哒哒abc和vipkid选哪个:理查德·沃林:毛主义的诱惑

毛主义的诱惑

理查德·沃林  著

梁爽  译

事实就是如此：许多人的工作无法为生存提供理由；无论生产抑或消费都无法提供真正有意义的存在……如果当前的历史阶段可以在弹道导弹、热核武器、月球竞赛与军备竞赛中得到定义，那么当学生中的一部分在否定一切的嘻皮士、渴求补偿性暴力与逃往一种新的乌托邦之间摇摆时，我们还应感到惊讶吗？——雷蒙•阿隆, La Révolution introuvable

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在四十余年之后，1968年仍然是当下政治的一个必要参照系。在2008年总统选举期间，布莱克•奥巴马的一个竞选诺言就是他将改善美国政治，使其克服1960年代的分裂而达到一个团结的稳定状态。针对这一点，麦凯恩竞选团屡次试图将奥巴马在其1960年代的早年政治生涯中与激进分子威廉•艾尔斯（William Ayers）的合作戏剧化，以减损其光彩。类似地，在2007年法国总统竞选期间，主要候选人双方都感到有必要对68年的五月风暴表明自己的立场。对尼古拉•萨科齐这位最终的胜利者而言，五月事件充当了一种负面的检验标准。置身于市郊移民聚居区发生的一系列骚乱所引发的全国范围的局势动荡之中，萨科齐将68年的五月风暴标示为法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对权威的敬意开始消退，而道德无政府势力（moral anarchy）占得上风。相反地，共产党候选人塞戈莱纳•罗亚尔也表明了她的立场，将其最终选举集会定在Charléty体育场，而该地正是当年五月风暴反叛者们最大的政治集会场所之一。

在德国同样如此，1960年代也已成为理解当下政治的重要参照。在2001年浮出水面的历史照片中，有一张展示现任外交部长同时也是前68事件参与者约序卡•费舍尔（Joschka Fischer）在1973年的一场游行中向警察怒掷砖块的照片。这张描绘一场发生在近三十年前的抗议活动的照片，在保守人士内部激起了一股谴责的浪潮，宣称费舍尔不适合担任政府工作。该事件引发了一场更为广泛的全国性思潮，即如何将三十年前的那场令人不安的政治动荡加以历史化。

在诸多层面上，1968年是具有全球政治影响的奇迹之年（annum mirabilis）。革命的幽灵附体于北京、墨西哥城、纽约、芝加哥、柏林、华沙与布拉格。在布拉格，“人道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的希冀却迎来了一个悲剧性的结局：被残酷地碾碎于苏联坦克的履带之下。

然而，在法国，事件却按照一种稍为不同的逻辑展开。在别处，反抗运动首先由学生发动。但五月风暴的一个独特面貌是，在两星期之内法国工人决心与学生示威者一起加入暴力运动。这一强势的学生—工人联盟导致了大规模的罢工，使得中央政府陷于瘫痪，一度迫使戴高乐总统出逃。直至斗争的硝烟散去，共有八至九百万法国人参与了罢工。自此，法国经历了自1930年代以来最激烈的一次社会动荡。

《来自东方的风》（Wind from the East）一书对更好地理解这些具有挑战性的动荡事件颇有贡献。该书通过聚焦于五月风暴的一些被忽视的背景——其中之一就是后来达到顶峰的中国风（Sinophilia）[1] 浪潮——以求阐明事件的整体面貌。

事件从一个青年左派（gauchistes）的小团体开始。他们是属于法国共产党之左翼的政治积极分子，同时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斯•阿尔都塞在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这些人热烈地着迷于远在半个世界之外所发生的政治事件，他们开始深切地认同于毛泽东的中国——进而将其视作解决法国自身各种政治疑难杂症的万能良方。

这些人当中没有人懂得中文，也没有任何来自同时期中国的真实可靠的信息，因为当时毛泽东已基本禁止外国人进入中国。但没关系。这些师范学生对当时的中国知道得越少，就越容易使之符合他们自身的意图。他们内心怀揣着激进的政治愿望与幻想，然而在戴高乐的法国，现实的精神发泄渠道被剥夺了，文化革命的中国于是成了一幅投影屏，一个罗夏墨迹测试。中国化身为“光芒四射的乌托邦的未来”。通过“做中国人”，通过将自己设想为法国的红卫兵，这些反叛的阿尔都塞主义者试图大规模地改造自己。从而，他们将涤荡自己作为殖民者的后代的罪恶，更宽泛地说，清除自己作为资产阶级后代的罪恶。

逐渐地，“真正的”中国越来越无关紧要。相反地，要紧的是政治末世论（political eschatology）的问题。中国共产主义的“成功”——或是想象的成功——有效地弥补了共产主义运动在别处的惨败。年轻的政治左派将自身视作铁杆（pur et dur）—— 拒绝与法国污秽的政治现实相妥协的共产主义信徒。在他们眼中，法兰西共和制荣光褪尽，不可能存在重返的道路。在他们看来，法兰西共和制的传统已不幸地被殖民主义、戴高乐式权威主义之余绪所抛弃。人们的感觉是，即便没有文化革命，青年左派也会造出一个。毛泽东的中国为这些学生提供了一个延续法国大革命传统的狂热痴醉的途径——巴士底、瓦尔密、巴黎公社的荣耀——在“实存社会主义”的残酷本性不可否认地达到了畸形比例的时期。

