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瓜七兄弟第二季资源:中国大学之殇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中国大学教育大跃进的三十年，也是大学教育逐渐偏离大学教育文明主流的三十年，大学教育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多，发展前景不容乐观。从以下做列举式的说明就可知一二。

意识形态教育驱逐公民教育。《时代周报》说高校公共政治课改革为政治体制改革探路，还说：“高校公共政治课一直是备受争议的话题，有专家指出高校公共政治课占据学生大量时间和精力，严重影响学生对专业知识的学习和研究，也扼杀了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批判精神。教育界公共政治课改革，也许是温总理所言的‘政治体制改革’一步先行棋，它释放出一个良好的信号，对此，我们或许可以抱着审慎乐观的态度，拭目以待。”我对此既不审慎也不乐观，政治体制改革是大学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政治体制不改，大学改革只是一句空话。大学公共政治理论课不可能为政治体制改革探路，因为高校政治理论课已经成了大学教育内容最僵化的一部分，很多教师观念陈旧，知识结构老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况且他们已经成为现有观念、现有意识形态的既得利益者，通过他们为政治体制改革探路是痴人说梦。

大学政治理论课是典型的中国特色。政治理论是中国人学习最长的课程，有一部分人甚至伴随着终生。在小学开始接触，在中学学习政治理论的基本内容，在大学，又把这一理论内容系统化地进行学习，在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期间还要系统而又带有专业化色彩地学习。如果从小学八岁入学算起，到博士研究生三年毕业，一个人在求学的过程中要学习政治理论近二十一年的时间，二十一年的时间不算短。学校这样做的目的似乎是想让每一个大学生首先要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其次才是使学生成为某一个方面的专家。

大学政治理论课大致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包括马克思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毛、邓、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近又改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代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时事政治等。硕士研究生课文科包括马列著作选读、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理科包括自然辩证法、科学社会主义。博士研究生包括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社会思潮。这些政治理论课加在一起，其内容之多，课时量之大，让任何一个学生系统地掌握是不可能的。政治理论内容自相矛盾。这里仅做例举式的分析。政治经济学中的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相矛盾。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就是万恶之源，社会主义的私有制就是生产力的必然要求，同是私有制差别却如此之大，是典型的有立场没是非。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马克思当时对社会主义的主张是计划经济、公有制、按劳分配，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却是市场经济、混合经济、混合分配，二者的矛盾是内在的，二者的分析也是有立场没是非，内在的矛盾被发展、与时俱进所代替。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理论，却要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种建设的理论放在一起，即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内部也是矛盾重重。比如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就与以人为本不同，以人为本本来是以所有人为本，是一个都不能少的。可有人为了使二者统一硬说成以人为本就是以大多数人为本，很显然篡改了原意，人为地设置了以人为本向前发展的障碍。以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本也与实践相矛盾，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何来的极为严重的两极分化呢？

政治理论课的教师成了既得利益者而不是理论的信仰者。经过这些年的观察，不能不说讲政治理论课的老师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既得利益者。政治理论课养活了一大批人，这批人以政治理论课为生，在政治理论课之内外有利益，如课时费、课题费。这些人不是不愿意放弃政治理论课，而是不愿意放弃因政治理论课而带来的巨大利益。部分教师无信仰导致“玩”理论盛行。美国记者史密斯(Hedrick Smith)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有过描述：虽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对各种事情也并非没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了正式的场合，他们却照旧举手拍掌，重复着官方的陈词滥调。人们明知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是逢场作戏，“可是你必须去玩它”。 史密斯总结道：“个人只要服从听话，不公开向意识形态挑战，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关键问题。”对讲政治理论课的教师来说，至少有一部分教师是抱着“玩”的心态的。老师“玩”理论，学生也跟着“玩”，老师不信，学生也不信。如此长的大学政治理论课的结果就是老师和学生把人文精神“玩”丢了，公民教育难以在课堂立足。

同时，教育部对教学内容和教材的垄断影响了学术自由的发展。教育部搞了很多所谓的二十一世纪的教材，不让地方编教材，表现最明显的就是意识形态教材，教材的组成人员、编写内容、出版、发行的各个环节都是教育部官员垄断的，这样做最好的办法是全国一堂课，每部教材都由教育部指定的专家讲，一垄到底。实际却是讲授的时候由各地老师讲，老师又参差不齐，对教材的理解又不同，讲起来必然会不同。内容不同思想必须相同，思想不同就会当做有问题的老师进行处理，轻者警告重者调离原单位再重者开除。由教材的垄断化导致思想的垄断化，最后就是老师教学形式化，思想僵化。形式化、僵化的老师如何能培育出创新的人才呢？意识形态的课生动活泼学生都不爱听，更何况僵化！

