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皮结局是什么:在延安辅佐康生抓特务的干将布鲁建国后即被整肃

在延安辅佐康生抓特务的干将布鲁建国后即被整肃

作者: 南国剑出鞘

延安来了一位年轻的独臂侦察科长
　　１９３９年１０月，正是陕北高原秋麦收割季节，延安边区政府保卫处，新来了一个３０岁左右的独臂侦察员，名为陈泊，又叫布鲁。对于陈泊的个人履历和来延安的情况，没有多少人知晓，只有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副部长李克农心里有数。这个身体修长却显得壮实的独臂汉子，肤色黑里透红，前额光亮宽阔，加上浓眉大眼和棱角分明的脸庞，浑身上下透出一股英武俊逸之气。

　　陈泊原名卢茂焕，１９０９年出生于海南岛的一个渔民之家，小学毕业后来到琼海，进厂当了工人。做工期间，性格刚直而又爱打抱不平的陈泊，被中共地下党注意上了，在实际斗争中将他培养成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两年后又加入了党组织。陈泊在琼海的地下斗争中，担任过交通员、侦查员，表现得机智勇敢，多次出色地完成任务。１９２８年５月，海南的革命斗争遭受挫折，陈泊被迫逃亡海外，先在新加坡一年多，后又转到马来西亚，与地下党组织接上了联系。马来西亚总工会任命这个２０多岁的青年担任纠察总队的总队长。

　　１９３２年秋，陈泊受马共中央的指令，参与诛除大叛徒、原新加坡区委书记李锦标的行动。李被捕后经不起酷刑讯问，叛变投敌，先后出卖党内同志上百人，新加坡地下党组织几乎被他破坏殆尽。陈泊他们本想用自制的炸弹将李锦标炸死在酒店。不幸的是，在做炸弹试验时突然发生爆炸。等他醒来的时候，人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左手已被炸飞一截。为保住他的生命，医院给做了高位截肢手术。警方人员见他苏醒过来，在病房里进行了审讯。机警的陈泊知道警方还不了解他们自制炸弹的背景，也找不到这方面的证据，便一口咬定自己是“爆炸的无辜受害者”，要求警方查清作案人，赔偿他的医疗费和损失。警方审来审去，拖了将近一年，没有任何结果，只得把他连同一批政治犯驱逐出马来西亚。陈泊回到海南，不久来到广东，与我地下党组织接上了联系。中共广东省委的情报部门决定让他奔赴延安。陈泊用了７０多天的时间，完成了从广东到延安的艰险旅程。中央组织部根据他的特长，安排他在延安边区政府保卫处担任侦察科长。
　　

　　屡立奇功，被毛泽东誉为“福尔摩斯”

　　不到两个月，从南洋来到北国的陈泊，完全适应了延安的生活，充满激情地投入工作。他几次独自到距延安数百里的边境情报点检查工作，每次都能带回很有价值的情报。

　　陈泊从内部特情提供的情报中获悉，西安国民党中统机关将在近期派遣一名特务进入边区，公开身份是《中央日报》记者，其任务是检查边区各县国民党党部执行“溶共”、“防共”、“反共”方针的情况。
　　
　　经过请示，陈泊布置人员，暗中张开了罗网。

　　这个所谓的《中央日报》记者一进入边区，就被我方人员抓获。陈泊连夜进行审讯，这个特务坦白交待了全部计划。陈泊在走出审讯室后，对其他侦察员兴奋地说：“现在，我可以冒充这个家伙，到几个县去掏他们的老底儿！”几个侦察员都说这样太冒险了。陈泊把头一歪，意味深长地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冒点险，能够办成事情？大家帮助我准备准备吧。”

　　吃过晚饭后直到下半夜，陈泊与侦察员们聚在一起，从各个角度把一切细节想得详细具体，包括对各种身份的人，如何答话问话，如何获得对方的材料，都考虑到了。

　　第二天，陈泊穿上被捕特务的衣服出发了。他首先来到延长县，手持《中央日报》的记者证，来到国民党县党部，开口就指名要见书记长。已接到上峰通知的书记长，对他不敢怠慢，热情相迎，上茶献烟。在外设军警岗哨、内有暗探把守的县党部，陈泊大大咧咧地翘起二郎腿，听取书记长和官员们的报告。这些人将他们收集到的我方情报，向这位“钦差大臣”一一汇报。陈泊又记又问，还要看材料。他特别注意每一项情报的来源，包括每一个秘密情报点的具体人员。听完了汇报，还要郑重其事地“指示下一步的工作”，以国民党官场的一套，对这些人大加训斥。他回到延安后对侦察员们得意地说：“这一次真是骂得痛快！什么‘饭桶、熊包、笨蛋’，连珠炮一样喷出来。”

