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指旺理财app:现代名家写景散文（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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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雪》高洪波
《高原雪》高洪波 高原雪 高洪波 北京连续一个月的大热，据老辈人说，这种大热在1947年那一年发生过，以后就再没碰到过——这么说来，半个世纪一次的酷暑，一被我一不小心赶上了。
北京大热，大热到什么程度？火笼？蒸锅？还是湖北女作家池莉形容武汉那样：一群人浸在游泳池里听首长的报告？太夸张了，首长虽然爱作报告，但他面对一群赤裸裸的听众和浮在水面上的一颗颗充满期待的头颅，那感觉肯定好不到哪去。
池莉笔下的武汉，是五六十年代的武汉，还没有冷气和空调，“灵台无计逃神矢”，只好浸泡在水中以避酷暑。北京这次持续高温，有一个小小的细节：中午时分电视台的记者到某路口的交通岗，警察同志正挥汗如雨地指挥交通。记者把温度计拿出来，放在警察脚下一测，乖乖，水银柱“噌”地蹿上去，摄氏五十多度！
人在这种高温下生活，您怎么能不浑身冒汗出徘子！然后念叨一个字：烦。
正烦着的时候，电话铃响了，一听，是云南一位朋友的声音，忙打听昆明热不热？这位仁兄一笑，说我们这里很凉快，一早一晚还得穿毛衣。
你说气不气人！
为了安顿自己被高温烤炙得焦躁的心情，放下电话便琢磨让自己凉快的事，一下子想起了云南的雪，三月雪，这是一种意识流，超越时空的本能。
云南的雪，雪片不像北方那么大，有几分细碎，落在地上之后很快就融化成湿漉漉的雪水，从雪花到雪水的过程，十分短暂，也许因为三月的云南地气已很是温暖的缘故吧？
雪如果再起劲地落上几个时辰，地面的热气渐渐被雪花们的努力所遮掩，你会发现一层浅白从天空铺下来，先是染白了绿色的松树、黄色的土墙、黑色或红色的屋顶，高傲的公鸡尾巴似的竹子们，也禁不住弯下了腰，翠绿的竹叶托住高天的白雪，格外有一种楚楚动人的风韵。在雪花的侵袭下，最冷静也最倔犟的恐怕要数仙人掌了，它们举着自己尖刺密布的巴掌，不客气地—一刺破雪花的身躯，一阵风吹过，雪花们委屈地从仙人掌上滑落，也许这种相逢本来就是季节的错误。
雪花们继续飞舞，降落，随心所欲地栖息在自己可心的地方。当傍晚时分暮色被白雪裹挟而至时，浅白的颜色渐渐变成银灰，再过一会儿，银灰色也消失了，一种朦朦胧胧乌乌涂涂的色调掩上来，远处的村落先亮起一星灯花，继而是一片灯火，夜色与雪色借助于迷离的灯光，显出了高原特有的别一种神秘，而寒意与凛冽，也就在这时浮动在夜空，你踩着薄薄的一层积雪走向远方，每一个脚印，都提醒你这是一场罕见的雪，高原三月雪。
这当然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三月雪不同于冬雪，是老天爷恶作剧的一种表现，成心跟人们过不去。联想起北京七月间这场持续高温天气，下意识地，我想起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的种种无奈，气温异常不过是小小不言的惩罚。
然而拿高原雪来抵御京都暑热，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却是我本人的专利，在写出“高原雪”的同时，屋外竟掠过一席凉风，甚至有几丝雨意，焦灼的心境，渐渐地复归于清凉。遥远的高原雪，还在落着吗？
《飞翔在高原》高洪波
《飞翔在高原》高洪波 飞翔在高原 高洪波 平生认定的快意事颇多，但到云南出差（时髦叫“旅行”亦可）则是快意之最。走云南，或套用肖华将军名著《长征组歌》中的一阙，曰“人云南”，水路没有，要么陆路乘火车，从成都为成昆线，经贵阳为黔桂线，紧赶慢赶，也须三天两夜，钻过数不清的山洞涵道，忽明忽暗爬山越岭，火车累得喘气冒烟，你也跟着累。陆路走不成，唯一进入云南的通道只有选择蓝天白云，三个多小时的飞机，坐上去看一场电影，吃一顿快餐，再读几份报纸，从舷窗外一探头，到了。
因此，近年间我“入云南”，选择的方式非飞机莫属。
不久前应红塔山笔会之邀，与一批作家到云南采风，乘了四次飞机，遇到两件很有趣的事，至今想来还记忆犹新。
第一件是从北京到昆明，登机后遇到一位后舱乘务员小赵，她帮我们安顿坐下，又替一位作家找到放行李的位置，随后开始分发报纸，赠送纪念品。当她稍有闲暇时，坐在我们对面，我向她打听一位老战友的女儿，一问，还真巧，与她同时学习空中服务专业，同住集体宿舍，只是今天没能同飞。
小赵是个性格温和的昆明姑娘，我问起她们的生活和工作，她都—一细声细气地回答，两只大眼睛忽闪着高原女孩的神韵，像一头小鹿般健康快乐。
分手时我们道一声再见，小赵答应把我的问候带给老战友的女儿，问她还飞吗？她说马上飞广州，夜航，然后可以放一天假休息。原来“空姐”的生活是十分紧张的，在我们看来一趟很辛苦的飞行，对于她们则不过是半个工作日而已，而且忽南忽北，真如一只候鸟。
告别小赵，直奔玉溪。临出舱门时她说道：“欢迎回来时再乘坐我们的航班。”这种概率在我看来仅只是百分之一的可能性，故而不免有几分怅然。
九天后我们自昆明返京，买的是前舱机票，登机后还没落座，一位空中小姐笑吟吟地迎面过来，不是别人，正是小赵！
百分之一变为百分之百，而且巧的是上次她分管后舱，此次她照料前舱，连汪曾棋和雷达看到小赵，都惊诧起来，实在是太巧太巧了。
一回生二回熟，熟人小赵一路上对我们一行人关怀备至，在赠送旅行纪念品雪茶时，她专门给我和汪曾棋老人增加了一盒，这在小赵来说，是很难得的情意。
萍水相逢，云天之隔，入云南竟然两次遇到同一个乘务员小赵，而且得到她真诚的照料，偶然还是必然？一时竟有些糊涂起来。
从昆明到西双版纳，往返两次飞行，也有一件有趣的事。
到西双版纳时，飞机误点两个多小时，好不容易盼到登机，大家纷纷落座，此时我才知道这趟航班并不对号入座，这是我乘飞机经验中首次遇到。坐定，邻居是一位年轻姑娘，从脸型上看是少数民族，便与她聊天。才知道这姑娘果然是爱伲族，叫素雪，另一个汉名叫车美兰，现在是一家旅游社的导游小姐，22岁。问她到昆明办什么事？素雪慢悠悠地说去会男朋友。我问她男朋友做什么工作？她说做生意。又说是在西双版纳相识的，他人很好，趁元旦放假，约她飞来昆明相聚。
素雪很健谈，这大概与她导游的职业锻炼有关，说起爱伲习俗，素雪一笑，说我22岁的年纪，是寨子里嫁不出去的老姑娘了。听到“老姑娘”三个字，再看一眼身旁这俏丽的素雪，我也感到某种荒诞，但在昆明小伙子眼中，我相信素雪注定是富有青春魅力的。
从昆明飞西双版纳，40分钟的航程，一起一落间，抵达了目的地，素雪热心地介绍了当地最好的傣园大酒店，祝福我们旅行愉快。而她绝对想不到自己空中旅行约会行为给予我的震撼，我从素雪身上看到了西双版纳巨大的变化，我相信自己走下飞机后，看到的将是一个陌生的城市。
1975年，即22年前我曾以解放军炮兵排长的身份来过西双版纳，素雪当时或者刚刚降临人间，或者还未出生。我与一位营部的王副教导员，从昆明乘长途公共汽车，住过新平扬武镇、墨江县通关旅馆、小勐养，四天后才走到允景洪，在我旧日的日记里，记下了乘长途公共汽车的喧嚣、小旅馆的臭虫和三分钱买一枚芒果吃的感受，还记下了一个5岁的四川小姑娘龚小苹跟姐姐到边疆的故事。这批日记目前仅停留在我的日记本里，我想在这篇小文中摘记两章，一章是首到允景洪的印象，以与22年后做一个比较，另一章则是平生首次乘飞机的感触，以扣本文的题目。
日记之一：允景洪五月二十日记于客车站 “大清早，可能是七点半钟吧，我们离开留宿一夜的小勐养，向金色的允景洪驶去。一路上，大家兴致勃勃，公路旁一阵阵浓郁的香味向车内袭来，让人心旷神恰，上海小赤佬（注：一个令人讨厌的上海知青，极没教养，故以此称之）不断地吹着口哨，又是学鸟叫，又学小孩哭，最后还吹出蟋蟀的鸣声，逗得人们捧腹大笑不止，这小子真是活宝一个。
“九点左右，车从澜沧江大桥驶过，只见江水浩森，无数小船游弋江心，在这条著名的江畔，边防站检查了一次证明。车子又向前行驶了几百公尺，抵达了我们朝思暮想的黎明之城——允景洪。我们拎着提包走在马路上，只见一群群的傣家人，包着头帕、挑着担子在田间劳动。路边是木制的小楼，代替传说中的竹楼。一眼望去，路两旁全是高大的油棕，整齐地向前延伸，犹如大城市的林荫大道一样，真是明目张胆的出类拔萃！
“住旅店没指望，要到下午二点半才上班！在肚子的催逼下，我们在一家小铺里买了一斤半米糕，大模大样地蹲在马路上，用手捧着香甜无比地大吃起来，不知是米糕味道好还是饿极了，总之不一会儿就把米糕吃得一千二净，它成为我们抵达酉双版纳的第一顿美餐。
“刚吃完米糕，有位大嫂端一个大缸子从饭店走出，她兴冲冲地告诉我们：饭店开门了，在卖麂子干巴！这可是十分诱人的山珍野味，尽管饱得要命，我还是买了一元钱的炒于巴，买了两瓶啤酒，问一下服务员，说不是麂子干巴，是马鹿肉。就着啤酒大嚼鹿肉，很有一番风味。王副教导员谈起了1965年在滇西驻防的经历，这类野味他没少吃，甚至还吃过熊肉。
“吃完鹿肉喝光啤酒，我们走向西双版纳军分区，这个军分区是去年才成立的，一切都在基本建设中，包括招待所在内。服务员为我们安排了住处，是一间放了十多张床的大竹楼，屋顶是茅草，阳光从草顶棚上漏进来，不知下雨时会怎样？我们是今天第一批客人，安排在1号和2号床铺，放下东西，一身轻松，我们商量一下，决定不洗脸不洗澡，先上热带作物研究所看看。一位热心人指点了路径，原来距离很近，穿过橡胶林就到。
“一排又一排高大的橡胶树，每株树上挂着一个白磁碗，碗里盛着珍贵的乳汁。这片橡胶林望不到边际，树高几丈，一尺来粗，整齐有序地编着号。顺手扯一点余胶，捏在手指中国成一小粒，感觉很好玩。
“穿过橡胶林，又见到一个油棕园，凉风习习，头上好像有动静，只见几丈高的一棵油棕上，有个孩子正爬在上面采集果实，下面还有几个孩子吃得津津有味，据说油棕果用火烧着吃更香。
“有一个电影叫《在西双版纳的密林中》，影片第一个镜头拍的油棕就在这里，是很美丽的热带植物。
“再往深处走走，到处是茅屋和草棚，工人们的生活是比较艰苦的。一棵很粗很高的大树下，站着几个成年人，他们拼命甩着一根木棒，向树上的果实抛去，想打落什么东西，一问，才知是芒果树。
