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州天空城片羽和韶舞:“麻辣宗师”冯仑告诉你：很多人一辈子都想不明白的理儿

编者按：
        他是地产界的领军人物。他的语录被广为流传，他的言论被粉丝追捧。他的第一本书《野蛮生长》总销量超过50万册，很多年轻人或者不再年轻的人，都从中学到了人生的道理。他是冯仑，万通集团的老大。《伟大是熬出来的》是他的新书。这本书有个副标题叫“冯仑与年轻人闲话人生”。其实，书中冯仑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所讲的道理，可能是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想不明白的理儿。
       买房子这个问题，涉及好几个人，涉及二三十年的房奴生活，不是小事。选择买房和不买房，我认为不是简单地选择价格而是选择人生。你要选择了买房，你基本上就得稳定下来了，一个是你要供房贷，再一个家里还有老人孩子要养，不能随便冒风险跳槽，要供房贷，基本上选择这种生活；你暂时不买房，选择创业，心累身累还有风险，但成功以后收获也丰厚。有一个朋友，把他结婚时候要买房的钱，背着老婆在外面折腾着创业，他老婆知道后没埋怨他继续支持他，现在他在北京经营一个做医疗器械连锁营销的公司。这个人成功了，这是一种人生。当然也有不成功，创业失败又重新回到原点的。
         因此，我觉得买房不存在应该不应该，家长和孩子都是在买房的同时，选择了未来的生活方式。如果你喜欢稳定的生活，就买一套；如果你不急于这么稳定，租一个再看一看也挺好。这件事情上，房价固然给大家带来很大的压力，政府想办法解决，我相信随着政策的到位可以解决。但是，有一点必须提醒大家，即使房价问题解决了，对于拿工资买房的人群来说仍然是挑战，关乎到人生态度跟未来生活方式，还是需要仔细思量再做决定。
         其实，如果换成我面对这些事，我什么都不选择，就选择折腾。我在机关工作的时候住筒子楼，当时无论是中央党校、中宣部还是后来的国家体改委，哪个单位都告诉我：你工作两年就可以有房子。但我想的是，如果因为这个房子耗着，就什么都不能干了。所以房子不是我考虑的，只要我觉得这事能走我就走了。结果1989年从机关出来的时候我没有房子，但是我选择了我愿意做的事情。后来我经常想，因为离开，我无意中变成盖房子的了，房子反而多出来了。
       如果当时我因为熬这个房子，在机关里熬，一熬房子二熬级别，我也成为一个房奴，那个房奴变成了单位的奴隶，双重奴隶。在这种情况下我选择的是做我自己的事情，没有考虑房子。即使是到了今天，我还是选择我要做的事情，谁拦谁就靠边站。一旦做事情，三心二意很难处理，人同时有五个目标要协调，会非常困难，你只能做一件事情，全力以赴地做下去。
       我性格里面，有许多东西方交融的东西。
       东西方的传统，或者准确地说，东西方的价值观，没有优劣对错之分，都有一部分普世的价值观在里面。东方的价值观发源于中国，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现在在新加坡那里，被称为新亚洲文化，有很多诠释。我发现，无论是哪种诠释，归根到底，都是从做人的角度来讲，而西方的价值观则更倾向于从做事的角度来规范。
       具体到我个人，我做事比较喜欢西方的价值观，做人喜欢中国的价值观。比如，我在纽约见一个老板，用中国方式吃饭，用纽约方式做生意。做事按纽约方式做，像用最贵的律师、中介、会计师，如果不用这些好的中介服务，就证明你没有诚意，光吃饭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当然，到最后，律师什么的基本都用不上，全部是两个人解决。这就是纽约方式做事，中国方式吃饭。
       有一次，因为生意上的来往，双方闹得不太开心，很多纽约人说你应该起诉，我却用中国式的方式决定不起诉他。我说我看重的是未来，这些事情上，从一个历史长河的角度来说，这点过节很好，有助于加强双方了解，这是中国人的道理。那些纽约人发现东方人想问题跟他们不一样，纽约人说要起诉，证明你正确，没准能获赔，当然输了官司要花钱。但东方人把人的是非看的很模糊，是把时间拉长了来看是非的。时间拉得长是非就开始变，昨是今非，此是彼非，比如在西方，礼服露肩膀叫礼服，是礼仪，但是在中国传统里，露这么多是“非礼”，在美国是“是”的，在中国是“非”。
        所以中国人处理事情，中庸、和平、宽恕、任意、相反相成，通过是看待非，通过非找到是，这样一种哲学文化习惯我称之为是非相对性。另外，像讲成本之前的成本，利润之后的利润，也都是用这种方法判断的。和人打交道也是，教人学会让而不是学会争。这就是中国文化，虽然看着吃亏，其实是有大智慧在里面的。
        美丽的蝴蝶被人关注，是因为熬过了黑暗的独处。说伟大是熬过来的，还包括你必须熬过自己不为人重视的阶段。
        从中央党校任教开始，到现在做万通公司，我经历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由原来把自己当成个东西，变成最后不把自己当个东西。我上学的时候，22岁读硕士，24岁毕业，25岁进机关当讲师，一路都很顺利。那个时候在中央机关虽然是 “庙大神小”，但哪怕你是办事员，只要是中央机关的，到地方都会有好多人捧你，感觉像个爷。后来做生意整个倒过来了，即使是再小的客户我们都得好好为人家服务，感觉像孙子。我们一群朋友聚在一块儿经常开玩笑，我问爷好、爹好还是孙子好？所有人都说爷好，我说爷是从孙子来的，要想当爷得先当孙子。
