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江湖单雨童图片:忆右系列：记忆中的1962年 作者：张淑芬

记忆中的1962年

几句题外话

人的心情、兴趣喜好，是很受外界环境左右的。比如现在，美国经济衰退，影响到了全世界，变成了经济海啸，人们都关心起经济来，奥巴马上台，讲了不少振救经济的话，大家都瞄着他，看来不灵，人们便又都掉头向中国。看着中国如何拉动内需，看着中国的A股，昨天温家宝的《政府工作报告》，我就紧盯着他的振救股市的举措。因为我炒基金，股市的变动关系着我的切身利益。什么朝核问题，什么陈水扁，和我的生活相距甚远，这些新闻，我也就是可看可不看。

只因为晚了一步

1962年我并不知道“七千人大会”。宣布右派错划，对我的结论是 兴趣问题”，人事干部的笔一划，戴了22年的“右派”千斤顶，便这么轻轻地勾销了。好了，人民内部了，自由了！怎叫我不感谢党？不感谢毛主席他老人家缔造的这光荣正确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也就是说，小说和电影我都热衷于古典的、外国的，而沦为了右派。但划右派以后，我仍然是爱看古典的外国的东西。当时农场职工也一样呀，放电影如果是大跃进片子，到了大礼堂门口，又跑回来！还摇头叹息说：“哎，又是大跃进的！”。当时看报纸，我也只看国际版，对国内的消息和报导，肓无所知，也不想知道。“七千人大会”，虽然震动全国，可我就是不知道！

那时我在南郊德茂农场劳动，和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等五所高校的一、二类学生右派和个别教职工右派，一起生活和劳动，但又不属于一个系统。农场职工管右派不叫右派，而称“高校的”！我不是高校的，也叫我“高校的”！当时一千多名右派，女的——人大的罗君、外贸的徐慧琳加上我，只有三个。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高校的都撤回原校，“集中学习”去了。我们走得最晚。我们集中到丰台镇时，人家已经“学习”完了，帽子都摘了。不少高校的，给我来电话，安慰我说：快了，快了，你们也快了！

快了吗？我们晚了一个月，赶上了“八届十中全会”，当时，彭老总的万言书，惹恼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惹得他龙颜大怒，于是“反击右倾翻案风！”，于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单如此，是的，我记得很清楚，他老人家当时还说：“蒋介石在台湾猖狂叫嚣，要反攻大陆！”。也是不记取教训，当时我不知向哪位仁兄说了：“国内经济萧条，蒋介石反攻大陆，随时都想，现在提出来，是转移视线！”，问题揭发出来，便被批斗上了！交待，交待思想根源！没完没了的交待！批判“转移视线之说”，就像影子一样，一直跟着我，一直跟到文化大革命。

我们晚了一个月，“集中学习”之后，没有摘帽，也没有安排工作，仍就监督劳动，而且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经历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也就更艰苦，更升级，一直延续到1978年，宣布错划。

北大地文教局工地

1962年北京市丰台区中小学教师右派“集中学习”，地点在丰台镇北大地文教局工地。那时的北大地还和农村相连，从北大地黄楼（丰台镇第一座楼房，苏式建筑）后面，向东拐过去，便是文教局工地。工地的的住房，是一个四四方方的小院，与当时的《少年之家》又叫“校外”合用一个院落。正南两大间房，是“少年之家”。西面一间厨房，厨房门外是一棵大榆树。院子中间偏东有一只烧开水的小锅炉。饭食和开水为工地和少年之家共用。电话也是共用，常常听见人喊：“校外，电话！”或“工地，电话！”。厨房的大师傅潘大爷，面食做得好。因为我是四川人，他喜欢和我聊天，他说他是山东人，祖籍四川。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祖籍是四川的人”的。在我的印象中，传说张献忠剿四川，把四川人都杀光了，现在的四川人祖籍湖广（湖南湖北）人最多，“湖广填四川”嘛！另外也有祖籍是广西广东，江西，福建……等地的。潘大爷说，他们祖上就是张献忠剿四川，从四川逃避到山东定居的。此说很独特，引起我的极大的兴趣。我帮厨时，最爱和潘大爷闲话四川。