法国共产党乐于贬低毛主义者，因其作为一个小团体，只有较小的成员数量。若不是蓬皮杜政府在政治上表现出的不成熟，在1970年春突然逮捕了毛主义的领导者并且禁止了他们的报纸，这些毛主义者的故事和整个五月事件丰富多彩的画面比起来只会留下极浅的印迹。但是，由于当局采取的强硬措施，使得这些毛主义者毫无先兆地成为了一个引起轰动的事件。正是让•保罗•萨特接管了毛主义者的报纸，在政府专制而残酷的政治扫荡中表现出了勇敢的违抗与蔑视。滚石乐队的主唱米克•贾格尔也曾一度中断在万国宫体育场的演唱会，呼吁政府释放狱中的毛主义者。在极突然而始料未及的情况下，毛主义获得了广大的关注并成为了一种政治时尚。它开始吸引杰出的知识分子——米歇尔•福柯，还有《如是》（Tel Quel）[2]杂志的杰出人物菲利普•索来思与朱丽娅•克里斯蒂娃 ——这些知识分子将毛主义理解为针对法国当时令人痛苦的政治保守主义的一种富于创造力的解决方式。毕竟，社会党正处于混乱之中，而共产党成为了一个“秩序的党派”。既然由蓬皮杜掌权的戴高乐主义者们明确表示拒绝放弃统治权，那么，当前出现的这个在拉丁区活跃着的左翼政治小团体，在许多层面上，已成为68年5月人们关于解放的吁求的继承者。

正是在此时，法国的知识分子们在学会跟随的同时，也学会了领导。通过与毛主义者的接触，同时也作为五月事件带来的结果，他们向自己曾经倾心的雅各宾—列宁主义独裁政治体制告别。他们终止了自己的官僚作风，并将民主的谦逊美德内在化。在五月事件的余波中，他们使自己与新的社会斗争形式相调合。在他们对于后五月事件的认识当中，对于颠倒错位的政治不公的关注促使他们时时留意“社会”的美德与来自社会下层的政治斗争。结果是，法国知识分子的生活被彻底转换。萨特式积极参与的知识分子模式得到延续，但其内涵已被彻底改造。在洞悉了政治先驱力量的孱弱现状之后，法国作家与思想家重估了德雷福斯事件当中的支持者们所遗留下来的世界知识分子传统：这些世界知识分子曾通过夸耀永恒的道德真相以令当权者汗颜。

在一定范围内有关毛主义者的讨论是有价值的，那就是将其作为一个建设性的政治学习过程的典范案例。毛主义者最先以政治独断论者与忠诚信徒的面貌出现。然而他们不久就发现，根本不可能使亲中的意识形态盲从者与五月风暴的解放精神达成和解。一旦他们停止用革命口号欺骗自己，他们就开始以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理解政治。“文化革命”的概念因此被彻底转换，它不再是一个排他性的中国式参照点。相反地，它转而代表了一种政治思考的新方式：放弃夺权的目标，转而从更广泛的风俗、习惯、性、性别角色与人的社会交往等角度开创一个民主革命。

最终，这些青年左派开始意识到人权与自由意志的社会主义的价值并不相互抵牾，而是互为补充的。毕竟，正是法国在1789年创造了人权与公民权（Rights of Man and Citizen）。在“人权”（Human Rights）这一更具当代性的伪装下，他们现在所重返的，正是这一传统。

1、一次寻找自身阐释对象（事件）的阐释行为

常有一个说法，或许只是半开玩笑的，认为法国68年的五月风暴是对自身“阐释对象”（事件）进行寻找的一次“阐释行为”——历史学家、权威人士与政客如此一致地竭力将智性意义加诸这一系列事件，而这些事件似乎时时都在违抗着概念上齐整的连贯性。

在法国与美国，将1960年代视为一个绝对灾难的观点已成为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产物。在大西洋的这一边，战后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诸如城市骚乱、吸毒、离婚率的增速与对于权威敬意的日渐消退，一律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这一美国历史上最具灾难性的时期，这已成为新保守主义历史叙述中的一个老生常谈。新保守主义奠基人之一，诺曼•波多雷茨（Norman Podhoretz），确信1960年代见证了一个不可逆的文化灭亡过程：“奥登的‘低迷且不守信的十年’[3]，当然是指1930年代；它的‘睿智的希望’集中于苏联所建设的工人的天堂。我们的相应副本是1960年代，而它不甚睿智的希望并不集中于建设，而是集中于破坏——对一切构成美国生活方式的体系的破坏。”[4]在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看来，美国历史拥有一段350年的连贯叙述，直至1960年代由于自由精英的越轨与反文化的享乐主义而使得一切被瓦解。[5] 施特劳斯派政治哲学家阿兰•布鲁姆推进了这一论断，暗示新左派在本质上是希特勒青年团的复活。“历史总是重复自己，”布鲁姆评论道，“1960年代的美国大学正在经历与1930年代的德国大学相类似的理性询唤结构的瓦解。”[6]布鲁姆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大学被有暴力倾向的非裔美国学生团体围攻的令人不安的图景。十分典型的是，自由主义的大学的行政部门懦弱地听命于学生团体的要求。大多数学生如同绵羊或旅鼠，被非理性的党群性所激，仅仅是跟从。与此同时，博学的精英拥有“正确的理性”——布鲁姆与他的朋友们——却被边缘化与回避。正如柏拉图洞喻中的主角，他们已看见日光——只有他们知道真理的真正所在——但是民众，陷于激情的目盲之中，拒绝留意他们的忠告。然而，到了应对当局军队的暴力与破坏进行评价时，他的书却令人好奇地保持沉默。

