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金斧子张开兴:首都机场原董事长受贿受审 仅系民航业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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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21日03:35 京华时报 王丽娜
张志忠(右一)在北京铁道大厦民航国内航空运输价格改革方案听证会上。资料图片/CFP
首都机场原董事长张志忠落马,成为继首都机场前任董事长李培英之后,民航系统落马的又一重量级高官。
11月15日,张志忠案在历经一年多的司法调查后,进入法庭审理环节。检方指控,张志忠在担任原民航总局部门负责人、首都机场集团公司总经理的近15年间,在货运包机和货运计划的调配和审批、机场工程项目承揽等方面为他人牟利,索取或收受款物472.77万元。梳理和还原张志忠案,可见在民航这一垄断行业权力高度集中及资源稀缺,是滋生腐败的土壤,一些从事航空客、货运销售代理的商人攀附官员,寄生于快速发展、资金大和项目多的民航业。
入行30年陷民航贪腐案
去年3月17日,首都机场发布公告称,张志忠因年届退休,已辞去执行董事和董事长职务。之后,张改任调研员,保留原职级待遇。彼时,张志忠在民航业系统已浸淫长达30多年。现年60岁的张志忠在民航业系统内的履历可谓丰富。张志忠出生于山西省阳曲县西凌井乡上善姑村,1974年大学毕业后即入职当时的民航总局国际业务局。在随后的30多年里,张在民航总局国际司、企业管理司、运输司、规划发展财务司、规划发展司等部门辗转历练,升迁顺利,任上述多个部门的副司长或司长。其间,他还曾任职于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副总裁。
张志忠掌舵首都机场是在2007年初,他从民航总局规划财务司司长调任首都机场集团总经理(此后又任董事长),取代因腐败落马的原总经理、董事长李培英。2009年8月7日,李培英因受贿2661万余元和贪污8250万元,在山东被执行死刑。若不出意外,已届退休之年的张志忠可在首都机场走完其最后的仕途生涯,功成名就而后身退。但张于去年3月突然卸任,引来诸多猜测。两个月后,张志忠在家中被检察机关带走调查,当年5月31日,因涉嫌受贿犯罪被衡水市桃城区检察院决定刑事拘留。
位至正厅级的张志忠,成为民航系统又一位落马高官。此前继李培英之后,民航华北局原局长黄登科于2009年11月被“双规”,后多名民航业人士和商人因涉入被调查,民航系统反腐引发震荡。知情人士证实,张志忠的落马缘于黄登科案牵出的雅宝路商人魏景波的供述,张案与黄登科案并无直接关联。历时一年多的司法调查后,张志忠案进入司法审理阶段。今年11月15日,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张志忠涉嫌受贿案,张案涉嫌受贿的细节暴露,冰山一角地揭开寄生于民航业的腐败。衡水检方指控,1996年至2010年间,张志忠在担任原民航总局部门负责人、首都机场集团公司总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货运包机和货运计划的调配和审批、机场工程项目承揽、人员工作调整和安排等方面,为他人谋求利益,索取或者收受他人款物,折合人民币472.77万元。
升迁影响包机女王发迹
张志忠因雅宝路女商人魏景波落马,祸起10多年前的对俄(时称独联体国家)货运包机业务。中俄贸易的集散地之一雅宝路,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尝试对俄包机业务。据曾在雅宝路从事包机贸易的李平(化名)回忆,中俄货运包机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1991年,苏联解体后经济困难,物资匮乏,中俄民间贸易兴起,初始是在中国边境绥芬河市以“以货易货”方式发展,后一些俄罗斯“倒爷”来到雅宝路倒货,伴有中国商人加入。形成市场后,专门从事货物储运的企业由此产生,同时催生了货运包机业务,“这和租车运输一个道理,只是包机手续复杂”。
