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北京饭店职工不为资产阶级服务!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北京饭店的青年职工经不起外界的影响，思想也迷糊起来，唱出了不为资产阶级老爷太太服务的高调。连今后还给不给外宾擦皮鞋也成为议论的话题。总理知道后很重视，这年9月6日他来饭店时说：“皮鞋要擦，你们不擦我来擦！新中国嘛，不擦影响不好。”

1966年8月25日深夜，北京军区政治部吴岱主任叫我马上到他家里去。军区检察院副检察长阎广发也来了。吴主任说，杨勇司令员来电话传达周恩来总理指示，要军区马上派一名党委书记、一名经理到北京饭店工作。吴指定我去当党委书记（当时我是军区师以上干部政治理论集训班主任），指定阎广发担任经理。

第二天到了北京饭店才弄清了事情的经过。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饭店一散会，被指责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作组从各个单位一撤，北京市就乱了。北京饭店也开始乱。大家都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究竟要怎样搞，到北京大学参观学习的结果，是到处糊大字报，揪斗“黑帮”。北京饭店的店、科领导大都变成了“黑帮”，工作处于无政府状态。总理责成北京新市委解决北京饭店问题，新市委提出请解放军派人来管饭店工作。总理采纳了这个建议，这才有了我们调来饭店工作的事。

北京饭店真是个特殊的地方，在这里我每天都感受着历史脉搏的跳动。

在无奈中实行军管

为了保证外事接待任务正常运转，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也不得不分心关注北京饭店的工作。

就在我们进店和职工见面的时候，他要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廖承志来参加会议。廖以丰富的涉外知识，风趣地介绍了外国人一些礼节上、生活上的习惯，解答了在运动中产生的在外事服务上一些模糊不清的问题。

然而，那时北京饭店已经深受社会影响，出现了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一派叫“八一八”红卫兵，一派叫“东方红”革命造反兵团。我们进店的第二天夜里，两派的部分群众，就在六、七号餐厅之间发生了冲突，既动口又动了手。我闻声赶去劝阻，在混乱中也挨了皮带抽。我无奈地说，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我是刚上任就挨了三皮鞭。为尽量减少来自社会的影响，周总理要求我们采取措施，切断饭店职工与社会上造反组织的联系。规定本店职工不得参加社会的造反组织活动，在店内自己搞运动，店外造反组织也不准进入饭店。

临近国庆节，响当当的造反派“北航红旗”来了几个人，要在中七楼挂下一条大标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砸烂谁的狗头”。这样的标语挂在外宾出出进进的地方，显然是不合适的，但向他们解释又解释不通。只好好言把他们稳住，打电话向总理办公室请示。直到一个多小时后，总理办公室回电话说，总理认为在外事场合挂这样的标语不合适，并由善做群众工作的阎广发同志出面，找几个服务员帮他们把竖标语改为横标语，挂在饭店车场外的松树围子外面，才把“北航红旗”的人打发走了。

1967年1月，上海刮起的所谓“一月风暴”迅速吹遍全国，“夺走资派的权”成为最时髦的口号。1月18日深夜，6楼客房组长把我叫醒，他说，本店“ 八一八”红卫兵有人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了首都各界造反派联合召开的夺权大会，会上决定全市的夺权行动天亮即开始，他要我这个党委书记有所准备。果然不久“八一八”红卫兵便找我到他们的“总部”去，告诉我这件事，并说这是大势所趋。我问他们要夺谁的权，回答是夺各科室的权，不夺新的党委的权。我问夺权的事同别的革命组织研究过没有，回答是还没有。我告诉他们，要不要夺权，怎么夺权，要找各派组织共同研究；要坚守工作岗位，北京饭店不能乱。

但是，“八一八”红卫兵已经开始行动：每个科室都派了他们组织的人。这便给其他造反组织一个很好的攻击口实，说夺权是反动行为，饭店的权现在不是掌握在“走资派”手里，而是掌握在由解放军干部参加的新党委手里。和“八一八”对着干的“东方红”，希望新党委会就此全面否定“八一八”。“八一八”红卫兵慌了，集合在一起要我表两个态：一，夺权是革命行动；二，“八一八”是革命的组织。我说，夺权的行动是错误的，组织是革命的群众组织。

不料这样的表态双方都不满意。尤其是“东方红”认为我袒护了“八一八”。他们决定要开大会辩论，由各造反派自行主持辩论究竟应该由谁来夺权。

大辩论从20日进行到22日下午，有一些外单位的人也进入了北京饭店，情况变得很紧张。到了晚6点多钟，宴会厅已经坐满了人，歌声、语录声、口号声此起彼伏。就在这时，为应付全国混乱局势而日夜操劳的周恩来总理进了西楼的前厅。有几个走过这里的青年服务员被总理叫住问话。后来聚到十几个人，总理索性坐在宴会厅前的台阶上，听他们陈述观点。总理看到贴在柱子上的标语不满意地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你们这样闹的吗？”说后起身走进宴会大厅，大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总理向大家招招手，并未讲话，而是把各派的头头召集到贵宾休息室，用一个多小时耐心听取各派的发言。最后明确指示：北京饭店不能夺权，立即停止夺权的辩论；北京饭店的运动自己搞，外单位的人立即退出饭店；大家的不同看法，在深入进行大批判中解决；北京饭店因有外事接待任务，也是个要害部门，不能乱。

总理指示传达后，紧张局面暂时缓和下来，但吹进饭店的夺权风早把人心搅乱了，各种纠纷不断发生，班组长说话都不灵了，饭店的正常秩序已经得不到保障。油印的小报上开始攻击北京饭店的新党委。面对这种局势，回想四个月前进店时领导的期望，我感到很内疚。我便给总理写了一封信，提出了对北京饭店实行军事管制的建议。信送出去不到十天，总理见到了我说：“你的信看到了，我不会让他们闹下去的。”

2月20日晚上7点，我被叫去参加研究北京饭店军管问题的会。总理的秘书把通告的内容读了一遍，大家一致拥护。在谈及由谁来主持军管时，时任中央警卫团政委、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杨德中同志说，还是你们几个调到饭店的同志把军装再穿起来，执行军管任务。我认为这样不行，坚持另派几个同志来。最后确定新的党委几个人不动，由北京卫戍区再派人来组织军管会，对饭店实行双重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