橱柜定做1米98多少钱:第二种爱——我爱身份地位

「每个成人的人生可说都是以两种爱为主轴。第一种爱──对两性之爱的追求──早已广为流传与记载。第二种爱──对身分地位的追求──则较为私密，而且过程充满羞辱。然而，第二种爱的强度却毫不逊于第一种。」
无论古今东西，身份地位如此诱人，芸芸众生竞相追逐。
在这样孜孜以求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极少人能够坦然承认的「地位焦虑」：顾虑别人如何看待自己，顾虑自己在别人眼中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而依附权贵、钻营投机、为了妆点门面而过度消费，都是典型的症状，造成人们晚上辗转难眠。
本文援引思想家、艺术家及作家的观点与行径，带领我们抽丝剥茧，探索地位焦虑的根源。不仅如此，为了让我们抒解心中的焦虑，狄波顿还精心提供了一道道奇特的妙方：效法古希腊哲人和波希米亚文化人，或者看看讽刺漫画，甚至观赏废墟的石块、在橱柜上摆设骷髅头……
崇高的身分地位，带来资源、自由、享受……然而，从古到今、从东方到西方，伴随爱慕身分而来的「地位焦虑」，却普遍困扰着世人，解脱之道，在于从追求身分地位带来的财富，转向其他人生焦点。
崇高的地位可以带来许多好处，包括资源、自由、空间、生活享受、时间；而另一项同样重要的好处，则是受到别人的关爱与珍视——表现在外的行为是邀请参与聚会、奉承、欢笑(即使笑话很冷)、恭敬，以及殷勤。
许多人都认为(但很少人公开承认)，崇高的地位是世间财物中最美妙的一样东西。然而，伴随爱慕身分地位而来的，是一种焦虑感，担心自己无法达到社会所定义的成功，而将因此丧失尊严与他人的敬重；担心自己目前在社会上的地位太低，或者自己的地位可能会跌落。这种焦虑感危害极大，足以毁掉我们的大半人生，但许多人着迷的程度却与日俱增。
从古代到现代，从东方到西方，这种普世存在、却极少有人直接提及的焦虑，那就是︰顾虑别人和看待自己，顾虑自己在别人眼中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是赢家还是输家。这即是所谓的「地位焦虑」(Status Anxiety)。
掌权者的脆弱
回溯两百多年之前，拿破仑是当时欧洲最有权势的人，但是他在幽默感面前也一样脆弱不堪。他在一七九九年即位之后，就下令关闭巴黎所有讽刺性报社，并且向警务部长富歇(Joseph Fouche)表明，他不会容忍漫画家开他外表的玩笑。他宁愿把他的画像全部交给大卫(Jacques Louis David)负责。拿破仑曾经请这位伟大的画家画他英勇地骑在马上，领军穿越阿尔卑斯山的情景。他对于完成后的作品《穿越大圣伯那峰的拿破仑》非常满意，于是再度委托这位画家画出他一生功业的颠峰，也就是一八○四年十二月在圣母院的加冕仪式。那是一场盛大非凡的典礼，法国所有重要人物都聚集一堂。教宗庇护七世 (Pius VII)亲自出席，欧洲各国代表也都到场致意，并且现场还演奏黎苏耶(Jean Francois Lesueur)特别谱写的音乐。
教宗为拿破仑祈福，对着教堂内静默的众人朗声说道：「皇帝万岁。」一八○七年十一月，大卫把这个场景画成《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并将其献给「我功勋彪炳的主人」。拿破仑乐不可支，于是以「奉侍艺术」为由，颁授荣誉勋章给他，而且还对他说：「你把优良的品味带回了法国。」
不过，不是所有艺术家对拿破仑的看法都与大卫一样。在《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这幅画作完成前几年，英国讽刺画家吉尔瑞 (James Gillray)也画了类似的场景，此画作标题为《法国首任皇帝拿破仑的加冕游行队伍》。没有人说他的这幅画把优良品味带回了法国，也没有人因此颁给他荣誉勋章。
