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公寓美嘉怎么死了:口述歷史：我的公公——陳立夫

2011年09月06日 14:11
來源：中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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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近代史上，陳立夫是一位不可忽略的人物。他28歲出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以后歷任組織部長、教育部部長、立法院副部長等一系列高職，可謂權傾一時。他與長兄陳果夫進入國民黨權力中樞，掌握人事和組織，成為民喜歡。之前兩國時期最有名的一對兄弟，素有“蔣家天下陳家黨”的說法。

幾乎每個月，林穎曾都要從臺北飛來北京。在北京的臨時住所里，她丈夫陳澤寵的照片靜靜擺放在桌上一束潔白的百合之間。陳澤寵是陳立夫最小的兒子， 2005年7月，陳澤寵帶妻兒在京旅游時，突感不適而住院，不久接受腫瘤切除卻意外身亡，這成了林穎曾心中一份永遠的痛楚。林穎曾是臺灣著名國學大師林尹的女兒，初中畢業后赴西班牙留學11年，直至取得馬德里大學文哲學碩士學位。陳澤寵、林穎曾是陪伴陳立夫時間最長的親屬。

口述◎林穎曾 記者◎李菁

走進陳家

我與陳家結緣是在1973年，那一年，我父親陪同陳伯伯——那時我還喊他“伯伯”——去西班牙接受馬德里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正好我在西班牙留學。他覺得我很開朗，另外，雖然我在國外長大，但還比較符合中國人的教數，于是收我做干女兒。

我父親林尹，是章太炎、黃繼剛的學生，研究傳統國學。到臺灣后，蔣介石本想請他給蔣經國做國學輔導，但父親希望能普及國學基礎，他在臺灣師范大學開了一門課，叫“小學”——小眾的學問，中國文字、聲韻、訓詁學，是很偏門的一個學科，對臺灣的文字、文化教育有卓越的貢獻。父親在臺師大教了40多年書，學生眾多。小時候上學，老師一聽說我們是林尹的兒女，就會說：噢，那是我們的老師或太老師，然后我們背唐詩300首，因為大家覺得林尹的兒女是一定要會這些的。回到家，我們問：爸爸你是誰啊，為什么大家都認識你？

其實我娘家和陳家很早就認識。我的父親早年曾在漢口的國民黨中央黨部工作過，兩家一直非常熟悉。我小時候讀書時就知道陳立夫，知道他早年追隨蔣介石先生，是他身邊的幕僚，但書本給人的印象是僵硬的，會覺得他是很嚴肅的政治人物。近距離接觸，感覺他很和藹，沒什么架子。

不過不論那時的“陳伯伯”還是我，都沒想到日后我們會成為一家人。

1976年初我從西班牙放假回臺灣，恰好陳家三兒子陳澤寵也從美國回臺灣度假——那時候他從普渡大學畢業后已經工作，我們在一個餐會上認識。起初也沒什么特別印象，但聊天時發現彼此很投機，他像陳家其他成員一樣很溫和，也很懂禮貌。我回西班牙后，他經常寫信或打電話來，彼此印象也不錯。我母親起初有點疑慮，因為他比我大12歲。但我覺得我們很談得來，戀愛一年我們就結婚了，所以最后走到一起是我們自己的緣分，并不是別人想象由兩家撮合而成的。

我公公和婆婆都是浙江湖州人，是指腹為婚的。13歲那年訂婚，直到23歲公公出國前才第一次見過面。雖然是老式婚姻，但他們感情很好，共同生活了65 年，公公自己總結的婚姻經驗是“愛其所同，敬其所異”。婆婆孫祿卿早年畢業于上海美專，公公雖然位高權重，卻很注重家庭生活。我先生還記得童年時，他父親有一次托朋友從美國帶回一雙溜冰鞋，他們父子倆各穿一只，溜滑起來，滑倒了他們相擁而抱的情景。

