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杀中手牌作用:关于苏联解体的三个认识误区

作者按：苏联解体问题一直是我感兴趣的问题。在接触的一些研究苏联解体的文献中，一些学者或出于政治原因，或受极“左”思想的影响，对苏联解体问题提出了一些明显违背史实的论断。这些论断虽然披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外衣，实际上是形而上学的东西。本文试图对这些错误认识加以辨析。本人的思想观点长期以来深受雅科夫的影响，本文是写作大量转引用了雅科夫《红星陨落之迷》中的资料。在此，向雅科夫表示感谢。

　　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末最重大的地缘政治事件，对世界格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苏联作为一个长期以来在实力上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超级大国，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土崩瓦解、销声匿迹，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引起世界各国人们的广泛兴趣。苏联解体16年来，世界各国的人们从不同的不同立场、观点出发，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苏联解体原因进行了思考和分析，出版了大量研究性专著和论文。据俄罗斯社会科学研究机构2000年的一项统计，十年中全世界关于苏联解体的历史类专题书籍一共出了大约20多万种，约数百亿字。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话题比苏联解体更引人注目、更能激发人的思考了。

　　国内关于苏联解体原因的争论一直很激烈，主要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僵化的斯大林体制，在这一体制下，苏联积累了大量矛盾和问题，以至积重难返，不治而亡；另一种观点认为虽然苏联的体制存在不少问题，但并非病入膏肓，是戈尔巴乔夫推行错误的改革路线，放弃科学社会主义，选择民主社会主义，引发了思想混乱和政治动荡，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这两种观点都有各自的道理。斯大林模式，无疑是苏联解体的历史原因、深层原因；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无疑是苏联解体的现实原因、直接原因。很难说清楚哪种原因是根本原因。

　　去年，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苏共兴衰与苏联兴亡”课题研究成果制作的8集教育参考片《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在党内播出，引起一定反响。该片基本上坚持了后一种观点，即认为戈尔巴乔夫错误的改革路线，是导致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该片播出后，进一步引发了理论界、学术界关于苏联解体原因的争论。

　　在当前关于苏联解体原因的争论中，一些人出于政治原因，以及错误的历史观和研究方法，对苏联解体问题的认识存在着三个误区。我以为有必要以事实为依据，澄清这些错误认识，还历史事件以本来的面目，以有利于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更好地走向未来。

　　误区之一：苏联改革前的问题不严重，甚至认为戈尔巴乔夫毁掉的是一个好端端的苏联。

　　一些研究苏联解体的文章只谈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错误和严重后果，对改革前苏联存在的严重问题轻描淡写，给人留下印象是，苏联改革前的问题不严重，甚至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毁掉了一个“好端端”的苏联。《居安思危》一片对改革前苏联存在的问题的严重性也没有直接交代，只是提到苏联对世界科技革命“缺乏了解，重视不够，应对乏力”，是“苏联经济逐步走向停滞的十分重要的原因”，“从苏联80年代中期的情况看，苏联必须进行改革”等。这显然没有把苏联改革面临的形势交代清楚，使人们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动因、目的和必要性难以有正确的认识。

　　实际上，改革前的苏联，虽然谈不上病入膏肓，但问题确实是非常严重，面临着深刻的经济、政治、社会、民族关系、国际关系危机。跟改革前的中国一样，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不改革就只有死路一条。苏联领导人改革的主张和要求，并非空穴来风，也不是头脑冲动的结果，而是针对苏联当时存在的严重问题，为了摆脱危机、挽救自身的命运，而采取的迫不得已的行动。苏联的改革，其出发点是好的，是顺利历史潮流的，也是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因此改革已开始得到了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支持。

