呕血而死的北大骂人教授黄季刚

    ■月旦人物

    ◎蔡登山 台湾学者

    说到章太炎喜好骂人，被人称之为“章疯子”。弟子黄侃（季刚）也不出其右，据说他们的师徒缘分还是骂来的：当时，季刚留学日本，时方年少气盛，目中无人。偶与太炎同寓，季刚居楼上，太炎居楼下，初不相识。一夕，季刚内急，遽于楼板便溺，适漏滴太炎房中，太炎发现，大骂道：“王八蛋，没娘养的，不去厕所，随处撒尿！”季刚亦不甘示弱，以骂还之，嗣经同寓劝解，二人始相识。及与太炎聚谈，始知其学问渊博，非己所及，自是折节师事之。此虽言之凿凿，但恐未符事实。

    民国初年，黄季刚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曾因看不惯胡适等人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数次大骂胡适；又北京的学者无一不被骂及，但独对刘师培一句都不骂，他说：“师培这个人很有学问，又是本师章先生的好朋友，所以口下留情。”而后来他又拜刘师培为师，从此讲学凡涉及章太炎、刘师培，必称本师章先生如何如何，本师刘先生如何如何，不敢直呼其名，一生笃敬如此。

    相传刘师培有手写读书心得的秘本若干册，生前非常珍秘，不但未曾给人看过，甚至未在人前提过。死后，即以此秘籍传给黄季刚。黄得后，亦从不示人，遇到做学问发生难题时，闭门取出秘籍参考，用毕，立加封锁。黄季刚在南京讲学期间，曾出秘籍以示亲密朋友只汪辟疆一人，甚至往还最密、交谊最厚的同窗学友汪东，也没有此眼福。据民国元老刘成禺的《世载堂杂忆》载，有关刘师培秘本事，有云：“季刚没，久经抗战，在渝问季刚次子念田，亦云未见，且曰刘申叔全稿，亦多散失。今岁与辟疆谈及，辟疆曰：”此书在宁，只余一人见过，余穷一日之力，费数十金币，捐肴菜果饼多种，季刚醉乐，启床下铁箱，出一本，阅尽，再出一本，阅数十本后，铁箱上锁矣。余当年有日记一篇，汝阅之，可知其事。‘“汪辟疆的日记起于清末，直到1954年为止，原稿当在百册以上，可惜”文革“被掠，不知下落。而刘成禺录汪辟疆1934年3月25日日记云”午后季刚约晚饭，饭后打牌四巡，负番币三十枚，季刚大胜。客去纵谈，出床下铁箧，皆申叔稿，以竹纸订小本，如吕览鸿烈斠注补，古历一卷。“

    刘成禺与黄季刚为同乡，且后来同在武昌高师任教，和季刚交情最洽，季刚生平善骂，什么人都敢骂，甚至湖北督军萧耀南他都大骂一顿，萧也不降罪，其他可知。但友人中不为其所骂者只刘成禺、汪辟疆二人。据朱希祖的孙子朱元曙说，黄季刚曾戏呼钱玄同为“钱二疯子”，1932年，章太炎在北京讲学，黄季刚也在北京。有一次，黄、钱二人在章太炎住处的客厅里相遇，与诸客坐候师出，黄忽戏呼钱曰：“二疯！”钱已不悦，黄继曰：“二疯！你来前！我告你！你可怜啊！先生也来了，你近来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地读，要弄什么注音字母、白话文。”钱登时大怒，拍案厉声曰“我就是要弄注音字母！要弄白话文！混账！”于是双方吵了起来。老师闻声，疾出排解，哈哈地笑着说“你们还吵什么注音字母、白话文，快要念‘アイウエオ’了啊！”。朱元曙又说，黄季刚与吴承仕原也是极好的朋友，黄季刚一直居住在吴承仕的一所房子内。吴先生是位忠厚之人，而黄季刚竟也与其产生了矛盾。1927年，吴承仕任师范大学文学系主任，黄季刚为教授。有学生反映黄季刚在课堂上对女生有不尊重之言，作为系主任的吴承仕便善意地提醒黄季刚注意一下。谁知黄季刚竟大怒，辞去教授之职。搬家时，黄季刚竟架上梯子，爬到梁上写下一行大字“天下第一凶宅”。这真有点小孩子恶作剧了。吴承仕把此事告诉了太炎先生，太炎先生回信曰“季刚性情乖戾，人所素谂。去岁曾以忠信敬笃勉之，彼甚不服。来书所说事状，先已从季刚弟子某君闻其概略，彼亦云吴先生是，而黄先生非也。”

    1935年10月8日，黄季刚病逝于南京，年仅50岁。挚友汪东在《寄庵随笔》中说：“季刚营宅南京蓝家庄，取陶诗‘量力守故辙’意，名之曰量守庐。既成，属余为图，余又集宋人词为联语赠之，上云：”此地宜有词仙，山鸟山花皆上客‘，下云：“何人重赋清景，一丘一壑也风流’。季刚甚喜。一日忽去之，曰：平头为‘此地何人’，语殊不吉。余笑谢之。次年重九，季刚登豁蒙楼归，饮大醉，呕血盈升，其女婿潘重规夜半走白余，黎明，邀中央大学学院长戚寿南同往视之。戚断为胃溃疡，遂不起。殓之日，余复往吊，则见此联赫然悬书室中。”而在季刚50岁生日时，太炎先生赠联曰：“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裁好著书”，岂知生日甫过，遽尔身亡，联中“知命”、“黄绢”等字，竟成语谶。太炎先生听闻季刚病逝，嚎啕大哭，连声诉说：“这是老天丧我也！这是老天丧我也！”。

