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耻骨联合分离 35周:《中国民族史》（上）（王钟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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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质工具的出现，是生产力发展的一个质的飞跃，也是西部“乌蛮”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标志。
二、白蛮
“白蛮”即今白族的先民。它由汉、晋时期的僰人演变而来，僰是“羌之别种”，也就是从氐羌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僰人最早分布在四川西部和云南境内。秦开“五尺道”和南夷道，都以僰道（今四川省宜宾）为起点，向南延伸经滇东北直达滇中地区。“五尺道”是西南夷勾通巴蜀和汉中地区的古代交通大动脉，“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商人往来其间。沿途皆有僰人居祝《水经江水注》引《地理风俗记》说，僰字从人，被称为“夷中最仁，有人道，故字从人”。这是由于僰族同来自内地的汉族之间，相互交往较密切，吸收了较高的汉族文化，在当时的西南夷中，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最高，而被冠以“仁”和“人道”之称，如西汉末年，朱提郡（今云南昭通）的僰人，已修了“千顷池”，种植水稻，冶铜技术较为发达，达到了同汉族相接近的水平。
《蛮书》记载：“西爨，白蛮也。东爨乌蛮也。”这里的所谓“爨”，是指当地统治者的大姓，即爨氏家族。在南北朝以前，爨氏家族是戍边屯垦的汉族移民中的大姓，就是从汉族官僚和移民中分化出来的豪强势力。据《通典》记载：“西爨自云本河东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北）人，七世祖事晋（为）南宁州刺史，属中原乱，遂王蛮夷”。爨氏在移入“西南夷”地区之后，便和当地的“夷帅”雍闿、孟获家族，共同取代了“滇王”的地位。在省晋时期大姓，夷帅们的兼并斗争中，爨氏又压倒了其它势力，独霸一方。成为南中地区的“蛮夷”之主。《蛮书》卷四说：“在石城（今云南曲靖）、昆川（今云南省昆明市）、曲轭（今云南省马龙县）、晋宁、喻献（今云南省澄江、江川）、安宁至龙和城（今云南省禄丰县），谓之西爨。”西爨聚居的这个区域，地多平坝，宜于农耕，正是秦、汉之际僰族生活的中心，也是汉族移民与僰族相结合、共同活动和开发的中心。到了唐朝初年，这些迁人的汉族移民与内地的汉族逐渐失去联系。而融合于当地僰族之中。因此这一带地方就自然形成了爨氏统治区内“白蛮”成分为主的聚居点，即西爨白蛮。它正是在原来僰族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吸收了汉族文化和人口而形成的。
“白人，有姓氏。汉武帝开僰道，通西南夷道，今叙州（四川宜宾）属县是也。故中庆（滇中地区）、威楚（云南省楚雄）、大理、永昌（云南省保山）皆僰人，今转为白人矣”，①这部分僰人，是指洱海周围地区，以杨、赵、李、董等姓为代表的“白蛮”。它们与西爨白蛮属同一民族。
南诏兼并东部爨区之后，东部爨氏“白蛮”中的贵族及其部曲、亲兵被迁往滇西洱海地区，以防止他们在原地进行叛乱割据。在不断发展中，滇西“白蛮”人口逐渐增多，而在南诏统治政权的上层，“白蛮”又居多数，他们直接控制南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南诏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极大。天宝年间，唐朝3次对南诏用兵，损失近“二十万众”。这些人除一部分战死外，大部分当了俘虏，在洱海地区落户，成了“白蛮”的组成部分。后来南诏又几次进攻西川，“掠子女、工技数万引而南”。②。这数万名汉族子女、工技，也加入滇西的“白蛮”之中。于是，“白蛮”的经济、文化中心，便从滇池周围转移到洱海地区，使滇西白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更加迅速。
三、和蛮
“和蛮”是现代哈尼族的先民。《蛮书》卷八说：“谷谓之浪，山谓之和，山顶谓之葱路”。这里的“和”，为山腰之意；“蛮”则是对古代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也含有歧视之意。“和蛮”就是指居住在山坡上的民族。到唐朝初年，才出现这一称谓，它是由叟、昆明族中分化出来的。“和蛮”与“乌蛮”、“白蛮”信仰同一种宗教，首领皆称“鬼主”。656年，“和蛮”大首领王罗祁，伺西洱河“白蛮”大首领杨栋附显一道，向唐“率部落归附，入朝贡方物”。③
“和蛮”又称“窝泥”、“禾泥”、“斡泥”、“倭泥”等，实为“哈尼”的同音异写。它们主要分布在滇南的今红河州、文山州一带，与“乌蛮”、“白蛮”、“蒲蛮”等杂居在一起。南诏、大理国时，先后在“和蛮”居住的地区设置政权机构进行统治。东部的“和蛮”归通海都督府管辖，下设教化部、铁容甸部、思陀部、伴溪部、七溪部。这5部除教化部在今文山州外，其余4部均在今红河州。西部的“和蛮”，则归开南节度（今云南省景东）管辖。①
唐朝初年，东西两部分的“和蛮”都处在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阶段。社会的基层单位是农村公社，土地归村社所有，分配给各个家庭使用。统治各个村社的分别是“大鬼主”和“小鬼主”，过着封闭式的壁垒生活，经济发展缓慢，整个民族一直处于被统治的地位。
四、磨些蛮
“磨些蛮”是现代纳西族的先民。汉、晋时期，它称为“摩沙夷”，到了唐代才称“磨些蛮”。“磨些蛮，亦乌蛮种类也。铁桥上下及大婆、小婆、三探览、昆池等川，皆其所居之地”②。铁桥即今云南丽江县境。昆池等川，则在今四川省的盐源县和盐边县。这一分布情况，一直延续至元、明时期。
大约在南北朝年间，一部分“磨些夷”南迁至今云南省宾川县境内，建立了越析诏。“越析，一诏也，亦谓之磨些诏，部落在宾居（今云南省宾川），旧越析州也”。③737年（唐开元二十五年）南诏兼并了越析诏，南迁的这部分磨些人又被迫向北迁回盐源、盐边一带。“磨些夷”居地“土多牛羊，一家即有羊群”，“男女皆披羊皮”。④说明他们的畜牧业生产比较发达，否则，不可能达到每个家庭都有羊群。其“俗好饮酒”，酒为粮食酿造，这也说明他们的农业有了相当规模的发展。居住在各地的“磨些蛮”，因自然环境不同，其经济文化的发展有明显的差异。元、明、清时期，有的磨些人“依江负险，酋寨星列，不相统摄”，⑤以林寨为单位，受酋长统领，部落界限仍未打破；有的磨些人“善劲弩骑射，勤俭治生，饮食蔬北，①过着狩猎为主的生活；有的磨些人“男薙头辫发，妇人戴毡笠，衣与僰人同”。②受到白族较深的影响；有的磨些人。“近城池，其性淳朴。男女悉以棉布、麻布为衣，种莜稗以资生，卖枋板以为业”，③“其读书入学者，衣冠悉同士子”。④他们受汉族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发展程度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尤其在“改土归流”之后，丽江一带的磨些人直接同汉族的交往更加频繁，其经济文化生活已与汉族趋于一致。此外，磨些人也很擅长手工制造，“能制坚甲利刃”。⑤他们所造铁剑，锋利无比，“所指无不洞”；所制牦牛尾帽，“非矢镐所能穿”。⑥以上情况，一直延续至近代。
五、金齿、茫蛮
“金齿”、“茫蛮”是现代傣族的先民。它们在汉、晋时期被称为滇越、掸、“鸠僚”，“鸠僚”是从秦、汉之际的僚族中分化出来的。从汉、晋至南诏、大理国时期，“鸠僚，是今云南省文山自治州南部和红河自治州南部一带傣族的先民；西部永昌郡内的鸠僚，是今云南省德宏自治州至西双版纳自治州一带傣族的先民。东部的鸠僚，又称为“白衣”、“棠魔蛮”。史籍记载：“邕州（今广西南宁）南江（今广西右江）之外，有白衣、九道等道名”；⑦“安南国……西有陆路通白衣蛮”。（11）“白衣”的称呼是何含义，一说可能因为他们着白色衣服而得名，又说它或许是古代“百越”的音转。而无论怎么说，“白衣”是它称，不是自称。“棠魔”则是“傣勐”的对音。“傣勐”是傣族中的一部分。据说云南省西双版纳的傣族最早建立村寨的人，都自称“傣勐”。（12）因而“棠魔”不是它称。
“棠魔蛮，去安南管林内西原十二日程，溪洞而居，俗养牛马，比年与汉博易。自大中八年（845），经略使苛暴，令人将盐往林西原博（易）牛马，每头匹只许盐一斗。因此隔绝，不将牛马来”。⑩这段历史记录，反映了“棠魔蛮”擅长于饲养牛马。牛马多了，不但可用来耕作（南方饲养的大牲畜，主要用于农耕），剩余的还用来同汉人交易。只是由于安南都护府官吏们的苛暴盘剥和不等价的交换，才使“棠魔”中断了同他们的贸易关系。
西部的金齿，茫蛮等也不是本民族的自称，而是它称。《蛮书》记载：“黑齿蛮、金齿蛮、银齿蛮、绣脚蛮、绣面蛮、并在永昌、开南，杂类种也。黑齿蛮以漆漆其齿，金齿蛮以金镂片裹其齿，银齿以银。”（傣族地区盛产槟榔，傣族人喜食槟榔，久而久之，牙齿被槟榔染黑，而被称为“黑齿蛮”。所谓“以漆漆其齿”，显然是不正确的。傣族的男子，喜欢用金、银饰齿。作为美与富的象征。他们居住在永昌和开南节度管辖区域内，相当于今云南保山南部，临沧西部、东部，德宏的大部和思茅地区。这些地方除有金齿、茫蛮居住外，还有其它“杂类”如“朴子蛮”、“寻传蛮”、“望蛮”、“和蛮”等等。在这些相互杂居的古代民族中，“金齿”、“茫蛮”住在平坝，其它民族住在山区。“茫蛮部落，并是开南杂种也。茫是其君之号。蛮呼茫诏……楼居，无城郭……孔雀巢人家树上。象大如水牛，土俗养以耕田，仍烧其粪”。（这里的“茫诏”，为“诏茫”之误。诏茫即近代傣族中的“召勐”——头人。他们管辖着一定的区域。
金齿、茫蛮居住的区域气候湿热，雨量充沛，河流纵横，水利灌溉十分方便。从古代起，他们便散居于河流溪谷沿岸，开拓和发展了水稻种植业。这从他们大量驯象，“一家数头，养之代牛耕”①的描写中，也得到了证实。又从他们能把金、银冶炼成薄片，用以装饰牙齿的事例中，证实了手工业的生产也比较发达。他们还能把当地盛产的木棉编织成“娑罗笼段”，汉称“白叠”或“桐华布”，再进一步加工成“五色娑罗笼”，男女通穿。这种情况几乎遍及每户农家。在这种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上述各地区的部落中都已出现剥削阶级而进入了阶级社会。
六、朴子蛮、望蛮
“朴子蛮”是现代布朗族和德昂族的先民；“望蛮”是现代佤族的先民。他们都是从汉、晋及南北朝时期的“闽濮”中分化出来的，由同种而衍变为不同的民族。朴子蛮“开南、银生、永昌、寻传四处皆有。铁桥西北边延澜沧江亦有部落”。②这就是说，在今日云南省的思茅、西双版纳、临沧、保山、德宏等地区（州），都是“朴子蛮”与其它民族共同杂居之处。在南诏国时期，阁罗凤“西开寻传”，征服了“朴子蛮”等各个部落，使其归入南诏统治范围之内，直到大理国时期未曾改变。
“朴子蛮，勇捍矫捷，以青娑罗段为通身袄。善用泊箕竹弓，深林间射飞鼠，发无不中……无食器，以芭蕉叶藉之”③这说明在“朴子蛮”的经济生活中，一方面已出现了纺织手工业，并且有了一定的农业。据说他们很善于种植木棉和茶树，今德宏、西双版纳山区尚有一千多年的古老茶树即他们所栽。④另一方面，他们仍过着采集狩猎的原始生活，没有食器，仅以芭蕉叶遮身。其所以如此，大概是由于他们分布面广，部落众多，生活环境差异大，经济文化发展显然不平衡的缘故。
前文提到，“望蛮”即佤族。“望”与“佤”为同音异写。“望蛮外喻部落，在永昌西北”，⑤“望苴子蛮，在澜沧江以西。”⑥这是“望蛮”分布的具体区域。所谓“望蛮外喻部落”，简称叫“望外喻”，居住在永昌（今云南省保山市）西北，就是今腾冲县一带。据史书记载，当时他们是一个较大的部落，人口较多，分布面积较广。所谓“望苴子蛮”，是南诏从“望蛮”中征调来的军队。“苴子”在这里用来称呼勇士或士兵。他们的故乡在澜沧江以西，即今临沧地区的阿佤山区。这些士兵善使弓矢长矛，作战勇敢，所向无敌。南诏统治阶级每次对外征战，其大军将必用“望苴子”冲锋陷阵。
“望蛮”的经济文化生活，大抵与“朴子蛮”的发展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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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全唐文》卷八○二，高骈“回云南牒”。
③《全唐文》卷八二七，牛丛“报坦绰书”。
④同上。
①《隋书》卷三一，地理志下，第898页。
②《梁书》卷三四，张缵传，第500页
③《杜少陵集》卷二二。
④《刘宾客文集》卷二六，《莫徭歌》。
⑤《刘宾客文集》卷二五，《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
⑥《刘宾客文集》卷二六：《蛮子歌》。
发表于 2011-9-25 23:09:51|只看该作者 ①《隋书》卷三一，地理志下，第898页。
②《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蛮、西南蛮，第5274页。
③《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蛮下，第6320页。
①《旧唐书》卷一九七载“赵磨”，《新唐书》卷二二二下作“赵酋摩”，疑为赵姓酋长名摩之误。
②《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蛮下，第6319页。
③同上。
④李昉：《太平广记》卷四八三，引（唐）尉迟枢：《南楚纪闻》。
①李昉：《太平广记》卷四八三，引（唐）尉迟枢：《南楚纪闻》。
②《新唐书南蛮下》卷二二二下，第6326页。
③《隋书地理志下》卷三一，第888页。
④《旧唐书柳宗元传》卷一六○，本，第4214页。
⑤《新唐书韦丹传》卷一九七，第18册，第5629页。
⑥《新唐书孔戣传》卷一六三，第5009页。
⑦《旧唐书王睃传》卷九三，第92985页。
①《新唐书南蛮下》卷二二二下，第6331页。
②《新唐书徐早传》卷一四三，第4694、4695页。
③《宋史蛮夷三》卷四九五，第14215页。
④《隋书地理志下》卷三一，，第888页。
⑤蒋廷瑜，《粤式铜鼓》，载《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175～185页。
⑥《隋书地理志下》卷三一，第888页。
⑦同上。
⑧《隋书谯国夫人传》卷人○，第1800页。
⑨同上书，第1801页。
①《史记》卷一。
②《史记》卷一一六，第2991页。
③《后汉书》卷八六，第2856页。
①《新唐书》卷二二二下，第6317页。
②《南诏源流纪要》。
③向达：《蛮书校注》卷七。
①李京：《云南志略》。
②《新唐书南蛮传中》卷二二二，第6282页。
③同上书，第6322页
④尤中：《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
⑤向达：《蛮书校庄》卷四。
①向达：《蛮书校注》卷三。
②向达：《蛮书校注》卷四。
③李京：《云南志略》。
④（乾隆）《丽江府志略》上卷，《官司略种人附》。
⑤（道光）《大姚县志》卷七，《种人志》。
⑥（乾隆）《永北府志》卷二五，《北胜州土州同所属夷人种类》。
⑦（道光）《云南通志》引《清职贡图》。
⑩《桂海虞衡志》。
（11）《岭外代答》卷二。
（12）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第229—230页。
①向达：《蛮书校注》卷四。
②同上。
③同上。
④向达：《蛮书校注》卷七。
⑤同①
⑥同上。
第六章渤海、室韦与库莫奚
汉文文献中，东北地区在挹娄（一作肃慎）、乌桓、鲜卑、夫余等族称先后消失后，继之而起，活动于这一地区的，是勿吉、靺鞨、室韦、库莫奚和契丹等。约在5世纪至10世纪初（相当南北朝至唐），他们在争取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或互争雄长，或谋求向外发展，终于有的退出历史舞台，如高句骊（见第三编第二章）；有的在兴盛起来后，内部又起分化，走上不同发展的道路，如靺鞨分裂、发展为渤海与黑水靺鞨；有的兴起后又分化组合或被它族役属，如室韦、库莫奚；有的还在继续向前发展，如契丹（见第五编第一章）。
第一节靺鞨族的来源与变化
一、来源与分布
肃慎族系挹娄之后，先后出现的族称为勿吉、靺鞨，大体在南北朝时称勿吉，隋唐时曰靺鞨。①勿吉为中原人所知，是在5世纪下半叶②。勿吉一词含义，为“深山老林”之意，是今满语“窝集”在古代的汉字异用。被用作族称，是因该族散居深山密林中以狩猎为生之故③。
靺鞨称号始见于史书在563年（北齐河清二年），但最初靺鞨之“鞨”写作“羯”，《北齐书武成帝纪》河清二年条就是这样写的：“是岁，室韦、库莫奚、靺鞨、契丹并遣使朝贡。”河清三年条记靺鞨朝贡也是作“靺羯”①。565年（北齐天统元年）史书中开始出现“靺鞨”，同上书天统元年条载：“是岁，高丽、契丹、靺鞨并遣使朝贡。”二年、三年、四年条记其来贡，也皆作“靺鞨”，而未用“靺鞨”②。在这以后，“鞨”并未完全取代“羯”③，直到唐、宋、元三朝的史料中，有时还出现将靺鞨写作靺羯。如714年（唐开元二年）唐册封大祚荣的大臣崔忻返回途中在今大连市黄金山的刻石、《通典乌洛侯传》、《文献通考室韦传》，都是将靺鞨写成靺羯。《契丹国志》中也是靺鞨与靺羯互见。
勿吉与靺鞨虽出现于不同历史时期，但并非族称的改换，而是同一语词在不同时期的异译。因为今读hè之“鞨”，不见于《说文解字》；羯，《说文解字》作“居谒切”，即读ji，与吉（ji）音同。以今读音而论，靺羯（m6 jié）与勿吉（wùji）音也相近。可见，靺羯与勿吉只是同音对译用字不同，靺鞨是靺羯的改写④。
勿吉、靺鞨族的来源，一般都根据史书记载，认为它源于挹娄。其分布区域，《魏书》只笼统说“存高句骊北”，《北史》、《隋书》也未对其地域作完整介绍，只是在叙述诸部所在地时，讲到它们在白山（今长白山）、粟末水（今第二松花江）和黑水（今黑龙江）地区。按两唐书载，其地“东至于海，西接突厥，南界高丽的，北邻室韦”⑤。相当于今地理，东临日本海，西约以今俄国结雅河及我国嫩江附近与室韦、契丹相邻，南在今松花江上游地区及图们江处与高丽接壤，北达鄂霍次克海及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在这一区域内，“数十部”靺鞨人散居各地。其中著名的七部大体是：粟末部最南，抵长白山而居，约在以今吉林省吉林市为中心的第二松花江地区；伯咄部在粟末部东北，在今拉林河流域；安车骨部在伯咄部东北，即今黑龙江省依兰县东南和以东地区；拂涅部在伯咄部东，今牡丹江下游以东至兴凯湖一带；号室部在拂涅部东，约在今兴凯湖南的绥芬河流域；黑水部因居黑水两岸得名，分布在今松花江注入黑龙江处附近下至博朗湖一带的黑龙江南北地区；白山部在粟末部东，约居于今牡丹江上游及其以东的延边地区。⑥七部之外的诸小部分布，只知在今黑龙江以北和俄国滨海地区，尚有思慕、郡利、窟说、莫曳皆、虞娄、越喜等部。①
此外，在隋末唐初先后有两批靺鞨人迁出上述地区，移住今辽宁省朝阳市一带。第一批约在612年（隋大业八年）②。是年，隋炀帝杨广征高丽，当时附于高丽的靺鞨南境的厥稽部酋长突地稽，率其部及另七部凡千余家归隋，隋炀帝安置他们于柳城（今辽宁省朝阳市）。八部为：厥稽部、勾使来部、窟突始部、悦稽蒙部、越羽部、步户赖部、破爱部、步括利部③。唐太宗李世民时，此八部又一度被移居幽州（治所在今北京市城区西南）昌平城④。第二批在668年唐亡高丽国后，被迁的主要是后来创建渤海国的大祚荣所在的粟末靺鞨（即原靺鞨粟末部）人。他们在唐对高丽的战争中，站在高丽一边与唐抗争，高丽国亡后被强迫迁于营州（州治在今朝阳市）⑤。
二、社会生产与社会组织
勿吉、靺鞨族的社会生产，比挹娄时期有了长足进步，但在大多数领域还只是量的增加，尚未达到引起社会变革的程度。狩猎业还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生产部门之一，尤其在北部和东北部地区更占有重要地位。角弓和楛矢既是他们的狩猎工具，也是他们的战斗武器。为了增强弓箭的杀伤力，猎取皮大、毛厚和肉多的大野兽，他们常在每年七八月间“造毒药，傅矢以射禽兽”。在捕打的小兽中，貂最为他们重视。勿古人为了多猎取貂鼠，流行着一种习俗，父母若在秋冬死时，“以其尸”作诱饵“捕貂”⑥。貂是一种毛皮小兽，对一个尚未进入文明社会的民族来说，貂对于解决日常生活所需本无多大意义，有这一情况出现，联系在此之前中原地区已有“挹娄貂”美名流传，显然是为了交换。因此推断，勿古人的狩猎生产已不同于原始的狩猎活动。
农业有了进一步发展。耕作方法已采用“耦耕”，达到相当于中原地区春秋时代的耕作水平。农作物的品种有粟、麦、穄，并种植一种名“葵”的蔬菜。粮食作物已食用有余，出现了“嚼米酝酒，饮能致醉”⑦。畜牧业以养马、喂猪为最普遍，且已有了一定的规模。如北魏太和初（元年，477）勿吉人向北魏朝贡，一次就献马500匹；靺鞨人养猪，一些富户已多“至数百口”①。猪和马之所以成为他们主要的饲养牲畜，是因为猪是他们的衣食之源，“食其肉而衣其皮”；马则是他们与中原地区主要的交换物之一，这在挹娄时期已存在，当时已“有马不乘，但以为财产而已”。
手工业发展也很显著，以车、船的制造最突出。南北朝时他们会造步行推的小车，到隋唐时期已能制作马拉大车。②船的制造比制车历史早，当时已较普遍地用作水上交通工具。勿吉使臣朝贡北魏，从其境至今洮儿河一段路程，就是乘船往返。乙力支在北魏谈到，他们已与百济商量，准备“从水道并力取高句丽”，说明他们社会内已有了能运送大批人员的船只③。他们也能加工铁制品，如考古发现相当于勿吉时期的黑龙江省绥滨同仁遗址下层文化，出土了铁锛、小刀、铁镞、铁带卡等；④属于靺鞨遗存的吉林省永吉县大海猛遗址等处，发现的铁制兵器和生产工具有刀、剑、匕首、矛、镞、铠甲、马具及斧、锛等⑤。
农牧业的迅速发展和铁器的普遍使用，不仅表明其社会生产力有很大发展，而且决定了靺鞨人的社会组织将临近文明社会。事实也正是这样，这时虽然氏族组织还存在，但已出现分解和重新组合。前述著名七部，是七个发达的部落，史书所说其“凡为数十部”或“离为数十部”，是将一些氏族和部落合在一起说的，隋炀帝时迁居柳城的突地稽所率厥稽部等八部，就是粟末部下的一些氏族。各部在社会迅速前进中，“强凌弱”，互争雄长，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盟主地位的斗争，到了唐初，众多的靺鞨部落已以区域形成了南部以粟末部，北部以黑水部为核心的两大部族集团（或说部落联盟），并以新的称号：粟末靺鞨和黑水靺鞨作为联盟的名称⑥。这种以区域形成的部落联盟，是人类社会组织由以血缘为纽带向以地域为单位发展的一种过渡。靺鞨人由于有这一变化，从此两个联盟集团便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粟末靺鞨在7世纪末建立震国政权后，吸收了高丽、夫余等族遗民发展为渤海族；黑水靺鞨则在较长时期内保留原有称号，进入10世纪后才改称女真。
勿吉、靺鞨人的氏族社会，据史载和考古资料，可以看到以下一些特点：其一，各部落和氏族居于不同地区，各自在一个首领领导下，独立地组织生产和生活，尚未形成全族的统一首领。史书所记“邑落各自有长，不相总一”；或“离为数十部，酋各自治”，是对这一社会情景的描述。但是到了6世纪末7世纪初（隋代），由于频繁的兼并战争，社会中出现了号称“大莫弗瞒咄”的渠帅⑦；其二，每个部落有自己的武装。在著名七部中，大部落有“胜兵七千”，一般的为3000；其三，已确立了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妇女已成了男子的附属物，丈夫对妻子已握有生杀大权。正是由于这种夫权制的确立，所以其社会内部存在“其妻外淫，人有告其夫者，夫辄杀妻，杀而后悔，必杀告者，由是奸淫之事终不发扬”⑧；其四，居住是“凿穴以居，开口向上，以梯出入”。住屋面积约30平方米左右。为了防止外部的侵掠，已有了城堡建筑。城址在牡丹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流域以及黑龙江中下游地区均有发现。据介绍，在黑龙江省的东部、南部各地，发现了“数以十计的勿吉城堡”，皆依山傍水，一般长宽皆只有几十米①；其五，两极分化在不少部落内已存在，个别地区已出现家庭奴隶。隋末迁到柳城的厥稽等八部，至唐代已有“家僮数千人，以财力雄边，为夷人所惮”②。
这一时期其社会所以如此迅速的发展，中原地区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起了促进作用。仅据史载勿吉与中原王朝的官方来往说，它们于延兴年间派乙力支朝贡建国于黄河流域的北魏后，于太和初（元年为477）、九年、十年发表于 2011-9-25 23:16:29|只看该作者 、十三年、十七年，自景明四年“迄干正光”（503—525），“贡献相寻”。
540年到北齐时，“朝贡不绝”。朝贡使团的人数，有时一次多达500余人。据日人池内弘统计，勿吉在近100年内，他们到中原朝献有30余次。③在这种表示臣属关系的来往过程中，一方面他们以贡品形式把大批土特产品运到中原地区，太和初一次就贡马500匹；另一方面，他们返回时，中原朝廷又“回赐”大量锦帛、绢、金银制品等物。这种一来一往，丰富了两族的物质生活，特别是促进了勿吉社会的经济发展。绥滨同仁遗址出土的铁铸、铁镰等，形制均与中原地区出土的同时期同类器物相仿，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原地区经济、文化对勿吉、靺鞨社会发展的影响。
三、黑水靺鞨
前面谈到，靺鞨诸部在相互兼并过程中，子7世纪初形成了北部以黑水部，南部以粟末部为核心的两个部落联盟集团，有了黑水靺鞨与粟末靺鞨新称号。7世纪末，东北地区发生了契丹、奚等族反唐的大动乱，粟末靺鞨在这一动乱中建国称号，不久改称渤海。远处边陲的黑水靺鞨，则选择了加强与唐王朝联系，保持原来民族特色的发展道路。两《唐书》对这一变化，以《靺鞨传》或《黑水靺鞨传》介绍靺鞨族的发展变化，以《渤海靺鞨传》或《渤海传》叙述粟末靺鞨为主干建立的渤海国的兴衰。
黑水靺鞨共有16部。其中除作为主体的黑水部外，已知的部名有思慕、郡利、窟说、莫曳皆、拂涅（原为著名七部之一）、虞娄、越喜、铁利等八部，另七部名称史失记载。他们分布在东包库页岛至今日本海，西约在嫩江和俄国结雅河附近与室韦为邻，北达鄂霍次克海，南以嫩江下游和松花江北岸，沿松花江至今依兰县附近再折而东北向至海与渤海地相接（渤海未强盛前，今牡丹江下游以东至海也为黑水靺鞨所有）⑤。在这个区域内，已知八部（后四部后臣属渤海）所在分别为：思慕部居于今俄国布列亚河（清称牛满江）和阿姆贡河（清称恒滚河）上游地区；郡利部分布在黑龙江入海口附近；窟说部在库页岛北部地区；莫曳皆部居库页岛东南部；拂涅部分布在牡丹江下游以东的今密山县一带；虞娄部约有兴凯湖以东至海之地：越喜部在乌苏里江以东地区；铁利部居住在今黑龙江省依兰县附近。⑥
黑水靺鞨的社会状况，总的看来，较南面的粟末靺鞨低下，但其区内各部发展水平并不平衡。居于黑龙江下游以西、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一些部落，还以渔猎为业，过着“夏出随水草，冬入处”地穴的原始游猎生活；分布在黑龙江中游附近的一些部落，虽然还穴居，但考古发现表明，这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已具备了出现贫富分化、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条件，如在今俄国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阿爱罗波尔特地区柯奎镇，发现了靺鞨古城，出土的遗物中有空首铁斧等⑦。再如前面提到的上限至勿吉、下限可至女真早期的位于松花江注入黑龙江附近的绥滨县同仁遗址，上下层文化中皆出土了削、铸、镰、带扣等多种铁器。
黑水靺鞨人有以下一些特点和风俗：人皆强悍凶猛，无忧愁悲伤，贵壮贱老；善步战，每恃其勇，常为邻近民族之患；人喜编发，缀野猪牙和插雉尾作冠饰；死者不用棺椁，埋入士后杀其生前骑马以祭等。以上这些一方面表明，黑水靺鞨尚未跨出原始社会门槛，同时又看到阶级社会的某些因素已在其社会内出现。
黑水靺鞨独自与中原王朝来往，是在8世纪初。在此之前，在唐王朝与高丽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因战场主要在辽东地区，距其境远，他们基本上未介入。后来契丹首领李尽忠在营州起事反唐，武则天调集唐军镇压东北地区诸少数民族的反抗，他们怕灾祸及已，与粟末靺鞨人同向当时北方强族突厥请吐屯官，以求保护。唐中宗李显在8世纪初复位后，对粟末靺鞨等改用“招慰”政策。黑水靺鞨随即派出使臣“假道”震国（即渤海），与唐联系，归服唐朝。
722年（开元十年），其酋倪属利稽朝唐，唐玄宗李隆基以其所领为勃利州，任命他为刺史。
725年，因安东都护薛泰奏请，唐在其境置黑水军。次年，唐又在其地置黑水州都督府（简称黑水府），以其首领为都督，诸部部长为刺史，另派人任长史至其地“监领之”。至此，黑水靺鞨地区正式纳入唐王朝的版图。后来，渤海日趋强盛，唐又因“安史之乱”后无力东顾，于是其南部的拂涅、虞娄、越喜、铁利等部为渤海兼并，北部的一些部落似也一度臣属渤海。10世纪初，当渤海衰亡之际，黑水靺鞨在逐渐向南发展的同时，其兀儿、胡独鹿两首领所在的部落，先后于924、925年（后唐同光二年、三年）派人向后唐朝贡。
932年（后唐长兴三年）以后，黑水靺鞨转附于正在崛起的契丹，并以契丹人对他们的称呼“女真”为新号。
第二节粟末靺鞨及渤海
一、渤海国的建立
渤海国是粟末靺鞨首领大祚荣，以隋末唐初先后迁居今辽宁省朝阳地区的两批粟末靺鞨人和部分“高丽余种”为基础建立的①。后来，高丽国的“逋残”，及靺鞨伯咄、安车骨、号室等部的“遗民”皆归之，也成了渤海国的主要居民。他们在长期共同劳动和生活过程中，遂凝聚为一个新的人们共同体②，史称之为渤海人。渤海又在发展进程中，用武力征服了黑水靺鞨的虞娄、拂涅、铁利、越喜等部，并把他们纳入自己的行政管辖下；但这些部族，直到渤海国灭亡，始终保持着原有的称号，未成为渤海共同体的成员。