公公、婆婆養育了3男1女。陳家的第二代基本上都從事文化、學術的工作，公公并沒有說過反對我們從政治之類的話，他只是讓每個人自由發展喜好。大哥陳澤安畢業于臺灣大學農學系，赴美深造畢業于普林斯頓大學，是植物病理學家。二哥陳澤寧畢業于麻省理工學院，姐姐陳澤容16歲時就赴美學音樂，他們都在國外定居。我先生陳澤寵是家里最小的兒子，是普渡大學航空工程系和工業設計系的雙科碩士。1982年，我們會臺灣定居，和公公婆婆共同生活了二十幾載，我也得以近距離了解我的公公，了解陳家。

陳氏兄弟

在大陸歷史教科書中，蔣、宋、孔、陳被定義為“四大家族”，蔣、宋、孔是有姻親關系的，而陳家能“忝列”其中，我想大概源于陳家與蔣家的關系。

蔣、陳兩家的淵源，始于陳其美與蔣介石的關系。蔣介石年輕時在日本留學認識了比他大9歲的陳其美，兩人結拜為兄弟。陳其美，字英士，早年追隨孫中山，正是陳其美介紹蔣介石認識孫中山的。1916年陳其美被袁世凱派人** ，當時沒人敢去處理，只有蔣介石來為他收尸，在祭詞里自稱“盟弟”，由此可見兩人交情匪淺。陳家的下一輩也習慣稱蔣介石為“蔣三叔”（注：當年陳其美與蔣介石、黃郛結拜，按年齡，陳其美為老大，黃郛老二，蔣介石為老三）。

陳果夫、陳立夫的父親叫陳其業，自勤士，是陳其美的大哥。陳家以前經商，在湖州也算是地方士紳。公公早年接受傳統的中國私塾教育，1911年，陳其美任革對角繃著黑色命軍滬軍都督，受他邀請，全家都搬到了上海。在這里，公公有機會接觸到新式教育。

1917年，公公在上海以第5名的成績考入天津北洋大學學工礦，畢業后又赴美留學。1924年，他取得美國匹茲堡大學冶礦碩士，在史克蘭敦當了8個月的實習礦工后回國。就在他準備接受中興煤礦公司聘請、任采礦工程師時，大哥陳果夫轉來了蔣介石的兩份電報，蔣介石表示希望他能到廣州協助自己。公公的志向本不在政治，但因哥哥勸說以及與蔣介石的叔輩關系，還是去了廣州。他后來在回憶錄里講，原以為幫忙一段時間，馬上再回去投身采礦。但蔣先生先是客氣地挽留，后來干脆要求他留在身邊，公公從此踏入政壇，沒成為一名工程師，引為眾生憾事。

公公最初身份是黃埔軍校校長辦公廳機要秘書，實際是在蔣介石官邸里，處理他的私人重要機密文件。任命狀中，蔣介石用它的號“立夫”為正式稱號，此前，公公一直用“陳祖燕”這個名字，從此便以“陳立夫”行世，正如原名陳祖燾的哥哥被稱為“陳果夫”一樣。公公知道蔣先生的脾氣，他在蔣公館工作時也常見蔣介石罵人。所以在接這個職務前，他就對蔣先生說：我沒有別的要求，就是不能罵我。“校長如果對我發大脾氣，第二天我便辭職不干。”在他為蔣介石服務的25年里，蔣介石也果然沒有罵過他。

陳家兄弟姐妹共5人，陳果夫和陳立夫最為有名。陳果夫是家里長子，很早就出去工作養家，把希望都寄托在弟弟立夫身上，他的全部學識全靠自修。我們至今還他保留當年寫給自己父親或弟弟的一些東西，一張紙寫完翻過來再寫，十分節儉。陳果夫比弟弟大8歲，他們兄弟倆的感情非常好，陳果夫膝下無子，公公把大兒子陳澤安過繼給陳果夫。