这样的教授、这样的教材培养的是什么学生呢？他们把当自己当成真理和正义的化身，实际他们从来不知真理是什么，他们只知道权力就是真理，真理就是权力。他们的梦想就是永远站在真理与正确的一面，实际是他们一直想站在权力的一边。他们把学生当成自己灌输所谓真理和正义的工具，实际上他们是想把学生变成权力的奴隶。他们甚至把把爱提问题的学生、表达和教授观点不一致的学生当成有问题的甚至是反动的学生。

科研经费成为腐败新领域。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医学院常务副院长施一公和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的研究表明：中国政府投入的研究经费以每年超过20%的比例增加，甚至超过了中国最乐观的科学家们的预期。从理论上讲，它应该能让中国在科学和研究领域取得真正突出的进步、与国家的经济成功相辅相成。而现实中，研究经费分配的严重问题却减缓了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而这些问题部分归结于体制，部分归结于文化。

　　两位教授认为：尽管对于一些比如由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的小型研究经费来说，科学优劣可能仍然是能否获得经费的关键因素，但是，对来自政府各部门经费从几千万元到几亿元人民币的巨型项目来说，科学优劣的相关性就小多了，关键反而在于每年针对特定研究领域和项目颁发的申请指南。表面上，这些指南的目的是勾画“国家重大需求”；然而，项目的申请指南却常常被具体而狭隘地描述，人们基本上可以毫无悬念地意识到这些“需求”并非国家真正所需；经费预定给谁基本一目了然。政府官员任命的专家委员会负责编写年度申请指南。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专家委员会的主席们常听从官员们的意见，并与他们合作。所谓“专家意见”不过反映了很小部分官员及其赏识的科学家之间的相互理解。（联合早报：北大清华两教授炮轰科研基金分配体制）

如果说两位教授的研究内容有些宽泛，科研经费的分配与使用包括科研的所有机构，那么局限到大学当中来，只会比这严重。大学里的重大研究项目都是校主要领导主持、至少是院主要领导主持，或者既不是校领导也不是院领导但在大学做兼职教授、兼职博导的官员。因为申请重大项目时都有一个操作性极强而表面看来又云里雾里的一句话：重大项目主持人必须具有协调能力，就是这个协调能力，就会把一般的教授拒之千里之外，在一些人的眼里，普通的教授是没有协调能力的。项目批下来，校领导、院领导即使是有科研能力也没有时间搞科研，领导们带博士就让博士搞科研，带硕士就让硕士搞科研，不能带博士硕士的就让同事搞科研，实在不行就通过抄袭来完成。（这方面的丑闻已经不少）文科科研经费重大项目都在百万以上，理科的重大项目经费可以过亿。博士硕士完成之后得到钱的奖励几乎很少，即使如些，这些可怜的学生也是敢怒不敢言，因为答辩甚至毕业分配都掌握在领导手中，如果表现好，博士硕士毕业领导一句话就可以分配一个好单位，博士硕士也是看中领导手中的权。科研成果完成了，百万元经费就合理合法地进了官员的腰包，成为腐败的新的来源。如果项目是同事完成的，同事就会在评职、升官等方面有所照顾。

权力通吃已经成为明规则。权力通吃本来是大学的潜规则，现在已经成为明规则。权力通吃除了上述通吃科研经费外，还有以下的权力通吃：

教授名额通吃。职称是大学的基本资源，一个教师升到教授需要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一般说来，行政官员在这方面不具备任何优势，一旦升到处级干部，又在学校的重要部门任职（比如教务处、财务处、创收大户）那么就可以理所当然地从官员提升为(不是评为)教授，教授名额有限，官员升教授就挤占了教授名额，美其名曰“双肩挑”。处级教授因为忙于事务，没有时间上课，课时按一般教授课时量要求减半，减半也完不成就讲几节课，几节课相当于教授的几十节课。

