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 junior综艺感:明代行书特征及代表书家

明代自太祖、成祖至仁、宣、孝、世宗皆喜欢书法，神宗尤称笃好。国初令能书之士，专隶中书科，授中书舍人。虽然经过努力，政权又归汉人统治，但文化政策却未有太大的改变。明代行书最为盛行，专尚帖学，并且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顶峰。明代的书法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早期倡导帖学，复古思潮盛行，“台阁体”泛滥。中期“吴门书派”崛起，改变了书坛的沉滞局面，出现“天下法书归吾吴”的兴盛时期。晚期“个性解放运动”促进了书法行草的鼎盛，名家辈出，流派众多。朱元璋虽然一介武夫，但也在天下太平时挥毫走墨，附庸风雅。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下诏征求善书之士，把书法较好的编入翰林院，或授中书舍人之职，专司缮写朝廷文告。更为独特的是，他还专门精选二十八人专学二王书法，精研秘府所藏法帖。所以，永乐年间，帖学最为盛行。后来的仁宗、宪宗直到神宗诸帝，均能留意翰墨，并重帖学。赵子昂是他们选择的对象，由赵上窥晋唐。而专重帖学的结果，是导致“台阁体”书法的产生。这种满足皇帝趣味的书体，技巧精熟而乏创造。明初行书也难出元人窠臼，然法帖之传刻最为盛行，如《泉州帖》、《东书堂帖》、《停云馆帖》、《戏鸿堂帖》、《晚香堂帖》、《来仪堂帖》、《崇兰馆帖》等，对书法的普及作用甚大。明代的书法普及运动是超越前代的。明初无宗师，名家却不少，基本上遍布于江南。尽管朱棣从南京迁都北京，但南方的经济文化都走在全国前面，对书法的振兴起了决定作用。明初行书有如下两个特点必须注意。

其一，明代书法的普及意味着世俗化和大众化，书法已经成为雅俗共赏的文明存在。新的书法款式挂轴和楹联、横披、扇面等形式已经非常流行，装裱工艺更加精致。书法作品也已经进入商品市场。南方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兴起，对文艺也提出了历史性的要求。新的经济的刺激和市民的世俗审美要求，大大促进了江南书事的繁荣。

其二，明初皇帝重视楷书的规矩法度，认为行草与事功无关，就随意狂放，书写性情，反而促进了行草书的发展。皇帝对楷书名家比较赞赏，如明成祖称沈度为“我朝王羲之”，赞其楷书端雅平正，而对行草作品任其发展，无意中行书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空间。下面对三个时期分而论之。

明初，朝臣中有三位书法名家：危素(1302—1372)、宋濂(1310—1381)、詹希元(生卒不详)。他们未必尽善行书，但培养了善行书的弟子。从明太祖到明成祖的五六十年间，书名最盛的有“三宋”、“二沈”、“一解”。“三宋”指宋克、宋醚、宋广，以宋克最为著名。“二沈”指沈度、沈粲兄弟；“一解”指解缙。他们代表了皇帝身边的书家水平和面貌。明初的小楷书有可观之处，然皆馆阁之体；行草虽妙，亦不出赵吴兴肘下。妍者易稚，媚者易俗，多不免斯病。因永乐年间台阁体的风靡，使得宣德、正统、景泰、天顺四朝书法较为平庸，行书更是如此。

明代初期行书家有如下一些。

宋克(1327—1387)，字仲温，自号南宫生，长洲(今苏州1)人。与高启、王行等人号称“北郭十友”或诗中“十才子”。他诗书画皆精，工写竹，创朱笔扫竹法。在书法上师法魏晋，深得钟、王遗意，善真、行、草三体，笔精墨妙。突出的特点是把章草与今草结合起来，形成劲拔中见婉美、秀朗中含骨力的风格。现存墨迹有章草《急就章》、今草《五言古诗卷》。行书作品有《杜甫壮游诗卷》等。宋克的行草作品是章草加行书的综合，褒者以为翩翩可爱，结意纯美，贬者以为波险太过，烂熟悦目而已。宋克之书虚和茂密，犹入晋人之室，足与唐人颉颃。宋克与宋磋皆能行草，亦能书多体，并不单一。

宋瑾(1344--1380)，字仲珩。宋濂次子。浙江浦江人。洪武九年(1376年)官中书舍人。大小篆、隶、真、行、草皆精。行书颇有气韵，笔法沉着雄快，趣味古厚。后人评其草书“超涧度险，不动气力”等语，实际上是赞其行草。其夹杂行、草之法的行草，得松雪、子山之妙，意气闲美，沉顿骏快，如天骥奔行，不蹑故步。传世作品有《敬覆帖》等。

