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民间四大爱情故事:薛力：外汇储备、欧债危机与中国对欧战略性援助

薛力：外汇储备、欧债危机与中国对欧战略性援助

(2011-11-21)

　　● 薛力

　　虽然有欧洲稳定基金规模扩大到1万亿欧元等措施出台，但欧洲债务危机远未过去，欧洲多国领导人对新兴经济体的支持期望甚殷，而金砖国家迄今为止对此的表态都不怎么积极。中国决策层与学界对是否出手、如何出手也在争议之中，“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欧洲金融稳定基金谨慎地尝试”是许多经济学者的主张，通过特别投资工具(special purpose investment vehicle，简称SPIV)出资1000亿美元体现了这种思路。很理解这种基于经济理性的主张，但不敢苟同。我的主张是：中国应超越经济匡算的藩篱，意识到这是加快中国和平崛起、改变中欧力量对比的一个战略机遇，下决心从外汇储备中拿出1万亿美元，联合其他新兴经济体，鼎力援助身处谷底的欧洲经济。

援欧有助于中国和平崛起

　　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的中国外汇储备仍未停止增长的脚步，扭转这一势头的前景目前还看不到。外汇储备是一个国家的对外金融财富，不能用于国内投资与消费，只能用于对外结算与投资，在投资过程中注重安全性、流动性与收益率（依据重要性排序）三要素。但中国的美元金融资产在上述三个方面都存在问题，尤其是近4000亿美元的“两房（房地美与房利美）”债券。中国外汇管理当局与经济学界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把大部分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元金融资产并非理想的选择，仅仅是反复权衡上述三要素后做出的最不坏的处理方式，非常有必要减少美元金融资产并多元化外储投资。主要障碍是，很难找到可与美元市场规模相匹敌的投资领域。现在，欧洲债务危机给中国提供了一个良机。中国牵头的这一援助计划至少有以下几大益处。

　　益处一：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一环。对外储的使用不能囿于经济理性，应该让这笔巨额对外国民财富服务于中国的整体长远利益，使之成为中国构建和谐世界、实现和平崛起的有力证据与强大推进器，而以万亿美元对欧进行战略支持将是实现目标的有力手段。这一投入将凸显中国胜过美国一筹的世界大国形象与作用，其重要性远远超过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人民币不贬值。

　　这一计划与马歇尔计划有重大的差别。马歇尔计划固然有“新晋大国帮助一些欧洲国家战后重建”的一面，但更主要的一面则是：超级大国扶持盟国，以抗衡冷战对手并减轻自己的负担。中国对欧洲的援助显然不同，它是成长中的大国主动承担起唯一超级大国（因故）未能承担的责任，是被全球所接受乃至赞赏的壮举，更是中国走和平崛起道路的强有力证明。马歇尔计划由于欧洲经济快速复苏而提早结束。欧元区经济基本面远远好于二战结束时，复苏速度很可能快于预期，中国牵头的对欧战略援助很可能提早结束。

欧洲与中国的共赢

　　益处二：实现欧洲与中国的共赢。“中国救不了欧洲”乃经不起推敲的武断结论。债务危机固然令欧洲疼痛不已，但并非不治之症，不会令欧元区崩溃，更不会摧毁欧洲经济。欧洲的实力与潜力依然深厚，走向复苏只是时间问题。在经济相互依存的时代，富国固然有帮助穷国的责任，但这不是绝对的。长期先进、助他的欧洲陷入暂时的低潮，除了自救措施外，也需要来自区域外的帮助。不要让染恙的巨人在苦撑无助中感受世界的冷漠。

　　但美国自顾不暇；其他发达中小国家或有心无力，或力量太小；穷国、小国更是无心无力；国际组织的资金多数来自有能力的成员国。可见，现在能提供欧洲所需帮助的，只有新兴经济体，尤其是金砖国家，特别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依然处于高速增长期、拥有全球最多外储的中国。此时的雪中送炭，远胜于他日的锦上添花。

　　根据德意志银行的计算，同时救助“欧猪五国”需要1.18万亿欧元。需要救助的显然不止这五国，而欧洲金融稳定基金规模才1万亿欧元。如果中国出资1万亿美元，加上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出资，等于把欧洲救援资金规模扩大到2万亿欧元以上，可望完全缓解欧洲债务危机、重建市场信心，从而加快欧元区经济走向复苏。

　　益处三：改变欧洲人的中国观。这一援助将使欧洲人改变居高临下的心理，转向平视中国人、比较客观地看待中国的新型发展道路，认识到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特征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欧洲与世界，并消融“中国威胁论”的心理基础。：

　　益处四：重塑中国人看世界的眼光。此举将改变中国百多年来仰视欧美的民族心理底蕴，让国人转而以自信与平视的眼光看待世界，并真切品味“改变自己，影响世界”的客观效果。这是多少金钱都换不来的划时代转变。

　　益处五：拓展商业与经济利益。这一计划将极大减弱乃至消除中国商品与投资在欧洲所遇到的各种有形无形壁垒，也有助于消解欧洲对中国其他方面的限制与歧视。这是其他手段很难达到的战略效果。

应说服新兴经济体共襄援欧盛举

　　毋庸讳言，这么做当然也有经济风险。但充其量也就是像希腊案例那样，债权被减记一半。这并不比“两房”破产带来的损失大多少，也在中国能忍受的范畴。可一旦发生，将使欧盟及其某些成员国长期背负对中国的道德负疚感。何况出现债权整体减记一半的可能性并不大。

　　在操作上，有几条原则应予以注意。首先，中国应该尽力说服新兴经济体（尤其是金砖国家）共同参与，哪怕有些国家仅仅是象征性地支持。此外，还应推动韩国、新加坡、新西兰、澳大利亚等经济状况相对较好的发达经济体加入这一计划。

　　其次，应该由需要援助的欧洲国家分别提出具体的项目与金额，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后确定援助的金额与方式。可以考虑在政府序列内成立专门的执行机构，负责与其他施援国的协调，以及各个援助计划的实施。

　　再次，援助计划应以一国对一国的双边协议为主，辅以一些多国层次、欧盟层次与IMF层次的援助计划。对于施援国来说，欧盟与IMF的“担保”主要是增加心理上的安全感，实际意义并不大。

　　最后，如果减持美元金融资产不易操作，可以考虑主要使用新增外储。依据过去几年的经验与现有外储的增长势头，增加1万亿美元只需要几年时间，这与实际操作时间相吻合。

　　笔者与经济学界交流时获得一些重要反馈，如操作上将面临巨大的政治与经济阻碍；即使实施，也会导致欧元升值与出口减少，延缓受援国财政政策调整从而导致欧元区核心国的不满。笔者对此的回答是：计划实施后肯定利远大于弊，即使实施艰难，单是“中国牵头的国际社会愿意全力支援欧洲”这一态度本身，就将极大提振市场信心，并构成欧元区复苏的一大推力。市场经济是信心经济，欧债危机愈演愈烈与市场信心极度萎缩有重大关联。

　　总之，这一计划对中国与世界的影响将是全面而久远的，从而成为本届中国政府作出的最具历史意义的决策之一。中国政府与学界应全力擘画这一盛举。

作者任职于中国社科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