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的事迹:章士钊、马叙伦

章士钊

章士钊，字行严，笔名黄中黄、烂柯山人、孤桐、青桐、秋桐等，汉族，湖南长沙人，1881年3月20日生。高级民主人士、学者、作家、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第二任馆长，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清末任上海《苏报》主笔。1911年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农业学校校长，广东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南方代表。

幼年时期

　　1881年（清光绪七年）生于湖南善化县（今长沙市）。其父章锦曾在乡里为里正，后业中医。章士钊幼读私塾，非常勤奋。

13岁时在长沙买到一部《柳宗元文集》，从此攻读柳文。

　　16岁在亲戚家为童子师。

　　1901年离家赴武昌，寄读于武昌两湖书院，在此结识黄兴。后执教于朱启钤家私塾。

　　1902年3月，入南京陆师学堂学军事。次年进上海爱国学社。5月，任上海《苏报》主笔，由于该报连续登载章太炎等人的反清文章。7月被查封。8月他与陈独秀、张继等人又创办《国民日报》，建立大陆图书译印局。同年冬与黄兴等组织华兴会，从事反清活动。

　　1903年4月，拒俄运动发生，上海各学校学生罢课，章士钊不顾学堂总办俞明震劝阻，率陆师同学三十余人赴上海，加入蔡元培等人组织的军事民教育会，任军理教习。不久被聘为上海《苏报》主笔，经常发表激烈的革命言论，并因此结识了章太炎、张继、邹容，意气相投，结拜为异姓兄弟。四兄弟中，章太炎、张继、邹容均有鼓动革命的书籍。于是章士钊将日本人宫崎寅藏所作《三十三年落花梦》编译成《大革命家孙逸仙》一书，将孙之别名“中山樵”与姓氏连在一起。于是1903年9月用黄中黄的笔名刊行，国内由此书而知重孙中山。1903年7月初，清政府查封了《苏报》，并先后逮捕了章太炎、邹容等七人。章士钊因得主办此案的江苏候补道、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徇情，未予追究，侥幸得脱。于8月7日又与陈独秀、张继等人创办了《国民日报》，并继续激烈地鼓吹革命。1903年11月，他与黄兴由上海赴长沙，酝酿华兴会的筹建工作。

　　1904年2月，与杨守仁等在上海建立爱国协会，任副会长。杨守仁为会长。1904年8月，华兴会决定当年11月6日在长沙举行起义。章在上海余庆里密设机关，暗中接济。因事机不密，未经发动即遭失败。10月，黄兴赴上海，召集杨守仁、陈天华、章士钊、张继、杨度等人开会，准备在湖北、南京等地再举义旗。后因发华兴会在余庆里的机关遭破坏，张继和章士钊等十余人被捕，再起义的计划未能实现。章士钊等人经蔡锷托人营救，被关押四十余天后，得以保释。出狱诸人恐清吏再行深究，急急东渡日本。

留学时期

　　1905年流亡日本，入东京正则学校习英语。章回顾过去，认为自己“才短力脆”，连累了同事，感到内疚，一改革命救国为求学救国，乃发愤力学。1905年8月，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但坚不入盟，后来亦未入其他政党。

　　1908年赴英国入爱丁堡大学学法律、政治，兼攻逻辑学。

1909年4月，他与同盟会员吴弱男在伦敦结婚，婚后入爱丁堡大学学政治经济兼攻逻辑学。留英期间，他常为国内报刊撰稿，介绍西欧各派政治学说，于立宪政治尤多发挥，对当时中国政坛很有影响。

　　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章士钊携家眷从英国回国，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给予了衷心的肯定和支持。应孙中山邀由英伦回国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

　　1912年春抵南京，受黄兴、于右任之邀，任上海《民立报》主笔，兼江苏都督府顾问。7月，章在《民主报》上发表了《政党组织案》，主张将当时国内新有政党（包括同盟会）一律解散，在一段时间内各抒已见，然后根据不同政见分为两党，出而竞选，得多数拥护者，管理国家。这就是著名的“毁党造学说”。此论遭各方攻击，同盟会内部大哗，章士钊乃脱离《民主报》，于同年9月与王无生别创《独立周报》，继续议论时政，提出了民国政制究取法国制还是美国制等引起国人注意的问题。

　　1913年3月，袁世凯主使刺杀宋教仁反嫁祸于黄兴。章由此看出袁之险恶，乘隙逃往上海，拜晤孙中山、黄兴，加入了反袁行列，并草拟了《二次革命宣言》。7月由孙中山任命为讨袁军秘书长。“二次革命”失败后，章亡命日本。

任职时期

　　1914年5月在东京与陈独秀等创办《甲寅》杂志，提倡共和，反对袁世凯。章在第一期上发表《政本》一文，重申两党制的主张，提出执政党应借反对党之刺激而维持其进步。后又发表《学理上之联邦论》等一系列关于政体的文章，宣称联邦制可以用舆论力量达到革命的目的，引证西文学说，结合中国政治实际，文法谨严，理论充足，为时人重视。7月任欧事研究会书记。

　　1915年冬，袁世凯公开称帝，护国军起。5月，肇庆军务院成立，章士钊出任军务院秘书长，并兼两广都督司令部秘书长。6月袁死，黎元洪就任总统。章士钊留居北京，任国会议员，并应蔡元培之邀请，受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伦理教授。

　　1916年5月，肇庆军务院成立，任秘书长，并兼两广都督司令部秘书长；6月黎元洪继任总统，赴北京与黎洽商善后。

　　1917年11月，陈独秀之邀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院教授，讲授逻辑学。兼图书馆主任，并被选为国会众议员。章并荐李大钊、杨昌济到北大任教，以所兼北大图书馆长职荐李大钊继任。