　　邓小平说，改革是一场革命。什么是革命？为什么会爆发革命？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之所以发生革命，是因为统治阶级没有办法按照旧的方式统治下去了，被统治阶级也没有办法按照旧的方式生活下去了。用这个观点来解释苏联改革的动因也很合适。戈尔巴乔夫之所以要进行改革，完全是形势所迫，不改革就没有办法按照旧的方式统治下去了。关于这一点，苏联统治阶层是有共识的。因此也可以说，改革不是戈尔巴乔夫的个人行为，是苏联统治阶层的集体选择。

　　那么改革前的苏联，究竟面临着怎样的严峻形势和深刻危机呢？可以用“步履蹒跚、内外交困、危机四伏”十二个字来概括。

　　1、经济危机

　　由于长期以来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使得苏联除了前两个五年计划以外的所有五年计划都没有真正完成，经济发展速度在战后几十年迅速下滑，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也随之愈拉愈大。苏联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步入经济长期衰退的困境，传统的粗放型经济也无法维持下去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经济危机不是某一领域内的局部短期危机，而是全局性的长期危机。

　　苏联虽然号称“最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但主要消费品长期供应不足。经过70多年建设，1985年苏联人均GNP为3396美元，不仅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且还落后于亚洲、拉丁美洲一些国家。苏联人均收入为西方国家的三分之一左右，但由于苏联实行控制消费、高积累的政策，苏联人的生活水平与西方的差距更大。1985年人均住房面积仅15平米，为西方国家50%；每百户汽车拥有量为14辆，仅为西方国家的17.50%。主要消费品长期短缺、供给不足，经常需要凭票供应。人民生活水平从革命前的居欧洲第五位下降到在八十年代的居世界第八十八位。

　　苏联虽然拥有发达的宇航、兵器和生物技术，但只有25～30%的科研成果被采用，平均转化周期需要10～12年，而美国则有85%的科研成果在5年内转化为生产力。在现代技术领域，苏联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15～20年，而且差距越来越大。

　　苏联民用工业品技术非常落后，产品质量低劣，即使按照最乐观的估计，苏联工业产品也只有18%达到国际标准，在国际市场上根本没有竞争力。由于工业品缺乏竞争力，苏联只有依靠出售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资源赚取外汇，沦为原料出口国。

　　苏联农业长期落后，效率低下。由于农业连年歉收，苏联被迫花掉本来就是稀缺资源的外汇进口粮食，每年花费70多亿美元，经济上捉襟见肘。与此同时，苏联农用拖拉机报废率达每年12.5%，为美国的三倍；大批农作物因不能及时收割而损失掉，即使收割了也每年有20%的粮食和33%的土豆因为保管不善霉烂变质，无法食用。1980年，全国一半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没有盈利。

　　苏联在经济上落后，物质匮乏，人民生活水平长期提不上去，与西方差距越拉越大。从根本上使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产生动摇。苏联领导人中，安德罗波夫是个难得的明白人，他在苏共内部会议上发出惊人言论:“苏联的主要危险不是来自世界帝国主义，而是来自人民的困苦贫穷。”

　　2、政治危机

　　政治上过度的集权体制，使作为联盟领导核心的苏共，处于完全缺乏监督机制的政治状态下。苏共的干部任命制、职务终身制为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创造了良好环境。官僚机构人满为患，人浮于事；既得利益集团贪污受贿、骄奢淫逸，苏共逐渐地丧失了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领导人思想僵化、墨守成规，贻误了发展和改革时机，国内问题堆积如山。进入80年代以后，苏联政治危机不可避免地显露出来：短短3年之内，三位最高领导人相继去世，病夫治国使苏联丧失了80前5年的宝贵发展时机。

　　3、信仰危机。

　　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没有给苏联人民带来令人满意的生活，导致人民对传统模式的抵触、厌恶和冷淡。特别是上层的富足生活与普通人生活形成巨大反差时，这种情绪更加强烈，形成了人们苏共统治合法性的质疑。但是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等苏共主要领导人却意识不到信仰危机的严重性，也找不出解决的办法，只好继续重复那些干瘪无力的教条。

