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主播紧身牛仔裤视频:瞿秋白：被抛弃的革命者1/2

瞿秋白：被抛弃的革命者1/2

　　引子：“位非得其所，才未尽其用”

　　瞿秋白的一生，大起大落，带有明显的悲剧色彩。在风云激荡的时代，他成为被选择的人；而当他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后，却又被自己的政治对手出卖与抛弃；当他终于成为悲壮的革命烈士，却又被和平年代的混乱“革命”所批判和打倒。瞿秋白生前曾说：“历史的事实是抹煞不了的，我愿意受历史的最公平的裁判。”可在不同的时代，他被冠以种种截然相反的称谓，从“革命先烈”到“叛党投敌”，从被“顶礼膜拜”到“掘墓鞭尸”，鲜花与粪土同在，谩骂和颂扬齐飞，那么令人多眼花缭乱的功绩与罪名，也许连从不看重“虚名”的瞿秋白生前也无法想像。一直到今天，历经种种磨难非议，瞿秋白才终于可以被人民永远称为“同志”了。这个饱受争议的人物对革命贡献之巨大，所受待遇之不公，平反昭雪之漫长，实为中国革命史所罕见。最终他以一种令人悲慨万端的反省方式，以残酷的自我解剖寻找精神圆满，从而成全了一个真诚丰富的心灵和深挚感人的人格形象。

　　纵观瞿秋白三十六年的短暂人生，就如同惊险刺激的过山车，一会儿直冲云霄，一转眼又堕入谷底。他耀眼的头衔可以开列出一长串：在中 共“八七会议”开始主持中央工作，两度担任中 共最高领导人，是中 共早期的理论家和宣传家，也是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他准确翻译了《国际歌》，也是中国最早报道苏联实况的新闻界先驱……可就是这么位鼎鼎大名的革命前躯者，最后的悲情结局竟是为“左”倾路线所杀，被“自己的人按住了他的脖子，好让敌人的屠刀来砍”。（梁衡：《觅渡，觅渡，渡何处》）

　　“毕竟是书生”，这是对瞿秋白一生最好的概括——他书生似的性格和为人，难以适应政治场上复杂的云谲波诡，这是他悲剧人生的基本成因。在福建长汀，他在夏日阳光下那走向刑场的单薄身影，成为一个走向历史的悲壮象征：那是中国奋起后“士”人觉醒的坚定步履，也响彻底着饱经心灵苦难后的苍凉回声。

　　历史一选择他就是一个巨大的“误会”。他后来在狱中回忆一生时说，自己其实从小就厌倦政治，经常搞不懂为什么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去“治国平天下”？“各人找一种学问或者文艺研究一下不好吗？”他坦然地承认自己1917年春孑然一身跑到北京时，那些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而考进俄文专修馆，也并非想了解俄罗斯文学的伟大，只不过是因为家境贫寒，考虑到这所学校不收学费，又许诺毕业后能够有固定工作，“不过当做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这和今天焦头烂额找工作的大学生们，并没有两样。

　　但无情的历史现实不容犹豫地将他推向政治的前台。民不聊生的社会惨景、家国离乱的破碎神州、列强宰割的民族危机，使所有象他那样的热血中国青年别无选择地担当起“社会的良心”。他义不容辞地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肩负起政治革命家的责任。瞿秋白将自己的人生定义为“历史的误会”，其实并非文人苦闷中的牢骚渲泄，而是对自己三十六年人生道路的真实回望与反省——作为一名官宦人家的子弟，却遭到了家道中落的沉重打击；作为一名执着的文艺爱好者，却不得不随同陈独秀走上革命家的舞台；对政治活动的兴趣与日俱减，却不得不承担党的最高领导职务；把自己看作革命的局外人，却最终成为了革命烈士。这种种阴差阳错不是历史的误会又是什么？

　　然而自从走上职业革命家这条道路，他的内心何尝一日平静过？尽管“位非得其所，才未尽其用”，但一当他选择了自己的政治信仰后，就自觉地“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的绅士意识和游民式的情感”，念念不忘克服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站稳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直到被俘入狱，他仍在写给郭沫若的信中对自己1931年初之后，在政治斗争上出现消极倦怠感到惭愧不安。瞿秋白的这种诉说，几十年后还被有的学者批判为是集中反映出他“思想上的动摇和革命意志的衰退”，反映出他“在对待革命、对待自己、对待生和死这些基本问题的认识上有严重错误”。