1918年5月，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次年在上海举行南北和平会议，当选南方代表。

　　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毛泽东、蔡和森持杨昌济手书拜见章，求予资助。章当即以二万元巨款相赠，毛以一部资助赴法学生，一部用于湖南革命活动。

　　1921年春赴欧洲考察政治，在伦敦访问了英国学者威尔斯、肖伯纳、潘悌。章与诸人讲座后，认识到农业国与工业国不同。翌年归国，任北京国立农业专门学校校长。

　　1922年，周恩来等在欧洲创建共青团，托章将一部印刷机由法国运至德国，章照办无误。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章士钊先生在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中华民族的希望，政治倾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

　　1923年6月离京赴上海。10月曹锟贿选为总统，章时任上海《新闻报》主笔，撰文痛斥受贿议员。

　　1924年，段祺瑞上台。章主张毁弃约法及国会之主张正合段的心意，因此段邀章北上。44岁的章士钊投入北洋军阀集团。段从章建议，以“临时执政”之名兼任总统与总理之职，委章为司法总长。

　　1925年4月，再派章士钊兼教育总长。章受命后，即宣称要整顿学风，宣布大学统一考试，合并北京八所大学，引起教育界进步人士及青年学生的反对。4月9日，各校学生聚会请愿罢免章士钊。章遂辞职赴沪，后经段祺瑞挽劝，乃复任司法总长之职。7月发行《甲寅》周刊，反对新文化运动。7月底段又派章出任教育总长，要他继续“整顿”学风。章不顾人们的反对撤换了一批反对他的大学校长。8月1日他又派出武装警察护送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到校就职，后又下令解散“女师大”，镇压爱国学生运动。因章的《甲寅》杂志作为整顿学风的言论阵地，而《甲寅》封面绘有一虎，当时人们称之为“老虎总长”。

　　1926年，“三一八”惨案时，章任段政府秘书长。后被国民军驱逐下台，章出走天津，继续在日租界出版《甲寅》周刊。章利用该刊强调反对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反对白话文，反对“欧化”，引得骂声一片，但章我行我素。鲁迅著文痛骂段祺瑞、章士钊为“落水狗”，由是恶名远播。

　　1927年4月，李大钊同志在北京被奉系军阀逮捕，他四处奔走营救。

1928年国民革命军光复北京后，因章系执政府之高级官员，曾被通缉，乃赴欧洲游历。

　　1930年受张学良之聘回国，任沈阳东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次年任院长，“九一八”事变后，章士钊回到上海，为杜月笙宾客，不久正式挂牌当律师。

　　1932年10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他自动站出来为陈辩护，请求法庭宣布陈无罪。其“辩论状”着力阐述政府应当容忍不同政党之理论，文气逼人，震动法庭，中外报纸竞相登载。

　　1934年任上海法学院院长。1934年前，章先后担任北京明德大学、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上海法政学院院长。岑春煊等西南军阀排挤孙中山，操纵南方护法军政府，岑任总裁，章出任秘书长。

　　1937年4月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法制委员会主席。

　　抗日战争爆发后，留居上海租界，次年3月，南京“维新”伪政府成立，汉奸梁鸿志诱章入伙，被章拒绝。不久杜月笙派人迎护，章由香港转赴重庆，国民政府给以“参政员”名义。

　　1938年6月起，历任第一、二、三、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43年著《逻辑指要》在重庆出版。

　　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主席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战后问题；“双十”协定签字后，毛因事滞留重庆，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会谈，征询章对形势看法，章在手心写一“走”字，耳语“三十六计，走为上”，劝毛速离险境。

　　1946年回上海，在同济大学法学院任教，并续任律师；同年11月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

　　1948年行宪后，当选为立法院立法委员。

　　解放战争后期，他作为“上海和平代表团”代表及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非正式代表，为国共合作奔走。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总统欲试探与中共和谈之可能性，乃请章士钊及江庸、颜惠庆三人。章返上海后，曾专程至南京，会晤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向程介绍了与毛泽东晤谈的情况，转达了毛对和平寄予的期望，对程消除“惩办战犯”的疑虑起了一定作用。3月25日，李宗仁决定正式成立代表团，派邵力子、张治中及章士钊等五人为和谈代表，于4月1日到北平，与中共举行和平谈判。4月22日和谈破裂，章士钊与邵、张等乃留居北平。嗣后去香港，同年6月，程潜派程星龄赴港，会晤了章士钊。章托程星龄带信给程潜，转达了毛泽东对程和平起义的期待和中共对陈明仁将军的热诚态度，劝说程、陈起义。

新中国成立时期

　　1949年4月，受李宗仁代总统委派与邵力子、张治中、刘斐同来北平，与中国共产党举行和平谈判。因国民党政府拒绝签订双方代表草拟的协定，乃留居北平。继而去香港；6月致函程潜，劝说程、陈（陈明仁）起义。9月，他应中国共产党之邀参加开国大典，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从此定居北京。

　　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并被推选为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委。先后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1951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1952年，他与叶恭绰等人联名上书毛泽东，呼吁保护北京广东新旧两义园的民族英雄袁崇焕遗墓，使袁墓古迹得以保存。^[1]

　　1955、1958、1960年，三次奉命赴香港，与台湾方面连络，会商两岸统一问题。

　　1957年，中共整风，章发言中有语“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被责令检讨，经毛泽东干预始得解脱。

　　1959年10月，任馆长。晚年以大部分时间从事文史研究工作，并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汉语教研室讲授柳文。既而以其研究心得，集为《柳文指要》一书。

