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老公不要再磨了快进来:现代名家写景散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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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日》林遐
《落日》林遐 落日 林遐 我住在公社那间小楼，三面都是窗子。珠江三角夏天的傍晚，落日所有澄蓝天空上的白云，都染成了嫣红的彩霞。这时候，我那间小房间也就变成嫣红色的了。那嫣红色的彩霞几乎要从窗子里流进我的房间来。再加上树叶反射着一粒一粒的金光，再加上从海洋那里吹来的带湿意的风，这时候，可真舒适，真美呵！
那间小楼的前面不远就是紫日峰。说是峰，其实是很矮的。但是，登上峰顶，可以看脚下滚滚向大海流去的珠江；可以看二十公里外的广州市的轮廓外景；还可以把全公社各个大队的村落、河湾、田野，尽收眼底。好久了，我就想在傍晚攀到峰顶，去看一看这落日怎样把满天的云彩染成嫣红，去看一看在这嫣红的晚霞照耀下，所有这些景物到底有多光彩，有多壮丽。
那一天，我独自一个人终于从一条小路攀上了峰的最高处。我去的时候，正是落日迅速往下沉落的时候。象是怕赶不上什么隆重的典礼一样，我急忙忙地往上攀登，而且攀登一会儿就一回头，生怕在这攀登的当儿，落日沉落珠江，晚霞失掉光彩。还好，待我攀到峰顶，回过头去看西天那轮圆日时，它正放射着万道光芒悬在明镜也似的珠江上空。江和天的涯际，正是笼罩在苍茫暮色中的广州。望过去，影影绰绰，顿添上一笔浓浓的神话色彩。这时候，这江和天的涯际，这影影绰绰的广州上空，正横列着无限远的一条一条泛白色的云彩，它们无限远地伸张着，很使着无限远的一条一条泛白色的云彩，它们无限远地伸张着，很使人想起庄子《逍遥游》里的大鹏，这云彩，正是它的翅膀。但是，就在这一瞬间，这翅膀变成金黄的了。近落日处，那金黄是被火烧一样的；远处，是深色的；再远处，是淡色的。这时候，在那影影绰绰的地方，我仿佛看见一串一串绿珍珠似的灯亮着了，那雾气中的绿色，和着这深淡相间的黄金色，只有用绚烂，灿然，光彩这样一类的字眼才能形容它的万一。我仰起头来，看天空正顶着几朵乌云，呆痴痴的，沉闷闷的，可真煞风景。但是，正在我埋怨它们时，那落日也正忙着把它的光辉染在它们的身上，只见它们的边缘渐渐地都被黄金镶起来了（多象爱美的女人的衣饰），渐渐地，它们的中间也被黄金染透了。正在这时候，海洋上刮来的风越刮越起劲了，这乌云，经不住这海风猛力地吹，竟保持不住它的庄重，扳不住它的沉闷的面孔，一下子风流云散，象扯絮似的散在澄蓝的，象海一样的天空里了。风流云散处，几颗明亮的星子闪烁着初显光辉。这峰顶上，有着很多树木，有攀天擎日的松树，有窈窕多姿的柠檬桉，有亭亭玉立的梧桐。这时候，它们都分润着落日的光辉，在叶子的闪烁出一粒一粒金色的火花，那海风，径自一个劲儿地把它们向落日的方向吹，那树叶子，颤抖着，喧嚣着，躬着腰儿，带着欢乐，感激落日这一天的给予。这时候，珠江的水涌起了微微波澜，在它那贮满黄金的怀里，带帆的和不带帆的渔船，往来奔波，你分不清它们是刚出发还是渔罢归航。花尾渡顺流而下，在一片澄黄的天地中，渡船的周身都亮起了银白的灯光，乍望去象是遗失在江里的一条闪闪发光的项链。江上，从花尾渡飘起悠扬的音乐，它顺风飘扬，从东而西，从下而上，顿然间响彻满江，满岸，满峰，满天地。
一个不留神，落日栽到了江水深处。它一落，那黄金就马上变成嫣红了。那江和天的涯涂满了嫣红；那影影绰绰的广州市罩满了嫣红；那刚才扯成了扯絮的乌云也变成了嫣红。这时候，所有的树木，所有的原野，所有的江水，帆樯，人物，都象轻纱似的被笼在嫣红里了。只有那高高的没有云彩的天空隙处，才不为嫣红所动，变得更纯，更深，更青。
这时候，村落里窗上的灯光亮了；江里渔船上的灯光亮了；遥远的广州市的上空，腾起了一片为灯光所凝聚的光辉，几乎把天和江的涯际的嫣红冲散。在这嫣红的天地里，我知道，炊烟落处，弥漫了饭香和菜香；人们在劳动了一天后用江水冲散了一天的疲劳和汗液；每一扇窗子的灯光下面有着笑语、闲谈、歌声。而在广州，马路上亮满了灯光，人们换上轻飘飘的衣裳，在马路上，在剧院里，在茶楼上，消遣自己的夜晚。所以，和着这嫣红，落日，澄清的天空，闪烁的灯火，使我联想起来的是温柔，是安慰，是和平，是休息，是姿色妩媚的少女风姿，是音色宁静的轻音乐。再想下去，就是明天，就是日出，就又是满天云霞。……
暮色越来越重，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想古时候那些诗人们关于落日、黄昏的咏唱上去了。他们几乎都是借落日（他们叫做夕阳）来发泄自己的哀伤，自己的没落，自己的孤独以及诸如此类的情绪。到了李商隐，吟出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那可真算到了用没落心情咏落日极致。把落日，黄昏，颓垣，败柳，视为一种衰落的美，并且把它们和自己的伤感、没落等情绪结合起来，这几乎是多少年来唯心主义美学的一条定则。不独中国人如此，外国人也是如此。我记起十九世纪的法国诗人玛拉美就说过一段非常典型的话。他说：“我爱上了的种种，皆可一言以蔽之曰：衰落。所以，一年之中，我偏好的季节，是盛夏已阑，清秋将至的日子；一日这中，我散步的时间，是太阳快下去了，依依不舍的把黄铜色的光线照在灰墙上，把红铜色照在瓦片上的一刻儿。”我还记得，他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做《秋天的哀刻怨》，从题目到内容，真可说是把颓废的思想披露的淋漓尽致，他是那些喜欢“衰落”美的人们的代言人。我们的时代不同了，我人应该歌咏日出，歌咏早晨，歌咏一切刚刚开始、刚刚萌芽的新生的东西，对于一切衰落，我们应该摈弃。但是，我们如果仍旧把衰落和落日，和黄昏联系起来，而且认为它们是一种天然的联系，那我坐在这紫日峰顶，可真要替这落日，这黄昏叫一声屈。因为我分明看到了它们的黄金的壮丽，嫣红的温柔，而且我分明从它们那里看到我们幸福的生活另一方面……
坐在峰顶，尽自冥想着，落日早已沉落得没一点声息，天的涯际的一点嫣红也早已消逝得没一点痕迹。那村落里，渔船上的灯光更明亮了，那澄青的天空更宁静更深邃了，星子撒满天空，暮色太深了。我得赶紧下山，今晚没有月亮，不然，就看不见下山的路了。
1962年，9，3，大石小楼 作者简介：林遐（1921——1970）当代作家。原名江林。河北省束鹿县白龙邱村人。小时当过学徒、店员。1943年开始写作。1947年考入南开大学英文系半工半读。1848年加中国共产党。后随军南下至广州。曾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南方日报》社、《上游》杂志社工作。1960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曾任作协广东分理事。1965年到《羊城晚报》社任秘书长。他的主要作品有：散文集《风雷小记》、《山水阳光》、《撑渡阿婷》；剧本《船在航行》。此外还有些未编集的散文。作品风格清丽，富有地方色彩。
《落马》高洪波
《落马》高洪波 落马 高洪波 从小在科尔沁草原上长大，可惜从来没骑过马。
从没骑马的原因很简单，一是住在县城里，没马可骑；二是从打记事起耳朵听的全是烈马拖死骑手的故事，害怕。
后来走南闯北，远离了故乡，在云南入伍，到京城定居，与自行车形影不离，与骏马则成为遥远的思念。
不过要说骑马的经历从未有过，也不准确。北京有一处叫做十渡的风景点，可以骑马照相，若干年前我骑上马背，留下过气概不凡的英雄姿态，那一次是一匹枣红马，站在十渡的河滩上，感觉不坏；还有一次是远在甘肃，在“西出阳关”的典故源头，背景是坍塌的烽火台，以及无尽的大漠戈壁滩，我骑在一匹白马上，不但照了相，还走了几十米，感觉仍然不坏。
