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警的故事 开枪打中:解放思想是推进监狱科学发展的一大法宝

经历了十年浩劫，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历史关头，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随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我们党冲破“两个凡是”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xiao平同志在《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主题报告中明确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的讲话，吹响了我们党新时期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 30年改革开放，中国实现了和平稳定，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国际地位持续上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既是一部不断解放思想的历史，更是一部辉煌发展的历史。建国以后，特别是近30年来，我国监狱实现了由“自己养活自己”到国家部分保障和最终国家“全额保障”的根本性变革。作为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中国监狱在预防和减少犯罪、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创造了化腐朽为神奇的不朽业绩，为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改革开放的胜利果实和建设和谐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解放思想是不断开创中国监狱事业发展新局面的强大武器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监狱高举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的大旗，在思想文化领域、监狱工作法制化建设和体制改革等领域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开创了中国刑罚执行工作新局面。 1、监狱名称的变更是中国监狱文化领域里一次重大的思想变革。自1994年之后，“劳改支队”名称统一变更为“监狱”，这不仅是一个简单名称的变化，也是一种监狱文化理念的提升，更是转型社会新的刑罚文化观念的输入，是一次法律文化领域里的思想解放。既厘清了监狱作为国家机器和刑罚执行机关的概念，也为我国监狱引鉴并接轨世界先进行刑理念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撩开了中国监狱多年以来半遮半掩的神秘面纱，标志着中国监狱文明化管理的开始和文明化程度的提高。   2、监狱法的颁布实施翻开了中国监狱法制化建设的新篇章。《监狱法》的颁布施行，是我国刑事执行领域里的一件大事，它既是人权斗争的产物，更是我国推行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明确了监狱管理工作的目的、性质、宗旨、原则，确立了中国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的法律地位和“对罪犯依法监管，根据改造罪犯的需要，组织罪犯从事生产劳动，对罪犯进行思想教育、文化教育、技术教育”的职能，明确了新时期监狱“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的工作方针，为新时期的监狱工作指明了方向，并将监管、教育、改造罪犯的神圣职责依法交给监狱人民警察，规定了罪犯的权利和义务，规范了罪犯的收监、监外执行、减刑假释、释放安置、狱政管理、教育改造等刑罚执行工作内容和程序，使中国监狱工作的实践经验上升到法律的高度，标志着我国刑事法律体系的初步形成,标志着我国监狱工作初步走上了依法治监的轨道,标志着监狱民警及罪犯法律地位的正式确立,可以说在我国监狱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从此改变了中国监狱工作40年没有部门法可依的局面，为中国监狱工作法制化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3、布局调整为实现监狱工作社会化目标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共有700多所监狱，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备战备荒”和“不与百姓争利”等思想指导下，我国监狱大多建在了渺无人烟的荒山、荒沟、荒滩或湖边。这些监狱自然环境艰苦，基础设施落后，有些地方还频繁受到洪水、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威胁，此外，当地卫生、生活和文化环境也较差。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地理位置导致的“后遗症”也逐渐显现，一方面，社区服务落后，给监狱管理人员及其家属的生活造成诸多不便；另一方面，也给服刑人员的改造和家属探视、社会帮教等带来困难。国务院于2002年作出重大决策，计划在2010年前完成全国监狱布局调整，青海、四川、湖南等六省市有幸成为布局调整试点先行省份。力度最大、调整最好的，当属青海省，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实施方案，制定具体措施，筹措建设资金，他们撤并了多所监狱，在西宁市建设了5所设施齐全的现代化新监狱，监狱的运行成本大幅下降。