　　有了在延长县初获成功的经验，陈泊又接连到延川、清涧等６个县，对这些地方的国民党内部，进行了探查。回来后，他详细整理了各个县的材料，向保卫部门下达密令，各县公安局按图索骥，捕捉暗藏的特务。

　　这次捕捉活动抓获了特务４０多人，大大削弱了国民党在延安边区的特务力量。同时，我党将这些县的国民党党部反共的罪恶活动加以公布，使国民党西安当局在政治上非常被动，感到难堪。

　　１９４２年春节前夕，延安边区已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才从甘肃陇东回来的陈泊，接到庆阳县我方特情密报：我秘密哨所抓获一个来自国统区行动诡秘的男子，名叫陈兴林，陈在审讯中供认负有国民党军统交办的重大使命，愿意弃暗投明，但只能向中共保卫部门的负责人洽谈。

　　这天深夜，陈泊秘密会见陈兴林，两人经过长谈，交流得甚为融洽。陈兴林痛哭流涕地讲述了自己如何被胁迫当了国民党特务的经历，特别是交待了这次潜入边区的任务。

　　原来，陈兴林本是在西安读书的热血青年。１９３８年１０月，他联络了３个要好的同学相约一同去延安，参加抗日救亡斗争。不料走到临潼时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截住，把他们强行送到西安郊外的一个训练基地。陈兴林经过３个月的“洗脑”和强化训练，以优异成绩被派到汉中特训班当教员。

　　汉中特训班是个绝密的特务组织，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一手创办的。其学员都是被骗来的初中文化以上的青年男女，人员准进不准出，互相一律以代号相称，彼此不知道真实姓名。训练的内容除思想上的反共教育外，还有枪法、爆破、暗杀及如何窃取情报的技术等。这种训练３个月为一期，毕业后即伪装成进步青年，派往延安长期潜伏。但规定横向之间不可发生联系，也不同上级机关进行联络。国民党军统将这些人员称为“第五纵队”，给他们布置的任务是等候时机，配合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实施刺杀中共党政军领导人，破坏军事设施，炸毁桥梁、仓库等破坏活动。

　　到１９４１年１０月，这个特训班已经办了九期。陈兴林从第一期到第九期，始终是教官。这年年底开始，国民党胡宗南部欲大举进攻延安，需要部署那些已经潜伏下来的特务，做里应外合的准备。可是由于这些人按要求长时间不与上峰联系，特务机关既不知道他们潜伏在延安的什么单位？，也不知道这些人叫什么名字？惟一的办法就是选派一个熟悉这些特务的人，打入到延安去，从接触中逐个认识，布置任务。陈兴林被选中了，因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从一期到九期的学员，他个个认识。

　　接受了任务的陈兴林装扮成一名小商贩，怀揣四十快银洋，穿着一身地道的西北人服装，从铜川方向进入延安，刚到临近富县的界子河，就被我方的巡查人员抓获。

　　陈兴林之所以在审讯中流露出愿意向共产党投诚的思想，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经过多年的观察、思考，认为共产党的确是大大有别于国民党的政党，其一切行动表明，这个党完全是为国家为民族着想的。他听说八路军已经解放了他的家乡庆阳县，不由地分外思念老母亲和去年成婚的乡村妻子。

　　陈兴林向陈泊谈完这一切后，提出一个要求：让他自由地回庆阳三天，探望老母和妻子后返回延安。
　　对于陈兴林提出的要求，保卫处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不同意者占多数，说这是军统特务玩出的阴谋，欲借机逃走；还有人建议派便衣人员武装跟踪，或者将陈兴林母亲和妻子接到延安来。
　　
　　陈泊与上述两种意见截然相反，极力主张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让陈兴林自由地回庆阳去，促进他的思想转化。他的理由是充分的：一是庆阳已经成了八路军的天下，陈兴林能往哪儿跑呢？二是他即便逃了，其家室还在，陈能不担心家人的安全吗？三是他既然主动交待了一切情况，就是诚心的，否则不怕我方公布他的材料么？