很多歷史資料在提到陳果夫、陳立夫兄弟時，將它們稱為“CC派”。南京國民政府時候，立法院旁邊有一個中央俱樂部叫Central Club，“C.C”本是這個俱樂部的縮寫，但碰巧“陳”的英文縮寫也是“C”，久而久之，它不知怎么演化成了“二陳”的縮寫，給大家印象是有一個CC 派，并且勢力磅礴，但公公從來沒有承認過有這樣一個CC派。

不可否認的是，在中國近代史上，陳果夫、陳立夫的確是一對比較特殊的兄弟，陳果夫曾任國民政府檢察院副院長、江蘇省省長等職；弟弟陳立夫則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中組部部長等職。誠然，他們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地位，但兄弟兩人在經濟上卻并非如外界想象的那樣積下萬貫家財。公公后來遠赴美國，轉行靠辦養雞場謀生，晚年回臺灣住的房子，是4個子女湊錢為他買的。而終身受肺病困擾的陳果夫，在生命的最后幾年，連醫藥費都無力支付，還是蔣介石特批了一筆錢辦了喪事。

政治巔峰

最近《色·戒》的熱映，中統那段歷史又引起很多人興趣，這里面也有公公和丁默邨的一段故事。

1927年，公公奉命成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下面有三個組：第一組組長是徐恩曾，第二組組長是戴笠，第三組組長為丁默邨。后來一組、二組分別發展壯大成中統局和軍統局，丁默邨的三組被撤銷。丁默邨交游甚廣，和周佛海很熟，最終被拉進汪精衛的偽政府，成立76號秘密工作室，倒過來對付軍統和中統，戴笠的不少人都被他害了，所以軍統的人特別恨他。

但丁默邨跟了汪精衛數年以后，很快發現汪精衛也堅持不住，他托關系找到我公公。公公說你回來可以，但要將功折罪。他列了三件事——坦白說，都是為了避免新四軍地盤擴大——讓丁默邨幫助完成。丁默邨當時在汪精衛政府里任“浙江省主提上褲子，光席”，能量很大，也完成了任務，其實他也算被我公公“策反”了，公公兌現諾言，答應保他的命。

這段時間如果丁沉寂的話，他完全可以保住命。他后來保外就醫，但不甘寂寞。有一天游山玩水，被中央社記者認出來了，寫了篇文章《丁默邨逍遙玄武湖》，結果被蔣介石看到了，這讓他顏面過不去。他很生氣地說“丁默邨應該槍斃”。我公公寫了封信給丁，大意是這次你觸犯得實在太大了，我無法幫到你了，是你自己不好。丁默邨在被處決前也寫了封信給公公：“我很感激你，我也知道你很幫我的忙，我自己不當心，都怪我自己鑄成了大錯……”

公公在世時，和我們聊天時偶爾會說：“人啊，要守本分。我過去有一個姓丁的手下……” 我們那時就當故事聽，也不知道這“姓丁的”是誰。最近這部電影出來，我才知道原來就是丁默邨。公公的一生經歷了無數政治事件，他隨口說出一個故事往往就是一段歷史。他晚年寫了本《成敗之鑒》，也對很多歷史事件有所提及。

很多正史或野史，往往花大量筆墨記述陳立夫與“中統”的故事，但他在抗戰期間做過7年教育部部長的經歷似乎并不像那段歷史，被外界所熟知。

抗戰爆發不久，公公就被任命為教育部部長，算是受命于危難之際。他任部長后的首要工作，便是主持了大學內遷，遷得最遠的便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以及南開大學，初遷長沙，合設長沙臨時大學，再遷蒙自和昆明，改稱西南聯大，西南聯大后來也創造了中國教育史的一個奇跡。此外，大學全國統一招生制度、全國各級教育和師范教育培訓制度等，也都是他在任教育部部長時創立的。

