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地铁站内换乘怎么买票:科举制度与两宋江西文学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4 12:47:38
科举制度与两宋江西文学
陈志云
（东华理工学院 中文系，江西 抚州 344000）
摘 要：两宋江西文学辉煌灿烂，其成因也错综复杂。科举制度对两宋江西文学的繁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促进了江西文化的大普及和学校教育的发展，奠定了江西文学繁荣的坚实基础，促使宋朝政治中枢的赣人化，并对江西文学的繁荣产生推动作用。以上分析和探讨，有助于深入理解两宋江西文化繁荣的外部原因。
关键词：两宋时期；科举制度；江西文学；推动
两宋时期，江西文学辉煌灿烂、如日中天，文学泰斗和大师层出不穷、各领风骚，达到远非前朝后代所能比拟的、登峰造极的历史高度，令世人瞩目。两宋江西文学为什么能如此繁盛？这是个内涵十分丰富且耐人寻味的话题，决非三言两语便可道出个中缘由。两宋江西文学辉煌灿烂，其成因也是千头万绪，错综复杂。不可否认的是，两宋时期，“重文轻武”的国策及沿袭前朝的科举制度，以及江西发达的区域经济、便利的交通、安定的社会环境，为江西文学的历史性腾飞创造了极为优越的外部条件。科举制度对两宋江西文学的巨大的影响是勿庸质疑的，然而，这往往被研究者一笔带过。科举制度，不但促进了两宋江西文化的大普及和学校教育的发展，奠定了两宋江西文学繁荣的坚实基础，而且促使两宋政治中枢的赣人化，并对江西文学的繁荣产生推动作用。以下就此展开讨论。
一、科举制度与两宋江西文化的大普及和学校教育的发达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官吏选拔制度，发轫于隋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作为国家“抡才大典”，它自滥觞之日起，便与封建政治融为一炉，并对江西士人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两宋时期，统治阶级改革科举制度，向广泛的社会阶层敞开政治职位，以此来广罗英才、扩大统治基础，这为文人参予国家政权提供了现实性和可能性。宋代科举应试，几乎没有出身限制；科举考试严格的考试程序和严密的考试规则，革除了“问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1]的弊病，使“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原则得到真正的贯彻；通过确立公平竞争、择优取士授官的原则，宋代科举制度把读书、应试与做官紧密地联系起来，真正实行“学而优则仕”。至此，江西士子视读书、应举为猎取功名利禄的利器，乐此不彼，纵然老死场屋仍名落孙山，亦不改初衷。就连朱熹也不免感慨万千：“居今之世，使孔子复生,也不免应举。”[2]陆九渊也坦言：“科举取士久矣，名儒巨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此。”[3]虽然宋朝科举制度的采行，只能使为数不多的江西学子摘取科名并飞黄腾达，但这却对江西士子读书至上论和官本位思想的强化起到了无以伦比的刺激作用，让他们把登科入仕视为个人自我价值实现的主要途径。
两宋时期，江西士子求学的热情在科举考试巨大利益的驱使下空前膨胀，江西读风气之盛、读书人数之多是前所未有的，文化也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大普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4]和“东南之士，莫不以仁义礼乐为学”[5]之说，间接描述了当时江西文化普及盛况。有关江西文化普及程度的记载较为丰富，其中饶州较有代表性。如宋仁宗时，吴孝宗指出：“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王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盛，盖饶之为州，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6]又“饶州自元丰末宋天锡以神童得官，俚俗争羡之。