厨房旁边一大间属于工地，过去两小间为宿舍。东面的一大一小间，是工地的库房。正北两间，西边是库房，东边是男生宿舍，中间过道。——后门——出了院子，有一大段土路，两边都有农田，再往北，远远能望见丰台师范学校，学校的师生外出，都要穿过农田，路经工地小院的后门口，才能到达丰台镇。后门往东拐过去，有一个木栅门，里面堆放着砖瓦，和牲口棚，养着驴马。里面有一口井，一间简易的住房，为看仓库人住宿。面前是一个干涸的大池塘，有水的地方种着苇子。苇塘那面是部队，是空军的一个什么工厂和仓库。空军工厂上下班拉哨，老远都能听见。

工地的领导是洪流老师。他30多岁，华北革大毕业，后是中国人民大学夜教导主任，1955年下到丰台区帮助搞“肃反”运动，后留在了丰台。他的工资最高，80多元，为工地人人艳羡。但是大家并不知道洪流的家经济十分困窘。他人到了丰台区，家还在人大，他家人口繁重，上有双亲，爱人本是人大商店的售货员，1960年被下放回家，一大堆儿女，大儿子14岁，刚上初中。10多口人的家庭，就靠他这80多元。人大让他搬走，往哪里搬？就一直住在人大，是人大有名的困难户。因为我和人大小孟有来往，洪流便对我格外照顾。逢年过节，他曾几次到小孟宿舍，邀请我去他家吃饭。当然，我一次也没有去过，但他的盛情，却永远留在我心中。他的爱人和孩子们我都见过，都很叫我这个右派分子同情。有一次，他把他的小女儿带到工地来，让我帮她洗头。洪流的头脑清醒，思想很超前，他曾多次给我们讲话，只谈工作，谈任务，从不谈政治。工地的右派都很尊敬他。

少年之家的领导胡钢主任，20多岁。有一位老胡是会计，另还有搞航模的小薛。女的有小范，初中毕业，20岁，爱唱歌，整天歌声不断，满院子都是她的歌声，她搞了一个对象是丰台机务段的司炉。舒玉璋18岁，刚从中师毕业，很爱打扮，但却不像小范那么张扬，说话轻言细语地。在工地等待分配的日子，我和她们住在一个宿舍。小范很懒散，还说瞎话，胡钢管她严格，有时竟追到宿舍来教训她。记得有一次，尿盆不倒，胡钢责问，她竟慌言说“是小张的！”这样往我身上推，惹得小舒很看不起她。

小舒很同情右派，并和我十分要好。她说，她祖父早年参加革命，和李大钊一同被害，牺牲时才24岁。她说她家和老舍是亲戚，并还留有老舍的一封信。当时正是“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除毛主席题字之外，朱德等首长也都题了字。我喜欢临摹绘画，我画了一个雷锋头像，她说画得很好，很喜欢，并让我为她画了一张贴在她的床头。她喜欢她的一个男同学，还让我帮她用文言，给那位男生写了一封信。那位男生竟回信了，也是用文言写的。她爱编织毛线，她还教给我织“凤尾”的花样。1963年，我们要去庐沟桥农场了，小舒舍不得和我分开，说是农场很冷，她要给我织一双袜子，但又来不及了，她便送给我许多毛线，花花绿绿的。1964年我因为生孩子，临时照顾我暂回18中，小舒还特意去18中看过我。