　　普遍存在的信仰危机是苏共提倡“革新了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动因。在我国，有一些研究者指责戈尔巴乔夫提倡“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弄乱了思想，这是不公正的。苏联人的思想早已混乱，对传统社会主义的信仰早已丧失，只是在体制惯性的作用下暂时没有在桌面上表现出来而已。戈尔巴乔夫所做的，不过是用“公开性”扯掉了那块掩饰真实情况的遮羞布，露出了事物的本来面目而已。

　　4、民族危机。

　　沙皇俄国是靠侵略扩张起家的，这使苏联成为世界上民族最多的国家，民族发展极不平衡，很多民族还处在部落阶段，民族问题长期以来非常尖锐。无论是沙皇俄国还是苏联，都对少数民族实行了压迫、同化的高压政策。特别是斯大林时代，采取镇压和强制迁徙的政策，给苏联民族问题造成了很多欠账。随着斯大林的死去，高压政策被相对的怀柔政策所取代，民族问题开始显露出来，地方民族主义倾向日趋明显。特别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最高领导人居然认为民族问题已经解决，形成了“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因而放松了对民族问题的警惕性。各加盟共和国的少数民族领导人，纷纷乘机培植本民族的干部取代其他民族干部，为日后苏联的分崩离析奠定了基础。民族主义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一旦压力消失，就如奔腾的岩浆一样喷涌而出，造成灾难。

　　5、国际危机。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苏联出于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需要，以非理性方式进行军备竞赛，致使军事开支达到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背上沉重的包袱；同时苏联四处伸手，扶植亲苏政权和游击队，策划军事政变，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反感。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随即陷入游击战争的泥潭，不但给苏联造成了长期无法愈合的“流血的伤口”，每年花掉几十亿卢布，而且使苏联的国际形象大大受损。

　　1981年里根上台后，一改原先美国的收缩战略，处处以强硬态度回击苏联的扩张，并且宣称进行“星球大战”计划的研究，掀起了新一轮军备竞赛高潮。而此时内外交困的苏联，再也无力应付，被迫进行全面收缩，最后认败服输。

　　戈尔巴乔夫就是在这种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的状态下走向领导岗位的。他对苏联存在的其他危机看得比较清楚，他认识到，不改革只有等死，只有义无返顾地投入改革，国家和党才会有一线生机。

　　苏联改革前面临的形势，正如1991年12月25日晚，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前，以总统身份最后一次发表电视演说《告苏联公民书》中表明的那样：

　　“命运作了这样的安排，就是我当上国家元首之时就已经很清楚：国家情况不妙。我们什么都多：土地、石油和天然气、其他自然资源；智慧和才能也都不错。我们的生活却比发达国家差得多，愈来愈落在他们的后面。”

　　“原因已经清晰可见：社会在官僚命令体制的束缚下几近窒息。它注定要为意识形态服务，注定要承受军备竞赛的重负，已经筋疲力尽。”

　　“所有局部的改革（已为数不少）均先后以失败告终。国家没有前途可言。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应当从根本上改变一切。”

　　戈尔巴乔夫最后的电视演讲，虽然有为自己开脱的成分，但说的基本是事实，反映了改革前的苏联面临的严峻形势。

　　从改革的背景和动因上说，苏联的改革和中国的改革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文革”后期，中国面临形势也很严峻，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1978年底，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领导中国开始了义无返顾的改革，果断地抛弃了僵化的斯大林模式，大胆地实行改革开放，并在1992年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苏两国改革的结局的大不相同，中国成功了，苏联失败了。之所以有这样的结局，原因很复杂，主要原因是两国选择了不同改革路线的结果，中国实行的是渐进式改革，主要在经济领域进行改革，政治领域变化不大，社会总体上保持了稳定；而苏联在经济改革遇到挫折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政治体制改革，实行“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反对派力量借机崛起，中央政府逐渐失去了对局面控制，社会动荡不安，政局始终不稳，最终经济改革也遭到失败。