再往历史的纵深处追寻我的骑马史，就是母亲的叙说了：在母亲怀着我时的某一次骑马，马惊人落，那马踏在母亲胸口上，蹄子若踏下二寸，我可能早就不会坐在这里写什么关于落马的文字了。当时我七个月，虽未来到这个美好的世界，但按照人道主义及人权主义的解释，我已具有一个人的权利，故而我骑马的历史已有四十四年，落马的历史与其同步。
最近的一次骑马是1995年8月26日，落马亦在此时。地点在故乡科尔沁草原，著名的风景点大青沟。
我此次回故乡，专程为的是一位蒙古族军旅作家巴根的长篇小说《成吉思汗》而来，来去匆匆；来科尔沁草原之前，我在长春参加一个与农村题材的文艺创作有关的研讨会，这个会上午闭幕，中午我就驱车赶赴哲里木盟的首府通辽。巴根是该地武警支队的上校政委，以写《僧格林沁亲王》而著称，在北京曾专门组织过这部书的研讨会，及至到第二部《成吉思汗》，我们就索性出关一回。同时出关的，还有我的老领导、文艺报前主编谢永旺、老朋友雷达及蒙古族评论家特·赛音巴雅尔。
巴根的《成吉思汗》讨论得很成功，热烈、认真且深刻，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讨论过后有一日空暇，老谢与雷达没到过大草原，东道主拉上他们奔向扎鲁特旗，说那里有地道的草原风光让他们欣赏；我则提出一走大青沟，因为从不少人笔下读到过大青沟的奇特，说是大漠中横切出一条深达百米的沟壑，绵延几十里，直通辽宁地界，沟里溪水潺潺，林木蓊郁，风景十分奇丽。
于是兵分两路。
大青沟的确名不虚传，它事实上是地壳运动中形成的一种特殊地貌，从沟沿上向下探望，不见沟底深与浅，但闻人声传出来，我到过长白山的地下火山，与大青沟的地形十分相近。秋日的大青沟，青得异常彻底，知名或不知名的树木，密匝匝拥成绿的营垒，绿色成团地从地下涌上来，与蓝天接壤处，泅染成起伏有致的一条界线，如齐白石勾勒的苍劲有力的线条。青与绿，愈到近处愈分明。及至沿阶而下，刚走数步，清冷的气息便包围了你，青与绿的颜色具有了可感触、可呼吸的意蕴。
大青沟的确妙不可言。
我们一行五人，上有老，下有小，老者为我的父执辈、原哲盟文化处长赵长青，他写过大青沟的四季散文，我称他为“大青沟沟主”。小者为蒙古族女诗人白晶，加上少壮派乌力吉，一位武警驾驶员、英俊的蒙族小伙子，《天骄》副主编、小说家杨文环。我们深入沟底没多远，便不肯再走，坐在一处林间空地上聊天，继而野餐，赵长青叔叔聊的是自己14岁时遇到苏联红军（俗称“老毛子”）的惊险故事，我谈的则是不久前走访台湾金门的趣闻，一历史，一现实，加上滋味醇厚的“大青沟”牌白酒，落马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出得大青沟，只见三五成群的蒙古马，马旁有女骑手执缰，大声且热情地邀你骑乘。趁酒兴骑上一匹栗色马，马主人、一位东北口音的农村妇女递过马鞭，说我这马可听话了，“大叔你慢慢骑——”“大叔”叫得真亲切，透着乡情野趣。乌力吉早已扬鞭，他骑术精当，一看就是好把式；白晶也骑上一匹红马，她虽为蒙古人，却也是首次骑马，那马竟不肯走，俗称“欺生”；杨文环与赵长青叔叔不肯上马，只在一旁欣赏。我骑了三圈，感觉尚好，只是身体与马的动作协调不起来，有颠簸之感。
栗色马突然停住，前面是白晶和她的马，我挥起马鞭，替白晶赶马；我的马竟猛然一蹿，继而一停，我失去重心，一下子从马脖子上滚落。由于右脚插入马镫过深，急切间抽不出腿，于是只好用力抱住马脖子，死活不敢松手——刹那间我只看到马的温和的长脸，我从没有这样近距离地仰视过一匹马的脸！我相信此时我的眼睛里一定充满了绝望。只要栗色马向前跑一步，我肯定抱不住它的脖颈，马蹄定然会踏过我的胸膛，此时我仿佛已经感觉到了那马蹄子的坚硬与沉重……
然而栗色马一动也不动，四只蹄子稳稳地钉在草地上。我的满口酒气喷了它一脸，它亲切而温和地忍耐着，我敢肯定这是一匹有灵气的马儿，它知道每逢有这粗鲁而古怪的气味飘来时，骑手大多会出现落马的结果，它见怪不怪，浑似一位草原上的哲人智者。而且我相信如果这匹马会说话，一定会向我建议道：“您允许我学习笨骆驼的卧倒方式，让您安全着陆吗？！”
三天前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看电影，张瑜主演的《太阳有耳》，最后一幕就是女主角骑在一匹骏马上，把自己那位土匪兼军阀的情人活活拖死，那男主角的一只右脚插在马镫子里，至死也没有解脱。
我的落马，却有惊无险。全怪那一瓶“大青沟”酒。
平生第一次落马，落在故乡的草原上。一次晕眩而独特的跌落，恐惧混杂着惶惑甚至几分羞愧的挣扎，更难忘的，是那匹温驯而知趣的栗色马。
我错就错在不该举起鞭子……
《庐山游记》丰子恺
《庐山游记》丰子恺 庐山游记 丰子恺 一、江行观感 译完了柯罗连科的《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第一卷三十万字之后，原定全家出门旅行一次，目的地是庐山。脱稿前一星期已经有点心不在镐；合译者一吟的心恐怕早已上山，每天休息的时候搁下译笔（我们是父女两人逐句协商，由她执笔的），就打电话探问九江船期。终于在寄出稿件后三天的七月廿六日清晨，父母子女及一外孙一行五人登上了江新轮船。
胜利还乡时全家由陇海路转汉口，在汉口搭轮船返沪之后，十年来不曾乘过江轮。菲君（外孙）还是初次看见长江。站在船头甲板上的晨曦中和壮丽的上海告别，乘风破浪溯江而上的时候，大家脸上显出欢喜幸福的表情。我们占居两个半房间：一吟和她母亲共一间，菲君和他小娘舅新枚共一间，我和一位铁工厂工程师吴君共一间。这位工程师熟悉上海情形，和我一见如故，替我说明吴淞口一带种种新建设，使我的行色更壮。
江新轮的休息室非常漂亮：四周许多沙发，中间好几副桌椅，上面七八架电风扇，地板上走路要谨防滑交。我在壁上的照片中看到：这轮船原是初解放时被敌机炸沉，后来捞起重修，不久以前才复航的。一张照片是刚刚捞起的破碎不全的船壳，另一张照片是重修完竣后的崭新的江新轮，就是我现在乘着的江新轮。我感到一种骄傲，替不屈不挠的劳动人民感到骄傲。
新枚和他的捷克制的手风琴，一日也舍不得分离，背着它游庐山。手风琴的音色清朗象竖琴，富丽象钢琴，在云山苍苍、江水泱泱的环境中奏起悠扬的曲调来，真有“高山流水”之概。我呷着啤酒听赏了一会，不觉叩舷而歌，歌的是十二三岁时在故乡石门湾小学校里学过的、沈心工先生所作的扬子江歌： 长长长，亚洲第一大水扬子江。源青海兮峡瞿塘，蜿蜒腾蛟蟒。滚滚下荆扬，千里一泻黄海黄。润我祖国千秋万岁历史之荣光。
反复唱了几遍，再教手风琴依歌而和之，觉得这歌曲实在很好；今天在这里唱，比半世纪以前在小学校里唱的时候感动更深。这歌词完全是中国风的，句句切题，描写得很扼要；句句叶音，都叶得很自然。新时代的学校唱歌中，这样好的歌曲恐怕不多呢。因此我在甲板上热爱地重温这儿时旧曲。不过在这里奏乐、唱歌，甚至谈话，常常有美中不足之感。你道为何：各处的扩音机声音太响，而且广播的时间太多，差不多终日不息。我的房间门口正好装着一个喇叭，倘使镇日坐在门口，耳朵说不定会震聋。这设备本来很好：报告船行情况，通知开饭时间，招领失物，对旅客都有益。然而报告通知之外不断地大声演奏各种流行唱片，声音压倒一切，强迫大家听赏，这过分的盛意实在难于领受。我常常想向轮船当局提个意见，希望广播轻些，少些。然而不知为什么，大概是生怕多数人喜欢这一套吧，终于没有提。
轮船在沿江好几个码头停泊一二小时。我们上岸散步的有三处：南京、芜湖、安庆。好象有一根无形的绳索系在身上，大家不敢走远去，只在码头附近闲步闲眺，买些食物或纪念品。南京真是一个引人怀古的地方，我踏上它的土地，立刻神往到六朝、三国、春秋吴越的远古，阖闾、夫差、孙权、周郎、梁武帝、陈后主……都闪现在眼前。望见一座青山，啊，这大约就是诸葛亮所望过的龙蟠钟山吧！偶然看见一家店铺的门牌上写着邯郸路，邯郸这两个字又多么引人怀古！我买了一把小刀作为南京纪念，拿回船上，同舟的朋友说这是上海来的。
