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江夏属于什么区:党史研究：邓小平与1975年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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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1975年整顿

    在邓小平伟大的人生旅程中，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叶剑英支持下大刀阔斧地领导1975年整顿是最为光彩夺目的篇章之一。作为从大乱走向大治的努力，作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试验，作为历史转折的前奏，作为邓小平理论的起点，1975年整顿有其独具的、特殊的辉煌。本文拟对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的历史背景、指导思想、发展过程、显著成效、成败原因及其历史地位作一简要的论述。

    一、1975年整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要求

    历史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发展，是历史的必然要求的反映，也是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1975年整顿，是“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特定时期的产物，也是各种政治力量矛盾斗争融为一个合力的结果。
    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后，曾经不无喜悦地告诉外国朋友，现在终于找到了一种办法，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注：参见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的谈话》（1967年2月3日）。中共九大政治报告（1969年4月1日）引用了这段话。该报告1969年4月14日经中共九大通过。）可是，毛泽东的良好愿望脱离了客观实际。他对形势的判断，他确定的“文化大革命”的对象、依靠的力量、进行的方法，都出了严重的差错。事情的发展同毛泽东的预想背离。“本来要走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注：列宁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中引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第一幕第四场中的台词。见《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10月版，第459页。）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变成了一场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灾难的内乱。
    1970年8月庐山会议之后，林彪企图谋害毛泽东的阴谋被识破和粉碎。历史在震惊世界的突发事件中出现了转机。林彪事件促使毛泽东正视并开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特别是纠正“文化大革命”前期造成的一批冤假错案，进一步落实干部政策，解放老干部。邓小平于1973年3月重新回到了中央领导岗位。陈云、谭震林、罗瑞卿等一大批老同志，也都由毛泽东亲自批示，或“解放”出来，或安排工作。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领导了1972年的整顿。他组织批判极左思潮，致力解决国民经济的“三个突破”（注：国民经济的“三个突破”，指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工资支出突破300亿元，粮食销量突破800亿斤。），动乱局面逐步得到控制，经济和社会生活出现了转机。可是，好景不长。1973年8月中共十大以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判断，兴风作浪，制造新的动乱。1974年初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使动乱再起。在“四人帮”的煽动指挥下，1974年春夏，到处批“复辟派”，揪老干部；社会上又出现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以及民兵指挥部一类组织，派性重新膨胀，山头重新树立，有些地方又出现了严重武斗事件；在“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口号下，不少工矿企业停工停产。刚刚趋向安定的政治局势、社会生活又变得一片混乱，有所恢复和发展的国民经济重新遭到严重破坏。这一年全国没有完成工业生产计划。主要工农业产品，除原油、粮食增长外，其他全都减产。外贸逆差13.4亿美元。全年财政赤字7.7亿元。
    “文化大革命”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制止动乱，进行整顿，成为“文革”9年动乱后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整顿在1975年进行，这是“文化大革命”历史进程中的必然，是无法抗拒的历史潮流。