　　陈泊的意见被反映到中央社会部，得到了批准。

　　陈泊对陈兴林说：“你放心回去，我们决不会派人跟随你。”他还给了陈兴林一些边区的货币，让他买些衣物食品回去，并送给一只大烧鸡和几块布料，作为回家的见面礼。陈兴林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感动得泪流满面，赌咒般地说他一定回来。陈泊笑着说：“别讲这些了，我们相信你。”

　　三天过去，就在保卫处的多数人担忧的时候，晚上断黑时，陈兴林回来了，见到陈泊就感动地讲起回家的感受，说共产党对老百姓真好，去年庆阳闹了旱灾，边区政府给农民发了救济粮和救济款，他家也得到了２００斤细粮。

　　不久，是“五四”青年节，延安举行了盛大的庆祝集会。

　　吃过早饭，陈泊带上陈兴林和十几名挑选出来的保卫干部，便衣武装来到会场，隐蔽在入口处的彩门两侧。从９时起，各单位各院校的队伍打着写有纪念“五四”字样的旗帜，唱着歌列队进场。作了伪装的陈兴林睁大眼睛望着，认出一个“特训班”的成员，就作个暗示，便衣人员跟上去，向领队打听此人的姓名。从人员入场到大会结束，陈兴林指认出特务３６名。会后，保卫部门进行逮捕，又加以突审，这些潜伏特务大多数招供，其后再经过这些人指认，相继抓获同党２０多人，总共６０多人的潜伏特务被一网打尽。令中央社会部和中央军委保卫部震惊的是，这些特务的潜伏范围之广，潜伏程度之深，是无法想象的。从中央党政机关到延安的地方政权，从高校到群众团体乃至一些兵站，无所不在，还有少量的钻进了高度机密的中央机要交通部门！

　　由陈泊一手破获的国民党军统“汉中训练班”大案，在我党情报、保卫部门引起轰动。情况上报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感到十分振奋，特地召来康生询问情况。毛泽东听了汇报后，点着头自言自语般地发出赞赏：“当为奇功！奇功！”接着又问：“是何人具有如此的神通？”

　　康生不得已说：“这是布鲁同志一手操办的。”

　　“噢，这个布鲁，真是我们延安的‘福尔摩斯’！”毛泽东风趣地说完，又问了陈泊的简历，慨然道：“可惜我们只??样的人保卫延安！”

　　康生很快地领悟到什么，说道：“我们马上就研究，准备由布鲁同志担任保卫处的处长。”

　“那好嘛，这叫有功就赏。”毛泽东笑吟吟地首肯。

　　陈泊被毛泽东誉为延安“福尔摩斯”的事，在延安保卫战线和情报部门传开了，其美名不胫而走。不久，陈泊被任命为延安边区政府保卫处处长。
　　
　　中央社会部吸收陈泊参加，认真研究，决定对这次抓获的６０多名特务，一个也不判刑，而且对认罪好的释放出去，让他们走自新之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些对于共产党有着重新认识的特务人员，释放后没有一个人重回国民党军统，大多数人成了拥护抗日救国的革命者。就说那个陈兴林，参加革命后从严改造自己，两年后成为了中共党员。
　　

　　识破假新四军旅长，保证了毛泽东的安全
　　

　　陈泊在延安的情报生涯，是用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和杰出的谍报才干写就的。继破获“汉中训练班”一案后，他的另一项令人钦佩的杰作，就是及时地洞察出军统特务企图借机刺杀毛泽东的阴谋。

　　那是１９４３年６月上旬，八路军延安留守兵团驻吴旗长官庙的警七旅补充团，某警戒哨于凌晨发现有人偷越山口，立即调集部队进行围歼，共打死武装特务７人，但没有留下一个活口。为此，留守兵团肖劲光司令员对补充团作了严厉批评。

