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如何适应社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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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诚

    □山西省委党校社科部，山西太原(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傅国涌先生近年来已有几部力作问世，引起学界和思想界的重视，今年推出的《主角与配角———辛亥革命的台前幕后》一书提出了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中的政治文化这一重要命题，由于中国社会转型之曲折，今天的中国人不得不一再面对一百年前中国人面对的问题，即我们的政治文化如何适应社会转型。这里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广大民众如何从臣民、草民、暴民、乱民的角色变成公民的角色，一是政治人物如何从帝王、大臣的角色变成真正服务于国家的公务员角色。

    从政治上看，在当年主张变帝制为宪制的阵营中，那些领袖们也不是没有重大缺陷和错误，但无论他们在性格、思想水平、政治方略上有何种失误，都还没有要走专制老路的问题，可以说，他们是一群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寻求的是一个宪政的中国，他们是为理想献身的一组光辉形象。而袁世凯这样的重回老路的枭雄人物，虽为民国初期的主流政治文化所唾弃，身败名裂，但仍阴魂不散，形式上虽然没人敢再称帝了，实际上在中国许多人的头脑中仍然把公共权力的最高行政权看成皇权，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许多运用各级公共权力的人，仍把为公民服务的社会公共权力视为自己作威作福欺压人民的凭据。

    书中提到孙中山与康有为有主角之争，这主要是康有为囿于对光绪帝的私德而不能顺应大势，书中也专门写了孙中山、陈其美与陶成章、章太炎的政争，可以说里面既有误解，也有革命阵营中的派系之争。派系之争在政治生活中，不足为怪，不幸的是在革命取胜之际，陈其美为了派别利益，开了政治暗杀的先河，可见理念中仍有一统天下的旧思想。其实后来孙中山在二次革命时，为了一时的政治主张，也有过使用政治暗杀对可能不同意自己主张的同志的企图，这种为政治目的不择手段的政治文化，无疑不是现代政治文化，在孙中山那里充其量也只能说是传统暴力革命手法。对此袁伟时先生已有深入论述。

    书中写了黄兴与孙中山相处甘当配角的胸襟。他们两人已不是主仆关系、君臣关系，而是公民政治的同志关系。当有机会让他取代孙中山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时，他从来都是从大局出发，后退一步，推举孙中山为主角，在一些重大的政治关头，如宋教仁被暗杀后是否“二次革命”时，虽然他的主张比孙中山高明得多，但为了不使革命阵营分裂，他屈从了孙中山的主张。但“二次革命”失败流亡海外时，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让党员按指印无条件服从领袖，预设在革命成功后按革命贡献享受政治待遇，他拒绝了，表示“坚持平等自由主义”，不能为革命而失去了革命的核心理念，无论何等崇高的目的，都不能把革命同志变成无条件服从领袖的政治工具，不能把国民在政治上分成几等。

    书中浓墨重彩地写了宋教仁，他力主宪政下的责任内阁制，为建立中国的现代政治即政党政治而被袁世凯暗杀，袁的这一罪行，是转型时代关节点上传统政治对现代政治的反击，对中国为害深远。宋确实是当时中国稀有的政治人才，他留学时看到革命同志学军事的居多，想到革命后中国现代社会建设更需政治人才，所以主修政法。他探讨了中国政治体制中的两个重大方面：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联邦制与单一制；中央政府构架的内阁制与总统制。这两个问题是一百多年来探讨中国政体构架怎样对中国发展有利一定要面对的问题。根据当时国势和国际局势，他提出自己的主张。他洞悉国际时势，看出了日俄对中国的野心，因而为日本政界所忌惮，拒绝他出使日本。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是君主（无论是叫皇帝还是总统、总裁、领袖、核心）还是民主，是专政还是宪政，宋教仁态度鲜明，就是要把那在专政和皇权时代几个政治寡头在黑箱中操作的政治，拿到光天化日之下，接受全体公民评判，因此他遭到惯于黑箱+阴谋政治的袁世凯所忌恨将其暗杀，赍志而死。他是20世纪中国最应该记住的政治家之一。他带给了中国希望。