渤海国的建立，是粟末靺鞨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高丽和唐王朝对粟末靺鞨的影响与民族压迫，起了加速其建立的作用。前面谈到，靺鞨族至唐初，众多的部落结成了粟末靺鞨和黑水靺鞨两个部落联盟，如果没有外来影响，他们也会随着自身内部的发展进入文明社会。然而就在这两个部落联盟形成的前后，发生了两件促进粟末靺鞨历史发展的事件：一是前述突地稽等八部不愿屈臣高丽，在隋末迁居柳城地区；再是由于靺鞨自勿吉时期以来“每寇高丽”，粟末靺鞨未迁走者被处于鼎盛时期的高丽征服，臣附高丽，在唐与高丽的战争中，他们大多又被高丽贵族调到辽东地区与唐军作战，这样一来，这些粟末靺鞨人不仅直接受着高丽国的封建统治，而且又与这一地区封建制已有一定发展的居民错居杂处，668年（唐总章元年）高丽国亡后，他们又被唐迁到营州（即柳城）地区居祝营州地区是隋唐时代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地近长城，是塞内外汉族与东北各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集中交流地。粟末靺鞨人迁居这里后，在诸种先进因素强烈影响下，社会获得迅速发展。以先迁来的厥稽等八部为例，他们迁到这里后，很快喜悦汉族的“冠带”等风俗习惯，加之常因为唐作战受到优厚“赏赐”，在高丽国灭亡前，已以“财力雄边”，为东北各少数民族“所惮”，各部已拥有众多奴仆。③大祚荣一支虽迁居这里较晚，但至其“东奔”前也已在这里生活了近30年，且在此之前，他们早在高丽封建统治下过了半个世纪左右，这些事实说明，迁到今辽阳地区的粟末靺鞨，社会内部已有了阶级划分。用阶级社会的一套机制来调整各阶级的关系，保护私有者的利益，已成了粟末靺鞨新兴贵族急待着手解决的问题。
696年（唐万岁通天元年），契丹首领李尽忠等杀营州都督赵文翙叛唐，为粟末靺鞨新贵族提供了创建民族政权的时机。发生这一变故，主要是赵文翙等依仗手中权势，对东北诸少数民族的剥削和民族压迫越来越重，激起各族人民极大不满，李尽忠等借机起事。居住在营州的粟末靺鞨人加入了反唐行列。事发后，武则天派曹仁师统大军前去镇压，大祚荣父乞乞仲象和另一首领乞四比羽率所部及部分“高丽余种”渡辽水东逃。唐为瓦解东北少数民族的反唐联盟，在对契丹实行武力围剿的同时，对粟末靺鞨采用招抚政策，封乞四比羽为许国公，乞乞仲象为震国公。乞四比羽不相信唐有诚意，拒“不受命”，结果被唐追兵“击斩”。时乞乞仲象在奔亡中病故，大祚荣代父而起，率所部继续东逃，降唐契丹大将李楷固“穷蹑”其后，至天门岭（今吉林省境哈达岭）①，骁勇善用兵的大祚荣，借天门岭复杂地形，“合高丽、靺鞨之众”，大败唐军，李楷固脱身败还。698年（唐圣历元年），突厥入据今河北省中西部的妫州、檀州、定州、赵州等地，契丹与奚又依附突厥，于是中原通东北的道路被阻隔，大祚荣审时度势，于是年在今吉林省敦化县敖东城建国称王，以唐武后封其父为震国公之“震国”作国号，自称震国王。
震国建立后不久，唐中宗复位，派恃御史张行岌“招慰”大祚荣，祚荣即遣子入侍，臣属于唐。唐睿宗李旦即位后，于713年（唐先天二年）遣郎将崔忻摄鸿沪卿往祚荣所在，拜其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并以其所统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②祚荣随即去靺鞨号，同时以“渤海郡王”的“渤海”取代“震”为国号。从此，渤海作为国号和族称，见于史乘。渤海国是一个具有二重性的政权，它既是粟末靺鞨联合高丽等遗民建立的一个边疆少数民族王国政权，同时又是唐王朝管辖下的一个羁縻州。这一二重性突出地体现在以下三点上：其一，每世渤海王的更迭①，虽皆由大氏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但均需得到唐王朝的认可，接到册封后才算合法，否则只能称“权知国务”、“知国务”；其二，唐王朝在册封新继立国王的同时，必任命其为忽汗州都督府都督，即继立者要同时接受唐王朝地方官的任命；其三，渤海国有向唐朝贡的义务，史载渤海向唐朝贡凡140余次，朝后梁、后唐10次。②
经过大祚荣开创，大武艺“斥大土宇”和大仁秀“开大境宇”，渤海有一个连成一片的广大区域。比今地理，东临日本海；西约在吉林省乾安、长岭和双辽县一带与契丹地相接；南至朝鲜德源附近的龙兴江（泥河），北边西起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境，东向约沿七星河或挠力河越乌苏里江，再顺比金河至日本海；西南约东起朝鲜孟山附近，越大同江后在价川附近再过清川江，在义州北越鸭绿江，过辽宁省丹东市北，再经抚顺市与新宾满族自治县间、开原县与昌图县间，达于双辽县境。③渤海王城，也是忽汗州都督府府治所在，初在敖东城，后几线迁徙，在第五世王大华屿时迁还上京忽汗城（今黑龙江省宁安县东京城），此后未再变动。渤海人以辛勤劳动，发展和创造了繁荣的经济与光辉灿烂的文化，对古代东北地区的开拓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渤海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
渤海成员来源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从事不同类型生产的部落或民族，因而渤海区内经济发展水平，一开始就存在不平衡。这一状况，在渤海国存在的200多年里，未得到根本改变。大体说来，以其上京所在的今牡丹江中游地区为界，在它以西、以南地区为夫余、高丽和沃沮故地及靺鞨族的南部，已是以农业为主的地区，经济、文化发达；以东和东北部地区，是被兼并的黑水靺鞨、虞娄、越喜、拂涅、铁利等部所在，尚处在渔猎经济发展阶段。存在这一差异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地形、气候、资源等自然条件不一致所造成的。
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反映在生产领域是社会生产的多样化，《新唐书渤海传》载：“俗所贵者，曰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栅城之豉，扶余之鹿，鄚颉之豕，率宾之马，显州之布，沃州之绵，龙州之紬，位城之铁，卢城之稻，湄沱湖之鲫。果有九（丸）都之李，乐游之梨。”可见，渤海区域内社会生产门类十分齐全，除了渔猎业外，当时中原地区具有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莫不有之。以下通过对各门类生产的简略介绍，来说明其社会生产发展的大致状况。
农业生产，已普遍采用铁制工具。他们使用的铁镰、铁铧、铁锸和铁铲等，在今吉林省敦化县、黑龙江省宁安县及绥芬河流域等地的渤海遗址中皆有发现。上京龙泉府遗址出土的铁铧为生铁铸造，长36厘米、重近4.5公斤，说明渤海人翻土已由靺鞨时代“田耦以耕”，发展为由畜力牵引。农作物品种也增多了，不仅有粟、麦、穄和葵菜，而且有了水稻、豆类、荞麦、大麻、苘麻和大蒜等，同时也有李、梨等水果。④值得指出的是著名的“卢城之稻”，它表明渤海人在1000多年以前，已成功地把水稻栽培引种到北纬43度附近及其以北地区。仅此，足见其农业生产比靺鞨时代有了长足发展。
渤海人普遍养猪，也饲养马、牛等大牲畜。猪以今黑龙江省阿城县一带（鄚颉），马以今绥芬河流域（率宾）的最为名贵。马是与中原地区贸易的重要商品，当时李正己所统今山东半岛，“货市渤海名马，岁岁不绝”⑤。
手工业发表于 2011-9-25 23:20:49|只看该作者 有纺织、铜铁冶炼、金银品制作、陶瓷和造船等行业。纺织品有布、绵、紬，原料是麻和蚕丝，产地主要在今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县附近地区（显州）、朝鲜咸镜南道（沃州）和牡丹江中游（龙州）。据辽灭渤海后东丹每年要向辽贡粗布15万匹这一事实，知渤海地区的纺织业是相当发达的。铜的冶炼和制作也有一定规模。炼出的铜除用于制作生活用的各种器皿和装饰品外，还把大批熟铜运到今山东半岛（淄青）出卖。①今黑龙江省宁安县以南的哈尔巴岭一带和东宁县大城子地区，是铜冶的主要地区。②铁的产地主要在中京显德府，显州位城县的铁最著名。已经发现的渤海时代的铁制品已近50种③。渤海人也能制作金银制品。和龙县北大地、宁安县上京、敦化县六顶山等处渤海遗址，出土的金银制品有金带、金饰件、金钏、金耳珰以及大量鎏金器物和银钗等。①814年（唐元和九年），他们曾向唐献金、银佛像各一。②陶瓷制品近十几年在渤海遗址中出土很多。陶器有碗、钵、罐、碟、盘、瓶、缸、杯等，并发现了许多釉陶和质地优良的三彩陶③。瓷器残片。在宁安、敦化及今俄国乌苏里斯克（双城子）等地的渤海遗址中，皆有发现。另外，60年代初在渤海上京故城南的今杏山乡，发现了大片渤海砖瓦窑群废墟，1980年探明有20余座。④
渔猎和采集在渤海社会内仍占有一定地位。从事渔猎的，主要是越喜、铁利、拂涅、虞娄等部的居民。见于史载的贵重渔猎品有貂、虎、豹、熊、罴、鹿、鹰、鲸鲵鱼、鲻鱼、乾文鱼等。采集品种类也很多，贵重的有人参、白附子和松子等，这些多是用于纳贡和交换的。⑤
建立在上述经济基础上的渤海政治制度，是以国王为核心的君主集权制。由于这个王国政权又是唐王朝的一个边疆地区的羁縻州，如前所述，所反映到其政治制度上就出现：一方面，国王是渤海人的最高主宰者，独揽一切大权，实行个人专断；王位采用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军政要职大多由大、高、乌、杨、李等望族担任；另一方面，新继王位者又必须得到唐朝廷诏册后才算合法，渤海国王要接受唐边州都督或节度使的押领，⑥唐还派人为“长史”至其地监领。在这一政治制度下，其行政建置和职官，既有相同于唐一般地方的府、州、县区划和相应的官吏设置，又有不同于一般地方政权的各种机构。这就是，为辅佐国王统治，设有三盛六部，十二司、一台、七寺、一院、一监、一局等比照唐中央政权的办事机构；在一些政治、经济中心和军事要地的府，仿唐五京之制设上、中、东、南、西五京。上京设在王城所在的龙泉府，中京置于早期都城所在的显德府，东京立于一度为王城的龙原府，南京在靠近新罗边境的南海府，西京在“朝贡道”上的鸭渌府。渤海凡有15府、62州、100余县。
渤海政权是在反抗唐统治者的民族压迫的条件下产生的，故开始就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有“胜兵数万”⑦。后来在完善军事建置时，仿唐16卫制，设10卫统率诸军。各卫设大将军一、将军一，置都将、郎将、少将若干。十卫兵制执行到渤海灭亡⑧。汉文文献中未讲到有府兵，但日本古籍载，渤海首次聘日使团成员中有府兵官，即德周为果毅都尉，舍那娄为别将。此外，832年（唐大和六年）唐册封渤海第11世王大彝震的内养王宗禹从渤海返回，“言渤海置左右神策军、左右三军一百二十司，画图以进”⑨。这可能是渤海在中后期另设的王廷常备军。
渤海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还建立了一套等级森严的品阶勋爵制度，其以品为秩，约有九秩；每秩分正从，凡18级。⑩散官有文武之分，另散见于史书的：文散有紫缓大夫、青缓大夫、献可大夫等；武散有辅国大将军、慰军大将军等。勋官只知有上柱将。封爵见于日本古籍的有开国公、开国子、开国男。
三、辽灭渤海及东丹国
常有吞并渤海之志的契丹酋长耶律阿保机，在南面平定了东、西奚，北方控制了室韦等族和西征获得胜利后，为消除其进军中原的后顾之忧，于925年（辽天赞四年）十二月下诏征渤海，随即亲率皇后、皇太子、大元帅尧骨，举兵进攻渤海。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仅用了二三十天，就将历经229年，传世15
王的渤海国灭亡了。渤海国被灭亡的原因有种种，但主要是其内部的阶级矛盾和争权斗争越演越烈，给了阿保机以可乘之机，一举而歼灭之。
渤海内部的阶级矛盾，随着对外战争的结束日趋激烈。早在第3世王大钦茂时，渤海开始了大兴土木，筑城池，建宫室。现在已发现的渤海时代的古城已达几十座①。今宁安县渤海王城遗址，为第11世王大彝震所建，它模仿唐京师长安城，有高大的城墙，园林、亭榭、楼台、殿阁布满城内。这就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贵族、官僚的日益腐化和骄奢淫逸，使统治阶级和广大农民、手工业者、部曲和奴隶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贵族和官僚们为维护其特权，不断强化暴力机器，仅军队就由数万增加到数十万。②在渤海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供养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使人民不堪承受的负担更重，阶级矛盾更激化。
导致阿保机进攻渤海的原因，是渤海统治集团内部争夺王权的斗争。这一斗争，在大钦茂死后己突出地表现出来。他死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为争夺王位有过两场流血斗争，即先是大钦茂“族弟”大元义以武力夺得王位，并残酷地镇压反对者；另一方经过一年准备③，杀了元义，为大钦茂孙大华屿夺回王位。第10世王大仁秀继位，似也经历了一场激烈争夺。末王大諲譔继位后，其为人庸愚暗昧，统驭失宜，使渤海内部各种矛盾激化，此外文与正在崛起的契丹接连发生冲突，于是统治集团上层又出现争夺王权的斗争。结果，大諲譔虽然保住了王位，但渤海元气大伤，境内一片混乱，失败者纷纷出逃高丽。据载，925年（辽天赞四年，高丽太祖八年）九月丙申，渤海将军申德等500人投高丽。三天后，又有礼部卿大和钧、均老，司政大元钧、工部卿大福謩、左右卫将军大审理等，率民100户往投。十二月戊子，左首卫小将冒头干、检校开国男朴渔等，率民1000户奔高丽。④阿保机正是抓住渤海统治集团内部分崩离析这一时机，于是年十二月先下诏动员，继于闰十二月亲征渤海，故能一举灭之。⑤
阿保机攻克渤海上京，俘虏大諲譔后，经过一番筹划，改渤海国曰东丹（东契丹之意），忽汗城为天福城，⑥册其长子耶律倍为人皇王主东丹，并以契丹贵族和渤海旧臣各为左右大相、左右次相，置百官治之。
982年（辽乾亨四年），辽省置东京中台省官，①早已名存实亡的东丹国，至此国除，历57年。
渤海亡后，其中心地区不久几成无人之境。出现这一情况：一是很多渤海人不愿接受契丹人统治，大批外逃；二是契丹最高统治者为易于控制，强迁渤海人于它地。外逃的主要是亡入高丽、女真和中原地区。逃入后二地的，史书语焉不详，或挂一漏万。投奔高丽的，据《高丽史》，自渤海亡后至938年（高丽太祖二十一年），先后往投的近10批，总人数依《高丽史节要》卷1记，有数万户，约10余万人。②此后，在高丽景宗、显宗、德宗、文宗、睿宗诸朝，也每有往投者。其中人数最多的一年是979年（景宗四年），“渤海人数万来投”；批数最多的一年是1032年（德宗元年），凡7批；最后一批时在1117年（睿宗十二年）正月，有52人往投。③由此可见，渤海人逃投高丽持续时间之长，与辽朝相始终。他们亡入高丽境后，除少数在辽统和年间辽对高丽战争中被辽俘掠回到今鸭绿江以西居住外④，多数逐渐融合于高丽族中。
亡入中原地区的，史书只记了三批：第一批在954年（后周显德元年），乌思罗等率30人投后周；第二批在979年（宋太平兴国四年），有酋帅大驾河率小校李勋等16人、部族300骑归北宋；第三批在986年（辽统和四年）“渤海小校贯海等叛入于宋”⑤。
逃入女真地区的，史未具体记其数字，然据《辽史》说渤海人在被南迁时，“或亡新罗（即高丽）、女直”⑥，即使没有逃往高丽的人数多，但为数当不下万计。
契丹贵族强迫渤海人迁离故土，主要的有两次：一在阿保机攻下扶余府和忽汗城后，将渤海大氏王族和战争中俘获的军民迁到辽上京临演府周围；二是928年（辽天显三年）东丹国都南迁，大批渤海人同被迁至以辽阳为中心的辽东一带地区。经过这两次大迁徒，渤海5京15府的居民大多数不在原住地，大体为：上京龙泉府居民一部分被迁到辽临潢府西，即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境，大部分徒居今辽宁省辽阳市及附近地区；中京显德府民少数远移至夕老哈河流域，多数被分散在包括北镇县在内的今沈阳市与辽阳市一带；东京龙原府的渤海人被迁到今辽宁省凤城县附近；南京南海府民被移居以今海城市为中心的营口市至鞍山市地区；西京鸭禄府被俘者被迁到辽临潢府南；扶余府被俘者被迁至临潢府西；鄚颉府民部分迁到今辽宁省昌图县西北；定理、安边二府居民被南徙今沈阳市及其以北地区；率宾府部分居民被分别迁往辽宁省盖县和北镇县境；东平府民被分散至辽宁省新民、开原、康平等县一带；铁利府部分居民被迁至辽上京西北和今西拉木伦河附近、长春市北、沈阳市西南的浑河北；怀远和安远二府民被移居今铁岭市及辽河上游地区、吉林省浑江市北。⑦迁至上述地区的渤海人户，约94000余户，470000余口。⑧
除了外逃和被强迫迁离故土的外，尚有约2万户10万口左右的渤海人留居故地。⑨
1114年女真首领阿骨打起兵反辽后，对辽管辖下渤海人在用武力兼并的同时，以“女直、渤海本同一家”为号召招抚，于是渤海人纷纷倒戈，降于女真。女真贵族将其能为兵者编为“渤海军”，凡8猛安，他们在金代跟随女真人转战各地，住在今辽阳市一带的五千余户渤海人及3万“胜兵”，“金人虑其难制，频年转戍山东，至辛酉岁（1141），尽驱以行”①。1145年（金皇统五年），金熙宗完颜亶下诏罢渤海猛安谋克承袭之制，由女真人管理。1177年（大定十七年），金世宗完颜雍诏禁渤海男女婚娶沿用旧俗。女真贵族的这一系列措施，使渤海人在金中期以后，不再以一个独立的人们共同体活动，使分散在金统治区内的渤海人，逐渐与女真人融合；在金亡以后，大多融合于汉族。
第三节室韦和库莫奚
一、室韦
室韦族见于汉文文献，始于5世纪（北魏），进入11世纪后（金前期），史书上才无室韦活动记事，凡历6个世纪左右。其间，约从9世纪末起，因累遭契丹袭击等原因，一些部落西迁南徒，采用了新的称号，走上新的发展道路，中世纪后期名震亚欧大陆的蒙古族，即是他的蒙兀部西迁后发展形成的。
10世纪初被契丹人征服后，他开始了与其它民族融合以及消失的过程。
室韦，初作失韦，隋时始用室韦，后也有写作失韦、失围的。原系蒙古语音译，森林之意。用作族称，意为“林中人”，方壮猷等说室韦为“鲜卑”的同名异译或别称②。
室韦族的渊源，史书说其为“契丹之类”，或“丁零之苗裔”③。结合史载其地理位置社会生产和风俗习惯等考察，其主体部分出自鲜卑，是东胡的后裔。《魏书》说其语言与库莫奚、契丹和豆莫娄同，《隋书》记其偏处西北方的大室韦“语言不通”，《新唐书》又谓“其语言，靺鞨也”，这些不同记载，又反映了室韦不是单一的民族共同体，而是一个多源的民族综合体，即它还包含有出自操桴觥⑼回屎屯ü潘褂镅缘囊恍┎柯浠蚴献澹也有东胡族系乌桓族的遗民。若以地区作大体划分，中部的属东胡族系，西部的属突厥系统，东部的属肃慎、桴鲎逑怠U是由于这种情况，造成今天学术界对其族源众说纷坛，有起源于鲜卑、或乌桓、或肃慎、或丁零、或自成一族系等不同说法，④还有说其是春秋战国前原居中原“豕韦”的北迁居民⑤。
南北朝时期，室韦大体上分布在今嫩江以西的大兴安岭地区，随着人口的增长和中原人对它了解的加深，可知隋唐时期其区域约东起嫩江东岸附近及今结雅河上中游地区，西至石勒喀河流域，南在今洮儿河流域与契丹为邻，北达外兴安岭南麓。
室韦族最初的部落情况，最先为其作传的《魏书》未作交代。7世纪前后，下分五大部。唐代“分部凡二十余”，有户至少3万，人口在15万以上。①五大部为：南室韦，有25个氏族，在今齐齐哈尔市至呼伦湖一带；北室韦，凡9个氏族，分布大兴安岭东侧的诺敏河流域东达小兴安岭西段；钵室韦，居大兴安岭北麓盘发表于 2011-9-25 23:28:58|只看该作者 古河流域；深未但室韦，大体在今根河流域；大室韦，在贝加尔湖以东地区。②唐代室韦的部落名称和数目，两唐书《室韦传》所列不尽相同，经勘比后得20部。③部名和所在地为：乌素固部，在今克鲁伦河下游地区；那礼部，居于诺敏河下游南；岭西部，在小兴安岭西侧钠谟尔河附近；移塞没部，居乌尔逊河至海拉尔河之间；塞易支部，在哈拉哈河至绰尔河上游一带；和解部，散居雅鲁河、阿伦河地区；乌罗护部，约在今讷河县至齐齐哈尔市一线的嫩江东西附近；山北部，居绰汗山北、大如者室韦，分布于甘河上中游地区；小如者室韦，在诺敏大山附近；婆莴室韦，居盘古河流域；黄头室韦，约以今乌兰浩特市为中心，散布在北至绰尔河的洮儿河上中游地区；讷北（讷北支、讷比支）部，在今嫩江县治北的嫩江东岸附近；骆丹（落坦、骆驼、落俎）部，分布于黑龙江上游北岸，东至结雅河上中游，但未达海兰泡东南地区；蒙兀（蒙瓦）部，在额尔古纳河下游以东、黑龙江以南的额木尔河和激流河一带；大室韦，散居在靠近额尔古纳河的贝加尔湖以东地区；东室韦，在诺敏河北；西室韦，居于呼伦湖至根河一段的额尔古纳河附近；乌丸部，在甘河下游地区；达姤室韦，约分布在大安县北至扎赉特旗的嫩江西岸附近④。
唐代室韦诸部名称大多与五大部不一，这是由于他们是由五大部分化而来，其中的乌素固、和解、墓易支、乌罗护、那礼、黄头、达姤等部，原属南室韦；岭西、大如者、小如者、山北、讷北、骆丹、蒙兀和东室韦，属北室韦；婆莴由钵室韦转称而来；西室韦似为深末怛室韦⑤；大室韦即原大室韦。
室韦人的社会生产，直至9世纪末西迁南徙时，一直是以游牧、游猎为生，辅以捕渔和农业。在这几种生产中前后发展较明显的是农业。约从7世纪起，他们的农业生产已进入犁耕阶段。不过由于其境内少铁，靠从高丽人那里交换获得有限铁器，故其犁杖还“不加金刃”，皆以木为之，加之尚不懂得使用畜力，皆“人挽以耕”，因此收获有限。⑥主要的农作物品种一直是粟、麦、穄。尽管如此。他们已知蒸麦发酵酿酒。畜牧业以饲养猪、牛为主，少马无羊。猪是其衣食之源，牛、马既是代步的工具，也是男女婚娶的聘礼，马还是送往中原王朝的贡物。狩猎业以捕打獐鹿供衣食之需，但使用工具极原始，还处在角弓、楛矢阶段。由于其地多貂鼠，貂皮又是其向中原王朝献纳的主要方物，故已出现有些部落或氏族专以捕貂为业。已知用网捕鱼，在冰封江河的冬天，他们凿冰下网，“网取鱼鳖”。由于室韦区域辽阔，各地自然条件不一，所以各部从事的生产并不完全一致。据载，在五大部时期，南室韦上述四项生产皆有之；北室韦、钵室韦、深末怛室韦，则主要从事狩猎、捕渔和畜牧业，而且有的或以捕貂为生，或“衣以鱼皮”；大室韦以畜牧、狩猎为主⑦。
在婚姻、丧葬、居住等方面，室韦人流行的风俗习惯，既反映了其社会发展处在较低阶段，又体现了北方狩猎、游牧民族的一些共同特点。他们婚嫁时，当两家“相许”后，男方辄将女盗走，然后送牛马为聘札，男女同回女家，待有孕后，女随夫到男方家。①还流行妇女在丈夫死后不再嫁。丧葬方面，早期是实行父母死后，将其尸置于树上的树葬。后来演变为部落共搭一大棚，死者尸皆置于其上。②居住方式，南北有异：南部部落夏天多迁到贷勃、欠对二山，搭室于树上“巢居”，以避蚊蚋之害。其它季节为适应游牧、游猎经常流动的特点，在牛车上屈木为室，以蘧蒢（苇编席）覆上，人居其中。北部的室韦人因其地严寒，冬天多入山住土穴，夏天有的部落居桦皮盖的屋。代步工具陆地除牛车、马外，居于山地的在大雪覆盖的冬天，“骑木而行”。水上交通工具，或“束薪为筏”，或以兽皮为舟③。
各部落尚未结成统一的部落联盟，氏族、部落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形态。各部落有号称“乞引莫贺咄”的酋长④，主持部落内的一些公共活动；生产则由各氏族组织，所谓“每戈猎即相啸聚，事毕去，不相臣制”⑤。酋长更替，实行在其死后由其子代立的世选制，嗣绝才由众推“贤豪”继位。社会内尚无赋税，但私有制已确立，南北朝时已有“盗一征三，杀人者责马三百匹”的习惯法；贫富分化也已出现，富者脖颈常戴五色杂珠。
544年（东魏武定二年）室韦派使臣张焉豆伐等向东魏献方物，开始了与中原王朝的联系。自此近10年间，几乎每年都遣使向东魏后向北齐贡献。由于北齐营州刺史陆士茂“诈杀失韦八百余人”，朝贡关系一度中断，双方兵戎相见。王峻为刺史后，改用招抚政策，使紧张的关系缓和下来，于是室韦又先后于563年（北齐河清二年）、567年（北齐天统三年）向北齐朝献。⑥时突厥强盛，室韦旋依附突厥，突厥派3名吐屯官总领其事。隋朝建立后，突厥臣服，室韦接着亦遣使与隋建立联系，于593年（隋开皇十三年）、610年（隋大业六年）两次来中原贡方物。⑦这一时期，室韦与高丽有了频繁的经济交往，常以土特产品从高丽换取铁器，一直维持到唐前期。唐兴以后，原臣属突厥的东北各民族不堪突厥敛取无度，纷纷归唐，室韦亦于唐武德年间（618—626）遣使向唐贡献。⑧629年（唐贞观三年），唐在营州境内设师州，管理室韦、契丹事务①。次年，唐大破突厥，营州都督薛万淑又对其施行安抚政策，室韦与唐关系进一步密切。唐武后时，后突厥兴起，契丹酋李尽忠杀营州都督反唐，唐廷对东北地区失去控制，室韦又受突厥制驭，与唐来往中断。唐破契丹后，契丹依附突厥，室韦在707年朝唐时，请求助唐讨突厥。为此，唐置乎卢节度，镇抚室韦、契丹。唐玄宗末，安禄山反范阳，室韦被裹胁②与唐廷关系再度中断，至大历（766—779）中始得恢复。788年（唐贞元四年）室韦又与奚同攻振武（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西北），次年派人向唐谢罪。鉴于室韦归附不常，为了加强对室韦的管理，不久唐在其地设立室韦都督府，委任室韦首领为大都督、都督，③室韦地区被正式纳入唐的版图。唐末，中原大乱，崛起的契丹乘机多次出兵征伐室韦，唐无暇东顾，致使室韦进入解体过程。经不完全统计，室韦自武德年间至咸通三年（862），朝唐凡46次。在这数十次的朝贡过程中，一方面，室韦人将马、豹、丰貂等方物输入中原；另方面，唐对室韦来朝的使者在加授将军、郎将等官的同时，又回送帛、锦彩、银器等物，这就不仅加强了政治上的密切关系，而且也起到了相互经济交流的作用。
室韦族的解体，始于9世纪末。这是由于在其西边的宗主国突厥被回纥攻破后，9世纪中叶回纥又为黠戛斯所破，或西迁，或南逃，不久大量黠戛斯人返回天山西部地区，这给室韦创造了向西移住的有利条件；在其南方，契丹趁唐衰落之机，在9世纪末连连北进，致使室韦诸部或西迁南徙，或被契丹征服。出现重新组合。此后有的以新的称号活动，有的在一个时期内虽保留了原族称，但在后来不断变化的形势下也改号易名。已知的有：西迁的有蒙兀、大小如者室韦。蒙兀室韦约在10世纪初由额尔古纳河以东向西迁移，最后到达斡难河（今鄂嫩河）发源地不儿罕山（今大肯特山），在辽朝时以萌古或被称袜劫子为号，经过二三百年的发展，到金末发展为拥有16个部落的蒙古族。大、小如者室韦，约在9世纪初已由大兴安岭以东西迁至石勒喀河流域，唐后期称“俞折”（系“如者”转音），辽又转称羽厥（亦作乌古），这时一些在大兴安岭以西的移塞没等部落也改称乌古，使其地域有今海拉尔河流域及其以北的广大地区，金末加入了蒙古族。南徙和西南徙的有大室韦、乌素古、和解等部。大室韦是在唐中期以后由石勒喀河流域南下至阔连海子（今呼伦湖）、捕鱼儿泊（今贝尔湖）一带的，辽代称敌烈，金称塔塔尔部，蒙古兴起后为蒙古兼并。乌素固部和西室韦等部，在8世纪中叶以后因军事行动已转移到阴山之阳的振武附近，军事上受挫后似未返回原故地，在辽金时代与黑车子室韦同被称为阴山室韦。黑车子室韦称号见于唐后期，他是和解、那礼等部在南徙过程中采用的新称号，新居地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至山西省大同市一带，④被辽征服后不久。其名渐不复见，乃以阴山室韦之名见于史书，金代是汪古部的成员⑤，13世纪初归入蒙古族。经过上述变动后，辽代尚以室韦作称号的主要有室韦部和突吕不室韦部。室韦部是辽代对原居嫩江上游和黑龙江北一些室韦部落的总称，金初归附女真后遂不见其名，似加入了女真族⑥。突吕不室韦来源于黄头室韦，黄头室韦是唐代室韦诸部中的大部，唐未分为大、小二部，辽初被阿保机征服后，置突吕不室韦部、涅刺拏古部，成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时期契丹20部成员，居住在今齐齐哈尔市至泰来县一带；辽圣宗耶律隆绪契丹34部中涅刺挛古部改称涅刺越兀部，并被迁戍黑山（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北，不见突吕不室韦部之名①，疑黄头女真是该部改名。
二、库莫奚
库莫奚族称始见于388年（北魏登国三年）②，然这一称号的出现，应在4世纪中叶宇文部被慕容皝攻破后不久。③自此以后，史书有了不间断的记载，到13世纪才不见其名，前后存在近千年。
库莫奚一词是鲜卑语音译，为今蒙古语“沙”、“沙粒”、“沙漠”之意。从含义揣测，这一族称当因其境内多沙漠而得名。6世纪下半叶（隋代），省去库莫，单称“奚”，此后单一的“奚”字成了族称④。
库莫奚族源出东胡，为鲜卑宇文部之后，与契丹本是同族异部，登国年间“分背”后，各自形成为一族。然史书对其族源的记载并不完全一致，因此使后人众说纷坛，至今尚无一致认识，综合史载可归纳为二说，所谓“东胡之种”，“东部鲜卑之别种”，“东部宇文之、别种”，可列为鲜卑说；另一说即“本匈奴之别种”的匈奴说。实际史书的不同记载并无实质性的差别，只是强调的侧重点不同。因为宇文部为东部鲜卑的一支，鲜卑源出东胡；而宇文部内确有不少人出自匈奴血统，但他们早在2世纪时已自号鲜卑，⑤在后来数百年鲜卑族的发展进程中，他们已完全鲜卑化了⑥。
库莫奚在其存在的近千年里，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形成与发展、衰落和与它族融合的过程。大体说来，4世纪中叶至7世纪初，是其形成时期，在这一阶段初期，即在与契丹“分背”前后，他们以部独自活动，每部有部长（俟斤）一人主其事；后来在对外的争战中逐渐形成了部落联盟，凡五部，阿会氏为联盟酋长，五部皆受其节度。五部为：辱纥主、莫贺弗、契箇、木昆、室得。“莫贺弗”本系东胡族系酋长的称号，“木昆”为女真语和今达斡尔语“氏族”之意，据此推测，这些部是由五个血缘氏族发展而来的，这一时期他们分布在弱洛水（今西拉木伦河）南，和龙（今辽宁省朝阳市）北的今老哈河流域，过着“善射猎”、“随逐水草”的狩猎、游牧生活。从388年北魏拓跋珪掠其“马牛羊豕十余万”看，他们的畜牧业已有相当发展。正是有这种发展，他们在北魏后期成了北魏的边境之患。⑦
7世初至9世纪中叶，是库莫奚族的发展、鼎盛时期。在这一阶段，军事实力与契丹旗鼓相当，有时还稍过之，被唐并称为东北“两善”。虽然畜牧和狩猎业仍是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但农业已在一些居住河谷的部落中出现，部落组织也不同于以前，五部已改名为阿会部、处和部、奥失部、度稽部、元俟折部。改名原委今已不能全知，但从“阿会”本为此前联盟酋长姓氏而变为部名来分析，一些显贵家族或氏族已成了左右部落的势力。不仅如此，其部落联盟的“君长常以五百人持兵卫牙帐”，这种常备卫队的出现，表明王权已悄悄地产生，奚族的氏族社会已处于解体阶段。人口也有了迅速增长。史载唐大中元年“北部诸山奚悉叛，卢龙张仲武禽酋渠，烧帐落二十万”，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但这时奚族有众数十万应是接近史实的。地域已不限于老哈河流域，已东接契丹，西至突厥，南拒白狼河，北到霫国。即有了东达今辽宁省阜新市附近，西到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以南一带，南抵大凌河，北过西拉木伦河与霫族为邻的广大区域。①
