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盛通 信息电话:用兵如神：将帅风采之开国上将

肖克上将简历：

肖克（1908～）湖南省嘉禾县人。1926年参加国民革命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24师连长。参加了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湖南宜章黄沙堡游击队队长，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连长、营长，第1纵队参谋长，第12师师长，红一方面军独立第5师师长，红8军军长，红6军团军团长，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红31军军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副师长，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华北军政大学副校长，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兼华中军区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军委军训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部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农垦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校长，国防部副部长兼军事学院院长和第一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第十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夫人蹇先佛。

肖克的故事：

肖克将军参加过南昌起义，那时20岁的肖克就已显示出了自己的才华。1927年6月21日，肖克随部队返回汉口刘家庙。部队在武汉训练一月后，就参加东征讨蒋，乘船去九江。这时，汪精卫等在武汉分共，而肖克他们并不知道国共分家的情况，也没有意识到即将要参加一场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伟大行动――南昌起义。肖克及战友们从武昌乘轮船到了九江，这时的九江，里里外外住满了军队，除了肖克所在的24师，还有黄琪翔的第4军、贺龙的第20军以及朱培德的部队。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彻底背叛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从此国共分裂，汪精卫同蒋介石一样，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肖克在九江，感到形势严峻。不久，党内开始批判汪精卫，政治部也半公开地进行反汪宣传。那时，多数连队有党员，营一级设党小组，团一级设党支部。党员身份、党内职务都不公开。到九江以后，二营廖快虎营长经常找肖克他们谈当时的政治形势，痛斥汪精卫背叛“三大政策”，是大家的敌人。在那段复杂艰难的日子，廖营长做了大量细致和卓有成效的思想动员工作，使大批有革命热情但又没有多少政治经验的青年党员，在革命的转变关头，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明确的方向。在离开九江前的一天，叶挺师长前来71团训话，他打着绑腿，军容严整，他要求部队继续执行总理的“三大政策”，坚持革命。又说，部队很快就要出发，铁军是有光荣传统的，要遵守纪律，爱护百姓。

7月20日，党中央一些负责人在九江开了个碰头会，决定实行“南昌暴动”。这个意见由瞿秋白带回武汉交中央，中央立即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并确定起义后，部队南下广东，占领海口，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再进行二次北伐。1927年7月下旬，部队从九江出发，向南昌开进。先坐了一段火车，又步行了一段路，在涂家埠还住了一夜，路上走了三四天，到南昌住了几天后，31日下午，廖营长和一营营长魏权通知连以上党员干部上街看地形。吃过晚饭，以“溜街”为名，肖克他们转了几个地方，把敌人的位置都搞清楚了。9点以后，开始做战斗准备。那晚，大家都没有睡觉，心情十分兴奋。虽然那时还没有意识到，这次行动对中国历史将发生具有转折意义的影响。但肖克他们觉得，能够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继续高举革命旗帜，说明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地肩负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8月1日凌晨两点钟，战斗打响了。肖克所在的团驻扎在城南松柏巷天主堂附近。天主堂内和距此不远的匡庐中学，驻扎着归附汪精卫集团的第6军57团，主要任务就是消灭这个敌人。当时给他的战斗任务是，率一个排的兵力，首先收缴敌三军医院的警卫武装。战事一起，他荷枪背弹，勇闯敌营，一举成功。随而归还主力，参加进攻匡庐中学的战斗。3营攻打天主堂，2营攻打匡庐中学。在营长廖快虎的率领下，大家一下子冲进学校，敌人撑不住，仓皇爬上城墙，企图逃跑。城墙上早已布置好了工人纠察队和公安局的警士，他们一阻击，敌人又退回原地。这时，我们就把敌人紧紧围住。天快亮时，敌人一个营全部缴械了。

南昌起义后，部队在南昌又住了几天，主要是作政治动员。起义时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发了不少文件，像《革命委员会联席会议宣言》、《农民解放条例》、《劳动保护暂行条例》等等，便组织部队学习。政治动员主要是解释南昌起义和南下广东这一战略目标的意义。从南昌出发，20军走前面，11军跟进。盛夏季节，赤日炎炎，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好在开始路还比较好走，路两边有很多老百姓摆摊，卖西瓜和其它水果，也有卖茶水的。北伐军在这一带多次来往，老百姓对北伐军的纪律非常赞赏。部队走过时，不断有老表们打招呼，作关切的问候，有的还主动递上瓜果和茶水。尽管行军十分辛苦，部队的士气还好。从南昌出发的两三天后，由于天气太热，人已非常疲乏。部队中大部分是湖南、湖北人，且多为农民，让他们远离家乡，艰难跋涉到广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两湖籍士兵不少开了小差，团里甚至有3个连指导员也走了。在整个起义军中，肖克领导的71团2营4连是保持战斗力比较好的连队之一，开小差的少，生病的也少。从南昌出发时，全连共有110人，到汀州时有八九十人，到广东后还有70多人，保留了近三分之二。这个连的班排长、司务长、通信员等骨干都是广东人，他们愿意回广东，情绪高，斗志旺，带动了部队。除此之外，肖克在管理和教育方面也确有独到之处。比如，注意政治宣传和思想教育工作。虽为连长，但是从指导员转过来的，因此肖克对政治工作也重视。从南昌到抚州途中4连指导员李亭林跑了，他就兼做指导员的工作。从南昌出发时，还收集了不少革命委员会的文件、传单、布告等，经常带在身上，早晚点名、行军途中常拿出来讲一讲。当时，肖克看到革命委员会的布告中，有宋庆龄和邓演达的名字，就向部队说：“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也参加了南昌暴动，跟我们一起南下了。还有咱们的总政治部邓演达主任（邓是北伐军的总政治部主任）也来了。他们同我们一起打回广东，再次北伐，实现总理的遗愿。”其实，肖克并不清楚宋庆龄和邓演达有没有一起南下，但他知道，当时，孙中山在部队中威信很高，这么一宣传，对连队影响很大，士兵们的情绪高涨，开小差、逃跑的少了。

李达上将简历：

李达（1905～1993）原名李德三。陕西省眉县人。1925年入平凉第2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任西北军排长、连长。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连长，湘赣边独立1师参谋长、第3团团长，红17师参谋长兼13团团长，红6军团参谋长，红2军团参谋长，红二方面军参谋长，援西军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参谋处处长、参谋长，太行军区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参谋长，第二野战军参谋长兼特种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兼云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计划和监察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兼国防体育协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顾问。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3年7月12日在北京逝世。夫人张乃一。

李达的故事：

李达是一个辅佐过11位著名将帅、担任过各级参谋长达33年的“参谋上将”，从抗日战争期间著名的神头岭战斗、白晋战役、百团大战、安阳战役，到解放战争期间著名的邯郸战役、上党战役、定陶战役、鲁西南战役以及渡江战役，无不体现着他的足智多谋、运筹帷幄。可鲜为人知的是，这位战功卓著的战将，在爱情路上却演绎了一段不寻常的动人故事。

说起李达上将与夫人张乃一的故事，还得先从张乃一说起。张乃一，原名张慧如，高小毕业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省城开封的女子中学预科。强烈的求知欲使她对各种新奇的知识如饥似渴。1936年夏，张乃一在几度中断学业后，仍然以高分考入了河南大学教育系。一入学，她就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积极组织进步同学成立了读书会，学习研讨马克思、列宁的书，宣传抗日救国。张乃一的表现很快引起了河南秘密党组织的注意，省委书记刘子久亲自与她谈了一次话，最终决定吸收她入党。1937年2月，张乃一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她工作干劲更足了，凡是组织交办的任务，她都不顾安危、不遗余力地完成。七七事变爆发后，党组织决定由张乃一带领30余名训练班的教员和学员去延安学习。

到延安后，张乃一受到了热情接待，一次，陈云来给大家做报告，希望女同志增强事业心，张乃一对陈云的观点深以为然，她平时就很欣赏汉代名将霍去病“匈奴不灭，何以为家”的豪言壮语，看到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抢掠、胡作非为，便暗暗立下誓言。不打败日本侵略军，不取得抗战胜利，自己绝不结婚！张乃一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30岁时，已成为高级党校仅有的几个女教员之一的她，还是孤身一人。延安的男同志比女同志多得多，有不少热心人为她牵线搭桥，还有人主动写信、赠诗，但张乃一始终没动过心。渐渐地，张乃一便有了一个“马其诺防线”的绰号，大家都认为谁都不可能赢得她的芳心。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乃一被安排到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太行根据地工作。一天晚上宿营，张乃一凑巧与汪荣华睡在一个屋。由于当时她与汪荣华还不熟，便礼貌性打了一个招呼就躺下了。汪荣华睡不着，便与同屋的太行军区文工团的一个女演员聊起了天，她们聊天的内容全都被张乃一听见了。谈到了李达。“咱们李参谋长可是个好人哪！”接着，便讲开李达参谋长的故事。这些故事，每字每句张乃一都听得清清楚楚，她心中暗想：李达参谋长倒真是一位少有的好人，这样的好人居然还有人同他离婚，真是让人想不通啊。

不久，张乃一来到太行根据地等候分配工作。不一会儿，一个马夫模样的人牵着头骡子来接张乃一，张乃一兴奋地骑上骡子就跟着他走了。眼镜店在涉县城里，可马夫没把张乃一往眼镜店里带，却把她带到了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屋里坐满了人，张乃一的熟人王维纲为张乃一介绍了起来：这是刘伯承司令员，那是邓小平政委，又突然拖长了声调：“这位是李达参谋长。”张乃一想：李达就是汪荣华大姐故事里讲的那个李达吗？张乃一不禁仔细打量起来。张乃一正对自己被拉过来见大首长感到莫名其妙，刘伯承问了李达一句：“参谋长，住处都安排好了没有？”“啊，住处？安排住处干什么，难道要我来司令部工作？”张乃一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可刘伯承他们心里面都跟明镜似的。原来，李达自打离婚后，独自带着孩子，生活过得很艰苦。大家觉得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都在帮他物色合适的对象。从延安路过的平杰三就给李达通了消息。他对李达说：“从延安来的女同志当中，只有两位没结婚。其中一位长得很漂亮，举止也风流；另一位模样中等，但人很老实。你自己说说，给你介绍哪一个？”李达毫不犹豫地说：“我要老实的。”于是，平杰三便把张乃一的情况向李达做了一番详细介绍。

张乃一被安排住在司令部的一间小屋里，李达当天晚上就去看望了她，与她拉起了家常。李达询问张乃一本人、父母、家乡的情况，他问一句，张乃一答一句，话不多。可当李达问起延安的情况时，张乃一来了精神，把延安的风土人情、工作生活细细地讲给李达听，让这位8年没去过一次延安的参谋长听得津津有味。第二天晚上，李达又来看望张乃一。不过，这一次他们颠倒了一下次序，李达讲，张乃一听。李达讲起129师在抗日战争中打的6个大恶仗，他不仅绘声绘色地讲了战斗经过，还简明扼要地总结了敌我双方的胜败得失。虽然张乃一听不大懂一大堆军事术语，但她还是被李达的谈吐深深地吸引了。第三天晚上，李达向张乃一讲述了自己的身世。接下来的十几天里，李达再忙，晚饭后总会准时来到张乃一的住处与她聊天。终于有一天，李达谈起了自己的家庭变故，表达了自己想找一位女同志做伴侣的愿望。一听这话，张乃一便低下了头，默不作声，李达便试探性地问：“延安的男同志比女同志多，你为什么没结婚成家？”张乃一一抬头，响亮地回答道：“我早年曾立下誓言，抗战不胜利就不结婚。在延安我拒绝过不少人，为此还得了一个绰号叫'马其诺防线’。”“'马其诺防线’？哈哈，有意思。”突然，李达话锋一转，真诚地望着张乃一，“如今日本鬼子已经投降，抗战胜利了。再说，'马其诺防线’也不是不能攻破的，你现在可以考虑成家了。”张乃一被李达的直率弄了个大红脸，沉默片刻后，她讲出了心里话：“我现在是可以考虑成家了，我都32岁了，我要找一个实在的人、可信赖的人、不会离开我的人。”李达会意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李达同往常一样按时到达，一进门就红着脸说：“我反复想了，咱们结婚吧！”张乃一被李达的话吓了一跳：“我们两人才认识20天，还是再增加一些了解才好。”李达见她这么说，一下子就急了：“这20天来，我们不是天天在互相了解吗？我觉得已经很了解你了，你是一个很好的女同志，正是我心目中的理想伴侣。对我的情况，你还想了解什么，提出来，我全告诉你！”望着李达质朴的面孔，回想这些天来的相处，张乃一猛然感到，眼前的他不正是自己多年来一直苦苦等待着的人吗？她相信自己的判断，相信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都不会离她而去的。于是，张乃一使劲地点了点头，认真地说：“好吧，我同意了，我们就结婚吧！”1945年12月14日，李达与张乃一举办了结婚仪式。为什么选这一天？李达告诉张乃一这天是他参加宁都起义的日子，是他从旧军人变成光荣的红军战士的日子，是他新生的日子，这天结婚可以赋予这个日子更多的意义。仪式很简单，两人在一起照了张相片，李达就去忙工作了。张乃一独自把“新房”收拾了一遍。所谓“新房”，不过是间旧屋子，屋里只能摆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

婚后没几天，张乃一就坚决要求工作，李达也支持她的想法。经刘伯承和邓小平批准，张乃一被安排到司令部情报处。这是张乃一从未接触过的工作，初干起来不免吃力，可张乃一拿出钻劲狠劲，没过多久就完全胜任了。李达和张乃一都是实诚人，结合以后朝夕相处，越发觉得情投意合。有一次，张乃一为李达洗衣服，衣服下水之前，她习惯性地先掏了掏口袋，怕口袋里有什么东西被水浸坏了，果然在里面找到一张写着字的纸。李达一见那张纸，一把抢了过去，抢过去后，李达觉得自己的行动太突兀，便回过头来向张乃一道歉：“对不起啊，别生气，这上面记的东西很重要。”张乃一不仅没生气，反而和声悦气地说：“我懂，这是纪律，该我看的我看，不该我看的我一定不看。”李达望着张乃一，幸福地笑了……

张宗逊上将简历：

张宗逊（1908～1998）陕西省渭南县人。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入黄埔军校学习，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革命军第8军3师9团营政洽指导员，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排长、连长。参加过北伐战争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第1团连长，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3纵队9支队支队长，红1军团第12军代参谋长，红12军第36师师长、军长、独立团团长，红5军团第14师师长，红军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红军中央纵队参谋长，红3军团第4师师长，红四方面军第4军参谋长，红军大学参谋长，军委1局局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358旅旅长，吕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第1纵队司令员，西北野战军、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和总参谋部军训部部长，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总后勤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届中央委员。1998年9月14日在北京逝世。夫人杜芳。

张宗逊的故事：

张宗逊上将在几十年戎马生涯中，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经历了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和建国后长期的军队建设实践，他的成长和沉浮一直与毛泽东紧紧地联系在一起。1927年春夏，正当国共两党合作讨伐北洋军阀的战争节节胜利之时，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在美英帝国主义的策动下，突然背叛了革命，于4月12日，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7月中旬，汪精卫在武汉也向革命群众挥舞起屠刀，全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发动武装暴动来对付国民党的屠杀，并指派毛泽东作为中央代表，到湖南和江西边界的浏阳、醴陵、安源等地，领导武装起义。经毛泽东紧张的组织协调，湘赣边界几个县的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和从武汉赶来的由中共党员卢德铭任团长的警卫团，被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下辖三个团，卢德铭出任军事总指挥。警卫团编为第1团，也是起义的军事主力。张宗逊在该团6连任连长。按照中央规定的秋收起义计划，9月9日开始暴动，各团由东向西攻击，目标是夺取长沙。由于敌强我弱，加上缺乏经验，起义很不顺利，损失严重，卢德铭不幸牺牲。张宗逊率领的连队，在第一团编成内行动，向西攻击时，担任先锋；向东撤退时，担任后卫。连续战斗十来天，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初步展现了他指挥作战和管理部队的才干，受到领导的好评，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秋收起义受挫后，人们思想上出现了波动，国民党调集来镇压起义的部队，正向起义军合拢。在此危急时刻，毛泽东断然决定，放弃西进夺取长沙的计划，改向东南湘赣边境的山区转移。又经十多天转战，起义军余部终于摆脱了强敌的追堵，于9月28日，进至江西省永新县境内的三湾村。起义军在三湾休整了5天，在毛泽东领导下，对起义行动作了讲评，对所剩部队进行了整编。将三个团缩编为一个团，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下辖1、3两个营（每营三个连）和一个特务连，共7个战斗连队，约一千人。由于建制单位大量减少，干部都降职任用，张宗逊调到特务连任副连长。特务连的主要任务是护卫毛泽东和团部，张宗逊带领一个排，专门担负毛泽东的贴身警卫，实际上成了毛泽东的首任卫士长。当毛泽东听说张宗逊是陕西省渭南人时，风趣地说：“啊，你来自八百里秦川，是姜太公的老乡呀！姜太公垂钓于渭水嘛！”此时，毛泽东把张宗逊和周王朝的开国元勋姜太公连在一起，显然对张含有激励之意。张宗逊性格内向，不善言辞，只是以微笑来答谢毛泽东的信任和鼓励。

那时的毛泽东，还没有多大名气，在不少职业军人眼里，他不过只是一位有学问的先生。当时的师长余洒度和团长陈浩等，都不服毛泽东的领导，时常同毛泽东争吵。毛泽东的处境十分困难，很需要人们的理解与支持，首先须有一些志同道合的弟兄来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并为他施展才华搭建舞台。此时的张宗逊等，恰好起到了这种作用。张宗逊时年虽仅20岁，但已是一个有三年多党龄的党员和一名干练的初级军官，经过一年多黄埔军校的培训和半年多实战的锻炼，加上他魁梧健壮的身材，显得很威武。而且张宗逊在黄埔军校学习时，曾多次到毛泽东在广州开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过讲演，从那时起就敬佩毛泽东是一位深知中国国情的理论家。指派他领兵直接护卫毛泽东，应该说是最合适的人选。张宗逊承担的主要任务是护卫毛泽东，确保毛泽东的安全。当时到处是反动武装和土匪，内部也时有动摇分子和叛徒闹事，随时需设岗布哨，严防不测。从三湾改编到进军井冈山，张宗逊与毛泽东形影相随，动则并肩行军打仗，歇则同宿一个屋内，经常是毛泽东睡在铺板上，张宗逊等打地铺睡在跟前，随时守候。10月22日晚，部队在遂川县大汾村宿营，半夜突然遭到敌人袭击。住地周围枪声骤起。张宗逊一边指挥抗击敌人，一边护卫着毛泽东从弹雨中突围，很快摆脱了敌人。由于连续爬山越岭，毛泽东的脚磨破化脓了，流出的血染红了草鞋，行走很困难。张宗逊和战士们用路边的竹子绑了一副担架，要抬着毛泽东走。毛泽东摆摆手说：“谢谢大家，我自己能走。”张宗逊坚持要抬，毛泽东坚决不坐。双方争执不下，彼此都很动情。毛泽东退让说：“你给我弄根竹竿，咱们拄着慢点走，好吗？”争执才平息下来。张宗逊除负责护卫毛泽东外，还兼负着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收集情报。那时尚无侦察机构，更无电话、电台。外界的情况，主要靠收集报纸和打探消息得知。一天，派出去打探消息的同志，带回几张旧报纸，上面登有朱德等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汕头地区活动的情况。张宗逊立刻把报纸拿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非常高兴，并决定派人去联络，由此才引出半年后的朱毛会师。

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历次反围剿作战中，张宗逊一直在毛泽东率领下行动，紧随在毛泽东身旁。毛泽东从斗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建军原则和作战原则，张宗逊都能较早地得知，认真学习领会，并积极贯彻执行。患难结挚友，危急见真情，张宗逊以自己诚实、忠勇和勤奋的品行，赢得了毛泽东的器重，遂逐步提拔他担任大队长、支队长和师长。张宗逊率部打了多次硬仗恶仗，两次身负重伤，为保卫根据地和维护毛泽东竭尽了全力。在毛泽东遭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排挤时，张宗逊也受到了牵连，被免去了师长职务，派往红军大学学习。他怀着沉重的心情，去探望身处逆境的毛泽东，向毛泽东倾诉了心中的郁闷。毛泽东安慰他说：“现在这种情况，像是秀才遇见了兵，着急也没用。”并指点他说：“周恩来不是你在黄埔由团员转为党员的主持人吗？你心里的这些话，可以去找他说说。”后来，在周恩来的干预下，张宗逊被重新起用，率部参加了长征。

红军万里长征过程中，张宗逊先任红一方面军3军团主力第4师师长，在彭德怀直接指挥下，率部强渡湘江、攻克遵义、四渡赤水、夺占娄山关，立下了汗马功劳。1935年1月，中央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地位，一、四方面军在川北会师之后，毛泽东派张宗逊到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任参谋长。在红四方面军，张宗逊同张国焘的分裂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历经千辛万苦，于1936年冬，在陕北的保安县城与毛泽东会合。此时，毛泽东就任中央军委主席不久，一看见张宗逊便亲切地说：“张宗逊你好幸运呀，三次爬雪山过草地竟然无恙，革命反倒把你由南方送回了家乡，给了你更便于施展才智的地理环境，我真替你高兴呦！”张宗逊则恳切地说：“我希望还是跟着主席做点具体工作。”毛泽东爽朗地说：“我们已决定调你到总部机关来，陕北的风土人情你都熟，来给我们当向导吧。”随即对张谈了西安事变的情况以及由此引起的时局变化。当时红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经万里长征虽然在陕北会师，但却都驻扎在保安县及其西北最贫穷的一些地方，自然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地方，都驻有国民党的军队。经国共两党代表协商，国民党的军队自行退出延安及其南面的几个县，让红军进驻，以利红军休整，然后开赴抗日前线。

1937年1月6日，毛泽东任命张宗逊担任中央军委第一局局长。张宗逊时年28岁，正值人生体力精力最旺盛的时期。中央军委一局，也称中国工农红军总部一局，是军委指挥机关的一个综合部门。下设作战、文秘、机要、警卫和行管等业务单位，并直接指挥中央警卫团。其性质与职能，类似于现在的军委办公厅加总参作战部再加机要局、警卫局和管理局。张宗逊到职后，毛泽东指示他立即筹划把军委机关迁往延安的事宜。张宗逊率警卫团一部及先遣人员，乘马星夜赶往延安，划分了各单位的驻地，布设了警戒，制订了迁移方案，返回保安呈请毛泽东审定并下达各单位后，便跟随毛泽东由保安向延安转移。两人都骑着高头大马，驰骋在奔赴延安的大道上，边走边聊。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对张宗逊说：“十年前你护送我上井冈山，现在又护送我去延安，这是缘分吧？还记得你强迫我坐担架的事吗？”张宗逊还是以憨厚的微笑作答。斗转星移，转瞬十年。毛泽东由初涉军阵的领导人，变成了三军统帅，张宗逊则由卫士长，变成了统帅部的高级幕僚。1月13日，中央军委机关全部进驻延安城及其附近地区。从此，延安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圣地。我军进驻延安后，延安西北边的几个县都成了红区，建立了由我党领导的人民政权，但南面紧邻延安的富县和甘泉县，还是缓冲区。国民党的正规军虽然撤走了，但地方政权和地方武装依然保留着。为了妥善解决两个县地方政府的更迭和地方武装的改编，毛泽东任命张宗逊兼任富甘地区警备司令，负责收编该地区的地方武装、清剿土匪和建立人民政权。这一工作很快取得了成效，为延安创造了比较安全稳定的环境。从1937年1月至7月，张宗逊跟毛泽东同住在延安城内凤凰山跟前一个院子里，直接协助毛泽东和军委总部的首长处理军务。此时的张宗逊成了联接红军各大单位的中间环节，从而也结识了红军总部和各个方面军的领导同志。在这半年多的相处过程中，毛泽东对张宗逊诚实、厚道、勤奋、谦虚的人品和严谨踏实的工作作风，有了更深的了解，张宗逊也获得了近前向毛泽东学习的大好机会。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毛泽东讲话，看到毛泽东起草或批改的文电，耳濡目染，大长了见识。对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兼听各方意见和辩证分析问题的工作方法，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相互间建立了更深的信赖和友谊。随后，应贺龙的请求，毛泽东派张宗逊到红二方面军工作。

李克农上将简历：

李克农（1899～1962）又名李漫梓，安徽省巢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到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上海沪中区委宣传委员，中央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红军工作部部长，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参加了长征。西安事变时，任中共赴西安谈判代表团秘书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驻上海、南京、桂林办事处处长，八路军总部秘书长，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情报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秘书长，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军委情报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1962年2月9日在北京逝世。夫人赵瑛。

李克农的故事：

李克农是上将中唯一一个没有领过兵打过仗的将军。建国后，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外宾时说：“李克农是中国的大特务，只不过是共产党的特务。”1955年国庆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他戴上了金灿灿的上将军衔。

上世纪20年代，国民党CC特务组织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招聘广播新闻编辑为名扩大特务组织。这个无线电管理局，是国民党CC头子陈立夫的特务机构，由陈立夫的亲戚徐恩曾掌管。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李克农以应考方式打了进去，徐恩曾对李克农观察一段时间后，庆幸自己觅到一员干将。不久，李克农便升任特务股股长。官虽不大，却正是获取情报最好的位子。周恩来早就想把国民党初建的这个机构拿过来为我所用。徐恩曾得意地夸耀自己有三员干将：贴身的机要秘书钱壮飞，坐镇设在南京的特务首脑机构～～～“正元实业社”兼管“长江通讯社”、“民智通讯社”、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特务股长李克农；天津长城通讯社社长胡底。但徐恩曾做梦也想不到，他的得力干将，竟是共产党的忠诚战士；他引以为豪的特务网竟由共产党员替他出谋划策建立起来。送到陈立夫、蒋介石面前的绝密情报竟有一份复制品同时放在共产党中央的领导人面前。李克农、钱壮飞、胡底3个奉周恩来之命组织特别小组，李克农任组长，由他和“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单线联系。

193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顾顺章叛变，上海的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和中央领导人危在旦夕，李克农在获知此消息后在第一时间报告中央，使所有机构人员得以及时撤出。当顾顺章带着陈立夫、徐恩曾像饿虎扑食、恶狼端窝一般扑向各个地点时，看到的是一处处人去楼空，刚刚烧完的文件、来不及拆除的天线。周恩来化装成女士，陈赓则装扮成一个老者，他们就在敌人的眼皮下消失了。陈立夫哀叹道：活捉周恩来，只差5分钟。

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确立了组织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分析了围剿陕北根据地的国民党军大部分是东北军的状况，在会后成立了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主任是周恩来，李克农是周恩来的助手。李克农莅任新职，他反复思索毛泽东说的话：我们的口号是“西北大联合”，争取同张、杨搞好关系，然后争取“全国联合”。他开始在东北军上下功夫了。李克农首先在瓦窑堡举办训练班。其中一个班是被俘的120名东北军中下级军官。开班第一天，这120名军官发觉置身在一片标语之中：“停止内战，枪口对外！”、“打回老家去！”……突然又响起了浓烈的乡音，数十个小红军唱着魂萦梦绕的《打回老家去》。这第一课，李克农使他们纵情地大哭一场，他们麻木的心苏醒了。许多人来找李克农，他们不仅要做朋友，还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有的还要求回东北军中去做工作。李克农选择了高福源。高福源是张学良的爱将，任东北军67军107师619团团长。该团被张学良赞誉为“尖子团”。张学良闻讯高福源被俘，捶胸顿足，痛惜不已，一昼一夜不食不眠。李克农先让高去甘泉会见67军107师参谋长刘翰东，提出面见少帅的要求，然后返回瓦窑堡等待下文。高福源果然只身入城，守信而归。1936年1月底，通过67军军长王以哲的联络，张学良驾机到洛川听高福源讲述共产党方面的情况，当即决定请中共会谈。4月9日，张学良按时到达谈判的秘密地点。正式谈判时只有周恩来、李克农、张学良、王以哲和共产党派到张学良处挂着参谋名义的刘鼎5人。围绕共同抗日的一系列问题，周、张很快取得了共识，谈判圆满成功。

1936年12月，周恩来对李克农说：“蒋经国将要从苏联回国，你去上海迎接他。这件事做好了，重要性不亚于'西安事变’。”李克农来到上海，化名李震中，公开头衔是杨虎城17路军军需主任，每天接待来访的各方人士中，重点是国民党、民主党派或无党派人士中与蒋经国有关系又接近共产党的人士，为迎接蒋经国的到来作安排。同时又遵照周恩来指示，与潘汉年取得联系，他们知道蒋介石也一定会派人来接的，便研究商定了抢先行动的方案，摆脱国民党追踪及拦阻的办法。1937年3月中旬的一天深夜，一份密电送到李克农的面前，蒋经国将于3月25日从海参崴乘船回国，准确日期很难说。李克农、潘汉年一连几天等候在码头上，望眼欲穿。1937年4月19日黎明，蒋经国所乘客轮终于到了，李克农发出了预备行动的信号。突然江面上飞来两只快艇驶向客轮，不一会儿，艇上训练有素的人快速登船。李克农认出前面的是蒋经国，舷梯刚放下，就见一群人前后簇拥着蒋经国一家走出船舱，下到汽艇上，汽艇立即开足马力转眼就消失在晨雾之中。蒋经国被蒋纬国的快艇接走了。李克农惊愕不已，呆呆地站在原地。他暗暗发誓：一定要寻找机会，继续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不久，李克农通过曲折的关系，与蒋经国取得联系，使蒋经国在抗战中一直保持积极态度。解放后，李克农又设法联系到蒋经国。1958年的一天，李克农一进家门就对子女高声嚷道：“拿酒来！拿酒来！”吃饭间，李克农举起酒杯欣喜道：“肥仔（李克农对廖承志亲昵的称呼）这件事办得好，总算和小蒋联系上了，祖国统一有望了。”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不久，美帝国主义出兵黎巴嫩镇压中东人民革命，蒋介石也在美国支持下，加速进行反攻大陆的准备。7月17日，国民党陆海空三军宣布处于“特别戒严”状态，形势急转直下……李克农争取蒋经国的努力再次受挫～～～李克农不禁仰天长叹。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连发三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共商国事。中共中央接到蒋介石的邀请电后，紧张地思考着对策。李克农的情报系统日夜监听国民党的电讯，一份份密电被破译后放在李克农的面前。李克农连一个字也不放过，阅读、分析、归纳、综合、从浩繁的往来密电中得出一个结论：蒋介石认为毛泽东不会应邀，也不敢应邀。蒋介石的第3封邀请电一发出，重庆国民党报刊立即登出蒋介石谈话，宣称：国家前途，取决于这次会谈。毛泽东不表态，蒋介石越起劲邀请，电报一封接一封。从密电中获悉：蒋介石确信毛泽东这次不会离开根据地。如果毛泽东不来，就把破坏和平谈判以至引发内战的罪名套在共产党、毛泽东身上；万一毛泽东果真到重庆，则正好拖住毛泽东，争得时间作好进攻解放区的军事部署。1945年8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集体决定：毛泽东亲率和谈代表团赴重庆，争取主动权。在机场，人们欢送毛泽东，李克农一直守候在机舱口。他深知中央作出这一重大决策，与他提供的情报有着直接关系，究竟是什么结果，尚难预料。总之干系重大。重庆的林园官邸，蒋介石举杯向毛泽东敬酒。他脸上在笑，却很尴尬。毛泽东也在笑。他赞赏李克农的情报工作精细、准确、及时、高度保密。

朝鲜战争，美国人被迫坐下来谈判，又不甘心坐下来。谈谈打打，假谈真打。自1951年7月10日上午谈判开始起延续两年之久。毛泽东在考虑中国参加谈判班子人选时，首先想到了李克农。谈判班子分为一、二、三线。李克农隐居三线，掌握全盘，直接与毛泽东、周恩来和金日成电文往返。有时一天十几份，工作极为繁重。当谈到交换战俘问题时，美国提出无理要求并采取拖延手法。这轮谈判，从下午2时半开始，由美方主持。沉默、沉默。这是一种高度紧张的精神战，一场意志、毅力、忍耐力、克制力的对抗。柴成文悄悄离开会场，来向李克农请示怎么办？李克农此时也在默坐沉思。他眼皮不抬地在一张纸上写了三个字：坐下去。纸条在中朝代表手中默默地传递。沉默持续了132分钟。美国人顶不住了，宣布休会。相对无言的132分钟，恐怕创下了谈判史上沉默最长的纪录了。　　轮到中朝代表主持会谈。朝鲜首席代表宣布会议开始，双方代表刚刚落座，又马上宣布休会。只用了25秒。弄得美国人频频耸肩晃脑，连声“NO、NO”一副惊讶莫名之状。拖是谈判中的技巧，快也是一种谈判技巧。李克农对此两种方法，运用得出神入化，弄得美国人自叹弗如，他们敬畏李克农了。

王震上将简历：

王震（1908～1993）湖南省浏阳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粤汉铁路长岳段工会纠察队中队长，湘鄂赣边区赤卫队支队长兼政治委员，湘东独立1师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主任、师政治委员，红8军代政治委员，湘赣军区代司令员，红6军团政治委员，红2军团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359旅副旅长、旅长兼政治委员，兼中共延安地委书记、延安军分区司令员、卫戍区司令员，八路军南下支队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西北野战军第2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第1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新疆分局书记，新疆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铁道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务院农垦部部长、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85年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93年3月12日在广州。夫人王季青。

王震的故事：

王震将军关心警卫员，与警卫员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个故事就从警卫员受批评说起吧。那天警卫员刘开江随王震下基层去开会，到了中午吃饭时间，刘开江把将军的伙食安排好后，自己就在厨房胡乱吃了几口，寻思着等将军吃完了好马上结账，以免耽误时间。可没想到他吃完后走出去，却看到将军和司机都坐在桌子边抽烟等着他，饭菜还原封未动。将军见他出来了，招呼他赶快过去吃饭。刘开江一下傻了眼：“首长，我已经吃过了……”王震马上问他吃的啥，他只得含糊的说自己胡乱吃了几口。王震生气地批评他：“小鬼，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吃饭可不能马虎。在我这里的规矩就是，所有人员一起吃饭，不分首长部下。”从那以后，只要将军一喊大家吃饭，刘开江就乖乖的坐在饭桌上吃，而且还必须得吃饱，否则又得挨批。1957年夏季的一天，王震下基层视察工作。到了工地，他马上换上工作服与战士一起抬石头，一会工夫汗水就浸透了他的衣服，额头上的汗水流进了眼睛里，但将军只是毫不在乎的用手背擦擦汗然后又起劲的抬起了石头。在与战士的攀谈中他掌握了工地的施工进度、材料用量等情况。活干完后他又和战士一起去食堂吃饭，在食堂里，他和战士们谈论着饭菜的口味，量够不够，战士们都愿意和这位虽然陌生但亲切的战友交流。吃完饭后将军把负责人找来了，负责人汇报完工作后，将军笑呵呵的说道：“看来你们的工作做得还比较扎实，和我预先听到的差不多！只是食堂的饭菜量再整足点，战士们每天劳动量那么大，一定要让他们吃饱。负责人这才知道首长早就了解情况了，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而战士们到这时候才知道和他们同劳动、话家常的竟然是王震司令员。

50年代物资匮乏，当时王震宣布了一条纪律：机关人员一律不准在外面大吃大喝，违者受军法处置。有一天，王震和刘开江一起去买毯子，刚到商场就听到下面十分嘈杂。王震把头伸过去一看，是三个海军军官在那儿旁若无人地喝酒猜拳，帽子放在桌子上，看军衔是一个大尉和两个中尉，周围的群众都看得撇嘴。王震说“回去”，刘开江懵了，毯子没买到就回去了？没想到首长回转身，走到餐馆里，一屁股坐在那大尉身边，轻轻地问了句“同志，你们是哪个部队的？”大尉看了他一眼，没有理他，继续划拳喝酒。将军又轻轻地问：“同志，你们一个月发好多钱？”大尉一下冒火了，他“腾”地一下站了起来：“你管我们呢？你是谁呀？有你什么事啊？”首长笑笑说：“坐下坐下，我是王震。你看你们在这里大吃大喝，对老百姓的影响多不好，又造成多大的浪费？”几个军官听说他就是赫赫有名的王震将军，都不作声了。随后王震看了他们的证件，才知道他们是福州的海军，来这边乘船的。王震让纠察队把他们带到了司令部，质问他们：“你们吃的是谁的钱？是人民的钱！作为军人，我们要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但是你们呢？浪费人民的钱财来大吃大喝，这绝对不行。几个军官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写下了深刻的检讨。管完了“闲事”，王震给海军司令部打电话道了歉，让他们过来领人。这事处理完后，他又在部队宣布，要是再出现这种情况，坚决撤职处分。

“将军最不能容忍浪费。有一次，他从一个秘书专抽烟屁股发现了一个军级干部的浪费作风，把那个军级干部狠批了一顿，而那秘书则官升一级。”刘开江笑着说，这件事让他记忆尤其深刻。那次干部开会，那个秘书就坐在第5排。会场上他一会拿出一截稍长点的烟来抽，一会又拿出截稍短的烟出来抽。他的举动引起了王震的注意，他觉得很奇怪，这位秘书抽的烟为啥都是烟屁股？会后，他把那位秘书叫到了办公室，询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原来，这位秘书的领导是一位军级干部，这位军级干部常常是点着了烟后，因为有急事或者其他原因，就把手上的烟捻熄放在烟灰缸里，以后就不再抽了。而秘书每次收拾桌子的时候就发现烟灰缸里全是没抽完的烟，他觉得就这样丢了很可惜，于是交给勤杂兵一个袋子，让勤杂兵把这些大大小小的烟头全扫进这个袋子里，平时他就抽这些烟屁股。　　王震听说这个情况后，把那位军级干部叫来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军级干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写下了深刻的检讨。事后，他还对秘书诚恳的说道：“你干得好，要不是你，我还要继续错下去。随后这位秘书官升一级，被大伙笑称为“烟屁股官”。(文中刘开江为化名)

后记：不久后王震调到了国务院农垦部任部长，刘开江也离开了将军，退伍回到家乡当了一名普通工人。此后王震曾多次与他通信，但两人再未谋面。

许世友上将简历：

许世友（1905～1985）正名许仕有，河南省新县人。1926年在国民革命军第1师任连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黄麻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31师班长、排长、营长，红四方面军第12师34团团长，红9军副军长兼25师师长，红4军军长，红四方面军骑司令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副部长，八路军129师386旅副旅长，山东纵队第3旅旅长，山东纵队参谋长，胶东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司令员，东线兵团司令员，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山东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兵团司令员，华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南京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兼南京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委。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九、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副主任。1985年10月22日在北京逝世。夫人田普。

许世友的故事：

许世友将军的倔犟、豪爽性格，在将军中可是独一无二的，单说1979年的对越反击战，中央军委任命许世友上将为我军东线前敌指挥。为选副将，许世友拿出三瓶茅台和一位将军对饮，酒尽菜光，两位将军握手结盟……

1974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许世友到了广州。军区管理处陈良顺负责接待。许世友和军区干部见面，秘书准备了发言稿。他照着念过两句就显出不耐烦，把那几张纸扔到一边，自己随意说，干脆明了，有啥说啥，没一句修饰或客气话，5分钟完事。以后，凡是开会，他总是这样：人越多，讲话时间越少。陈良顺跟随许世友日久了，了解也不断加深。许世友除了睡觉，平时只穿军装，在穿衣问题上无须任何人操心。吃饭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难在餐桌上顿顿要有酒，而且只喝茅台和古井。他的工资大部分是买酒喝了。下酒菜最好是野味。社会的发展已经提出生态平衡和保护野生动物，许世友对此也难以接受。军区拟定下发禁止打猎杀生的文件，要让许司令认可才能真正起作用。文件到了许世友手中，他大笔一挥，批上个人意见：不许打猎，打鸟还是可以的吧。文件批下来，军区的“秀才”们目瞪口呆，哭笑不得。

许世友出门从不进剧院、商店、宾馆，不是奔野外就是进兵营。花木与庄稼比较，他喜欢庄稼；舞场和操场比较，他喜欢操场。许世友盛年之际，喜欢与战士比武，一条木枪神出鬼没，练对刺，常把战士的木枪磕上天去。来到广州后，他还喜欢同战士较量。拼刺时，他确实余威犹在，普通战士不是对手。他喜欢与强者比试，盛名之下，那些剽悍的“尖子”也不免有点心虚，何况他又是司令员，动手之前战士先失了锐气，所以比试的结果仍是他胜利。实在说，许世友手里确实有些“绝活儿”，比如对刺时磕飞对方手中枪，那是类似关云长的“拖刀计”，岳飞的“回马枪”一样的“绝活儿”。但是，在他70 多岁之际，仍然把战士的枪一条条打飞，其中也有战士相让的因素在里面。每当许世友磕飞战士手中木枪时，便开心地哈哈大笑。“哈哈，怎么样，宝刀不老吧？”许世友横枪大笑，指战员们便齐声喝彩：“许司令不减当年！”

不减当年的许司令，壮怀激烈地参加了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在广西前线，他是司令，还须选个副司令。许世友捏着下巴踱步，回想他那些出生入死的战友，一个一个在脑子里过筛，终于点出一个名字。“刘昌毅现在怎么样？”　　“可能快退下来了，听说已经半休……”“妈拉个×的，这一仗不让他打，以后就打不上了。就请他来！”许世友虽然点了将，心里也不无犹豫，“但愿他宝刀不老。”当时，刘昌毅任南京军区副司令，被许世友请来广州。人看上去还是老了，但双目炯炯，心气很高。“许司令，刘副司令到了。”陈良顺安置好刘副司令，去向许司令报告。“晚上我在家里请客，你多准备些酒，”许世友这样吩咐。谁也没见过许世友询问刘副司令的身体状况，更没见许世友和他谈谈对于现代战争有什么研究和考虑，只听到让准备酒。喝掉三瓶茅台，还让上酒。他们开始只是叙旧情，回忆当年的九死一生。喝到后来，两人已是无话不说，敢争敢抬杠。许世友酒气逼人地问：“酒喝三瓶了，还敢开瓶吗？”刘昌毅豪气冲天地说：“天下没有会喝不会喝的事，只有敢喝不敢喝的人，九死一生过来的人，死都不怕还怕喝酒？许司令喝到哪儿我就喝到哪儿！”这场酒喝下去，许世友云山雾罩，睡了一天。刘副司令醉了两天。许世友感动地说：“真是好汉一条，不怕死。副司令就是他了！”

不能简单地由此而言“许世友喝酒选将”。那是多方面考虑比较的结果，喝酒只是一个小小的侧面。何况，许世友对此也讲了很有哲理的一段话：学会打仗并不难，难舍命对敌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到的。选将之后就是出兵。许世友带兵有大将风度。部队向前推进，遇到困难很多，不断有报告来，事多得叫人发毛。许世友不紧张，不着急，甚至根本不操那份心，把报告扔一边。他只管大的军事行动，下达命令让各部队执行，完不成就军法论处。　部队打下谅山后，中央命令撤兵。许世友望着军用地图沉吟，迟迟不下命令。他伸出小胡萝卜粗的手指头在地图上比画：“全是平原了，坦克大炮正好发挥用场了，不要两小时我就能到河内。”可是，从整个国际形势来看，我们不无后顾之忧，要防备有人在我们后面捅一下，沈阳军区方面压力很大，中央一再下令后撤。许世友表示服从命令，同时又坚持拖一下：“拱一拱，我再拱一下……”许世友是希望将越南主力从柬埔寨牵回来。他对部队领导说：“我们再前拱一下，吓唬他们一下子！……”他派兵出谅山几十公里。当时，越南的政府机关纷纷撤出河内。接到报告，许世友哈哈大笑，捋起袖子，晃动着粗大的胳膊说：“吓屁了不是？撤了，屁滚尿流！”

战罢凯旋时，许世友阴着脸下令：“我回去不许通知人，不许搞迎接。谁走漏消息我毙谁！”可是，一位部队领导想，这么大事不报告中央怎么行？便将许世友回来的日期报告了中央军委。于是，广东的领导同志都知道了，提前赶到机场热烈欢迎。许世友乘飞机回广州，刚走到机舱门口就骂出了声。因为他看到了欢迎的人群。前来欢迎的首长，在20世纪50年代就曾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是位老资格的党政领导人。他满脸是笑，热情地上前迎接，伸出手握手。许世友上前一步，一把握住那只手，猝不及防地用力握去。“哎哟！”那位首长痛苦地叫了一声，几乎要倒下去。“妈的，叫你们欢迎。”许世友大步而去，钻进了汽车。许世友就是这么一个人。开庆功大会，中央派王震同志前来参加。派年轻人来不行，许世友不买帐，只能派王震这样的元老。许世友倔头巴脑只尊重老的。

许世友是我军一位有着特殊经历和功绩的又富有个性、特色的传奇式将军，所以，人们对他的某些弱点都能善意地给予谅解。

邓华上将简历：

邓华（1910～1980）原名邓多华，字实秋，湖南省郴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第7师政治部组织干事，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11师32团宣传中队长、连党代表，第3纵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红12军教导队政治委员，36师政治委员，红1军团第1师3团政治委员，第2师政治部主任，第1师、第2师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685团政治处主任、副团长、团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司令员，平西支队司令员，八路军第4纵队政治委员，挺进第11纵队司令员，普察冀军区第5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2旅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保安副司令员兼沈阳市卫戍司令员，辽西军区、辽吉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7纵队司令员，第四野战军44军军长，第15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广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第13兵团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治委员、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沈阳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九、十、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1980年7月3日在上海逝世。夫人李玉芝。

邓华的故事：

邓华上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著名将领，从1928年参加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开始，邓华便随部队南征北战，戎马倥偬，并先后担任过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治委员、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

1928年1月，朱德、陈毅领导湘南起义，邓华积极投奔到工农革命军第7师，被任命为师政治部组织干事。1930年10月，邓华任红12军36师政委，率红36师参加了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作战。红36师因为运动神速，善于独立作战而被誉为“铁脚板”、“两足高度机械化”部队。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0月至1938年2月间，邓华先后担任独立团政委、独立师政委和第一军分区政委，率部深入敌后，参加开创晋察冀根据地的工作。1944年2月，中央军委组建机动旅教导2旅，邓华被任命为政委。1945年8月25日，邓华前往东北。11月8日就任东北保安副总司令兼沈阳卫戍区司令。12月，任辽西军区司令员，指挥所部参加了秀水河战斗、解放四平保卫战。1947年4月，任东北民主联军第7纵队司令员。善于审时度势，打没有命令的仗是邓华指挥作战的最大特点。　　1949年1月，邓华率7纵参加解放天津的战役。4月，第四野战军组建15兵团，邓华任兵团司令员，赖传珠任政治委员。5月，邓华、赖传珠率15兵团南下，于10月14日攻占广州。邓华兼任广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广州刚刚解放，毛泽东就把目光投向了海南岛，并把指挥重任交给了邓华。在研究海南岛战役作战方案时，邓华最后决定采取“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大举登陆相结合”的作战方针。1950年5月1日，海南岛全境解放，这场史无前例的渡海登陆战取得全面胜利。毛泽东曾经指出：“如果海南岛战役晚打一个月，海南岛就可能成为第二个台湾。”在这一战役中，邓华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海南岛战役之后不久，即1950年7月13日，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给邓华打来电话，告诉邓华：中央决定调他出任战略预备队第13兵团司令员，并说13兵团所部须立即北上鸭绿江地区布防中央还同时决定，组建以第13兵团为主的东北边防军，保卫东北边境地区安全。罗荣桓最后郑重地说道：还要准备在必要时渡过鸭绿江，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中央军委的这个决定很特别，令许多人看不懂端倪。调13兵团到东北准备入朝，却不让13兵团司令员黄永胜指挥，而是调15兵团司令员邓华去指挥。这是怎么回事呢？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军队大规模入侵朝鲜。为预防不测，7月7日，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在会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均认为，黄永胜各方面素质均不如邓华，因此决定把他们两人对调，而且第13兵团所属的３个军都是四野的主力军，必须有一名更强的兵团司令去才好指挥。周恩来、聂荣臻将会议决定报告了毛泽东。7月8日，毛泽东正式批准由邓华出任东北边防军第13兵团司令员。邓华接到命令后，向四野首长和军委提出，不能只调他一个人去，他要将第15兵团机关全部带去，以便于指挥。这一提议得到批准。

入朝后，邓华让彭德怀带来的人员到志愿军司令部各处担任正职，而让兵团原正职担任副职，他还开玩笑地对先期入朝的彭德怀说：“这会儿，你不再是光杆司令了，我和同志们努力当好你的助手！”邓华还主动提出“让贤”。第3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率兵入朝，途经安东时腿伤复发，便留在国内治疗。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也率兵入朝作战。陈赓和宋时轮都是我军著名将领。陈赓在军内威信很高，而宋时轮也是位老资格的将领。邓华于是提议，由陈赓担任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宋时轮任第二副司令员，自己担任第三副司令员兼第13兵团司令，主要抓第13兵团的工作。邓华的谦让风格让彭德怀颇为感动。但是他考虑邓华自入朝以来一直就是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熟悉了志愿军的情况，这次改变座次不利于开展工作。而且根据几个月共事的观察，他发现邓华是一个能够拍板、敢于拍板的人，办事情抓得起放得下，而且肯动脑子，善于思考，因此没有同意邓华的意见。邓华于是又以个人的名义向中央军委总干部管理部并毛泽东主席发电报，提出自己的建议。彭德怀也致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惟便于联系各野战军，志司似应增加陈赓为第二副司令员，宋时轮为第三副司令员。”

1977年8月3日，中共中央下达了任命邓华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通知。8月25日，新一届中央军委会组成，邓华任中央军委委员。回到北京后，中央军委问他还有什么要求。邓华提到了洪学智。邓华与洪学智是老战友、老搭档，邓华任辽北军区司令员时，洪是副司令员。以后部队南下作战，邓是第15兵团司令员，洪是第一副司令员，朝夕相处，感情很深。1959年庐山会议后，洪学智也受到了牵连，下放到吉林省当重工业厅厅长。近20年来，邓华心中一直对他怀着深深的歉意。要不是将他要到志愿军总部来，他肯定不会遭此厄运。邓华随即同几位同志商量后，向中央军委领导呼吁：“一定也要把洪学智弄回部队！”军委领导立即接受了这个建议。这件事办得很快，第二天洪学智就到了北京。见面后，邓华含着热泪，紧紧握着他的手：“昨天才提出建议，没想到你今天就回部队了！”洪学智也动情地说：“咱俩要好好喝一杯啊！”邓华和洪学智一起谈话时，话题总是离不开部队和打仗。邓华说：“要下决心抓飞机啊！在朝鲜战场，咱们是光着脑袋打仗　啊，对作战很不利，现代化战争没有制空权不行啊！”洪学智则安慰他说：“好了，好了，你安心养病吧。等病好了，咱们再打仗。”

1980年3月20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向中央军委和党中央写出了邓华复查的结论报告。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个报告。解放军总政治部于同年5月7日向全军发出了《关于邓华同志问题复查结论的通知》。不久，邓华在途经上海时，病情突然恶化。在上海医院，处于垂危状态的邓华，仍然关心着姗姗来迟的平反通知。当他的儿子邓穗来到病床边时，他吃力地问道：“我的平反通知传达没有？”邓穗答道：“军事科学院已经传达了。”邓华的眼眶湿润了，吩咐道：“小穗记下来：'感谢叶副主席，感谢邓副主席……感谢党还没有忘记我这个老兵。’”1980年7月3日，一代名将邓华在上海病逝。

彭绍辉上将简历：

彭绍辉（1906～1078）湖南省湘潭县人。1926年参加农民赤卫军。1928年参加乎江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3团分队长，红军随营学校大队长，红5军第1师1团团长，红3军团第4师副官处处长、师参谋长，红军学校第2队队长，红5军第1师师长，兴国模范师师长，少共国际师师长，红30军参谋长，红6军团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教导团团长，358旅旅长，独立第2旅旅长，晋西北军区第2军分区司令员，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第7分校校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吕梁军区代司令员、司令员，晋绥野战军第2纵队副司令员，西北野战军第7纵队司令员，第一野战军7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一野战军参谋长，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战术研究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1978年4月25日在北京逝世。夫人张纬。