    二、毛泽东的醒悟与矛盾

    面对批林批孔运动再次引起的强烈社会动乱和国民经济严重下降的危险局面，毛泽东继林彪事件后又一次有所醒悟。他顺应历史潮流，作出了几项同广大群众的意愿相一致的决策。
    其一，决心结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74年8月，毛泽东在武汉对今后全党全军工作的总方针作出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毛泽东的“八月指示”，表明了迅速结束“天下大乱”实现“天下大治”的愿望。它的直接结果是四届全国人大的召开重新提上日程。
    其二，指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是毛泽东认识到经济形势的严重性所作出的一个重要指示。周恩来按照这一指示精神在四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的“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和“两步设想”的壮美蓝图，成为动员全国干部群众团结奋斗的精神支柱和巨大动力。
    其三，批评“四人帮”，重用邓小平。正如毛泽东所说，当时中国有“领导危机”，总理身体不好，叶剑英身体也不好，他自己也已年迈，只有邓小平“算一个壮丁”。（注：毛泽东1975年9月24日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的谈话。据胡乔木、邓力群编《“文革”十年间毛泽东言论》1975年本，第71页。）围绕四届全国人大的召开，毛泽东对党、军队和国家领导机构的人事作出了安排。毛泽东看透了江青的野心，不许她插手“组阁”，并指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他依靠重病中的周恩来主持人事安排，要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四个重要职务，执掌党政军的最高权力。这是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的组织保证。
    同时也应该看到，毛泽东的醒悟并不彻底，他内心还存在着相当深刻的矛盾。首先，他虽然决心结束“文化大革命”，也希望克服“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容许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局部的错误，同意甚至亲自下令在某些方面进行整顿，但是，他并没有也不容许否定“文化大革命”。第二，他对“四人帮”虽然有很严肃的批评，提出要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失去对他们的信任，还是采取“一批二保”的态度。毛泽东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矛盾态度，增加了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邓小平出手的整顿措施，能否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至少是容忍，关系到整顿的成败。邓小平同“四人帮”斗争的态势，直接关系到整顿的进展。诚然，在1975年，风云际会，邓小平站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领导整顿，发挥了历史主动性和作用，但应该看到，不论整顿的胜利发展、巨大成功，还是它遭受挫折以至骤然中断，都是各种力量矛盾斗争、交互作用的结果，而毛泽东的态度是当时中国政治天平上最有分量的一个砝码。

    三、邓小平以“三项指示为纲”领导1975年整顿

    毛泽东从1974年8月至1975年1月，先后作出并重申了安定团结、学习理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指示。但毛泽东本人并没有把三项指示联系在一起。邓小平审时度势，融会贯通，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在5月29日钢铁工业座谈会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出：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就是今后我们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注：《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应该说，“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的一个创造，是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典范。因为毛泽东的三项指示集中反映了当时全国上下干部群众共同一致的久乱思治、久贫思富的强烈愿望，惟有贯彻执行毛泽东的三项指示，才能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凝聚在一起，治理经过9年“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混乱局面。从另一方面看，进行整顿的主要障碍物和对立面是“四人帮”。邓小平领导的整顿以贯彻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来进行，就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占据了主动，“四人帮”很难明目张胆地反对。
    邓小平在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时，还很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两个重要论点：一个是“整体”论。强调毛泽东的三项指示是一个“整体”，是互相联系的，不可分割的，不能丢掉任何一条。一个是“大局”论。强调周恩来提出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和在20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就是大局”。“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页。）邓小平以此统一全党全国的奋斗目标，明确“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个工作重心，并对“四人帮”割裂三项指示、破坏安定团结、破坏经济建设的言行提供了批评的依据。邓小平对三项指示的总体把握，使1975年整顿具有一种高屋建瓴、势不可当的气势。
    针对“四人帮”在贯彻理论问题指示中的极左观点和阴谋活动，邓小平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邓小平把毛泽东关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观点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联系起来，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个“大局”结合到一起，强调发展社会生产的重要性。邓小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1975年整顿中，致力于运用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着重解决以下实际问题：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实现安定团结；反对搞资本主义的活动；反对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和思想作风。邓小平还敏锐地觉察“四人帮”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提出“反经验主义”，矛头是指向周恩来和革命老干部的，是要把理论问题的学习变成一场有一定政治目标的运动，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服务。邓小平采取向毛泽东请教的办法，促使毛泽东清醒地制止了“四人帮”的这一图谋。按照毛泽东的布置，自5月下旬至6月初，邓小平连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对江青等人进行了批评，迫使江青、王洪文作出书面检查。而邓小平，则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叶剑英的支持下，在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同时，又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工作。
    为落实安定团结的指示，邓小平得心应手地运用思想政治工作和行政、法律措施这两手，两手都很硬。一方面，强调把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文件同干部、群众直接见面，宣传动员要很深入，要做到家喻户晓；另一方面，有明确的政策，确定的期限，强硬的措施。邓小平从实际出发，为治乱安邦，横下一条心，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主要采取反对派性、调整领导班子、落实政策、恢复和建全规章制度、打击破坏活动等重点措施进行整顿，只八九个月，就使一个动乱的中国逐渐显现出安定团结的局面。