    因此当时在他的努力下，1913年第一届全国正式选举的国会（这届国会负有制宪的任务），已形成两大政党局面，而且今天看来，这些选举出的议员们多数是有现代意识和政治主见的。“二次革命”后，虽然国民党迫于袁的压力开除了孙、黄等人，但作为国会第一大政党仍对袁有相当制约力，在总统选举时，前两轮投票袁就不到半数，第三轮投票时在军人胁迫下唯一候选人袁世凯才勉强当选了总统。当选总统后，1913年11月4日袁以乱党解散了国民党，并将国民党议员赶出国会，但在制宪问题上袁世凯仍不能随意操纵这个残破的国会，最终不得不解散国会。可想，如孙中山在宋案发生后，采用黄蔡等依法斗争的主张，不采用武力解决国内政治问题，用让国人评判的阳光政治，袁的称帝梦，恐怕根本走不了那么远。今天宋教仁仍在历史的血泊中回首凝望着自己的国家，看它是否走入了阳光政治。

    书中对蔡锷将军的评述，更是令人眼开，让人惊讶中国在上世纪初就出了这样不亚于华盛顿政治品德的人物。而且比起黄兴“雄而不英”，蔡锷真可谓既英且雄，作为一个革命家和军人他对国家政治建设的理解，远过于当时比他知名的政治家。在宋教仁遇害后，他反对用兵，主张组织特别法庭，由法律解决。这办法对国家政治的长远建设，比“二次革命”无疑是棋高一着。他主张“由军政时代进于约法时代，递进而为民主宪政时代”，“改良政治，发达民权”，而继承宋的遗志完成国会选举，弥合南北分歧正是进入宪政之途。

    蔡锷不贪恋权位，他是真正把权力当成服务于公民社会的公职的。1913年主动辞去了当时最有权势的地方官都督之职，但当袁世凯称帝要把共和国变为皇权帝国时，他潜回云南，只要求带兵之权，毅然举旗，为了不让中国人再做皇帝脚下的臣民、草民、奴才，为了让中国人成为有人格的公民，拼死一搏，正如他在举义时向将士致辞时说“袁势方盛，吾人以一隅而抗全局，明知无望，然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此次举义，所争者非胜利，乃为中华民国四万万众争人格也”。在看惯了做事讲求利害不问是非的政治哲学后，再读一百年前辛亥革命前辈的这话，多么让人荡气回肠。(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云南的枪声打破了袁世凯的皇帝梦。更为可贵的是，“护国战争（护人民的国家而不是皇帝的国家）”一取胜，蔡锷立即交出兵权，谢绝一切名位，淡出权力圈。而在浸淫于皇权专制政治文化中的袁世凯，一生只想做大官，掌大权，在政治舞台上做绝对主角，并以价值观为判断一切人事物的依据。袁自己虽然曾“办洋务”，后来又“办共和”，但始终不能理解“共和国”之真义，至死都不理解蔡锷反对他称帝不是为个人权位，而是为四万万同胞争自尊自立的人格。读到这一段，使人想起了春秋战国那时的士人中轻生死，重诺言的风气，他们重精神生活中的理，义、情，为之生死已之。秦汉之前政坛上人物人格的精神饱满，多彩多姿仿佛又回到了中国。一百年前这些致力于中国宪政民主的前贤们，政治文化的水准真令人惊叹。

    书中对近代中国的第一思想家梁启超也做了角色分析，梁对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思想贡献是巨大的。他辛亥革命后，曾试图利用袁世凯涉入政坛，改造中国，在政治上也犯过错误，但他进入政界绝不是为权位，而是为改造旧官僚的政坛，为使国民成为新公民而不是草民或暴民。在面对袁世凯篡国时，他在大义面前义无反顾，毅然发文，捍卫立宪共和的人民国家。最后，当他身感无力在政界作为时，立即退回学界，书生本色不改。(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在书中还可看到媒体在公共生活领域的重大影响，无论是媒体人如黄远生对政治时局的评论，还是社会公众对某一政治事件的舆论，都可看出在民国初年的社会公共生活领域，还是有相当大的活动空间的。除了袁贼篡国时，多数情况下，宪政的构架和国会的法统地位还是至高无上的。一些强人想在政坛上称雄，也得“挟国会以令天下”，而不能自为之。

    读《主角与配角》一书，让人深入认识传统专制政治文化与现代的宪政政治文化的重大分野。希望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即将来临之时，不要忘记在百年前为中国现代政治奋斗的前贤们，更希望人们在观念上尽扫两千年专制皇权下形成的旧政治文化。

    延伸阅读

    《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上下册），傅国涌著，东方出版社2011年6月版，3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