“走马观花游览热带作物研究所，已经筋疲力尽，几乎不能自持。勉强走进百货公司，靠电风扇的凉风，才稍稍恢复了一点精神。在一位傣族售货员手中，我买了两打淡蓝色的信封，一对最好的封闭式护膝。下得楼来，突然发现一位面熟的军人蹲在荫凉处，凑近一看，竟是驻扎在悠乐山中的战友，不禁喜出望外，原来他们进城买肉拉鱼，听他讲了一下最近发生的几件惊人事件：四连长和一排长遇到一条大蟒蛇；可怕的、无孔不入的旱蚂蝗等，马上决定不住允景洪，搭车回部队，因为这里交通大不方便。
“没成想又出了一桩麻烦事：我的行李今天没能及时托运到景洪，估计要明天才到。只好先回连队住下，过几天再来取行李。本想在这黎明之城住上一宿再走，再写几封盖有‘西双版纳’邮戳的信，看来没有指望了，只能停留半天。
“现在是下午四点钟，拉鱼的车还没到，抓紧时间坐在一段木头上记完这段日记。此时允景洪的骄阳烤得人受不住，气候潮湿又闷热，可我终于来到了西双版纳，虽说百闻不如一见，你还是美丽的。唯一的遗憾是水果一无所有，令人失望。”
记下日记的数分钟后，我随战友们赶到基诺洛克分社，参加穿林训练，这期间我们驻扎在一座山篝中，面对古木青藤、亘古深山，凭青年军人的热血与朝气，很是干成了几件大事。
可惜我没有参加完全部训练过程，三天后又受命返回昆明，在思茅，我决定坐一次飞机，用一个士兵的有限积蓄，体验了飞行的滋味。
日记之二：思茅候机时星期六多云 “这里是思茅候机室，周围是‘高贵’而焦虑的客人，他们和我一样，都盼望着能在几小时后出现在遥远的春城昆明，西双版纳的生活，昨天、前天、更前一天的情景，一幕幕在脑海里过电影，没有比这些闪光的生活镜头更吸引人的了。
“前天的穿林训练，我和一群有线兵出发了，那是早晨八点钟，由于下过一场夜雨，老林里出奇地凉爽。我们选择唯一的途径是一条山洪冲刷成的河床，它隐藏在深深的谷底，一股水流曲曲弯弯地淌着，四处是腐烂的树叶、竹枝，还有仆倒在地的巨大的原始树木。由下而上，我们小心翼翼又疾速地前进，向上攀登，有线班长王平走在最前面，张玉良连长领着我紧紧跟随，身后则是参观示范表演的全军各师的炮兵干部。
“这条‘路’除了铺满青苔，坎坷不平外，还生长着大量的可怕小生物——旱蚂蝗。出发前我找到一副绑腿，结扎停当，所以不大顾忌它们，待到钻出山沟，开始爬一个四十五度的陡坡，到处是飞机草和杂树丛，低头看路，抬头看山，手脚并用，汗水湿透了军衣。上到山顶，猎狗在下边狂吠，以为碰到什么大动物，我们快速下山，不，应该说是‘滚山’，好几次从两丈高的地方直挺挺地滑下来，裤子沾满了泥巴，手表也擦坏了。下了一个坡，又是一座突兀的高峰，约有六七十度的锐角，仰头望去，叫人头晕目眩。我和曹副参谋长决定不再跟上，沿山沟往回走，这时眼睁睁地看到草叶上的旱蚂蝗成批地向腿上袭击，处死了几个，回到宿营地，把衣服洗了洗，感到从未有过的舒畅和愉快。
“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下象棋时，王副教导员告诉我，团里拍来电报、打来长途电话，要我火速归队，明天一早就动身。于是恋恋不舍地告别悠乐山，这已经是第二天清早的事了。一辆军车送我到小勐养，也巧，刚出山就碰到景洪开往昆明的班车，下了军车上班车，昨天下午三点，来到边疆城市——思茅，也就是我即将乘飞机的地方。
“飞机票特别难买，幸得和一位地方干部同往，他叫赵春洲，路南人，在景洪任宣传部长，通过他的关系买到一张机票。然而气候变化无常，今天已推迟起飞四个多钟头，口袋中只剩六毛钱，今天若走不成，我可真叫山穷水尽了。
“浪漫的旅途生活，处处是意想不到的事……
五月二十四日记于思茅”
那次乘的是苏式小飞机，二十五个乘客，每人携带物品不准超过五公斤，安全检查很宽松，主要是卡行李的重量，超一点都罚款，很严格。由于我没有什么行李，还帮一位陌生的汉子拎了一包东西登机，他好像是探亲回内地的干部。
之所以在我的日记开头用“高贵”的客人一词，因为乘飞机在当时是一种昂贵和特殊的享受，不像现在这样随意和大众化，我倾尽旅费想感觉的，除了迅捷，就只是飞翔时的那种鸟瞰大地的快意，结果我达到了目的，如果不是邻座的一位妇女拼命呕吐使人感到有几分煞风景的话。我记得那次乘飞机是对号入座，没有ABC之类的洋码，有点像今天的电影院的座位排列，座位也很窄小。
也许是人到中年，我飞翔在高原的感觉，竟没有想象中的激动和兴奋，心中平静如水。22年后重返景洪，眼前分明是一座全新的城市，昔日记下的那小饭铺、商店和拥有高大芒果树、油棕林的热带作物研究所，早不知被时代的快车甩到了哪里？人不能同时踏人同一条河流，22年后的我踏入的，也不是同一座城池，尽管标有“西双版纳”的徽记。
那么，对于素雪和“空姐”小赵而言，她们22年的岁月与景洪的变化同步生长，我的陌生恰恰是她们的熟识，故而她们没有心理落差，但对我而言，西双版纳，那已消逝的岁月，却还立体地存活着，当我翻检尘封日记的同时，自然不可避免地翻阅了记忆的档案。而且奇怪的是，记忆中的西双版纳更清晰和凸突鲜明，尽管现实中的黎明之城充满活力、充满诱惑，那木雕大象与翡翠宝石，那大象皮带与蝴蝶标本，那热带植物园与民族风情园，以及无尽的水果、众多的小吃，还有旖旎的傣家舞乐，足以构成终生难忘的印象。我却固执地认定；这不是我的西双版纳。
我的西双版纳，隐藏在深深的悠乐山中，在古木青藤与亘古的幽静中、在汩汩的溪水和柔软的落叶下，哼唱着属于自己的谣曲。
一种极典型的个人情感，与本文飞翔的话题无甚关联，但我相信如果爱伲姑娘素雪读到这篇散文时，她一定会附合我的看法。或许，还能为她的导游故事增添一点新鲜的话题。她是个口才很好的姑娘，尤其是普通话讲得好，不仔细听，真不敢相信这是个曾经刀耕火种的爱泥人的后裔……
摘自： 《泸西情结》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访鉴真故居》王西彦
《访鉴真故居》王西彦 访鉴真故居 王西彦 上德乘怀渡，金人道已东。
——思托：《伤鉴真和尚传灯逝》 看到报载日本作家井上靖来中国观看影片《天平之甍》拍摄外景的消息，不禁使我回忆起几个月前访问扬州鉴真故居的情景。
扬州西北郊有座叫做“蜀岗”的名山。据李斗《扬州画舫录》中所引资料说：“蜀岗上自****县界，来至仪征小帆山入境，绵亘数十里，接江都县界。”又说：“旧传地脉通蜀，故曰‘蜀岗’。”又说：“谓独者蜀，虫名，好独行，故山独曰‘蜀’。”说蜀岗的地脉远通四川，未免夸大，似应相信它以“独行之山”得名的说法。山有突起的三峰，最高的东峰为观音山，西峰是司徒庙，和观音山对峙的中峰则有万松岭、平山堂和著名的法净寺。这个古幸的闻名于世，除了它是南朝宋孝武帝时所建造，历史很悠久，更由于唐代高僧鉴真和尚曾在这里当过住持，他东渡日本传教讲法的事业，就开始于这个地方。关于鉴真六次东渡的故事，我曾读过一些历史记载，包括现代日本作家井上靖的中篇小说《天平之甍》，对于鉴真和尚无视海上的恶风险良、坚持为理想而奋斗的献身精神，怀有很高的尊敬；因此，一到扬州，就去访问了法净寺。
是立夏节后一个多云的日子，正当我们的车子停在寺前的空坪里，阳光刚好透出薄薄的云层，寺院周围的葱茏古木，顿时闪发出一片眩眼的金光。同行的一位本地朋友指着大门上的匾额，给我讲述起这个古寺的历史，说是它建立于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大明年间，原叫“大明寺”，直到清代初年才改成现在的名字，那自然是因为，对当时的统治者来说，“大明”二字是一种忌讳。进入大门，这们朋友又解释说，和其他所有古寺一样，这个古寺也有着它的漫长经历，光是清代，就经过顺汉、康熙、雍正、乾隆四朝的修建；但至今仍然保持着寺宇和塑像的完整，却叨光于鉴真和尚享有日本人民对他的崇仰，使它避免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破坏。我们参观了前殿和正殿，就去看访年近八旬的住持能勤法师。这位老法师住在寺院东侧一座精致而幽静的小楼上。我们被延请到二楼洁净的会客室，看到墙壁上悬挂着郭沫若、陈垣、楚寒暄，就热烈地谈起话来。不久前，能勤法师参加中国佛教会访问团，在团长赵朴初同志的率领下访问了日本。他是出家人，年事也高了，但有识见，善谈吐，精神矍铄，出言诙谐动听，访问团访问了日本的东京、大阪等好几个城市，建有唐招提寺的奈良自然是个重点。他们受到日本僧俗人士异常热情的款待，尤其是对他这个从法净寺去的鉴真和尚的后继者。他说了好几个日本人民崇仰鉴真恩德的动人故事，说直到现在，人们还尊称这位舍身为法的圣僧为“大和尚”，甚至豆腐坊也奉之为祖师。他又说了奈良唐招提寺的金堂和佛像，佛教信仰在日本人民中的巨大影响。我们的谈话也不限于佛教范围，老法师忽然赞颂起日本各大城市的管理制度。看起来，这个资本主义车家近十多年来的经济发展，给了他很深刻的印象。可是，即使只是走马看花式的访问，这位老法师也有他颇为锐利的眼光，在繁荣的物质生活的享受中，看到了隐伏在日本人民心头的恐惧感——恐惧石油供应的匮乏，恐惧生产机械化所招致的失业现象……在说这些话时，坐在我们面前的，已经不是一位虔诚的高僧，而是观察深刻的经济学家兼社会学家了。
谈话告一段落，老法师陪同我们下楼参观陈列室。原来这座小楼就是新建鉴真纪念堂的组成部分，我们是从后门进入的。陈列室里有许多关于鉴真生平事迹的历史文献，画片图表，东渡时带往日本的药物标本，以及日本来访者的题字，包括能勤法师访日时带回国来的大量礼品，还有一本特别珍贵的保留访问团活动照片的纪念册。从它们，你可以看到鉴真和尚用最虔诚的宗教信仰和最坚忍的意志力量栽培起来的民族感情的花朵，是怎样的源远流长，永不凋谢。
离开陈列室，我们从寺院的另一个侧门，去参观纪念堂的碑亭和正殿。纪念堂是一个不大的建筑群，为了纪念鉴真逝世一千二百周年，兴建于一九六三年。它的体制，参照鉴真建造在日本奈良的著名唐招提寺。我们走进旁边列有石鼓、上面悬挂匾额的门厅，就看到碑亭里那块引人注目的卧式纪念碑。据说，碑下那个段弥座，是依照南京栖霞山的唐代遗物刻成的。碑的正面是郭沫若题的“唐大和尚鉴真纪念碑”九个笔触豪放的大字，阴面是赵朴撰写的碑文，热情颂扬了中日两国人民千百年来的友谊。正殿和两边的长廊，既保持了唐代的建筑风格，又显示出扬州的地方特色，柱、梁、枋、拱都是木材本色，在白垩墙壁的衬托下，给人一种朴素穆的感觉。正殿正中，是一尊楠木雕制的鉴真和尚坐像。据《天平之甍》里的描绘，鉴真是一位“骨格粗壮，身材魁梧”的人物，但这尊按照唐招提寺的真像模刻的坐像，大概由于真像是鉴真七十六岁圆寂时塑造的，或者是古人的身量原就没有现代人高大的缘故吧，显得比较瘦小，不禁使我惊讶于在这小小的体躯里，竟然蕴藏有这样充沛的热情和坚韧的意志。我久久地站在坐像章前面，缅怀着这位毅力尺人的高僧所完成的稀世业绩。