奚族在这一时期有如此发展变化，除了内部因素外，其与邻族和中原王朝在政治、经济方面的交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外部因素。早在北魏时期，他们就常遣使朝贡北魏，岁致名马文皮；又“每求入塞，与民交易”。其间一度役属突厥，但至东魏武定末，仍保持与中原王朝的来往。隋朝建立后，不久又每年派人向隋贡方物，②与隋有了政治上、经济上的联系。降至李唐，奚与中原的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唐武德（618—626）中，它们遣使入唐朝贡。648年（唐贞观二十二年），奚酋可度者率众“内附发表于 2011-9-25 23:31:22|只看该作者 ”，唐太宗李世民乃于其地置饶乐都督府，拜之为使持节六州诸军事、饶乐府都督，封楼烦县公，赐姓李氏，并在奚五部地设五州，即以阿会部为弱水州，处和部为祁黎州，奥失部为洛环州，度稽部为太鲁州，元俟折部为渴野州，委任各部辱纥主为刺吏，皆隶饶乐府，府由营州东夷都护府辖领。可度者死后，奚对唐时叛时服，然与唐王朝的关系自此以后增添了新的内容。如唐万岁通天年间奚酋李大酺参与契丹李尽忠发动的营州反唐起事，又与契丹一同转附突厥，但到唐玄宗即位后，即遣使至唐请降，请求复置营州都督府；玄宗不咎既往，以饶乐郡王、左金吾卫大将军、饶乐府都督授之，并“诏崇室出女辛为固安公主，妻大酺”，大酺于次年亲至长安成婚。720年大酺在与契丹可突于争斗中死亡，其弟鲁苏代立。唐不仅让他袭兄之官爵，又以盛安公主女韦为东光公主妻之，旋改封为奉诚郡王。
730年，可突于胁奚众附突厥，鲁苏不能制，走投榆关（今河北省抚宁县榆关镇，或说山海关）。传至延宠为奚酋，唐又拜其为饶乐府都督、怀信王，以宗室女宜芳公主妻之。
政治上的紧密关系，促进了奚族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
717年唐玄宗复置营州都督府后，都督宋庆礼在任期间，在奚和契丹地区“开屯田八十余所”，把中原的农作物、先进工具和耕作技术传播到奚地；他“又集胡商立邪肆”，发展经济交流。这样，几年后，在奚族一带地区出现了“仓唐充，居人蕃辑”的繁荣景象。另方面，在频繁的政治交往中，奚族的名马等土特产品以贡物形式进入中原地区，而中原地区的金帛等物以回赐名义传入奚族社会。据载，奚族在与唐关系紧密时期，“每岁朝贡不绝，或岁中二三至”，每次常派出数百人至幽州，进入长安的酋渠也有几十人；而唐王朝的回赐，每次或“帛十万”段，或“赐物一千五百疋”③。可见属于这类形式的经济交流，数量是相当可观的。正是由于上述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推动和加速了这一时期奚族社会的发展。
9世纪中叶以后，奚族由鼎盛转入衰落和与它族融合时期。这里所说的衰落，是指它作为一个族体独立性的丧失和解体，若就奚人的生产和生活而言，则仍在持续发展。奚族衰落的转折点，在唐咸通年间（860—874）。原来“好与契丹战争”的奚族，在847年反唐事件中受到严重打击，而契丹却因在842年由附回鹘转归唐朝后，至减通中“部落寝强”，契丹人此时便乘机开始了对奚族的掠夺。钦德为契丹酋后，在唐光启中（885—888）“乘中原多故，北边无备，遂蚕食诸部，达靼、奚、室韦之属，咸被驱役”④。契丹役属奚后，施行“苛虐”政策，奚人怨愤，其酋去诸率数千帐奚人西徒妫州（州治在今河北省怀来县）北山奚遂分为东奚、西奚。⑤此后，奚人不断起来反抗契丹的民族压迫，契丹贵族为此多次出兵征讨，阿保机任挞马狱沙里后就曾几次讨伐奚人。他为可汗后，鉴于奚族叛服不常，于911年又亲率大军对奚族进行大规模镇压，先攻克西奚地，接着分兵讨东奚，“亦平之”。经过这次沉重打击，奚族“不敢复抗”，只得举族臣服，从此奚族完全丧失了独立地位，变成契丹贵族统治下的一个部族。在这以后，契丹贵族对他采劝抚其帐部，拟于国族”；将奚王府所统奚众与契丹五院部、六院部、乙室部，同列为四大部；允许奚五王族“世与辽人为昏（婚），因附姓述律氏中”①。在这一政策下，奚族开始了被契丹同化的过程。在有辽一代，奚人的地位是双重的，一方面他们是被契丹人征服的被统治民族，另一方面其地位仅次于契丹人，被契丹贵族利用作为对内镇压其它被统治民族的反抗和对外与北宋等抗衡的工具。
奚族在由一个独立民族转变为被统治民族的过程中及其从此以后，社会组织变化很大。尽管部的组织至辽末还存在，然而不仅名称、成员与前不同，而且契丹贵族又将在历次征讨中的奚降俘户另组编8个新部。五代史书记奚五部为阿苔部、嚼米部、粤质部、奴皆部、黑讫支部，《辽史》作遥里、伯德、奥里、梅只、楚里部。②据近人研究，他们与唐时五部的对应关系为，阿荟、伯德部即阿会部，啜米、楚里即处和部，粤质、奥里部即奥失部，奴皆、遥里即度稽部，黑讫支、梅只部即元俟折部。③新组编8部的情况是：923年阿保机镇压了胡损领导的奚人起义后，以奚府给役户、诸部隐丁及流散，置堕瑰部。该部与奚原五部在辽被称为奚王府六部五帐分，由奚王领导，隶辽北府。994年（统和十二年）辽圣宗对六部进行改组，将梅只、堕瑰二部并入奥里部，另以奚王府二剋的长官、士兵及其家属分置南剋、北剋二部，合为六部，另七部为：迭刺迭达部、乙室奥隗部、楮特奥隗部、撤里葛部、窈爪部、耨怨爪部、讹仆括部，他们皆不归奚王府节制，隶辽南府。前3部系阿保机以俘获奚户置，后4部为辽圣宗以阿保机伐奚时“籍入宫分”的乞降奚户分置。①由于契丹建国后迅速封建化，历代契丹贵族重视发展农业，奚人在这一潮流中虽然尚未完全脱离畜牧生活，但经营农业的越来越多，而且将土地租给汉人耕种。早在唐末，西奚已“颇知耕种，岁借边民荒地种穄”②。到了辽圣宗时，北宋王曾出使契丹，进入奚境看到“居人草庵板壁，亦务耕种”，且“善耕种”③。
60年后苏颂出使契丹将途中所见作诗描述：“农夫耕作遍奚疆，部落连山复枕岗。种粟一收饶地力，开门东向杂夷方。田畴高下如棋希，牛马纵横似谷量。”又在诗下注说，“间之皆汉人佃奚土”④。手工业也有相当发展，所制大车闻名于世，誉称“奚车”；时“契丹之车，皆资于奚”⑤。可见，奚族在辽代部落组织虽被契丹贵族分割得七零八落，但其社会生产却比前有了很大发展。
12世纪初，女真首领阿骨打起兵反辽，奚人站在契丹人一边维护辽朝统治。在辽行将覆灭之际，奚王回离保与契丹贵族耶律大石等于1122年（辽保大二年）在南京（今北京市）拥立耶律淳为帝，建立北辽，妄图挽救辽朝的灭亡。当女真人入居庸关后，北辽上下北逃，回离保走保箭笴山，收集奚、渤海、汉三族丁壮为兵，建国称帝，自号奚国皇帝。这是奚族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政权，也是最后一个政权。它只存在了数月，在金兵围剿下溃败，回离保被下属所杀。女真贵族在灭辽过程中，对奚人采取先是把攻克地区的奚人降为奴隶，编入猛安谋克；后对归附的奚人，各置猛安谋克领之。⑥这样，奚各部组织在金初就被打乱了。由于金国军事进攻接连取得胜利，九猛安奚军被“徙于山西，后分迁河东”。接着在金太宗、熙宗两朝将大批女真人南迁时，不少奚人同时被迁居中原地区，使奚人分散各地。所以到了金世宗大定年间，奚五部部名已变成了姓氏，即遥里氏、伯德氏、奥里氏、梅知氏、揣氏。⑦奚人在金代的地位比辽时低下，激起广大奚人不满。
1160年契丹撒八、移刺窝斡等率众反金，不少奚人加入反金队伍。
1162年金世宗在镇压这次起义时，对坚持反抗的奚人采取了极其野蛮的办法，“尽杀其男子，以其妇女童孺分给诸军”。面对这种残暴的民族灭绝政策，有的继续坚持斗争，有的亡人北宋境内或北逃。⑧金世宗为防止奚人再次聚集反叛，又将六猛安奚人分迁到咸平、临潢、泰州等地从事农业生产，同时将一部分女真人移居奚地，①实行分隔统治。本来，一部分奚人在辽代与契丹人通婚过程中已被契丹人同化，其它大多数也在与汉和渤海等族人杂居过程中民族特色越来越少，女真贵族强迫奚人分散迁徒，使他们在更大的范围内与汉和女真等族错居杂处，所以到了12世纪后期，奚人迅速被女真人同化和与汉族融合。金代以后，再不见历史上有奚人活动的记载。综观奚人去向，一部分被女真同化，大部分与汉人融合；而早先被契丹和后来被女真同化的，多数在金亡后也加入了汉族共同体；在金末居住东北地区的，又有相当一部分加入了蒙古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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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马曜主编：《云南简史》，第10页。
②向达：《蛮书校注》卷四。
③同上。
①勿吉见于史载的最后一次朝贡，在北齐武平三年（579）。但《满洲源流考》卷二第16页认为，唐武德（618—628）以前，勿吉与靺鞨互称，武德以后才成为专称靺鞨。
②《魏书勿吉传》记其首次遣使朝贡北魏在延兴（471—476）中，今人考定在延兴五年（475）。
③傅斯年认为，汉魏时，挹娄人频频“寇抄”北沃沮，很多北沃沮人被掠入挹娄，挹娄袭其名为己称，即勿吉是沃沮的异译（见《东北史纲》第1卷，第119页）。今人吴文衔等在《黑龙江古代简史》第52页中也有类似说法。
④（北齐书》卷七，第92、93页。
⑤《北齐书》卷八，第98—100、102页。
⑥《北齐书高保宁传》记，高保宁在武平末（末年为575）任营州刺史时，北周兵将至邺，他“率骁锐并契丹、靺羯万余骑将赴救”（卷四一，第547页）。
①学术界还有另一些说法，有说靺鞨是由Mangu（黑龙江）译音而来，因江得名；或说是“马法”（女真语，大人之意）的异书；一说是“木克”（满语，水之意）转音：还有说“靺鞨一名本指粟末等靺鞨部落而言，是由貊貉转音而来”（参见朱国忱等：《渤海史稿》，第10—11页；孟定恭：《布特哈志略历代沿革》，第14页；孙进己：《渤海的族源》，《学习与探索》1982年第5期，第126页）。这些说法似皆缺乏充足根据。
②《旧唐书》卷一九九下，第5358页；参见《新唐书》卷二一九，第6177页。
③七部分布，至今尚无统一看法，主要看法有，伯咄部在伯都讷，即在今吉林省扶余市境；安车骨部在阿勒楚克，即在今哈尔滨市南的阿什河流域；拂涅部旧说在以今宁安县为中心的牡丹江流域，也有人说在拉林河流域；号室部在以今宁安县为中心的牡丹江流域；黑水部在黑龙江下游地区。
④《新唐书》卷二一九，第6178—6179页。
⑤据《隋书》本传及《炀帝纪》大业八年条推定，有人据《太平寰宇记》作“开皇中”，不龋
⑥据《太平寰宇记》卷七一，燕州条引《北蕃风俗记》。
⑦《旧唐书》卷一九九下，第5359页。
①《旧唐书》卷一九九下，第5360页；《新唐书》卷二一九，第6179页。
②《魏书》卷一○○，第2220页；《隋书》卷八一，第1821页。
③《魏书》，卷一○○，第2220页；《新唐书》卷二一九，，第6178页。
④《北史》卷九四，第3125页；《旧唐书》卷一九九下，第5358页。
⑤《魏书》卷一○○，第2220页；《新唐书》卷二一九，第6178页。
⑥《北史》卷九四，第3125页。
⑦朱国忱、魏国忠：《渤海史稿》，第7页。
⑧干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第242页。
①这一变化，《金史世纪》开头有以下简要介绍：金之先，出靺鞨氏。靺鞨本号勿吉。元魏时，勿吉有七部。隋改称靺鞨，“而七部并同。唐初，有黑水靺鞨、粟末靺鞨，其余五部无闻”。
②《北史》卷九四，第3123页；《隋书》卷八一，第1821页；《新唐书》卷二一九，第6177、6178页。
③《隋书》卷八一，第1821页。
④《北史》卷九四，第3124页；王承礼：《渤海简史》，第10页；《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第241页；《黑龙江古代简史》，第53页。
⑤《旧唐书》卷一九九下，第5359页。
⑥《文献通考》卷三二六，第2566页；池内弘：《勿吉考》，《满鲜史研究》（日文版）上世第1册，第513—515页。
⑦《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第210页。
①《新唐书黑水靺鞨传》：“其地南距渤海，北、东际于海，西抵室韦，南北袤二千里，东西千里。”
②学术界对八部所在地众说不一，主要看法有：思慕部在今博朗湖以下的黑龙江两岸，郡利部在今俄国结雅河东西源之间，窟说部在阿姆贡河上游，莫曳皆部在黑龙江下游以东的滨海地区，拂涅部在依兰附近，虞娄部在乌苏里江左右，越喜部在今吉林省怀德县至辽宁省铁岭县一带，铁利部在今俄国哈巴罗夫斯克（伯力）附近。
③佟柱臣，《我国历史上对黑龙江流域的管辖和其他》，《文物》1976年第7期。
发表于 2011-9-25 23:33:11|只看该作者 >①关于创建渤海国的主体居民，国外学术界还有另一种说法，认为是高丽遗民所建。主此说者旧时的代表人物是白鸟库吉，今朝鲜许多学者仍持此说。
②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渤海史稿》认为渤海是否已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还需进一步研究。刘凤翥则明确地说，渤海只是国名，不是族称，没有形成什么“渤海共同体”（《民族研究动态》1985年第3期）。
①《隋书》卷八一，第1822页；《旧唐书》卷一九九下，第6359页。
②也有考定为今张广才岭等说。
③忽汗州都督府，史亦作渤海都督府。
④渤海王由郡王改称国王，始于762年（唐宝应元年）。因大钦茂以“文治”治理渤海业绩显著，是年，唐进封其为国王。
⑤参见朱国忱、魏国忠：《渤海史稿》，第258页。
①《新唐书渤海传》记其地域为：“地直营州东二千里，南比新罗，以泥河为境，东穷海，西契丹。”
②陈显昌：《渤海国经济试探》，《北方论丛》1982年第3期；朱国忱、魏国忠：《渤海史稿》，第120—124页。
③《旧唐书》卷一二四，第3535页。
①《册府元龟》卷九九九，第11727页。
②朱国忱、魏国忠：《渤海史稿》，第131页；吴文衔等：《黑龙江古代简史》，第92页。
③朱国忱、魏国忠：《渤海史稿》，第130、131页。
④王承礼：《渤海简史》，第98页。
⑤《册府元龟》卷九七二，第11417页。
⑥王承礼：《渤海简史》，第95—96页；吴文衔等：《黑龙江古代简史》，第93页。
⑦干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第254—255页。
⑧以上据《册府元龟》卷九七一、九七二《朝贡》；《续日本纪》卷一三，天平十一年十二月戊辰条。
⑨《新唐书》卷四三下，第1119、1128页。渤海始隶幽州都督府，719年（唐开元七年）改隶平卢军节度使，“安史之乱”后平卢节度衙门南迁至今山东省境，并改称平卢淄青节度使，渤海则归其押领。
⑩《辽史地理志》东京辽阳府条，云有“兵数十万”。
①据郑麟趾《高丽史》卷一太祖八年（925年）九月条记，“左右卫将军大审理等率民一百户来投”。
②《旧唐书》卷一七下，第547页。
③朱国忱、魏国忠：《渤海史稿》，第159页。
④王承礼：《渤海简史》，第172页。
⑤《新唐书》卷二一九，第6180页；《辽史》卷三八，第456页。
⑥渤海实行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王位继承制，按理不应元义继位，国为大钦茂有于不仅宏临一人，尚有大贞（真）斡（翰）、大英俊二子；亲弟有大勖进、大蕃（《册府元龟》卷九九五，第11694页；卷九七五，第11456、11457页）。
①郑麟趾：《高丽史》卷一，第16、17页。
②《高丽史节要》卷一太祖八年条，《东国通鉴》卷一二高丽太祖九年条，记上述投高丽者在“契丹灭渤海”后，不确。这除《高丽史》有具体年月日记载外，东丹国有次相耶律羽之上表太宗谏迁东丹民于梁水之地所言，也可佐证。他说，阿保机所以能破渤海，是“先帝因彼离心，乘衅而动，故不战而克”（《辽史》卷七五，第1238页）。
③《辽史地理志》东京辽阳府条以辽阳城为天福城，当为东丹王城迁此后移其名命之。
④《辽史》卷一○，第108页；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四，第5页。
⑤参见郑麟趾：《高丽史》卷一，第17、19、20页；卷二，第23、26页。一说总人数有数十万人，见朱国忱、魏国忠：《渤海史稿》，第104页。
⑥郑麟趾：《高丽史》卷二，第34页；卷五，第72—78页；卷七，第100页；卷一四，第208页。
⑦《辽史》卷三八，第474—475页；卷三，第29—30页。
⑧《文献通考》卷三二六，第2568页；《宋史》卷四九一，第14130页；《辽史》卷一一，第121页。
⑨《辽史》卷三八，第474—475页；卷三，第29—30页。
①洋见杨保隆：《辽代渤海入的逃亡与迁徙》，《民族研究》1990年第4期，第96—103页。
②王承礼：《渤海简史》，第177页。
③据《新唐书渤海传》载其有“户十余万”估算。
④洪皓：《松漠纪闻》卷上，第4页。
⑤方壮猷：《室韦考》，《辅仁学报》第2卷，第2期；叶幼泉，王慎荣：《关于勘正室韦、蒙兀室韦、蒙古的几点看法》，《北方文物》，1985年第1期。
①《隋书室韦传》；《新唐书室韦传》。
②孙进己：《东北民族源流》，第79页。
③参见于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第195—196页。
④据《新唐书室韦传》记其部“小或千户，大数千户”推算。
⑤五部所在，众说不一，此据《隋书。室韦传》所载及综合各家所考而定。
⑥孙秀仁等著《室韦史研究》作22部，原因是他们将骆驼、落俎看作二部，钵室韦与婆莴也看作两部，无乌丸部而有深末怛室韦（第21页）。郑英德、刘光胜在《室韦部落新探》（《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中认为有23部，这是他们将鞠、霫列作室韦二部，将黄头室韦分为大、小二部计算的原故。
⑦唐代室韦诸部分布，诸家所定极不一致，此据两唐书《室韦传》兼取杨保露隋唐时期室韦区域东至考》，载《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①叶幼泉、王慎荣说讷北、骆丹二部由深末怛一分为二而来（《北方文物》1985年第1期）；孙进己认为西室韦属五大部时的大室韦（《东北民族源流》，第103页），今皆不龋
②《新唐书》卷二一九，第6176页。
③《隋书》卷八四，第1882—1883页。
④两唐书《室韦传》载，男需在女家役力三年，期满后，女家分给其财产，夫妇乘车载物共归男家。
⑤《魏书》卷一○○，第2221页；《通典》卷二○○，第1083页。
⑥本段未注者，据《隋书》、《新唐书》的《室韦传》。
⑦史书对其部落和氏族酋长的称号记载不一，《北史》、《隋书》、《通典》的《室韦传》说南室韦25部每部酋长曰“余莫弗瞒咄”；北室韦部落长叫“乞引莫贺咄”，9部各有3名“莫何弗”协助部落长。两唐书《室韦传》则记室韦社会内共有17名“莫贺弗”各摄管其部。
⑧《新唐书》卷二一九，第6176页。
①《北齐书》卷二五，第364页；卷七，第91页；卷八，第100页。
②此据《隋书》卷二，第37页；《隋书》卷三，第75页；该书《室韦传》作“北室韦时遣使贡献，余无至者”。
③此据《旧唐书室韦传》，《新唐书室韦传》作贞观五年始来贡丰貂。
④《旧唐书》卷三九，第1523页。
⑤《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第6934页（天宝十四年十一月甲子）。
⑥室韦都督府设立时间，史未载明，《旧唐书室韦传》始见室韦都督、大都督朝唐，分别在792年（贞元八牢），835年（大和九年），故将室韦都督府设立置此。
①张博泉等：《东北历代疆域史》第135页认为，黑车子室韦在长城以北的独石口至张家口一带。
②参见孙秀仁等：《室韦史研究》，第124—127页。
③今有人认为今鄂温克、鄂伦春族与其有渊源关系（《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第466页；《鄂伦春族简史》，第7—8页）。
④《辽史》卷三三，第387—390页。
⑤《魏书太祖纪》卷二，第22页，登国三年条载：“五月癸亥，北征库莫奚。六月，大破之，获其四部杂畜十余万，渡弱落水。”
⑥据《辽史世表》卷六三，第951页：“鲜卑葛马菟之后曰普回……九世为慕容晃所灭，鲜卑众散为宇文氏，或为库莫奚，或为契丹。”按《北史匈奴宇文莫槐传》卷九八，第3260页，此指宇文部为皝所破灭，时在345年。故此将宇文部与库莫奚、契丹并列，不妥。
⑦《新唐书》卷二一九，第6173页。近有人认为，库莫奚本称奚，意为梳辫子的民族。“库莫”为冠词，是该族有一部分在南北朝时北迁新地后加“库莫”二字表示其活动地区的。见《民族研究》1989年第5期，李德山《奚族增考》文。
①《后汉书》卷九○，第2986页。
②近有人认为，夏朝车正奚仲所建奚国，约在商代初期有一部分奚人往东北迁徙，到达今河北省东部、辽宁省西部及内蒙古自治区中、东部，“这部分奚人就是奚族的祖先”。作者虽作了详细考证（见《民族研究》1989年第5期，第77—81页），但与史书本传不合，也未得到学术界认同，故不龋
③《魏书》卷一○○，第2222、2223页；《周书》卷四九，第899页；《隋书》卷八四，第1881页。
④《旧唐书》卷一九九下，第5354页；《新唐书》卷二一九，第6173—6175页；《北方文物》1987年第1期，第60页。
⑤《魏书》卷一○○，第2223页；《隋书》卷八四，第1881页。
①以上未注者，均据《旧唐书》卷一九九下，第5354—5356页。《新唐书》卷二一九，第6173—6175页；卷一三○，第4494页。
②《新唐书》卷二一九，第6172页；《旧五代史》卷一三七，第1827页。
③《新五代史》卷七四，第909页。
①《辽史》卷四五，第711页；卷四六，第726页。《金史》卷六七，第1587页。
②《新五代史》卷七四，第909页；《辽史》卷三三，第387页。
③孟广耀：《唐以后奚族诸部的对应关系及奚王府所属诸部剖析》，《北方文物》1987年第1期，第59页。
④《辽史》卷三三，第387—389页。
⑤《新五代史》卷七四，第909页。
⑥《文献通考》卷三四六，第2709—2710页。
⑦苏颂，《苏魏公集》卷一三，《牛山道中》诗。
⑧《资治通鉴》卷二八四，开运二年条，第9289页。
①以上见《辽史》卷三○，第352页；卷一○四，第1516页。《金史》卷六七，第1587—1588页。
第五编契丹、女真各民族迭起及其建立政权
10世纪初至13世纪上半叶，是中华各民族迭起争相建立政权的时期。除汉族外，主要有契丹、女真、渤海、奚、室韦、乌古（于厥）、敌烈、阻卜（鞑靼）、葫古（朦骨、蒙古）、沙陀、党项、回鹘、葛逻禄、吐蕃、白蛮、乌蛮、僮、苗、瑶、黎等族。在7—8世纪盛唐时期汉族先进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下，上述诸族社会均在原有基础上有了迅速发展。到唐朝后期，藩镇割据，于是诸民族纷纷脱离或疏远唐王朝，不少民族各建政权。沙陀族最先进入中原，相继建立了后唐，后晋、后汉、北汉政权；接着契丹族在东北地区建立契丹国，灭后晋又改称大辽，与北宋对峙；12世纪初，女真族崛起，创建大金国，并迅速灭辽并亡北宋，成为与南宋划淮河而治的一个王朝。与此同时，西迁后的回鹘在西北地区先后分别建立了高昌、黑（喀喇）汗与甘州政权；吐蕃在9世纪中叶以后分裂成几支势力，居住在湟水流域的吐蕃人创立了唃厮啰政权；党项族以甘肃、宁夏、陕北一带为基地，在11世纪建立西夏国；西南地区白蛮族于10世纪建大理国，取代了原以乌蛮族为主体的南诏国及其后继者大长和、大天兴、大义宁三个短暂政权；广西地区的僮族首领侬智高在领导本族人民反抗北宋的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斗争中，也建立了先称“大历国”后称“南天国”的政权。
总之，这一时期是中华各民族又一次大动荡、大变动；强凌弱，众暴寡的时期。北方契丹族和女真族最为活跃，影响最大。它们建立的辽朝和金朝，疆域广大，臣属众多，先后与北宋发表于 2011-9-25 23:34:18|只看该作者 、南宋对峙，实际上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南北朝时代，给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苦难，但也促进了各族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和在经济、文化方面的进一步联系，为中华各民族再次统一奠定了基矗蒙古族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建立了元王朝，实现了全中国的大统一。
这一时期各民族历史的发展变化，有以下四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第一，一个民族兴起后，贵族集团总是为了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利益，穷兵黩武，千方百计扩大统治区域，进而企图主宰全中国。党项族建立西夏国后，虽逼处强邻，但先后依恃辽、金为援，兴兵蚕食宋朝的西北边地。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后，在征服了吐谷浑、党项、阻卜、甘州回鹘等部后，亲率大军东向灭亡渤海国；辽太宗耶律德光继位后随即又把主要兵力移向南方，欲霸中原，只是后来在与北宋的抗衡中，深知力不从心，到辽圣宗隆绪时才与北宋划白沟为界。女真贵族集团在取得淮河至大散关以北地区后，海陵王亮仍不满足，强征丁壮，再次发动大规模的南侵战争，终使自己位移身亡。
第二，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发达和人数众多的民族，不论它处于统治或被统治地位，对后进民族始终强烈地起着影响其社会发展的作用；而较为后进的民族即使它处于统治地位，不管其统治集团的主观愿望如何，都无法抗拒这种影响。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依靠汉人在滦河上游地区发展农业，使自己实力增强，统一了契丹诸游牧部落，在建国后更积极吸收汉族先进政治。经济和文化，终使一个人数不多的契丹族能称霸北部中国达两个世纪之久。辽圣宗建中京（辽朝实际都城），依恃燕、蓟地区的汉族“良工”，仿“神都”之制建设中京的城郭、宫殿、楼阁、府库、市肆等。党项和吐蕃所缺的铜铁器、纸张、茶叶和各种必需品，亦是通过贸易等渠道从汉区获得的。大理国统治下的各族以及僮、苗、瑶等族，为了本民族的发展，无不从汉地购进汉文典籍和大量生产、生活资料。女真族不仅贵族集团积极学习汉文化，学习儒家的治世之道，大批迁居中原地区的广大女真人民，也在与汉族人民交往中，说汉话，穿汉服，改汉姓。尽管金世宗雍和金章宗璟等女真贵族怕女真人失掉本民族固有本色，动摇金王朝的统治，多次下诏不忘“国语骑射”，也无法扭转这一趋势，以致在金朝亡后，迁居中原地区的女真人，自然而然地被同化于汉族。
第三，处于后进阶段上的民族，一旦与先进民族发生密切关系或错居杂处后，其社会就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飞跃发展。女真族在建国前，社会发展尚未完成向奴隶制社会过渡，然建国后只经过了20多年，由于获得了大片先进的汉区和契丹等族居地，开始废除反映奴隶制的政治制度，接着又废除奴隶制生产关系，13世纪初完成了向封建制度的过渡，前后用了不到100年时间，与汉族及世界上主要民族在正常情况下发展相比，速度是惊人的。契丹族由于阿保机积极吸收汉文化，党项族因内迁与汉族等先进民族杂处，由原始社会末期发展到确立封建制度，也存在类似情况。
第四，一个民族政权的强弱衰亡，原因虽有多种，但主要的不是外部因素，而是本民族内部的统治集团相争，自我残杀；或者荒淫腐败，加紧对人民的勒索和压迫，引起人民反抗，失去控制力量；或者兼而有之等原因所致，契丹建立的辽朝为处于东北一隅的属部女真族所亡，党项族和女真族建立的西夏国和金王朝为蒙古所灭，大理国的衰弱和灭亡，主要原因无不出于此。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政治清明、上下一心的国家政权是自我破亡消逝的。
第一章契丹
契丹族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古老而强大的民族，出现于4世纪中叶，至14世纪中叶以后（即至明代）契丹一词不复再见于史，历经约1000年。他在祖国历史上的影响和作出的贡献，是我国屈指可数的民族之一。他所建立的契丹国（亦称大契丹国，即辽朝），在200多年间，不仅第一次将我国广大的北方地区各民族统一起来，而且还第一次打破了长城的阻隔，汉人北迁，北方民族南徒，将北方的游牧经济与长城以南的农业经济结合为一体，使游牧经济注入新血液，逐步走上了农牧结合的发展道路。契丹国的政治体制以及“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为后世祖国各朝统治者留下一份珍贵遗产，丰富了祖国的灿烂文化。所有这些，为祖国各民族再次大统一，奠定了基矗名声远扬，俄国人迄今仍称中国为KNmaǔ，即“契丹”一词的音译，它集中反映了契丹族在祖国历史上的影响和贡献。
第一节契丹的起源和早期历史
一、契丹族称和族源
契丹族称始见于《魏书》，《契丹传》云：“登国（386—395）中，国军大破之，遂逃迸，与库莫奚分背”②，即在北魏时期。而汉人记契丹事，以《资治通鉴》为最早，谓406年初（晋安帝义熙元年十二月，北魏天赐二年），“燕王熙袭契丹”③。契丹称号见于朝鲜《三国史记》更早，378年（高句丽小兽林王八年，东晋太无三年）已有契丹人犯高句丽“北边，陷八部落”④。说明契丹为号，不会迟于406年，比北魏建国称号早11年。实则，契丹人用“契丹”作称号的时间应在4世纪中叶①。
契丹，汉译亦作吉答、乞塔、乞答、吸给等。其含义众说纷坛，通行说法为“镔铁”之意。另外说法有：“切断”说、“刀剑”说、“奇首之领地”说、“酋名”说、“寒冷”说、“大中”说②、“草原、沙漠或与森林相关的意义”说③。包括“镔铁”说在内的上述诸说，均未能令人信服。而来源于其先人鲜卑宇文部首领名字对音的“酋名”说，较为可信，不仅因为宇文部首领中有悉独官、乞得龟、逸豆归等名，省去语尾，悉独、乞得、逸豆，音近契丹；而且还由于东北各地自古是多部族、部落的地区，各部族、部落盛衰无常，迁徒不定，名称往往随部长的名称屡易。④
契丹族的来源有两说：一说源于东胡或鲜卑宇文部，《魏书》、《通典》、《新五代史》、《契丹国志》、《辽史》等所载属之；一说源于匈奴，有《旧五代史》、《册府元龟》、《宋会要》、路振《九国志》等所记。又派主出另两说：一说“是匈奴和鲜卑融合的产物”，一说“起源于鲜卑系的别部而不是鲜卑的直接后裔”①。契丹出自东胡或鲜卑宇文部的说法是正确的，因为鲜卑出自东胡，《后汉书》等有明确记载；②契丹来源于鲜卑或鲜卑宇文部，出自当时人和稍后唐人之笔；契丹为“匈奴之种”，则是数百年后宋人的说法。当然，鲜卑族的成分很庞杂，其中确实有不少来自匈奴的“余种”，宇文部更是如此。公元89—105年（后汉和帝永元年间），匈奴被汉将耿夔击破，北单于逃走后，鲜卑进据匈奴故地，“有十余万落”未逃走的匈奴人加入了鲜卑。然10余万落匈奴人并未继续以匈奴为号，而“皆自号鲜卑”了③。此后，在与原东胡种的鲜卑人长期错居杂处中，由于相互通婚等影响，差别越来越不明显，当然不能把又经历了数百年后的契丹人看作是“匈奴之种”，何况民族不是血缘集团，它在形成过程中虽有一个主源，但仍是多源多流的。张正明指出：“契丹有一个传说，认为始祖发迹在木叶山；还有一个迷信观念，认为死后灵魂要回到黑山去。木叶山和黑山都在鲜卑故地，这可以帮助说明契丹确实源出鲜卑，并非匈奴遗种”④者即此。
二、古八部和大贺氏部落联盟时期
契丹存在的1000年左右历史，可分为3个阶段：自4世纪中叶至10世纪初为第一阶段，是形成期；从10世纪初至12世纪初为第二阶段，是其发展壮大期，即契丹人建立辽朝时期；辽朝亡后至14世纪中叶为第三阶段，是契丹民族衰落、分解和融合入其它民族的时期。