领导我们学习的两位人事干部：张燕侠和庄则豪。张燕侠，1952年北京师范学校毕业，不到30岁，梳两条辫子搭在肩上,常穿一件印着蓝色小花的的人造棉上衣。小庄，北京师范学院刚毕业，二组右派赵俊山是他的同班同学。那时人们普遍的心态是越穷越光荣，穿着越破越旧，就越是革命。不知怎么，小庄身为共产党员人事干部，却是穿戴十分考究，无论是在小组学习会上，还是跟着我们劳动，他都是灰色毛料衣裤，铮亮的尖头黑皮鞋。天冷时，他还穿一件灰色的呢子大衣。那年月就是在市内也绝少有这样的穿扮。和我关系较好的王英，笑着悄声说：“小庄是个十足的资产阶级！”。张燕侠为右派改户口，跑上跑下十分尽责。以后张燕侠调到北京经济管理学院任总务主任，恰好我女儿也在该校上学，毕业分配时，为能分到一个好单位，张燕侠带着我女儿，和学校争抢名额，竟然声称：“她是家属子女，是我的女儿！”，最终我女儿分到了北京市第六建筑住宅公司。这是后话，但可以想见当时的共产党的人事干部，对我们这些右派分子还真是不错。好像我的话题又扯远了，对不起！

在“集中学习”的日子里，丰台区教育局长张思恭曾来工地给我们讲过话。人事科蔡科长，两次来工地训过话，他高高的个子，说话很不客气，一口一个“右派”，一口一句“老老实实”。

记忆中的右派分子

来自四面八方的右派有100多名，分四个小组。第一组是摘了帽子并已分配了工作的，第二组是摘了帽子还未分配工作的，第三组是未摘帽情节较轻的右派，第四组是未摘帽情节严重的右派。第一、二组人数少，一组我没有印象，他们刚来不几天就走了。二组住在东面顶头的一间小屋，不到十人，三位男士：刘秉谦，赵俊山和小师。“学习”结束后，刘和小师都分配在12中。刘秉谦，年岁较大，好像有30多岁，他原本就是12中的右派，现在算是回原校。小师，名字不记得了，他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生，曾找我聊过天，我对他有点印象。五、六位女士，我只记胡西莲和曹庆云。

第三组在西面厨房旁边的大屋，大概有30来人，其中有黄韵琴黄大姐，李烛明，姚雷，大老谢，都有三、四十岁，另有北京师范学院毕业的学生右派，张庆章阎志强和石估民。阎志强，物理系毕业生，都说，阎锡三是他大爷，亲大爷。有一次小阎帮张庆章领取工资，不慎，竟把张的全月工资弄丢了。张庆章没有一句埋怨。

黄韵琴，大井小学教师，已另撰文《黄大姐和她的女儿》中有叙，这里不重复。

张庆章，北京师范学院学生右派，他是最具戏剧性的人物。1952年从香港回北京。反右期间，在北京师范学院生物科，当时有人贴出大字报，责问：为什么生物科没有右派？于是他就假扮右派，假装开批斗会。万万想不到，竟弄假成真了。真的给他戴上了右派帽子，而且，一经戴上了帽子，就是阶级敌人。这时他的同班同学蒋素贞不避嫌疑，和他结婚并生了两个女儿，文化大革命中，蒋素贞顶不住学校围攻，和他商量假装离婚。记得那是1967年，我们在庐沟桥农场，有一天他高高兴兴，跑进我的宿舍，对我说：“我离婚了。”一面说，一面摘下他的绿军帽，指着帽沿上别着的毛主席纪念章，说：“瞧，我们的离婚纪念品！”他还对我说：“我们去东四办事处办理手续，人家还已为我们是登记结婚的呢！”可是没有过多久，他就哭丧着脸说：“我们假装离婚，小蒋，她是真的啦！”他的“假装离婚，真离婚”，“假装右派，真右派”在农场传为笑谈，而且尽人皆知！张庆章在我的小说《他们没有青春》中，是为主角之一，他的故事有详尽的描绘，这里不再细写了。

李烛明18中的语文教师，解放前法律系毕业，解放后没有用了，只好改行教语文。他家在重庆，父母年事已高，他的兄弟姊妹多，那时他工资70元，还未结婚，便主动负担父母的生活费。他划右派之后，突然中断了和家庭联系。半年多过去，一天我去18中领取工资，校长给我一封，李烛明父亲写给校长的信。信是用毛笔书写的，老派格式。具体的字句我背不下来了，而那对校长极为恭敬的称谓，和那老人思子心切的，颤颤巍巍的“庭（老人的名字）年逾七十……庭第七子烛明……”满篇泪痕的字迹，却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信共两页，是那种已过时的红格竖条的旧信纸，我捧着它，仿佛是捧着老人抖动的双手，不，这不是探寻儿子的信，这是一颗还在跳动的血淋淋的老人的心！