　　相隔数日，在富县的边境，又发生半夜绕越哨口的事件。哨所的八路军战士开枪射击，二人被打死，一人重伤被俘，不久就死去。三人均着便装，有如学生打扮。

　　接连两起武装特务偷越哨口的事件，引起了陈泊的高度警觉。他向中央军委保卫部部长钱益民汇报了自己的想法。第二天，由中央军委保卫部牵头，召开了留守兵团、延安边区政府保卫处、延安公安局等单位的联席会议，作出了加强延安的防特反特，特别是保卫中央领导人安全的决定，具体措施是在边区搜索武装特务、严密监视“抢救运动”中有特嫌的人员等。

　　陈泊每天要保卫处的有关人员，从中央军委和中央办公厅，抄来中央主要领导日常活动的安排计划，认真阅看。这天，他从安排计划中看到这么一项内容：６月２２日上午１０时，毛泽东接见新四军第三师八旅旅长田守尧。在笔记本上记下田守尧的名字后，陈泊当下来到中央军委，向钱部长询问情况。参谋人员拿出田守尧报到的材料，上面写道：田是今年３月上旬从华中出发，经渤海、冀东、平西进入晋西北，从那儿进入边区的。他抵达晋西北时有电报发给中央军委，但所持的中共华中局的介绍信在渡海战斗中丢失。
　　
　　陈泊看完材料，向钱益民提出：能否向晋西北的两个兵站去电，查证田旅长是否从那儿经过？
　　
　　当天下午，陈泊接到通知：晋西北八路军兵站回电，今年５月下旬，并无新四军旅长田守尧从那儿路过。陈泊放下电报，沉思良久，忽然腾起身子，跑步往外走去。
　　
　　陈泊来到钱益民办公室，说道：“我建议马上审查那个田守尧，再决定毛主席是否接见。”
　　“哦，你有什么怀疑的证据吗？”

　　“是的，我认为吴旗、富县发生的几起特务越境事件，表明国民党特务企图混入延安。而在延安，装扮成军人是不容易发现的。这个田守尧，从３月份就离开华中，到现在３个多月了，这中间可能发生很多的变化。为什么田守尧在材料上填写路过晋西北，而兵站回电没有这样一个人，这里面有问题！”

　　钱益民待陈泊说完，思考了一阵，道：“你的怀疑有一定道理。这样，审查田的任务交给你。对了，注意一下方式方法。”

　　从这天下午起，陈泊用了整整两昼两夜的时间，终于将“田守尧旅长”审查清楚：对方果然是军统派来刺杀毛泽东的高级特务！原来，新四军第三师八旅旅长田守尧，于今年３月初与该旅参谋长彭雄等人，从山东出海绕赴延安，参加党的会议。他们在渤海的连云港与巡逻的日军遭遇，所有人员无一生还。日军不知道这次海战中击毙的是什么人，但军统特务很快查清楚死者中有八路军旅长田守尧，并将这一绝密情报电告重庆军统总部。在戴笠的亲自策划之下，军统派出数批特务潜入延安，包括这个精心选出来的“田旅长”。这名高级特务在中央军委招待所住了５天，没有人对他的身份表示怀疑，眼看还有两天就要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没想到在这节骨眼上却没能逃过陈泊的火眼金睛。
　　
　　６月２９日上午，中共领导人刘少奇在延安对记者发表讲话，揭露国民党派遣特务进入延安扰乱并企图刺杀中共领导人的事实，一时舆论哗然，国民党方面狼狈不堪。
　　
　　陈泊又立下了一个奇功，受到中央社会部的内部表彰。这位延安“福尔摩斯”更出名了。
　　

　　建国后，功勋卓著的反谍斗士蒙受旷世奇冤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国共两党在东北进行激烈争夺的紧迫形势，把在延安的陈泊及其妻子吕璜，推到了战火纷飞的东北前线。１９４６年６月，夫妇俩到达东北，陈泊任中共松江省委常委、社会部长，兼哈尔滨市公安局长。吕璜任滨县公安局长。