在第一阶段形成时期，即在辽朝成立前的5个半世纪中，契丹人的历史又经历了3个时期：从4世纪中叶至7世纪初（即隋末唐初）⑤为古八部时期，7世纪初至8世纪上半叶⑥为大贺氏部落联盟时期，自此至907年阿保机代痕德堇为可汗是遥辇时期。
古八部是契丹称号出现历史时就有，还是在其后发展中形成的，旧史无征。从《魏书契丹传》中载有七部名号及先朝北魏的何辰所在的部不在七部之内分析，北魏时已有八部存在是可以肯定的。八部名号为：悉万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连部、匹絮部、黎部、吐六于部⑦。八部来源，相传：“契丹之先，曰奇首可汗，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⑧这种把八部归之于来源同一父亲的八兄弟后裔，显然是后人根据早期传说综合成的，似不可信，但它反映了契丹最初的诸部，可能是一些近亲或有血缘联系的集团。
古八部时期契丹人的居住地，按《辽史》记载对比今地理，南到辽宁省朝阳市，北到西拉木伦河，西达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西南，东至辽河。⑨实际上，契丹人在这一时期的活动范围，某一阶段分布区域或无这么大，或超出这一范围。具体说，其在被慕容皝破后，“窜于松漠之间”，只在今赤峰市及翁牛特旗一带地；388年为北魏破后，约居于今西拉木伦河南，老哈河以东地区；479年（太和三年）因惧高句丽与蠕蠕侵袭，离开奇首可汗故壤，南迁到白狼水（今大凌河）东，在今辽宁省北票县、阜新市和彰武县一带；553年为北齐破后，一部分被掠居营州（治所在今辽宁省朝阳市）、平州（治所在今河北省卢龙县北）境，余部北遁投奔突厥，后为突厥所逼，其中又有“万家”寄住高丽，约在今辽宁省法库县、康平县境。①6世纪末（隋开皇年间），此三部分契丹人皆臣附于隋，隋听其返回故地，依托臣水（今老哈河）而居，分布在西起今老哈河流域，东到努鲁儿虎山地区。②
古八部时期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据传契丹人早期有三位精明能干的国主，一名乃呵，他“杀白马灰牛以祭”；二名Z呵，头“戴野猪头，披猪皮”；三名昼里昏呵，“惟养羊二十口”③。表明当时他们从事游牧射猎，过着以肉为食，以皮为衣的生活。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大贺氏部落联盟形成时，因为它们在北魏时的贡物是“名马”，嫁娶时穿的最好衣服是“以青毡为上服”④，到了隋代在收葬父母遗骨祝酒时说：“冬月时，向阳食、若我射猎时，使我多得猪鹿”，各部还是“随水草畜牧”⑤。这一时期契丹人的社会组织，是以部落为单位活动，尚未形成统一的部落联盟。八部各自向北魏“朝献”，与北魏交易互市⑥。各部首领曰莫弗纥（贺）。
古八部时期契丹人不仅多次为慕容氏攻破，而且又先后受到高句丽、突厥的侵逼，特别是553年为北齐攻破后，部众被掠10万余口，杂畜数10万头，50000016_435_2⑦余部东奔西走。然契丹人顽强抗争，不仅使部族存在下来，而且随着隋统一中国，在隋文帝杨坚支持下，各部又得以重返故地。分散的各部认识到只有联合为一个统一的力量，才能与别族抗衡和“寇抄”邻近的财富。契丹人的部落联盟组织，大概就是在返居故地后形成的。因为到了隋炀帝杨广时，有了“契丹入抄营州”的记事⑧；唐武德初，已“数抄”唐边境①。
契丹人的第一个部落联盟，即大贺氏部落联盟。学术界因新、旧《唐书契丹传》才有“其君大贺氏”，均说至唐初才形成。然《辽史世表》载：“隋、唐之际，契丹之君号大贺氏。”《隋书契丹传》亦云：“有征伐则酋帅相与议之，兴兵动众合符契。”则知大贺氏联盟形成的时间应是隋末唐初。②
大贺氏部落联盟经历约100年，仍分八部③。《新唐书契丹传》载，唐朝以达稽部为峭落州，绝便部为弹汗州，独活部为无逢州，芬问部为羽陵州，突便部为日连州，芮奚部为徒河州，坠斤部为万丹州，伏部为匹黎、赤山二州。从名号上看，大贺氏八部名称与古八部无一相同，若联系州名分析，大贺氏八部中有四个部所在的州名与古八部中四个部名是相同的，即羽陵州与羽陵部，日连州与日连部，万丹州与悉万丹部，匹黎州与黎部。现在虽尚不能断定居住上述四州的芬问、突便、坠斤、伏等四部，是否古羽陵等四部的改名，抑是别部迁居其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无论属于上述情况中的哪一种，大贺氏八部的成员决不会与古八部完全相同。因为前已谈到，大贺氏部落联盟的形成，是在契丹人累遭强邻攻击，成员多次被掠和迁徙，部族严重受创后出现的，旧史已述其“部落离散，非复古八部矣”④。
在大贺氏联盟八部之外，在幽州。营州界内还散居一些契丹人，《旧唐书地理志》提及的有乙室革部落等。
大贺氏时期的契丹地域，“东与高丽邻，西与奚国接，南至营州，北至室韦”⑤。与前述古八部时期的活动区域大体相同，即东达发表于 2011-9-25 23:41:54|只看该作者 辽河，西至吐护真水（今老哈河）上游与奚族地相邻，南抵今辽宁省朝阳市北约100里处与营州地连接，北在今西拉木伦河以北地区与室韦为邻。在这个区域内，他们“逐猎往来，居无常处”，仍然过着游牧、狩猎生活。这一时期的社会组织，比古八部时期前进了一步，即在八部之上有部落联盟。联盟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各部对外的军事活动，平时的生产和生活，还是由各部和氏族独自处理，所谓“若有征发，诸部皆须议合，不得独举。猎则别部，战则同行”⑥。
7世纪上半叶以后的契丹人，既作为我国历史上一个独立的民族存在和发展着，同时他们又已成为唐王朝统治下的臣民；大贺氏联盟的“君长”和各部部长，既是契丹人的最高首领和各部酋长，同时他们又分别为唐代都督府与州的都督、刺史。“君长”世系，《辽史》参取两《唐书契丹传》在其《世表》里列出10汗名（一说9汗），似也未全包罗进来，因为其中6汗均在唐开元年间在任，且为同一辈人。
10汗序列为：咄罗、摩会、屈哥、阿不固、李尽忠、失活、娑固、郁于、咄于、邵固。今作简略介绍。藉以了解大贺氏时期政治历史发展变化及与唐王朝的关系。如其中的咄罗，是见于史册的第一位大贺氏“君长”⑦，于623年（唐武德六年）向唐献名马、貂皮，开始了与唐王朝的往来；摩会于629年（唐贞观三年）朝唐，唐“赐鼓纛”，从此“鼓纛”成为契丹君长权力的标志；⑧唐朝于648年（贞观二十二年）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为使持节都督十州诸军事，松漠都督，赐姓李；李尽忠任松漠都督时，因唐营州都督赵文翙屡“侵侮其下”，于698年（唐万岁通天元年）举兵反唐，“自称无上可汗”，契丹君长称“可汗”自此始（由于这一事件，契丹附突厥近10年）；714年（唐开元二年，一作三年），失活率众脱离突厥归唐，唐玄宗李隆基“赐丹书铁券”，隔二年，复置松漠都督府，以失活为都督，又封宗室外甥女杨氏为永乐公主妻失活；娑固以失活弟继兄官爵，其“衙官”可突于（于一作干）骁勇，又得众心，娑固谋除之，事泄，娑固逃奔营州，唐出兵相助，为可突于所败，娑固于720年被杀，自此，契丹族内部为争夺权位，互相残杀长达10余年；可突于杀娑固后，推娑固从父弟郁于为主，旋郁于遣使入唐谢罪，唐于722年“以慕容氏为燕郡公主”妻之；咄于在兄郁于病故后代统部众，725年咄于复与可突于相“猜阻”，惧，与燕郡公主同奔唐不还，可突于立李尽忠弟邵固为主；邵固立，奉行亲唐政策，唐亦“又封皇从外甥女陈氏为东华公主”妻之；730年（开元十八年）邵固又被可突于所杀。至此，大贺氏部落联盟时期告终，遥辇氏代之而兴。①
三、遥辇氏部落联盟时期
深得契丹人拥护的可突于杀邵固后立屈列（列一作烈）为主，屈列即《辽史》中的洼可汗，是为遥辇氏部落联盟时期的开始。但遥辇氏盟主地位的稳定，经过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也即当时亲唐的大贺氏势力与亲突厥的遥辇氏两个贵族集团，进行了一场严酷较量。邵固被杀后，邵固妻东华（华亦作光）公主逃奔唐平卢军（治所在营州，今辽宁省朝阳市），可突于率部并“胁奚众”共降突厥。唐玄宗得知，诏幽州长史赵含章等统八总管兵讨之，可突于不能抗，遁。次年，可突于在突厥援助下，扰唐边，时为幽州长史的薛楚玉，率万骑往击，结果唐折将两员，兵万人被杀。唐玄宗闻之大怒，擢善将张守珪为幽州长史，可突于知后惊恐，退却西北。原为松漠都督府“衙官”的李过折，时与可突于“分掌兵马”②，属于大贺氏势力一派的人物，守珪暗派人结之，过折乘可突于兵败之际，夜斩可突于、屈列及其党羽数十人降于唐。
735年（开元二十三年），唐拜过折为北平郡王、命为松漠府都督，权位又归于大贺氏集团手里。可是过折等人得不到各部支持，同年又被可突于的余党涅里（一作泥礼或雅里、涅礼，即辽始祖）所杀，涅里立迪辇俎里（汉名李怀秀）为阻午可汗，遥辇氏又夺回权位。旋涅里等也不复亲突厥，于745年（唐天宝四年）转而附唐，唐即拜李怀秀为松漠都督，封崇顺王，以宗室出女独孤为静乐公主妻之。③李怀秀为契丹可汗后，遥辇氏为契丹各部盟主的地位才稳定下来。1044年（辽重熙十三年），涅刺部人肖韩家奴上辽圣宗隆绪疏中云：“臣闻先世遥辇可汗洼之后，国祚中绝；自夷离堇雅里立阻午，大位始定”。④
遥辇时期契丹社会内部仍分为八部，几经改组，前后名称几乎全异。《辽史》载遥辇时，有遥辇氏八部、遥辇阻午可汗二十部，实则遥辇氏联盟时的部落前后均只有八个。这是由于遥辇氏后又附突厥，《辽史》作者未将部落、氏族或显贵家族区分清楚所致。
遥辇氏八部，是在李万荣“营州之乱”失败后，契丹内部互相残杀，使“部落凋散”，族众耗减，“仅存五部”的基础上改组的①。其名号为：旦利皆部、乙室活部、实活部、纳尾部、频没部、纳会鸡部、集解部、奚嗢部②，是为前八部，存在时间短，只有10余年；后又再次改组的八部为后八部，曰迭刺部、乙室部、品部、楮特部、乌隗部、突品不部、捏刺部、突举部。③从名号上看，前八部与后八部除乙室活部与乙室部名称接近，可能为同一部外，其余从名称上找不出任何联系。
遥辇时期契丹人的居住区域，前后差别很大。前期区域似未超出大贺氏时期的范围，延续约100年。到了9世纪下半叶（唐咸通至光启年间）④，势力范围在北、南、西三面皆比前有扩大，北达嫩江下游的洮儿河一带，南迄幽、蓟地区，西控奚人而役使之。⑤《辽史地理志》称其“迨于五代，辟地东西三千里”，比大贺氏时期的“地方二千里”⑥，显然大多了。
“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挽强射生，以给日用”，说明遥辇氏时的契丹畜牧业生产有很大发展，同时狩猎业仍是社会生产的一个部门。自9世纪中叶起。耶律阿保机祖父匀德实“相地利以教民耕”，是契丹人有农业生产的开始。⑦手工业生产也迅速发展起来，史称阿保机父撒拉的开始置铁冶，“教民鼓铸”。叔父述澜接替撤拉的“执政柄”后，开始教民种桑麻，习纺织，“兴板筑，置城邑”⑧。当时契丹社会内有原始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的门类在逐渐增多，则是事实。这不仅与契丹人在不久后建立国家，符合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与前述契丹人在9世纪中叶以后有实力拓展疆土。北征于厥、室韦，南略易（治所在今河北省易县）、定（治所在今河北省定县）二州，西定奚、雷二族⑨，及此后社会有迅速发展相一致。
这一时期，部落组织还存在，但国家机制的许多因素已在萌芽。首先，部落联盟的酋长（可汗）和军事首领，已为显贵家族专有。联盟可汗一职，虽然史载常推一大人建鼓旗以统八部，岁久，或有灾疾而畜牧衰，则八部聚议，以鼓旗立其次而代之，被代替者以为约本如此，不敢争，①实际上、自洼可汗至907年阿保机取代痕德堇为契丹可汗的160多年间，已知的洼、阻午、胡刺、苏、鲜质、昭古、耶澜、巴刺、痕德堇九汗②，不仅未出迭刺部，且多属遥辇氏家族。又军事首领一职，从涅里至阿保机，也未出迭刺部，且又为耶律家族担任。③耶律家族还世为迭刺部部长。事实表明，这一时期契丹社会内实际存在的是一种向阶级社会世袭制过渡的世选制度。第二，职官、刑狱开始出现。契丹社会职官的产生，始于7世纪中叶唐封其部酋、可汗为刺史、都督时。到了遥辇时期，“闻河北藩镇受唐官名，于是太师、太保、司徒、司空施干部族”④，即契丹人自己亦设官制署了。草创阶段的官职可能还有名无实，但高居于部族民众之上的显贵集团已在形成。刑罚、牢狱的出现，在阻午可汗时。如阻午可汗知涅里“贤”，使“掌刑辟”⑤。涅里受命后，为惩治不法者，“穴地为牢”⑥。又如肖敌鲁家族，其五世祖胡母里，“世为决狱官”⑦。当时尚无文字，“刻木为契”，无疑是依据不成文的习惯法，然由专人司其职，又以监狱来关押违法者，一种新制度已应时而生。第三，阶级分化日趋激烈。大贺氏时已开始，李万荣为唐兵所败率家奴宵遁，又为家奴所杀，（11）说明家庭奴隶已经出现。当时奴隶数目不多。到了遥辇时，特别在后期，奴隶制迅速发展起来。从两方面看出：一是向邻近民族掠夺牲畜、财物时，亦掠夺人口。如鲜质可汗时，阿保机父撒刺的（即德祖）征奚族，将奚王府的700（一作1000）部曲“徙于饶乐之清河”，以供役使；⑨二是契丹人犯罪者的家属因连坐而沦为奴隶。如在痕德堇可汗时，已有“籍没之法”⑩。蒲只姑等三族虽为贵族，但因谋害阿保机叔父释鲁（述澜），家属亦均被没入“瓦里”服劳役。（
上述表明，遥辇氏部落联盟时的契丹社会，原始氏族制度正在解体，文明社会的曙光正在升起。
第二节契丹国的建立及其政治与经济
一、契丹国的建立
耶律阿保机于907年取代痕德堇为契丹可汗，916年去可汗号称皇帝，宣告契丹国建立，①契丹社会进入历史发展的新时期。
8世纪中叶后，唐朝由盛转衰，无力顾及对边疆民族的管理。到了9世纪末10世纪初，唐终于在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崩溃了。盘据燕州一带的刘仁恭、刘守光父子，更为暴虐，所到之处“无少长皆屠之，清水为之不流”②。刘仁恭穷兵黩武，规定男15岁以上，70岁以下，皆得自备兵粮从军，“闾里为之一空”，使“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③，而契丹西北面的两个强邻突厥、回纥，早已分别在8世纪中叶和9世纪中叶衰落。在契丹社会内部，如前所述，由于生产的发展，阶级分化也伴随着愈趋激烈，国家机制的一些因素已因时萌生。外部条件和内部因素均表明，10世纪前后的契丹社会发展到了一个转折时刻，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把契丹社会推向更高发展阶段。然而，当时作为联盟盟主的痕德堇可汗却“不任事”④，在与刘守光父子争夺中，其子被俘，在“纳马五千以赎之”遭拒绝后，只好“乞盟纳赂以求之”，从此不敢南进。⑤痕德堇对刘氏每岁秋霜落后烧其牧地草场，牲畜多饥死的暴行，反而“以良马赂仁恭求市牧地”⑥。按契丹俗，为盟主者必须有“德行功业”，否则应由他人替代。⑦智勇善射的阿保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登上了契丹诸部盟主的舞台。
阿保机生于872年（唐咸通十三年），因出身迭刺部耶律（世里）家族，以氏为姓，故姓耶律，汉名亿。他能取代遥辇氏痕德莫为契丹可汗，创建契丹国，既与耶律家族世为契丹最大部落迭剌部部长和兼任联盟军事首领握有实权有关⑧，也由于阿保机个人具有卓越的军事、政治才能，并能坚定不移地适应契丹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成年后，初担任挞马狘沙里时⑨，以降服大小二黄室韦和乌古部等几个小部受到族众称赞。901年被痕德堇立为迭剌部部长，便统帅大军连年展开对邻近民族的征讨，当年就连破室韦、于厥及奚帅辖剌哥，“俘获甚众”；次年进军河东、代北，攻下九郡，“获生口九万五千，驼、马、牛、羊不可胜纪”；
903年春，东北征女真，“获其户三百”，复转兵向南攻河东，入冬又伐蓟北，“俘获以还”。因获得了仅次于可汗的于越职位，并“总知军国事”。至此，阿保机实已掌握了联盟大权。后又在讨黑车子室韦、刘仁恭、奚、霫等征战中，特别是在905年进击刘仁恭，克其数州地，“尽徙其民以归”⑩。事实表明，阿保机的卓越才能和实力，足以取代柔弱无能的痕德堇为契丹可汗。
907年1月阿保机取得了契丹可汗的权位①。
阿保机为可汗后，在北征南讨的同时，在内部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以加强自己的权力和为建立国家进一步创造条件。如于次年设立“惕隐”官管理迭剌部的贵族，910年任命“后族”为北府宰相，其营帐又“选诸部豪健者二千余”人设立“腹心部”亲军等。以上措施，打破了部落组织的某些职能，使各部落不能平等议事，削弱了部落贵族的权力，使阿保机的权力更大，“日益以威制诸部”。迭剌部的一批权贵以其弟剌葛为代表的旧势力，911、912、913年发动3次叛乱，一次比一次更激烈，连作为可汗象征的鼓旗和祖先的“神帐”，也在913年被叛乱者夺走了。阿保机依靠“腹心部”、贵族进步势力及室韦、吐浑酋长的力量，将一次次叛乱平息下去②。迭剌部以外的另七部中的守旧势力，于915年趁阿保机征黄头室韦还军途中，陈兵境上，要其“如约”下台。阿保机被迫同意交出“鼓旗”，不担任联盟首领。但提出：“我为王九年，得汉人多，请帅种落，居古汉城，与汉人守之，别自为一一部。”获得同意。③阿保机返回今滦河发表于 2011-9-25 23:50:02|只看该作者 上游的根据地，整顿内部，发展生产，“汉人安之，不复思归”，遂于次年用其妻述律氏策，邀七部酋长会宴，以伏兵尽杀之。④随即于是年（916，后梁贞明二年）建国称帝，自号天皇王，国号契丹，⑤建元神册。契丹国前后凡，209年，历经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圣宗、兴宗、道宗和天祚帝9主；创制了自己的文字契丹文，92O年（辽神册五年）制成大字颂行，后又另制新字称“契丹小字”，沿用至金章宗时；强盛时地域东临海，西逾金山（今阿尔泰山），北至胪胸河（今克鲁伦河），南达白沟（今河北中部的拒马河）⑥。它与女真族建立的大金国，同时成为中国历史上与北宋、南宋对峙的第二个南北朝。
二、农牧业生产的发展
契丹族的社会生产，大致以阿保机建立契丹国前后为一分界线。在此以前，主要从事游牧，辅以狩猎，过着食兽肉，衣兽皮，车帐为家的生活。旧史有云：“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⑦游牧经济使契丹人拥有一支骠悍劲疾的武装力量。到了遥辇联盟末期，原始的粗放农业已在迭刺部中出现。契丹国建立后，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等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均有很大发展，为契丹国东征西讨提供了物质基矗契丹国200多年内，农业和畜牧业始终占着主导地位。农业生产的重心在南部，畜牧业生产的重心在北部，处于中间的奚族故地则为半农半牧区。就其地位说，则前后有差别，大体说来，建国初期的社会经济仍以畜牧业为主，农业为辅；中期即辽太宗耶律德光以后至圣宗隆绪前期，是处在农业和畜牧业并举的阶段；晚期即圣宗中期以后，农业逐渐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契丹人经营的，主要还是畜牧业。
契丹社会的农业生产，是由于燕云地区大批逃亡或被掠汉人的进入，带来了丰富的生产经验，在今滦河上游一带开垦了许多田地发展起来的。阿保机能统一契丹诸部和建立契丹国，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这里的农业生产为后盾。取得辽东地区和灭亡渤海国后①，获得了农业有相当发展的第二个农业生产区。
938年（辽会同元年），耶律德光从石晋王朝割得人口稠密、农业有高度发展的燕云十六州，使契丹国又增加了一个富饶而广阔的农业区。正是由于上述地区的农业生产为契丹贵族提供了生活所需的丰富物品，激发了广大契丹人从事农业生产的兴趣，加之契丹国统治者的积极提倡，农业便在契丹社会内蓬勃发展起来。
阿保机在平定刺葛诸弟之乱后，即“专意于农”，这时主要还是“率汉人耕种”。
922年（天赞元年），因北大浓兀部人口增多，阿保机将其一分为二，并“程以树艺”，而二部农业种植又比较成功，于是邻近“诸部效之”②，从事农耕的契丹部落逐渐增多。耶律德光当政后，不仅为了“无害农务”在“农务方兴”之时不“东幸”③，而且把农业生产由“地沃宜耕种”的临潢府（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周围向更北的地区拓展。最先被迁往北部边地开拓农业生产的，是迭刺部人：
939年（会同二年），命北、南院徙欧昆等三石烈至水草丰美的乌古部地区，并将海勒水（今海拉尔河）之“善地”作为农田耕种。次年，又将于谐里河（今喀尔喀河）、胪朐河（今克鲁伦河）的“近地”，赐于南院的欧堇突吕、乙斯勃、北院温纳河刺三石烈人耕种。④契丹人于10世纪上半叶在寒冷的克鲁伦河一带垦地种植，已为在内蒙古自治区新巴尔虎右旗克尔伦牧尝蒙古国东方省祖赫雷姆城考古发现了辽代的耕地和水渠遗址所证实⑤。旧史所记会同二年七月，乙室部大王因“坐赋调不均，以木剑背挞而释之”；耶律挞烈在应历初（元年为951年）任南院大王时因均赋，劝耕稼，“年谷屡稔”被朝议为“富民大王”⑥，反映了农业在契丹诸部中，至少在迭剌部、乙室部中已占有重要地位。圣宗时，为防止阻卜等部扰边，被调往西北边境驻防的契丹部落按《辽史部族志》记载，有品、楮特、突吕不诸部，他们“每当农时，一夫侦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给糺官之役，大率四了无一室处。刍牧之事，仰给妻孥”①。农业生产又被推广到辽朝的西北部边境地区。镇守寒冷边地的部落尚需在繁重戍守任务条件下从事农业生产，勿庸多言，驻守西南和南部边境以及其内地的契丹部落，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经营农业。
由于契丹人的分布区，均为干旱少雨之地，故其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粟、麦、糜、黍②，亦从回纥人引种了“回纥豆”和西瓜③。契丹农业的水平，以下一些数字可帮助了解梗概。977年（辽保宁九年），景宗为援助北汉，曾“赐粟二十万斜”④（20万斛粟可能为南部或西南部汉人生产）。圣宗时耶律唐古因在胪朐河“督耕稼”有方，被调屯镇州（治所在今蒙古国布尔根省哈达桑东青托罗盖古城），“凡十四稔，积粟数十万斛”⑤。由于辽圣宗积极倡导农业，经过兴宗、道宗两朝，契丹农业进入鼎盛时期。其间，因粮食有余，东京道和上京道的50余城以及“沿边诸州”，都设立了储粮备缺的“和籴仓”，每仓大略储粮有“二三十万硕”⑥。当然，由于契丹人的居住地区皆少雨和无霜期短，畜牧和戍边占去很多劳力，许多从事农业的契丹户又为半农半牧，故对契丹人的种植业所达到的水平，不能估计过高。
畜牧业是契丹人的传统产业，向以畜牧、败渔为稼穑。922年述律后谏止阿保机南攻镇州云，“吾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也，何必劳师远出以乘危徼利乎1⑦反映了契丹国初期，畜牧业在经济生活中居首要地位。由于畜牧业的兴衰不仅与经济生活有关，且“滋蕃群牧，务在戢兵”（11），直接对其兵力的强弱，国防的巩固有影响，故契丹统治者建国后在积极引进汉族先进农业生产技术，推进本民族农业发展的同时，亦未放松对畜牧经济的发展。
1086年（大安二年），道宗耶律洪基因马匹“蕃息多至百万，赏群牧官”，以次进阶升爵⑨，可见其对畜牧业重视的情况。
畜牧生产有公养。私养两种。公养即所谓“群牧”，契丹国设有西路群牧使司。倒塌岭西路群牧使司、浑河北马群司、漠南马群司、漠北滑水马群司、牛群司，下设太保、侍中、敞史等官员管理群牧生产；⑩私养即契丹部民的家庭畜养（。畜牧业的全面发展情况，时人没有留下记录。从上述仅官马一项就达到100万匹，可见官养和私养的羊、驼、牛、猪的数量，一定相当可观，特别是作为契丹人肉食的羊，数量当在马匹之上。
契丹畜牧业的发展，有两个因素应该谈到：掠夺邻近民族的牲畜和被征服的属部、属国的纳贡。阿保机在建国前攻克河东、代北九郡，一次就掠回牛、羊、驼、马十余万。建国后，西征突厥、吐浑、沙陀诸部，又获“宝货、驼马、牛羊不可胜算”。
919年北伐乌古部，掠得“牛马、车乘、庐帐、器物二十余万”①。后来，由于周围诸游牧部族均先后被征服，通过战争掠夺变为从纳贡中获得。规定东丹国年贡马1000匹，女真、直不姑等10000匹，阻卜及吾独婉、惕德各20000、匹，西夏、室韦、越里笃、剖阿里、奥里米、蒲奴里、铁俪等各300匹。②。契丹统治者遇有籍口征伐，他们是从来不放过掠夺牲畜的机会的。如圣宗时，耶律斜轸等征女真，一次就掠马20余万匹。③上述获得的牲畜，被置于群牧司喂养。
契丹畜牧业的发展，从建国至圣宗时一般讲来是比较平稳的，后来有过起落。影响畜牧业下落的原因有三：一是随着辽朝由盛转衰，国有群牧管理松弛。道宗时，马群太保肖陶隗曾上书：“群牧以少为多，以无为有。上下相蒙，积弊成风。”经过整顿后，牲畜才“岁以蕃息”④。二是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使牧场缩小，1075年（辽大康元年）耶律乙辛请赐牧地，时为群牧林牙的耶律引吉说过，“今牧地褊陋，畜不蕃息”⑤。三是暴风雪等自然灾害造成大量死亡。历史上屡见不鲜，最严重的几次是在1082年（辽大康八年），因大风雪，“牛羊多死”。次年四月，又因大雪，“马死者十六、七”⑥。肖陶苏斡在辽道宗乾统年间任漠南马群太保，因“大风伤草，马多死”，被免官。⑦由于契丹人经营畜牧业一直是令“其自就水草”，马“蹄毛俱不剪剃”（11），未越过自生自长阶段，无防御自然灾害能力，不能不使其畜牧业发展受到重大影响。
三、四时捺钵制
契丹国既有皇都，亦有五京之制，然契丹皇帝一年四季却巡幸于四捺钵之间，政务皆在捺钵中处理，捺钵之地实是契丹国的政治中心、最高统治者所在地：皇都和五京是宰相以下官僚处理政务特别是汉民政务的地方，为契丹族有国以后政治管理的一大特色。形成这种游牧式政治管理体制的原因，是其游牧经济决定的。如前所述，游牧业是契丹人的传统生产，在契丹国亦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处在游牧阶段的畜牧业，与农业、工业生产不同，它不需要固定点，相反，经常的流动是这一生产赖以存在的前提。当国家建立后，在畜群随水草转徙，牧民常年跟随牲畜转移而“迁徙不常”的情况下，国家的政治活动和公共事务的处理如何与这种经济生活相适应，是契丹贵族建国后需解决的一大课题。在解决这一问题时，采取了适合其游牧经济的管理方式：一方面模仿中原王朝建立都城，并在设置州县的同时，逐步建立了五京，完备了当时国家应具有的行政建置；另一方面，始终重视契丹民族的现实，未脱离其“生生之资，放是乎出”的游牧生活，坐在皇城宫阙里处理政务，采取了四时捺钵制形式，在捺钵中决定军国大政方针。
捺钵，契丹语，亦写作纳拨、纳跋、纳宝、剌钵，意为行营、行帐、营盘，为契丹国君主出行时之行宫或叫临时居住处，犹汉语之称行在所。关于四时捺钵的时间、地点和行动之目的（内容），《辽史》等均有较详细记载，⑨下分述之。
时间：按常规，正月上旬，契丹君主的“牙帐”从冬捺钵营地启行，到达春捺钵地约住60日。四月中旬“春颈，牙帐再向夏捺钵地转移，在五月下旬或六月上旬到达目的地后，居50天，约在七月上旬或中旬，又转向秋捺钵地。当天气转寒时，则转徙到气温较暖的冬捺钵地“坐冬”。契丹君主“每岁四时，周而复始”⑩，巡守于捺钵。显而易见，捺钵实力契丹朝廷临时所在之地。
地点：史载的四时捺钵地，为圣宗朝已成定制的情况。在此以前的太祖至景宗五朝，每朝都不尽相同。定制后的春捺钵地主要在长春州的鱼儿泺（今洮儿河下游之月亮泡）、混同江（指今松花江名鸭子河一段，），有时在鸳鸯泺（今内蒙古自治区集宁市东南黄旗海）；夏捺钵地在永安山（在今内蒙古乌珠穆沁旗东境）或炭山（今河北省沽源县黑龙山之支脉西端）；秋捺钵在庆州伏虎林（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西北察哈木伦河源白塔子西北）；冬捺钵在广平淀（今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合流处）（。
内容：春捺钵为捕天鹅钩鱼及接受生女真“千里之内”诸酋长等的朝贺；夏捺钵是避暑，与北、南面大臣议国政，暇日游猎；秋捺钵主要是入山射鹿、虎；冬捺钵是避寒，与北、南面臣僚议论国事，时出校猎讲武，并接受北宋及诸属国的“礼贡”①。契丹君主四时捺钵不完全是为了玩乐②，也不是汉人眼里的所谓“四时无定，荒于游猎”，而是把游牧民族“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畜牧的生活习俗引入到政治管理中。从冬捺钵除“会议国事”和外交活动外，还“时出校猎讲武”，可以认为，契丹君主捺钵中的渔猎活动，无疑另有目的，即以亲身之示范，教育其族众不忘立国之资的铁马骏骑本色，保持一支能纵横驰骋的劲健骑兵，以与中原王朝抗衡。所以后来靠“骑射”建立的金、元朝亦有捺钵之制③，清朝则有木兰秋猎之习。
四时捺钵制的政治管理并非杂乱无章，对于契丹等游牧、渔猎民族来说，在游牧、渔猎迁徙中议事，处理公务，是其古老的传统，游牧经济所要求的，有问题反倒能得到及时处理；对于生活习俗不同、又居于契丹国境内汉人的管理，又创造了一套相适应的变通办法，即每当契丹君主正月上旬从冬捺钵地起行时，掌管汉人事务的最高机构汉人枢密院和中书省，唯择宰相1员，枢密院都副承旨2员，令史10人，中书令史1人，御使台、大理寺选1人随从，余宰相以下官员则返回中京（治所在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大明城）居守，处理汉人事务。契丹君主还为了他们既能及时处理一切公务，又不致专权，规定人事变更，只给他们文官县令、录事以下的变动不需“奏闻”权，对县令以上官僚的升迁，只能“行堂帖权差”，决定权握在皇帝手中，即所谓“俟会议行在所，取旨、出给诰敕”；对于关系安危的武官变动，则必须“奏闻”④。
二、白蛮
“白蛮”即今白族的先民。它由汉、晋时期的僰人演变而来，僰是“羌之别种”，也就是从氐羌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僰人最早分布在四川西部和云南境内。秦开“五尺道”和南夷道，都以僰道（今四川省宜宾）为起点，向南延伸经滇东北直达滇中地区。“五尺道”是西南夷勾通巴蜀和汉中地区的古代交通大动脉，“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商人往来其间。沿途皆有僰人居祝《水经江水注》引《地理风俗记》说，僰字从人，被称为“夷中最仁，有人道，故字从人”。这是由于僰族同来自内地的汉族之间，相互交往较密切，吸收了较高的汉族文化，在当时的西南夷中，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最高，而被冠以“仁”和“人道”之称，如西汉末年，朱提郡（今云南昭通）的僰人，已修了“千顷池”，种植水稻，冶铜技术较为发达，达到了同汉族相接近的水平。