　　如果不完整地了解瞿秋白的一生，不熟悉他的坎坷经历，不熟悉他饱受的政治创伤，不知道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所付出的极其惨重的代价，则人们对他就势必会作出错误的判断，势必会认为他自我谴责的那样思想消极、斗志锐减，非但不是一个“模范党员”，而且是一个“最坏的党员”和“十足的市侩”。

　　四面楚歌中的下台者

　　瞿秋白第一次蒙冤被弃是从上海到“苏区”。1928年6月，中 共“六大”在莫斯科开完后，瞿秋白留下来当了中 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苏联人米夫成为他的顶头上司。米夫其人，才学平平，但政治野心却极大，虚荣心也极强。他要求中 共最高领导层不但要绝对听命于他，还要在理论上绝对崇拜他，要视他为救世主。在中 共人士面前，米夫咄咄逼人，不可一世。连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也说：“我和瞿秋白双方都觉得米夫锋芒太露，有操纵中 共的野心”。而生性耿直坦率的瞿秋白也不真心佩服这个中国问题上的“洋专家”，两人嫌隙日增。瞿秋白的书生意气使他在忍无可忍时，干脆向共产国际提出撤换米夫的请求。这陡然增加了米夫对瞿秋白的仇视。

　　除了直接打击瞿秋白外，米夫更要“以华制华”，而他选中的就是自己在中山大学的学生王明、博古等人。刚刚加入中 共的王明，就有成为中 共最高领袖的野心。1927年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王凡西，在他的《双山回忆录》中这样评价王明：“陈绍禹（王明）不是革命家，而是一个富有冒险精神，工于心计，能玩弄无耻手腕的政客。”王明想依靠米夫的提携，获取中 共最高权力；米夫更想通过对自己言听计从、俯首帖耳的王明控制中 共，成为中国革命的“总设计师”。这还不算，以学者和理论家的身份登上政治舞台的米夫，自诩为中国问题“专家”，一心想在精神意义上成为中 共的偶像。而瞿秋白是中 共党内公认的理论权威，是挡在米夫前面路上不易推开的一块大石。米夫们可以轻易改变瞿秋白在党内的政治地位，但要推倒作为理论权威的瞿秋白，可就不那么容易了。正因为如此，在六大上将瞿秋白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边缘化后，米夫觉得还远远不够，还要进一步在思想和肉体的层面上摧毁瞿秋白。（王彬彬：《瞿秋白胞弟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权力斗争？》）

　　为了在政治上让瞿秋白出局，米夫对他进行长期的批判和迫害，尤其是在政治上予以闲置和抛弃。1931年1月，中 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米夫扶持其门徒王明一伙上台，他们拿来开刀祭旗的第一个人就是成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活靶子的瞿秋白。尽管瞿秋白在会上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并主动承担此前的三中全会和政治局所犯的“错误”，但王明等仍毫不留情地将瞿秋白逐出了政治局。他们采取“去瞿留周”的策略，在会上宣布对周恩来“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而对瞿秋白则穷追猛打，欲彻底批倒批臭，两次强迫身患肺病的瞿秋白写声明书，公开承认强加给的莫须有罪名。四面楚歌中，李立三、张国焘、黄平等昔日的同志和战友一时竟也无情地翻脸，一起莫须有地指控瞿秋白搞“小团体”，用“两面派”手段在党内进行了“国民党式的反党斗争”。(这怎能不使瞿秋白哀叹“每一个人的脸都看厌了”！)

　　面对这样过火的处理，生性坦诚的瞿秋白依然忍辱负重，甚至深为自己不能看出要立三路线危害之严重而感到内疚，他真诚地认为只有自己来承担责任才能在政治上起到教育作用。因此，他表示赞同远东局的处理意见，并检讨说：我的退出，绝不是自责似的退出，而是在政治斗争上的需要。他郑重地表示：这次调和主义的错误责任，在政治局里面，我是最主要的负责者。“立三路线，亦可叫他做秋白路线”（《瞿秋白文集》第7卷，第124—125页）。但是这种过份的自我批评，只能给新的中 共中央以更多不信任他的口实。