　　其时，刚从国民党手中夺回一个多月的哈尔滨，社会环境极为复杂。日伪军和警宪特务、土匪四出破坏。白昼黑夜，市区郊外，枪声不绝于耳。陈泊从被抓获的一般特务身上入手，派人打进去充作内线，破获了潜伏在哈尔滨的国民党地下党部，抓捕特务、反动官吏近３００人。接着，在解放军驻军的配合下，陈泊指挥了几场搜剿战斗，将蒋介石新近任命的“冀东挺进军上将总指挥”、新编第二十七军军长姜鹏飞及其“军部”机关一网打尽。这两记重拳的出击，基本上肃清了国民党在哈尔滨潜伏的敌特力量。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生龙活虎的陈泊与吕璜，从东北出发，一路南下，直抵江西，最后抵达南国重城广州。这位延安“福尔摩斯”，神勇传奇的独臂谍报英雄，出任广州市公安局的首任局长。把他放到这一重要位置上，是叶剑英专门向中央要求的。此时的叶剑英担任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广州市市长，这位儒帅已估量到解放后的广州将面临着错综复杂的敌情，所以特别点将陈泊，另一位同时调来的副局长陈坤，也是广东人，原为我党在香港的情报系统负责人。

　　广州是人民解放军攻占的大陆最后一座重要城市，一败涂地的国民党要将所有的怨仇和积狠倾泻到这里，除了布置大量的特务潜伏下来，还网罗了一批港、澳当局清出的盗匪歹徒及流散的警宪人员，把一座“阳光”初洒的花城搅得乌烟瘴气，令平民百姓惊恐不安。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广东省委的领导下，陈泊与陈坤以昂扬的斗志投入肃清敌特的工作。他俩首先征得华南分局批准，从地方和部队调进大批人员，充实公安队伍，又从国民党警察局挑选接收了近千名警员，以强大的力量频频出击，搜捕隐藏于各个角落的敌特警宪，仅用１年左右的时间，就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侦破敌特匪案件３２０多起，抓捕人犯１５００多人，缴获地下电台２０多部，各类长短武器逾千支，还有部分机枪、迫击炮；

　　粉碎了国民党特务妄图爆炸广州市军管会大楼的阴谋，抓获作案特务１１人，包括台湾中统、军统共同派出的电台组上校组长，并使电台报务员为我所用；

　　市公安局配合地下党策反了白崇禧部所辖的“桂山号”军舰，舰上４００多名官兵全部起义投诚，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市公安局通过地下党组织调动金融界的关系，将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预备逃美带走的三万美金截住……

　　中共广东省委对市公安局的工作大为满意。叶剑英在写给国家公安部领导的一封信中，特别提到：“广州市的潜伏敌特力量迅速肃清，社会治安的根本平定，与陈泊同志的领导努力是分不开的。”

　　谁也不曾料想到，４０出头，年富力强的陈泊，在为革命竭忠尽智，干得正得心应手的时候，却被突然卷起的一股政治漩流，卷入万劫不复的死亡深渊！

　　１９５１年１月２４日深夜，陈泊与副局长陈坤，正各自在家里置身于睡梦之中，突有一个班的荷枪实弹的军人，奉命闯入，将两个人戴上手铐押走了。

　　逮捕陈泊与陈坤，是建国后震惊全国公安战线乃至党内的惊人事件。从两陈被捕的第二天起，短短的２０天之内，广东省公安厅被抓了７００多人，广州市公安局也被抓了３００多人，几乎是全局干警总数的一半！短时间在一个省的公安系统，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肃反清特”，令人万分震惊。

　　两陈被捕后，不几天被押送北京公安部。办案部门宣称，逮捕陈泊的原因，是他为“英国特务”，是港英当局特务的重要成员。两年之后，“英国特务”的罪名不见了，变换成“大量起用未经改造的敌特警员，严重违反党的公安纪律”，陈泊的囚禁处境也未改变。１９５３年５月，北京市军管会军法处，以陈泊“丧失革命立场，包庇反革命、特务”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１０年、剥夺政治权利５年。对已在１９５２年１０月，因精神折磨加上病后得不到医治含冤而亡的陈坤，也以“包庇反革命、特务”罪，判处有期徒刑８年。

　　突如其来的巨大政治厄运，使得陈泊几乎疯了。他不知道多少次在监狱中挥动着被镣铐锁住的双手，发出“何罪之有？”“冤枉啊！”的呐喊，不知道多少次向审讯人员万分激愤地诉说，牙关咬得出血，嗓子嘶哑。然而，他的申辩和表白始终无人理睬。

　　对于陈泊来说，如果冤狱１０年，那出狱后尚有申诉伸冤的机会。然而当难熬的１０年监狱生活过去，仍然不给释放，又将他押送到湖北沙洋劳改农场监视劳动。自１９６１年６月起，这位谍报战线身手非凡，曾有延安“福尔摩斯”之誉的杰出斗士，在劳改农场苦熬了１１年，直到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５日，终因不堪承受疾病的折磨，在农场医院含冤而亡，终年６３岁。