各省也纷纷采取措施，发起了将监狱由偏远地区向中心城市或交通干线附近的大迁移行动。在市场经济已经到来的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考虑到在未来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里迅猛发展的社会态势，对现有监狱的布局进行科学的战略性调整，是国务院和中央领导高瞻远瞩的英明决断，是思想和观念领域里的一次大解放，也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要求。为确保监狱引进和留住改造罪犯所需的人才，为监狱主动争取社会力量介入教育转化罪犯工作，将监狱工作延伸至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地缘基础。 4、体制改革为实现监狱跨越式发展注入了全新的活力。2001年，湖南邵东、辽宁大连等监狱相继- 出现了监狱为追求高经济效益而忽视监管利益和社会效益的恶性事件，震惊了党中央、国务院，江泽民总书记亲自做批示，要求进行处理。这些现象促成中央决定在监狱系统进行一场深层次的体制变革和思想解放。2003年，司法部在江西、黑龙江、重庆等六个省、直辖市率先开展了以“全额保障，监企分开，收支分开，规范运行”为目标的监狱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江西监狱在体制改革中探索出的模式验受到中央的高度肯定，为全国监狱树立了榜样。自2008年起，这套全新的监狱体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监狱监管改造罪犯所需的各项经费实现了全额保障，从此告别了盲目追求经济效益和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难以取舍、疲于兼顾的尴尬局面，成功地将学校、法庭、职工社保等社会职能移交给了政府部门，“以改造人为宗旨”的刑罚执行功能得到纯化和强化，罪犯监管环境和条件得到优化，监狱人防、物防和技防监控体系更加现代化，罪犯改造质量、民警执法规范化水平以及监狱维护和保障安全稳定的能力稳步提高，监狱和监狱企业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基本实现了有分有统、高效运转和协调规范运行的目标，监狱的社会形象获得有效提升。 二、新形势下江西监狱工作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邓xiao平同志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强调解放思想，也就是强调实事求是。综观改革开放30年，江西监狱系统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在省委省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取得了骄人的成绩，队伍建设蓬勃向上，执法工作日益规范，监狱改造秩序长期稳定，罪犯改好率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还存在一些制约江西监狱科学发展的因素。 1、农场监狱布局不合理是制约江西监狱农场科学发展的一大瓶颈。江西监狱目前的布局特点是“过分集中”和“地处偏僻”，城市主要集中在新建县（6所监狱），偏远地区则主要集中在鄱阳湖区（4所农场监狱），而在赣鄱交汇处连着就有3所农场监狱（洪都、赣滨、赣江），这种现状不利于监狱的长远健康发展。一是农场监狱民警队伍难以稳定。农场远离城市，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精神文化贫乏，社交圈面狭窄，婚恋、配偶就业、子女读书就业等等成为困扰民警的几大难题，加上长年与罪犯打交道，很多民警不同程度地产生了心理问题。一些民警则寻求调出监狱农场，还有一些新录用民警由于无法适应农场艰苦的生活条件，干脆辞职。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2007年，三大农场监狱（饶州、洪都、赣江）共计调出民警256人（不包括辞职人数），绝大多数流向城市监狱。某农场监狱2004年以来通过公务员考试招录民警107人，调出71人，新录民警辞职8人，进出比是1.5：1，新警辞职比例高达7.5%，还有很多民警人心思走，队伍的稳定受到极大挑战；二是农场监狱的安全稳定受到影响。中青年民警是农场监狱的中坚力量，占了民警总数的90%以上，但由于他们的子女大多在南昌或者家乡就读初、高中，另有相当一部分民警夫妻两地分居，无疑会影响工作。同时，警力的不足，也影响到监狱的安全稳定，一旦突发事故，将很难确保足够的警力；三是罪犯教育改造工作社会化难以有效开展。监狱远离城市，罪犯亲属会见极其不易，加上异地关押，更增添了罪犯家属探视的负担；同时，一些社会力量也不方便到监狱对罪犯开展经常性的帮教，在这种情况下，监狱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对罪犯进行教育转化，这与新时期监狱工作要求极不相称；四是监狱企业经济难以获得持续发展。罪犯目前从事的劳动主要是对外加工，农场监狱远离城市，对外承接高附加值的加工项目存在地缘困难，监狱企业在对外洽谈项目时，很多社会企业在听到农场监狱与城市的距离后都望而却步，阻碍了监狱企业的良性发展；五是增加了监狱的经济压力。由于很多监狱只是原址上的改扩建，无法争取到国家财政的全额拨款，大部分资金依靠监狱自筹，无形中增加了监狱的经济负担。以赣江监狱为例，根据省发改委的初审预算，新建综合监区需资金1.2亿元，但中央和省财政只拨付4000万，要完成新监区的建设，监狱必须另行筹集8000万资金，而随着钢材、水泥等建筑用材价格的上涨，实际建设资金还将进一步增加。这种布局调整方案难以取得中央政策的支持，也与《监狱法》的规定不甚相符。