芜湖轮船码头附近没有市街，沿江一条崎岖不平的马路旁边摆着许多摊头。我在马路尽头的一副担子上吃了一碗豆腐花就回船。安庆的码头附近很热闹。我们上岸，从人丛中挤出，走进一条小街，逶迤曲折地走到了一条大街上，在一爿杂货铺里买了许多纪念品，不管它们是哪里来的。在安庆的小街里许多人家的门前，我看到了一种平生没有见过的家具，这便是婴孩用的坐车。这坐车是圆柱形的，上面一个圆圈，下面一个底盘，四根柱子把圆圈和底盘连接；中间一个坐位，婴儿坐在这坐位上；底盘下面有四个轮子，便于推动。坐位前面有一个特别装置：二三寸阔的一条小板，斜斜地装在坐位和底盘上，与底盘成四五十度角，小板两旁有高起的边，仿佛小人国里的儿童公园里的滑梯。我初见时不解这滑梯的意义，一想就恍然大悟了它的妙用。记得我婴孩时候是站立桶的。这立桶比桌面高，四周是板，中间有一只抽斗，我的手靠在桶口上，脚就站在抽斗里。抽斗底上有桂圆大的许多洞，抽斗下面桶底上放着灰箩，妙用就在这里。然而安庆的坐车比较起我们石门湾的立桶来高明得多。这装置大约是这里的子烦恼的劳动妇女所发明的吧？安庆子烦恼的人大约较多，刚才我挤出码头的时候，就看见许多五六岁甚至三四岁的小孩子。这些小孩子大约是从子烦恼的人家溢出到码头上来的。我想起了久不见面的邵力子先生。
轮船里的日子比平居的日子长得多。在轮船里住了三天两夜，胜如平居一年半截，所有的地方都熟悉，外加认识了不少新朋友。然而这还是庐山之游的前奏曲。踏上九江的土地的时候，又感到一种新的兴奋，仿佛在音乐会里听完了一个节目而开始再听另一个新节目似的。
二、九江印象 九江是一个可爱的地方，虽然天气热到九十五度，还是可爱。我们一到招待所，听说上山车子挤，要宿两晚才有车。我们有了细看九江的机会。
“家临九江水，来去九江侧。同是长于人，生小不相识。”（崔颢）“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白居易）常常替诗人当模特儿的九江，受了诗的美化，到一千多年后的今天风韵犹存。街道清洁，市容整齐；遥望岗峦起伏的庐山，仿佛南北高峰；那甘棠湖正是具体而微的西湖，九江居然是一个小杭州。但这还在其次。九江的男男女女，大都仪容端正。极少有奇形怪状的人物。尤其是妇女们，无论群集在甘棠湖边洗衣服的女子，提着筐挑着担在街上赶路的女子，一个个相貌端正，衣衫整洁，其中没有西施，但也没有嫫母。她们好象都是学校里的女学生。但这也还在其次。九江的人态度都很和平，对外来人尤其客气。这一点最为可贵。二十年前我逃难经过江西的时候，有一个逃难伴侣告诉我：“江西人好客。”当时我扶老携幼在萍乡息足一个多月，深深地感到这句话的正确。这并非由于萍乡的地主（这地主是本地人的意思）夫妇都是我的学生的原故，也并非由于“到处儿童识姓名”（马一浮先生赠诗中语）的原故。不管相识不相识，萍乡人一概殷勤招待。如今我到九江，二十年前的旧印象立刻复活起来。我们在九江，大街小巷都跑过，南浔铁路的火车站也到过。我仔细留意，到处都度着和平的生活，绝不闻相打相骂的声音。向人问路，他恨不得把你送到了目的地。我常常惊讶地域区别对风俗人情的影响的伟大。萍乡和九江，相去很远。然而同在江西省的区域之内，其风俗人情就有共通之点。我觉得江西人的“好客”确是一种美德，是值得表扬，值得学习的。我说九江是一个可爱的地方，主要点正在于此。
九江街上瓷器店特别多，除了瓷器店之外还有许多瓷器摊头。瓷器之中除了日用瓷器之外还有许多瓷器玩具：猫、狗、鸡、鸭、兔、牛、马、儿童人像、妇女人像、骑马人像、罗汉像、寿星像，各种各样都有，而且大都是上彩釉的。这使我联想起无锡来。无锡惠山等处有许多泥玩具店，也有各种各样的形象，也都是施彩色的。所异者，瓷和泥质地不同而已。在这种玩具中，可以窥见中国手艺工人的智巧。他们都没有进过美术学校雕塑科，都没有学过素描基本练习，都没有学过艺用解剖学，全凭天生的智慧和熟练的技巧，刻划出种种形象来。这些形象大都肖似实物，大多姿态优美，神气活现。而瓷工比较起泥工来，据我猜想，更加复杂困难。因为泥质松脆，只能塑造像坐猫、蹲兔那样团块的形象。而瓷质坚致，马的四只脚也可以塑出。九江瓷器中的八骏，最能显示手艺工人的天才。那些马身高不过一寸半，或俯或仰，或立或行，骨胳都很正确，姿态都很活跃。我们买了许多，拿回寓中，陈列在桌子上仔细欣赏。唐朝的画家韩爸以画马著名于后世。我没有看见过韩爸的真迹，不知道他的平面造型艺术比较起江西手艺工人的立体造型艺术来高明多少。韩爸是在唐明皇的朝廷里做大宫的。那时候唐明皇有一个擅长画马的宫廷画家叫做陈闳。有一天唐明皇命令韩爸向陈闳学习画马。韩爸不奉诏，回答唐明皇说：“臣自有师。陛下内厩之马，皆臣师也。”我们江西的手艺工人，正同韩爸一样，没有进美术学校从师，就以民间野外的马为师，他们的技术是全靠平常对活马观察研究而进步起来的。我想唐朝时代民间一定也不乏象江西瓷器手艺工人那样聪明的人，教他们拿起画笔来未必不如韩爸。只因他们没有象韩爸那样做大官，不能获得皇帝的赏识，因此终身沉沦，湮没无闻；而韩爸独侥幸著名于后世。这样想来，社会制度不良的时代的美术史，完全是偶然形成的。
我们每人出一分钱，搭船到甘棠湖里的烟水亭去乘凉。这烟水亭建筑在象杭州西湖湖心亭那样的一个小岛上，四面是水，全靠渡船交通九江大陆。这小岛面积不及湖心亭之半，而树木甚多。树下设竹榻卖茶。我们躺在竹榻上喝茶，四面水光艳艳，风声猎猎，九十度以上的天气也不觉得热。有几个九江女郎也摆渡到这里的树荫底下来洗衣服。每一个女郎所在的岸边的水面上，都以这女郎为圆心而画出层层叠叠的半圆形的水浪纹，好象半张极大的留声机片。这光景真可入画。我躺在竹榻上，无意中举目正好望见庐山。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大概就是这种心境吧。预料明天这时光，一定已经身在山中，也许已经看到庐山真面目了。
三、庐山面目 “咫尺愁风雨，匡庐不可登。只疑云雾里，犹有六朝僧。”（钱起）这位唐朝诗人教我们“不可登”，我们没有听他的话，竟在两小时内乘汽车登上了匡庐。这两小时内气候由盛夏迅速进入了深秋。上汽车的时候九十五度，在汽车中先藏扇子，后添衣服，下汽车的时候不过七十几度了。赴第三招待所的汽车驶过正街闹市的时候，庐山给我的最初印象竟是桃源仙境：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茶馆、酒楼、百货之属；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不过他们看见了我们没有“乃大惊”，因为上山避暑休养的人很多，招待所满坑满谷，好容易留两个房间给我们住。庐山避暑胜地，果然名不虚传。这一天天气晴朗。凭窗远眺，但见近处古木参天，绿阴蔽日；远处岗峦起伏，白云出没。有时一带树林忽然不见，变成了一片云海；有时一片白云忽然消散，变成了许多楼台。正在凝望之间，一朵白云冉冉而来，攒进了我们的房间里。倘是幽人雅士，一定大开窗户，欢迎它进来共住；但我犹未免为俗人，连忙关窗谢客。我想，庐山真面目的不容易窥见，就为了这些白云在那里作怪。
庐山的名胜古迹很多，据说共有两百多处。但我们十天内游踪所到的地方，主要的就是小天池、花径、天桥、仙人洞、含鄱口、黄龙潭、乌龙潭等处而已。夏禹治水的时候曾经登大汉阳峰，周朝的匡俗曾经在这里隐居，晋朝的慧远法师曾经在东林寺门口种松树，王羲之曾经在归宗寺洗墨，陶渊明曾经在温泉附近的栗里村住家，李白曾经在五老峰下读书，白居易曾经在花径咏桃花，朱熹曾经在白鹿洞讲学，王阳明曾经在舍身岩散步，朱元璋和陈友谅曾经在天桥作战……古迹不可胜计。然而凭吊也颇伤脑筋，况且我又不是诗人，这些古迹不能激发我的灵感，跑去访寻也是枉然，所以除了乘便之外，大都没有专诚拜访。有时我的太太跟着孩子们去寻幽探险了，我独自高卧在海拔一千五百公尺的山楼上，看看庐山风景照片和导游之类的书，山光照槛，云树满窗，尘嚣绝迹，凉生枕簟，倒是真正的避暑。我看到天桥的照片，游兴发动起来，有一天就跟着孩子们去寻访。爬上断崖去的时候，一位挂着南京大学徽章的教授告诉我：“上面路很难走，老先生不必去吧。天桥的那条石头大概已经跌落，就只是这么一个断崖。”我抬头一看，果然和照片中所见不同：照片上是两个断崖相对，右面的断崖上伸出一根大石条来，伸向左面的断崖，但是没有达到，相距数尺，仿佛一脚可以跨过似的。然而实景中并没有石条，只是相距若干丈的两个断崖，我们所登的便是左面的断崖。我想：这地方叫做天桥，大概那根石条就是桥，如今桥已经跌落了，我们在断崖上坐看云起，卧听鸟鸣，又拍了几张照片，逍遥地步行回寓。晚餐的时候，我向管理局的同志探问这条桥何时跌落，他回答我说，本来没有桥，那照相是从某角度望去所见的光景。啊，我恍然大悟了：那位南京大学教授和我谈话的地方，即离开左面的断崖数十丈的地方，我的确看到有一根不很大的石条伸出在空中，照相镜头放在石条附近适当的地方，透视法就把石条和断崖之间的距离取消，拍下来的就是我所欣赏的照片。我略感不快，仿佛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广告的当。然而就照相术而论，我不能说它虚伪，只是“太”巧妙了些。天桥这个名字也古怪，没有桥为什么叫天桥？