公公晚年在《成敗之鑒》里，花了大量篇幅回憶他出任教育部長時所做的工作，很顯然他非常看重自己這段經歷。其中他認為也是最值得一提的，是戰時為貧困學生創設的“貸金制度”。因為考慮后方的年輕人，都是國家的未來棟梁，兵荒馬亂年代，很多學生無力繼續學業，像楊振寧、李政道都靠“貸金”完成了學業。他后來到美國開會遇到一位大陸學者，對方還充滿感激地告訴公公，他當年就是拿著這筆貸金完成了學業。

那時任財政部長的不是孔祥熙就是宋子文，他跟這兩人要錢，他們說戰爭時期需要錢的地方多著呢，哪里還有錢給學生？公公說，那我以自己的私人名義借錢，成立了“貸金”，就是現在的助學貸款。當然貸給這些學生的錢至今沒有還過一分，但是債務人是陳立夫——所以如果今天要查賬，陳立夫還因為這些學生的“貸金借款”而欠國家許多錢呢！我想他能借到錢，也說明他清廉、有信用，不會貪現在應該把它污。

從踏入政壇第一天起，公公的仕途便一帆風順。他29歲任國民黨秘書長，是國民黨歷史上最年輕的秘書長；31歲任國民黨中組部部長，38歲任教育部部長。1947年，他還成了《時代》周刊某一期的封面人物。

遠離臺灣

1950年8月4日，在國民黨改造會議的前一天，公公被要求在24小時內離開臺灣。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天。我先生后來回憶，他那時還在上小學，連跟同學打招呼告別的時間都沒有。

現在很多文章在提到這一段時，往往形容是蔣介石將陳立夫“趕走了”。但其實真正的問題在于公公與陳誠的矛盾，而“24小時離開臺灣”這道命令就是陳誠通過蔣介石下的。當然，為了讓大家互相有個面子，還要有一個很好的理由，蔣介石跟張道藩（他跟公公也比較熟）商量，這時剛好在美國有一個“道德重整大會”，于是順水推舟地以這個名義讓他去參加，順便長住。

陳誠和陳立夫在大陸時期就有矛盾，個中原因一言難盡，但已很公開化。國共的第一杖是陳誠打的，潰敗后又被派到臺灣。陳誠在臺灣有一段非常弱勢，當時甚至有“殺陳誠以謝國人”的說法。但誰也沒想到，國民黨最后也會敗得一塌糊涂，退到臺灣，而這時在臺灣經營數年的陳誠已經打下一定基礎。

公公到臺灣后，要求成立一個改造委員會，來檢討失去大陸的原因。但別人認為他想邀功或作秀，再者大家都是剛從大陸敗退，人心不穩，說任何人有罪無罪都不好，還是先安定下來再說。后來我公公主動提出兄弟兩人退出改造委員會，免得人家在紛紛擾擾，他們也想暫時離開，讓蔣介石先安定下來。所以1950年成立的“中央黨務改造委員會”并沒有陳果夫和陳立夫的名字。

此時的國民黨的與美國也經歷的一段微妙而復雜的關系。我相信這里還有很多秘密有待時間來發掘和驗證。美國原本支持孫立人未果，轉而支持陳誠，而退守到臺灣的蔣介石因為急需穩定住局面，不得不屈就陳誠。陳誠后來成了副總統兼行政院長，形成“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之勢，從客觀上講，此時的陳誠也有了足夠控制蔣介石的能力。在那個階段，局面連蔣家人自己也支配不了，陳誠一直認為陳立夫與他是對立的，雖然他們一是武官一是文官。在陳誠與陳立夫之間，蔣介石不得不選擇前者，而委屈了陳立夫。

后來有人說，公公離開臺灣前拒絕與蔣介石辭行，也有人說他去蔣介石那里辭行時候，蔣不見他，總之都在說兩人結了怨。實際上公公一生充滿了中國傳統禮數，不管對方如何，他都要堅持作為一個部屬的禮貌。而蔣介石不見他，他完全能體諒——見了面，蔣介石該對他說什么？說什么都不合適，所以公公說蔣介石不見他也是對的。

