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不是你最疼爱:张广昭：从基层治理失序到中央执政危机

张广昭：从基层治理失序到中央执政危机

（2011-11-23）● 张广昭

　　近日，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刊登“关注基层治理”的系列评论文章。这五篇署名“本报评论部”的文章，分别从“微观中国”、“选择性治理误区”、“干群信任”、“维权、维稳关系”、“基层探索的改革支点”等方面进行了讨论。平心而论，文章没有回避现实，很多观点都不失公允。官媒如此高调的讨论，折射出当今中国基层治理正在走向危险的边缘。

　　虽然中国取得了本世纪最大的经济奇迹，但无论是在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还是约瑟夫·奈（Joseph S Nye）看来，中国国内的诸多矛盾和问题，是其通向大国之路的最大障碍，而不是美国或其他国家。换句话说，中国崛起是依靠自身力量，若其衰落同样起由自己。

　　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其《乡土重建》里指出：“不论任何性质的政府，也不论政府有任何政策，如果让贪污和无能腐蚀了行政效率，一切都是落空的，国事只有日趋恶化，这一点已没有人否认”。如果费先生所说的“贪污和无能”还只是造成了“基层行政的僵化”的话，那么当今基层政权的腐败、乱作为不仅造成基层社会失序，而且日益威胁到中央执政权威。

“强拆”“圈地”下的异化维稳

　　种种迹象显示，中国基层目前最急迫的问题，一个叫“强拆”，一个叫“圈地”。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城市化”对于地方政府官员具有不可阻挡的诱惑力。伴随城市化过程中的“强拆”风潮波及全国，目前又以县级城市拆得最为火爆。具有中国特色的“强拆”，由于往往涉及官方的暴力支持，被叫做“暴力拆迁”或“血拆”。目前中国各地到北京维权的访民，据称半数以上与“强拆”有关。

　　“强拆”还在进行，“圈地”又已出现。目前中国出现一种“新圈地运动”的浪潮，这一波圈地潮与第一波地产商圈地不大一样，这一波“圈地”的是地方政府。农村中因“圈地”和失地而起的群体性事件，接连不断地发生。

　　目前来看，大多数“强拆”和“圈地”，属于政府和商人对民众的掠夺，城市对农村的掠夺。背后反映的实质是政府的错位、社会公平的缺位以及法治的虚位。

　　面对权力和资本的掠夺，中国民众则偏好选择赴京上访（也属无奈之举）。那么，中国独特的维权救济手段——上访——又是怎样一种现状呢？　　今年11月3日出版的《南方周末》头版报道文章“调查组要来了”指出，在江苏某县存在一个信访学习班：体罚、饿饭和挨打是主要学习手段；“同不同意，进了学习班都会同意”是其办班口号。另外令笔者哭笑不得的是，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在那个地方被改造了11天，就在江献兰（访民）神经崩溃到连自己名字都混沌的时候，这一天来了一个穿制服的，跟江献兰开始讲政策摆道理，你知道什么叫制度吗？制度就是把你治到不敢上访的程度！”这是笔者头一次听到“制度”一词的这样“精解”，以此或可管窥基层治理是怎样一种乱象。
缘何如此？笔者认为《人民日报》的观点可谓中肯：当稳定的硬任务在“一票否决”压力下被少数人曲解为“不出事”逻辑，有的地方干部寄望于花钱“摆平”，或是不惜暴力截访“压平”，忽视了担当群众利益代言人、维护群众权益这一重要职责，背离了维权才能维稳这一治本之策。简言之，维稳被异化。

地方信任危机消耗中央执政权威

　　当前中国大陆政治生态的最大问题在于：上层政策在下层的异化。中央推行的社会改革或行政改革一旦进入基层，往往被扭曲为对社会的控制或压制。对于中国执政党来说，目前面临的多重危机中最为明显的，便是社会信任危机。正如《人民日报》评论文章所说：“基层干部处于社会治理的最前沿，直接面对群众，实质担当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代言人，其能力和作风，都影响着当地群众对执政党的评价；部分地区干群间缺乏信任，其产生的负面效应不仅在于当地，更在消耗整个执政党的执政资源。”

　　可见，中共领导层开始意识到，社会信任危机是自己的执政危机，还是枪杆子治不了的危机。事实上，地方政府多年来的异化维稳，使社会信任危机不断扩大化、深刻化。近几年，暴力抗争事件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

　　究其根本，乃是中国大陆日益突显的“制度失调”病症。现代国家中，政治运行依靠的是“权力”逻辑，经济运行依靠的主要是“利益”逻辑，而社会运行依靠的则是“契约关系”逻辑，这三者原本都可以依“法”而行。面对层出不穷的民怨，最合理的调整是使“法”真正成为厘清“权力”、“利益”和“契约关系”运行的依据，但中国大陆奉行的是“法”掌握在“权力”的逻辑中，以“法”服务于“权力”。一言蔽之，中国大陆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社会发展之间出现了落差。

　　结果是放大的“信任危机”直接危及中国执政党的执政根基。对此，中共高层十分清醒。总书记胡锦涛一再强调“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最近也不断强调，要着重从政策层面预防和化解信访中反映出来的普遍性、倾向性问题，这事关党的执政基础。诚然，当前对于群众来说，最直接的诉求往往在于利益；群众的不满，更多是针对地方政府。但随着这种政府不信任情绪的蔓延，不能保证民众不会对中央执政权威进行质疑，甚至产生政治诉求。

　　当下中国基层社会的治理失序，其本质是法治的危机。政府干预司法体系，结果造成基层治理的核心机制——司法体系——失去公信力。让司法回归独立，强化舆论监督，并以此来限制政府权力和执法过程的随意性，已经是无法躲避的改革命题。唯有在此前提下，党报期望的“公众‘法治维权’，政府‘依法维稳’，才可能成为善治的制度起点”；基层治理模式才可能从“管制型”向“共治型”转变。也唯有如此，才可以减少中央执政权威的损耗，保证其执政地位。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