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人的思维批判》有感：思维方式改造漫谈

《中国人的思维批判》楚渔 人民出版社 出版

作者： 宋惠昌（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

楚渔先生的《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一出版，很快就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且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其中的一个焦点，是检讨我们传统的思维方式及其问题，有一些评论已经接触到了我们究竟应该形成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即思维方式改造的问题。我看，这倒是我们研究这部著作的真正价值之所在。

应该说，楚渔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已经不是新问题了，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先进的知识分子在这方面做了许多有价值的工作。但是，楚渔先生的研究视觉新，令人耳目一新，读了给人以有启发。我就当代中国思维方式改造的问题，谈谈我的几点粗浅认识。

对传统思维方式改造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对中国旧思维方式弊病的揭露和批判。对此，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如龚自珍、梁启超、严复、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以及后来的梁漱溟，等等，他们的一些尖锐批判，见解深刻，振聋发聩，发人深省，有重要历史贡献。比如梁漱溟在1949年写的《中国文化要义》中，他尖锐地指出：“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上说话机会”。他还列举了中国文化的五大病，即：(一)幼稚——中国文化实是一成熟了的文化，然而形态间又时或显露幼稚，比如说，人与人之间的隶属关系，本为封建社会的特征，但是目前仍然还有；(二)老衰——中国文化本来极富生趣，比任何社会有过之无不及，但无奈历史太久、傅到後来生趣渐薄，此即所谓老衰了。 社会生活机械化、形式化严重，对社会问题几乎不许商量，不许怀疑，不许稍微触犯，否则就予以严厉的压迫制裁；(三)不落实——西洋文化从身体出发，很合于现实。中国文化有些从心发出来，便不免理想多过事实，有不落实之病，甚至常常是理想与现实相脱离； (四)落於消极亦再没有前途——与其不落实之病相连者，尚有一病，就是落於消极，积极于理，而不是积极于利和力，结果是政治消极，只有敷衍现状，一切远大理想均不能不放弃；(五)暧昧而不明爽——以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类如西洋文化)——相封照，令人特有“看不清楚”“疑莫能明”之感。比如对于自由，又像有，又像没有，又像自由很多，与西方人不同，不明朗不确实。[1]

他揭露的中国文化的这些弊病，其中主要是价值观、思维方式方面的问题，因此，这对我们检讨今天的思维方式，也是有价值的。

应该说，在批判地改造传统思维方式、形成新的思维方式方面，近代以来的许多知识精英做了不少有开辟性的贡献。这对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事业，有奠基作用。应该承认一个事实，即我们的改革开放过程，就是思维方式变革的过程。比如说，真理标准大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观念的确立，可以说是思维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其余的如公私观念、等等，都标志着思维方式的进步；但是，积重难返，积习难改，要真正把改革开放事业继续进行下去，思维方式的改造，仍然任重道远。

在此，就我个人这些年来的思考，谈谈当代中国思维方式改造的几个基本问题。

第一个问题，当代中国思维方式改造的关键，是进行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我认为，要真正改造传统的思维方式，清除旧的思维方式积习，必须在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上下功夫。没有一个现代的、先进的经济、政治体制，不可能形成和巩固一种现代思维方式。因为，一定的思维方式归根到底是一定经济、政治体制的反映，比如说，市场经济体制对于真正的竞争意识的形成，民主政治对于平等精神的形成，就是有决定意义的。当然，一种超前的思维方式，对于改造旧的经济、政治体制，形成新的经济、政治体制，是有积极促进作用的；但是，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就会阻碍新思维方式的形成和巩固。

这是近30年改革实践经验教训的一个重要内容。所以，我坚持这样的一个观点：要真正改造传统的思维方式，形成现代的新思维方式，必须在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上下功夫。否则，我们进行的思维方式改造工作，很可能前功尽弃。

第二个问题，以民主主义思维方式取代权势主义思维方式。当前思维方式改造的一个艰巨任务，是克服和清除权势主义思维方式，形成和发展民主主义思维方式。这里所说的权势主义思维方式，是以集权、人治为基础的，等级、特权，是这样的思维方式的灵魂；这里所说的民主主义思维方式，是以民主、法治为基础的，思想自由、人格平等，是这样的思维方式的核心。

在中国，皇权政治创造了权势主义思维方式，而权势主义思维方式又巩固了皇权政治。这样的思维方式，源远流长，可以说一直延续到现在。比如，从“圣旨”，到“总理遗嘱”，到“最高指示”，再到“重要讲话”，就以不同的形式反映出了几乎是同样的权势主义思维方式特点。