少儿不问如何，粗能念书，问五六岁即以次教之经”，甚至不惜采取过激手段，将小儿置于大吊篮中，吊于树林之中，“绝其视听，使其专心致志”。[7]其他地方，读书风气亦盛。如张孝祥曾指出：“临川郡居民多业儒。”[8]又如江州，处士吴某，有子三人，皆不使事生产，有人劝以谋利，吴说：“士而贫，多于工商而富矣。”可是，他宁愿自己一人艰辛经营，供三个儿子读书，结果三子皆以进士贡于乡。[9]后来，随着科举考试内容的多样化和考试形式的变化，应举士子如果只会人云亦云，便很难决胜科场，进而“蟾宫折桂”。至此，江西读风之气有过之而不及，“江西士风，好为奇论，耻以人同，每以立异取胜”。[10]由此，可略见两宋江西读书风气之一斑。此外，两宋时期江西读书人数之多也是盛况空前的，这可从史料的记载中略知梗概。宋朝科举取士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人才选拔存在地区差异。以进士科考试为例，各地选拔至中央参加进士科考试人员,必须按朝廷分配的名额(解额)，“而诸路州军解额多寡，极为不均。”如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欧阳修奏曰“东南州军取解比例为百人取一，西北州军取解比例为十人取一人。”[11] 汪藻言及熙宁年间(1068-1077年)饶州发解数时，也有“应举者数千人，所取百裁一”[12]之说。至南宋时期，江西许多州府出现“或五六百人解送一人”[13]的现象。解额相对过少和应举人数之多的矛盾，一度造成江西“虽中等以上，取或不足”，“不无遗才”。 [14]由此可见，江西读书、应举人数的概貌。就连穷乡僻壤和以前的蛮荒之地，读书人也有增无减，文化得到广泛的普及，甚至也曾培育出“时代精英”。
如江西赣州，“为穷绝之地，至于唐始有士，至本朝始有名士。”[15]
两宋时期，江西的学校教育空前繁盛，各级各类学校大量涌现。虽然其中有历史的渊源，亦不乏皇帝及重臣的大力倡导，但最关键的在于科举制度所起的推动和引导。
科举制度日臻完善，极大地刺激了江西人的求学热情，并拉动了学校教育的发展并产生导向作用。两宋时期，江西的地方官学和书院十分繁荣。首先，江西的地方官学较为完备，在两宋几乎没有中断过。“虽荒服郡县，必有学”[16]表明其数量之多。据统计，江西13州军全部设有学校,州(军)县学共计81所。[17]作为官方的教育机构，江西的地方官学虽为普及文化、培养人才而设，但实际上自始至终与科举考试联姻，成为科举考试的预备场所。其次，两宋时期江西的书院教育也步入黄金时代。江西的书院自产生之日起，便与科举考试结下了不解之缘，书院因科举兴而盛，书院与科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据江西《江州义门陈氏宗谱》的《义门家法三十条》记载：“立书堂一所于东佳庄，弟侄子孙有赋性聪敏者令修学，稽有学成者应举。”[18]北宋时期，江西的书院与学官并驾齐驱成为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重要来源之一；南宋时期，一些地方官学因财政困难，学风不佳而凋蔽，而书院可以满足广大士子求学之需而蔚为大观，有些书院的地位甚至远在地方官学之上，成为南宋科举考试人才的摇篮。两宋时期，江西书院无论是数量、质量，还是规模和影响，都居全国首位。在北宋四大书院中，白鹿洞书院高居首位；南宋时期，全国四大书院名闻遐迩，江西的白鹿洞书院和象山书院也名列其中。据统计，两宋时期书院总数为515个，而江西的书院就有170个之多，远远高于其它地区，在数量上已占了绝对优势。[19]另外，两宋时期，江西书院教育的质量也是十分突出的，不少大政治家和文学泰斗曾从书院脱颖而出，实施治国安邦的抱负。如王钦若、王安石等人就是书院的学生。又如华林书院，宋太祖曾两次旌表，宋真宗也盛赞华林书院的教学质量：“一门三刺史，四代五尚书。他族未有闻，朕只见今朝。”宋孝宗也为之大书特书：“朕笔亲题灿锦霞，满封官职遍天涯。名重千古应难朽。庆衍千秋宰相家。”又南康洪氏雷塘书院，自端拱以来，岁登上第者，联光挂籍。”[20]两宋江西书院教育质量之高，由此可略见一二，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罗列。此外，两宋时期，江西书院的规模也是令世人叹为观止的，如华林书院，《宋史•孝义•胡仲尧传》载：“胡仲尧，洪州奉新人，累世聚居，至数百人，构学舍于华林山别墅，聚书万卷，大设厨禀，以延四方游学之士。”北宋王禹偁《小畜集•卷十•寄题义门胡氏华林书院》云：“力田岁取千箱稻，好事家藏万卷书。”而建隆重初年，宋代的国家图书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的藏书量也不过为12，000卷。由此可见，宋代江西书院的规模已非同一般了。宋代的江西书院在教学活动之余，也积极开展学术研究，有的甚至成为一方学术中心。如德安陈氏东佳书院，“江南名士皆肄业于其家”。[21]
