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马镶青梅番外txt:我读《万历十五年》

万历十五年，1587，毫无意义的一年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眼中，其间的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而我们的大历史之旅，也自此开始……

在这里，我将斗胆借用黄仁宇先生的叙事口吻，来向各位观众讲述我的书评（当然，以我的水平，再学上十年恐怕也学的不像）。再当然，我一定会先说下，这是一本好书，一本本人没有完全看懂的书，据我分析，不懂的部分在40%至50%之间，当然这是在《明朝那些事儿》的明史普及之后才勉强看懂了一半，否则我将是看的云里雾里，黄先生则是对牛弹琴了。

首先在这里我们看一下目录：
第一章 万历皇帝
第二章 首辅申时行
第三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
第四章 活着的祖宗
第五章 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
第六章 戚继光——孤独的将领
第七章 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本书涉及了明朝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军事、文化几个方面，人物全部都是大有来头，皇帝（主席）、首辅（总理）、海瑞（混不吝）、戚继光（名将）、李贽（流氓思想家），组成了这热闹的一年。明朝万历十五年，亦即1587年，这一年是24岁的万历皇帝登基的第15个年头，元辅张居正去世的5周年，首辅申时行上任的第4年，南京都察院右督御史海瑞、罢官在家的一代名将戚继光辞世的当年，哲学家李贽削发为僧的前一年……在这一年，“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黄仁宇先生在结尾部分既然已经如此盖棺定论，那么万历十五年在中国历史上就决不会是简简单单的一年。

在这里我无意过多的分析书中内容体现的价值，因为这项工作已经被无数人做过了，而且许多学者做的非常出色，那么在这里我就写一些我能勉强理解的东西以及自己的感想。

先从万历开始说起，明朝的皇帝有个很大的特色，那就是：无能。历数各位朱姓子孙，刨去短命、木匠（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专业性很强的职业也能走进帝王家，实在是）、颟顸、低能、神汉、弱智之后，剩下的就是开店的朱元璋先生，一个嗜杀如命的暴君，还有他那个宝贝儿子朱棣，一个篡权夺位的奸臣，后来又将自己打扮起来，凭借一定的才能，俨然成为了一代明君。而寥寥无几的几个明白人，却都只能勉强的维持一下这副烂摊子，更多的施展才能，或是对外扩张，则更是一种天方夜谭。

刚才话题稍微走远，现在将镜头拉回到万历身上，本来说生在帝王之家，尤其是能当皇上，真的是不知道几辈子修来的福分，而同样的准则却不能体现在万历身上。幼年时期的残酷压迫，每当想要稍做娱乐的时候，太后就会用“相父”（张居正）之类的词语吓唬万历，颇像平民百姓家中少妇用“狼来了”教育自己的孩子一般。后来据传在这种严苛的教育之下，万历10岁时已可写尺大之字，而后来此事为居正所知时，又无情的将我们的书法家朱翊钧扼杀在了襁褓之中，这给万历的创伤已经上升到了心理疾病的高度，不然后来也不会出现张家那一幕惨剧。

而后来在万历身上发生的种种事情来看，有些时候，做皇帝也是苦恼的，有许多事情也是身不由己的。这主要体现在明朝大臣们那所谓的“民主”精神上。所谓某些人的冒死直谏，只不过是沽名钓誉，而明朝作为中国文化思想逐渐保守发酵之时，明初所设定的框架已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而这个框架本身就不适合当时的社会，只是一个理论上的模型。“政府施政方针和个人的行动完全凭借道德的引导，而它的标准又过于僵化过于保守过于简单过于肤浅，和社会的实际发展不能适应，以四书所确定的道德规范作为法律裁判的根据。”（黄仁宇原文）在这点儿上，明朝的大臣是非常遵守祖宗之法的（以至于后来李贽并没有做出什么大事，却被认定为离经叛道），他们需要的并不是一个有血有肉会说会笑的皇帝，他们只希望坐在上面一个完美遵守法度的模型。而在他们的内心里却有着双重的标准，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中的“己”和“人”字的位置应当互相颠倒。黄先生在这里用了阴阳两面这一恰当的比喻，而万历偏偏忽视了百官的阴，他的老祖宗朱元璋也忽视了这一点，而张居正对于这帮文化流氓还是不留情面的，但是阴阳两面在他身上也有体现，他每每对万历强调要节俭，要低调，而他自己出行却要做超级豪华的房车，放到现在基本就是“空军一号”的待遇，在饱受这些人的打击之后，，他开始既不强迫臣僚接受他的主张，也不反对臣僚的意见，而是对这一切漠然置之。他的这种消极怠工自然没有公然以圣旨的形式宣布，但在别人看来则已洞若观火。而一切的一切，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如果明朝注定要灭亡，那么这一刻，万历背负着他的国家，在毁灭的道路上，一路狂飙。
  再让我们把目光下移，来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身上，首先当然是明朝独一无二的首席首辅张居正。其气魄之宏大，才能之雄伟，不愧为“国器”二字，但是英年早逝一词再次应验，张居正还有很多计划没有展开，就草草收场。而平日里被其打压的各派势力纷纷反攻倒算，而其身上的阴阳双面也被皇上所知，“张先生言行不一，他满口节俭，但事实证明他的私生活极其奢侈。他积聚了许多珠玉玩好和书画名应，还蓄养了许多绝色佳人，这些都是由趋奉化的佞幸呈送的。得悉了此项新闻，万历又感到十分伤心。这10年来，他身居九五之尊，但是被限制到没有钱赏赐宫女，以致不得不记录在册子上等待有钱以后再行兑现；他的外祖父因为收入不足，被迫以揽纳公家物品年利而被当众申饬。但是，这位节俭的倡导者、以圣贤自居的张居正，竟如此口是心非地占尽了实利！”（引用原文）而这只是一切的开始，朝廷的斗争终于慢慢从量变积累逐渐转换到了质变的过程，王大臣一案，戚继光的军队为后盾，幼年时的种种申斥，言行两面表里不一，枕边风和群臣的态度转变，以及万历自己的性格等等等种种因素累加在一起，终于使这位救世宰相在死后不得安宁。俗语有云，出来混的，迟早是要还的，而这不仅仅是张居正自己的问题，而且还导致了他的儿子身上所发生的惨剧。

