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活家庭1:《白鹿原》:生命的苦难与悲凉

《白鹿原》:生命的苦难与悲凉

                               □  张亚斌

（此文发表于《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收入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评论集《说不尽的“白鹿原”》）

   《白鹿原》是这样一部作品，它通过文化批评的方法，揭示了我们中华民族历史变迁过程中所存在的“《白鹿原》式”的生命文化苦难，表现了民族生命个体生命意识无目的的涌动和盲目的冲撞，直言出一个久经苦难、饱经沧桑的伟大民族试图摆脱一种文化苦难，而最终又不能不归于这种文化苦难的悲凉文化结局。它用了一种艺术批评的方式，反映出了一个只有用科学批评方式才能反映得清楚和深刻的文化主题，通过一群“白鹿原人”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舞台的全面文化突围和全部文化遇难，点明了我们中华民族迁移过程中先天存在的某种文化悲剧性。

    “白鹿原人”是一个苦难的社会文化人群体，孤独的社会文化人群体，他们的苦难性、孤独性，不仅在于他们曾为自己的文化命运而战，而抗争，不仅在于他们对自己的文化出路寄予过多的文化观照和文化探询，不仅在于他们的人生和悲剧性是具有某种民族典型性和文化代表性，更重要的是他们终生奋斗的文化结果，竟是使他们的人生结局表现出一种惊人的悲剧一致性。他们都害过人，被人害，杀过人，被人杀，无论是生老病死，死亡成了他们人生的唯一结局和永恒主题。他们要么灵魂和肉体双重死亡（如小蛾、黑娃、鹿子霖、兆鹏媳妇、白灵、鹿三等），要么，活者如同行尸走肉，其实灵魂已经死亡（如白嘉轩、鹿贺氏等）。总之，《白鹿原》人的文化命运成了中华民族民族文化个体命运的最好概括，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历史范式中最悲壮的艺术史诗。正如叔本华所言：“在人类的苦难中，完全暴露出意志的内部冲突。苦难之来到人间，部分是由于机运和谬误的作用。这种机运和谬误是作为世界的主宰，并人格化为命运而表现出来。①”的确，《白鹿原》中所体现出的全部民族文化悲剧正集中表现为苦难。苦难的命运，苦难的结局。苦难使主人公六娶六丧，使白鹿两姓子子孙孙代代相斗，使白鹿原王旗变幻，翻云覆雨；正是苦难使白鹿原人家仇国恨集于一身，使白鹿原人冤冤相报无止无休；苦难造成了生命文化个体和民族文化集体命运的悲凉，使古老的土地在历史的阵痛中挣扎，使新生的政权在文化的血泊中颤栗。是苦难，使白鹿原人蒙受了太多的社会耻辱；是苦难，使白鹿原人品尝了太多的生命苦果，历史机运和文化谬误在小小的白鹿原上悄然汇合，它们共同交恶，合谋策划了白鹿原人无法穷尽的人生悲剧。应当说，白鹿原式的民族文化悲剧不是偶然的，他们的悲欢离合、善恶生死，既是不同文化价值观念相互对抗所形成的强烈内部文化意志冲突，又是文化弱肉强食、物极必反规律的一次又一次的文化约定和文化印证。惟其如此，当我们一遍又一遍阅读《白鹿原》时，都会被其中的主人公近乎历史谶言式的悲剧命运文化结局所惊异，所震慑。我们想弄清楚《白鹿原》悲凉生命个体文化苦难和民族集体文化苦难发生的历史原由，想弄清楚《白鹿原》文化历史梦魇式的文学呓语背后，所掩藏的深层民族文化历史动因，是什么原因，使这部作品让我们领悟并体味到我们现在也说不清道不明的文化苦涩。而且正是这种文化苦涩，它常常令我们无缘无故地叹息，令我们无缘无故地为一群人、一个民族，在广漠的历史岁月中，悲恸不已。

    毫无疑问，朱先生、白嘉轩、鹿子霖、冷先生、鹿兆鹏、白灵、白孝文、黑娃、小蛾、鹿三等人，是那“一群人、一个民族”的忠实文化艺术代表，在他们这些典型人物身上，我们既可以洞悉本世纪上半叶的历史风云，又可以观摩造就那个悲剧时代的历史机遇和文化谬误。我们可以采用一种文化叙述的艺术解构手段，文化还原的艺术批评方法，达到分析他们、反归他们典型人物形象原本文化面目的终极艺术目的。也许，这种方法有助于我们揭开《白鹿原》文化苦涩韵味的艺术之谜。