总而言之，在科举考试的刺激下，江西文化得到大普及、学校教育获得飞速发展，这奠定了宋代江西文学繁荣的坚实基础。
二、科举制度与两宋江西文学
两宋科举制度的沿袭和改良，让千千万万江西学子脱颖而出，步入政坛，促使两宋政治中枢的赣人化，并对江西文学的繁荣产生了推动作用。近代学者梁启超曾经说过：“我国里头四川和江西，向来是产生大文学家的所在。”（《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但是在秦汉以前，江西文坛一片寂寥，直到晋唐才初现端倪，始有蓬勃兴起之象，至两宋时期，才达到辉煌灿烂的颠峰。这和北人南迁带来的文化交融、江西的经济基础和交通条件等有着极为直接的联系，同时又与科举制度的施行紧密相关。
宋朝进士总额为三万余名，据清末光绪年间《江西通志》记载，两宋江西进士有5142名之多(其中北宋1745人，南宋3697人)，约占宋朝进士总额的六分之一。两宋时期，江西人开始界入政治中枢的角逐，并由此产生不少大有作为的政治家，使两宋政治中枢呈赣人化倾向。据《宋史•宰辅表》统计，宰相共有133名，其中江西共有27人任正（副）宰相。如临川的晏殊、王安石，庐陵的欧阳修、周必大、文天祥等人已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大政治家和文学泰斗。受科举的影响，江西士子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又趋向于追求群体利益，这使得江西许多具有相同内在精神气质和外在文体风格的士子同声相和，形成群体，而一旦登科入仕，又容易演变成超越政治权力的文化力量。如晏殊开一代词风，并擢拔欧阳修，欧阳修之词得其意甚多，词家因此把晏殊与欧阳修二人并归为“西江一派”；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欧阳修开一代文风，并举荐、提拔了许多江西人才，使他们身显名彰。他曾为落第的曾巩写序饯行，后在知贡举时擢拔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欧公门下士，多为世显人。议者独以子固得其传，犹学浮屠者谓嫡嗣。”对王安石，欧阳修也是另眼相看，两次加以推荐，并且在赠诗中予以高度评价，后王安石开启了一代诗风。另欧阳修知贡举时，推重苏轼，选其于前列，后苏轼成为新的文坛领袖后，他提携了文学新人黄庭坚。
此后黄庭坚也拓一代诗风，这与欧阳修也有着间接的联系。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江西籍大政治家，不仅在政坛叱咤风云，而且在文学领域也各显身手，为两宋江西文学的绚丽多姿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另外，江西文学在两宋时期异军突起，也与科举考试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科举考试就像一只无形的手，导引着江西文学的前进方向。“夫科场之文，风俗所系，所收者天下莫不以为法，所弃者天下莫不以为戒。”[22]科场所重，便是士子所习。清代临川人李纮在《南园答问》中论及唐宋时期江西文学发展概况时说：“洎乎有唐，以诗取士。时则刘慎虚擅开元之奇，吉中孚拔大历之萃。任涛、郑谷，称十哲于咸通；卢肇、黄颇斗两龙于秀水。南康綦毋，鄱阳颖士；来氏兄弟，丰城季子。或矜《西山》之编，或侈《灵溪》之制。莫不驰誉寰区，蜚声域外。至于文律恢奇硕大，吴武陵则西汉可以兴，幸南容在枚马之次。媲柳配韩，角张竞李，犹未足尽江南之能事也。宋兴百年，文章陋窳，欧阳公奋兴，然后沛然复古，并辔绝驰，直追韩愈，探大道之根原，作斯文之宗主。独立一代，高视六寓，不特吴越所绝无，盖寰瀛所希也。若夫晏临川开荆国文公，李盱江传南丰子固，古今大家，七有其三；文鉴佳篇，士居其五。黄涪翁辟宗派于西江，周益公领台阁乎南渡。覙封事则胡忠简惊人，诗盟则杨诚斋独主。钟秀于一门，则三刘三孔，竞美清江……盖西江文事，若晋之霸业，世执牛耳，西被秦，南服楚，未暇问陈蔡而围郑许也。四国廪廪，若山仰岱以为宗，水朝海而争赴也。”李纮的论述客观、公允，并非过誉之词。