名誉通吃。2009年12月初，两院院士新增选名单相继公布：中国科学院新增的35名院士中，8成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官员；中国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中，超过85%是现任官员；工程院60岁以下新当选的院士中，均有校长、院长、副院长、董事长等职务，仅有一人例外——台湾云林科技大学的杨永斌只有“教授”头衔，没有行政职务。全国教学名师、省级教学名师等绝大部分是官员。据汉网-长江日报 ：2009年“教师节前夕，教育部评出第五届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经统计发现，100位获奖者中，担任党委书记、校长、院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实验室主任、研究所所长等行政职务的，占到九成，还有人身兼几种职务。不带任何‘官职’的一线教师仅有10人左右。据了解，第五届高校名师经教育部、高校、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评选和公示，最终确定百名。全国百位高校名师中，‘纯’一线教师仅占10%左右；90%左右获奖者都有不同‘行政职务’。其中，行政职务为高校党委书记、校长、副书记、副校长、校长助理等 ‘校座’就多达20位。”国家级、省级科研成果奖绝大部分也是行政官员。

规则通吃。行政官员既是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规则的实施者，严重破坏了资源分配的公平正义，规则成了校行政官员权力滥用的通行证。

招生通吃。博士硕士招生成为校行政官员与社会拉关系搞腐败的新渠道，甚至招社会的高官为校领导保驾护航。

熊丙奇先生说：“所以只要是行政官员，基本上可以通吃。所以我一直觉得，大学的官员、大学的校长是最幸福的，大学的校长比我们的省委副书记、副省长舒服多了。副省长只是公务员，最多有副部长的待遇。但是大学的校长，既有副部长的官员身份，同时在某些场合，他还是一个著名的教育家，另外他还是著名学者，还可以获得各种荣誉。某些时候还可以兼任校办企业的董事长。因此他横跨四界，又是官场，又是学界，又是教育界，还是企业界，都是非常厉害的人物。”（熊丙奇：中国大学改革前景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学术计划化成为大学通病。大学深受官本位体制之害，大学之内也不是学术自由的避风港。所有的在大学的人都想当官，一个普遍贪恋权力、爱好权力、争夺权力的大学，哪能安得下一颗搞学术的平静的心呢？教授削尖脑袋去当官，某大学就上演了一个处级岗位四十多个教授竞聘的壮观场面，道理很简单，不当官的教授在大学没地位、没尊严、没价值、没资源，斯文扫地。

有人借耶鲁大学施密德特校长的嘴批评中国“宙斯已被赶出天国，权力主宰一切”。权力计划学术，更是把教研者当鞋匠。课题的申请和结项被权力计划着，每年发表的论文被权力计划着，每年发表的刊物被权力计划着，每年的课时被权力计划着。教师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学术时间，不能按着自己的兴趣和学术方向去研究。一个一个又一个有计划的教学团队，一个又一个有计划的科研梯队，一个又一个有计划的学术梯队，一切的一切都是计划好或被计划的，安排好的，布置好的。在梯队才能活得好，在梯队之外的就类似被忽略的社会弱势群体。对此施密德特得出的结论是：“文科的计划学术，更是权力对于思考的祸害，这已经将中国学者全部利诱成犬儒，他们只能内部恶斗。缺乏批评世道的道德勇气。孔孟之乡竟然充斥着一批不敢有理想的学者。令人失望。”施密德特为此嘲笑中国大学“失去了重点，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一贯保持的传统”，“课程价值流失，效率低，浪费大”。（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有人说耶鲁大学施密德特校长没有说过上面的话，即使他本人没说，别人假借他的话说也是非常有道理的。）

对于学术计划化，张鸣教授深有体会，他说：“各种评审的指标体系，主要是以科研为导向的，比如核心期刊论文数量，国际SCI论文数量，国家级课题数量，省部级课题数量，课题经费总量等等，关于教学培养方面，最有分量的指标是所谓的博士论文百优数量（即每个学科每年评一百个国家级优秀论文），实际上也是科研指标。在教育行政部门看来，争世界一流大学，主要是看科研成果，所以指标体系，以科研为主。可是，中国高校的这种指标体系，只要SCI还勉强有点国际性，而且也并非国际通行的衡量体系，其他的指标，实际上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自娱自乐。”（张鸣： 高校大跃进的困局与危境）

综上所述，中国的大学是一个严重官本位的大学。官本位垄断着大学的所有资源，歪曲了大学的教育理念，驱逐了大学本应有的人文精神。中国的大学已经陷入危局，有大楼，无大师；有大学，无灵魂；有权术，无学术；有数量，无质量；有权力，无自由；有党化，无人文化。中国大学该改革了，再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