沈粲(1379—1453)，字民望，自号简庵，官中书舍人，大理寺少卿。与其兄有大小学士之称。工诗善书，真行俱佳。风格道逸，较之其兄“台阁气”较少。沈度不作行草书，而沈粲少写楷书，兄弟间分工明确，互不争能。兄以婉丽胜，弟以道逸胜。沈粲的行书墨迹有《行草诗轴》传世，笔走游丝，线条优美，如轻歌曼舞和行云流水。

解缙(1369—1415)，字大绅(或缙绅)，号春雨，江西吉水人。洪武年间进士，为明初重要的宫廷书家。曾奉命总裁《太祖实录》、主持纂修《永乐大典》。书法早年受到皇帝喜欢，而后因性格原因被排斥惨死，享年仅四十六岁。解缙才气放逸，下笔不能自休，在当时被视为“才子”。其行草书得法于危素、周伯琦，詹希元等，书风傲让相缀，神气自倍。其直接渊源确是康里巎巎。在视觉上重视形式感，连绵起伏，圆滑纯熟，极端者多有恶笔，风格多样，识者当具体分析其优劣。

明代中期，历成化、弘治、正德、嘉靖诸朝百十年间，书法呈现了中兴状态。一批有作为的书家，在仕途不顺的情况下穷则思变，突破时风，追求书写的自由。成化年间，因文学上的“台阁体”受到“茶陵派”代表李东阳等人的冲击，以及后来的以李梦阳为代表的“前七子”的拨正，文艺思潮才有了明晰的改观。这也影响到书坛的审美倾向。其流向分为两路：以张弼为代表的行草书大家，承袭解缙的余绪，张扬行草，其末流滑入形式主义的轨道；另一路以尚心性的陈献章为代表，注重写心抒意，为书坛吹进一股清新之风。他们都为“吴门书派”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吴门书派”的崛起，振兴了书坛，名家辈出，才华横溢，出现了“天下法书归吾吴”之繁荣局面。

明代中期的行书特点有如下一些。

第一，地域性书家和书派明显，“吴门书派”的出现原因复杂，整体影响较大。第二，书家都是仕途不顺的文人，对流行书体多所厌恶，力求突破时体，抒发性情。第三，行书家修养相当全面，擅长多体，在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上力求创新。

这时主要的行书家有如下一些。

张弼(1425—1487)，字汝弼，晚号东海翁譬松江华亭人。成化间进士，人称“张南安”。以任性的狂草表达了对台阁体的不满和反叛。本以草书“狂伟跌宕，震撼一世”(《明史·文苑传》)。但他的行书也很精彩，草书夹杂行书，应为行草。明代纯粹符号化的草书较少，所说草书大多是行草书，这是容易混淆的地方。张弼以《杂书诗卷》、《七言绝句诗轴》等冲击了圆润光洁、四平八稳的主流派媚俗书风。时人评价甚高，但平心而论，行草书多见妖娆作态之笔，气格近俗，颇有习气。

陈献章(1428—1500)，字公甫，号石斋，人称白沙先生，广东新会白沙人。能诗善画。两次应试不第后，研究经学有成，后讲授经学，有“活孟子”之称，开明代心学之先河。家境贫困，束毛代笔而书，号称“茅龙”，时人谓“茅笔字”，晚年专用此作书，遂自成一家。茅龙笔所书行书粗头乱服，奇崛古拙，野逸雄强，与当时书法一比，显得别开生面。现存《自书诗卷》、《大头虾说》、《城南唱和诗》、《送刘岳伯诗卷》等，均为茅笔书。后来，长洲人徐霖也以草代笔，气韵古拙。白沙之书晚年清新刚毅，不染时俗之妖娆之态，视觉特殊，别具一格。

沈周(1427—1509)，字启南，号石田，长洲(今苏州)人。是一位职业书画家。擅山水，秃笔中锋，风格雄浑，与文徵明、唐寅、仇英合称“明四家”，并雄居其首。在书法方面最早摆脱赵书的影响，直接学习宋人黄庭坚的行书，风格道劲奇崛。现存墨迹有《行书诗轴》、《东园菊花诗》等，对文徵明、唐寅等影响尤大。贡献在于将宫廷庸俗之台阁体气转向文人之书卷气。且为吴门培养了不少人才。