同时，他也提到科举“以诗取士”对唐代江西文学的积极影响。《江西文学史》这样描述两宋时期时期江西文学盛况：“如果说陶渊明开创中国山水田园诗派还有某种偶然性的话，那么宋以后江西文人开宗立派便成了一种普遍现象。”宋代江西开宗立派的文学大师此起彼伏、文学流派的异彩纷呈，同样也受科举制度的影响。北宋前期，科举考试以诗、词、赋为重，江西词家辈出，其中尤以晏殊最为引人注目，被美誉为“北宋词坛的报春花”，开一代词风。北宋中后期直至南宋末年，科举考试仅凭诗赋取士的格局被打破，考试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以诗、赋、策、论为考核形式。此间，江西文学领域百花齐放，大师纷起，各执文坛牛耳数十年。唐宋古文八大家中，江西独占三人(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欧阳修作为文坛领袖，开一代文风。虽然文学领袖有极大的号召力，但如果没有科举考试内容的变更作为前提，恐怕也很难获得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参与和认同。在诗词领域，黄庭坚披坚执锐，开创“江西诗派”。而当江西诗派后期诗人亦步亦趋时，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的杨万里，师承先人遗风又别出新裁，运用在禅宗和理学里极受推崇的“活法”，自创“诚斋体”，用活泼的语言来表现独特而新鲜的人生感受。宋代江西籍文学大师不胜枚举，文学流派各领风骚，这与科举考试的导引和刺激不无联系。
结 语
综上所述，宋代江西文学大师和文学流派的生成，与科举制度有着与生俱来的联系，科举制度也促进了两宋江西文学的繁荣。对科举制度与两宋江西文学这种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联系的探讨，有助于深入理解两宋江西文化繁荣的外部原因。当然，两宋江西文学的繁荣，还有其内在的原因，这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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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苏轼.苏轼文集(卷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6.
陈志云
（东华理工学院 中文系，江西 抚州 344000）
摘 要：两宋江西文学辉煌灿烂，其成因也错综复杂。科举制度对两宋江西文学的繁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促进了江西文化的大普及和学校教育的发展，奠定了江西文学繁荣的坚实基础，促使宋朝政治中枢的赣人化，并对江西文学的繁荣产生推动作用。以上分析和探讨，有助于深入理解两宋江西文化繁荣的外部原因。
关键词：两宋时期；科举制度；江西文学；推动
两宋时期，江西文学辉煌灿烂、如日中天，文学泰斗和大师层出不穷、各领风骚，达到远非前朝后代所能比拟的、登峰造极的历史高度，令世人瞩目。两宋江西文学为什么能如此繁盛？这是个内涵十分丰富且耐人寻味的话题，决非三言两语便可道出个中缘由。两宋江西文学辉煌灿烂，其成因也是千头万绪，错综复杂。不可否认的是，两宋时期，“重文轻武”的国策及沿袭前朝的科举制度，以及江西发达的区域经济、便利的交通、安定的社会环境，为江西文学的历史性腾飞创造了极为优越的外部条件。科举制度对两宋江西文学的巨大的影响是勿庸质疑的，然而，这往往被研究者一笔带过。科举制度，不但促进了两宋江西文化的大普及和学校教育的发展，奠定了两宋江西文学繁荣的坚实基础，而且促使两宋政治中枢的赣人化，并对江西文学的繁荣产生推动作用。以下就此展开讨论。