　　1961年，国穷民困之际，毛用稿费以“还钱还利”为名，每年正月初二送二千元给章以解其困，送满十年。

　　1963年，毛七十寿辰，设家宴邀章士钊、程潜、叶恭绰、王季范四老到中南海，并各携子女一人到席。

　　1965年，《兰亭集序》真伪之辩，高二适驳郭沫若文章发表受阻，章向毛推荐高文，得以通过。

　　“文化大革命”中，当造反派的矛头直指“刘邓司令部”时，他对国家前途充满忧虑，不顾个人安危上书主席，坦诚陈言，意欲力挽狂澜。“文革”初期，章遭批斗抄家，章函告毛，毛要周恩来接章到301医院予以保护。章对刘少奇命运十分关注，致函毛、刘调解，要刘效廉颇蔺相如故事向毛负荆请罪，以求团结共事，卒被残酷现实打破。从此专心整理《柳文指要》，在毛支持下于1971年出版，为“文革”中少有的特例。

　　晚年最为期盼的是祖国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为此，不顾92岁高龄只身前往香港为恢复同台湾的联系而奔忙，最终在香港病故，为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大业作出最后的贡献。

　　1973年，章士钊自请第四次赴港，欲与台湾方面会谈两岸统一事业，功未竟而身先死。享年92岁。在京举行追悼会时，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均到会行礼致哀。

求学生涯

　　在英国留学时期的章士钊(1881年-1973年)，其父章锦曾在乡里为里正，后业中医。章士钊幼读私塾，非常勤奋。1901年，离家赴武昌，寄读于两湖书院，在此认识了黄兴。次年3月考入南京陆师学堂。

　　1903年4月，拒俄运动发生，上海各学校学生罢课，章士钊不顾学堂总办俞明震劝阻，率陆师同学三十余人赴上海，加入蔡元培等人组织的军事民教育会，任军理教习。

　　1905年春，入日本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到日本不到半年，章回顾过去，认为自己“才短力脆”，连累了同事，感到内疚，一改革命救国为求学救国，乃发愤力学。1907年，赴英留学。

　　1909年4月，他与同盟会员吴弱男在伦敦结婚，婚后入爱丁堡大学学政治经济兼攻逻辑学。留英期间，他常为国内报刊撰稿，介绍西欧各派政治学说，于立宪政治尤多发挥，对当时中国政坛很有影响。

调和立国

　　调和立国论是章士钊思想成熟的标志，也是1910—1919年间其思想言论的基本线索。这亦可说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思想总结。1962年，年过八旬的章士钊说：“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估计成功二字，溢量殆不知何许。”这么冷静的反思，他早在民国初年就开始了。

1911年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章士钊即携眷返国，因视同盟会不合西方政党标准，主张“毁（旧）党造（新）党说”，以施行政党内阁制，遭同盟会员反对，被斥为“保皇党”。章愤而辞职，应袁世凯之邀北上。袁赠巨宅，委以北京大学校长，未就。及宋教仁被刺，章逃离北京。奉孙中山命，联岑春煊反袁，任讨袁军秘书长。事败亡命日本，创办《甲寅》，倡言革新，反对专制，但反对暴力激进手段。批评革命党有“好同恶异”之弊，力主调和精神。

　　因言论不见容于国民党人，他便挂冠而去；但立即另办一个《独立周报》，继续履行舆论监督职责。国民党重要领袖宋教仁被暗杀，他明知无望，却坚决与黄兴奔赴南京起兵反抗袁世凯。失败后，逃亡日本，给了他冷静总结和反思的极好时机。在参与国民党重要政治派别欧事研究会活动的同时，在自己创办和主编的《甲寅》杂志上，他提出和系统论述了“调和立国”论。这个理论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袁世凯的专制统治，但也严肃地批评了以孙文为代表的激进主义错误，鼓吹建立以调和、宽容为基础的多元互动的社会运行机制。

　　章士钊没有停留在现象层次。他指出，中外历史一再证明，走向极端，拒绝调和，必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民国初年，以批判态度观察政局发展的中国人为数不少，但能联系世界历史全局反复思考的却不多见。针对这样的现实，章氏认为思想和制度等方面都应以调和立国论为指导，作出相应的转变。他清醒地看到，空谈化同迎异，不能真正确立这样的风气和社会运行机制。关键要培养对抗力，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

回归传统

思想的转变

　　进入20年代， 章士钊的思想起了巨大变化。引人注目的是他坚决反对新文化运动。早在1919年9月，新文化运动进入高潮，章士钊已为文学和道德领域破旧立新深感忧虑。他说：“今人讲新文学，颇采报端之见，挥斥一切旧者，欲从文学上划出一新纪元，号之曰新。愚谓所见太狭，且亦决不可能。”“今之社会道德，旧者破坏，新者未立，颇呈青黄不接之观……人心世道之忧。莫切于此。”因此，他认为：“新机不可滞，旧德亦不可忘，挹彼注此，逐渐改善，新旧相衔，斯成调和。”本来强调横向宽容的调和，转而注重纵向新旧融合。随后，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更趋坚决。

　　1921年10月归来后，章士钊态度大变。以反对直线发展观为藉口，他断言：“所谓文明野蛮，不过循环蝉递”。“新旧并无一定之界限，何者为新，何者为旧，很难于断定……新旧是循环的，昔日以为新者，今日或视为旧，甲地以为旧者，乙地或反视为新。”“故思想之进化，亦是循环的，并无新旧之不同。”于是，新文化运动全都是无事生非，有害无益。白话文在他看来更是“文词鄙俚，国家未灭，文字先亡”！简直是奇灾大祸。其恶果是：“躁妄者悍然莫明其非，谨厚者菑然丧其所守，父无以教子，兄无以诏弟，以言教化，乃全陷于青黄不接、辕辙背驰之一大恐慌也。”