魏景波与丈夫舒川(后离婚)经营的北京联洲航空服务公司在此背景中于1992年成立,公开资料显示,这家公司专门从事对俄民间贸易、货物储运。现年41岁的魏景波是内蒙古人。传言称,魏景波年轻貌美,但据接触过魏的人士称,魏姿色平平,甚至还有些“矮、胖”。她被媒体称为雅宝路“四大天王”、“包机女王”,其能力和能量不容小觑,这其中不乏张志忠的帮助。
张志忠向有关部门交代称,他与魏景波早在1989年经人介绍相识,但真正接触是在1996年。当年,张接任民航总局运输司司长,这是民航总局最具实权的部门。运输司的职责包括对航线航班实施经营许可管理、审核航空运输企业的运输业务申请并监督管理,即具有航线航班时刻、包机运输的“生杀大权”。张就任运输司司长不久后,在魏景波的坚持下,魏认张志忠做“干哥”。知情人士称,在张任该司司长期间,张、魏两家交往甚密,时有经济往来。检方的指控显示,1996年底和1997年春节,张志忠分别收受魏和舒川送的一张10万元存折和10万美金。2001年,魏又送了张2万美元。魏景波在证词中称,货运包机在数量和航次上都需要张所在的运输司审批和调配,“包机数量和航次多少,决定赚钱多少,他使我们在生意上挣了不少钱”。
张志忠也确实对魏的公司予以照顾。知情人士称,张承认“会优先审批他们(魏景波)的包机业务”,并向魏透露俄罗斯方面的包机信息。1993年,民航总局将俄罗斯包机从首都机场转到天津机场,张志忠还曾给天津机场的相关领导打招呼,请他们支持和照顾联洲航空服务公司。该公司曾对外宣称,90年代中后期,“公司的发货量曾一度占据雅宝路地区对俄货运总量的二分之一还强,最大年发运航班600余架次,运量达到3.5万吨”,作为国内最早的俄包机承运商之一,魏是太原机场、石家庄机场等俄包机的首航执行人,“是天津机场迄今为止最大的俄包机承运商”。
上述种种迹象表明,魏的生意与张的职务升迁紧密相关。2003年,张志忠改任民航总局规划发展财务司司长,同年12月,魏在工商部门注销了其公司。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原院长田保华说,此后因中方为确保安全严格审批,及俄对“灰色清关”行为的打击等因素,中俄包机贸易逐渐萎缩,现在基本上已不复存在。
掌控“航空铜牌”大权换利益
2005年9月,中国航空运输协会成立,这是民航业的首家行业自律组织,其成立后具有颁发《中国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业务资格认可证书》(又称航空铜牌)的职责。欲从事航空客、货运输销售代理的企业,比如从事机票代理、航空货运代理业务等等,都须获此资质。此前,掌管航空运输销售代理资质审批大权的是民航总局运输司。
2002年,张志忠在饭桌上经人介绍认识了绥芬河市通达货运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黄某。黄的公司主要从事边境贸易,后向物流业发展,海空联运。次年,黄某想做航空货运的业务,开办业务所需的航空货运销售代理人资格需向民航总局运输司申请。黄某找到张志忠,请他帮忙办理航空货运运输销售代理人资格。很快,因张离任运输司,事情未办成。
庭审内容披露,2003年或2004年左右,还未拿到货运销售代理资质的黄某向张志忠催问,张曾让负责这块业务审核的负责人向其解释黄某的申请为何迟迟未批准。一年多后,等待多时的黄某已不愿再申办航空货运销售代理资质,索要申办时提供的证书和资料。黄某转向做机票代理业务,机票代理需要申办客运销售代理资质,再次找到张志忠帮忙,让张给运输司的相关负责人打招呼。黄某再次时运不济。当时负责该项业务审核的运输司相关人士称,因国家规定审批权移交给航协,民航总局停办了客运销售代理资质的审批。