而张居正所做的各种措施只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适当的修补，而没有，也无力从整个帝国的根本入手，考成法和一条鞭法虽然获得了实效，但也触碰了既得利益者的权益，即使黄河淮河水患治理的如何的好，边防如何兵强马壮，这本身都与官僚们无关，其实张居正的身后之事，他自己也应早有预感，但是为了整个国家和自己的理想，一切都在所不辞，那么面对他的逝去，也可以让我们直接预言这为整个帝国覆灭撤掉了最后一道屏障。

史书及当时之人因为“争国本”事件会对申时行嗤之以鼻，但对于他所做的居中调和视而不见，后张居正时代的纷乱，以及在蒙古发生的总兵李莲芳遇袭身亡之变都被成功压下，实在是缺少不了申时行和稀泥的功劳。但“争国本”一案的前后复杂，实在是超出了人们的理解与想象，而在这一事件中，申时行本来想温水炖青蛙，慢慢解决的举措又不为众多官员所理解，而明朝又是一个以礼仪治国的国家，任何形式的表面妥协对于这些熟读圣人之书的文人书生将是根本不可忍受的，所以一波雷鸣暴风涌向了这位官僚，而在他被迫隐退的同时，也标志着立嗣斗争廷进入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万历性情的巨大改变也来自于这个阶段。

下面我们走出庙堂，来到遥远的江湖，这里的风景虽然没有紫禁城大殿之上的阴气重重，但现实中的险恶却不输前者。首先我们要从那个最富传奇性和争议性的模范古怪官僚海瑞身上说起。有鉴于许多民间故事或戏曲对海瑞的赞颂，在人们的心目中始终认为海瑞代表进步、正义的一方，这种完全正面的评价，在某些方面，是有待斟酌的。

“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海瑞原话）在这段记述中，可以表达出海瑞的中心思想，即以“四书”的精神来解释法律和判断案情，“有关司法的建议恰恰暴露了我们这个帝国在制度上长期存在的困难：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海瑞的一生经历，就是这种制度的产物。其结果是，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黄先生原文）
而让海瑞名满天下的还是两封奏疏，第一封奏疏的内容只有一个：痛骂嘉靖皇帝为一个虚荣、残忍、自私、多疑和愚蠢的君主，举凡官吏贪污、役重税多、宫廷的无限浪费，皇帝本人都应该直接负责。而同时也尽一个臣子的忠心，希望皇帝早日幡然悔悟，由乱致治，也不过“一振作间而已”。这种侮辱无论是哪个帝王都可说是不能忍受的，但是嘉靖却在关键时刻保持了一丝清醒的头脑：如果杀掉海瑞，将无疑是做贼心虚，会为自己留下千古的骂名。因此他只是将海瑞收押天牢，但是做梦也没想到的是，这位生前骂他最狠的人，竟然是死后唯一为他真心哭泣的大臣，历史的独特魅力往往就在于此。