    四、1975年整顿的三个发展阶段

    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以后，邓小平接替病重的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他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立即大刀阔斧地领导进行整顿。
    四届全国人大一开过，邓小平即为落实毛泽东早在“九一三”事件后就已作出的“军队要整顿”的指示作了部署。与此同时，着手雷厉风行地领导铁路整顿，召开工业书记会议，发出中共中央9号文件，首先解决老大难单位徐州铁路局的问题，不到一个月就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邓小平随即在工交战线各行各业推广铁路整顿的经验，并乘胜转入钢铁工业和国防科技的重点整顿。短短三四个月，铁路运输面貌改观，煤炭工业恢复发展，钢铁扭转欠产局面，整个工交战线发生显著变化，出现安定团结和把生产搞上去的好势头。全国工业总产值上半年完成全年计划的47.4%，全国财政收入完成全年计划的43%，收支平衡，略有结余。国防科技事业恢复正常，为当年取得“三星高照”的优异成绩奠定了基础。这是整顿的第一阶段，是重点整顿阶段，也可以说是整顿的试点阶段。
    7月初，毛泽东提出要调整党的文艺政策，并接连对“周扬一案”（7月2日）和电影《创业》（7月25日）作出批示，再次对文艺调整发表谈话（7月14日），还批准邓小平的提议，在国务院设立政治研究室（7月初）（注：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后就酝酿要成立一个机构，作为写作班子和参谋班子。6月15日，邓小平向党中央写了报告。7月5日，国务院办公室发出通知：“经毛主席、党中央批准，国务院已设立政治研究室。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等同志组成。”）。毛泽东的这些指示，把整顿从经济部门引导到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1975年整顿由此进入第二阶段。邓小平抓住有利时机，把整顿向面上铺开，并引向深入。从7月起，文艺的调整，军队的整顿，教育的整顿，科技的整顿，地方的整顿，农业的整顿，先后展开，并取得成绩。
    邓小平在第二阶段整顿铺开和深入的基础上，决心乘胜前进。他赋予整顿双重任务：首先是拨乱反正，进而要改革发展。在他看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不仅要恢复生产秩序，完成1975年的年度计划和“四五”计划，而且要设计出实现“两步设想”、建设“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具体蓝图。邓小平认为，当时在发展国民经济方面有两项工作最为急迫：一是对发展国民经济从指导思想到具体要求要确定共同遵循的“章程”；一是要对实现两步设想具有关键作用的今后10年作出长远规划。为此，邓小平着重抓了三件事：计划工作务虚会和《工业二十条》，关于科学工作的《汇报提纲》，发展国民经济的10年长远规划。邓小平又从浙江、河南等地严重存在“双突”（突击入党，突击提干）问题，提出党也要整顿，并把整党作为整顿的核心，部署在1975年冬至1976年春进行“全面整顿”。他在政治局讲了“各方面都要整顿”的问题，得到毛泽东赞成；又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向全党全国提出“全面整顿”的任务，并进而明确全面整顿包括军队整顿、地方整顿、工业整顿、农业整顿、商业整顿、文化教育整顿、科技整顿、文艺整顿和党的整顿9个方面。这时，指导经济领域整顿的《工业二十条》和指导教科文领域整顿的《汇报提纲》已经基本完成，以“三项指示为纲”指导“全面整顿”的社论，正由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起草。就在1975年整顿准备进入第三阶段——“全面整顿”阶段之际，一场名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开始，以整党为核心的“全面整顿”还没有来得及展开，就被迫中断了。

