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森海塞尔武汉凯德广场:当代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引述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4 18:55:41
当代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引述
【作 者】周战超
【作者简介】周战超 中央编译局博士
【内容提要】风险社会理论由德国社会学家贝克于1986年首次提出，其时适值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发生与后来的英国疯牛病危机的爆发，这一理论很快成了西方学者关注的焦点。该理论认为工业文明在为人类创造了丰厚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足以使整个地球毁灭的风险，旧的工业社会体制与文化意识在这些史无前例的风险面前已经显得苍白无力。如何规避这些风险已成了我们所面临的时代课题。对此，学者们各抒己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摘 要 题】海外社会研究
【关 键 词】风险社会/世界风险社会/风险社会政治学/生态正义/生态民主
1986年，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出版了德文版的《风险社会》(Die Risikogesel1schaft)一书，该书首次使用了“风险社会”的概念来描述当今充满风险的后工业社会并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几乎与此同时，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第4号机组由于人为原因发生爆炸，酿成世界性的大灾难，为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提供了有力的佐证。1992年，贝克的《风险社会》(Risk Society)一书被英国学者马克·里特(Mark Ritter)译成英文后，并没有一下子为英国人所接受。后来，随着疯牛病危机的爆发与全球性蔓延，风险社会理论才成了西方学者研究的焦点。英国学者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从风险文化的角度来解读风险社会的涵义；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基础上考察风险社会；沃特·阿赫特贝格(Wouter Achterberg)探讨了风险社会与生态民主问题，提出自由民主政治不一定适合风险社会，协商民主政治才是风险社会的适宜模式；莫里·科恩(Maurie J Cohen)将风险社会理论与约瑟夫·休伯(Joseph Huber)的生态现代化理论结合起来，试图找出适合风险社会发展的新模式；还有一些学者如莱思·威尔金森(Lain Wilkinson)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风险与忧虑问题，写出《风险社会中的忧虑》一书；马克·海恩斯·丹尼尔(MarkHaynes Daniell)为了脆弱的下一代，提出了逃避风险的新全球战略。无论这些学者们从什么角度来研究现代风险社会，不可避免地都要面对同一个结论：在未来的几十年内我们将面临着深层的社会矛盾和严重的生态危机。
在所有对风险社会的研究中，贝克是最有代表性的学者。事实上，欧洲社会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贝克的理论是最富有洞察力的、也是最具有号召力的理论。它不仅产生了跨学科的影响，而且远远超出学术的围墙，在公共媒体上也引发了热烈的论争。由此，乌尔里希·贝克成为当今社会极为罕见的一位学者，他不仅对当前社会问题进行了较为科学的解释，同时对公共事务的决策过程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英国学者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在给英文版《风险社会》写的引言中高度评价了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他指出贝克的著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德国1990年召开的一年两次社会学例会就是以“现代化的现代化”命名的，其实指的就是贝克的反思现代化理论。不仅如此，在德国生态政治学的重建过程中，风险社会理论更是发挥了主导作用。拉什称赞马克·里特和西梅尔（simmel，介绍贝克理论的另外一名学者）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工程。
一、风险与风险社会
风险在英文里是"Risk"，本意是指冒险和危险，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风险是具有一定危险的可能性，或者说是有可能发生危险、形成灾难。风险与灾难不同，风险是尚未发生的灾难，风险概念是一种可能性概念。
1986年，贝克在他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中赋予“风险”一词新的涵义。他指出：“风险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种种（发展带来的）副作用。”（注：乌尔里希·贝克等著：《自由与资本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9页。）贝克对风险概念作了8点总结（注：Barbara Adam,Ulrich Beck and Joost Van Loon edited the risk society and beyond,SAGE Publications Ltd.2000,P211-229.）：
