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和演义的姜维:失败的逻辑

 我们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不存在什么魔杖或隐藏的珍宝，能使我们顷刻变成深沉而强有力的思想家。

 我们的大脑并不存在根本的缺陷；只是我们养成了一些坏习惯。当我们无法解决一个问题时，失败的原因在于：我们往往在这犯一个小错误，又在那犯一个小错误，而这些小错误累加了起来。

 有良好意图的人通常很少对追求自己的目标产生疑虑。结果无能本来保持无害，却常常会变得很危险，特别是意图良好而无能的人，有时抑制意图不好而能力强的人的行为，很少感到良心上的不安。我们的意图总是良好的，这种深信无疑的态度，可能使那些最可疑的手段神圣化了。

 失败并不像突如其来的晴天霹雳，而是按照自己的逻辑逐渐发展的。在观察个体试图解决问题时，我们会发现复杂的情况似乎诱导出这样的思维习惯；它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如同在真实世界中那样，我们发现决策者：对形势不进行事前分析就行动；不去预测各种副作用和长期影响；假定如果不存在一目了然的负面效应，就意味着正确的措施已被采用；过分地卷入“工程”，使他们看不见显现出来的需要和形势的变化；容易有玩世不恭的反应。

 一个领域的任何行动都要在别的方面产生影响。

 可见，明智的做法是要牢记复杂系统的这一个方面，不仅要考虑任何特定措施的主要目标，也要考虑它对系统其他部分可能产生的影响。

 格林韦尔实验好参与者与坏参与者之间的区别：1、好参与者为实现每一目标都明显地作出了更多的决策。2、好参与者事情做得“比较复杂”，他们的决策考虑到整个系统的各个方面，而不仅仅是一个方面。3、还在于他们决策的焦点不同。4、在于他们是否经常检验自己的假说。坏参与者没有这样做。对他们来说，提出一个假说的目的使用以理解事实；检验那个假说则没有必要。他们不是提出假说，而是给出“真理”。5、好参与者提出更多的是为什么一类的问题。（与什么一类的问题相反）。他们更感兴趣的是隐藏于事件之后的各种因果联系，是构成格林韦尔的因果联系网。相比之下，坏参加者倾向于只看事件的表面涵义并认为它们互相没有联系。6、好参加者分析问题比坏参加者挖掘得更深。坏参加者往往从一个主题跳到另一个主题，无疑是因为试图解决某一已知问题时，碰到如此多的困难，迫使他们弃旧图新。这种“地上打滑就溜掉”的转变是这类行为的典型特征。7、坏参加者还有一个行为特征是高度的“权宜主义”。即使改变主题不是由他们自己发起的，他们也总是太容易被分散注意力。好参与者和坏参与者相比，前者的创新指数较低而稳定性指数较高。8、在各个时间段他们自组织的程度。好参加者经常反省自己的行为，自我批评，并努力改正之；而坏参加者却仅仅概括一下自己的行为。好参加者还更大程度地组织自己的行为。他们的自言自语更为经常地花在排序上面，像“首先我必须处理A，然后处理B，但是我不应该忘记还要想到C”。

 复杂性是我们给予某特定存在的许多相互依赖的变量的别称。变量越多，它们的相互依赖关系越强，那么系统的复杂性就越高。高度复杂性对于规划者收集信息、综合结果和设计有效行动的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现实不是被动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主动的，这一事实产生时间压力。我们在行动之前不能永远等待，也不能在我们收集信息和规划过程中成为至善主义者。我们必须经常设法用实验性的解决方案应付，因为时间压力迫使我们在收集完备信息或勾画出一个全面计划之前就行动起来。

 系统所固有的动态特征使认识发展趋势成为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不能满足于观测和分析任意单一时刻的情况，而必须设法确定整个系统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走向何方。

 当人们错了或由于不确定而困惑时，最倾向于坚持自己是正确的。（甚至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人们宁愿偏爱自己错误的假定而不愿接受正确的东西，宁愿竭尽全力斗争而不愿放弃确属错误的思想。）

 评估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必须做些什么特定的事情？解决这些问题对我们有什么要求？

