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大明星主持人:《白鹿原》：寻找的成功和穿越的失败

《白鹿原》：寻找的成功和穿越的失败

戎晓若

序 言

吴炫先生说：“中国作家的文化寻根文学和新潮文学在一九八五年前后同时产生，而且在“寻找”上是殊途同归的——中国作家已经被“寻找的惯性”所驱使而不自觉，只不过前者是从传统文化和被文化所遮没的原始土壤中去寻找价值依托，后者则是从西方现代文学和哲学中去寻找价值依托。”新时期的寻根文学和新潮文学在文坛的辉煌期都很短暂。尤其，寻根文学因被形式所累，在寻根的内容上陷入迷惘的泥潭。但寻根文学毕竟开掘了探讨传统文化的先河，对激活新时期文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后，寻找的惯性依然存在，寻找的热情并未消退。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寻根文学作家钟情的主要是中国非主流的，非规范的文化，那么九十年代初，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则对历来奉为是中国主流的，规范的传统文化作了较为深入的阐述。《白鹿原》是寻找的惯性的产物，但其意义对寻根文学带有终结性的清算，无疑当是新时期文学发展的自然结果。那么，这部小说到底为新时期文学提供了什么呢？

构筑传统宗法社会

《白鹿原》的扉页上引用了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的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陈忠实深谙巴尔扎克的创作之道，在写这部作品之前，阅读了中西方的一些重要的文学作品，研究了中国近代史和某些文化史方面的专著，查阅了地方志，在这些基础上，又调动自身积累精心为读者构筑了一个传统宗法社会。

“五四”以来，推翻传统宗法社会，抨击儒家伦理道德是文学创作的主旋律。但现代史上传统宗法社会并没因此瓦解，而是与现代政治社会同存并在；儒家文化仍作为传统主流文化影响着社会生活。土地革命的完成使传统宗法社会失去了存在的经济和政治基础，但儒家伦理道德却是根深蒂固存在于人们的灵魂深处。在革命之后的任务是重建，历史证明，成功的重建往往只能是通过改造传统的创新，全盘否定传统无疑难以重建，甚至还会引起社会混乱。因此，《白鹿原》用写实手法构筑的传统宗法社会，对重新认识传统宗法社会、勘探传统主流文化，探索中国现代化建设，反省新时期文学创作具有积极而现实的意义。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小说中“仁”的代表白嘉轩身上，较完整地体现了儒家文化的特征。他是地主雇有长工，但与长工鹿三之间毫无冷酷的阶级对立关系，两人亲如兄弟，还让女儿认鹿三为干爹。鹿三的儿子黑娃，当了土匪，用棍子打折了他的腰，落下了终身残疾，但当黑娃被判死罪，他却以德报怨，还想方设法救黑娃。他与鹿子霖为争夺白鹿原的家族统治虽争斗激烈，而鹿子霖吓疯后，他想到巧取鹿子霖慢坡地时，抒发了由衷的忏悔，面对鹿子霖的疯言疯行，流下了伤心的眼泪。白嘉轩身上充分表现了“仁者爱人”的儒雅姿态，这是儒家文化熏陶而成的，可以说是一种率真而自然的流露。如果说这也是虚伪，那么，应该是白嘉轩真诚地奉行了虚伪的儒家文化。“仁”是调整宗法社会人与人关系的总纲。但“仁”模糊了阶级关系，妨碍了革命斗争，对社会变革具有排斥作用。白嘉轩最后无法理解儿女的人生道路，不能融入发展的现实社会，不能说与他恪守“仁”无关。

“礼”是儒家文化要求宗法社会的所有成员共同遵守的“尊卑长幼有序”的道德伦理秩序。如果说“仁”是白嘉轩修身养心的自律的基本原则，那么“礼”则是他治理家庭、管理宗族的主要准则。身为家长的他，当得知心爱的女儿白灵私自离家参加革命时，断然宣布不认这个女儿，有人问起白灵，他则说“死了”。男儿尚且应“父母在，不远游”，何况女孩？白灵的出走成了恪守道德伦理的白嘉轩觉得难忍的心病。身为族长的他，无论在处理长子白孝文和小娥的奸情，还是惩罚小娥和狗蛋所谓奸淫罪，都无亲无疏，铁面无私，忠实地维护了封建礼法秩序。儒家文化的“仁”与“礼”是相辅相成的，讲“仁” 须遵“礼”，否则就是无君无父。“礼”是维系宗法社会伦理等级的准则。“仁”与“礼”的有机结合，形成了宗法社会正常运作方式的依据。中国以小生产为特征的农业社会，上自最高封建统治者下至乡村基层中的宗法组织的族长，构成了有序的宝塔形的封建等级统治框架，传统宗法社会是靠“礼”而“千秋万代”的。宗法社会的内部矛盾，如白、鹿两家的斗争总是局限在这有序的宝塔形的封建等级统治框架中消长变化。因此，白鹿原的宗法社会组织在动荡的政治变革发展中显示出特有的稳定性。白嘉轩的族长地位比鹿子霖的乡约、保长要牢固得多；族长更多体现的是文化性，而乡约、保长更多体现的是政治性；解放后，鹿子霖因乡约、保长的身份与经历，立即受到新政权的打击，而白嘉轩的族长身份与经历由于远离政治未受清算。