反对工商立国

　　更突出的是他提出一个“农国”论，几乎全盘否定了自己过去的社会政治理念。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反对现代化的理论。其要点是：中国一贯以农立国，必须坚持这个传统。抛弃一切与工商立国相关联的追求与制度。在政治领域，一反前期的主张，不要总统、国会、政党等等与工商国有关的一切制度。

　　他一再撰文，反复演讲，说民初以来政局混乱，战祸连绵，都是走错了路，把不切中国国情的制度搬到中国。“吾国祸乱相寻，自辛亥迄今十二年无宁日者，徒以大选无方，奸雄窃发已耳。不去选事，乱无由已……西土现制之有裨于吾者甚少……若夫英美式之国会，断乎无复自存之值。”选举、总统、国会、政党……通通不要。“一言以蔽之，吾为农国，不能妄采工业国之制度。”

　　1923年10月，曹锟贿选大总统事发生，章在上海《新闻报》上发表文章痛斥贿投票议员之无耻，并连续撰文抨击代议制。1924年，段祺瑞上台。章主张毁弃约法及国会之主张正合段的心意，因此段邀章北上。段从章建议，以“临时执政”之名兼任总统与总理之职，委章为司法总长。次年4月，再派章士钊兼教育总长。章受命后，即宣称要整顿学风，宣布大学统一考试，合并北京八所大学，引起教育界进步人士及青年学生的反对。1926年4月，执政府垮台，章出走天津，继续在日租界出版《甲寅》周刊。章利用该刊强调反对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反对白话文，反对“欧化”，引得骂声一片，但章我行我素。

婚姻家庭

娶妻吴弱男

　　章士钊24岁时，结识了19岁的吴弱男。吴弱男，生于1887年，小章士钊6岁，是“清末四公子”之一的吴保初的女儿，名门名媛，第一位东渡日本后去欧洲的妇女运动先驱，当时为孙中山英文秘书，4年后，于1909年两人在英国伦敦结为夫妻，第二年29岁时有了大儿子章可，30岁的时候回国为同盟会工作（章士钊从婚后就时来运转），其后到43岁前经历办报、赴日、反袁、任教、旅欧等诸多事宜。1973年4月1日在上海病逝，享年87岁。生前，被周总理礼为辛亥革命老人，尊称其为“吴先生”。在章士钊的妻妾中，只有前妻吴弱男留下子嗣，章可、章用、章因。三个儿子中，二男章用（1911年-1939年）生于英国苏格兰，在香港病逝，中国近代数学家。长子章可活到1983年。

纳妾奚翠贞

　　1919年，章士钊在上海时，经黄金荣介绍结识了一个青楼女子（一说是黄的干女儿）奚翠贞，瞒着吴夫人暗中交往，到1924年后，43岁的章在北京当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后兼教育总长的时候，公开与奚同住。吴夫人是早期革命的新式女子，自然容不得章纳妾，吵闹之后于1929年断然分居（时年她44岁，章48岁），携三个儿子（二儿子是季羡林同学，二三子都在抗战时去世，没有成家）去往欧洲，到1937年欧战才回来。1936年，章士钊在上海当律师时接了一笔官司，一个卖昂贵康克令金笔的女营业员（据说有报纸专门报道过其艳名，也算当时一超女），和一个追求她的大家公子生了一个女儿，不料大家公子早有婚配，其父要儿子与其断绝关系，女营业员为此找到了章士钊律师打官司。官司以公子（到底是谁没有定论，有人说可能是陈调元的公子）出了5万元了事，大人一拍两散，女儿倒是个麻烦。恰好章士钊的小妾奚夫人没有生育，于就抱养了过来。这个孩子那时8个月大，后来章士钊为其取名章含之。

纳妾殷德珍

　　1941年章士钊结识了杜月笙给推荐的一个戏子，60岁的章士钊就又纳了一个26岁的小妾——三夫人殷德珍，也无生育，后收养一女章眉？1945年秋天回上海，章士钊另买了房子，与殷夫人同住。奚夫人就颇受冷落了。章含之的回忆也是见父亲的时候不多，也没什么感情。到了1949年，68岁的章士钊老人到了北京和谈，期间和殷夫人取道香港（殷从此被留在香港），后转投毛泽东，参加了新中国开国大典。11月的时候，把奚夫人、大儿子章可和14岁的章含之都接到了北京。

相关评论

影响因素

　　纵观章士钊一生，大体上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他在思想史上值得肯定的建树，大都来自现代西方主流思想的介绍和坚持；摭拾西方一些偏激之士的牙慧，执意回归传统，往往误入歧途。这是由三个因素造成的：

缺乏穿透复杂历史现象的观察力

　　20世纪有几个影响世界全局的历史事件：两次世界大战；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苏联的出现及其计划经济貌似成功。这些事件提供的信息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化出了大问题，要赶快另谋出路。

　　章士钊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转变，主要原因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其思想的巨大震撼。死伤如此惨重，战后又一片萧条，任何思想家面对这样的历史现象都不能不驻足深思，努力找出原因和对策。1922年到欧洲，目睹尚未平复的战争创伤，耳聆对现行制度的强烈抗议，他的思想完成了又一次重大转折。

　　他从欧战疑及现代化的进程。他说：“至于以工业立国者，则事事皆积极进行，故恒至生产过剩，竞争市场，推广殖民地，因此血战，前后相继。”与此同时，他断言：“盖文化者，与国民生活状况息息相关者也。一国生活状况枯涩纾促之度如何，即可以卜其文化高下真伪之度如何。知欧洲之情事者，可断言其资本之制不变，文化决无可讲。”欧战和战后的凄惨，从根本上动摇了章氏对现代社会和现代化的信心。这样的制度非变不可，而且要改变它的基础：“资本之制”。