从生产队到农场，我一直和他在一起。他表现积极，曾是我们的小组长。为了谄媚上级，少不了拿我垫底。记得在德茂农场，那时职工每年有补助布票二尺五寸，想不到农场发给了我们，学校又给。多给为什么不要，我要了，并也带领了李的。给他，他也收下了。不料，开会时，他竟然当众交了出来，还挺着肚子，说：“我不能占国家便宜！”我的那份尴尬，就甭提了。

当然在很多时候，我们还是相互关心的，比如1962年，我父亲去世，他二话不说，顺手就给了我，他刚领取的全月工资！叫我的心好一阵激荡。

 他和张庆章关系好，常去东四张庆章家住宿。他因患有肝炎，后死于肝硬化。他的肝炎也传染给了张，但张庆章现在还健在。1982年，那时我家住在丰台教师楼，李是丰台二中教师。之前不久他刚做完体检，一天，他来看我并在我家吃了一盘饺子，想不到不过一周，他就去世了，他的肝脏已经硬成一块石头了。奇怪的是体验竟未查出。他死后分给他一套三居，现在他的老伴正住着。他有一个儿子是出租车司机。

姚雷南苑中学地理教师，大高个子，业务精湛。在18中时，他教我班的地理课。他原是教师团支部书记，要求进步。那时南苑中学，就要从18中分出来，在我的印象中，好像姚雷就是未来南苑中学的校长。但不知怎么，他也成了右派。1958年，我和他同在南小街第二生产队，我们劳动常常是，一个强劳力要带一个弱劳力。这样姚雷总喜欢和我搭伴，他常帮忙给我挑选轻便好用的工具。如果全体比着干活，早完成早休息，我和姚雷总是最先完成，能早一点休息。2008年18中55周年校庆，我们坐在休息室，姚雷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差点认不出他来，原先他的脸很宽很饱满，现在却变得这么窄小。那天只顾聊天了，分别时却忘记互留电话，18中本有一个文革前老教师的通讯录，因姚雷从未参加过活动，便没有他的地址。好容易见面，又失去了联系。

乐家礼，长辛店小学教师，上海人。原是举重运动员，因一次失误，扛铃从肩膀上掉了下来，重病一场，头发脱光。他是棒劳动力，别人干不了的活，他都能干，下井干活，他最能干。文革中，因周及的问题，李世光，用铁丝打过他。同时，李拼力打了我一耳光，眼镜打飞，眼睛和半边脸立即肿起来。乐会做肉做菜。文革中有一段时间，我们无人管，当时牛场下了小公牛，一元钱一头卖给我们，他便炖给大家吃，有时他还跑到菜市口买蚶子回来做。现在他患有重病长住医院。

佟六达，北京九中图画教师，50多岁。他有两个老婆，是两姊妹，据九中的人说，姐姐生的孩子都不好看，妹妹的孩子都很俊俏。他划右派之后，妹妹带着自己的孩子和他断决了关系。姐姐还缠过脚，她始终照顾着他，和他相依为命。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在一起。那时天天都要“早请示晚汇报”，低头弯腰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请罪！而且要抽查我们背“老三篇”，每次抽查，都是佟六达，他当然不会背。为此，受尽了羞辱和折磨，他的腿肿胀得能挤出水来。有一次造反派李子尧，竟用粗铁丝打他的脑袋。我跑去找造反派的头头大老昆，我说：佟六达的腿都肿了，李子尧还用铁丝打他的头！”大老昆，绰号昆一刀，小学教师转业到农场的。他沉吟一下说：“嗯，我去看看！不过——”他又掉过头，对我说：“谁叫他有这个罪过呢？谁叫他是右派呢？”           

