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技能解析:制度决定命运———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制度决定命运———读《万历十五年》有感作者：深水行舟 提交日期：2010-2-15 20:57:00 | 分类:历史 | 访问量：33
 大学时读了《万历十五年》一书，其文字之散漫理性、语调之平缓有力给人以深刻启示，虽然现在很多史学家的著作受其影响，但我认为这只是一种风格上的模仿，没有本质上的透析。《万历十五年》该书有两大特点：一是宏观写史，从大框架、大格局中着眼，甚至又从全球的眼光来衡量中国之历史。但同时又注重从细节、具体人物、琐碎事件来“技术写史”，以此从多条线索、杂乱无章但却又向一个固有的中心汇集，犹如无数条细流绕来转去，而把无数条细枝末节似的细流综合起来却发现每条细流都意在扯出一个宏观地、战略性的大历史观，可以说是典型地“大处着眼，小处下手”。二是该书侧重于从财政经济和组织结构的角度写史，由于该书是从小的细节琐事写“大历史观”，同时又从财政经济状况和组织结构的角度阐述，所以使文章读起来有找不到重心、比较散乱之感，字句晦涩难懂，却又不抽象，而能做到结合史实。这正说明该书侧重于从经济制度、财政体制、政府组织、意识形态、农业与商业经济的冲突、行政效率、货币管制和社会结构的角度来塑造一个大框架，从该框架下来研究中国历史，而较少注重政治人物、宫廷权谋，因为在作者看来这些无关框架，甚至皇位和朝代的更替也显得无关紧要。反而在大框架束缚下任何改革、任何历史人物、甚至皇帝都具有悲剧色彩，都值得同情，而无法突破千年来的框架，作者也称其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虽然王安石等变法派有此尝试，但其失败更使该框架收缩、停滞，也使得中国具有今后的悲剧色彩，直到一种外力强大到对该框架重击，使其出现嬗变。作者探讨了宋代对货币管制的提前尝试，又责怪元朝无力突破农业框架的束缚，只单纯延续了唐宋的货币商业而不能使之固定化，以至于使元朝成了帝国收敛的过渡，甚至有预先展开之嫌。那么既不能突破，就只有收缩，明清也成了作者对这种收敛内向框架地最有力剖析对象。作者以后又叙述了民国的财政经济、中共对中国基层组织和土地制度的变革等。作者还提出了“社会架构论”(p369页)，并指出一个现代社会能用商业原则管制，在经济因素能公平自由交换地前提下创造、完善利于资金流通、管理提高的组织制度，作者称之为立，即突破农业体制。作者也重点研究“破”和“立”，其依据是中国几千年来的经济财政体制、社会架构、组织特点，在综合这些后的“大框架”下写史，使《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既开启了“技术、细节写史以揭开宏观历史观”这一研究方法和人性化写作风格，又侧重了财政经济、社会组织的研讨。
 因此，“大框架”和经济组织、体制的历史变革是该书两大主线。该书甚至可以称为中国财政史、中国社会结构专著，黄仁宇是以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眼光来完成史学家的任务，再加上作者对财政税收和货币制度史的专长，使得《万历十五年》该书是对中国体制变革的批判和研读。作者在自序中也肯定了《万历十五年》是一部学术专著，只是为了使这部专著大众化作者才以传记体的形式叙述和写作，然而正是这种大众化的写作风格为现代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所迷恋，才会有《易中天评三国》、《明朝那些事》这样的大众史学读物，然而我所推崇的不是《万历十五年》一书的传记式写作风格，甚至也不是宏观写史的大局观，因为宏观写史的肯定不是黄仁宇一人，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比《万历十五年》还要早，更被认为是“全球史观”的代表作，其“大局观”更是气势磅礴。我所推崇的是《万历十五年》一书对本质的探讨和揭示，这正是学术精华之所在。平时看《环球时报》，发现在上面发表文章的大多是三流学者，因为其文章很少有对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本质探讨，而仅仅是情绪发泄，好的文章和著作不是看其标题有多耸动，也不是看其内容有多么“技术性”，而是看其内容有多少对规律的理性揭示。郑必坚、郑永年这样的一流学者的文章无不是对中国及国际形态的本质探讨和现实批判。如郑永年对中国社会关系（包括人际关系、家庭关系）的货币化、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探讨无不是追本溯源、发人深思。黄仁宇该书“技术写史”“人性化写史”只是表面，其实质宝贵之处在于对历史透过表象而论述本质，每句话都深刻到对本质的概述，而模仿者只知学其表不知学其本。所以对本质的探讨即“穷万物之变”应是我们永远学习和牢记的，特别是对担负引领中国前进方向的学者而言更应如此！