　　叶剑英一开始就对“两陈案”大为不解。陈泊解往北京不久，他曾对公安部长说：陈泊的历史我是了解的，他在南洋的时候，革命立场就非常坚定，以后到了延安，一直表现很好，屡立奇功，是个难得的优秀公安人才，怎么会是反革命呢？

　　公安部长的回答是：你只了解陈泊回国后的这段历史，却不能了解他在南洋??为了处死叛徒，在搞炸药的时候把手都炸掉了，这能不说明问题？

　　对方以不屑的语气作答：你怎么能证明这不是“王佐断臂”的苦肉计？

　　“你，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叶剑英心中为陈泊深感不平，然而转念一想，发作也许对陈泊更为不利，只好苦笑一下，以解释的语气说道：“过去，在公安战线，利用社会的三教九流，包括反用敌方人员为我服务，这是常用的办法呀。起用那些旧警员，是经过省委批准的，不能把账算到陈泊的头上。”

　　“那是你的想法，我们认为不完全是这样。”公安部长依旧坚持自己的观点。

　　叶剑英无言以对了。他心里明白：新生的共和国敌情复杂，国民党确实在很多地方埋下了“定时炸弹”，公安部长自然满脑子敌情，神经高度紧张！这位中共华南分局书记，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以叶剑英当时的地位，他知道自己要为“两陈”大案翻案，那是回天无力，爱莫能助的。

　　陈泊的政治罹难，不可避免地累及到了吕璜。从１９５１年７月起，已调入全国妇联的吕璜，就在党内定为“控制使用”。虽说陈泊已解来北京，但不知道囚于何处？夫妇两人咫尺天涯，不能相见。半年过去，在吕璜一再向公安部门据理力争后，直到陈坤死去，也许怕陈泊再死，她才被允许受到严格控制的探监。每一次探望，吕璜都是强忍悲愤，竭力装出轻松的神情，言谈中只讲好的情况、讲假的情况，鼓励丈夫好好地活下去。

　　吕璜，这个蕴藏着坚强毅力的优秀革命女性，虽说心里怀着利箭穿心般的痛苦，但没有忘记自己所担负的重大责任———就陈泊的无端蒙冤，向党提出申诉。不久，她通过全国妇联，将一份七千多字的申诉材料，递交到邓颖超手上。两天后，邓颖超把吕璜请到中南海西花厅家里，亲自倒茶，两人亲切交谈。邓颖超同情地说：“你的材料我已经看了，怎么会搞成这么严重？”吕璜听到这儿，忍不住泪水盈眶，强忍悲愤扼要地补充了陈泊的相关情况。邓颖超听得认真仔细，末了点着头说：“这个案件看来是很有情况，我要向恩来同志反映，请他过问一下。”

　　吕璜怀着无比的感激与巨大的期望，在西花厅门外与邓颖超握手，洒泪而别。邓颖超话果非虚。不久，她将陈泊、陈坤蒙冤的情况向周恩来讲了。日理万机的政务院总理，心情有些沉重地表示：适当的时候过问这件事。

　　周恩来的确过问了陈泊、陈坤的案件，在电话中与公安部长作了交谈。然而，令周恩来也始料不及的是，他的过问无济于事。那位公安部长放下电话后大为震怒，接下来的情形可以想象：不但丝毫无益于对陈泊的判决，而且以后再也不准吕璜探监了。

　　与吕璜一样，许多人对此感到大惑不解：为什么一个错案纠正起来如此艰难。直到十几二十年之后，人们才逐渐明白：建国初期，开国元勋们各管一摊，一些领导人还像战争时期那样，一言九鼎，说出的话不可更改，别人也很难插手，甚至出现越插手越糟糕的情形。什么叫左倾？这也是一种可怕的思想上的“左”倾！

　　历史是公正的。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纠正过去“左”的观念与做法进程的不断深入，陈泊蒙受的冤屈也得以平反昭雪，并恢复了名誉。拂去历史的尘埃，陈泊所蒙受的旷世奇冤，仍令我们的心沉甸甸的。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世纪，但愿这种贻害无穷的“左”倾做法不再发生！

(中华网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