　　六届四中全会后，瞿秋白被解除了中央领导职务，正如他自己回忆的那样，他很快“告了了长假休养医病——事实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但对瞿秋白的清算远没有结束。米夫和王明把持的中 共中央政治局，开始秋后算账，对他担任中 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期间的表现做出决议，指责他以派别行动对王明等人实行压迫，对共产国际清党动摇，对共产国际代表极不尊重等等。一顶顶唬人的帽子向瞿秋白压来，他欲辩不能，失去话语权，只得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对所有的指责全盘照收，承认自己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是“懦怯的腐朽的机会主义”，甚至违心地承认自己陷入了“派别斗争的泥坑”。

　　瞿秋白被赶出政治局后，贫病交加，王明中央一个月仅发给16.7元生活费，远低于上海工人的一般工资，仅能勉强糊口，更何谈治病，实际上是欲置秋白于死地。本来，米夫、王明把瞿秋白从政治上踢出局后，就希望他从此销声匿迹，自动退出革命舞台。但既然还是一个共产黨员，就不可能只关心个人的进退荣辱，不可能真正脱离政治。瞿秋白并未灰心失望，而是照样满怀热情，不断在中 共江苏省委编的《斗争》杂志上发表文章，谈论革命前途。于是，“党内同志”抓住文中个别用辞不够恰切扣大帽子，大做文章，。1933年9月22日，已从上海迁到江西“苏区”的中 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突然发布《中 共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对瞿秋白再次进行毁灭性的政治打击。“决定”指责瞿秋白发表的这些文章是“又来偷运和继续他过去的腐朽的机会主义”，严厉地声称“在客观上，他是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号召对他要“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对瞿秋白的批判。在小组批判会上，中 共上海局书记李竹声对瞿秋白蛮横地吼道：“像你这样的人，只有一棍子敲出党外去！”（瞿独伊：《忆秋白》，第231页）

　　一个立誓为“共产主义之人间化”而奋斗终身的人，却在革命阵营中成了“过街老鼠”，成为一个“生命没有寄托的人”。这使本已处于自责和负疚中的瞿秋白更加迷茫，更增痛苦。后来在《多余的话》中《何必说》一节中他悲愤地写道：“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下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一个“拉”字，含有多少悲愤和无奈之情啊！

　　临近年底，中 共中央派人向瞿秋白宣布了派遣他去江西“苏区”的决定。有人劝瞿秋白以身体需要调养为由拒绝前往，瞿秋白“有些怅然”，“沉吟了片刻”，说：“去，早晚还是要去的，否则有人要说我怕死呢。”他当时体弱多病，只向中央提了一个要求，即允许相爱甚深的夫人杨之华一同前往以便互相照顾，但却被莫明其妙地拒绝。当时有同志实在看不惯，要为瞿秋白申冤叫屈，他马上制止，不准为他去作无谓的牺牲。这个时候的瞿秋白，简直是太窝囊了。然而如再表示半点不满，那就更没法活了。（王观泉：《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第600页）

　　早把命运交给了“革命”的瞿秋白，自然只能只能老老实实地被“革命”牵着走。既然这是“党的”的安排，瞿秋白就不得不走了。1934年1月7日，在一个雨雪交加的夜晚，瞿秋白永别了妻子杨之华，踏上了去“苏区”的路。

　　去留心绪都嫌重

　　谁能想到，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瞿秋白的人生可谓光芒四射。他深受共产国际的信任重用，在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黨内，他几乎是唯一的俄语翻译。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高度评价瞿秋白，说他是中国共产黨内除了陈独秀、李大钊外“最好”的同志，也是中国共产黨内“唯一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他受到各方面的高度重视，并很快进入中 共中央核心领导层。可而今政治地位一落千丈，只能被“发配”到苏区搞点教育工作。这个时候临时中央负责人秦邦宪（博古）为代表，留办学生已经占据中央苏区各个权力部门的领导岗位，瞿秋白自然更不受重视，并且动辄还要被扣上官僚主义、文牍主义之类的帽子。

　　我常常怀疑瞿秋白这种革命者，就是传说中那只不知疲倦的荆棘鸟，它一生休息的时刻，除非是它停止飞翔的那一刻，也是死亡的那一刻。换了别人，经受这么多打击挫折也许早已心灰意冷，偃旗息鼓。可瞿秋白心中的哀怨很快烟消云散，很快就重新燃起对革命真纯而炽切的热情。离沪后半个月，妻子杨之华收到瞿秋白托人带给她的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我将到我们的老家，很快会看到亲兄弟，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天堂！快来！”这里的“老家”、“天堂”，显然都是指瞿秋白即将到达的中央苏区。寥寥数语，瞿秋白对离沪赴赣的欣喜、对革命根据地的向往之情溢于言表。