吴宽(1435—1504)，字原博，号匏庵，谥文定，长洲(今苏州)人。“以文行有声诸生间”。成化八年，会试、廷试皆第一，官至礼部尚书。宽行履高洁，诗文有典则，兼工书法。其行书出自东坡，虽规模于苏，而多所自得。其行书浓颜厚面，祛去吴习，自成一格。他的行书成就最高，题跋论书每有己见。

祝允明(1460一1526)，字希哲，号枝山、枝山老樵等。因生下来右手六指，故号枝指生。长洲(今苏州)人。允明天资卓越，五岁能作一尺见方大书，九岁能文，诗文清畅，与唐寅、文徵明、徐祯卿号称“吴中四才子”。为人有气节，狂放清高，蔑视权贵，虽穷困潦倒而不改本色。其书法受岳父李应祯和外公徐有贞的影响。后转益多师，广泛学习名家，变化出新，笔墨雄赡，点画厚劲，形成了风骨烂漫、天真纵逸的行草风格。楷、行、草各体皆精。虽然草书成就最高，但行书之峻拔道逸、清劲圆厚之趣亦自成一格。如《怀知识诗卷》(上海博物馆藏)、《可竹记册》等出入米、赵、李、王之间，风骨嶙岣，趣味烂漫，笔墨浑劲而波澜老成，可谓纵心所欲而不逾矩。

文徵明(1470一1559)，初名璧，以字行，更字征仲，号衡山居士，私谥贞献先生。长洲(今苏州)人。诗文书画精绝一时。行书初规模宋元，后专注晋唐。行书笔笔精美，字字俊逸，气贯神逸。有如清风徐来，明月朗照，笼罩着一派静谧的气氛。大字行书则显山谷笔意，跌宕苍秀，骨韵俱善，摇曳多姿，比山谷为放。文之行书的特点在于能将流俗书体变得文清雅俊，以浓郁的书卷气和才子风度充实之。他流畅的行笔达到圆润完美的境界、工稳娴熟的结体时，又失去了内蓄的力度和变化的层次。他无论何时写字，皆端谨认真，如对至尊。当然，他的毛病在于“著处滞而放处滑”，过于拘泥于规矩而无放任自得之趣。

唐寅(1470一1523)，字伯虎，更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吴县(今苏州)人。弘治十一年(1498年)中应天解元，应进士考时因科场案被革除，终生不遇。他赋性狂逸，诗文满天下，画艺尤工，书法以行书为最。直达子昂堂庑，而上溯东晋。其行书风流俊赏，超凡脱俗，充满诗情和书卷气。他曾刻“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印，苦中作乐，聊以自赏而已。行书墨迹如《题画诗善和坊里》、《吴门避暑诗轴》、《落花诗册》等笔法秀美，姿态潇洒，大有晋人风味，差薄弱耳。

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卒谥文成。年少好言兵，后遭贬贵州，在山区“龙场悟道”，谓格物致知，当自求诸心。为我国哲学界的心学家。其书法以行书为主，书因人掩。书法翩然，出自《圣教序》，得右军之骨，如凤翥龙翔，道迈冲逸，清劲绝伦。时人谓其书非学可得，韵高冥合天矩，确实难得。

王宠(1494—1533)，字履仁，后字履吉，别号雅宜山人。吴县(今苏州)人。贡生，无一官半职，为后起之秀。善画山水，行书学智永、虞世南，后入晋室，尤其师法大令，稍出己意，去俗求雅，以拙取巧，形成了道丽婉逸、疏宕天矫的风格。与祝允明的奇崛、文徵明的和雅相映成趣。他的行书点画节奏鲜明，意到笔不到，疏朗空灵。自长辈文徵明去世后，王宠被推为“第一”，其书几夺枝山之价。存世作品有《真行草十册》等，疏拓秀媚，亭亭天发。识者认为其书不足之处在于精气不足，沉厚无多。

陈淳(1483—1544)，字道复，号白阳，长洲(今苏州)人。为文徵明弟子。他天才骏发，经学、古文、词章、诗、书、画均臻其妙，艺术成就不在祝、文之下。其行书学李怀琳、杨凝式，又出入米、蔡，率意纵笔，老辣恣肆，颇得气势。因其书自有门径，文徵明乃半开玩笑说他“非吾徒”也。行书代表作品有《杜甫秋兴八首》。议者认为他的作品之失在于“欲取风韵，遂成侧媚”，这是受理学思想影响的正统观念来评书，自然有失偏颇。我们观看陈道复的精品，的确是超过了其师，在书法同辈中确为佼佼者。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卒谥文宪，四川新都人。二十四岁廷试第一，授翰林修撰。幼警敏，受业于李东阳门下，后被贬云南，投荒多暇，日新德业，好学穷理，老而弥笃，著作之富，明为第一。其书法多酒间所书，醉墨淋漓，诸友购归，装订成册。