2、罪犯减刑假释方面的部门限令增加了监狱维护狱内改造秩序的难度。短刑罪犯（3年半以下刑期）一直是监狱教育管理的难点，此前，省司法厅与省高院进行了多次沟通，为监狱争取了短刑罪犯减刑假释的一些利好政策，有效调动了短刑罪犯的改造积极性，为监狱创造了一个和谐的执法环境。2008年5月，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颁发了《关于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实施细则》(以下称《细则》)，改变了此前的规定，在减刑假释方面设定了更多限制，加大了监狱维护狱内维护监管秩序的压力和教育改造罪犯的难度。一是减刑、假释比例太小，频率太低。尽管高院将减刑比例提高到“监狱本年度在押犯总数”的28%（女犯30%，但假释比例却降至3%，中院每年开展的减刑假释也只有3次。受减刑假释比例和次数的限制，监狱每年都将有一大批表现好的罪犯无法获得减刑和假释；二是对短刑罪犯的减刑设置过高门槛，不利于调动罪犯改造积极性。《细则》第14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一般获得9次以上表扬，其中被判处3年零6个月以下的罪犯获得6次表扬可以呈报减刑”。尽管降低了3年零6个月以下刑期罪犯的减刑门槛，但6个月表扬（不包括单项表扬）才可减刑的条件，对于相当一部分罪犯来说，依然是可望不可及，无疑会挫伤他们的改造积极性，继而增加不稳定因素；三是对老病残犯的假释规定不切合社会发展形势及监狱工作实际。《细则》第34条规定，“老病残犯……有悔罪表现，又丧失作案能力或者生活难以自理，且假释后生活确有着落的，可以依法予以假释”，事实上，对于“丧失作案能力或者生活难以自理，且假释后生活确有着落”的老病残犯，其已经丧失了危害社会的能力，已经不具有社会危险性，将“悔罪表现”作为其假释的必备条件，不适合监狱工作社会化要求，也增加了行刑成本。 3、特殊罪犯的增多加重了监狱行刑难度和成本。一是老病残犯的管理增加了监狱行刑成本。一份统计数据显示，某农场监狱2007年有老病残犯200多人。这些罪犯大多缺乏改造动力，有的甚至倚老卖老或者在监内惹是生非，并以此为借口对抗民警的正常监管。对于一些“丧失作案能力或者生活难以自理”的老病残犯，监狱必须投入大量的警力、物力、财力，而且，由于很多监狱地处偏远，在发生突发性疾病时，监狱无力依靠自身的医疗力量进行救治，必须远赴几十公里外的大医院进行救治，常常发生抢救不及时导致病犯死亡的案例，而这也容易激起罪犯家属与监狱之间的矛盾，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二是精神病犯的鉴定和管理成为监狱的一大难题。农场监狱虽然有自己的医院，但只能应付一般的疾病诊断和治疗，对一些象精神方面的重大疑难疾病，在监狱就无法得到有效诊治。由于农场监狱远离大城市、大医院，押解并进行鉴定的风险和成本都极高，同时，这些罪犯还常常成为扰乱正常监管改造秩序的分子；三是对爱滋病犯进行监管增加了狱内不安全系数。随着爱滋病感染人员的增加，狱内爱滋病犯也呈现增多趋势，这些罪犯本身在身体和心理方面均存在缺陷，非但不遵守监狱的管理规定，动辄要挟管理民警，提各种无理要求，使得民警和罪犯都避而远之。 三、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动江西监狱工作又好又快发展
解放思想的本质是实事求是，按照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其目的是提出认识事物的新理念，寻找解决矛盾和问题的新方法，探索突破旧体制约束的有效途径，根本标准是“真正解决问题”。我们一定要正视江西监狱面临的发展问题，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进一步解放思想，着力解决一些困扰和阻碍监狱发展的难题。 1、重新定位农场监狱，全面科学推进江西监狱布局调整工作。监狱布局调整是我国监狱当前工作的重大举措,是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前提。正确认识和理解监狱布局调整对刑罚执行、民警队伍建设等的重大影响作用,对促进江西监狱事业的科学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着眼于监狱事业的长远发展，重新审视并科学定位农场监狱工作，主动对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做好做细做实江西监狱的布局调研工作，着力改变江西监狱“集中连片”、“地处偏僻”的现状，切实把监狱布局调整工作办成群众拥护、人民满意的事情。要充分认识到将农场监狱迁移至大中城市或交通干线在降低行刑成本，方便罪犯亲属探望，推进监狱工作社会化，解决农场民警的婚恋、子女入学、配偶和子女就业、自身的心理健康等问题，促进民警队伍的健康发展和及时调集力量，有效防范和处置劫狱、暴乱等突发事件方面的诸多好处。解决监狱布局不合理的问题，既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办长远起作用的事”，还是“解决多数人受益和群众最急需的事”，更是司法工作“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直接体现。 2、彻底打破部门界限，建立优质高效的司法体制。江西省委书记苏荣在全省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动员大会上指出，要“解决利益驱动问题，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强烈的大局观念、全局意识，自觉服从和服务于科学发展、加快崛起、富民兴赣这一全省工作大局，始终坚持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个人利益服从全省人民的共同利益，积极主动地做有益于推动全省改革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事情”。行刑领域内的思想解放，不仅要打破部门界限，更要防止部门利益的滋生蔓延，强化部门的“服务意识、效能意识”。一是要加大减刑假释力度。