 《万历十五年》一书对中国千百年的体制进行了探讨，正如我对本文加的标题“制度决定命运”，甚至制度决定人性。中国从领先于西方到落后于世界，其本质在于制度痼疾，这也是“李约瑟之谜”的谜底所在。从《万历十五年》一书可看出毛泽东的思想于朱元璋没什么区别，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功臣、特别是商业的态度与朱元璋何等的相似，这正是小农思想的危害！黄仁宇在自序中说朱元璋“不着眼于扶助先进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经济，以均衡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而毛泽东时代与今天的朝鲜又何尝不是如此？中国的“贫穷均衡”状况被邓小平率先打破，所以今天中国那些左派们怀念的只是毛泽东和朱元璋时代的“均衡状态和精神”而不是那个前提的“贫穷”，邓小平虽然解决了“贫穷”问题，却没能解决“均衡”问题，而“富裕的均衡”的实现只有依靠体制来实现，虽然有困难但不能一有困难就想着回到“贫穷的均衡”，现在的中国处于中间爬坡状态，要么重新回到“贫穷均衡”，要么跨入“富裕均衡”，中国在封建社会和毛时代实现过“贫穷均衡”，但从未实现过一次“富裕均衡”，为何不能实现一次，而非要留恋“贫穷均衡”？另外，我的一点感想是在书外，谈一谈民主政治。我认为一人一票的“原教旨主义式的民主”只是表面的平等，没有发财机会的均等只会造成“失败国家”和“失败民主”，平等投票选举的机会不如拥有平等发财的机会，以便使每个人都有获得公众权利的机会。经济的不平等无法通过民主选举来实现社会的平等，成功不仅是选举制度的成功，更是“发财机会相对均等”的成功，这有别于毛时代的财富分配均等。中国仍然停留在权力对发财机会有干预甚至是决定权的时代，在这方面比较好的是日本和北欧国家，虽然日本有家族政治，但其社会财富是非常均等的，与中国官僚式的权贵经济形成鲜明对比。所以，全部社会关系都已经货币化了的中国是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日本、北欧应是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朝鲜、古巴之流只是“后封建社会”而已，那里只有点资本主义萌芽或幼苗而已，如同明清时的中国一样，政治上，是封建世袭制的“父死子承、兄终弟及”。因此，法学家和行政管理学者讨论的民主问题最后还要有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的帮忙才能根本解决。法学家、行政管理学者、经济学家、社会学者应该从政治制度、财政制度、法律制度、社会架构及货币流通关系、分配制度等一切社会结构层面推动中国的进步，仅仅政治上的变革或选举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如同今天的俄罗斯一样，它的社会架构、经济组织依然是苏联式的，即使搞民主也仅仅是隔靴搔痒而已。有此可知体制的重要性，当一个体制达到疯狂的地步，“文化大革命”、社会关系货币化及信仰缺失带来的道德沦丧、种族屠杀、法西斯式的对外侵略等都有可能出现，任何一个国家的变革无不是其制度变革的直接或间接结果，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此，冷战的发生甚至也是制度的较量，有此可知制度对国家、人性、国际格局体系的重要性。最后引用郑永年的一些话来结束我所写的这点读书笔记：“所有的以前的国家，崛起中的大国，都是因为它内部的国家制度的健全。所谓的一个国家的外部的崛起，实际上是它内部力量的一个外延。在一个内部，自己的国家制度还没有健全的情况下，就很难成为一个大国。即使成为一个大国呢，是不是sustainable，不是可持续的。”制度决定命运，制度决定人性。
 —— 2010年2月14日大年初一夜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