彭绍辉的故事：

彭绍辉为了革命事业，不论职位高低，不计个人得失。这种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遵义会议后，彭绍辉率部抵达贵州桐梓时，红军部队进行了整编，决定将第3师撤销，原3师的人员分别编入第1、第2两个师，以加强主力。彭绍辉则调任红1军团司令部当了教育科长。当教育科长和当师长是不一样的，彭绍辉自然明白这个道理，也早已做好了思想准备。他认为，整编是为了打胜仗，只要对战争胜利有好处，个人算不了什么。可是，事情并不像彭绍辉想象的那么简单。不久，他的警卫员被取消了，他所乘的马在行军累死后也没有再配备。这对于失去左臂的彭绍辉来讲，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上都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彭绍辉处处感到艰难，但却没有丝毫怨言，更不向组织述说自己的困难，仍然以饱满的热情坚持值班、管理军团直属队，组织侦察、警戒、行军教育等等。第二次占领遵义后，彭绍辉被调回红3军团。因为他当过师长，彭德怀见面为难地说：“你回来就好，可是现在没有适当的位置。你看……”看着自己尊敬而又熟悉的老领导，彭绍辉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什么也没有说。过了一会儿，彭德怀询问道：“你去搞教导营好不好？”“好！”彭绍辉立即说：“只要是干革命，什么工作都行！”红3军团的教导营，有3个连，1个营部。彭绍辉担任教导营长后，和营政委李志民一起，率领教导营奋勇行进在长征路上，渡赤水，袭金沙，翻雪山，和红4方面军会师后，进驻到四川的松潘、黑水地区。

在一次饭后，周恩来单独找到彭绍辉谈话，说：“中央已确定北上建立陕甘宁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为了和4方面军共同北上抗日，决定从1方面军调几个当过师长的同志去4方面军当军参谋长，组织决定派你到30军工作。你到那里后，要谦虚谨慎，注意团结，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把工作做好。同时要注意不要摆1方面军的架子，要与4方面军的同志打成一片。”遵照中央的决定，彭绍辉到30军担任了军参谋长。当部队通过草地到达四川西北的阿坝地区，准备渡过噶曲河继续北进时，担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突然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折回草地南下，说是要“打到芦山、天全去，那里天天吃大米。”这一蛊惑人心的口号对部队中占绝大多数对大米有一种特殊感情的南方兵来说，无疑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张国焘还放风说，党中央的路线错了，要重新“审定”中央路线，并且扬言要另立“中央”、“中央军委”。与此同时，张国焘错误地认为中央派人到4方面军是故意与他过不去，是对他的不放心，于是他未经中央同意，就把党中央派到红4方面军的一批人撤了下来。彭绍辉知道后心里非常不安，觉得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全党应听从党中央。他想找朱总司令谈谈心里话，可是一直见不到，便给朱总司令写了一封长信，申述自己的意见，主张全党应服从党中央，应听毛主席的，反对分裂党中央，反对分裂党的军队，反对张国焘自立中央的活动等等。信写好后，托过去认识的一位领导转给朱总司令。

信送出去了，彭绍辉正盼着朱总司令指示时，张国焘突然派人通知他去谈话。彭绍辉想：事情不好，早不谈晚不谈，这时找谈话，肯定不是好事。想归想，彭绍辉还是硬着头皮去见张国焘。彭绍辉走进张国焘的办公室，看见屋里坐着许多人，朱德也在。他进门后首先向靠门而坐的朱总司令敬了一个礼。这时，坐在张国焘左边的一个人突然跳了起来，劈头盖面地骂了他几句，接着提出一连串的质问：你为什么反对南下？为什么反对张“主席”？为什么反对成立新中央？这些大有来头的话，使彭绍辉猛然醒悟过来：原来写给朱总司令的信没有交给朱总司令，而落到了张国焘的手中。那个质问的人越说火气越大，竟然掏出驳壳枪，并把子弹用力推上膛，紧紧顶住彭绍辉的胸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在一旁冷眼观看事态发展的朱总司令站了起来，把那人的枪夺了下来，并严厉地大声喝道：“同志，这是党内斗争！”那个气势汹汹的人手里没有了枪，觉得一口气还没有出完，便轮起手臂打了彭绍辉一个大耳刮子。顿时，鲜血从彭绍辉的嘴角流了出来。彭绍辉一言未发，两眼死死盯着若无其事的张国焘。朱德气愤地喊道：“打人是不对的，这是党内斗争，应该允许同志讲话！”接着，朱德亲切地对彭绍辉说：“你先回去吧！”彭绍辉向朱总司令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并高声答道：“是！”接着一个后转，连嘴角的血都未擦，朝自己的住地走去。

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彭绍辉对许多人说：我的命是朱总司令从枪口下捡的。张国焘当时把一些所谓不执行其路线的同志，都以革命工作的需要弄到了一般工作岗位上“监督使用”。彭绍辉也因“革命工作的需要”被调到红4方面军红军大学当了科长。彭绍辉常常苦思冥想：怎么坚持党中央路线的人却受到打击、排斥？他的心情非常沉重，便偷偷地去找朱总司令汇报了自己的想法。朱德抱着同情的心情，亲切而耐心地对他说：你们这些同志都是好同志，这是路线斗争，不要着急，早晚一定会弄清楚和解决的。分配到红军大学去，也是党的工作嘛！而且红军大学这块阵地也是非常重要的，你要充分利用并占领好这块阵地，宣传好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争取更多同志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作斗争。经过朱德一番点拨，彭绍辉的心里亮堂多了。彭绍辉等被解除兵权后，张国焘并没就此善罢甘休，他一面扬言谁要谈论他的所谓坏话，就要遭到“铁锤”的打击；一面让保卫局派人对被解除兵权的人进行暗中监视，并经常搜集所谓的“反映”。彭绍辉担任科长期间，派去担任他警卫员的一位同志就是保卫局派去的。警卫员警卫是假，真正任务是要他随时注意彭绍辉的言行，并直接向保卫局汇报。时间一长，警卫员从彭绍辉的举止言行中明白了彭绍辉讲的党中央、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政策是符合全党利益的，也是符合4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利益的，而张国焘宣传的那一套不符合党的利益、不利于党的团结。特别是彭绍辉正义凛然、英勇奋战的精神和谦虚谨慎、艰苦朴素的作风，都深深地教育了他。他觉得彭绍辉是一个好领导、好党员、好同志，是自己的好榜样。因此，后来每次保卫局搜集情况时，他总是说彭绍辉的好话，并且回来还把保卫局布置监视的事，一五一十地向彭绍辉作了汇报，并提醒彭绍辉注意些什么问题，便于与他密切配合以对付保卫局的监视。这位同志为彭绍辉免遭进一步迫害，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后来，警卫员和彭绍辉结下了革命的深情厚意。

1936年6月，由于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和4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坚决拥护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路线，2方面军与4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一起北上抗日。这个消息一传开，受到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拥护和欢迎。彭绍辉才得以在朱德和贺龙的关怀下，调回红2方面军6军团任军团参谋长。

张爱萍上将简历：

张爱萍（1910～2003）四川省达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共青团中心县委书记，共青闭中央局秘书长，少先队中央总队训练部部长、参谋长、总队长，红3军团第4师政治部主任，第11、第13团政治委员，军委骑团政洽委员、代团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江浙省委军委书记，豫皖苏省委书记，八路军苏皖纵队政治委员，八路军第5纵队3支队司令员，新四军3师9旅旅长，3师副师长兼苏北军区副司令员，新四军第4师师长兼淮北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前敌委员会委员，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7兵团司令员兼浙江军区司令员，华东军区兼第三野战军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国防科委主任，国家科委第一副主任，军委科技装备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2003年7月5日在北京逝世。夫人李义兰。

张爱萍的故事：

张爱萍将军文名满天下，有旷世之度，以“军中才子”、“马上诗人”名于世，军中有才好学有识之士咸折节之下。张爱萍将军夫人李又兰解释将军名曰：青萍、莫邪乃干将之宝剑。爱萍，即爱剑，“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张爱萍将军喜摄影，战争年代曾拍摄照片上千张，十分珍贵。晚年仍乐此不疲，凡外出活动，相机必挂胸前，不识者误为摄影师，知之者称为“将军摄影家”。张爱萍将军善书法，尤善行草，得米芾、张旭神韵。将军书法英气勃发，酣畅淋漓，结体茂密，态势飞动，山呼海啸而连绵不断，缠绕游丝而收放自如。家父吴佩之告余，1944年9月11日，新四军4师师长彭雪枫阵亡。4师开追悼大会，张爱萍将军草书一挽联，悬于主席台两侧，上联为“恨寇贼杀死吾战友”，下联为“率全师誓为尔报仇”。时人称为佳对。是时张爱萍将军由新四军3师副师长，接任4师师长。张爱萍将军有“座右铭”曰：“将有三忘：出家忘妻，出门忘乡，出阵忘身。”张爱萍将军才思敏捷，殊出意表，凡来往公函，当日事，当日毕。持笔濡墨，随阅随改，涂抹勾勒，有原稿数千字而仅存百余字者，亦有添改至数十百字者，如疾风扫落叶，顷刻而尽。有时一边批阅文件，一边接电话，一边听汇报，三者均不误也。

张爱萍将军原则性强，风骨卓然。1964年夏，张爱萍将军至甘肃酒泉原子弹基地视察。基地领导请示，林彪1960年10月来基地视察过，基地准备拨30万元为林彪修纪念亭。其时，林彪正红，而将军闻之，果断曰：“没有这个必要，花这么多钱，还不如建一个汽水厂、冰棒厂呢！”1975年某日，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召见张爱萍将军。王洪文对将军言，舒龙山（七机部造反派头头）是我的朋友，希望你支持他的工作。而将军返回后在审定造反派头头调出名单时，于舒龙山名字旁，毫不犹豫批曰：“同意。”

台儿庄大战前，张爱萍将军受周恩来委派，奔徐州见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先生。李宗仁先生问计，将军曰：“依愚之见，此战非打不可，且宜早不宜迟，宜聚不宜散，宜速不宜缓。”将军走后，李宗仁先生叹曰：“今方知后生可畏也。”

张爱萍将军治军赏罚分明，且严于律己。抗日战争时期将军任新四军3师副师长，某日全师会操，恰新四军3师师长黄克诚找将军谈话，迟到4分钟。操毕，将军当众宣布：“副师长张爱萍同志迟到4分钟，罚站10分钟。各单位自行带回，张爱萍原地罚站。”全场闻之愕然，继而掌声雷动。1955年1月18日午后，时任华东军区参谋长的张爱萍将军，奉命指挥陆海空三军对一江山岛发起渡海登陆作战。战前，将军与士兵同演练模拟登陆，一丝不苟，步步到位。抢占滩头阵地，战士鞋中满灌沙砾，步履沉重。将军与之研究，用布袜子缝在鞋帮上。此法推广所有参战部队。后又见登陆船抵岸，易撞岩。即提出用汽车轮胎挂船舷，以缓冲力。此法亦推广至所有登陆船。是役，仅三小时，克一江山岛，继不战而克大陈岛。

张爱萍将军好学习，善思考，有独立见解。“文革”中，林彪宣传学习毛主席著作“立竿见影”，张爱萍将军曰：“晴天立竿可以见影，阴雨天怎么见影?”又曰：“林彪的这些话摆摆龙门阵还可以，写进文件里就不妥当了。”　　“文革”中某日，造反派批斗张爱萍将军，欲挥铁链鞭之，将军唬地站立，怒目相对，举板凳以自卫。事后，将军曰：“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1975年11月26日上午，“长征2号”火箭携带“尖兵”返回式卫星顺利升空。张爱萍将军电话询问现场指挥马捷能否顺利回收，马捷答：“胜利在望。”张爱萍将军一字一顿曰：“胜利在望不行，一定要胜利在握。”其时，将军正在接受造反派之批斗，白天接受“帮促”，夜晚即到指挥室与现场指挥所通话，了解情况，下达指示。“尖兵”卫星发射后于太空遨游三日，安全返回地面，举国欢腾。张春桥闻之则恨恨曰：“卫星上天是幌子，红旗落地才是真意！”

1976年1月18日，北京先农坛体育馆。造反派召集万人批斗张爱萍将军。大会决定：张爱萍要有个检讨。是日，张爱萍将军带病泰然赴会，登台检讨曰：“去年3月我重新工作以来，接触了一些单位，接触了一部分干部群众，讲了一些话，也做了一些决定。假如我犯了路线错误，将由我个人承担全部责任。与其他同志没有任何关系。”检讨仅寥寥数语，心平气和，不卑不亢。言毕即拄杖离席，若无其事也。当事人后来言：“张爱萍将军讲错误为假如，责任是个人，作检讨仍不失大将风度，高士品格！”

粉碎“四人帮”，张爱萍将军第三度出山。将军意气风发，以横扫千军之势，率领国防科研大军出色完成三项国防科研任务，将军谓之“三抓”：1980年5月18日，成功地向太平洋海域发射了远程运载火箭～～～洲际导弹；1982年10月，成功地向太平洋海域发射了潜艇水下发射的潜地火箭；1984年4月，成功发射了地球同步轨道静止通信卫星。

1980年，张爱萍将军即向中央提出离休，年年打报告，年年无消息。1987年，中央批准将军离休。将军大喜，是日与家人欢庆至深夜。张爱萍将军称在位为“出家”，离休为“还俗”。将军曰，当“和尚”就得撞钟，而且还总想撞得响一点。晨钟、暮鼓、做佛事，好不清苦。如今“还俗”，一身轻松。将军离休后，公开声明：“我是老百姓了，百姓，百姓，百事不管。”故凡官方会议和活动，皆坚拒不出。张爱萍将军结婚50年纪念日之际，将军长子张翔、次子张胜、三子张品及全家为将军共贺金婚之喜。将军和夫人李又兰兴之所至，欣然起舞。舞后将军吟诗一首：“老夫聊发少年狂，既吃肉，又喝汤，撑得肚皮饱饱涨。牛牛闹华堂，二亮歌声扬，男女老少笑连笑，盛会好一场。”

杨成武上将简历：

杨成武（1914～2004）福建省长汀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4军第12师教导大队政治委员，第11师32团政治委员，红1军团第2师4团政治委员，红1军团第1师政治委员、师长兼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独立团团长，独立第1师师长，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冀中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野战军第3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晋察冀野战军第二政治委员，华北野战军第3兵团司令员，第20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北军区参谋长，京津卫戍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华北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北京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第一副总参谋长、代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2004年2月14日在北京逝世。夫人赵志珍。

杨成武的故事：

杨成武率部击毙日本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的故事，一直为中国军人所乐道。当年的八路军自不必说，就是蒋介石也多次提到此事。要想说清楚阿部之死，就必先说一说那一仗是怎么打起来的。1939年10月下旬，杨成武接到了分区司令部送来的敌情报告：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打算在11月3日分三路对一分区腹地进行“扫荡”。接到这份情报，杨成武一惊一喜。惊的是敌人的“扫荡”来得太突然；喜的是可有了打仗的机会了。这位年轻的、一向被人称为“好战分子”的八路军指挥员，自从参加完平型关大战后，到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以来就一直想打仗，可总是没机会打一场像样的大战，好杀一杀敌人的威风。眼下机会来了。他立刻跑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那里。“聂司令员，有情况……”一向很谨慎的聂荣臻一面听，一面看地图,听他讲完,问：“情报准确吗?”“没有问题!我们的情报一般都是经过多方面证实的。那个叫'催命鬼’的崔明贵送出来的情报。”聂荣臻知道这个情报人员。他问：“你的意思是想打一仗?”杨成武点点头，说：“我看是个好机会。”“有多大的把握?”　“应该比较有把握。”“要是打，你准备打哪一路?”杨成武一边说，一边在桌子上摆开了阵势，“我看打东路从涞源县城到银坊一路全是深山大谷。出涞源城过白石口，再往南到雁宿崖、银坊，中间只有一条山路可走，两面都是大山，不难找到伏击地域。”“那可能是敌人的主力呀!”“我们的主力也在这里。他虽然是主力，可也是孤军一支，另外两路也没有办法支援他们。”聂荣臻点点头，说：“那好，你去把贺龙、关向应、彭真等同志请来，也听听他们的意见。”杨成武一阵小跑到了彭真的住处。正巧贺龙、关向应也在。他们很快被请到了聂荣臻的住地。杨成武把自己的想法又讲述了一遍。彭真说：“既然有把握，就可以打。”贺龙风趣地说：“送到嘴边的肥肉哪有不吃的道理?”关向应也同意打他一仗。聂荣臻说：“大家都认为应该打这一仗，杨成武你就不要参加会了，马上回去部署这次战斗。”

第二天一大早，杨成武骑上战马，带着警卫员就往回赶。他们没有直接返回一分区司令部，而是绕了一个大弯子，特意走银坊、雁宿崖、三口、白石口、插箭岭、黄土岭一线，他对这里的地形本来就比较熟悉，但要在这一带打仗，还必须仔细察看地形。走着看着，杨成武不禁兴奋起来～～“天时”、“地利”、“人和”，哪样都不少。人和自不必说，部队上上下下一条心地想打一仗解解恨；讲天时，这季节秋高气爽，地里的庄稼刚刚收下，还有“黄纱帐”；地利，眼前不是最有利的地形环境吗。随后，杨成武又召集作战会议，对作战方案再次进行了研究。“首先是要把敌人引到我们的伏击地点，还不能让他们三路敌人合在一起。你们说说怎么打?”团长、政委们纷纷各抒己见……最后，杨成武宣布：以一部分兵力和地方游击队去牵制、截击由插箭岭、灰堡方向前进之敌，不使这两路敌人接近伏击战场；曾雍雅的第3支队和梁正中的县支队由白石口向雁宿崖佯动，充当“狼诱子”把敌人引入雁宿崖伏击区；唐子安、黄文明率第2团，纪亭榭、袁升平率第3团，分别埋伏于雁宿崖东西两侧山崖上，消灭敌军主力；陈正湘、王道邦率第一团插至白石口南，随时准备堵击敌人的退路。

3日天不亮，杨成武就上了山。透过淡淡的薄雾，他对身边的人说：“今天是个好天气!”7点多钟，“狼诱子”先同敌军接上了火。东路的六百余敌人进至白石口后，第3支队一部节节抗击，边退边打诱敌深入。敌人以为他们零星小股部队可以一口吃掉，紧追不舍，很快就到了雁宿崖。不久，我阻击部队也与另外两路敌军先后接上了火。　　被引至雁宿崖的敌军为相互策应，保障其侧翼安全，兵分两股，一股二百余人，想取道辛庄、北道神往前进，企图进入我军设伏地域西侧后。第3团一部当即进行猛袭，击退了敌军5次进攻，毙伤其大部。接着第二团亦投入战斗，将余部压迫至雁宿崖西北边的高地。与此同时，另一股三百余人被引入雁宿崖狭谷，当其前卫到达张家坟时，第1团一部迅速迂回至狭谷北边三岔口断其退路，第3团一部封锁了狭谷南出口。第1团、第3团主力从狭谷东侧，第2团及第3团一部从狭谷西侧勇猛夹击。经过数小时激战，敌军被歼过半。此时，被包围在雁宿崖西北高地上的敌军残部也被压缩进了狭谷，一并被围在雁宿崖村内及附近一个马蹄形小高地上，这里只有从开口的一面缓坡能上去。小高地成了这次战斗的惨烈之处。各团的部队都运动到了小高地的周围，但敌军凭着占据的有利地形和依仗着火力的优势，拼命地负隅顽抗。3团在电话里向杨成武报告，担任主攻的一营冲上高地后，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最后又被日军压了下来。“司令员，天快黑了……”如果让日军坚持到天黑，他们的援兵很可能会赶到。杨成武皱了皱眉，命令说：“不行，天黑前必须解决战斗!”太阳还有一杆子高时，杨成武向部队发出命令～～“总攻开始！”打起仗来，有时候往往就是凭着一股气命令一下，冲锋号声震天，喊杀声四起，队伍如潮水一般冲上了高地。17时30分战斗结束。这一仗打得干脆利索，消灭敌军一路，歼敌六百余人，活捉了日军13人；另外两路日军被我截击部队阻击了一天后，向插箭岭据点和涞源城撤退。

据杨成武的经验，日本人是不会甘心失败的，很可能要想法报复，失败越惨，报复心理就越是厉害。不出杨成武所料，11月4日凌晨，又来了新情报：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第2大队、第4大队约1500人(伪军除外)，正沿着前两天同伙被八路军歼灭了的老路快速前进，企图寻找我军主力决战。为报复而来的敌人肯定是来者不善。杨成武将这新情况报告给了聂荣臻司令员，“聂司令，我想我们还可以再打一仗。”电话那头没有立即表态。他又说：“刚打了胜仗伤亡很小，士气又很高；主力部队正在银坊、司各庄一带休整，出击方便。银坊以东直到黄土岭，地形很利于设伏。只要敌人敢于由银坊东进，我们一定能伏击成功。”聂荣臻说：“先别急，让我再考虑一下。”杨成武很清楚，聂司令员是很谨慎的。过了不一会儿，聂荣臻电话就打了过来，“同意你们的意见，我和彭真、贺龙、关向应商量了，他们也同意再打一仗。贺龙怕你们兵力不足，决定让第120师特务团、第25团作为预备队，立刻赶到黄土岭地区归你指挥。此外，我们让第20团、第26团、第34团牵制易县、满城、徐水和平汉线上的敌人。”“太好了，那我们胜利就更有把握！”

11月5日清晨，日军进至张家坟一带。游击第3支队、县支队、第1团各一部先后与日军交上了火，他们打打走走，走走打打，一步一步诱敌深入。而我军派出一部分兵力，前出到涞源县城东浮图峪地区和城西的灰堡、石佛一带声东击西，袭扰迷惑日军。5日晚，日军大队人马进至司各庄、银坊一带，既找不到八路军主力，老百姓也早已转移了，气急败坏的日军点燃了房子，把整个村子烧了个精光。杨成武看着远方熊熊腾起的火光，心中更有了底，敌人就是来复仇的。敌人复仇心切又找不到战机，必然急躁冲动，这正是消灭敌人的好机会。6日，杨成武指示要继续激怒、疲劳敌军，以寻找歼敌时机。日军在游击队的诱击下，于黄昏进抵黄土岭。被游击队牵着鼻子在山里转悠了一整天的敌军，早已疲惫不堪，正忙着搭起帐篷，挖灶埋锅生火做饭。就在这时，杨成武下定决心，就在黄土岭以东上庄子至寨头之间狭谷地带围歼日军。他打电话给第1团团长陈正湘：“你们和第25团立即赶到寨头，堵住敌人东出的道路。”又派人通知第3团连夜进至黄土岭、上庄子南面的高地；命令分区炮兵营分别占领寨头东南、西南高地；第2团绕到敌人后面，形成对敌的包围。7日清晨，天空飘下了细雨。敌指挥官显然已改变决心，放弃了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的意图，部队冒雨向上庄子、寨头方向边侦察、边交替掩护前进，看样子是想避开八路军主力，经上庄子、寨头绕道返回涞源城。日军虽然十分谨慎，行进的速度也非常缓慢，然而，却始终未能发现两侧高地上潜伏着的数千名八路军。15时，当日军全部进入我军设伏地域时，我军阵地上突然枪炮声大作，第1团和第25团一部给撤退之敌一阵迎头痛击；第2团、第3团分别从西、北、南三面包抄过来，投入了猛烈攻击之中；这时，120师特务团又从第3团左侧加入战斗。日军遭到突然打击猝不及防，急忙抢占上庄子东北高地，并向寨头的我军阵地猛攻，双方展开激烈的山地争夺战。16时许，一团团长陈正湘举起望远镜，看到黄土岭与上庄子之间那个叫教场的小村子中一座独立院落内，有多名日军指挥官在活动，还不时地有人举着望远镜往山上看。这引起了陈正湘的注意～～这会不会是敌军的指挥所。

他拎着望远镜找到了分区炮兵连，“杨连长，你看～～”说着，他把望远镜递给炮兵连长杨九枰。杨九枰一看就明白了，回答说：“团长，我们就朝那边打！”战争中的很多奇迹就是在一瞬间发生的。随着几声炮响，教场村边的小院子里腾起一股股烟尘。望远镜里再也看不见人影。经过数小时的激战，日军被歼过半，余部被压至上庄子附近的狭谷底部。这天夜里，日军残部连续突围十余次，均被我军击退。此时，增援的日军进展迅速。为避免陷入被动局面，晋察冀军区命令，参战部队立即撤出战斗。这次战斗共毙伤日军九百余人，缴获战利品无数。

在部队进行战斗总结时，我有关部门就从日本广播电台的广播中得知，阿部规秀旅团长已经“阵亡”在黄土岭，并立即将这一消息转告给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打电话给杨成武：“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延安拍来贺电，说你们击毙了阿部规秀中将，并向我们祝贺。”

韩先楚上将简历：

韩先楚（1913～1986）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225团班长、排长、连长、营长，红15军团第224团团长，第78师副师长、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344旅688团副团长、689团团长，344旅副旅长、代旅长，新3旅旅长兼冀鲁豫军区第3军分区司令员，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1大队大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4纵队副司令员、第3纵队司令员，第四野战军12兵团第二副司令员兼40军军长和湖南军区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13兵团副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志愿军第19兵团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兰州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委。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第九、十、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1986年10月3日在北京逝世。夫人刘芷。

韩先楚的故事：

韩先楚的外号叫“旋风司令”，这个外号是怎么来的？那是打出来的。1947年4月四保临江：身为副司令的韩先楚坚持以险制敌，否定了司令员的作战方案，两种意见一起上报林彪，结果副手韩先楚变成了主帅。1947年10月奇袭威远堡：政委要稳打近处敌人一个团，韩先楚偏要冒险长途奔袭敌人一个师，来个“黑虎掏心”。两套方案一起上报，林彪回电：“按先楚方案实施战斗。”国民党师长被俘后连连感叹：“贵军敢出奇兵，猛虎掏心，实在是厉害！佩服！佩服！”顺送韩先楚美号“旋风司令”。辽西混战，韩先楚一棒打掉廖耀湘兵团及三个军部指挥机关，敌联络信号顿时中断，林彪还以为廖耀湘在玩什么花样。两次潜渡海南岛成功后，林彪迟迟不下达渡海作战的命令，心急如焚的韩先楚给上级发出一封长电报，请求实施大部队的渡海作战，获得上级一致肯定。大规模渡海作战开始，韩先楚随船血战，成为第一个登上海南岛的军级和副兵团级首长。海南解放三个月后朝鲜战争爆发。如果没有韩先楚，海南岛也许会成为第二个台湾。

韩先楚刚参军就当上了副班长，第一仗对付“刀枪不入”的红枪会，红军一时打不过，队长想撤，他一把抓住队长，大吼：“不能跑，跑了损失更大，往死里打，我就不信他们真的打不死！”曾经有人问虎将许世友：“在中国众多将领里，您最钦佩的是谁？”许世友回答：“韩先楚！”那人又问：“为何钦佩他？”许世友答：“他有胆！”　　“文革”中，江青说：“军中有两霸，一为韩先楚，二为许世友。”

韩先楚16岁就参加了红军，一同还带去了十几个小伙伴，所以他刚到部队就被任命为副班长。刚参军就“当官”，韩先楚有些紧张，说：“我没打过仗，不会带兵指挥。”队长说：“没打过仗可以在打仗中学。你能带十几个人来说明你能指挥！”第一仗打的是“红枪会”。“红枪会”是一个迷信色彩浓厚的武装组织，被国民党所利用，专门与红军作对。作战时，红枪会仗着人多，又都吃了朱砂，迷信刀枪不入，显得气势汹汹。红军大队一时势弱，队长见进攻失利，便想撤出战斗。韩先楚见状着急了，一把抓住队长，说：“不能跑，跑了损失更大，往死里打，我就不信他们真的打不死！”队长这才镇静下来，挥枪喊道：“不准跑，谁跑打死谁！”红军大队重新组织火力，一下子击倒了几十个红枪会员。这一下红枪会乱营了，四处溃逃。韩先楚率先跃起，带领战士们追击敌人，一下子又活捉了几十个。这一仗过后，韩先楚当上了红25军一名排长。

1934年，韩先楚当上了连长，自从当上连长以后，韩先楚指挥部队作战的能力日益显露出来。那一年11月，红25军向西挺进，一路上接连遭到敌军的阻击。红25军一路冲杀，进入陕北。韩先楚每次作战都冲在连队的最前面，到陕北时，他已是营长了。刚当上营长赶上了劳山战役，他奉命带部队进入预定伏击阵地。能否诱使敌人进入伏击圈，是能否全歼敌人的关键。韩先楚亲临阵地检查战士们的埋伏情况，要求部队必须隐蔽好，不允许暴露目标，违者军纪论处。从早晨到中午，从中午到黄昏，从黄昏到晚上，又从夜晚等到天明，道路上始终没有看到敌人的影子。“敌人知道我们埋伏在这里了吧？”“情况判断错了吧？敌人不从这里走了?”“也许敌人根本就不会来?”战士们议论纷纷。有的干部沉不住气了，来找韩先楚。韩先楚叫部下们耐心等待。又开始了等待，从清晨到中午，从中午到黄昏，敌人还是没有来。战士们都看着指挥员，看韩先楚如何处置。两天了，敌人没有来，再等下去会不会错过战机？韩先楚下达了命令：“认真执行伏击命令，坚守阵地，违者军纪制裁！”又等了一夜，第三天的早晨，敌人果然来了，进入了红军的伏击圈。韩先楚率营与敌激战5个小时，终于将当面之敌全部消灭。此战结束后，韩先楚被任命为团长。当了团长师长军长的韩先楚仍在带头冲锋陷阵，刘伯承夸赞道：“韩先楚好样的，这个部队行！”一次，敌人将拉燃的手榴弹扔进了韩先楚的衣服，只听见裤腰里手榴弹导火索在哧哧地响，火星灼得他腰发烫。

熟悉韩先楚的老人都会这样说：“每当战斗到激烈决战的关键时刻，韩先楚便眼睛发红，常常奋不顾身地提着手枪直奔前沿督战。那情形就像一头发怒的狮子，谁也挡不住。”班排连长在战场上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是理所当然的，团长率队冲锋就比较少见了。而师长、军长仍与战士一道前进，则极为罕见。韩先楚将这些罕见集于一身。　红25军到达陕北后，团长韩先楚奉命率部队攻打土豪民团扼守的一个寨子，这个寨子三面是悬崖，只有一条小路可进入。守寨的土豪依据险要地形，十分猖狂，任凭红军劝说宣传，就是不肯放下武器。为了掌握敌情，韩先楚不顾危险抵近侦察。就在他举着望远镜仔细观察时，一颗子弹飞来，击中了他的头部。韩先楚倒下了，头肿得有南瓜大，血流满面。子弹是从他额头上方射过，在头骨上犁出一道沟。给韩先楚救治的军医边包扎边咋舌：“你爹娘保佑你啊，没让你长高个，你要是再高1公分，这世上就没人能救你了！”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韩先楚已经升为红15军团78师师长。西征攻打定边县城时，78师3团指挥所随部队冲入城内时，突然看见师长韩先楚已经站在城头上了！3团副政委石厚刚与韩先楚熟悉，惊讶地问：“师长，城门才打开，你从哪里上来的？”韩先楚回答：“你们能爬城墙，我就不能爬吗？”说完，韩先楚大步走下城墙，朝枪声激烈的城内奔去。1938年攻打马庄战斗中，我军进攻一时受阻。在这关键时刻，一个小个子军官提着手枪怒发冲冠地往前沿阵地跑，在他的带领下，一群官兵紧随着冲了上去。原先已溃退下来的部队又潮水般地涌向敌阵。冲击中，有个连长动作迟疑，只见小个子军官挥手一枪，子弹打在那连长的脚下，显然是有意打在那里警告他的。那连长不敢犹豫，朝前飞奔而去。在一片喊杀声中，我军终于将日寇坚守的堡垒拿下了。刘伯承在望远镜里看到这一切，高兴地连声叫好。他问身边人：“那个小个子是谁？”参谋告诉刘伯承，那人是689团（红军整编后干部均降级使用）团长韩先楚。刘伯承夸赞道：“韩先楚好样的，这个部队行！”

后来在解放战争中打锦州，韩先楚已经是军长了，也是部队刚突入城门，他就跟着进去了。打海南岛时，韩先楚是兵团副司令兼40军军长、渡海作战的总指挥，他并没站在大陆岸边指挥作战，而是随军主力一同登船渡海。天上有敌机，海上有敌舰，炮弹呼啸，水柱冲天。韩先楚镇静自若地站在船甲板上，指挥船队前进。周围所有的人都劝他回船舱里去，他都当作耳旁风。最后警卫营长急了，不顾一切地上前一把抱起韩先楚，和几个警卫员抬起韩先楚，硬把他“关”在了船舱里，直到战船抵达海南岛岸边，才放他出来。这样的指挥官勇敢地冲在前面，面对的子弹必定比身后的人多，身上的伤疤自然也多。韩先楚身上的大小伤疤就有9个！

战争中最危险最令人不可思议的事也曾发生在韩先楚的身上，完全可以称为战争奇观载入史籍。那是在红25军北上长征路上，在攻打敌人一个据点时，韩先楚见敌人正面火力太猛，便从侧面爬上围墙，跳进院内。就在这时，一颗手榴弹飞来，正巧砸进韩先楚的怀里，谁能想到他的衣服上偏偏就有个窟窿，只见那颗手榴弹鬼使神差地从衣服窟窿里钻了进去，一气钻到裤腰上。此刻韩先楚伸手去掏手榴弹已经来不及了，他只听见裤腰里手榴弹导火索在哧哧地响，火星灼得他腰发烫……而他的后脊梁却在冒凉气！就等着那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了。几十年后，韩先楚仍清楚记得，他当时完全绝望地闭上了眼睛。然而手榴弹没爆炸。一颗臭弹！手榴弹导火索未能点燃的概率在战场上是千分之一，而手榴弹导火索已经点燃却最终不爆炸的概率则是几万分之一。这么小的概率偏偏发生在韩先楚头上。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韩先楚从此再打险仗恶仗，他不眨一下眼。

1947年攻打梅河口，一天时间里，他身边的作战参谋和警卫员都中弹倒下了，只有他奇迹般地屹然站立。三保临江之战中，敌人一发炮弹飞来，韩先楚和身边几个人都没影了。警卫连战士惊呼着奔向指挥所，在废墟里寻找首长和参谋们的“遗体”。这时，只见韩先楚摇摇晃晃从土堆里拱出身子，拍拍头上的灰土，然后把挂在胸前的望远镜擦干净，又举到眼前观察起来。新开岭战役之老爷岭，韩先楚所在的4纵对阵国民党“千里驹”25师，我军发动七次攻击仍未得手，韩先楚咬牙切齿：“拿不下老爷岭，我韩先楚誓不为人！”自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起，韩先楚就一直在林彪麾下冲锋陷阵。随林彪到东北后，韩先楚先后担任过4纵副司令和3纵司令。这两支部队在他的指挥下，战绩辉煌，成为“四野”的王牌军。“四野”的老人说：“咋成王牌军的？那是指挥有方打出来的！”

李涛上将简历：

李涛（1905～1970）原名李湘舲。湖南省汝城县人。1925年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汝城县总工会委员长兼工人武装纠察队队长。1927年参加工农革命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第2师1团1营党代表，赣西游击队大队指导员，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纵队政治委员、第7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红13军第39师政治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红一方面军政治部敌工部部长，红9军团政治部主任、政治保卫局局长，军委2局政治委员，西北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统战部部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驻西安、武汉办事处处长，驻南京办事处主任，军委总参谋部1局局长，军委经济建设部部长，军委秘书长兼2局局长，中央情报部第3室主任，军委作战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军委作战部部长兼1局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3部部长、3部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1970年12月20日在北京逝世。夫人李焕月。

李涛的故事：

李涛在1930年时候就已是师政委了，当时他的名字叫李湘民。那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万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李湘民与刚到任的师长陈伯均率领第7师官兵立即投入反围剿战斗。按照中共中央“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红3军以第7师为先锋，于12月29日拂晓前进，占领黄行岭以北地区和齐子岭等主要阵地，居高临下，迎击张辉瓒。在李湘民、陈伯均指挥下，第7师多次打退敌军的进攻。下午3时许，张辉瓒分4路展开进攻，第7师官兵英勇顽强坚守阵地。这时，红12军向侧后攻击，红4军和红3军也从龙江北面的高山上冲下来，敌军全线崩溃，第7师和兄弟部队直捣张辉瓒指挥部。此役，全歼张辉瓒部所辖2个旅，张部千余人全部被俘。随后李湘民、陈伯均又率第7师从东韶出击，在友军的配合下，与敌谭道源部激战，毙敌团长、团副各1名，逼使敌军向宜黄东南逃窜。此役歼敌谭道源师过半，缴获枪4千余支，机枪46挺。东韶战斗结束后，李湘民令参加了毛泽东、朱德在渔予街召开的总结第一次反“围剿”经验师以上干部会议。

1931年5月，国民党当局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总司令，率20万军队向井岗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敌人采取“稳打稳扎、步步为营”的方针，红军仍坚持“诱敌深入”的方针，依托有利地形，集中兵力歼灭敌人。李湘民、陈伯均先是率第7师在东固以南牵制敌第19路军，然后从兴国、龙江快速向东固集结，沿白云山小路行军，在中洞南侧的密林中隐蔽，监视敌军动向，待敌公秉藩师经过中洞时，第7师横压下山，锐不可挡，打得敌军昏头转向。此役俘敌师长公秉藩及全部敌军。继而，李湘民、陈伯均又率部参加中村战斗，把守濠源、木樟脑、桥下坑二带，防止敌军逃跑。5月25日，李湘民所在红3军到广昌甘竹狙击敌军。又向南丰方向追击敌朱绍良部第8师和第24师，击毙敌第5师师长胡祖玉，全歼守敌，胜利地结束了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嗣后，李湘民、陈伯均奉命率第7师以于都、会昌为工作区域，扩大根据地、训练部队。

第二次反“围剿”战斗刚结束。6月，蒋介石自任“围剿军”总司令，调集30万军队采取“长驱直入”的战术发动凶猛的第三次“围剿”。毛泽东、朱德决定“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率红军主力绕道千里，到赣南兴国集中，在敌军主力中间的空隙穿插，绕至敌军主力后面，出其不意地发起攻击，三战三捷。李湘民、陈伯均率第7师随红3军回师东北追击敌军。9月15日，在方石岭歼敌韩德勤和蒋光鼎师一部。这次战役，俘敌5千多人，韩德勤被俘后化装逃跑。缴获步枪4500多枝，机枪90多挺，子弹l万多发，还夺得战马200多匹。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李湘民、陈伯均奉命率第7师在赣南打“土围子”，建立革命政权。1932年4月中旬，又奉命赶到龙岩。与敌张贞师连打两仗，张贞师主力大部被歼。6月，李湘民调任红13军第39师政委、师党委书记、军党委委员。在水口战役中，红13军担任正面攻击；红3军和红15军从左右两翼侧击，迅速击溃敌两个团。随后红1军和红12军赶来支援，取得水口战役的胜利。10月，李湘民因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战略方针，被“左”倾路线执行者免职，调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1933年9月，历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对敌工作部部长、红9军团政治部主任、军团党委委员、红9军团政治部保卫局局长。

1934年lO月，红军由江西出发长征，李湘民调政治保卫局红军工作部，任执行科长。红军长征前夕，他的妻子刘行香生下小孩叫李新民。在长征途中，刘行香背着儿子突围时，被国民党抓着并以“红军婆”出标改嫁o从此，李湘民脱离了妻子和儿子。长征期间，李湘民曾任军委纵队先遣突击队队长、军委二局政委、军委纵队司令员、政处部主任、总支书记。1935年lO月，长征到陕北，任西北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1936年1月，李湘民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统战部部长。冬，由中央派至西安杨虎城部作统战工作。行前，周恩来亲自交待任务，并给他改名叫李涛。“西安事变”后，李涛又奉命前往陕南红25军第74师郑位三、陈先瑞部工作，任军政委员会副主任，为该部实现由内战到抗战的转变做出了贡献。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沦陷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11月25日至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衡山召开军事会议(称世南岳会议)，蒋介石提出举办游击于部训练班，并致电毛泽东，请派人讲授游击战争课。1939年l月，中共南方局成立，李涛任南方局社会部委员兼统战委员会军事组成员。3月，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决定以叶剑英为中共代表团团长，带领李涛等人前往国民党在南岳举办的游击干部训练班工作。李涛任政治教官，讲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共的抗日主张及如何做群众工作等课程。5月15日，训练班第一期结业。6月，叶剑英调回南方局工作，李涛接任中共工作组组长和代表团团长职务。9月20日第二期训练班结业。第三期训练班，由于日本空军在衡阳狂轰乱炸，训练班先后迁零陵、祁阳等地。李涛在国民党军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工作，不仅为国民党军队培养了大批游击干部，而且扩大了中共及八路军、新四军的影响。

在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中，李涛参与中央军委各个重要作战方案的制订。他记忆超凡，工作严谨。在军委作战部，他不仅要管作战，还要管情报、通讯、军务、装备、训练、测绘等。身为作战部长的李涛要整理中央军委重要作战资料，汇集战况，起草电文，向各野战军提供情报和作战经验。他不仅是中央军委首长的高级参谋和得力助手，而且因为他狠抓作战部的业务建设、作风建设，因而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作战部成为中共巾央、中央军委得心应毛的高级参谋机构。1949年3月5日至13日，李涛列席了中共七届三中全会。4月30日，受中共中央的委托，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的身份发表声明，严厉谴责英国军舰“紫石英号”侵占我国领海的暴行。

1950年1月，李涛兼任军委工校校长、校党委书记。1950年6月25日，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战火蔓延至中国东北边境。10月初李涛列席了中央政治局会议。8日，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名义，起草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待命出动朝鲜的命令》。志愿军赴朝作战后，有一次毛泽东主席要他报告消灭敌人的战况，上午8时来电，要求下午上报。接到命令后，李涛立即亲自去办，下午2时便将战况送到毛主席手里。他工作勤奋，才思敏捷，向中央军委提出过许多宝贵的建议，为赢得抗美援朝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同年，他与李焕月结为夫妻。全国解放后，中央内务部长谢觉哉到南方老革命根据地视察工作时，了解到了李涛在长征时失掉的儿子李新民下落，为他找到儿子，使李新民到北京与父亲李涛团圆了。

傅秋涛上将简历：

傅秋涛（1907～1981）湖南省乎江县人。1925年参加工人纠察队。1927年参加平江农民暴动。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平江县雇农工会委员长，中共湘鄂赣省委副书记兼工会委员长，湘鄂赣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兼湘鄂赣军区政治委员。参加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4军第1支队1团团长，1支队副司令员、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四军第7师副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鲁南军区政治委员，中共鲁南区党委书记，鲁中南军区司令员，华东支前委员会主任委员、支前司令部司令员，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一副书记，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山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中央复员委员会秘书长，中央军委人民武装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队列部部长、动员部部长，中央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副主任，总参谋部顾问。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1981年8月25日在北京逝世。夫人陈斐然。

傅秋涛的故事：

傅秋涛是新四军的高级将领，皖南事变中，傅秋涛任新四军1纵队的司令员兼政委，在国民党重重包围中，他是成功突围的新四军最高军事指挥官。说起皖南事变，是我军历史上少有的一次军事上受到重创，组织上蒙受重大损失的事件：新四军皖南部队惨遭覆没；军长叶挺下山谈判被扣；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等高级干部牺牲；2纵队、3纵队两位司令员也牺牲在战场上，只有傅秋涛成功突围，他所指挥的1纵队的干部战士也突围出来约1000人，占全纵队成员的三分之一。

皖南事变前，新四军部队分为左、中、右三路纵队并行开拔北上。傅秋涛司令员兼政委率领的1纵队为左路纵队，周桂生司令员指挥的2纵队为中路纵队，张正坤司令员指挥的3纵队为右路纵队。军部机关及各直属队、教导总队随2纵队行动，共计9000余人。行军路线为绕道茂林，由三溪、旌德、宁国、郎溪奔苏南，然后北上。事实证明，由于叶挺与项英的指挥思想不一致，中路纵队、右路纵队陷入了军部指挥连续失误，战机一失再失的危局。中路、右路纵队的团以上指挥员个个身先士卒，冲杀在前，但伤亡惨重。只有左路纵队因与军部在战斗中失去了联系，干部牺牲较少。傅秋涛的1纵队作为大兵团行军的左路纵队，与军部在皖南事变中战斗打响后的第三天因电台被毁，而失去了联系，使自己能够独立行动，处身于叶、项矛盾旋涡和项英的错误指挥之外，这是傅部胜利突围的关键所在。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当时新四军北移路线可供选择的有三条：一是直接“北渡”的路线。即由云岭向北，经铜陵、繁昌渡江到无为，这是一条沟通军部与江北4、5支队及江北指挥部的联系的常用交通线。二是“东进”的路线。即由云岭向东，经马头镇、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至竹箦桥到水西地区（苏南指挥部所在地）。三是“绕道”的路线。即由云岭南下茂林、三溪入宁国转广德、郎溪到溧阳，然后渡江北上。三条路线都各有利弊。经过比较分析、权衡利弊，新四军采用了“绕道”的方案。历史事实已经证明：“绕道”是一条绝路。但军事上的失败往往是多种因素造成的，除了路线外，还有战术与指挥是否正确，以及天候、民情等众多的因素。当三路纵队会攻星潭未克时，项英不敢强攻，理由是害怕伤员过多而影响转移，这反映了项英军事阅历不足和军事才能不够，说穿了，项英缺乏大兵团指挥作战的能力。但作为新四军和东南局党的最高领导，本着为党负责的心理，项英牢牢地把住军事指挥权，排斥叶挺。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项英主持召开了“百户坑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攻占星潭未果后的行动方案。会上，提出了几种行动方案，无非是前进、后退、迂回之争。良将用兵，贵在神速，但项英此时迟疑不决，会议前后历时7个多小时，使国民党军在星潭完成了围堵行动。最后，项英下了一个回头突围的决心，几经波折，使军心失衡，斗志涣散，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与军部的情况相反，左路纵队在“百户坑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即1941年1月8日下午召开了“梓坑会议”，讨论本纵队突围的路线问题。会议也讨论了几个小时，分析了两种意见。一种是原路退回，走北路渡江到无为；另一种是经“东线”到苏南。会议经过分析，形成一致意见，决定向苏南转移。苏南是新一支队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傅秋涛担任团长的老一团曾在苏南战斗了半年，沿途群众基础好，不仅傅部可突出，还能背靠宁国、宣城，策应军部突围。会议还决定，老一团打前卫，新一团打掩护，当纵队司令部冲出后，支队全体人员在板桥集合。会议虽然也开了几个小时，但最终形成了正确的决议，奠定了傅部成功突围的基础。两个会议，两种不同的结果，军部的“百户坑会议”，虽然有叶挺拿出“集中突围，正面仰攻星潭”的正确战术主张，但反复拉锯，未被采纳，最后，被主张错误方案的项英占了上风，使部队回走茂林，导致部队走向失败。1纵队的“梓坑会议”虽然议得也长了一点，但做出了正确的决议，使部队突围走向了成功。

由于“梓坑会议”确定了正确的突围方向，1纵队突围的战术方式也随之确定，即：“正面强攻，重点突破，撕开网口”。具体的突破口选择在球岭岭南六华里处“三节水”地区。这是一个峡谷地带，公路从二、三百米深的峡谷中穿过。因地形险要，敌人防守较松，仅有顽52师154团的一个营防守。走这一条路突围是一着险棋，但兵不厌诈，用兵关键在于出其不意。敌人越是认为我们不敢走的地方，我们越是要走，这样往往胜算的可能性反而大。经过周密的兵力部署和火力配系，历经大小三次殊死的搏斗，在付出重大牺牲后，1纵队的连以上干部和一部分战士终于突出了敌人的重围。实现了初步的胜利，因为这虽是敌人的第一道防线，但也是防守最坚固的、最严密的防线。傅秋涛部进入三县边境的山区～～老虎坪，收集了300余人的队伍。其中，连以上干部仅缺两人，营以上干部仅缺一人。（这个数字统计的是老一团建制内的干部。新一团因在三节水突围中负责后卫，没有突围出来，他们后在团长张钅至锈的率领下从北路突围到江北无为。）在老虎坪，傅秋涛迅速恢复了部队编制，编了一个步兵连，两个手枪连，为继续突围做了种种准备。后来，由于国民党围剿加剧，傅秋涛不得已在与老虎坪一坑之隔的大斧山，将300余人的队伍又化整为零，让各部独立突围。突围之前，为轻装上阵，安置了病号、伤员，将爱人陈斐然留下照顾伤员，甚至将刚满一岁的女儿也送给老乡，仅带着老侦察出身的营教导员汪克明以及孔诚、汪其祥、李贵诚等12名精干的干部组成的队伍，于1941年2月2日，离开坚持斗争了二十几天的老虎坪、大斧山地区，展开了又一次往苏南方向的惊心动魄的化装突围。沿途，他们灵活机动，或装作百姓，或装作国民党52师的便衣，晓宿夜行，风雨兼程。行至第三天，当小分队进入宣城境内的一条山沟里休息时，汪克明掏出怀表看时间，有两个人凑上来，看了看说，你这是瑞士表，经过一番言语交锋，始知对方是江南青洪帮大头目陈玉庚门下的两个徒弟，双方关系密切起来。

原来，新一支队的老一团在1938年6月，曾经随陈毅、粟裕等到江南进行战略侦察，一支队的老一团，曾在镇江、句容、丹阳、金坛等地活动，2支队在高淳、当涂、江宁、溧水一带活动。当时，日军已占领了南京一带，但由于兵力不足，在农村有许多真空地带。江南一带留下的国民党散兵游勇、社会渣子乘机拉杆子起事。兵匪一家，有几个人、几条枪，就自称司令。司令多如牛毛，同日寇一样，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为了打开局面，就必须消灭这些“司令”。新四军老一团经过周密的侦察，在江南一举消灭了刘春发匪部；又在南京桑园铺一带，全歼了朱永祥匪部，活捉了朱永祥等多人。事过不久，附近的青洪帮头子陈玉庚求见，原来俘虏中，朱永祥的警卫连长是陈玉庚的三弟。陈玉庚为了同傅秋涛拉关系，特地送来了两挺机枪、两支驳壳枪、两匹马，这在当时是一笔重礼！为了开展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参加抗日，鉴于陈玉庚三弟也并非罪大恶极之徒，傅秋涛答应了陈玉庚的要求，放了其三弟，两家从此交了朋友。在两个青洪帮门徒的帮助下，傅秋涛等越过了52师的最后一道封锁线，越过孙家埠渡过水阳江，进入广德、郎溪、宣城交界地区。当队伍在一个村子休息时，遇上了国民党保安队，他们边打边退，一直退到南漪湖边。此时，只见湖边停着两只大船，被船主误认为是52师的便衣队，怎么也不肯给摆渡，眼见追兵已到，汪其祥急了，拿出枪来说：不走就打死你！被迫之下，船老大开了船。终于甩开了保安队。船至湖心，傅秋涛向船老大道歉，说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船老大笑了，说：如若不是及时说出你们是新四军，到了湖水深处，就准备沉船，将你们全淹死。为了确保傅秋涛等人的安全，船老大把船停在湖心，驾一只小船先上岸，进入江苏高淳县境内了解情况，原来那里原是老一团后勤留守处的驻地，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就这样，在群众的掩护下，傅秋涛一行晚上上了岸。

过了湖，很快到达东坝地区，国民党52师又封锁了渡口，傅秋涛命令折回七八里地住下，派汪其祥到中坝去侦察，不料汪被保安团抓住，幸亏他斗争经验丰富，在押解的途中逃了回来。接着，傅秋涛在离下坝约两里的地方雇了一条船，过了河，经溧水到溧阳。2月10日，经过七灾八难、艰难曲折，历时一个月零四天，傅秋涛终于到了罗忠毅、廖海涛的新四军16旅驻地，一行12人全都胜利地回到了新四军的怀抱。过了几天，他们穿过长荡湖和太湖，到达无锡地区，在新四军6师师部，见到了任师长兼政委的谭震林。在6师休息了几天后，刘少奇和陈毅来电，要傅秋涛到新成立的新四军军部汇报。傅秋涛在6师的护送下又渡江北上，在盐城见到了刘少奇和陈毅，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到了盐城后，凡皖南突围出来的团以上干部，皆由新任的军参谋长赖传珠负责政审，确认无问题，做出组织结论后，再另行分配工作。傅秋涛在新四军盐城华东党校一边学习，一边接受审查，历时一年。这是一个逐渐理清傅秋涛皖南突围过程的必要的组织程序。1942年3月傅秋涛被任命为驻安徽无为的新四军7师副师长（师长张鼎丞在延安，未到任），重新获得了带兵权。