　　不能因为苏联改革的最终结局是失败的，就淡化苏联改革前的问题的严重性，否认苏联改革的必要性，这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

　　误区之二：戈尔巴乔夫居心叵测，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把苏联毁掉，甚至一开始就是叛徒，从来就没有信仰过共产主义。

　　国内外有些学者在分析苏联解体原因的时候，把责任过多地归咎于戈尔巴乔夫，过分强调历史人物的决定作用。例如，博尔金认为，“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国内也有学者提出一个所谓“叛徒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苏东剧变的罪魁，是社会主义的叛徒，甚至说他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毁掉苏联，从入党的时候起就居心叵测，从来没有信仰过共产主义。

　　这样的说法既不符合史实，也不符合逻辑。

　　首先，从利益角度分析，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希望把自己国家搞跨，因为这样做，对领导人个人没有任何好处。国家跨了，领导人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如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后成了光杆司令，不得不黯然退出历史舞台。因为，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没有不希望把国家治理好的，希望在自己手中国势蒸蒸日上，自己也能在历史上留下好名声的。相反，国家治理不好或者跨掉，不仅国家和人民遭殃，领导人个人也要遭殃，而且还会在历史上背负骂名，这个代价是任何一个理智健全的领导人都承受不起的。

　　有人说戈尔巴乔夫是钻进党内的叛徒，充当了帝国主义颠覆苏联的“第五纵队”的角色，甚至说他从来就没有信仰过共产主义，这更不符合实际。如果一定要说戈尔巴乔夫一开始就是叛徒，把这样一个人选拔到总书记的重要位置上，难道不是说明苏联的体制本身很有问题吗？既然是体制的问题，为什么要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戈尔巴乔夫一个人身上呢？

　　从戈尔巴乔夫的所作所为看，他的确背叛了社会主义，背叛了苏共，他的改革是造成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但并不能得出戈尔巴乔夫有意毁掉苏联，从来没有信仰过共产主义的结论。人的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自己经历的丰富而改变，戈尔巴乔夫的思想也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由开始的共产主义者，到后来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与叶利钦不同，戈尔巴乔夫一直赞同社会主义，并不欣赏自由资本主义，直到现在，戈尔巴乔夫还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

　　戈尔巴乔夫背叛的，是斯大林主义，并非真正的社会主义。历史实践证明，斯大林主义已经走进死胡同，世界上实行斯大林主义的国家，没有成功。苏联是斯大林主义的发源地，现在已彻底抛弃斯大林主义。现在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仍在坚持斯大林体制，一个是朝鲜，一个是古巴，穷得叮当响，看不到任何希望。因此，戈尔巴乔夫背叛斯大林主义，本身并没有错，他的改革之所以失败，在于选举错了改革的策略，而不在抛弃了斯大林主义。

　　戈尔巴乔夫向往的，是北欧模式的社会主义，也就是他所说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当然相当多的人不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在他们看到，民主社会主义实质上是资本主义，斯大林主义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关键看你的标准是什么。如果把富裕、民主、和谐、正义作为社会主义的标准，那么北欧模式无疑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社会主义；如果把公有制、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视为社会主义的标准，那么斯大林模式无疑是典型的社会主义。如果把斯大林主义看成是真正社会主义的话，那戈尔巴乔夫确实是叛徒。但中国的改革不也同样抛弃了斯大林主义，如果说戈尔巴乔夫是叛徒，不是说中国也是叛徒吗？

　　为了证明戈尔巴乔夫一开始就是混进党内的叛徒，一些人到处搜集有关戈尔巴乔夫是叛徒的材料，为此不惜断章取义。2001年初，极“左”刊物《真理的追求》刊登的《极为难得的反面教材——戈尔巴乔夫自白：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一文，披露了戈尔巴乔夫1999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利坚大学的一段演讲自白，成为将戈尔巴乔夫定性为“叛徒”的一枚重磅炸弹。文中披露的戈尔巴乔夫谈话要点如下：