   1.文化先知者朱先生

    这是一个半人半神的艺术人格形象。作为关学的最后一位传人，他的一生经历了太多的儒家思想熏陶。他坚持“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处世哲学，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他的一切行为都表明，他修身养性的功夫，已使自己达到一个芸芸众生不可达到的人生境界。他是一位圣人，年轻时择偶标准的与众不同，已显示出他所具有超凡气质，尤其是结婚后他和朱白氏居住在远离人间烟火的白鹿书院，更是为流传在白鹿原上的有关他的 传奇故事，增添了浓厚的神秘气息。他是一位神人，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在普通百姓看来，都具有某种深不可测的文化魅力，正因为如此，他的一些微不足道的言语和行动，都被演绎成一个又一个只有在天书中才能读到的离奇故事。他是儒家学说的忠实实践者，平日里粗茶淡饭，编县志，做学问，只有在当清兵来犯、乌鸦兵作乱，年馑大饥饿，日寇大入侵时，他才毅然走出书斋，以身明大义之举，爱国爱民爱家的“仁义”之心，赢得了白鹿原人的普遍敬仰。他也是一个智者，具有预测未来的非凡能力，他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人情世故，能测出农人丢失的牛的走向，能解开“白鹿”传闻的文化秘结。他还能预言出乌鸦兵作乱的最后结局，也能预感到白灵等人的死亡消息……。的确，他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人，他是一个神，他的那些充满天玄地机哲理意味的诗句，因为具备了惊人的先天预见力，因而令人听到了心惊肉跳。他说：“房要小，地要少，一头黄牛慢慢搞”，谁知，这近乎谶言的警句，竟不幸而言中了解放后那些家大业大的地主们的必然人生结局。《白鹿原》中最令人惊讶的是朱先生的丧葬观念，在人们崇尚厚葬的社会环境中，他竟留下了死后“不用棺材”“不用砖箍墓穴”的奇怪要求。人们惊讶他这个怪人的怪癖，百思不得其解他这个文化老人的深刻用意，竟以为这位老先生老糊涂了。然而，几十年后一场文化大革命才使白鹿原人如梦初醒，当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挖开朱老先生的坟墓时，他们惊异了，竟然在其中找不到一丁点值钱的东西，他们找到的唯一的一块有用的砖头竟然是一块阴阳卯合的神奇砖头，上边赫然写道：“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折腾到何时为止。”这是多么惊世骇俗的振聋发聩之语，他简直是对不肖后人的莫大嘲讽，白鹿原人的人们终于体会到了朱老先生的良苦用心，他们深深为老人的高瞻远瞩的预见能力所折服。毫无疑问，《白鹿原》中的朱先生是一位深谙中国社会发展变迁规律的文化先知。虽然，从表面上看，《白鹿原》中对他那些非凡才能的描写，具有夸张和渲染的文学色彩。但是，从他这个文学形象身上所蕴涵的文化思想内涵来看，笔者仍然认为：那些预言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他脑海中的无意识历史经验总结、积淀和整合，才培育形成了他和其他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们身上所具有的、一种异乎寻常的理性文化直觉。使他们能预感到中国社会未来多少年内的大概历史文化走向，使他们能够正确地选择自己人生行动。正由于此，我们才说，每当社会动乱之秋，朱先生这样的文化老人都能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时局，作出一针见血的中肯预言。