含鄱口左望扬子江，右瞰鄱阳湖，天下壮观，不可不看。有一天我们果然爬上了最高峰的亭子里。然而白云作怪，密密层层地遮盖了江和湖，不肯给我们看。我们在亭子里吃茶，等候了好久，白云始终不散，望下去白茫茫的，一无所见。这时候有一个人手里拿一把芭蕉扇，走进亭子来。他听见我们五个人讲土白，就和我招呼，说是同乡。原来他是湖州人。我们石门湾靠近湖州边界，语音相似，我们就用土白同他谈起天来。土白实在痛快，个个字入木三分，极细致的思想感情也充分表达得出。这位湖州客也实在不俗，句句话都动听。他说他住在上海，到汉口去望儿子，归途在九江上岸，乘便一游庐山。我问他为什么带芭蕉扇，他回答说，这东西妙用无穷：热的时候扇风，太阳大的时候遮阴，下雨的时候代伞，休息的时候当坐垫，这好比济公活佛的芭蕉扇。因此后来我们谈起他的时候就称他为济公活佛。互相叙述游览经过的时候，他说他昨天上午才上山，知道正街上的馆子规定时间卖饭票，他就在十一点钟先买了饭票，然后买一瓶酒，跑到小天池，在革命烈士墓前奠了酒，游览了一番，然后拿了酒瓶回到馆子里来吃午饭，这顿午饭吃得真开心。这番话我也听得真开心。白云只管把扬子江和鄱阳湖封锁，死不肯给我们看。时候不早，汽车在山下等候，我们只得别了济公活佛回招待所去。此后济公活佛就变成了我们的谈话资料。姓名地址都没有问，再见的希望绝少，我们已经把他当作小说里的人物看待了。谁知天地之间事有凑巧：几天之后我们下山，在九江的浔庐餐厅吃饭的时候，济公活佛忽然又拿着芭蕉扇出现了。原来他也在九江候船返沪。我们又互相叙述别后游览经过。此公单枪匹马，深入不毛，所到的地方比我们多。我只记得他说有一次独自走到一个古塔的顶上，那里面跳出一只黄鼠狼来，他打湖州白说：“渠被俉吓了一吓，俉也被渠吓了一吓！”我觉得这简直是诗，不过没有叶韵。宋杨万里诗云：“意行偶到无人处，惊起山禽我亦惊。”岂不就是这种体验吗？现在有些白话诗不讲叶韵，就把白话写成每句一行，一个“但”字占一行，一个“不”也占一行，内容不知道说些什么，我真不懂。这时候我想：倘能说得象我们的济公活佛那样富有诗趣，不叶韵倒也没有什么。
在九江的浔庐餐厅吃饭，似乎同在上海差不多。山上的吃饭情况就不同：我们住的第三招待所离开正街有三四里路，四周毫无供给，吃饭势必包在招待所里。价钱很便宜，饭菜也很丰富。只是听凭配给，不能点菜，而且吃饭时间限定。原来这不是菜馆，是一个膳堂，仿佛学校的饭厅。我有四十年不过饭厅生活了，颇有返老还童之感。跑三四里路，正街上有一所菜馆。然而这菜馆也限定时间，而且供应量有限，若非趁早买票，难免枵腹游山。我们在轮船里的时候，吃饭分五六班，每班限定二十分钟，必须预先买票。膳厅里写明请勿喝酒。有一个乘客说：“吃饭是一件任务。”我想：轮船里地方小，人多，倒也难怪；山上游览之区，饮食一定便当。岂知山上的菜馆不见得比轮船里好些。我很希望下年这种办法加以改善。为什么呢，这到底是游览之区！并不是学校或学习班！人们长年劳动，难得游山玩水，游兴好的时候难免把吃饭延迟些，跑得肚饥的时候难免想吃些点心。名胜之区的饮食供应倘能满足游客的愿望，使大家能够畅游，岂不是美上加美呢？然而庐山给我的总是好感，在饮食方面也有好感：青岛啤酒开瓶的时候，白沫四散喷射，飞溅到几尺之外。我想，我在上海一向喝光明啤酒，原来青岛啤酒气足得多。回家赶快去买青岛啤酒，岂知开出来同光明啤酒一样，并无白沫飞溅。啊，原来是海拔一千五百公尺的气压的关系！庐山上的啤酒真好！
1965年9月作于上海
《庐山面目》丰子恺
《庐山面目》丰子恺 庐山面目 丰子恺 “咫尺愁风雨，匡庐不可登。只疑云雾时，犹有六朝僧。”（钱起）这位唐朝诗人我们“不可登”，我们没有听他的话，况在两小时内乘汽车登上了匡庐。这两小时内气候由盛夏迅速进入了深秋。上汽车的时候九十五度，在汽车中先藏扇子，后添衣服，下汽车的时候不过七十几度。赴第三招待所的汽车驶过正街闹市的时候，庐山给我的最初印象竟是桃源仙境：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茶馆酒楼，百货之属；黄发垂髫，并怡然扑克乐。不过他们看见了我们没有“乃大惊”，因为上山避暑休养自乐。不过他们看见了我们没有“乃大惊”，因为上山避暑休养人人很多，招待所满坑满谷，好容易留两个房间给我们住。庐山避暑胜地，果然名不虚传。这一天天气晴朗。凭窗远眺，但见近处古木参天，绿荫蔽日；远处岗峦起伏，白云出没。有时一带树林忽然不见，变成了一片白云冉冉而来，钻进了我们的房间里。倘是幽人雅士，一定大开窗户，欢迎它进来共住；但我犹未免为俗人，连忙关窗谢客。我想，庐山真面目的不容易窥见，就为了这些白云在那里作怪。
庐山的名胜古迹很多，据说共有两百多处。但我们十天内游踪所到的地方，主要的就是小天池、花径、天桥、仙人洞、含鄱口、黄龙潭，乌龙潭等处而已。夏禹治水的时候曾经登经登大汉阳峰，周朝的匡俗曾经在这里隐居，晋朝的慧远法师曾经有东林寺门口种松树，王羲之曾经在归宗寺洗墨，陶渊时曾经在温泉附近的栗里村住家，李白曾经在五老峰下读书，白居易曾经在花径咏桃花，朱熹曾经在白鹿洞讲学，王阳明曾经在舍身岩散步，朱元璋和陈友谅曾经在天桥作战……古迹不可计。然而凭吊也颇伤脑筋，况且我又不是诗人，这些古迹不能激发我的灵感，跑去访寻也是枉然，所以除了乘便之外，大都没有专诚拜访。有时我的太太跟着孩子们去寻幽探险了，我独自高卧在海拔一千五百公尺的山楼上看看庐山风景照片和导游之类的书，山光照槛，云树满窗，尘嚣绝迹，凉生枕簟，倒是真正的避暑。我看到天桥的照片，游兴发动起来，有一天就跟着孩子们去寻访。爬上断崖去的时候，一位挂着南京大学微章的教授告诉我：“上面路很难走，老先生不必去吧。天桥的那条石头大概已经跌落，就只是这么一个断崖。”我抬头一年，果然和照片中所见不同：照片上是两个断崖相对，右央的断崖上伸出一根大石条来，伸向左面的断崖，但是没有达到，相距数尺，仿佛一脚可以跨过似的。然而实景中并没有石条，只是相距若干丈的两个断崖，我们所登的便是左面的断崖。我想：这地方叫做天桥，大概那根石条就是桥，如今桥已经跌落了。我们在断岩上坐看云起，卧听鸟鸣，又拍了几张照片，逍遥地步行回寓。晚餐的时候，我向管理局的同志探问这条桥何时跌落，他回答我说，本来没有桥，那照相是从某角度望去所见的光景，啊，我恍然大悟了：那位南京大学教授和我谈话的地方，即离开左面的断崖数十丈的地方，我的确看到有一根不很大的石条伸出在空中，照相镜头放在石条附近适当的地方，透视法就把石条和断崖之间的距离取消，拍下来的就是我所欣赏的照片。我略感不快，仿佛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广告的当。然而就照相术而论，我不能说它虚伪，只 “太”巧妙了些。天桥这个名字也古怪，没有桥为什么叫天桥？