　　瞿秋白进入中央苏区后，不但担负起了中央执委会委员和教育部长，而且兼任了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主笔等职务。他以高涨的革命热情做着党交给的一切工作，内心十分愉快，也赢得了广泛的尊敬和赞扬。这是他一生难得的清闲而充实的时光。

　　然而革命永远没有安逸的“天堂”，只有斗争中残酷的现实。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军事严重失利，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有一部分中高级干部必须留下，谁走谁留，成了十分敏感的问题。尤其是决定高层干部“走留”问题，因为高度机密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所以关于瞿秋白是否被“扔包袱”留在苏区，才导致最后被捕牺牲的问题，近年来学者们各执一端，争议甚多。

　　从当时实际情况看，“走”和“留”都确实面临很大的困难和风险，都担当着艰巨的任务。“走”，要率领8万红军从敌人铁桶般的围困中突出去，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需要浴血奋战、风餐露宿，要在漫漫长途中寻找一块新的根据地，更可谓前程难料，凶吉未卜；“留”，当时国民党大军压境，“苏区”危在旦夕，到处腥风血雨，一片白色恐怖气氛。而且中央还赋予留下来的同志十分艰巨的任务：他们要牵制敌人、开展游击战争，时刻准备迎接大部队相机反攻，杀回老家。要完成如此艰巨任务所面临的危险程度，用毛泽東后来的话说：“许多共产黨领导人都是自愿留下准备牺牲自己的”。

　　走和留都是革命需要，都面临艰难的抉择。因而林伯渠在告别留下来的老战友时，在其诗《别梅坑》中也不由自主地发出“去留心绪都嫌重”的慨叹。

　　当时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成了最高决策机构，决定高级干部的去留问题。在迄今为止可以查阅的史料中，没有确切证据支持“走留”名单被用来进行了一次“清洗”行动，证明博古中央是带着“有声眼镜”决定走留人员的。但当时大多数人都希望有“走”的机会，都愿意跟随主力红军杀出重围去，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陈毅当时刚刚做过手术，剧痛难忍，但是被留下来的消息令他更加难受。他当即让人用担架把他抬到红军总司令部，找到朱德请求和红军一起走，朱德无奈地表示个人同意他走，但也只有向上反映他的意见。而这一来便没有了下文。红军转移出发前，毛泽東的警卫员见别人都去供给处领取行军用的布鞋、背包、马袋子以及冬服等物资，就去领取毛泽東的那一份，但是负责物资发放的一位姓刘的干部却供给单名上就是找不到毛泽東的名单。时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毛泽東也曾被列入留下来的干部名单。当博古提出把毛泽東留下后，周恩来反对的态度异常坚决，博古也担心毛留下来重打锣鼓另开张，毛才得以跟随大部队一起长征，“如果当时他被留下来，结果就很难预料了。”（王树增：《长征》，第69—70页）

　　那么，瞿秋白最后被留在苏区，是否非其所愿？他是否是以被抛弃者的身份为革命而殉道呢？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核心，是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发表于文学杂志《钟山》2007年第3期的一篇文章《瞿秋白的不得不走、不得不留与不得不死》。

　　王彬彬认为瞿秋白被害原因是博古趁机要“把瞿秋白扔掉”，以达到其“根本解决”、即“从肉体上慢慢消灭他”的目的，于是“瞿秋白就不得不留下来了”。他的看法是：“国民党大军压境，苏区危在旦夕，走是人人渴望的。既如此，博古当然不会同意瞿秋白走，博古当然会把瞿秋白扔掉。”其理由是：“既然瞿秋白是死敌，既然令其离沪来赣就意在从肉体上慢慢消灭他，那么，现在又有了这样一个‘根本解决’的机会，又怎能放过呢？”