鉴真和尚是唐代一位很有学问的律学大师，被称为“鉴真独秀”。当时，京都长安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宗教中心，唐初就陆续有外国僧侣前来，贞观年间玄臧从印度回国后，在长安广译经典，对僧侣们的吸引力就更大了。外国僧侣中，日本的最多，他们有留住中国三、四十年之久的，有的还在宫迁里做了宫。开元年间，日僧荣睿、普照来中国学法时，邀请鉴真去日本传经。可是，苍波渺漫，万里涉海，谈何容易？从天宝元年起，十一年间，一共启航五次，不是木船被风浪击毁，就是遭受官府的禁止和僧众的拦阻，都告失败。第五次东度未成时，他因打击过大，加以漂流岭南，暑热熏蒸，以致双目失明，但鉴真毫不灰心，于天宝十二年十月间，以六十六岁的高龄，第六次从扬州出发，终于在年底到达日本，实现了他多年的宏原。井上靖的小说里，描叙天宝元年十月间日僧荣睿和普照到扬州大明寺会见鉴真，请求他推荐去日本施戒的传戒师；当他向僧众征询意见，有僧人以“去日本须渡过浩淼沧海，百人中无一得渡”的理由推辞时，鉴真回答道：“为了佛法，即使浩淼沧海，也不应恋惜身命，你们既然不去，那末，我去吧。”下了这样的决心，他就历尽艰险，也绝不动摇。天宝七年航海失败后，日僧荣睿病逝端州（广东高要），普照信心动摇。年过六旬的鉴真的视力也剧烈衰退，但他说：“我发愿去日本传授戒律，已经下了几次海，不幸至今仍未踏上日本国土，但这个心愿，总有一天要实现的。”不久，他的双眼就完全失明，北子祥彦也死在吉州（江西吉安）。直到五年之后，才获得成功。请读一读井上靖的描述吧。鉴真、普照和弟子思托等人的另一条船，十二月下旬临近日本国土时，海上的浪涛一直没有平静：“船在大浪上缓缓漂流，浪头还是很高”；“在东方的曙光下”，海面上“流动着墨一样的黑潮”；鉴真等人“都象失了知觉似的仰卧着”，“两天来和大风大浪的斗争，都使他们昏昏睡去了”……
这是怎样足惊天地的献身精神！
《天平之甍》取材日本真人元开著于鉴真圆寂后不久的《东征传》，如其说是小说创作，毋宁说是历史故事。鉴真到达日本后，天平胜宝七年受命在奈良兴建唐招提寺。竣工时，有一位使臣带回一个中国的“甍”（放在寺庙屋脊两边的鸱尾），写明是送给普照的，被安置在招担寺金堂的屋顶上。这个招提寺，就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永久纪念。但使日本人民对鉴真感恩戴德的，不仅是在宗教方面的传经施戒，更在他东渡时给日本带去了盛唐高度成熟的文化艺术，包括文学、绘画、雕朔、书法以及建筑、医药、印刷等等知识和作品。有如一个最慷慨无私的播种者，把肥美的种子模样植到日本的土壤里，使之开出灿烂的花，结成丰硕的果。
在给纪念堂写了鉴真碑文的赵朴初同志的诗篇中，曾有“振衣蜀岗，千古高踪长怀”之句。我想，这应该是每一个到过鉴真故居的访问者的共同情怀。一千二百多年过去了，日本人民一直保持着对这位盲圣的崇仰。扬州的朋友写信来说，在我访问鉴真故居之后，《天平之甍》的作者井上靖先生也到了那里。在日本，除了小说《天平之甍》的流传，还有剧本的公演和其他形式的纪念活动。鉴真应邀东渡时，曾对日僧提到日本崇敬佛法的长屋王子赠给我国的僧衣上面，绣有“山川异域，风雨同天”的诗句，说明中日两国的确是兄弟之邦，应该永远友好相处。象鉴真那么一个僧人，为了传播佛法，也为了两个邻邦人民的友好，竟然能做出这样的丰功伟绩，除了他对宗教的虔诚，他为理想奋斗的坚忍意志，我以为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是他那博大无私的胸怀。一个人的生命是很有限，但只要你能摒弃一切利害打算，破除一切地域观念，全心全意为理想奋斗，为人民造福，你就能永生在人民心里，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岁月的交替，你就能永生在人民心里，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岁月的交替，愈益焕发出生命的价值。奈良的唐招提寺和扬州的鉴真故居固然是弥可珍贵的历史纪念物，但如果没有广大人民永怀着对盲圣的感激，恐怕也将失去它们的光彩的吧。
作者简介：王西彦，现代著名作家，教授。生于1914年。浙江省义乌县青塘下村人。十六岁时，到杭州民众教育实验学校读书。1933年到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读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旧学联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活动，曾任北平作家协会的执行委员，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抗战初期，在武汉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战地服务团，后到中共湖南省委领导的《观察日报》工作。1939年底，到福建主编《现代文艺》月刊。此后，先后在桂林师范学院、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学院任教。解放后，历任湖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一至五届政协委员会、上海市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理事。1953年调上海，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任《文艺月报》编委，1955年从事专业创作。他从容不迫933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眷恋土地的人》、《朴玉丽》、《新的土壤》；长篇小说《春回地暖》、《在漫长的路上》（共三部，已出一部）。此外，还有文艺评论集《论阿Q和他的悲剧》、《唱赞歌的时代》、《从播种的到收获》、《论，<红楼梦>和新旧红学》，以及外国文学评论集《严峻的文学》。
摘自： 1979年8月8日《人民日报》
《鼎湖山游记》曹思彬
《鼎湖山游记》曹思彬 鼎湖山游记 曹思彬 鼎湖山是广东著名的风景区和避暑胜地。今年7月4日，我们一行六人，从广州发到这里游玩休养，兴致勃然。
从鼎湖山麓拾级而登，于庆云寺止，共637级，步行约一钟头。起初沿斜坡而上，见一块巨大的乌黑色的石头，形似伏在地上的大象，石上题有“瑞象”二字。再前不远，便见树木参天，密林一片，加上凉风习习，流水潺潺，使人不觉得有暑天味道，这是鼎湖山的一大特点，也是适宜避暑的主要原因。到了半山亭，它告诉我们已走了一半路程。亭里有楹联曰：“客游图画里，僧语水云间。”颇切此时此地的景物，所不同者，我们不是云游僧，而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再走几程，体力渐觉疲倦，可是，抬头一望，补山亭又在眼前。我们又在这里休息，欣赏亭里的对联：“百城烟水无双地，五岭寻宗第一山。”这是悬在亭外的楹联，书法很好，人所共赏。陈白沙（献章）先生亦题有一对曰：“不作风波于世上，别有天地非人间。”可惜木刻的字很差，损害了白少先生的书法艺术。我们继续前进，不久，便抵庆云寺，我们的目的地——教工休养所也到达了。教工休养所是教育工会在这里建筑的一个巨大工程，和庆云毗连，环境舒适，布局幽雅，可容纳休养员100余人。各种设备也很齐全，电灯、自来水、浴室、舞厅、球场、膳堂、沙发、铁床、帆布床，被褥等等，应有尽有尽有，不愧为理想的休养所。
飞来潭和庆云寺是鼎湖山最出色的名胜古迹，而飞水潭的壮观，更使游客留下难忘的印象。这个大瀑布挂在悬崖峭壁之间，水流湍急，从山顶奔驰而下，水花飞溅在几丈之外，象洒着雨点一样，名为“飞水”，十分吻合。潭的四周都是青翠的树木，也有一些嶙峋石块，旅客们多在这里沐浴或游泳。潭的附近有几个亭子，供游人休息。其中有一个叫“眼绿亭”，命名颇有诗意，章炳麟（太炎）在这里题了一个横额：“涤瑕荡垢”。我们曾几次到这里游玩，原因是飞水潭像一篇好文章，使人百读不厌。清朝文人袁枚（子才）曾到这里游玩，并作七言古诗一首，题为“同扬兰坡明府游鼎湖作”。诗是刻在石碑上的，现在还在庆云寺的客堂里。
俗话说：“广东无大寺”。然而，韶关的南华寺、鼎湖的庆云寺，可也算省内有数的大寺观了。庆云寺距飞水潭不远，从侧门而入是“云顶”，有楹联曰：“万木松杉千笏石，百重云水一种声。”连用四个数目字，制作也不俗。到了正门，又见有楹联：“莲花厉劫得初地，云液飞泉响万峰。”第一句写庆云寺，第二句写鼎湖山，也颇佳。寺的规模很大，有护法殿、法堂、普供堂、客堂等，而大雄宝殿是最重要的。解放前得火盛，现在已衰落了。客堂是专供游客休息和接待旅客的，里面布置颇佳，满壁都是图画、题字、对联、诗文等，一般游客需要过宿的，都在寺里寄宿，宿费没有规定，由旅客随缘乐助。吃的是斋菜，第餐五角钱，质量颇佳。
按庆云寺建于明朝。老龙谭也是鼎湖名胜之一，老鼎湖古寺（又名白云寺）就在这里，明朝万历年间曾重修，可见这个古寺比庆云寺的历史较长。
《大漠古城》赵丽宏
《大漠古城》赵丽宏 大漠古城 赵丽宏 吐鲁番盛夏的太阳光，是真正的火焰。在热辣辣的阳光烤灼下，所有一切都仿佛在冒烟，在喷火。汽车在大戈壁中飞一般奔驰，公路边那些被太阳晒得发烫的大大小小的卵石，像一些惊诧的眼睛，呆呆地瞪着没有一丝云彩的天空。
当高昌古城突然在前方出现时，轮到我惊诧了。这真是奇迹，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居然会有一座被遗弃的城市，一座真正的古城！远远看去，它像一群风化的土山，走近细看，才能从千奇百怪的形状中辨认出房屋、街道、围墙的轮廓和残垣。
阒无声息。只有那些高低起伏的、方的、圆的、不规则的残墟断垣，连带着它们在阳光下的浓浓的阴影，一座座一片片迎面而来，像一群沉默的幽灵……据说，历史学家能在这迷宫般的黄土堆中分辨出一千多年前的王宫、寺院、商场、监狱，甚至还能找到唐玄奘当年讲经说法的地方……然而我却无从分辨。在炽烈的阳光下，我流着汗，和残墟断垣们默默对峙。哦，你们，能告诉我什么呢？你们曾经像璀璨的宝石一般，镶嵌在荒凉的戈壁大漠中，闪耀在漫长曲折的丝绸之路上；你们曾经是人类的骄傲，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灿烂缤纷的标志。而现在，一切早已荡然无存，这里没有人烟，没有声音，连一星半点生命运动的迹象也无法找到，连一棵小小的绿草也没有……听一位久居吐鲁番的汉族同志告诉我，冬天的时候，这里常常狂风大作，狂风挟裹着滚滚黄尘，在高低起伏的城堡和残垣之间、在迂回曲折的街巷之中穿行，发出令人心悸的呼啸。也许，这是古城在以自己的方式回忆着它的黄金时代，回忆着丢失了一千余年的繁华和喧闹……