 要取得成功，规划者必须知道什么时候照章办事，什么时候另辟蹊径。认识适合于特定情况的策略——无论循旧例还是创新法或者两者结合——将帮助我们更有效地制定计划。

 决策紧跟规划，行动跟随决策。计划一定要转变为现实，这也是一个艰难的，要求不断自我观察和批评的事业。

 没有具体的目标，就没有可以用来判断事实上是否取得了进步的判据。

 不够具体的未经精心设计的目标，使得问题的解决易受这种现象的影响。（流动体验）一个偶然发生的临时目标可能诱使他进入无法逃脱的流动情况（也许他甚至不想逃脱）。

 太一般或太含糊的目标没有被充分定义后，随之而来的各种现象以一种特殊的逻辑逐步显现出来。不充分的分析首先导致不确定性。“由于某种原因”，我们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所以就出去寻找问题。一旦找到了某些问题，我们必须决定哪些要首先解决。如果没有建立在目标规范基础上的判据来帮助我们确定优先次序，我们将选择最明显的问题——或者是已经知道如何解决的那些问题。这样我们不仅的确几乎不可避免地以专注于错误问题而告终，而且也会忽略各种长远的考虑，特别是当分目标或临时目标抓住我们的注意力并替换了最初目标的时候。认识到自己正在处理错误问题只能使我们更加不知所措。

 面对复杂的动态系统，重要的是至少将我们要实现的分目标做成一个临时的图景，以便阐明必须做什么，什么时候做。

 在复杂情况下，至关重要的几乎总是要避免仅专注于一件事和只追求一个目标，而不是同时追求几个目标。

 复杂情况下，矛盾目标是惯例，不是例外。经济系统中，成本和利益几乎永远是矛盾的。

 辨认不出分目标间的矛盾，导致不可避免地用一个问题代替另一个问题的行动。通常的结果是产生恶性循环。

 因而，当我们纠正某种缺陷的时候，聪明的办法通常是考虑它在系统中与其他因素的关系。如果不这样，我们可能只消除问题的症状而不触及麻烦的根源。

 不可测量性产生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产生畏惧。

 抓住明显的或者容易解决的问题，不是导向有计划的行动，而是手忙脚乱地先应付一种不满，再应付其他的抱怨。

 新的信息常会搅乱局势。一旦最终做出一项决策，我们便解除了自己背后做决策的不确定性。而现在某人出来告诉我们一些事情，对已作出的明智决策又提出了疑问，所以我们宁可置之不理。

 外行和专业预报员之间的差别，部分在于他们可用的模型的范围不同。

 办法毫不神秘，所要求的只是牢记几条绝对简单的规则：努力认识过程的内部动态。记录那些动态，从而可以考虑过去的事件，而不是对现在的时刻无能为力。努力预测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在非常复杂和快速变化的情况下，最合理的策略是仅仅规划大体的轮廓，将尽量多的决策权授给下级人员。这些下级人员将需要相当强的独立性并要将对整个计划有一个彻底的了解。

 坏参与者只是汇编目标德细目清单，并不给出达到这些目标的操作原则，他们对主要措施和次要措施不加区分。坏参加者制定了“一堆”措施，而不是“有条理的一套”措施。

 从这样的训练中我们能学到什么？

     1、我们能学到必须把目标讲清楚

     2、我们能学带永远不能一次实现所有的目标，因为不同的目标可能彼此相互矛盾，我们必须常常在不同的目标中间采取折中方案。

     3、我们能学到必须设定工作的优先级，但是不能永远坚持同样的优先级，我们可能不得不改变优先顺序。

     4、我们能学到当对待一个已知结构时，应该形成系统的模型。我们必须预测副作用和长远影响，且不要被它们征服。

     5、我们能学到如何收集信息工作适合我们手头任务的需要，既不要过分详细，也不草草了事。

     6、我们能学到过分抽象的后果。

     7、我们能学到将某一领域所有的事件都草率地归咎于一个中心原因的后果。

     8、我们能学到何时要继续收集信息而何时停止。

     9、我们能学到倾向于“横向”或“纵向”规避，而且这种倾向可以得到控制。

     10、我们能学到有时行动只是因为想给自己证明，我们能够行动。

     11、我们能学到膝跳反射式“方法主义”的危险。

     12、我们能学到必须分析错误，并从中作出结论改组我们的思维和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