他真的是右派吗？

石景山区和丰台区分开后，佟六达是九中的，属于石景山区，便和我们分开了。只是不久就听说，佟六达不是右派了！缘因是，他回九中后，红卫兵打开他的档案，发现他的右派材料上，没有他的签字，也没有公章。这能算数吗？当然，他也就不是右派了。不是右派却已当了10多年右派，而且还倍受折磨，人的一生有几个10多年？

第四组在东面的大屋。有30多人，组长杨全国，丰台一中生物教师，34岁。教课很好，声誉也好，一中学生一直想念他。据说文革中被打断双腿，现在我们大家都在找他，不知还健在否？副组长的姓名，一点也想不起来了。记得，“学习”刚开始，每组挑选出一个人，马上分配工作。名单一宣布，当场卷起被盖，欢欢喜喜离开了小组。副组长站在床上，和大家告别的样子，我记得很清楚，尤其是他的笑容！当时分配工作的用意，就是让大家安心“学习”，之后是定会安排工作的！

四组的张泽石，志愿军战俘总翻译，九中物理教师，学习会上发言积极，我和他常有争论。有关他的事迹，已另文《话说张泽石》中有叙，这里不重复。

王英，40来岁，黄土冈中学数学教师。爱人是东城区模范教师。他早年参加革命，以后脱党。爱喝酒，爱聊天，喝醇了更是神胡吹神侃。“集中学习”完后，曾动员下放离职回家。王英因此离职回了老家。

周及，北京十中语文教师。解放前做过报社记者，有一定才学。他，安徽六安人，父亲是长征时期的红军团长，叔父是民革的什么副主任。文革前夕因病去世。此前因照顾他叔父，政协常为周及请假离开农场。他爱人是我师院同班同学黄巽昭，他们有一个女儿。周及划右派时，黄和他离婚，并拿走了全部存款，和周及的全部衣物。因为这些，赢来大家对他的同情。

王英，周及和我，观点相同常在一起议论发泄。当时我们已经觉悟到所谓“阶级斗争”、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错误，我们认为右派右倾，都是正确的……等等。

文革中，在庐沟桥农场，教师队的领队李世光，山东人，原丰台师范学校党支部书记。他勾结农场造反派，有一个夜晚，突然跑来说我和周及，有不正当男女关系。挥着大宽皮带，让我们跪下，我跪下了。周及不跪，还大声说：“光天化日之下，不要污篾好人……”。这还了得！于是造反派张金海，便向他头部乱轮皮带。当天晚上他便精神失常。半夜大喊大叫，指名道姓地辱骂毛泽东。

第二天李世光和张金海，把周及捆去公安局。公安局已是人满为患，三天以后，又把周及退了回来。当天夜里便离开了人世。其实这三天水米不沾牙，没有人给他送饭！

这之后，农场造反派刘祥等，找我谈话，向我赔礼道歉，说：张金海不代表我们，我们受了李世光的骗，我们对不起你！这情境，是我没有想到的。

1984年，我在丰台二中，重庆方面来人向我调查周及的死因，并说周及确实是烈士之子。这时丰台二中校长周振峰正在整我，也是想不到，已宣布错划的我，又接茬儿挨整，这是后话。

张培营，历史教师，在北京18中时曾和我教同一个班。这时他已年过四十，行动笨拙迟缓，为人小心眼，他说黄宗江是他中学同班同学。他特别爱讲黄宗江。他总是和我矛盾，常有小摩擦。小组会上发言，他说我，年纪青青，却没有一点现代青年的样子，思想十分落伍。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他为何对我那么反感？当然，他并没有给我打过小报告，他只是在会上针对我。

吕镇，35岁，东北人，因为贬损苏联红军而划右派。就在集中学习会上，他还总说：苏联红军在东北无恶不作，强奸妇女。还抢过他的一支自来水笔。他会拉二胡。他在丰台七中退休，并也参加了民盟，民盟开会，我和他能见面。 他爱看我的文章，他说，文革中整得最惨的是张泽石和杨全国。