　　“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我只有身居最高层职位，才能为此有最大的作为。因此，我妻子要我不懈地努力往上爬……我必须清除苏共和苏联的整个领导，我必须清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世界没有共产主义会更美好。2000年以后世界将迎来和平与繁荣的时期，但是却有巨大的障碍阻碍着人类走向和平与富强，这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巨大的学潮时我正在北京，当时看来中国的共产主义要垮台了。我很想对巨大广场上的示威者们讲话，告诉他们，要他们坚持住，我们同情他们，中国也必须改革。但中国领导不同意。这是极大的遗憾。要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垮台了，世界在走向和平和正义的道路上会前进得更远……我离开克里姆林宫时，上百的记者们以为我会哭泣。我没有哭，因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我消灭了苏联和所有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我没有哭，因为我达到了主要目的，这就是在欧洲消灭了共产主义。然而，阻挠人类在全世界实现自由理想的亚洲的共产主义也应当被消灭……人类走向真正自由的道路将是漫长的，但将是成功的，整个世界应当清除共产主义。”

　　这段“戈尔巴乔夫讲话”据说最初来源于捷克传媒《对话》1999年第146期的一篇报道。《真理的追求》杂志在国内予以披露之后，一时之间广为传播，“左”派把它作为戈尔巴乔夫是彻头彻尾的叛徒的罪证，而右派则把它作为社会主义无药可救的证据。这段话也使著名的民间苏联问题专家雅科夫倍感困惑，他根据自己长期以来对戈尔巴乔夫的研究，认为这段话不应当出自戈尔巴乔夫之口。为此，雅科夫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很快就发现这段所谓的“戈尔巴乔夫讲话”有很多疑点，与此同时，还有很多严肃的苏联问题研究学者也同样对这段“戈尔巴乔夫的讲话”提出疑义。为了弄清事情真相，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徐葵研究员专门向戈尔巴乔夫的主要助手切尔尼亚耶夫进行询问。很快，切尔尼亚耶夫做出了回复：“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的‘讲演’完全是在莫斯科炮制的伪造，根据的材料是在《苏维埃俄罗斯》报的编辑部里炮制的。戈尔巴乔夫不是在1999年，而是在1997年初到过土耳其。他根本没有在美利坚大学作过讲演。《对话》杂志上发表的东西（《苏维埃俄罗斯》报同样予以发表）完全是胡说八道。戈尔巴乔夫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从未讲过这类话。”

　　同样，2000年12月20日，《光明日报》驻莫斯科特派记者、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李永全对戈尔巴乔夫进行了访谈，也向戈尔巴乔夫提出了这个问题，戈尔巴乔夫的回答再次给了造谣者以一记沉重的耳光，他是这么说的：

　　“我认为，失败的不是社会主义思想……失败的是苏联所代表的制度。实际上，这种制度在中国也遭到了历史性的失败。我们在摆脱这种制度。当然付出了一些代价，有一些损失。我现在成立了一个统一社会民主党，又提出了社会主义、自由、公正、团结的口号。这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如果马克思、列宁不总结和发展前人的思想，他们就不成其为马克思、列宁。他们有这个权利，我们为什么没有？我们又不是僵尸，又不是没有头脑。我们也应该反思、总结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上的现象。应该把暴力抛进历史的垃圾堆。需要的是对话、文明、非镇压，不需要霸权、控制。需要的是合作、伙伴关系和竞赛。我们既需要好的社会主义经验，也需要好的自由主义经验。我们既不需要左的极端，也不需要自由主义的极端。中国和苏联都不需要‘大跃进’，不需要‘文化大革命’。我们需要的是人道主义的目标，自由、公正、团结的目标，难道我坚持这些，戈尔巴乔夫就是叛徒吗？我不知道关于土耳其讲话的传闻是哪来的？戈尔巴乔夫不可能讲那样的话，这是断章取义的结果。我在土耳其的讲话有录音。我在世界各地演讲，人们总是问我：戈尔巴乔夫，你是什么人，是社会主义者还是修正主义者？我总是回答：我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拥护者，我不会忘记我来自人民。”