我们的报纸、电视、广播等新闻媒体，凡是涉及到不同等级领导人的报道，都能够看到权势主义思维方式的各种各样表演。比如说，高级领导人叫“重要讲话”，一般领导人叫“讲话”，其他与会者叫“发言”，如此等等。据我观察，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近几年这样的情况有愈演愈烈之势。

一个可怕的现象，是权势主义思维方式已经渗透到学术界中来了——权力的等级决定了学术地位的等级，“等级真理论”危害很深。许多事实证明，学术界的权势主义，严重危害着学术发展，一个根本原因是学术权势主义扼杀了学术自由——没有学术自由，我们的教育界、学术界、思想界，还会有什么希望吗？

很显然，权势主义思维方式的表演已经越来越令人讨厌了。这本身也预示着新的民主主义思维方式到来的必然性。当然，这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需要我们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有的时候可能伴随着一定的思想斗争，甚至还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第三个问题，以多元的思维方式取代一元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这个转变的实质，是由思想专制向思想自由的转变。一元的思维方式，是以专制主义体制为基础的专制主义的思维方式，是由政治上领导的一元化模式，进而要求整个社会的思想统一。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形成了思想僵化，而根本原因则是思想定于一尊。

但是，以政治权力或者行政权力来要求全社会统一思想，或者把思想统一到一个人的讲话或者文件精神上来，这是不现实的，不可能的，也是有害的。因为这就等于禁止不同思想观点的存在，实质上是在扼杀思想自由。没有思想自由，这样的社会必然会僵化，很显然，这个后果是很可怕的。

不少的人一提到“多元”、“多元化”，就有点害怕，因此，常常避讳这个说法，用多样性代之，但是，“多元化”与多样性，这两者的意思并不相同。其实，所谓“多元”、“多元化”，这是指思维主体的平等性特点，或者说，作为思维主体的人们之间，没有行政或者政治的隶属关系，大家都是独立、平等的社会主体。而这恰恰是思想自由的保证。

多元的思维方式之所以是一种自由的思想模式，是思想自由的一种保证形式，其中的一个要求，就是能够平等地对待不同观点、不同意见，而更重要的是能够对所谓的错误观点、错误思想也平等对待，即对大家所认为的“正确观点”和“错误观点”，能够一视同仁。其实，对于不同理论立场、不同思想观点的社会主体（包括个人）来说，所谓“正确观点”和“错误观点”，也就是不同观点。而且，就即使是一个时期里，大多数人认为的“正确观点”或者“错误观点”，经过历史的检验，也可能会转化的。历史上这样的情况是屡见不鲜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提出“不允许发表错误观点”，这个提法本身就是不正确的。在现实生活中，“不允许发表错误观点”，就等于不允许发表任何不同思想观点，那么，许多真正的思想也就被扼杀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明确提出：要平等地保护那些被认为是错误的思想观点。在我看来，只有非法的行动，没有非法的思想观点。

第四个问题，以批判性的思维方式取代论证性的思维方式。楚渔先生的《中国人的思维批判》，是一种以批判性的思维方式来阐述自己观点的尝试。他的这个理论尝试是成功的。这里的一个关键，是科学地理解“批判”的实质。其实，科学研究过程中的批判，就是研究者作为一个思维的主体，对研究对象的分析、评论、判断、得出逻辑结论的过程。不是形而上学的否定，而是辩证法的否定。对此，马克思的一段论述很值得我们一读再读：“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

这样，我们才能使自己的研究越来越接近真理。

与此相反的论证性思维方式，是与此相反的，可以说是一种单面性的思维方式，它假定既有的思想观点是绝对正确的，所以，对上面来的东西，只能理解，只能认识，只能论证，而不能提任何问题。有一种说法是要“真学、真懂、真信”。如此说来，那就不需要我们有思想了，更不需要我们有自己的思想了，只要“真学、真信”就行了。事实证明，这样的论证性思维方式，是最脆弱的，而相应地，通过单向灌输而使人们得到的思想观点，稍微有风吹草动，就会动摇的。

论证性思维方式得到的东西，是外在的，而只有经过自己的批判性研究得来的东西，才是自己的。

还有几个重要问题，如以开放的思维方式取代封闭的思维方式，以个体的思维方式取代整体的思维方式（思维的主体应该是个人，而不应该是一个权力机构），以思辩性的思维方式取代伦理说教式的思维方式（思维要有严格的逻辑程序，如司法一样，不能以结果的崇高效来取消严格的程序，或者说，动机高于程序）等等，都是需要非常艰苦的工作，都是需要下很功夫并可能付出代价才能取得成效的。

看来，我们在思维方式改造方面，的确是任重道远啊！

[1]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259、297－300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