杨秀锦，30多岁，那时，她一直和我在一起，她爱人是石景山钢铁厂工人，有两儿两女。北京市刚出现方便面和方便饭，她就从东安市场买来给我。记得是六分钱一包。她管我叫“小妹”。去庐沟桥农场，就我和她两个是女的，我们总是相互依靠的。文革刚开始，她就被学校揪回去，这时才发现，她档案中的右派材料，竟是一张空白纸，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怎能是右派呢？当然就不是右派，不是右派也监督劳动了这么多年！

杨树田，30多岁，后来去农场，我也和他在一起。他工资降到30元，生活极为困窘。他的一个小女儿，竟然早早地病死了，病死是饿死？很难说得清。三组的张庆章，对他接济不少。他的外号：“面茶”，胡涂之意。记得小组会上，他第一次发言，说：“0+0≠0，而＝00”振振有词的样子，一时间真是唬住了我。

刘宽，小伙子真是好福气。他和杨秀锦是一个学校的，据杨说，刘宽的爱人，在外面做临时工，很能干，刘宽没有了工资，由她养活一家子。夫妻感情甚笃！杨树田的爱人，再穷也不肯干活。大家总是拿他们两家对比。

张世芳，体育教师。26岁，文革中庐沟桥农场，给他戴过高帽子游斗，不为别的，就为他年轻，经得住，说是给别的右派戴，要是病了死了，都麻烦。文革中一个贫农姑娘嫁给了他，并还说，我当农民当怕了，农民太穷了，你要是反革命我也嫁你！现在他爱人糖尿病并发症，生活不能自理，由他侍侯着。两个儿子，大儿子大学毕业因工伤残疾，二儿子下岗。现在生活并不宽余，但他却很满足。最近我刚和他接通电话。

刘占义，长辛店小学教师。最爱反戈一击。本来他讲的话都对，可他一倒戈，话就变了味儿。别的例子不说了，最叫我寒心的是。文革之初，有一次要爬在电线杆子顶端做业，刘占义上去了，突然电线杆子裂断，倒了。在一旁的我们都吓死了，刘占义的半边脸当时肿得有一寸厚。周及当时要陪他上医院，李世光竟然不让。正在僵持，农场尹队长走来，说：“右派是右派，工伤是工伤，立即送医院！”

只是门诊简单治疗了一下，回来还发着高烧，我见他嘴唇干裂，便沏了一碗白糖水喂人喝。想不到，后来李世光整我时，他竟发言说我用白糖水贿赂他。

宣布“错划”，有一天他远远地从长辛店，跑来东高地我家，送我一盆白玟瑰。以后再也没见面。最近张庆章说，他早已病故。

文达生，石景山小学教师。他人比较豁达，他爱人严格控制着他用钱，所以他总是没有钱花。最近张庆章给了我他的电话，可是总是无人接听。

石耀三，石景山小学教师。基督教徒，和法国某教士有来往。工资降到33元，却很能吃苦，五个孩子，爱人也很会过日子，一家人日子过得和和美美。在农场他负责烧锅炉，脸总是弄得很脏。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是李世光的一条忠实的走狗，屁大的事，他都要向李汇报，揭发这个揭发那个，我们就管他叫石狗，还有一个程狗，程狗是坏分子，这里我只讲右派，就不提他了。

苏彦伦，黄土冈中学会计。50多岁。解放前做过西城区的巡警。文革中他做过右派组长，是李世光的又一帮凶，他整人狠，但不会打小报告。文革中期，庐沟桥农场，让他低头，竟有人踢他的头，这时他已年近六旬，患有高血压病。我因为穿了一件花衣服，管我叫小妖精，并叫我低头，我不低，两个小伙子，就来按我的头。我跑到教育局去反应，教育局人事干部张碧芬，很重视踢头一事，并专程来农场理论。

王汉生，四十来岁，走路一瘸一拐的，总是吃药，病病歪歪的。他对三组的黄韵琴有好感，黄每天带着儿女回家，他总要送送她。后来，就有人说黄有男女问题。要我说，这根本不可能，黄大姐，带着四个儿女，那么艰难，还有人胡编乱造，真是可恨！人的生活中，谁对谁有好感是很正常的事情。