　　误区之三：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改革不得人心，始终受到人民的抵制。

　　从结局看，苏联的改革无疑是失败的，苏联人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苏联解体后进行的多次民意测验看，人民对苏联改革的结局很不满意，对主导改革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很不满意，他们在群众中的威信一度非常低，甚至有不少人将他们视为历史的罪人。由于有人得出结论：在改革的过程中，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所作所为始终不得人心，一直受到苏联人民的抵制和反对。这显然也不符合实际。

　　事实上，不论戈尔巴乔夫还是叶利钦，他们所倡导的改革之所以能够得以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到了人民支持的结果。至于当时人民为什么要支持他们，是经过自己的理性思考作出的决定，还是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宣传所欺骗，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本文将通过一些事例，说明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人民群众是支持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他们并没有强奸民意。

　　首先，叶利钦能够在党内斗争中失败的情况下，在党外实现政治上的崛起，完全是人民支持的结果。

　　叶利钦在担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书记期间，在政治局会议上和党的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公开激烈抨击党内官僚主义，批评政治局内有人抵制改革，并点名批评利加乔夫。叶利钦的行为触犯了苏联政治的潜规则，受到了高层的一致批判，并被撤消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书记职务。戈尔巴乔夫甚至对他说：我再也不允许你从政。根据以往的经验，在苏联党内斗争中失败的人，将成为一具政治上的僵尸，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叶利钦一气之下病倒了，住进了医院。令叶利钦感到惊奇的是，成千上万封从全国各地的来信包围了他，有人还寄了很多补品和药品，对他表示支持，希望他继续为改革斗争。叶利钦受到极大的鼓舞！他发现自己在党内输了，却在社会上赢了。而人们之所以支持叶利钦，是因为他敢于跟当局对着干，这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叶利钦。叶利钦选择走党外路线，在群众支持下，通过竞选苏联人民代表，奇迹般地实现了政治上的东山再起。最终，叶利钦在俄罗斯首届总统选举中，以58%的得票率，战胜苏共提名的总统候选人雷日科夫，当选俄罗斯首任总统。可以说，叶利钦能在绝境中咸鱼翻身，完全是人民群众支持的结果。

　　其次，在“八·一九”事变中，叶利钦能够战胜强大的“紧急状态委员会”，也完全是人民群众支持的结果。

　　为了挽救风雨飘摇的苏联，1991年8月19日，以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震惊世界的政变，软禁了正在克里米亚休假的戈尔巴乔夫，发布命令在全国实行紧急状态，并派军队包围叶利钦的大本营——“白宫”。然而，这场政变一开始就不得人心，叶利钦依靠群众的支持，四两拨千斤，仅仅3天时间，就战胜了强大的“紧急状态委员会”，挫败了这场政变。“八一九”事变的失败，加速了苏联的解体。

　　人民群众是如何支持叶利钦的呢？

　　政变的第一天，“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第一号令刚颁布，莫斯科雨后的街道上就已经出现了几万名示威者，他们阻挡装甲车和坦克，并爬到这些庞然大物的顶部，向士兵大喊大叫。很快，被派去包围白宫的塔曼步兵师就倒向了叶利钦一边，成为“白宫”的保卫者。叶利钦在支持者的欢呼声中，登上塔曼步兵师所属的110号坦克，号召俄罗斯全体公民对“紧急状态委员会”进行坚决的反击。与此同时，全苏境内各地区驻扎的苏联军队对政变采取中立态度，内务部队对实行紧急状态态度消极，克格勃部队也采取了中立立场。

　　政变的第二天，“紧急状态委员会”在军队迟疑不决的情况下，调动克格勃最精锐的部队，即反恐怖活动的“阿尔法”小组，前往“白宫”，命令他们在当晚6时驱散“白宫”前的人群并进入大楼。但20多名指挥官拒不服从命令，进攻时间一再被拖延。