         就拿求人这件事来说，用爷的范儿求人肯定没戏，就得用孙子的卑微。当然，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般来说对这事特有抵触心理，觉得特别扭，我也是。但我有科学的观察角度，经常把自己当演员、也当观众，有时候站在观众的角度看就不那么别扭了。求人是非常考验和摧残你自信心的一件事，甚至有时候让你把自尊扔地下，像《手机》那个电影说把脸要扔地下一样。人有三个不舒服的姿势：趴着、蹲着、跪着，这三种姿势都可能会遇到，在创业的时候想站着很难，更多的时候是趴着，这是我心态上最大的挑战。现在我有时候说话特别直率，我觉得特别有劲，男人要办事要到位，就要干净利索爽脆，不要搞得复杂，云里雾里半天不知所云。
        人生就像手风琴，要先被生活和环境给你压缩到零，再从零拉舒展起来才能奏出动听的旋律。远东集团蒋总当初为了谈生意，提了两条甲鱼去贷款，被人赶出来。每个人在步入社会的初期或创业初期求人这一段都是特别曲折和伤感的故事。当你还是一条小青虫的时候，别说求人，就是你想找有名望或有身份的人交流探讨想法都很困难，即使是毛泽东也不例外。
        当年，毛泽东寄居在岳父家中，在北大图书馆做管理员，胡适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有一次，两人相遇，毛泽东在胡适面前慷慨激昂地说了一番自己的见解，结果胡适说：“你说得很有激情，但是我听不懂。”因为毛泽东说的是湖南话。还有一次，胡适去杨昌济家吃饭，毛泽东也在，胡适却以为他是杨昌济请来的伙计，这令毛泽东大受打击。
       伟人在年轻时都难免遇此尴尬，我们还有什么面子抹不下来呢？
       现在有一句话叫“人走茶凉”，用来形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但是，我觉得人走茶凉是对的，朋友之间也不例外。        人走茶凉的事很多，尤其在官场、生意场上。我在一个单位负责的时候，单位给我配了一个车和一个司机，当然那个时候跟司机也算是一个朋友，经常打交道。后来我落魄了，落魄之后有一个习惯还坐那个车，他开始不太高兴，我没在意，以为他家出事心情不好。结果他把我拉到政府门口，跟我说你已经不是领导了，下车吧，就这样把我赶下车，我只好坐四毛钱的大巴回家。后来我做股票发达了，他过来套股票的信息，又来找我。当时我心里挺窝火的，想打他。不过仔细一想，他作为一个打工的，要巴结200个领导，不容易，你走了还巴结你，累不累，另外你已经不是领导了，他还天天拉着你，别的领导怎么看。所以说走一个领导，茶就赶紧凉，新领导来了，他得沏新茶。如果你回到这儿，他再临时给你沏一杯茶，但他不会把茶一直热着。这样想着，我就理解他了，还是帮他买了股票。
        人走茶凉，再换人换热茶，这是人生经常要面对的问题。如果说人走茶老不凉，你累，他也累。当然，我说的是60人的范围内。在60人范围之内，基本上是人走茶必须凉。但是在10人范围内，人走茶也是热的，30人范围之内时不时地温一温就行。
       当然，事不是一成不变的，你认识的30人里，可能有人刚走茶就凉的，而60人甚至60人之外却人走茶不凉。         我1989年遇到一些变故，突然一下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借不到两三百块钱。最后什么样的人借给我的钱呢？是世俗观念认为是坏人的借给我钱了。所谓的坏人，比如说领导看不上眼的，不正经上班的，办一个皮包公司在外面折腾的。结果借我钱的是当时我正处理的，有人举报他，因为当时我在政府机关，得处理，结果还没来得及处理，我自己就不行了。另外一个人是非常规范的好人，是我把他招到我们单位来的，也是朋友。我跟他借钱，他不借，为什么？他说了一大堆什么政治上、体制内的，总之是不借了，我也没有办法。那天正好碰到所谓的坏人，我说你帮个忙行吗？他说什么事？我说跟你借300块钱，他说行，你明天到我这儿来一趟。我去了，我给他打了一个条，然后坐着火车从海南回到北京。
        我做万通慢慢起来后，有一次在电梯里看到了借我300块钱的那个朋友。他说你现在怎么样了，我说还行，就在后院。我说什么时候把钱还给他，他说不要，等你再发达一些，我拿着这个借条到哪儿都能找到你。他是做导演的，后来还坐了牢，有一阵子没有联系，后来他还真找我了，说你得帮我了，我帮了他。
        所以说要有心理准备，并不是主流价值观认为最好的人，在你需要帮忙的时候会帮你。另外还要理解一点，当别人不帮你的时候，你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很多领导自己责任一推走了，人走茶凉，你凭什么让别人给你热着，后边人又来了，人家得重新沏茶，你得宽容。这样彼此在社会上才能找到各自的生存道路。       （来源：都市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