这幅画呈现了一位趾高气扬的肥胖皇帝，带领着一群马屁精和囚犯。教宗庇护七世也在画面里，但是与大卫的版本不同的地方是，吉尔瑞笔下的教宗袍子里藏着一名唱诗班的小童，这个小童正拿下面具，露出魔鬼的真面目。约瑟芬 (Josephine)也不像大卫画中那个面容清秀的少女，而是一个满脸痘痘的大胖子。捧着皇帝袍襬的人，是被拿破仑所征服的国家的代表，有普鲁士、西班牙及荷兰。他们对这项差使显得心不甘情不愿。在他们身后，还有一排排戴着镣铐的士兵。这位皇帝显然没有受到人民心悦诚服的拥戴。警务部长富歇看管着这些人，而吉尔瑞在图画下方的说明文字中写着：「手持正义之剑」。这把剑上满是血渍。
拿破仑对此怒不可遏。他命令富歇，只要有人敢把这幅漫画带进法国，不经审判就可以将其直接关进牢里。他透过驻伦敦大使向吉尔瑞正式表达抗议，并且发誓自己有朝一日入侵英国，一定会把这名画家逮到手。这是拿破仑的典型反应。他在一八○二年与英国议订《亚眠条约》(Treaty of Amiens)时，甚至还试图要在条约中加入一项条款，规定以他为作画对象的讽刺画家都必须被视同谋杀犯或伪造犯，引渡到法国受审。英方的谈判代表觉得这项要求莫名其妙，而予以拒绝。
幽默并非无杀伤力
如果幽默只是一种无害的游戏，那么拿破仑就不会有这样的反应了。他早就知道，诙谐是一种批评的方式，也是一种拐弯抹角的抱怨方式：向傲慢、残酷或者自以为是的性情，以及缺乏德性和是非观，抒发抱怨。
如果这种抱怨方式特别有效，是因为其表面上看起来只是要博得读者一笑，却把真正的讯息包覆在内，不知不觉地传达出去。漫画不需要透过说教来谴责权力的腐败，却能够让我们在一笑之间便看出其中一针见血的批评。
尽管菲利蓬因他的讽刺漫画而遭到监禁，然而由于诙谐表面上单纯无害，因此漫画可以委婉地传达出无法直接表达的危险讯息。
在《诙谐与潜意识的关系》一书里，佛洛伊德写道：「对于敌人身上荒谬的特点，我们如果因故而无法公开或刻意攻击，就可以透过诙谐的方式来予以讥刺。」他接着说，重大的讯息一旦透过诙谐的方式来传达，便「可以让听者深刻意会，这是其他表达方式达不到的效果……(这也就是为什么)一般人批评位高权重的人士时，特别喜欢以诙谐的方式为之」。
不合理或不恰当的事情，都会使我们发笑。如果一个国王形象超越实质，德性不及于权势，我们就会觉得好笑。如果地位崇高的人忘却自己的人性而滥用特权，我们也会觉得好笑。对于不公平和逾越常理的事情，我们不但觉得好笑，而且也透过笑来加以批判。
在最上乘的漫画里，我们的笑通常带有道德目的。诙谐成为刺激别人改变其人格和习惯的力量。笑话可以描绘出政治理想，可以创造出公平理性的社会。诚如约翰逊埕所言，讽刺只是一种「谴责邪恶或愚行」特别有效的方法。德莱登埒也说：「讽刺的真正目的在于矫正恶行。」
讲求效率而泯灭同情心
在历史上，有不胜枚举的例子，是利用诙谐的方式，来刺激地位崇高者矫正恶行，剥除他们的虚伪与谎言。
十八世纪末，英国家境富裕的年轻女性开始流行佩戴体积庞大的假发。看不惯这种荒谬流行的漫画家，随即画了许多作品，来委婉劝诫这些女性恢复理智。犹如佛洛伊德所指出，由于受到批评的对象拥有国家大部分的土地，因此漫画家也就不太可能直接加以指责。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英国上流社会又染上了另一种装模作样的习惯：流行说法语，尤其是在餐厅里说法语，以显示自己的身分地位。《笨拙》杂志于是又发现了需要矫正的新恶行。
一个世纪后，美国曼哈顿的菁英人士还是有许多「邪恶愚蠢」的习惯，可供《纽约客》杂志的漫画家嘲讽批判。在企业界里，许多主管开始流行对员工摆出友善的姿态，只可惜他们此举不是发自内心。他们只是用平板乏味的术语，来掩饰自己粗暴的作为而已。虽然他们剥削员工的行为，与以前惨无人性的工厂没什么两样，但是他们却希望藉由语言粉饰，来呈现出体面表象 ，但漫画家可没那么容易被骗。
企业仍对员工抱持着彻底功利的观点，因此除了表面上说说之外，如果真的要讨论员工的自我实现或者组织对员工的责任，企业便视之如异端邪说般，避之唯恐不及。
由于企业的要求如此，于是许多高阶主管，尤其是律师，便把他们在工作上讲求效益的心态，也应用在生活上的其他各个方面，因而泯灭了自发性与同情心。
此时，军人因为握有摧毁全世界的力量而享有无比的威望。于是，漫画鼓励大众对军事将领不惜以战争来解决问题的严肃态度，发出批判的微笑。
碰触人们不敢直视的伤口