一千年，十个世纪的岁月流水，可以把许多历史的遗迹磨得一干二净，而它，这座没有任何人照看的都市，却顽强地、奇迹般地保存下来了，尽管失去了缤纷的色彩。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有些惊奇，也有些纳闷。
视野突然开阔起来。我发现，自己已走到了一块宽阔坦荡的平台上，平台的尽头，是一幢还保留着圆顶的高大的古建筑。我正仰头看着，突然听见身后传来一阵轻轻的笑声。回头一看，原来是三个维吾尔族小男孩，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并排站着。真不可思议，他们不知是从哪里钻出来的！
这些孩子，看来对这里非常熟悉。他们并不怕陌生，我便走过去和他们攀谈起来。
“你们怎么在这里？”我微笑着问。
“我们来玩，我们的家离这儿不远。”胖男孩歪着脑袋回答我。他的回答使我吃惊：这古城附近，居然还有人家！我发现，他那件沾满黄土的汗衫胸前，别着一枚美国的纪念章，纪念章的图案是中美两国国旗。看来，常常有外国旅游者来看这座古城。并且受到了这些孩子的接待。
“你们知道，这座古城有多少年历史了？”
“一千年前，这里住人。”这是那个胖男孩回答我。
“一千年不住人，这些房屋为什么还在呢？”这问题刚吐出口，我就有些后悔了——连我自己也无法弄明白的问题，怎么问这些小男孩呢！
胖男孩抬起头，对着强烈的阳光眨巴着一对深棕色的大眼睛，突然得意地笑了：“因为它，太阳。这里不下雨。”
回答得有道理。假如像江南一样年年下几场倾盆大雨，这座用泥土垒起的古城恐怕早就从大漠中消失了。
三个孩子蹦蹦跳跳地走了，我的四周，又是死一般的寂静。他们为什么要离开这里呢——一千年前的高昌人，为什么要遗弃这座繁华的都城？是遭受了突然降临的灾祸？还是不堪忍受那如火的炎阳？也许，这又是一个谜，要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来解答……
不知不觉，已经走到了古城的边缘。举目远眺，我不禁眼眼发亮了——从残缺的城墙缝隙里，涌进来一片清凉的绿色！那是白杨林，是玉米田，是葡萄园。
在茫茫大戈壁中，有许多新的城市正在崛起。从高昌古城出发，我将去寻找它们！
《大理漫记》冶秋
《大理漫记》冶秋 大理漫记 冶秋 正是农历五月的天气，我访问了大理。当傍晚走大理的下关的时候，远望苍山升起朵朵的白云，洱海泛扬着碧玉似的波涛，把我儿时读过的唐代白乐天在《新丰折臂翁》中所描写的“穷山恶水”的印象完全打破了。
这首歌给我的印象是那样深，以至于在四十年后还清晰可以背诵，他说： “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点得驱将何处去？五月万里云南行。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
我们所来到的下关，正是当年的大战场。那时南诏（公元649年——902年）王的都城在现在的“老大理”城南的太和村草帽街附近，叫作“太和城”，是南诏王皮罗阁修建的。他在公元741年（当唐开无29年）从蒙舍川迁居这里，并且在现在的下关筑了“龙尾关”，在上关那里筑了“龙道关”。在皮罗阁的时期，南诏唐朝的关系是很好的，天宝五年（公元746年），还派了他的孙子凤迦异入唐，玄宗给了他“鸿胪少卿”的官职，把一位宗室的姑娘嫁给他为妻，还给了“龟兹乐”一部。到了皮罗阁的儿子阁罗凤时代，两方面的关系搞坏，这时唐朝正是杨国忠当了宰相，所谓“欲求恩幸立边功”，在天宝十年（公元751年）派了剑南节度使鲜于促通带了八万军队去“征伐”南诏，唐兵死了六万人，鲜于仲通几乎被活捉，白乐天有首《蛮子朝》，其中说到这事： “鲜于促通六万卒，征‘蛮’一阵全军没，至今西洱河岸边，箭孔刀痕满枯骨。”
到了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又派了前云南郡都督兼待御史剑南留后李宓和节度使何履光等率十道兵再征云南，就在这“龙尾关”一带打了一场大仗，结果是全军覆没，李宓“被执沉江死，何履光遁去。”这连年大战，死了约二三十万人，白乐天的上述史诗就是反对这种不义战争的。
现在我们来到古战场一看，除了苍山依旧，洱海如初以外，一切都变了。当年的“龙尾关”也就是现在下关这里，解放后成了大理白族自治州的政府所在地，是自治州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工厂、学校、机关等新建筑矗立在这如画的山水之间，新的街市正在形成。白族、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穿着各种不同的服装，说着各种不同的语言，都欢聚在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中，为着共同的幸福劳动着、歌唱着，我们走过新街、旧市，到处都是一片欢乐的景象。
夜里，我翻看着一些关于南诏和大理的史籍，想着历史上一些兴亡的事迹，就从南诏算起吧： 南诏蒙氏（公元？——902）
大长和郑氏（公元903——909）
大天兴赵氏（公元928——929）
大义宁杨氏（公元930——937）
大理国段氏（公元938——1254）
六、七百年间，相当于唐、宋时期，这里就发生过这些王朝的变化；从社会性质上来说，大约也就在同一时期，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从和汉王朝的关系来说，南沼与唐代时好时坏，宋太祖接受了唐代征伐的经验，他就拿着玉斧在舆图上大渡河一划，说：“此外非吾有也”，直到元代忽必烈以牛皮筏子渡过了金沙江，才把段氏的天下改为“总管”，还出了一段孔雀胆的哀艳故事。想到这些。不禁哼了一首歪诗： “风花雪月古榆城，洱海苍山百态呈；多少兴亡成往事，‘金花’笑看‘望夫云’。”
兄弟民族地区有许多动人的诗歌和传说，可是里面在大多吐露着一种哀怨，只有到了“五朵金花”的时代，才把千条万缕的束缚解开，露出来多么爽朗的笑颜！
第二天我们先去看太和城遗址，到了草帽街，实际上这里已经没有“街”了，只有一座“德化碑”还矗立在这里，成为我们确定这个遗址的重要标志。
这个“德化碑”是南诏王阁罗凤同唐朝打了大仗以后，就与吐蕃结合起来，叫过去掳来的汉人郑回（这时已经作了南诏的清平官，即丞相）撰写这个德化碑，“明其不得已叛唐归吐蕃故”，立石在“国门之外”。（立碑的年代是相当于唐大历元年公元766年）字据说是唐流寓御史杜光庭写的。现在这个碑有房子保护着，可惜上面的字几乎“吃”光了。据说过去老乡们害疟疾的多，没有药治，就刮这碑面吃可以治好，就这样活活地地把碑面的一层表皮吃下肚皮子去了。——这也述说着在旧社会的人民没有医药设备的苦楚。
根据这个国门之外的立石，太和城遗址就可能在这个碑的北面一带，将来通过发掘，当可发现南诏盛世的一些文物。
从这里到了“老大理”城，这个城可能就在南诏阁罗凤所筑的“羊苴咩城”的遗址上，明清时候建筑起来的，过去是府城或县城所在。由于政治中心的转移到下关，所以街上大多是住户。我们到了文化馆，看到文物馆陈列室中有一座大理时期的木雕罗汉，雕得好极了，问了馆长还有没有？他说还有十余尊没有陈列，到存放的地方一看，使我们大叫起来，一批大理甚至南诏的木雕力士、菩萨、罗汉等雕像出现在我们眼前，彩色涂金，形象活跃，在内地还没有看到这样漂亮的大批的早期木雕。后来才弄清楚这批木雕是从凤仪董氏“金銮宝刹”里移来保存的。
从文化馆出来看了大理石厂，这是驰名中外的大理石件的制作场所，解放前这项工艺品已经几乎停止制作，现在却是一个三四百人的工厂，有二百多人在厂中制作，有一百多人在山上开采石料，据厂长谈，苍山里面都是大理石，有经验的技师可以看出在哪里开会得到好的花纹的石料。他说大理石已经有两千年的开采历史，照现在开法，至少还可以两万年。因为这些年在这样的大山上才开了几个小洞洞。
过去制作的工人，是手脚并用，尤其是磨石料的工序，由于大理石很坚硬，手工磨很费力，现在在宽大的厂房里，装了电力磨石的机器，许多白族的女工，穿着漂亮的民族服装，很轻易的就可以操作自如。
这里真是大理石的故乡，到外都是大理石，苍山下的水渠有的是大理石修成的，有的房子顶是大理石盖的，地是大理石铺的，无数的基碑是大理石作的。
我们又去看了喜洲，这是洱海边上的一个村镇，土地肥沃，风景更美丽，过去许多官僚、地主在这里盖下争奇斗艳的别墅，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我们到一所房子里去看，很大的花园，两层西式楼房，大多是讲究的单间房，据说原来这里既是赌窟又是烟场。墙外就是洱海，站在这里可以把苍山十九峰全部看到，洱海又是那样的风波浩渺，这样好地方，过去却作了吃喝嫖赌的地方，真是玷污了山水。
喜洲在南诏王异牟寻（阁罗凤的孙子，公元780——808）时侯曾作为都城（公元784年，当唐德宗兴元元年）叫作“史城”，又称“大厘城”，后来由于同唐神策都将李晟打仗，才迁居“羊苴咩城”，即大理城，这一带是喜洲人民公社，是“五朵金花”影片故事的产生地。
又看了三塔寺，这是苍山第十峰下依山建筑起的大寺院。原来从山门进来以后，有两所寺院，一个叫作崇圣寺，另一个叫感通寺，三塔列在这两个寺院的两旁。明代徐霞客曾访问过这里，明代他和当地一位音韵家叫董难的一同在这个楼上“辑转注古音”的地方。杨慎是四川新都人，在明世宗时候，因为“议大礼”的案子，把他“廷杖”以后下狱，又“遣戍”云南，赶上嘉靖这个皇帝坐了四十五年长的时间，他两次偷着想回四川老家，都被发觉赶回来，终于在七十二岁时老死在云南。可是他在这几十年里著了一百多种书，其中包括了对于云南史地方面的整理、研究、辑译等著作，是位了不起的学者。
清代学者桂未谷在乾隆年间曾作云南永平的县官，到写韵楼来访问过，还看到杨升庵的画像，有三首诗写他的感触，其中一首很有些愤懑： “犹见东华痛哭时，竟无万里召还期。逐臣只合投荒死，大礼何曾有定辞？”