李善友，谷金中。两位年岁较大五、六十岁。劳动时，负责烧锅炉。锅炉就在院子中间。李善友还管放羊，共有14只羊。羊圈就在西边女生宿舍的背后夹道里。记得，待分配劳动时，我搬来女生宿舍，和校外的小范和小舒同住。刚去那里的第一个晚上，一股难闻的气味，熏得我难已入眠，我非说是小范的袜子臭，让她把袜子拿了出去，但还是有味，搞了半天是后面的羊圈。

星期日李善友回家了，就让我去放羊。第一次放羊，我不会。有人说，只要把母羊管好了，其它羊都会跟着走。我以为那头最肥大的，是母羊，赶它却不走，它只是卧着不动。我再三的拿羊鞭赶，却是激怒了它，只见它“腾”地跳起来，低着头，用那两只弯弯的大犄角对准了我，往后退，退，退，哎呀呀，它这不是要顶我吗？它退的意思，就是铆足了劲儿，要向我冲过来……我简直吓晕了，不知如何应对？正在情急之中，呀！突然从斜刺里横飞过来一把大扫帚，挡住了那双弯弯的大犄角，一场险情避开了。原来是一位老工人，正好在旁边铡草，被他一眼看见，便顺抓起了大扫帚——就此挽救了我。又是一场虚惊。这之前还有一次，是“惊马”，那是在德茂农场，有一次收工，大家坐在马车上，突然马惊了，全车的人唰地都跳下了车，唯我一人不敢跳，独自坐在车上，任马车向前狂奔！这已有另文《烈马情》叙述，这里不重复。那次是“惊马”，这次就算是“惊羊”吧！是我误把大公羊错当做了母羊，那只又瘦又难看的才是母羊嘞！

在我放羊的日子里，我把羊入苇塘里一放，自己便坐在草垛边编织毛衣，有时小舒来陪着我聊天玩。苇塘距离空军住地很近了，有意思的是，空军工厂的两位职工（姓名我早忘记了），不知怎么，对我有了兴趣，开始一点一点和我接近，先是询问，之后我一去苇塘，他们便走来和我承聊天，其中一位还是我的四川老乡。接着便邀请我去他们宿舍玩儿！我对小舒：我在这里监督劳动，难道堂堂空军，不知道我是右派分子吗？小舒只是笑，也说不出什么。

这事，监管我们的李大爷注意到了，牲口棚的工人也注意到了，并问起了我。当然也没有什么，只不过是对我有兴趣罢了，我也不会去空军的宿舍玩的。李大爷说，看以后吧！当然也不会有以后了，很快，我们就去了庐沟桥农场，就此永远告别了工地。

为争地盘，工地和空军方面，一直就矛盾着。我们劳动刚开始时，就是在地里挖坑埋木桩，拉铁丝网。刚弄好，空军就来给拔了。空军走了，我们又挖，又埋，刚弄好，他们又来给拔了，如此反复多次。最严重的时候，空军的团长亲自跑来，和工地负责人洪流老师，握手面谈。谈的结果怎样，我们是不管的，反正叫我们挖坑，就挖坑，叫我们填坑，就填坑。

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是晚上男士们睡觉的地方。几个女右派，晚上住宿在北京12中教师家属宿舍旁边的一间低矮的小屋。当时的12中，一进校门，便是一条林荫大道，最里面才是家属院。看传达室的是位四五十岁的大妈。我们每次进出12中，她都要走出屋子看着我们。星期日，北京市有家的自然是回家了。留宿在12中的是二组曹庆云和我。曹，30来岁，我叫她曹大姐，家在湖南，带着一个8岁的小女儿，很有意思！小女儿白白净净，说话认真，小大人的样子。有一次下雪，她妈妈去为我们买饭，我留在宿舍里，看她给她爸爸写信。她很重视标点符号，一写一问。写完让我帮她修改。之后，她父亲回信夸她，写得好，大有进步！曹大姐便说：“也不看看是谁教的！”不多日子的相处，我和她们母女建立了很好的友谊。