王平上将简历：

王平（1907～1998）原名王惟允，湖北省阳新县人。1926年在本乡参加组织农民协会。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3军团第3师教导大队政治委员、第6师16团政治处主任，第4师11团政治委员，陕甘支队第2纵队11大队政治委员，红1军团第4师政治部副主任，红27军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政治部组织部组织科科长，晋察冀省委军事部部长兼阜平县动委会主任、县长，晋察冀军区第3军分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冀中军区政治委员，冀晋军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北岳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兼第1纵队政治委员，北岳军区、察哈尔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北军区副参谋长兼干部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动员部部长，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政治委员，志愿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政治委员，炮政治委员，武汉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总后勤部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1998年2月8日在北京逝世。夫人范景新。

王平的故事：

王平将军的故事很多，这里选出几段来让大家欣赏。

一泡尿浇出敌兵三百多

那是红军到达陕北后的直罗镇战役，王平在红军第1军团第4师任11团政委。一天凌晨，王平率11团追击敌人途中，在一条山路上作短暂休息。此时四周很寂静，路边就是一条坡度很大的深沟。部队刚停下来，王平便对着路里边解手，无意之中突然发现，深沟枯树叶子下面有东西在蠕动。细心机警的王平马上想到有敌人，随即大喊一声：“有敌人！”并迅速拔出手枪，奋不顾身地一步跳到沟底，11团的战士们也闻声赶来，这时王平已从沟底树叶下搜出一个敌人的营长。原来，躲藏在树叶下面的敌营长猛然感到头上流下一股热乎乎的“温水”，便不知所措地抽动了几下身体，结果被警觉的王平发现了。王平在战士们冲下沟底后，竟然从沟底的树叶下搜出了企图躲藏下来、准备逃跑的三百多敌人，并缴枪二百多支。

上天留我打敌人

王平大难不死的传奇轶事相当多。五六岁时帮家里放牛，有一次不小心从田埂掉到水塘里，幸好有村里人路过及时搭救了他，才幸免于难。参军后有一次与敌激战时，王平和团长蹲在一条小沟里指挥战斗，突然一颗子弹从侧面打来，恰好从团长后背侧穿过，打到了王平的皮挎包上，没有伤着他，但团长却伤得不轻。在1935年1月红军长征中，在进行了著名的土城战役后，红军摸清了川军主力。朱总司令在电话里要求王平说：中央机关就在城里，背后是乌江，这是背水一战啊！你们一定要打好！在一次战斗中，当王平和团长正在临时挖的一个掩体里用望远镜观察情况时，突然一发子弹击中了团长的手，把其胸前挂着的望远镜打到一旁。王平立即命令把通信排带开。就在他回头下令的一刹那，一颗子弹从他后脑勺擦过，破了点儿皮，他要是不回头，子弹就会正中他的前额。王平上将自参加革命就置生死于度外了。当有人对他昔日的辉煌经历表示敬佩时，老将军感激地说：“如果说我命不该绝的话，不如说是上天留下我让我打敌人，为英勇牺牲的战友报仇。”

毛主席给他改名

王平上将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原来，王平本名叫王惟允。刚参加红军到部队，每次连长点名时，总是用广东腔把王惟允念成“王翁翁”，惹得大家哄堂大笑。后来，王平与人商量，第一次改成了个好念的名字～～王明。1936年12月下旬，王平与贺晋年一起去见毛主席，他对毛主席说自己要改名。主席当时用风趣幽默的话语说：“叫王明这个名字很好嘛，国际代表啊！”王平不好意思地说：“正是为这个，别人才爱拿我开玩笑呢。”毛主席笑着说：“那好吧！”当即拿起笔，在一片白纸上写上任命书：“命令贺晋年任27军军长，王平任27军政委。毛泽东。”不过，王平这名字其实是张爱萍同志给起的，毛主席的手令则使王平这个名字正式成立。

“烈火金刚”们是他的部下

许多读者都看过《烈火金刚》等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抗战最艰苦的时候，在华北冀中平原上坚持敌后抗日根据地打击日寇的，正是王平将军指挥的部队。那时是他提出了“叫敌人据点搬家、公路开花、电话成哑巴”的口号。八路军与民兵相结合，到处追击敌军主力，使日军处处挨打，惶惶然不可终日。我在王平上将家客厅里多宝格上，发现了一把地地道道的日本大战刀，由于时间太久，刀上的皮子已经有点儿脱落了。王平告诉我说，这是他们从日本鬼子大佐手中缴获的，这个战利品成为他永久的纪念品。枪林弹雨的朝鲜战场，又为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增添了一笔传奇的色彩。王平从20军团政委一直当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四任政委，他作战生涯的最后一仗，就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金城战役。尽管“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亲自从东京飞到金城前线督战，企图反扑夺回失地，但在我军顽强抗击下，敌人反扑已无济于事，我军击退敌人的数次进攻，胜利地结束了金城战役。在我军强大而致命的打击下，敌人气焰大减。不得不于1953年7月22日，由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国务卿杜勒斯和南朝鲜伪总统李承晚相继发表声明，被迫接受停战。王平作为金城战役指挥官之一，立下了历史功勋。

告别朝鲜人民

1958年10月，正是瓜果飘香的金秋时节，中国人民志愿军最后一批撤军工作也已接近尾声。几天来，志愿军总部驻地周围的每一条山谷，每一户住宅，每一个广场都洋溢着依依惜别的友情。志愿军上自司令员下至士兵挨家逐户告别朝鲜房东和居民，文工团日夜为居民进行告别演出；当地朝鲜人民一次又一次地邀请志愿军官兵联欢，把各种珍贵的礼物送到营房里。10月18日下午，十几个朝鲜少年喜洋洋地跑进杨勇和王平的办公室，送别将军叔叔。孩子们把自己的红领中系在杨勇和王平的脖子上，把校徽、少年团团徽赠给将军们。11岁的男孩子李淳泽悲愤地向将军们诉说了美军杀害他父亲的经过。他说，志愿军叔叔打败了美军，给我报了仇，我永远也忘不了志愿军叔叔。杨勇亲吻了他，拉着小淳泽的手，亲切他说：“好孩子，叔叔也忘不了你们。你们要努力学习，长大了好好地建设自己的祖国。”刚刚送走小朋友，又见驻地附近的韩致沁等几位老人匆匆走来，杨勇立即迎了上去：“大爷，你有事吗？”“听说你们快走了，心里惦记着，就来看看你们。”“谢谢您，大爷。请到屋里坐吧。”“不了。你忙，别误了你的事。你若有空，我们想请你和王政委到家里坐坐。”“行！今晚就去。”杨勇和王平爽快地答应了。黄昏时分，杨勇、王平在夕阳的余辉中向农家走去。几十位朝鲜乡亲早已站在门口等着，见到志愿军首长，他们一下拥上来。进屋后，杨勇、王平和老人、妇女一起围坐在热炕上，一边饮酒一边畅谈，比一家人还亲。61岁的韩致沁对将军们说：“司令员政治委员来到我们家里作客，我们感到无尚光荣。”杨勇放声大笑说：“你们请我们到你们家里来作客，这是给我们的很大的荣誉。”王平接着说：“我们今天这样在一起吃饭，正是中朝如一家的表现。”杨勇、王平等在告辞时，亲手给主人们胸前挂上了“和平万岁”纪念章，永志中朝人民的友谊和这个难忘的夜晚。　10月18日上午8时40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王平等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向朝鲜人民告别信上签了名。至此，志愿军全体官兵都在这封信上签了名。这封告别信已经装订成册。首页有志愿军前司令员彭德怀的亲笔题字～～“中国人民志愿军向朝鲜人民告别信”。

棋盘上的将军风采

王平上将现在最大的业余爱好是下象棋，即使有客人来了，他也非得下完这盘棋再去接待。他在“出车跳马”的时候，仿佛又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耳边又响起了震耳的炮声和枪声。他似乎仍在痛惜战友的倒下，愤怒地指挥千军万马向敌人猛烈开火。“将！”王平上将看到对方的“老帅”已无路可走，一推棋盘，爽朗地笑了。在安度晚年之余，王平将军完成了40多万字的长篇大作《王平回忆录》，他一生的经历和传奇故事尽在其中。

吕正操上将简历：

吕正操（1905～）辽宁省海城县人。1922年参加东北军，次年入东北讲武堂学习。毕业后任东北军连长、营长、少校副官队长，沈阳同泽俱乐部主任，第53军116师参谋处长，647团、691团团长。1936年任东北武装同志抗日救亡先锋队总队长。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冀中人民自卫军司令员，八路军第3纵队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冀中行署主任，冀中区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晋绥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员兼西满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东北铁路总局局长，东北人民政府铁道部部长，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军委铁道部副部长兼铁道兵团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副部长、代部长，中央军委军事运输司令员，总参谋部军事交通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政治委员。1955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二、三届常务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十一届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夫人刘沙。

吕正操的故事：

吕正操是共和国57位开国上将中，唯一的百岁上将。前些日子，吕老的家乡政府和很多单位希望为他办百岁生日，很多友人要来祝寿，都被他谢绝了。将军百岁生日这一天，像往常一样平静，是在阅读中度过的。在宽敞明亮、俭朴整洁的书房里，吕老身着一件红色毛衣，坐在老式的布艺沙发上，一边翻阅着刚刚再版的自己的回忆录，一边与家人聊着过去。茶几上摆满了吕老日常阅读的书籍，沙发背后是一字排开的书柜，赫然醒目。这看起来似乎跟一些学者的书斋没什么两样，但柜橱里摆放的逼真的步枪模型和一个“毛泽东号”的火车模型，以及张学良、董必武等人的手书，暗示出这位老人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回忆起老人的经历，真是百年沧桑。

吕正操将军是开国上将中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将军。他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县一户贫苦农民家庭，17岁时参加了张学良的东北军卫队旅。由于他念过书，又写得一手漂亮的小楷，很受张学良器重。1923年他考入东北讲武堂，毕业后，先后成为张学良的副官、秘书。吕老很早就受到共产党的影响。1928年初，他在沈阳担任高级军政人员文娱活动场所同泽俱乐部干事时，就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1934年，他接任第647团团长，移驻北平后逐渐与中共北方局53军工委成员刘澜波、孙志远等人交往，并积极组织进步活动。1936年底，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当时，吕正操将军正担任张公馆的内勤工作，和应邀来西安共商大计的中共代表罗瑞卿、许建国等常有接触。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他在中共北方局介绍下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回忆当年西安事变后和张学良将军分手，说好三天后再见，谁知一别竟是54年。 1 99 1年他们在美国重逢时，双双都已是耄耋老人了。当然，二人并未失去联系，他们有时通电话，有时写信，有些信吕老至今还保存着。张学良在被囚禁时，还偷偷让四弟张学思转告吕老，参加共产党这条路是走对了。吕老说：“见面后，我让他回国，他答应了。说他一直希望中国统一，还说只要国内需要他，他会尽力为中国统一做工作。”这对老朋友在战火中建立起来的深厚友谊，历久而弥真。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时任国民党53军691团团长的吕正操，接到随军撤退的命令。在这种紧急情势下，他连夜召开会议，发表讲话：“今天不是普通的会议，而是商讨决定我们大家的前途命运。时局变化还不到半个月，日本人就占领了华北大片土地，可是中央军还是一味撤退。如果我们继续跟着跑下去，不但打不了日本人，而且还有断送部队的危险。作为爱国军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负有保卫国土、收复失地的责任。形势已经不允许我们有任何别的选择，面前只有一条路：回师北上，像红军那样，到敌后打游击去!”各营、连长们都同意马上回师北上。于是，他于1937年10月14日率部脱离国民党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改称“人民自卫军”，在冀中平原上，树起了第一面共产党抗日武装力量的大旗。在冀中抗日最艰苦严峻的阶段，吕正操任冀中军区司令员，率冀中军民在反“蚕食”和反“扫荡”斗争中，创造了平原游击战争史上的光辉一页。建国以后，被搬上银幕和舞台的《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以及《平原作战》等作品，都是为这一时期真实斗争所作的艺术注解。在白洋淀地区，人民还组织起了水上游击队～雁翎队。在残酷激烈的作战环境中，吕正操沉着、果决、满怀激情、斗志昂扬，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在冀中百姓中誉为传奇。当时，冀中的吕司令，是一个令日本侵略者闻风丧胆的名字。回顾那段历史，吕老说：“人民才是真正伟大的，真正有骨气的”。毛主席曾亲笔题词表扬冀中军民是“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模范，坚持人民武装斗争的模范。”

1945年10月，中共中央任命吕正操为东北人民自治军副司令，主要负责铁路修复和运输工作。他带领当地军民对千疮百孔的东北铁路进行了大力抢修，经过几年的努力，通车达9800多公里，占全东北通车里程的 98％，为支援解放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段工作经历，也决定了吕正操将军和平建设时期的工作安排。毛主席曾当面表扬他说：“你写的《怎样办好铁路》不错呀!我们就是要学会搞建设。”建国后，吕老一直担任铁道部领导工作。上世纪5 0年代，他曾主持滇越铁路修复工程，率领铁道兵克服环境险峻等重重困难，经过一年多的奋战，将瘫痪17年之久的滇越铁路碧色寨至河口段彻底修复，创造了世界铁路建筑史上的奇迹。在抗美援朝以及抗美援越过程中，吕正操将军始终战斗在运输工作第一线，展示了其卓越的指挥才能，出色地完成了党和国家所赋予的重任。

据吕老身边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吕老的业余爱好非常广泛，包括读书、打桥牌、打网球、游泳、唱京剧等，吕老说：“人体各部位都是用则进、不用则退，因而平时既要注意锻炼身体又要注意活动脑子，才能有效地延缓衰老。”吕老一生喜欢广闻博览，藏书达三万多册。他买书都是为了读，而不是收藏，当有人送他精致的名著收藏本的时候，他总是转赠给图书馆。他看的书中还有当今市场上热卖的各种书籍，包括小说、财经、金融类的书。秘书说，将军有一度甚至非常关心汇市，每天都要工作人员给他讲述当天的汇市情况。将军有时也会和从事文学研究的女儿一起讨论莎士比亚的作品或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吕老最热爱的运动是打网球，至今还担任着中国网球协会主席。88岁高龄时，他还每周打四五场网球，每场一两个小时，体力颇为惊人。他打网球的历史可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那时，他在东北军当兵，经常参加青年会的活动，坚持学英语，也学会了打网球。以后，即便是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也没有丢掉这个爱好，在村头的打麦场拉上网子，就是上好的网球场地，这是他打仗间歇时最好的娱乐。上世纪50年代，有一位心脏病专家认为将军不适合打网球，劝他不要打了，他虽然很感谢专家的忠告，但还是采取了一种顺其自然、循序渐进的方式，一直坚持打到了90岁，足见其做事不盲从于人的个性。

吕正操将军生于乱世，在枪林弹雨中磨练、成长，将个人修养与报国之志完美地结合起来，最终独辟蹊径，尽享高寿。我们与工作人员探析其长寿原因，发现有以下几个主要因素：

信念执著，淡泊名利。从青年时代，他就树立起精忠报国之志，这是其一生的精神信念。他一切听从组织安排，无论多么艰险的任务，都矢志不渝地去完成。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他敢于负责，不怕得罪人。同时，他最反对官场上的“跑官”、“要官”等不正之风。对于生活他很知足，衣食住行极为俭朴，“我这一辈子，就是打日本，管铁路，打网球三件事。”对自己的一生，将军只用了这样轻描淡写的几个字。心胸坦荡，乐观豁达。他性格刚毅，从来不憋气，不闷火。“文革”期间，他饱受“四人帮”的迫害，被囚禁八载，但他毫不屈服，顽强抗争，保持着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著名书法家黄苗子曾赠送吕老一幅字：“太公钓位，老子游龙”，正是对吕老人生修为和精神境界的真实写照。饮食有节，作息有常。吕老的饮食很普通，但很科学，以清淡为主，喜吃五谷杂粮。他认为粗茶淡饭最养人，且定时定量进餐。长年以来，他作息很有规律，注意劳逸结合，就是在最严酷紧张的时候，也常忙里偷闲，愉悦身心。锻炼有方，持之以恒。吕老打桥牌打到97岁；游泳坚持到98岁，每次还能游两个多小时；很多人知道他爱打网球，却不知道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的右膝关节就已受伤，半月板大部分受损，克服这种障碍而坚持锻炼，其毅力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这种精神，体现在吕老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是其高寿的重要原因。现在的吕老，每天仍坚持进行力所能及的锻炼。

遗传因素和地域因素。吕老的祖上多是长寿之人，他的母亲大半生处于兵荒马乱的年代，却活到90多岁。吕老的故乡辽宁省海城地区山清水秀，是有名的长寿之乡，吕老和张学良是同乡，而二人都是高寿之人。“最喜夕阳无限好，人生难得老来忙。”回顾这位名将波澜壮阔的一生，不由得让我们想起革命先驱李大钊的话：“人生的目的，在于发展自己的生命。”吕老也曾说过：“人，不在于活多久，而在于多做事。”这些深邃的话语，让我们顿悟到，吕正操将军正是将自己的生命融入到为国家、为人民的利益奋斗、奉献的历史长河中，才铸就其传奇的一生，他所留给我们后辈的精神财富是无尽的。

傅钟上将简历：

傅钟（1900～1989）四川省叙永县人。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共产主义小组。1925年任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书记。1926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任中山大学学生会总支部局副书记，翌年转入列宁格勒军政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第12师政治委员，随营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彭（湃）杨（殷）军政干部学校政治部主任兼第10师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西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中共川康边省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部长，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兼民运部部长，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兼新华日报社社长，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三、四届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1989年7月28日在北京逝世。夫人刘晓圃。

傅钟的故事：

傅钟同志，1900年6月28日出生于四川省叙永县城的一户书香门第。青少年时期，他热爱祖国，勤奋读书，仰慕倡导革新的仁人志士，崇尚民主、科学和新文化思想。在“五四”运动影响下，他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学生运动。1920年冬，为了学习救国救民的本领，他同周恩来等一起，远渡重洋，赴法国勤工俭学。到法国后，一面在钢铁厂做工，一面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由赵世炎等组织的对华工的宣传教育工作。1921年冬，与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取得联系，随后参加筹建旅欧少年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2年，他在法国布里佛中学领导成立“书报流动阅览社”，宣传革命思想。1923年转到一家橡胶厂当工人，继续参加了“共产主义研究通信”活动以及同无政府主义思想和国家主义派进行的斗争。1925年，他任中共旅欧总支部书记，曾在巴黎组织领导旅法华人集会，声援国内“五卅”运动。1926年初离开巴黎，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担任学生总支部局副书记。1927年转入列宁格勒托尔马夫军事政治学院学习，1929年底毕业。他在留苏期间，曾列席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参加共产国际执委扩大会的工作。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傅钟同志于1930年春回国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军委机关从事干部工作和兵运工作。他还参加了翻译苏联红军条令、条例的工作。1931年夏天，他被派到鄂豫皖苏区，先后担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红12师政委，红四方面军随营学校校长兼政委，彭（湃）杨（殷）军政干部学校政治部主任兼红10师政治部主任等职。在反“围剿”作战的艰苦紧张的环境中，他编写了《红军须知》、《连队指导员手册》等文件、教材，并亲自授课，为部队培养了大批骨干和基层干部。1932年冬，随红四方面军入川，参加创建川陕苏区，任红四方面军（后兼西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同时主编《红军报》、《干部必读》等报刊。在粉碎敌人的“三路围攻”、“六路围攻”和仪南、营渠、宣达等战役中，他为培养部队良好的战斗作风，保证作战胜利，扩大苏区和发展红军，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他主持起草的《军、师政治部暂行工作细则》、《团政治处暂行工作细则》和《红四方面军政治与党务工作决议》等文件，对提高部队政治素质，加强政治机关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傅钟同志随红四方面军参加了长征。1935年春，在接应中央红军北上，策应红25军入陕的广昭战役、陕南战役，以及强渡嘉陵江、挺进川西北的长途作战中，他积极开展政治工作，并参与领导后勤保障和发动群众的地方工作。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他为增强两军的团结友爱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同年11月，任中共川康边区省委书记，领导开辟天全、芦山、宝兴等县新苏区。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他任组织部长，在干部中积极进行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政治工作，协助朱德、任弼时、刘伯承、徐向前等同志为挫败张国焘的分裂阴谋起了应有的作用。到达陕北后，他先后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并于1937年3月底列席政治局扩大会议，积级参加揭露和批判张国焘严重错误的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傅钟同志出席了著名的洛川会议。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他历任八路军政治部民运部部长，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等职，为发动群众，扩大统一战线，壮大人民军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夜以继日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38年至1940年，他为八路军总部草拟的“政治整军方案”和《政治整军训令》等文件，对部队坚持党的领导，加强政治工作，起了重要作用。他十分重视研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势下军队政治工作的新问题，重视总结在艰苦分散和持久作战环境中部队政治工作的新经验，他写的《八路军抗战中政治工作的经验》、《论革命军队建设问题》等文章，及时指导了部队的政治工作。从1941年起，他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1943年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副主任。1945年，他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增强党的团结，反对山头主义》的发言，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受到毛泽东等与会同志的称赞。

1946年初，傅钟同志随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同志赴重庆，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长兼新华日报社社长，积极贯彻中共中央为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而奋斗的方针，撰写社论、专论，宣传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解放区军民抗战八年的丰功伟绩，抨击国民党政府破坏“双十”协定、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等背信弃义的行为。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他奉命回到延安，仍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由于原总政治部机关干部已调往解放区各战场，他负责重新组建了精干的总政治部机关，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同志主持下，参与了领导解放战争中的总政治部工作。在此期间，他参与制订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委员会条例（草案）》、《支部工作条例》、《革命军人委员会条例》。这些重要的法规性文件，对于加强党对军队的统一领导，健全我军党委会制度，加强基层政治工作，密切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及革命队伍内部团结，保证作战任务完成，起到了重要作用。1948年春，他为总政治部撰写了《新式整军初步总结》。随后，协助刘少奇同志召开了全军敌军工作会议，对我军在战略进攻阶段开展政治攻势、瓦解国民党军队作了重要部署。1949年7月，他遵照周恩来同志指示，出席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为大会作了《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重要报告。

新中国成立后，傅钟同志长期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维护党对军队的领导，继承和发扬我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对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作出了贡献。他在主管理论教育和文艺工作中，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反对断章取义；提出部队文艺工作是部队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主张文艺为部队建设服务，不断提高文艺创作的思想、艺术水平，发挥文学艺术团结人民、鼓舞部队的战斗作用，并经常深入到部队各文艺单位指导工作，深受广大文艺战士的爱戴。“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林彪反革命集团诬为“黑线人物”，受到迫害。粉碎“四人帮”后，他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支持平反冤假错案，清除“左”的思想影响，支持年轻干部走上各级领导岗位。作为中国文联的负责人之一，他关心文艺界的学习和团结，强调坚持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发扬革命文艺的优良传统，大力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他对文艺界同志的生活也极为关心，尽力给以帮助。他时常怀念在台湾的早年旅法、留苏的同窗故旧，多次表示愿与他们携手，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作出贡献。

肖华上将简历：

肖华（1916～1985）江西省兴国县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共青团兴国县委书记，红4军军委青年委员，连、营政治委员，第10师30团政治委员，红1军团政治部青年部部长，红军总政治部青年部部长，少共国际师政治委员，红1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陕甘支队第1大队政治委员，红1军团第2师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人路军115师政治部副主任，343旅政治委员，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鲁西军区政治委员，115师政治部主任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辽东省委书记，南满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特种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委员，总政治部副主任，总干部部副部长、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军事科学院第二政治委员，兰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八、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1985年8月12日 在北京逝世。夫人王新兰。

肖华的故事：

肖华是开国上将中最年轻的一位，但在文革期间却莫名其妙的失踪了一段时间。这还要从文革初期初期说起，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要肖华参加。“四人帮”得知后，布置一伙人截住肖华的车，致使肖华未能参加。1967年7月25日，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他们操纵的人，指示说:要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自此，肖华被连续批斗。八月，在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操纵下，一大批造反派疯狂地冲进总政大院，把标语贴满墙壁。其中一则标语尤令人注意:“毛主席说，肖华是扶不起的天子”1967年12月，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操纵下，造反派炮制了一份《关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肖华的罪行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分别上报毛泽东、林彪、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这份充满诬陷、不实之词的报告中，他们罗列了肖华的“六大罪状”，对于“总政阎王殿”的问题，他们是这样说的:“总政治部长期被彭德怀、黄克诚、谭政、罗瑞卿、肖华所把持，经过他们苦心经营，变成了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资产阶级独立王国，一个刘、邓设在我军的黑分店。”

1968年初，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把肖华极其秘密地关押在离总政不远的一个叫做松树胡同的小院里。从此，肖华“失踪”了。关押肖华的小屋只有5平米，小屋的窗户用铁板钉死了，屋里吊着一只日夜通明的100瓦灯泡，一个枪口从门上的小孔伸进来。看守规定肖华睡觉必须脸迎着灯光和枪口。由于肖华“态度顽横，拒不交待问题”，常被打得遍体鳞伤。肖华的食谱是:早饭，半个窝头、一碗玉米面糊;中饭，一个窝头、一碗菜汤;晚饭与午饭同。七年之间，天天如此。肖华获释时，全身浮肿，毛孔出血，望之令人沧然。林彪、江青也没放过肖华的夫人王新兰。在肖华被抓的前5个月，王新兰就被抓走了。这位从小参加红军的女战士被关了三年，遭受了种种非人的折磨与磨难。后来未作任何结论，又莫名其妙地放了。她出狱后就开始打听肖华的下落。因为当时社会上传言肖华已不在人世了，有的说被秘密处决了，有的说自杀了，有的说病死了。后来王新兰在一张小报上看到一条消息:张春桥说:“林副统帅说过，肖华三反分子这个案子，什么人也翻不了。”王新兰由此判断，丈夫还活着，而且还在抗拒着强加在他头上的罪名。为了丈夫，王新兰给毛主席写了一封长信，为丈夫伸诉。她找到王震，王震通过叶剑英把信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批示:“王新兰说肖华不是三反分子，请中央政治局讨论。”但由于当时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这封信也不了了之，王新兰陷人漫长的等待之中。

1971年春，总政的一个老水暖工轻轻地敲开了王新兰的门，把他在松树胡同修管道时见到肖华的事告诉王新兰。他还活着!王新兰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9月13日，林彪折戟沉沙温都尔汗，使王新兰看到了希望，但是肖华依然没有消息。两年过去了，王新兰苦苦等待着。由于心力交瘁，她的心脏病发作，住进医院。在医院，王新兰给周总理写了一封要求见肖华的信。总理很快批示让他们见面。王新兰和孩子们被带到一间会议室。“相见时难别亦难”，这是他们别后5年的第一次见面。神情有些呆滞的肖华见到家人，目光中闪过一丝惊异，但又立即恢复了原先的样子。几个孩子见活泼开朗的父亲成了这副模样，忍不住哭了起来。王新兰怕肖华看到自己的眼泪，背过身默默流泪。

专案组的人一直坐在旁边，一家人什么话也不敢说。气氛相当沉重。肖华只是不停地说，“我很好，你们不要担心……”肖华的儿子肖云借搀扶父亲上厕所的机会，把事先写在手心的“林彪死了”的字偷偷给父亲看，肖华一怔，目光亮了一下。在探望结束时，肖华突然对王新兰说:“新兰，你自己要多保重!”一句话没说完，王新兰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流下来。1974年9月，在庆祝建国25周年前夕，中央派人将出席天安门国庆观礼的人员名单送毛主席审定。毛主席仔细看了一遍名单，什么话也没说，退了回去。过了几天，经修改的名单又送到主席面前，主席看后又退了回去，依然什么话也没说。9月29日，第三次将名单送来后，毛主席看了半天，拿起笔，亲手添上了肖华、刘志坚两个人的名字。“四人帮”慌了，指示专案组立即释放肖华，并为肖华赶制军装。专案组来通知肖华出去时，肖华显得异常平静。肖华抗拒出去，他说:“当初你们为什么抓我?现在为什么放我?我要一个文字结论。”造反派乱了阵脚。原来，肖华和总政一大批领导被打倒关押，完全是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联合“砸烂总政阎王殿”的直接结果。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竟然想起了已被关押七年的肖华，而肖华偏偏不出去。他们担心毛泽东再过问，无奈之中，开车来接王新兰。王新兰见肖华穿了八年的军装已经烂成一条条的，忍不住落泪。她关心的是丈夫早点离开这里，回到那个虽然破旧但不失温暖的家。她劝丈夫:“主席让我们回去就回去，是是非非怎么说得清，孩子们都在家等着你呢。”肖华怔了半天，终于叹了一口气，说:“好吧。”9月30日，肖华出席了国庆招待会。周恩来感慨万分地握着肖华的手，久久不放，却没有说出一句话。国庆节那天，“失踪”了七年的肖华又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听说肖华出狱了，年近90的朱德让康克清打电话，说想见肖华。肖华夫妇来到朱德家，朱老总一手拉一个看了又看，连连说，“回来了就好。”朱德指着满屋子的书说:肖华啊，你被抄了家，什么都没有了，你平时爱学习，就把这些书拉走吧。肖华说不出话，使劲摇了摇头，落下了眼泪。京西宾馆，来看望肖华的人络绎不绝。许世友一见肖华，就失声痛哭:“肖主任，你冤枉啊!”1977年4月，粉碎“四人帮”不久，中央任命肖华为兰州军区第一政委并兼任甘肃省委书记。肖华在大西北一干就是七年，为那里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建立了不朽的业绩。1983年6月，肖华当选为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为了适应新的工作，他写了一首自勉的诗:“南征北战，饱尝风霜。青春献给民族解放，壮年织进祖国锦绣新装。老骥奋发，雄心激荡。四化征程搏风击浪，余辉焕发同样是满天霞光!”

甘泗淇上将简历：

甘泗淇（1903～1964）原名姜凤威，别名姜炳坤。湖南省宁乡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独立1师党代表，中共湘赣省委宣传部部长，湘赣军区政治委员，湘赣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兼国民经济部部长，红18师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红6军团政治部主任、代政治委员，红2军团政治部主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普绥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野战军政治部主任，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第一野战军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1964年2月5日在北京逝世。夫人李贞少将。

甘泗淇的故事：

甘泗淇上将有“质朴将军”之称。这位将军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生涯中，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平凡而感人的故事。

找不到主人也要付钱

红二方面军长征通过包座藏区时，许多藏民因不了解红军，匆匆弃家逃到深山老林中躲藏了起来。这时，地里的青稞和蚕豆已经成熟，而红军又急需粮食。方面军首长遂决定：部队可以收割地里的庄稼，但是一定要按市价付钱。部队开始收割青稞和蚕豆了。时任红二方面军政部主任的甘泗淇有些担心：藏族老乡家中无人，部队又面临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发生违犯群众纪律的问题呢？他一面向部队和官兵重申，收了庄稼要按市价付钱的规定办。他说：“找不到主人也要付钱，决不能因为主人不在家就少付钱，不清楚市价宁可多付一点。”一方面在部队开拔前，亲自带人到一些躲出去的藏族老乡家检查群众纪律。看到各家各户的确有部队留下的钱和条子，条子上除详细写明割了多少庄稼、付给多少钱以外，还写了向藏胞致谢的话。直到这时，甘泗淇的脸上才露出了笑容。

冒险尝野菜

在长征中红二方面军是最后过草地的部队，因而在筹集粮食方面遇到的困难也就最大。进入草地后没几天，粮食就吃完了，整个方面军都面临着饥饿的威胁。甘泗淇把自己那份口粮全拿了出来，分给了伤病员。他自己选择了靠野菜充饥的办法。每到一个宿营地，他不休息，立即带领政治部机关的同志们四处寻找野菜。可是能吃的野菜几乎被前面过草地的部队吃光了，他就试着吃那些不知道有没有毒的野菜，这样的试验是很冒险的，万一中毒，以当时的医疗条件很难抢救的。但他不听同志们的劝阻，总是执意由自己先尝。当证明一种野菜确实是无毒的后，他会高兴得像个孩子，马上拟出电报稿，详述此种野菜的形态，交电台迅速发往各部队，通知指挥员尽快派人采集。甘泗淇用自己的身体做试验，冒险尝野菜的事在部队传开后，战士们都深受感动，各级干部也深受启发。

俭朴与慷慨

1955年，人民解放军实行了军衔制和薪金制。甘泗淇被授予上将军衔，他的夫人李贞也被授予少将军衔。甘泗淇和李贞夫妇俩都是将军，他们的薪金加在一起，每月有六七百元，这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来说，是相当可观的。  但甘泗淇和李贞在生活上却十分节省，能不买的东西尽量不买，能不花的钱尽量不花。除了部队统一下发的军服外，甘泗淇几乎没有购置过什么衣服。家里的一对皮箱，还是他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临出国前置办的，在朝鲜时作行军箱，归国后盛衣物，一直用到1964年因心脏病突发逝世。甘泗淇逝世后，李贞接着用这对皮箱。皮子裂了、把手断了，也不肯换新的，用尼龙绳绑一绑，一直使用了30多年。直到李贞逝世，人们在清理她的遗物时，发现这对皮箱还在。自己的生活这样节省，可到了他们认为该花钱的时候，却十分慷慨。甘泗淇和李贞夫妇没有孩子，他们用自己的薪金先后抚养过20多个烈士遗孤。每逢开饭，得摆两三张桌子才能坐得下。向灾区人民捐款捐物，他们更是出手大方，动辄数百甚至上千元。他们还多次出钱赞助教育和科研事业。过着俭朴生活的甘泗淇和李贞，一再把节省下来的钱用在对人民有益的事业上，他们高尚的思想境界，永远被后人崇敬。

不要特殊照顾

甘泗淇一生廉洁奉公。他曾给身边的工作人员立下一条规矩，不管到哪里去，不管在什么场合，也不管对什么人，都绝对不准提出任何特殊的要求。无论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条件改善的和平年代，他都反复强调：“我不要特殊照顾。”那么，他心目中的“特殊照顾”指的是什么呢？红军时期发生的一件事可以给出答案。在甘泗淇担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时，有一次患病吃不下饭，炊事员见状，炒了一个菜给他送去。可是说什么他都不肯吃，他立即把总务部门的负责同志找来，说这属于特殊照顾，今后一定不要对他特殊照顾。他没有子女，亲属就是侄子和侄女们。他对他们提出的要求是：“不要有特殊化思想，不要成为特殊人物，现在要刻苦学习、好好读书，将来长大了，靠自己的真本领为人民服务。”甘泗淇1964年逝世后，他的夫人李贞依旧按照他生前立下的规矩办事。80年代，李贞的一个侄子希望李贞帮他说句话，将他调到北京来工作，也好照料李贞的生活。李贞摇摇头说：“这个情我不能说。现在军队正进行体制改革，精简整编，作为一个党员干部，要讲党性，守纪律。我的生活有组织上管。记得甘泗淇同志在世时，让你们好好读书，长大了靠自己的本领为人民服务，希望你们不要辜负亲人的期望。”李贞到底也没给这位亲戚办。

革命伴侣

长征前夕的一天，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将一个个子不高、留着短发的女红军战士叫到跟前，她就是时任红二方面军6军团组织部长的李贞。贺龙对她说：“中央红军长征已走了很久了，我们也要开始长征了。长征很远很苦，我给你介绍个伴吧。他叫甘泗淇，是红18师的政委，是留苏的学生，文化高，人也很正直。”李贞回答说，“长征路上这么多人，还要找什么伴嘛？他文化那么高，可我却大字识不了几个。再说，现在是行军打仗，子弹又不认得人，要是我死了，他就得担心，他死了，我也要担心。我看还是长征以后再说吧！”贺龙又找到了甘泗淇，说：“红6军团有个女战士李贞，她作战勇敢，又会做饭，红二方面军女同志不多，不能错过了这个机会呀！”不久，甘泗淇又从独立1师党代表调任湘赣省委宣传部长。到任后他才知道，组织上原拟调中共吉安县委军事部长李贞担任此职，因李贞考虑到自己文化不高，怕亲口向他提及了婚姻大事，他就不得不对她作进一步了解了。不久，甘泗淇也调到了红6军团，任政治部主任兼代政委，与组织部长李贞在一起工作，互相接触的机会多了，了解也透彻了。有几次，甘泗淇还直接找到李贞长谈，从谈工作、谈理想起，一直谈到了爱情，他还帮助李贞写了一篇总结工作情况的报道。李贞见这位知识渊博的首长这么平易近人，这么关心她们的工作，极为感动。她特意做了一双布鞋送给他，用旁人的话说，也算是定情礼物吧。共同的工作，共同的目标，共同的语言，使两颗心靠得越来越近了。终于，他们愉快地接受了贺老总的安排，在长征即将开始的时候，由贺龙亲自主婚，在一个老百姓家借了一间房子，结成了一对情深意笃的革命伴侣。

夫妻将星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贞受组织安排在后方任妇女干部学校校长，甘泗淇则一直奋战在抗日前线。解放战争时期，甘泗淇任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李贞也调到西北野战军，任政治部秘书长，他们一起参加了解放大西北的一系列战役。新中国成立不久，甘泗淇、李贞又同时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同赴朝鲜，又一同回国。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夫妻二人又同时被授予将军军衔，甘泗淇是上将，李贞是少将，从此，在中国革命史上，有了第一对将军夫妇。抗美援朝回国后，不少老同志见到甘泗淇都非常遗憾地说：“老甘啊，太遗憾了，你革命几十年，连个孩子也没有啊！”李贞也经常觉得内疚，觉得对不起丈夫，她对他说：“老甘，趁现在还来得及，你再娶个妻子吧，好给你生个孩子呀！”可甘泗淇回答得非常干脆：“我要的是爱人，不是孩子！”是啊，“我要的是爱人！”这句话虽然看不出半点柔情蜜意，但谁又能说它没有完全表达甘泗淇对李贞的一片爱心呢？令人遗憾和悲痛的是，功勋卓著的甘泗淇将军却英年早逝。1964年2月5日，甘泗淇60岁刚过两个月，他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匆匆离开了相依为命30年的妻子李贞和他们共同抚养的20多个烈士遗孤。他留给李贞的，除他未尽的事业之外，便是难分难舍的夫妻感情。

宋任穷上将简历：

宋任穷（1909～2005）湖南省浏阳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连党代表、团、师政治委员，红军干部团政治委员，红28军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东进纵队政治委员，冀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冀南区委书记，冀南行署主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中共平原分局代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2纵队政治委员。中共中央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部长，中共豫皖苏分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三副政洽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南京市委副书记，第4兵团政洽委员，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兼云南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副书记，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兼沈阳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85年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2005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夫人钟月林。

宋任穷的故事：

宋任穷1909年出生在湖南浏阳乌垅村，原名宋韵琴，又名宋绍梧。1930年遂川战斗后，红军在胜利的喜悦中过了一个愉快的春节。宋任穷在3营7连当文书，营长是黄埔四期毕业的伍中豪，能打仗，爱喝酒，还喜欢作诗。酒兴浓时便诗兴大发。那个春节伍中豪一边喝酒一边念着：“宋韵琴，这个名字不好，像个女人名字，改了吧？”于是念念有词地在嗓子里转着：“宋韵珍，宋韵琴，──宋任穷”。说：“就叫宋任穷吧！”这个名字就一直沿用至今。这里讲几个宋任穷的故事。

热血启蒙

宋任穷13岁那年考上金江高小，金江高小的前身金江书院，是浏阳八大书院之一。宋任穷入学时，即陈昌、夏明翰等都被邀请在校任教，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年轻的共产党员。陈昌、夏明翰在讲课时经常结合课文传播革命思想，感染得学生热血沸腾。宋任穷举着小旗子随大伙上街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列强，打倒军阔，打倒贪官污吏。　　但是陈昌、夏明翰两位革命志士都过早地洒尽了一腔热血。1950年，宋任穷在毛泽东住处谈到两位启蒙老师时，毛泽东缓缓地说：“陈昌是我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关系很好。在一起时朝夕相处，分别以后常有书信往来。他是一位出色的宣传鼓动家。”

痛失刘志丹

1935年底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陕北红军组成的红28军，军长刘志丹，政治委员宋任穷。宋任穷比刘志丹小二岁，彼此推心置腹，相处融洽。刘志丹在陕北名气很大，威望很高。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前夕，陕北红军受“左”倾错误路线影响，发生了错误的肃反。刘志丹、习仲勋等人都被打成“右派”抓了起来，许多人被杀。毛泽东一到陕北，听说刘志丹等人被关押的情况，立刻派人送信，“刀下留人”，解救了刘志丹。刘志丹平反后便和宋任穷在一起工作。刘志丹光明磊落，胸怀坦荡。他被捕是自己走到保卫局去的。当时，保卫局通知他从前线回瓦窑堡。经过安塞县时，恰巧碰到保卫局送信的通信员。通信员见到副军长团长刘志丹，就把这个急件交给了他。刘志彤拆开一看，原来是要逮捕他的密信。便不露声色，让通信员把信送到前方军团部，自己毅然策马奔赴瓦窑堡，过家门而不入，径直走进保卫局，就这样被抓了起来。这些情况，是刘志彤和宋任穷一起工作时讲述的。宋任穷非常敬佩刘志彤的无私和坦然。1936年2月中旬，红军主力改编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挥戈东征，抵御日寇的侵略。宋任穷、刘志彤率领红28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在一片风声、浪声、枪炮声中，红28军一举突破阎锡山的河东防线，歼敌两个营，占领罗峪口。此后，红28军先北后南，接连打败六股来犯之敌，于2936年4月13日到达山西中阳县西部渡口三交镇。刘志丹把团以上干部如集到一起向大家传达，说：“越向南走，离中央总部越近，一定要打好三交镇这一仗，打通山西前线和陕甘苏区的联系。”4月14日拂晓，围攻三交镇战斗打响。战斗至中午，攻击不大顺利。刘志丹决定亲自到北山前沿阵地指挥。不料刚到前沿，便被一颗子弹击中左胸。他断断续续说完“告诉政委，请他带部队……坚决把三交镇攻下来”这句话。几位同志肥刘志丹抬到军指挥部，宋任穷跪下来摸着他已经摸不到的脉搏，看着这位年仅33岁的优秀共产党人，陕北人民的领袖溘然长逝。宋任穷把军大衣轻轻盖在刘志丹身上，扶着担架一步步送下阵地。他向党中央电告噩耗，并赶紧筹划船只，制作上好棺木装殓刘志丹的遗体，运往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临行前，在场的数十人扶棺挥泪，天地动容。部队到康城镇后，宋任穷立即向毛泽东汇报了刘志丹牺牲的经过。红28军伤亡近半，原曾准备撤销。但部队群情悲愤，士气高昂，总政治部专门考察后改变了决定，保留建制，补充兵员，宋任穷被任命为军长，接替刘志丹，蔡树藩为政委。

两改横幅

50年代初期，宋任穷兼任云南军区政委。云南起义的部队先称暂编12军、13军。通过民主运动，起义部队要求正式编入人民解放军。军区决定将他们与人民解放军12军、13军合编，由4个军合编为两个军。军区将合编的决定通知这4个军，并决定召开大会。开会那天，全体官兵在志丹体育场集合。会场主席台中央悬挂着巨幅会标：“中国人民解放军暂编12、13军改编大会”。大会一开始，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宋任穷等军区首长进入会场。首先登上主席台的宋任穷扫了一眼横挂台中的标语，觉得不妥，立即要布置会场的同志把“改编”改成“合编”。当天晚上，军区举办了一场晚会，庆祝合编完成。宋任穷等军区首长亲自出席。他一走进晚会现场，看到“部队合编欢迎会”的大横幅，又叫来工作人员，将“欢迎”二字改成“联欢”。

事后有人问宋任穷；“改编”跟“合编”、“欢迎”跟“联欢”意思都差不多，为什么一定要改那么两下呢？宋任穷很严肃地告诫部属说：“共产党人说话、做事、写文章，都要认真贯彻党的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共产党现在是执政党，居领导地位，因而尤其应该注重统战政策，团结党外人士。你们想想吧，'改编’和'欢迎’这都表明我们是主动者，起义部队是被动的。事实上，云南起义部队主动起义，在昆明保卫战中立下了许多功劳，是顺历史潮流之举，这能分出个主客吗？把'改编’和'欢迎’改成'合编’和'联欢’就彼此一样，没有主客之分了，这才合乎事实，才使起义部队心欢、眼悦，有利于团结战斗。”

老百姓才是泰山

上世纪50年代初，浏阳县葛水乡葛家园的一座旧祠堂，乡人民政府就在里面办公。一天下午，一位身着旧呢子制服的中年人来到乡政府，和颜悦色地问：“请问乡长在吗？”正在打算盘的工作人员连头都没抬，随口答道：“在里面开会，有事在外面等着。”此人就是任云南省委书记的宋任穷，因公务路过湖南，顺便回家乡看看。宋任穷见无人理睬，只好坐在门槛上等，谁知半个小时过去了，仍不见乡长的人影，并隐约听到里屋传来说笑声，还有打牌的声音，便要工作人员再催催，不料，那人态度生硬，极不耐烦。就在这时，来了一位老农民，一眼就认出了坐在门槛上的人，脱口喊道：“唉呀，这不是任穷吗？怎么坐在这里？”那位工作人员一听，不禁“哎呀”一声，像触电一样从凳子上弹起来，连忙向里屋跑去。顿时，里屋鸦雀无声，随即涌出一群人来，乡长走在最前面，一见宋任穷，低着头连声道歉：“对不起，我不知道是您来了！”那位工作人员也连连赔不是：“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宋任穷先跟大家一一握手，然后说：“我不是泰山，但老百姓却是我们的泰山，同志们呀，你们这儿是乡人民政府，是为人民办事的，躲在里面打牌算什么啊？群众有事找乡政府，起码要热情接待嘛，对他们的困难应该帮助解决，急人之所急，想人之所想！”一席话，语重心长，说得在场的人红着脸，连连称是。

赖传珠上将简历：

赖传珠（1910～1965）别名赖鹏英。江西省赣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工农革命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连党代表、支队政治委员，第33团团长兼政治委员，第12师参谋长，第30团、31团政治委员，红5军团第13军政治部秘书长，第37师政治委员，红5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第13师政治部主任，红1军团第2师5团政治委员，第1师政治委员，军团组织部副部长，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六科科长，中共陕甘宁省委军事部副部长、代部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参谋处处长，江北指挥部参谋长，新四军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1纵队政治委员，东满军区副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6纵队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43军政治委员，第15兵团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13兵团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北京军区政治委员，沈阳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5年12月24日在沈阳逝世。夫人孙湘。

赖传珠的故事：

赖传珠是1928年3月22日夜晚离开家乡的。那是一个春寒料峭的黑夜。轰轰烈烈的大埠农民革命坚持斗争一个多月后，由于敌人的反扑失败了。赖传珠的父亲赖家芳被土豪劣绅杀害，领导革命的战友们也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赖传珠奉命化装成商人，连夜潜入赣州城，寻找赣南特委和赣州县委汇报情况。谁知特委机关和县委机关已遭国民党军破坏，特委书记曾延生等十余人被捕入狱。赣州城内国民党军警特务横行，闹得鸡飞狗跳，人心惶惶。       城内不可久留。赖传珠与同行的谢家喜商量，决定上井冈山寻找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他们说走就走，从赣州出发，经唐江、上犹、崇义，直奔井冈山，一路走一路打听毛泽东的工农革命军行踪。来到井冈山脚下，得知毛泽东已率工农革命军前往湖南桂东县。谢家喜担心再次扑空，决意返回家乡继续与反动派斗争。赖传珠决心找到工农革命军，继续向湖南追赶。几天后，他终于在桂东沙田遇到了井冈山工农革命军，见到了毛委员，跟着队伍上了井冈山。上井冈山不久，赖传珠便担任了红4军特务连、卫生队党代表。1929年1月红4军从井冈山突围到赣南闽西游击，他又担任了红4军2纵队4支队12大队党代表。党代表，是红军中政治工作的领导者。1929年12月红4军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全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时，赖传珠被选为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这是一次建党建军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坚决纠正党内军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       赖传珠领导的12大队，多数官兵是国民党军起义参加红军的，军事素质较好，旧军队的思想作风也很严重，军事干部看不起政治工作干部，军官打骂士兵成风，有位爱打骂士兵的军官，被士兵们称为“铁匠”。“铁匠”发起威来，将士兵们的屁股打得又红又肿。战士们敢怒不敢言，弄得官兵关系紧张，战斗力受到影响。古田会议决议中专门有一个“废止肉刑问题”。古田会议一结束，赖传珠就匆匆赶回大队，迅速召开支部委员会议和党员大会，传达贯彻会议精神。他着重谈了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和废止肉刑、反对打骂士兵问题，并首先对照决议精神作了自我批评。在他的带动下，其他支委也都作了自我批评。全体党员和广大战士听了决议内容传达，都表示热烈拥护。那位爱打骂士兵的“铁匠”闹起了情绪。赖传珠找到“铁匠”谈话，反复讲清红军是新型的革命军队，应该建立新型的官兵关系，官兵平等，团结一致，才能有战斗力，才能打倒反动派。赖传珠一席话，使“铁匠”受到极大的震动。他表示再也不打骂士兵了。赖传珠主持召开党支部会议，作出决定：坚决制止打骂士兵，自觉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不许损害群众利益。

古田会议后不久，赖传珠升任红4军2纵队4支队政治委员，后来又先后担任团长、团政治委员、师参谋长、师政治委员等职务。无论担任什么职务，他都为深入贯彻古田会议决议而不懈努力。中央红军野战军离开苏区长征时，赖传珠任红1军团1师政治委员。遵义会议后到扎西，部队因减员整编赖传珠回到红1军团2师5团任政委。4月23日，他率领红5团来到滇西黄泥河。尾追红军的国民党军薛岳纵队突然出现在红军侧翼，给正在向金沙江前进的中央纵队造成严重威胁，情况十分危急。其实，红5团团长正患重病。赖传珠不待上级命令，当机立断，立即指挥部队抢占山头，坚决挡住敌人前进。全团4挺重机枪在他的指挥下喷着火舌，将敌人压在山脚下。战斗至中午，自恃人多的敌军官端起机关枪，赶鸭子般地威迫敌士兵蜂拥着向红5团阵地冲来。眼看敌人就要逼近阵地，赖传珠命令部队上刺刀，他自己也拾起身旁的一支步枪，安上刺刀，准备与敌人决一死战。刚要带头跃出掩体，一颗子弹打进了他的胸膛。鲜血立时从他的胸前涌出。他的警卫员于占鳌见状，赶紧上前将他扶至较为安全之处，对伤口进行简单包扎。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赖传珠强忍着伤口剧痛，一直在阵地上坚持指挥战斗，直至黄昏，才胜利完成了掩护任务，使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脱离险境。因伤势严重，赖传珠被送到军团卫生队治疗休养。部队天天行军打仗，随军行动的卫生队医疗条件极差，赖传珠伤口感染，高烧不退，多次昏迷过去，后经多方抢救，才转危为安。1935年7月6日，他的伤势稍有好转，尚未痊愈，又回到红5团任政委，领导全团爬雪山、过草地，胜利到达陕北。

抗日战争爆发后，赖传珠奉命从延安奔赴南昌，担任新四军参谋处处长，协助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主持军部参谋工作。新四军各部的整编与集结、开赴皖南、挺进敌后，抗击敌、伪、顽，无不倾注了他的大量心血。1941年1月6日，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制造“皖南事变”。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代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张云逸任副军长，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1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江苏省盐城重新成立。此后直至1945年10月，赖传珠担任新四军参谋长达5年之久。他协助让刘少奇、陈毅、张云逸领导华中抗日军民，多次挫败了日伪军的“扫荡”、“清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为创建和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从1944年起，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赖传珠协助中共中央和军部首长，指挥新四军各部向日伪军发起战略反攻，不断取得胜利。1945年8月10日晚得悉日寇准备接受无条件投降情报后，赖传珠兴奋异常，更是没日没夜地投入工作之中。