《蛮书》记载：“西爨，白蛮也。东爨乌蛮也。”这里的所谓“爨”，是指当地统治者的大姓，即爨氏家族。在南北朝以前，爨氏家族是戍边屯垦的汉族移民中的大姓，就是从汉族官僚和移民中分化出来的豪强势力。据《通典》记载：“西爨自云本河东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北）人，七世祖事晋（为）南宁州刺史，属中原乱，遂王蛮夷”。爨氏在移入“西南夷”地区之后，便和当地的“夷帅”雍闿、孟获家族，共同取代了“滇王”的地位。在省晋时期大姓，夷帅们的兼并斗争中，爨氏又压倒了其它势力，独霸一方。成为南中地区的“蛮夷”之主。《蛮书》卷四说：“在石城（今云南曲靖）、昆川（今云南省昆明市）、曲轭（今云南省马龙县）、晋宁、喻献（今云南省澄江、江川）、安宁至龙和城（今云南省禄丰县），谓之西爨。”西爨聚居的这个区域，地多平坝，宜于农耕，正是秦、汉之际僰族生活的中心，也是汉族移民与僰族相结合、共同活动和开发的中心。到了唐朝初年，这些迁人的汉族移民与内地的汉族逐渐失去联系。而融合于当地僰族之中。因此这一带地方就自然形成了爨氏统治区内“白蛮”成分为主的聚居点，即西爨白蛮。它正是在原来僰族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吸收了汉族文化和人口而形成的。
“白人，有姓氏。汉武帝开僰道，通西南夷道，今叙州（四川宜宾）属县是也。故中庆（滇中地区）、威楚（云南省楚雄）、大理、永昌（云南省保山）皆僰人，今转为白人矣”，①这部分僰人，是指洱海周围地区，以杨、赵、李、董等姓为代表的“白蛮”。它们与西爨白蛮属同一民族。
南诏兼并东部爨区之后，东部爨氏“白蛮”中的贵族及其部曲、亲兵被迁往滇西洱海地区，以防止他们在原地进行叛乱割据。在不断发展中，滇西“白蛮”人口逐渐增多，而在南诏统治政权的上层，“白蛮”又居多数，他们直接控制南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南诏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极大。天宝年间，唐朝3次对南诏用兵，损失近“二十万众”。这些人除一部分战死外，大部分当了俘虏，在洱海地区落户，成了“白蛮”的组成部分。后来南诏又几次进攻西川，“掠子女、工技数万引而南”。②。这数万名汉族子女、工技，也加入滇西的“白蛮”之中。于是，“白蛮”的经济、文化中心，便从滇池周围转移到洱海地区，使滇西白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更加迅速。
三、和蛮
“和蛮”是现代哈尼族的先民。《蛮书》卷八说：“谷谓之浪，山谓之和，山顶谓之葱路”。这里的“和”，为山腰之意；“蛮”则是对古代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也含有歧视之意。“和蛮”就是指居住在山坡上的民族。到唐朝初年，才出现这一称谓，它是由叟、昆明族中分化出来的。“和蛮”与“乌蛮”、“白蛮”信仰同一种宗教，首领皆称“鬼主”。656年，“和蛮”大首领王罗祁，伺西洱河“白蛮”大首领杨栋附显一道，向唐“率部落归附，入朝贡方物”。③
“和蛮”又称“窝泥”、“禾泥”、“斡泥”、“倭泥”等，实为“哈尼”的同音异写。它们主要分布在滇南的今红河州、文山州一带，与“乌蛮”、“白蛮”、“蒲蛮”等杂居在一起。南诏、大理国时，先后在“和蛮”居住的地区设置政权机构进行统治。东部的“和蛮”归通海都督府管辖，下设教化部、铁容甸部、思陀部、伴溪部、七溪部。这5部除教化部在今文山州外，其余4部均在今红河州。西部的“和蛮”，则归开南节度（今云南省景东）管辖。①
唐朝初年，东西两部分的“和蛮”都处在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阶段。社会的基层单位是农村公社，土地归村社所有，分配给各个家庭使用。统治各个村社的分别是“大鬼主”和“小鬼主”，过着封闭式的壁垒生活，经济发展缓慢，整个民族一直处于被统治的地位。
四、磨些蛮
“磨些蛮”是现代纳西族的先民。汉、晋时期，它称为“摩沙夷”，到了唐代才称“磨些蛮”。“磨些蛮，亦乌蛮种类也。铁桥上下及大婆、小婆、三探览、昆池等川，皆其所居之地”②。铁桥即今云南丽江县境。昆池等川，则在今四川省的盐源县和盐边县。这一分布情况，一直延续至元、明时期。
大约在南北朝年间，一部分“磨些夷”南迁至今云南省宾川县境内，建立了越析诏。“越析，一诏也，亦谓之磨些诏，部落在宾居（今云南省宾川），旧越析州也”。③737年（唐开元二十五年）南诏兼并了越析诏，南迁的这部分磨些人又被迫向北迁回盐源、盐边一带。“磨些夷”居地“土多牛羊，一家即有羊群”，“男女皆披羊皮”。④说明他们的畜牧业生产比较发达，否则，不可能达到每个家庭都有羊群。其“俗好饮酒”，酒为粮食酿造，这也说明他们的农业有了相当规模的发展。居住在各地的“磨些蛮”，因自然环境不同，其经济文化的发展有明显的差异。元、明、清时期，有的磨些人“依江负险，酋寨星列，不相统摄”，⑤以林寨为单位，受酋长统领，部落界限仍未打破；有的磨些人“善劲弩骑射，勤俭治生，饮食蔬北，①过着狩猎为主的生活；有的磨些人“男薙头辫发，妇人戴毡笠，衣与僰人同”。②受到白族较深的影响；有的磨些人。“近城池，其性淳朴。男女悉以棉布、麻布为衣，种莜稗以资生，卖枋板以为业”，③“其读书入学者，衣冠悉同士子”。④他们受汉族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发展程度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尤其在“改土归流”之后，丽江一带的磨些人直接同汉族的交往更加频繁，其经济文化生活已与汉族趋于一致。此外，磨些人也很擅长手工制造，“能制坚甲利刃”。⑤他们所造铁剑，锋利无比，“所指无不洞”；所制牦牛尾帽，“非矢镐所能穿”。⑥以上情况，一直延续至近代。
五、金齿、茫蛮
“金齿”、“茫蛮”是现代傣族的先民。它们在汉、晋时期被称为滇越、掸、“鸠僚”，“鸠僚”是从秦、汉之际的僚族中分化出来的。从汉、晋至南诏、大理国时期，“鸠僚，是今云南省文山自治州南部和红河自治州南部一带傣族的先民；西部永昌郡内的鸠僚，是今云南省德宏自治州至西双版纳自治州一带傣族的先民。东部的鸠僚，又称为“白衣”、“棠魔蛮”。史籍记载：“邕州（今广西南宁）南江（今广西右江）之外，有白衣、九道等道名”；⑦“安南国……西有陆路通白衣蛮”。（11）“白衣”的称呼是何含义，一说可能因为他们着白色衣服而得名，又说它或许是古代“百越”的音转。而无论怎么说，“白衣”是它称，不是自称。“棠魔”则是“傣勐”的对音。“傣勐”是傣族中的一部分。据说云南省西双版纳的傣族最早建立村寨的人，都自称“傣勐”。（12）因而“棠魔”不是它称。
“棠魔蛮，去安南管林内西原十二日程，溪洞而居，俗养牛马，比年与汉博易。自大中八年（845），经略使苛暴，令人将盐往林西原博（易）牛马，每头匹只许盐一斗。因此隔绝，不将牛马来”。⑩这段历史记录，反映了“棠魔蛮”擅长于饲养牛马。牛马多了，不但可用来耕作（南方饲养的大牲畜，主要用于农耕），剩余的还用来同汉人交易。只是由于安南都护府官吏们的苛暴盘剥和不等价的交换，才使“棠魔”中断了同他们的贸易关系。
西部的金齿，茫蛮等也不是本民族的自称，而是它称。《蛮书》记载：“黑齿蛮、金齿蛮、银齿蛮、绣脚蛮、绣面蛮、并在永昌、开南，杂类种也。黑齿蛮以漆漆其齿，金齿蛮以金镂片裹其齿，银齿以银。”（傣族地区盛产槟榔，傣族人喜食槟榔，久而久之，牙齿被槟榔染黑，而被称为“黑齿蛮”。所谓“以漆漆其齿”，显然是不正确的。傣族的男子，喜欢用金、银饰齿。作为美与富的象征。他们居住在永昌和开南节度管辖区域内，相当于今云南保山南部，临沧西部、东部，德宏的大部和思茅地区。这些地方除有金齿、茫蛮居住外，还有其它“杂类”如“朴子蛮”、“寻传蛮”、“望蛮”、“和蛮”等等。在这些相互杂居的古代民族中，“金齿”、“茫蛮”住在平坝，其它民族住在山区。“茫蛮部落，并是开南杂种也。茫是其君之号。蛮呼茫诏……楼居，无城郭……孔雀巢人家树上。象大如水牛，土俗养以耕田，仍烧其粪”。（这里的“茫诏”，为“诏茫”之误。诏茫即近代傣族中的“召勐”——头人。他们管辖着一定的区域。
金齿、茫蛮居住的区域气候湿热，雨量充沛，河流纵横，水利灌溉十分方便。从古代起，他们便散居于河流溪谷沿岸，开拓和发展了水稻种植业。这从他们大量驯象，“一家数头，养之代牛耕”①的描写中，也得到了证实。又从他们能把金、银冶炼成薄片，用以装饰牙齿的事例中，证实了手工业的生产也比较发达。他们还能把当地盛产的木棉编织成“娑罗笼段”，汉称“白叠”或“桐华布”，再进一步加工成“五色娑罗笼”，男女通穿。这种情况几乎遍及每户农家。在这种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上述各地区的部落中都已出现剥削阶级而进入了阶级社会。
六、朴子蛮、望蛮
“朴子蛮”是现代布朗族和德昂族的先民；“望蛮”是现代佤族的先民。他们都是从汉、晋及南北朝时期的“闽濮”中分化出来的，由同种而衍变为不同的民族。朴子蛮“开南、银生、永昌、寻传四处皆有。铁桥西北边延澜沧江亦有部落”。②这就是说，在今日云南省的思茅、西双版纳、临沧、保山、德宏等地区（州），都是“朴子蛮”与其它民族共同杂居之处。在南诏国时期，阁罗凤“西开寻传”，征服了“朴子蛮”等各个部落，使其归入南诏统治范围之内，直到大理国时期未曾改变。
“朴子蛮，勇捍矫捷，以青娑罗段为通身袄。善用泊箕竹弓，深林间射飞鼠，发无不中……无食器，以芭蕉叶藉之”③这说明在“朴子蛮”的经济生活中，一方面已出现了纺织手工业，并且有了一定的农业。据说他们很善于种植木棉和茶树，今德宏、西双版纳山区尚有一千多年的古老茶树即他们所栽。④另一方面，他们仍过着采集狩猎的原始生活，没有食器，仅以芭蕉叶遮身。其所以如此，大概是由于他们分布面广，部落众多，生活环境差异大，经济文化发展显然不平衡的缘故。
前文提到，“望蛮”即佤族。“望”与“佤”为同音异写。“望蛮外喻部落，在永昌西北”，⑤“望苴子蛮，在澜沧江以西。”⑥这是“望蛮”分布的具体区域。所谓“望蛮外喻部落”，简称叫“望外喻”，居住在永昌（今云南省保山市）西北，就是今腾冲县一带。据史书记载，当时他们是一个较大的部落，人口较多，分布面积较广。所谓“望苴子蛮”，是南诏从“望蛮”中征调来的军队。“苴子”在这里用来称呼勇士或士兵。他们的故乡在澜沧江以西，即今临沧地区的阿佤山区。这些士兵善使弓矢长矛，作战勇敢，所向无敌。南诏统治阶级每次对外征战，其大军将必用“望苴子”冲锋陷阵。
“望蛮”的经济文化生活，大抵与“朴子蛮”的发展相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②《全唐文》卷八○二，高骈“回云南牒”。
③《全唐文》卷八二七，牛丛“报坦绰书”。
④同上。
①《隋书》卷三一，地理志下，第898页。
②《梁书》卷三四，张缵传，第500页
③《杜少陵集》卷二二。
④《刘宾客文集》卷二六，《莫徭歌》。
⑤《刘宾客文集》卷二五，《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
⑥《刘宾客文集》卷二六：《蛮子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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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5 23:09:51|只看该作者 ①《隋书》卷三一，地理志下，第898页。 ②《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蛮、西南蛮，第5274页。
③《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蛮下，第6320页。
①《旧唐书》卷一九七载“赵磨”，《新唐书》卷二二二下作“赵酋摩”，疑为赵姓酋长名摩之误。
②《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蛮下，第6319页。
③同上。
④李昉：《太平广记》卷四八三，引（唐）尉迟枢：《南楚纪闻》。
①李昉：《太平广记》卷四八三，引（唐）尉迟枢：《南楚纪闻》。
②《新唐书南蛮下》卷二二二下，第6326页。
③《隋书地理志下》卷三一，第888页。
④《旧唐书柳宗元传》卷一六○，本，第4214页。
⑤《新唐书韦丹传》卷一九七，第18册，第5629页。
⑥《新唐书孔戣传》卷一六三，第5009页。
⑦《旧唐书王睃传》卷九三，第92985页。
①《新唐书南蛮下》卷二二二下，第6331页。
②《新唐书徐早传》卷一四三，第4694、4695页。
③《宋史蛮夷三》卷四九五，第14215页。
④《隋书地理志下》卷三一，，第888页。
⑤蒋廷瑜，《粤式铜鼓》，载《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175～185页。
⑥《隋书地理志下》卷三一，第888页。
⑦同上。
⑧《隋书谯国夫人传》卷人○，第1800页。
⑨同上书，第1801页。
①《史记》卷一。
②《史记》卷一一六，第2991页。
③《后汉书》卷八六，第2856页。
①《新唐书》卷二二二下，第6317页。
②《南诏源流纪要》。
③向达：《蛮书校注》卷七。
①李京：《云南志略》。
②《新唐书南蛮传中》卷二二二，第6282页。
③同上书，第6322页
④尤中：《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
⑤向达：《蛮书校庄》卷四。
①向达：《蛮书校注》卷三。
②向达：《蛮书校注》卷四。
③李京：《云南志略》。
④（乾隆）《丽江府志略》上卷，《官司略种人附》。
⑤（道光）《大姚县志》卷七，《种人志》。
⑥（乾隆）《永北府志》卷二五，《北胜州土州同所属夷人种类》。
⑦（道光）《云南通志》引《清职贡图》。
⑩《桂海虞衡志》。
（11）《岭外代答》卷二。
（12）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第229—230页。
①向达：《蛮书校注》卷四。
②同上。
③同上。
④向达：《蛮书校注》卷七。
⑤同①
⑥同上。
第六章渤海、室韦与库莫奚
汉文文献中，东北地区在挹娄（一作肃慎）、乌桓、鲜卑、夫余等族称先后消失后，继之而起，活动于这一地区的，是勿吉、靺鞨、室韦、库莫奚和契丹等。约在5世纪至10世纪初（相当南北朝至唐），他们在争取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或互争雄长，或谋求向外发展，终于有的退出历史舞台，如高句骊（见第三编第二章）；有的在兴盛起来后，内部又起分化，走上不同发展的道路，如靺鞨分裂、发展为渤海与黑水靺鞨；有的兴起后又分化组合或被它族役属，如室韦、库莫奚；有的还在继续向前发展，如契丹（见第五编第一章）。
第一节靺鞨族的来源与变化
一、来源与分布
肃慎族系挹娄之后，先后出现的族称为勿吉、靺鞨，大体在南北朝时称勿吉，隋唐时曰靺鞨。①勿吉为中原人所知，是在5世纪下半叶②。勿吉一词含义，为“深山老林”之意，是今满语“窝集”在古代的汉字异用。被用作族称，是因该族散居深山密林中以狩猎为生之故③。
靺鞨称号始见于史书在563年（北齐河清二年），但最初靺鞨之“鞨”写作“羯”，《北齐书武成帝纪》河清二年条就是这样写的：“是岁，室韦、库莫奚、靺鞨、契丹并遣使朝贡。”河清三年条记靺鞨朝贡也是作“靺羯”①。565年（北齐天统元年）史书中开始出现“靺鞨”，同上书天统元年条载：“是岁，高丽、契丹、靺鞨并遣使朝贡。”二年、三年、四年条记其来贡，也皆作“靺鞨”，而未用“靺鞨”②。在这以后，“鞨”并未完全取代“羯”③，直到唐、宋、元三朝的史料中，有时还出现将靺鞨写作靺羯。如714年（唐开元二年）唐册封大祚荣的大臣崔忻返回途中在今大连市黄金山的刻石、《通典乌洛侯传》、《文献通考室韦传》，都是将靺鞨写成靺羯。《契丹国志》中也是靺鞨与靺羯互见。
勿吉与靺鞨虽出现于不同历史时期，但并非族称的改换，而是同一语词在不同时期的异译。因为今读hè之“鞨”，不见于《说文解字》；羯，《说文解字》作“居谒切”，即读ji，与吉（ji）音同。以今读音而论，靺羯（m6 jié）与勿吉（wùji）音也相近。可见，靺羯与勿吉只是同音对译用字不同，靺鞨是靺羯的改写④。
勿吉、靺鞨族的来源，一般都根据史书记载，认为它源于挹娄。其分布区域，《魏书》只笼统说“存高句骊北”，《北史》、《隋书》也未对其地域作完整介绍，只是在叙述诸部所在地时，讲到它们在白山（今长白山）、粟末水（今第二松花江）和黑水（今黑龙江）地区。按两唐书载，其地“东至于海，西接突厥，南界高丽的，北邻室韦”⑤。相当于今地理，东临日本海，西约以今俄国结雅河及我国嫩江附近与室韦、契丹相邻，南在今松花江上游地区及图们江处与高丽接壤，北达鄂霍次克海及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在这一区域内，“数十部”靺鞨人散居各地。其中著名的七部大体是：粟末部最南，抵长白山而居，约在以今吉林省吉林市为中心的第二松花江地区；伯咄部在粟末部东北，在今拉林河流域；安车骨部在伯咄部东北，即今黑龙江省依兰县东南和以东地区；拂涅部在伯咄部东，今牡丹江下游以东至兴凯湖一带；号室部在拂涅部东，约在今兴凯湖南的绥芬河流域；黑水部因居黑水两岸得名，分布在今松花江注入黑龙江处附近下至博朗湖一带的黑龙江南北地区；白山部在粟末部东，约居于今牡丹江上游及其以东的延边地区。⑥七部之外的诸小部分布，只知在今黑龙江以北和俄国滨海地区，尚有思慕、郡利、窟说、莫曳皆、虞娄、越喜等部。①
此外，在隋末唐初先后有两批靺鞨人迁出上述地区，移住今辽宁省朝阳市一带。第一批约在612年（隋大业八年）②。是年，隋炀帝杨广征高丽，当时附于高丽的靺鞨南境的厥稽部酋长突地稽，率其部及另七部凡千余家归隋，隋炀帝安置他们于柳城（今辽宁省朝阳市）。八部为：厥稽部、勾使来部、窟突始部、悦稽蒙部、越羽部、步户赖部、破爱部、步括利部③。唐太宗李世民时，此八部又一度被移居幽州（治所在今北京市城区西南）昌平城④。第二批在668年唐亡高丽国后，被迁的主要是后来创建渤海国的大祚荣所在的粟末靺鞨（即原靺鞨粟末部）人。他们在唐对高丽的战争中，站在高丽一边与唐抗争，高丽国亡后被强迫迁于营州（州治在今朝阳市）⑤。
二、社会生产与社会组织
勿吉、靺鞨族的社会生产，比挹娄时期有了长足进步，但在大多数领域还只是量的增加，尚未达到引起社会变革的程度。狩猎业还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生产部门之一，尤其在北部和东北部地区更占有重要地位。角弓和楛矢既是他们的狩猎工具，也是他们的战斗武器。为了增强弓箭的杀伤力，猎取皮大、毛厚和肉多的大野兽，他们常在每年七八月间“造毒药，傅矢以射禽兽”。在捕打的小兽中，貂最为他们重视。勿古人为了多猎取貂鼠，流行着一种习俗，父母若在秋冬死时，“以其尸”作诱饵“捕貂”⑥。貂是一种毛皮小兽，对一个尚未进入文明社会的民族来说，貂对于解决日常生活所需本无多大意义，有这一情况出现，联系在此之前中原地区已有“挹娄貂”美名流传，显然是为了交换。因此推断，勿古人的狩猎生产已不同于原始的狩猎活动。
农业有了进一步发展。耕作方法已采用“耦耕”，达到相当于中原地区春秋时代的耕作水平。农作物的品种有粟、麦、穄，并种植一种名“葵”的蔬菜。粮食作物已食用有余，出现了“嚼米酝酒，饮能致醉”⑦。畜牧业以养马、喂猪为最普遍，且已有了一定的规模。如北魏太和初（元年，477）勿吉人向北魏朝贡，一次就献马500匹；靺鞨人养猪，一些富户已多“至数百口”①。猪和马之所以成为他们主要的饲养牲畜，是因为猪是他们的衣食之源，“食其肉而衣其皮”；马则是他们与中原地区主要的交换物之一，这在挹娄时期已存在，当时已“有马不乘，但以为财产而已”。
手工业发展也很显著，以车、船的制造最突出。南北朝时他们会造步行推的小车，到隋唐时期已能制作马拉大车。②船的制造比制车历史早，当时已较普遍地用作水上交通工具。勿吉使臣朝贡北魏，从其境至今洮儿河一段路程，就是乘船往返。乙力支在北魏谈到，他们已与百济商量，准备“从水道并力取高句丽”，说明他们社会内已有了能运送大批人员的船只③。他们也能加工铁制品，如考古发现相当于勿吉时期的黑龙江省绥滨同仁遗址下层文化，出土了铁锛、小刀、铁镞、铁带卡等；④属于靺鞨遗存的吉林省永吉县大海猛遗址等处，发现的铁制兵器和生产工具有刀、剑、匕首、矛、镞、铠甲、马具及斧、锛等⑤。
农牧业的迅速发展和铁器的普遍使用，不仅表明其社会生产力有很大发展，而且决定了靺鞨人的社会组织将临近文明社会。事实也正是这样，这时虽然氏族组织还存在，但已出现分解和重新组合。前述著名七部，是七个发达的部落，史书所说其“凡为数十部”或“离为数十部”，是将一些氏族和部落合在一起说的，隋炀帝时迁居柳城的突地稽所率厥稽部等八部，就是粟末部下的一些氏族。各部在社会迅速前进中，“强凌弱”，互争雄长，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盟主地位的斗争，到了唐初，众多的靺鞨部落已以区域形成了南部以粟末部，北部以黑水部为核心的两大部族集团（或说部落联盟），并以新的称号：粟末靺鞨和黑水靺鞨作为联盟的名称⑥。这种以区域形成的部落联盟，是人类社会组织由以血缘为纽带向以地域为单位发展的一种过渡。靺鞨人由于有这一变化，从此两个联盟集团便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粟末靺鞨在7世纪末建立震国政权后，吸收了高丽、夫余等族遗民发展为渤海族；黑水靺鞨则在较长时期内保留原有称号，进入10世纪后才改称女真。
勿吉、靺鞨人的氏族社会，据史载和考古资料，可以看到以下一些特点：其一，各部落和氏族居于不同地区，各自在一个首领领导下，独立地组织生产和生活，尚未形成全族的统一首领。史书所记“邑落各自有长，不相总一”；或“离为数十部，酋各自治”，是对这一社会情景的描述。但是到了6世纪末7世纪初（隋代），由于频繁的兼并战争，社会中出现了号称“大莫弗瞒咄”的渠帅⑦；其二，每个部落有自己的武装。在著名七部中，大部落有“胜兵七千”，一般的为3000；其三，已确立了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妇女已成了男子的附属物，丈夫对妻子已握有生杀大权。正是由于这种夫权制的确立，所以其社会内部存在“其妻外淫，人有告其夫者，夫辄杀妻，杀而后悔，必杀告者，由是奸淫之事终不发扬”⑧；其四，居住是“凿穴以居，开口向上，以梯出入”。住屋面积约30平方米左右。为了防止外部的侵掠，已有了城堡建筑。城址在牡丹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流域以及黑龙江中下游地区均有发现。据介绍，在黑龙江省的东部、南部各地，发现了“数以十计的勿吉城堡”，皆依山傍水，一般长宽皆只有几十米①；其五，两极分化在不少部落内已存在，个别地区已出现家庭奴隶。隋末迁到柳城的厥稽等八部，至唐代已有“家僮数千人，以财力雄边，为夷人所惮”②。
这一时期其社会所以如此迅速的发展，中原地区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起了促进作用。仅据史载勿吉与中原王朝的官方来往说，它们于延兴年间派乙力支朝贡建国于黄河流域的北魏后，于太和初（元年为477）、九年、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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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5 23:16:29|只看该作者 、十三年、十七年，自景明四年“迄干正光”（503—525），“贡献相寻”。 540年到北齐时，“朝贡不绝”。朝贡使团的人数，有时一次多达500余人。据日人池内弘统计，勿吉在近100年内，他们到中原朝献有30余次。③在这种表示臣属关系的来往过程中，一方面他们以贡品形式把大批土特产品运到中原地区，太和初一次就贡马500匹；另一方面，他们返回时，中原朝廷又“回赐”大量锦帛、绢、金银制品等物。这种一来一往，丰富了两族的物质生活，特别是促进了勿吉社会的经济发展。绥滨同仁遗址出土的铁铸、铁镰等，形制均与中原地区出土的同时期同类器物相仿，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原地区经济、文化对勿吉、靺鞨社会发展的影响。
三、黑水靺鞨
前面谈到，靺鞨诸部在相互兼并过程中，子7世纪初形成了北部以黑水部，南部以粟末部为核心的两个部落联盟集团，有了黑水靺鞨与粟末靺鞨新称号。7世纪末，东北地区发生了契丹、奚等族反唐的大动乱，粟末靺鞨在这一动乱中建国称号，不久改称渤海。远处边陲的黑水靺鞨，则选择了加强与唐王朝联系，保持原来民族特色的发展道路。两《唐书》对这一变化，以《靺鞨传》或《黑水靺鞨传》介绍靺鞨族的发展变化，以《渤海靺鞨传》或《渤海传》叙述粟末靺鞨为主干建立的渤海国的兴衰。
黑水靺鞨共有16部。其中除作为主体的黑水部外，已知的部名有思慕、郡利、窟说、莫曳皆、拂涅（原为著名七部之一）、虞娄、越喜、铁利等八部，另七部名称史失记载。他们分布在东包库页岛至今日本海，西约在嫩江和俄国结雅河附近与室韦为邻，北达鄂霍次克海，南以嫩江下游和松花江北岸，沿松花江至今依兰县附近再折而东北向至海与渤海地相接（渤海未强盛前，今牡丹江下游以东至海也为黑水靺鞨所有）⑤。在这个区域内，已知八部（后四部后臣属渤海）所在分别为：思慕部居于今俄国布列亚河（清称牛满江）和阿姆贡河（清称恒滚河）上游地区；郡利部分布在黑龙江入海口附近；窟说部在库页岛北部地区；莫曳皆部居库页岛东南部；拂涅部分布在牡丹江下游以东的今密山县一带；虞娄部约有兴凯湖以东至海之地：越喜部在乌苏里江以东地区；铁利部居住在今黑龙江省依兰县附近。⑥
黑水靺鞨的社会状况，总的看来，较南面的粟末靺鞨低下，但其区内各部发展水平并不平衡。居于黑龙江下游以西、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一些部落，还以渔猎为业，过着“夏出随水草，冬入处”地穴的原始游猎生活；分布在黑龙江中游附近的一些部落，虽然还穴居，但考古发现表明，这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已具备了出现贫富分化、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条件，如在今俄国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阿爱罗波尔特地区柯奎镇，发现了靺鞨古城，出土的遗物中有空首铁斧等⑦。再如前面提到的上限至勿吉、下限可至女真早期的位于松花江注入黑龙江附近的绥滨县同仁遗址，上下层文化中皆出土了削、铸、镰、带扣等多种铁器。
黑水靺鞨人有以下一些特点和风俗：人皆强悍凶猛，无忧愁悲伤，贵壮贱老；善步战，每恃其勇，常为邻近民族之患；人喜编发，缀野猪牙和插雉尾作冠饰；死者不用棺椁，埋入士后杀其生前骑马以祭等。以上这些一方面表明，黑水靺鞨尚未跨出原始社会门槛，同时又看到阶级社会的某些因素已在其社会内出现。
黑水靺鞨独自与中原王朝来往，是在8世纪初。在此之前，在唐王朝与高丽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因战场主要在辽东地区，距其境远，他们基本上未介入。后来契丹首领李尽忠在营州起事反唐，武则天调集唐军镇压东北地区诸少数民族的反抗，他们怕灾祸及已，与粟末靺鞨人同向当时北方强族突厥请吐屯官，以求保护。唐中宗李显在8世纪初复位后，对粟末靺鞨等改用“招慰”政策。黑水靺鞨随即派出使臣“假道”震国（即渤海），与唐联系，归服唐朝。
722年（开元十年），其酋倪属利稽朝唐，唐玄宗李隆基以其所领为勃利州，任命他为刺史。
725年，因安东都护薛泰奏请，唐在其境置黑水军。次年，唐又在其地置黑水州都督府（简称黑水府），以其首领为都督，诸部部长为刺史，另派人任长史至其地“监领之”。至此，黑水靺鞨地区正式纳入唐王朝的版图。后来，渤海日趋强盛，唐又因“安史之乱”后无力东顾，于是其南部的拂涅、虞娄、越喜、铁利等部为渤海兼并，北部的一些部落似也一度臣属渤海。10世纪初，当渤海衰亡之际，黑水靺鞨在逐渐向南发展的同时，其兀儿、胡独鹿两首领所在的部落，先后于924、925年（后唐同光二年、三年）派人向后唐朝贡。
932年（后唐长兴三年）以后，黑水靺鞨转附于正在崛起的契丹，并以契丹人对他们的称呼“女真”为新号。
第二节粟末靺鞨及渤海
一、渤海国的建立
渤海国是粟末靺鞨首领大祚荣，以隋末唐初先后迁居今辽宁省朝阳地区的两批粟末靺鞨人和部分“高丽余种”为基础建立的①。后来，高丽国的“逋残”，及靺鞨伯咄、安车骨、号室等部的“遗民”皆归之，也成了渤海国的主要居民。他们在长期共同劳动和生活过程中，遂凝聚为一个新的人们共同体②，史称之为渤海人。渤海又在发展进程中，用武力征服了黑水靺鞨的虞娄、拂涅、铁利、越喜等部，并把他们纳入自己的行政管辖下；但这些部族，直到渤海国灭亡，始终保持着原有的称号，未成为渤海共同体的成员。
渤海国的建立，是粟末靺鞨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高丽和唐王朝对粟末靺鞨的影响与民族压迫，起了加速其建立的作用。前面谈到，靺鞨族至唐初，众多的部落结成了粟末靺鞨和黑水靺鞨两个部落联盟，如果没有外来影响，他们也会随着自身内部的发展进入文明社会。然而就在这两个部落联盟形成的前后，发生了两件促进粟末靺鞨历史发展的事件：一是前述突地稽等八部不愿屈臣高丽，在隋末迁居柳城地区；再是由于靺鞨自勿吉时期以来“每寇高丽”，粟末靺鞨未迁走者被处于鼎盛时期的高丽征服，臣附高丽，在唐与高丽的战争中，他们大多又被高丽贵族调到辽东地区与唐军作战，这样一来，这些粟末靺鞨人不仅直接受着高丽国的封建统治，而且又与这一地区封建制已有一定发展的居民错居杂处，668年（唐总章元年）高丽国亡后，他们又被唐迁到营州（即柳城）地区居祝营州地区是隋唐时代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地近长城，是塞内外汉族与东北各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集中交流地。粟末靺鞨人迁居这里后，在诸种先进因素强烈影响下，社会获得迅速发展。以先迁来的厥稽等八部为例，他们迁到这里后，很快喜悦汉族的“冠带”等风俗习惯，加之常因为唐作战受到优厚“赏赐”，在高丽国灭亡前，已以“财力雄边”，为东北各少数民族“所惮”，各部已拥有众多奴仆。③大祚荣一支虽迁居这里较晚，但至其“东奔”前也已在这里生活了近30年，且在此之前，他们早在高丽封建统治下过了半个世纪左右，这些事实说明，迁到今辽阳地区的粟末靺鞨，社会内部已有了阶级划分。用阶级社会的一套机制来调整各阶级的关系，保护私有者的利益，已成了粟末靺鞨新兴贵族急待着手解决的问题。
696年（唐万岁通天元年），契丹首领李尽忠等杀营州都督赵文翙叛唐，为粟末靺鞨新贵族提供了创建民族政权的时机。发生这一变故，主要是赵文翙等依仗手中权势，对东北诸少数民族的剥削和民族压迫越来越重，激起各族人民极大不满，李尽忠等借机起事。居住在营州的粟末靺鞨人加入了反唐行列。事发后，武则天派曹仁师统大军前去镇压，大祚荣父乞乞仲象和另一首领乞四比羽率所部及部分“高丽余种”渡辽水东逃。唐为瓦解东北少数民族的反唐联盟，在对契丹实行武力围剿的同时，对粟末靺鞨采用招抚政策，封乞四比羽为许国公，乞乞仲象为震国公。乞四比羽不相信唐有诚意，拒“不受命”，结果被唐追兵“击斩”。时乞乞仲象在奔亡中病故，大祚荣代父而起，率所部继续东逃，降唐契丹大将李楷固“穷蹑”其后，至天门岭（今吉林省境哈达岭）①，骁勇善用兵的大祚荣，借天门岭复杂地形，“合高丽、靺鞨之众”，大败唐军，李楷固脱身败还。698年（唐圣历元年），突厥入据今河北省中西部的妫州、檀州、定州、赵州等地，契丹与奚又依附突厥，于是中原通东北的道路被阻隔，大祚荣审时度势，于是年在今吉林省敦化县敖东城建国称王，以唐武后封其父为震国公之“震国”作国号，自称震国王。