布鲁姆的叙述是从时代的过多现象中合乎时宜地抽提出来的：弥漫的种族主义，政治精英的不负责任，城市衰落显著影响着少数族裔与社会下层，并且，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一场不公平的战争，由有形的不道德手段所发动：汽油弹，不加选择的空中轰炸，冷酷的“搜剿”任务。在美国采取行动阻止东南亚的共产党扩张期间，愈两百万越南人（其中大部分是平民）失去了生命。在新保守主义者看来，越战从根本上是一场“好的战争”。然而美国的斗志被自由主义者、抗议者与逃避兵役者暗中使阴谋破坏了。最终，国内的代际战争悲剧性地、不可避免地妨害了在国外的战争效果，使美国丧失了对抗一个不信神的、有害的地缘政治学敌人的胜利。

人们可以抓住新保守主义者有关1960一代人的 “传统的智慧”，立足这一点，人们将更接近于事实。并未成为日益增殖的不道德的源泉，1960年的一代事实上是单纯的“道德的”。对许多活跃分子来说，来自社会正义的律令成为了一个困扰，“在真相中生活”是一真正的信条。新保守主义者的兄弟情谊忽略了一些事实，那就是在种族隔离的南方当一个“自由的骑手”需要公民勇气的深刻传统；冒着因自由言论或自由集会而被捕的风险；游行反对一场非道德的战争；作为出自良心的举动而焚烧某人的征兵卡；自愿移居国外而不是杀死无辜平民，正如武装力量时常要求的那样。

2、文明的崩溃？

在法国，对于68一代及其遗产的怨恨同等普遍。当五月事件达到高潮时，正是戴高乐总统自己定下了调子，哀叹道：“改革，可以；动乱，不行！”在这位将军看来，学生活动者们并没有阐明任何可识别的政治目标。他们只激起了一个纯粹的无政府状态的爆发。当局的军队对该状况彻底失去控制，导致“文明的崩溃”，只有政治当权者以严厉的重建措施才能补救。在戴高乐主义者那里，一种全球性的“文明的危机”这一观点颇为流行。在这一观点看来，并不应归咎于戴高乐式的独裁统治，相反地，法国只是更为普遍的全球性混乱状态中一个不幸的受害者。技术进步的速度——“现代化”的节奏——其增速已超过了市民们在道德与心理上与之相适应的能力。这些适应性危机导致了多种形式的道德沦丧行为：骚乱，抗议，反叛，以及普遍的社会动荡。戴高乐很遗憾：法国青年对现代消费社会并不买账。但他也隐藏了自己的担心：一个更为普遍的生活“机械化”会最终控制人们，个体的人在其中将不可避免地被压碎。 [7]

关于五月反叛运动最具影响力的保守主义阐释是由法国右派的老前辈，雷蒙•阿隆（Raymond Aron）作出的。在《费加罗报》发表的一系列与五月事件同时展开的文章中，阿隆用自身独到的洞察，将学生暴动描绘成一个“心理剧”——一场“类革命”。阿隆的贬损者臆测道，他试图将五月风暴视作对现状不满且不能适应的青年内部的一次叛逆。据称，他并未严肃对待学生们的政治要求，而试图将讨论转移到青春期社会心理的“临床”层面。

阿隆的评论抓住了五月运动并不为人所关注的一些本质要素。那就是，尽管反叛者们不断地在口头上赞成法国大革命传统的理想，但这些宣示更多地是在修辞层面，仍停留在引证或是模仿的层面上。68一代正在模仿他们18、19世纪的先辈们。五月事件是对革命哑剧的一个堂皇模仿。因此，横亘在反叛运动的修辞学维度与活动者真实意图之间的巨大鸿沟，是“改革的”而不是“革命的”。阿隆识别出五月风暴体现的不是法国大革命传统的顶峰，而是它弥留之际的喘息。

同样敌视五月风暴之遗产的还有这场运动的共和主义贬损者。在共和主义者那里，五月运动被标识为法国青年出于自我纵容与享乐主义而放弃对权威的敬仰的时刻。迄今为止，法国社会是由庄严的社会公共机构组成：大学系统，天主教堂，军队，贸易联盟，政党，等等。随着五月运动反权力主义信条的胜利，这些公共机构顿时失去了自身的合法性。五月反叛运动加速了法国朝向一个离心的、碎片式、原子论社会的转变：成为一个由自我关注、自我崇拜的个体所构成的政体。更糟的是，这正是法国持续而不可逆地“美国化”的时期。以此为视角，在五月事件的余波中，不可能建立有意义的持久的联系。社会团结被持续侵蚀——被牺牲在美国式占有型个人主义的祭坛上。 [8]

共和主义者对五月运动的诅咒在1990年代获得了一次复兴，部分得益于像米歇尔• 维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与米歇尔•勒当泰克（Michel Le Dantec）这类小说家的流行。米歇尔•维勒贝克的小说中满是人格不健全之类的浪荡子。这类人散漫地从令人精神麻木的工作中——常常是高科技部门或是性旅游业——游荡到不带情感的性的平庸、机械的冷酷关系中。由于不具备表达情感或是建立联系的能力，维勒贝克的支持者们引领着无声的绝望的生活，正如这位小说家用流畅的直率所描绘的：