抗日战争胜利后，赖传珠调任山东军区第1纵队政委。1946年11月，他又被调至东北任东满军区副司令员兼独立师师长，后任东北民主联军第6纵队政委。他率领所部参加了解放东北的许多重大战役、战斗。在辽沈战役中，他和第6纵队司令员洪学智一起，指挥6纵队和兄弟部队紧密配合，歼灭敌93军军部、6兵团司令部及范汉杰的东北“剿总”指挥部，并顽强阻击企图向沈阳逃跑的敌廖耀湘兵团，最终全歼了该敌。

1949年1月15日，东北野战军改编为第四野战军，下辖第12、13、14、15等四个兵团。赖传珠被任命为第15兵团政治委员，邓华任兵团司令员，下辖第43军、第44军、第48军。在胜利结束平津战役后，根据总部及四野司令部命令，从1949年4月开始，他和洪学智率领15兵团主力从华北和中原地区南下，渡过长江，解放赣西北和赣南全境。随后于1949年9月下旬继续南进入粤，追歼逃敌。1950年3月上旬，经周密准备和部署，赖传珠和洪学智等兵团领导指挥解放军第40军和第43军，强渡琼州海峡，创造木船打兵舰的奇迹，在琼崖纵队的配合下，一举解放海南岛，将胜利的红旗插上“天涯海角”。

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度。毛泽东主席亲自给朱德、彭德怀等10位元帅授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给各位大将、上将授衔。全国各大军区也先后举行授衔仪式。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的赖传珠，具体领导了我军首次军衔评定工作。这是一项新的工作。赖传珠没有经验，全军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赖传珠，组织大家查阅了大量国外军队建制资料，并且向被我军俘虏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请教。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制订出了我军第一部有关军衔评定和授予的条例。根据这个条例，要对全军数十万干部，根据各人的职务、资历、贡献以及德、才、智各方面的情况，分别评定相对应的军衔。这项工作涉及面广，情况复杂，牵涉到全军每一个干部的切身利益。工作做得好，是件有利于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大好事；工作搞不好，闹出许多矛盾和意见来，就会影响军队的团结和建设。赖传珠深知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始终如履薄冰，兢兢业业，小心谨慎，尽量将工作做得扎实、细致、周到。将官的材料，全部经罗荣桓部长审阅；校官的材料，就由赖传珠把关。整个评衔工作基本做到了公正、公平，得到党中央的肯定和全军官兵的拥护。赖传珠自己是1927年入党、1928年参加井冈山斗争的老党员、老红军，对中国革命贡献大，在军队中威望高。但他丝毫没有想到过利用自己领导评衔的权力和机会，为自己谋取好处。他只同意给自己评个中将军衔。后来领导直接干预，才决定给他授予上将军衔。

洪学智上将简历：

洪学智（1913～2006）安徽省金寨县人。1929年参加商南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3师8团班长、排长，红四方面军第10师29团连长、营政治委员，第274团政治处主任，红31军第93师政治部主任，红4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3大队1支队支队长、第4大队副大队长，中国人民军政大学第4团团长，抗大第5分校副校长，苏北盐阜军区司令员，新四军第3师参谋长、副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辽西军区副司令员，黑龙江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6纵队司令员，第四野战军43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15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后方勤务司令部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部长，国务院国防工办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1985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2006年11月20日在北京逝世。夫人张文。

洪学智的故事：

洪学智军事、政工、后勤工作都做过，是一个全才人物，1929年春，洪学智参加了著名的立夏节起义，从此，从游击队小队长到重机枪连副连长、连长，洪学智先后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粉碎国民党四次围剿的战斗。在苏家埠战役中，第一仗，重机枪连连长冲锋时牺牲;第二仗，第二任连长冲锋时又牺牲;第三仗，洪学智当了连长。战役结束前一天，他在冲锋中左胸被敌人击中，打在了肺叶上，血汩汩地直冒，从山坡上滚了下来。恰好，俘虏的敌军军医主任口袋里有几片药，幸运地把他救活了。大难不死的洪学智继续随军征战，从鄂豫皖千里迂回，越秦岭翻巴山，一路血战，一直打到陕南川北一带。1945年9月，洪学智同黄克诚率部队进军东北。指挥6纵参加三下江南作战，率部队打四平、打吉林、打辽阳、打鞍山，连战皆捷。平津解放后，洪学智任43军军长，率部作为4野先遣队直逼长江以北，他参与指挥部队解放了广东、广西、海南岛。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洪学智分管司令部、特种兵和后勤，曾以他的机智两次救了彭德怀的命。那时，由于空中是人家的，敌人的飞机可以随时来轰炸。中央几次发电报，要注意防空，特别要保证彭德怀的安全。洪老回忆说，为此，彭德怀跟他吵过几次。洪学智让工兵连搞一个防空洞，施工的炮声惊动了彭德怀。他很不高兴，把部队撵走了。洪学智命令工兵们继续施工。这下，彭老总生气了，叫来洪学智说：我的防空不要你管。洪学智坚持原则：彭总，这话就不对了，我是执行中央的命令，中央要管的。不久，那里就发生了被炸事件。1950年11月23日，4架敌飞机在大榆洞上空转了一圈，炸坏了山坡上的变电所。天快黑时，又来侦察，这使洪学智警觉了起来--平时总是先侦察，后轰炸的，明天会不会挨炸哟？他找到邓华，说：伙计，我看情况不对，闹不好明天要出事。洪学智找彭德怀说，要开个研究防空方面的会。彭老总脖子一梗：我不怕美国飞机，用不着躲。洪学智想了一着--把彭德怀屋里的地图给摘下，挂进了防空洞--他深知，彭德怀是不能一日无地图的。彭德怀发脾气了，我说你这个洪学智，就是爱多管闲事。连推带拉，总算把彭老总拉进了洞。次日，作战会议没有开多久，敌人的飞机就来了。朝彭德怀住的房子一阵狂轰滥炸，一枚汽油弹正好落在了他住室的顶上，房子很快烧掉了。已经撤出后，又进去取东西的毛岸英和另外一位参谋牺牲了……

那天，彭德怀一天没有说话，坐在防空洞里像是一尊雕塑。晚上，洪学智去叫他吃饭，他才抬起头来说：洪大个子，我看你这个人还是个好人哪。今日不是你，老夫休矣！1951年4月，第五次战役发动前夕，志愿军空寺洞指挥所又遭美空军飞机扫射。机警的洪学智拉着还在熟睡的邓华跳到了附近的一条山沟里，眼看着彭老总的房子被美军的火箭弹击中……事后发现，彭老总防空洞口上的草袋子竟被打出了70多个子弹眼，邓华躺的床也被美机的机关炮打穿。要不是头天晚上洪学智检查后叫工兵连在洞口用沙袋堆了个三角形的隐蔽墙，加深了防空洞，后果不难设想！洪学智再次以自己的细心和机警挽救了彭总生命。

抗美援朝战争是我军遇到的第一次现代化战争。洪老说，在战争中，美军平均13个后勤人员供应一个兵。志愿军则是1个后勤人员大体要供应6-10个兵。美军1个团的火力都强于我们1个军的火力。加上美军拥有几乎是绝对的制空和制海权，志愿军在大多数时候不得不只能在夜间活动和作战，后勤供给极为困难，在战斗中，经常连枪弹、粮都难以为继，非战斗减员严重，严重地制约着前线作战行动。但是，当志愿军决定组建后方勤务机构时，几位主要指挥员中还发生了一场小小的争议。洪老回忆说，当时，由于大家都习惯于带兵打仗，没有人愿意留在后方工作。我坚持要到前线打仗，急得彭老总冲我拍桌子：'你不干，我干！你去指挥部队去吧！'从此，我就和后勤结下了不解之缘。1951年7月，敌人趁朝鲜北方发大水的机会，对我后方发动了一场绞杀战--空中封锁战役，想把我们的后方运输线彻底切断。那阵儿，敌机经常一折腾就是一天，见到人就猛冲下来扫射，扔汽油弹、化学地雷、定时炸弹、三角钉……晚上是夜航机，战士们叫黑寡妇，也不盘旋，炸弹便纷纷落下，到处是大火，主要是阻滞我军行动。

在美军每天出动900多架次飞机疯狂轰炸的情况下，志愿军发明了片面运输、顶牛过江、合并转运、水下桥等巧妙的运输战术，建立起了一条比较正规化、统一的网状战斗化后勤。1952年5月31日，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在汉城的记者招待会上承认：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断共产党的供应，然而共产党仍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到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彭德怀在接受朝鲜最高级的一级国旗勋章后说：如果真的要论功行赏的话，得勋章的，应该是洪学智。

1955年，任总后勤部副部长的洪学智被授予上将军衔。1959年，将军因彭德怀问题受牵连，被免去总后勤部部长职务，下放到地方。文革中，洪学智又被下放到农场劳动。1971年林彪事件后，毛泽东问周恩来：洪学智现在搞到哪里去了？这一问，把洪学智问回了吉林省石油化工局。1977年8月，一架突然而至的专机把洪学智载回北京。新的工作开始了。戎马一生的将军重新穿上军装，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1980年，第二次走上总后勤部部长岗位。1988年，他再次被授予上将军衔--在人民解放军中，这是独一无二的。1990年，洪老从军委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先后当选为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周士第上将简历：

周士第（1900～1979）广东省乐会（今琼海）县人。1924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副队长、队长，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营长、团参谋长、代团长，第73团团长。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25师师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大学军事教员，军委干部团上千队科长、队长，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参谋长，红二方面军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参谋长兼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7分校校长，晋绥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兼晋绥军政干部学校副校长，华北军区第1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普北野战军、第18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太原前线指挥部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川西军区司令员兼成都市市长，西南军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外军训练部部长，总参谋部顾问。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一、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79年6月30日在北京逝世。夫人张剑。

周士第的故事：

周士第是叶挺独立团的首批骨干之一，他随着这支铁军走完了从创立到扩编的全过程。在中国革命史上，“叶挺独立团”是一个光辉的名称，它既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的武装部队，又是一种勇敢顽强精神的象征。这种革命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革命军人冲锋陷阵。可以这样说：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青史永存的编制部队首推“叶挺独立团”。叶挺独立团是1925年11月在广东肇庆成立的，它是以周士第所指挥的铁甲车队全部人员和黄埔军校的一部分学员为骨干，从广东、广西、湖南招募士兵组成的。最初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因为团长是叶挺，所以人们通常称其为叶挺独立团。叶挺独立团从成立那天起，就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掌握之下，团里成立党支部，各营成立党小组。注重思想政治工作，注重军事训练，很快成为一支有坚强战斗力的部队。

这样一支军政素质过硬的部队，在当时国民政府部队中可谓是一枝独秀。当北伐战争的号角吹响后，当一些部队不敢或无能担当开路先锋重任时，中国共产党将自己掌握的这支部队推到了最前列。1926年5月1日，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率先向北挺进。叶挺独立团自广东北上，首先进入湖南。对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盘踞在北部各省的军阀已经有所准备。当时占据两湖地区的军阀是吴佩孚，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著名的人物，他有勇有谋，却思想反动，甘当军阀占地为王。在大革命时期顽固地对抗革命力量，成为北伐军最凶恶的敌人。吴佩孚知道北伐军战斗力强，他在湖南阻击了一下北伐军的进攻势头后，即将主力撤至湖北，企图利用粤汉路上的几道天险阻住北伐军，与北伐军决一死战。

汀泗桥位于鄂南，这里地形复杂险要。桥的南面和西面环水，西北端是不能通过的湖沼，东南端是许多便于防御的独立高地，东面是崇山峻岭可为依托，粤汉铁路由西南往东北，仅有一座铁路桥可以通行。这里向来为兵家必争之地。1921年军阀混战时，吴佩孚据守汀泗桥，赵恒惕率湘军数万进攻数日未破，受创败退，因此吴佩孚威名大震。当北伐军进军湖南后，吴佩孚即率大军南下，在汀泗桥一带集结了2万人马，企图在此阻住北伐军。此时，叶挺独立团已到达汀泗桥南，紧随其后的是北伐军第4、第6、第7、第8军。8月26日，第4军的第35团、36团连续向汀泗桥发动攻击，均被击退。叶挺独立团因连续作战，此时正在休整。部队歇息了，叶挺没闲着。他到附近村里打听了几个农民，调查地形道路，知道东边大山上有小路，可以绕到汀泗桥东北的古塘角。叶挺心中暗喜，返身奔向军部。第4军军长是张发奎，他没到前线来，指挥第4军作战的是副军长陈可钰，他正为进攻连续受挫而挠头，忽然看见叶挺进来，很是高兴，他知道叶挺是前来献策的。陈可钰道：“正盼着你来呢！快说说，有什么办法尽快拿下汀泗桥？”叶挺指着地图上农民说的那条隐秘小路说：“我们如果走小路翻过这些大山，绕到古塘角附近，从敌人后面攻击，汀泗桥就可以拿下了。”陈可钰趴在地图上看了一会儿，脸上露出喜色，当即命令独立团担任这个战斗任务。27日凌晨2点，独立团由熟悉道路的农民做向导，很快地通过难上的高山和难走的崎岖小路，绕到了古塘角，向敌人发起突然猛烈的攻击。与此同时，陈可钰命令第4军其他部队从正面向敌猛攻，一时间四面八方都是枪声，敌人不知道革命军是从什么地方打进来的，大为恐慌。叶挺独立团很快突破了敌人的阵地，敌遂全线崩溃。天险汀泗桥就这样落入北伐军的手中。

独立团突破敌人防线后，毫不停留地向咸宁城扑去。途中，叶挺接到张发奎派骑兵通信员送来的一封有三个“＋”字符号的信，内容是要独立团追击不得超过15里。叶挺见敌人败退非常狼狈，沿途都有走不动的敌人和丢弃的枪支、子弹、军用品、文件等等，认为战机不可错过，没有理睬张发奎的命令，继续前进。到达咸宁城西南，只见城周围都是大水，一片汪洋。部队停止了前进。叶挺即赶到前面，看见铁道路基虽被水淹，但还可通行。咸宁铁路桥北端有敌人防守，咸宁城之南端、东端、北端高地，都有敌人在挖工事，但其状况甚为混乱。叶挺考虑到如果敌人做好防御工事，增援部队到来防守，则我军要攻破这座城池会增加许多困难，遂决定乘敌混乱之时冲过铁路线，向敌攻击。攻击命令下达后，独立团官兵勇猛地冲上铁路桥，遭到敌人交叉火力的射击，战士们以无比的英勇在铁路桥上前仆后继，连续冲锋，终于将守在桥头的敌人打垮，冲过铁路桥。27日上午11时，独立团占领了咸宁城。当叶挺进入敌人司令部时，电话铃还在响，他拿起听筒一听，原来是从贺胜桥打来的电话，说吴佩孚已经到了贺胜桥，询问汀泗桥方面的情况。叶挺冷冷一笑，道：“告诉吴佩孚，汀泗桥被我叶挺占领了！”8月27日，吴佩孚亲率其第8师、第13混成旅和卫队旅，由武昌乘火车南下增援。当他到达贺胜桥时，汀泗桥、咸宁已被叶挺独立团占领，吴佩孚无奈地停车，命令部队在贺胜桥防守。

贺胜桥是粤汉路上又一道天险，西以黄塘湖为依托，东以梁子湖为依托，时逢涨水，这两个大湖之间的陆地变得狭小了。吴佩孚将2万多兵力、60多门大炮、100多挺机关枪配备在这个狭小的地带上，设下三道防线防守，防御纵深达10余里。吴佩孚认为订泅桥战斗的失败，是由于我军绕到其侧后进行攻击造成的。为了对付我军这种战术，他亲自指导部队构筑贺胜桥防御阵地，不仅构成了10余里的防御纵深阵地，而且每个山头都构筑了环形工事，形成环形防御，既可以独立作战，又可以火力互相支援。吴佩孚在视察了桃林铺阵地和印斗山炮兵阵地后，对其幕僚说：“昔以汀泗桥一战而定鄂，今以贺胜桥一战而定天下。”他出此狂言的意思是当年他在河泅桥与赵恒惕交战，打败了赵恒惕，完全控制了湖北；现在他要在贺胜桥打败北伐军，进而南下控制全中国。8月29日，独立团接到攻击贺胜桥的作战命令。贺胜桥地区的农民长期受反动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连日来吴佩孚的部队抢劫、强奸，无恶不作，老百姓恨之入骨，听说独立团要打贺胜桥，纷纷要求加入战斗行列，以报深仇。这样，独立团每个连队都有熟悉道路的农民为向导，战士们说：“连里都有了参谋，我们一定能打进贺胜桥。”29日黄昏，独立团由驻地出发，途中得知敌人正向35团出击，甚为猛烈。独立团立即跑步前去增援。当跑步来到桃林铺以南时，敌人铁甲车正从对面冲来。独立团手中没有工具破坏铁路，又无大炮阻止铁甲车前进。正在着急时，当地农民说，“把稻草堆在铁路上，它就不敢来了。”战士们立即抱来了许多稻草，堆在铁路上，敌人的铁甲车果真不敢再朝前开了。29日夜间，独立团第2、第3营利用夜暗接敌。因为天黑看不清敌人的阵地，带路的农民又熟悉地形道路，竟把先头连带到距敌人阵地百余米的地方才停下。尽管很危险，却也缩短了冲击的距离。凌晨4时，第2、第3营一鼓作气冲进敌人阵地，敌人还没反应过来，闪光的刺刀已经对准了脑袋，只好乖乖举起了双手。

占领桃林铺一带敌人阵地后，独立团继续向敌纵深进攻。第2营连续攻破几个阵地，忽遇刘玉春部出击，将第2营包围了。2营长许继慎胸部负伤，子弹穿过肺部，仍然坚持指挥战斗。5连进到敌人的炮兵阵地印斗山附近，伤亡很大。第2营请求团部迅速增援。此时独立团的兵力已全部投入战斗，仅有向铁路线警戒、准备阻击敌人铁甲车的机枪连可以机动。单独攻入敌人纵深的独立团已是三面受敌，敌人的机枪大炮不断向独立团射击，独立团进不易，退不许，停不宜，形势十分危急。在此紧要关头，叶挺决定坚决往前攻，只有不停地攻击，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他命令集中机关枪连、第1营、第2营兵力，专攻印斗山这一点，并叫已是团参谋长的周士第前往指挥。

周士第来到前沿，下令将6挺重机枪集中起来，一齐打响。在密集的机枪火力的掩护下，第1、第2营向印斗山发起进攻。1营副营长符克振率部队冲上了印斗山，胸部被子弹打穿都不知道，还继续向前冲，又冲出好几步才倒下。战士们勇往直前，猛打猛冲，很快占领了印斗山。这时，周士第发现有一部分敌人扛着大旗朝山下跑。他知道这是敌人退却的征候，于是命令部队向敌发起冲锋。冲锋号吹响后，只见独立团1000多把雪亮的刺刀杀入敌人阵地，犹如猛虎入羊群，几万名敌人竟然招架不住，连滚带爬，山崩一样地垮下去了。吴佩孚的督战队在贺胜桥铁路桥上阻拦溃逃的部队，锋利的大刀连续砍杀退下来的官兵，并连杀了旅长、团长数名，将他们的头挂在桥上。但仍然阻止不住士兵的退却，更挡不住独立团的猛打猛冲猛追。敌军个个争先退逃，仅从贺胜桥上挤掉到河中淹死的就数以千计。独立团乘敌混乱之时，冲过了铁路桥。吴佩孚见状不好，仓皇乘车向武汉逃去。30日11时，独立团占领了贺胜桥，打开了通向武汉的最后一道大门。关于贺胜桥之战，吴佩孚的部下刘玉春后来在他的《百战归田录》中这样描述道：“玉春陷重围中，血战冲出，而于信臣所部未得脱。敌兵抄袭后路，于是复陷围中。玉春以后方兵多，欲退不得，乃反进攻，肉搏冲锋者数次，前方散兵少，竟得脱险。退至贺胜桥，桥上布满死尸，桥下浮尸至不见水面。玉春践尸而过，昏夜还至武昌之南关。

从刘玉春这段话中，可看出吴佩孚在贺胜桥损失之大、失败之惨，也可以看出独立团的英勇善战和周士第指挥攻破贺胜桥的战功之大。

郭天民上将简历：

郭天民（1905～1970）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学习。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广州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第4师排长、副连长，中国工农红军教导大队大队长、支队长，红8师参谋长，独立第6师师长，第62师师长，江西军区参谋长，红9军团参谋长，红军大学教育科科长，第四方面军第30军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军委1局局长，晋察冀军区第2支队支队长、军区副参谋长，晋察冀军区第2军分区司令员，冀察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野战军第2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参谋长，鄂豫军区副司令员，第二野战军4兵团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云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高级系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军事出版部部长、院校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70年5月26日在广州逝世。夫人窦克。

郭天民的故事：

郭天民是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战功卓著的高级将领和军事教育家。是红安籍开国将领中唯一上过黄埔军校的将军。郭天民，原名郭基逵，1905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城关区郭受九村。家贫嗜学，性格倔强。在胞叔帮助下相继就读于村塾、黄安县乙种农业学校、武昌中华大学附中。1926年夏，在恩师、民主主义革命者蔡寄鸥先生鼓励和资助下，远赴广州考入黄埔军校。郭天民从小受蔡先生的教育和影响，进黄埔军校后，思想更加倾向进步，常与学校右翼组织孙文学会的会员激烈辩论，甚至挥拳相向。1927年革命处于低潮时，郭天民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不久起义部队转移到广东花县，改编为红4师，次年任副连长。1929年春进入江西赣南根据地，任红4军第3纵队长。在次年的一次战斗中，其胸部中弹，差一点击中心脏。他说:“已经死了一回”，从此作战更加英勇，以“不怕死”而闻名全军。1931年任红八师参谋长，1932年任红21军62师师长，1933年任江西军区参谋长。

由于王明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肃反”扩大化在苏区和红军内残酷蔓延，郭天民不相信革命队伍中有那么多坏人，大胆向组织提出看法，遭到忌恨。1933年，党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根据地，开始打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正确路线。他又站出来据理抗争，被撤销职务到红军大学当一名普通学员。郭天民参加了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和长征，长征途中任红9军团参谋长。9军团和5军团担任全军长征的后卫，在掩护党中央和红军主力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和乌江天险后，9军团留在乌江北岸牵制敌人。郭天民等率部单独活动两个多月，转战数千里，出色地完成牵制任务，被周恩来称之为“红军战略轻骑”。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9军团被编入朱德和张国焘指挥的左路军。张国焘反对北上，率部南下另立中央，郭天民在会议上拍案而起，大声斥责：党中央不是北上了吗？我们党中央只有一个中央，全党只能服从一个中央！因之，他第二次被撤职，到红军大学任教育科长。在红军大学，他继续打听党中央的下落，再次触怒了张国焘，张国焘将他秘密逮捕并下令处决。朱德闻讯赶紧出面制止，对张国焘说：郭天民能打仗，名闻全军，你杀了他，将来不好交待吧！郭天民又拣回一条命。

1936年，郭天民参加西路军行动，任红30军参谋长。西路军失利，协助李先念等率左支协助出祁连山，先到新疆，后回到延安。1938年1月被任命为中央军委一局局长。毛泽东同志听说他年龄不小了，但因为未婚妻不是党员暂不想结婚，毛泽东就笑着对他说：你那未婚妻是东北流亡学生，跑了几千里地来革命，干嘛非要她入党再结婚？你跟政治部说一下，说我同意你们结婚。在毛泽东同志的关怀下，他成了家，那时他已经33岁了。同年8月，郭天民奔赴晋察冀抗日前线，先后任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第2军分区司令员、冀察军区司令员。在牛道岭战役中，击毙日军少将清水联队长。百团大战时，率部攻占娘子关。1945年大反攻开始，指挥所部连克怀安、涞源、崇礼、万全、尚义等县。日寇投降后，率部日夜兼程，于8月22日抢在国民党军队之前占领了张家口，接收了日军大量物资。张家口是当时我军攻占最大的一座城市，成为我军派兵进入东北和支援东北战场的枢纽站。聂荣臻同志说：“中央对于你们解放张家口，保护了城市和物资完整，粉碎了敌人夺取张家口的阴谋很满意”。

1946年，郭天民任晋察冀野战军第2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是年秋，组织怀来保卫战，指挥4个团激战14昼夜，顶住了国民党两个军的进攻，歼敌上万。1947年8月，郭天民任晋察冀豫野战军副参谋长。10月组建鄂豫军区，任副司令员。淮海战役开始后，调任第二野战军4兵团副司令员，参加了渡江、两广、西南等战役。解放大西南后，任云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1952年，郭天民进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兼任高级系主任。1955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先后兼任军事出版部、院校部部长。同年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文化大革命”中，他忠贞耿直的性格不变，敢于仗义执言，1969年10月，虽身患重病也被限令离京。到广州后，又得不到应有的治疗。1970年5月26日,郭天民在广州逝世，享年65岁。朱德委员长曾赞扬郭天民将军是一个“有功不居功的人”。

周纯全上将简历：

周纯全（1905～1985）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1923年参加工人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鄂豫边区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中共鄂豫边特委常委，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省苏维埃保卫局局长兼鄂豫皖游击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10政治委员，红4军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中共川陕省委书记兼川陕苏区游击总司令，红四方面军后方纵队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红31军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陕北公学分校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1分校副校长、校长，滨海行署副主任兼秘书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辽东省、安东省实业厅厅长，辽南行署主任，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东线战勤司令员，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第四野战军后勤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兼副政治委员，武装力量监察部第一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委。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二次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85年7月28日在北京逝世。夫人郑竖岩。

周纯全的故事：

周纯全字俊忠。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周纯全因家境贫寒，16岁时就到汉口的惠工织布厂当工人，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被工人们推选为厂“二七后援会”委员长。1925年初，周纯全回到黄安。次年，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加入国民党，并担任八里湾区分部农民委员。这期间，在八里湾地区指导革命活动的董必武经常给周纯全讲述革命道理，使他逐步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1926年11月，在大革命的高潮中，周纯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次年11月，中共鄂东特委根据中共关于武装反抗国民党右派屠杀政策的方针，发动了著名的“黄麻起义”。起义中，周纯全指挥一路农民自卫军，冒着枪林弹雨攻入黄安县城，救出了监狱中的革命同志。夺取黄安县城后，在新成立的县农民政府中当选为委员。在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后，担任第一路军向导员。1928年7月，周纯全任中共鄂工特委常委兼黄安县委常委。当年秋，任安南（黄安南部）办事处主任，解决了工农革命军所需的给养和枪支弹药，并发动群众开展抗粮、抗租、抗捐、抗税、抗债，打击了土豪劣绅。

1929年5月1日，周纯全就任鄂豫边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不久，带领工会会员支援红军反“会剿”斗争，他们给红军赶制了大量武器，并准备了担架，此外，周纯全还直接组织指挥袭扰队，使敌人疲惫不堪，最终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紧接着，参加了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再次打败了敌人。1930年6月，周纯全在新成立的鄂豫皖边特区苏维埃政府中担任保卫局局长。1931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周纯全担任了中央分局常委。同年7月，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成立，被任命为政治保卫局局长。10月前后， 参加筹建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的工作。1932年6月，蒋介石亲临武汉，指挥30万大军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为迎击强敌进攻，周纯全被任命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游击总司令。他带领群众和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有力地配合主力红军的反“围剿”作战。红10师政委甘济时作战牺牲后，调任红10师政委。刚到任，就率部参加在河口镇攻打胡宗南第1师的战斗。战斗中，他的帽子被敌人子弹打中，额头一块皮肤也被烧焦了，但仍沉着地指挥部队作战。

1932年10月中旬，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川陕实行战略转移。周纯全和师长王宏坤一起，率领红10师冲锋陷阵，浴血苦战，出色地完成了方面军总部交给的战斗任务。1933年初，红四方面军入川后，将各师扩编为军。红10师编为红10军，任军政委，率部参加了开辟战役“作战。1933年秋末参加了反国民党军”六路围攻“的斗争，担任东线左翼作战部队的指挥。战斗中，坚决执行徐向前总指挥提出的”收缩阵地，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多次击退敌军的进攻并大量歼灭敌人，为夺取最后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在这次作战中，身负重伤。1934年10月，周纯全伤愈后担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兼中共川陕省委书记。在战争破坏带来的重重困难面前，担负起组织根据地党政军民全力医治战争创伤的重任。在他的领导下，川陕革命根据地在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扩大红军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1935年5月初，红四方面军进入川西北广大地区，建立了川西北根据地。周纯全作为川西北根据地地方政府的主要负责人，为迎接红一方面军北上，实现两个方面军的会师做了大量准备工作。6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的懋功县胜利会师。带领地方干部和宣传队携带慰问品，到红一方面军团以下的单位慰问。1935年8月，周纯全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36年2月，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3月，调任红31军政委。1935年至1936年间，张国焘以红四方面军为资本，竭力反对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的战略主张，妄图分裂党、分裂红军。在大是大非面前，周纯全坚持中共中央的决定，对张国焘的错误行为表示愤慨，并予以劝阻。张国焘被迫放弃西进计划，红四方面军继续北上，于1936年10月8日在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在红一、四方面军干部会上，周纯全诚恳地向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检讨了自己在张国焘问题上的失误。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要问：周纯全检讨什么错误呢？有的文章是这样说的：周纯全这个红四方面军的保卫局长，用王建安上将的话来说，白雀园肃反期间天天带着保卫局的人到处抓人，“留分头的、戴眼镜的、AB团、第三党，还有吃喝委员会的都杀掉了。那时说知识分子不可靠，地方干部也杀了不少，军队中爱提意见的都杀掉了，最后在部队中找个当文书的都找不到了。”连徐向前的夫人也惨遭杀害，当徐帅问周时，周的答话倒没有掩饰，“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另据知情人说，抓程训宣是为了整徐帅，可没想到程训宣被打得体无完肤，坚决不说诬陷丈夫的话。保卫局怕徐帅打完仗要追查，干脆杀了程训宣。许继慎、曾中生的死都是保卫局的战绩。

长征结束后，周纯全对张国焘的错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看清了经验主义给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他不计较个人得失，多次向中共中央提出离开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岗位。1937年1月，进入抗大第二期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周纯全被派到陕北公学任生活指导委员会干事。1938年2月，出任陕北公学政治部主任。5月，调任陕北公学枸邑分校政治部主任。同年底，任抗大一分校副校长，后又担任校长。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抗大一分校从延安迁往晋东南太行山区，后来又迁往山东沂水。抗大一分校两次迁移行动，在周纯全的精密组织和指挥下，胜利完成了任务，人员基本无损失。他们到达山东后，周纯全从当时山东的形势出发，提出抗大一分校”必须在战斗中坚持教学“，”为进一步建设学校和彻底改变作风而斗争“。在他的努力下，抗大一分校对山东敌后抗日斗争和根据地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胜利后，周纯全奉命赶赴东北，先后担任本溪钢铁总公司总经理、辽南行署主任，后又兼任中共辽南省委副书记。1947年9月，周纯全被任命为东线战勤司令部司令员，着手准备冬季攻势的后勤保障工作。1948年8月，周纯全出任东北野战军后勤部第二部长，为辽沈战役的胜利和东北全境的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保障东北野战军迅速入关，周纯全被任命为东北野战军后勤部第一部长。平津战役期间，在他的领导下，发动后勤战线的广大指挥员，保障了大规模作战的需要，并在战争中完善了后勤组织机构，组建了跟随野战部队进行作战行动的后勤分部，对保障大兵团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是野战后勤保障大兵团作战形势下的一个创举。平津战役后不久，东北野战军改称为第四野战军。1949年3月，四野挥师南下。周纯全在担任后勤部部长的同时又兼任江南支前司令员。

杨至成上将简历：

杨至成（1903～1967）贵州省三穗县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连指导员。参加了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28团1营连长，井冈山留守处主任，红4军、红12军副官长，红军大学校务部部长，红军总站站长，军委总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军委先遣工作团主任，红一方面军后勤部部长，黄河两延卫戍司令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部长。1938年赴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6年回国。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政治委员，东北人民解放军军需部部长，华中军区军需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轻工业部部长，中南军区后勤部部长，中南军区第一副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院务部部长，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67年2月3日在北京逝世。夫人唐慧文。

杨至成的故事：

杨至成将军是侗族人，1918年考上贵州省甲种农业学校，次年在贵阳参加贵州省学生声援北京学生的“五四”爱国运动活动，1926年考上黄埔军校，1927年参加武装反抗国民党暴政的“八一”南昌起义，1928年1月，参加朱德领导的“湘南起义”。接着他随军上井冈山，参加历次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战斗。杨至成在红军时期先后担任连指导员、连长、红四军副官长、红军大学校务部长、军委总兵站站长、军委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长征途中任军委先遣工作团主任、一方面军后勤部长。红军到达陕北后，他率领后勤部参加红军的东征战役和西征战役，为巩固陕北根据地作出了贡献。1938年夏天到苏联治病，进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6年1月回到东北，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政委、东北人民解放军军需部长。建国后，先后担任华中军区军需部长、中南军区后勤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轻工业部长、军委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是贵州省唯一的开国上将。

杨至成从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至1954年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为止，在近30年中参加各式各样的大小战斗近百次，如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湘南起义、会昌战斗、潮洲战斗、井冈山保卫战斗、大柏地战斗，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抢渡乌江、娄山关和土城战斗，抢渡大渡河、攻战腊子口战、直罗镇战役、黄河东西征战役、山城堡战斗、延安保卫战斗、四平保卫战、三下港南、四保临江战斗和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等，为全中国的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

杨至成将军1923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北伐战争，参加1927年的“八一”南昌起义时任革命军连长。1928年秋天，杨至成参加指挥的保卫井冈山黄洋界的战斗，用灵活的机动性战术，勇敢的顽强精神，将超出本部人马十几倍进犯的敌人打得溃不成军，失败而逃，守卫了阵地，受到了毛主席、朱德总司令的赞扬。毛主席诗词《西江月·井冈山》中“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宵遁”就是描述这次战斗的情景。杨至成将军在保卫井冈山的七溪岭、大庾岭两次战斗中腹腔和右脚分别五处中弹受伤，在不能继续带兵打仗的情况下，从此与后勤职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曾先后担任红4军和红12军副官长、红军学校校长、红军总兵站站长、红军总供给部部长，还担负起毛主席的工作人员。在敌人重重封锁极为困难的条件下，组织创建了红军供给学校，培养人才办工厂，为红军解决了基本上的物质供给问题。

在长征中，他担负供给中央红军纵队的全部后勤保障工作，任务艰巨，困难重重。他带领全团日夜奋战，沿途宣传，组织民众，做好群众思想工作，开展打土豪，没收大洋、黄金、粮、油、布匹、棉花、衣服、雨俱、药品等物资给予部队，解决实际困难。特别是在遵义、桐梓、仁怀等县准备了7万多元大洋和食盐，筹办的大量物质，对红军顺利翻越雪山草地发挥了作用。到延安后，他担任一方面军后勤部长，积极组织挖掘窑洞，建立兵工厂、被服厂、医院、牛、马、人力车运输队、伤员担架队，制造武器弹药，生产军供物质，为部队服务。他要求后勤人员做到部队打到哪里，后勤保障工作做到哪里。国民党军队猖狂进攻延安时，战火紧急，物质消耗大，由于后勤供需充足，红军在东征和西征两大战役中消灭敌军13个团，杨至成当时还兼任黄河两延的卫戌司令员，为保卫陕甘宁边区、党中央、毛主席的安全作出了贡献。他的后勤伟业在解放战争中更加突出。1946年，他同林彪、李立山等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回国，先被任命为东北联军后勤部政委，后改为军需部长。两年时间里，他狠抓了后勤建设和后方基地的发展，职工扩充到两万余人，办有军工、被服、制药、兵站等厂站80多个，及大批后勤保障运输的服务队伍。在辽沈等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部队用充足的炮弹、手榴弹和机枪、步枪歼灭了沈阳方面的国民党军队47万余人，活捉兵团司令廖耀湘，军长李涛、白风武、郑庭策等，夺取了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在后来的几大战役中杨至成将军的后勤部服务战略保障工作，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杨至成先后担任中南军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院副院长职务，为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培养出了成千上万的军事优秀人才。他一生不平凡的经历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被我军称为“后勤之父”。杨志成将军坚强的革命意志，卓越的后勤工作成就，忠心耿耿为党和人民奉献自己的毕生精力，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值得我们和后人永远学习。

陈再道上将简历：

陈再道（1909～1993）原名程再道，湖北省麻城县人。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1师3团排长、连长，11师12团营长，11师11团团长、师长，红4军副军长、军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386旅副旅长，独立旅旅长，东进纵队司今员，冀南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冀南纵队司令员，第2纵队司令员，中原野战军第2纵队司令员，河南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武汉军区司令员兼湖北省军区司今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顾问，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司令员。1955年被授于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3年4月6日在北京逝世。夫人张双群。

陈再道的故事：

陈再道上将，沙场上的一员宿将。1928年1月1日,中共湖北省委决定将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7军。不久,由于敌人追剿,部队转移到黄陂县木兰山。某日,敌军包围了木兰山,身为排长的陈再道带着部队的全部经费500块银元随部队撤退。500块银元足有二三十斤重,背着它翻山越岭十分不便,好在陈再道有少林功夫,在转移途中背着银元撒脚如飞。可是后来部队断炊,陈再道几日未进水米,又负重而行,力渐不支。恰在此时敌兵迫近,队伍冲散,陈再道眼见银元要落人敌手,于是佯装摔倒,丢钱袋于一水潭中。当日夜,再道潜回摔倒处,人潭摸钱袋返,500块银元,一块不少。因此,陈再道得到了上级赏识。1932年8月,敌人对鄂豫皖地区进行第四次“围剿”,我军奋起反抗。8月8日,红四军再次向麻城展开进攻,因种种原因,受阻于陡坡山。师长命令身为11师12团3营营长的陈再道率全营突击,拿下陡坡山。“保证完成突击任务!”陈再道一马当先,率全营勇扑敌阵。两名敌兵从左右两侧围攻陈再道。陈再道怒吼一声,施展少林“梅花枪”的招式,以枪托向左砸之,又回身以刺刀向右捅之,两敌兵顷刻毙命。而此时,敌人的一颗子弹从陈再道右臂进,由后背颈出,险中咽喉。伤口鲜血喷涌,陈再道全然不顾,继续率全营向前突击。陈再道骁勇之名大振,一时和许世友被誉为“军中罗汉”。

陈再道作战有瘾,闻枪声即心发痒,他和许世友一样尤喜枪对枪、刀对刀、面对面的拼杀。担任师长、军长后,陈再道常亲赴前沿冲锋。每次战前,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下作战命令时,必补充一句:“不许陈再道、许世友两个家伙再打冲锋!”一次,陈再道又赴前沿单骑冲敌阵。徐向前听说后,找到陈再道,问:“骑兵团缺个排长,你看谁去合适?”陈再道不解其意,一愣。“我看你陈再道挺合适。”陈再道忙不迭作揖,“报告总指挥,下次再也不敢了。”

这样一位战将，曾用不少计谋诱敌上钩的陈再道，然而却中了自己的同志设下的美丽“圈套”，缔结了一桩浪漫而多情的婚姻。1938年初，朱德总司令发布命令，组成八路军东进纵队，年近而立的陈再道任司令员，卜盛光任参谋长。参谋长的职责是为司令员出谋划策，可卜盛光的职责似乎并不仅限于此。卜盛光牢记着陈赓旅长给他下的“帮陈再道找个好老婆”的特殊“命令”。一次，他和陈再道一起去河北南宫县妇救会走访，俊秀活泼的姑娘张双群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心细精明的卜盛光似乎从陈再道与张双群的偶然接触中窥测到了点什么，他有意从中撮合。“喂，人家对你可是一片真心哩！”返回途中，卜盛光“谎报军情”，陈再道却缄口不语。“你要是不说话，那可就算是默认了。我要以你的名义去给双群回话去了！”说罢，卜盛光一扭头便朝妇救会走去。“站住！”陈再道压低声音吼道。卜盛光站住了，呆呆地看着陈再道。就那么对望了好一阵，陈再道“噗哧”一声笑了：“关你屁事。”说完，又径直朝前走去。卜盛光愣了。关我屁事？他反复琢磨着司令员的话，恍惚间忽然明白了什么，摸着后脑勺哈哈笑了起来。

原来，卜盛光的话正中陈再道的下怀。老实说，第一眼看见张双群，他就觉得那是个讨人喜欢的姑娘。至于娶人家为妻，他可压根没那么想过哩！但经卜盛光这么一点破，他还真觉得有那么点意思。特别是老卜一说姑娘已经同意，只是要他陈再道表个态，他心里可真是又惊又喜，只是碍于情面，不好说出口罢了。回到纵队司令部，他脑子里怎么也抹不掉张双群的影子。智勇双全的陈再道，不知不觉中了卜盛光的计。正当陈再道心神不宁地在纵队司令部的小院子里踱步的时候，张双群也同样被卜盛光拉入了爱的魔圈。原来，刚回到司令部的卜盛光看到陈再道默许的态度之后，他兴奋极了，立即又从司令部返回妇救会，高兴地向姑娘通报说司令员看上了她，要张双群尽快表个态，他还特意拿了一份陈再道的个人简历，说是陈再道让她“参考参考”。送走了卜盛光，张双群显得十分激动，她茶饭无心，便索性点灯看起书来，可是精力集中不起来，陈再道的影子总是在她眼前晃动。她拿起笔，铺开了信纸……

还是参谋长棋高一着，由卜盛光导演的一幕喜剧又上演了。这天一大早，张双群突然接到东进纵队司令部转来的通知，说陈司令员约她务必去一趟，有要事相商。张双群如约来到纵队司令部时，陈再道正在接电话，他示意张双群坐下，等接完电话，他开腔了：“双群！”一句话，把老革命与新同志之间的差别全叫没了。张双群羞涩地望着地下“嗯”了一声，两手不停地搓着。“你来这儿干什么？”陈再道问。“不是您今天一早通知我来的吗？”张双群用诧异的目光望着对方。陈再道如梦初醒：“傻瓜哟，傻瓜，你又让人家给骗了！”说着，他自言自语道：“又是这个老卜捣的鬼！”张双群顿时觉得有点不自在，嗫嚅着说：“既然没有什么事，我就不打扰您了。”抬腿要走。陈再道双手一拉，说：“既然来了，就坐一会儿再走嘛！”说着又踱开了步。半天，他才吞吞吐吐地说：“双群，你的那封信，我看了……”陈再道的半句话，像一柄小槌，敲得张双群的心咚咚直跳。她突然感到自己那封信写得有点冒失。司令员会不会拒绝呢？她越想越紧张，似乎觉得有点喘不过气来。陈再道那半句没说完的话一直憋了半天他才像带着部队向敌军阵地冲锋似的，一捋袖子，然后右手握拳在空中一挥，猛地拍在桌子上：“咱俩的事，就这么定了！”张双群被这种特殊的爱情表达形式逗笑了。幸福的云，飞上了她的双颊。1938年11月，陈再道和张双群结为伉俪。从此，他们风雨同舟，走过了54年的人生旅程。

陈奇涵上将简历：

陈奇涵（1897～1981）江西省兴国县人。1919年入韶关滇军讲武堂分校学习。曾任赣军排长、连长、代营长。1925年入黄埔军校，任队长、连长、政治大队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被派往江西从事运工作。1927年任南昌军官教育团参谋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赣南特委军事部部长兼省军事部办事处主任，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教导团团长，红3军、红4军参谋长，红1军团参谋长，江西军区参谋长，教导师参谋长，军委随营学校校长，红15军团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军委教育局局长，绥德警备司令，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卫戍司令，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3分校校长，军委情报部第3室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冀察热辽军区、东满军区副司令员，辽宁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江西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1981年6月19日在北京逝世。夫人韦彬。

陈奇涵的故事：

陈奇涵，1897年8月24日，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坝南区竹坝村的一个贫农家庭。因家境贫穷，少年陈奇涵便告别父母兄妹，南下韶关。1916年6月，考入滇军讲武堂分校。次年3月，转入广州护国第二军讲武堂，在极为艰苦的军事生活中锻炼。后来陈奇涵离校进入赣军，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签订卖国条约的斗争和反对军阀陆荣廷、平息广州商团叛乱、保卫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的广州政权的战斗。1921年升任赣军排长、副营长、代理营长。1924年2月，陈奇涵因厌恶军阀混战，毅然决定脱离赣军，弃官回到广东，先后被聘为广东警卫军讲武堂区队长、桂军军官学校区队长，半年后，进入黄埔军校担任学生队队长。1925年春，陈奇涵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久，黄埔军校第四期结业，受中共的指示，带领一批学员（共产党员）离开军校，回到江西进行群众运动和党的秘密工作。1927年初，中共中央派陈奇涵协助朱德在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任教育团党支部书记和参谋长。4月28日蒋介石在上海公开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江西各地的反动势力进行“清共”等反革命活动，陈奇涵根据上级的安排，带领部分教育团的干部学员到抚州、南丰一带疏散。陈奇涵率部进驻抚州地区后，积极组织农民自卫军，镇压土匪和土豪劣坤，打击反动商人，使当地斗争迅速发展。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势力受到白色恐怖的包围，为保存和发展革命的力量，1927年冬，陈奇涵乔装打扮成国民党军官身份，雇了一顶轿子，谎称请假回乡埋葬父亲，修建家乡房屋，躲过反动势力的检查，与潜回兴国的革命者取得联系。

1928年3月，陈奇涵被任为特委委员兼军事部部长。在与上级联系中断的艰难环境下，陈奇涵和特委的其他同志一起，积极恢复和发展了农村党组织，成立小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和武装暴动。6月，陈奇涵派人去井冈山找红军，与毛泽东取得了联系。由于斗争环境极其险恶，陈奇涵等特委成员白天在一间厕所楼上秘密办公，晚上，为防止靖卫团的袭击，住在村后的山坳或山窝水塘边的鱼棚里，过着“天当房，地当床”的艰苦生活。在特委领导下，赣南各县的武装斗争蓬勃发展起来，攻打县城，杀贪官污吏，分官仓积谷，缴商团枪支。为促进斗争的深入开展，陈奇涵等人还合编了一首《工农暴动歌》。陈奇涵在赣南，特别是在兴国领导革命斗争，触怒了反动当局，国民党军新7师师长刘士毅下手令：“兴国共匪首领陈奇涵密拿务获，毋庸审讯，着即就地枪决。”刘士毅还派出一连兵到兴国捉拿陈奇涵。陈奇涵在群众的掩护下转入地下斗争，使敌人扑了空。接着，敌人又悬赏5000元通缉陈奇涵，并放火烧了陈奇涵家的房屋。但陈奇涵矢志不移，斗志更加坚强。1929年2月，陈奇涵担任省委军事部办事处主任，并兼任兴国、桥头（于都）、宁都3县边界行动委员会书记和兴国县委常委。2月下旬，红5军转战于都、兴国一带，陈奇涵千方百计找当地党组织，发动群众，为红5军解决了大批衣服、粮食和武器。4月，红四军回师赣南。陈奇涵积极向毛泽东反映兴国的情况和农民问题，参加毛泽东主办的干部训练班。

红军主力转移后，陈奇涵立即领导当地群众武装和赣南红军第25纵队，先后攻克宁都、桥头和兴国城，全歼鼎龙区靖卫团。1930年6月，陈奇涵被任命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兼南路赤卫军政治委员。1930年10月，陈奇涵调入红3军教导团任团长，不久改任红4军参谋长，后又调任红3军参谋长。此时，蒋介石调集主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在1930年到1931年9月间，陈奇涵参与指挥的红4军、红3军坚决执行毛泽东、朱德正确的作战方针，取得了反“围剿”作战的胜利。1932年3月，中央军委重新成立红1军团，任命陈奇涵为军团参谋长兼任红1军团随营学校校长，接着，参加了红军东征作战。协助指挥了龙岩战斗、赣州战役、水口战役以及攻打乐安、宜黄的战斗。1933年1月，陈奇涵因伤疗养调离红1军团，伤愈后出任江西军区兼东北战区指挥部参谋长。此后，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推行“左”倾政策，打击、处分不同意他们推行“左”倾政策的党、政、军领导干部。正在指挥反“围剿”作战的陈奇涵，被扣以莫须有的罪名，突然被宣布撤职，并受到报纸的点名批判。陈奇涵受到打击后，没有屈服，继续任劳任怨地为革命事业努力工作。红军长征途中，陈奇涵在红一方面军教导队担任参谋工作。他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9月，张国焘进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陈奇涵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北上抗日的主张，反对张国焘的路线。10月中旬，红军会师陕北，陈奇涵调回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任作战科副科长直罗镇战役后，调任红15军团副参谋长，同时兼任军团所属78师参谋长。1936年2月，红一方面军奉命东征，陈奇涵被任命为左路军副参谋长，协助徐海东、程子华部署全军团渡黄河，出奇兵。东征胜利结束后，陈奇涵升任红15军团参谋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军委于1937年8月25日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陈奇涵调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下属第四局（教育）局长，负责全军的教育训练工作。8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绥德警备区，毛泽东电令陈奇涵出任司令员。绥德地区国共两党斗争极其复杂，陈奇涵到任后立即指挥所属部队深入乡村，开展群众工作，宣传抗日救国纲领和减租减息政策，密切军民关系。接着，在尖锐复杂的反顽和反磨擦斗争中，坚决执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在每日举行的“商议”会上，唇枪舌战，以雄辩事实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分子破坏抗日的行为，并深入群众，在群众中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卖国行为，在军事上进行积极配合，随时派出部队包围攻打土匪据点，指挥部队对公然袭击八路军的国民党军队进行自卫反击。为抵御日军的进犯，陈奇涵指挥警备区部队抢修了黄河两岸的河防工事。1938年4月至1939年6月间，日军曾数十次对河防八路军阵地发动进攻，陈奇涵精于用兵，沉着应战，一方面施以“半渡而击”的战术，待敌人渡到河中心时，突然猛烈开火，歼敌于上岸之前，另一方面坚持积极防御的方针，派出精干的小分队从侧背打击敌人，配合行动，使敌人腹背受击，被迫撤退。在陈奇涵的直接指挥下，绥德警备区的抗日和反顽斗争，取得很大胜利，因此受到毛泽东的赞扬。1939年冬，陈奇涵调回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任部长。1940年春，中央军委调陈奇涵为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校长。次年秋，调任中央军委情报部第三室副主任。到新的岗位不久，陈奇涵参加了延安的整风运动。1943年，陈奇涵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前后3年的时间里，先是学员，以后担任领导工作，无论干什么都兢兢业业，脚踏实地。1945年4月，陈奇涵被选为中共七大正式代表出席了大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奇涵调离中央党校，担任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开始后，陈奇涵指挥所部连挫国民党军队的进攻。1947年冬，陈奇涵调任东满（吉林）军区副司令员后，率部参加了冬季攻势作战。次年初，率领军区部队配合东北人民解放军主力向沈阳外围进攻。3月率部围攻吉林，吉林市解放后，又转攻长春。1948年夏季，陈奇涵出任辽宁军区司令员。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东北人民解放军发起辽沈战役。陈奇涵指挥军区部队积极参加辽沈战役，有力地支援了野战军主力的战斗。其后，调任东北军区参谋长。1949年3月陈奇涵随第四野战军南下，5月，中共中央任命陈奇涵为江西军区司令员。陈奇涵率领南下干部日夜兼程，向江南挺进。5月22日，南昌解放。6月6日，陈奇涵赶到江西南昌。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陈奇涵忘我工作，在剿灭残匪、恢复生产、实行土改、整党建党和部队建设等方面，都取得很大成绩，赢得了江西人民的尊敬和拥戴。1952年冬，陈奇涵被选为江西省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

王宏坤上将简历：

王宏坤（1909～1993）湖北省麻城县人。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班长、排长，红四方面军第4军10师28团连长、副营长，30团营长、团长，第10师师长，第4军军长、军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直属纵队司令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385旅旅长，冀南军区副司令员，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兼第6纵队司令员，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0纵队司令员兼桐柏军区司令员，中共湖北省委第一副书记、湖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第二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届中央委员。1993年8月20日在 北京逝世。夫人冯明英。