2004年国务院已发布文件,其中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企业审批不再作为行政审批,实行自律管理,并设立一年过渡期。民航业内的一名专家表示,当时的大背景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2004年《行政许可法》实施,为规范行政权力和行政行为,“一大批行政项目的审批,下放的下放,废止的废止”。这位专家说,这与行政审批自身审批不透明、审批效率低等弊端及产生的权力寻租不无关系。
申请受阻后,张志忠打过招呼的运输司主管人员,帮助黄某联系了一家有机票代理资质的公司,商议好洽谈转股事宜后,黄某最终以80万元的价格收购了这家机票代理销售公司。案发时,这家公司尚在经营。
为“朋友”及其子女安排工作
张志忠利用职务便利,为黄某提供帮助,并非白费心血。据检方指控,张曾以职务升迁、疏通关系为由,向因其受益的商人索要钱财。相关材料显示,2005年10月,张对黄某说,民航总局一位副局请辞,他任司长已经多年,想在职级上再进一步,活动一下争取这个位置。张志忠说完这些话的次日,黄某便将5万美金送至张的办公室。几乎同时,张还对深圳市广通联航空服务公司的负责人林某道出了同样的想法,林某也对张进行了“经济支持”。
张志忠是否真去疏通以及结果如何无从查证,但张在民航总局最高只是任部门负责人。2007年初,张从民航总局离任,赴任首都机场。张志忠涉嫌受贿的三分之一款项来自帮助利益关系人员调整和安排工作。检方指控,2007年底至2009年上半年,张志忠在担任首都机场集团公司总经理期间,将老朋友山西潞安矿业集团原副局长张炜(化名)的儿子,及其朋友的子女安排至首都机场集团下属的公司工作。2008年下半年及2009年初,张志忠分两次向张炜索要人民币共130万元。
2009年中秋节前的一天,在首都机场集团张志忠的办公室,民航黑龙江省安全监管局局长王平(化名)为个人调整工作的事,通过他人送给张志忠6万元。2009年底,同在首都机场集团张志忠的办公室,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公司负责人陈道(化名)为将其子安排至首都机场,通过他人送给张现金5万元。去年4月,张将陈道的儿子安排至首都机场集团公司下属的公司工作。
“熟人社会”不只存在于乡土社会,在权力集中的官场中同样适用,甚至更加需要。分析张志忠和其案件牵涉到的官商关系,便发现熟人关系是通向权力关系的“通行证”。张志忠与魏景波、黄某的结识是因朋友介绍。张与商人林某、杜某和周某的结识,分别来自南航一位副总、山西太原机场建设部负责人、民航总局财务司相关人的牵线搭桥。熟人关系一旦搭建,寄生这个行业寻求利益的商人遂变身为“超人”,业务通达,利益可观。
他是熟人社会“通行证”
深圳市广通联航空服务公司的负责人林某,承包了南航和海航的多个航班。相关材料披露,2009年林某的朋友想承接西部机场集团广告传媒(西安)有限公司在首都机场T3航站楼的广告经营权,双方已达成一致。但根据相关规定,还需要首都机场的同意。林某找到张志忠帮忙,张约了首都机场负责该业务的人士吃饭。随后,林某的朋友如愿拿到了这项业务。后来因为金融危机,广告公司的经营状况变差,听说机场内部制定了给广告经营方核减广告费的规矩,林某又找到张志忠帮忙打听。最终,2009年和2010年的广告费在原合同的基础上核减25%,核减金额几千万元。但张志忠在庭审中辩称,当时机场召开会议商讨广告费的核减,最终决定统一核减,不是只针对林某朋友的公司。
上海华艺幕墙系统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杜某希望在重庆机场扩建工程招投标中中标,找张志忠帮忙。成立于2002年的首都机场集团公司,旗下拥有北京、重庆等多个机场,重庆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是其子公司,“因此才让张打招呼”。张将杜某及其公司的情况介绍给了重庆机场分管建设的一位负责人,杜某的公司因此顺利中标。