含鄱口左望扬子江，右瞰鄱阳湖，天下壮观，不可不看。有一天我们果然爬上了最高峰的亭子里，然而白云作怪，密密层层地遮盖了江和湖，不肯给我们看。我们在亭子里吃茶，等候了好久，白云始终不散，望下去白茫茫的，一无所见。这时候有一个人手里拿一把芭蕉扇，走进亭子来。他听见我们五个人讲土白，就和我招呼，说是同乡。原来他是湖州人，我们石门湾靠近湖州边界，语音相似。我们就用土白同他谈起天来。土白实在痛快，个个字入木三分，极细致的思想感情也充分表达得出。这位湖州客也实在不俗，句句都动听。他说他住在上海，到汉口去望儿子，归途在九江上岸，乘便一游庐山。我问他为什么带芭蕉扇，他回答说，这东西妙用无穷：热的时候扇风，太阳大的时候遮阴，下雨的时候代伞，休息的时候当坐垫，这好比济公活佛的芭蕉扇。因此后业我们谈起他的时候就称他为“济公活佛”。互相叙述游览经过的时候，他说他昨天上午才上山，知道正街上的馆子规定时间卖饭票，他就在十一点钟先买了饭票，然后拿了酒瓶回到馆子里来吃午饭，这顿午饭吃得真开心。这番话我也听得真开心。白云只管把扬子江和鄱阳湖封锁，死不肯给我们看。时候不早，汽车在山下等候，我们只得别了济公活佛回招待所去。此后济公佛就变成了我们的谈话资料。姓名地址都没有问，再见的希望绝少，我们已经把他当作小说里的人物看待了。谁知天地之间事有凑巧：几天之后我们下山，在九江的浔庐餐厅吃饭的时候，济公活佛忽然又拿着芭蕉扇出现了。原来他也在九江候船返沪。我们又互相叙述别后游览经过。此公单枪匹马，深入不毛，所到的地方比我们多得多。我只记得他说有一次独自走到一个古塔的顶上，那里面跳出一只黄鼠狼来，他打湖州白说：“渠被吾吓了一吓，吾也被渠吓了一吓！”我觉得这简直是诗，不过没有叶韵。宋杨万里诗云：“意行偶到无人处，惊起山禽我亦惊。”岂不就是这种体验吗？现在有些白话诗不讲叶韵，就把白话写成每句一行，一个“但”字占一行，一个“不”字也占一行，内容不知道说些什么，我真不懂。这时候我想：倘能说得象我们的济公活佛那样富有诗趣，不叶韵倒也没有什么。
在九江的浔庐餐厅吃饭，似乎同在上海差不多。山上的吃饭情况就不同：我们住的第三招待所离开正街有三四里路，四周毫无供给，吃饭势必包在招待所里。价钱很便宜，饭菜也很丰富。只是听凭配给，不能点菜，而且吃饭时间限定。原来这不是菜馆，是一个膳堂，仿佛学校的饭厅。我有四十年不过饭厅生活了，颇有返老还童之感。跑三四里路，正街上有一所菜馆。然而这菜馆也限定时间，而且供应量很有限，若非趁早买票，难免枵腹游山。我们在轮船里的时候，吃饭分五六班，每班限定二十分钟，必须预先买票。膳厅晨写明请勿喝酒。有一个乘客说：“吃饭是一件任务。”我想：轮船里地方小，人多，倒也难怪；山上游览之区！并不是学校或学习班！人们长年劳动，难得游山玩水，游兴好的时候难免把吃饭延迟些，跑得肚饥的时候难免想吃些点心。名胜之区的饮食倘能满足游客的愿望，使大学能够畅游，岂不是美上加美呢？然而庐山给我的总是好感，在饮食方面也有好感：青岛啤酒开瓶的时候，白沫四散喷射，飞溅到几尺之外。我想，我在上海一向喝光明啤酒，原来青岛啤酒气足得多。回家赶快去买青岛啤酒，岂知开出来同光明啤酒一样，并无白沫飞溅。啊，原来是海拔一千五百公尺的气压的关系！庐山上的啤酒真好！
1956年9月作于上海 作者简介：丰子恺（1898——1975）现代著名画家、文学家、美术和音乐教育家，文学翻译家。浙江桐乡县石门湾人。早年曾从李叔同学绘画、音乐。1921年去日本留学。回国先后在上海、浙江、重庆等地从事美术和音乐教学。受有佛教影响，作《护生画集》，寓以佛家护生戒杀之旨。“五四”运动后，即进行漫画创作。早期漫画多暴露旧中国的黑暗，后期常作古诗新画，并常作古诗新画，并常把儿童生活作题材，自谓“要沟通文学及绘画的关系。”有《锣鼓响》等作品。1948年出版《子恺漫画集》（全六册）。他的画造型简括，画风朴实，受日本画家竹入梦二的影响。解放后，曾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等。作有《庆千秋》、《饮水思源》等具有新意的作品。著有《音乐入门》、《西洋美术史》、《猎人日记》等多种。擅散文和诗词，隽永疏朗，别有一体，有散文集《缘缘堂随笔》等。
《六榕寺里一花塔》钟树梁
《六榕寺里一花塔》钟树梁 六榕寺里一花塔 钟树梁 广州市的榕树特别多，这是构成南国风光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山纪念堂和流花公园里榕树蔽天成幕、荫地无隙，尤其令人留连。可是以“六榕”命名的“六榕寺”里却没有一棵榕树。
六榕寺在朝阳北路西面，距我的住地不远，可以望见寺内塔尖。我走到寺门前小立。门额两字“六榕”，端厚而有韵度，望而知为大苏手笔。寺门有七字联语，其下联是：“六榕无树记东坡”，这不是明白告诉游人，寺内没有榕树吗。原来苏武在北宋年间因贬滴经过此地时，曾见寺内有环植的六棵榕树，所以欣然留下“六榕”二字，后来这六棵榕树同苏东坡一样，早已“羽化登仙”了。现在寺内还有苏拭所题“六溶”的碑，有清代嘉庆时王文浩的跋语。另有苏轼的“笠屐像”。
寺内没有六榕，却有菩提一树。菩提树枝高叶密，洁净葱茏。这棵禅门嘉树，遥对着寺内古塔。相形之下，菩提树素朴，而古塔花枝招展；菩提树已经很高，而古塔比它还高，长身玉立，迥出尘表；菩提树下只有一二游憩的人，而古塔的各层都站满了红男绿女。
这座佛寺是梁武帝大同三年（公元537年）创建，原名主庄严寺。这塔原名舍利塔，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虽在宋代毁后重建，但塔的结构和基础是没有变的。塔是楼阁式的砖木结构，平面呈八角形，外观九级，内分十七层，全高五十七米有余。塔顶还竖立了元朝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铸造的千佛铜柱，闪闪有光。塔的各级是绿瓦、黄檐、朱柱、白壁，配以九八七十二个铜铃，五彩缤纷，宛如花树一般，所以又名花塔。花塔挺秀于六榕寺里，五羊城中，俏丽而不失庄严，坚实而不掩玲珑，更增南国风光之美。
我们的祖国真伟大，只说塔，全国各地，不知若干，千姿百态，无一雷同。南京的“灵谷”，西安的“大雁”，杭州的“****”，苏州的“北寺”等，我都—一攀登过，今天却又瞻仰了我绝对想象不到的“花塔”。古刹浮图，也要百花齐放；各具丰标。我思古人，既有不怕困难的坚强意志，又有别开生面的独创精神。
一阵暴雨忽然而来，打断了我的思路，却展示给我一幅奇景：大雨排檐，似落地水精帘子，我站在“帘”内再望花塔，雨雾像轻纱笼罩塔身，水精帘似琉璃高张净土，晶莹而又迷蒙，真是美极了！灵机一动，我把李白的两句五言诗改几个字来形容、赞美它，这便是：却挂水精帘，玲珑望花。
1982年5月游，1982年冬写
《留在阳光里的辙印》王兰玲
《留在阳光里的辙印》王兰玲 留在阳光里的辙印 王兰玲 八月的敦煌，太阳的城。极强的日照如水一样直泻下来，把古城泼映得鲜亮明净。随期而至的旅游者更是往来穿梭，人潮迭起。
乘机自东向西飞来，从高空俯视下去，浩瀚的沙漠戈壁上渐渐浮现出一座绿色小岛，让人惊诧这小岛顽强的生命力，更让人惊诧这丝绸古道上的小城历经千年而不衰的魅力。无数的中国人、外国人；饱学的智者、好奇的游人、虔诚的信徒；各类绝然不同的人，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不惜长途跋涉的艰辛劳顿，以每日数千人的流量拥向敦煌，期望着透过这扇神秘的窗口，捕捉和追索纷繁的历史演变，窥视艺术圣殿的辉煌壮丽……
东方大佛 莫高窟，是敦煌的一顶金冠。
一到这里人们便发现，莫高窟打破了中国传统建筑坐北向南的格局，所有的窟门都朝着东方。每天最先迎到太阳的是九层阁。它雄踞窟区之上，成为莫高窟外部建筑最突出的标志。但九层阁没有司空见惯的雕梁画栋、描金彩绘，自自然然地呈现出棕红的土木本色，脱尽俗气，使得本质结构与石窟更加浑然一体。台阁层层叠叠，依崖而起，比崖而高，飞檐铁马，造型奇伟壮观，古朴庄重，令人肃然。
