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ypal冻结:中国哲学的问题和精神

    有各种的人。对于每一种人，都有那一种人所可能有的最高的成就。例如从事于实际政治的人，所可能有的最高成就是成为大政治家。从事于艺术的人，所可能有的最高成就是成为大艺术家。人虽有各种，但各种的人都是人。专就一个人是人说，所可能有的最高成就是成为什么呢?照中国哲学家们说，那就是成为圣人，而圣人的最高成就是个人与宇宙的同一。问题就在于，人如欲得到这个同一，是不是必须离开社会，或甚至必须否定“生”?

    照某些哲学家说，这是必须的。佛家就说，生就是人生的苦痛的根源。柏拉图也说，肉体是灵魂的监狱。有些道家的人“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疣溃痈[〔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疣溃痈〕这是《庄子·大宗师》中的两句话。意思是把生当作脓包毒瘤，把死看成脓包毒瘤的溃烂穿透。]这都是以为，欲得到最高的成就，必须脱离尘罗世网，必须脱离社会，甚至脱离“生”。只有这样，才可以得到最后的解脱。这种哲学，即普通所谓“出世的哲学”。

    另有一种哲学，注重社会中的人伦和世务。这种哲学只讲道德价值，不会讲或不愿讲超道德价值。这种哲学，即普通所谓“入世的哲学”。从入世的哲学的观点看，出世的哲学是太理想主义的，无实用的，消极的。从出世的哲学的观点看，入世的哲学太现实主义了，太肤浅了。它也许是积极的，但是就像走错了路的人的快跑：越跑得快，越错得很。

    有许多人说，中国哲学是入世的哲学。很难说这些人说的完全对了，或完全错了。从表面上看中国哲学，不能说这些人说错了，因为从表面上看中国哲学，无论哪一家思想，都是或直接或间接地讲政治，说道德。在表面上，中国哲学所注重的是社会，不是宇宙；是人伦日用，不是地狱天堂；是人的今生，不是人的来世。孔子有个学生问死的意义，孔子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未知生，焉知死)出自《论语·先进》]。孟子说：“圣人，人伦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出自《孟子·离娄上》。]。照字面讲，这句话是说，圣人是社会中的道德完全的人。从表面上看，中国哲学的理想人格，也是入世的。中国哲学中所谓圣人，与佛教中所谓佛，以及耶教中所谓圣者，是不在一个范畴中的。从表面上看，儒家所谓圣人似乎尤其是如此。在古代，孔子以及儒家的人，被道家的人大加嘲笑，原因就在此。

    不过这只是从表面上看而已，中国哲学不是可以如此简单地了解的。专就中国哲学中主要传统说，我们若了解它，我们不能说它是入世的，然而也不能说它是出世的。它既入世而又出世。有位哲学家讲到宋代的新儒家，这样地描写他：“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这是宋代哲学家王阳明《别诸生》中的两句诗。]。这正是中国哲学要努力做到的。有了这种精神，它就是最理想主义的，同时又是最现实主义的；它是很实用的，但是并不肤浅。

    入世与出世是对立的，正如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也是对立的。中国哲学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反命题统一成一个合命题。这并不是说，这些反命题都被取消了。它们还在那里，但是已经被统一起来，成为一个合命题的整体。如何统一起来?这是中国哲学所求解决的问题。求解决这个问题，是中国哲学的精神。

    中国哲学以为，一个人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行动上完成这个统一，就是圣人。他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中国圣人的精神成就，相当于佛教的佛、西方宗教的圣者的精神成就。但是中国的圣人不是不问世务的人。他的人格是所谓“内圣外王”[〔内圣外王〕中国古代伦理思想中的一种理想人格。意为内修圣人之德，外施王者之政或外务社会事功。语出《庄子·天下篇》。以儒家内圣外王为主的理想人格，对中国社会的政治、伦理、哲学、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历代士人与知识分子人生追求的理想目标。]的人格。内圣，是就其修养的成就说；外王，是就其在社会上的功用说。圣人不一定有机会成为实际政治的领袖。就实际的政治说，他大概一定是没有机会的。所谓“内圣外王”，只是说，有最高的精神成就的人，按道理说可以为王，而且最宜于为王。至于实际上他有机会为王与否，那是另外一回事，亦是无关宏旨的。

    照中国的传统，圣人的人格既是内圣外王的人格，那么哲学的任务，就是使人有这种人格。所以哲学所讲的就是中国哲学家所谓内圣外王之道。

    这个说法很像柏拉图所说的“哲学家──王”。照柏拉图所说，在理想国中，哲学家应当为王，或者王应当是哲学家；一个人为了成为哲学家，必须经过长期的哲学训练，使他的心灵能够由变化的事物世界“转”入永恒的理念世界。柏拉图说的，和中国哲学家说的，都是认为哲学的任务是使人有内圣外王的人格。但是照柏拉图所说，哲学家一旦为王，这是违反他的意志的，换言之，这是被迫的，他为此作出了重大牺牲。古代道家的人也是这样说的。据说有个圣人，被某国人请求为王，他逃到一个山洞里躲起来。某国人找到这个洞，用烟把他熏出来，强迫他担任这个苦差事[〔据说有个圣人……强迫他担任这个苦差事〕故事见《吕氏春秋·贵生)。]这是柏拉图和古代道家的人相似的一点，也显示出道家哲学的出世品格。到了公元三世纪，新道家郭象[郭象(?—312)]河南(现在河南洛阳)人。西晋哲学家。好老庄，善清谈。对向秀所注《庄子》，述而广之，作《庄子注》，阐扬老庄思想。），遵循中国哲学的主要传统，修正了这一点。