张起淮律师多年来一直从事民航业内法律事务,与民航业多有接触。张起淮说,民航业较一般行业更加神秘和封闭,有更高的行业壁垒,通过关系层层引入是关键的。他举例说,涉足一般行业仅需到工商、税务部门登记,而如魏景波等人从事航空货运代理或客运代理除此之外,还需到民航总局和后来成立的航协审批拿到相应的资质,“否则有钱人也投资无门”。拿到资质后,又要拼航线,航线决定赚钱的多少。“涉及航线就是金库,金库开门,谁都想进来挖一勺,掌握审批权的就那几个人,给谁不是给谁,选择权在他们那儿”。
并非每次收钱都被托办事
航线资源的稀缺,加之权力的集中,让一些从事包机、航空客货运销售的商人趋之若鹜,甘愿攀附掌管审批“生杀大权”的官员,寄生于快速发展、资金大和项目多的民航业,从而滋生腐败。
商人的手段多是感情和金钱投资。深圳市广通联航空服务公司负责人林某,先后多次给张送了8万元美金和40万元人民币、价值10万元购物卡、20万元银行卡。林某坦承,送钱的目的就是想处好关系,以便在生意方面和其他方面得到关照,不是每次送钱都有事相托,“那样的话,让人觉得这人特别现实和势力,多次送钱就是想和他建立稳定关系。在需要他帮助时,再提出请求会比较自然,显得水到渠成”。
魏景波与张志忠的接触也自然有其目的。魏景波对办案机关说,认张志忠做干哥,就是为了搞好关系。知情人士透露,在那次饭局上魏说,“很敬重大哥(张志忠)”,“今天是个吉祥日子”、“我们结拜为兄弟姐妹吧”。张则说,都什么年代了,搞这一套太俗了。但魏坚持认亲,饭后说要对张的孩子“表示”一下,出手10万元。逢年过节时,魏去张家拜访,也是为了稳定关系,“加深两家的感情”。即便是张志忠不再任职运输司后未直接受益的黄某,在张以个人提职为由借钱时依然一口答应,此后也未提还钱。黄某对办案机关称,“我想我们是朋友,他在机场当总经理,生意上还需要他的帮助和关照,我想和他保持关系,不想因为这个事情弄僵”。
突显“权力寄生”的潜规则
张志忠案的辩护律师河北功成律师事务所的杨旭升和刘培甲律师因此认为,对张的多项受贿指控不成立。两位律师认为,张接受认亲费、林某所送的财物等,送钱的一方未提出具体请托事项,张也未给予承诺,不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两位律师说,他们观察到张的涉案与其他官员不同,“把张志忠拉下水的‘朋友们’,基本上是日常进行感情投资,等到有事时,便水到渠成”。
魏景波等人拉拢张并非随意,而是看重张的实权,让这位民航业的“老人”在包机审批或机场业务给予关照。中间人在介绍时,都会谈及张志忠是民航业的“老人”,在民航多个部门任要职,将来还有上升空间,做包机业务还是其他生意,免不了都需要张的关照。一名业内受访专家观察民航系统的近几起腐败案后称,因腐败落马的都是握有审批大权的人,如民航华北局原局长黄登科案中,包机商人庞汉章从黄登科手里获得进京航线的“黄金时刻”。
张起淮律师也说,中国民航从建国之初到1980年,一直属于军事化行业,是最晚进行体制改革的部门,行政权力的集中、开放后业内的不正当竞争成为权力交易的两大诱因,“因此有官员前赴后继被拉下水”。这位业内受访专家认为,不只是民航部门,近年来查办的电信业腐败窝案、铁路腐败窝案,行政权力的高度集中、审批的不透明和不正当竞争,滋生出权力寻租的空间和利益寄生者,“说到底还是体制的问题”。
部分民航系统系列腐败案
2009年,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原董事长李培英被执行死刑
2010年,民用航空局原副局长宇仁录,因涉嫌收受巨额贿赂,严重违纪被双开
2010年月6月,民航中南局原局长刘亚军在广深高速的铁轨上撞车身亡,官方发布消息称刘因精神抑郁
所致且个人存在党风廉政方面的问题
2011年初,民航华北局原局长黄登科因受贿及私分国有资产一审被判刑13年
2011年3月,国家计委铁道民航处原处长匡新,受贿20万元被终审裁定判刑10年
2011年4月,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原总工程师兼机务工程部总经理张和平因涉嫌受贿719万余元受审