1.风险既不等于毁灭也不等于安全或信任，而是对现实的一种虚拟；
2.风险指充满危险的未来，与事实相对，成为影响当前行为的一个参数；
3.风险既是对事实也是对价值的陈述，它是二者在数字化道德中的结合；
4.风险可以看作是人为不确定因素中的控制与缺乏控制；
5.风险是在认识（再认识）中领会到的知识与无知；
6.风险具有全球性，因而它得以在全球与本土同时重组。
7.风险是指知识、潜在冲击和症状之间的差异；
8.一个人为的混合世界，失去自然与文化之间的两重性。
风险是风险社会的基本范畴，对风险的理解构成了风险社会理论的基石。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定义关系与马克思的生产关系相似。风险社会的定义关系是特定文化背景下的规则、制度和对风险的认定与评估能力。为了有助于理解风险社会的定义关系，贝克提供了4组问题（注：Barbara Adam,Ulrich Beck and Joost Van Loon edited the risk society and beyond,SAGE Publications Ltd.2000,P224-225.）：
1.谁定义并确定产品的有害性、危险、风险？责任在于谁？是那些风险制造者，那些从中渔利者，那些潜在地受影响者，还是公共机构？
2.涉及到了哪一种对原因、维度和行为者等的知与不知？对于他们来说，有可以提交的证据和“证明”吗？
3.在一个环境风险的知识必定是有争议的和随机的知识这样一个社会里，什么可以算是充分的证据呢？
4.谁决定对受害者的赔偿，决定用什么来构成未来灾害限度控制和规则的适当形式？
与这些问题相关，目前对风险社会的定义陷入困境，对于现代灾难和由人为不确定因素造成的挑战来说，它成了一个不太恰当的词语。因此，当威胁和危险变得更加紧迫和明显时，我们却处于自相矛盾的境地，即我们越发不能借助于科学的、合法的和政治的手段来确定证据、归因和补偿。（注：Barbara Adam,Ulrich Beck and Joost Van Loon edited the risk society and beyond,SAGE Publications Ltd.2000,P224-225.）
英国学者吉登斯与贝克一样都属于制度主义者，他们都将风险界定在一个由制度性的结构所支撑的风险社会中。（注：斯科特·拉什：《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4期第54页。）在1992年版的《风险社会》一书中，贝克最初把“风险社会”定义为一系列特殊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这些因素具有普遍的人为不确定性原则的特征，它们承担着现存社会结构、体制和社会关系向着更加复杂、更加偶然和更易分裂的社团组织转型的重任。
斯科特·拉什从玛丽·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斯所著的《风险与文化》一书入手，用风险文化的思想来解释风险社会的概念，提出了与贝克不同的解释。玛丽·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斯认为（注：斯科特·拉什：《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4期第55页。），在当代社会，风险实际上并没有增加，也没有加剧，相反仅仅是被察觉、被意识到的风险增多和加剧了。他们宣称，虽然事实上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带来的副作用和负面效应所酿成的风险可能已经有所降低，人们之所以感觉风险多了，是因为他们认知程度提高了。他们从文化的角度解读了三类风险：即社会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自然风险。自然风险包括对自然和社会所构成的生态威胁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带来的副作用和负面效应所酿成的风险。《风险与文化》一书将社会结构的变革和变迁分别归结为三种风险文化所酿成的结果，即倾向于把社会政治风险视为最大风险的等级制度主义文化、倾向于把经济风险视为最大风险的市场个人主义文化和倾向于把自然视为最大风险的社会群落之边缘文化。他们认定，正是这三种文化类型导致了社会结构走向混乱不堪的无组织状态。拉什认为，社会结构的变革和变迁，或者说主要是经济领域的变化，为风险文化的上升趋势构筑了基础。不确定的和已经被察觉和认知的风险，与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斯所承认的风险相比，显得更普遍。我们不能仅仅从第三类风险即自然风险的意义上来评判我们所面临的风险大大增加了，而且还要从社会结构面临风险的意义上看，从个人主义消涨的意义上看，从国家所面临的威胁的意义上看，我们所面临的风险都大大增加了（注：斯科特·拉什：《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4期第55页。）。(