你的传真纸已经更新。你的账单按时支付。你上街时从不忘带身份证。但你没有任何朋友……事实上没有任何东西能使这些不断加速反复的时刻中止，你的彻底的孤独，对全部消耗的空虚的知觉，对你的存在正接近一个痛苦而终极的终点的预感，所有这一切将你撞进一个真切的痛苦状态 ……你已有了人生。曾经，你正在经历人生。当然你不是很记得它；但是有照片能够证明。 [9]

尽管维勒贝克笔下的人物对作为68一代来说还太年轻，但他们在心理上与情感上的缺陷则被用以意指那个时期灾难性的政治与文化遗产。

毫无疑问，五月反叛运动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显著增加了乌托邦式政治期待的阻碍。左派人士确信“光辉的乌托邦的未来”数月后就将到来，同时戴高乐专横的第五共和国也将明晰地走向终结。不久，想象力就将获得权力，正如最著名的五月运动口号“想象力正在夺权！”（“L’Imagination au pouvoir!”）所预言的那样。

法国社会的确在五月暴动的余波中发生了根本变化，尽管这种转变无疑并不像许多先前68一代所期望的那样深远而彻底。发生的变化更为微妙且长久，更是改革的而不是革命的。这些变化多半在“文化政治”更为难以确定的领域蒸发了，而这有助于解释中国的文化革命在广泛的左派学生团体眼中的重要性。被论及的转型关涉到社会交往方式与对于社会角色的看法：质疑性别，诉求权威，还有迄今被忽视并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的地位——女性，移民，同性恋与失业者。

基本说来，五月风暴完成了对日常生活的一个彻底而富于戏剧性的转变。日常生活的政治作为一个“退出策略”（“exit strategy”）发挥作用，允许法国青年人逃离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教条与法国共产党强加的世界观束缚。它使活跃分子们得以阐明广泛的前政治的，“存在主义”的关切：有关心理、性、家庭生活、城市主义与人类基本的亲密关系的问题。正是通过关于日常生活的论述，这些学生激进分子得以更新当代社会批判的语汇，使之适应现代世界特有的挑战。[10] 在晚期资本主义统治的情况下，活跃分子们的核心问题之一，不再限于在马克思那里占据中心地位的劳资对立。相反地，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商品化逻辑——这个进程需经由人际关系的量化、钝化与物化——已越出工场的界限，渗透并弥漫至整个社会生活之中。

3、天空的另一半

在60年代，毛泽东主义的盛行伴随着第三世界主义的迷醉。毕竟，中国——“天空的另一半”——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1949年，继20年的漫长斗争之后，毛泽东成功地将蒋介石的国族主义驱逐出大陆。从而，他成功地为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以农民阶级为核心的革命模式——一个似乎很好地适合于这个全球性反殖民斗争时期的模式。很快，中国式“农民共产主义”的吸引力通过卡斯特罗在古巴的夺权，以及越南人民摆脱美国帝国主义束缚的英勇努力而被放大了。

1960年代是一个西方现代性剧烈袪魅的时期。发达工业国家的居民们发现富裕不仅没有带来幸福，二者还常常目的相悖。对消费者选择权的展示令人目眩，加剧了身份焦虑。同时，西方人通过购买力来自我定义，从而丧失了对人性本质的洞察：家庭，友谊，以及一种摆脱所谓的文化工业预制的娱乐而获得快乐的能力。[11] 在1968年的一场演讲中，总统候选人罗伯特•肯尼迪雄辩地提炼了一代人普遍而深层的不满情绪：

在经济发展的单纯延续中，在全球商品的无穷积累中，我们找不到国家意志与个体满足感。我们无法通过道琼斯指数，或是国家GNP(国民生产总值)的成就来衡量国家精神。因为GNP包含着空气污染，以及清理高速路上血腥事故的医疗救助……GNP包含着红杉林的破坏与苏必利尔湖的死亡。它与汽油弹、导弹与核弹头同时增长……它包含着……美化暴力并向我们的孩子们销售商品的电视节目的播出……它并不容许我们家庭的健康，教育的质量，或是玩耍的乐趣。它对我们工厂的整洁与街区的安全漠不关心……简而言之，它衡量一切，除了那些真正赋予生命以价值的东西。 [12]

记者、学者、以及知识分子们暗自忖度，中国式工业化道路是否可能成为一个可行的现代化路径，由此或可规避占据统治地位的西方模式的不安与动乱。从而，中国式社会主义又被视为一切政治信仰及思想倾向遭受幻灭的西方人的映射屏。