2011年8月,民航空管局运控中心原主任张通国因受贿被判刑11年
本报记者 王丽娜
·首都机场原董事长受贿案开审 涉案金额达472万 2011.11.16
张志忠(右一)在北京铁道大厦民航国内航空运输价格改革方案听证会上。资料图片/CFP
首都机场原董事长张志忠落马,成为继首都机场前任董事长李培英之后,民航系统落马的又一重量级高官。
11月15日,张志忠案在历经一年多的司法调查后,进入法庭审理环节。检方指控,张志忠在担任原民航总局部门负责人、首都机场集团公司总经理的近15年间,在货运包机和货运计划的调配和审批、机场工程项目承揽等方面为他人牟利,索取或收受款物472.77万元。梳理和还原张志忠案,可见在民航这一垄断行业权力高度集中及资源稀缺,是滋生腐败的土壤,一些从事航空客、货运销售代理的商人攀附官员,寄生于快速发展、资金大和项目多的民航业。
入行30年陷民航贪腐案
去年3月17日,首都机场发布公告称,张志忠因年届退休,已辞去执行董事和董事长职务。之后,张改任调研员,保留原职级待遇。彼时,张志忠在民航业系统已浸淫长达30多年。现年60岁的张志忠在民航业系统内的履历可谓丰富。张志忠出生于山西省阳曲县西凌井乡上善姑村,1974年大学毕业后即入职当时的民航总局国际业务局。在随后的30多年里,张在民航总局国际司、企业管理司、运输司、规划发展财务司、规划发展司等部门辗转历练,升迁顺利,任上述多个部门的副司长或司长。其间,他还曾任职于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副总裁。
张志忠掌舵首都机场是在2007年初,他从民航总局规划财务司司长调任首都机场集团总经理(此后又任董事长),取代因腐败落马的原总经理、董事长李培英。2009年8月7日,李培英因受贿2661万余元和贪污8250万元,在山东被执行死刑。若不出意外,已届退休之年的张志忠可在首都机场走完其最后的仕途生涯,功成名就而后身退。但张于去年3月突然卸任,引来诸多猜测。两个月后,张志忠在家中被检察机关带走调查,当年5月31日,因涉嫌受贿犯罪被衡水市桃城区检察院决定刑事拘留。
位至正厅级的张志忠,成为民航系统又一位落马高官。此前继李培英之后,民航华北局原局长黄登科于2009年11月被“双规”,后多名民航业人士和商人因涉入被调查,民航系统反腐引发震荡。知情人士证实,张志忠的落马缘于黄登科案牵出的雅宝路商人魏景波的供述,张案与黄登科案并无直接关联。历时一年多的司法调查后,张志忠案进入司法审理阶段。今年11月15日,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张志忠涉嫌受贿案,张案涉嫌受贿的细节暴露,冰山一角地揭开寄生于民航业的腐败。衡水检方指控,1996年至2010年间,张志忠在担任原民航总局部门负责人、首都机场集团公司总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货运包机和货运计划的调配和审批、机场工程项目承揽、人员工作调整和安排等方面,为他人谋求利益,索取或者收受他人款物,折合人民币472.77万元。
升迁影响包机女王发迹
张志忠因雅宝路女商人魏景波落马,祸起10多年前的对俄(时称独联体国家)货运包机业务。中俄贸易的集散地之一雅宝路,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尝试对俄包机业务。据曾在雅宝路从事包机贸易的李平(化名)回忆,中俄货运包机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1991年,苏联解体后经济困难,物资匮乏,中俄民间贸易兴起,初始是在中国边境绥芬河市以“以货易货”方式发展,后一些俄罗斯“倒爷”来到雅宝路倒货,伴有中国商人加入。形成市场后,专门从事货物储运的企业由此产生,同时催生了货运包机业务,“这和租车运输一个道理,只是包机手续复杂”。