    五、1975年整顿的显著成效及其原因

    1975年整顿虽然进行不过八九个月，但成效十分显著。
    通过整顿，“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批林批孔运动造成的动乱局面有了很大的改观。军队完成了“三支两军”任务，开始实施缩编方案，步入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轨道。通过调整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干部，军队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忠于党和人民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大批被长期关押、审查的老干部获得了解放，不少人重新分配了工作。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重新恢复和建立起来。从中央各部委到各省、地、县，直到基层单位的各级领导，经过调整充实，逐步克服了软、懒、散的状态。派性斗争在全国各地得到了遏制。除个别地区以外，全国各地武斗停止了下来。随着文艺政策的调整，不少电影、戏剧、文学作品被解禁，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逐步活跃起来。农村政策的稳定和放宽，使得农副业生产和社队企业得到发展。整顿交通，改变了拥挤、争抢的混乱状况。总之，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社会秩序逐步趋于正常，全国上下呈现出安定团结的景象。
    用经济建设的成就来衡量和检验，1975年整顿成就辉煌。整顿使工业交通战线的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3月以后，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个月比一个月好。全国工业总产值，上半年完成全年计划的47.4%。1975年全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4467亿元，比1974年增长11.9%。粮食产量创历史最高水平。进出口贸易额147.5亿美元，超过以往任何一年。国防科技取得了“三星高照”的优异成绩（指1975年下半年连续成功地发射了包括返回式遥感卫星在内的三颗人造卫星）。财政收入815.6亿元，比1974年增长32.5亿元。整顿使这一年成为“文化大革命”10年内乱中经济发展状况最好的一年。
    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整顿，只用了短短八九个月时间，就把中国从持续9年的动乱中初步解脱出来，并开始改革开放的试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写下了令人赞叹不绝的篇章。1975年整顿何以能够在短期内取得显著成效呢？
    首先，邓小平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取得毛泽东的支持来领导整顿。这是1975年整顿能够顺利发展的关键。1975年整顿，总体上说，就是要贯彻落实毛泽东学习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重要指示。邓小平把它概括、上升，创造性地提出以毛主席的“三项指示为纲”来指导整顿。各方面的整顿，也都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进行的。其中铁路、钢铁、国防科技和党的整顿是邓小平审时度势，主动提出，报告毛泽东，得到同意、批准后进行的；军队整顿，文艺调整，则是毛泽东亲自提出，邓小平积极贯彻落实的。在整顿进行过程中，围绕反经验主义和评《水浒》，邓小平同江青一伙展开了斗争，毛泽东在这两场斗争中都支持了邓小平，有力地推动了整顿的发展。邓小平纯熟地运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整顿。在论述反对派性、增强党性时，邓小平从毛泽东领导延安整风时的“整顿三风”，讲到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阐述的“三大作风”，联系当前实际，学习和贯彻毛泽东最近提出的“三要三不要”原则。他还明确要求撰写阐述毛泽东关于整顿党的作风、关于双百方针的文章，请示毛泽东允许发表《论十大关系》以指导当前的整顿，反复强调要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反对对毛泽东思想的庸俗化和割裂。
    第二，1975年整顿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和强烈要求，同时又是广泛深入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进行的。经历了9年“文化大革命”动乱以及长期低水平生活的困顿以后，全国上下，久乱思治，久贫思富。毛泽东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重申的建设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奋斗目标，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心愿。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强调“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号召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到本世纪末把我国建成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得到全党全国的拥护和响应。而从铁路整顿开始，整顿的展开，采取了一竿子到底，直接诉诸群众的办法。中央文件直接传达到群众，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用中央文件来教育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无论是批判资产阶级派性，调整领导班子，转变领导作风，落实党的政策，还是加强企业管理，恢复、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完成生产任务，都依靠群众来进行、来完成。许多老大难问题的解决，以至整个1975年整顿的成就，都是中央和地方、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结果，都是群众路线的胜利。
    第三，抓住主要矛盾，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这是邓小平领导整顿迅速见效的重要经验。一是抓住要害，着重抓批派性和调班子这两个相互关联的要害问题，集中解决资产阶级派性和领导班子“软、懒、散”的问题。二是突出重点。采用重点突破，以点带面的工作方法。在工交系统中选择铁路作为整顿的突破口，在铁路整顿中又确定以徐州为重点。重点突破取得经验后，即在面上推广。运用徐州铁路整顿的经验不仅指导铁路系统整顿，而且指导整个工交系统的整顿。又运用徐海地区整顿的经验指导全国各地方的整顿。钢铁整顿首先抓“八大钢”（鞍钢等八大钢厂）的整顿，在“八大钢”整顿的过程中，及时发现太钢的经验，在整个钢铁系统推广。集中力量解决老大难问题，又用解决老大难问题的经验来指导全局，使整顿很快在面上推开，取得成效。三是掌握矛盾的特殊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取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的问题。对地方和各部门、各行业，提出解决软、懒、散的问题；对军队，则提出要解决五个字：肿、散、骄、奢、惰。铁路整顿，强调铁路与地方要脱勾；钢铁整顿，则强调企业和地方要结合。
    第四，不仅有总的路线、任务、方针，还有具体的目标、任务和方针、政策、措施。从中央到地方、部门，到地区、企业，具体的目标、任务和方针、政策、措施有三个层次。一是用《工业二十条》和《科学院汇报提纲》来分别指导经济部门和意识形态部门的整顿；二是用中央作出批示、转发文件的方式来提出某一方面整顿的目标、任务和方针、政策、措施，以统一思想，指导整顿；三是地区、企业或基层单位作出整顿的具体计划，大中型钢铁企业由企业、所在省市、冶金部三方联合签署“保证书”。中央文件，通过召开专门会议，采取中央与地方、部门相结合的方法形成，从部门、地方以至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由中央作出批示、转发请示报告，提出整顿的具体目标、任务，规定具体的方针、政策、措施。所提目标、任务和方针、政策、措施，既体现了总体要求、吸收了既有经验，又适合各自的实际情况和特点。
    第五，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坚决果断，敢于碰硬。邓小平的这种工作作风和战斗风格，也是1975年整顿迅速见效的重要原因。铁路整顿，钢铁整顿，国防科技整顿，都是说干就干，规定任务，限时完成；令行禁止，来不得半点含糊。邓小平提倡不怕被打倒的精神，提倡敢摸老虎屁股的精神，这种义无反顾、敢于碰硬的大无畏精神，是整顿制胜的法宝。
    第六，善于用人。邓小平在后来谈论发现和使用人才时，曾回顾1975年整顿的经验：“一个人才可以顶很大的事，没有人才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一九七五年我抓整顿，用了几个人才，就把几个方面的工作整顿得很有成效，局面就大不一样。”（注：《总结经验，使用人才》（1991年8月20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9页。）在1975年整顿中，邓小平对万里、张爱萍、周荣鑫、胡耀邦、胡乔木等委以重任，放手让他们领导一个方面的整顿，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知人善任，这是邓小平的一个突出长处，也是1975年整顿成功的重要因素。