无力抗拒西方极端思潮的裹挟

　　20世纪中国思想家的一大弱点是原创性不足。章士钊坦率说明他的农国论不是自己的创造发明。欧战爆发以后，被战争及其后果所震惊的西方思想家，正各抒己见，探幽烛微。章氏自己就说过：“以愚所知，今欧洲明哲之士，扬榷群制，思古之情，辄见乎词。如德之斯宾格勒，英之潘悌，其尤着也。”这些战后西方非主流文化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斯宾格勒的“西方没落论”固然是他立论的重要基础；农国论亦取自潘悌。他写道：“英伦群家潘悌之徒，倡为农业复兴之论，识解明通，无可辩驳”。惟一的保留是他认为西方积重难返，农业无法“复兴”；中国中毒未深，倒有希望“以农立国”。这是有充分代表性的事例。

　　非主流的偏门，特别是其中的极端思想，往往成为中国思想家各种千奇百怪主张的智慧渊源。在一个思想自由的现代国家，思想多元增添了文化多样。而在中国，被那些极端思想裹挟的人们，常常有意无意与权力结合，压制任何不同的声音，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民族主义情绪的侵袭

　　这些西方思想家的思路也激活了他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结。既然西方原路不通，正纷纷另找出路；其思想界非主流派中出现了回归传统的动向；而中国学西方的成绩又是如此不堪；于是，顺理成章应该回归本土和固有传统。中国人因一再受挫而郁结已久的民族主义情结，正好找到勃发的释放口。梁启超、梁漱溟、章太炎、张君劢、章士钊等人在20年代无不在民族文化问题上讲了不少不切实际的大话。章士钊反复宣扬：“西化东渐者何也？乃欧洲挟其资本侵略之淫威，东临吾国，迫吾不得不放弃农治之本国……洎至今日，吾人弃礼义，毁廉耻，坏田园，鬻妻子，以求合于所谓西化者，仍不得一当。”回头是岸，“须知中国文化实有其绝大之价值……家有敝帚，享之千金，何反轻视本国文化呢？”

　　欧战以后，全世界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在思考：世界向何处去？答案是多元的。世界性难题难为了中国思想家。在中国，同样是众说纷纭。章士钊等人的反现代化理论，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主张之一。

　　说到底，是中国的客观社会环境和文化积累还不足于产生解决世界难题的思想家。一些思想家个人性格的弱点，又加重了上述历史重负。以章士钊来说，他是梁漱溟青年时代钦慕的人物之一；后来更迭有交往。20代的《甲寅》虽已为许多知识分子所诟病，仍然个性鲜明。那时的章士钊是独立的。后来，他先后就食于某些权势者门下，尽管社会名流的声威犹在，但廉颇老矣。了解这些经历和品行、性格弱点，对理解一度叱咤风云的章士钊，何以前后期判若两人，应该有所帮助。

章士钊故居

　　章士钊故居51号宅院位于史家胡同中部，是章士钊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住宅。

　　该宅原为三进四合院，章先生一家住前两院，将第三进院落分出去，由北面内务部街另辟门。现存建筑坐北朝南，广亮大门一间，硬山顶合瓦皮条脊屋面。一进院大门西侧有倒座房五间，硬山顶合瓦皮条脊屋面，北房为三开间的过厅，后出廊，硬山顶筒瓦过垄脊屋面。二进院正房三间，前廊后厦，两侧带有耳房各一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均为硬山顶筒瓦过垄脊屋面，抄手游廊连各房。院内四隅种有海棠、苹果等果木，优美宜人。正房内的木装修颇为精美，北面抱厦部分的隔扇由两座八方屏门组成，其顶部为一个楼阁式书橱，上带朝天栏杆，书橱由西面次间内的一架楼梯上去。室内还有一槽碧纱橱。

章士钊先生去世后，该宅由其女章含之及女婿乔冠华居住。

马叙伦

马叙伦（1885.4—1970.5.4），现代学者、书法家。字彝初，更字夷初，号石翁，寒香，晚号石屋老人。男，汉族，浙江杭县（今余杭）人。少年时入杭州养正书塾师从陈介石，读《黄书》、《民约论》等。后因主持正义，一次学潮后被校方除名。出校后刻自学，致力于六法训诂、经史、韵文兼治新学，曾任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编辑、《新世界学报》主编、《政光通报》主笔，后又执教于广州方言学堂、浙江第一师范、北京大学等。 1949 年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教育部部长、高等教育部部长等职。

中文名：

马叙伦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

出生地：

浙江杭县

出生日期：

1885.4

逝世日期：

1970.5.4

职业：

学者

代表作品：

《新世界学报》、《政光通报》

　　自糼好书，开蒙之际便课八法。早年得力于欧。作书腕肘并悬，指臂齐运，擅楷、行兼及篆凝练。于秀丽中含劲健之姿，清代远简穆，风神竣朗。出版《马叙伦墨迹选集》、《 马叙伦 先生书法选集》等。作有论书绝句十首及短论数十篇，言简意赅。一生治学严谨，学识渊博，于文字学、金石学、训诂学、老庄哲学、诗词等皆有建树。

人物简历

　　1902年，马叙伦毕业于杭州养正书塾，曾任上海《选报》、《国粹学报》编辑，后以教书为生。

　　辛亥革命前加入柳亚子等发起的南社。1911年赴日本，在东京由章太炎介绍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在浙江参与筹办民团，响应武昌起义。武昌起义后参与浙江光复，任都督府秘书，后协助章太炎在上海创办《大共和日报》，任总编辑。