魏景波与丈夫舒川(后离婚)经营的北京联洲航空服务公司在此背景中于1992年成立,公开资料显示,这家公司专门从事对俄民间贸易、货物储运。现年41岁的魏景波是内蒙古人。传言称,魏景波年轻貌美,但据接触过魏的人士称,魏姿色平平,甚至还有些“矮、胖”。她被媒体称为雅宝路“四大天王”、“包机女王”,其能力和能量不容小觑,这其中不乏张志忠的帮助。
张志忠向有关部门交代称,他与魏景波早在1989年经人介绍相识,但真正接触是在1996年。当年,张接任民航总局运输司司长,这是民航总局最具实权的部门。运输司的职责包括对航线航班实施经营许可管理、审核航空运输企业的运输业务申请并监督管理,即具有航线航班时刻、包机运输的“生杀大权”。张就任运输司司长不久后,在魏景波的坚持下,魏认张志忠做“干哥”。知情人士称,在张任该司司长期间,张、魏两家交往甚密,时有经济往来。检方的指控显示,1996年底和1997年春节,张志忠分别收受魏和舒川送的一张10万元存折和10万美金。2001年,魏又送了张2万美元。魏景波在证词中称,货运包机在数量和航次上都需要张所在的运输司审批和调配,“包机数量和航次多少,决定赚钱多少,他使我们在生意上挣了不少钱”。
张志忠也确实对魏的公司予以照顾。知情人士称,张承认“会优先审批他们(魏景波)的包机业务”,并向魏透露俄罗斯方面的包机信息。1993年,民航总局将俄罗斯包机从首都机场转到天津机场,张志忠还曾给天津机场的相关领导打招呼,请他们支持和照顾联洲航空服务公司。该公司曾对外宣称,90年代中后期,“公司的发货量曾一度占据雅宝路地区对俄货运总量的二分之一还强,最大年发运航班600余架次,运量达到3.5万吨”,作为国内最早的俄包机承运商之一,魏是太原机场、石家庄机场等俄包机的首航执行人,“是天津机场迄今为止最大的俄包机承运商”。
上述种种迹象表明,魏的生意与张的职务升迁紧密相关。2003年,张志忠改任民航总局规划发展财务司司长,同年12月,魏在工商部门注销了其公司。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原院长田保华说,此后因中方为确保安全严格审批,及俄对“灰色清关”行为的打击等因素,中俄包机贸易逐渐萎缩,现在基本上已不复存在。
掌控“航空铜牌”大权换利益
2005年9月,中国航空运输协会成立,这是民航业的首家行业自律组织,其成立后具有颁发《中国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业务资格认可证书》(又称航空铜牌)的职责。欲从事航空客、货运输销售代理的企业,比如从事机票代理、航空货运代理业务等等,都须获此资质。此前,掌管航空运输销售代理资质审批大权的是民航总局运输司。
2002年,张志忠在饭桌上经人介绍认识了绥芬河市通达货运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黄某。黄的公司主要从事边境贸易,后向物流业发展,海空联运。次年,黄某想做航空货运的业务,开办业务所需的航空货运销售代理人资格需向民航总局运输司申请。黄某找到张志忠,请他帮忙办理航空货运运输销售代理人资格。很快,因张离任运输司,事情未办成。
庭审内容披露,2003年或2004年左右,还未拿到货运销售代理资质的黄某向张志忠催问,张曾让负责这块业务审核的负责人向其解释黄某的申请为何迟迟未批准。一年多后,等待多时的黄某已不愿再申办航空货运销售代理资质,索要申办时提供的证书和资料。黄某转向做机票代理业务,机票代理需要申办客运销售代理资质,再次找到张志忠帮忙,让张给运输司的相关负责人打招呼。黄某再次时运不济。当时负责该项业务审核的运输司相关人士称,因国家规定审批权移交给航协,民航总局停办了客运销售代理资质的审批。
2004年国务院已发布文件,其中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企业审批不再作为行政审批,实行自律管理,并设立一年过渡期。民航业内的一名专家表示,当时的大背景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2004年《行政许可法》实施,为规范行政权力和行政行为,“一大批行政项目的审批,下放的下放,废止的废止”。这位专家说,这与行政审批自身审批不透明、审批效率低等弊端及产生的权力寻租不无关系。