    六、1975年整顿中断的经过及其必然性

    1975年整顿的挫折，发生在整顿进入科技领域特别是教育领域的时候。这时毛泽东开始改变他对整顿支持的态度，他与邓小平的矛盾开始显现并很快尖锐起来。
    9月27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辽宁情况，谈话中对邓小平主持下的这一段工作颇多否定，并提到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高度。9月28日，恰好是这次谈话后第二天，邓小平把经过修改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报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不满意，对邓小平讲了一些不赞成的意见，特别指出，文件中引用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他不记得曾经讲过。（注：毛泽东对《汇报提纲》的意见，邓小平于1975年10月14日转告胡乔木。据1975年10月14日胡乔木的日记。）而恰恰就在毛泽东对邓小平整顿科技、教育的方针有所不满之时，10月15日左右，邓小平又把刘冰等人揭发迟群、谢静宜的信转到毛泽东的案头。（注：刘冰等人的信写于10月7日。10月13日晚由教育部负责人李琦转交给胡乔木，胡当晚即交给了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邓小平希望由此推动教育的整顿。不想结果适得其反。毛泽东认为“信的动机不纯”，“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而“小平偏袒刘冰”；并说刘冰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清华所涉及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就在毛泽东形成这些看法的时候，毛远新在新疆参加庆祝活动后回到北京，于11月2日上午到毛泽东处大谈当前形势，攻击邓小平主持的整顿，说现在有一股风，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于是，形势逆转，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发动起来。不过，毛泽东认为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问题”，“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毛泽东同“四人帮”的矛盾这时虽然随之下降，但毛泽东也没有再重用他人。毛泽东对江青依然有批评，也没有让王洪文再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出面主持“批邓反右”并担任代总理的也不是张春桥，而是华国锋。
    1975年整顿中断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在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政治路线问题上，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上，邓小平和毛泽东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和分歧。在个人迷信盛行、权力高度集中的时代，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虽然反映了“历史的必然要求”，但同时也注定了“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注：借用恩格斯致斐·拉萨尔的信（1859年5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560页。）这对于毛泽东和邓小平，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都是一个不愿其发生而又无力避免的悲剧。