　　1913年，任北京医学专科学校文职教员，并应邀在北京大学文学院兼课。1913年冬，为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辞职南下回上海。

　　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聘邀他任北大哲学系教授。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任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主席，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

　　1922年夏，出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浙江省教育厅厅长。此后，曾任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部长。1929年冬辞职，次年回北大任教。1932年应聘为国难会议议员。

1936年1月发起组织北平文化界救国会，被推为主席。抗日战争时期，因贫病交加，蛰居上海，化名邹华孙，专事著述。

　　1945年底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积极投入爱国民主运动。1946年6月，参加上海各界人士举行的反内战游行示威，被推举为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团团长，在南京下关车站被特务殴伤。1947年底，到香港筹建民进港九分会，继续从事反蒋民主运动。

　　1949年与李济深等赴北平，出席政协会议，并当选为政协常务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从1949年至1952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的第一任部长，从1952年到1954年是第一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部长。

　　使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最初是马叙伦的建议。

　　关于马叙伦是否真的加入过中国同盟会学界又有新认识，详细请参阅2007年6月29日的《光明日报》“马叙伦加入过同盟会吗”一文。

生平经历

书香世家

　　马叙伦的高祖是农民，曾祖是鞋匠，开个小鞋铺。祖父三考出身，做过京官。父亲继承书香，写得一手好字，但一生坎坷，只做得一个县学生员。他五岁那年，父亲就给他延师破蒙，期望殷切，督教极严。10岁那年，父亲去世，家道中落，生计艰难。可是母亲偏要他继续念书，并嘱咐说:“你爸爸没有得志，是他一生的恨事，你要替爸爸争争气。”从此，这位贤母加倍辛劳，以十指所得，供他一人读书。他不负慈母期望，学习勤奋，过目成诵。11岁那年，他跟父亲生前好友汤颐琐先生到苏州读书。不久，他又随亲友去温州就读。13岁那年，他回到杭州，先后进宗文义塾和范文成老师的私塾读书。14岁那年，碰上戊戌变法，杭州有了新式学堂。翌年夏，他进养正书塾读书。

养正是一个比较新式的书塾，设有国文、历史、掌故、地理、数学、英语等课。对于地理、数学、英语等课，他总是格格不入，学不进去;但对于国文、历史、掌故等课，他则得心应手，在学习成绩上总是名列前茅。星期考试，一连考上七次第一。半年之内，连升两班。一年以后就升为特班生。当时他想:自己“总算生长在仕宦之家，幼年晓得文天祥是个状元宰相，尽忠报国的人，很羡慕他，所以也想中状元，做宰相”，⑵成为历史名人。但这个念头很快就被革命浪潮打消了。

名师指导

　　1900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西太后挟着光绪皇帝逃出了北京城。一天。他从陈介石老师那里听到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好像天从头上压下来了”，不禁嚎啕大哭。这位老师却不声不响，等到他实在哭得太伤心了，才慈祥地对他说:“不要哭了，你回去吧，我慢慢地给你讲明白。”翰林出身的陈老师，是他平时所尊敬的历史学家，善于采用启发诱导的方法。那天以后，并没有找他谈话，只是在上历史课时给学生讲些六朝五代和宋明亡国换代的历史。听了这些，他心里似乎亮堂多了.接着，陈老师又介绍他阅读王夫之的《黄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以及《明季稗史汇编》里的《扬州十日记》和《嘉定屠城记》等禁书。得到这些书以后，他夜以继日地贪婪地阅读着。这些论著和史实，激起了他的义愤，打消了“尽忠报国”的糊涂思想。

　　接着陈老师又指点他阅读一些西欧进步书刊的译著，最先读到的是严复翻译的达尔文的《进化论》。当读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时，他感到在他的眼前出现了一个极为新鲜的境界。

　　他又读了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法意》。《法意》的作者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提倡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其后，他又读了法国卢梭的《民约论》。这本书阐述了天赋人权和平等自由的理论。论证了国家主权属于人民的观点，被称为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福音书”。

精忠报国

　　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思考着，他好像发现了新大陆，寻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不知不觉地非要打倒清政权建立民主国家不可了。他开始找志同道合的革命者。

　　在同学里，他把特班生里的汤尔和、杜士珍引为同志，并拜了把子。他们三人开始做组织同学的工作。

　　他们担任了备班生的教师，指导小同学们读书。他们向总理(校长)上书，要求开设体操课，增加体育设备，活跃体育生活。

　　他们用个人得到的奖学金购置书报，办起了一个小藏书楼，叫做“皆大欢喜藏书楼”，给同学们提供了阅览场所。

　　他们还组织各种时事演讲会、新知识辩论会，开展各种社交活动。

投身革命

　　1901年养正书塾改为杭州府中学堂，他和汤、杜两人将于翌年暑假毕业。校方已内定派他们三人毕业后赴日本留学。他们也互相约定赴日本学陆军，以便学成后干革命。可是就在毕业前两个月，校里发生一次学潮，把他和杜士珍卷进去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校里有一位学正，官儿不大，平时威风却不小，早为同学们所侧目。一天晚上，有三位同学和学正在一个桌子上吃饭。他们本来就不把学正放在眼里，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学正向他们怒目而视，他们却装作没看见，继续高声谈笑。这一来，学正发脾气了:“食不语，寝不言’，夫子之道也。你们懂得吗?”

　　“我们不懂。嘻，嘻!”