王宏坤的故事：

王宏坤从小没进过学堂，第一次走进学府的大门还是毛泽东亲自点的头，这至今使他激动不已。那时，王宏坤率385旅驻守陇东庆阳，任务重大而艰巨。处于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之初的人民军队，如何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军队训练、筹粮筹款等重大问题都需要向毛泽东汇报、请示，于是他专程去了一趟延安。“哦，你就是王宏坤同志？! ”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就迅即感到这位领袖的热情与亲切。当时，他遇到一个难题，385旅招了1000 多名新兵，却因此超支200 块钱。现在看来不当回事的小钱，在当时却是了不得的大事，以至八路军留守处主任萧劲光、军委供给部长叶季壮都无法作主。听了他的汇报，主席说了句“可以嘛”，当即给叶季壮写了一张条子。王宏坤没想到这种难题主席解决得如此果断痛快。汇报了385旅想派500 名干部来延安学习后，王宏坤忍不住开口说：“主席，我也想学习。”毛泽东微笑着说：“你也想学习？”接着爽快地说：“你来吧，把那边的工作安排好。”当他再一次来到延安时，毛泽东亲自为他写了去红军大学的推荐信。由于是插班，只一个月便结业了。他又找到主席，主席说了一句“好嘛”，就又写了一封信给中央党校。在党校，他提高了马列主义水平，而印象最深刻的则是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和《 论持久战》 ，他感到既新鲜又生动。这里的一切使他深受教育，终身受益。

1938 年10 月，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相持阶段，党中央决定派出大批干部上前线，发展敌后根据地。王宏坤提前结束党校的学习，去向是华北由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129师。临行前，邓小平找到他，说有一批干部上前线，分乘10 辆卡车，由他负责。这批人中还有王树声、李先念等高级干部。路上，他们把自己都说成是385旅的，每人编了一个姓名，分别为某团某营某连某职务，以防途中国民党军队的刁难。车到咸阳桥边，果然被国民党宪兵卡住。王宏坤叫临时充任副官的同志下车周旋，自己则稳坐车上抽烟，一言不发，他自信手中握有王牌。因为他是堂堂正正委任的18集团军少将旅长，现在需要的是争取时间等候拉在后面的9 辆车。他特别担心乘那几辆车的李先念等同志和电台、译电员出问题。宪兵发现他乘坐的车上有马恩列斯和毛泽东著作及其它进步读物，便吵嚷说有问题。此时，王宏坤看到后而9辆车已陆续到了，松了口气。恰好一个家伙问副官385旅有多少枪多少人，王宏坤一下抓到了话柄，跳下车大声质问：“我们部队在前方抗日，你查我们多少人多少枪，要干什么？”他少将旅长的身份起了作用，那帮家伙慌了神，诚惶诚恐地连声说道“长官，我们错了，我们错了。”王宏坤就势向副官一招手：“上车，走！”车队响起一片马达的轰鸣，大摇大摆通过了咸阳桥，开进了西安城。后来，当他到达冀南时，任务发生了变化，不再到129师。于是，他领命开辟冀南根据地并任指挥长，以后担任冀南军区副司令员。后来，冀南军区与冀鲁豫军区合并，他继续任副司令员。在冀鲁豫的广大地域里他率部纵横驰骋，迎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在王宏坤的人生档案里，还记录着一幕幕光荣的历史。1947 年6 月，以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的晋冀鲁豫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10 月，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的王宏坤，率领由他亲自组建不到一个月的10纵2 万人马，及1 . 2 万多刘邓大军伤愈归队人员和3000 余名地力一干部向大别山挺进。这对10纵这支刚刚由地力一武装组成、缺乏行军和运动作战经验的部队，是－次严峻的考验。在王宏坤的带领下，部队令行禁止，进退自如。当他们按期完成跃进任务后，受到刘邓首长的赞扬：10纵来了是大家的希望。从此，刘邓大军中增添了一支生力军。1948 年7 月，时任桐柏军区司令员的王宏坤，受命统－指挥6纵、桐柏军区、陕南军区12旅，在江汉军区的配合下发起著名的襄樊战役。他扫破自古夺襄阳必先夺南山的惯例，大胆运用“猛虎掏心”战术，迅速破敌。此役，歼敌2 . 1 万余人，活捉敌中将司令官、特务头子康泽，中将副司令官郭勋祺。战后，中共中央发来由周恩来亲自起草、毛泽东签署的祝贺专电：这一汉水中游的胜利，紧接着开封唯祀两大胜利之后，对于中原战局的开展，帮助甚大。尤其是活捉康泽，更给予全国青年受三青团特务迫害者以极大的兴奋。尚望继续努力，为彻底解放中原而战！全国解放以后，1950 年4 月，他被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此外还任过海军第二政治委员。他是人民海军创建人之一，也是人民海军建设的决策人之一。他多次参与关于海军的政治思想建设、组织建设、装各技术建设以及海军作战力一针、原则等重大决策的制定，直接领导和参与正确解决海军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王宏坤将军晚年生活非常有规律，他性情开朗，生活恬淡。午餐经常只是一碗米饭，一碟素菜和一小碗清汤。家中虽不乏电视机、收录机、洗衣机等现代用品，但室内更显眼的是那些式样朴实而经久耐用的木桌木椅木箱木柜，那斑斑驳驳失去光泽的油漆积淀着主人对它的感情，它们与主人相伴已有儿十年。走廊墙角下摆放着一溜泡菜坛子，平添了一股浓郁的乡卜气息，你仿佛可嗅到鄂东北那片红色泥丘的清香。当然，这沁人肺脾的清香中也融汇着川北大地泥土的芬芳，那里而有着将军的老伴冯明英浓浓的乡情。现已77 岁的冯明英，身直腿健，耳聪目明，浑身透着当年的十练麻利。她与王宏坤结合在长征路上，那是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合前不久的事。每当王宏坤说她是他带出来的时候，她便会“严正声明”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那时她是当地苏区一个县的妇女部长，长征时与男同志同样能走路。从那时起，她与他一起走过了56 年相濡以沫的风雨人生路。

1988 年7 月，王宏坤被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抚摸着勋章，将军的眼睛湿润了，他深情地说：“中国革命的成功是千干万万烈士的鲜血换来的，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将军又要去练气功了。这种不知从何得名的“凡腾功”, 是他保持顽强生命力的一件“秘密武器”，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练功者必须保持一个独立的“气场”。这便是将军不与人握手的原因。

苏振华上将简历：

苏振华（1912～1979）原名苏七生。湖南省平江县人。1928年参加平江农民暴动。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团1师3团排长、连政治委员、师经理处政治委员，红3军团第4师10团总支部书记，第5师13团政治委员，第4师12团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队长、大队长，八路军115师343旅政治委员、教导第3旅政治委员，鲁西军区政治委员，八路军第2纵队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平原分局党校校长，冀鲁豫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纵队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5兵团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贵州军区政治委员、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贵州省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海军政治委员、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9年2月7日在北京逝世。夫人陆迪伦。

苏振华的故事：

苏振华受到林彪集团的残酷迫害。1972年复出后，出任海军第一副司令员，随即又改任海军第一政治委员。1973年，在中国共产党十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与“四人帮”一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粉碎“四人帮”做出了重要贡献。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苏振华出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苏振华上将的三儿子苏柏楠讲述了苏上将的平凡故事。

苏柏楠说到他父亲时，第一句话就是：“他算是幸福的。”他所指的幸福更多的是人过半百时，还找到了位贤淑爱人。“这要归功于毛主席，是主席给我们找的后妈。”1959年国庆节晚上，苏振华带着儿女们到天安门城楼看焰火晚会。大女儿、大儿子走在他前面，他一手抱着小儿子，一手牵着小女儿，另外两个在他身后拉着衣襟。上城楼时，遇到了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王光美一把抱过苏振华手里的小孩叹息道：“老苏啊，真的难为你了，又当爹又当妈，这不是办法啊。”这事被毛主席知道了，主席特意找到苏振华，对他说：“一定要找一个，找个合适的。”主席还发动大家帮忙找。1959年秋，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在大连召开。晚上，海军政治部文工团一位年轻女演员映入了苏振华的眼帘。她就是在电影《红珊瑚》中扮演过角色的陆迪伦。当年她才24岁。接下来，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向陆迪伦介绍苏振华的情况，并安排他们见面。1960年，年龄相距20多岁的陆迪伦与苏振华结婚。“我们兄妹几个，当时对后妈都怀有一种戒备心理。小妹曾在家里画了一幅画，《不相称的婚姻》，以示反对。可是，母亲都只看在眼里，从不吭声。”苏柏楠说道。

“文革”中，苏振华遭到迫害。陆迪伦也受到了三年审查，她刚放出来就设法打听被牵连的几个孩子的下落。当时大儿子苏承德在中央党校被点名打成“现行反革命”，关押、劳改后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三儿子苏柏楠和小女儿燕燕下放到云南河口“支边”。四儿子大建、五儿子承军送到天津“五七干校”劳动。陆迪伦想方设法使全家重聚，经过多方联络，终于使散落在各地的6个孩子回到了父亲身边。在遭难五年之后，1972年，全家第一次团圆，陆迪伦为一家人张罗了一顿可口的饭菜，一家人围着父亲哭了。“那个场面永远不会忘记，母亲的博大胸怀让我们六兄妹无比感动。”苏柏楠取下眼镜，用布拭擦。他接着幸福地说道：“母亲的身体还很好，我们经常到妈妈家里去玩哩。”

苏柏楠的兄弟姐妹大都在外面，三个在美国，一个在香港，只有他与父亲呆得最近。“近得你不敢想像。”苏振华任海军政委时，一直在海军大院办公楼二楼办公。而苏柏楠就在六楼上班，担任《人民海军》报社的编辑。可是，仅四层楼的距离，苏柏楠从未去过父亲的办公室。“父亲多次说过，不要到办公室找他，我们属于同一个系统，去多了，影响不好。在办公大楼见面时，不能喊爸爸，也会影响不好。”事实上，苏柏楠在报社干了多年的普通编辑，并未得到父亲额外的照顾，甚至绝大多数同事不知道苏柏楠就是海军政委的三儿子。由于同在海军工作，苏柏楠与父亲的话题很多，但都是在家里聊。由于苏振华工作很忙，常忙到深夜才回家，一起畅谈的机会也不多。1979年2月5日，那天休假。苏振华特意来到了苏柏楠的房间。之前，1978年8月，他再次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父亲气色很好，话题特别多，但聊得最多的还是海军建设。父亲还说，等小平回国后（当时邓小平正在美国访问），他要把关于海军队伍的建设详细地向邓小平汇报。”北京的一个小四合院，父子俩在院子里的一棵侧柏树下，聊及国内国际海军发展的趋势。“父亲很兴奋，思路清晰，声音洪亮，而且不停地站起身，用手比划着，像是在发布一个战前总动员。我也很高兴，没想到，我们父子俩聊得最投缘的一次谈话竟成遗言。”苏柏楠说完，微微闭上眼睛，他又从口袋里摸出眼镜布，拭擦着镜片。2月6日，苏振华向301医院请假，参加了海军所属的一个研究所的会议，并在会上讲了40多分钟的话。谁料，这是将军最后一次在公共场合露面。1979年2月7日下午6时，苏振华突发心肌梗塞，猝然离开人世。

“父亲死的时候，我们都不在他身边，直到第二天下午，我们才得到301医院的通知，到了医院才知道父亲走了。父亲那次单独与我聊天，像是天意。他的每一个言行，都深深印在了我脑海中。”2月9日，邓小平结束对美国的访问回国。苏振华没有等到那一天，这位海军政委对海军面临的问题、发展的建议，竟成了与儿子的一次家常之谈，临终前对子女最后的话语。

苏振华对百姓很有感情。“父亲经常与警卫员、司机、士兵一起吃饭，连我们做子女的看了都羡慕得不得了。”苏柏楠还给记者说起了父亲在贵州爱民亲民的故事。贵州解放不久，时任省委书记的苏振华在街头一路走着，发现人们都是衣不遮体、面黄肌瘦，心头涌起一阵悲凉。他把衣服、鞋子送给了几个路人，自己光着脚、穿着单裤回到单位。后来，苏柏楠从母亲那里得知，父亲最初在贵州工作的那一段时间，经常把自己身上的衣服送给了百姓。“老百姓一定要有饭吃，有衣服穿。”苏振华在贵州的头件大事就是抓土地改革。1954年是贵州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里贵州吃粮靠外省的历史一去不复返，并且外调余粮达到4亿多斤。有次，苏振华下到黔西考察，挨家挨户地找农民聊天，他了解到农民视盐如金，每户人家每月不到半斤盐。苏振华急在心里，回到省城后，紧急开会，几次下令降低盐价，还给苦难农民每人无偿供盐。“许多年后，我们到贵州去考察时，一些老农民总要噙着泪水说起苏振华将军给他们村里带来的变化。”关于家乡湖南平江县，苏柏楠只说了父亲爱吃家乡的豆腐干。“父亲很少回去，但是他对家乡还是有很深的感情，如吃菜就喜欢平江的豆腐干，而且还能说出那个豆腐干的制作过程。”去年，苏柏楠与居住在美国的哥哥来到父亲的出生地平江县三墩镇，他们代表父亲，为三墩镇建了一所四层楼的希望小学。学校竣工的那天，附近的村民都来庆贺。“场面非常感人，父亲最喜欢与老百姓打交道，如果他知道的话，会非常高兴的。”苏柏楠说道。

还是在很小的时候，看了一本小人书，说的就是苏振华将军带兵打仗的故事。细节都漏掉了，脑海里只剩下苏将军。20多年后，北京的一家酒店。将军的三儿子苏柏楠进门就拱着手称记者是小老乡，他娓娓说着将军的故事，一天攻下郓城、阻击国民党黄维兵团20万人北援徐州……记者像又回到了亲切的小人书当中。苏柏楠受父亲的影响很深，他一直在《人民海军》报社任编辑，直到退休，原因就是因为父亲热爱海军事业。聊得最为兴奋的是将军故乡平江县的特产豆腐干。当记者告诉他，豆腐干已经成了平江县的一个支柱产业时，苏柏楠非常得意，他强调，做好豆腐干，要用上等的水。当然，这些都是父亲生前多次给他讲的。那天的招待宴会，我们特意点了一份湖南口味的豆腐干，味道比不上平江产的正宗，但记者偷偷注视着苏柏楠，他双手哆嗦地夹着豆腐干，盛在碗里，迟疑一阵后，才放到嘴边。他的眼睛是闭着的～～苏老与记者同时想到的，应该都是那段关于将军的历史。

刘亚楼上将简历：

刘亚楼（1911～1965）原名刘振东。福建省武平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闽两游击队排长，红4军随营学校学员班长，红12军连长、营长兼营政治委员，红4军第3纵队8支队政治委员，第12师35团政治委员，第11师政治委员，红1军团第2师政治委员，第1师师长，陕甘支队第2纵队副司令员，红1军团第2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教育长。1939年赴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5年回国。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东北军区参谋长，第四野战军14兵团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兼国防部第5研究院院长、国防科委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1965年5月7日在北京逝世。夫人翟云英。

刘亚楼的故事：

刘亚楼将军潇洒英俊，性烈如火，人称“雷公爷”。故空军流行口头禅曰：“苦不怕，死不怕，就怕刘司令来训话。”1948年9月25日，我军攻打锦州前夕。时任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将军忽闻报，国民党将由沈阳空运49军增援锦州。将军急令东北野战军8纵炮火封锁锦州机场，以阻其进。次日，8纵司令政委回电请示曰：“锦州有两个飞机场，东郊机场已几年无用，西郊机场正在使用，请示应该封锁哪个机场?”刘亚楼将军阅报大怒，打电话斥之曰：“你们两个饭桶，两个机场，一个能用，一个不能用，封锁哪个，还用请示吗?你们是吃草的还是吃饭的?” 刘亚楼将军任东北野战军参谋长期间。某战斗发起前，将军与参谋对表，某参谋曰：“首长的表慢了。”将军不信，曰：“我这是苏联明斯克名表，怎会慢?”又问另一参谋，答亦然。将军大怒，脱表砸于地。一参谋急捡视之，表面四分五裂，时针、分针、秒针“嗒嗒”依然。将军转怒为喜，曰：“你们的表都快了，以我的表为准，发起进攻！”众参谋无一人敢言也。1951年，空军五航校教员刘登机驾驶飞机炫耀飞行，向某地集市俯冲，撞山，致机毁人亡。刘亚楼闻之，大骂“空中流氓”，并建议空军党委给予空军分管训练的副司令员处分。1964年7月7日，我空军击落国民党U～2型飞机后，刘亚楼代表中央军委、国防部和空军首脑机关专程从北京赴漳州参加祝捷大会。主持会议的一位地方省级领导，讲话含糊不清，东拉西扯，刘亚楼当众夺话筒，怒曰：“你不懂，就不要乱弹琴！”东北民主联军攻打德惠。其时我军始大规模用炮，共30个炮连，由师至团，由团至营，由营至连，平均配置。有人喜曰：“此役火力足，差不多一人一发炮弹，必胜无疑。”刘亚楼将军闻之，忧曰：“一人一发，这是发衣服呀?发衣服也不能乱穿一气呀！”德惠一役，果败。天津战役发起前，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考虑用三天解决战斗，平津战役总前委书记林彪限定48小时。刘亚楼向林彪立军令状：“只需30小时，便可轻取天津。”林彪、罗荣桓曰：“军中无戏言。”将军曰：“请按3天上报，但我保证30个小时打下天津。”林、罗呵呵大笑。军史载：1949年1月14日10时，天津战役发起，15日15时，天津战役结束。东野大军以29小时攻克天津。

建国后中苏关系一度破裂。其时，各军兵种俄语翻译或改行，或转业，失散殆尽。刘亚楼将军则大唱反调：“不经过空军党委批准，一个翻译也不准动。对现有的翻译人员，不许随便改行，确实没有翻译工作可干的，可以调回，适当集中使用。”毛泽东闻之不悦，召刘亚楼进中南海。毛斥之曰：“刘亚楼，你这是与中央唱反调。”刘申辩曰：“我这是坚持科学。”毛讥讽曰：“是啊，就你刘亚楼讲科学，你还是国防科委副主任嘛。”此次会见不欢而散。毛泽东不理刘亚楼数月。刘亚楼将军请周恩来、罗荣桓、罗瑞卿等人劝“驾”。毛泽东大手一挥，曰：“刘亚楼喜欢说了算，空军就让他说去吧。”刘亚楼将军能歌善舞，会拉二胡，弹吉他，吹口琴，尤长于以弹奏吹奏各种歌曲，如《我是一个兵》、《莫斯科郊外的夜晚》等。将军常与连队战士联欢，表演弹壳演奏，屡屡获彩。某年某日，刘亚楼将军率代表团由莫斯科回国经新疆，当地党政军举行联欢晚会欢迎。一维吾尔族少女表演马祖卡舞。少女舞姿轻盈，旋转如飞，跳至代表团成员面前，诚请共舞。旋转一圈，无一人应答。末了，少女跳至刘亚楼将军前。众人皆惊讶：将军落落大方而起，鞠躬，伸臂抚胸作恭谦状；少女鞠躬，伸臂作邀请状。将军又鞠躬，继作恭谦状；少女又鞠躬，再作邀请状。如此者三。将军随音乐节拍缓步起舞。此时，掌声骤起。将军掏出一块手帕，举过头顶，时而翘起脚尖，作燕子翻飞状；时而高高昂头，作鹰击长空状；时而单腿跪少女裙前，手掌击地“啪啪”响；时而蹲地围少女旋转，两腿交叉踢出，口吹哨音“口瞿口瞿”响。舞毕，掌声经久不息也。其时，广州市市长朱光、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同在。刘亚楼将军召集会议，一不准抽烟；二不准喝茶；三不准摆水果。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若有人发言不着边际，将军即斥之。刘亚楼将军勤学习、爱思考、善分析、长归纳，军事干部有政治家头脑。1964年7月7日，空军某部2营一举击落国民党空军头号王牌李南屏驾驶的U～2型飞机。按惯例，此事只须写一捷报上报中央军委即可。而刘亚楼将军则大做“文章”，亲自向中央军委起草报告。报告将2营建国后4战4捷概括为：1959年第一仗是按苏联专家给我们的办法打的；1962年第二仗是一半一半（即有我们创造的一半）；1963年第三仗完全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战法；1964年这一仗表明，地空导弹部队不但能在简单情况下作战，而且学会了在比较复杂的情况下作战。毛泽东阅后大喜，挥毫批曰：“亚楼同志：此件看过，很好，向同志们致以祝贺。”

1950年5月，空军第四混成旅在南京成立（当时对外号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太平洋部队”）聂凤智任旅长。新中国第一支航空部队，何故名为4旅?刘亚楼将军曾对聂凤智将军言：“我已考虑好久，还是叫4旅好。叫第一容易产生老子天下第一思想。”同时，刘亚楼将军还决定，空军部队的首位番号，如第1师、第1旅、第1团，都虚位以待，将来谁打得好，就留给谁。刘亚楼将军下部队常戴白手套，以拭窗格、门背、墙角，若有灰尘，必遭痛骂。故部队又流传口头禅曰：“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刘司令来检查。”某年，刘亚楼将军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古巴的国庆节，烈日当空，骄阳似火。不少国家代表团成员解开扣子，脱掉外衣。刘亚楼将军则下死命令一道：就是坐在蒸笼上也要保持中国军人的风度。故中国代表团成员自始至终精神饱满，举止文明。古巴主席卡斯特罗赞不绝口。刘亚楼将军办公室内挂满飞行员中战斗英雄照片，有赵宝桐、王海、张积慧、鲁珉等。每有客来，将军必一一介绍，如数家珍。将军尝言：“培养一名飞行员需要相当于一名飞行员体重的黄金（120斤）。他们是军中之珍，国中之宝。”1964年8月，刘亚楼将军由罗马尼亚回国后，深感疲倦，体力不支。经医生检查方知：肝硬化已至晚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闻之大惊，高级干部定期检查身体制度由此始也。

林虎中将这样评价刘亚楼：

刘亚楼这个人，是我所接触过的高级将领中，最具突出、鲜明个性，又最有争议的一个。这个人的优点是事业心非常强，干工作热情高涨，对革命事业忠诚不二，鞠躬尽瘁。当然，不是没有刘亚楼我们空军就建不起来，但谁也无法否认，他确实为空军初创组建做出了重大贡献。例如，在陆军的基础上建立空军，这一正确的方针，基本上是刘亚楼的，是他向中央提出来的。这个人的缺点是外露，谦虚不够老子天下第一，好训人骂人，对任何人都不讲情面。他自己讲的，有一回，他去见毛主席，主席说：刘亚楼，你锋芒毕露。你锋芒半露好不好？刘亚楼极富雄才大略。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最早也是他提出，从空军开始的。刘亚楼结合战例亲自讲课。记得他讲课也很有特色，不是坐着讲，而是背着手，在台子上走过来走过去讲，讲我们空军应该如何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非常实际，非常精辟。系统地进行军队的理论建设、基本建设，空军开始也比较早。50年代，刘亚搂就凑了一帮人，搞训练大纲、战斗条例、飞行条例，他天天过问，亲自一字一句修改，很多东西，今天看仍然适用，一点也不过时。刘亚楼敢作敢为，敢下决断，但又不蛮干，注意学习，勤于动脑，善于思维。他身上总带个小本，每个师有几个教员、飞行员，几架飞机，什么情况，都清清楚楚。记得60年代打美国无人驾驶飞机，我们的歼六最高能飞一万七千五，而无人机可飞一万八，我们的飞机追着追着就进入螺旋拿它没办法。刘亚楼几次把我叫到北京去，提出一个“甩上去”的战法，就是精确计算好无人机的航线，我们飞机预先设伏、加速，在敌机到来的一刹那，冲过最高升限开火的战法。我反复研究后认为可行，最后真的干掉了无人机。刘亚楼作为一个军种的司令员，亲自和我们研究飞机在空中的每一个动作细节，别人不容易办到啊，工作确实非常深入、具体。刘亚楼对空军要求严格，有时近于苛刻挑剔，例如打扫卫生，他戴着白手套翻箱倒柜摸，哪里有一点点灰尘下面都要挨批。现在看，空军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复杂军种要求必须严格。我见了军委、总部的领导就讲，刘亚楼的严格要求严谨作风，是反映了空军的特殊规律的。刘亚楼当司令，下面做的好他当场表扬，做不好马上批评，毫不客气。那时，我们这班当师长的做事，谁也不敢有半点马虎。不错，刘亚楼这个司令有点霸道，在空军，他当家，说了算，吴法宪只有唯唯诺诺，没有说话的份，不免万马齐喑，一言堂，大家都不太敢讲话，见了他像老鼠撞见了猫，都怕。但是，这个人并非铁石心肠，冷酷无情，他骨子里对人非常关心。比如那时各部队党委书记当家，党委书记大多来自陆军，军龄长，资格老，军政矛盾比较突出。刘亚楼在空军就特别强调要扶持我们这些年轻的飞行干部，在技术、作战上要尊重飞行干部。训练摔了飞机，飞行干部压力很大，他总是先批评后安慰，再鼓励你总结教训，振作精神好好干。每次到部队来，他都要去看望飞行员、地勤人员，记得为了让夜航大队体息好，连宿舍应挂什么样式的窗帘他都亲自过问。1965年他临死前两天，我们去看他，人已经不行了，还躺在床上艰难地修改歌剧《江姐》的歌词。他把“春蚕到死丝方尽”这一句改成了“春蚕未死丝不尽”，心情写照，催人泪下。总之，他又是一个有血有肉，很懂感情也很讲感情的人。

刘震上将简历：

刘震（1915～1992）湖北省孝感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25军第75师225团连指导员、营政治委员，红15军团第75师225团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344旅688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独立团团长，344旅旅长，新四军第4师10旅旅长，第3师10旅旅长兼淮海军分区司令员，第3师副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吉江省委书记兼吉江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第2纵队司令员，第四野战军14兵团副司令员兼39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空军司令员，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兼空军学院院长、政治委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新疆军区司令员，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1985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2年8月20日在北京逝世。夫人李玲。

刘震的故事：

刘震在16岁时就参加了红军，1934年11月随红25军长征。当红25军到达陕北后，刘震任红15军团223团政委。“西安事变”后，21岁的刘震担任了15军团75师政委，成为红军最年轻的师政委之一。其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多次受到红25军首长的表扬。抗战爆发后，刘震任115师344旅668团政委。1940年2月，刘震任344旅旅长。1941年9月，刘震任新四军第3师10旅旅长兼淮海军区司令员。1945年9月23日，中央军委命令新四军3师开赴东北战场。在师长兼政委黄克诚的具体部署下，刘震率领10旅踏上了北上的征程。11月中旬，部队行进到河北玉田时，黄克诚向刘震传达了中央军委任命刘震为3师副师长、洪学智为3师副师长兼参谋长的命令。根据黄克诚的安排，刘震主要负责3师的作战指挥。1946年9月，以新四军3师为基础改编成的东北民主联军第2纵队正式宣布成立。刘震任司令员，吴法宪任政治委员兼党委书记。1947年春后，刘震率领2纵先后参加了三下江南战役、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冬季攻势。通过这些战役战斗，刘震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

1947年5月，刘震在指挥攻克怀德歼敌5000余人后，即挥兵在大黑林子围歼国民党第71军。这是一场痛快淋漓的歼灭战，毙敌军参谋长冯宗毅和88师师长韩增栋以下800余人，俘敌5000余人，缴获火炮60余门，装甲车12辆。就连亲往前线督战的陈明仁也险些被击毙。通过此役，刘震对打歼灭战的指挥更加成熟。在冬季攻势中，刘震率2纵以奔袭手段完成了对法库县的半包围。他亲临现场勘察，鉴于法库周围皆为山，有利地形皆被敌占领，并构筑有防御工事，于是毅然向总部提出改攻彰武，调敌增援，在运动中歼敌的建议。总部表示同意。在刘震统一指挥下，2纵和7纵的部队仅5个小时即攻克彰武县城，全歼国民党军一个师9000余人。此役受到中共中央致电嘉勉："庆祝你们攻克彰武，歼敌一个师的胜利。"彰武攻坚战，是东北我军第一次大规模使用大口径炮，也是使用得最好的一仗，堪称攻坚战中步炮协同作战的典范，将2纵的战斗力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东北战场上一系列的胜利，己使刘震成为驰聘东北战场上的一员名将。

1948年3月，我军冬季攻势结束后，2纵在平岗地区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把整党与整军结合起来。当时2纵连续打了几个胜仗，战功突出，个别部队滋长了骄傲情绪，纪律有所松弛，对军部上调的战利品、主要是武器，不积极执行。在这次新式整军运动中，刘震首先对自己的思想作风作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对自己的不足处作了检查。在纵队的党委常委会上，刘震对党委书记吴法宪作了严肃的批评，批评他原则性差，对干部的错误不是从政治上帮助，而是姑息迁就，讨好于人。有一次，纵队首长严肃批评某师的一位主要领导本位主义严重，拒不执行纵队要求上缴物资的命令，而吴法宪却采取了和稀泥的态度。吴法宪还喜欢拉拉扯扯，热衷于对下级封官许愿。刘震抱着负责任的态度，很恳切地对吴法宪说：这种个人主义如果让其发展下去的话，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吴法宪口头表示答应改正，而实际上则丝毫没有接受劝告。

1951年冬，时任华南分局书记兼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的陶铸在赴粤东视察途中，曾对刘震说：论战功，数39军(按：2纵后来改编为39军)大，但它的名声却没有另一个部队高。什么原因，主要是部队纪律不好。刘震听后诚恳地表示：“陶铸同志的批评非常中肯。为什么纪律不好?主要是部队骄傲，而在这个问题上，我当军长的没有带好头。”只字未提政委吴法宪的责任，把责任全揽在自己的头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吴法宪将刘震往死里整，使他的身心都受到了很大的摧残。而在刘震重新出来工作，而吴法宪被判刑后，刘震却以高度的原则性和豁达胸襟，为吴法宪说了句公道话。有位2纵的同志，在“文革”期间受了吴法宪的迫害后，就说吴法宪是老反革命，是草包政委。刘震严肃地对他说：“吴法宪反革命是后来的事，在2纵当政委时是革命的；也不能说他是草包政委，草包怎么能保证部队打胜仗!说党任命一个草包当政委，这不是给党脸上摸黑吗!”

辽沈战役后，2纵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9军，刘震任军长。在天津前线指挥部作战会议上，确定由39军和38军自西向东突破，前线总指挥刘亚楼对刘震说："你们的对手是62军，这是块难啃的硬骨头!"44军军长邓华插话说："刘震牙口好，没问题!"刘亚楼和与会者都哄堂大笑起来。刘震勇挑重担，敢打恶仗，敢啃硬骨头的顽强战斗作风，已为大家所了解。东野部队入关后，要先打塘沽，后攻天津，以堵敌从海上逃跑。刘震实地勘察，塘沽的地形开阔，水渠纵横交错，加以当时正值隆冬，难筑工事，不易攻击，攻克塘沽的战略意义甚微。刘震本着负责的态度，及时地向负责塘沽地区作战指挥的邓华司令员提出建议，不打塘沽先打天津，完全可以达到切断敌由海上逃走的战役目的。尔后，他又向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两次陈述上述意见。经过中央军委批准，东北野战军改变原定的作战计划，改为先攻天津。刘震指挥部队胜利完成了任务，对天津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1949年4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4兵团(辖39军、40军和42军)组成，刘震任兵团副司令员兼39军军长，率部挺进中南，相继参加衡宝战役和广西战役。1949年8月1日，中央军委决定调14兵团到北平组建空军，39军改归13兵团建制，刘震改任13兵团副司令员兼39军军长。1949年12月中旬广西战役结束后，刘震自感身体不好，难以继续作战，便请示四野首长离队休息，得以批准。

刘震在武汉休息期间，朝鲜战争爆发了。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1950年10月，刘震被任命为中南军区空军司令员。11月初，又被中央军委改任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11月4日，中央军委派飞机将他从武汉接到北京。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当夜就紧急约见了他。刘亚楼很明确地告诉刘震，调他去东北军区空军工作就是为了组织志愿军空军入朝作战，将担任志愿军空军司令员；还说这次调动是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和东北军区司令员高岗点的将，毛主席批准的。刘震对空军并不熟悉，但见毛主席已经批准，便表示服从中央军委的命令。

到沈阳后，刘震抓紧机构的筹建工作。1951年3月15日，志愿军空军领导机构--中朝人民空军联合司令部在丹东(当时叫安东)成立。刘震担任志愿军空军司令员兼党委书记。就任后，刘震面临着严峻的形势。我空军飞行员仅在米格-15上飞行了15-22个小时，毫无空战经验。而美国空军不仅数量多，而且飞行员飞过上千小时，且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有空战经验。1950年11月，美国在朝鲜战场的空中力量达到15个联队(大队)，连同英国、澳大利亚、南非等国的空军，共有作战飞机1200余架。刘震首先抓了全体指战员的政治思想工作，教育官兵"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为积累经验，1950年4月25日到28日，刘震组织志愿军空军司令部的有关人员，在沈阳东陵组织了一次参战部队飞行大队长以上干部参加的试验性演习。这次演习使部队受到了锻炼，但由于自上而下都缺乏经验，演习的整体效果并不好，暴露出不少问题。刘震指示各级指挥员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针对存在的问题，再次进行准备。不久又在沈阳、丹东、辽阳之间举行了一次有180余架飞机参加的各机种联合飞行战术演习。这次演习较上次相比，有了很大的提高，达到了预期目的。刘震还专门针对这次演习存在的问题作了讲评，要求志愿军空军部队采取相应的措施，扎扎实实做好参战准备。

1951年1月-21日，在刘震的指挥下，志愿军空军首次与美军空军交战。我志愿军空4师10团28大队大队长李汉首开记录，击伤美空军F-84战斗轰炸机1架。初战的胜利，鼓舞了刚刚诞生的志愿军空军广大指战员。在1月29日的空战中，李汉又取得了击落、击伤美机各1架的战绩，“美国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打破了。

陈锡联上将简历：

陈锡联（1915～1999）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4军第10师30团团部政治指导员，红30军第88师263团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委员，红4军第11师副师长、师政治委员，第10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385旅769团团长、副旅长、旅长，太行军区第3军分区司令员，太行纵队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3纵队司令员，第2野战军3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3兵团司令员兼重庆市市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兼炮兵学院院长，沈阳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北京军区司令员，国务院副总理。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第九、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1999年6月10日在北京逝世。夫人王璇梅。

陈锡联的故事：

陈锡联将军最得意的一仗是步兵打飞机，准确的说是袭击了日军的机场。1937年，他率领129师(刘伯承师)的769团奇袭日军阳明堡机场，是当时非常鼓舞士气的一仗，那年他也才24岁。“那个时候，八路军很讨厌小鬼子的飞机。部队里有传言：说我们干啥那玩艺儿都能看到，而且它能打着你，你却打不下它，很多人都恨不能把飞机从天上抓下来撕碎！”“1937年10月16日，我们769团进驻山西代县，结果发现鬼子的机场就在阳明堡村南，而且他们的防守南北距离拉得太大，这下同志们可高兴哩，我决定快速下手，快速解决，出其不意，尽快把那些破玩艺儿砸个稀巴烂！”“10月19日凌晨，我们三个营几个连都冲了进去，咱们的战士大多都来自农村，第一次这么近看飞机呀，到了跟前一看：这天上像个蚊子的东西在地上怎么这么大！大家一下子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有的战士甚至拿铁锨猛砍飞机翅膀―――这能砍坏几架呀？10连那边已经交上火了，枪声一响大家心里更毛了，一时有点乱，就在这节骨眼上，3营营长赵崇德大喊一声：'往飞机肚子里扔手榴弹！’于是大伙儿这才下了狠手：拿机枪向飞机扫射，往飞机肚子里扔手榴弹，机场一下变成了燃烧的大火球。天黑、人乱，再加上飞机爆炸，好多敌人也冲到我们这边了，身体碰身体才发现，只好拔出刺刀来肉搏！场面很血腥！”老将军讲到这里突然停住了，沉吟良久，才又在嘴里迸出4个字：“很残酷呀！”我知道对于这些老人来说，用一个个带音标的字去描绘那活生生的场面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很残酷呀”已经把这见惯了刀光血影汉子的胸膛给鼓得一起一伏，我知道不敢再让老人往这个思路上走下去了，连忙转移话题：“这大概是咱八路军步兵歼灭敌人少有的战例吧？”老将军眼神里多少轻快了一点：“飞机烧掉了24架，但这玩艺儿一爆炸，跟着一串串都炸开了，好多战士跑都来不及跑，牺牲了不少孩子，赵崇德营长也没能出得来！事后我们一个副团长跟徐向前师长检讨：'我们只烧了敌人24架飞机，没有抓到俘虏……’徐向前听了哈哈大笑：“检讨？我要为你们请功哇！”

新中国成立那一天，下午4时整，大阅兵正式开始了。人民空军的机群，第一次飞过天安门广场，引起一阵阵欢呼声。4时40分，紧跟在战车师后面的炮兵师通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第二架次的飞机也飞到了广场上空。我军参加阅兵的炮兵，是由华北军区特种兵司令部统一组织华北机动炮兵团、第20兵团炮兵团、东北军区炮兵30团和华北军区高射炮兵团1营，组成了人民炮兵代表师。全师都是崭新的火炮，炮轮上刷着醒目的白环。炮手们站立在牵引车上，头上戴着闪亮的钢盔。当炮车队隆隆驶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师长赵大满坐在第一辆车上，向天安门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炮兵师代表了全军四个师部、70个炮兵团、124个部队炮兵营和三所炮兵学校，它标志着炮兵已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国大典之后的两个月，正是百废待兴之时，除了建立了许多国家机构之外，人民解放军各兵种机构也在紧张地筹建之中。朱老总在审查《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兵种组织机构草案》时，认真地看了一遍《炮兵司令职责》，高兴地说：“我看写得很好，当司令就得有职有权才行。不过责任也很大，干不好就得下来。”说到炮兵，朱老总立刻就来了情绪，从“八一”南昌起义，说到两万五千里长征，又说到全国的解放。他说：“现在全国解放了，炮兵也该有个司令了，这样我这个总司令，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总司令。”1950年4月25日，毛泽东任命第3兵团司令员陈锡联为炮兵司令员。毛泽东在任命之后，对朱老总说：“现在炮兵光有了一个司令还不行，还要有机关，要抓紧搞。”

陈锡联在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共当过28年司令员。毛泽东主席习惯称他“陈司令”。在1974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陈锡联与毛泽东握手，毛泽东微笑：“司令，忙啊！”1959年，国庆十周年，在观礼台上，陈锡联带三儿看焰火，毛泽东见了极像父亲的三儿，笑道，“一个窑里烧出来的。”陈锡联家的会客室内挂着毛泽东半身像，他自1973年到北京后，至今，主席像挂了26年。他嘱家人：“谁也别想把它摘下来，除非我死了，毛主席看得远啊！1949年，他在西柏坡就过：'……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1995年北京市出了王宝森事件，陈锡联听完传达，回家后愤怒爆发，他粗着嗓子对秘书道：“我想不明白，组织上是怎么考察他的？我们一个地盘一个地盘打出来的江山，要是断送在王宝森这帮乌龟王八蛋的手里，我们的血就白流了。”他督促工作人员过组织生活，强调“两个人也要过，脑袋时常敲着才会清醒”。他总提醒年轻人要关心国家大事，光图享受不行，倘若国家乱了，谁也享受不成了。他关心国家如己，19点钟的新闻日日收看；晨听广播，由于耳疾，他把收音机贴在耳边上专心收听。他一天中最重要的事～～～等待秘书取回文件。若文件中有腐败分子，他禁不住大骂，最后幽默道：“干了五毛钱（无毛钱）的事，哪儿能瞒得过。”他身边的人都知道“五毛钱”意味腐败。

李德生在回忆邓小平的文章里提到邓小平说陈锡联：“肚量大，心胸开阔。”陈锡联也当面听过，一次会议上，邓小平笑对陈司令：“心胸开阔啊！”此话意味深长。近一周内，来陈家吊唁的人对陈锡联的共同怀念是“他能团结意见相同的人，特别是善于团结意见不相同的人。善于团结、维护团结、讲究团结是他一贯的领导作风和个人品格修养。他组织观念极强，一切以大局为重，个人委屈个人消化”。1998年2月，陈锡联、张爱萍、肖克等老同志被邀赴香港看回归气象。他一路兴奋地说话，与老友话旧叙今。“小平没实现到香港土地上看看的愿望，咱们倒来了。”到70层的中银大厦参观，陈锡联兴奋异常，大步前行，时细雨霏霏。就在他们登上顶层的前两三分钟，雨停雾散，一缕金光直射对面港湾。港人见陈锡联圆脸大耳，说他身上有豪气，以与他照相为荣为福。善开玩笑的陈锡联幽默道：“让我也沾沾你们的财气。”看澳门回归亦是他心中夙愿，他不好明说，他等待着看澳门天空下飘扬的五星红旗。

韦国清上将简历：

韦国清（1913～1989）广西东兰县人。壮族。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百色起义。1931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排长、连长，瑞金红军学校军事教员，红军干部团营长，红军大学特科团代团长，教导师特科团团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校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1分校训练部部长、副校长，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政治委员，新四军第3师9旅政治委员、旅长，第4师副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2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苏北团司令员，第三野战军10兵团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驻越南军事顾问团团长，广西省省长，公安军副司令员，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自治区政治协商会议主席，广西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四、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第九届中央委员，第十、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89年6月15日在北京逝世。夫人许其倩。

韦国清的故事：

韦国清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主席的时候，时时关心群众，爱护群众，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1961年春夏间，韦国清同志带着自治区党委的一个工作组，到武鸣县腾翔公社（后改称大队）伏梁屯蹲点调查研究，吃住都在房东家。那时，由于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尚未过去，干部群众的生活都很艰苦，很少能吃到鱼肉。工作组也只能跟东家一样，常常以野菜、芋头做菜。县里的领导觉得很过意不去，就让工作组管理伙食的同志到农民家里买来几斤鸡蛋，每餐给韦国清同志炒一个。吃饭的时候，他发现别的同志没有蛋吃，就问管理伙食的同志。这位同志回答说，我们只买到很少的鸡蛋，每餐只能给领导同志炒一个。他听了以后说：“这样不行，有多少就统统炒来一起吃嘛，怎么能只给我一个人吃呢？”为了给韦国清同志和工作组补充些营养，县领导特批了30斤黄豆给工作组做菜。韦国清同志问，这些黄豆是从哪里来的。管伙食的同志说是县领导特批，不用粮食指标买来的。韦国清同志说：“现在干部群众的生活很苦，我们工作组不能多吃。要按规定付给粮票。”过了些时候，他又到锣抒的把衡公社调查，他明确交代，每人每天的伙食费不准超过4角钱。即使在县城，他也是到干部饭堂排队吃份饭，从不开小灶。

1964年至1965年间，韦国清同志到武鸣县的城厢区（后改称公社）梁同公社（后改称大队）蹲点调查，住在大同屯的黄健保家。黄健保全家9口人，只有夫妻两人是劳动力，收人不多，还要开支几个小孩的读书费用，生活十分困难，几乎每餐都是玉米粥和青菜；只有逢午过节，才煮些干饭。他家虽然有个菜园，种了许多青菜，但要换钱供小孩读书，好菜都拿去卖了，自己只吃红薯叶、牛皮菜、芥菜等。韦国清同志住在他家9个月，几乎是天天如此。黄健保也经常流露出很对不起的意思。但韦国清同志说：“我们工作队的同志都是农家子弟，过去吃过苦，现在也不怕苦，吃得苦，请你不要介意。我们4个工作队员交的伙食费，可以省下一些来买油盐或者买小孩的笔墨纸张，解决小孩读书的部分费用。”东家听了之后，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工作队中的武鸣县干部，见到韦国清同志在东家的生活实在太苦了，便买来些饼干，偷偷地放在他床头。他发现以后，给予严厉批评，并把饼干拿出来，同东家的大人、小孩一起分吃。之后，他经常教育工作队的同志说，我们国家经济困难还很大。我们的干部，我们的党员，要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只有同甘苦，才能共命运，共同努力改变农村贫穷落后面貌。

韦国清同志把人民群众的疾苦，特别是农民群众的吃饭问题，时时刻刻挂在心中。他在梁同大队蹲点，经过调查了解到，梁同是个产粮区，每年交售给国家的粮食比较多。但生产队给农民留的口粮，多的才有520市斤，少的仅有480市斤。而梁同人少田多，人均两亩水田，农民的劳动强度很大。特别是夏收夏种期间，社员们五更天就起来煮粥，天蒙蒙亮就提一桶粥下田，一直干到天黑才回家，体力消耗很大。韦国清同志说：“农民太辛苦了，总要吃饱饭才行。”于是，他亲自召开贫协会员、老农民座谈，问一家一户农忙时吃多少粮，农闲时每天吃多少粮。大家经过精打细算，都说按照现在的生活水平，平均每人每年要留600斤谷子才能过得去。后来，他跟武鸣县委的领导研究，定出了一条总的思路，即鼓励农民多产粮，多留粮。多卖粮给国家的生产队，社员口粮每人每年可以留600市斤。生产队在分配时，可以先分每人每年520市斤；在完成国家的公粮和购粮的任务后，余下的可以拿60%一70％增加社员口粮，拿30%-40％作超购粮，国家加价收购，并奖售化肥。这个规定1966年在梁同实行。1967年就全武鸣县推开了，大大调动了农民产粮的积极性。

韦国清同志虽身居高位，但时刻都没有忘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要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他在梁同大队蹲点期间，带来自治区农科院的水稻种植专家，为梁同大队推广当时早稻新的优良品种“广选三号”和培育壮秧、科学灌水、合理晒田等新技术，为水稻增产打好基础。他经常强调，工作队要抓好农田基本建设，改变生产条件，为农业生产增强后劲。为此，他把当时在双桥搞农业四个现代化试点的同志找来，和梁同的干部群众一起，把梁同的山、水、田、路作好综合规划。他提倡，山上要种树，山脚办果园，田地要平整，使田地能灌、能排、能机械耕作。此后，梁同大队的农业生产是按照这条路子发展的，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此外，韦国清同志还想尽一切办法，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上的困难。1964年国庆节后的一天下午，社员群众都按照队长的安排，到晚稻田里播绿肥；唯独他的女房东没有去。当晚收工回家时，见到她挑了一担白米进家。韦国清同志觉得奇怪，就问道：“你是去借米？家里没有粮食吃了？”女东家回答道：“不是的，老韦，我是去碾米的。我们梁同没有电，没有碾米坊，都是跑到河对岸的标营去碾的。河水浅时，我们膛水过去；现在水涨了，只好绕几里路过县城才到标营，不巧，今天碾米的人很多，要排长队，我整整等了一个下午才碾得米。我们家吃饭的人多，几天就得碾一次米，太费时费工了。”韦国清同志想，梁同的群众打柴难，碾米也难，太辛苦，也影响生产。于是，他把自治区党委工作队的贺亦然、管世新以及武鸣县县长邓维柞找来，研究如何解决梁同的用电问题。后来，经过与自治区农业笠四化”试点办公室主任徐维楷商量，把试点公社（后改大队）从4个增加到5个，把西津水电站的电拉到梁同来。此事确定之后，韦国清立即从工作队中抽出几个干部，专抓架设电线的工作。最后还把电线延长到邻近的合旗公社。1965年1月29日，梁同通电了。不久，梁同所属的下洞、大梁、五里、坛周4个屯都办起了碾米坊。从此，梁同的农民群众再也不用费时费工，跑到四五里外的标营去碾米了。

1965年1月的一天早上，地上结了厚厚的霜，田野一片白茫茫，寒气刺骨。生产队长黄光泰按照往常的出工时间，一大早就在村巷里大声喊道：“今天搞果园，男人挖坑，女人挑塘泥。”韦国清听不懂队长的武鸣壮话，就问身边的李培茂（时任中共武鸣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跟随韦国清同志工作）。李培茂告诉他：“队长安排今天的工作，男的挖树坑，女的挑塘泥。”他稍停片刻，叫李培茂把工作队下洞片长黄仁升找来。黄仁升来后，韦国清同志说：“刚才我到屋外看了，地上结满了霜，天．气太冷了，许多社员没有棉衣，出工太早了会冻坏的。你去跟队长讲一讲，叫社员先吃饱饭，等太阳出来暖和些了再出工。”黄仁升向队长传达了国清同志的话。队长就在村巷中来回大声喊道：“老韦说了，今天天气太冷，许多人没有棉衣，等太阳出来暖和些了再出工。”社员们听了都十分感动，都说老韦关心农民群众，象关心自己的父亲母亲一样。

韦国清同志关心群众，爱护群众，也把自己当作人民群众中的一员。他在梁同蹲点时，已经年过半百，仍然坚持隔天参加半天集体劳动，同社员群众一起播种、插秧、耘田、收割，一同种绿肥、修水利、植树造林，深得群众爱戴。韦国清同志在梁同第一次参加集体劳动，是到香山河边的田里种大蒜。社员们见到他年纪大了，没让他挑肥料。他说，我不挑肥料，也不能空手去呀。于是，他就拿起一把沙耙跟着走。到了地里，他同大伙一起打土、起畦、放肥料。因为田土整得不够细，社员们都是用一条小木棍来开小洞，而韦国清同志没带小木棍，就用手指来抠。没多久，手指头就被抠破了皮，渗出血渍来。但他不吭声，不停手，右手指破了，又换左手指抠。后来，一个工作队员找了一条小木棍给他，才免去了他这“皮肉之苦”。1964年10月初，晚稻勾头了。生产队安排播绿肥。韦国清同志强调，梁同是第一次种绿肥，要严格按照技术规程去种，争取一次成功。他叫工作队中的农业技术人员，给社员讲清种绿肥的季节要求、种子消毒、拌根瘤菌、开排水沟以及施肥等等技术要领。他自己则亲自参加，亲手拌根瘤菌。然后光着脚下到烂泥田里，用手捧起一捧捧烂泥，认认真真地开出宽深合格的排水沟。他东家所在的第七生产队共种了3个半天绿肥，他都全部参加。

1965年的二三月间的一天，韦国清同志随第7队的社员上山种树。队长见他年纪大了，就安排他摆树苗、栽树苗。可是，一到山上，他就把房东小孩带去的一把锄头拿过去，挥起双臂锄土挖坑。工作队员几次想换下他的锄头，他始终不肯换。不久，天下起雨来了。队长黄光泰怕淋坏他，就对他说：“老韦，天下雨了，我们先收工回去，以后再种吧！”韦国清同志回答说：“天下雨不要紧，土软好挖坑，还不用挑水淋树苗，多好呀！过去不是有人说，小雨小干，大雨大干吗？我们继续干吧。”社员们听了他的话，干劲更足了。后来，一位工作队员趁他去拿雨帽的时候，才把他用的锄头换成了沙耙，让他培土栽树。黄仁升同志见到他手掌起了血泡，劝他休息。他也不肯休息，继续干。女社员姆庆余说：“我们天天做工，今天也觉得累了。老韦这么大年纪了，今天跟我们一样出力，满身泥汗。这样好的同志，打着灯笼也难找呀！”

陈士榘上将简历：

陈士榘（1909～1995）湖北省荆门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并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第1军1师1团教导队区队长，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排长、副连长、副营长、副大队长，红12军第34师参谋处处长、参谋长，红1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教导营营长，第4师参谋长，红13军参谋长、代军长，红1军团随营学校校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343旅参谋长，晋西支队司令员，八路军115师参谋长，山东滨海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参谋长，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兼西线兵团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兼第8兵团司令员和南京警备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大学副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教育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司令员兼特种工程指挥部司令员、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顾问。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届中央委员。1995年7月22日在北京逝世。夫人李峥。

陈士榘的故事：

陈士榘本来要去参加南昌起义，却参加了秋收起义，那是1927年的事。8月1日，南昌起义枪声打响。2日，陈士榘随警卫团离开武昌，赴南昌与起义部队会合，后因南昌起义部队在他们赶来之前已经南下，警卫团追赶不及，便西进至江西修水县城。为取得生存地位，部队暂改番号为江西省防军第1师。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陈士榘所在的原江西省防军第1师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师参加秋收起义。不久，第1师高高举起了工农革命军的第一面旗帜，奉中共湖南省委命令进攻长沙，由于敌强我弱，进攻长沙失败。攻打长沙失败后,根据前委的命令，第1师师部和第1团、第3团余部转移浏阳县文家市会合。在文家市，陈士榘第一次见到了他早有耳闻的毛泽东。1927年9月22日，陈士榘随部队离开文家市，向地处湘赣交界的罗霄山脉进军。这支部队在毛泽东的率领下，经过长途跋涉，艰苦转战，到达了江西省永新县境内的三湾村，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陈士榘被编在1连当战士。这年10月，陈士榘宣誓入党。