    钱玄同与黄季刚同为章门高足，但自胡适倡文学革命，钱玄同和之，而黄季刚笃古不渝，两人遂疏。黄季刚卒后，钱玄同给潘承弼的信，谈到两人的交谊说“季刚兄作古，闻之心痛，弟与季刚，自己酉岁论交，至今廿有六载，平日因性情不合，时有违言，惟民国四五年间，商量音韵，最为契合。廿二年之春，于余杭师座中，一言不合，竟致斗口，岂期此别，竟成永诀，由今思之，吾同门中，精于训诂文辞如季刚者，有几人耶？”诚哉斯言。

邵建：北大该不该开除骂人的孔庆东？

邵建 南京晓庄学院教授

原题：被误读了的自由与宽容

北大教授孔庆东拒绝接受记者采访，并开口骂娘，还贴在自己的微博上，被人称为“三妈的”。有北大学生在校园BBS上发起吁请校方辞退孔庆东的活动，于是我看到有些评论以自由和宽容的名义不赞成北大辞孔，但这些表达在我看来未必不是误读了宽容与自由。

问题显然不在于北大是否应该辞孔，在我看来，一个教师公然骂人，而且是用极具侮辱性的语汇直接侮辱对方(同时也侮辱天下女性)，他便取消了自己站在讲台上的资格，如果他还有起码的文明心的话，否则我不知道他将如何面对讲台下的学生。但，这些轮不到我关心，我更关心的是那些不赞成北大辞孔的理由。

《南方都市报》刊发五岳散人文章称，“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包容异端不但是异端本身应该具有的权利，也是其他社会成员的一种义务。大学就更应该如此。”抽象地说，这话当然没问题，但具体到孔，问题不在于他异端不异端，而在于他是否骂了人。异端主要指思想言论，包括行为方式与主流不一，这当然是需要容忍的权利，但骂人也可以是权利吗？北大学生“倒孔”并不是因为他异端，而是因为其骂人。

《经济观察报》刊发叶匡政文章称，“假如孔庆东因言论出格被辞退，明天就可能有另一位教授，因言论让另一些人不适而被辞退。这显然有违言论自由的公民权利，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老北大精神也不相容。”这样的表述很正点，也很自由主义。可是，还是那句话，骂人和侮辱人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吗？言论自由不是用来伤害具体的人的，这种伤害一旦成立，就不是言论出格的问题，而是侵犯被骂对象的精神与人格。

我的一位朋友在新浪微博上发表意见称：“孔庆东再‘三妈的’也不该解聘，可以沟通，可以劝说，可以让其加强素养，但没有理由解聘，此恶例一开，怎么得了？”我想他的持论应该同于以上两位。但我的看法正相反，一个大学教师张口就骂妈，还用那种字眼，这才是“此恶例一开，怎么得了”。退一步说，这个社会三教九流可以骂人，引车卖浆者可以骂人，但作为教师，实在出于愤怒，私下骂骂尚可，一旦进入公众视线，绝不能以骂张口，更不可炫耀其骂。你如果喜欢公开辱骂，就请别吃教师这碗饭；既干此行，就要有这个行当起码的自律。毕竟教师的职业与文明有关，它的任务之一便是传递文明薪火，这就决定了它的职业伦理：绝不允许侮辱性地骂人，骂任何人。

以上几位评论者，言论中的自由主义倾向无疑为我所欣赏，但在孔氏骂人的个例上发挥自由与宽容，让我顿时觉得我们依然有必要为自由主义的自由正名。除了对权力限制的政治哲学的维度外，自由主义还有一个对权利限制的伦理哲学的维度。从这个维度看自由，我膺服于当年严复在密尔《论自由》译序中的观点，他说，“夫自由之说多矣……，学者必明乎己与群之权界，而后自由之说乃可用也。”这里的己与群，即自我与他人，权界指权利自身的边界。如果一种权利事实上已经对他人造成了伤害，包括言论上的伤害，这就超越了“群己之权界”。在自由主义看来，该自由非但不是一种权利，恰恰是严复所戒惧的“中文自由，常含放诞、恣睢、无忌惮诸劣义”。一个大学教授，骂人无忌惮，设若我们宽容这类劣义的不是自由的自由，请问，被骂对象不受侮辱的权利在哪里？人世间的基本是非在哪里？人类好不容易培植起来的文明又在哪里？

至于认为“孔庆东再‘三妈的’也不该解聘”，我委实吃惊，“一之谓甚，岂可再乎”，否则北大岂不成了骂人堂。据成都晚报报道，一名叫jm x的北大同学在BBS上写道：“孔庆东曾骂学生说：‘别以为叫我一声老师，就可以掩盖你的龌龊心理。文革是人民的正义起义，要收拾但没收拾利索的，就是你这种王八蛋！’”师生人格平等，老师如果可以骂学生王八蛋，学生就可以让老师公开道歉。如拒不道歉，学生要求校方解聘教师，就是合理要求。我相信，以上一切如果发生在哈佛大学，校方不会容忍一个喜欢辱骂他人同时又辱骂学生的教师，站在面向学生的讲台前。

http://view.news.qq.com/a/20111118/00002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