    再者，《白鹿原》中的朱先生还是一个道德完人，不知是他身上所具有的神性决定他必然会成为一个社会理想文化完人，还是他的社会理想完人特性造就了他的半人半神特性。总之不管怎么说，他的淡泊明志，修身养性，的确使他成为《白鹿原》上中国传统文化理想人格的伟大象征和不朽化身。也正是由于他的这个社会理想文化人格艺术形象，才决定他必然会养成身上不着一丝洋线的独特文化生活习惯；也正是由于他的这种完人特性，才使他在死后，因儿媳没给他穿老伴做的农家织布统套袜子，竟然“两条腿微微打弯而不平展。”农家织布统套袜子穿上了，朱先生的腿舒展了，这个荒诞不经但的确令人信服的文化细节，也许是作者陈忠实为我们故意编造杜撰出的语言艺术文化神话。但是，为什么是他——朱先生成了这艺术文化神话的主人公，而非别的什么人，笔者认为这其中大有文章可做。是的，是他的关学最后一个大儒身份，决定他必然成为白鹿原人心目中的文化偶像，是他的圣人特性、仁人特性、智者特性、神人特性、完人特性，决定只有他才能成为《白鹿原》语言艺术文化神话中，唯一的理想文化人格神话对象。白嘉轩说过，“世上肯定再也出不了这样的先生喽”，朱先生的过世，不仅标志着他所代表的那个田园牧歌式的儒家民本传统文化社会的终结，它也说明一个与过去不同的崭新文化时代已经到来。它预兆着，人们将从沉睡已久的亚细亚儒家农耕文明中逐渐觉醒。朱先生走了，他的走，意味着传统理想文化人格形象在中国二十世纪历史舞台上的最后缺场退席。从此，中国人将不得不对自己永远丧失了另一种文明，另一种理想文化人格形态，而陷入永久的文化缺憾、懊丧和无奈当中。文化先知者朱先生走了，他将中国文化和白鹿原人推向了新的文化无知中去了，面对未来，我们不能不忆起朱先生，想起他在《白鹿原》上所说的那些话。也许，我们民族最终能记录他所说的那句至理名言“天作孽犹可活，人作孽不可违”。

    2.文化负重者白嘉轩

    与白嘉轩一味继承圣意、实践具有鲜明儒家色彩的处世哲学相反，鹿子霖对于传统道德文化的认同和审视，选择与实践，则有些半心半意了。理论上，他接受先贤圣训，现实生活中，他却放荡不羁，心猿意马，仅仅将其当作“面子问题”。由此，他以拥有“干儿”最多闻名于白鹿原。他不惜以卑鄙的手段，占有了小蛾，又无耻地利用了小蛾，他施展美人计，眼看着自己的夙敌白嘉轩之子白孝文被拉下水，他终于松了口气，为自己能给白嘉轩的脸面子上泼了一盆屎而得意。然而，社会是无情的，无论他如何处心积虑地和白嘉轩斗，结果却还败在白家手中。可是，不管怎么说，鹿子霖也是一个胜利者，他以一个区区乡约官职（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官职），就可以在白鹿原上呼风唤雨，大手一挥，就让他的所有干儿子躲过了兵役；屁股一抬，就可以祸害百姓，令他们家破人亡，这一切，不正说明，鹿子霖所代表的那一种文化力量，也曾在白鹿原上有过辉煌的历史吗？鹿子霖这个传统道德文化的虚伪继承者，他满口仁义道德，一肚男盗女娼，灵与肉，情与欲，真与假，善与恶，这一切，充斥着他的一生，使他一辈子都在理性文化与世俗文化间徘徊，令他在欲望与道德之间游移。他的处世哲学正是这样始终在正义与邪恶的煎熬和折磨中痛苦地选择。他饱读四书五经，熟识礼仪廉耻，但是却永远在心灵深处，仅将其当作文学游戏和遮羞布。一切的一切，均无法阻挡他不断伤天害理伤风败俗的罪恶脚步。正因为如此，作为公公，面对兆鹏媳妇，生活中他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但是，作为男人，心灵中，面对兆鹏媳妇那样的成熟女性，他总不能永远无动于衷。一种挡不住的诱惑折磨着他，于是，鹿家大院里，上演了一场公公与儿媳、男人与女人，有关麦草与苜蓿明争暗斗的悲喜剧。老驴还想吃嫩苜蓿，但他始终没敢吃这口嫩苜蓿，这是鹿干霖在传统道德文化强大的社会心理压力之下，所做的巨大理性妥协和让步，他不得不作出这种妥协和让步，尽管他这头老驴仍有能力吃动那口嫩苜蓿。鹿子霖的悲剧不在于他自己，而在于来自社会强大的道德理性文化，与源于人自体生生不息的生理欲望那种非理性文化。正是二者在他身上有机的交汇，无情地较量，反复地争斗与冲突，造成了他文化人格上的“两面游移”，从而将他真正塑造成一个合现实的文化两面人。并且，随着那两面文化相互斗争的升级，他的内心愈是显得焦灼、痛苦和难忍。于是，悲剧发生了，只有当他的精神完全走向崩溃，他才有可能摆脱传统道德理性文化与现实非理性文化的双重奴役。小说的结局正是这样的，鹿子霖的疯和老年痴呆，暗示他已回到了人类的童年，意味着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最终获得了精神的彻底解放，尽管这种解放以精神的崩溃为代价。鹿子霖，这个普遍的社会原生人，他终于实现了其独特的文化原生人的文化回归。正由于此，小说最后，鹿子霖才将白鹿原当成了自己精神的伊甸园，他“常常脱得一丝不挂满街乱跑”，“把一颗鲜嫩嫩的羊奶奶递到”白嘉轩“眼前”，“你吃吧，你吃吧，咱俩好”，听完鹿子霖的话，白嘉轩“忍不住流下泪来”。是啊，谁也不能怀疑此刻鹿子霖的真诚，这是一种远离社会文化的自然真诚，这种真诚的确来之不易，它以毁灭鹿子霖的一生来获得，以毁灭生命的理性文化和本体文化为代价，其不可谓不残酷。鹿子霖死了，他是在天明时死的，他是在新时代的文化曙光中死的。他的死表明，一个具有继承传统文化表面特点，而骨子里又具有叛逆传统文化本质内容的“文化两面人”，他处在一个非此即彼、必须作出人生选择的社会里，其死亡和痛苦是命中注定的，其命运必然是悲惨而无望的。一味地屈从、一味地背叛，固然也很可悲，但是，一味地摇摆不定，亵渎传统文化，同样也会给人带来灾难。鹿子霖是社会的弃儿，他玩弄了社会文化，但社会文化又同样玩弄了他，他的两面性无疑是他所处社会文化两面性的写照。从这一点讲，他的形象存在是与当时的社会状况相宜的。但是，从他的人生结果看，他所追求的东西与他最终得到的东西，却是相去甚远的。