一、科举制度与两宋江西文化的大普及和学校教育的发达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官吏选拔制度，发轫于隋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作为国家“抡才大典”，它自滥觞之日起，便与封建政治融为一炉，并对江西士人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两宋时期，统治阶级改革科举制度，向广泛的社会阶层敞开政治职位，以此来广罗英才、扩大统治基础，这为文人参予国家政权提供了现实性和可能性。宋代科举应试，几乎没有出身限制；科举考试严格的考试程序和严密的考试规则，革除了“问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1]的弊病，使“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原则得到真正的贯彻；通过确立公平竞争、择优取士授官的原则，宋代科举制度把读书、应试与做官紧密地联系起来，真正实行“学而优则仕”。至此，江西士子视读书、应举为猎取功名利禄的利器，乐此不彼，纵然老死场屋仍名落孙山，亦不改初衷。就连朱熹也不免感慨万千：“居今之世，使孔子复生,也不免应举。”[2]陆九渊也坦言：“科举取士久矣，名儒巨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此。”[3]虽然宋朝科举制度的采行，只能使为数不多的江西学子摘取科名并飞黄腾达，但这却对江西士子读书至上论和官本位思想的强化起到了无以伦比的刺激作用，让他们把登科入仕视为个人自我价值实现的主要途径。
两宋时期，江西士子求学的热情在科举考试巨大利益的驱使下空前膨胀，江西读风气之盛、读书人数之多是前所未有的，文化也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大普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4]和“东南之士，莫不以仁义礼乐为学”[5]之说，间接描述了当时江西文化普及盛况。有关江西文化普及程度的记载较为丰富，其中饶州较有代表性。如宋仁宗时，吴孝宗指出：“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王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盛，盖饶之为州，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6]又“饶州自元丰末宋天锡以神童得官，俚俗争羡之。少儿不问如何，粗能念书，问五六岁即以次教之经”，甚至不惜采取过激手段，将小儿置于大吊篮中，吊于树林之中，“绝其视听，使其专心致志”。[7]其他地方，读书风气亦盛。如张孝祥曾指出：“临川郡居民多业儒。”[8]又如江州，处士吴某，有子三人，皆不使事生产，有人劝以谋利，吴说：“士而贫，多于工商而富矣。”可是，他宁愿自己一人艰辛经营，供三个儿子读书，结果三子皆以进士贡于乡。[9]后来，随着科举考试内容的多样化和考试形式的变化，应举士子如果只会人云亦云，便很难决胜科场，进而“蟾宫折桂”。至此，江西读风之气有过之而不及，“江西士风，好为奇论，耻以人同，每以立异取胜”。[10]由此，可略见两宋江西读书风气之一斑。此外，两宋时期江西读书人数之多也是盛况空前的，这可从史料的记载中略知梗概。宋朝科举取士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人才选拔存在地区差异。以进士科考试为例，各地选拔至中央参加进士科考试人员,必须按朝廷分配的名额(解额)，“而诸路州军解额多寡，极为不均。”如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欧阳修奏曰“东南州军取解比例为百人取一，西北州军取解比例为十人取一人。”[11] 汪藻言及熙宁年间(1068-1077年)饶州发解数时，也有“应举者数千人，所取百裁一”[12]之说。至南宋时期，江西许多州府出现“或五六百人解送一人”[13]的现象。解额相对过少和应举人数之多的矛盾，一度造成江西“虽中等以上，取或不足”，“不无遗才”。 [14]由此可见，江西读书、应举人数的概貌。就连穷乡僻壤和以前的蛮荒之地，读书人也有增无减，文化得到广泛的普及，甚至也曾培育出“时代精英”。
如江西赣州，“为穷绝之地，至于唐始有士，至本朝始有名士。”[15]
两宋时期，江西的学校教育空前繁盛，各级各类学校大量涌现。虽然其中有历史的渊源，亦不乏皇帝及重臣的大力倡导，但最关键的在于科举制度所起的推动和引导。