　　政变的第三天，自发前往保卫“白宫”的人达2万人，他们手拉手组成人链，并且用无轨电车挡住通往“白宫”门前的通道。先后有3名青年在人群与装甲车和坦克的冲突中牺牲。进攻部队在保卫者顽强的抵抗和牺牲面前丧失斗志，他们不愿用自己同胞的鲜血和生命为代价，去执行“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凌晨3时，驻守在“白宫”附近和主要街道的军队陆续开始撤离，离开莫斯科。叶利钦全面控制了局面，政变彻底失败。

手中没有任何军队的叶利钦之所以能够战胜拥有几乎全部强力部门的“紧急状态委员会”，完全是人民群众支持的结果。可以说，人民群众是叶利钦的“大救星”。

　　再次，叶利钦宣布取缔苏共，没收其财产，没有遇到任何反抗，同样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态度。

　　据《居安思危》一片披露的材料，“迄今为止，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的历史档案中，人们都没有发现在敌对势力取缔共产党时遇到来自党的各级组织进行抵抗的记载；没有发现苏共党员们有组织地集合起来为保卫自己的区委、市委或州委而举行任何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记载；也没有发现人民群众为支持、声援苏共而采取任何有组织行动的记载。”

　　这与“八?一九”事变中，人民群众强烈反对“紧急状态委员会”，誓死保卫“白宫”的场面，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人民对苏共亡党的冷漠，不正是从反面体现了人民对叶利钦做出取缔苏共决定的支持吗？

　　总之，在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的过程中，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所作所为始终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而不是反对。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民群众一贯正确，从来不会犯错误。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人民群众也经常犯错误。如1933年，是德国人民用选票把纳粹党选上台的，德国人集体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如果说苏联解体是个悲剧，那么这个悲剧完全是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发生的。当然，面对苏联解体造成的严重后果，有相当一部分群众曾经后悔当初支持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们在当时就不支持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不能因为改革造成了苏联解体的恶果，人民反对改革的结果这样的事实，就由此得出人民从来没支持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改革这样的结论。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人民群众究竟如何创造历史，似乎不容易说清楚。人们更多看到的，是历史人物活跃在前台活动，似乎是他们在创造历史。通过分析人民群众在苏联解体过程中的作用，我们可以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方式有一个更加清楚的认识——历史人物在前台活动，他们是历史的直接创造者，但在他们的背后，是人民群众在起着决定作用。拿苏联解体来说，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无疑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们改变了历史，但如果离开了人民的支持，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纵然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摧毁拥有庞大党权、政权、军权、财权的苏共和苏联政权机构，从而成为历史的创造者。正是人民群众在关键历史时刻和重大历史事件上的态度和选择，决定了历史人物发挥作用的方式和程度，从而在根本上决定了历史的走向。这就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方式，也就是说，人民群众通过历史人物创造历史。马克思早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说过: 是时势造成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因此，过分夸大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导致苏联解体中的作用，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参考文献：

　　1)《红星陨落之迷》，雅科夫著。

　　2)《崩溃还是新生——叶利钦与俄罗斯命运》，郑羽、刘靖华著。

　　3)《苏联兴亡的沉思》，李振成著

　　4)《苏联国民经济七十年》，陆南泉等著

　　5)《当代俄国——强者的自我否定与超越》，姚海等著

　　6)《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俄]博尔金著

　　7)《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俄]阿尔巴托夫著

　　8)《农产品的代价》，[俄]西蒙诺夫著

　　9)《苏联模式的兴衰》，程又中著

　　10)《背叛的历史》，[俄]雷日科夫著

　　11)《苏联最高层决策七十年》，邢广程著

　　12)《戈尔巴乔夫访谈录》，李永全著

　　13)《苏联解体亲历记》，[美]马特洛克著

　　14)《苏共亡党十年祭》，黄苇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