    4.文化反叛者鹿兆鹏和白灵

    如果说前面三个人物形象都是以传统文化卫道士社会角色活动在白鹿原社会舞台上的话（至少在表面），那么，我们要说，鹿兆鹏和白灵则是以传统文化的反叛者角色进入读者的白鹿原人物形象文化视野的。小说文本中，他们之所以走向革命，一是青年人所特有的不满足现状的个性使然，二是新式教育的结果，三是新文化战胜旧文化时代，一种无法回避的社会必然。历史和现实，主观和客观，多种因素驱使他们必须扮演文化反叛者的社会角色。小说中，走向具有现代文化意味的新式学校，是鹿兆鹏和白灵反叛传统文化的必要步骤，朱先生白鹿书院日渐遭到人们的冷落，进一步说明当时的文化青年普遍远离和扬弃了传统的文化教育。毫无疑问，鹿兆鹏和白灵的反抗之路是艰难的，他们不但要承受强大的封建道德文化、宗法观念、伦理思想等多种社会因素，形成的强大的社会心理压力，而且还不得不反抗祠堂，背叛代表父辈文化的族长、家长。由他们发动组织的农民风搅雪运动，使原本死水一潭的白鹿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革命势头，而动荡不安、变幻莫测的社会时局，也不断推波助澜，使他们的反叛显示出某种特有的时代特征。应当说，《白鹿原》中，前边我们讲过的那三种人物是名副其实的“圆形人物”，只有鹿兆鹏和白灵他们这些传统文化反叛者，才具有“扁形人物”的全部艺术文化性质，他们二人形象，远没有朱先生、白嘉轩、鹿子霖那么复杂，他们热情、执着、单纯得就象一张纸、一团雪，他们对革命痴心不改，可以说，在他们身上，作者是寄托了某种政治理想的。而且，文本中，作者借朱先生之口，将白灵比作白鹿，这就等于说，共产主义正是那个令白鹿原人津津乐道、心驰神往的白鹿，而白灵正是其的美好化身和象征。然而，同样是革命者，旧时代的文化反叛者，白灵和鹿兆鹏最终却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命运结局。白灵死了，她是被革命内部的反动势力杀害的，她没有死在反叛旧文化的战斗中，却死在新文化的叛逆者手中，革命者死在革命者的刺刀下，这多么令人意外和震惊，但正是这，作者才真正为读者揭示出革命斗争的残酷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白灵的死告诉我们：当一个文化叛逆者并不容易，它有时需要文化叛逆者以生命为抵押，以死亡为代价。它也告诉我们：革命同样不能避免悲剧，而且有时还会制造悲剧，加深悲剧。革命者可以获得反叛旧时代的胜利；但有时却无法获得反叛革命异己分子的成功，面对打着革命旗号的反动势力，他们的反叛，有时显得是那么地徒劳、天真和可悲。