沿着经过加固修整过的栈道，穿过曲折陡峭的山崖，登上九层阁的最高处，眼前豁然现出一个巨大的洞窟，窟内端然坐着一尊高达三十三米的释迦牟尼塑像。与莫高窟浩如烟海的壁画和其他文物珍品比起来，人们对莫高窟像的注意力似乎还不那么集中。实际上，作为敦煌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塑像，在艺术造诣上与壁画是同等卓绝惊人的。这尊大佛塑于盛唐年间，历时二十年方才完工。佛体与整座山体等高，山有多高，佛有多大；游人站在九层阁上，不过平视佛的唇部。如此浩大的规模，壮阔的气势，当与四川乐山大佛并论。而这尊大佛又集中了敦煌彩塑艺术发展到黄金时期的许多特征和精粹。其精美绝伦，更为全国大佛中所仅见！
大佛一扫敦煌早期塑像结构不当、神情呆板、线条单一等诸多不足，巧妙地利用山体的自然态势，布局得当，比例协调，线条流畅自然，整体造型敦朴、丰满、雍容而堂皇。再仔细端详大佛面部的组合，五官皆有变形，细微处多见夸张：凤眼微阖，眼裂几乎长达鬓，却让人感到眉清目爽，恰到好处。鼻梁挺拔、俊俏。最引人注目的是嘴的造型。那聪明的古代雕塑家根据洞窟内光线及透视关系的需要，特别强调了下唇，有意让下唇凸起于上唇，并且在下唇线上形成一道明显外翻的坡坎。这种奇特大胆的构想和塑造，简直令人称奇叫绝！从远处看起来，大佛嘴唇线条清晰、柔和，嘴形圆润而饱满，似充溢和涌动着生命的活力。嘴角微翘，似沉思，又似微笑，使大佛丰腴的脸庞益发生动传神、光彩照人，于明哲睿智中透露出慈善可亲。这哪里是什么佛？分明是一位血肉丰满、聪慧、美丽、端庄的东方女性！望着这大佛，能使人想起自己尊崇的长者，联想到生活中许多熟悉的面孔，甚至让人觉得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就是忠厚诚实的敦煌人。这大佛的成功之处，它不朽的艺术魅力，正在于“人”的尊严的升值，在于对生命的永恒的赞美。“人们的愿望是怎样的，他们的神便是怎样的”，不是么？
然而，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在大佛面颊正中“毫光”之上，有一个难看的洞眼。据说这是当年流亡在敦煌的沙俄军队中的一个恶棍，不知出于一种什么样的阴暗心理，就站在九层阁这个地方，朝大佛额头开了一枪，留下了这个罪恶的印记。当地老乡说，枪声响后，大佛额头上立时涌出了血，现在还看得到血痕。仔细看看大佛鼻下嘴下果然有些黑色的流迹。显然，这是一种附会的说法。大佛脸上那些黑道不过是残留在面部阴凹处的已经氧化变色的原彩绘罢了。然而，这传说表达出一种情绪，那就是对于近百年来盗窃和毁坏敦煌瑰宝的盗贼们的强烈义愤。
莫高窟，是中国古老文化的骄傲，但它也给中国人留下了那么多惨痛的记忆。从前秦开窟起，在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演变中，莫高窟有过兴盛和繁荣，但更多的是厄运不断。直到解放大军开进敦煌，才结束了莫高窟的劫难，使它获得新生。
今天的莫高窟，作为宗教圣地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了，而它的艺术生命正放射出炫目的光彩。九层阁的大佛日日面对太阳打坐，雍容大度，仪态万方，宛若一座东方的美神。它若果有灵性，一定会察觉到，今天、今后的敦煌将更加博大而辉煌。
太阳，将还给你一座新的沙山 敦煌的傍晚是属于鸣沙山的。
在白日强光下奔波了一天的游人们，此刻又追着夕阳，纷纷拥向城南十里外的鸣沙山。夕阳下的鸣沙山，简直如一连串神奇灿烂的金字塔。阳光如一面魔镜，把起伏的沙山勾勒出明暗反差极强的轮廓，形成一系列变化无穷的、巨大的直角、斜面以及圆弧。面对着这些巍峨耸立的见棱见角、刀削斧砍的沙山，恐怕世界上最好的画家也会为这线的变幻感到困惑和茫然。
这沙山似有一种莫名的诱惑力，一直到它，游人们立刻忘乎所以，童心大发。不论老少，不论男女，一瞬间，什么等级尊严，地位面子，世俗的偏见和羞涩顾忌，一古脑儿丢进了爪洼国。一个个扒掉鞋袜，打起赤脚，在温暖松软的沙地上随兴所至地奔跑嬉闹起来，尽兴地回味和享受着儿时的欢乐。来自异国远道的游人们，更是不肯错失良机，争相去骑骆驼。夕阳下，一支支奇异的驼队，沐着阳光，步着金沙，驼铃悠悠，情高致远，倒颇能领略到许多探古猎奇的雅趣！
陡峭的鸣沙山峰顶上，早已是人头涌动。捷足先登的人们如胜利之师般乌压压铺满了整座山头：朝着山下相识的、不相识的攀登者招手、呐喊、打口哨。阳光在密密麻麻的人群背后闪着耀眼的金光，形成一种罕见的逆光剪影效果，仿佛这些凡体肉胎忽而一起化作周体放光的神灵。
原本只有层层细细波纹的沙山平面上，此刻留下了一行行深深的足迹，像朵朵水漩，也像一个个拖着小尾巴的逗号，在阳光的折射下明明暗暗地闪烁着光亮。游人们踏着前人的足迹，奋力地向上攀登。沙山如直立的刀刃，流沙如水，迈出去一步滑下去半步，步步艰难。然而没有谁肯中途退下山去。素不相识的人们互相打趣、鼓励。不知怎样一来，漫山上下不分国籍、人种，彼此皆亲如故人了。
在这支随意组成的攀登队伍中，有一位身材颀长、碧眼金发的英国小伙子引起人们一片惊叹。这年轻人左脚受了伤，小腿以下裹着一块黑色的塑料布，以防灌沙。小伙子拖着这只僵硬的脚，把全身重量集中在右腿上，不是走，而是一步又一步地朝上蹦跃。他满脸通红，大口地喘着气，浑身在做一个轻松有趣的游戏，不时朝前面的女伴高喊一声“玛莉娅！”并伸出右手在胸前比划一下，向同行的游人表示已经上去一半。这浑身燃烧着生命力的年轻人终于以最后一跃登上了鸣沙山的顶峰。先他而上的伙伴们待他刚喘匀气息，立刻将一部小型摄影机递过来，年轻人接过机器，也立刻进入角色，抓紧落日前的最后机会拍摄起来，遗憾的是他却不能把自己汗水反射着夕阳的形象收进摄影机。
时间已经接近晚间十点钟了，夕阳还在天边释放着它最后的全部光彩，绚丽而多姿。从沙山上望下去，经过疏通清淤的月牙泉已经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清洌洌如一弯新月镶嵌在沙山脚下。此刻，泉水正倒映出满天彩霞，水面不时像溅上去许多火星，爆起点点金花。
几乎所有的游人都为眼前的景致所吸引，又都感到迷惑。鸣沙山、月牙泉，这两个性质截然相反的物质，却成为一对亲密的孪生兄弟，大自然的造化真是不可思议！否则，以鸣沙山之沙去掩月牙泉之水，只消举手之劳。然而，千百年来，从人们发现它们的那一天起，它们便相安无事，互相印证着彼此的存在。那一掬清水，风吹不干，沙埋不掉，大旱之年也不会干涸。有人经不住月牙泉的诱惑，等不得观赏平沙落日的壮景，连滚带翻地朝着山下扑去。笑声中轰然带起一股股飞溅的沙浪，倒像是被沙流一泻而下似的。
游人中立刻有人失惊道：如果人人这样带下去一片流沙，长此以往，鸣沙山岂不会被众多的游人夷为平地，不复存在？一位在山顶卖西瓜的老汉闻此言仰头大笑起来。
就如同月牙泉身处沙山而不被掩没一样，鸣沙山这看似毫无凝聚力的一捧散沙，虽经历了千百年游人的不断冲击，却从不曾降低过它的高大，从没有失却过它的棱角，从没有改变过它的个性。每天，当游人散尽，夜幕沉沉的时候，那来自大漠深处的神秘的风神，会把散落的细沙一一拂上山去，会把游人留下的无数脚迹抹得干干净净，白日里被磨秃了的山脊会重新现出锐直的棱角。风神来无影去无踪，只有沙面上层层潮汐般的流沙线会留下它一夜的辛劳。当天空中最后一颗星辰隐去的时候，随着远山鸡鸣声声，新的一天又开始的时候，太阳，将还给你一座新的沙山。
难怪游过一次鸣沙山的人，总在盼望着第二次。
《流放者的土地》余秋雨
《流放者的土地》余秋雨 流放者的土地 余秋雨 一 东北终究是东北，现在已是盛夏的尾梢，江南的西瓜早就收藤了，而这里似乎还刚刚开旺，大路边高高低低地延绵着一堵用西瓜砌成的墙，瓜农们还在从绿油油的瓜地里一个个捧出来往上面堆。停车一问价钱，大吃一惊，才八分钱一斤。买了一大堆搬到车上，先切开一个在路边啃起来。一口下去又是一惊，竟是我平生很少领略过的清爽和甘甜！以往在江南西瓜下市季节，总有一批"北方瓜"来收场，那些瓜吃起来又粗又淡，很为江南人所鄙视，我还曾为此可怜过北方的朋友。北方的朋友辩解说，那是由于要长途运输，老早摘下一些根本没熟的瓜在车皮和仓库里慢慢蹲熟的，代表不了北方瓜。今天我才真正信了，不禁边吃西瓜边抬头打量起眼前的土地。这里的天蓝得特别深，因此把白云衬托得银亮而富有立体感。蓝天白云下面全是植物，有庄稼，也有自生自灭的花草。与大西北相比，这里一点也不荒瘠，但与江南相比，这里似乎又缺少了那些温馨而精致的曲曲弯弯，透着点儿苍凉和浩茫。