震国建立后不久，唐中宗复位，派恃御史张行岌“招慰”大祚荣，祚荣即遣子入侍，臣属于唐。唐睿宗李旦即位后，于713年（唐先天二年）遣郎将崔忻摄鸿沪卿往祚荣所在，拜其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并以其所统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②祚荣随即去靺鞨号，同时以“渤海郡王”的“渤海”取代“震”为国号。从此，渤海作为国号和族称，见于史乘。渤海国是一个具有二重性的政权，它既是粟末靺鞨联合高丽等遗民建立的一个边疆少数民族王国政权，同时又是唐王朝管辖下的一个羁縻州。这一二重性突出地体现在以下三点上：其一，每世渤海王的更迭①，虽皆由大氏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但均需得到唐王朝的认可，接到册封后才算合法，否则只能称“权知国务”、“知国务”；其二，唐王朝在册封新继立国王的同时，必任命其为忽汗州都督府都督，即继立者要同时接受唐王朝地方官的任命；其三，渤海国有向唐朝贡的义务，史载渤海向唐朝贡凡140余次，朝后梁、后唐10次。②
经过大祚荣开创，大武艺“斥大土宇”和大仁秀“开大境宇”，渤海有一个连成一片的广大区域。比今地理，东临日本海；西约在吉林省乾安、长岭和双辽县一带与契丹地相接；南至朝鲜德源附近的龙兴江（泥河），北边西起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境，东向约沿七星河或挠力河越乌苏里江，再顺比金河至日本海；西南约东起朝鲜孟山附近，越大同江后在价川附近再过清川江，在义州北越鸭绿江，过辽宁省丹东市北，再经抚顺市与新宾满族自治县间、开原县与昌图县间，达于双辽县境。③渤海王城，也是忽汗州都督府府治所在，初在敖东城，后几线迁徙，在第五世王大华屿时迁还上京忽汗城（今黑龙江省宁安县东京城），此后未再变动。渤海人以辛勤劳动，发展和创造了繁荣的经济与光辉灿烂的文化，对古代东北地区的开拓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渤海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
渤海成员来源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从事不同类型生产的部落或民族，因而渤海区内经济发展水平，一开始就存在不平衡。这一状况，在渤海国存在的200多年里，未得到根本改变。大体说来，以其上京所在的今牡丹江中游地区为界，在它以西、以南地区为夫余、高丽和沃沮故地及靺鞨族的南部，已是以农业为主的地区，经济、文化发达；以东和东北部地区，是被兼并的黑水靺鞨、虞娄、越喜、拂涅、铁利等部所在，尚处在渔猎经济发展阶段。存在这一差异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地形、气候、资源等自然条件不一致所造成的。
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反映在生产领域是社会生产的多样化，《新唐书渤海传》载：“俗所贵者，曰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栅城之豉，扶余之鹿，鄚颉之豕，率宾之马，显州之布，沃州之绵，龙州之紬，位城之铁，卢城之稻，湄沱湖之鲫。果有九（丸）都之李，乐游之梨。”可见，渤海区域内社会生产门类十分齐全，除了渔猎业外，当时中原地区具有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莫不有之。以下通过对各门类生产的简略介绍，来说明其社会生产发展的大致状况。
农业生产，已普遍采用铁制工具。他们使用的铁镰、铁铧、铁锸和铁铲等，在今吉林省敦化县、黑龙江省宁安县及绥芬河流域等地的渤海遗址中皆有发现。上京龙泉府遗址出土的铁铧为生铁铸造，长36厘米、重近4.5公斤，说明渤海人翻土已由靺鞨时代“田耦以耕”，发展为由畜力牵引。农作物品种也增多了，不仅有粟、麦、穄和葵菜，而且有了水稻、豆类、荞麦、大麻、苘麻和大蒜等，同时也有李、梨等水果。④值得指出的是著名的“卢城之稻”，它表明渤海人在1000多年以前，已成功地把水稻栽培引种到北纬43度附近及其以北地区。仅此，足见其农业生产比靺鞨时代有了长足发展。
渤海人普遍养猪，也饲养马、牛等大牲畜。猪以今黑龙江省阿城县一带（鄚颉），马以今绥芬河流域（率宾）的最为名贵。马是与中原地区贸易的重要商品，当时李正己所统今山东半岛，“货市渤海名马，岁岁不绝”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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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5 23:20:49|只看该作者 有纺织、铜铁冶炼、金银品制作、陶瓷和造船等行业。纺织品有布、绵、紬，原料是麻和蚕丝，产地主要在今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县附近地区（显州）、朝鲜咸镜南道（沃州）和牡丹江中游（龙州）。据辽灭渤海后东丹每年要向辽贡粗布15万匹这一事实，知渤海地区的纺织业是相当发达的。铜的冶炼和制作也有一定规模。炼出的铜除用于制作生活用的各种器皿和装饰品外，还把大批熟铜运到今山东半岛（淄青）出卖。①今黑龙江省宁安县以南的哈尔巴岭一带和东宁县大城子地区，是铜冶的主要地区。②铁的产地主要在中京显德府，显州位城县的铁最著名。已经发现的渤海时代的铁制品已近50种③。渤海人也能制作金银制品。和龙县北大地、宁安县上京、敦化县六顶山等处渤海遗址，出土的金银制品有金带、金饰件、金钏、金耳珰以及大量鎏金器物和银钗等。①814年（唐元和九年），他们曾向唐献金、银佛像各一。②陶瓷制品近十几年在渤海遗址中出土很多。陶器有碗、钵、罐、碟、盘、瓶、缸、杯等，并发现了许多釉陶和质地优良的三彩陶③。瓷器残片。在宁安、敦化及今俄国乌苏里斯克（双城子）等地的渤海遗址中，皆有发现。另外，60年代初在渤海上京故城南的今杏山乡，发现了大片渤海砖瓦窑群废墟，1980年探明有20余座。④ 渔猎和采集在渤海社会内仍占有一定地位。从事渔猎的，主要是越喜、铁利、拂涅、虞娄等部的居民。见于史载的贵重渔猎品有貂、虎、豹、熊、罴、鹿、鹰、鲸鲵鱼、鲻鱼、乾文鱼等。采集品种类也很多，贵重的有人参、白附子和松子等，这些多是用于纳贡和交换的。⑤
建立在上述经济基础上的渤海政治制度，是以国王为核心的君主集权制。由于这个王国政权又是唐王朝的一个边疆地区的羁縻州，如前所述，所反映到其政治制度上就出现：一方面，国王是渤海人的最高主宰者，独揽一切大权，实行个人专断；王位采用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军政要职大多由大、高、乌、杨、李等望族担任；另一方面，新继王位者又必须得到唐朝廷诏册后才算合法，渤海国王要接受唐边州都督或节度使的押领，⑥唐还派人为“长史”至其地监领。在这一政治制度下，其行政建置和职官，既有相同于唐一般地方的府、州、县区划和相应的官吏设置，又有不同于一般地方政权的各种机构。这就是，为辅佐国王统治，设有三盛六部，十二司、一台、七寺、一院、一监、一局等比照唐中央政权的办事机构；在一些政治、经济中心和军事要地的府，仿唐五京之制设上、中、东、南、西五京。上京设在王城所在的龙泉府，中京置于早期都城所在的显德府，东京立于一度为王城的龙原府，南京在靠近新罗边境的南海府，西京在“朝贡道”上的鸭渌府。渤海凡有15府、62州、100余县。
渤海政权是在反抗唐统治者的民族压迫的条件下产生的，故开始就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有“胜兵数万”⑦。后来在完善军事建置时，仿唐16卫制，设10卫统率诸军。各卫设大将军一、将军一，置都将、郎将、少将若干。十卫兵制执行到渤海灭亡⑧。汉文文献中未讲到有府兵，但日本古籍载，渤海首次聘日使团成员中有府兵官，即德周为果毅都尉，舍那娄为别将。此外，832年（唐大和六年）唐册封渤海第11世王大彝震的内养王宗禹从渤海返回，“言渤海置左右神策军、左右三军一百二十司，画图以进”⑨。这可能是渤海在中后期另设的王廷常备军。
渤海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还建立了一套等级森严的品阶勋爵制度，其以品为秩，约有九秩；每秩分正从，凡18级。⑩散官有文武之分，另散见于史书的：文散有紫缓大夫、青缓大夫、献可大夫等；武散有辅国大将军、慰军大将军等。勋官只知有上柱将。封爵见于日本古籍的有开国公、开国子、开国男。
三、辽灭渤海及东丹国
常有吞并渤海之志的契丹酋长耶律阿保机，在南面平定了东、西奚，北方控制了室韦等族和西征获得胜利后，为消除其进军中原的后顾之忧，于925年（辽天赞四年）十二月下诏征渤海，随即亲率皇后、皇太子、大元帅尧骨，举兵进攻渤海。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仅用了二三十天，就将历经229年，传世15
王的渤海国灭亡了。渤海国被灭亡的原因有种种，但主要是其内部的阶级矛盾和争权斗争越演越烈，给了阿保机以可乘之机，一举而歼灭之。
渤海内部的阶级矛盾，随着对外战争的结束日趋激烈。早在第3世王大钦茂时，渤海开始了大兴土木，筑城池，建宫室。现在已发现的渤海时代的古城已达几十座①。今宁安县渤海王城遗址，为第11世王大彝震所建，它模仿唐京师长安城，有高大的城墙，园林、亭榭、楼台、殿阁布满城内。这就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贵族、官僚的日益腐化和骄奢淫逸，使统治阶级和广大农民、手工业者、部曲和奴隶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贵族和官僚们为维护其特权，不断强化暴力机器，仅军队就由数万增加到数十万。②在渤海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供养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使人民不堪承受的负担更重，阶级矛盾更激化。
导致阿保机进攻渤海的原因，是渤海统治集团内部争夺王权的斗争。这一斗争，在大钦茂死后己突出地表现出来。他死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为争夺王位有过两场流血斗争，即先是大钦茂“族弟”大元义以武力夺得王位，并残酷地镇压反对者；另一方经过一年准备③，杀了元义，为大钦茂孙大华屿夺回王位。第10世王大仁秀继位，似也经历了一场激烈争夺。末王大諲譔继位后，其为人庸愚暗昧，统驭失宜，使渤海内部各种矛盾激化，此外文与正在崛起的契丹接连发生冲突，于是统治集团上层又出现争夺王权的斗争。结果，大諲譔虽然保住了王位，但渤海元气大伤，境内一片混乱，失败者纷纷出逃高丽。据载，925年（辽天赞四年，高丽太祖八年）九月丙申，渤海将军申德等500人投高丽。三天后，又有礼部卿大和钧、均老，司政大元钧、工部卿大福謩、左右卫将军大审理等，率民100户往投。十二月戊子，左首卫小将冒头干、检校开国男朴渔等，率民1000户奔高丽。④阿保机正是抓住渤海统治集团内部分崩离析这一时机，于是年十二月先下诏动员，继于闰十二月亲征渤海，故能一举灭之。⑤
阿保机攻克渤海上京，俘虏大諲譔后，经过一番筹划，改渤海国曰东丹（东契丹之意），忽汗城为天福城，⑥册其长子耶律倍为人皇王主东丹，并以契丹贵族和渤海旧臣各为左右大相、左右次相，置百官治之。
982年（辽乾亨四年），辽省置东京中台省官，①早已名存实亡的东丹国，至此国除，历57年。
渤海亡后，其中心地区不久几成无人之境。出现这一情况：一是很多渤海人不愿接受契丹人统治，大批外逃；二是契丹最高统治者为易于控制，强迁渤海人于它地。外逃的主要是亡入高丽、女真和中原地区。逃入后二地的，史书语焉不详，或挂一漏万。投奔高丽的，据《高丽史》，自渤海亡后至938年（高丽太祖二十一年），先后往投的近10批，总人数依《高丽史节要》卷1记，有数万户，约10余万人。②此后，在高丽景宗、显宗、德宗、文宗、睿宗诸朝，也每有往投者。其中人数最多的一年是979年（景宗四年），“渤海人数万来投”；批数最多的一年是1032年（德宗元年），凡7批；最后一批时在1117年（睿宗十二年）正月，有52人往投。③由此可见，渤海人逃投高丽持续时间之长，与辽朝相始终。他们亡入高丽境后，除少数在辽统和年间辽对高丽战争中被辽俘掠回到今鸭绿江以西居住外④，多数逐渐融合于高丽族中。
亡入中原地区的，史书只记了三批：第一批在954年（后周显德元年），乌思罗等率30人投后周；第二批在979年（宋太平兴国四年），有酋帅大驾河率小校李勋等16人、部族300骑归北宋；第三批在986年（辽统和四年）“渤海小校贯海等叛入于宋”⑤。
逃入女真地区的，史未具体记其数字，然据《辽史》说渤海人在被南迁时，“或亡新罗（即高丽）、女直”⑥，即使没有逃往高丽的人数多，但为数当不下万计。
契丹贵族强迫渤海人迁离故土，主要的有两次：一在阿保机攻下扶余府和忽汗城后，将渤海大氏王族和战争中俘获的军民迁到辽上京临演府周围；二是928年（辽天显三年）东丹国都南迁，大批渤海人同被迁至以辽阳为中心的辽东一带地区。经过这两次大迁徒，渤海5京15府的居民大多数不在原住地，大体为：上京龙泉府居民一部分被迁到辽临潢府西，即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境，大部分徒居今辽宁省辽阳市及附近地区；中京显德府民少数远移至夕老哈河流域，多数被分散在包括北镇县在内的今沈阳市与辽阳市一带；东京龙原府的渤海人被迁到今辽宁省凤城县附近；南京南海府民被移居以今海城市为中心的营口市至鞍山市地区；西京鸭禄府被俘者被迁到辽临潢府南；扶余府被俘者被迁至临潢府西；鄚颉府民部分迁到今辽宁省昌图县西北；定理、安边二府居民被南徙今沈阳市及其以北地区；率宾府部分居民被分别迁往辽宁省盖县和北镇县境；东平府民被分散至辽宁省新民、开原、康平等县一带；铁利府部分居民被迁至辽上京西北和今西拉木伦河附近、长春市北、沈阳市西南的浑河北；怀远和安远二府民被移居今铁岭市及辽河上游地区、吉林省浑江市北。⑦迁至上述地区的渤海人户，约94000余户，470000余口。⑧
除了外逃和被强迫迁离故土的外，尚有约2万户10万口左右的渤海人留居故地。⑨
1114年女真首领阿骨打起兵反辽后，对辽管辖下渤海人在用武力兼并的同时，以“女直、渤海本同一家”为号召招抚，于是渤海人纷纷倒戈，降于女真。女真贵族将其能为兵者编为“渤海军”，凡8猛安，他们在金代跟随女真人转战各地，住在今辽阳市一带的五千余户渤海人及3万“胜兵”，“金人虑其难制，频年转戍山东，至辛酉岁（1141），尽驱以行”①。1145年（金皇统五年），金熙宗完颜亶下诏罢渤海猛安谋克承袭之制，由女真人管理。1177年（大定十七年），金世宗完颜雍诏禁渤海男女婚娶沿用旧俗。女真贵族的这一系列措施，使渤海人在金中期以后，不再以一个独立的人们共同体活动，使分散在金统治区内的渤海人，逐渐与女真人融合；在金亡以后，大多融合于汉族。
第三节室韦和库莫奚
一、室韦
室韦族见于汉文文献，始于5世纪（北魏），进入11世纪后（金前期），史书上才无室韦活动记事，凡历6个世纪左右。其间，约从9世纪末起，因累遭契丹袭击等原因，一些部落西迁南徒，采用了新的称号，走上新的发展道路，中世纪后期名震亚欧大陆的蒙古族，即是他的蒙兀部西迁后发展形成的。
10世纪初被契丹人征服后，他开始了与其它民族融合以及消失的过程。
室韦，初作失韦，隋时始用室韦，后也有写作失韦、失围的。原系蒙古语音译，森林之意。用作族称，意为“林中人”，方壮猷等说室韦为“鲜卑”的同名异译或别称②。
室韦族的渊源，史书说其为“契丹之类”，或“丁零之苗裔”③。结合史载其地理位置社会生产和风俗习惯等考察，其主体部分出自鲜卑，是东胡的后裔。《魏书》说其语言与库莫奚、契丹和豆莫娄同，《隋书》记其偏处西北方的大室韦“语言不通”，《新唐书》又谓“其语言，靺鞨也”，这些不同记载，又反映了室韦不是单一的民族共同体，而是一个多源的民族综合体，即它还包含有出自操桴觥⑼回屎屯ü潘褂镅缘囊恍┎柯浠蚴献澹也有东胡族系乌桓族的遗民。若以地区作大体划分，中部的属东胡族系，西部的属突厥系统，东部的属肃慎、桴鲎逑怠U是由于这种情况，造成今天学术界对其族源众说纷坛，有起源于鲜卑、或乌桓、或肃慎、或丁零、或自成一族系等不同说法，④还有说其是春秋战国前原居中原“豕韦”的北迁居民⑤。
南北朝时期，室韦大体上分布在今嫩江以西的大兴安岭地区，随着人口的增长和中原人对它了解的加深，可知隋唐时期其区域约东起嫩江东岸附近及今结雅河上中游地区，西至石勒喀河流域，南在今洮儿河流域与契丹为邻，北达外兴安岭南麓。
室韦族最初的部落情况，最先为其作传的《魏书》未作交代。7世纪前后，下分五大部。唐代“分部凡二十余”，有户至少3万，人口在15万以上。①五大部为：南室韦，有25个氏族，在今齐齐哈尔市至呼伦湖一带；北室韦，凡9个氏族，分布大兴安岭东侧的诺敏河流域东达小兴安岭西段；钵室韦，居大兴安岭北麓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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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5 23:28:58|只看该作者 古河流域；深未但室韦，大体在今根河流域；大室韦，在贝加尔湖以东地区。②唐代室韦的部落名称和数目，两唐书《室韦传》所列不尽相同，经勘比后得20部。③部名和所在地为：乌素固部，在今克鲁伦河下游地区；那礼部，居于诺敏河下游南；岭西部，在小兴安岭西侧钠谟尔河附近；移塞没部，居乌尔逊河至海拉尔河之间；塞易支部，在哈拉哈河至绰尔河上游一带；和解部，散居雅鲁河、阿伦河地区；乌罗护部，约在今讷河县至齐齐哈尔市一线的嫩江东西附近；山北部，居绰汗山北、大如者室韦，分布于甘河上中游地区；小如者室韦，在诺敏大山附近；婆莴室韦，居盘古河流域；黄头室韦，约以今乌兰浩特市为中心，散布在北至绰尔河的洮儿河上中游地区；讷北（讷北支、讷比支）部，在今嫩江县治北的嫩江东岸附近；骆丹（落坦、骆驼、落俎）部，分布于黑龙江上游北岸，东至结雅河上中游，但未达海兰泡东南地区；蒙兀（蒙瓦）部，在额尔古纳河下游以东、黑龙江以南的额木尔河和激流河一带；大室韦，散居在靠近额尔古纳河的贝加尔湖以东地区；东室韦，在诺敏河北；西室韦，居于呼伦湖至根河一段的额尔古纳河附近；乌丸部，在甘河下游地区；达姤室韦，约分布在大安县北至扎赉特旗的嫩江西岸附近④。 唐代室韦诸部名称大多与五大部不一，这是由于他们是由五大部分化而来，其中的乌素固、和解、墓易支、乌罗护、那礼、黄头、达姤等部，原属南室韦；岭西、大如者、小如者、山北、讷北、骆丹、蒙兀和东室韦，属北室韦；婆莴由钵室韦转称而来；西室韦似为深末怛室韦⑤；大室韦即原大室韦。
室韦人的社会生产，直至9世纪末西迁南徙时，一直是以游牧、游猎为生，辅以捕渔和农业。在这几种生产中前后发展较明显的是农业。约从7世纪起，他们的农业生产已进入犁耕阶段。不过由于其境内少铁，靠从高丽人那里交换获得有限铁器，故其犁杖还“不加金刃”，皆以木为之，加之尚不懂得使用畜力，皆“人挽以耕”，因此收获有限。⑥主要的农作物品种一直是粟、麦、穄。尽管如此。他们已知蒸麦发酵酿酒。畜牧业以饲养猪、牛为主，少马无羊。猪是其衣食之源，牛、马既是代步的工具，也是男女婚娶的聘礼，马还是送往中原王朝的贡物。狩猎业以捕打獐鹿供衣食之需，但使用工具极原始，还处在角弓、楛矢阶段。由于其地多貂鼠，貂皮又是其向中原王朝献纳的主要方物，故已出现有些部落或氏族专以捕貂为业。已知用网捕鱼，在冰封江河的冬天，他们凿冰下网，“网取鱼鳖”。由于室韦区域辽阔，各地自然条件不一，所以各部从事的生产并不完全一致。据载，在五大部时期，南室韦上述四项生产皆有之；北室韦、钵室韦、深末怛室韦，则主要从事狩猎、捕渔和畜牧业，而且有的或以捕貂为生，或“衣以鱼皮”；大室韦以畜牧、狩猎为主⑦。
在婚姻、丧葬、居住等方面，室韦人流行的风俗习惯，既反映了其社会发展处在较低阶段，又体现了北方狩猎、游牧民族的一些共同特点。他们婚嫁时，当两家“相许”后，男方辄将女盗走，然后送牛马为聘札，男女同回女家，待有孕后，女随夫到男方家。①还流行妇女在丈夫死后不再嫁。丧葬方面，早期是实行父母死后，将其尸置于树上的树葬。后来演变为部落共搭一大棚，死者尸皆置于其上。②居住方式，南北有异：南部部落夏天多迁到贷勃、欠对二山，搭室于树上“巢居”，以避蚊蚋之害。其它季节为适应游牧、游猎经常流动的特点，在牛车上屈木为室，以蘧蒢（苇编席）覆上，人居其中。北部的室韦人因其地严寒，冬天多入山住土穴，夏天有的部落居桦皮盖的屋。代步工具陆地除牛车、马外，居于山地的在大雪覆盖的冬天，“骑木而行”。水上交通工具，或“束薪为筏”，或以兽皮为舟③。
各部落尚未结成统一的部落联盟，氏族、部落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形态。各部落有号称“乞引莫贺咄”的酋长④，主持部落内的一些公共活动；生产则由各氏族组织，所谓“每戈猎即相啸聚，事毕去，不相臣制”⑤。酋长更替，实行在其死后由其子代立的世选制，嗣绝才由众推“贤豪”继位。社会内尚无赋税，但私有制已确立，南北朝时已有“盗一征三，杀人者责马三百匹”的习惯法；贫富分化也已出现，富者脖颈常戴五色杂珠。
544年（东魏武定二年）室韦派使臣张焉豆伐等向东魏献方物，开始了与中原王朝的联系。自此近10年间，几乎每年都遣使向东魏后向北齐贡献。由于北齐营州刺史陆士茂“诈杀失韦八百余人”，朝贡关系一度中断，双方兵戎相见。王峻为刺史后，改用招抚政策，使紧张的关系缓和下来，于是室韦又先后于563年（北齐河清二年）、567年（北齐天统三年）向北齐朝献。⑥时突厥强盛，室韦旋依附突厥，突厥派3名吐屯官总领其事。隋朝建立后，突厥臣服，室韦接着亦遣使与隋建立联系，于593年（隋开皇十三年）、610年（隋大业六年）两次来中原贡方物。⑦这一时期，室韦与高丽有了频繁的经济交往，常以土特产品从高丽换取铁器，一直维持到唐前期。唐兴以后，原臣属突厥的东北各民族不堪突厥敛取无度，纷纷归唐，室韦亦于唐武德年间（618—626）遣使向唐贡献。⑧629年（唐贞观三年），唐在营州境内设师州，管理室韦、契丹事务①。次年，唐大破突厥，营州都督薛万淑又对其施行安抚政策，室韦与唐关系进一步密切。唐武后时，后突厥兴起，契丹酋李尽忠杀营州都督反唐，唐廷对东北地区失去控制，室韦又受突厥制驭，与唐来往中断。唐破契丹后，契丹依附突厥，室韦在707年朝唐时，请求助唐讨突厥。为此，唐置乎卢节度，镇抚室韦、契丹。唐玄宗末，安禄山反范阳，室韦被裹胁②与唐廷关系再度中断，至大历（766—779）中始得恢复。788年（唐贞元四年）室韦又与奚同攻振武（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西北），次年派人向唐谢罪。鉴于室韦归附不常，为了加强对室韦的管理，不久唐在其地设立室韦都督府，委任室韦首领为大都督、都督，③室韦地区被正式纳入唐的版图。唐末，中原大乱，崛起的契丹乘机多次出兵征伐室韦，唐无暇东顾，致使室韦进入解体过程。经不完全统计，室韦自武德年间至咸通三年（862），朝唐凡46次。在这数十次的朝贡过程中，一方面，室韦人将马、豹、丰貂等方物输入中原；另方面，唐对室韦来朝的使者在加授将军、郎将等官的同时，又回送帛、锦彩、银器等物，这就不仅加强了政治上的密切关系，而且也起到了相互经济交流的作用。
室韦族的解体，始于9世纪末。这是由于在其西边的宗主国突厥被回纥攻破后，9世纪中叶回纥又为黠戛斯所破，或西迁，或南逃，不久大量黠戛斯人返回天山西部地区，这给室韦创造了向西移住的有利条件；在其南方，契丹趁唐衰落之机，在9世纪末连连北进，致使室韦诸部或西迁南徙，或被契丹征服。出现重新组合。此后有的以新的称号活动，有的在一个时期内虽保留了原族称，但在后来不断变化的形势下也改号易名。已知的有：西迁的有蒙兀、大小如者室韦。蒙兀室韦约在10世纪初由额尔古纳河以东向西迁移，最后到达斡难河（今鄂嫩河）发源地不儿罕山（今大肯特山），在辽朝时以萌古或被称袜劫子为号，经过二三百年的发展，到金末发展为拥有16个部落的蒙古族。大、小如者室韦，约在9世纪初已由大兴安岭以东西迁至石勒喀河流域，唐后期称“俞折”（系“如者”转音），辽又转称羽厥（亦作乌古），这时一些在大兴安岭以西的移塞没等部落也改称乌古，使其地域有今海拉尔河流域及其以北的广大地区，金末加入了蒙古族。南徙和西南徙的有大室韦、乌素古、和解等部。大室韦是在唐中期以后由石勒喀河流域南下至阔连海子（今呼伦湖）、捕鱼儿泊（今贝尔湖）一带的，辽代称敌烈，金称塔塔尔部，蒙古兴起后为蒙古兼并。乌素固部和西室韦等部，在8世纪中叶以后因军事行动已转移到阴山之阳的振武附近，军事上受挫后似未返回原故地，在辽金时代与黑车子室韦同被称为阴山室韦。黑车子室韦称号见于唐后期，他是和解、那礼等部在南徙过程中采用的新称号，新居地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至山西省大同市一带，④被辽征服后不久。其名渐不复见，乃以阴山室韦之名见于史书，金代是汪古部的成员⑤，13世纪初归入蒙古族。经过上述变动后，辽代尚以室韦作称号的主要有室韦部和突吕不室韦部。室韦部是辽代对原居嫩江上游和黑龙江北一些室韦部落的总称，金初归附女真后遂不见其名，似加入了女真族⑥。突吕不室韦来源于黄头室韦，黄头室韦是唐代室韦诸部中的大部，唐未分为大、小二部，辽初被阿保机征服后，置突吕不室韦部、涅刺拏古部，成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时期契丹20部成员，居住在今齐齐哈尔市至泰来县一带；辽圣宗耶律隆绪契丹34部中涅刺挛古部改称涅刺越兀部，并被迁戍黑山（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北，不见突吕不室韦部之名①，疑黄头女真是该部改名。
二、库莫奚
库莫奚族称始见于388年（北魏登国三年）②，然这一称号的出现，应在4世纪中叶宇文部被慕容皝攻破后不久。③自此以后，史书有了不间断的记载，到13世纪才不见其名，前后存在近千年。
库莫奚一词是鲜卑语音译，为今蒙古语“沙”、“沙粒”、“沙漠”之意。从含义揣测，这一族称当因其境内多沙漠而得名。6世纪下半叶（隋代），省去库莫，单称“奚”，此后单一的“奚”字成了族称④。
库莫奚族源出东胡，为鲜卑宇文部之后，与契丹本是同族异部，登国年间“分背”后，各自形成为一族。然史书对其族源的记载并不完全一致，因此使后人众说纷坛，至今尚无一致认识，综合史载可归纳为二说，所谓“东胡之种”，“东部鲜卑之别种”，“东部宇文之、别种”，可列为鲜卑说；另一说即“本匈奴之别种”的匈奴说。实际史书的不同记载并无实质性的差别，只是强调的侧重点不同。因为宇文部为东部鲜卑的一支，鲜卑源出东胡；而宇文部内确有不少人出自匈奴血统，但他们早在2世纪时已自号鲜卑，⑤在后来数百年鲜卑族的发展进程中，他们已完全鲜卑化了⑥。
库莫奚在其存在的近千年里，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形成与发展、衰落和与它族融合的过程。大体说来，4世纪中叶至7世纪初，是其形成时期，在这一阶段初期，即在与契丹“分背”前后，他们以部独自活动，每部有部长（俟斤）一人主其事；后来在对外的争战中逐渐形成了部落联盟，凡五部，阿会氏为联盟酋长，五部皆受其节度。五部为：辱纥主、莫贺弗、契箇、木昆、室得。“莫贺弗”本系东胡族系酋长的称号，“木昆”为女真语和今达斡尔语“氏族”之意，据此推测，这些部是由五个血缘氏族发展而来的，这一时期他们分布在弱洛水（今西拉木伦河）南，和龙（今辽宁省朝阳市）北的今老哈河流域，过着“善射猎”、“随逐水草”的狩猎、游牧生活。从388年北魏拓跋珪掠其“马牛羊豕十余万”看，他们的畜牧业已有相当发展。正是有这种发展，他们在北魏后期成了北魏的边境之患。⑦
7世初至9世纪中叶，是库莫奚族的发展、鼎盛时期。在这一阶段，军事实力与契丹旗鼓相当，有时还稍过之，被唐并称为东北“两善”。虽然畜牧和狩猎业仍是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但农业已在一些居住河谷的部落中出现，部落组织也不同于以前，五部已改名为阿会部、处和部、奥失部、度稽部、元俟折部。改名原委今已不能全知，但从“阿会”本为此前联盟酋长姓氏而变为部名来分析，一些显贵家族或氏族已成了左右部落的势力。不仅如此，其部落联盟的“君长常以五百人持兵卫牙帐”，这种常备卫队的出现，表明王权已悄悄地产生，奚族的氏族社会已处于解体阶段。人口也有了迅速增长。史载唐大中元年“北部诸山奚悉叛，卢龙张仲武禽酋渠，烧帐落二十万”，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但这时奚族有众数十万应是接近史实的。地域已不限于老哈河流域，已东接契丹，西至突厥，南拒白狼河，北到霫国。即有了东达今辽宁省阜新市附近，西到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以南一带，南抵大凌河，北过西拉木伦河与霫族为邻的广大区域。①
奚族在这一时期有如此发展变化，除了内部因素外，其与邻族和中原王朝在政治、经济方面的交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外部因素。早在北魏时期，他们就常遣使朝贡北魏，岁致名马文皮；又“每求入塞，与民交易”。其间一度役属突厥，但至东魏武定末，仍保持与中原王朝的来往。隋朝建立后，不久又每年派人向隋贡方物，②与隋有了政治上、经济上的联系。降至李唐，奚与中原的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唐武德（618—626）中，它们遣使入唐朝贡。648年（唐贞观二十二年），奚酋可度者率众“内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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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5 23:31:22|只看该作者 ”，唐太宗李世民乃于其地置饶乐都督府，拜之为使持节六州诸军事、饶乐府都督，封楼烦县公，赐姓李氏，并在奚五部地设五州，即以阿会部为弱水州，处和部为祁黎州，奥失部为洛环州，度稽部为太鲁州，元俟折部为渴野州，委任各部辱纥主为刺吏，皆隶饶乐府，府由营州东夷都护府辖领。可度者死后，奚对唐时叛时服，然与唐王朝的关系自此以后增添了新的内容。如唐万岁通天年间奚酋李大酺参与契丹李尽忠发动的营州反唐起事，又与契丹一同转附突厥，但到唐玄宗即位后，即遣使至唐请降，请求复置营州都督府；玄宗不咎既往，以饶乐郡王、左金吾卫大将军、饶乐府都督授之，并“诏崇室出女辛为固安公主，妻大酺”，大酺于次年亲至长安成婚。720年大酺在与契丹可突于争斗中死亡，其弟鲁苏代立。唐不仅让他袭兄之官爵，又以盛安公主女韦为东光公主妻之，旋改封为奉诚郡王。 730年，可突于胁奚众附突厥，鲁苏不能制，走投榆关（今河北省抚宁县榆关镇，或说山海关）。传至延宠为奚酋，唐又拜其为饶乐府都督、怀信王，以宗室女宜芳公主妻之。