公公那時人氣比較旺，如果他硬著不走的話，很可能翻盤，但他最終采取了回避矛盾的方式。我想蔣介石心底是清楚這個狀況的，我們小時候喝美國牛奶，薪水都是美國人發的。直到有一天，蔣介石發現，連校級別軍官的任免都要經過美國同意，所以才有后來拒絕美元，讓美軍撤出臺灣的舉動。

1951年，陳果夫在臺灣去世。當時蔣先生給公公來了封信，告之已處理陳果夫的喪事，暗示他不要回臺灣。1961年，公公第一次獲準回來探望他病重的父親，他回臺灣的時候來機場接他的人爆滿。為了避免猜忌，公公并未久留就回了美國。

在他身邊的那么多年，我從來沒有聽公公說過一個“怨”字。我記得有一個美國記者后來到臺灣采訪他時問：“你有沒有過怨言？”他回答說：“‘有’或‘沒有’，是時間過程里的想法，人總是有不開心的時候，但歸結到結論里，是‘沒有’，我可以說無怨無悔。我盡自己的本能去幫助他，他接受與否的是他的事情。你不能覺得他沒有做到你希望他做的事情而有怨言，因為你只是替他做事的。”

美國二十載

1950年，公公、婆婆帶著女兒和只有8歲的小兒子到了美國，經朋友介紹，在新澤西州開起了養雞場。我們后來也問過他:“你為什么要養雞？這又不是你的專業。”他幽默地說：“雞不會像人那么復雜，雞比人聽話，雞比人好管。”

我先生后來回憶，他們那時候的生活非常規律，天亮即起，晚上很早就休息。工作都有一定流程，除了喂飼料、孵雞、撿蛋、大小分類、洗蛋、秤蛋、包裝和運送外，還得請專家打針。雞場很大，養了5000只雞，生活清苦，一家人卻也其樂融融。公公出力最多，100磅的飼料，他一彎腰就扛起來，每天重復很多次這樣的動作，久而久之，反而把腰痛的毛病治好了。有時他會邀請客人到雞場里參觀或跟他一起去撿雞蛋，但那些客人一到雞房里就被滿地的雞屎熏得受不了。那時的生活，跟他們在南京時期的生活，簡直有天壤之別。但公公也能坦然放棄官宦身份，過這種儉樸的生活。那時候很多人去看公公，包括宋子文等，有人看到公公打著領帶在雞場工作的照片，懷疑他養雞只是“作秀”。李敖后來有一次跟我先生一起吃飯，他說：陳先生我冒昧問一句，你父親打領帶養雞是不是在作秀？我先生說：你太不了解我父親了，他非常尊重中國傳統禮儀。他覺得見客人不穿正裝很不禮貌，所以平時他就打個領帶，再帶上圍兜，如果有客人來，他趕緊摘掉圍兜，不然還要進去換衣服。在他的想法里，衣服不見得要華麗，但一定要整潔。

但他沒想到，雞有雞的麻煩。美國地廣人稀，有時會燃起一股無名火，把雞場燒了。有時又來了群黃鼠狼，把雞都給吃了，或是一場雞瘟，雞也死了一大半。臺灣那時有不少轉型的大地主，政府資助他們轉型投資別的產業，他們跑到美國：“陳老，你養雞，一定賺了很多錢！”公公說：“你們千萬不要養雞，我們不是這個行業的，根本不懂，你們要把錢投在別的事業上。”人家起初還不相信，還以為自己賺錢了還不讓別人加入，后來才明白。有人說他真是一個君子，換作別人，可能會說：“好啊，你們拿錢投資來吧！”然后拿了錢擴大自己的雞場。

