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与境遇论证思路:高奇：“文化大革命”后期落实干部政策回顾(2)

高奇：“文化大革命”后期落实干部政策回顾(2)

　　5月29日，纪登奎找中组部等几家单位负责人和我到京西宾馆开会，听取我的汇报并逐人进行了讨论。纪登奎讲：要将吕正操审查情况报告改为查证情况报告，前面写明审查他的要害问题，并说明他曾向毛主席写过“认罪书”，后来翻了，有关犯人的交代也翻了。胡乔木的材料要写好，“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要抄他的家，毛主席亲自去他家保的（恰巧胡不在）；他在延安编了《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供全党学习，立了大功；他的检讨要摘录好。黄新廷历史上没什么问题，让他写个检讨并对林彪事件表个态，然后中央批他的检讨。王尚荣的报告可以了，不必再改。会后我抓紧修改了报告，连同摘录的四人检讨报给了纪登奎。不久，四人获得解放。

　　研究审查材料。代中央起草为贺龙平反的文件。1974年9月5日，传达中央指示，要抓紧为贺龙恢复名誉，在十天内办好。6日，我在认真研究了中央专案组的审查材料和写的报告后，认为原报告应予推翻，另代中央草拟文件。我向郭玉峰汇报后连夜写出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稿。通知稿指出：贺龙专案一直为林彪、黄永胜等把持，捏造罪名加以陷害，应予平反。所谓“通敌”，是指1933年蒋介石派反动政客熊贡卿到湘西游说贺龙，企图收编，贺龙了解其企图后，召开公审大会将其处决，并发电报告了中央，据此说贺龙“通敌”纯属蓄意陷害；所谓“图谋篡夺军权”，经查并无此事；所谓搞“二月兵变”并无任何证据，实系讹传。最后写了一段文字对贺龙一生作了评价。次日，将印出的清样连同有关材料经郭玉峰同意报给了中央有关领导。9月9日晚，纪登奎、华国锋找郭玉峰和我到人民大会堂，我汇报了结论意见和具体依据，认为可以将这个稿子送中央政治局讨论。两天后中央政治局讨论时，纪登奎又让我在原稿上加了一句话。对贺龙一生评价部分，邓小平、周总理作了修改和补充。9月29日，中央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　落实干部政策受到“四人帮”的严重干扰阻挠

　　1974年1月开始在全国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反右倾回潮”，矛头直接指向前一时期解放使用的老干部。中组部内传达王洪文的谈话：除特殊重要的案件以外，不要报告中央。在此形势下，落实干部政策工作举步维艰，全年只上报了45名副省级以上干部审查情况。1975年进行全面整顿，党中央和毛主席督促进一步落实干部政策。7月，邓小平在全国妇联一负责人来信上批示：请中组部亲自过问此事，对一个同志政治生命要热忱关怀，要实事求是，不可马虎了结或拖延了事。中组部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督促各地抓紧报送干部审查材料，落实干部政策有了重要进展。但年末即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为叛徒翻案”成为一项重要内容。部里指示，对各地没报来的干部审查情况不要再催，有些问题不好定。落实干部政策工作基本陷于停顿状态，至1976年5月只上报了49人。我经手的两件事可以具体反映出当时的曲折过程。

　　（一）坚持定曹荻秋为“叛徒”。为曹平反工作受到百般阻挠和追查。曹荻秋原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长，1973年9月，上海市委向中央报告将其定为“叛徒”。曹荻秋给毛主席写信，详细叙述他1932年被捕情况，表示强烈反对。1975年10月，上海市委派组织组组长王日初到中组部汇报受审查的原市领导干部的定性处理意见。我根据审查材料指出，韩哲一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应明确恢复其党的组织生活；曹荻秋给毛主席写信申诉不同意定他为叛徒，建议进行复查。事后我对审查曹荻秋的材料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他被捕后没承认党员身份和发表反共言论，没供出同志，不应定为“叛徒”，经向部核心组会议详细汇报得到同意后，向中央写了报告，经纪登奎同意批给中央政治局同志。不久，收到张春桥的批示：“曹荻秋的叛徒不是已经定了吗？”显然他硬要将曹荻秋打成“叛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此事成为—个问题在部内有了争议。