政治上的紧密关系，促进了奚族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
717年唐玄宗复置营州都督府后，都督宋庆礼在任期间，在奚和契丹地区“开屯田八十余所”，把中原的农作物、先进工具和耕作技术传播到奚地；他“又集胡商立邪肆”，发展经济交流。这样，几年后，在奚族一带地区出现了“仓唐充，居人蕃辑”的繁荣景象。另方面，在频繁的政治交往中，奚族的名马等土特产品以贡物形式进入中原地区，而中原地区的金帛等物以回赐名义传入奚族社会。据载，奚族在与唐关系紧密时期，“每岁朝贡不绝，或岁中二三至”，每次常派出数百人至幽州，进入长安的酋渠也有几十人；而唐王朝的回赐，每次或“帛十万”段，或“赐物一千五百疋”③。可见属于这类形式的经济交流，数量是相当可观的。正是由于上述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推动和加速了这一时期奚族社会的发展。
9世纪中叶以后，奚族由鼎盛转入衰落和与它族融合时期。这里所说的衰落，是指它作为一个族体独立性的丧失和解体，若就奚人的生产和生活而言，则仍在持续发展。奚族衰落的转折点，在唐咸通年间（860—874）。原来“好与契丹战争”的奚族，在847年反唐事件中受到严重打击，而契丹却因在842年由附回鹘转归唐朝后，至减通中“部落寝强”，契丹人此时便乘机开始了对奚族的掠夺。钦德为契丹酋后，在唐光启中（885—888）“乘中原多故，北边无备，遂蚕食诸部，达靼、奚、室韦之属，咸被驱役”④。契丹役属奚后，施行“苛虐”政策，奚人怨愤，其酋去诸率数千帐奚人西徒妫州（州治在今河北省怀来县）北山奚遂分为东奚、西奚。⑤此后，奚人不断起来反抗契丹的民族压迫，契丹贵族为此多次出兵征讨，阿保机任挞马狱沙里后就曾几次讨伐奚人。他为可汗后，鉴于奚族叛服不常，于911年又亲率大军对奚族进行大规模镇压，先攻克西奚地，接着分兵讨东奚，“亦平之”。经过这次沉重打击，奚族“不敢复抗”，只得举族臣服，从此奚族完全丧失了独立地位，变成契丹贵族统治下的一个部族。在这以后，契丹贵族对他采劝抚其帐部，拟于国族”；将奚王府所统奚众与契丹五院部、六院部、乙室部，同列为四大部；允许奚五王族“世与辽人为昏（婚），因附姓述律氏中”①。在这一政策下，奚族开始了被契丹同化的过程。在有辽一代，奚人的地位是双重的，一方面他们是被契丹人征服的被统治民族，另一方面其地位仅次于契丹人，被契丹贵族利用作为对内镇压其它被统治民族的反抗和对外与北宋等抗衡的工具。
奚族在由一个独立民族转变为被统治民族的过程中及其从此以后，社会组织变化很大。尽管部的组织至辽末还存在，然而不仅名称、成员与前不同，而且契丹贵族又将在历次征讨中的奚降俘户另组编8个新部。五代史书记奚五部为阿苔部、嚼米部、粤质部、奴皆部、黑讫支部，《辽史》作遥里、伯德、奥里、梅只、楚里部。②据近人研究，他们与唐时五部的对应关系为，阿荟、伯德部即阿会部，啜米、楚里即处和部，粤质、奥里部即奥失部，奴皆、遥里即度稽部，黑讫支、梅只部即元俟折部。③新组编8部的情况是：923年阿保机镇压了胡损领导的奚人起义后，以奚府给役户、诸部隐丁及流散，置堕瑰部。该部与奚原五部在辽被称为奚王府六部五帐分，由奚王领导，隶辽北府。994年（统和十二年）辽圣宗对六部进行改组，将梅只、堕瑰二部并入奥里部，另以奚王府二剋的长官、士兵及其家属分置南剋、北剋二部，合为六部，另七部为：迭刺迭达部、乙室奥隗部、楮特奥隗部、撤里葛部、窈爪部、耨怨爪部、讹仆括部，他们皆不归奚王府节制，隶辽南府。前3部系阿保机以俘获奚户置，后4部为辽圣宗以阿保机伐奚时“籍入宫分”的乞降奚户分置。①由于契丹建国后迅速封建化，历代契丹贵族重视发展农业，奚人在这一潮流中虽然尚未完全脱离畜牧生活，但经营农业的越来越多，而且将土地租给汉人耕种。早在唐末，西奚已“颇知耕种，岁借边民荒地种穄”②。到了辽圣宗时，北宋王曾出使契丹，进入奚境看到“居人草庵板壁，亦务耕种”，且“善耕种”③。
60年后苏颂出使契丹将途中所见作诗描述：“农夫耕作遍奚疆，部落连山复枕岗。种粟一收饶地力，开门东向杂夷方。田畴高下如棋希，牛马纵横似谷量。”又在诗下注说，“间之皆汉人佃奚土”④。手工业也有相当发展，所制大车闻名于世，誉称“奚车”；时“契丹之车，皆资于奚”⑤。可见，奚族在辽代部落组织虽被契丹贵族分割得七零八落，但其社会生产却比前有了很大发展。
12世纪初，女真首领阿骨打起兵反辽，奚人站在契丹人一边维护辽朝统治。在辽行将覆灭之际，奚王回离保与契丹贵族耶律大石等于1122年（辽保大二年）在南京（今北京市）拥立耶律淳为帝，建立北辽，妄图挽救辽朝的灭亡。当女真人入居庸关后，北辽上下北逃，回离保走保箭笴山，收集奚、渤海、汉三族丁壮为兵，建国称帝，自号奚国皇帝。这是奚族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政权，也是最后一个政权。它只存在了数月，在金兵围剿下溃败，回离保被下属所杀。女真贵族在灭辽过程中，对奚人采取先是把攻克地区的奚人降为奴隶，编入猛安谋克；后对归附的奚人，各置猛安谋克领之。⑥这样，奚各部组织在金初就被打乱了。由于金国军事进攻接连取得胜利，九猛安奚军被“徙于山西，后分迁河东”。接着在金太宗、熙宗两朝将大批女真人南迁时，不少奚人同时被迁居中原地区，使奚人分散各地。所以到了金世宗大定年间，奚五部部名已变成了姓氏，即遥里氏、伯德氏、奥里氏、梅知氏、揣氏。⑦奚人在金代的地位比辽时低下，激起广大奚人不满。
1160年契丹撒八、移刺窝斡等率众反金，不少奚人加入反金队伍。
1162年金世宗在镇压这次起义时，对坚持反抗的奚人采取了极其野蛮的办法，“尽杀其男子，以其妇女童孺分给诸军”。面对这种残暴的民族灭绝政策，有的继续坚持斗争，有的亡人北宋境内或北逃。⑧金世宗为防止奚人再次聚集反叛，又将六猛安奚人分迁到咸平、临潢、泰州等地从事农业生产，同时将一部分女真人移居奚地，①实行分隔统治。本来，一部分奚人在辽代与契丹人通婚过程中已被契丹人同化，其它大多数也在与汉和渤海等族人杂居过程中民族特色越来越少，女真贵族强迫奚人分散迁徒，使他们在更大的范围内与汉和女真等族错居杂处，所以到了12世纪后期，奚人迅速被女真人同化和与汉族融合。金代以后，再不见历史上有奚人活动的记载。综观奚人去向，一部分被女真同化，大部分与汉人融合；而早先被契丹和后来被女真同化的，多数在金亡后也加入了汉族共同体；在金末居住东北地区的，又有相当一部分加入了蒙古族。
________________
①参见马曜主编：《云南简史》，第10页。
②向达：《蛮书校注》卷四。
③同上。
①勿吉见于史载的最后一次朝贡，在北齐武平三年（579）。但《满洲源流考》卷二第16页认为，唐武德（618—628）以前，勿吉与靺鞨互称，武德以后才成为专称靺鞨。
②《魏书勿吉传》记其首次遣使朝贡北魏在延兴（471—476）中，今人考定在延兴五年（475）。
③傅斯年认为，汉魏时，挹娄人频频“寇抄”北沃沮，很多北沃沮人被掠入挹娄，挹娄袭其名为己称，即勿吉是沃沮的异译（见《东北史纲》第1卷，第119页）。今人吴文衔等在《黑龙江古代简史》第52页中也有类似说法。
④（北齐书》卷七，第92、93页。
⑤《北齐书》卷八，第98—100、102页。
⑥《北齐书高保宁传》记，高保宁在武平末（末年为575）任营州刺史时，北周兵将至邺，他“率骁锐并契丹、靺羯万余骑将赴救”（卷四一，第547页）。
①学术界还有另一些说法，有说靺鞨是由Mangu（黑龙江）译音而来，因江得名；或说是“马法”（女真语，大人之意）的异书；一说是“木克”（满语，水之意）转音：还有说“靺鞨一名本指粟末等靺鞨部落而言，是由貊貉转音而来”（参见朱国忱等：《渤海史稿》，第10—11页；孟定恭：《布特哈志略历代沿革》，第14页；孙进己：《渤海的族源》，《学习与探索》1982年第5期，第126页）。这些说法似皆缺乏充足根据。
②《旧唐书》卷一九九下，第5358页；参见《新唐书》卷二一九，第6177页。
③七部分布，至今尚无统一看法，主要看法有，伯咄部在伯都讷，即在今吉林省扶余市境；安车骨部在阿勒楚克，即在今哈尔滨市南的阿什河流域；拂涅部旧说在以今宁安县为中心的牡丹江流域，也有人说在拉林河流域；号室部在以今宁安县为中心的牡丹江流域；黑水部在黑龙江下游地区。
④《新唐书》卷二一九，第6178—6179页。
⑤据《隋书》本传及《炀帝纪》大业八年条推定，有人据《太平寰宇记》作“开皇中”，不龋
⑥据《太平寰宇记》卷七一，燕州条引《北蕃风俗记》。
⑦《旧唐书》卷一九九下，第5359页。
①《旧唐书》卷一九九下，第5360页；《新唐书》卷二一九，第6179页。
②《魏书》卷一○○，第2220页；《隋书》卷八一，第1821页。
③《魏书》，卷一○○，第2220页；《新唐书》卷二一九，，第6178页。
④《北史》卷九四，第3125页；《旧唐书》卷一九九下，第5358页。
⑤《魏书》卷一○○，第2220页；《新唐书》卷二一九，第6178页。
⑥《北史》卷九四，第3125页。
⑦朱国忱、魏国忠：《渤海史稿》，第7页。
⑧干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第242页。
①这一变化，《金史世纪》开头有以下简要介绍：金之先，出靺鞨氏。靺鞨本号勿吉。元魏时，勿吉有七部。隋改称靺鞨，“而七部并同。唐初，有黑水靺鞨、粟末靺鞨，其余五部无闻”。
②《北史》卷九四，第3123页；《隋书》卷八一，第1821页；《新唐书》卷二一九，第6177、6178页。
③《隋书》卷八一，第1821页。
④《北史》卷九四，第3124页；王承礼：《渤海简史》，第10页；《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第241页；《黑龙江古代简史》，第53页。
⑤《旧唐书》卷一九九下，第5359页。
⑥《文献通考》卷三二六，第2566页；池内弘：《勿吉考》，《满鲜史研究》（日文版）上世第1册，第513—515页。
⑦《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第210页。
①《新唐书黑水靺鞨传》：“其地南距渤海，北、东际于海，西抵室韦，南北袤二千里，东西千里。”
②学术界对八部所在地众说不一，主要看法有：思慕部在今博朗湖以下的黑龙江两岸，郡利部在今俄国结雅河东西源之间，窟说部在阿姆贡河上游，莫曳皆部在黑龙江下游以东的滨海地区，拂涅部在依兰附近，虞娄部在乌苏里江左右，越喜部在今吉林省怀德县至辽宁省铁岭县一带，铁利部在今俄国哈巴罗夫斯克（伯力）附近。
③佟柱臣，《我国历史上对黑龙江流域的管辖和其他》，《文物》197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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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5 23:33:11|只看该作者 >①关于创建渤海国的主体居民，国外学术界还有另一种说法，认为是高丽遗民所建。主此说者旧时的代表人物是白鸟库吉，今朝鲜许多学者仍持此说。 ②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渤海史稿》认为渤海是否已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还需进一步研究。刘凤翥则明确地说，渤海只是国名，不是族称，没有形成什么“渤海共同体”（《民族研究动态》1985年第3期）。
①《隋书》卷八一，第1822页；《旧唐书》卷一九九下，第6359页。
②也有考定为今张广才岭等说。
③忽汗州都督府，史亦作渤海都督府。
④渤海王由郡王改称国王，始于762年（唐宝应元年）。因大钦茂以“文治”治理渤海业绩显著，是年，唐进封其为国王。
⑤参见朱国忱、魏国忠：《渤海史稿》，第258页。
①《新唐书渤海传》记其地域为：“地直营州东二千里，南比新罗，以泥河为境，东穷海，西契丹。”
②陈显昌：《渤海国经济试探》，《北方论丛》1982年第3期；朱国忱、魏国忠：《渤海史稿》，第120—124页。
③《旧唐书》卷一二四，第3535页。
①《册府元龟》卷九九九，第11727页。
②朱国忱、魏国忠：《渤海史稿》，第131页；吴文衔等：《黑龙江古代简史》，第92页。
③朱国忱、魏国忠：《渤海史稿》，第130、131页。
④王承礼：《渤海简史》，第98页。
⑤《册府元龟》卷九七二，第11417页。
⑥王承礼：《渤海简史》，第95—96页；吴文衔等：《黑龙江古代简史》，第93页。
⑦干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第254—255页。
⑧以上据《册府元龟》卷九七一、九七二《朝贡》；《续日本纪》卷一三，天平十一年十二月戊辰条。
⑨《新唐书》卷四三下，第1119、1128页。渤海始隶幽州都督府，719年（唐开元七年）改隶平卢军节度使，“安史之乱”后平卢节度衙门南迁至今山东省境，并改称平卢淄青节度使，渤海则归其押领。
⑩《辽史地理志》东京辽阳府条，云有“兵数十万”。
①据郑麟趾《高丽史》卷一太祖八年（925年）九月条记，“左右卫将军大审理等率民一百户来投”。
②《旧唐书》卷一七下，第547页。
③朱国忱、魏国忠：《渤海史稿》，第159页。
④王承礼：《渤海简史》，第172页。
⑤《新唐书》卷二一九，第6180页；《辽史》卷三八，第456页。
⑥渤海实行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王位继承制，按理不应元义继位，国为大钦茂有于不仅宏临一人，尚有大贞（真）斡（翰）、大英俊二子；亲弟有大勖进、大蕃（《册府元龟》卷九九五，第11694页；卷九七五，第11456、11457页）。
①郑麟趾：《高丽史》卷一，第16、17页。
②《高丽史节要》卷一太祖八年条，《东国通鉴》卷一二高丽太祖九年条，记上述投高丽者在“契丹灭渤海”后，不确。这除《高丽史》有具体年月日记载外，东丹国有次相耶律羽之上表太宗谏迁东丹民于梁水之地所言，也可佐证。他说，阿保机所以能破渤海，是“先帝因彼离心，乘衅而动，故不战而克”（《辽史》卷七五，第1238页）。
③《辽史地理志》东京辽阳府条以辽阳城为天福城，当为东丹王城迁此后移其名命之。
④《辽史》卷一○，第108页；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四，第5页。
⑤参见郑麟趾：《高丽史》卷一，第17、19、20页；卷二，第23、26页。一说总人数有数十万人，见朱国忱、魏国忠：《渤海史稿》，第104页。
⑥郑麟趾：《高丽史》卷二，第34页；卷五，第72—78页；卷七，第100页；卷一四，第208页。
⑦《辽史》卷三八，第474—475页；卷三，第29—30页。
⑧《文献通考》卷三二六，第2568页；《宋史》卷四九一，第14130页；《辽史》卷一一，第121页。
⑨《辽史》卷三八，第474—475页；卷三，第29—30页。
①洋见杨保隆：《辽代渤海入的逃亡与迁徙》，《民族研究》1990年第4期，第96—103页。
②王承礼：《渤海简史》，第177页。
③据《新唐书渤海传》载其有“户十余万”估算。
④洪皓：《松漠纪闻》卷上，第4页。
⑤方壮猷：《室韦考》，《辅仁学报》第2卷，第2期；叶幼泉，王慎荣：《关于勘正室韦、蒙兀室韦、蒙古的几点看法》，《北方文物》，1985年第1期。
①《隋书室韦传》；《新唐书室韦传》。
②孙进己：《东北民族源流》，第79页。
③参见于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第195—196页。
④据《新唐书室韦传》记其部“小或千户，大数千户”推算。
⑤五部所在，众说不一，此据《隋书。室韦传》所载及综合各家所考而定。
⑥孙秀仁等著《室韦史研究》作22部，原因是他们将骆驼、落俎看作二部，钵室韦与婆莴也看作两部，无乌丸部而有深末怛室韦（第21页）。郑英德、刘光胜在《室韦部落新探》（《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中认为有23部，这是他们将鞠、霫列作室韦二部，将黄头室韦分为大、小二部计算的原故。
⑦唐代室韦诸部分布，诸家所定极不一致，此据两唐书《室韦传》兼取杨保露隋唐时期室韦区域东至考》，载《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①叶幼泉、王慎荣说讷北、骆丹二部由深末怛一分为二而来（《北方文物》1985年第1期）；孙进己认为西室韦属五大部时的大室韦（《东北民族源流》，第103页），今皆不龋
②《新唐书》卷二一九，第6176页。
③《隋书》卷八四，第1882—1883页。
④两唐书《室韦传》载，男需在女家役力三年，期满后，女家分给其财产，夫妇乘车载物共归男家。
⑤《魏书》卷一○○，第2221页；《通典》卷二○○，第1083页。
⑥本段未注者，据《隋书》、《新唐书》的《室韦传》。
⑦史书对其部落和氏族酋长的称号记载不一，《北史》、《隋书》、《通典》的《室韦传》说南室韦25部每部酋长曰“余莫弗瞒咄”；北室韦部落长叫“乞引莫贺咄”，9部各有3名“莫何弗”协助部落长。两唐书《室韦传》则记室韦社会内共有17名“莫贺弗”各摄管其部。
⑧《新唐书》卷二一九，第6176页。
①《北齐书》卷二五，第364页；卷七，第91页；卷八，第100页。
②此据《隋书》卷二，第37页；《隋书》卷三，第75页；该书《室韦传》作“北室韦时遣使贡献，余无至者”。
③此据《旧唐书室韦传》，《新唐书室韦传》作贞观五年始来贡丰貂。
④《旧唐书》卷三九，第1523页。
⑤《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第6934页（天宝十四年十一月甲子）。
⑥室韦都督府设立时间，史未载明，《旧唐书室韦传》始见室韦都督、大都督朝唐，分别在792年（贞元八牢），835年（大和九年），故将室韦都督府设立置此。
①张博泉等：《东北历代疆域史》第135页认为，黑车子室韦在长城以北的独石口至张家口一带。
②参见孙秀仁等：《室韦史研究》，第124—127页。
③今有人认为今鄂温克、鄂伦春族与其有渊源关系（《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第466页；《鄂伦春族简史》，第7—8页）。
④《辽史》卷三三，第387—390页。
⑤《魏书太祖纪》卷二，第22页，登国三年条载：“五月癸亥，北征库莫奚。六月，大破之，获其四部杂畜十余万，渡弱落水。”
⑥据《辽史世表》卷六三，第951页：“鲜卑葛马菟之后曰普回……九世为慕容晃所灭，鲜卑众散为宇文氏，或为库莫奚，或为契丹。”按《北史匈奴宇文莫槐传》卷九八，第3260页，此指宇文部为皝所破灭，时在345年。故此将宇文部与库莫奚、契丹并列，不妥。
⑦《新唐书》卷二一九，第6173页。近有人认为，库莫奚本称奚，意为梳辫子的民族。“库莫”为冠词，是该族有一部分在南北朝时北迁新地后加“库莫”二字表示其活动地区的。见《民族研究》1989年第5期，李德山《奚族增考》文。
①《后汉书》卷九○，第2986页。
②近有人认为，夏朝车正奚仲所建奚国，约在商代初期有一部分奚人往东北迁徙，到达今河北省东部、辽宁省西部及内蒙古自治区中、东部，“这部分奚人就是奚族的祖先”。作者虽作了详细考证（见《民族研究》1989年第5期，第77—81页），但与史书本传不合，也未得到学术界认同，故不龋
③《魏书》卷一○○，第2222、2223页；《周书》卷四九，第899页；《隋书》卷八四，第1881页。
④《旧唐书》卷一九九下，第5354页；《新唐书》卷二一九，第6173—6175页；《北方文物》1987年第1期，第60页。
⑤《魏书》卷一○○，第2223页；《隋书》卷八四，第1881页。
①以上未注者，均据《旧唐书》卷一九九下，第5354—5356页。《新唐书》卷二一九，第6173—6175页；卷一三○，第4494页。
②《新唐书》卷二一九，第6172页；《旧五代史》卷一三七，第1827页。
③《新五代史》卷七四，第909页。
①《辽史》卷四五，第711页；卷四六，第726页。《金史》卷六七，第1587页。
②《新五代史》卷七四，第909页；《辽史》卷三三，第387页。
③孟广耀：《唐以后奚族诸部的对应关系及奚王府所属诸部剖析》，《北方文物》1987年第1期，第59页。
④《辽史》卷三三，第387—389页。
⑤《新五代史》卷七四，第909页。
⑥《文献通考》卷三四六，第2709—2710页。
⑦苏颂，《苏魏公集》卷一三，《牛山道中》诗。
⑧《资治通鉴》卷二八四，开运二年条，第9289页。
①以上见《辽史》卷三○，第352页；卷一○四，第1516页。《金史》卷六七，第1587—1588页。
第五编契丹、女真各民族迭起及其建立政权
10世纪初至13世纪上半叶，是中华各民族迭起争相建立政权的时期。除汉族外，主要有契丹、女真、渤海、奚、室韦、乌古（于厥）、敌烈、阻卜（鞑靼）、葫古（朦骨、蒙古）、沙陀、党项、回鹘、葛逻禄、吐蕃、白蛮、乌蛮、僮、苗、瑶、黎等族。在7—8世纪盛唐时期汉族先进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下，上述诸族社会均在原有基础上有了迅速发展。到唐朝后期，藩镇割据，于是诸民族纷纷脱离或疏远唐王朝，不少民族各建政权。沙陀族最先进入中原，相继建立了后唐，后晋、后汉、北汉政权；接着契丹族在东北地区建立契丹国，灭后晋又改称大辽，与北宋对峙；12世纪初，女真族崛起，创建大金国，并迅速灭辽并亡北宋，成为与南宋划淮河而治的一个王朝。与此同时，西迁后的回鹘在西北地区先后分别建立了高昌、黑（喀喇）汗与甘州政权；吐蕃在9世纪中叶以后分裂成几支势力，居住在湟水流域的吐蕃人创立了唃厮啰政权；党项族以甘肃、宁夏、陕北一带为基地，在11世纪建立西夏国；西南地区白蛮族于10世纪建大理国，取代了原以乌蛮族为主体的南诏国及其后继者大长和、大天兴、大义宁三个短暂政权；广西地区的僮族首领侬智高在领导本族人民反抗北宋的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斗争中，也建立了先称“大历国”后称“南天国”的政权。
总之，这一时期是中华各民族又一次大动荡、大变动；强凌弱，众暴寡的时期。北方契丹族和女真族最为活跃，影响最大。它们建立的辽朝和金朝，疆域广大，臣属众多，先后与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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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5 23:34:18|只看该作者 、南宋对峙，实际上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南北朝时代，给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苦难，但也促进了各族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和在经济、文化方面的进一步联系，为中华各民族再次统一奠定了基矗蒙古族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建立了元王朝，实现了全中国的大统一。 这一时期各民族历史的发展变化，有以下四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第一，一个民族兴起后，贵族集团总是为了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利益，穷兵黩武，千方百计扩大统治区域，进而企图主宰全中国。党项族建立西夏国后，虽逼处强邻，但先后依恃辽、金为援，兴兵蚕食宋朝的西北边地。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后，在征服了吐谷浑、党项、阻卜、甘州回鹘等部后，亲率大军东向灭亡渤海国；辽太宗耶律德光继位后随即又把主要兵力移向南方，欲霸中原，只是后来在与北宋的抗衡中，深知力不从心，到辽圣宗隆绪时才与北宋划白沟为界。女真贵族集团在取得淮河至大散关以北地区后，海陵王亮仍不满足，强征丁壮，再次发动大规模的南侵战争，终使自己位移身亡。
第二，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发达和人数众多的民族，不论它处于统治或被统治地位，对后进民族始终强烈地起着影响其社会发展的作用；而较为后进的民族即使它处于统治地位，不管其统治集团的主观愿望如何，都无法抗拒这种影响。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依靠汉人在滦河上游地区发展农业，使自己实力增强，统一了契丹诸游牧部落，在建国后更积极吸收汉族先进政治。经济和文化，终使一个人数不多的契丹族能称霸北部中国达两个世纪之久。辽圣宗建中京（辽朝实际都城），依恃燕、蓟地区的汉族“良工”，仿“神都”之制建设中京的城郭、宫殿、楼阁、府库、市肆等。党项和吐蕃所缺的铜铁器、纸张、茶叶和各种必需品，亦是通过贸易等渠道从汉区获得的。大理国统治下的各族以及僮、苗、瑶等族，为了本民族的发展，无不从汉地购进汉文典籍和大量生产、生活资料。女真族不仅贵族集团积极学习汉文化，学习儒家的治世之道，大批迁居中原地区的广大女真人民，也在与汉族人民交往中，说汉话，穿汉服，改汉姓。尽管金世宗雍和金章宗璟等女真贵族怕女真人失掉本民族固有本色，动摇金王朝的统治，多次下诏不忘“国语骑射”，也无法扭转这一趋势，以致在金朝亡后，迁居中原地区的女真人，自然而然地被同化于汉族。
第三，处于后进阶段上的民族，一旦与先进民族发生密切关系或错居杂处后，其社会就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飞跃发展。女真族在建国前，社会发展尚未完成向奴隶制社会过渡，然建国后只经过了20多年，由于获得了大片先进的汉区和契丹等族居地，开始废除反映奴隶制的政治制度，接着又废除奴隶制生产关系，13世纪初完成了向封建制度的过渡，前后用了不到100年时间，与汉族及世界上主要民族在正常情况下发展相比，速度是惊人的。契丹族由于阿保机积极吸收汉文化，党项族因内迁与汉族等先进民族杂处，由原始社会末期发展到确立封建制度，也存在类似情况。
第四，一个民族政权的强弱衰亡，原因虽有多种，但主要的不是外部因素，而是本民族内部的统治集团相争，自我残杀；或者荒淫腐败，加紧对人民的勒索和压迫，引起人民反抗，失去控制力量；或者兼而有之等原因所致，契丹建立的辽朝为处于东北一隅的属部女真族所亡，党项族和女真族建立的西夏国和金王朝为蒙古所灭，大理国的衰弱和灭亡，主要原因无不出于此。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政治清明、上下一心的国家政权是自我破亡消逝的。
第一章契丹
契丹族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古老而强大的民族，出现于4世纪中叶，至14世纪中叶以后（即至明代）契丹一词不复再见于史，历经约1000年。他在祖国历史上的影响和作出的贡献，是我国屈指可数的民族之一。他所建立的契丹国（亦称大契丹国，即辽朝），在200多年间，不仅第一次将我国广大的北方地区各民族统一起来，而且还第一次打破了长城的阻隔，汉人北迁，北方民族南徒，将北方的游牧经济与长城以南的农业经济结合为一体，使游牧经济注入新血液，逐步走上了农牧结合的发展道路。契丹国的政治体制以及“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为后世祖国各朝统治者留下一份珍贵遗产，丰富了祖国的灿烂文化。所有这些，为祖国各民族再次大统一，奠定了基矗名声远扬，俄国人迄今仍称中国为KNmaǔ，即“契丹”一词的音译，它集中反映了契丹族在祖国历史上的影响和贡献。
第一节契丹的起源和早期历史
一、契丹族称和族源
契丹族称始见于《魏书》，《契丹传》云：“登国（386—395）中，国军大破之，遂逃迸，与库莫奚分背”②，即在北魏时期。而汉人记契丹事，以《资治通鉴》为最早，谓406年初（晋安帝义熙元年十二月，北魏天赐二年），“燕王熙袭契丹”③。契丹称号见于朝鲜《三国史记》更早，378年（高句丽小兽林王八年，东晋太无三年）已有契丹人犯高句丽“北边，陷八部落”④。说明契丹为号，不会迟于406年，比北魏建国称号早11年。实则，契丹人用“契丹”作称号的时间应在4世纪中叶①。
契丹，汉译亦作吉答、乞塔、乞答、吸给等。其含义众说纷坛，通行说法为“镔铁”之意。另外说法有：“切断”说、“刀剑”说、“奇首之领地”说、“酋名”说、“寒冷”说、“大中”说②、“草原、沙漠或与森林相关的意义”说③。包括“镔铁”说在内的上述诸说，均未能令人信服。而来源于其先人鲜卑宇文部首领名字对音的“酋名”说，较为可信，不仅因为宇文部首领中有悉独官、乞得龟、逸豆归等名，省去语尾，悉独、乞得、逸豆，音近契丹；而且还由于东北各地自古是多部族、部落的地区，各部族、部落盛衰无常，迁徒不定，名称往往随部长的名称屡易。④
契丹族的来源有两说：一说源于东胡或鲜卑宇文部，《魏书》、《通典》、《新五代史》、《契丹国志》、《辽史》等所载属之；一说源于匈奴，有《旧五代史》、《册府元龟》、《宋会要》、路振《九国志》等所记。又派主出另两说：一说“是匈奴和鲜卑融合的产物”，一说“起源于鲜卑系的别部而不是鲜卑的直接后裔”①。契丹出自东胡或鲜卑宇文部的说法是正确的，因为鲜卑出自东胡，《后汉书》等有明确记载；②契丹来源于鲜卑或鲜卑宇文部，出自当时人和稍后唐人之笔；契丹为“匈奴之种”，则是数百年后宋人的说法。当然，鲜卑族的成分很庞杂，其中确实有不少来自匈奴的“余种”，宇文部更是如此。公元89—105年（后汉和帝永元年间），匈奴被汉将耿夔击破，北单于逃走后，鲜卑进据匈奴故地，“有十余万落”未逃走的匈奴人加入了鲜卑。然10余万落匈奴人并未继续以匈奴为号，而“皆自号鲜卑”了③。此后，在与原东胡种的鲜卑人长期错居杂处中，由于相互通婚等影响，差别越来越不明显，当然不能把又经历了数百年后的契丹人看作是“匈奴之种”，何况民族不是血缘集团，它在形成过程中虽有一个主源，但仍是多源多流的。张正明指出：“契丹有一个传说，认为始祖发迹在木叶山；还有一个迷信观念，认为死后灵魂要回到黑山去。木叶山和黑山都在鲜卑故地，这可以帮助说明契丹确实源出鲜卑，并非匈奴遗种”④者即此。
二、古八部和大贺氏部落联盟时期
契丹存在的1000年左右历史，可分为3个阶段：自4世纪中叶至10世纪初为第一阶段，是形成期；从10世纪初至12世纪初为第二阶段，是其发展壮大期，即契丹人建立辽朝时期；辽朝亡后至14世纪中叶为第三阶段，是契丹民族衰落、分解和融合入其它民族的时期。
在第一阶段形成时期，即在辽朝成立前的5个半世纪中，契丹人的历史又经历了3个时期：从4世纪中叶至7世纪初（即隋末唐初）⑤为古八部时期，7世纪初至8世纪上半叶⑥为大贺氏部落联盟时期，自此至907年阿保机代痕德堇为可汗是遥辇时期。