其他如文彭(1498—1573)、文嘉(1501—1583)、周天球、黄姬水等，吴门代不乏人，皆善行书：成就不高。彭、嘉为文徵明二子，功力不及其父，在草书或篆刻方面有重要影响，兹不专列。

明代晚期是书法的辉煌时期。一般朝代的晚期是书法式微的阶段，而明清却相反。万历以后数十年间，书法空前灿烂辉煌。这里的原因是王阳明的心学代替了理学，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如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提出了“百姓日用即道学”的思想；二是禅宗的老熟，发展为狂禅；三是文艺理论界普遍的思想解放运动，以情抗理，如李贽的“童心说”、袁氏兄弟的“性灵说”、汤显祖的“主情说”等，强调贴近现实，抒发性情，弘扬人欲。当然也有过分偏激的反叛和行为。行书分为两条线路发展：一条沿着主流派的传统，实行改良性的变革；一条跳出主流书派之外，标新立异，独辟蹊径。前派代表书家有董其昌、邢侗、米万钟等；后者代表书家有徐渭、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等，特别是后者为书坛带来了奇光异彩。下面就行书家分而论之。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谥文敏，松江(今上海)人。他的行书秀逸清润，疏朗圆秀，在清康熙时得到青睐。其书法理论的特点是以禅论书，有不少新观点。如肯定了宋人的“以己意作书”的主观能动性。其行书与草书优点是于姿致中出古淡，缺点是行笔不免空怯，神气寒俭。

邢侗(1551—1612)，字子愿，临邑(今山东临清)人。行书与董其昌、张瑞图、米万钟齐名。从现存《古诗卷》等墨迹看，笔势强悍，气韵贯通。其行书多祖述王帖，笔法多取《十七帖》，极意临摹，墨迹刻石日《来禽馆帖》，虽然时誉甚高，而影响极弱。

米万钟(1570一1628)，字仲熙，号友石。其祖先乃关中人，居燕京，籍贯顺天。米芾后裔，性好石。行、草得米氏家法之华美腴润之姿，而无峻奇之态。

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松江华亭(今上海)人。幼聪颖，能文章，长为诸生，书画齐名董其昌。二十九岁弃儒学道，筑室东余山，杜门著述，朝廷多次起用皆以疾辞。学问渊博，诗文均佳。书法专攻苏、米，书法风格也在苏、米之间，浑厚典雅，苍劲朴茂。他对苏轼墨迹搜采甚富，并摹刻成《晚香堂帖》。

徐渭(1521—1593)，字文长，号天池、青藤道人、山阴布衣，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天才超轶，诗文绝出伦辈”，花草竹石皆工。而书法最擅行书、草书，尝自言：“吾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可见其看重书法的价值。嘉靖时，王、李倡七子社，谢榛以布衣被摈，徐渭对他们以轩冕压制布衣的行为非常气愤，发誓不入二人党。后来，袁宏道游越中，得渭残卷，以示祭酒陶望龄，相与激赏，刻其集行世。袁宏道为其作传云：“文长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在王雅宜、文徵仲之上，不论书法而论书神，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此语可谓定评，也是文长之不同时的知音。其行书以行草为多，笔意奔放，苍劲中姿媚跃出，纵横如意而不烦鞭勒。其论书谓“笔态入净媚，天下无书也”，是针对赵子昂书法的女性美而言。并强调树立自我面目：“时时露己笔意，始称高手”，“高书不入俗眼，入俗眼者必非高书”。可见其“怒不同人”的精神，与其行草的独立人格颇为一致。

丰坊(1492—1563)，字存礼，更名道生，号南禺外史，浙江鄞县(今宁波)人。嘉靖二年进士。博学工文，兼通书法，而性狂诞。家有万卷楼，藏书万卷。居吴中，贫困以死。其行书为妙，规矩尽从手出，工于执笔，腕力强劲，而略感风韵不足。老年颓笔，出入二王，兼存米颠风致。又著有《书诀》论书，多所心得。

黄道周(1585—1646)，字幼平、幼玄，号石斋。福建漳浦人。天启二年进士。福王时官礼部尚书，与清师遇，兵败不屈死，谥忠烈。其学贯古今，所至学者云集。精天文、历数、皇极诸书。工书善画，以文章风节高天下，严冷方刚，不谐流俗。其行草笔意超妙，深得二王神髓。体格道媚，直逼钟、王。著作宏富，有《石斋集》等。他视书法为学问中第七八乘事，带有明显的理学精神，故其书无峻烈之势，而多婉媚之状。