这片土地，竟然会蕴藏着这么多的甘甜么？
我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心头不禁一颤，因为我正站在从牡丹江到镜泊湖去的半道上，脚下是黑龙江省宁安县，清代被称之为"宁古塔"的所在。只要对清史稍有涉猎的读者都能理解我的心情，在漫长的数百年间，不知有多少所谓"犯人"的判决书上写着"流放宁古塔"！
我是在很多年前读鲁迅论及清代文字狱的文章时首次看到这个地名的，因为它与狞厉的政治迫害和惨烈的人生遭遇连在一起，使我忍不住抬起头来遥想它的地理形貌。后来我本人不知为什么对文字狱的史料也越来越重视起来，因而这个地名便成了我阅读中的常见词汇。近年来喜欢读一些地域文化的著作，在拜读谢国桢先生写于半个世纪前的《清初东北流人考》和李兴盛先生两年前出版的《东北流人史》①时更是反复与它打交道了。今天，我居然真的踏到了这块著名的土地上面，而它首先给我的居然是甘甜！
有那么多的朝廷在案以它作为句点，因此"宁古塔"三个再平静不过的字成了全国官员和文士心底最不吉祥的符咒。任何人都有可能一夜之间与这里产生终身性的联结，而到了这里，财产、功名、荣誉、学识，乃至整个身家性命都会堕入漆黑的深渊，几乎不大可能再泅得出来。金銮殿离这里很远又很近，因此这三个字常常悄悄地潜入高枕锦衾间的恶梦，把那么多的人吓出一身身冷汗。清代统治者特别喜欢流放江南人，因此这块土地与我的出身地和谋生地也有着很深的缘分。几百年前的江浙口音和现在一定会有不少差别了吧，但云还是这样的云，天还是这样的天。
地可不是这样的地。有一本叫做《研堂见闻杂记》的书上写道，当时的宁古塔，几乎不是人间的世界，流放者去了，往往半道上被虎狼恶兽吃掉，甚至被饿昏了的当地人分而食之，能活下来的不多。当时另有一个著名的流放地叫尚阳堡，也是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地名，但与宁古塔一比，尚阳堡还有房子可住，还能活得下来，简直好到天上去了。也许有人会想，有塔的地方总该有点文明的遗留吧，怎么会这样？这就搞错了。宁古塔没有塔，这三个字完全是满语的音译，意为"六个"（"宁古"为"六"，"塔"为"个"），据说很早的时候曾有兄弟六人在这里住过，而这六个人可能还与后来的清室攀得上远亲。
今天我的出发地和目的地都很漂亮，想想吧，牡丹江、镜泊湖，连名字也已经美不胜收了，但我此行的主要目的却是这半道上的流放地。由它，又联想到东北其他几个著名的流放地如今天的沈阳（当时称盛京）、辽宁开原县（即当时的尚阳堡）以及齐齐哈尔（当时称卜魁）等处，我，又想来触摸中国历史身上某些让人不太舒服的部位了。
二 中国古代列朝对犯人的惩罚，条例繁杂，但粗粗说来无外乎打、杀、流放三种。打是轻刑，杀是极刑，流放不轻不重嵌在中间。
打的名堂就很多，打的工具（如笞、杖之类）、方式和数量都不一样。再道貌岸然的高官，再斯文儒雅的学者，从小受足了"非礼勿视"的教育，举手投足蕴藉有度，刚才站到殿阙中央来讲话时还细声慢气地努力调动一连串深奥典故用以替代一切世俗词汇呢，简直雅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突然不知是哪句话讲错了，立即被一群宫廷侍卫按倒在地，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扒下裤子，一五一十打将起来。苍白的肌肉，殷红的鲜血，不敢大声发出的哀号，乱作一团的白发，强烈地提醒着端立在一旁的文武百官：你们说到底只是一种生理性的存在。用思想来辩驳思想，用理性来面对理性，从来没有那回事儿。一言不合，请亮出尊臀。与此间风景相比，著书立说、砌磋研讨，实在成了一种可笑的存在。中国社会总是不讲道理，也不要道理，便与此有关。
杀的花样就更多了。我早年在一本旧书中读到嘉庆皇帝如何杀戮一个在圆明园试图向他动刀的厨师的具体记述，好几天都吃不下饭。后来我终于对其他杀人花样也有所了解了，真希望我们下一代不要再有人去知道这些事情。那一大套款式，绝对只有那些彻底丢弃了人性却又保持着充分想象力的人才能设计得出来。以我看来他们的设计原则是把死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可供细细品味、慢慢咀嚼的漫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组成人的一切器官和肌肤全都成了痛苦的由头，因此受刑者只能怨恨自己竟然是个人。我相信中国的宫廷官府所实施的杀人办法，是人类从猿猴变过来之后几十万年间最为残酷的自戕游戏，即便是豺狼虎豹在旁看了也会瞠目结舌。幸好中国的皇帝在这方面都没有神经脆弱的毛病，他们总是玩牌一样掂量着各种死法，有时突然想起"犯人"战功赫赫或学富五车，会特别开恩换一种等级略低一点的死法，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将死的"犯人"会衷心地叩谢皇恩浩荡，而且皇帝自己也觉得仁慈过人、宅心宽厚。皇帝的这个习惯倒是成了中国的社会惯例，许多笑容可掬的方案权衡，常常以总体性的残忍为前提。残忍成了一种广泛传染的历史病菌和社会病菌，动不动就采取极端措施，驱逐了人道、公德、信义、宽容、和平。
现在可以回到流放上来了。说过了杀的花样，流放确实成了一种极为仁厚的惩罚，但实际上对承受者来说，杀起来再慢也总不会拖延太久，而流放却是一种长时间的可怖折磨。死了倒也罢了，问题是人还活着，种种不幸都要用心灵去一点点消受，这就比死都烦难了。就以当时流放东北的江南人和中原人来说，首先让人受不了的事实是流放的株连规模。有时不仅全家流放，而且祸及九族，所有远远近近的亲戚，甚至包括邻里，全都成了流放者，往往是几十人、百余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别以为这样热热闹闹一起远行并不差，须知这些几天前还是锦衣玉食的家庭都已被查抄，家产财物荡然无存，而且到流放地之后做什么也早已定下，如"赏给出力兵丁为奴"，"给披甲人为奴"等等，从孩子开始都已经是奴隶。一路上怕他们逃走，便枷锁千里。我现在随手翻开桌上的史料就见到这样一条记载：明宣德八年，一次有一百七十名犯人流放到东北，但死在路上就有三分之二，到东北只剩下五十人。由此，一路上的自然艰苦和人为虐待便可想见。好不容易到了流放地，这些奴隶分配给了主人，主人见美貌的女性就随意糟蹋，怕丈夫碍手碍脚先把丈夫杀了；人员那么多用不了，选出一些女的卖给娼寮，选出一些男的去换马。最好的待遇算是在所谓"官庄"里做苦力，当然也完全没有自由，照清代被流放的学者吴兆骞记述，"官庄人皆骨瘦如柴"，"一年到头，不是种田，即是打围、烧石灰、烧炭，并无半刻空闲日子。”
在一本叫《绝域纪略》的书中描写了流放在那里的江南女子汲水的镜头："春余即汲，霜雪井溜如山，赤脚单衣悲号于肩担者，不可纪，皆中华富贵家裔也。"在这些可怜的汲水女里面，肯定有着不少崔莺莺、林黛玉这样的人物，昨日的娇贵矜持根本不敢再回想，连那点哀怨悱恻的恋爱悲剧，也全部成了奢侈。
康熙时期的诗人丁介曾写过这样两句诗：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这里该包含着多少让人不敢细想的真正大悲剧啊。诗句或许会有些夸张，但当时中原各省在东北流放地到了"无省无人"的地步是确实的。据李兴盛先生统计，单单清代的东北流人（其概念比流放犯略大），总数在１５０万以上。普通平民百姓很少会被流放，因而其间"名士"和"佳人"的比例确实不低。