我曾經問我先生：你和父親養了那么多年雞，是不是看到雞肉會怕？奇怪的是，他還是照樣喜歡吃雞肉，雞蛋他也照樣吃。他說小時候在雞場，雞蛋一破就破掉上百個，怎么辦？婆婆就做蛋糕，做煎蛋、鹵蛋，什么花樣都做。我婆婆手很巧，我先生的姐姐訂婚的時候，所有蛋糕都是我婆婆自己做的。

當年，在紐約唐人街，“陳立夫辣椒醬”一度非常有名。因為我公婆都是湖州人，在美國很多朋友來陳家聚會，婆婆很會做菜，大家都覺得她做的辣椒醬非常好吃，先是有人來要一罐兩罐，后來三五罐，越來越多，直到有人開始定購。婆婆后來說，她是盛情難卻。因為是真材實料，所以人家的定金還不夠她的材料錢。最有趣的是他們后來研究怎么做皮蛋，還做成功了。他們做的湖州棕子也很受歡迎，唯一沒“研發”成功的是臭豆腐，因為美國不允許，不然還會出現“陳立夫臭豆腐”。

陳家的這段經歷，被很多人評價為“陳立夫在美國很潦倒”。但這只是外人的看法，他們自己過得坦坦蕩蕩。我的感覺是，公公在那里的幾十年雖然辛苦，但過得踏實。我先生曾回憶，他雖然小小年紀，但也自己學著趕雞、養雞，扛飼料。在美國，孩子跟著父母到別人家做客，飯后也一樣要幫人家洗碗，所以他是洗碗專家，從來都把碗洗得干干凈凈的。他在普渡上大學時，也是半工半讀的，會有人想象得到，“四大家族”的孩子是這樣的嗎？

我先生一生最美好的回憶，便是他與父親一起在農場的時光。美國那個環境很辛苦，他從小就拿著槍跑來跑去防鬣狗或是打黃鼠狼。他說：父親離開了政壇，而我找到了父親。對這個家庭來說，是一個丈夫的回歸，一位父親的回歸。

其實私下里，蔣介石還是很關心陳家的生活的。在雞場起火或出雞瘟的時候，他暗地里通過俞國華——相當于他官邸里一個很重要的管賬先生，寄錢過來，幫助陳家渡過難關。所以那段時間，蔣介石與陳立夫的關系維系得很好，并不像外界傳說的不合。

重返臺灣

1965年，陳誠得癌癥去世。不久，蔣介石立即發電報到美國，讓公公回臺灣。當時蔣介石許了他很多職位：全世界巡回“大使”、考試院“院長”、西班牙“大使”等，但都被公公拒絕，他唯一愿意接受的是“文化復興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一職，因為他做過教育部部長，公公是被請回來的，如果如許多人而言，是被蔣介石趕出去的，那他怎么會被請回來而且有做資政呢？

1975年，蔣介石去世。公公在第一時間前往吊唁，蔣經國見到他，跪下來哭著說：“立夫哥，父親去世了，你現在是我唯一的親人了。”蔣經國當政后，很多事情他還是請教公公。

公公與蔣經國的交情由來已久。他在上海念書時候，生活費都是從陳果夫那里取的。也正是由于公共背著蔣介石“偷偷”運作，蔣經國才得以順利由蘇聯回中國。

蔣經國當年在蘇聯時，曾寫過一封公開信，表示與蔣介石公開決裂。公公寫了封信給蔣經國，告訴他：你不能長期在那邊，你該回國了。蔣經國說，我把父親罵成這樣子，他怎么可能還會讓我回來呢？公公告訴他：“你把信寫好，我來處理。”我們后來問公公：“那你是怎么就讓蔣經國回來的呢？”公公說，他事先估計，如果蔣介石看了信，把信撕掉，大罵幾聲，再氣得把椅子拿起來砸掉的話，這件事就徹底沒指望了。但是那天，他把蔣經國的悔過信放在蔣介石的桌子上后，蔣介石看了一眼，把信扔在桌子上說：“他還知道認錯嗎？”然后哼了一聲，罵了句“這個孽子”之類的。公公就知道還有機會，他趕緊通知蔣經國說：趕快回來吧！