根据拉什的观点，风险社会这一概念先假定在一个社会中有一个公众关注的热点和难点，并且通常把它称之为社会的焦点，先假定有一个确定的、制度性的、规范的治理范围，并且每一个单位的成员为了他们的实际利益需要有一个等级秩序。相反，风险文化并没有这样一个假定前提，它是假定有一个需要通过自然调节的非确定性的无序状态。风险文化依存于非制度性的和反制度性的社会状态，其传播不是依靠程序性的规则和规范，而是依靠其实质意义上的价值，风险文化对社会成员的治理是靠带有象征意义的理念和信仰。拉什的结论是，当今时代正是风险文化可能出现的时代，风险文化将会成为取代“制度性社会的一种实际形式，风险文化将渗透蔓延到所有的不确定领域，而这些不确定领域以前从传统的规范和秩序来说是确定的，只是在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后的高度现代化的社会中才成为会给人类生存带来风险的不确定领域。（注：斯科特·拉什：《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4期第52-53页。）在《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一文的结束部分，拉什宣称：“我们也许就要向风险社会说再见了，风险社会的时代终将过去，而且风险社会现在可以说正在走向衰落。在风险社会之后，我们将要迎来的是风险文化的时代。”（注：斯科特·拉什：《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4期第63页。）
斯科特·拉什认为风险社会总是与制度联系在一起，风险文化却总是处在反制度性的社会中，与不重要的形式相联系。然而，贝克认为，等级秩序混乱和缺乏制度上的一体化标志着其风险社会理论的本质，由此得出结论，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之间没有根本的差异。如果这两个语汇之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也是程度上的而不是原则上的问题。对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反风险社会的制度形式而言，风险社会构成了主流解释。把风险文化与风险社会对立起来没有什么意义，将它们看作是一体的东西也没有多少收获；它们指的是不同的意义形态。在当今世界，谈到对日常生活的影响时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风险社会既包括制度层次的意义，也有文化层次的内涵，二者都是构成风险社会的基本要素，单纯从一个方面来解释风险社会都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概念。
二、风险社会理论
贝克是风险社会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他的主要著作有：《风险社会》(Risk Society)、《世界风险社会》(World Risk Society)《反思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什么是全球化》、《解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全球化的形成、风险与机会》等，其风险社会理论主要体现在这些著作中。
根据贝克的理论，我们正处在从古典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或者说，我们正处在从传统（工业）现代性向反思现代性的转型过程中。而且，这种转型正在以全球规模悄悄地进行。因此，反思现代化意味着全球化，风险社会就意味着是全球风险社会。风险总是与责任联系在一起的。责任应归谁？或者说，我们真的生活在一个“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社会里吗？这是我们时代政治冲突的主要问题。一些学者认为由风险可以推理出需要控制，风险越大就越需要控制。然而，“世界风险社会”的概念使我们认识到人为的风险只有有限的可控性。主要问题是在人为不确定背景下，如何采取行动来防范风险。我们不仅知识不完善，而更多和更好的知识通常意味着更多的不确定性。荷兰学者沃特·阿赫特贝格认为乌尔里希·贝克对风险社会中大规模灾害的许多描述中存在着某些问题，并对其中两点进行了论述。（注：见阿赫特贝格的《民主、正义与风险社会》，《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3期。）
第一个问题是乌尔里希·贝克很可能会成为一个风险上的客观主义者，因为他认为，只要风险是不可置疑的客观事实的话，它将具有预示未来的特征。另一方面，至少部分地，他倾向于接受对风险（一般）的社会建构性解释。第二个问题涉及到风险计算及其不确定性之间的区别。科技与工业为风险社会制造了大规模的风险，事实上，这些风险基本上超越了（私人）保险的范围，乌尔里希·贝克（如1992b,p
阿赫特贝格并没有针对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缺陷展开论述，他的兴趣在于乌尔里希·贝克理论的规范性制度内涵，特别是它与社会正义和环境正义问题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与风险社会中民主的范围与本质问题的相关性。他认为，贝克对这些问题的论述都不太清楚或者是没有展开。所以，他认真地分析了贝克没有清楚地论述生态民主政治的原因，得出了自己的结论：风险社会的政治改革预示了其常规体制。另一方面，如果风险社会将要成功地迎接其自身带来的道义上的和其他方面的挑战，就急需沿着生态民主政治的方向发展，大体上来说，这种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建立在公民广泛参与基础之上的协商式民主政治。（注：见阿赫特贝格的《民主、正义与风险社会》，《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3期。）