后来知道，曹庆云湖南师范学校毕业，学习优异。她爱人是她老师的弟弟，是国内很知名的工程师。她刚划右派之初，她爱人哥哥，劝他弟弟离婚的一封信，被她看见了，于是曹就大闹着要离婚。她曾对我说起这件事，并还愤激地说：“看见我是个人才，就往他们家划拉；看我划右派了，就往外扒拉！”劳动时，她总是穿得很破，有一次，她爱人要去人民大会堂聚餐，慨叹地说：“人家都带着爱人去，看你穿这么破！”曹庆云一听就怒了，说：“我就是这么破！走！今天就要跟你去人民大会堂！”她的这些事，当时曾做为笑话，在工地小院传说着。并说：曹庆云是个人才，吹弹拉唱，都很来得！可惜，她的才艺我没有领略过，印象最深的就是大雪天，她给我们买饭，饭是用一个大手绢包着的。

当时我还没有结婚，我爱人小孟，每星期都要来工地。他是人民大学的学生右派，刚摘了帽子，还要继续上学。星期日人少，他一来，二组的赵俊山，就跑来和我们一起聊天。赵俊山是美男子，小孟也是美男子，所以他很喜欢小孟，没有几次见面，就无话不谈。他是二组的摘帽右派，“学习”完后，分配到南岗洼中学。他对小孟大诉其苦，说南岗洼，是丰台区最偏僻的地方。同时学生右派，小师分到12中，为什么单把我分到那里？小孟劝他安心，说是好容易有了工作，先服从分配，好好备课，把课教好了。他说：我不用备课，现在拿起书来，我就能教得很好。他走后，我和小孟都觉得这个人很狂妄，很好笑。第二天周一，我在四组，无意讲起了赵俊山。哈，不知又是哪位仁兄，马上就向人事科汇报了。人事科的戴美琴，打电话，叫我去谈话。问我：赵俊山和你说什么啦？我吓一跳！怎么来得这么快？我刚讲完，人事科就知道啦？戴美琴责问我：他讲的话明明不对，为什么不向组织汇报，而要到处传播？这是不相信组织的表现！其实，我已经分配了工作，人事科的赵燕侠已经找我谈过话，说是现在中学不缺人，小学缺人，你先到南苑镇中心去教五年级。赵俊山的事情一来，我的工作立马告吹，赵俊山做检讨，并接受批判。

赵俊山是北京师范学院毕业的，当时师院毕业的，他的同学，有二组的小师，三组的张庆章，阎志强等都一致认为是我去人事科告的密。以后很久，才解释清楚。

在等待分配工作的漫长的1962年，在我的一生中，是最关键的一年。先是“学习”刚结束，我父亲因浮肿病病故——其实从1959年以来，每个星期日，为和外地顾客兑换全国粮票，我辗转在前门大街的各大饭店，就这样，自己省着，每月寄几斤粮票给父母，但对于四川可怕的大肌荒，我的区区的几斤粮票，只能是杯水车薪。可巧，是宽松的1962年，我能获准回四川探亲，算不上奔丧，等我回到家，丧事早过去了。我回四川，小孟要跟随我去，就这样为安慰孤寂年老的母亲，我和小孟结了婚，这一年，我已经24岁。时过半年，突然收到，我初恋同学路的来信，他南开大学物理系毕业，划右派之初，因为种种缘故，他和我断绝了关系。是我对不起他，是我牵连了他（这将另叙）。这时，我又先结婚了，我更对不起他。我能说什么呢？我只能说：“我可以离婚！”，但是他说：“不，下次见面，我把照片全退还给你！”——就是这样，在1962年，我自己铸成了“我终身的悔恨”！这创痛，是漫长的，啮人的，应该是远远超过了我的“右派生活”。我的一生都是戏剧性的。也只有现在，我迷上了电脑，并且交上了这么多的网友，可巧的是网友中有那么多学物理的。我的心胸才更加开阔，我的精神才更加振奋！

在文教局工地呆了一年的样子，1963年，春节刚过,庄则豪来工地宣布，即日起大家都去庐沟桥农场劳动!

11459字。fenfen写于东高地3/1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