科举制度日臻完善，极大地刺激了江西人的求学热情，并拉动了学校教育的发展并产生导向作用。两宋时期，江西的地方官学和书院十分繁荣。首先，江西的地方官学较为完备，在两宋几乎没有中断过。“虽荒服郡县，必有学”[16]表明其数量之多。据统计，江西13州军全部设有学校,州(军)县学共计81所。[17]作为官方的教育机构，江西的地方官学虽为普及文化、培养人才而设，但实际上自始至终与科举考试联姻，成为科举考试的预备场所。其次，两宋时期江西的书院教育也步入黄金时代。江西的书院自产生之日起，便与科举考试结下了不解之缘，书院因科举兴而盛，书院与科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据江西《江州义门陈氏宗谱》的《义门家法三十条》记载：“立书堂一所于东佳庄，弟侄子孙有赋性聪敏者令修学，稽有学成者应举。”[18]北宋时期，江西的书院与学官并驾齐驱成为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重要来源之一；南宋时期，一些地方官学因财政困难，学风不佳而凋蔽，而书院可以满足广大士子求学之需而蔚为大观，有些书院的地位甚至远在地方官学之上，成为南宋科举考试人才的摇篮。两宋时期，江西书院无论是数量、质量，还是规模和影响，都居全国首位。在北宋四大书院中，白鹿洞书院高居首位；南宋时期，全国四大书院名闻遐迩，江西的白鹿洞书院和象山书院也名列其中。据统计，两宋时期书院总数为515个，而江西的书院就有170个之多，远远高于其它地区，在数量上已占了绝对优势。[19]另外，两宋时期，江西书院教育的质量也是十分突出的，不少大政治家和文学泰斗曾从书院脱颖而出，实施治国安邦的抱负。如王钦若、王安石等人就是书院的学生。又如华林书院，宋太祖曾两次旌表，宋真宗也盛赞华林书院的教学质量：“一门三刺史，四代五尚书。他族未有闻，朕只见今朝。”宋孝宗也为之大书特书：“朕笔亲题灿锦霞，满封官职遍天涯。名重千古应难朽。庆衍千秋宰相家。”又南康洪氏雷塘书院，自端拱以来，岁登上第者，联光挂籍。”[20]两宋江西书院教育质量之高，由此可略见一二，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罗列。此外，两宋时期，江西书院的规模也是令世人叹为观止的，如华林书院，《宋史•孝义•胡仲尧传》载：“胡仲尧，洪州奉新人，累世聚居，至数百人，构学舍于华林山别墅，聚书万卷，大设厨禀，以延四方游学之士。”北宋王禹偁《小畜集•卷十•寄题义门胡氏华林书院》云：“力田岁取千箱稻，好事家藏万卷书。”而建隆重初年，宋代的国家图书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的藏书量也不过为12，000卷。由此可见，宋代江西书院的规模已非同一般了。宋代的江西书院在教学活动之余，也积极开展学术研究，有的甚至成为一方学术中心。如德安陈氏东佳书院，“江南名士皆肄业于其家”。[21]
总而言之，在科举考试的刺激下，江西文化得到大普及、学校教育获得飞速发展，这奠定了宋代江西文学繁荣的坚实基础。
二、科举制度与两宋江西文学
两宋科举制度的沿袭和改良，让千千万万江西学子脱颖而出，步入政坛，促使两宋政治中枢的赣人化，并对江西文学的繁荣产生了推动作用。近代学者梁启超曾经说过：“我国里头四川和江西，向来是产生大文学家的所在。”（《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但是在秦汉以前，江西文坛一片寂寥，直到晋唐才初现端倪，始有蓬勃兴起之象，至两宋时期，才达到辉煌灿烂的颠峰。这和北人南迁带来的文化交融、江西的经济基础和交通条件等有着极为直接的联系，同时又与科举制度的施行紧密相关。
宋朝进士总额为三万余名，据清末光绪年间《江西通志》记载，两宋江西进士有5142名之多(其中北宋1745人，南宋3697人)，约占宋朝进士总额的六分之一。两宋时期，江西人开始界入政治中枢的角逐，并由此产生不少大有作为的政治家，使两宋政治中枢呈赣人化倾向。据《宋史•宰辅表》统计，宰相共有133名，其中江西共有27人任正（副）宰相。如临川的晏殊、王安石，庐陵的欧阳修、周必大、文天祥等人已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大政治家和文学泰斗。受科举的影响，江西士子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又趋向于追求群体利益，这使得江西许多具有相同内在精神气质和外在文体风格的士子同声相和，形成群体，而一旦登科入仕，又容易演变成超越政治权力的文化力量。如晏殊开一代词风，并擢拔欧阳修，欧阳修之词得其意甚多，词家因此把晏殊与欧阳修二人并归为“西江一派”；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欧阳修开一代文风，并举荐、提拔了许多江西人才，使他们身显名彰。他曾为落第的曾巩写序饯行，后在知贡举时擢拔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欧公门下士，多为世显人。议者独以子固得其传，犹学浮屠者谓嫡嗣。”对王安石，欧阳修也是另眼相看，两次加以推荐，并且在赠诗中予以高度评价，后王安石开启了一代诗风。另欧阳修知贡举时，推重苏轼，选其于前列，后苏轼成为新的文坛领袖后，他提携了文学新人黄庭坚。