幽默不只能够用来抨击地位崇高的人士，也可帮助我们了解并缓和我们的地位焦虑。
会让我们感到好笑的，通常都是会使我们觉得窘迫的状况或感受。伟大的漫画敢碰触我们平常不敢直视的伤口；会把我们从孤独地面对自己别扭面向的状态中抽离出来。越是私密而强烈的担忧，就越能够让我们会心一笑。我们用笑声来向漫画家致意，因为他们能够以讽刺的方式来呈现说不出口的东西。
因此，难怪有许多幽默作品都试图指出我们对于地位的焦虑，并且藉此予以缓和。这些作品让我们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人也一样充满嫉妒之心，一样脆弱无比；世界上也有人与我们一样，一大早醒来，为自己的经济状况苦恼不已；而且在社会要求我们所表现的理智外表之下，我们大多数人都有点疯疯癫癫的。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对同样深受折磨的同胞伸出友谊之手。
怀有仁慈之心的漫画不会嘲笑我们对于地位的忧虑，而是会逗引我们：一方面批评我们，另一方面却暗示我们的状况其实还过得去。幸亏这些漫画家巧妙的技巧，我们才能够放开心胸对自己的不足之处一笑置之。
因此，漫画就和其他艺术形态一样，符合阿诺德对于艺术的定义：以批评人生为目标。漫画一方面试图矫正权力所造成的不公平状态，另一方面也试图减缓我们对地位较高者的过度嫉妒。漫画与悲剧一样，都源自我们最深刻的缺陷。
漫画的潜在目标，或许就是透过巧妙地运用幽默，来滋润一个没那么多事情能够惹人发笑的世界。
人的理想类型
每个社会都会特别崇敬若干种类的人，同时也会谴责或漠视其他种类的人，例如在技能、口音、性情、性别或者肤色等方面不符合社会要求的人。然而，这种「成功」的定义绝非永恒不变，也绝对不是普世皆然。在一个地方能够让人获得崇高地位的特质或技能，到了其他地方便可能变得无关紧要，甚至成为缺点。
只要回顾历史，就可以发现不同时代的不同社会，对于什么样的人值得尊敬，都各有不同的看法。
获得崇高地位的必要条件：
时间与地点：西元前四百年，希腊半岛上的斯巴达
在古斯巴达社会里，最受尊崇的社会成员是男性，尤其是凶猛善战的男性。他们肌肉发达，性欲旺盛(有可能是双性恋)，对家庭生活兴趣缺缺，厌恶买卖和奢华，而且嗜血好杀，尤其是在战场上砍杀雅典人。斯巴达的战士从来不用钱，从来不需要理发师或娱乐人员，对待妻子和儿女也毫不温柔。对他们而言，上市场是丢脸至极的事情。就连懂得算数也是不被认可的行为，因为这样就代表具有商业倾向。
时间与地点：西元四七六至一○九六年，西欧
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在西方世界里，遵循效法耶稣的生平和教诲的信徒，成为欧洲许多地区最受尊崇的人士。这些被教会视为圣人的人，从来不曾拿起武器，从未杀过人，也尽量不杀害动物、吃素，步履缓慢，双眼盯着地上，以免踩到蚂蚁，因为牠们也是上帝的造物。
时间与地点：一七五○至一八九○年，英国
到了一七五○年，英国社会已经不再尊崇精通武艺的人，舞技反倒比较重要。社会上最受仰慕的对象是「绅士」。绅士非常富有，平常只负责经营家产就好。他们也稍微从事一点工业或贸易(尤其是与印度和西印度群岛进行交易)，但是绝对不愿意让人把他们与地位卑下的商人或工业家等同视之。他们理论上是爱家的男人，也不会把儿女抛弃在山坡上等死，但是他们却可以在镇上养个情妇。
他们特别注重表现出一种慵懒的高贵形象。整好自己的头发，并且定期让理发师理发，是很重要的事情。查斯特菲尔德爵士在《一生的忠告》一书中建议，绅士谈话应当避免「不合宜的热切态度」，以免「讲述了无关紧要或不合时宜的小故事，还在前面加上『我要告诉你一件了不得的事情』这类愚蠢的开场白」。他也强调绅士应该要懂得怎么跳小步舞：「记住，优雅的手臂动作、向舞伴伸出手掌，以及彬彬有礼地戴上与脱下帽子，都是绅士跳舞时的重点。」
时间与地点：一六○○至一九六○年，巴西
在亚马逊西北部的库贝欧(Cubeo)部落里，地位最高的人是沉默寡言的男人(因为唠叨不休会导致力量流失)，他们不跳舞也不照顾小孩，但是善于猎杀美洲豹。地位低落的男人负责捕鱼，而地位崇高的男人则出外打猎。他们每猎杀一头美洲豹，就会把牠的牙齿挂在项鍊上。一个人猎杀的美洲豹越多，越有机会成为「酋长」或者部落头目。酋长脖子上戴着由大颗美洲豹牙齿所串成的项鍊，腰间围着由犰狳所制成的腰带。