张瑞图(1570—1641)，字长公，又字无画，号二水、果亭山人等。筑室白毫庵，称白毫庵道者，福建晋江人。万历进士，殿试第三，授编修。魏忠贤生祠碑文，多出其手。后入逆案坐徙，赎为民，《明史》入“阉党”。回归乡里之后，学禅定以求安心之道，寄兴诗文书画，优游余生。擅画山水，与董、米、邢齐名。行书奇逸，以折代转，取圆滑而增古拙，于钟、王之外另辟蹊径。将流行的行草熟媚圆转变为生拙方劲，博大气概受到傅山的“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霜红龛集》)的理论影响。张瑞图个性化的“狂禅”风格表现在：用旷放豁达、潇洒自如的笔墨来抒写文人化的气质和情调；用激荡跳跃、娴熟迅疾的线条运动来表现书法的气势和力度；用率意而为、天趣自然的章法结构来塑造审美的意境和格局。

黄辉(1559—1621)，字平倩，四川南充人。幼颖异，父子元，官湖广御史。稍长，博极群书，年十五举乡试第一，久之成进士，曾任皇长子讲官。刻意学古，诗文推陶望龄，书画推董其昌，黄辉诗书齐名。他的楷书取法钟元常，行书学颜、米，老于笔而深于学，挥运所及，辄自成体，云卷雾收，令人心醉。尤其是苍奥之气，出缣楮之外，渊逸生动。行书有《自书诗卷》等存世。

倪元璐(1594一1644)，字汝玉，号鸿宝。浙江上虞人。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官至户、礼两部尚书。他清廉正直，顶风抗疏，替东林党辩诬，明亡之日，在北京自缢相殉。与黄道周一样，人品、学问均为高绝，诗、文、书、画无不精工。他的行书追求奇崛古拙的风神，结字奇险，又险中求稳，凌厉磅礴，姿媚横出。用笔多藏锋，时出颤笔，摇曳多姿。用墨变化很大，浓墨润晕而灵秀，淡墨枯涩而留韵。整体来说，苍古奇肆，沉雄酣畅。传世作品有《七绝诗幅》等，风神散逸，意趣酣足。

王铎(1592—1652)，字觉斯、觉之，号嵩樵、十樵、痴庵等。孟津(今河南孟津)人。在崇祯朝，仕途不得意，南明时官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与马士英、阮大铖有交往。降清后亦官礼部尚书、大学士，谥文安。王铎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明朝，入清后只活了八个年头。由于降清，土林不耻，死时只有钱谦益为其撰墓志铭，对其艺书作出肯定。至乾隆时，他与钱都被打入《贰臣传》，身后寂寞多年，书法也被打入冷宫。尽管如此，当时有部分独具慧眼之人也认识到王书的价值，如梁嗽、吴德旋，包括同时的黄道周、倪元璐也都评价甚高。王铎自己曾对人说：“我无他望，所期后日史上，好书数行也。”王铎的主要成就在行、草，无论巨幅长卷、大幅中堂，还是手札小品，都以霸悍雄强的气魄、腾挪恣肆的风格获得了巨大的艺术效果，表现了一种焦虑颓唐、狂逸绝望的心态，深具阳刚之美和粗犷之美。其忽左忽右、忽雅忽野、大齐大乱、既丑且美的多元矛盾统一的审美组合，是乱世之征、末世之象，是狂笑，是绝叫。如其代表作《自书诗卷》、《杜诗长卷》等，渴笔焦墨，似虚还实，若刚若柔，真可谓得书法三昧者。他临王羲之行书，经常变换为连绵的“一笔书”草书，在草书中又夹杂不少行书。他的创作理念前后颇为矛盾。一面倡导怪力乱神，一面高歌中庸雅正。其典型的“宗晋说”显示了他复杂而矛盾的心态。但其行书整体上是纵而能敛，拙而能雅，险劲沉着，苍郁雄畅，体现出强劲的功力和雄强的气魄，是大家公认的大家手笔。王铎行草书是明代书法绚丽的余辉，在专制社会中如晚霞一般照亮了书坛。

一般著作将王铎放在清初，如马宗霍《书林藻鉴》即如此。但照顾到帖学之影响，王铎成熟期应在明末，放在明末论述较好。虽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贬其草书为“能品下”，但马氏所评“纵而能敛，故不极势而势若不尽”之语，得到了后世的广泛认同，本书观点亦从马氏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