　　这篇文章引起了强烈争议。当年是博古的老部下黎辛、党史研究专家曹春荣以及裘真等人纷纷撰文严辞反驳，认为王彬彬一文完全是凭空捏造，不符史实，归结起来理由有几点：一是博古中央将瞿秋白留在苏区是出于公心，因为其间决策理由正确，组织程序正当；二是出于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瞿秋白当时主管宣传，还主编《红色中华》，而掩护红军秘密撤离需要正常出版报纸以迷惑敌人，瞿秋白一旦辙离，他的工作别人很难替代；三是瞿秋白被留下，还有他自身的原因，就是他身患肺病，健康极差，难以承受长途跋涉的艰难险阻、战事袭扰。留下他只是权宜之计，原是要准备潜入上海去工作和治疗的。

　　双方的观点似乎都不无道理，但我觉得争论的焦点主要还是混淆了瞿秋白“应不应走”、“愿不愿走”、“能不能走”这几个问题上。这样全方位兼顾分析瞿秋白的主观愿望、当时的客观实际以及博古中央的真实意图，才有可能还原事实真相。

　　瞿秋白：应不应走、愿不愿走、能不能走

　　首先，看瞿秋白“应不应走”。

　　瞿秋白是一位公众人物，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他是一个公开的共产黨员，经常来往于广州和上海之间，和国民党各方面打交道。他在黄埔军校作过演讲，黄埔的将领都认识瞿秋白。就是说，一旦留下他随时可以被敌人辨识出来。

　　瞿秋白当时确实身患重病，手无缚鸡之力，眼有高度近视，肺疾重而常咯血，热不止且风难禁——让这样一位重病缠身、难以自理的病人留在大兵压境的严酷环境打游击，显然凶多吉少。王彬彬所说让瞿秋白留在敌军围困万千重的“苏区”，“无异如养鱼沸鼎之中，栖鸟烈火之上，生还可能性十分渺茫”，并不为过。

　　要说患病，毛泽東当时也刚刚身患疟疾，憔悴不堪，以致于大部分时间不得不骑马，可还是照样随军行动。贺子珍当时已经有几个月的身孕，挺着大肚子还是上路了。再说当时把瞿秋白留下来也不是为了治病，而主要是做艰巨的留守工作。治病的提议是直到“1935年2月项英接到党中央的电报后，研究改变斗争方式和部署，确定分局只保持项英、陈毅、贺昌三人的集体领导，其他领导立即分散转移，去各地领导斗争，有病的去就医。1935年1月党组织决定瞿秋白、何叔衡转移到上海就医……”（王辅一：《项英传》第187页）

　　至于是否因为瞿秋白身患重病无法随军长征，当事人之一的伍修权后来这样说：

　　“有的为‘左’倾路线领导者不喜欢的干部，则被他们乘机甩掉，留在苏区打游击。如瞿秋白，何叔衡等同志，身体根本不适宜游击环境，也被留下，结果使他们不幸被俘牺牲，贺昌、刘伯坚等同志也是这样牺牲的。事实证明，象董老、徐老等年高体弱的同志，由于跟主力红军行军，都被保存了下来，安全到达了陕北。”（《伍修权同志回忆录》，载《中 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一辑）

　　从另一方面可以反证这一理由不成立的是，1933年4月，王稼祥遇敌空袭被炸穿了肠子，因无法取出弹片，只好采取保守疗法。长征开始时，王稼祥是腹部插着管子，坐着担架开始了行军。过雪山草地时，他肠子流脓，甚至爬出蛔虫，仍以难以想像的毅力，全程坐着担架走完了长征，坚持到达了陕北。而就在长征初期，毛泽東也生病坐上担架，两人一路同行还在担架上统一了思想，这才有了遵义会议的召开。后来王稼祥回忆说，随军长征才保住了性命，如果留在苏区，一旦沦陷时断无生路。可见，连王稼祥拖着那么严重的病躯，坐担架也走完了长征全程，瞿秋白也不见得就经受不住长征之苦。

　　其次看瞿本人“愿不愿走”。

　　2009年3月，党史研究者曹春荣撰写文章《历史岂容任意涂抹》中，根据瞿秋白在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忠实积极、奋不顾身地履行自己职责的实际表现，从侧面否定了王彬彬教授关于瞿秋白“不得不留”的说法，斩钉截铁地认为瞿秋白“出自他坚强的党性和对革命终将胜利的信心”，完全是自觉自愿留下来坚持斗争的。