白嘉轩是儒家文化理念的化身，是小说的中心人物。他尊奉儒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宗接代原则，但又耍狡诈谋取别人风水宝地，他的儒学人格在小说中凸现出世俗的多面性、复杂性。这使得他成为新时期文学中不可多得的文学形象。

作者在完成白嘉轩儒学人格过程中，以各色人物为烘托，所有的人物的命运的变化无常都反衬出他那有惊无险命运的持重沉稳。白嘉轩的命运体现了中国农村宗法社会组织在社会发展中的结构形式和运作方式。宗法社会制度以血缘为基础，较少受到法律的制约而是以道德伦理的原则进行自我约束，常常不与政权发生关系而是从内部利益出发进行自我管理。朱先生精心制定的乡约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族规，鹿三刺死淫荡的儿媳小娥，被视为维护道德伦理的义举。宗法社会的乡约族规融权力、法律、道德和伦理为一体来整合内部的人际关系，某种程度上比现代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更为严密更为细致。历来，政治观念的改变比宗法观念的改变要容易得多，《白鹿原》再次提醒了我们。

陈忠实通过《白鹿原》，描述了传统宗法社会的面貌，写出了巴尔扎克所说的“民族的秘史”。但这种实录式的描述无法完成对政治文化和世俗文化的穿越，对传统宗法社会尚无个性化的理解，白嘉轩作为儒家文化的代表并无独特的表现。现实世界与文学世界毕竟是两个不同的世界，《白鹿原》无法穿越现实世界而达到文学世界的创造境界。然而，在新时期文学中用当代人的手笔把中国农村宗法社会放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来观照，陈忠实当属第一人。这部小说为当代读者了解传统宗法社会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文本，可惜的是小说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如何突破传统文化的任何提示。

颠覆经典阶级斗争

新时期文学能联系近现代革命斗争史，比较成功地大规模描写阶级斗争的长篇小说，就目前而言，当数《白鹿原》。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逐渐形成了将阶级斗争作为母题的革命文艺，经典阶级斗争创作模式逐渐发展形成，到文革，最终完成了对阶级斗争描绘的彻底经典化。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并非阶级对立都导致斗争，而且人与人之间不可能仅仅是阶级关系。但文学作品中的经典阶级斗争创作模式，不仅将阶级斗争扩大化，而且将阶级关系掩盖了所有的社会关系，使文学作品成了图解和宣传阶级斗争的教材。经典阶级斗争创作以政治说教者的姿态，对阶级斗争进行简单而夸张的处理，既严重违背了社会现实，也给文学创作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新时期文学既有大量淡化或避开阶级斗争的文学作品，也有不少否定经典阶级斗争的文学作品，而《白鹿原》则较好地完成了对经典阶级斗争的颠覆。

白鹿原的历史变迁是在传统宗法社会中展现的，小说虽然反映的是一场政治与社会的斗争，但作者始终没有脱离白鹿原的社会历史现实，将宗法社会的道德伦理和经济社会的阶级对立巧妙地揉合在这场斗争中，比较全面而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特定的社会面貌。

白鹿原贫富不太悬殊，经济比较落后，文化非常封建，观念相当传统，是一个古老的中国乡村。同村人大多有血缘关系，白、鹿二姓人占多数，这二姓为同宗。村里的穷人与富人的地位往往过不了几代就有换位的。村里的两个成分为地主的首富：白嘉轩的前辈靠勤劳俭省起家，鹿子霖的上代经讨吃要喝发财；这两人都亲自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事实上，确实有一部分省吃俭用、勤劳起家的地主；同样，也有祖上是地主，自己游手好闲，好吃懒做，沦为穷人的。《白鹿原》地主和长工的阶级矛盾并不很尖锐。白嘉轩和鹿三是世交又称兄道弟，鹿三是白家两代长工，有了收成，鹿三马上就能拿到主人给的粮食，丰收了，主人还能多给。地主郭举人对长工不拘小节，活由你干，饭由你吃。这样的地主和恶霸地主都是客观存在的，但对长工而言，两者相比前者便成了好人。我们不能因此说长工的这种认识是丧失了阶级立场，敌我不分，也不能简单认定这样的地主是假慈悲，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阶级社会里的阶级关系，总是存在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阶级矛盾可以是斗争状态，也可以是对立状态或调和状态。而且，阶级矛盾因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地域环境不同，表现的状态或形式也不尽相同。地主剥削长工呈现的是阶级关系，地主是否尊重、善待长工体现的是地主的道德品质。无论是哪个阶级的全体成员，如用道德标准衡量，其中都有高下之分。文学作品中的经典阶级斗争创作模式，把所有地主都描绘成不是恶霸也是人面兽心，这种简单化脸谱化的所谓艺术处理，不仅违背了客观现实，也破坏艺术的丰富性。陈忠实在创作《白鹿原》的过程中，显然表现了对经典阶级斗争创作模式的不屑。