公公對于蔣夫人宋美齡一直都很尊重。外界都傳宋美齡好權，跟蔣經國爭權奪利。但公公說：“如果蔣夫人真的是那種好權好利的女人，那么歷史也許還會改寫了”他說，當年在南京開國民大會時，李宗仁穿一身軍服出席，蔣介石則穿長袍馬褂，大家都覺得很尷尬，因為覺得李宗仁像蔣先生的侍衛官一樣。宋美齡因為長年習慣了給蔣介石做翻譯，什么場合她都會出現。蔣先生問她：“你去干什么？”她說：“我們不是要去開國民大會嗎？”蔣先生說：“你又不是代表，你為什么要去？”她才恍然大悟：“噢，原來我不是啊。”公公說其實很多人都誤解了宋美齡，她跟宋慶齡不一樣，宋慶齡因為長期跟隨孫中山，處理了很多政務，而宋美齡更像是一個公關加“超級巨星”的角色。

走過世紀

回到臺灣的公公，開始專心于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他覺得政治是短暫的，但文化是永久的一個根，所以他對中國文化的推廣一直不遺余力，晚年他寫了不少研究孔孟的書，還主持翻譯了李約瑟的《中國之科技與文明》。他也喝過洋墨水，他也可以很洋派，但他反而更提倡中國的文化。

公公對中醫也很重視，他說中國的醫學是生活醫學——生活里就含有醫學的教育，比如如何滋補、養生、保健等，現代醫學成了一門獨立的行業，反倒和生活的關系剝離開了。汪精衛當年要廢除中醫，就是公公等人在呼吁，把中醫保留下來。他在臺灣也說，中醫西醫不要打架，一個是體，一個是用。他說中西醫應該像男女一樣，要讓他們“談情又說愛”，最終受益的是病人。重返臺灣后，他著手改制臺灣第一所中醫學校，同時他還帶頭編撰了歷史上第一本中西醫定名對照辭典。臺灣的中國醫藥大學是他30年來募資及寫墨寶捐款重新建造起來的，另外他又成立了財團法人立夫醫藥研究文教基金會，目的都是為了振興中國傳統醫藥和文化。

到了晚年，當年政治的恩恩怨怨已經慢慢淡化，他真心期待看到兩岸和諧，1975年，公公以“總統資政”的名義，通過秘密渠道，曾向中共方面發出邀請，歡迎毛澤東訪問臺灣。遺憾的是，大陸正進行“文化大革對角繃著黑色命”，他的舉動，并沒有得到北京的回應。

1988年，公公聯合其他一些國民黨元老，提出“用中國文化統一中國”。《人民日報》還發表評論，稱贊它是“謀求祖國統一的積極態度，令人感佩”。公公曾提出用外匯儲備100億美元的利息用作兩岸交流，可惜沒通過，否則今天的兩岸情形肯定有所不同。1994年，公公贈送海協會會長汪道涵一幅字，云：求統一不談小節，為和平先天至誠。再次表達了求祖國統一的急切心情。

對于大陸把陳立夫、陳果夫列為“四大家族”的一員，公公當然知道。我先生還曾半開玩笑說：“我們是‘四大寇’里最窮的一‘寇’，但社會的估價好像很高！”公公覺得從另外一個角度講也很正常。他常講，中國敵對的時候常常有，但打歸打，畢竟還是一家人嘛。

其實他跟毛澤東、周恩來早年就認識。“五四”運動發生時，公公還在天津北洋大學讀書，便知南開有個很活躍的學生叫周恩來。當年國共談判時，他與毛澤東、周恩來打交道甚多。毛、周跟蔣介石談判時，指名要陳果夫、陳立夫兩兄弟備書，他們說只有兩兄弟備書的話，才算話，不然食言怎么辦？家里至今還保存著周恩來在國內談判時寫給公公的一封信，上面說：你們兩兄弟對蔣先生最有影響力，也是我們覺得最可以溝通的。