古八部是契丹称号出现历史时就有，还是在其后发展中形成的，旧史无征。从《魏书契丹传》中载有七部名号及先朝北魏的何辰所在的部不在七部之内分析，北魏时已有八部存在是可以肯定的。八部名号为：悉万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连部、匹絮部、黎部、吐六于部⑦。八部来源，相传：“契丹之先，曰奇首可汗，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⑧这种把八部归之于来源同一父亲的八兄弟后裔，显然是后人根据早期传说综合成的，似不可信，但它反映了契丹最初的诸部，可能是一些近亲或有血缘联系的集团。
古八部时期契丹人的居住地，按《辽史》记载对比今地理，南到辽宁省朝阳市，北到西拉木伦河，西达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西南，东至辽河。⑨实际上，契丹人在这一时期的活动范围，某一阶段分布区域或无这么大，或超出这一范围。具体说，其在被慕容皝破后，“窜于松漠之间”，只在今赤峰市及翁牛特旗一带地；388年为北魏破后，约居于今西拉木伦河南，老哈河以东地区；479年（太和三年）因惧高句丽与蠕蠕侵袭，离开奇首可汗故壤，南迁到白狼水（今大凌河）东，在今辽宁省北票县、阜新市和彰武县一带；553年为北齐破后，一部分被掠居营州（治所在今辽宁省朝阳市）、平州（治所在今河北省卢龙县北）境，余部北遁投奔突厥，后为突厥所逼，其中又有“万家”寄住高丽，约在今辽宁省法库县、康平县境。①6世纪末（隋开皇年间），此三部分契丹人皆臣附于隋，隋听其返回故地，依托臣水（今老哈河）而居，分布在西起今老哈河流域，东到努鲁儿虎山地区。②
古八部时期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据传契丹人早期有三位精明能干的国主，一名乃呵，他“杀白马灰牛以祭”；二名Z呵，头“戴野猪头，披猪皮”；三名昼里昏呵，“惟养羊二十口”③。表明当时他们从事游牧射猎，过着以肉为食，以皮为衣的生活。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大贺氏部落联盟形成时，因为它们在北魏时的贡物是“名马”，嫁娶时穿的最好衣服是“以青毡为上服”④，到了隋代在收葬父母遗骨祝酒时说：“冬月时，向阳食、若我射猎时，使我多得猪鹿”，各部还是“随水草畜牧”⑤。这一时期契丹人的社会组织，是以部落为单位活动，尚未形成统一的部落联盟。八部各自向北魏“朝献”，与北魏交易互市⑥。各部首领曰莫弗纥（贺）。
古八部时期契丹人不仅多次为慕容氏攻破，而且又先后受到高句丽、突厥的侵逼，特别是553年为北齐攻破后，部众被掠10万余口，杂畜数10万头，50000016_435_2⑦余部东奔西走。然契丹人顽强抗争，不仅使部族存在下来，而且随着隋统一中国，在隋文帝杨坚支持下，各部又得以重返故地。分散的各部认识到只有联合为一个统一的力量，才能与别族抗衡和“寇抄”邻近的财富。契丹人的部落联盟组织，大概就是在返居故地后形成的。因为到了隋炀帝杨广时，有了“契丹入抄营州”的记事⑧；唐武德初，已“数抄”唐边境①。
契丹人的第一个部落联盟，即大贺氏部落联盟。学术界因新、旧《唐书契丹传》才有“其君大贺氏”，均说至唐初才形成。然《辽史世表》载：“隋、唐之际，契丹之君号大贺氏。”《隋书契丹传》亦云：“有征伐则酋帅相与议之，兴兵动众合符契。”则知大贺氏联盟形成的时间应是隋末唐初。②
大贺氏部落联盟经历约100年，仍分八部③。《新唐书契丹传》载，唐朝以达稽部为峭落州，绝便部为弹汗州，独活部为无逢州，芬问部为羽陵州，突便部为日连州，芮奚部为徒河州，坠斤部为万丹州，伏部为匹黎、赤山二州。从名号上看，大贺氏八部名称与古八部无一相同，若联系州名分析，大贺氏八部中有四个部所在的州名与古八部中四个部名是相同的，即羽陵州与羽陵部，日连州与日连部，万丹州与悉万丹部，匹黎州与黎部。现在虽尚不能断定居住上述四州的芬问、突便、坠斤、伏等四部，是否古羽陵等四部的改名，抑是别部迁居其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无论属于上述情况中的哪一种，大贺氏八部的成员决不会与古八部完全相同。因为前已谈到，大贺氏部落联盟的形成，是在契丹人累遭强邻攻击，成员多次被掠和迁徙，部族严重受创后出现的，旧史已述其“部落离散，非复古八部矣”④。
在大贺氏联盟八部之外，在幽州。营州界内还散居一些契丹人，《旧唐书地理志》提及的有乙室革部落等。
大贺氏时期的契丹地域，“东与高丽邻，西与奚国接，南至营州，北至室韦”⑤。与前述古八部时期的活动区域大体相同，即东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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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5 23:41:54|只看该作者 辽河，西至吐护真水（今老哈河）上游与奚族地相邻，南抵今辽宁省朝阳市北约100里处与营州地连接，北在今西拉木伦河以北地区与室韦为邻。在这个区域内，他们“逐猎往来，居无常处”，仍然过着游牧、狩猎生活。这一时期的社会组织，比古八部时期前进了一步，即在八部之上有部落联盟。联盟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各部对外的军事活动，平时的生产和生活，还是由各部和氏族独自处理，所谓“若有征发，诸部皆须议合，不得独举。猎则别部，战则同行”⑥。 7世纪上半叶以后的契丹人，既作为我国历史上一个独立的民族存在和发展着，同时他们又已成为唐王朝统治下的臣民；大贺氏联盟的“君长”和各部部长，既是契丹人的最高首领和各部酋长，同时他们又分别为唐代都督府与州的都督、刺史。“君长”世系，《辽史》参取两《唐书契丹传》在其《世表》里列出10汗名（一说9汗），似也未全包罗进来，因为其中6汗均在唐开元年间在任，且为同一辈人。
10汗序列为：咄罗、摩会、屈哥、阿不固、李尽忠、失活、娑固、郁于、咄于、邵固。今作简略介绍。藉以了解大贺氏时期政治历史发展变化及与唐王朝的关系。如其中的咄罗，是见于史册的第一位大贺氏“君长”⑦，于623年（唐武德六年）向唐献名马、貂皮，开始了与唐王朝的往来；摩会于629年（唐贞观三年）朝唐，唐“赐鼓纛”，从此“鼓纛”成为契丹君长权力的标志；⑧唐朝于648年（贞观二十二年）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为使持节都督十州诸军事，松漠都督，赐姓李；李尽忠任松漠都督时，因唐营州都督赵文翙屡“侵侮其下”，于698年（唐万岁通天元年）举兵反唐，“自称无上可汗”，契丹君长称“可汗”自此始（由于这一事件，契丹附突厥近10年）；714年（唐开元二年，一作三年），失活率众脱离突厥归唐，唐玄宗李隆基“赐丹书铁券”，隔二年，复置松漠都督府，以失活为都督，又封宗室外甥女杨氏为永乐公主妻失活；娑固以失活弟继兄官爵，其“衙官”可突于（于一作干）骁勇，又得众心，娑固谋除之，事泄，娑固逃奔营州，唐出兵相助，为可突于所败，娑固于720年被杀，自此，契丹族内部为争夺权位，互相残杀长达10余年；可突于杀娑固后，推娑固从父弟郁于为主，旋郁于遣使入唐谢罪，唐于722年“以慕容氏为燕郡公主”妻之；咄于在兄郁于病故后代统部众，725年咄于复与可突于相“猜阻”，惧，与燕郡公主同奔唐不还，可突于立李尽忠弟邵固为主；邵固立，奉行亲唐政策，唐亦“又封皇从外甥女陈氏为东华公主”妻之；730年（开元十八年）邵固又被可突于所杀。至此，大贺氏部落联盟时期告终，遥辇氏代之而兴。①
三、遥辇氏部落联盟时期
深得契丹人拥护的可突于杀邵固后立屈列（列一作烈）为主，屈列即《辽史》中的洼可汗，是为遥辇氏部落联盟时期的开始。但遥辇氏盟主地位的稳定，经过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也即当时亲唐的大贺氏势力与亲突厥的遥辇氏两个贵族集团，进行了一场严酷较量。邵固被杀后，邵固妻东华（华亦作光）公主逃奔唐平卢军（治所在营州，今辽宁省朝阳市），可突于率部并“胁奚众”共降突厥。唐玄宗得知，诏幽州长史赵含章等统八总管兵讨之，可突于不能抗，遁。次年，可突于在突厥援助下，扰唐边，时为幽州长史的薛楚玉，率万骑往击，结果唐折将两员，兵万人被杀。唐玄宗闻之大怒，擢善将张守珪为幽州长史，可突于知后惊恐，退却西北。原为松漠都督府“衙官”的李过折，时与可突于“分掌兵马”②，属于大贺氏势力一派的人物，守珪暗派人结之，过折乘可突于兵败之际，夜斩可突于、屈列及其党羽数十人降于唐。
735年（开元二十三年），唐拜过折为北平郡王、命为松漠府都督，权位又归于大贺氏集团手里。可是过折等人得不到各部支持，同年又被可突于的余党涅里（一作泥礼或雅里、涅礼，即辽始祖）所杀，涅里立迪辇俎里（汉名李怀秀）为阻午可汗，遥辇氏又夺回权位。旋涅里等也不复亲突厥，于745年（唐天宝四年）转而附唐，唐即拜李怀秀为松漠都督，封崇顺王，以宗室出女独孤为静乐公主妻之。③李怀秀为契丹可汗后，遥辇氏为契丹各部盟主的地位才稳定下来。1044年（辽重熙十三年），涅刺部人肖韩家奴上辽圣宗隆绪疏中云：“臣闻先世遥辇可汗洼之后，国祚中绝；自夷离堇雅里立阻午，大位始定”。④
遥辇时期契丹社会内部仍分为八部，几经改组，前后名称几乎全异。《辽史》载遥辇时，有遥辇氏八部、遥辇阻午可汗二十部，实则遥辇氏联盟时的部落前后均只有八个。这是由于遥辇氏后又附突厥，《辽史》作者未将部落、氏族或显贵家族区分清楚所致。
遥辇氏八部，是在李万荣“营州之乱”失败后，契丹内部互相残杀，使“部落凋散”，族众耗减，“仅存五部”的基础上改组的①。其名号为：旦利皆部、乙室活部、实活部、纳尾部、频没部、纳会鸡部、集解部、奚嗢部②，是为前八部，存在时间短，只有10余年；后又再次改组的八部为后八部，曰迭刺部、乙室部、品部、楮特部、乌隗部、突品不部、捏刺部、突举部。③从名号上看，前八部与后八部除乙室活部与乙室部名称接近，可能为同一部外，其余从名称上找不出任何联系。
遥辇时期契丹人的居住区域，前后差别很大。前期区域似未超出大贺氏时期的范围，延续约100年。到了9世纪下半叶（唐咸通至光启年间）④，势力范围在北、南、西三面皆比前有扩大，北达嫩江下游的洮儿河一带，南迄幽、蓟地区，西控奚人而役使之。⑤《辽史地理志》称其“迨于五代，辟地东西三千里”，比大贺氏时期的“地方二千里”⑥，显然大多了。
“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挽强射生，以给日用”，说明遥辇氏时的契丹畜牧业生产有很大发展，同时狩猎业仍是社会生产的一个部门。自9世纪中叶起。耶律阿保机祖父匀德实“相地利以教民耕”，是契丹人有农业生产的开始。⑦手工业生产也迅速发展起来，史称阿保机父撒拉的开始置铁冶，“教民鼓铸”。叔父述澜接替撤拉的“执政柄”后，开始教民种桑麻，习纺织，“兴板筑，置城邑”⑧。当时契丹社会内有原始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的门类在逐渐增多，则是事实。这不仅与契丹人在不久后建立国家，符合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与前述契丹人在9世纪中叶以后有实力拓展疆土。北征于厥、室韦，南略易（治所在今河北省易县）、定（治所在今河北省定县）二州，西定奚、雷二族⑨，及此后社会有迅速发展相一致。
这一时期，部落组织还存在，但国家机制的许多因素已在萌芽。首先，部落联盟的酋长（可汗）和军事首领，已为显贵家族专有。联盟可汗一职，虽然史载常推一大人建鼓旗以统八部，岁久，或有灾疾而畜牧衰，则八部聚议，以鼓旗立其次而代之，被代替者以为约本如此，不敢争，①实际上、自洼可汗至907年阿保机取代痕德堇为契丹可汗的160多年间，已知的洼、阻午、胡刺、苏、鲜质、昭古、耶澜、巴刺、痕德堇九汗②，不仅未出迭刺部，且多属遥辇氏家族。又军事首领一职，从涅里至阿保机，也未出迭刺部，且又为耶律家族担任。③耶律家族还世为迭刺部部长。事实表明，这一时期契丹社会内实际存在的是一种向阶级社会世袭制过渡的世选制度。第二，职官、刑狱开始出现。契丹社会职官的产生，始于7世纪中叶唐封其部酋、可汗为刺史、都督时。到了遥辇时期，“闻河北藩镇受唐官名，于是太师、太保、司徒、司空施干部族”④，即契丹人自己亦设官制署了。草创阶段的官职可能还有名无实，但高居于部族民众之上的显贵集团已在形成。刑罚、牢狱的出现，在阻午可汗时。如阻午可汗知涅里“贤”，使“掌刑辟”⑤。涅里受命后，为惩治不法者，“穴地为牢”⑥。又如肖敌鲁家族，其五世祖胡母里，“世为决狱官”⑦。当时尚无文字，“刻木为契”，无疑是依据不成文的习惯法，然由专人司其职，又以监狱来关押违法者，一种新制度已应时而生。第三，阶级分化日趋激烈。大贺氏时已开始，李万荣为唐兵所败率家奴宵遁，又为家奴所杀，（11）说明家庭奴隶已经出现。当时奴隶数目不多。到了遥辇时，特别在后期，奴隶制迅速发展起来。从两方面看出：一是向邻近民族掠夺牲畜、财物时，亦掠夺人口。如鲜质可汗时，阿保机父撒刺的（即德祖）征奚族，将奚王府的700（一作1000）部曲“徙于饶乐之清河”，以供役使；⑨二是契丹人犯罪者的家属因连坐而沦为奴隶。如在痕德堇可汗时，已有“籍没之法”⑩。蒲只姑等三族虽为贵族，但因谋害阿保机叔父释鲁（述澜），家属亦均被没入“瓦里”服劳役。（
上述表明，遥辇氏部落联盟时的契丹社会，原始氏族制度正在解体，文明社会的曙光正在升起。
第二节契丹国的建立及其政治与经济
一、契丹国的建立
耶律阿保机于907年取代痕德堇为契丹可汗，916年去可汗号称皇帝，宣告契丹国建立，①契丹社会进入历史发展的新时期。
8世纪中叶后，唐朝由盛转衰，无力顾及对边疆民族的管理。到了9世纪末10世纪初，唐终于在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崩溃了。盘据燕州一带的刘仁恭、刘守光父子，更为暴虐，所到之处“无少长皆屠之，清水为之不流”②。刘仁恭穷兵黩武，规定男15岁以上，70岁以下，皆得自备兵粮从军，“闾里为之一空”，使“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③，而契丹西北面的两个强邻突厥、回纥，早已分别在8世纪中叶和9世纪中叶衰落。在契丹社会内部，如前所述，由于生产的发展，阶级分化也伴随着愈趋激烈，国家机制的一些因素已因时萌生。外部条件和内部因素均表明，10世纪前后的契丹社会发展到了一个转折时刻，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把契丹社会推向更高发展阶段。然而，当时作为联盟盟主的痕德堇可汗却“不任事”④，在与刘守光父子争夺中，其子被俘，在“纳马五千以赎之”遭拒绝后，只好“乞盟纳赂以求之”，从此不敢南进。⑤痕德堇对刘氏每岁秋霜落后烧其牧地草场，牲畜多饥死的暴行，反而“以良马赂仁恭求市牧地”⑥。按契丹俗，为盟主者必须有“德行功业”，否则应由他人替代。⑦智勇善射的阿保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登上了契丹诸部盟主的舞台。
阿保机生于872年（唐咸通十三年），因出身迭刺部耶律（世里）家族，以氏为姓，故姓耶律，汉名亿。他能取代遥辇氏痕德莫为契丹可汗，创建契丹国，既与耶律家族世为契丹最大部落迭剌部部长和兼任联盟军事首领握有实权有关⑧，也由于阿保机个人具有卓越的军事、政治才能，并能坚定不移地适应契丹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成年后，初担任挞马狘沙里时⑨，以降服大小二黄室韦和乌古部等几个小部受到族众称赞。901年被痕德堇立为迭剌部部长，便统帅大军连年展开对邻近民族的征讨，当年就连破室韦、于厥及奚帅辖剌哥，“俘获甚众”；次年进军河东、代北，攻下九郡，“获生口九万五千，驼、马、牛、羊不可胜纪”；
903年春，东北征女真，“获其户三百”，复转兵向南攻河东，入冬又伐蓟北，“俘获以还”。因获得了仅次于可汗的于越职位，并“总知军国事”。至此，阿保机实已掌握了联盟大权。后又在讨黑车子室韦、刘仁恭、奚、霫等征战中，特别是在905年进击刘仁恭，克其数州地，“尽徙其民以归”⑩。事实表明，阿保机的卓越才能和实力，足以取代柔弱无能的痕德堇为契丹可汗。
907年1月阿保机取得了契丹可汗的权位①。
阿保机为可汗后，在北征南讨的同时，在内部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以加强自己的权力和为建立国家进一步创造条件。如于次年设立“惕隐”官管理迭剌部的贵族，910年任命“后族”为北府宰相，其营帐又“选诸部豪健者二千余”人设立“腹心部”亲军等。以上措施，打破了部落组织的某些职能，使各部落不能平等议事，削弱了部落贵族的权力，使阿保机的权力更大，“日益以威制诸部”。迭剌部的一批权贵以其弟剌葛为代表的旧势力，911、912、913年发动3次叛乱，一次比一次更激烈，连作为可汗象征的鼓旗和祖先的“神帐”，也在913年被叛乱者夺走了。阿保机依靠“腹心部”、贵族进步势力及室韦、吐浑酋长的力量，将一次次叛乱平息下去②。迭剌部以外的另七部中的守旧势力，于915年趁阿保机征黄头室韦还军途中，陈兵境上，要其“如约”下台。阿保机被迫同意交出“鼓旗”，不担任联盟首领。但提出：“我为王九年，得汉人多，请帅种落，居古汉城，与汉人守之，别自为一一部。”获得同意。③阿保机返回今滦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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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5 23:50:02|只看该作者 上游的根据地，整顿内部，发展生产，“汉人安之，不复思归”，遂于次年用其妻述律氏策，邀七部酋长会宴，以伏兵尽杀之。④随即于是年（916，后梁贞明二年）建国称帝，自号天皇王，国号契丹，⑤建元神册。契丹国前后凡，209年，历经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圣宗、兴宗、道宗和天祚帝9主；创制了自己的文字契丹文，92O年（辽神册五年）制成大字颂行，后又另制新字称“契丹小字”，沿用至金章宗时；强盛时地域东临海，西逾金山（今阿尔泰山），北至胪胸河（今克鲁伦河），南达白沟（今河北中部的拒马河）⑥。它与女真族建立的大金国，同时成为中国历史上与北宋、南宋对峙的第二个南北朝。 二、农牧业生产的发展
契丹族的社会生产，大致以阿保机建立契丹国前后为一分界线。在此以前，主要从事游牧，辅以狩猎，过着食兽肉，衣兽皮，车帐为家的生活。旧史有云：“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⑦游牧经济使契丹人拥有一支骠悍劲疾的武装力量。到了遥辇联盟末期，原始的粗放农业已在迭刺部中出现。契丹国建立后，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等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均有很大发展，为契丹国东征西讨提供了物质基矗契丹国200多年内，农业和畜牧业始终占着主导地位。农业生产的重心在南部，畜牧业生产的重心在北部，处于中间的奚族故地则为半农半牧区。就其地位说，则前后有差别，大体说来，建国初期的社会经济仍以畜牧业为主，农业为辅；中期即辽太宗耶律德光以后至圣宗隆绪前期，是处在农业和畜牧业并举的阶段；晚期即圣宗中期以后，农业逐渐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契丹人经营的，主要还是畜牧业。
契丹社会的农业生产，是由于燕云地区大批逃亡或被掠汉人的进入，带来了丰富的生产经验，在今滦河上游一带开垦了许多田地发展起来的。阿保机能统一契丹诸部和建立契丹国，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这里的农业生产为后盾。取得辽东地区和灭亡渤海国后①，获得了农业有相当发展的第二个农业生产区。
938年（辽会同元年），耶律德光从石晋王朝割得人口稠密、农业有高度发展的燕云十六州，使契丹国又增加了一个富饶而广阔的农业区。正是由于上述地区的农业生产为契丹贵族提供了生活所需的丰富物品，激发了广大契丹人从事农业生产的兴趣，加之契丹国统治者的积极提倡，农业便在契丹社会内蓬勃发展起来。
阿保机在平定刺葛诸弟之乱后，即“专意于农”，这时主要还是“率汉人耕种”。
922年（天赞元年），因北大浓兀部人口增多，阿保机将其一分为二，并“程以树艺”，而二部农业种植又比较成功，于是邻近“诸部效之”②，从事农耕的契丹部落逐渐增多。耶律德光当政后，不仅为了“无害农务”在“农务方兴”之时不“东幸”③，而且把农业生产由“地沃宜耕种”的临潢府（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周围向更北的地区拓展。最先被迁往北部边地开拓农业生产的，是迭刺部人：
939年（会同二年），命北、南院徙欧昆等三石烈至水草丰美的乌古部地区，并将海勒水（今海拉尔河）之“善地”作为农田耕种。次年，又将于谐里河（今喀尔喀河）、胪朐河（今克鲁伦河）的“近地”，赐于南院的欧堇突吕、乙斯勃、北院温纳河刺三石烈人耕种。④契丹人于10世纪上半叶在寒冷的克鲁伦河一带垦地种植，已为在内蒙古自治区新巴尔虎右旗克尔伦牧尝蒙古国东方省祖赫雷姆城考古发现了辽代的耕地和水渠遗址所证实⑤。旧史所记会同二年七月，乙室部大王因“坐赋调不均，以木剑背挞而释之”；耶律挞烈在应历初（元年为951年）任南院大王时因均赋，劝耕稼，“年谷屡稔”被朝议为“富民大王”⑥，反映了农业在契丹诸部中，至少在迭剌部、乙室部中已占有重要地位。圣宗时，为防止阻卜等部扰边，被调往西北边境驻防的契丹部落按《辽史部族志》记载，有品、楮特、突吕不诸部，他们“每当农时，一夫侦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给糺官之役，大率四了无一室处。刍牧之事，仰给妻孥”①。农业生产又被推广到辽朝的西北部边境地区。镇守寒冷边地的部落尚需在繁重戍守任务条件下从事农业生产，勿庸多言，驻守西南和南部边境以及其内地的契丹部落，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经营农业。
由于契丹人的分布区，均为干旱少雨之地，故其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粟、麦、糜、黍②，亦从回纥人引种了“回纥豆”和西瓜③。契丹农业的水平，以下一些数字可帮助了解梗概。977年（辽保宁九年），景宗为援助北汉，曾“赐粟二十万斜”④（20万斛粟可能为南部或西南部汉人生产）。圣宗时耶律唐古因在胪朐河“督耕稼”有方，被调屯镇州（治所在今蒙古国布尔根省哈达桑东青托罗盖古城），“凡十四稔，积粟数十万斛”⑤。由于辽圣宗积极倡导农业，经过兴宗、道宗两朝，契丹农业进入鼎盛时期。其间，因粮食有余，东京道和上京道的50余城以及“沿边诸州”，都设立了储粮备缺的“和籴仓”，每仓大略储粮有“二三十万硕”⑥。当然，由于契丹人的居住地区皆少雨和无霜期短，畜牧和戍边占去很多劳力，许多从事农业的契丹户又为半农半牧，故对契丹人的种植业所达到的水平，不能估计过高。
畜牧业是契丹人的传统产业，向以畜牧、败渔为稼穑。922年述律后谏止阿保机南攻镇州云，“吾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也，何必劳师远出以乘危徼利乎1⑦反映了契丹国初期，畜牧业在经济生活中居首要地位。由于畜牧业的兴衰不仅与经济生活有关，且“滋蕃群牧，务在戢兵”（11），直接对其兵力的强弱，国防的巩固有影响，故契丹统治者建国后在积极引进汉族先进农业生产技术，推进本民族农业发展的同时，亦未放松对畜牧经济的发展。
1086年（大安二年），道宗耶律洪基因马匹“蕃息多至百万，赏群牧官”，以次进阶升爵⑨，可见其对畜牧业重视的情况。
畜牧生产有公养。私养两种。公养即所谓“群牧”，契丹国设有西路群牧使司。倒塌岭西路群牧使司、浑河北马群司、漠南马群司、漠北滑水马群司、牛群司，下设太保、侍中、敞史等官员管理群牧生产；⑩私养即契丹部民的家庭畜养（。畜牧业的全面发展情况，时人没有留下记录。从上述仅官马一项就达到100万匹，可见官养和私养的羊、驼、牛、猪的数量，一定相当可观，特别是作为契丹人肉食的羊，数量当在马匹之上。
契丹畜牧业的发展，有两个因素应该谈到：掠夺邻近民族的牲畜和被征服的属部、属国的纳贡。阿保机在建国前攻克河东、代北九郡，一次就掠回牛、羊、驼、马十余万。建国后，西征突厥、吐浑、沙陀诸部，又获“宝货、驼马、牛羊不可胜算”。
919年北伐乌古部，掠得“牛马、车乘、庐帐、器物二十余万”①。后来，由于周围诸游牧部族均先后被征服，通过战争掠夺变为从纳贡中获得。规定东丹国年贡马1000匹，女真、直不姑等10000匹，阻卜及吾独婉、惕德各20000、匹，西夏、室韦、越里笃、剖阿里、奥里米、蒲奴里、铁俪等各300匹。②。契丹统治者遇有籍口征伐，他们是从来不放过掠夺牲畜的机会的。如圣宗时，耶律斜轸等征女真，一次就掠马20余万匹。③上述获得的牲畜，被置于群牧司喂养。
契丹畜牧业的发展，从建国至圣宗时一般讲来是比较平稳的，后来有过起落。影响畜牧业下落的原因有三：一是随着辽朝由盛转衰，国有群牧管理松弛。道宗时，马群太保肖陶隗曾上书：“群牧以少为多，以无为有。上下相蒙，积弊成风。”经过整顿后，牲畜才“岁以蕃息”④。二是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使牧场缩小，1075年（辽大康元年）耶律乙辛请赐牧地，时为群牧林牙的耶律引吉说过，“今牧地褊陋，畜不蕃息”⑤。三是暴风雪等自然灾害造成大量死亡。历史上屡见不鲜，最严重的几次是在1082年（辽大康八年），因大风雪，“牛羊多死”。次年四月，又因大雪，“马死者十六、七”⑥。肖陶苏斡在辽道宗乾统年间任漠南马群太保，因“大风伤草，马多死”，被免官。⑦由于契丹人经营畜牧业一直是令“其自就水草”，马“蹄毛俱不剪剃”（11），未越过自生自长阶段，无防御自然灾害能力，不能不使其畜牧业发展受到重大影响。
三、四时捺钵制
契丹国既有皇都，亦有五京之制，然契丹皇帝一年四季却巡幸于四捺钵之间，政务皆在捺钵中处理，捺钵之地实是契丹国的政治中心、最高统治者所在地：皇都和五京是宰相以下官僚处理政务特别是汉民政务的地方，为契丹族有国以后政治管理的一大特色。形成这种游牧式政治管理体制的原因，是其游牧经济决定的。如前所述，游牧业是契丹人的传统生产，在契丹国亦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处在游牧阶段的畜牧业，与农业、工业生产不同，它不需要固定点，相反，经常的流动是这一生产赖以存在的前提。当国家建立后，在畜群随水草转徙，牧民常年跟随牲畜转移而“迁徙不常”的情况下，国家的政治活动和公共事务的处理如何与这种经济生活相适应，是契丹贵族建国后需解决的一大课题。在解决这一问题时，采取了适合其游牧经济的管理方式：一方面模仿中原王朝建立都城，并在设置州县的同时，逐步建立了五京，完备了当时国家应具有的行政建置；另一方面，始终重视契丹民族的现实，未脱离其“生生之资，放是乎出”的游牧生活，坐在皇城宫阙里处理政务，采取了四时捺钵制形式，在捺钵中决定军国大政方针。
捺钵，契丹语，亦写作纳拨、纳跋、纳宝、剌钵，意为行营、行帐、营盘，为契丹国君主出行时之行宫或叫临时居住处，犹汉语之称行在所。关于四时捺钵的时间、地点和行动之目的（内容），《辽史》等均有较详细记载，⑨下分述之。
时间：按常规，正月上旬，契丹君主的“牙帐”从冬捺钵营地启行，到达春捺钵地约住60日。四月中旬“春颈，牙帐再向夏捺钵地转移，在五月下旬或六月上旬到达目的地后，居50天，约在七月上旬或中旬，又转向秋捺钵地。当天气转寒时，则转徙到气温较暖的冬捺钵地“坐冬”。契丹君主“每岁四时，周而复始”⑩，巡守于捺钵。显而易见，捺钵实力契丹朝廷临时所在之地。
地点：史载的四时捺钵地，为圣宗朝已成定制的情况。在此以前的太祖至景宗五朝，每朝都不尽相同。定制后的春捺钵地主要在长春州的鱼儿泺（今洮儿河下游之月亮泡）、混同江（指今松花江名鸭子河一段，），有时在鸳鸯泺（今内蒙古自治区集宁市东南黄旗海）；夏捺钵地在永安山（在今内蒙古乌珠穆沁旗东境）或炭山（今河北省沽源县黑龙山之支脉西端）；秋捺钵在庆州伏虎林（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西北察哈木伦河源白塔子西北）；冬捺钵在广平淀（今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合流处）（。
内容：春捺钵为捕天鹅钩鱼及接受生女真“千里之内”诸酋长等的朝贺；夏捺钵是避暑，与北、南面大臣议国政，暇日游猎；秋捺钵主要是入山射鹿、虎；冬捺钵是避寒，与北、南面臣僚议论国事，时出校猎讲武，并接受北宋及诸属国的“礼贡”①。契丹君主四时捺钵不完全是为了玩乐②，也不是汉人眼里的所谓“四时无定，荒于游猎”，而是把游牧民族“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畜牧的生活习俗引入到政治管理中。从冬捺钵除“会议国事”和外交活动外，还“时出校猎讲武”，可以认为，契丹君主捺钵中的渔猎活动，无疑另有目的，即以亲身之示范，教育其族众不忘立国之资的铁马骏骑本色，保持一支能纵横驰骋的劲健骑兵，以与中原王朝抗衡。所以后来靠“骑射”建立的金、元朝亦有捺钵之制③，清朝则有木兰秋猎之习。
四时捺钵制的政治管理并非杂乱无章，对于契丹等游牧、渔猎民族来说，在游牧、渔猎迁徙中议事，处理公务，是其古老的传统，游牧经济所要求的，有问题反倒能得到及时处理；对于生活习俗不同、又居于契丹国境内汉人的管理，又创造了一套相适应的变通办法，即每当契丹君主正月上旬从冬捺钵地起行时，掌管汉人事务的最高机构汉人枢密院和中书省，唯择宰相1员，枢密院都副承旨2员，令史10人，中书令史1人，御使台、大理寺选1人随从，余宰相以下官员则返回中京（治所在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大明城）居守，处理汉人事务。契丹君主还为了他们既能及时处理一切公务，又不致专权，规定人事变更，只给他们文官县令、录事以下的变动不需“奏闻”权，对县令以上官僚的升迁，只能“行堂帖权差”，决定权握在皇帝手中，即所谓“俟会议行在所，取旨、出给诰敕”；对于关系安危的武官变动，则必须“奏闻”④。
朝鲜族在中国民族当中，排几位？（文明，经济）
中国有哪些传统节日？（汉族或其它民族）
中国民族
只有一个中国。（民族）
中国民族管弦乐器有哪些？（越多越好，名称带图画）
中国第二大民族
中国有几个民族
中国有多少民族
中国民族的起源？
关于中国的民族
中国有哪些民族
求中国民族分布图
中国哪个民族纯朴，那个民族狡诈？
中国算得上是文明古国，算得上是善良的民族吗？
古代民族的语言特点（一个民族就行）？
古代民族的语言特点（一个民族就行）？
【民族】举网无鱼，一气而归 （猜:民族五个）
中国除了书本上说的55个少数民族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民族。
中国民族服好看？ 朝鲜的好看？ 还是韩国的？ 还上日本和服？
请问地球上共有多少个种族?(中国56个民族就不用说了,我知道)
中国民族乐中有西洋乐器吗？
中国民族风俗文化习惯
中国民族伦理学研究概述
中国有多少个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