此后黄庭坚也拓一代诗风，这与欧阳修也有着间接的联系。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江西籍大政治家，不仅在政坛叱咤风云，而且在文学领域也各显身手，为两宋江西文学的绚丽多姿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另外，江西文学在两宋时期异军突起，也与科举考试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科举考试就像一只无形的手，导引着江西文学的前进方向。“夫科场之文，风俗所系，所收者天下莫不以为法，所弃者天下莫不以为戒。”[22]科场所重，便是士子所习。清代临川人李纮在《南园答问》中论及唐宋时期江西文学发展概况时说：“洎乎有唐，以诗取士。时则刘慎虚擅开元之奇，吉中孚拔大历之萃。任涛、郑谷，称十哲于咸通；卢肇、黄颇斗两龙于秀水。南康綦毋，鄱阳颖士；来氏兄弟，丰城季子。或矜《西山》之编，或侈《灵溪》之制。莫不驰誉寰区，蜚声域外。至于文律恢奇硕大，吴武陵则西汉可以兴，幸南容在枚马之次。媲柳配韩，角张竞李，犹未足尽江南之能事也。宋兴百年，文章陋窳，欧阳公奋兴，然后沛然复古，并辔绝驰，直追韩愈，探大道之根原，作斯文之宗主。独立一代，高视六寓，不特吴越所绝无，盖寰瀛所希也。若夫晏临川开荆国文公，李盱江传南丰子固，古今大家，七有其三；文鉴佳篇，士居其五。黄涪翁辟宗派于西江，周益公领台阁乎南渡。覙封事则胡忠简惊人，诗盟则杨诚斋独主。钟秀于一门，则三刘三孔，竞美清江……盖西江文事，若晋之霸业，世执牛耳，西被秦，南服楚，未暇问陈蔡而围郑许也。四国廪廪，若山仰岱以为宗，水朝海而争赴也。”李纮的论述客观、公允，并非过誉之词。同时，他也提到科举“以诗取士”对唐代江西文学的积极影响。《江西文学史》这样描述两宋时期时期江西文学盛况：“如果说陶渊明开创中国山水田园诗派还有某种偶然性的话，那么宋以后江西文人开宗立派便成了一种普遍现象。”宋代江西开宗立派的文学大师此起彼伏、文学流派的异彩纷呈，同样也受科举制度的影响。北宋前期，科举考试以诗、词、赋为重，江西词家辈出，其中尤以晏殊最为引人注目，被美誉为“北宋词坛的报春花”，开一代词风。北宋中后期直至南宋末年，科举考试仅凭诗赋取士的格局被打破，考试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以诗、赋、策、论为考核形式。此间，江西文学领域百花齐放，大师纷起，各执文坛牛耳数十年。唐宋古文八大家中，江西独占三人(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欧阳修作为文坛领袖，开一代文风。虽然文学领袖有极大的号召力，但如果没有科举考试内容的变更作为前提，恐怕也很难获得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参与和认同。在诗词领域，黄庭坚披坚执锐，开创“江西诗派”。而当江西诗派后期诗人亦步亦趋时，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的杨万里，师承先人遗风又别出新裁，运用在禅宗和理学里极受推崇的“活法”，自创“诚斋体”，用活泼的语言来表现独特而新鲜的人生感受。宋代江西籍文学大师不胜枚举，文学流派各领风骚，这与科举考试的导引和刺激不无联系。
结 语
综上所述，宋代江西文学大师和文学流派的生成，与科举制度有着与生俱来的联系，科举制度也促进了两宋江西文学的繁荣。对科举制度与两宋江西文学这种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联系的探讨，有助于深入理解两宋江西文化繁荣的外部原因。当然，两宋江西文学的繁荣，还有其内在的原因，这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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