从19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开始，毛泽东就尝试着转换从俄国传来的革命主义旗帜。苏联被嘲讽为“社会帝国主义”与“修正主义”—— 一个政权，对深化自身的地缘政治目的兴趣远甚于促进世界革命的目标。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试图将中国革命斗争的模式输出到其它深受西方帝国主义不公正待遇的发展中国家。他的理论规划了一个与反殖民主义的时代精神相协调的两阶段进程。第一阶段限定在对抗殖民压迫的民族解放斗争。第二阶段将着手进行政治与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左翼同情者之中，中国之星的上升伴随着苏联的下降。强制劳动营被揭露的事实，1956年匈牙利苏维埃起义的残酷镇压，赫鲁晓夫同“和平共存”这一异端邪说的暧昧以及使苏联丧失信用的“实存社会主义”。这一切愈益清晰的表明苏联马克思主义已丧失了所有进步主张，而退化为一个排他的、专制的“合法性的科学”。相反地，共产主义中国则呈现出一幅单纯而快乐的人民并肩劳动，以创造一个真切的人道社会主义的图景，而中国正从这一误导性的图景当中获得声誉。

毛主义的全球声望被进一步加强，因为伟大的舵手在1966年发动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外人看来，文化革命似乎是一个值得称许的努力，可使中国共产主义原初的革命动力重新焕发活力，以此规避深害着苏联共产主义的官僚式的固化。事实上，难以获得关于文化革命飘忽不定轨迹的可靠信息，明显对中国有益。西方记者们那些庆典般的记述，描述了通往社会主义的中国式道路的荣耀，增强了既有的亲中倾向与信念。

不同于苏联，中国从未试图精心编排一个国际性的共产主义运动。有了共产国际（1943年解体）的经验，俄国人在此领先了太多。此外，中国国内政治的多变，正如政治口号的突然更替所呈现的那样——从“百花齐放”运动（1956-1957）到“大跃进”（1959）再到“文化革命”（1966）——使得中国看起来像是个不可靠的政治模式。

毛主义仍在许多第三世界革命的拥护者当中获得了赞同，特别在南美与亚洲。由于坚信毛主义关于农民共产主义的主张将富于成效地转化到拉丁美洲，秘鲁极左分子游击运动组织（Sendero Luminoso），或称光明之路（Shining Path）建立了毛派系谱。在尼泊尔，毛主义游击队依然活跃在反对保皇党的斗争中。[13] 在1960年代，毛主义也显著侵入西方左派人士当中。在德国，一种教条的、斯大林式的毛主义在众多所谓“K”群体（K= Kommunist 共产主义）中扎下根来，并在1960年代与1970年代迅速发展。[14] 在意大利，同样有一些意大利共产党中的持不同政见者表现出对毛主义平民论的倾心。

在美国，毛主义在黑豹党（Black Panthers）中获得了关注，在1960年代，黑豹党通过在柏克利史鲍尔广场售卖毛泽东语录募集资金以购买军火。激进分子的日报《黑豹》充斥着毛主义的口号。黑豹党认为，毛泽东将受压迫的大众提高到革命核心地位与受压迫的非裔美国人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然而，比起严格的学理问题，毛主义吸引力中的大部分更多集中在政治斗争美学上。像休伊•牛顿（Huey Newton）与埃尔德里奇•克利弗（Eldridge Cleaver）这样有魅力的黑豹领导人更迷恋于毛主义口号，例如“枪杆子里出政权”，“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在法国，对苏联与法国共产党（PCF）的幻灭感使得毛主义的势力大增。法共（PCF）作为纳粹占领时期的抵抗斗士有着英雄般的政治经历。在法国解放后首次全国性选举中，共产党人是最大的得票者。法共在法国政治系统中享受着一个极舒适的地位，一般获得近20%的选票。然而，在许多左翼人士眼中，共产党人已变得过度自满。于是，保守的选举人的胜利似乎亮出了根本改变政治的承诺。此外，法共获得了欧洲共产党中“最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这一靠不住的名声。它对莫斯科的卑躬屈膝更使之声名狼藉。1950与1960年代是一个传奇的文化动乱时期——新小说与新浪潮电影的时期。在左岸团体中，存在主义者与结构主义者进行了一场关于知识分子领导权的多层次斗争。法共在这方面似乎陷入了始于1930年代的落伍争论。该党在智识上的停滞显而易见，众所周知。更为焦虑的是这一事实，即在吸收新成员尤其是法国青年人中，法共的领导遇到重大的困境。

因此，当1960年代前期中苏争端爆发时，在许多人看来，中国共产党将死气沉沉的“修正主义”与苏联马克思主义等量齐观的做法是令人信服的。1964年，一些前共产主义者完成了他们自身的亲中细胞分裂，形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the Fédération des Cercles Marxistes-Léninistes）。1966年，值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之时，这个群体在北京官方的祝福中，对法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MCF-　ML）进行了再洗礼，并将自身转化为一个真正的政党。然而，他们在复活马克思正统学说的路上并未走远——在MCF-ML 的顽固分子看来，法国共产党最大的过失是它至今仍是不够格的斯大林主义。MCF-ML从未成功吸引到众多追随者。他们受到北京的庆贺，也受到中国在欧洲唯一的同盟者，阿尔巴尼亚的恩维尔•霍查[15] 的庆贺；但他们注定仍是法国政治版图上一个无关紧要的光点。

据估计，在1968年的法国大约有1500个毛主义者。其中大约35%集中在rue d’Ulm 地区，法国最著名的大学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所在地。在法国学生当中，师范学校学生是精英中的精英——然而，大体上他们被隔绝于第五共和国散漫的政治机构，并被越战的新殖民主义恐怖激发。在他们眼中，美国只不过拾起了法国在1954年放弃的印度支那地区。师范学校学生的亲中错觉在一个独具特色与鼓动性的电影中获得不朽——新浪潮电影的神童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的《中国姑娘》（La Chinoise）。今天，众多前毛主义者，经历了“穿越制度的长征”，已成为法国文化界与政界的杰出人物：哲学家，建筑学家，学者与社会党的顾问。