可惜感通寺、写韵楼都早已倒塌了，杨升庵的像更是无从看见。只有这三座白塔笔立在苍山洱海之间，经过了一千多年的风雨地震，还是那样壮丽雄伟，想是剑川、洱源以及大理著名工匠的杰作。
这一天的访古观今，回来的时候，月色已经弥漫在洱海苍山之间了。
（1961年6月15日追记）
《高原雪》高洪波 高原雪 高洪波 北京连续一个月的大热，据老辈人说，这种大热在1947年那一年发生过，以后就再没碰到过——这么说来，半个世纪一次的酷暑，一被我一不小心赶上了。
北京大热，大热到什么程度？火笼？蒸锅？还是湖北女作家池莉形容武汉那样：一群人浸在游泳池里听首长的报告？太夸张了，首长虽然爱作报告，但他面对一群赤裸裸的听众和浮在水面上的一颗颗充满期待的头颅，那感觉肯定好不到哪去。
池莉笔下的武汉，是五六十年代的武汉，还没有冷气和空调，“灵台无计逃神矢”，只好浸泡在水中以避酷暑。北京这次持续高温，有一个小小的细节：中午时分电视台的记者到某路口的交通岗，警察同志正挥汗如雨地指挥交通。记者把温度计拿出来，放在警察脚下一测，乖乖，水银柱“噌”地蹿上去，摄氏五十多度！
人在这种高温下生活，您怎么能不浑身冒汗出徘子！然后念叨一个字：烦。
正烦着的时候，电话铃响了，一听，是云南一位朋友的声音，忙打听昆明热不热？这位仁兄一笑，说我们这里很凉快，一早一晚还得穿毛衣。
你说气不气人！
为了安顿自己被高温烤炙得焦躁的心情，放下电话便琢磨让自己凉快的事，一下子想起了云南的雪，三月雪，这是一种意识流，超越时空的本能。
云南的雪，雪片不像北方那么大，有几分细碎，落在地上之后很快就融化成湿漉漉的雪水，从雪花到雪水的过程，十分短暂，也许因为三月的云南地气已很是温暖的缘故吧？
雪如果再起劲地落上几个时辰，地面的热气渐渐被雪花们的努力所遮掩，你会发现一层浅白从天空铺下来，先是染白了绿色的松树、黄色的土墙、黑色或红色的屋顶，高傲的公鸡尾巴似的竹子们，也禁不住弯下了腰，翠绿的竹叶托住高天的白雪，格外有一种楚楚动人的风韵。在雪花的侵袭下，最冷静也最倔犟的恐怕要数仙人掌了，它们举着自己尖刺密布的巴掌，不客气地—一刺破雪花的身躯，一阵风吹过，雪花们委屈地从仙人掌上滑落，也许这种相逢本来就是季节的错误。
雪花们继续飞舞，降落，随心所欲地栖息在自己可心的地方。当傍晚时分暮色被白雪裹挟而至时，浅白的颜色渐渐变成银灰，再过一会儿，银灰色也消失了，一种朦朦胧胧乌乌涂涂的色调掩上来，远处的村落先亮起一星灯花，继而是一片灯火，夜色与雪色借助于迷离的灯光，显出了高原特有的别一种神秘，而寒意与凛冽，也就在这时浮动在夜空，你踩着薄薄的一层积雪走向远方，每一个脚印，都提醒你这是一场罕见的雪，高原三月雪。
这当然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三月雪不同于冬雪，是老天爷恶作剧的一种表现，成心跟人们过不去。联想起北京七月间这场持续高温天气，下意识地，我想起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的种种无奈，气温异常不过是小小不言的惩罚。
然而拿高原雪来抵御京都暑热，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却是我本人的专利，在写出“高原雪”的同时，屋外竟掠过一席凉风，甚至有几丝雨意，焦灼的心境，渐渐地复归于清凉。遥远的高原雪，还在落着吗？
《飞翔在高原》高洪波
《飞翔在高原》高洪波 飞翔在高原 高洪波 平生认定的快意事颇多，但到云南出差（时髦叫“旅行”亦可）则是快意之最。走云南，或套用肖华将军名著《长征组歌》中的一阙，曰“人云南”，水路没有，要么陆路乘火车，从成都为成昆线，经贵阳为黔桂线，紧赶慢赶，也须三天两夜，钻过数不清的山洞涵道，忽明忽暗爬山越岭，火车累得喘气冒烟，你也跟着累。陆路走不成，唯一进入云南的通道只有选择蓝天白云，三个多小时的飞机，坐上去看一场电影，吃一顿快餐，再读几份报纸，从舷窗外一探头，到了。
因此，近年间我“入云南”，选择的方式非飞机莫属。
不久前应红塔山笔会之邀，与一批作家到云南采风，乘了四次飞机，遇到两件很有趣的事，至今想来还记忆犹新。
第一件是从北京到昆明，登机后遇到一位后舱乘务员小赵，她帮我们安顿坐下，又替一位作家找到放行李的位置，随后开始分发报纸，赠送纪念品。当她稍有闲暇时，坐在我们对面，我向她打听一位老战友的女儿，一问，还真巧，与她同时学习空中服务专业，同住集体宿舍，只是今天没能同飞。
小赵是个性格温和的昆明姑娘，我问起她们的生活和工作，她都—一细声细气地回答，两只大眼睛忽闪着高原女孩的神韵，像一头小鹿般健康快乐。
分手时我们道一声再见，小赵答应把我的问候带给老战友的女儿，问她还飞吗？她说马上飞广州，夜航，然后可以放一天假休息。原来“空姐”的生活是十分紧张的，在我们看来一趟很辛苦的飞行，对于她们则不过是半个工作日而已，而且忽南忽北，真如一只候鸟。
告别小赵，直奔玉溪。临出舱门时她说道：“欢迎回来时再乘坐我们的航班。”这种概率在我看来仅只是百分之一的可能性，故而不免有几分怅然。
九天后我们自昆明返京，买的是前舱机票，登机后还没落座，一位空中小姐笑吟吟地迎面过来，不是别人，正是小赵！
百分之一变为百分之百，而且巧的是上次她分管后舱，此次她照料前舱，连汪曾棋和雷达看到小赵，都惊诧起来，实在是太巧太巧了。
一回生二回熟，熟人小赵一路上对我们一行人关怀备至，在赠送旅行纪念品雪茶时，她专门给我和汪曾棋老人增加了一盒，这在小赵来说，是很难得的情意。
萍水相逢，云天之隔，入云南竟然两次遇到同一个乘务员小赵，而且得到她真诚的照料，偶然还是必然？一时竟有些糊涂起来。
从昆明到西双版纳，往返两次飞行，也有一件有趣的事。
到西双版纳时，飞机误点两个多小时，好不容易盼到登机，大家纷纷落座，此时我才知道这趟航班并不对号入座，这是我乘飞机经验中首次遇到。坐定，邻居是一位年轻姑娘，从脸型上看是少数民族，便与她聊天。才知道这姑娘果然是爱伲族，叫素雪，另一个汉名叫车美兰，现在是一家旅游社的导游小姐，22岁。问她到昆明办什么事？素雪慢悠悠地说去会男朋友。我问她男朋友做什么工作？她说做生意。又说是在西双版纳相识的，他人很好，趁元旦放假，约她飞来昆明相聚。
素雪很健谈，这大概与她导游的职业锻炼有关，说起爱伲习俗，素雪一笑，说我22岁的年纪，是寨子里嫁不出去的老姑娘了。听到“老姑娘”三个字，再看一眼身旁这俏丽的素雪，我也感到某种荒诞，但在昆明小伙子眼中，我相信素雪注定是富有青春魅力的。
从昆明飞西双版纳，40分钟的航程，一起一落间，抵达了目的地，素雪热心地介绍了当地最好的傣园大酒店，祝福我们旅行愉快。而她绝对想不到自己空中旅行约会行为给予我的震撼，我从素雪身上看到了西双版纳巨大的变化，我相信自己走下飞机后，看到的将是一个陌生的城市。
1975年，即22年前我曾以解放军炮兵排长的身份来过西双版纳，素雪当时或者刚刚降临人间，或者还未出生。我与一位营部的王副教导员，从昆明乘长途公共汽车，住过新平扬武镇、墨江县通关旅馆、小勐养，四天后才走到允景洪，在我旧日的日记里，记下了乘长途公共汽车的喧嚣、小旅馆的臭虫和三分钱买一枚芒果吃的感受，还记下了一个5岁的四川小姑娘龚小苹跟姐姐到边疆的故事。这批日记目前仅停留在我的日记本里，我想在这篇小文中摘记两章，一章是首到允景洪的印象，以与22年后做一个比较，另一章则是平生首次乘飞机的感触，以扣本文的题目。
日记之一：允景洪五月二十日记于客车站 “大清早，可能是七点半钟吧，我们离开留宿一夜的小勐养，向金色的允景洪驶去。一路上，大家兴致勃勃，公路旁一阵阵浓郁的香味向车内袭来，让人心旷神恰，上海小赤佬（注：一个令人讨厌的上海知青，极没教养，故以此称之）不断地吹着口哨，又是学鸟叫，又学小孩哭，最后还吹出蟋蟀的鸣声，逗得人们捧腹大笑不止，这小子真是活宝一个。
“九点左右，车从澜沧江大桥驶过，只见江水浩森，无数小船游弋江心，在这条著名的江畔，边防站检查了一次证明。车子又向前行驶了几百公尺，抵达了我们朝思暮想的黎明之城——允景洪。我们拎着提包走在马路上，只见一群群的傣家人，包着头帕、挑着担子在田间劳动。路边是木制的小楼，代替传说中的竹楼。一眼望去，路两旁全是高大的油棕，整齐地向前延伸，犹如大城市的林荫大道一样，真是明目张胆的出类拔萃！
“住旅店没指望，要到下午二点半才上班！在肚子的催逼下，我们在一家小铺里买了一斤半米糕，大模大样地蹲在马路上，用手捧着香甜无比地大吃起来，不知是米糕味道好还是饿极了，总之不一会儿就把米糕吃得一千二净，它成为我们抵达酉双版纳的第一顿美餐。
“刚吃完米糕，有位大嫂端一个大缸子从饭店走出，她兴冲冲地告诉我们：饭店开门了，在卖麂子干巴！这可是十分诱人的山珍野味，尽管饱得要命，我还是买了一元钱的炒于巴，买了两瓶啤酒，问一下服务员，说不是麂子干巴，是马鹿肉。就着啤酒大嚼鹿肉，很有一番风味。王副教导员谈起了1965年在滇西驻防的经历，这类野味他没少吃，甚至还吃过熊肉。
“吃完鹿肉喝光啤酒，我们走向西双版纳军分区，这个军分区是去年才成立的，一切都在基本建设中，包括招待所在内。服务员为我们安排了住处，是一间放了十多张床的大竹楼，屋顶是茅草，阳光从草顶棚上漏进来，不知下雨时会怎样？我们是今天第一批客人，安排在1号和2号床铺，放下东西，一身轻松，我们商量一下，决定不洗脸不洗澡，先上热带作物研究所看看。一位热心人指点了路径，原来距离很近，穿过橡胶林就到。
“一排又一排高大的橡胶树，每株树上挂着一个白磁碗，碗里盛着珍贵的乳汁。这片橡胶林望不到边际，树高几丈，一尺来粗，整齐有序地编着号。顺手扯一点余胶，捏在手指中国成一小粒，感觉很好玩。
“穿过橡胶林，又见到一个油棕园，凉风习习，头上好像有动静，只见几丈高的一棵油棕上，有个孩子正爬在上面采集果实，下面还有几个孩子吃得津津有味，据说油棕果用火烧着吃更香。
“有一个电影叫《在西双版纳的密林中》，影片第一个镜头拍的油棕就在这里，是很美丽的热带植物。
“再往深处走走，到处是茅屋和草棚，工人们的生活是比较艰苦的。一棵很粗很高的大树下，站着几个成年人，他们拼命甩着一根木棒，向树上的果实抛去，想打落什么东西，一问，才知是芒果树。
“走马观花游览热带作物研究所，已经筋疲力尽，几乎不能自持。勉强走进百货公司，靠电风扇的凉风，才稍稍恢复了一点精神。在一位傣族售货员手中，我买了两打淡蓝色的信封，一对最好的封闭式护膝。下得楼来，突然发现一位面熟的军人蹲在荫凉处，凑近一看，竟是驻扎在悠乐山中的战友，不禁喜出望外，原来他们进城买肉拉鱼，听他讲了一下最近发生的几件惊人事件：四连长和一排长遇到一条大蟒蛇；可怕的、无孔不入的旱蚂蝗等，马上决定不住允景洪，搭车回部队，因为这里交通大不方便。