　　仔细琢磨，曹文在细节上都对，整个看起来就错了。曹先生的论据看似逻辑严密，冠冕堂皇，却首先无法解释他自己文章中的一句话：

　　“……面对吴亮平为瞿秋白留下说情，张闻天也说过，瞿秋白被留下，‘这是中央局大伙决定的，他一个人说没有用’”。（吴黎平：《忆与秋白同志相处的日子及其它）

　　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如果瞿秋白自己主动愿意留下来，还用得着这么多人为他要不要留下来“说情”吗？

　　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呢？张闻天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在延安整风笔记中写道：

　　“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单交他们批准。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

　　时任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吴亮平同志（即上文之吴黎平）回忆说，到了快要长征的时候：

　　“在中央政府讨论转移的一次会议上，主持会议的毛泽東同志向大家说明当时战争的情况，以及为什么红军离开苏区进行转移；他要各部领导做好撤离苏区前的组织工作，会上提出到哪些部长和部队一起长征，其中却没有包括瞿秋白同志，瞿秋白同志当面向毛泽東同志要求参加长征。毛zhu席当场没有回答，只是说，你这个问题下面再说。我在会场上小声地问了一下毛zhu席，为什么不让瞿秋白同志走。毛zhu席告诉我，他在中央局的会上对他们（当时中央掌握实权的同志）说过，他们不同意。”（《回忆张闻天》）

　　会后，毛泽東确实找过博古，结局是毛自己所说：“我的话不顶事”。之后周恩来也找到博古，建议他就瞿秋白的问题“再郑重考虑一下”，而博古坚持说瞿秋白患有肺病不适宜长途行军。最后，瞿秋白自己找到了博古，但任凭他怎样请求，博古仍是无动于衷。（王树增：《长征》，第67页）那一瞬间，瞿秋白明白了，把他留下，实际上就是任其自生自灭。

　　瞿秋白能不能走是一回事，本人愿不愿走却是另一回事。如能其本人坚持走而最终只能“留”，那就要问一问其中到底是何原因？

　　瞿秋白留在苏区的真相

　　反驳王彬彬观点的几位学者都提出，瞿秋白留下来是通过正当组织程序决定的，是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集体研究决定的，这个高级干部的留赣名单不能轻易改变。但从上文所引的资料看，同意瞿秋白走并为他说情的有周恩来、张闻天、毛泽東、吴亮平等人，而现有资料表明反对的只有博古一人。但长征开始前，有人主张将毛泽東、王稼祥等人留下，因为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坚持，他们也参加了长征。我们姑且相信博古确实如其老部下黎辛如言“是一个很讲组织原则的人”，可这个原则为什么到了瞿秋白这里就一点变通的余地也没有呢，明明摆着那么多人为他说情，博古顺水推舟也说得过去呀！后来延安整风的时候，关于中央苏区人员去留的问题，瞿秋白之妻杨之华同志对博古提出批评与质问，博古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干部以后（有）遭受牺牲，这是我（应）负责的”。

　　可以想见，此时“左”倾领导者把他们任何一位不喜欢的干部甩掉，留在“苏区”打游击，都可以说是“革命事业”的需要，都是有着堂而皇之理由的。因此我赞同陈铁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观点：“他（瞿秋白）自己也希望能够跟着队伍走，但是还是把他留下，实际上就是让他听任命运的摆布，实际是听任国民党的围剿大军的摆布，说不好听的话就是借刀杀人”。（2009年6月20日凤凰卫视《瞿秋白：多余的话》）反观整个苏区内，此时瞿秋白作为刚刚才在上海犯过错误的“待罪之身”，留下来“戴罪立功”，理所当然。中国历史的政治斗争中，有几个被废黜的头号领导人能够得以善终？

　　黎辛先生认为，对于博古这样的人，“不能说一个人只要犯了路线错误，那么他所做的一切就都是错的，甚至都是别有用心，就可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去揣测他的一切行为的动机”，我也同意。也许瞿秋白最后被留在苏区，责任并非完全在于博古一人，毕竟这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讨论决定的。但从苏联时期起，“党内同志”就一次次地想置瞿秋白于死地，这一次他仍然是在处于弱势无援、壮士赴死的情况下，才被俘就义的。不管有多少人事后诸葛亮般的解释，何以能洗清瞿秋白被留下“打游击”是假，“甩包袱”是真；“革命需要”是假，“借刀杀人”是真？曾跟毛泽東作过长谈的冯雪峰就回忆说：“毛泽東曾气愤的说‘将来要跟他们算帐，为什么不把瞿秋白带到长征的大队伍去！’”1936年9月15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東针对王明的宗派主义这样尖锐地批评道：“瞿秋白同志想走不带他走，这完全是立三路线宗派主义的残余，这完全是要不得的，那时的宗派主义，那些行为是犯了罪的！”