表现经典阶级斗争的文学作品，对革命或反革命阵营中成员的描写大多流于模式化。道德品质，经济地位，家庭出身等成了塑造革命或反革命人物的依据。革命者往往是道德品质的优良者而反革命者通常是道德品质的低劣者；经济地位高的剥削者定是反革命者，这是置革命导师恩格斯于不顾；剥削者家庭出身者如要成为革命者就得像《红岩》里的刘志扬经受革命同志的检验，这是视革命领袖毛泽东于不见。组织对个人是需要考验的，如，《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经受革命组织的反复考验，但历史上根正苗红的中共领袖向忠发就不需要考验了？由于想改变贫困生存环境而参加革命，动机一般比较简单；而身处富裕生存环境而参加革命，动机一般比较深刻。因此，一切以阶级成分或阶级出身来判断某人是革命者还是反革命者的做法是不科学的。如将此做法引入文学作品创作，文学作品便堕落为反现实的政治工具。《白鹿原》对经典阶级斗争的颠覆，力求回归历史现实的本来面目，可以说是一种文学创作上的拨乱反正。

《白鹿原》中的革命者，有被剥削阶级的，而作者刻意塑造的则是几个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革命者。鹿兆鹏是反革命人物鹿子霖的大儿子，却又是白鹿原的共产党组织最高领导，后又成了解放军的指挥员。白嘉轩的女儿，为革命牺牲的共产党员白灵，当初则是个国民党员。白嘉轩的大儿子白孝文曾经堕落过，抽过烟土，又担任过反革命武装保安团的营长，最后成为共产党的滋水县县长。这些艺术上的结局在客观上还是具有真实性的，对经典阶级斗争作了强有力的颠覆。但小说对鹿兆鹏参加革命的动机和过程缺乏必要的交代和铺垫，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写实文学作品的真实性和深刻性。白灵参加国民党仅是因为男友鹿兆海参加共产党而作的随意性选择，后来又让俩人换了身份，白灵改入了共产党而鹿兆海改入了国民党，最终白灵成了革命烈士，鹿兆海也为国民党献了身。我们无法否定这样的可能。起初的轻率选择可以理解，后来郑重转变难以认同，关键在于转变的依据没有展现。文学作品固然要有戏剧性效果，但缺乏必要的逻辑演绎，虽增强了神秘感却减弱了真实性。作者为了突出戏剧性效果，却消解了对经典阶级斗争的颠覆力度，文学作品的艺术真实被戏说成分所替代，艺术感染力大为减弱。

现实世界的阶级斗争并不似经典阶级斗争那么纯粹、那么清晰，可以解释一切社会矛盾，而是纠和于复杂的社会发展运动中。陈忠实对中国农村封建的宗法社会的本质未必有理性的认识，更无理由要求作者对传统宗法社会有理性的分析，但小说颠覆经典阶级斗争的内容足以令我们作深层的思考，对认识当今中国的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结构不无启迪，给新时期文学注入了一股清流。但《白鹿原》的创作，颠覆经典阶级斗争用力有余，回归真实阶级斗争着意不足。小说在描绘阶级斗争时，没有完全建立起作者对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客观的尊重与主观的理解，并上升到哲学高度，建立起作者自己的世界观、文学观，因而无法穿越由政治文化所构成的现实。

结 语

《白鹿原》就“寻找”而言是成功的，陈忠实寻到了与当代社会发展紧密联系的“根”。但正如吴炫先生所言：“‘寻找’的姿态不是一种文学的姿态，文学的姿态应该‘穿越’所寻到的内容，无论是现实性内容，还是原始文化内容，抑或西方哲学与文学观念，去贡献自己对这些内容的独特理解，然后派生出我们独特的现代性创作方法以区别于包括魔幻现实主义在内的西方各种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白鹿原》构筑传统宗法社会为的是完成“寻找”的任务，而颠覆经典阶级斗争意在达到返璞归真的目的。小说的“任务”基本完成而“目的”似乎没有达到。文学创作的任务应建立一个与现实世界并立的文学世界。《白鹿原》展现的传统宗法社会面貌和描述的阶级斗争形态，满足于作“民族的秘史”的阐述和戏剧性效果的追求；没有真正做到在尊重文化现实的前提下，穿越政治文化现实与世俗文化现实，对文化现实进行创造性整合，建立起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文学世界。

中国当代作家与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外国作家相比，同样占有厚重的历史、发展的现实、丰富的文化、辉煌的文明，甚至占有的还要多还要好，虽在感受、体验和表达上有自己的个性特点，但在世界观、道德观、文学观上则无自己独到的超越前人与他人看法。我们期盼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能突破既定的文学与文化世界，穿越传统或西方的思想，有自己的世界观，能构筑一个独特而丰富的文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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