令人好奇的是，在1968年春，当五月风暴发生时，毛主义者无处可见。作为他们自身意识形态独断论的囚徒，他们难以彻底理解这一点，即作为一次学生反叛运动开端的事件何以成为一个普遍的政治起义的催化剂。他们对于五月风暴政治意义的错误估计长久地纠缠着当中许多人。倘若法国学生毛主义者的叙事在1968年突然中断，那么这个故事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令人好奇的政治脚注，遑论一种更为普遍的社会剧变。

毛主义者们直至后五月风暴时期才发挥出他们正常的政治水准。他们从一个由边缘群体构成的杂乱联合体——移民，失业者，囚犯，同性恋者——获得了可观的关注度与赞扬。法国政府，正值戴高乐的继承者乔治•蓬皮杜掌权，认为只要逮捕他们的领导者并扣押他们的出版物就能有效地压制他们。然而，接下来的行动表明，法国当权者只是成功地将这些人变成了殉道者。

4、知识分子的时刻

1970年代早期的主要知识分子，如萨特，福柯与《如是》团体（Tel Quel）被毛主义所吸引，认为那是理解“介入”的价值的最有效的途径。在1970年春毛主义领导分子被捕之后，萨特成了数份毛主义报纸名义上的领导者。他在一系列毛主义抗议活动与“运动”中陪伴着毛主义者。为了公开宣示他对毛主义的政治忠诚，萨特在巴黎的林荫大道上公开发放被禁的毛主义报纸，险些被法国当局逮捕。萨特为一本毛主义自传式的文选写了序言，并与毛主义学生领导者皮埃尔•维克多（Pierre Victor）一起出版了一巨册政治语录《造反有理》（On a raison de se revolter；“It’s Right to Revolt”)。他也将自己声名卓著的知识分子—政治月刊《现代》（Les Temps modernes），向着他毛主义的同事打开。他与毛主义者赛季•朱里（Serge July）一同创建了一个左翼出版机构——《自由》（Libération）。在数年内，这一审慎的新闻企业成长为法国发行量最大的日报之一。[16] 对老派哲学家而言，在被结构主义者公开宣称为“死狗”之后，与“亲中”左翼人士的便宜联姻便意味着自身在政治上的复活。

在1968五月风暴期间，福柯在突尼斯任教。他的同事丹尼尔•德菲尔（Daniel Defert）通过电话告知他巴黎发生的情况。在返回巴黎之后，福柯成为新的“实验的”巴黎第八大学哲学系主任，在此他热切地用毛主义激进分子来编制该部门：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雅克•朗西埃（ Jacques Rancière），安德烈•格吕克斯曼（André Glucksmann） ，以及雅克•阿兰•米勒（Jacques-Alain Miller） 。有一个时期，福柯被警方跟踪，因他们将他认定为巴黎八大的毛派领导者。[17]

福柯从五月事件中汲取了生成性的政治教训。他知晓了“政治的”边界已被持久地扩展。政治再也不会被简化为“阶级斗争”，或是消极自由与公民自由的资产阶级理想。相反地，新的政治利害关系从属于一种新的模式，即知识的政权被转译为特定的制度实践的方式：监禁技术，人口控制，连同据称“中立”的科学分类方法——正常对抗反常，偏差对抗整一，诸如此类。

福柯在巴黎第八大学的任期很短。在1970年他被授予了法国最高的学术地位：法兰西学院的一个教授席位，在那儿对他的唯一要求是每两周作一场关于其研究进展的讲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当着其智识加冕礼的契机，福柯全身心地与毛主义团体监狱情报团体（Groupe d’Information sur les Prisons ，简称GIP )投入到政治行动主义当中。GIP开始成为在狱中的毛主义激进分子的支持团体，其中许多人活跃在遍布法国的反饥饿罢工之中。然而，很快这一知识分子与毛主义积极分子的松散联盟便壮大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在狱者支持团体。

尽管GIP是由知识分子们建立的，但它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主张自由意志的毛主义团体，革命万岁！（Vive la Révolution!） GIP的架构与组织实践是彻底的毛主义的。正是毛主义者们提供了油印机、设备、以及会议场所。它用以搜集法国监狱状况相关信息的手法也是基于有天赋的毛主义者的调查策略：将自身渗透到民众当中——“到群众中去”——以此使得被压迫的人们用自己的语言描状自身的苦难；一个坚持毛主义座右铭的实践，“一个人只有屈尊下马才能嗅到花朵的芬芳。”

福柯被毛主义所激发的这段政治战斗时期很少被加以仔细审视。然而，如果人们想深入了解福柯诸如“系谱学”、“微观权力”、“规训社会”这些概念的生成过程，对这一阶段的了解是具有决定性的。因为正是他与毛主义者的共同工作使得他得出了“权力的微观物理学”（microphysics of power）这一概念，进而成为其后期作品的标志特征。其后，福柯不再根据司法的模型以压制、否认、拒绝的能力来构想“权力”。而是，他将权力看成是“生产性的”：作为一个社会控制的机体，在身体、风俗与思维习惯上烙下可识别的、肯定性的印迹。