　　于是学正拍案而起，盛怒而去。同学们都替这三个人担忧.果然，没过多久，校里的监督(养正改为学堂后的校长)坐着四人大轿，冲进校门，立即在“君子堂”里召集全校师生，要把三个肇事学生宣布开除出校。

　　马叙伦和几位特班生急了，立即邀请总教习陈介石来挽救，陈老师毫不推辞，一口气跑进办公室。监督拿起朱笔正要写开除布告，陈老师迫不及待地嚷道:“不能!不能!"

　　“本监督自有权衡，该教习毋得干预!”

　　“那末我也辞职好了!”

　　听说总教习辞职，满堂学生都轰动了:“陈老师辞职了，我们都走!”

　　同学们说到做到，一面凑出钱来租房子，作为暂时安身之所，同时推几位特班生写呈文向三大宪(巡抚、布政使、按察使)控诉。第二天清早，大家向孔夫子牌位行个礼，就陆续离开学校，以示决绝。事情闹大了。校方就用分化手法，稳住了大部分学生继续上学。校里六个特斑生，除汤尔和因病未参加学潮外，都因带头闹事，被开除出校。

　　被开除出校以后，赴日留学的计划落空了。为了生活，马叙伦跑到上海从事报刊编辑工作。

　　那时，上海是维新和革命两种思潮集中角逐的场所，各种刊物蓬勃兴起.他身临其境，感到耳目一新.他先后帮蒋观云编辑《选报》，帮赵祖德办《新世界学报》，任主编。后来，他又和黄晦闻办《国粹学报》，邀章太炎、柳亚子、陈佩忍、刘师培等人写文章.这个刊物鼓吹民族民主革命，想在中国文化遗产中寻找反清、反帝的武器。出版以后，居然风行一时。在革命思潮的不断陶冶中，他提高了思想意识，更坚定了革命斗志。

　　一次他在西湖游艇里高声唱道:“一击满湖(谐“满胡”音)烟雨破，谁家天下举杯看。”20岁结婚时，他写了一副对联，挂在新房门口。上联是“卿桴独立鼓”，下联是“我揭自由旗”。   豪情壮志，放言无忌。

　　结婚以后，他在杭州、江山、诸暨等地做了两年教员，传播革命思想。1906年下半年，他应陈介石老师之邀，到广州两广师范馆和方言学堂先后教书。方言学堂学生有许多是同盟会的会员，他和学生之间，不仅有良好的师生关系，而且有共同的革命理想。他当时以“戎马书生”自励。课余之暇，就练习武术、骑术。不久，他居然可以不用控缰踩镫，放手让骏马飞奔了。

　　1908年，清廷颁布咨议局章程。次年l0月，各省咨议局开会，陈介石当选为浙江省咨议局议长。马叙伦应陈老师之邀，辞去方言学堂教职，回杭州工作。_他在杭州两级师范学堂教课，在《浙江日报》担任社论主笔，还在咨议局兼了一个职务。通过教学和报纸，传播革命思想，鼓吹民族和民权主义，反对清廷统治和君主政体。19l0年，他参加了由柳亚子、陈佩忍、高旭等发起的南社。

　　在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l9l1年夏季，他专程去日本会见章太炎，商讨革命策略。经章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回杭以后，立即投入江浙两省民众为保卫沪杭甬铁路的权益而掀起的爱国护路运动。

　　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各地革命党人纷起发难。他立即商得陈介石议长的同意，由咨议局邀请杭州商会和各界绅士共同发起组织民团。成立民团局，推汤寿潜、陈介石分任总、副理。表面是维护治安，实际是准备响应起义。他和汤尔和、楼守光三人分别担任城区巡防，并联络驻军，准备发动起义。

　　到了农历九月十三日夜，标统周承菼部起义成功，包围了巡抚衙门，活捉巡抚增韫。第二天大早，马叙伦到咨议局商量善后，决定由陈介石、沈钧儒、褚辅成和他四人署名，电邀汤寿潜来杭就都督职，接着就组成都督府，由褚辅成任民政司长。沈钧儒任教育司长，张鸿任财政司长，他被任为都督府秘书。

厨艺大师

　　自古以来，文人学者常与美食佳肴结缘。究其根源，食品文化是中国悠久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罢了。历史上很多名人如苏东坡、李渔、袁牧、曹雪芹等，不仅善作佳肴美馔，也纷纷将佳肴美馔写成著作或收集成食谱流传至今。大思想家、大文学家的鲁迅，在少年时代写过的《戛剑生杂记》，也曾津津有味地提到过数种菜肴。马叙伦先生也有此种爱好。关于马叙伦先生，世人多知其为革命家、哲学家、教育家，还兼擅古文、诗词、书法，殊不知他还是一个美食家。

　　我没有见过马老先生，只是与他的后裔有过交往。马先生字夷初，浙江杭县（今余杭）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一直任高教部部长，并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因患病而卧床，一九七?年逝世，享年八十六岁。他年轻时追随孙中山先生，是老同盟会员。其它诸如参加南社、编辑《国粹学报》、《大共和日报》等等，是为当时士林之俊彦。民国以后任过浙江省民政厅厅长等职，并在北京大学任过哲学教授，讲老庄哲学，对儒、道、释诸家兼而通之，著有《庄子义证》等。一九一六年袁世凯称帝，马先生大愤离职而去，一时有“挂冠教授”之誉。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奔走呼号反对专制，组织民主促进会，引起国民党政权嫉恨，因而在南京下关车站被特务殴伤，一时声动全国；周恩来当时曾亲赴医院慰问。毛泽东对马先生的道德文章也颇为推崇，进北京后曾亲自登门拜访，新中国成立伊始即亲自指定马先生与郭沫若、茅盾、范文澜等七人组成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我见过一幅照片，那是一九五三年元旦宴会上，马先生曾与毛泽东主席比肩而坐；据说凡上下台阶，毛泽东均亲自搀扶，由此可见毛泽东对马叙伦的器重。