申请受阻后,张志忠打过招呼的运输司主管人员,帮助黄某联系了一家有机票代理资质的公司,商议好洽谈转股事宜后,黄某最终以80万元的价格收购了这家机票代理销售公司。案发时,这家公司尚在经营。
为“朋友”及其子女安排工作
张志忠利用职务便利,为黄某提供帮助,并非白费心血。据检方指控,张曾以职务升迁、疏通关系为由,向因其受益的商人索要钱财。相关材料显示,2005年10月,张对黄某说,民航总局一位副局请辞,他任司长已经多年,想在职级上再进一步,活动一下争取这个位置。张志忠说完这些话的次日,黄某便将5万美金送至张的办公室。几乎同时,张还对深圳市广通联航空服务公司的负责人林某道出了同样的想法,林某也对张进行了“经济支持”。
张志忠是否真去疏通以及结果如何无从查证,但张在民航总局最高只是任部门负责人。2007年初,张从民航总局离任,赴任首都机场。张志忠涉嫌受贿的三分之一款项来自帮助利益关系人员调整和安排工作。检方指控,2007年底至2009年上半年,张志忠在担任首都机场集团公司总经理期间,将老朋友山西潞安矿业集团原副局长张炜(化名)的儿子,及其朋友的子女安排至首都机场集团下属的公司工作。2008年下半年及2009年初,张志忠分两次向张炜索要人民币共130万元。
2009年中秋节前的一天,在首都机场集团张志忠的办公室,民航黑龙江省安全监管局局长王平(化名)为个人调整工作的事,通过他人送给张志忠6万元。2009年底,同在首都机场集团张志忠的办公室,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公司负责人陈道(化名)为将其子安排至首都机场,通过他人送给张现金5万元。去年4月,张将陈道的儿子安排至首都机场集团公司下属的公司工作。
“熟人社会”不只存在于乡土社会,在权力集中的官场中同样适用,甚至更加需要。分析张志忠和其案件牵涉到的官商关系,便发现熟人关系是通向权力关系的“通行证”。张志忠与魏景波、黄某的结识是因朋友介绍。张与商人林某、杜某和周某的结识,分别来自南航一位副总、山西太原机场建设部负责人、民航总局财务司相关人的牵线搭桥。熟人关系一旦搭建,寄生这个行业寻求利益的商人遂变身为“超人”,业务通达,利益可观。
他是熟人社会“通行证”
深圳市广通联航空服务公司的负责人林某,承包了南航和海航的多个航班。相关材料披露,2009年林某的朋友想承接西部机场集团广告传媒(西安)有限公司在首都机场T3航站楼的广告经营权,双方已达成一致。但根据相关规定,还需要首都机场的同意。林某找到张志忠帮忙,张约了首都机场负责该业务的人士吃饭。随后,林某的朋友如愿拿到了这项业务。后来因为金融危机,广告公司的经营状况变差,听说机场内部制定了给广告经营方核减广告费的规矩,林某又找到张志忠帮忙打听。最终,2009年和2010年的广告费在原合同的基础上核减25%,核减金额几千万元。但张志忠在庭审中辩称,当时机场召开会议商讨广告费的核减,最终决定统一核减,不是只针对林某朋友的公司。
上海华艺幕墙系统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杜某希望在重庆机场扩建工程招投标中中标,找张志忠帮忙。成立于2002年的首都机场集团公司,旗下拥有北京、重庆等多个机场,重庆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是其子公司,“因此才让张打招呼”。张将杜某及其公司的情况介绍给了重庆机场分管建设的一位负责人,杜某的公司因此顺利中标。
张起淮律师多年来一直从事民航业内法律事务,与民航业多有接触。张起淮说,民航业较一般行业更加神秘和封闭,有更高的行业壁垒,通过关系层层引入是关键的。他举例说,涉足一般行业仅需到工商、税务部门登记,而如魏景波等人从事航空货运代理或客运代理除此之外,还需到民航总局和后来成立的航协审批拿到相应的资质,“否则有钱人也投资无门”。拿到资质后,又要拼航线,航线决定赚钱的多少。“涉及航线就是金库,金库开门,谁都想进来挖一勺,掌握审批权的就那几个人,给谁不是给谁,选择权在他们那儿”。