1928年4月24日，朱德和毛泽东会师于井冈山，陈士榘成了最早的红4军战士之一，参加了红军五次反围剿，在历次血与火的战斗中，陈士榘英勇作战，战功卓著，被提拔为排长、副连长、副大队长，红12军34师参谋长，继任红13军参谋长、代军长、红1军团随营学校校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陈士榘奉命率部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于1936年到达陕北。1936年12月，发生西安事变，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为了拯救民族危亡的命运，顾全大局，与国民党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一方面军和陕北红军奉命改编为八路军第115师，陈士榘被任命为该师第343旅参谋长，不久率部开赴晋西抗日前线，旋任晋西支队司令员、115师参谋长，后奉中央军委命令，随罗荣桓同志一道率部进入山东，开辟山东抗日根据地，任山东滨海军区司令员。在8年抗日战争中，陈士榘率部转战三晋，东进山东，在他率部与日伪军进行的无数次拼杀中，他指挥部队智取反攻，亲手活捉日军俘虏的广阳战斗，令人赞叹不已。陈士榘将军成为我军第一个亲手活捉日军俘虏的将军，并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现场照片。这张珍贵的照片现存放在大连市抗日战争纪念馆里。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置全国人民和平建国的美好愿望于脑后，上演假和谈真备战的双簧戏。我军只好一边通过谈判揭穿蒋美的阴谋，一边做好内战爆发的准备。1945年冬，蒋介石公然撕毁《双十协定》，派遣重兵，多路向我苏中、山东、华北、中原解放区进攻，但受到我军的有力反击。美国也见机插手，派出特使来华“调停”。国、共、美三方代表参加的“三人工作委员会”和“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成立。1946年1月，陈士榘奉命在“军调部”工作，先后担任整军处处长和我代表团参谋长，领少将军衔。在此期间，陈士榘和国民党代表裴先章上校、国民党整军科科长交锋，这两个谈判桌上的对手，最后成了好朋友。1949年初，平津战役期间，时任国民党第86军参谋长的裴先章毅然投奔解放区。裴先章利用原来在国民党内的关系，为策动国民党高级将领投诚起义做了大量工作。对此，陈士榘将军说：“在斗争中，我们不仅能够战胜对手，而且还能赢得朋友。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不可战胜的，我对战争的胜利充满信心。”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我中原解放区，解放战争全面爆发。战争初期，陈士榘留在北平协助叶剑英做善后工作。10月，中央军委决定调陈士榘到华东接替宋时轮的工作，任山东野战军参谋长，协助陈毅指挥山东部队作战。

陈士榘担任山东野战军参谋长不久，华东新四军北撤山东，奉中央军委命令，与山东野战军合并，组成华东野战军，陈士榘继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针对华东局势，陈士榘以鲜明的态度支持陈毅，积极襄助陈毅工作，提出集中兵力于山东地区作战的主张，并作了阐述。陈士榘的意见言简意赅，切中要害，在战区最高领导集团中产生了影响。1946年12月24日，中央军委在反复征询意见后，终于明确指示：“集中兵力于鲁南作战。”从1946年12月到1947年1月，华野接连打了宿北、鲁南两大战役，歼敌8万余，使华东形势发生了重大转变。

陈伯钧上将简历：

陈伯钧（1910～1974）四川省达县人。1926年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3团排长、连长，赣西第3游击纵队参谋长，中国工农红军第20军2团政治委员，红军学校第3分校学生总队政治委员，红3军第7师师长，红5军团第15军军长、军团参谋长，第13师师长，红四方面军第9军、4军参谋长，红二方面军第6军团军团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359旅旅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第2分校校长，军事学院副教育长，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员，129师385旅副旅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热河执行小组代表，东北军政大学教育长，合江军区司令员兼东北军政大学上干大队大队长，东北军区第一前方指挥所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12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兼45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训练部副部长、副教育长兼学术研究部部长、教育长、副院长、代院长，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院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74年2月6日在北京逝世。夫人陈琳。

陈伯钧的故事：

陈伯钧在井冈山时期，就显露出不凡的才华。1927年10月，毛泽东在三湾完成工农革命军改编任务后到达宁冈古城，当即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在总结秋收起义经验教训的同时，着重研究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及对袁文才、王佐两支武装实行团结、改造的方针等重大问题。当时，袁文才、王佐同意接受工农革命军的改造，并要求毛泽东派人帮他们改造训练部队。谁去合适呢？毛泽东脑子里立即想起了陈伯钧、游雪程、徐彦刚3位黄埔军校毕业生。10月18日晚上，毛泽东和张子清正在住所交谈上井冈山的事宜。陈伯钧、游雪程、徐彦刚一同来到，毛泽东立即起身和他们握手，笑着说：“王佐来信，同意我们上山，部队终究有个落脚点了。”陈伯钧等也兴奋不已，毛泽东接着说：“部队准备马上上山，为了让袁文才、王佐两支武装部队尽快适应正规部队的要求，我想派你们3个返回宁冈，做袁文才部队的改造工作，帮助他们进行政治工作和军事训练。”陈伯钧、游雪程、徐彦刚为毛泽东对自己的信任而高兴，但又担心完不成任务而忧虑，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毛泽东看出了他们的心事，便开导说：“去了以后，困难是有的，你们要一边学习，一边工作。他们虽是一支带有流民习气的绿林武装，但他们大多数人还是贫苦人家出身，只要耐心细致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就能使这支武装变为一支有觉悟、有纪律、有战斗力的队伍。”张子清也插话说：“在宁冈，毛委员已做了很多工作，袁文才既是党员，又主动要求，你们就放心去吧。”陈伯钧等3人听完毛泽东和张子清的话，心中豁然开朗，便急着问：“我们什么时候出发？”毛泽东说：“越快越好，那就明天吧。”第二天，陈伯钧与游雪程、徐彦刚踏上了去宁冈的道路，临走前夕，毛泽东一再叮嘱：“到了那里，一定要与部队搞好关系，有事多和袁文才商量，注意调查研究。”

改造绿林的旧制度、旧作风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工作，陈伯钧等到达袁文才部队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从思想教育工作入手，给部队讲国内外形势，讲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讲工农革命军的制度、纪律，并逐步建立了政治课和文化课制度，用以提高士兵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随后又在部队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制度。很多连排长起来反对，公开与陈伯钧等顶起牛来：“什么事都要经士兵委员会讨论，还要我们这些长官做什么？”特别是废除打骂士兵这一条，遭到更多长官的非议，他们说：“鸟是养出来的，兵是打出来的，不打不骂怎么成！” 陈伯钧、游雪程、徐彦刚耐心开导，反复对他们说：“打仗要靠士兵，平时能做到爱兵如爱子，战时才能打胜仗。”“工农革命军是人民的军队，是为穷人翻身闹革命的，军队纪律严明，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部队才有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经过教育，部队很多旧习气、旧作风慢慢得以改变，广大官兵都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一次在行军途中，一个士兵犯了点小错误，副连长就拿绳子把这个士兵捆起来要打，当即遭到士兵的群起而攻之：“反对绑人！反对军阀残余！” 陈伯钧立即出面制止，并耐心做这个副连长的思想工作，这个副连长向陈伯钧作了检讨，并把被捆的士兵放了。

在进行政治教育工作的同时，陈伯钧、游雪程、徐彦刚还把这支绿林军集中起来，到步云山进行军事训练。陈伯钧与袁文才商定了练兵计划，将自卫军编为3个连。每天三操两讲，学军事又学政治还学文化，起居饮食全照部队的一套。战士们觉得新鲜，就是对吃饭有意见。哨子一吹就开饭，5分钟要吃完，没吃完的也要放碗筷。不少战士过去自由惯了，饭前还得喝上一碗老冬酒，摆上一会儿龙门阵，5分钟哪够？袁文才想了个法子，学革命军把小灶取消，连、排长和士兵一块儿吃大灶。当官的一下来，当兵的不敢怠慢了。但也有少数连、排长对此不满，二连长袁丁珠就是其中之一。这天晚餐，大家都吃完了，时间刚好5分钟，可是袁丁珠还在慢吞吞地啃一块牛骨头。陈伯钧握着怀表上来：“袁连长，时间到了！”袁丁珠是有意磨时间，一歪脖子说：“阎罗王还催死不催食哩，老子牙痛，吃不快。”陈伯钧道：“你是连长，要起表率作用。”“老子操你娘！”袁丁珠突然把碗朝地上一砸，翻了脸。袁文才闻声过来，袁丁珠当然以为总指挥会替自己说话，道：“训练训练，训到老子头上来了，姓毛的有意派人耍我们！”陈伯钧对袁文才严肃地说：“袁总指挥，情况你都清楚，这件事你说怎么办？”袁文才吹响了紧急集合哨，他要袁丁珠当着全体官兵的面向陈伯钧下跪求饶，以示惩罚。陈伯钧忙摆手道：“不可让袁连长下跪，这是体罚。”“那你说咋办？”袁文才问。“开个民主会，让他在会上检讨一下就行了。” 陈伯钧说。开民主会是自卫军的头一回，让当官的做检查更是开天辟地第一遭。袁丁珠开始听总指挥说要他当众下跪，感到很丢人，然而陈伯钧却没有让他当众丢面子，很受感动。民主会一开，他便向陈伯钧赔了不是。

陈伯钧说：“袁连长有错，其实我也有错，我脾气不好，惹他发火。”听到此处，袁丁珠流出了热泪，他忍不住走到队列前对战士们说：“毛委员派来的教官，是为了我们队伍好，从今往后，谁要不服管教，老子不客气！”　　袁文才看到这里，心中甚不平静，深感毛泽东的人的确有办法，农军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时值霜降，步云山寒气袭人。军事训练在加紧进行，一批新兵渐渐有点吃不消。有一回，陈伯钧领着连队匍匐前进，当匍匐到前方几丈远的地方，出现了一大汪积水，新兵们老远就发现了，赶紧绕开积水。然而陈伯钧却直朝积水爬去，全身都浆在泥水中，冷得直打颤。队伍里响起袁丁珠的吆喝：“陈教官都不怕水，你们怕个屁，都绕回来！”新兵们果真听话地绕过来，向积水爬去，紧紧跟着陈伯钧。队列、单兵战斗动作、拼刺刀……陈伯钧把自己从军校学来的本领都教给了农军。

几个月后，这支绿林军终于向正规军转变、发展，1928年3月，正式编入工农革命第1师第2团，成为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毛泽东上山后，几次来到步云山观看练兵，并对陈伯钧、游雪程、徐彦刚大加褒扬。

钟期光上将简历：

钟期光（1908～1991）原名钟昱明，湖南省平江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工农革命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平江县区委书记、游击队党代表，平江县苏维埃政府文委主任，湘鄂赣省军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中共湘鄂赣省委秘书长，湘鄂边中心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治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16师政治部主任，湘鄂赣省军区宣传部部长。参加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1支队1团政治处主任、支队政治部副主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苏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新四军第1师政治部主任，苏中军区、苏浙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华中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华东军政大学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军事科学院副政治委员兼战史研究部部长、顾问。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1年5月22日在北京逝世。夫人凌奔。

钟期光的故事：

钟期光，1909年1月2日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东乡一个佃农家庭。幼年在家乡读私塾，后又考进平江县天岳书院，读完了高小和初中。1926年夏从事小学教育工作，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6月，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最早的队伍之一-湖南工农义勇军平江第一大队。该队前往参加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后，钟期光被派回平江发展游击武装和开展地方工作，任中共平江县区委书记、游击队党代表，在不到一年时间内，曾参与组织领导了3次较大规模的武装暴动。

1928年夏，钟期光护送滕代远进平江县城与彭德怀共举起义大计。红5军撤离后，留在平江坚持武装斗争。1929年任江西铜鼓县苏维埃文化委员会主席和县苏维埃代理主席。1930年7月，调任红5军秘书长，参与组织红5军攻打长沙的战斗。后历任平江县苏维埃政府文委主任，湘鄂赣省委秘书长，湘鄂边中心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治委员。中央红军长征后，留下在湘鄂赣边区坚持武装斗争，1935年5月红军独立团扩编为红16师后，任师政治部主任。后任湘鄂赣军区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了湘鄂赣边区极其艰苦的3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湘鄂赣红军改编为新四军第1支队第1团，钟期光任团政治处主任。1938年4月，陈毅组建由粟裕任司令员的抗日先遣支队后，钟期光任支队政治部主任，与粟裕率部挺进江南敌后发动群众进行抗战。在率部开辟新区的过程中充分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势，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使先遣支队圆满地完成了战略侦察和发动群众的任务，为新四军主力迅速在江南扎根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后任新四军第1支队政治部副主任、支队政治部主任，1939年11月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1940年7月任苏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1941任新四军第1师政治部主任、苏中军区政治部主任。1945年任苏浙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参与创建了苏南、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参加开辟了苏浙皖边新区。

在主持政治工作期间，钟期光工作作风扎实，以实干家著称，一贯重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把政治工作当作人民军队的生命线，并将红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与抗日战争的新任务、新环境巧妙结合，从而对我军的政治工作做出了新的建树。他在不断总结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先后撰写出《对改进目前连队政治工作意见》、《在整训中力求改善政治工作的领导方式问题》、《改造思想和改进我们的工作》、《本师的五年》、《论部队中政治工作建设》和《关于战时政治工作的几个问题》等论文，进一步丰富了我军政治工作的理论宝库。 

解放战争初期，钟期光任新四军华中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华中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在战略任务转变过程中，通过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使“我军必胜，蒋军必败"的政治思想教育深入人心。全国内战爆发前夕，向华中野战军部队发出《开始打》的战时政治工作指示，对部队进行了深入动员。战争爆发后，在具体负责组织协同战斗，开展对敌政治攻势，训练俘虏，协同后勤补给和联络民工支前等工作中成绩突出，对“七战七捷”和月半歼国民党军5万余人的苏中战役，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期间，钟期光注意在政治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集中群众的智慧，及时总结并推广了部队开展“功劳运动”的新经验，极大地提高了部队杀敌热情，使整个野战军的政治工作有了新的创造和发展。之后，这一经验还被普遍推广到全军各部队，并被载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

1947年1月，新四军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合并为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后，钟期光任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参与了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鲁西南战役、济南战役等一系列战役的前线部队政治工作领导。济南战役前夕，钟期光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为野战军起草了《攻济打援的政治工作指示》，提出了“随俘、随补、随打”的扩军方针。这一文件受到中央军委的重视，并将其略作改动后转发全军。济南战役期间，率巡视团驻宋时轮兵团，组织各纵队之间的协同。济南战役后期，领导了对起义的国民党吴文化部的整编训练与改造工作。淮海战役期间，在前线指挥部负责主持华东野战军的政治动员、俘虏的训练与调配、开展对敌政治攻势等工作，为夺取淮海战役的最后胜利作出了显著成绩。1949年2月全军实行统一番号后，钟期光任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主持前线部队渡江作战的政治工作。对渡江战役和华东全境的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上海解放后，钟期光协助陈毅参与上海市军管会政工部的领导，具体落实中共中央的城市政策与城市纪律，为肃清散兵游勇及流氓阿飞，维护城市革命秩序，保卫党政机关及公共场所的安全做出了贡献。1949年10月，钟期光任华东军事政治大学副政治委员。1951年1月军事学院成立后，任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对学院初建时期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政治、文化教育等工作付出了极大努力，为我军第一所综合性军事学府的建成和完善，为培养军队干部，加速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1960年12月，钟期光任军事科学院副政治委员，1961年又兼任战史研究部部长，对科研工作提出“研究机构系统化、研究干部专业化、研究工作经常化”的具体要求。在他的参与和努力下，全院的组织机构和编制体制渐趋完善，科研工作蓬勃开展，人民解放军当时迫切需要的第一代各级各类战斗条令与共同条例先后定稿出版，各个时期的战史编写完成近百本，科研专著译著硕果累累。1963年9月，钟期光负责党委日常工作、政治思想工作和兼管战史部工作后，对当时的“左”倾思潮特别是林彪对毛泽东思想的实用主义作法，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并且力排众议，观点鲜明，提倡从立场观点和方法上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与个人创造相结合的主张；针对林彪一伙混淆政治和军事关系的谬论，提出要“保证六分之五的科研时间”，政治思想工作主要是调动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在战史研究中坚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科学和求实态度。曾不赞成抛开其他元帅单独编辑林彪文选。

“文化大革命”中，钟期光被林彪反革命集团强加上“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反对林副统帅”、“反对突出政治“等罪名，受到长期批斗、监禁和摧残，直到1973年才被解除隔离审查，1978年才获平反。他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宋时轮上将简历：

宋时轮（1907～1991）湖南省醴陵县人。1925年入黄埔军校学习。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湖南萍醴游击队队长，湘东南第2纵队政治委员，红军学校第4分校校长，红35军参谋长，独立第3师师长，红21军参谋长兼61师师长，红军大学第2大队大队长，红15军团作战科科长，红30军、红28军军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716团团长，雁北支队支队长兼政治委员，八路军第4纵队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野战军参谋长，渤海军区副司令员兼第7师师长，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执行处处长，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司令员，第三野战军9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军事科学院第一副院长兼计划指导部、外军研究部部长，军事科学院院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十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1991年9月17日在北京逝世。夫人郑晓存。

宋时轮的故事：

宋时轮同志一生经历丰富多彩，是我军一位武文兼备、军政全才的高级将领。他经历过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在全国解放战争中，他不仅曾在烽火连天的战场上率领千军万马叱咤风云，而且还在北平参加过尖锐复杂的同美蒋的谈判斗争。那是在1945年冬，寒冷的北风呼啸，皑皑的白雪覆盖了北国大地。抗日战争胜利不久，饱经战祸的中国人民又面临严重的内战危机。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抢夺胜利果实，消灭中国共产党，悍然向我党领导的解放区发动了疯狂的进攻，再次将中国人民推向了战争的深渊。广大群众实在忍无可忍，纷纷发出了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呼声。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代表民众意愿，及时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获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此时，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准备尚不充分，蒋介石被迫同意于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并于同日与中国共产党签署公布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和《关于停止国共冲突的命令和声明》。

为了监督和保证停战令的实行，国共双方商定在北平成立有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政府和美国代表参加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在重庆“军事三人小组”的领导下进行军事调处工作。军调部由三委员领导。三委员分别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叶剑英、国民党政府代表郑介民和美国政府代表饶伯森。美国政府代表任三委员会议的主席、召集人，但无仲裁和决定权。三委员各有表决权，一切问题均需由三委员协商决定。军调部的主要任务是：通过三方谈判，调处国共军事冲突，保证恢复交通，解除敌伪武装，遣返日俘日侨归国，整编国共军队，处理与和平有关的问题。其中，首要任务是军事调处。确定成立军调部以后，三方立即根据协商达成的决定，迅速选调人员赴北平工作。

1946 年1 月下旬，当时任山东野战军参谋长的宋时轮，遵照上级的决定，由临沂去徐州，转乘飞机赶赴北平参加军调部的工作。经过长时间夜以继日的紧张战斗，真需要有片刻的宁静和休息。但宋时轮登机后却毫无倦意，他没有合上双眼稍事歇息，而是凝神望着飞机弦窗外的白云向飞机身后飘过。他心潮起伏，憧憬着即将投身的新的斗争环境，心情既紧张，又兴奋，久久难平。他翻想着参加革命20 年来的斗争历程，虽然经历过无数次战场上血与火的考验和在国民党牢狱里整整两年的复杂斗争，他没有辱没党的光辉形象，每每均向党交出合格的答卷，只是尚没有与国民党和美国代表进行面对面谈判的经验，此次能否不辜负组织的重托，圆满完成领导赋予的任务，总觉得心里还不是十分有底。这时，他多么希望飞得更快一些，早点赶到北平，聆听叶剑英的指示，熟悉即将投身的新的战斗环境啊！飞抵北平后，他没有休息，立即来到北京饭店2 楼112 房间，向叶剑英报到并请示工作。叶剑英见宋时轮到来，非常高兴。两人经过简短寒暄，谈话立即转入正题。宋时轮首先向叶剑英谈了组织上委派他来军调部工作的决定，接着根据叶剑英的提问，简要地汇报了山东方面敌我军事斗争的形势。以后，他没等叶剑英开口，便迫不及待地询问军调部的工作情况和自己即将担负的工作。叶剑英微微地笑了，亲切他说：“你真是个急性子啊！一听说有任务，就恨不得立即进人情况，马上投入斗争。”随即向宋时轮介绍了军调部的组织和任务，前段斗争的情况和经验，以及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有利条件和困难。告诉他，领导决定任命他为军调部我方执行处处长，与李聚奎副处长共同负责执行处的工作；为了统一着装，工作方便，授予他少将军衔。并对他说，执行处是协助领导做好军调工作的一个主要部门，组织上希望他全力以赴把这项工作做好。听了叶剑英的话，宋时轮虽然感到面临的斗争十分复杂，自己肩负的担子非常沉重，但同时也进一步了解了军事调处的意义，增强了做好工作的信心。他和往常一样，在艰巨的任务面前，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今后可能遇到的艰难危险，而是党的事业和当前斗争的迫切需要。他决心立即全身心地投入斗争，团结全处同志，努力做好工作。他对叶剑英说：“离开临沂时，我曾向陈老总（陈毅）说过，困难我不怕，但是自己缺乏外交谈判的经验，担心做不好工作，影响大局。不过，有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方针和指示，有'参座’（叶剑英）的直接领导，有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有同志们齐心协力的工作，我一定努力完成任务，绝不辜负组织的重托。”听完宋时轮的表态，叶剑英高兴他说：“好！我就喜欢你这个痛快劲。你来自前线，熟悉一个战区的情况，对我们解决山东问题有帮助。你是老同志，有文化，懂政策，口才也好，相信你一定能很好地领会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团结和带领全处同志，努力做好执行处的工作。”这次谈话还使宋时轮进一步加深了对叶剑英的认识和仰慕。他感到这位具有“儒将风度的参座”，确是一位才思敏捷、善于总结斗争经验、遇事胸有成竹的好领导。我方代表团在他的领导下，一定能圆满完成党赋予的任务。

谈判桌也是战场，一经投入，便随时都会面临刀光剑影的较量。1946 年2 月上旬，宋时轮刚到职不久，便投入了有关我方代表到位时间问题的斗争。根据三方协商达成的决定，各方代表到位的截止时间均为1946 年1 月26 日，但在此限期届满时，我方的代表尚未全部到齐。美、蒋方面立即抓住这个问题，对我方大肆进行诬蔑、攻击，说我方对停战调处“不积极”，“故意拖延时间”，“别有用心”。针对这一情况，我方决定迅速予以反击。宋时轮根据叶剑英的指示，召集执行处的同志进行研究，确定抓住适当机会，澄清事实真象，揭穿敌人阴谋。在得到领导同意后，他立即多方搜集有关资料，分析研究三方代表到位快慢的主客观原因。他发现，主要原因在于，我方对谈判态度认真，选调代表要求很高，必然花费时间多；国民党方面则是利用现成的特务机构，所需人员大多可以随要随到。他立刻敏锐地感觉到，这正是问题的要害所在。只要抓住这一点，把情况彻底揭开，加以对比，双方对谈判所抱的目的和所持的态度就会不言自明，美、蒋方面也就不敢再利用我方代表到位时间稍慢的问题大做文章。于是，他决定：一面继续深入了解国民党政府代表的政治面貌及其来军调部工作的秘密使命；一面耐心等待，注意寻求战机。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在一次三方执行处会议上，宋时轮抓住美方利用这个问题再次对我进行指责的机会，立即给予反击。他首先指出我方选调人员稍慢一点的客观原因：部队比较分散，通信和交通工具缺乏。接着详细对比了国共双方对选调人员的主观态度。他说：我方选调来军调部工作的人员都是各地区、各部队的领导干部，如委员叶剑英是我军的副总参谋长，顾问饶漱石是我华东军区的政治委员，参谋长罗瑞卿是我晋察冀军区的副政委，临汾小组我方代表陈赓是北伐军和八路军的名将..。这说明我方对进行军事调处、争取实现和平是诚心诚意、认真负责的。这样选调人员，自然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而国民党方面选调来军调部工作的人员绝大多数是军统局和军令部二厅的特务。如委员郑介民是军统局的副局长和军令部二厅厅长，是搞特务活动的老手；顾问郭子明是军统局中共研究科科长，也是个老牌特务；其他代表邹陆夫、黄长新、黄维勤、胡屏翰、肖凤岐、董承烈、潘志民、黄新界、涂叙玉、温一和等，也都来自军统。在这样现成的机构里选调人员，当然可以随要随到。但是，选调这样一些人到军调部来工作，对军事调处所持态度，用意何在？恐怕是不言自明的吧！国民党方面没有理由对我方选调人员的速度和对谈判的态度进行攻击，美国方面更没有理由就人员到位时间问题对我方进行指责，更何况我方已在积极克服困难，迅速调齐来军调部工作的全部人员。这一反击十分有力，说得美、蒋方面人员面红耳赤，哑口无言。“军事三人小组”美方代表马歇尔也不得不承认，蒋介石派出以郑介民为首的大批特务到军调部充当代表，给中共的反击提供了口实，是非常愚蠢的。从此以后，美、蒋方面便再不敢提这一问题了。

1946 年上半年，东北战场硝烟滚滚，炮火连天，是敌我双方争夺的一个重要地区，也是军事调处的一个重要方向。东北形势的发展直接关系着全国时局的发展。在此期间，宋时轮对东北的军事调处一直十分关注，并积极协助领导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这年1 月停战令颁布后，国民党坚持东北不在停战范围之内，声称东北只存在接收主权的问题，而无军事调处可言。他们还强调停战令附注中有关于“例外”的规定，说明他们的军事行动是有根据的。为了戳穿国民党政府代表的谬论，宋时轮再次仔细地研究了停战协议、命令及其有关的附注。他很快发现，事情的关键在于所谓的“例外”问题。国民党政府代表有意把附注中规定的停止军队调动的“例外”，说成是停止军事冲突的“例外”，企图混水摸鱼，为其对我军的军事进攻披上合法的外衣，最后达到独霸东北的目的。在三方执行处长会议讨论东北问题时，他根据叶剑英的指示，多次义正词严地驳斥了国民党政府代表的上述谬论，揭露了他们的阴险目的，并清楚地阐明了我党的原则立场。他指出：停战令附注中规定的“例外”，不是指停止军事冲突的“例外”，而是指停止军队调动的“例外”。所有军事冲突都必须一律停止，东北应该执行停战令，派执行小组前往监督停战。国民党政府可以调动军队去原苏军驻地接收主权，但不能以此为借口进攻我军和解放区。而且接收东北的主权是中国人民和一切抗日武装都有的权利，国民党政府也不能独霸。同时，他大力组织执行处的同志和指导各地执行小组的我方代表及时搜集并上报与东北军事调处有关的情报，为东北的军事调处出谋献策，供我方领导参考。他还经常与东北我方代表保持联系，了解当地的斗争情况，及时向叶剑英等领导同志反映，积极为东北我方代表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由于我方谈判代表的坚决斗争、东北我军对国民党进犯军的英勇抗击和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东北停战问题终于获得了暂时解决。国民党政府被迫于6 月初宣布了在东北实行休战的决定，使东北地区在全面内战爆发后仍保持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

朱良才上将简历：

朱良才（1900～1989）湖南省汝城县人。1925年参加本县农民运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加湘南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军部秘书，第12师36团连党代表，中共永兴县区党委书记，红4军第31团1营营部书记、连政治委员，第3纵队7支队政治委员，红一方面军第3军9师政治委员，红5军团第15军政治委员，红军总卫生部政治委员，红31军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教导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援西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3支队政治委员，第3军分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副校长、副政治委员，华北军政大学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北军政大学政治委员，华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1989年2月22日在北京逝世。夫人李开芬。

朱良才的故事：

朱良才原名朱绍时。他是因一次遇险而改名的。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已是当地农会主要领导骨干的朱绍时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敌军政治部宣传科长赵薪传专门提审了他。朱绍时以为自己这次很难逃过敌人的魔爪，但几天过去了，没有任何反应。正在他纳闷之际，监狱看守朱良成突然咬着他的耳朵告诉他：“审问你的那个军官叫赵薪传，是地下党员。他审问你，是为了考验你。以后不管谁审问你，你都要一口咬定你不是朱绍时。” 朱绍时欣喜地问：“那我叫什么呢？”朱良成说：“你就说是我的亲戚，我也好给你作证。”朱绍时说：“那好办，你叫朱良成，我就叫朱良才吧！” “好！良才，国之良才，蛮好的。”朱良成说。果然，朱绍时顺利躲过了这次劫难。从这时起，朱良才的名字方一直沿用下来。10月，由中共汝城县委书记何日升、组织部长胡伟章介绍，加人中国共产党。宣誓后，他兴奋地说:“被捕时，敌人把我当成共产党，今天真正做了共产党员，死也甘心、光荣!”

1928年1月，他参加湘南起义。3月，作为汝城代表参加中共湘南特委在永兴县召开的湘南工农兵代表大会。会后，被派往资兴县参与组织农民暴动。4月，随部队上井冈山。此后，历任红4军军部秘书、连党代表、江西永新县烟岗区委书记。8月，红4军主力远在湘南，敌军以两个团的兵力乘虚进犯井冈山。朱良才时任31团1营1连党代表，他率部与3连紧密配合，共同守卫五大哨口之一－－黄洋界，击退敌人一次次猛烈进攻，守住了红4军的主要军事阵地。战斗结束后，调任营部党委秘书。1929年秋，任红4军3纵队7支队政委。1930年12月，任红一方面军9师政委，在第一次反“围剿”中，率红9师参加歼灭国民党军张辉瓒师的战役，指挥若定，战果显著，缴枪2000余枝，缴获电台一部，大炮一门，受到毛泽东、朱德的表扬。1932年夏，他任红5军团15军政委，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率领15军顽强阻敌，为红1、3军团全歼敌11师创造有利条件。由于他指挥有方、屡建战功，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二次苏维埃大会上荣获二等红星奖章。

1933年夏，他调红14师任政委。1934年，红军开始长征，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他率后卫师抗击数倍于自己的敌人，掩护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在一次战斗中，他身负重伤，血流不止，仍坚守阵地，不下火线，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给部队极大鼓舞，胜利完成后卫任务。伤愈，调红34师任政治部主任。1935年1月，因伤病复发，到总卫生部医治，后任总卫生部政委兼野战医院政委。1936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调任红四方面军31军政治部主任。由于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宣传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主张革命团结，受到张国焘的打击，被降职使用。他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仍勤恳工作。同年秋，调任红四方面军教导团团长兼政委。1937年在，调红30军任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长。西路军在甘肃北部失败后，他与部队失去联系，只身一人，化装潜行，风餐露宿，受尽艰险，经过36天的沿途乞讨，终于到达陕北，后被任命为援西军政治部组织部长。

1937年复，在他任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秘书时，他机智灵活地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营救了大批失散的西路军革命同志。1938年春，他进人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秋天他到晋察冀军区，先后任第3军分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在艰苦频繁的战斗环境中，他重视部队思想政治建设和宣传文化工作。指导开展模范党支部和杀敌立功运动；及时总结和宣传“狼牙山五壮士”等先进典型；培养了邓拓等宣传文化领域的领军人物。对巩固和发展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1939年秋，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44年任主任，兼中共北岳区委副书记，协助聂荣臻领导晋察冀军区的政治工作，被聂荣臻视为“好战友”、“好帮手”。l946年1月，他协助聂荣臻创办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任副校长兼副政委。1948年5月，协助叶剑英创办华北军政大学，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他在两校的领导工作中，为部队发展壮大培养了大批干部。

在历次革命战争中，朱良才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作战中曾多次负伤，右臂留有终生残疾，为民族独立与解放建立了卓著功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华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58年因伤病主动要求退出领导岗位，仍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撰写了《朱德的扁担》等回忆文章。

董其武上将简历：

董其武（1899～1989）山西省河津县人。1919年入太原学团。1924年参加国民军第2军，任第8混成旅2团排长、连长、营长、中校副官。1927年转入国民革命军第4军，任少校侦察队队长，先遣总队支队长。参加过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任国民党陆军第38师89团中校团副，陆军第28师上校团长。“九一八”事变后，率部参加长城、绥远抗战，后任国民党陆军第68师218旅少将旅长，陆军第101师中将师长，陆军第35军中将军长，普陕绥边区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绥远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949年率部起义，后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任绥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绥远省军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3兵团司令员，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9军军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解放勋章。198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89年3月3日在北京逝世。夫人姚勤修。

董其武的故事：

董其武是一名国民党军的起义将领，他戎马一生，在抗战中战功卓著，被国民党授中将衔，又于1949年起义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绥远方式”。晚年的董其武又由民主人士成为共产党员，为其一生写下了闪光的句号。

董其武出身贫苦，父亲为了给祖父买口棺材安葬而借高利贷，以至打了30年长工。他6岁起在舅父的私塾读书，17岁入河津县高小。19岁时听到山西督军阎锡山办的斌业中学招生，便立志从戎，向同学借了10块现洋，步行840里到了太原，以第一名成绩考取，学习军事。临近毕业时，董其武得罪了阎锡山督军府的人，又不肯写悔过书，便愤然离开学校。1924年，董其武到陕西参加了刘镇华的镇嵩军，当了短期排长，到国民二军服务两年，曾参加北伐并官至中校。后来，蒋介石大力裁遣非嫡系部队，董其武失业。后听说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正扩编军队，他便写了一封投效信。经过傅的考核，董其武和同行的几个校官被委任为上尉参谋。但多数人嫌官小不愿意，董其武却留了下来，终于以才干得到傅作义赏识。董其武对长期军阀混战深感厌恶，“九一八事变”后马上写请战书呈送傅作义要求抗日。1933年，他参加长城抗战，在北平东的怀柔县阻击日军连续血战15个小时，打退敌10次进攻，帽子都被敌弹打飞。1936年11月，绥远抗战开始，头一仗便是董其武指挥的红格尔图战役。他以奇袭捣毁了日军及匪首指挥部，并击落敌机一架。当时，毛泽东派南汉宸携其亲笔贺信及绣有“为国御侮”的锦旗表示慰问，称绥远抗战为“全国抗战之先声”。

全面抗战开始后，董其武参加忻口作战被日军炮弹炸伤臂部。当时，他怕影响军心不许声张，只简单包扎一下仍坚持在火线指挥。他曾与八路军的贺龙师长结识，系统聆听了抗日战争持久性和游击战术的理论阐述，打破了一味追求正规战的保守思想，当时便感谢说：“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此后，他在河套一带运用灵活战术，同日军作战取得了不少成功。抗战结束后，董其武任傅作义起家老部队第35军军长，奉命同解放军兵戎相见过。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他对腐败透顶的国民党政权日益失望，同老上司傅作义私下商量应另找出路。绥远起义前，蒋介石派飞机接董其武去广州遭拒，飞机飞回时在兰州附近坠毁，董其武对人说：“天不亡我，老天爷也支持我走和平之路啊。”在董其武领导下，绥远起义部队进行改造很快解放军化，毛泽东称赞“进步如此之大且快”

1949年1月21日，北平达成和平解放协定。次日，留守绥远的董其武飞到北平找傅作义表示说：“您怎样走，我就怎样走。”随后，傅作义到西柏坡晋见毛主席。谈到董其武所辖部队时，毛泽东当即说：“用'绥远方式’解决，先划个停战协定线，让董其武慢慢做好他的内部工作。另一方面派个联络组，在他认为适宜的时候起义。”当时，绥远有国民党近10万正规军和游杂武装，中共中央决心采用比北平更宽大的方式，一是考虑到当地荒僻且连接西北，用兵解决费时费力，二是想以此向国民党实力派树立一个榜样，可以缩短解放战争的进程。董其武回绥远后，便同解放军停战并建立联络和通商。南京政府得知后先是下令西撤，接着又停发经费。蒋介石曾派飞机来接董其武去南京，董推说要掌握部队离不开，飞机返回时在兰州附近坠毁。当时，特务还在绥远大肆活动，制造暗杀等恐怖气氛，一些思想顽固的部下也以武力暴乱相威胁。一次，军统站负责人率十几个人带枪闯进董其武院内，要他立即下令西撤，他坚决不为所动。通过多方努力，这年9月终于实现了绥远起义。起义部队编为解放军第23兵团，有的军长、师长和下级军官不愿接受改造，一年内发生叛乱33起。董其武明确提出：“谁叛变革命就打死谁！”这一态度为稳定部队起到重要作用。1950年4月，董其武到北京汇报部队解放军化的情况，周恩来马上要新华社将全文向全国新闻单位发通稿。毛泽东还将报告批给傅作义说：“23兵团进步如此之大且快，可为庆贺。”

1950年4月，毛泽东曾在中南海设宴招待董其武，畅谈三个小时，希望他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不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董其武一面向中央请战，一面向周恩来提出：抗美援朝正是我在人民面前立功赎罪的机会，会把生命置之度外。但绥远部队中的特务分子还未肃清，赴朝作战万一发生什么问题影响很坏，最好将军队分拨编入其他主力部队出国作战。周恩来却表示相信这支部队的政治思想觉悟在不断提高，该兵团赴朝果然完成了机场修筑任务而未出问题。1952年全军精简时，第23兵团缩编成第69军，董其武被特例任命为正兵团级军长。毛泽东解释说：“按说正兵团级应任大军区的副职为宜，但这样就没有兵权了。所以，还是让你当军长。”1955年首次授衔时，军区拟定给董其武上将军衔。鉴于当时正兵团职可授上将或中将，而董其武自己在国民党部队军衔只是中将，他马上找杨成武说，杨司令有功应授上将，我过去有罪不该授上将。杨成武向中央汇报此事，毛泽东让他立即转告董其武说：杨成武是共产党员，授不授上将没关系，董其武一定要授上将。听到这话，董其武马上双泪横流。在当时全军范围内，军长及起义将领授衔上，对他的待遇都开了特例。董其武当时深感不应要党特殊照顾，而要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在授衔翌年便第一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文革”风暴卷起后，董其武主动要求离职。1968年，毛泽东批示：把董其武接回休息，把他的小汽车也调来，一切生活待遇不变。1986年，董其武的长孙董海龙从台湾来北京看望爷爷，回去后对姨父郝柏村说：“没想到爷爷在祖国大陆离休快20年了，坐的还是部队配备的红旗轿车，住的是部队分配的四合院，比我外祖父(原国民党国防部长郭寄峤)的待遇好多了。”

1980年，董其武已年过80，却再次递交入党申请书。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到家对他说：“过去你虽没有履行入党手续，但早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了。推迟你办理入党手续的缘由是，考虑到你的社会地位，认为你留在党外比党内对工作更为有利。”1982年12月，总政治部批准他为党员，党龄从两年前算起，董其武热泪盈眶，庆幸有了光荣的归宿，写诗称道：“欣逢盛世开太平，愿为苍生献此生。行见华夏乐小康，更期世界跻大同。”从小渴求富国强兵，在军阀和国民党队伍中坚持救国抗战几十年，50岁时选定了共产党和马列主义，83岁被批准入党抒怀：“闻道虽晚志不衰，甘将余生献人民”

唐亮上将简历：

唐亮（1910～1986）原名唐昌贤，别名唐昌明。湖南省浏阳县人。1927年参加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赤卫队。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乡苏维埃政府宣传文化委员，红3军团第2师6团连政治委员，7团总支部书记，军团直属队政治处主任，第6团政治委员，第2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4师10团政治委员，第2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教导大队政治委员，344旅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第2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山东滨海军区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山东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华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兼第3团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副政治委员，南京军区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政治委员，政治学院院长、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九、十、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6年11月20日在北京逝世。夫人张锐。

唐亮的故事：

唐亮出生于一个佃农家庭。6岁时，父亲要他放牛，家族长辈坚持要让他上学，并议定由宗祠出谷资助。唐亮上了3年学后，老师看他成绩好，让他越级上了高小。1920年，唐亮的父亲为躲避地主逼债，不幸于次年病故。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唐亮的母亲忍痛把2岁的儿子唐昌卖给人家，用以还债安葬唐亮的父亲。11岁的唐亮，由亲戚做保到浏阳一家纸爆作坊当学徒。母亲守孝3年后，无法糊口，被迫改嫁更门。1926年秋，唐亮怀着对旧社会的仇恨，抱着寻求生存之路的希望，参加了“青年工人俱乐部”，并被选为学徒生活调查组组长。从此，开始了革命活动。1927年初,唐亮在浏阳城参加了工人纠察队。“马日事变”后，唐亮返回乡间，接回二弟一起生活。在白色恐怖下，参加了当地农民协会，并担任农民赤卫队小队长，率队攻打了永和市和浏阳城。1929年冬，诚嘉乡成立苏维埃政府。唐亮被选为宣传文化委员。因唐亮工作积极，立场坚定，

1930年夏，乡党组织确定发展他为共产党员，让他填写了入党志愿表，并内定唐亮为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候选人。此时，中国工农红军第3团转移到平江、浏阳一带。唐亮得知后，要求参加红军，乡苏维埃政府不让他走，经他再三请求，终以调动工作的形式把他介绍到红军，从此成为红军的一员。1930年8月，唐亮被送到红一方面军政治训练队学习，随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学习结束，被分到红3军团第8军第2师任党委秘书，兼任师直重机枪连党支部书记。1931年1月，唐亮调任红2师第6团第1连政治委员。到任后，他深入班排，同战士谈心，使连队一改过去官兵关系紧张的面貌，成为贯彻古田会议精神的模范连。1932年1月，唐亮调任红2师第7团党的总支书记，不久又调任红2师直属政治处主任。同年8月继任红2师6团政治委员，指挥了攻击宜黄的战斗。同年底，被送到红军大学高级干部政治班学习。1933年6月，从红军大学毕业的唐亮，被分配到红3军团4师政治部任组织科科长。同年8月，中央军委决定以红3军团为主，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唐亮随军前往，在攻打王台的战斗中，左脚负伤，入院治疗。1934年6月，唐亮任红4师10团政治委员，参加了著名的广昌战斗。随后，因病离开10团。同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因病未愈即到红3军团随营学校任党的总支书记。由于筹粮、筹款和收容工作做得好，曾两次受到上级表扬。1935年5月底，中共中央和军委机关率红1、红2、红5军团通过泸定桥后，奉命率一连人守卫，接应担任后卫的红9军团。

1935年9月，红1军团、红3军团在甘南哈达铺进行整编，编成陕甘支队。唐亮被任命为支队政治部组织干事。随后，部队继续北进，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保安县吴起镇，胜利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2月，唐亮被分配到红1军团第2师政治部工作，开始当组织干事，不久担任组织科科长。1936年11月，被任命为红2师政治部副主任，5个月之后，任政治部主任。在这一时期，致力于部队的休整和体力的恢复，进行形势和革命乐观主义教育。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15师，唐亮任该师343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到任后即奉命到685团帮助进行政治动员，并于同年8月下旬随军东渡黄河，开赴晋东北抗日前线，参加了平型关战斗。同年底，调任师教导大队任政治委员。1939年1月，第115师师部进到晋东南，唐亮调任344旅政治部副主任。同年2月随部队挺进冀鲁豫边区建立抗日根据地。次年1月，任八路军第2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同年6月，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1942年8月，唐亮调任鲁西南地区的第115师教导第4旅政治委员，同时兼湖西军分区政治委员和中共湖西地委书记，对湖西抗日根据地实行一元化领导。到任后，同其他领导一道，领导湖西区军民同日伪进行了殊死斗争。1943年初，因劳累过度，被批准到山东军区医院治疗。1944年秋，中央军委任命唐亮为山东滨海军区政治委员兼中共滨海区党委书记。唐亮在病未痊愈的情况下到职。随即与司令员一起指挥部队，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发起了莒县战役、诸城战役、郯（城）马（头）战役，配合兄弟部队进行了抗日战争大反攻，巩固和扩大了解放区。

日本投降后，新四军军部北移山东，并兼山东军区，成立野战兵团，执行机动作战。1946年1月，唐亮被任命为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和山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1947年1月，唐亮任华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1949年1月，任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兼中共华野前委和三野前委委员。

在解放战争时期，唐亮和其他同志一起组织和领导了华东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的战时政治工作。先后参加了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豫东、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等重大战役的组织领导工作和政治工作，在打济南战役时，提出了“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战斗口号；在打淮海战役时，提出了“勇猛坚决，干脆彻底地消灭敌人，不让敌人逃到江南去”的战斗口号。1947年1月2日，主持制定了《山东野战军关于处理俘虏官兵的决定》，1948年3月，根据新式整军的经验，与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一起，向中央军委建议，将士兵委员会改为革命军人委员会。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唐亮负责军事接管部的工作。不到两个月后，和粟裕一起，奉命率三野的机关到南京，接替第二野战军参加南京的军事管制工作。同年9月，中共中央任命唐亮兼任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南京市委第一副书记。1950年5月8日，被任命为中共南京市委书记。1951年2月，华东军政委员会正式成立，唐亮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委员之一。1952年10月，任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兼干部管理部部长。

1953年2月，唐亮任华东军区副政治委员、党委第二书记。1955年4月，任南京军区首任政治委员、党委第一书记。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4年1月，唐亮由于长期紧张工作和过度劳累，难以正常工作，经中央军委批准离职休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唐亮受到“造反派”的冲击和迫害。1971年林彪垮台后，中央军委电令唐亮以学习组长的名义到军政大学。1972年5月，任军政大学政治委员、党委第一书记。 1977年下半年军政大学分建为军事、政治、后勤学院。同年9月唐亮被任命为政治学院院长、党委书记。1978的12月改任政治委员、党委第一书记。

叶飞上将简历：

叶飞（1914～1999）原名叶启亨。福建省南安县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共青团福建省委宣传部部长、代书记，福州中心市委书记，中共闽东特委书记，闽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师长、师政治委员。参加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3支队6团团长，江南抗日救国军副指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1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四军第1师1旅旅长兼旅政治委员，第1师副师长，苏中军区司令员，苏浙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1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10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福建军区司令员，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福建省省长，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福建省军区司令员、第一政治委员，福州军区司令员、第一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第一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第八、十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1999年4月18日在北京逝世。夫人王于耕。

叶飞的故事：

叶飞是57位上将中最年轻的一位，而且他还是一位菲律宾归侨。其实，他与一般归侨的身世有差异～～叶飞的父母是分属于两个国家的公民。叶飞的父亲叶荪卫，福建省南安市金淘乡人。1900年只身下南洋谋生。叶飞的母亲麦尔卡托，是具有西班牙血统的菲律宾人，1914年生于菲律宾奎松省地亚望镇，中国名字叫叶启亨，菲律宾名字叫西思托·麦尔卡托·迪翁戈。叶飞5岁时，随父亲回到福建省南安县金淘老家，他的菲律宾母亲含泪站在岸边送行，久久不愿离去。 

14岁那年，叶飞正在厦门读书。蒋介石发动的“4·12”政变使美丽的鹭岛到处都是腥风血雨，叶飞却在这时成为厦门地下党中最年轻的革命者。投身革命不久，叶飞被反动派逮捕。因没暴露身份，只以嫌疑犯的名义，被判了一年刑。地下党通过他的菲律宾家庭进行营救。他的二哥从菲律宾拿来他的出生证。按照菲律宾法律，拥有菲律宾出生证，就拥有菲律宾国籍，而当时中国和菲律宾签有引渡条约，只要菲律宾驻厦门领事馆出面引渡，他就可以出狱获得自由，但必须回到菲律宾去。而回菲律宾就得放弃他所选择的革命事业。虽然引渡出狱，一不辱节，二不违背党组织决定。但他拒绝了。他宁可坐到刑满出狱。 

母亲在几个孩子中，最疼爱的就是叶飞。在他还小的时候，母亲曾专门教了他一年的英文，使他从小打下了较好的英文基础，在回国读书时他英文学得很轻松。此时，母亲得知儿子被捕后，便放弃家中一切事情，和父亲一起倾尽全力，恳请菲律宾当局出面引渡。为使儿子免除牢狱之灾，母亲在当局答应引渡后，亲自坐船到中国来接儿子。在母亲几经周转到达香港时，叶飞已刑满出狱。他给母亲拍去电报，说自己将去日本留学，请母亲回菲律宾去。此后叶飞投身革命，没能再与母亲联系。建国初期，叶飞突然接到大妹的信，告知母亲生病，家中欠债，面临破产，弟妹年幼读书，已走投无路，希望叶飞借钱帮助渡过难关。叶飞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省长、福州军区司令，却没有钱寄给她。他只得写了一封回信，告诉妹妹无钱可寄，但可另想办法，将母亲和弟妹接回国，由他负责供养。但家里没再给他回信。这件事使叶飞感到愧疚。其实，叶飞的母亲到1965年病故时，还一直挂念着儿子。叶飞也一直深爱着他的生身母亲。叶飞身边一直珍藏着母亲留给他的一枚钻石戒指和一张照片。他把母亲的照片和父亲的照片挂在自己的卧室里，每天，在父母的目光下起居，让他们审视自己的行事与为人。

1930年7月，年仅16岁的叶飞不幸在厦门被捕，作为中共的秘密工作者，随时都有惨遭杀害的危险，但经机智斗争，被国民党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判处一年徒刑。身陷囹圄之后，叶飞为了取得社会和家庭的营教，又设法将自己被捕的消息传给了尚在海外的父母。叶飞的父亲得知这一消息，曾试图通过菲律宾驻厦门领事馆交涉引渡，但叶飞考虑若引渡到菲律宾虽可保全性命，免去牢狱之苦，但却难于继续从事革命斗争，因而坚决拒绝引渡。后来，由于叶飞始终未能暴露真实身份，加上国民党当局无法查出这位16岁少年的所谓“共党嫌疑”的证据，经受一年多的牢狱折磨之后，最终在中共组织和家庭的共同配合下获释了。出狱之后，叶飞便转为正式中国共产党党员，并相继担任共青团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神州中心市委书记等职务，继续从事秘密工作。在这期间，叶飞的华侨家庭背景和归侨身份在客观上为他从事秘密工作，提供了一些甚为有利的条件。1933年，叶飞来到中共闽东特委，其工作重心转为公开领导武装斗争，参与创建闽东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5月28日，叶飞同中共宁德霍童地区区委书记颜阿兰率工农自卫队举行“霍童暴动”，缴获一百余支枪。以此为基础，叶飞迅即组建了闽东工农游击第3支队。同年底，叶飞在闽东福安地区闽东游击队的一个秘密交通站，遭到了国民党特务队杀手的突然袭击，他的身上和头部不幸中弹四发，后经中共地方党组织及时抢救并躲过国民党的搜捕而转送到苏区医院施行手术，方才大难不死，但命中其胸部的一颗子弹却因无法取出而一直留在了体内。

从1935年起，叶飞历任中共闽东特委书记、闽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政治委员，领导军民坚持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叶飞调任新四军第3支队团长。1939年，身为江南抗日义勇军副指挥的叶飞，曾亲率所属部队夜袭游墅关，直抵上海近郊，火烧虹桥日军机场。其后，又挥师北渡长江，参与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担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1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所部参加黄桥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皖南事变后，担任过新四军第1师旅长兼政治委员、副师长，苏中军区司令员，第1师师长，苏浙军区副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山东野战军第1纵队司令，华东野战军第1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10兵团司令员，率部参加过宿北、莱芜、孟良崮、豫东等著名战役。1949年参加渡江、上海战役后，率部南下解放福建，任福建军区司令员，指挥部队歼灭国民党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巩固了海防。

叶飞晚年担任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主任，对于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和落实党的侨务政策，特别重视。这一点，在归侨侨眷中众所周知。有了困难，碰到伤害，他们会千方百计地找到他。而他一旦知之，就会仗义执言，不遗余力帮他们讨回公道。1990年的11月前后，一个下午，侨眷黄女士上门来告状。她的一些亲属在美国，这些“海外关系”成了她的罪过，在“文革”中，她在西直门的宅院被强占，成了一个电子公司的办公用房。“文革”后落实侨务政策，公司从办公楼中腾出几间房子，让黄家暂住，又在知春里买了两套房子，让黄家搬过去。然后，黄家的这处原有十几间宅院的权属，就归电子公司了。黄家对这个解决方案不满意，拒不搬出。电子公司竟以占居公房为由对黄家起诉，并最后由北京市的一个中级法院判决公司胜诉，限期黄家迁出。不搬则用法警，强制搬出。第二天，就是限期的最后一天了。晚上，在叶飞的办公室里，召开了华侨委几个领导同志的临时办公会议。叶飞在征得几位同志同意后，派员去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同志，请最高人民法院干预；同时派员携带侨委的正式公函，去找北京市委负责人，请他干预此事。后来，由最高人民法院向北京高级人民法院发出了中止执行的通知，才避免了对侨眷黄家的强制搬迁。此后，黄家与电子公司的纠纷由法院进行了重新审理，黄家的基本权利得到了维护。 

杨得志上将简历：

杨得志（1910～1994）湖南省醴陵县人。1928年参加工农革命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11师班长、排长、连长，第45师管理科科长、93团团长，红1军团第1师1团团长、副师长，第2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队长，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团长，344旅副旅长、代旅长，冀鲁豫支队支队长，八路军第2纵队司令员，冀鲁豫军区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1旅旅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野战军、冀鲁豫军区第1纵队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华北军区第2兵团司令员，第19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19兵团司令员兼陕西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9兵团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战役系主任，济南军区司令员，武汉军区司令员，昆明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第九、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94年10月25日在北京逝世。夫人石莉。

杨得志的故事：

杨得志将军于建国后的1950年1月，偕夫人申戈军及女儿华荣、柏华，从西安回到了阔别20多年的湖南株洲老家。听说这位身经百战的共和国开国将军要回家乡，方圆数十里的父老乡亲闻讯而至。杨得志原打算步行到祖居地三望冲看望父老乡亲，可是，乡亲们特意派了四人轿前来迎接。杨得志见了哈哈笑道：“我是乡里人，过去我帮人抬过轿。现在我不作这个孽，把别人的肩膀当路。”但乡亲们的盛情难却，他只好让一个小外甥女代他坐轿，自己谈笑风生地跟家乡的父老乡亲一边走一边拉家常。杨得志回到家，才得知父亲、大姐、二姐和弟弟都已不在人世，叔叔也在当年讨饭时给地主家的恶狗活活咬死。一下子失去了这么多亲人，杨得志感到异常悲痛。他顾不得沿途的车马劳顿，第二天一大早就登上祖坟山去拜谒祖辈、父辈坟墓。他在父母的坟前肃立许久，早年在父母身边的情景一幕幕浮现在他眼前：

母亲陈氏，勤劳、善良，待人宽容，先后为杨家生育14个孩子，这些孩子多在饥寒贫病交加中夭折。她于1921年因难产早逝。父亲和叔父都是乡村的穷铁匠，一年四季挑着风箱、火炉、铁砧，走村串户，靠打铁挣点钱勉强养家糊口。杨得志从小跟父亲学打铁。白天，他们到各家各户打镰刀、锄头等农具，夜间铺点稻草，露宿在人家的屋檐下、门洞旁或大树下、古庙里。天长日久，父亲得了风湿病，无钱医治。疼痛难忍时，额上一颗颗豆大的汗珠滚落下来，他就用大锤猛砸地，砸得地上一个又一个的深坑。迫于生计，年少的杨得志与哥哥杨海堂去安源煤矿挖煤，可挖煤也挣不到钱，半年后，兄弟俩又无奈地回到了家里。后来，杨海堂又随大人们去衡阳修路，不久，捎信回家叫杨得志也去修路。父亲先是不放心杨得志去那么远的地方打工，沉默了好几天，最后还是同意他去了。临行时，父亲非要送他一程不可。父亲替他背着行李，两人默默地朝前走着。杨得志望着父亲那削瘦的面孔，那已弯曲了的腰背，心里十分难受。父亲这么大年纪了，没过一天舒服日子。他和哥哥都走了，姐姐也出嫁了，剩下父亲和叔父带着几个不懂事的弟妹，日子是多么难熬呀！他想劝慰父亲几句，但嘴巴像张不开似的，想了好一阵才开腔：“爸，你等着吧，日子好过一点，我马上就回来。挣了钱也会及时带给你的……”“孩子，”父亲满噙泪水望着他说：“我担心你年纪太小，在外面遭人欺负，你那火暴性子我晓得……”

到了一个岔路口，父亲在一棵老榆树下停下脚步，成串成串的泪珠从被炉火烤成酱色的脸颊上滚落。他把行李递给杨得志，又帮他扣好扣子，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嘱咐说：“孩子，你要做个有志气的人！记着爹，有空就回来！”想不到，这次父子分手竟成永诀。凭吊结束后，杨得志准备到几个姐姐家里去探望。杨得志的大姐家在昭陵，姐夫原在安源煤矿做工，为人憨厚，吃苦耐劳，乐于助人。后来，大姐夫由于劳累过度，精神失常，成了终身残疾，大姐的家境非常困难。当杨得志跨进堂屋，看见大姐夫时，就立刻走上前去问候。他毫不在意大姐夫满身难闻的臭气，将手伸进他身上那件破旧棉衣里，发现棉衣不暖和，便急忙脱下自己的毛衣，亲手帮助姐夫穿上。临走时，他还留下了一些钱，并反复叮嘱外甥们要好好照料。从昭陵出来，经过泅竹站，又向前走五六里路，杨得志忽然走到一个山坡前，指着一片残垣断壁深情地说：“这里是我早年的启蒙老师住的地方啊！”杨得志11岁那年，母亲去世，家境十分艰难，他不得不去离家十多里远的地方帮人家放牛。主人家有个小孩就在这家私塾读书（杨指的残垣断壁废墟处），杨得志也经常来到这私塾旁边放牛。私塾老师心肠好，见杨得志家穷，没钱读书，主动要主人家的孩子中午多带点饭菜，让杨得志吃一点，顺带读点书，不收学费，还帮杨得志买了《百家姓》、《三字经》等书。杨得志指着废墟堆中的一盘旧石磨说：“当时老师喜欢吃米粑粑，我就是用这磨子，每天帮他磨一升米做粑粑吃；唉，老师如果在的话，我一定要帮他砌三间屋：一间做卧室、一间做堂屋、一间做厨房。可惜他老人家如今不在了!”