    儒家认为，处理日常的人伦世务，不是圣人分外的事。处理世务，正是他的人格完全发展的实质所在。他不仅作为社会的公民，而且作为“宇宙的公民”，即孟子所说的“天民”，来执行这个任务。他一定要自觉他是宇宙的公民，否则他的行为就不会有超道德的价值。他若当真有机会为王，他也会乐于为人民服务，既作为社会的公民，又作为宇宙的公民，履行职责。

    由于哲学讲的是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哲学必定与政治思想不能分开。尽管中国哲学各家不同，各家哲学无不同时提出了它的政治思想。这不是说，各家哲学中没有形而上学，没有伦理学，没有逻辑学。这只是说，所有这些哲学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政治思想联系着，就像柏拉图的《理想国》既代表他的整个哲学，同时又是他的政治思想。

    举例来说，名家(〔名家〕一称“辩者”，又称“刑名家”，战国时的一个学派。《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主要代表为惠施和公孙龙。他们对古代逻辑的发展有一定贡献。)以沉溺于“白马非马”之辩而闻名，似乎与政治没有什么联系。可是名家领袖公孙龙“欲推是辩，以正名实，而化天下焉”（〔欲推是辩，以正名实，而化天下焉〕出自《公孙龙子·迹府》。）。我们常常看到，今天世界上每个政治家都说他的国家如何希望和平，但是实际上，他讲和平的时候往往就在准备战争。在这里，也就存在着名实关系不正的问题。公孙龙以为，这种不正关系必须纠正。这确实是“化天下”的第一步。

　　亚里士多德与老子对人类社会之思维方式相似，且与孔子或柏拉图不同。亚氏与老子之思维是以已存，已知之政治制度为起点，分析其内涵，优缺，与倾向；然后加入自己之意见，在理论上推断使社会走向增进福祉或避免灾难之方向。对亚氏来说，黄金均衡（golden mean）是最好之策略。例如要避免“全民政治”与“贵族政治”之缺陷，就要选择折衷的“宪法政治”。对老子来说，要避免任何极端之措施，所以要“圣人去甚，去奢，去泰”（29章）；要避免偏向任一理念，所以不可陷入“为者败之，执者失之”之错误。

　　孔子或柏拉图虽也不乏折衷之思想，例如孔子之中庸，或是柏拉图之和谐（harmony）均衡概念，柏氏认为一个人应达到三种生活要素:欲望（bodily appetite），精神（spiritual），与理性（reason）之间之和谐–但是这些中庸与和谐之思想是附属于一种更高之理念下。柏拉图的共和国（republic）描绘他的理想国家之蓝图:最高之领导者，护国者（guardian class），有军人阶级（military class）辅助来统领市民阶级（producer class）。柏氏对护国者之选拔方式及领导方法均有指示。节要言之，柏拉图的共和国是他脑中创出，一种完全之合成（synthesis）。孔子心目中之国家是从古籍中加以诠释而成。我们在此处并不想辨明康有为之托古改制说是否正确。无论如何，孔子企图建立一种有序的伦理社会应是无疑问的。他希望天子诸侯士大夫都能循着礼制而个安其位，用仁与忠恕之道去教化施惠于民。

　　亚里士多德与老子之政治思维方式可说是分析之方式，他们不认为有绝对理想之政治制度，认为最好之治国方式只能从当下环境中去琢磨而寻求出来。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虽在理论上寡头政治是最好的:将国家交付在一个才德兼具之人手上，既有效率又多能有好决策。但是才德兼具足以治国之人（又需有政治背景）难寻，结果在实际运作上，也许还不及[宪法政治]在长期中对国家较有利。

　　孔子或柏拉图之政治思维方式可说是合成或[建立系统]之方式。他们企望借着理性，循着一种伦理模式去建立一种社会架构。而此社会架构以人性为基石。柏氏认为理性（reason）必须处于主导地位，精神（spiritual element）要协助理性来节制欲望（bodily appetite）；国家必须由理性高之护国者（guardian class）来统领。在孔子之政治体系中，人与人之间有一定之相互关系，他参照古籍所述礼制，将之系统化，再根据“伦理心理”将秩序建立起来。

两种政治思维方式之比较

　　孔子或柏拉图之“合成”政治思维方式有如下之优点；（1）让人有明确遵循之规则；（2）在信服其道之团体内易于达到共识；（3）容易建立权威，引经据点。其缺点为:（1）思想容易陷于自我中心而不自觉；（2）思想缺乏自救弹性，难以变革；（3）一但领导位置为不肖者盘据，则易为操纵，假借权威而不利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