“没成想又出了一桩麻烦事：我的行李今天没能及时托运到景洪，估计要明天才到。只好先回连队住下，过几天再来取行李。本想在这黎明之城住上一宿再走，再写几封盖有‘西双版纳’邮戳的信，看来没有指望了，只能停留半天。
“现在是下午四点钟，拉鱼的车还没到，抓紧时间坐在一段木头上记完这段日记。此时允景洪的骄阳烤得人受不住，气候潮湿又闷热，可我终于来到了西双版纳，虽说百闻不如一见，你还是美丽的。唯一的遗憾是水果一无所有，令人失望。”
记下日记的数分钟后，我随战友们赶到基诺洛克分社，参加穿林训练，这期间我们驻扎在一座山篝中，面对古木青藤、亘古深山，凭青年军人的热血与朝气，很是干成了几件大事。
可惜我没有参加完全部训练过程，三天后又受命返回昆明，在思茅，我决定坐一次飞机，用一个士兵的有限积蓄，体验了飞行的滋味。
日记之二：思茅候机时星期六多云 “这里是思茅候机室，周围是‘高贵’而焦虑的客人，他们和我一样，都盼望着能在几小时后出现在遥远的春城昆明，西双版纳的生活，昨天、前天、更前一天的情景，一幕幕在脑海里过电影，没有比这些闪光的生活镜头更吸引人的了。
“前天的穿林训练，我和一群有线兵出发了，那是早晨八点钟，由于下过一场夜雨，老林里出奇地凉爽。我们选择唯一的途径是一条山洪冲刷成的河床，它隐藏在深深的谷底，一股水流曲曲弯弯地淌着，四处是腐烂的树叶、竹枝，还有仆倒在地的巨大的原始树木。由下而上，我们小心翼翼又疾速地前进，向上攀登，有线班长王平走在最前面，张玉良连长领着我紧紧跟随，身后则是参观示范表演的全军各师的炮兵干部。
“这条‘路’除了铺满青苔，坎坷不平外，还生长着大量的可怕小生物——旱蚂蝗。出发前我找到一副绑腿，结扎停当，所以不大顾忌它们，待到钻出山沟，开始爬一个四十五度的陡坡，到处是飞机草和杂树丛，低头看路，抬头看山，手脚并用，汗水湿透了军衣。上到山顶，猎狗在下边狂吠，以为碰到什么大动物，我们快速下山，不，应该说是‘滚山’，好几次从两丈高的地方直挺挺地滑下来，裤子沾满了泥巴，手表也擦坏了。下了一个坡，又是一座突兀的高峰，约有六七十度的锐角，仰头望去，叫人头晕目眩。我和曹副参谋长决定不再跟上，沿山沟往回走，这时眼睁睁地看到草叶上的旱蚂蝗成批地向腿上袭击，处死了几个，回到宿营地，把衣服洗了洗，感到从未有过的舒畅和愉快。
“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下象棋时，王副教导员告诉我，团里拍来电报、打来长途电话，要我火速归队，明天一早就动身。于是恋恋不舍地告别悠乐山，这已经是第二天清早的事了。一辆军车送我到小勐养，也巧，刚出山就碰到景洪开往昆明的班车，下了军车上班车，昨天下午三点，来到边疆城市——思茅，也就是我即将乘飞机的地方。
“飞机票特别难买，幸得和一位地方干部同往，他叫赵春洲，路南人，在景洪任宣传部长，通过他的关系买到一张机票。然而气候变化无常，今天已推迟起飞四个多钟头，口袋中只剩六毛钱，今天若走不成，我可真叫山穷水尽了。
“浪漫的旅途生活，处处是意想不到的事……
五月二十四日记于思茅”
那次乘的是苏式小飞机，二十五个乘客，每人携带物品不准超过五公斤，安全检查很宽松，主要是卡行李的重量，超一点都罚款，很严格。由于我没有什么行李，还帮一位陌生的汉子拎了一包东西登机，他好像是探亲回内地的干部。
之所以在我的日记开头用“高贵”的客人一词，因为乘飞机在当时是一种昂贵和特殊的享受，不像现在这样随意和大众化，我倾尽旅费想感觉的，除了迅捷，就只是飞翔时的那种鸟瞰大地的快意，结果我达到了目的，如果不是邻座的一位妇女拼命呕吐使人感到有几分煞风景的话。我记得那次乘飞机是对号入座，没有ABC之类的洋码，有点像今天的电影院的座位排列，座位也很窄小。
也许是人到中年，我飞翔在高原的感觉，竟没有想象中的激动和兴奋，心中平静如水。22年后重返景洪，眼前分明是一座全新的城市，昔日记下的那小饭铺、商店和拥有高大芒果树、油棕林的热带作物研究所，早不知被时代的快车甩到了哪里？人不能同时踏人同一条河流，22年后的我踏入的，也不是同一座城池，尽管标有“西双版纳”的徽记。
那么，对于素雪和“空姐”小赵而言，她们22年的岁月与景洪的变化同步生长，我的陌生恰恰是她们的熟识，故而她们没有心理落差，但对我而言，西双版纳，那已消逝的岁月，却还立体地存活着，当我翻检尘封日记的同时，自然不可避免地翻阅了记忆的档案。而且奇怪的是，记忆中的西双版纳更清晰和凸突鲜明，尽管现实中的黎明之城充满活力、充满诱惑，那木雕大象与翡翠宝石，那大象皮带与蝴蝶标本，那热带植物园与民族风情园，以及无尽的水果、众多的小吃，还有旖旎的傣家舞乐，足以构成终生难忘的印象。我却固执地认定；这不是我的西双版纳。
我的西双版纳，隐藏在深深的悠乐山中，在古木青藤与亘古的幽静中、在汩汩的溪水和柔软的落叶下，哼唱着属于自己的谣曲。
一种极典型的个人情感，与本文飞翔的话题无甚关联，但我相信如果爱伲姑娘素雪读到这篇散文时，她一定会附合我的看法。或许，还能为她的导游故事增添一点新鲜的话题。她是个口才很好的姑娘，尤其是普通话讲得好，不仔细听，真不敢相信这是个曾经刀耕火种的爱泥人的后裔……
摘自： 《泸西情结》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访鉴真故居》王西彦
《访鉴真故居》王西彦 访鉴真故居 王西彦 上德乘怀渡，金人道已东。
——思托：《伤鉴真和尚传灯逝》 看到报载日本作家井上靖来中国观看影片《天平之甍》拍摄外景的消息，不禁使我回忆起几个月前访问扬州鉴真故居的情景。
扬州西北郊有座叫做“蜀岗”的名山。据李斗《扬州画舫录》中所引资料说：“蜀岗上自****县界，来至仪征小帆山入境，绵亘数十里，接江都县界。”又说：“旧传地脉通蜀，故曰‘蜀岗’。”又说：“谓独者蜀，虫名，好独行，故山独曰‘蜀’。”说蜀岗的地脉远通四川，未免夸大，似应相信它以“独行之山”得名的说法。山有突起的三峰，最高的东峰为观音山，西峰是司徒庙，和观音山对峙的中峰则有万松岭、平山堂和著名的法净寺。这个古幸的闻名于世，除了它是南朝宋孝武帝时所建造，历史很悠久，更由于唐代高僧鉴真和尚曾在这里当过住持，他东渡日本传教讲法的事业，就开始于这个地方。关于鉴真六次东渡的故事，我曾读过一些历史记载，包括现代日本作家井上靖的中篇小说《天平之甍》，对于鉴真和尚无视海上的恶风险良、坚持为理想而奋斗的献身精神，怀有很高的尊敬；因此，一到扬州，就去访问了法净寺。
是立夏节后一个多云的日子，正当我们的车子停在寺前的空坪里，阳光刚好透出薄薄的云层，寺院周围的葱茏古木，顿时闪发出一片眩眼的金光。同行的一位本地朋友指着大门上的匾额，给我讲述起这个古寺的历史，说是它建立于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大明年间，原叫“大明寺”，直到清代初年才改成现在的名字，那自然是因为，对当时的统治者来说，“大明”二字是一种忌讳。进入大门，这们朋友又解释说，和其他所有古寺一样，这个古寺也有着它的漫长经历，光是清代，就经过顺汉、康熙、雍正、乾隆四朝的修建；但至今仍然保持着寺宇和塑像的完整，却叨光于鉴真和尚享有日本人民对他的崇仰，使它避免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破坏。我们参观了前殿和正殿，就去看访年近八旬的住持能勤法师。这位老法师住在寺院东侧一座精致而幽静的小楼上。我们被延请到二楼洁净的会客室，看到墙壁上悬挂着郭沫若、陈垣、楚寒暄，就热烈地谈起话来。不久前，能勤法师参加中国佛教会访问团，在团长赵朴初同志的率领下访问了日本。他是出家人，年事也高了，但有识见，善谈吐，精神矍铄，出言诙谐动听，访问团访问了日本的东京、大阪等好几个城市，建有唐招提寺的奈良自然是个重点。他们受到日本僧俗人士异常热情的款待，尤其是对他这个从法净寺去的鉴真和尚的后继者。他说了好几个日本人民崇仰鉴真恩德的动人故事，说直到现在，人们还尊称这位舍身为法的圣僧为“大和尚”，甚至豆腐坊也奉之为祖师。他又说了奈良唐招提寺的金堂和佛像，佛教信仰在日本人民中的巨大影响。我们的谈话也不限于佛教范围，老法师忽然赞颂起日本各大城市的管理制度。看起来，这个资本主义车家近十多年来的经济发展，给了他很深刻的印象。可是，即使只是走马看花式的访问，这位老法师也有他颇为锐利的眼光，在繁荣的物质生活的享受中，看到了隐伏在日本人民心头的恐惧感——恐惧石油供应的匮乏，恐惧生产机械化所招致的失业现象……在说这些话时，坐在我们面前的，已经不是一位虔诚的高僧，而是观察深刻的经济学家兼社会学家了。
谈话告一段落，老法师陪同我们下楼参观陈列室。原来这座小楼就是新建鉴真纪念堂的组成部分，我们是从后门进入的。陈列室里有许多关于鉴真生平事迹的历史文献，画片图表，东渡时带往日本的药物标本，以及日本来访者的题字，包括能勤法师访日时带回国来的大量礼品，还有一本特别珍贵的保留访问团活动照片的纪念册。从它们，你可以看到鉴真和尚用最虔诚的宗教信仰和最坚忍的意志力量栽培起来的民族感情的花朵，是怎样的源远流长，永不凋谢。
离开陈列室，我们从寺院的另一个侧门，去参观纪念堂的碑亭和正殿。纪念堂是一个不大的建筑群，为了纪念鉴真逝世一千二百周年，兴建于一九六三年。它的体制，参照鉴真建造在日本奈良的著名唐招提寺。我们走进旁边列有石鼓、上面悬挂匾额的门厅，就看到碑亭里那块引人注目的卧式纪念碑。据说，碑下那个段弥座，是依照南京栖霞山的唐代遗物刻成的。碑的正面是郭沫若题的“唐大和尚鉴真纪念碑”九个笔触豪放的大字，阴面是赵朴撰写的碑文，热情颂扬了中日两国人民千百年来的友谊。正殿和两边的长廊，既保持了唐代的建筑风格，又显示出扬州的地方特色，柱、梁、枋、拱都是木材本色，在白垩墙壁的衬托下，给人一种朴素穆的感觉。正殿正中，是一尊楠木雕制的鉴真和尚坐像。据《天平之甍》里的描绘，鉴真是一位“骨格粗壮，身材魁梧”的人物，但这尊按照唐招提寺的真像模刻的坐像，大概由于真像是鉴真七十六岁圆寂时塑造的，或者是古人的身量原就没有现代人高大的缘故吧，显得比较瘦小，不禁使我惊讶于在这小小的体躯里，竟然蕴藏有这样充沛的热情和坚韧的意志。我久久地站在坐像章前面，缅怀着这位毅力尺人的高僧所完成的稀世业绩。