临近中午时分，杨得志到达乘霞垅宋家大屋，看望胞姐杨桂泗。桂泗姐对这个弟弟一直很疼爱，小时候给他做衣、制鞋，夏夜给他驱赶蚊子，冬天帮他暖热被头。当年听说弟弟要出远门谋生，她连夜赶做布鞋。桂泗姐是个苦命人，十五六岁便出嫁了，生了一个男孩，不久丈夫死了。后来，又嫁给一个药商，婚后添二女。解放初期，丈夫又病死他乡，她带着3个孩子苦熬光阴。看到弟弟，桂泗姐从墙缝里取出一封信和一张照片，这是1935年红军到达陕北时，已任红一团团长的杨得志的半身照和他的亲笔信。信上说他在延安做生意，但那张照片中他是穿着红军军装的。桂泗姐将已变黄了的照片递给杨得志说：“这样的相片，让坏人看见，是要杀头的。”“现在不怕了，坏人让共产党打倒了！”“是呀。”桂泗姐笑了。

杨得志此次回乡正值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他在家乡与父老乡亲度过了一个热闹的节日。他还给当地干部群众做了一场报告，忆过去战斗岁月，谈现在建设新中国，前后讲了一个多小时，赢得阵阵掌声。数日后，杨得志带着依依乡情踏上归程，同时还带着50多名经他挑选的可以入伍的青年农民回到部队。

1986年10月17日，时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的杨得志，在中央军委办公室里，杨得志接见了两位来自湖南株洲地区的党史工作者。与他们亲切交谈后，他戴上老花眼镜，认真细致地审阅《杨海堂烈士传》。杨海堂既是杨得志的兄长，又是他参加革命的引路人。1925年2月，杨得志和杨海堂穿着补丁叠补丁的粗黑布破棉衣、单裤，头上围块白布巾，肩上背个小包袱，兜里装着几块杂粮饼，踏上了去安源煤矿的路。从家乡到安源有100多公里，中间要爬几座山，过几条河。虽说有汽车、火车，但对贫困的两兄弟而言，这些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他们晓行夜宿，连杂粮饼也不敢多吃一口。数日后的一个夜晚，他俩拖着疲惫的双腿爬上安源山坡，望见了一片灯火，杨得志高兴地抓着哥哥胳膊叫起来：“哥，你看，这里的灯比我们家乡的星星还多呢！”兄弟俩兴奋中，忘却了寒冷和疲劳，飞快地往山坡下跑去。但此时已是深更半夜了，家家都关门闭户，兄弟俩只好等天亮后再去找已是煤矿老工人的姐夫。好不容易熬到天明，找到姐夫，由姐夫领着到了工头那里。工头看了看，嫌杨得志个子小，不让他下井。经姐夫再三求情，才让他在井上挑煤。杨海堂比杨得志年长5岁，身强力壮，本可在井下挖煤多挣一倍的钱，但他担心弟弟年小受欺负，也陪着杨得志一起在井上挑煤。那个时候，矿主对工人压榨十分厉害。兄弟俩从早到晚，挑着一百多斤重的煤担，爬煤山，滚煤车，一身灰一身黑，连口里吐出的痰也是黑的。稍不顺工头的眼，棍子就会上身。年少的杨得志认为这煤矿不是久留之地，这年夏天，兄弟俩合计还是回家再说。可是，苦干半年积攒的钱却还不够买一张火车票。后来，在一位好心的老工人帮助下，兄弟俩设法爬上了一辆往北开的煤车，才回到了株洲老家。1926年夏天，杨得志接到哥哥的来信，便赶去衡阳修公路。在衡阳收入比在比在安源好一点，除了生活费外，还可寄点钱给父亲。这年年底，工地迁到离韶关不远的郴州板子桥，突然传来了共产党的起义部队到达广东韶关的消息。附近农民纷纷暴动起来打土豪，声势越来越大，不少豪绅逃之夭夭，筑路工地的老板和工头看到形势不妙，也准备溜之大吉。工头发给每个工人25斤大米，让大家各自回家。工友们为自己的前途忧心忡忡。杨得志和哥哥商议了一个通宵后，与其他23名筑路工一起，背着行李，前往韩家村投靠了穷人的队伍。韩家村驻扎的是工农革命军第7师师部。在村头的一块开阔地上插着一面小旗，写着“招募新兵”四个大字，旗的周围都挤满了人。杨得志当时被分在师部当通讯员，杨海堂被分在师部特务连。

兄弟俩参加了革命军，但穿的、盖的还是自己的那套破旧的衣服和被子，只是每人发了一个红土布袖章，这是唯一的标志。不久，杨得志也被调到师部特务连3排7班当战士，他当时很高兴，以为不但能与哥哥在一个连队，还可以领到一支枪。谁知到了7班后，只发了一个梭镖头，还得自己找木棍装上，杨得志觉得委屈，不愿意要。哥哥教训他说：“那梭镖头是农会会员打土豪得来送给红军的，不容易哩，你怎么可以不要?”杨得志有点不服气地说：“等打仗的时候我拼死夺两支枪，送给班长和你一人一支还不行吗？” “那好吧！”哥哥满意地笑了。1928年4月，兄弟俩随部队上了井冈山，砻市会师后，杨得志和哥哥都被编到了红4军特务营3连，哥哥在1排3班当班长，杨得志在3排7班当战士。红4军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巧与数倍的敌人周旋，多次打败了敌人，一连粉碎了敌人四次“进剿”，发展壮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但当时的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乘毛泽东率部远在江西的永新开展扩红工作之际，利用29团士兵恋家的故土观念，擅自调动红军28团和29团攻打湖南郴州。因敌人援兵迅速增援反扑，红军部队只好退守城东来水桥。但是，29团六七百人还没来得及过桥，就遭到敌军疯狂进攻，杨海堂只好随29团的战士沿河向南撤退，途中又遭到敌人伏击，他不幸被国民党团丁抓住杀害了。

王新亭上将简历：

王新亭（1908～1984）湖北省孝感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4军10师政治部秘书长、30团政治处主任，红9军政治部主任，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红31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386旅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太岳纵队政治部主任，太岳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8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18兵团60军军长兼政治委员、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济南军区代司令员兼第二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顾问。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4年12月11日在北京逝世。夫人田维新。

王新亭的故事：

王新亭将军指挥的上党战役，可以说是王将军的得意之作。那是在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的事情。在此之前的8月11日，中共中央发布动员令，指出蒋介石在准备挑起内战。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指出：“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今后我们还要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领导人民来制止内战。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按照我们的方针，人民的方针，是不要打内战的。”“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全国性的内战不论哪一天爆发，我们都要准备好。”根据形势和任务的需要，晋冀鲁豫军区下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 个军区。这时，被任命为晋冀鲁豫大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的王新亭尚未到职工作，改任太岳军区司令员。此后，他率领和指挥太岳军区的部队参加了抗战胜利后的收复失地作战和反击国民党军阎锡山部进攻上党的上党战役等作战。

日本投降后，活动在白晋铁路和同蒲铁路线上的我军部队向敌人积极地展开了攻势作战。8 月 28 日，太岳第 39 团攻克邢村据点，歼灭日伪军 100余人，缴获轻机枪12挺，步枪70余支。接着，王新亭命令第20团攻击日伪军设在晋中地区同蒲线上的张兰镇据点，一举歼灭据点内的日伪军，将同蒲铁路拦腰斩断。与此同时，太岳第772团和第38团又在平遥西南之曹村地区阻击向太原挺迸的阎锡山部第73师，给敌以重创。此时，活动在同蒲铁路南端的太岳第57团、洪洞独立团、汾东支队，结合一部分地方游击武装，向临汾、洪洞南北之铁路沿线发动攻势作战，先后扫清了灵石、霍县、赵城、洪洞、翼城、绛县等县城的日伪军外围据点，破坏和切断了平遥至临汾之间的同蒲路，将敌军分割于晋中与晋南各城镇孤立的据点内。当时，与日伪军勾结、接管太原和临汾的阎锡山，按蒋介石密令调兵遣将，由其第8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19军军长史泽波率第19军、第 61军的主力4个步兵师及1个挺进纵队（相当于师），于8月中旬从临汾出动，经浮山、翼城，向以长治为中心的上党区进犯。该部在日伪军接应下进入长子、壶关、屯留和长治，收编伪军3000多人，又进而侵占我从日伪军手中夺得的襄垣和潞城。这时，阎锡山在上党区的总兵力达1.6万余人。此乃上党战役发起前的形势。

根据党中央和军委“集中太行、太岳优势兵力首先歼灭阎伪进入长治部队”和“阎部1.6万人占我长治周围6城，乃心腹之患，必须坚决彻底全部歼灭之”的指示，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邓（小平）首长统一指挥，发起上党战役。在此之前，针对国民党军向解放区的进攻，晋冀鲁豫军区除下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军区外，还组建了太行、太岳、冀南3个野战纵队。直接投入上党战役的兵力包括3个野战纵队和各军区的独立团共达2.8万人。9月7日，晋冀鲁豫军区下达发起上党战役的命令。10日，战役正式发起。凌晨2时，太行纵队在司令员陈锡联指挥下，首先向屯留之敌发起攻击。经两日激战，我军于 12 日攻克屯留，全歼守敌。13 日夜，太岳纵队在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谢富治、太岳军区司令员王新亭统一指挥下，攻击长子。16日夜，冀南纵队在司令员陈再道指挥下攻潞城，于17日攻克。18日，太行纵队攻壶关。19日，长子、壶关同时解放。至此，上党区的首府、古为军事战略要地的长治外围敌占城市为我军全部攻克，以史泽波为总指挥的长治敌军完全陷于孤立。9月 20 日，我军开始合围长治。到 24 日，攻占北关等城关据点多处。在开始强攻长治时获悉，阎锡山派重兵向长治增援。其第7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领第23军、第83军与省防军共8个师，附炮兵2个团，共2万人的兵力，由太原出动，27日抵达沁州。其先头部队4个团于28日12时抵达沁州东南18千米处的新店，另一股1000余敌军在沁州西南的南里村一带。两股敌军将继续前进增援被困于长治之敌。

这时，晋冀鲁豫军区首长决心以攻城打援战法，于野战中消火敌援军，同时消灭可能自长治出城接应或突围的敌军。为此，命令太行纵队全部和太岳纵队主力兼程北上，结合原担任监视白晋线之敌的第17师（师长刘复根，政委刘成诚），共约2万人，预伏于虒亭以南白晋线上的常隆、上村两侧待机歼敌。同时命令太岳军区司令员王新亭，回师上党战场，迎击堵截可能弃城并妄图横穿我太岳区向浮山、翼城、临汾西窜之史泽波所部。当时，为配合上党战役，王新亭正指挥军区的第17团、54团、55团、56团、58团、基干2团、洪赵支队、洪洞独立团、汾东支队等团队，于豫北及晋南至平遥、介休同蒲铁路线打击敌人，并迟滞同蒲线南段蒋军北上行动。果然，当晋冀鲁豫军区主力将阎锡山的彭毓斌来援之敌合围于老爷岭、西窳、磨盘脑至榆林地区之时，困守长治的敌军史泽波部待援无望，于 10月8日向西南方向突围。陈赓奉命指挥太岳纵队各部不顾疲劳，克服一切困难，从质亭地区直出沁水之马壁，控制沁河，昼夜兼程兜击逃敌。为不让敌人逃脱，陈赓限令第386旅（旅长刘忠，政委张祖谅）3天内赶到桃川一带。此刻，王新亭指挥太岳军区部队在廊壁附近和沁河沿岸堵击溃逃之敌，经数日激战，协助太岳纵队主力将由长治逃出来的史泽波部 3 个步兵师的主力及 1 个山炮营共万余人，全部围歼于沁河东岸的将军岭。卒部入侵上党区的阎军最高指挥官史泽波也当了俘虏。

黄永胜上将简历：

黄永胜（1910～1983）湖北省咸宁县人。1927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工农红军第1军团团长、第2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团长，晋察冀军区第3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陕甘宁普绥联防军教导第2旅旅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热辽纵队司令员，热河、热辽军区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第8纵队、东北野战军第6纵队司令员，第四野战军14兵团副司令员，13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华南军区、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广州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兼军政大学校长，军委办事组组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林彪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971年被撤职。1973年被开除党籍。1981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1983年4月26日在青岛逝世。夫人项辉芳。

黄永胜的故事：

黄永胜出身贫农家庭。1927年离家，6月投入武汉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当兵。9月参加湘赣边届秋收起义，后编入工农革命军第1师。10月随毛泽东上井冈山，参加“三湾改编”。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1929年后，黄永胜先后在中国工农红军第1师第1团任班长、排长、连长。1931年先后任红12军第34师第101团团长、红12军第64师第190团团长、军委特务营营长。1932年，先后任红11军第31师、红22军第66师师长。1933年6月部队改编，黄永胜改任红1军团第1师第3团团长，跟随中央红军总部行动，历经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长征途中，黄永胜率3团突破乌江，进占遵义。1935年在永宁被国民党军打散，该团经两周单独游击战斗后归建，部队无损失。到达陕北后，黄永胜于1935年冬任红1军团4师副师长。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1936年6月入红军大学第一期学习。1937年1月毕业后任红1军团2师师长。

抗日战争开始后，红一方面军于1937年8月改编为八路军第115师。黄永胜改任第115师独立团副团长。后随聂荣臻部开到敌后，成立晋察冀军区。黄永胜先后担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3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2旅旅长。抗日战争胜利后，黄永胜率部到东北热河，任热河军区司令员、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率部对抗国民党军的进攻。1947年任热辽军区司令员，冀察热辽军区副司令员，兼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司令员，4月率部参加了四平攻坚战。1948年，黄永胜转任东北野战军第6纵队司令员，9月指挥6纵队参加辽沈战役；以6纵队一部参加攻克锦州；主力堵击廖耀湘兵团。同年底，第6纵队改编为43军，黄永胜任军长，率部参加了平津战役。平津战役后到北平学习2个月。1949年5月，黄永胜调任第四野战军第14兵团副司令员，后任第13兵团副司令员，随第四野战军南下，参加了衡宝战役、广西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永胜任第13兵团代司令员、司令员，兼任广西军区副司令员。1950年3月兼广西人民政府委员，在南下工作团的领导下，参加指挥了广西的剿匪和土地改革运动。1950年8月，黄永胜调广州接任第15兵团司令员，兼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后兼广州市警备司令员。1951年任华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华南军区防空部队司令员、政治委员，担任广东省的海防任务。还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常委。1952年任中南军区参谋长。1953年，黄永胜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9兵团司令员，参加抗美援朝，与联合国第一军对战西线。1954年，黄永胜回国，3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5年广州军区成立，任司令员。同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被选为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1959年入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学习，1961年毕业后任广州军区司令员，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文化大革命”中，黄永胜于1968年2月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杨成武受迫害撤职后，他继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兼全军文革小组、军委办事组领导人。1969年还兼任军政大学校长、中共中央军委委员。是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黄永胜在“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林彪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广大干部，1971年9月被撤职。1973年8月20日被开除党籍。1981年1月25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开审判，确认黄永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83年4月26日，黄永胜病死于青岛。

李天佑上将简历：

李天佑（1914～1970）广西临桂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百色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排长、特务连连长，红3军团第58团副团长、团长，红3军团第5师12团团长、师长、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第10团团长，红1军团第2师副师长、第4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343旅686团团长、副旅长、代旅长。1939年赴苏联学习军事。解放战争时期，任北满军区参谋长，松江军区司令员兼哈尔滨市卫戍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第1纵队司令员，第四野战军38军军长，第13兵团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兼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校长，广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届中央委员。1970年9月27日在北京逝世。夫人杜启远。

李天佑的故事：

李天佑在“文革”期间也受到了冲击，中国解放军总参三部下属有一所军事院校，叫张家口技术工程学院。早在1965年院校整风时，国防部副总参谋长李天佑曾带工作组去过这个学院。《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公布后，工作组被迫撤出学院，一些学生进京上访，冲击三部机关，并因李天佑派工作组去学院，称他是“学院黑帮的总后台”，要求他出面“回答问题”。李天佑先后五次接见学生代表，回答了他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几天后，他又带领检查组前往学院，进一步了解运动的发展情况。他一进门，就在学院办公楼门口接见师生员工。在讲话中，他说：“学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定要在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能搞打、砸、抢。”李天佑在学院住了一晚，谁知第二天一早学院的大操场上就出现了“舍得一身剐，敢把天佑拉下马”和“打倒消防队长李天佑”的大幅标语，一幅李天佑拿着水龙头灭火的漫画贴在办公楼外最显眼的地方。李天佑看后说：“消防队长好呵，保护人民生命和国家财产安全，有什么不好！”结果，此言一出又招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不久北京好些地方也出现了批判“消防队长”李天佑的大字报。1966年国庆节时，该院学生竟把“打倒消防队长李天佑”的大幅标语，贴到了天安门城楼下。

国庆节后，林彪以军委和总政治部的名义发布《紧急指示》，张家口技术工程学院涌现出“革命造反团”(简称“革团”)、“红色造反联络总站”、“革命联络总站”等三大造反派组织，并且开始进京串联。其中，“革团”的成员专门整理了一份“造李天佑的反”的材料，称“李天佑是镇压我院运动的罪魁祸首”，并且将攻击李天佑的大字报贴到了国防部大院里。10月26日上午，“革团”的15名学生又闯到总参文革办公室，要求和李天佑“辩论”，因为李天佑“在学院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还定下了“比武打擂”时间：要求三天内李天佑带三部彭清云副政委和姜钟副部长去学院作检查。李天佑当晚8时接见“革团”造反派，做了长达万言的讲话。谁知他走后，造反派又“不满意”他的答复，冲到国防部南门警卫室，大喊着：“要再同李天佑辩论！”结果，李天佑又不得不连续两次接见他们，反复解释，可是造反派仍不罢休，一直占据着警卫室，死活不走。

这时，社会上又刮起一股抢“黑材料”的风。“新风”一起，“革团”只好留下“精干小分队”继续占据国防部南门警卫室，“大部队”则返回学院，索要所谓“黑材料”。一回学院，他们强行砸开保密室的门，殴打前来劝阻的警卫战士，引起冲突，导致双方人员都受轻伤，酿成所谓的“1031事件”。　　战事一出，“革团”转而进京告状，声称学院派兵“打学生”，要求总参党委和“文革”办公室惩办策划者，追查后台，交出“黑材料”，进行验伤；并且还提出要四名“受伤”学生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11月3日毛泽东的接见，如不答应，就“抬着受伤的人到天安门示威”。“中央文革”得知此事后，不问立刻要求总参查处学院领导一方。此时，李天佑已获知“1031事件”真相，他坚持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实事求是。这件事情只有实地调查清楚后，才能再作处理。”总政治部同意了他的意见，并组织调查组，学院两方派代表参加，实地调查。最后，“革团”不得不承认是他们一方先挑起事端，“理亏在先”。

可是，“中央文革”却不等调查组返回北京，就对“1031事件”作出处理：学院负责保卫、保密室工作的三位职员停职反省；“革团”代表上观礼台参加毛泽东接见，并对“受伤”的学生赠送镀金毛泽东像章。甚至，“中央文革”还拟定了一个情况通报，准备发至全国。后来，因李天佑等人坚决反对，才未成为事实。由于得到“中央文革”的庇护和怂恿，“革团”又串联起几个全国有名的造反组织，策划更大的行动。11月9日上午，造反派联合召开所谓的“控诉、批判、誓师大会”，并以《一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血腥镇压》为题，把炮制的“1031事件”铅印几千份传单，在全国各地散发张贴。甚至，正在广州举行的贸易交易会也贴上了。“革团”还向总参“文革”办公室提出三项要求：一提供经费，二提供会场、通信联络保障，三“代印”传单一万份。这些要求遭到了拒绝。11月7日下午，“革团”代表提出要李天佑于当晚六时前答复，在答复之前，一千多人聚集在国防部南门口示威。与此同时，他们在国防部大门外架起高音喇叭，对着里面，不断地高喊口号，“通牒”要李天佑和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新亭出来见面。晚10时，总参党委经过开会研究后，向造反派通告：不许开大会。于是，造反派开始强行冲击国防部大门。为了越过警卫战士手挽手组成的十几道人墙，他们找来木板架到战士们头上作跳板，最后像当年赤卫队打土豪那样，用木板撞开警卫室的门窗，然后，五百余人冲进国防部，在大院里静坐，并拦截汽车。

事关重大。国防部立即把紧急情况报告全军文革组长、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刘志坚马上打电话向林彪报告。接电话的是林彪秘书张云生，据他回忆：刘志坚的电话讲了半个多小时，萧华又来了电话，他也报告了类似的情况，也主张对冲击国防部的学生进行严肃处理。林彪得知此事后，先是有点惊讶，说：“啊？冲进国防部了？”接着，林彪把难题推给军队的文革小组去处理。军队的文革小组李曼村、谢镗忠、辛国治出面劝说学生们退出国防部，可是，学生们不予理睬。于是，军队的文革小组向“中央文革”求援。“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派张春桥、戚本禹会同“中央文革”的军队成员谢镗忠，出现在国防部。闹了一天的学生们，这时只好散去，退出了国防部大院。

陈明仁上将简历：

陈明仁（1903～1974）湖南省醴陵县人。1924年先后入广州市军政部讲武学校和黄埔军校学习。参加过广东革命政府讨伐陈炯明的第一、二次东征。后任国民党陆军第10师56团团长，陆军第80师少将副师长、中将师长，陆军第2师中将参谋长，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国民党军政部中将处长，陆军预备师中将师长，陆军第71军中将副军长、军长，东北第5绥靖区中将司令、第7兵团中将司令，华中“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兼湖南省政府主席。1949年8月与程潜率部在长沙起义，后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任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21兵团司令员，第55军军长，湖南省临时政府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代表及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74年5月21日在北京逝世。夫人谢芳如。

陈明仁的故事：

陈明仁深深热爱着自己的祖国。眼见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和殖民奴役我半壁河山，造成赤地千里，饿殍载道，哀鸿遍野之惨状，他的心中无比悲愤，决心为中华民族雪此奇耻大辱。因此，他在指挥抗日的战斗中，英勇果敢，出师必胜，累建战功。

1940年11月15日，日本侵略军以3个师团的兵力，于广西钦州、防城登陆，陷南宁后，沿南宁至桂林的公路向郴州袭扰，并派出得力部队占据昆仑要隘，作为其继续侵略我西南的战略基地，企图切断湘、桂、黔的交通线，对湘、粤、桂形成战略包围。这个地势险要的昆仑关，从古到今乃皆兵家必争之地。大凡若守南宁，必先守住昆仑关；若攻南宁，也必先取昆仑关，能得昆仑关，则下南宁就易如反掌。是年，昆仑关守敌是日寇最精锐的坂垣第5 师团。该师团非常狡黠，是最能打硬仗的劲旅。原师团长坂垣征四郎，到昆仑关会战时已升调，继任师团长为今村均。这个师团参加侵华战争，可谓“战功显赫”。自夺占万里长城之八达岭始，继而察南，再晋北，直至平型关诸战役，均为主攻。平型关遭败未伤元气，遂又攻山西忻口，夺太原。而后，他们曾转战河北，渡过黄河，侵略山东，在台儿庄和徐州西江会战中，被我击败。整军后驱南粤侵占广东佛山一带，以后又调回山东整训。不久，又奉调来桂南，这次是经过整编后，重新走上战场的精锐部队。

争夺昆仑关是关系整个西南战局的一次重大战役行动，担任攻城任务的是国民党第5 军。军长杜幸明接到命令后，自12 月12 日起作攻夺昆仑关的战役部署，率部陆续向指定地区挺进，准备阻击敌人北进。17 日，在昆仑关附近地区，与日军遭遇开火，揭开昆仑关战役的序幕。

第5 军是一个拥有最新机械化装备的部队，该军共辖3 个师，即荣誉师（师长郑洞国）、22 师（师长邱清泉）和200 师（师长戴安澜）。第5 军原欲凭借自己的优势兵力夺回南宁，不料经几昼夜激战，进进退退，无大作为，昆仑关被敌人占领。在此关键时刻，国民党军令部急电陆军第2 预备师师长陈明仁率部驰授昆仑关。陈明仁接命令后，心如火急，连夜令所属各团组织敢死队，由各连挑选精锐官兵一个排，每四个排（称分队）组成一个敢死队。8 月9 日，陈明仁命令第屯第5、第6 三个步兵团，以团为单位，克日出发，强行军到衡阳转乘火车至郴州。陈明仁亲率师部及敢死队官兵从枝江出发，强行军至禄口，然后转乘火车至郴州。于是各部队日夜兼程，一昼夜行军一百五六十华里，7 天7 夜行程千余里，分别到达渌口和衡阳乘火车，急驶柳州，在柳州下车后，又急行军向宾阳思龙进发。由于陈明仁一贯严以治军，行军途中，部队无论休息或进餐，均不入民家，受到当地民众夹道欢迎。战斗之前，陈明仁对军队的要求更加严格，他号召全师官兵在抗击民族敌人日寇的战场上，要勇猛当先，果敢冲杀，有功者奖，畏缩者罚，逃跑者以军纪论处。他按照国民党桂林行营的指示和所得知的昆仑关的战报，在行军途中，即同有关作战人员对着地形图研究了周密的作战计划，决定从昆仑关左右翼增援陆军第5 军第200 师，首先攻打昆仑关324 高地，以取得有利的制高点和立足点。

当预备第2 师向宾阳思龙开进时，陈明仁利用空隙时间，召集各步兵团长、炮兵和工兵营长以上及有关作战人员在前沿阵地上，对敌情、地形进行反复周密的侦察和判断。当时发现在324 高地及其左侧一带高地，约有敌军一个联队，其防卫重点似在324 高地主峰。该阵地障碍物只有一层屋顶形铁丝网，这是敌人凭借324 高地地形险峻而加强设置的；敌人人力点的布置虽然十分隐蔽，但详细观察，仍然可以发现其有利于我方对火力的压制和突击。经过详细研究，一贯不苟言笑的陈明仁，点燃一支香烟，猛吸两口，吐出烟雾，然后用锐利的双目环视一下全场，胸有成竹地说：“324 高地山高坡陡，工事建筑坚固，火力封锁严密，正面强攻，势必难于奏效；但不拔除这个据点，就不利全线反击敌人。因此，我们只得将攻击的重点指向324 高地。”明仁沉默片刻，似乎有意让大家再思考一下。室内很静，连手表的“嘀嗒”声也清晰可闻。一会儿，陈明仁下达命令：本师决定向当面之敌发起攻击，重点指向324 高地，由两翼包围歼敌；第4 团团长洪行率部由左翼首先投入战斗，进行佯攻，将敌兵力火力吸引到左翼，保障主攻方向得胜后，向敌纵深攻击前进；第5 团团长戴坚率部主攻324 高地，选骁勇善战的官兵组成敢死队，由工兵支援，实行主要突击；第6 团为师预备队，暂在师部附近待命。

陈明仁师长的命令，坚决果断，切合实际；大家决心身体力行，与敌决一死战。会后，各步兵团分别组织营、连、排干部对各自的攻击目标、前进路线，进行更细致的侦察；对于敌人的每个火力点，由各重机关枪连进行了严密分工，哪几挺机枪压制哪几个火力点，都明确了各自的攻击任务，以保证对敌实施有效的火力压制，掩护步兵进行攻击。陈明仁还亲自检阅了敢死队，对这些士气高昂的官兵，他只讲了一句话：“看到你们这样威武雄壮的队伍，我相信一定能打胜仗！”敢死队的官兵受到鼓舞，齐声回答：“听从指挥，坚决消灭日本鬼子！服从命令，誓死杀敌立功！”一切准备就绪，预备第2 师敢死队向昆仑关日寇全面进攻即将展开。第5 团敢死队担任正面攻击，第4 团敢死队担任右翼攻击，第6 团敢死队担任左翼攻击。陈明仁命令：进攻战斗均在夜间进行，白天只派少数官兵潜行侦察敌情，一至夜幕降临及拂晓之前，我军即出动攻击，此为“打黑不打白”。

敌人知道预备第2 师增援部队采取夜袭战法，他们便在晓间龟缩在碉堡内防守。我敢死队官兵冒死攻坚，一连三晚不断地向敌碉堡猛烈攻击，摧毁敌堡多处，大部敌人被迫退到第二线，但仍有少数顽敌坚守不退，从堡内枪眼向外扫射，敢死队官兵伤亡甚众。在一连三晚的战斗中，陈明仁亲临前线指挥。敢死队攻占敌阵地，敌不甘失守，增援反扑，预备第2 师官兵坚守阵地，寸土不让。敌人冲上来，我官兵即出阵与之肉搏，双方亮出明晃晃的刺刀和战刀，兵对兵、将对将地厮杀在一起。日军短小精悍，尤善拼搏，闪转腾挪，机敏灵活；敢死队官兵身强体壮，威武慓悍，训练有素，出手强劲，绝不示弱。一时间，只见刀枪交错，杀声震天，血流遍地。在陈明仁的直接指挥下，预备第2 师打败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一日拂晓，桂南天空雾气濛濛，晨星依稀可辨，炮兵隆隆的炮声首先打破了黎明前的沉寂，担任佯攻的第4 团的枪声也跟着噼啪啪地一阵紧似一阵。敌人见我军首攻左翼，急忙将兵力向左翼转移，妄图阻止第4 团进攻。这时担任主攻的第5 团与工兵，在戴坚团长带领下，早已趁夜黑接近敌人，将敌铁丝网剪开几十米的缺口。敢死队惜炮火和各种人力掩护，将炸药和柴禾压入敌人堡垒，炸毁的敌堡火光冲天，我官兵强攻人敌阵，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格斗。这些敢死队员都是由营、连精选的身材高大、骁勇敢打的强兵悍将，他们斗志昂扬，奋勇冲杀，直杀得日本鬼子尸陈山头，嚎叫逃窜。敌人虽几次组织反扑，并以强大炮兵火力轰击我前方指挥哨所，待我第二梯队加入战斗后，终于被歼，324 高地遂为预备第2 师占领。这是昆仑关战我从敌人手中夺回的第一个制高点。在此期间，昆仑关后路五塘、六塘的敌军，曾两次共派出一个联队以上的兵力前来增援，预备第2 师与其他兄弟部队全力抵抗，致使敌军伤亡惨重，退回原地。敌之陆上增援失败，便用飞机空投三四百名精锐士兵，助威打气。

经过连续几天战斗，敌人虽在我强大炮火不断打击下，遭到惨败，但仍凭借地道暗堡工事，利用山头死角，进行顽强阻击，特别是从地下工事射出的机枪火力，还相当厉害，使我冲锋部队的进攻连连受阻。陈明仁师长立即命令改变打法，指示各团、营精选身强力壮、作战勇敢之官兵，组成小股突击队、敢死队，与友军密切配合，同敌人进行逐地、逐点的争夺。在拼搏过程中，有时为了夺占一个山头据点，双方几上几下，几进几退，伤亡累累；有时在一个地道工事内，麇集着几十个敌兵负隅顽抗，敢死队员们不怕牺牲，前仆后继地把炸药包、集束手榴弹投掷下去，将其全部炸毙烧死；有时当敌军作垂死挣扎进行反扑时，勇士们即亮出刺刀与之白刃肉搏。陈明仁通观战役全局，对每一战斗进程都能体察入微，及时指挥。在一次战斗中，第5 团团部被日寇包围，形势十分危急。团长戴坚将重要公文等烧毁，准备与阵地共存亡。此时，陈明仁突然出现在阵地上，命令5 团2 营4 连连长彭德率全连官兵投入战斗，以解团部之围。彭德立即组织全连9 挺轻机枪集中火力向敌人薄弱方面发动猛烈进攻。同时，另组织一个排的兵力上好刺刀，在步兵掩护下，冲入敌阵与敌展开肉搏战。彭德负伤，但仍指挥官兵继续与敌人白刃格斗。全连付出伤亡过半的代价，终于解了团部之围。陈明仁当即嘉奖彭德，提升他为2 营营长，并嘱咐说：“你是有功之臣，部队就是需要你这样有勇有谋的人带兵打仗，你可随师野战医院治伤，不必转到后方医院去。”彭德见师长对他如此关心、鼓励，作战更是英勇无畏，身先士卒，屡建战功。陈明仁率部队夺取324高地后，继续指挥第4 团向九塘进攻。第5 团则由324 高地尾追敌人，向前推进。由于地形复杂，情况不明，第5 团主力进入一无名山谷中，受到日军的反包围，情况十分危急。团长戴坚沉着勇敢，毫不畏缩，立即组织反击。陈明仁见状，当机立断，立即命令师预备队第6团一个营进攻敌之侧翼。敌人腹背遭围，向九塘退却，第5 团主力继续向九塘追击。第4 团切断九塘至昆仑关的公路，由东面进攻；第5 团则由北面向九塘进攻。正当九塘之敌欲退五塘之际，陈明仁抓住战机，遂命第6 团向五塘进攻，断绝敌人归路。敌人四面被我堵截，乱作一团。陈明仁当即命第4、第5 团发起猛攻，合击敌人，并协同友军部队将退至九塘之敌歼灭。

这时，五塘之敌退守四塘，陈明仁指挥全师乘胜向四塘进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占领了石登岭高地。日军从南宁以一个联队增援四塘，企图夺回五塘。预备第2 师利用石登岭有利地形，重新部署兵力：6 团居中阻击敌人反攻；4 团、5 团由左右两翼包围敌人。日军前进运动，完全暴露在我军火力之下，经一天激战，大部被歼，残敌退守南宁城，战斗结束。预备第2 师受到国民党桂林行营的嘉奖。全体官兵在昆仑关大战的胜利声中，在四塘、五塘战场上度过了1940 年春节。

昆仑关东南隅的高峰岩，是昆仑关之屏障，若保柳州，则必取高峰岩。预备第2 师夺下高峰岩后，陈明仁将师指挥所移到前沿阵地，他已是几天几夜没有合眼了。这时，敌人极为猖撅，不断来犯。一天黄昏，戴坚5 团阵地突然吃紧，敌人已从那里冲破防线，逼近师部指挥所，情况十分危急。陈明仁情急生智，命令输送营全体官兵丢下担子，取出手榴弹，举起扁担当枪使，投入战斗。陈明仁自持左轮枪，亲自督战。全营官兵一齐冲向山头，对敌还击，手榴弹炸处霎时火光冲天，喊杀声震地。陈明仁的左轮枪点射极好，百发百中，一连撂倒数名鬼子。日军见此攻势如此猛烈，加上夜色渐浓，不明虚实，已慌乱不堪，纷纷逃命。输送营乘胜追击，敌人伤亡惨重。事后广西民众还编了一首歌谣，传颂陈明仁的战绩。歌曰：“陈明仁，好将军，带兵作战真英勇。昆仑关，古战场，日寇休想来侵犯。”

昆仑关战役，预备第2 师取得了胜利，先后夺回了324 高地和九塘、五塘、四塘、高峰岩等要地，歼灭日军2000 余人。但也付出了极大代价，伤亡甚众，其中壮烈牺牲的有副参谋长吕旃蒙上校（后埋葬于桂林七星岩）、营长张得奎（黄埔第四期）、易强等4 人，连、排干部数十人，士兵数千人。在整个昆仑关战役中，预备第2 师与友军一道，歼灭了敌军第5 师团之41 师和42 联队以及一个炮兵大队。旅团长中村中雄在昆仑关与九塘之间被击毙，41 联队队长杉木及42 联队队长坂田元一阵亡。敌军官毙命者在85％以上，士兵被歼灭者约5000 余人，其残部狼狈逃窜。遗弃的武器，有战车防御炮弹数千发，大炮弹二三千发，步枪千余支，轻重机枪、山炮及迫击炮百余门（挺），步枪弹十余万发。这是抗日战争开始4 年来国民党军在南宁第一次大仗，其胜利也是空前的。

贺炳炎上将简历：

贺炳炎（1913～1960）湖北省松滋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排长、连长、连政治委员，红3军手枪大队大队长、营长，湖北独立团团长，湘鄂川黔独立师师长，红二方面军第5师、第6师师长，红2军团新编第5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358旅716团团长，冀中军区第3支队司令员，第358旅副旅长兼晋绥军区第3军分区副司令员，鄂豫皖湘赣军区第3军分区司令员，江汉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野战军独立第5旅旅长，第3纵队副司令员兼5旅旅长，晋绥军区副司令员，西北野战军第1纵队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1兵团军长兼青海军区司令员，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四川军区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60年7月1日在北京逝世。夫人姜平。

贺炳炎的故事：

贺炳炎是有名的独臂将军，受这个重伤是1935年的事。那年11月，红2、红6军团在贺龙的指挥下，从桑植县刘家坪轿子垭地区出发，开始了长征。贺炳炎任红5师师长。部队沿雪峰山西侧，经花园市直奔云南瓦屋塘，拟由此翻山越岭进入贵州。担任前卫的贺炳炎红5师第15团在翻越瓦屋塘的东山时，遭遇敌人的阻击，双方激战，乱弹如雨。为了彻底消灭敌人，保障红军主力通过，贺炳炎命令机枪掩护，提枪高喊：“同志们，跟我来！”指战员见师长冲锋在前，全都跃出简易战壕，与敌人展开了更为激烈的战斗。不幸得是，战斗中贺炳炎又一次负伤。在此之前他已经五次负伤了。过去五次负伤，每次都是简单包扎一下就像没事一样，这次他的右臂被炸成肉泥状，骨头全碎了，只留下一点皮连着肩膀。开始，贺炳炎还神志清醒，踉踉跄跄，挣扎着想去包扎，不料没走几步便一头栽倒在地，昏厥过去。王军医跑过去帮他止血。结果，急救包打开一个又一个，绷带缠了一条又一条，可血还是止不住。无奈，他大喊：“快，担架！”“不，我不能下去！”贺炳炎醒过来，想从担架上爬起来，但未等他坐起又晕了过去。“快送卫生部，找贺彪部长！”王军医催促着。贺龙随总部机关离开瓦屋塘，正向西疾进，听说贺炳炎身负重伤，急忙策马折回，来到瓦屋塘战地临时救护所。贺龙俯身担架旁，焦急而又轻声地问：“贺炳炎，你……”　　这时，贺炳炎在贺彪部长的抢救下，伤口不再流血，人也渐渐地清醒了。看到贺总指挥，他强忍着剧痛硬挤出一丝微笑：“贺老总，没……什么关系，……挂了……点花，我的血好，不碍事……”“很严重，右臂的骨头全打碎了。”贺彪背着贺炳炎悄悄地对贺龙说：“是汤姆子弹打的。”“你看清楚了没有？”贺龙仍抱着一线希望问。“弹头在右臂大骨处炸开的，只剩下几根筋连着。”“能不能保守治疗？”“不能，必须截肢！如果不立即截肢，还会有生命危险。”“手术需要多少时间？”“大概要3个小时。”贺龙转身对通信员说：“传达我的命令，命令全体再坚持打3个小时，保证给贺师长做手术的时间。”

不巧的是，当时仅有的一点医疗器械已驮运转移了，一时半会儿运不回来。救护医生当即让人从老乡那里找来一把锯木头的锯子，决定用它来锯掉贺炳炎受了重伤的右臂。就要动手锯臂了，医务人员将药箱翻遍了，竟然也找不到半点麻醉药。怎么办？大家正十分焦急时，有人提出用吗啡，并说多吃一些吗啡可以起麻醉作用。贺龙听后，问医生：“吃吗啡，有没有其他副作用？”医生回答：“吃少了不管用，吃多了可能对大脑有损伤，再一个很可能上瘾。”贺龙自言自语道：“我还要贺炳炎给我冲锋呢，你们就没有别的什么办法？”这话被从昏迷中醒过来的贺炳炎听见了，他用左手将医生端上来的吗啡打翻在地，说：“吗啡，我不吃。关云长还能刮骨疗毒，何况我是共产党员！”医生找来四名力大体魁的战士，要他们按住贺炳炎。贺炳炎对医生说：“麻烦你们给我找块毛巾塞到我嘴里就行了。麻烦同志们把我绑在门板上。”医生开始用木锯锯贺炳炎的胳膊，贺炳炎看到医生的手在轻轻地发抖，怎么也不敢使劲，贺炳炎鼓励说：“我自己都不怕，你还怕什么？来吧！”开始锯臂了，贺炳炎忍住剧痛，豆粒大的汗珠直往外涌。他用受伤的左手死命地抠着床边，熬过那艰难的一刻……手术终于做完了，前后共用了2个小时又16分钟。贺炳炎嘴里的毛巾被他咬得稀烂！

做完手术，贺炳炎含着眼泪问贺龙：“总指挥，我以后还能打仗吗？”贺龙紧紧地握住老部下的左手，用自己的袖子擦去贺炳炎脸上的汗水，用极其肯定的语气说：“怎么不能打仗，你还有一只手嘛！只要我贺龙在，就有你贺炳炎的仗打！”贺龙用一块手巾包起了贺炳炎锯下的骨头，对旁边的战士们说：“这是党的好儿子的骨头。将来革命成功了，这些都是珍贵的文物。”手术后，贺炳炎仅仅在担架上躺了6天，就又勒马率部驰骋沙场了。

阎红彦上将简历：

阎红彦（1909～1967）又名阎侯雁，陕西省安定（今子长）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清涧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大队副大队长、大队长，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第1支队支队长，红军陕甘游击队大队长、总指挥。1934年赴苏联学习军事。回国后，任沿河游击队司令员，红30军军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留守团警备第3团团长，警备第1旅政治委员兼关中军分区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普冀鲁豫野战军第3纵队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3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上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川东人民行政公署主任兼川东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兼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副省长兼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成都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云南省政协主席，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1967年1月8日在昆明逝世。夫人王腾波。

阎红彦的故事：

阎红彦上将在“文革”初期突然死亡，当时没有结论，直到1978年才得以平反。那么阎红彦的死与什么人或什么事情有关呢，有一篇文章是这样描述的：

阎红彦是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云南的第一把手。阎红彦在“文革”中的惨死，陈伯达负有一定的责任。1933年，阎红彦在张家口察哈尔抗日同盟工作时，便与陈伯达相识。1934年7月，阎红彦受中共上海中央局派遣，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七大，并在苏联学习军事。翌年回国，担任中国工农红军黄河游击师师长，第30军军长。解放后，担任过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四川省副省长兼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有两件事：一件事是关于高岗。阎红彦早在30年代初，便曾与高岗共事。那时，在陕北临直镇的战斗中，高岗临阵逃脱。作为游击队的总指挥，阎红彦曾给过高岗以留党察看的处分。这样，高岗记仇于阎红彦。1942年，在延安进行西北历史经验教训总结时，高岗借机整了阎红彦。从此，阎红彦被整得抬不起头来。1945年，在中共七大，阎红彦向刘少奇反映了高岗的问题，刘少奇把阎红彦的意见记录在案。这样，当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对高岗进行批判时，刘少奇说起阎红彦早在9年前就已向中共中央反映了高岗的问题，并从档案中调出阎红彦当年的谈话记录，表明阎红彦的意见完全正确。阎红彦从此在政治上翻身。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见到阎红彦，表扬了阎红彦对高岗进行斗争的精神。1958年冬，阎红彦奉命调往云南，成为那里的第一把手。

阎红彦到云南工作后，又一次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那是在1961年5月16日，毛泽东在阎红彦《关于云南弥渡县解散公共食堂的调查报告》上，作了批示：“阎红彦同志此信写得好。他的调查方法也是好的，普遍与个别相结合。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经毛泽东指示，阎红彦的调查报告印发全国。“文革”风浪骤起，阎红彦却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那是在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由陈伯达起草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亦即“十六条”）阎红彦对“文化大革命”表示“不理解”。阎红彦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说起了自己的“不理解”，廖志高也深有同感。于是，他俩在小组会上，都谈了自己对于“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这消息很快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毛泽东见到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时，问道：“听说，阎红彦、廖志高的思想到现在还不通呢？”李井泉连忙遮掩道：“他们想通了，想通了！”这消息又很快传到云南，阎红彦马上成了造反派“炮打”的头号目标。紧接着，1967年10月阎红彦又去北京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的矛头指向刘少奇、邓小平。江青、陈伯达召集一些军队高级干部揭发邓小平，阎红彦却站出来为邓小平说话。于是，康生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点名阎红彦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使阎红彦的处境变得异常艰难。回到云南，阎红彦便处于造反派的猛烈“炮轰”之中。

1967年1月4日，云南省造反派头目黄兆麒准备在昆明检阅台广场召开批判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勒令阎红彦到会接受批斗。为了保护阎红彦，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在当天下午5时，把阎红彦和夫人王腾波秘密送往昆明市郊一个军事要地～～～小麦峪。小麦峪离昆明大约20里，那里山势险峻，是一个秘密的军事重地。云南造反派找不到阎红彦，急急上告“中央文革”。1月8日凌晨1时，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响起北京长途电话。接电话的是中共云南省委副秘书长王甸，一听电话，啊，来头不小：“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要找阎红彦！王甸当然知道阎红彦的秘密行踪，便给小麦峪挂电话。阎红彦的秘书曹贤桢听说陈伯达来长途电话，不敢怠慢，叫醒了阎红彦，问他接不接电话？“把电话接过来！”阎红彦翻身下床，拿起了电话耳机。不一会儿，电话耳机里响起了难懂的福建话。阎红彦实在听不懂。汪东兴正在陈伯达那里，临时由汪东兴充任“翻译”。陈伯达的话非常刻薄：“你不要像老鼠一样躲在洞里，去见见革命群众嘛！你的命就那么值钱？你没有了命我负责赔你一条命！我可以给立个字据，你不要胆小，不要养尊处优，当老爷当惯了，见不得风雨。斗个一次两次就怕了？十次、八次也不怕！这就是中央的意见！”

阎红彦一听，肺都气炸了，激动地大声道：“我就不承认你是代表中央讲话！'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坐在北京，只知道乱发号令，了解不了解下面的情况？你们对云南的经济建设怎么看？对边疆怎么看？你们究竟想什么？把地方领导机关搞成这个样子，怎么领导？你们这样干下去，是要出乱子的！”陈伯达大骂阎红彦“顽固”，他说：“中央'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写得明明白白的嘛，你还怕出乱子？要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靠毛泽东思想领导。你这么害怕群众，难道要毛主席出来为你保命……”陈伯达说罢，挂断了电话。陈伯达一席恶语，伤透了阎红彦的心。阎红彦无法再入眠，到隔壁房间里，对云南省长周兴诉说了刚才陈伯达打来的电话。“我要进城，去见那些造反派！”阎红彦气呼呼地对周兴说。“到天亮再说吧。”周兴劝慰他。“杀我者，陈伯达、江青也！”阎红彦恨恨地说出了这句话。当时，周兴未听出他话中的特殊含义。