大陸第一個記者團1992年赴臺灣采訪時，就采訪過公公。雙方對彼此可能都很好奇，公公覺得以前對他有不少負面報道，他也希望讓外界來看看。他很風趣地說：“你看我可以活那么久，就是等你們來看我。”他更想傳達一個信息：我們不在大陸的領土上，但我們都是中國人。那次采訪后他很愉快，他覺得大家對他的疑惑他可以當面解釋，大陸記者對他也很好奇，他們對陳立夫養雞、陳立夫辣椒醬、陳立夫湖州粽子更感興趣。

我近期整理了很多公公的資料，發現了1992年的一份文件，上面有公公的批示，他寫道：最不愿意看到兩岸和平統一的人是李“總統”。經國先生對我公公很尊敬，凡事都找他商量，而唯一一件他自己決定后再通知公公的事情能夠就是挑選了李剛洗的衣物，登剛洗的衣物，輝。他說：“立夫哥，我已經挑好了副總統。”公公也無話可講。1992年，還沒有幾個人能看清李剛洗的衣物，登剛洗的衣物，輝的真是意圖，他已經有先見了，那時宋楚瑜、連戰還都幫著李剛洗的衣物，登剛洗的衣物，輝呢！

公公晚年生活簡單而有規律：早晨5點起床，然后寫毛筆字、看書。他很注意養生保健，每天堅持按摩、堅持三餐后散步按摩45分鐘，這或許是他長壽的原因。其實他早年身體并不好，中年時又患上糖尿病，能活到百歲全靠后來的鍛煉和修養。我很少見他發脾氣，他自己也說，每次遇到困難，他只怪自己，而不責怪別人，所以也不會發脾氣。

公公、婆婆并未留下多少財產。公公總是教導子女們要自食其力，陳家的生活方式跟臺灣的普通民眾并無兩樣。公公在臺灣天母曾有座房子，買地和造房子的錢均由4個子女通過每月分月分期付款支付，婆婆過世后，公公將房子賣掉，并把賣房子的錢歸還給孩子們。

婆婆是90歲那年去世的，她的去世對公公的影響很大，作為晚輩，我們對公公的照料自然更加細心。但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有一次，他要出遠門，我頭一天替他收拾好所有行李。晚上我偶然發現，他把箱子的東西全部拿出來，自己重新收拾。我很不理解，問他為什么。他溫和地笑笑說：我自己能做的，我還是想自己做。原來他擔心直接拒絕我的幫助，會讓我不高興，于是只好自己“偷偷”收拾。我明白了一個道理：對于老年人，并不要以為替他處理一切事情，便是為他好。

公公重返臺灣后，一住就是30年。臺灣的政治環境讓他一天天無奈，那些舊相識也一個個地離去。公公組織了一個“老人會”，原本80歲的老人才能入會，后來老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公公就將入會標準降低到60歲。只要有走的老人，公公都親自到殯儀館去送行。

1997年3月是蔣夫人宋美齡百歲大壽，因為很多人都想到美國去看她，蔣夫人希望由公公出個面組個“祝壽團”去美國參加她的百歲壽宴，但公公決定自己單獨去探望她，不去搶那個風頭。他說：“我這一生看得太多了，還是讓喜歡做這事的人去做吧！我去看望朋友，我親自去就代表我的誠意了。”那一年是我陪公公去美國，在蔣夫人紐約長島的房子里，坐下后，大家忽然發現公公左邊耳朵有重聽，蔣夫人正好右邊耳朵重聽，于是趕緊給兩位老人調換個座位。看著兩位世紀老人用上海話親熱地交談，我感慨萬千。兩個人共同的朋友、有著共同回憶的人基本上都去世了。

2001年2月8日，公公在臺中去世。他的一生，為后人留下了不盡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