在刑罚执行过程中，要切实转变部门之间各自为政和各自为阵的作风，尤其要屏弃检察院、法院在减刑、假释过程中的“顾己”思想和狭隘的部门利益。检察院和法院应从有利于监狱民警执法、调动罪犯改造积极性和提高罪犯教育改造质量的角度出发，到监狱实地开展调研，并到闽粤浙等沿海发达省份学习参观，借鉴并推广他们的减刑假释作法，在宪法和刑法的框架内，放宽服刑人员减刑假释条件，实行每月一次的减刑假释制度，给所有全心悔改、积极向上的罪犯以减刑的希望和机会，共同构建狱内和谐稳定的教育改造秩序；二是大力探索社区矫正新模式。新形势下，要积极探索符合中国现状、有中国特色的“行刑社会化”道路。要完善地方司法所指导监督机制，充分整合并有效利用社会资源，加强社区矫正工作建设，建立健全社区矫正场所、设施，将罪刑较轻、刑期较短、对社会危害性极小的服刑人员投放到其户籍所在地居委会、村委会进行矫治，依靠社会力量、社区资源，督促、启发、帮助他们悔过自新。 3、积极拓展改造外延，大力推进监狱工作社会化进程。监狱工作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要充分认识监狱对罪犯惩罚和改造的功效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一是积极争取地方政策的支持。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监狱工作，把监狱工作纳入当地发展规划，使监狱管理工作与当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因为根据监狱工作社会化趋势及其要求，教育转化罪犯不仅仅是监狱一方的职责，而应该是全社会共同的职责；二是加大社会力量介入力度。科学的监狱布局不仅会带来执法业务的方便，降低行刑成本，也为罪犯亲属提供了更多的探视和帮教机会。同时，随着监狱行刑的日渐开放，需要更多地借助社会力量参与监狱的教育改造罪犯工作。监狱不应该是养老院，也不应该办成福利院。对精神病犯和爱滋病犯要争取社会相关机构和人员的大力支持和关心，为他们提供一个安全、科学的关押、诊治场所，通过监狱和社会的共同努力，矫正他们的恶习，恢复他们的健康；对一些丧失劳动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的老病残犯，可以在假释后或者监外执行时交由地方政府、社区和公安机关负责管理教育，为监狱节省行刑成本；可以大量请进一些热衷于狱内帮教的社会力量、社会志愿者介入罪犯的教育转化工作，构建方便、快捷、高效的罪犯帮教网络；三是建立刑释人员跟踪问效制度。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重新犯罪率的增高和重新犯罪的主观恶性增大，使越来越多的人将监狱评价为“制造犯罪的工厂”。受自身人力、物力、财力的制约，加上地缘因素的影响，中国的监狱在罪犯刑满释放后，基本上不再与之发生任何的关系。为此，监狱应成立相关机构，主动加强与地方政府、公安部门和社区等的沟通和联系，建立刑释人员跟踪回访制度，特别要对重点刑释人员建立回访档案，在就业安置、生活等方面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并在其可能再次误入歧途时给予必要的警醒，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重新犯罪，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 4、创新罪犯教育理念，不断提高教育改造整体效果。周永康同志在全国政法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监管场所要把改造人放在第一位，通过创新教育改造方法，强化心理矫治，提高教育质量，真正使他们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要把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作为衡量监管工作的首要标准，确保教育改造工作取得实效。这既是对新时期教育改造工作的更高要求，也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改造人的神圣职责和艰巨任务。一是要创新对罪犯惩罚和改造的新途径、新模式。要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行刑理念，切实用好并不断创新教育、管理、劳动三大教育改造基本手段，努力提高教育改造整体效果；二是要建立科学的罪犯改造质量评估体系。监狱要在罪犯改造领域内引入质量管理理念，建立科学的改造质量评估体系，将改造好的“监狱人”的再犯罪率作为检验自身改造成效的标准和要求纳入评估体系内，探求并遵循罪犯改造规律，坚持“因人施教”、“科学施教”的原则，努力挖掘罪犯个体改造积极性的要求，积极实现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的目标；三是要坚持塑造具有“社会化”人格的“监狱人”。罪犯经过几年、十几年的监禁，对社会了解甚少，甚至已经无法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所以，后现代主义大师福柯甚至过激地把监狱比喻为“就是一架巨型机器”，将罪犯比喻为“原料”，监狱的工作就是将“原料”“粉碎”加工成“产品”，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监狱工作所固有的消极作用。在致力打造和谐社会的中国，监狱行刑工作同样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要考虑罪犯人格的全面健康发展，警惕并防范罪犯产生“监狱化”人格，在狱内充分使用情感宣泄、心理矫治、精神医学等人性化改造模式，通过缓刑、假释、监外执行、工作释放、学习释放、周末监禁、外出参观等社区矫正形式，努力探索教育改造的多种形式，努力健全罪犯人格，确保罪犯由“监狱人”向“社会人”过渡的成功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