    5.文化变色龙白孝文

    白鹿原年轻一代文化人中，白孝文无疑是一个最复杂的人物，这位从小饱受儒家礼仪廉耻教育的青年，他的好学、练达和成熟，曾使他的父亲对他充满希望。尤其是宗族事务的介入，更是使他成为未来白鹿原最有前途的族长和家长形象。但是，也正是这位饱受礼仪廉耻的文化青年，其最后的寡廉鲜耻政治人格，同样也令人吃惊。在鹿子霖的诱使下，田小蛾将他从理想的狂巅拉入非理性的深渊，当他的意志、道德等品质如迷途的羔羊在白鹿原上徘徊的时候，他的肉体也如饿狼一样在白鹿原上流浪，为了满足昼夜难熬的性欲和毒瘾，他竟至抛弃妻子儿女，倾家荡产。结果白鹿原上的沟沟坎坎，成了他生命的栖息地，直到最后，他竟完全沦落成为一个叫花子，不惜混进难民营中，去抢舍饭。白家大公子的堕落与白家大公子当年的威风——这一巨大的现实落差，着实令白鹿原人感到不可思议，他们实在弄不明白，一个人的命运的变化怎么那么地反复无常。当人们将诧异的目光一次一次地指向白孝文这个白家大院的落难公子时，人们这才发现，命运再一次愚弄了人们的眼光。鹿子霖一句话，使白孝文摇身一变，成为县保安队的文秘书手，是鹿子霖扮演了败坏和成就白孝文的萧何角色，给白孝文的人生创造了非常重要的机遇 ，这位昔日的浪荡公子，最终成为保安团营长，既买回了从自己手中卖出的院基，又为白家赢得了面子，谁也没有预料到，过去那个败家子，如今成了大事业。白孝文官至滋水县县长时，白鹿原人（包括其父亲白嘉轩）都为之侧目，作为玩弄政治的好手，他象一个文化变色龙一样，一次次脱胎换骨，改变着自己的社会角色，终于成了深谙政治韬晦之术的大阴谋家。正因为此，他才可以摇身一变，由国民党政府的要人变为共产党地方政府的高层人物，他先走一步，向西北军政委员会主任贺龙发致敬信，并且以一个成功的政治投机家、阴谋家的社会面目出现，整死了真正的革命者、与他一起长大的朋友黑娃。白孝文的一系列行动，表明了他多么富于心计和政治眼光，表明他已具有成熟的卑劣的政治手腕，他终于将自己塑造成为一个象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的那些走向成功的政客一样的政客文化人形象，一切卑劣的手段和歹毒的心眼，在他身上都显得极为平常，在人们目瞪口呆的注视中，他一次次高升，面对这样一个残忍而又奸诈的文化变色龙，政治变色龙，人们越发感到社会的诡谲和变幻莫测。应当说，白孝文文化变色龙形象是我国封建传统文化政治社会的产物，他具有传统儒家道德文化的素质，又具有封建政客文化人的共同本质，他的奸诈、残忍，多少能反映中国几千年封建政治文化的某些特征，他炉火纯青地驾驭政治时局的能力，进一步说明，他是白鹿原文化社会一个了不起的风云人物，他不象朱先生、白嘉轩、鹿三那样，扮演了白鹿原封建历史舞台上的“最后一个”角色，而是在白鹿原政治风云变幻史上，能干大事情的文化变色龙的再世。他狡猾而卑劣，善于审时度势，决定了他必然在政治舞台上走向成功；他不露声色，对权力的无穷贪欲和为追求权力而表现出的那种坚韧精神，决定他必然是白鹿原上最具强壮和旺盛政治生命力的政治文化人形象。毫无疑问，在白孝文这个形象上，作者倾注了太多的文学心血。他让白孝文象征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复杂性和残酷性。白孝文的发迹表明，中国几千年的漫长历史岁月中，封建思想残余还很难随着新兴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而消亡，它必然随新文化存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因而，类似白孝文这样的政治变色龙、文化变色龙社会角色，还会得势多时。虽然，作品中，作者并未对白孝文的心理作太多的剖析，但是，通过白孝文文化行为的一系列叙述，作者仍向我们揭示白孝文形象的独特性、代表性、典型性和丰满性。白孝文政治投机行为的成功向善良的人敲响了警钟，在我国这样一个封建政治影响根深蒂固的国家，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谨防这些政治变色龙、文化变色龙，败坏政治，贻害民族，亵渎文化。因为，正是这类角色，曾经给我们的民族、国家和社会，带来过无穷灾难、痛苦和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