在菲利普•索来思（Philippe Sollers）的管理下，《如是》开始成为萨特“介入”观念在文学上的一个挑战。在《如是》看来，通过将文学附属于政治，萨特冒着忽视或歪曲文学艺术自身独特性的危险，与 “改变世界”比起来，文学更重要的是推进其自身特性与品性。通过阐释阿兰•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与纳萨莉•萨洛特（Nathalie Sarraute）的作品，《如是》开始推崇新小说(nouveau roman)。此后，借着结构主义之风潮，《如是》向着福柯、德里达与同类作者张开了怀抱。然而，伴随着左岸反越战抗议活动的爆发，马克思主义再度流行。以此新的政治优势的观点，萨特“介入”的理念似乎应重新加以审视。

最初，《如是》试图加入法国共产党的势力——在贬损五月事件的PCF（法国共产党）看来，这一结盟被证实是一个战略上的失误。在后五月事件时期，索来思试图通过将自己的期刊与毛主义结盟来对自身的罪恶做出补偿。《如是》的亲中时期是自成一格的（sui generis）。这一团体奚落萨特与福柯所支持的毛主义学生组织。相反地，他们希望他们对毛主义的践行能够像他们早期与苏联共产党结盟时期一样保持纯粹并且不妥协。《如是》开始发表一些关于文化革命的专辑。索来思与朱丽亚•克里斯蒂娃学习了足够的汉语以将毛主席的诗歌翻译成法语。在1974年，在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陪同下，这一团体开展了一个向着共产党中国的朝圣之旅；尽管到那时已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的政治乌托邦主义的经验业已变质。

5、知识分子的忏悔

自18世纪以来法国的作家与知识分子就已经享有作为一个特权阶级的身份地位。在法兰西共和国他们作为真理、正义、善行的公断者而行使职责。这一趋势的顶峰发生在德雷福斯事件，当时，在左拉的指导下，知识分子们把那种不公正地监禁上校的司法误判扭转了过来。

五月风暴给法国知识分子们上了一堂关于谦逊的课，然而无人事先预料到这一点。结构主义者们发出了他们著名的宣告，历史变化只是幻影。“事件，”他们宣称，是过去的事。主流左翼人士指望着法国工人阶级发挥自身被赋予的资本主义掘墓人这一历史角色。但是，事实上，法国的工人们对战后时期的富足成果十分满意：光辉三十年（les trentes glorieuses）[18] 。因此，当五月风暴爆发时，知识分子们被放逐到扮演一系列琐碎事物与赞成的角色——这些使骄傲的领路者多半不能适应的卑微工作。对战后法国政治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偏见仍然主要集中于工作场所。然而，反叛运动已在别处爆发：楠泰尔（Nanterre）,索邦（the Sorbonne）, 以及拉丁区的偏僻间道。唯一已预见到五月风暴转变因素的知识分子是那些位于“左翼中的左翼”的人士：他们是与革新的先锋派组织——诸如情境主义国际（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19]、论证（Argument）、以及社会主义或野蛮状态（Socialism or Barbarism）等——联合的青年左派（gauchistes）。五月风暴的特征之一，即是直接民主与工人领导从外围转移至中心。

回顾过去，人们可以很轻易地嘲笑法国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过度轻信，嘲笑他们太轻易地沉溺于毛主义当中。今天，发动文化革命的不稳定性（instability）已被很好地证明，并且中国自身也早已背离伟大的舵手所制定的革命路线。

如果法国知识分子与毛主义的故事纯然是一个轻松歌舞剧的俳语，那么它就几乎不值得详述。回溯起来，在1970年代早期牢牢掌控法国的毛主义迷狂突出表现为一种代际仪礼。在学生与知识分子中间，对于文革中国的确认变成了一种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约束中逃离出来的退出策略。早些时候，革命的中国不再作为一个经验主义的参照。相反地，它变成了一个比喻：青年左派政治幻想的一个投射。正如毛主义者自己后来阐述的那样：这一事件变成了“我们头脑中的中国”。“文化革命”的形象已被从它在亚洲地缘政治学的锚点分离开来。在众多非预期结果的一个教学案例中，它出人意料地熔合了1960年代的法国文化先锋派所详尽阐述的“日常生活批判”。

五月风暴标志着“先知式的知识分子”的黄昏：那些宣称对历史进程有着特殊洞见，并为愚昧大众划定前进方向的名流作家或思想家。学生积极分子帮助更新了政治激进主义的词典。通过剧烈地反对那种关于一个革命先驱的观点，他们在将列宁模式丢入历史垃圾箱的过程中迈出了重要一步。

新的谦逊美德在福柯“特殊知识分子”（specific intellectual）这一概念中获得表达，以具体的、本土的斗争来承载“争论”的行动。福柯与他的同路者由此通过那种始终置于某种境遇以及特定场域的“抵抗”抛弃了传统的关于一个光芒四射的乌托邦未来的革命愿景。

然而，福柯对于特殊知识分子的支持不会是最终的结论。1968事件参与者们意识到他们无法尽除德雷福斯事件所树立的世界知识分子典范，这些知识分子通过更高的正义或是真理的理想对抗当权者，并在道德上使之汗颜。索尔仁尼琴关于苏联古拉格集中营的揭露，在法国最早发表于1975年，与高棉屠杀区揭露的恐怖事实——文化革命彻底失败的又一经验——一起促使法国的知识分子们确信人权观念值得加以重塑。鲜有人将其视为政治万能药。然而大多数人承认法规作为一面“魔墙”发挥着作用——一个司法—政治的权宜之计——时刻检视着专制，因之有助于避免最坏的结果。由此，五月风暴的反权力主义的精神滋养了一个有思想性的、持久的反极权主义政治信条的发展。

