了。如今我们都已人到中年，做了人妻人母。我们用成熟的眼光审视自己，看见了我们人性中那些丑陋的东西——私欲和野心，过份张扬的个性，强烈的表现欲，女人的虚荣心和病态的虐待狂心理，这是我们生命的毒素。只有清除它们，我们的生命才能更加健康，我们才可能做一个真正的女人。用爱心用理解用温暖去善待别人，做一个好女人永远比功名与金钱更重要。

　　人的记忆和愿望常常相悖，而这种记忆真是令人尴尬。但是做为老三届的我们，既然永远不忘经历过的磨难和困苦，那也应该记牢我们的错误和罪过。人生的经历是一面镜子，多照几回吧，你会知道怎样使自己更美更好。

　　*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永远如此

　　写于1996年三八妇女节

    此文收入《那个年代中的我们》（下册）（者永平等编/远方出版社，1998年），《随心而动》（冯敬兰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