清晨4点多，小麦峪响起汽车轰鸣声。一大批造反派得知阎红彦在小麦峪，从昆明赶来捉拿。秘书曹贤桢风风火火跑去报告阎红彦。阎红彦大约太累了，秘书大声喊他，没有应声。秘书开灯一看，大吃一惊：阎红彦自杀身亡！

阎红彦在临死前，写下了一张字条：“我是被陈伯达、江青逼死的。”事后才查明，阎红彦是吞服了几十片“眠尔通”而死的。阎红彦之死，本来要登在当时给政治局常委看的内部刊物《要事简报》上，陈伯达把消息删去了，说用不着登，算不上是“要事”！后来，在1967年3月反击'二月逆流’中，陈伯达曾在两次重要会议上谈到阎红彦之死。他的讲话的大意是说：有些人未被敌人的枪所击中，但抵御不住敌人的糖衣炮弹，说阎红彦害怕群众。另外，就是表白他与阎红彦过去并无多少来往，等等。”直到漫漫长夜过去，阎红彦的冤案才得以平反。1978年1月24日，阎红彦的骨灰被迎放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邓小平、胡耀邦参加了阎红彦骨灰安放仪式……

谢富治上将简历：

谢富治（1909～1972）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工农红军师政治部主任，军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129师386旅772团政训处主任，385旅政治委员，太岳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政治委员、第8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3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川东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云南军区、昆明军区、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国务院公安部部长、副总理，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军委办事组成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林彪、江青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980年被开除党籍。1981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1972年3月26日在北京逝世。夫人刘湘屏。

谢富治的故事：

谢富治，1909年出生在黄安（今红安）县峰岗乡，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谢富治的前半生是无可厚非的。1939年7月，谢富治、陈锡联率部同太行抗日根据地军民一起，展开了夏季反“扫荡”斗争。他们在辽县以西石匣村地区伏击了日军独立第4混成旅团，毙伤日军300余人。百团大战中，谢富治与陈赓、陈锡联指挥了正太战役，再战日军第4混成旅团，给日军以重创。抗战胜利后，谢富治任太岳军区（后改称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政委，陈赓任司令员。1946年，谢富治与陈赓指挥闻夏、同蒲、临浮战役，三战三捷，歼灭国民党军2．5万人，其中包括号称“天下第一军”的国民党军整编第1师第1旅。1949年，谢富治任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政委，参与指挥所部渡江战役，并率部进军大西南。此后，谢富治便留在西南地区，转到地方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谢富治任川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后调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959年出任公安部部长。1965年1月，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谢富治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谢富治投靠了林彪、江青一伙，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文化大革命”中，他曾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1969年4月，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他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十年浩劫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了许多令人震惊的大冤案，其中包括刘少奇冤案、“61人叛徒集团”冤案等。身为公安部部长和刘少奇专案组负责人的谢富治都曾积极插手过这些案子，负有直接责任。1967年10月4日，北京发生一起署名为“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的传单案。据看过传单的人回忆，传单上说：自中共八大以后，特别是60年代以后，中国共产党的路线逐渐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当前正在进行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经济上和文化上对党和国家的全面破坏。传单点了中央文革和林彪的名，说陈伯达是叛徒，康生是托派，江青是野心家，林彪掌握枪杆子，助纣为虐。11月20日，此案在天津被侦破，作案人供认，从头到尾，自始至终都是他一个人干的，没有其他人参加。公安部门的鉴定，也证实了这一点。但陈伯达、谢富治却给办案人员划框框、定调子，要求追查后台，并授意专案人员要把这个案子与中央领导人联系起来。1968年4月8日，陈伯达、谢富治接见了公安部领导小组成员赵登程。谢富治布置说：“这个案子的关键，是根子没有找到，根子就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那些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如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彭德怀、贺龙、罗瑞卿、安子文……”他一口气点了几十个人的名字。几天之后，身为副军长的赵登程拿出了一个《在京作战的方案》，抓住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一个女实习研究员周慈敖，逼她交代后台。周慈敖在刑讯逼供之下，胡乱编造出朱德等几十个中央和地方领导。专案组又追问道：“你们这个组织叫什么名字？”周慈敖不知道如何回答，胡乱说了个“中国（马列）共产党”。谢富治看到这份材料，如获至宝。他说：“你们报告的情况很重要，不能全信，也不能不信，要是准的就是个大成绩。”第二天，他又迫不及待地指示：“要她写，要她写真的，明天就要她写，明天就要写好。”　　经过上下一致的“创作”，周慈敖于5月30日被迫写出了一份旷古未闻的《关于伪党中央产生过程的补充交代材料》。这样一个离奇的、蓄意诬陷中央领导同志的假案，从开始制造到最后收场，都是谢富治直接指挥的。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上，刘少奇、邓小平因派工作组问题，受到批评。参加会议的谢富治在会上带头诽谤邓小平，因而得到江青的赏识。后来，江青曾多次鼓励他再出来讲话。在同年10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林彪、江青一伙百般罗织罪名，陷害国家主席刘少奇。谢富治跟在他们后面，调子唱得特别高。他诋毁刘少奇“由不举毛主席的伟大红旗，到平起平坐，发展到取而代之”。他还诬蔑邓小平“反对毛泽东思想”，提出要“在更大范围内批判刘少奇、邓小平”。谢富治除了在会上公开为林彪、江青打冲锋外，还进一步进行阴谋活动。他散布谣言说，“北京就有一个黑司令部”，煽动群众起来打倒一大批中央领导同志。他还指名道姓地诬陷朱德、叶剑英、李先念、陈云、李富春、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一大批老革命家是“旧军阀”，“犯下不可饶恕的反革命罪行”等等。为此，谢富治成为列席中央文革小组会议的成员，成为当时炙手可热的人物。“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社会上发生了一些打、砸、抢事件，谢富治作为公安部部长，对此不但不设法制止，反而表示支持。“不能按常规办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去办，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用管。”“过去规定的东西……不要受约束。”1966年12月26日，江青在接见合同工、临时工“造反”组织时，公然鼓励他们去占领劳动部、总工会，谢富治立即效尤。12月31日，他与周恩来在接见北京政法学院的“造反”组织～～“政法公社”时，主动建议：“你们是不是可以搞一个试点，把西城公安分局完全包下来，由你们去管。”当时，周恩来听后惊得目瞪口呆。他没想到谢富治竟然会煽动群众去接管公安机关，自毁长城。于是，他愤怒地对谢富治说：“这是你说的，我不同意！这事你决定不了，我也决定不了。这样大的事，要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还要请示主席批准才行。”半个月之后，谢富治秘密召见“政法公社”的头头，布置说：“你们先派点骨干进去，每个处、局都去了解情况，然后再派人去。”当江青攻击诬蔑公安部门是“坏人麇集的地方”、“十七年里干尽了坏事”，甚至是“反革命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之后，谢富治更是紧紧跟上，并加以发挥，提出了“彻底砸烂公、检、法”的口号。他在公安部的群众大会上讲话，提出要把公安机关“彻底打碎”，煽动“砸烂公、检、法”，并要求向下传达。这一口号提出后，在全国掀起冲击公、检、法机关，抢夺公安、司法档案，残害公、检、法人员的浪潮，许多公安干部被捕入狱，全国政法机关陷入瘫痪。这期间，周恩来多次要求谢富治解放一批公安干部出来抓工作，但谢富治却不予理睬。直到1972年4月，谢富治死后，公安部才在周恩来的催促下，解放了刘复之、于桑等副部长和一批干部，撤销了军管。

1970年，谢富治因患胃癌，做了手术。虽经医护人员全力调治，但终因癌细胞转移，久治不愈，于1972年3月26日撒手人寰。谢富治死了，但“四人帮”还在横行，他的反革命面目不可能被揭露出来。历史是公正的，随着“四人帮”的垮台，谢富治的罪行终于大白天下。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根据一年多来对谢富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犯罪行的审查，决定撤销对他的悼词，开除他的党籍，并决定向全党公布他的反革命罪行。同时，将谢富治的骨灰盒从八宝山革命公墓清出，并揭下了覆盖在上面的党旗。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谢富治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6名主犯之一，但因其已死，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

陶峙岳上将简历：

陶峙岳（1892～1988）湖南省宁乡县人。1911年参加武昌起义后加入同盟会。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曾任湘军营长、团长。1926年参加过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2师团长，第40军3师副师长、师长，第8师旅长、师长。1937年任国民党陆军第77军军长。参加淤沪抗战，后任国民党军第1军军长，第34集团军副总司令，第37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河西警备司令部总司令，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1949年率部在新疆起义，后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第22兵团司令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解放勋章。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88年12月26日在北京逝世。夫人周庆仪。

陶峙岳的故事：

陶峙岳93岁入党，可能是我党入党年龄最大的一位了吧。开始的时候，陶峙岳全身心地投入到改造部队之中。可是党中央、毛主席没有忘记他这位对人民有功的起义将军，尤其是关心他政治上的进步。然而这却经历了一段极不平常的历程。1952年5月，王震和陶峙岳共赴石河子进行勘察，在途中，王震向陶峙岳问道：“陶司令，你对共产党有些什么看法？有些什么要求？”陶峙岳回答道：“是所愿也，不敢请也！”几天后，王震来找陶峙岳谈对石河子建成新兴城市的想法时，陶峙岳详细地向他坦露了自己对入党问题的心迹和思想转变过程：“我对中国共产党产生良好的印象，是在与共产党人共事时开始。像你们这样高级的共产党干部，都是襟怀磊落，不谋私利，生活俭朴，这种高尚的情操和道德是我们未曾想象到的。在北京，见到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对我也是一次深刻的教育，毛主席平易近人，说话推心置腹，不仅关心我的工作，而且极其关心我的思想改造。使我真正从思想上认识到，跟着共产党干是一条光明的路，也是我惟一正确的选择……”1965年夏季的一天，经过深思熟虑的陶峙岳坚定地掏出了一纸申请，郑重地交给了新任兵团政治委员的张仲瀚同志。张仲瀚立即向兵团党委作了专题汇报，党委意见十分统一，决定报告给党中央，让陶峙岳早日如愿。

然而，事与愿违！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陶峙岳的入党申请自然被搁置下来……“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同样烧到了广袤的新疆边陲。有一天，一伙人怒气冲冲地闯进了陶峙岳住宅，厉声地质问道：“陶峙岳，你不要再装蒜了，你的情况有人早已揭发了！”历经沧桑的陶峙岳温和而不失风度地对这帮青年人说：“我的情况，毛主席知道，党中央知道，王震同志更清楚，你们还需要我讲什么？”“你是反革命分子，是暗藏在人民解放军内部的反革命！你在新疆干了哪些好事？你起义是假，潜伏是真；你借水养鱼，企图东山再起……”陶峙岳一时怒从心起，但是他很快又强忍住了自己，继续态度温和地说：“说革命或反革命，不是哪一个人说得算，也不能随便听哪一个说怎样就怎样。希望你们把事情调查清楚，再给我下结论。”这帮造反派没有得到自己想问到的口供，不禁恼羞成怒，给陶峙岳戴上“反革命”、“叛徒特务分子”和“阴谋家”等帽子，对他进行身体和心灵的凌辱。很快，陶峙岳靠边站了，兵团的领导权由造反派接管。直至1970年，已逾八旬的陶峙岳仍未得到公正的待遇。他经过一番考虑，便毅然辞去了新疆军区副司令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的职务，准备退休回长沙养老了。

乌鲁木齐火车站，送站的人里三层外三层，陶峙岳与他们一一握手道别。当他与张仲瀚政委的手握在一起时，陶峙岳有种百感交集、欲言又止的感觉。“陶司令，我没有尽到一个政治委员的责任，我对不起您啦！”张仲瀚紧紧地抱住陶峙岳说。陶峙岳凝视张仲瀚片刻，爽朗地笑了：“不，不，不，你是尽了责任的，只怪我自己觉悟太迟，不够主动，我应该感谢您，再说，我入党的愿望或许还有机会实现哩！”“那当然，那当然！”“在新疆可以入党，在湖南也可以入党，党组织一定会关心您，您的理想一定会实现！”此时，陶峙岳眼里闪动着兴奋激动的泪光。他再一次向大家挥手告别，慢慢地转过身去，登上了东去的列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各地开展拨乱反正的工作，满天乌云被驱散了，广大人民群众焕发出极大的工作热情，投入到工农业生产的建设中去。年迈的陶峙岳受到极大的鼓舞，尤其是看到眼前的长沙城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情景，对党的认识、对党组织的态度更加坚定，入党的要求也更加迫切了。1982年5月，陶峙岳再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82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他为正式党员。这是陶峙岳终生最难忘最激动的一天。在《自述》中，老将军以无比喜悦和激动的心情写道：“在垂暮之年，我终于成为一个共产党员，实现了多年的夙愿，欣慰之情，莫有过于此者！”

1983年，陶峙岳作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出席了全国第六届政治协商会议，在六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98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30周年，兵团方面热情邀请陶峙岳回新疆，去与新疆军民同庆胜利、分享快乐。然而，此时的陶峙岳正有疾在身，当他收到请柬时，不觉唏嘘感叹，老泪纵横，他拍着床沿叹道：“'我欲乘风度玉门’呀！”然而实在难酬再度入疆的夙愿。12月3日，他扶病起床，亲拟贺电，派人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去。第二年10月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30周年大庆，新疆方面又一次向陶峙岳发来了请柬，希望他能赴疆参加庆典活动。时年已是94岁高龄的陶峙岳，兴奋得彻夜无眠。他不停对身边的子女说，去年由于身体有病，没有去成，真是遗憾之至；如今，自治区区府举行30周年的大庆，我不能再次错过机会。尽管身体仍有些不适，但陶峙岳振作起精神，随同中央代表团一起，抱病登机，再度飞越玉门关，回到他梦绕魂牵的乌鲁木齐。坐在庆祝大会的主席台上，陶峙岳诚挚地向新疆各族人民表示祝贺。当飞机飞离新疆时，泪水再次模糊了陶峙岳的双眼……

1988年12月26日凌晨1时40分，陶峙岳安详地逝世于长沙六堆子他自己的住宅里。在90有7之年，这位共和国上将走完了他不平凡的一生。几天之后，他的战友，王震将军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亲自为他致了悼词。在悼词中，王震这样说：“陶峙岳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是爱国爱民的革命军队高级将领，他率领国民党军队起义有很大功绩；他老骥伏枥，壮心不已，领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屯垦戍边所创立的功勋是永垂不朽、丹青永著的……”

乌兰夫上将简历：

乌兰夫（1906～1988）汉名云泽。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人。蒙古族。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回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西蒙工作委员会组织委员、书记。抗日战争时期，任蒙旗保安总队政治部代主任、独立旅政治部科长，新编第3师政治部代理主任，延安民族学院教育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绥蒙政府主席，中共内蒙古工作委员会书记，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主席兼军事部部长，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央民族学院院长，中共内蒙古分局书记，绥远省、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解放勋章。1983年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四、五、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年12月8日在北京逝世。夫人云丽文。

乌兰夫的故事：

乌兰夫出生于内蒙古土默特左旗塔布村一个蒙古族家庭。早在青少年时代就接受进步思想，积极参加反帝爱国学生运动。1923年夏，乌兰夫进入北平蒙藏学校学习，在李大钊、赵世炎、邓中夏等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参加创办革命刊物，走上革命道路。同年12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参加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1925年9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0月，受党组织委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学习勤奋，成绩优良。1928年毕业后，乌兰夫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做教学翻译工作。在国内白色恐怖的情况下，他坚决要求回国工作。1929年6月，经组织批准回国。同年7月，他参加组织中共西蒙工委，先后担任工委组织委员、书记，并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组织农民协会，发动群众开展斗争。1931年10月，乌兰夫受王若飞指派，在西蒙从事群众、党务、军运和情报工作，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经受了考验，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1933年5月，乌兰夫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成立大会，与冯玉祥将军共商绥蒙抗日大计。6月到孙殿英部工作，在该部队发展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同年冬回归绥，以教员为掩护秘密从事地下工作。1936年2月，乌兰夫与云继先等人秘密策动“百灵庙暴动”，发动“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保安队举行抗日武装暴动，打击了蒙古族上层卖国分子，打乱了日军利用蒙奸西进的部署，振奋了内蒙古人民的抗日精神。1937年初，为了建立和发展蒙古族抗日武装力量，中共西蒙工委决定利用国民党军番号，组建蒙旗保安总队(后改编为蒙旗独立旅、新编第3师)。乌兰夫利用蒙旗保安旅组建的机会，在保安旅内建立党委会，担任党委书记，秘密开展党的工作，保证了这支蒙古族武装执行团结抗日的政治路线。

抗日战争爆发后，蒙旗保安旅改编为蒙旗独立旅，乌兰夫担任政治部代理副主任，并担任地下党委书记。1937年9月，他率部在归绥阻击日军进犯。在保卫归绥的战斗中，他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与官兵同仇敌忾，英勇抗击了日本侵略军。继而转战神木、府谷地区，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后奉命扼守伊克昭盟，堵击日伪军南渡黄河，并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进行了斗争。1938年4月，任中共绥蒙工委委员。5月，蒙旗独立旅改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3师，他担任政治部代理主任、地下党委书记，按八路军建制在部队建立了一整套政治工作系统，使这支部队在极困难的条件下，长期坚持鄂尔多斯高原的抗日斗争。他还在驻地积极训练民兵，建立武工队，组织宣传队，开办学校，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41年8月，按照党组织决定赴延安工作，任延安民族学院教育长，并担任陕甘宁边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的蒙古族工作，为各民族团结抗战和培养民族干部付出极大心血。

抗日战争胜利后，乌兰夫回内蒙古地区工作，1945年8月任绥蒙政府主席，中共晋察冀边区中央局委员，中共内蒙古工委书记。同年10月，解散以蒙奸博英达赉为首的“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并组成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任主席兼军事部长。乌兰夫按照党中央的部署，深入发动群众，开展自治运动，先后于1946年、1947年成功地召开了在内蒙古革命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四·三”会议和“五·一”大会，按照党中央指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坚持国家的统一，经过艰苦的工作，撤销东盟自治政府，统一了内蒙古自治运动，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区。领导整编、组建了5个骑兵师和1个纵队，创办了4所军政院校。后任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司令员兼政委、内蒙古军政大学校长。1947年5月，乌兰夫领导组建了内蒙古自治政府，他被当选自治区政府主席，并任中共内蒙古工作委员会书记，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领导了内蒙古自治区的政权建设、军队建设、党组织建设、经济文化建设，完成了农村土地改革任务。在此期间，他还指挥部队反击国民党军进攻，消灭了内蒙古地区的土匪和反动地方武装，解放了整个内蒙古地区，同时，派部队参加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解放东北、华北，做出了重要贡献。

建国后，乌兰夫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副主任、主任，中央民族学院院长，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华北局副书记，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书记，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起任国务院副总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内蒙古大学校长，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内蒙古自治区政协主席，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1983年，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88年4月，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乌兰夫受到残酷迫害，他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乌兰夫于1988年12月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周桓上将简历：

周桓（1909～1993）辽宁省东沟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5军政治部秘书，红3军团政治部秘书处处长兼政治教导队政治委员，军团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工人师政治部主任，红8军团政治部敌工部部长，红军大学政治委员，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敌工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敌工部部长，八路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兼军法处处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军政学校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副主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兼联络部部长、后勤部政治委员，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沈阳军区政治委员，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国务院文化部顾问。1955年被授于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代表、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1993年10月27日在北京逝世。夫人李田。

周桓的故事：

周桓上将是我们辽宁人，辽宁出了两位上将，这是我们辽宁的骄傲。但周桓上将在“文革”中却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这里从丹东的一位笔友的回忆文章中就可看到。他的文章是这样的：

从将军的简历可见，周桓将军是个经历过两万五千里长征，身经百战的开国元勋。丹东地区文革前唯一的一个将军。就是这样一个功勋卓著的老英雄，在文革期间，他和他的家人却遭到了严酷的迫害。我见到一次周桓是在文革期间。那时候的造反派把周桓从北京押送到丹东来批斗。在青年广场召开万人批斗大会。那时侯我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每当开批判会，我经常会挤到前面去看。开会前我在会场的后台看见了他。周桓个子不高，头发斑白，穿着一身洗的已经发白了的旧军装。当时被用绳子五花大绑，两边的造反派用手按着他的两个肩膀，我发现他的嘴角有血迹的痕迹，显然曾遭到过欧打。他表情严峻，眼神很坚毅，昂首挺胸地站在那里，这一幕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他的眼神很特殊。那时侯我很注意观察那些遭受批判的人们。小时侯也许是电影看多了，我经常把那些受批判的人想象成被敌人逮捕的革命志士，我在观察他们面对“敌人”的批判和拷打都会有哪些表现。看哪个象叛徒能叛变，哪个不能。我注意看过很多被批判的所谓走资派。很多高级干部在游街示众挨批判时的神态。那些人显然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遭受了严重的折磨，大都是表情呆滞，精神颓唐。眼睛大都浑浊无神。看上去就知道他们精神已经垮了。这时候我感觉他们都象叛徒，觉得这些人如果是在白公馆渣滓洞估计也免不了会投敌变节的。当时看他们被摧残的惨相，感觉想做个不叛变的人也确实挺难的。

可周桓却与众不同，他的精神没垮，他的眼睛似乎还在放光，那咄咄逼人的眼神使得那些造反派好象都不敢正眼看他。这是我在那个年代看见的唯一遭受残酷迫害还能保持这种神态的高级干部。也是唯一一个使我觉得有点象那些革命先烈的人。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个无所畏惧的人，他是不会叛变的，他确实够个将军。不由得对他产生了一种崇敬的心理。

再后来，我插队了。插队的地方离大孤山20公里。在那里我听到了更凄惨的故事。周桓的家在大孤山下的古镇中，人称周府。解放前也是大户人家。周桓青年时代离家去天津读书后，就参加了革命，解放后仅回过一次家乡。文革时周桓家中当时有一个老母亲和两个未出嫁的妹妹。娘儿仨人平时深居简出，两个妹妹在家里靠编席子卖钱生活。二妹妹隔几天出去买一次菜，平时很少出门。文革爆发后，一夜之间满街贴满了打倒周桓的大字报，出门买菜的妹妹回家后就吓病了。接踵而来的就是造反派抄家，封门。母女三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从来没经历过这种阵势。母女三人相继都病倒了，可这时候根本就没人来关心她们。也没人管她们。在那个冬天，母女三人在饥寒交迫中相继死去。等邻居发现周家的烟囱好久好久都没冒烟了，才报告了造反派。有人到家里一看，三个人不知都死了多长时间了。根据腐烂的程度看不是同时死的，而是一个一个死去的。

悲剧啊！一个身经百战的将军，抱着解放全人类的远大理想，浴血奋战几十年，可最终连自己的母亲，自己的妹妹都保护不了，甚至连她们死于非命以后都不能回家为他们送葬。至今想起周桓将军一家遭受的不幸都会感到阵阵心痛。周桓将军在文革中受尽折磨却坚强地活了下来，直到1993年以84岁的高龄去世。现在每当我路过大孤山，路过这座古镇的时候，就会想起周桓将军，我以这里曾经出过这样一个将军为荣。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将军。他是我们丹东的骄傲！

杨勇上将简历：

杨勇（1912～1983）湖南省浏阳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8军政治部宣传大队长，红3军团连政治委员、营政治委员、5师14团政治处主任，第4师10团政治委员，红1军团第1、第4师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343旅686团副团长、团长兼政治委员，独立旅旅长兼政治委员，鲁西军区副司令员兼343旅旅长，鲁西军区司令员兼教导第3旅旅长，延安军事学院高干队队长，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7纵队司令员、第1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5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总高级步学校副校长、第二高级步学校校长，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新疆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83年1月6日在北京逝世。夫人林彬。

杨勇的故事：

杨勇是著名的军中“三杨”之一，连外国人都赞佩。这里讲杨勇三个故事。

一、百战沙场，五次受伤。

1933年10月，红3军团40师14团在中央苏区的绚口与敌遭遇，双方都措手不及，“狭路相逢勇者胜”。团政治处主任杨勇，冒着弹雨，带头冲入敌群，一场短兵相接的杀展开了。突然，一发子弹从他的头顶中央穿破了头皮，血很快流到面颊、颈部，他全然不顾，继续冲杀，敌人落荒而逃。战后，杨勇受到军团长彭德怀的称赞，胸前挂上一枚三等红星奖章。同时，头顶也留下一块永久的纪念───两公分长，不再生发的弹痕。大军压境，炮声轰轰。长征中最激烈、最残酷的湘江战役揭开了帷幕。蒋介石为围追堵截红军，设置了4道封锁线，湘江是最后一道。由何键统领的40万大军利用湘江屏障，阻拦8万红军。在德国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下，红军误入蒋介石精心设计的铁三角合围圈。红军生死存亡在此一举。在这次战役中，担任红40师10团政委的杨勇率部执行掩护中央纵队过江的重任。炮火纷飞，血肉横飞。数十倍的敌人蚂蚁般地涌来，一批战士倒下了，又一批战士牺牲了。团长沈述清中弹身亡；师参谋长杜中美代理团长，又壮烈殉国。敌人再次潮水般涌现来，杨勇杀红了眼，一块弹片飞来，钻入他的右大腿，他咬牙一把将弹片拔出，大声呐喊：“为团长报仇！”冲出堑壕，战士们随其而上，疯狂的敌人“退了潮”。两昼夜的血战。10团400余名官兵血染湘江，使中央纵队顺利过江，从此，杨勇的腿部也留下了一块“湘江战役纪念章”。1935年1月，在长征路上的土城战斗，给杨勇打上了第3块战争的烙印，也是他负伤最重的一次。土城是赤水河东岸的重要渡口，川军刘湘的主力部队抢先占领了土城所有的有利地形，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亲临战场指挥，10团政委杨勇又一次带队冲锋，一发无情的子弹从他的右腮穿入，从唇部钻出，一进一出，杨勇失去了6颗牙。当时，血似喷泉，用嘴指挥不了战斗，他用笔下达命令，脸上是血，手上是血，笔上是血，纸上也是血，最后杨勇昏倒在血泊中。土城战斗，原以为敌人4个团，实为8个旅9个团，我军伤亡惨重。后来，军委命令停止攻击，避实就虚，西渡赤水。这次伤愈后，杨勇脸上留下的弹窝，30多年后，才由北京医院院长吴尉然用手术刀填平。平型关大战，是我军首次与日军交锋，却是杨勇第4次负伤。这次对手是日军的精锐板垣师团的21旅团。21旅团的日本兵个个不可一世，宁死不降。在这次战斗中，担任八路军115师686团政委的杨勇，在与日军抢夺制高点老爷庙的战斗中，领叁营与日军展开了白刃战，刀、枪、拳、牙都成了武器，抢托飞舞，杀声震天；马刀闪亮，敌头落地。搏杀中的杨勇，突然感到左肩一股热流，左臂肘一阵疼痛。接着鲜血浸透了军装……这是日本人送给将军一块民族仇的纪念章。

二、传奇故事，吕梁三捷。

“吕梁三捷”是杨勇将军指挥才能的生动写照，具有“宋江三打祝家庄”那样的传奇色彩。1938年9月，日寇为大举进攻，派108旅团长山口少将，率部进驻吕梁地区的离石，并在汾阳城内集中大批弹药、粮秣等物资随时准备起运。一天，杨勇带686团各营干部到汾离公路观察地形，发现最佳阻击部位，正好设有敌碉堡，提前拔掉会打草惊蛇；战斗打响后再拔，伤亡太大。怎么办呢？杨勇集中大家智慧，作出了打碉堡和打阻击同步进行的决定。他把打碉堡的任务交给迫击炮连连长吴喜德。没过几天，杨勇接到情报，敌人车队已经出动，便提前埋伏好。不大工夫，满载敌兵和军用物资的20辆汽车进入伏击圈，一声令下，3发炮弹全部命中，碉堡飞上了天。随着炮弹的爆炸声，战士们发起冲锋，200多敌人除了3名投降外，全部被歼。第2天日军大部队出动，扑了空，只拉走了5车尸体。前线日军得不到弹药、给养，只好杀马充饥。过了几天，日军又冒险开始运输。100多名敌兵分乘几辆汽车，仅送一车粮食试探前运，杨勇识破了敌人的诡计，将这一车粮食送了“人情”。第二天，敌人果然胆子大起来，又出动了200多名敌兵押送18车物资，再次遭到我八路军的伏击，全部被歼。吃了两次亏的日军，成了惊弓之鸟，只好放弃进攻,准备后撤。“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杨勇改变战术，决定冒一下风险，在敌人鼻子底下的王家池潜伏起来，准备再打一次伏击战。日军的辎重、炮车、步兵，在险要地段百般警惕，顺利通过，没想到在眼皮底下的王家池却遇见了神兵，300多敌人又成了枪下鬼。三次伏击战，歼敌逾千，山口少将一命呜呼。汾阳城门紧闭，接连几天敌人在焚烧尸体，召开慰悼会。而杨勇则在吕梁山区召开了祝捷大会。

三、英国元帅、诚心叹服

在北京军区一座对外开放的军营，一位蓝眼睛、黄头发、身着元帅服的外国人，他就是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他表情庄严地注视着中国士兵的军事表演。在他的身旁坐着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上将。擒拿格斗，龙腾虎跃；刺杀，吼声震天；投弹，又远又准各种科目的表演一幕比一幕精彩，蓝眼睛元帅犀利的目光一丝不苟，没有忽略每一项表演的细节。突然，元帅提出要到表演的士兵中看一看。元帅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他以标准的军人姿态来到士兵面前，用沙场老将的目光扫视着每个士兵的额头，然后，从一名士兵手中拿过一支半自动步枪，立姿击发，钢板靶应声倒下。随后，他从容地把步枪递给杨勇。列队的士兵对老元帅的枪法，透露出好奇的目光。这位元帅是谁？经介绍才知道，蓝眼睛元帅是英国大名鼎鼎的蒙哥马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最高指挥官。“二战”期间，元帅担任非洲战区地中海战场指挥官，曾因指挥北非战役，击溃德国隆美尔，率部参加诺曼底登陆作战而闻名世界。然而，上个世纪50年代初，杨勇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20兵团司令，在朝鲜战场上曾给包括英军在内的15国部队以沉重打击。这位元帅虽未参加朝鲜战争，但他也许想看一看，在朝鲜战场闻名遐迩的杨勇将军和他的士兵，究竟是不是值得他佩服的优秀军人。但是，真正心领神会的还是杨勇将军本人。他从元帅手中接过步枪，二话没说，猛地举枪连击，弹弹中靶，9块钢板接踵倒下，尔后，将军和元帅相视而笑，谁也无言。然而，3天后蒙哥马利元帅终于控制不住了。他在香港举行记者招待会时，敬佩之情溢于言表：“中国士兵的武艺精湛，开始我以为都是军官，当我走过队伍时看到，他们的额头都是光光的，没有皱纹，都是年轻的士兵……”“中国军队从士兵到将军都是最优秀的，我要告诫世界军队，切记不要和中国军队在地面上交手。”

李志民上将简历：

李志民（1906～1987）原名李凤瑞，又名李名阶，湖南省浏阳县人。1925年任乡农民协会副委员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5军第2纵队2大队4中队党代表、特务大队政治委员，红5军党委秘书长，红3军团政治部保卫大队政治委员，红5军第6师7团政治委员，第2师政治部主任，红3军团教导营政治委员，军团卫生部政治委员，军团保卫局2科科长，中央军委直属第81师政治部主任，红27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组织科科长、干部科科长、组织部部长、第2分校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副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组织部部长，第4军分区政治委员，冀中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野战军第3纵队、第2纵队政治委员，第20兵团政治部主任，第19兵团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19兵团政治委员兼陕西军区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福州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顾问。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7年11月16日在北京逝世。夫人刘平。

李志民的故事：

李志民上将以善打政治仗闻名军中，他曾用肥羊攻克城堡，与东北军激战，竟是白天“打仗”，夜晚联欢，“激战”数日，双方竟无一伤亡。李志民，参加革命前是一名村小学教师。1926年夏，入浏阳县暑假政治讲习所学习，受到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次年4月，即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冬，李志民奉中共浏阳县委之命，调任红5军第2纵队任四中队党代表。从此开始其“善打政治仗”传奇的戎马生涯。1931年11月，红5军乘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机，组织一个团攻打会昌县城，强攻二十余天未克，部队伤亡惨重。军首长遂令红7团接替攻城。时任红7团政委的李志民在攻城前决定先开展政治攻势，再集中火力攻击。恰逢兄弟部队爆破城墙成功，守敌陷入混乱。李志民立马抓住有利时机，组织战士对敌喊话，展开政治攻势。乘敌人火力减弱瞬间，部队突入城内，仅两个小时，即全歼守敌，创造了政治攻势与突击攻坚相结合的成功战例。1936年9月上旬，李志民所在部队红81师奉命南下，围攻易守难攻且有一团重兵把守的李旺堡。充分分析敌情后，时任红81师政治部主任的李志民建议采用军事压力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的打法，一面积极准备攻城，一面开展政治攻势。经过几天喊喇叭对敌宣传，守城敌军对红军态度越来越友好。李志民认为时机已经成熟，立即写了一封致守城敌团长暨全团官兵的公开信，晓义抗日救亡之义，还随信送给守城部队几头肥羊，表示慰问。第二天，守城部队即派代表与红军谈判，同意撤出李旺堡，返回原驻地。当守城部队撤离时，李志民亲率部分队伍，列队吹起庄重的欢送礼号热情送行，使守城官兵深受感动，频频挥手告别。赢取了以“肥羊克城堡”的军中佳话。

1936年12月初，东北军王以哲部129师奉蒋介石之命进攻红军西路军。红81师担负阻击任务。根据中共中央争取、团结东北军共同抗日的指示，李志民发动指战员在东北军必经的路上写上标语或贴上《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的传单，有的还抄贴一些抗日歌曲，造成一种动员东北军团结抗日的气氛。白天，李志民及时组织前沿阵地指战员向东北军喊话：“东北军弟兄们，不要替蒋介石打内战！枪口对外，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入夜，李志民又派出宣传队到东北军前沿进行宣传，唱起《松花江上》等抗日歌曲。东北军官兵深受感动，不断有人跑到红军阵地上，与红军官兵共抒联合抗日的情怀。就这样，红81师打了一场奇特的“阻击战”：白天“打仗”，夜晚联欢，“激战”数日，双方无一伤亡。直到发生“西安事变”，东北军官兵在阵地上留下“红军兄弟，抗日前线再见”的字条，撤离战场，结束了这场漂亮的政治仗。

新中国成立后，任第19兵团兼陕西军区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陕西省委常委等职，在剿匪斗争、土地改革中做了大量工作。1950年11月，奉命赴朝作战，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9兵团政委，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政委等职，将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政治工作经验，创造性地运用于抗美援朝战争之中，坚持以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激励部队斗志。参与指挥第五次战役、阵地防御作战、1953年夏季进攻战役，均取得了巨大胜利。4次荣获朝鲜(专题，图库)一级国旗勋章，任中朝友好协会会长。1957年10月，调高等军事学院工作，先后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政委等职，致力于军事教育事业，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强调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视总结战争经验，研究现代化条件下诸兵种联合作战的战略、战术和政治工作，努力提高学员的政治思想和军事技术水平。“文革”中，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1972年10月重新工作，任福州军区政委，贯彻中央军委指示，大力整顿部队，组织海岸防御战斗演习，提高部队战斗力。1977年任中央军委委员。1980年任中央军委顾问。十分关心军队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常外出视察工厂、农村，看望部队指战员和革命老区群众，总结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历史经验，弘扬党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作风，曾写下《关于湘西地区和浏阳县等革命根据地改变贫困面貌问题的调查》等调研材料。

赵尔陆上将简历：

赵尔陆（1905～1967）山西省崞（今原平）县人。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28团特务连党代表，中央苏区红1纵队教导队党代表、第2支队支队长，红4军第29团团长，红4军军需处处长，红1军团供给部部长，前敌指挥部供给部部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供给部部长，晋察冀军区第2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冀晋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晋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驻张家口第5小组中共代表，晋察冀军区参谋长，华北军区参谋长，第四野战军第二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第二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国家经委副主任，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兼国防工业政治部主任。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1967年2月2日在北京逝世。夫人郭志瑞。

赵尔陆的故事：

赵尔陆将军是从井冈山根据地时就开始跟随毛朱打江山的老军人。1927年初，赵尔陆进入国民革命军第20军教导团，后随部队开赴江西，参加了周恩来、朱德指挥的八一南昌起义，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后，随朱德、陈毅转到崇义，任特务连党代表，为加强连队党的建设做了大量工作。1928年1月，赵尔陆在朱德、陈毅的指挥下，率部参加了攻打宜章城的战斗，此战击垮国民党军第3师的主力，歼国民党军1000余人。接着随朱德、陈毅发动湘南农民举行起义，扩大红军武装。同年4月，随部撤出湘南地区，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转移，参加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建立赣南、闽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8年冬，赵尔陆任红4军28团辎重队队长。1930年1月，任红4军1纵队教导队党代表。6月任第1纵队2支队党代表、支队长。10月支队改称团，任红4军10师29团政治委员、团长。1931年任红4军军需处处长。1932年6月任红1军团供给部部长。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赵尔陆制定第1军团的供给标准和供给工作制度，利用缴获国民党军的器械设备组织军工生产。在中央根据地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赵尔陆一面组织后勤供应，一面率部队参加作战，粉碎国民党军队发动的“围剿”。1937年10月，赵尔陆随聂荣臻到晋察冀地区，同年11月任晋察冀军区第2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时兼任中共地委书记。在聂司令的指挥下，积极扩大地方武装，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领导开辟了晋东北抗日根据地。他是晋东地区抗日根据地的创始人和组织者之一。1944年9月，任冀晋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开始后，于1945年11月任冀晋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6年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驻张家口第五小组中共方面代表，在谈判桌上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6年9月，赵尔陆调任晋察冀军区参谋长。1948年春，任华北军区参谋长兼后勤司令员，参与指挥和组织了解放华北的重大战役，组织了清风店、石家庄、太原等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建国初期，赵尔陆调任第四野战军、华中军区（后改中南军区）参谋长。1952年9月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1955年1月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党组书记。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58年2月，赵尔陆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1959年11月兼第一机械工业部党组书记。1960年8月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61年1月，担任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副主任兼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61年11月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兼中共中央国防工业政治部主任。

文革初期，赵尔陆担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的主要领导，而这个国防工业办公室是核工业部、航空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兵器工业部、造船工业部、导弹工业部的主管部门，所以赵尔陆的责任和担子有多么重大，就可想而知了。1964年上半年，当得知青海核研制基地正在紧张研制、组装第一颗原子弹，赵尔陆决定出差前往西北，亲自了解情况。当时我是中.央.专.委.办公室主管核试验的参谋，组织上决定让我跟随前去。最后一站，我们到了青海，那里海拔高度近3000米，当时，他因患有肺气肿和哮喘病，明显感觉呼吸困难，出不来气，即使在此情况下，他仍坚持工作、察看现场、听取汇报、了解情况，忙碌到晚上，他终于支持不住了，一连吸了几次氧，也缓解不了，一夜只能躺下一个多小时，过一会儿，就得坐起来喘会儿气。跟随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甚为钦佩和不安。

1966年，正当我国第一颗氢弹在紧张的研制中，“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当时罗瑞卿已经被打倒，矛头自然就对着赵尔陆了。一小部分人抄了赵尔陆的家，而一大部分人围住了国防工办的办公大楼，用高音喇叭广播：赵尔陆出来！赵尔陆出不了大门，每天只能听到外面愤怒的喊话，他十分焦虑，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束手无策。1967年初,这样一位身经百战的老人，为氢弹的各项工作焦虑，心情压抑，而他又身患多种疾病，在寒冷的办公室里，连呼吸都困难的，身边却没有医护人员和亲友。967年2月2日凌晨，只有62岁的老将军在办公室里哮喘病突发，过早地离开了人间。令人尤感痛惜的是，就在1967年2月2日早晨8点，周恩来的办公室打来电话，通知赵尔陆去中南海休息。当时让老干部到中南海休息是一种保护领导干部的措施，但赵尔陆离开人世已有几个小时了。

王建安上将简历：

王建安（1907～1080）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黄麻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1师3团排长、连长，红25军74师224团营长、副团长，红四方面军第10师28团副团长，30团政治委员，红30军第88师政治委员，红4军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津浦支队指挥，山东纵队副司令员兼第1旅旅长，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鲁中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线团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7兵团司令员，后兼浙江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8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顾问。1956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1980年7月25日在北京逝世。夫人牛玉清。

王建安的故事：

王建安将军生活俭朴，为官清廉，有“王清天”之谓。王建安将军下部队轻车简从，尤痛恨前呼后拥，迎来送往。1977年初夏，王建安将军至厦门某军视察。见军、师领导驱车欲陪同前往，将军不悦，问：“你们来干什么？”答：“给首长带带路。”将军问：“怕我丢了不成？”回曰：“想跟首长学习学习。”将军怒曰：“你们去，我就不去了。”军、师领导呐呐而退。王建安将军下部队从不事先下通知，打招呼。将军常喜饭前半个小时到部队营区，下车后直奔连队饭堂，与士兵同席就餐，亲尝甘苦。将军凡下连队视察，每餐必要锅巴，花甲之年依然如故。若锅巴中有沙粒，必呼司务长带扁担、箩筐来：“将这块大石头给我抬走！”将军言，锅巴中有无沙粒，反映了洗米干净不干净；洗米干净不干净，反映了炊事班工作认真不认真；炊事班工作认真不认真，反映了事务长责任心强不强。事务长责任心强，连队伙食必然好，相当于半个指导员的作用。1979年11月，王建安将军视察某高级步校，宿办公室，吃大食堂，一个多星期，乐此不疲。秘书记其五天活动时间表如下：到教研室同学员一起听课，一天半；召开老学员座谈会，一天半；召开新学员座谈会，一天；召开教员座谈会，半天；到战术场、靶场，半天；找学校领导座谈，半天。是年，王建安将军72岁。1978年秋，王建安将军至某师检查工作。晚上放电影，将军欣然而至，见电影机前中间位置，赫然摆一排“首长专座”－－条桌、藤椅、茶缸、水瓶，应有尽有，而士兵们均坐在被包上。将军问部队领导：“你们摆这个干什么？”答：“首长喝水方便。”将军问：“两个小时不喝水就会渴死？战士们都带了水瓶茶壶没有？”团领导曰：“首长年纪大。”将军怒曰：“你们要坐你们坐，反正我不坐。”言罢，取小凳子，跻身士兵之间，坐下。全团官兵见之，掌声雷动也。王建安将军下部队调查，直插基层连队，凡事均躬身亲察。某日，将军至某连参观猪圈，见生猪挤满圈，便与饲养员拉呱，问：“一月杀几头猪？”答：“有时一头也不杀。”问：“为什么？”答：“人家来参观就不好看了。”将军无言。后，又至战士宿舍，见战士被子叠得方方正正，用手一摸，潮乎乎的。将军问：“为什么不晒被子？”答：“晒了太阳，被子鼓起来，不好整。”将军无言。后，将军以此为例，上书中央军委，大声疾呼：“搞这种八路军糊弄八路军的把戏，平时可以马虎过去，打仗要付出血的代价！”1979年11月，王建安将军至江西南昌某部调查研究。工作完毕，秘书建议到井冈山看看，将军答，可。将行，闻知有关部门要从南昌调专车，将军即指示取消上井冈山之计划。将军曰：“上井冈山不是工作需要，咱不能浪费这几百里公里路程的汽油。”是时，王建安将军任中央军委顾问。王建安将军下部队，随身携带针线包，凡衣破、纽掉，均自己戴老花镜，动手缝补，飞针走线，一丝不苟。

上海延安饭店，为部队军官中转之宾馆。南京军区曾规定，师、军以上军官于11楼小餐厅就餐，饭店给予一定补助，随行人员（含家属子女）于1楼大食堂就餐，没有补助。由于涉及到军师级干部，规定虽严，形同虚设。某日，王建安将军宿延安饭店。当晚上11楼就餐，见家属、小孩、秘书、司机，皆随主人入席。将军大怒，一一驱之下搂，毫不留情。王建安将军清操自厉。“文革”中物资紧缺，凡物品均计划供应。某日，将军长子回京探亲，以将军名于军委服务处购自行车一辆。将军闻之，大怒，当日命其退回。某春节前夕，工作人员以将军名，至地方商业部门免票购食油十斤，将军闻之，即命补交议价油款。又某日，王建安将军视察某地收音机厂，回住处，见桌上摆两只收音机。将军问明缘由，命厂长跑步来取回，并送其一份《准则》。王建安将军有三男一女，均在外地工作。人劝其调子女来京，将军坚辞。某日，将军夫人闻知按规定可以调一个子女于身边，试探问将军：“我们年纪都大了，是否也调一个子女来京，好有个照应。”将军答曰：“只要我还没有死，你一个也别想调回来！”

王建安将军与许世友同为四方面军干部，为生死之交。然于延安抗大时曾与许世友有过瓜葛。解放济南战役，中央任命许世友为山东兵团司令员，王建安为副司令员。有人提出：“两雄难并立。”某领导回曰：“孤掌难鸣。就这么定了！”许、王于济南战役中不计前嫌，密切配合，共同指挥作战，大捷。1975年，王建安将军出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入闽后下部队视察，见各部队哨兵于烈日下站哨，无遮无拦，汗流浃背。将军即指示，凡站哨可戴草帽。故人称将军为“草帽司令”。某次华北战备会议。谈到突击提拔干部问题时，王建安将军对叶剑英曰：“你们中央就有“火箭干部”。就在你身边。”其时，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均在场，王洪文才由中央委员晋升为党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以目示意“闭嘴”，将军装未见，仍滔滔不绝。“火箭干部”即指文革中造反起家，连升数级之干部。“文革”中某日，王建安将军与江青同桌就餐。服务员上红烧肉，将军以筷指之曰：“你搞得哪个样榜戏好是好，就像这红烧肉，你总不能每天都叫我吃它吧！”江青大笑。次日，即为将军送上若干内部电影片。

李聚奎上将简历：

李聚奎（1904～1995）湖南省安化（令涟源）县人。1928年参加平江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排长、中队长、大队长，红3军第3纵队支队长，第9师27团团长、师长，红1军团第1师师长，红四方面军第31军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386旅参谋长，抗日先遣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决死第1纵队副司令员、旅长兼太岳军区第1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热辽军区参谋长，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执行处副处长，西满军区参谋长，东北军区后勤部参谋长兼西线后勤司令员、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后勤部第2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工业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委员，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后勤学院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顾问。195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5年6月25日在北京逝世。夫人王惠颖。

李聚奎的故事：

李聚奎上将堪属“将圣”! 这是现健在的老将军们的一致评价。李上将故事也很多，这里选几个吧。

李聚奎将军是参加平江起义的2000多名官兵中，最后一位谢世的老人。他曾救过彭德怀一命。那是平江起义之后，国民党军队对起义部队疯狂“围剿”。起义部队处境危急。当部队退到一个叫白沙的地方时，彭德怀集合部队讲话。正讲着，站在前排的一大队队长雷振球，突然冲到前面，伸手就夺彭德怀警卫员薛洪全手中的驳壳枪，企图射杀彭德怀后投敌。薛没有防备，手枪被雷抢走。当时，由于事发突然，人们来不及反应，情况已是千钧一发。正在这节骨眼上，站在部队前面的李聚奎以一种保护彭团长的本能反应，向雷振球扑去。李聚奎扑上去时很用力，加上带着惯性，雷被狠狠地摔在地上。正好大队长黄云桥反应过来，从侧面给了雷振球一枪，结果了雷的性命。多少年后，彭德怀授了元帅，跟随彭多年的老部下还直夸奖李聚奎，称李聚奎当时反应快，从枪口下为我军抢回一个元帅。大家不忘此事，但李聚奎总是笑一笑，从不渲染，更不张扬。

1928年，李聚奎在彭德怀领导下的红5军第9大队任中队长。当红5军同井冈山“朱毛红军”会师时，彭德怀请毛给部队讲话，那是李聚奎第一次见到毛泽东。许多年后，他都记得：“毛主席穿一件不太干净的中山装，没戴帽子，一边讲话，一边吸烟，走过来，走过去，一口很随便的湖南腔，讲了许多革命道理。”特别是要联合工农兵打遍天下的道理，给李聚奎印象很深。李聚奎记不清在中央苏区打了多少恶仗、险仗和硬仗。从第一次反“围剿”到第四次反“围剿”，他先当团长，不久在战斗中当了3军团的师长。3军团同一军团一样，反“围剿”时打的都是大仗。作为3军团的一个师长，他几乎每天都同官兵一道，把脑袋挂在裤腰上，一仗比一仗打得漂亮。

当时，像1军团的刘亚楼师长等，仗打得机智灵巧，有1军团的谋略之风。四方面军的一些军师长打仗以勇猛著称，据说像许世友这一类的军师长，经常是穿着裤衩、打着赤膊，有的甚至赤条条地同敌人打仗，善于硬拼。李聚奎打仗受彭德怀的影响，不慌不忙，打起来一枪是一枪，一仗是一仗。不退不缩，从不打滑头仗。他平常要求部队：思想要好，休息要好，打仗要好。“三个好”是他的带兵绝活。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睡觉，他一有空就躺在铺上养精蓄锐，不喧不闹，有任务起身就往前沿冲。第四次反“围剿”结束之后，红1军团红1师师长罗炳辉调9军团任军团长，鉴于李聚奎的功绩，军委让李聚奎任红1师师长。红1师是全军主力军团的骨干师，军团长林彪对这个师的领导人选很重视。他一生用了不少有毛病的人，但从没用过一个没“能耐”的人。李聚奎的名声他知道，但李聚奎毕竟不在1军团，林彪要亲自考一考李聚奎。一天，林彪转到红1师，问李聚奎：“怎么当好红1师师长?” 李聚奎是那种话不多的人，就一句：“红1师师长就是红军的第1师长!”“好!”林彪满意了。他要了这个从3军团来的师长。这是李聚奎担任的第四个师的师长。

当部队到达大渡河河口时，红1师师长李聚奎和团长杨得志到前沿阵地观察地形；当17勇士强渡大渡河时，李聚奎、杨得志等到河岸督阵。通过一场激战，勇士们占领了对岸的工事。整个战斗中，李聚奎一直坚守在岸边，当部队开始渡河时，他才露出了微笑。战争岁月过去之后，许多文章对这一几乎改变革命命运的战斗宣传甚多，电影、电视、著作和戏剧，几乎无所不包。但内容中除了中央指挥，便是一线官兵，绝大多数作品中，都很难找到李聚奎的名字和他的影子。包括杨得志，为此也感到不公平。有人劝李聚奎应当站出来说两句，或者写一篇文章把这事回忆回忆。每每听到这事，李聚奎总是笑而不答。说的人多了，他讲出这样一席话：“对于那场战争，它体现的是红军的一种精神。不管哪一个人，对于历史而言，都不值一提。再过多少年后，所有的名字都会过去，只有当时那种豪气，才是能够流传下去的东西。”很多人后来听了这话，感到这才是李聚奎，这才是李大将军；而能在几十年后说这话的，这才是老红军!真正的老将军!堪称“将圣”!

 “在朝鲜的美军司令官们经常说，他们希望在战争结束后，能会见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共军的后勤部部长。”新中国刚刚成立，作为第四野战军后勤部参谋长的李聚奎，从东北长白山山下，一直随部队征战到海南岛。正当他将随着胜利拂去征尘之时，一个新的任务正等着他。1950年10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按照军事常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何况这是我军第一次跨国作战，军需给养问题，自然成为首要问题。为此，毛泽东作出了“急如星火”的指示：要迅速成立朝鲜战争的后方保障供给基地，确定一位能担负此职的“粮草官”。选拔担任此要职人员的任务给了聂荣臻。聂从全军的后勤领导干部中，选中了李聚奎，因为他熟悉李聚奎。第一次反“围剿”时，李聚奎曾带1个师歼敌数千人，活捉了敌师长李明。为此，聂曾将他抱起来高呼过“红军万岁”。李不仅打仗勇敢，完成重任坚决，更可贵的是他领导并参与了保障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及战略追击的大兵团、正规化作战的后勤保障工作。此次，非他莫属了。聂荣臻将李聚奎的名字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大笔一挥，一道抗美援朝战争的命令发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