　　吴黎平回忆，走留名单公布后，他请秋白同志到家里吃饭。瞿秋白情绪特别激动，喝酒特别多。他满腔悲愤地说：

　　“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候命运摆布了，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相见，那就永别了。我一生虽然犯过错误，但对党对革命还是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睹。祝你们前途顺利，祝革命胜利成功，我无论怎样遭遇，无论碰到怎样逆境，此心可表天日。”（《学习与研究》，1981年创刊号）

　　当瞿秋白站在萧瑟的风雨中目送红军出发长征时，他把自己身边一位身强力壮的马夫换给徐特立，再三叮嘱他保重身体，同时还将自己的一件长衫送给冯雪峰作为纪念。他已经预感到，留下这些东西也没有用了。

　　瞿秋白此时的心境无疑是相当复杂的。在那时的共产黨人中，瞿秋白是一个较为“儿女情长”的人。自己过去屡经挫折，饱受打击，不为身边的同志所信任，在此关键时刻仍然如离群的孤雁，被抛下单飞；现在目睹革命遭遇严重失败，和自己并肩战斗的战友们就要远走他方，今后是否得见完全无法预料；将来还要拖着沉重的病躯，在十面埋伏的苏区和数倍于己敌的人艰难战斗，胜负难料，生死难料。这一切，能不让他身心煎熬、意绪难平吗？瞿秋白是坚定的共产黨人，尽管服从组织安排，随时准备为革命献身，但他也是肉体凡人，而且是一位有着丰富情感的文化人。在如此悲伤苍凉的生离死别之际，还能不允许有一点自己的情绪波动吗？

　　而象曹春荣先生等人则站在神坛之上，一心想维护革命人物的“圣洁”。所以在他们的观念里，革命不能沾染半点余念杂质，而只有大义凛然，光荣正确；革命者更不能多愁善感，而只能视死如归，无情如铁。但诚如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所言：“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表面上气壮山河，客观公允，实则其崇高的行文语气和革命的出场范式却巅果为因，大而无当。“夫文非气不立，而气贵于平；文非情不深，而情贵于正”，以偏概全、曲解历史固然不对，故意穿靴戴帽、“正解”历史更是功利主义的表现。

　　真正的革命者不需要包装，更不需要粉饰。战士也有一腔柔情，但当冲锋号吹响，他们照样奋不顾身、一往无前。

　　送别了战友，瞿秋白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中 共中央出发前交给他一项重要的特殊使命。为严格保守红军主力突围的秘密，蒙蔽敌人、迟滞敌人的行动，要求《红色中华》照常编辑、出版、发行，并且报纸的版式、栏目、出版周期等都不变，一切照旧。由于部队撤走后严重缺乏人手，组稿、排版、校对等工作都困难重重。但瞿秋白时刻忧心红军撤离的安危，生怕因为自己的工作疏漏暴露了中央红军主力的行踪。他如同坚守战壕的战士，不顾咳血疲惫，一身几用、夜以继日地工作，仍然坚持《红色中华》每周出版两至三期。报纸的内容仍以报道战争通讯为主，刊载军事电台收到的各苏区的捷报，形成红军主力仍在苏区活动的假象，直到1935年1月中央分局正式决定转移时止。他不负党中央重托，虽艰难却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红色中华》在迷惑敌人视听，掩护主力红军转移等方面都起了十分重要作用。以致于直到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近一个月，国民党军队才如梦方醒，急急忙忙闯入早已空空如也的中央苏区。

　　与此同时，瞿秋白还在紧张的战斗间隙，带领留下来的高尔基戏剧学校、工农剧社和红军学校的部分文艺战士，组成火星、红旗、战号三个剧团，分别进行巡回演出，鼓舞士气并帮助群众开展生产活动。当他拖着病弱之躯做着这一切的时候，他尽量不要别人照顾，反过来却常常努力帮助别人，因而受到大家的尊敬与赞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