地位的分配是如何决定的？为什么一个社会看重军人，另一个社会却看重拥有地产的绅士？
财富被视为个人成就
如果说猎杀美洲豹、跳小步舞、骑马征战，或者效法耶稣生平，都已经不再是成功的要素，那么现代西方社会评断个人与决定地位的主要理想标准，究竟是什么呢？
获得崇高地位的必要条件：
时间与地点：二○○四年，伦敦、纽约、洛杉矶、悉尼……
成功人士的定义不分男女与种族，只要能够在商业世界里的各种领域(包括体育、艺术，以及科学研究)，透过自己的努力而非继承去获得财富、权力及名望，就算是成功。由于一般人都相信这些社会采取「菁英制度」，因此财富就被视为个人「当之无愧」的成就。积聚财富的能力至少反映出四项主要德性：创意、勇气、才智，以及毅力。至于其他的德性，例如谦逊或虔诚，则极少受到注意。经济上的失败被视为咎由自取，失业带来的耻辱更是相当于战士时代的懦弱。金钱被赋予道德性质；拥有金钱成为德性的表征，富有的生活象征个人值得尊敬；如果一个人只拥有老旧的车子与破败的房屋，或许会让人怀疑他的道德是否有所缺陷。
物质累积扭曲人生
现代社会的地位理想最为人诟病之处，就是严重扭曲了人生目标，把物质累积视为最高成就，但其实这只应该是决定我们人生方向的众多因素之一而已。至于这一切因素的指导原则，是我们自己更为真实也更为广博的自我概念。
罗斯金对于这种人生目标的扭曲深感气愤，痛斥十九世纪的英国人是有史以来最迷恋财富的民族(罗斯金没到过美国)。他写道，英国人无时无刻不关心的是，谁从哪里得到了什么。他们对自己缺乏财富感到羞耻，对别人拥有财富又嫉妒。
不过，罗斯金自己也向读者告白。与一般的猜测恰恰相反，他自己也迫不及待想要获得财富。
他坦承自己从早到晚满脑子所想的都是财富。不过，他其实是以嘲讽的方式，来玩弄「财富」一词的双关意义，以点出他的同胞早已远远偏离了德性的道路。
字典的定义告诉我们，「财富」(wealth)一词指的不只是大笔的钱财，这甚至也不是财富在历史上的主要意义。各种事物的充裕丰富都可以被称为「财富」，不论是蝴蝶、书本还是微笑。罗斯金对财富极感兴趣，甚至深深着迷。不过，他渴求的是一种不寻常的财富。他希望自己能够拥有丰富的仁慈、好奇、感性、谦卑、虔诚及智慧，他把这些特质简单地统称为「人生」。于是，他在《给那后来的》一书中，恳求我们把金钱财富的观念摆到一旁，改采「人生」的观点。如此一来，最富有的人就不再是商人或地主，而是最能够深刻感受到夜空之美，或者最能够抚慰他人伤痛的人。
罗斯金表示：人生是唯一的财富。爱、喜悦及礼赞的能力，都是人生的一部分。一个国家能够培养出最多高尚而快乐的人民，才是最富足的国家；如果一个人能够淬炼自己人生的各个面向，而且藉由本身的力量或者自己拥有的财产，对别人造成正面影响，这样的人才是最富足的人……有许多一般认为富有的人，其实并不比他们保险箱上的锁来得富足，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财富。
罗斯金不是唯一提出这种观点的人。在十九世纪期间，还有其他人也分别以愤怒或忧郁的语气，提出类似的批判：社会把金钱当成一个人能否获得尊敬的决定因素，金钱成为了德性的象征，不只是圆满人生的其中一项因素，甚至也不只是圆满人生最重要的一项因素。
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里，阿诺德感叹道：「人总是倾向把财富本身视为珍贵的目标，现下英国人的这种倾向更是严重。今天的英国人当中，十有八九都坚决认为，一个人的伟大与幸福可以由他的财富来证明。而且他们的信念之坚定，乃亘古未有。」
就像罗斯金所说的一样，阿诺德也敦促这个世界上最先进工业国家的人民，把钱财当成是追求幸福的其中一项工具。他以自己的看法(《每日电讯报 》更是对此大肆讪笑)，把幸福定义为「一种内在的灵性活动，其特质在于能够提升善性、光明、朝气及同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