英国伦理、社会与环境危机牛津研究中心研究员莫里·科恩指出贝克的风险社会概念具有相当可观的潜力，因为它解释了三个敏锐的问题，即经济增长的责任、风险科技的普遍性和抽象科学研究的不充分性。（注：Risk Society and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Maurie Cohen,Futures,Vol.29,No.2.pp.105-119,1997.）在向后现代发展的社会转型中，建立在分担生态危机和科技风险基础之上的社会冲突变得更加突出。与风险社会理论相对的是约瑟夫·休伯的生态现代化理论，这一理论勾画了纠正当前消费实践与工业生产中的生态缺陷的理性战略。约瑟夫·休伯把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与生态现代化理论纳入同一理论框架内并提出了新的生态现代化理论。
弗兰克·费希尔(Frank Fischer)从风险意识与责任入手，详细陈述了环境学专家与计量专家的政见，提出了风险时代的生态政治学理论，补充了风险社会理论中关于“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概念。（注：Ulrich Beck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risk society:Organization & Environment;Thousand Oaks;Mar 1998;Frank Fischer.）
风险只要一出现，就必然会产生责任问题。人们在处理这些风险的过程中总是想方设法回避责任问题。迷宫式的公共机构和一些公司就是这样安排的，即恰恰是那些必须承担责任的人员可以获准离职以便摆脱责任。贝克认为，这就是风险判定中最突出的方面，也就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其含义在于，第一次现代化所提出的用以明确责任和分摊费用的一切方法手段，如今在风险全球化的情况下将会导致完全相反的结果，即人们可以向一个又一个主管机构求助并要求它们负责，而这些机构则会为自己开脱，并说“我们与此毫无关系”，或者“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只是一个次要的参与者”。在这种过程中，是根本无法查明谁该负责的。（注：乌尔里希·贝克等：《自由与资本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页。）
费希尔认为，在政治上过时的反应根本不适合对付现代灾难，风险社会就陷于这些过时的政治反应中。因此，我们面对一个自相矛盾的观点：正当威胁与灾难看起来变得更加迫近和明显时，它们同时又从证据、义务和政法体制企图捕获它们的夹缝中溜走。如贝克所论述的，我们正在用19世纪的体制来应对20世纪晚期的危机。
根据乌尔里希·贝克的观点，风险社会中的重大的灾难有能力引发一系列对社会假设、制度目标和实践的批判性反思。从科学与社会信任产生冲突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讨论可以引发一场新的“政治反思”。环境运动是风险社会中这些新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
费希尔指出，风险社会的概念有许多含糊不清的漏洞，许多欧洲人以此为理由将乌尔里希·贝克当作一个广告员，说他更多的兴趣在于建立了一个哗众取宠的概念而不是作为一个严谨的社会学家捕捉环境实验中的证据。不幸的是，这些观点在早期误导了许多人漠视乌尔里希·贝克对社会的更深层意义的贡献。他有关风险社会的理论和对公共环境的担忧也被人忽视了。虽然，在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中我们能够看见我们正生活在风险的边缘，但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根本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观点，而很多的人包括许多环境学家，甚至没有生活在乌尔里希·贝克想竭力使我们相信的焦虑状态。一些专家认为，人们正在不断提高对生活的期望值，事实上我们生活在一个“最安全的时代”（注：Ulrich Beck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risk society:Organization & Environment;Thousand Oaks;Mar 1998;Frank Fischer.）。事实仍然是虽然环境问题已经走上了政治议程，却还不是工业消费社会的核心问题。除非我们回过头来求助于虚假意识（在贝克那里叫工业宿命论），我们必然要解释，为什么只有客观资料还不能够提出乌尔里希·贝克领悟到的表现当前政治形势的批判与普遍的大声疾呼呢？贝克的部分问题是他对现实主义认识论的信任。一旦我们承认在全社会中建立了风险意识，像乌尔里希·贝克那样，就不再可能回头来求助风险所触发的环境意识。
尽管乌尔里希·贝克的著作提出了许多有益于讨论的问题。一些社会学家还是指出风险社会理论存在的局限性。对此，费希尔归纳了三点（注：Ulrich Beck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risk society:Organization & Environment;Thousand Oaks;Mar 1998;Frank Fischer.）：
首先，风险社会理论关于风险的论述有近乎于夸张的倾向。
其次，风险社会理论从来没有真正质问专家和知识的意义，尤其是，没有质问他们的不确定的社会文化基础。涉及到其专家政治化的论述时，与专家贩卖的那种知识的实用性和适当性问题相比，更多的是人们如何决定专家相信的问题。公民可能质问这些知识的可行性，或其他类型的知识可能更适合于证明，从来没有考虑过焦虑的市民们所担忧的风险。
