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奥尼亚:“8341”部队的那些机密往事

“8341”部队的那些机密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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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张耀祠

中央警卫团

江青

中南海

杂谈

 2010年10月30日，中央警卫团（即“8431”部队）首任团长张耀祠突发心脏病逝世。张耀祠的秘书、原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以下简称“中央警卫局”)秘书科科长孟进鸿，中央警卫团一中队指导员王明富，人民大会堂老服务员李志芬等，回顾了与张耀祠一起在“8341”的那些机密往事：毛泽东的衣食住行、“8341”代号的来历以及秘密逮捕江青……

代号的来历
    1916年，张耀祠出生在江西于都。1933年5月，年仅17岁的他带着家乡50多名团员青年，参加了少共国际师(长征中一支平均年龄约为18岁的特殊队伍)。两个月后，他被调往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警卫连，第一天站岗，就是在毛主席办公室门口。1934年4月，他调任八军团保卫局侦察科，不久便参加了长征。
“长征结束后，耀祠同志跟着周恩来来到西安办事处，不久又到了延安警卫团，最后进了北京，任首都公安警卫司副政委。之后，他几乎就跟着毛主席转了，无论毛主席在中南海还是外出，都形影不离。”孟进鸿拿出张耀祠生前撰写的回忆录：1953年5月的一天，张耀祠被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叫到办公室。“汪局长说，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警卫团，负责保卫党中央领导核心，保卫五大书记……调你来中央公安部九局任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
    就这样，张耀祠成为番号为“8341”的中央警卫团的首任团长。关于“8341”的来历，传言不少，有人说，毛主席是在征求了一位算命先生的意见后才这样决定的，而他恰巧活到83岁，前后主政41年。孟进鸿说：“这个代号怎么来的耀祠同志最清楚。他到任后，向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了报告，这个番号是按编制序列来的，毛主席压根儿就没派什么人去拜访过什么算命先生。”
    1953年6月9日，张耀祠宣布中央警卫团成立。该团主要负责人民大会堂、天安门、钓鱼台国宾馆、毛家湾、北戴河、中央领导及外宾行车路线的安全。
    中央警卫团一中队指导员王明富回忆，张耀祠常对部下强调：“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在中南海这样的地方做警卫工作，尤其要防范两种人：一是职业特务，专门搞暗害、收情报；二是亡命之徒和敌对分子。”
警卫团组建不久，张耀祠便给各级干部进行了几次培训，还列举了好几个例子：苏联有一个女特务，趁列宁上汽车时向他连开几枪，子弹还是有毒的；我国山东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参加军区晚会，刚讲完话走下台，某军分区宣传科科长就向他连开三枪，黄当即牺牲，凶手也自杀，经查，凶手是因为父亲在土地改革时被斗心怀不满，伺机报复……王明富回忆说：“耀祠同志这是要告诉大家，敌人会伪装成形形色色的人，躲在暗处，而我们在明处，我们要具有高度警惕性，既要心细如发，又要不畏强暴。”
　　                                  衣食住行无小事