[1] * Sinophile :中国欣快症，中国爱好者。指不以中文为母语，而对中国文化或中国人表现出强烈兴趣，或对中国历史、政治等有独到研究者。

[2] * Tel Quel ：法国的一本激进文学杂志，由菲利普·索来思与让·埃登于1960年在巴黎创办，季刊。以发表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强烈批判著称，在60、70年代汇集了一批年轻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理论家。英文题为《AS IS》,国内或译为《如是》。

[3] * W.H.奥登(Wystan Hugh Auden, 1907-1973)，被公认为艾略特之后最重要的英语诗人。此处指其发表于1930年代反映美国社会凋敝现状的诗歌《September 1, 1939.》诗的前五行：I sit in one of the dives/On Fifty-Second Street/Uncertain and afraid/As the clever hopes expire/Of a low dishonest decade.

[4] Norman Podhoretz, “American at War: ‘The One Thing Needful,” Francis Boyer Lectur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Washington, D.C. February 13, 2002.

[5] 引自Fred Barnes, “The Revenge of the Squares: Newt Gingrich and Pals Rewrite the 1960s,” New Republic, March 13, 1995, 23: “伟大的社会将所有东西混合了起来：不工作，不进食……从1965年到1994年，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做了许多怪异的事情。现在我们已经忍受够了，并且必须采取恢复行动了。”

[6] Allan Bloom,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How Higher Education Has Failed Democracy and Impoverished the Souls of Student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7), 313.关于新保守主义对于1960年代的看法更为具体的阐释，参见 Peter Steinfels, The Neoconservatives: the Men who Are Changing America’s Politic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79), 44-48.

[7] Antoine. de Boisseau, Pour Servir Le Générale, 1940-1970 (Paris : Plon, 1976), 89.

[8] 关于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参见Régis Debray的著作, Le Pouvoir intellectuel en France (Paris: Ramsay, 1979); Luc Ferry and Alain Renaut, 68-86: Les Itinéraires de l’individu (Paris: Gallimard, 1987);  Jean-Pierre Le Goff, Mai ’68: l’héritage impossible (Paris: La Découverte, 1998) and Guy Lipovetsky, L’Ere du vide (Paris: Gallimard, 1983) 以上书目作为参考。关于对1960一代人的普遍敌意的分析，参见Daniel Lindenberg, Le Rappel a l’ordre: rapport sur les nouvelles réactionnaires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2002).

[9] Michel Houellebecq, Extension du domaine de la lutte (Paris : Editions Maurice Nadeau, 1994), 8.

[10] 关于日常生活政治的两个经典文本，参见Henri Lefebvre,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trans. S. Rabinovich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1); and Raoul Vaneigem, Treatise on Living for the Use of the Young Generation (New York: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1970). 关于五月风暴的知识分子背景，参见Epistémon, Ces Idées qui ont ébranlées la France (Paris: Fayard, 1968).

[11] 参见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Adorno, “The Culture Industry: Enlightenment as Mass Deception,” in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trans. R. Cummings (New York: Continuum, 1972), 120-167.

[12] Robert Kennedy, speech at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 18 March 1968, in Robert Kennedy, In His Own Words : The Unpublished Recollections of the Kennedy years, eds. Edwin O. Guthman and Jeffrey Shulman.(Toronto : New York : Bantam, 1988).

[13] 参见Somini Sengupta,  “Where Maoists Still Matter,”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October 30, 2005.

[14] 关于这些组织及其活动的讨论，参见Andreas Kühn, Stalins Enkel, Maos Söhne. Die Lebenswelt der K-Grupp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r 70er Jahre (Frankfurt/New York: Campusverlag, 2005).

[15] *恩维尔·霍查（Enver Hoxha，1908—1985）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国务活动家。曾留学法国，回国后积极参与国内斗争，后成为该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在长期担任阿尔巴尼亚党、政、军最高领导职务期间，提出了一整套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16] 参见See Bernard Lallemont, Libé: L’œuvre impossible de  Sartre (Paris : Albin Michel, 2004).

[17] 参见 David Macey, The Lives of Michel Foucault (New York: Pantheon, 1993), 228. 正如作者所证明的：“福柯的思想自然地被毛主义吸引。”

[18] *光辉三十年：Les trente glorieuses，thirty glorious years， 1945-1975。指上世纪40至70年代法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时期。战后，经由50年代“欧洲经济共同体”削减关税，扩大市场，法国成为世界第四大出口国，进入了空前的繁荣。

[19] *情境主义国际：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1957-1972，是法国新左派(French New Left)的主要支持力量，情境主义作为一种批判的艺术观念在五月风暴中开启了所谓新型“文化革命”的先声。该组织对消费资本主义(Consumer capitalism) 与实存社会主义（really existing socialism）持完全抗拒态度，其主要代表人物与作品包括：德波 (Guy Debord)的著名论著《景观社会》(1967)与范内格姆 (Raoul Vaneigem)的《日常生活的革命》(1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