鉴真和尚是唐代一位很有学问的律学大师，被称为“鉴真独秀”。当时，京都长安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宗教中心，唐初就陆续有外国僧侣前来，贞观年间玄臧从印度回国后，在长安广译经典，对僧侣们的吸引力就更大了。外国僧侣中，日本的最多，他们有留住中国三、四十年之久的，有的还在宫迁里做了宫。开元年间，日僧荣睿、普照来中国学法时，邀请鉴真去日本传经。可是，苍波渺漫，万里涉海，谈何容易？从天宝元年起，十一年间，一共启航五次，不是木船被风浪击毁，就是遭受官府的禁止和僧众的拦阻，都告失败。第五次东度未成时，他因打击过大，加以漂流岭南，暑热熏蒸，以致双目失明，但鉴真毫不灰心，于天宝十二年十月间，以六十六岁的高龄，第六次从扬州出发，终于在年底到达日本，实现了他多年的宏原。井上靖的小说里，描叙天宝元年十月间日僧荣睿和普照到扬州大明寺会见鉴真，请求他推荐去日本施戒的传戒师；当他向僧众征询意见，有僧人以“去日本须渡过浩淼沧海，百人中无一得渡”的理由推辞时，鉴真回答道：“为了佛法，即使浩淼沧海，也不应恋惜身命，你们既然不去，那末，我去吧。”下了这样的决心，他就历尽艰险，也绝不动摇。天宝七年航海失败后，日僧荣睿病逝端州（广东高要），普照信心动摇。年过六旬的鉴真的视力也剧烈衰退，但他说：“我发愿去日本传授戒律，已经下了几次海，不幸至今仍未踏上日本国土，但这个心愿，总有一天要实现的。”不久，他的双眼就完全失明，北子祥彦也死在吉州（江西吉安）。直到五年之后，才获得成功。请读一读井上靖的描述吧。鉴真、普照和弟子思托等人的另一条船，十二月下旬临近日本国土时，海上的浪涛一直没有平静：“船在大浪上缓缓漂流，浪头还是很高”；“在东方的曙光下”，海面上“流动着墨一样的黑潮”；鉴真等人“都象失了知觉似的仰卧着”，“两天来和大风大浪的斗争，都使他们昏昏睡去了”……
这是怎样足惊天地的献身精神！
《天平之甍》取材日本真人元开著于鉴真圆寂后不久的《东征传》，如其说是小说创作，毋宁说是历史故事。鉴真到达日本后，天平胜宝七年受命在奈良兴建唐招提寺。竣工时，有一位使臣带回一个中国的“甍”（放在寺庙屋脊两边的鸱尾），写明是送给普照的，被安置在招担寺金堂的屋顶上。这个招提寺，就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永久纪念。但使日本人民对鉴真感恩戴德的，不仅是在宗教方面的传经施戒，更在他东渡时给日本带去了盛唐高度成熟的文化艺术，包括文学、绘画、雕朔、书法以及建筑、医药、印刷等等知识和作品。有如一个最慷慨无私的播种者，把肥美的种子模样植到日本的土壤里，使之开出灿烂的花，结成丰硕的果。
在给纪念堂写了鉴真碑文的赵朴初同志的诗篇中，曾有“振衣蜀岗，千古高踪长怀”之句。我想，这应该是每一个到过鉴真故居的访问者的共同情怀。一千二百多年过去了，日本人民一直保持着对这位盲圣的崇仰。扬州的朋友写信来说，在我访问鉴真故居之后，《天平之甍》的作者井上靖先生也到了那里。在日本，除了小说《天平之甍》的流传，还有剧本的公演和其他形式的纪念活动。鉴真应邀东渡时，曾对日僧提到日本崇敬佛法的长屋王子赠给我国的僧衣上面，绣有“山川异域，风雨同天”的诗句，说明中日两国的确是兄弟之邦，应该永远友好相处。象鉴真那么一个僧人，为了传播佛法，也为了两个邻邦人民的友好，竟然能做出这样的丰功伟绩，除了他对宗教的虔诚，他为理想奋斗的坚忍意志，我以为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是他那博大无私的胸怀。一个人的生命是很有限，但只要你能摒弃一切利害打算，破除一切地域观念，全心全意为理想奋斗，为人民造福，你就能永生在人民心里，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岁月的交替，你就能永生在人民心里，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岁月的交替，愈益焕发出生命的价值。奈良的唐招提寺和扬州的鉴真故居固然是弥可珍贵的历史纪念物，但如果没有广大人民永怀着对盲圣的感激，恐怕也将失去它们的光彩的吧。
作者简介：王西彦，现代著名作家，教授。生于1914年。浙江省义乌县青塘下村人。十六岁时，到杭州民众教育实验学校读书。1933年到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读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旧学联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活动，曾任北平作家协会的执行委员，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抗战初期，在武汉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战地服务团，后到中共湖南省委领导的《观察日报》工作。1939年底，到福建主编《现代文艺》月刊。此后，先后在桂林师范学院、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学院任教。解放后，历任湖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一至五届政协委员会、上海市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理事。1953年调上海，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任《文艺月报》编委，1955年从事专业创作。他从容不迫933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眷恋土地的人》、《朴玉丽》、《新的土壤》；长篇小说《春回地暖》、《在漫长的路上》（共三部，已出一部）。此外，还有文艺评论集《论阿Q和他的悲剧》、《唱赞歌的时代》、《从播种的到收获》、《论，<红楼梦>和新旧红学》，以及外国文学评论集《严峻的文学》。
摘自： 1979年8月8日《人民日报》
《鼎湖山游记》曹思彬
《鼎湖山游记》曹思彬 鼎湖山游记 曹思彬 鼎湖山是广东著名的风景区和避暑胜地。今年7月4日，我们一行六人，从广州发到这里游玩休养，兴致勃然。
从鼎湖山麓拾级而登，于庆云寺止，共637级，步行约一钟头。起初沿斜坡而上，见一块巨大的乌黑色的石头，形似伏在地上的大象，石上题有“瑞象”二字。再前不远，便见树木参天，密林一片，加上凉风习习，流水潺潺，使人不觉得有暑天味道，这是鼎湖山的一大特点，也是适宜避暑的主要原因。到了半山亭，它告诉我们已走了一半路程。亭里有楹联曰：“客游图画里，僧语水云间。”颇切此时此地的景物，所不同者，我们不是云游僧，而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再走几程，体力渐觉疲倦，可是，抬头一望，补山亭又在眼前。我们又在这里休息，欣赏亭里的对联：“百城烟水无双地，五岭寻宗第一山。”这是悬在亭外的楹联，书法很好，人所共赏。陈白沙（献章）先生亦题有一对曰：“不作风波于世上，别有天地非人间。”可惜木刻的字很差，损害了白少先生的书法艺术。我们继续前进，不久，便抵庆云寺，我们的目的地——教工休养所也到达了。教工休养所是教育工会在这里建筑的一个巨大工程，和庆云毗连，环境舒适，布局幽雅，可容纳休养员100余人。各种设备也很齐全，电灯、自来水、浴室、舞厅、球场、膳堂、沙发、铁床、帆布床，被褥等等，应有尽有尽有，不愧为理想的休养所。
飞来潭和庆云寺是鼎湖山最出色的名胜古迹，而飞水潭的壮观，更使游客留下难忘的印象。这个大瀑布挂在悬崖峭壁之间，水流湍急，从山顶奔驰而下，水花飞溅在几丈之外，象洒着雨点一样，名为“飞水”，十分吻合。潭的四周都是青翠的树木，也有一些嶙峋石块，旅客们多在这里沐浴或游泳。潭的附近有几个亭子，供游人休息。其中有一个叫“眼绿亭”，命名颇有诗意，章炳麟（太炎）在这里题了一个横额：“涤瑕荡垢”。我们曾几次到这里游玩，原因是飞水潭像一篇好文章，使人百读不厌。清朝文人袁枚（子才）曾到这里游玩，并作七言古诗一首，题为“同扬兰坡明府游鼎湖作”。诗是刻在石碑上的，现在还在庆云寺的客堂里。
俗话说：“广东无大寺”。然而，韶关的南华寺、鼎湖的庆云寺，可也算省内有数的大寺观了。庆云寺距飞水潭不远，从侧门而入是“云顶”，有楹联曰：“万木松杉千笏石，百重云水一种声。”连用四个数目字，制作也不俗。到了正门，又见有楹联：“莲花厉劫得初地，云液飞泉响万峰。”第一句写庆云寺，第二句写鼎湖山，也颇佳。寺的规模很大，有护法殿、法堂、普供堂、客堂等，而大雄宝殿是最重要的。解放前得火盛，现在已衰落了。客堂是专供游客休息和接待旅客的，里面布置颇佳，满壁都是图画、题字、对联、诗文等，一般游客需要过宿的，都在寺里寄宿，宿费没有规定，由旅客随缘乐助。吃的是斋菜，第餐五角钱，质量颇佳。
按庆云寺建于明朝。老龙谭也是鼎湖名胜之一，老鼎湖古寺（又名白云寺）就在这里，明朝万历年间曾重修，可见这个古寺比庆云寺的历史较长。
《大漠古城》赵丽宏
《大漠古城》赵丽宏 大漠古城 赵丽宏 吐鲁番盛夏的太阳光，是真正的火焰。在热辣辣的阳光烤灼下，所有一切都仿佛在冒烟，在喷火。汽车在大戈壁中飞一般奔驰，公路边那些被太阳晒得发烫的大大小小的卵石，像一些惊诧的眼睛，呆呆地瞪着没有一丝云彩的天空。
当高昌古城突然在前方出现时，轮到我惊诧了。这真是奇迹，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居然会有一座被遗弃的城市，一座真正的古城！远远看去，它像一群风化的土山，走近细看，才能从千奇百怪的形状中辨认出房屋、街道、围墙的轮廓和残垣。
阒无声息。只有那些高低起伏的、方的、圆的、不规则的残墟断垣，连带着它们在阳光下的浓浓的阴影，一座座一片片迎面而来，像一群沉默的幽灵……据说，历史学家能在这迷宫般的黄土堆中分辨出一千多年前的王宫、寺院、商场、监狱，甚至还能找到唐玄奘当年讲经说法的地方……然而我却无从分辨。在炽烈的阳光下，我流着汗，和残墟断垣们默默对峙。哦，你们，能告诉我什么呢？你们曾经像璀璨的宝石一般，镶嵌在荒凉的戈壁大漠中，闪耀在漫长曲折的丝绸之路上；你们曾经是人类的骄傲，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灿烂缤纷的标志。而现在，一切早已荡然无存，这里没有人烟，没有声音，连一星半点生命运动的迹象也无法找到，连一棵小小的绿草也没有……听一位久居吐鲁番的汉族同志告诉我，冬天的时候，这里常常狂风大作，狂风挟裹着滚滚黄尘，在高低起伏的城堡和残垣之间、在迂回曲折的街巷之中穿行，发出令人心悸的呼啸。也许，这是古城在以自己的方式回忆着它的黄金时代，回忆着丢失了一千余年的繁华和喧闹……