在王明富记忆中，已是“8341”团长的张耀祠，每天都陪在毛主席身边，有时毛主席入睡了，他就睡在一侧的值班室。“1966年8月后，毛主席一直在中南海游泳池工作、居住，耀祠同志也长年守在那里。游泳池的值班室只能放下一张床，十多平方米大。其实，他住得离毛主席很近，步行最多一刻钟，骑车5分钟就能到，但他几乎不回去。”
    曾一起工作过的战友们回忆，张耀祠最大的特点就是细致。“他是支部书记，毛主席身边的大夫、护士长、卫士长、大师傅、服务员、管理员、司机都归他管，各方面都要操心，都要考虑周全。”
孟进鸿讲述了张耀祠吩咐他做的几件“小事”：
“毛主席乘专列外出，火车停在哪儿、停站后怎么布置警卫，都要耀祠同志安排。一般我们会带二三十个‘8341’的警卫，‘文革’时甚至会带一个连。火车内圈是我们的人，外圈是地方部队。有时，毛主席会在火车上休息或找地方领导谈话，耀祠同志都要带着我提前从车头到车尾走一趟，逐个环节考察，看有什么安全疏漏。”
   “毛主席晚年，视力因为白内障下降得厉害，却始终不肯接受手术，也不愿验光。耀祠同志就安排我去给毛主席配眼镜。他拿出一副上世纪50年代毛主席戴过的眼镜，吩咐我，‘就说给一位老人配，现在多大年龄，按当时的度数推算现在该配多少度’。没想到，配镜的老师傅一看我递上去的眼镜就说，‘这是中南海的’，我赶紧说不是。他接着说，‘这眼镜是左克明(时任北京医院眼科主任)验的光’，我很惊讶，但还说不知道。老师傅继续说，‘这眼镜徐业夫(原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拿来过’，我也说不认识。就这样，心知肚明的老师傅和我商量了一番，每次拿回去3副相差25度的眼镜给毛主席试戴，不合适就送回来换。就这样，从几百度一直试到1000多度，毛主席才勉强能看清楚。”
    毛主席5年不离手的“2号卷烟”，也离不开张耀祠的精心安排。孟进鸿说，自从1965年偶然从贺龙手里抽到清凉香醇的“神秘”烟卷，毛主席就对这种产自四川什邡的烟爱不释手。“起初，我们没有惊动烟厂，而是每月派专人从北京前往成都军区取烟。‘文革’期间，西南局书记李井泉被打倒，这条线断了。耀祠同志派我秘密找到卷烟厂，直接联系。好不容易供应上了，1971年林彪垮台后，四川的领导班子换了，烟又断了供应。”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张耀祠多次派孟进鸿“南下”。“开始，我带着北京的烟草技工去什邡学习，我们在那里住了半个多月，可师傅还是学不来。后来中央决定，请烟厂的师傅来北京，就住在南长街附近，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耀祠同志就是这么细致地做每一件事。”
    孟进鸿还回忆说：“毛主席一生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每次毛主席外出视察，耀祠同志都要为他带上几箱子书，还会根据需要在外地替他借书，杭州、上海、广州等地图书馆都有耀祠同志的借书记录。”
　                           保密工作做得最到位
    在部下和战友眼中，张耀祠话不多，保密工作做得最到位。
“需要保密的事，你一个字都别想从他嘴里知道。我在他手下工作，但毛主席外出时，他几乎都是亲自组织，亲自给外地打电话，不让我参与。”孟进鸿说，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有个必须遵守的原则：“不该问的不问，不该打听的不打听。该你知道的一定会有人告诉你，告诉你多少就是多少，知其一不能知其二。比如随毛主席出行，什么时间到了哪里，见了谁，我们不能做文字记录，全得凭脑子记。”
   孟进鸿回忆说，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不喜欢江青。“每次我去给耀祠同志送文件，出来时他都会叮嘱我，先从门缝看看江青在不在，如果不在我骑上车就跑。碰到她，不下车不礼貌，下了车，她又会问得特别仔细，送了什么文件都要汇报。”
    工作人员对江青的不满意，原因是多方面的，最直接的一点，是她根本不关心毛主席。张耀祠曾在回忆录中记载，毛主席晚年患病期间，医护工作由汪东兴、张耀祠领导。一次，毛主席突然休克，大家非常紧张，好在医护人员及时抢救，他才脱离危险。事后，张耀祠向江青汇报毛主席的身体情况，她得知后竟半信半疑地说：“毛主席的体质很好，怎么可能病得这么厉害，你们谎报军情！”还坚称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领导同志是“反革命”、“特务集团”。
   “江青身为毛主席夫人，当时又是政治局委员，应该对毛主席的健康更关心。她说出这番话，让我们所有人感到寒心、紧张、茫然。”孟进鸿说。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因病与世长辞，同他朝夕相处几十年的张耀祠悲痛万分。
此后，在党中央打击“四人帮”的过程中，张耀祠起到了关键性作用。1976年10月6日下午3时，汪东兴通知张耀祠和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今晚8时统一行动，你们负责拘捕江青。”
    张耀祠在回忆录中揭开了逮捕江青的过程：因为多年来一直负责中南海的安全保卫，他对这里的每处环境、每个哨位都了如指掌。晚8时30分，他带领行动小组来到中南海万字廊201号，江青的住所，朝门口的警卫点了点头就进去了。当时，江青刚吃过晚饭，正在沙发上闲坐，见张耀祠进来，仍然端坐。张耀祠在江青面前站定，严肃宣布：“江青，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你现在还进行分裂中央的活动，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你要老实坦白交待罪行，要遵守纪律，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江青听后一言不发，慢慢从沙发上站起来，取了牛皮纸信封，用铅笔写了“华国锋同志亲启”7个字，将腰间的一串钥匙放入信封，再用密签封好，交给张耀祠。
   “我身为秘书科科长，整天跟着耀祠同志，这件事我竟一点都没有察觉，可见他的保密工作多到位。”孟进鸿回忆说，“那天晚上，他只通知我留两个人值班，我事后才知道，是让他们到张春桥家里清理文件。第二天一早，我碰到干部大队大队长李广银，他提着一大桶饭，我奇怪地问，‘这是干什么啊，大队长？’他指指地底下，悄悄说，‘送饭，那4个人抓起来了。’我才恍然大悟。”
　　                         最大心愿
    在王明富的记忆中，张耀祠一生节俭，自己曾想送给他一个小药杯，他坚持不肯收下。离休后，张耀祠每天都出门散步、买菜，最大的乐趣就是和以前的老同事叙旧。“今年‘五一’我还去看望老人家，他特别兴奋，一直站着和我们讲话，不肯坐下，还把家里好吃的全拿出来。
    人民大会堂的老服务员李志芬也沉浸在回忆中：“那时候，为了让毛主席在繁重的工作之余稍微放松，耀祠同志每周六都在人民大会堂安排舞会。周恩来、刘少奇他们都来。我们一听见歌曲《浏阳河》，就高兴地鼓掌，因为这就代表毛主席来了，这是他最喜欢的舞曲……耀祠同志开始不会跳舞，总是站在毛主席后面，后来大家都劝他学，为了毛主席也要学习……一切仿佛就在昨天。”
    2010年10月，张耀祠告诉儿女，自己最大的心愿，就是回江西老家看看。月底，他回到江西南昌，见到不少老战友。“他高兴得像个孩子，打算待上几日再回老家于都，没想到心脏病突发，被送入医院急救，没几天就离开了人世。”张耀祠的家人说。张耀祠1935年入党，长期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他多少次梦回家乡，最终却离出生地仅一步之遥。（摘自《环球人物》2010年第30期  刘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