    七、1975年整顿的历史评价

    在1975年冬天开始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对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四人帮”攻击1975年整顿是“右倾翻案风”，“三项指示为纲”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发展工业的若干问题》、《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是三株大毒草，诬蔑邓小平是“至今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派”。这些诬蔑、攻击充斥报纸杂志，一时操纵了中国的舆论。可是，广大人民群众，广大干部党员，则拥护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反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这种代表历史主潮的评价，从对“批邓”的抵制中表现出来，从广为传播的所谓“政治谣言”中反映出来，在“四五”运动中爆发出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发展的航程中，1975年整顿的成就与挫折，为“四五”运动和粉碎“四人帮”作了十分重要的精神准备与物质准备。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5年整顿所开始的事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下，得到继续和发展。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历史评价自然也就颠倒过来：
    第一，1975年整顿是对“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的开始。邓小平说得好，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历史经验，决定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政策。其实，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1页。）
    第二，1975年整顿是改革的实验。社会主义要摆脱贫穷，就要通过改革，找出一条适合自己国情、比较快的发展道路。邓小平说：“说到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还说1976年的四五运动“证明，1974年到1975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5页。）江泽民指出：“这次整顿实质上是后来改革的实验，反映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愿望，代表了党的正确领导，在短时间内就取得显著成效”，同时，“整顿的业绩和他在整顿中表现出来的风骨，赢得了党心、军心、民心，为粉碎‘四人帮’准备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注：《江泽民同志在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上致悼词》（1997年2月25日），《人民日报》1997年2月26日。）
    第三，1975年整顿中邓小平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和在邓小平指导与影响下形成的三个著名文件，以及邓小平的一系列讲话和中共中央发出的指导整顿的一系列文件，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邓小平理论的酝酿和起点。胡乔木曾这样分析“三项指示为纲”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的基本路线的联系：“这里已经提到一个中心，一个基本点，另一个基本点改革开放当时还不可能提出来，只能叫整顿，实际上不但包含了改革，也包含了开放。”他还指明，邓小平“把侧重点放在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上面”，“这两个口号的实质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直到十三大和十三大以后，都还起着指路标的作用”。（注：《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248页。）
    总之，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贯彻落实并发展了“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三项重要指示所体现的正确思想和决策。它上承中共八大路线和“文化大革命”前10年的正确发展趋向，是60年代前期调整、1972年周恩来主持的整顿的继续和发展；它下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新时期，给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起了开辟航道的作用。1975年整顿是连接“文革”前10年和新时期的一个重要环节。在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在“文化大革命”10年中并没有完全中断。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的理论与实践，正是在“文革”发展到1975年的特殊条件下，对前10年发展与积累起来的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的运用和发展。较之“文革”前10年的探索，应该说，1975年整顿所作的探索，为新时期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作了更为直接的准备。
    邓小平用以指导整顿的“三项指示为纲”，他指导或影响下产生的三个著名文件，他领导制定的一系列中央文件，以及他在整顿中的一系列讲话、谈话、批示，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构成了日后形成完整科学体系的邓小平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