  我们的政事，注重体制的安定，而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少数人，正是维持大局的办法。这就是申时行居中调和的理论核心，而这种黑暗的制度，海瑞看到，却又不愿意予以承认，他仍然按照自己的理想来造福一方，对于辖区内的百姓或者说是好事，但对于广大官吏来说却不亚于一场灾变。因此海瑞在收到广大群众赞扬的同时，弹劾他的奏疏也像雪片般朝着皇城飞去，在他最后提出辞职的奏疏中，他痛斥“举朝之士，皆妇人也”，这种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做法是其性格的一贯写照，而就是因为如此，他才会在文官集团中失去了普遍的同情。
当最终海瑞在孤独寂寞中逝去时，人民会用自己那朴素的情感来缅怀这位铁面无私的英勇战士，海瑞的灵枢用船运回家乡时，穿着白衣戴着白帽的人站满了两岸，祭奠哭拜的人百里不绝。虽然为挽救明朝政体的努力一事上他费尽心血却一无所得，但是普通百姓却仍然会世世辈辈纪念这位刚正不阿，古怪的模范官僚，而海瑞最大的悲哀就在于此，他永远只能成为理想中被膜拜的对象，而不可能将自己的抱负真正用于现实。这是海瑞的悲哀，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下面让我们走进那波澜壮阔的抗倭战场，去感受一下那位最具传奇性的民族英雄戚继光。明朝的治国方针是“重文轻武”，而各种体制上的缺失使得嘉靖年间东南沿海的居民保守倭寇海贼的侵扰，在这样的烂摊子下，戚继光展现出了他过人的军事天赋，成立嫡系部队“戚家军”，训练“鸳鸯阵”，于是乎风雨变色，倭寇抱头鼠窜，人民拍手称快。这就是许多人印象中的抗倭战争。
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在当年想要做成一件事情，实在不是一般的难，胡宗宪起先依附于严嵩，后来又向嘉靖讨好；而戚继光依附于胡宗宪，后来有感于俞大猷的切身遭遇，找到了另一个靠山张居正。而这种行为方式使得我们在做事之前放不开手脚，却要先做出一番打算，党派林立，派系争斗，实在是中国的一大特色。不管你做过什么，只要不是我的人，你将受到来自我的打压，这种“对人不对事”的处理原则实在是令我及大多数人深恶痛绝，但是却又存在于这个社会，不能不说是一种无奈的讽刺。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在海禁等大背景的前提下，各国“有识之士”聚集在一起，为了自身的富贵干起了烧杀掳掠伤天害理的海盗勾当，而此事明朝军事实力薄弱的特点一览无余，官不知兵，兵不知官的笑话在现实中上演，而反观倭寇，其组织结构之严密，武器锻造之精良，与当时中国农民的起义造反有着天壤之别，说是中国的外行对付职业化的日本军人根本不是危言耸听。

而就是面对着大敌当前，无钱无兵的局面，戚继光仍然完成了这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见于史料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戚帅并不是一个完人，他也经常应酬交际，可见其并不能称为一个十分廉洁的将领，“用视而不见的态度抹去遮盖这些事实，就是不忠实于历史；对一个英雄人物隐恶扬善，也并不是真正的推崇。戚继光的复杂来自环境的复杂，如果指望他简单得如同海瑞，无疑是不近情理。写历史的人既知道戚继光是一代卓越的将领，一位极端刚毅果敢的军人，也是一位第一流的经理、组织家、工程建筑师和操典的作者，则自然应当联想到假如他不精通政治间的奥妙，就决不可能同时做好这么多的事情”（黄先生原话）。

而戚帅的过高的才能，军队过强的战斗力以及其与张居正过于亲密的关系，打破了“重文轻武”的原则，那么最后他所付出的代价，我们也不是不可预料的。而军备的废弛也影响了国运的兴衰，戚帅的努力终将归于徒劳，在其逝世30年后，一只军队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取代明朝，那只是早晚的问题。

最后我们来到学术界，看一下那位被士人攻击为“流氓”的思想家，而对于理学的研究我仅限于高中的政治课本，因此程朱理学阳明心学等各方的辩论我基本算是一窍不通，因此李贽篇我并没有什么很多的东西要交代。但李贽的切身遭遇仍能验证那句简单的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反过来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明末资本主义萌芽滋生，而科举和封建制度日益腐朽，李贽在苦无出路时用一种困惑迷茫痛苦矛盾的语气对这个世界进行了批判，但是对于当时的那个社会，一切都是徒劳的。

当社会越来越趋于凝固。两千年前的孔孟之道，在过去曾经是领导和改造社会的力量，至此已成为限制创造的牢笼。在道德的旗帜下，拘谨和雷同被视为高尚的教养，虚伪和欺诈成为官僚生活中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无怪乎李蛰要慨乎言之：“其流弊至于今日，阳为道学，阴为富贵！”（原文）以洪水猛兽视之，必治其于死地而后快，这就是当时官僚集团的真实想法。

我们的旅程暂时告一段落，当我们回首前尘往事时会发现，万历皇帝风雨一生，最终在斗争中妥协；申时行费尽心力维持后张居正时代，却因为“争国本”事件最后在调和中失败；张居正大权在握力挽狂澜，本以为能为明朝多延续几十年的香火，却在前进中早逝；海瑞一身正气敢为天下之所不为，但远离政治中心，只能在离群中落寞；戚继光一身是胆，保国为民，奈何明朝气数将近，留下他自己在孤独中抗争；李贽作为一个特立独行的思想家，把当时官僚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东西抛却，必为世所不容，自己落得矛盾中覆灭。

在这里我们只能悲哀的看到，各种人物做出的各种努力，仍然阻止不了历史的车轮向前推进，而明朝这样一个大国，即使在气数将至时仍然会因为惯性而前进上几十个年头，因此我的书评也只能在这里以悲剧性结束，结束于这曲慷慨而又奇特的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