　　马先生的信仰诚如他自己所云是为社会“生死不计”，但他的兴趣却又是多方面的。从他早年出版的两种随笔集《石屋余渖》、《续渖》中，竟然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美食家，竟善治佳肴美馔。

　　听老辈人讲，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旧北京餐馆食谱中有三种以当时名人命名的肴馔：赵先生肉、张先生豆腐、马先生汤。而其中的“马先生汤”即为马叙伦先生所创。当时北平中山公园辟有茶座，为社会名流茗谈雅集之处。马先生常光顾那里的川黔馆长美轩，看到那里菜烧得好，惟独汤不甚佳，遂将自己所创“三白汤”的制作方法告诉厨师。长美轩仿制后命名为“马先生汤”，到此品尝者无不称赞，以后此汤便成为长美轩的一大特色。

　　何为“三白汤”？三白者，即白菜、笋、豆腐也。因皆为白色之物，故名。原料看似简单，做法却十分复杂。不但主料要选最好的，还要配以雪里蕻等二十余种作料。此汤烧制后，味极鲜美。马先生在《石屋余渖》中说：“……此汤制汁之物无虑二十，且可因时物增减，惟雪里蕻为要品……”看来作料中最重要的是雪里蕻，别的尚可“增减”，惟此不可缺也。

　　据说，长美轩仿制的马先生汤虽然鲜美，但比马先生亲手所制“三白汤”的味道仍要略逊一筹。其中奥秘恐怕自然在火候及作料配置上。现在中山公园里的餐馆中已没有“马先生汤”了，不妨可以说已是“广陵绝响”了，因为现在六七十岁的老人也没有品尝过。那时能在长美轩品尝“马先生汤”而今又健在者，至少要有两个条件：一、当时有一定社会身份。二、年龄起码要在二十岁左右。我认识两位老先生，一位是张中行；他在《负曝闲话》一书中谈起过马叙伦和“三白汤”，但他没有品过。另一位是郑逸梅，他在其所著的《南社丛谈》一书中也提到过“三白汤”，但郑老也未曾品尝过。可见称之为“广陵绝响”并不为过。

主要著作

　　1、古书疑义举例札迻　1918年　铅印本　（1905年国粹学报1卷1、2号）

　　2．古书疑义举例三补校录　民国十三年秋刻本又收入长沙鼎文书社辑《古书疑义举例丛刊四种》　1924年版

　　3．唐写本经典释文残卷校语补正　1918年　铅印本

　　4、庄子札记　十四卷　上下册　1919年

　　5、庄子义证　五卷　民国八年　铅印本 三十三卷　附录二卷　1920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6册） 校补记一卷（共三十六）

　　6、老子覈诂　四卷　1924年　景山书社　又1925年印本

　　7、老子校诂　1956年古籍出版社　1974年中华书局　（17万字）

　　8、说文解字研究法　1929年　商务印书馆版（1928年重定本）。 1933年　1988年　中国书店　（1935年一册）

　　9、中国文字之构造法　1927年上海暨南大学　铅印本

　　1O、读吕氏春秋记　1931年　上海商务印书馆　铅印本

　　11、西溪历樊榭先生祠堂记　1932年　印本（马叙伦撰　余绍宋书）

　　12、周凤山先生墓志铭　1932年　石印本（黄侃撰　马叙伦书）

　　13、象山纪子庚墓志铭　1935年

　　14、故北京大学教授瑞安许叔玑先生之碑　1935年　石印本　（藏北京图书馆善本室）

　　15、读书小记　1931年　商务版　后收入天马山房丛书　（卷一卷二）

　　16、读书续记　1939年　商务版　（卷三、四、五）

　　17、读书续记　五卷　（［按］1919年2月27日起连载于《北京大学日刊》）1986　中国书店　（卷六、七）

　　18、六书解例　四卷　1931年商务印书馆石印本

　　19、六村解例　1933年　商务版

　　20．石鼓文疏记　1935年　商务版　1935年再版

　　21、天马山房丛著　1933年自费印行

　　22、尔雅讲义　民国间抄本　藏北京图书馆

　　23、殷虚书契前编所见许氏说文解字所无之字　1942年稿本（藏北京图书馆）

　　24、马叙伦言论集　1946年　山东新华书店编印

　　25．我在六十岁以前（生活从书之一）　1947年7月上海生活书店初版　9月再版　1983年12月三联书店重版　又台湾文海版　又收入周谷城主编《民国丛书》沪版

　　26、石屋余渖　1948年上海建文书店　［按]1947年3月9日《文汇报》　浮世绘版开始连载　1984年上海书店

　　27、石屋续渖　1949年上海建文书店　1984年上海书店　（８万字）

　　28、石屋余渖　石屋续渖　1996年山西古籍出版社横排本

　　29、马叙伦学术论文集　1958年科学出版社

30、说文解字六书疏证　1957年科学出版社（15册）　1985年　上海书店（8册）（244万字）

　　31、庄子天下篇述义　1958年上海龙门联合书局　（7万3千字）

　　32．读金器刻词　1962年中华书局

　　33．马叙伦墨迹选集　1964年人民美术出版社

　　34、马叙伦书法选　1985年人民美术出版社

　　35、马叙伦先生法书选集　1989年上海书画出版社

　　36．马叙伦政论文选　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4月第一版

　　37．马叙伦诗词选　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3月第一版

　　38、读书续记　北京市中国书店　1986（1939年商务印书馆）又卷八～卷十五未及出版，原稿存北京图书馆

　　39、石屋余沈　上海书店1991

　　40、石屋续沈　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