并非每次收钱都被托办事
航线资源的稀缺,加之权力的集中,让一些从事包机、航空客货运销售的商人趋之若鹜,甘愿攀附掌管审批“生杀大权”的官员,寄生于快速发展、资金大和项目多的民航业,从而滋生腐败。
商人的手段多是感情和金钱投资。深圳市广通联航空服务公司负责人林某,先后多次给张送了8万元美金和40万元人民币、价值10万元购物卡、20万元银行卡。林某坦承,送钱的目的就是想处好关系,以便在生意方面和其他方面得到关照,不是每次送钱都有事相托,“那样的话,让人觉得这人特别现实和势力,多次送钱就是想和他建立稳定关系。在需要他帮助时,再提出请求会比较自然,显得水到渠成”。
魏景波与张志忠的接触也自然有其目的。魏景波对办案机关说,认张志忠做干哥,就是为了搞好关系。知情人士透露,在那次饭局上魏说,“很敬重大哥(张志忠)”,“今天是个吉祥日子”、“我们结拜为兄弟姐妹吧”。张则说,都什么年代了,搞这一套太俗了。但魏坚持认亲,饭后说要对张的孩子“表示”一下,出手10万元。逢年过节时,魏去张家拜访,也是为了稳定关系,“加深两家的感情”。即便是张志忠不再任职运输司后未直接受益的黄某,在张以个人提职为由借钱时依然一口答应,此后也未提还钱。黄某对办案机关称,“我想我们是朋友,他在机场当总经理,生意上还需要他的帮助和关照,我想和他保持关系,不想因为这个事情弄僵”。
突显“权力寄生”的潜规则
张志忠案的辩护律师河北功成律师事务所的杨旭升和刘培甲律师因此认为,对张的多项受贿指控不成立。两位律师认为,张接受认亲费、林某所送的财物等,送钱的一方未提出具体请托事项,张也未给予承诺,不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两位律师说,他们观察到张的涉案与其他官员不同,“把张志忠拉下水的‘朋友们’,基本上是日常进行感情投资,等到有事时,便水到渠成”。
魏景波等人拉拢张并非随意,而是看重张的实权,让这位民航业的“老人”在包机审批或机场业务给予关照。中间人在介绍时,都会谈及张志忠是民航业的“老人”,在民航多个部门任要职,将来还有上升空间,做包机业务还是其他生意,免不了都需要张的关照。一名业内受访专家观察民航系统的近几起腐败案后称,因腐败落马的都是握有审批大权的人,如民航华北局原局长黄登科案中,包机商人庞汉章从黄登科手里获得进京航线的“黄金时刻”。
张起淮律师也说,中国民航从建国之初到1980年,一直属于军事化行业,是最晚进行体制改革的部门,行政权力的集中、开放后业内的不正当竞争成为权力交易的两大诱因,“因此有官员前赴后继被拉下水”。这位业内受访专家认为,不只是民航部门,近年来查办的电信业腐败窝案、铁路腐败窝案,行政权力的高度集中、审批的不透明和不正当竞争,滋生出权力寻租的空间和利益寄生者,“说到底还是体制的问题”。
部分民航系统系列腐败案
2009年,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原董事长李培英被执行死刑
2010年,民用航空局原副局长宇仁录,因涉嫌收受巨额贿赂,严重违纪被双开
2010年月6月,民航中南局原局长刘亚军在广深高速的铁轨上撞车身亡,官方发布消息称刘因精神抑郁
所致且个人存在党风廉政方面的问题
2011年初,民航华北局原局长黄登科因受贿及私分国有资产一审被判刑13年
2011年3月,国家计委铁道民航处原处长匡新,受贿20万元被终审裁定判刑10年
2011年4月,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原总工程师兼机务工程部总经理张和平因涉嫌受贿719万余元受审
2011年8月,民航空管局运控中心原主任张通国因受贿被判刑11年
本报记者 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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