　　1976年3月，曹荻秋病逝，家属要求早日作出结论。4月5日，中组部核心组再次讨论，郭玉峰讲，对曹荻秋案，纪登奎批，拟可同意中组部邀上海来人商量再向中央、主席报告。张春桥批，可以商量，但不同意中组部的结论。上海市委则表示，如何定“吃不准”。4月23日夜，郭玉峰给我打电话说，为曹荻秋的结论，纪登奎同张春桥谈了，说上海不拿意见中组部不大好办。张春桥说这事难也不难，你要查一下去年组织部的人同上海来人的谈话，查一下就清楚了。在我讲了当时谈话内容后，郭玉峰要找当时的记录看。次日，我用保密电话要王日初将他记录的我的谈话逐字复述并作了记录，送给郭玉峰。报纪登奎看后，让先放一放。这样，对我的追查就拖了下来。6月22日，郭玉峰和核心组三位副组长集体找调查组几名负责人谈话，不顾我再次申述，决定按上海1973年定曹荻秋为叛徒的意见上报。报告被纪登奎压下没有批出去，后退了回来。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12月，胡耀邦任中组部部长，次年1月2日在他主持召开的整风会上，我在发言中讲了办理此事的过程。胡耀邦听后说：做干部工作不讲党性，不坚持原则，危险得很，坚持原则，无非是不当官嘛！拿原则做交易是违犯党纪国法。他要我写出事实经过。1978年2月11日，胡耀邦要我一起听取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关于干部问题的汇报。他明确表示，曹荻秋不仅不是叛徒，而且表现是好的，是张春桥一手陷害的，应当完全平反。不久，曹荻秋得到了彻底平反。

　　（二）将对宋任穷的平反，上告到中央，被指责“为叛徒翻案”。宋任穷原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东北局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受审查。1974年10月，周总理安排他到北京住中组部招待所，11月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但辽宁一直未将组织关系转来，也未作出审查结论。后几经催促，1975年7月，辽宁省委将结论送宋任穷征求意见。9月派省委组织组负责人苍某来京见宋任穷，宋任穷坚持不予接受。苍某到中组部汇报提出，不定“叛变”能否定“变节”，要求我表态。我在听取情况介绍后表示，研究这一问题必须考虑当时的历史情况，宋任穷1927年被捕是被释放的，1929年1月部队被打散找不到自己的部队回家，参加国民党部队当兵三四月后收罗了一些国民党兵回到了红军。被捕和当国民党兵都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和供出党的组织，没有发表过反对党的言论和文章，不应定“叛变”，也不应定“变节”。苍某听后一再表示很受启发，回去后一定认真研究考虑。但此后一直未见到辽宁的结论。1975年底开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976年2月的一天，郭玉峰从中央开会回来急着找我谈话说，辽宁有两次简报报到中央政治局，说中组部为“叛徒”翻案，指的是宋任穷的事情，要我详细汇报去年同辽宁来人谈话的内容，空气相当紧张。“四人帮”被粉碎后的1977年1月，调查组经反复研究写出关于宋任穷审查情况的报告。经部审核后报送中央。当年10月，宋任穷被任命为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1978年12月，宋任穷接替胡耀邦任中组部部长，在送胡迎宋的处以上干部大会上，胡耀邦公开为宋任穷作了平反正名。

　　“文化大革命”后期落实干部政策，把被打倒的大批领导干部解放出来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对稳定局势和推动建设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客观上加强了党内抵制和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力量，为终结“文化大革命”，从一个方面准备了条件。但因受到“四人帮”和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阻挠，仍有相当多的干部没有得到解放，冤假错案没有平反，直至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完全彻底解决。

　　从事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多数同志，认真执行中央指示精神，在当时历史环境下，冒着政治风险，力求实事求是，做了大量艰苦工作，这些应当予以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