最后，风险社会理论存在着风险民主问题。乌尔里希·贝克曾论述过，环境风险是一个伟大的平均主义者，像辐射或烟雾这样的污染不会考虑社会界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的确是事实。但是，在过去十多年中，环境研究表明许多形式的污染对不同阶级的影响也是不同的。事实上，这样的研究在环境正义运动的兴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场运动强调污染、灾难对种族、阶级、性别的冲击。在当代生态政治学中，这种运动成为了一支主要的新生力量。
乌尔里希·贝克没有认识到这一点，部分原因可能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思想只在一个很小的相对单纯的社会中传播与发展。然而，如果说这一观点是其环境危机这一整体理论的主要原则的话，没有坚持这一原则就会产生重要的问题，这关系到他在政治上反思现代社会转型的有效性。然而，这并不等于贬低贝克在其他领域的贡献。，
三、风险社会理论的意义
尽管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存在这些局限性，人们仍然相信他提出了强有力的新观点。他揭示了植根于我们主流社会体制的思想过程、决策规则和行政实践中的危机发生的方式，对于正确理解和应对后工业社会的生态冲突和科技发展的副作用很有必要。
首先，风险社会理论为进一步广泛讨论生态危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风险社会的概念虽然还不太成熟，它却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打破了注重科技与工业发展的积极作用的传统思想意识，培养了人们的反思和自省意识，从而，使人类进入了一个反思的时代。通过对现代性反思至少使人们意识到科学必须理性地发展。（注：Risk Society and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Maurie J Cohen,Futures,Vol.29,No.2.pp.105-119,1997.）
其次，风险社会理论增加了人们的风险意识，将生态危机与科技发展带来的风险突现出来。然而，它对未来风险的描述有些夸张倾向，既不可能被计算也不可能被预知，这样会使人们陷入一种无奈的忧虑，滋生悲观主义情绪。虽然贝克本人宣称他不是悲观主义者，但他的思想仍会使一部分人在风险面前显得焦虑不堪。为此，威尔金森专门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风险与忧虑的关系问题，写出《风险社会中的忧虑》一书。
最后，风险社会理论在制度层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风险社会中，旧工业社会体系已经过时，民族国家已经无力应对威胁整个人类的现代风险，这必然要求并引发社会结构深层的变化和政府制度的变革与角色的转换。在全球风险社会里，建立全球风险防范体系，最终以承担风险的基本单元为基础形成全球公民社会，这是贝克在《世界宣言》（注：World risk society/Ulrich Beck.Cambridge:Polity Press;Malden,MA:Blackwell,1999.）中的思想。然而，如何实现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型、如何实现生态民主与保持社会正义等都还是摆在人类面前的难题。
总之，风险社会理论的主要贡献就是让我们利用其关于风险、灾害和社会思想的分析重建现代性理论。乌尔里希·贝克虽然没有完成整个工程，其风险社会的理论却提出了现实的针对性问题。
关注危险与安全是人类社会的永恒问题。目前，人类正承受着SARS病毒的挑战，如何建立起防范风险的公共机制是风险社会理论核心的论题，也是人类社会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截至目前，中国对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主要是介绍与翻译西方的风险社会理论，重要的译著有：乌尔里希·贝克等著、路国林译的《自由与资本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乌尔里希·贝克、哈贝马斯等著、王学东、柴方国等译的《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3月）和即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贝克的《风险社会》等；主要的译文有：乌尔里希·贝克著、郗卫东编译的《风险社会再思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4期）、斯科特·拉什著、王武龙编译的《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4期）、乌尔里希·贝克等著、王武龙编译的《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上篇）（《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3期）、沃特·阿赫特贝格著、周战超编译的《民主、正义与风险社会》（《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3期）等。在此问题上，西方学者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为进一步广泛深入地研究风险社会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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