一千年，十个世纪的岁月流水，可以把许多历史的遗迹磨得一干二净，而它，这座没有任何人照看的都市，却顽强地、奇迹般地保存下来了，尽管失去了缤纷的色彩。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有些惊奇，也有些纳闷。
视野突然开阔起来。我发现，自己已走到了一块宽阔坦荡的平台上，平台的尽头，是一幢还保留着圆顶的高大的古建筑。我正仰头看着，突然听见身后传来一阵轻轻的笑声。回头一看，原来是三个维吾尔族小男孩，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并排站着。真不可思议，他们不知是从哪里钻出来的！
这些孩子，看来对这里非常熟悉。他们并不怕陌生，我便走过去和他们攀谈起来。
“你们怎么在这里？”我微笑着问。
“我们来玩，我们的家离这儿不远。”胖男孩歪着脑袋回答我。他的回答使我吃惊：这古城附近，居然还有人家！我发现，他那件沾满黄土的汗衫胸前，别着一枚美国的纪念章，纪念章的图案是中美两国国旗。看来，常常有外国旅游者来看这座古城。并且受到了这些孩子的接待。
“你们知道，这座古城有多少年历史了？”
“一千年前，这里住人。”这是那个胖男孩回答我。
“一千年不住人，这些房屋为什么还在呢？”这问题刚吐出口，我就有些后悔了——连我自己也无法弄明白的问题，怎么问这些小男孩呢！
胖男孩抬起头，对着强烈的阳光眨巴着一对深棕色的大眼睛，突然得意地笑了：“因为它，太阳。这里不下雨。”
回答得有道理。假如像江南一样年年下几场倾盆大雨，这座用泥土垒起的古城恐怕早就从大漠中消失了。
三个孩子蹦蹦跳跳地走了，我的四周，又是死一般的寂静。他们为什么要离开这里呢——一千年前的高昌人，为什么要遗弃这座繁华的都城？是遭受了突然降临的灾祸？还是不堪忍受那如火的炎阳？也许，这又是一个谜，要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来解答……
不知不觉，已经走到了古城的边缘。举目远眺，我不禁眼眼发亮了——从残缺的城墙缝隙里，涌进来一片清凉的绿色！那是白杨林，是玉米田，是葡萄园。
在茫茫大戈壁中，有许多新的城市正在崛起。从高昌古城出发，我将去寻找它们！
《大理漫记》冶秋
《大理漫记》冶秋 大理漫记 冶秋 正是农历五月的天气，我访问了大理。当傍晚走大理的下关的时候，远望苍山升起朵朵的白云，洱海泛扬着碧玉似的波涛，把我儿时读过的唐代白乐天在《新丰折臂翁》中所描写的“穷山恶水”的印象完全打破了。
这首歌给我的印象是那样深，以至于在四十年后还清晰可以背诵，他说： “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点得驱将何处去？五月万里云南行。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
我们所来到的下关，正是当年的大战场。那时南诏（公元649年——902年）王的都城在现在的“老大理”城南的太和村草帽街附近，叫作“太和城”，是南诏王皮罗阁修建的。他在公元741年（当唐开无29年）从蒙舍川迁居这里，并且在现在的下关筑了“龙尾关”，在上关那里筑了“龙道关”。在皮罗阁的时期，南诏唐朝的关系是很好的，天宝五年（公元746年），还派了他的孙子凤迦异入唐，玄宗给了他“鸿胪少卿”的官职，把一位宗室的姑娘嫁给他为妻，还给了“龟兹乐”一部。到了皮罗阁的儿子阁罗凤时代，两方面的关系搞坏，这时唐朝正是杨国忠当了宰相，所谓“欲求恩幸立边功”，在天宝十年（公元751年）派了剑南节度使鲜于促通带了八万军队去“征伐”南诏，唐兵死了六万人，鲜于仲通几乎被活捉，白乐天有首《蛮子朝》，其中说到这事： “鲜于促通六万卒，征‘蛮’一阵全军没，至今西洱河岸边，箭孔刀痕满枯骨。”
到了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又派了前云南郡都督兼待御史剑南留后李宓和节度使何履光等率十道兵再征云南，就在这“龙尾关”一带打了一场大仗，结果是全军覆没，李宓“被执沉江死，何履光遁去。”这连年大战，死了约二三十万人，白乐天的上述史诗就是反对这种不义战争的。
现在我们来到古战场一看，除了苍山依旧，洱海如初以外，一切都变了。当年的“龙尾关”也就是现在下关这里，解放后成了大理白族自治州的政府所在地，是自治州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工厂、学校、机关等新建筑矗立在这如画的山水之间，新的街市正在形成。白族、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穿着各种不同的服装，说着各种不同的语言，都欢聚在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中，为着共同的幸福劳动着、歌唱着，我们走过新街、旧市，到处都是一片欢乐的景象。
夜里，我翻看着一些关于南诏和大理的史籍，想着历史上一些兴亡的事迹，就从南诏算起吧： 南诏蒙氏（公元？——902）
大长和郑氏（公元903——909）
大天兴赵氏（公元928——929）
大义宁杨氏（公元930——937）
大理国段氏（公元938——1254）
六、七百年间，相当于唐、宋时期，这里就发生过这些王朝的变化；从社会性质上来说，大约也就在同一时期，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从和汉王朝的关系来说，南沼与唐代时好时坏，宋太祖接受了唐代征伐的经验，他就拿着玉斧在舆图上大渡河一划，说：“此外非吾有也”，直到元代忽必烈以牛皮筏子渡过了金沙江，才把段氏的天下改为“总管”，还出了一段孔雀胆的哀艳故事。想到这些。不禁哼了一首歪诗： “风花雪月古榆城，洱海苍山百态呈；多少兴亡成往事，‘金花’笑看‘望夫云’。”
兄弟民族地区有许多动人的诗歌和传说，可是里面在大多吐露着一种哀怨，只有到了“五朵金花”的时代，才把千条万缕的束缚解开，露出来多么爽朗的笑颜！
第二天我们先去看太和城遗址，到了草帽街，实际上这里已经没有“街”了，只有一座“德化碑”还矗立在这里，成为我们确定这个遗址的重要标志。
这个“德化碑”是南诏王阁罗凤同唐朝打了大仗以后，就与吐蕃结合起来，叫过去掳来的汉人郑回（这时已经作了南诏的清平官，即丞相）撰写这个德化碑，“明其不得已叛唐归吐蕃故”，立石在“国门之外”。（立碑的年代是相当于唐大历元年公元766年）字据说是唐流寓御史杜光庭写的。现在这个碑有房子保护着，可惜上面的字几乎“吃”光了。据说过去老乡们害疟疾的多，没有药治，就刮这碑面吃可以治好，就这样活活地地把碑面的一层表皮吃下肚皮子去了。——这也述说着在旧社会的人民没有医药设备的苦楚。
根据这个国门之外的立石，太和城遗址就可能在这个碑的北面一带，将来通过发掘，当可发现南诏盛世的一些文物。
从这里到了“老大理”城，这个城可能就在南诏阁罗凤所筑的“羊苴咩城”的遗址上，明清时候建筑起来的，过去是府城或县城所在。由于政治中心的转移到下关，所以街上大多是住户。我们到了文化馆，看到文物馆陈列室中有一座大理时期的木雕罗汉，雕得好极了，问了馆长还有没有？他说还有十余尊没有陈列，到存放的地方一看，使我们大叫起来，一批大理甚至南诏的木雕力士、菩萨、罗汉等雕像出现在我们眼前，彩色涂金，形象活跃，在内地还没有看到这样漂亮的大批的早期木雕。后来才弄清楚这批木雕是从凤仪董氏“金銮宝刹”里移来保存的。
从文化馆出来看了大理石厂，这是驰名中外的大理石件的制作场所，解放前这项工艺品已经几乎停止制作，现在却是一个三四百人的工厂，有二百多人在厂中制作，有一百多人在山上开采石料，据厂长谈，苍山里面都是大理石，有经验的技师可以看出在哪里开会得到好的花纹的石料。他说大理石已经有两千年的开采历史，照现在开法，至少还可以两万年。因为这些年在这样的大山上才开了几个小洞洞。
过去制作的工人，是手脚并用，尤其是磨石料的工序，由于大理石很坚硬，手工磨很费力，现在在宽大的厂房里，装了电力磨石的机器，许多白族的女工，穿着漂亮的民族服装，很轻易的就可以操作自如。
这里真是大理石的故乡，到外都是大理石，苍山下的水渠有的是大理石修成的，有的房子顶是大理石盖的，地是大理石铺的，无数的基碑是大理石作的。
我们又去看了喜洲，这是洱海边上的一个村镇，土地肥沃，风景更美丽，过去许多官僚、地主在这里盖下争奇斗艳的别墅，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我们到一所房子里去看，很大的花园，两层西式楼房，大多是讲究的单间房，据说原来这里既是赌窟又是烟场。墙外就是洱海，站在这里可以把苍山十九峰全部看到，洱海又是那样的风波浩渺，这样好地方，过去却作了吃喝嫖赌的地方，真是玷污了山水。
喜洲在南诏王异牟寻（阁罗凤的孙子，公元780——808）时侯曾作为都城（公元784年，当唐德宗兴元元年）叫作“史城”，又称“大厘城”，后来由于同唐神策都将李晟打仗，才迁居“羊苴咩城”，即大理城，这一带是喜洲人民公社，是“五朵金花”影片故事的产生地。
又看了三塔寺，这是苍山第十峰下依山建筑起的大寺院。原来从山门进来以后，有两所寺院，一个叫作崇圣寺，另一个叫感通寺，三塔列在这两个寺院的两旁。明代徐霞客曾访问过这里，明代他和当地一位音韵家叫董难的一同在这个楼上“辑转注古音”的地方。杨慎是四川新都人，在明世宗时候，因为“议大礼”的案子，把他“廷杖”以后下狱，又“遣戍”云南，赶上嘉靖这个皇帝坐了四十五年长的时间，他两次偷着想回四川老家，都被发觉赶回来，终于在七十二岁时老死在云南。可是他在这几十年里著了一百多种书，其中包括了对于云南史地方面的整理、研究、辑译等著作，是位了不起的学者。
清代学者桂未谷在乾隆年间曾作云南永平的县官，到写韵楼来访问过，还看到杨升庵的画像，有三首诗写他的感触，其中一首很有些愤懑： “犹见东华痛哭时，竟无万里召还期。逐臣只合投荒死，大礼何曾有定辞？”
可惜感通寺、写韵楼都早已倒塌了，杨升庵的像更是无从看见。只有这三座白塔笔立在苍山洱海之间，经过了一千多年的风雨地震，还是那样壮丽雄伟，想是剑川、洱源以及大理著名工匠的杰作。
这一天的访古观今，回来的时候，月色已经弥漫在洱海苍山之间了。
（1961年6月15日追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