如前所说，这么多人中，很大一部分是株连者，这个冤屈就实在太大了。那些远亲，可能根本没见过当事人，他们的亲族关系要通过老一辈曲曲折折的比划才能勉强理清，现在却一古脑儿都被赶到了这儿。在统治者看来，中国人都不是个人，只是长在家族大树上的叶子，一片叶子看不顺眼了，证明从根上就不好，于是一棵大树连根儿拔掉。我看"株连"这两个字的原始含义就是这样来的。树上的叶子那么多，不知哪一片会出事而祸及自己，更不知自己的一举一动什么时候会危害到整棵大树，于是只能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如此这般，中国怎么还会有独立的个体意识呢？我们以往不也见过很多心底里很明白而行动却极其窝囊的人物吗？有的事，他们如果按心底所想的再坚持一下就坚持出人格和个性来了，但皱眉一想妻儿老小、亲戚朋友，也就立即改变了主意。既然大树上没有一片叶子敢于面对风的吹拂、露的浸润、霜的飘洒，整个树林也便成了没有风声鸟声的死林。朝廷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片表面上看起来碧绿葱茏的死林，"株连"的目的正在这里。
我常常设想，那些当事人在东北流放地遇见了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次却因自己而罹难的远房亲戚，该会说什么话，作何等样的表情？而那些远房亲戚又会作什么反应？当事人极其内疚是毫无疑问的，但光内疚够吗？而且内疚什么呢？他或许要解释一下案情，而他真能搞得清自己的案情吗？
能说清自己案情的倒是流放者中那一部分真正的罪犯，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刑事犯；还有一部分属于宫廷内部勾心斗角的失败者，他们大体也说得清自己流放的原因，其中有些人的经历也很有历史意味，但至少我今天在写这篇文章时对他们兴趣不大。最说不清楚的是那些文人，不小心沾上了"文字狱"、科场案，一夜之间成了犯人，竟然福大命大没被砍头，与一大群株连者一起跌跌撞撞地发配到东北来了，他们大半搞不清自己的案情。
"文字狱"的无法说清已有很多人写过，不想再说什么了。我想，流放东北的文人中真正算得上"犯案"的大概就是在科举考试中作弊的那一拨了。明代以降，特别是清代，壅塞着接二连三的所谓"科场案"，好像鲁迅的祖父后来也挨到了这类案子里边，幸好没有全家流放，否则我们就没有《阿Ｑ正传》好读了。依我看，科场中真作弊的有（鲁迅的祖父像是真的），但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恣意夸大甚至无中生有的。例如１６５７年（顺治十四年）发生过两个著名的科场案，造成被杀、被流放的人很多，我们不妨选其中较严重的一个即所谓"南闱科场案"稍稍多看几眼。 一场考试过去，发榜了，没考上的仕子们满腹牢骚，议论很多，被说得最多的是考上举人的安徽青年方章钺可能（！）与主考大人是远亲，即所谓"联宗"吧，理应回避，不回避就有可能作弊。落第考生的这些道听途说被一位官员听到了，就到顺治皇帝那里奏了一本，顺治皇帝闻奏后立即（！）下旨，正副主考一并革职，把那位考生方章钺捉来严审。这位安徽考生的父亲叫方拱乾，也在朝中做着官，上奏说我们家从来没有与主考大人联过宗，联宗之说是误传，因此用不着回避，以前几届也考过，朝廷可以调查。本来这是一件很容易调查清楚的事情，但麻烦的是皇帝已经表了态，而且已把两个主考革职了，如果真的没有联过宗，皇帝的脸往哪儿搁？因此朝廷上下一口咬定，你们两家一定联过宗，不可能不联宗，没有理由不联宗，为什么不联宗？不联宗才怪呢！既然肯定联过宗，那就应该在子弟考试时回避，不回避就是犯罪。刑部花了不少时间琢磨这个案子，再琢磨皇帝的心思，最后心一横，拟了个处理方案上报，大致意思无非是，正副主考已经激起圣怒，被皇帝亲自革了职，那就干脆处死算了，把事情做到底别人也就没话说了；至于考生方章钺，朝廷不承认他是举人，作废。
这个处理方案送到了顺治皇帝那里，大家原先以为皇帝也许会比刑部宽大一点，做点姿态，没想到皇帝的回旨极其可怕：正、副主考斩首，没什么客气的；还有他们领导的其他所有试官到哪里去了？一共十八名，全部绞刑，家产没收，他们的妻子女儿一概做奴隶。听说已经死了一个姓卢的考官了？算他幸运，但他的家产也要没收，他的妻子女儿也要去做奴隶。还有，就让那个安徽考生不做举人算啦？不行，把八个考取的考生全都收拾一下，他们的家产也应全部没收，每人狠狠打上四十大板，更重要的是，他们这群考生的父母、兄弟、妻子，要与这几个人一起，全部流放到宁古塔！（参见《清世主实录》卷１２１）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古代判决，处罚之重，到了完全离谱的程度。不就是仅仅一位考生可能与主考官有点沾亲带故的嫌疑吗？他父亲出来已经把嫌疑排除了，但结果还是如此惨烈，而且牵涉的面又如此之大。能代表朝廷来考试江南仕子的考官，无论是学问、社会知名度还是朝廷对他们信任的程度本来都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为了其中一个人有那么一丁点儿已经排除了的嫌疑，二十个全部杀掉，一个不留。而且他们和考生的家属全部不明不白地遭殃。这中间，唯一能把嫌疑的来龙去脉说得稍稍清楚一点的只有安徽考生一家－－方家，其他被杀、被打、被流放的人可能连基本原因也一无所知。但不管，刑场上早已头颅滚滚、血迹斑斑，去东北的路上也已经浩浩荡荡。这些考生的家属在跋涉长途中想到前些天身首异处的那二十来个大学者，心也就平下来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何况人家那么著名的人物临死前也没吭声，要我冒出来喊冤干啥？充什么英雄？这是中国人面临最大的冤屈和灾难时的精神卫护逻辑。一切原因和理由都没有什么好问的，就算是遇到了一场自然灾害。且看历来流离失所的灾民，有几个问清过台风形成的原因和山洪暴发的理由？算啦，低头干活吧，能这样不错啦。
三 灾难，对常人来说也就是灾难而已，但对知识分子来说就不一样了。当灾难初临之时，他们比一般人更紧张，更痛苦，更缺少应付的能耐；但是当这一个关口渡过之后，他们中部分人的文化意识又会重新苏醒，开始与灾难周旋，在灾难中洗刷掉那些只有走运时才会追慕的虚浮层面，去寻求生命的底蕴。到了这个时候，本来经常会嘲笑知识分子几句的其他流放者不得不收敛了，他们开始对这些喜欢长吁短叹而又手无缚鸡之力的斯文人另眼相看。
流放文人终于熬过生生死死最初撞击的信号是开始吟诗，其中有不少人在去东北的半路上就已获得了这种精神复苏，因为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这好几千里的路要走相当长的时间。清初因科场案被流放的杭州诗人、主考官丁澎在去东北的路上看见许多驿站的墙壁上题有其他不少流放者的诗，一首首读去，不禁笑逐颜开。与他一起流放的家人看他这么高兴，就问："怎么，难道朝廷下诏让你回去了？"丁澎说："没有。我真要感谢皇帝，给我这么好的机会让我在一条才情的长河中畅游，你知道吗，到东北流放的人几乎都是才子，我这一去就不担心没有朋友了。"丁澎说得不错，流放者的队伍实在是把一些平日散落各地的杰出文士集中在一起了，几句诗，就是他们心灵交流的旗幡。
丁澎被流放的时候，他的朋友张缙彦曾来送行，没想到三年以后张缙彦也被流放，戍所很远，要经过丁澎的流放地，两人见面感慨万千，唏嘘一阵之后，互相能够赠送的东西仍然只有诗。丁澎送张缙彦的诗很能代表流放者的普遍心理：老去悲长剑，胡为独远征？半生戎马换，片语玉关行！乱石冲云走，飞沙撼碛鸣。万方新雨露，吹不到边城。（《送张坦公方伯出塞》）丁澎早流放几年，因此他有资格叮嘱张缙彦："愁剧须凭酒，时危莫论文。”
"时危莫论文"并不是害怕和躲避，而是希望朋友身处如此危境不要再按照原先文绉绉的思路来考虑问题了。用吴伟业赠吴兆骞的诗句来表述，文人面对流放，产生的总体感受应该是"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原先的价值坐标轰毁了，连一些本来确定无疑的概念也都走向模糊和混乱，这对许多文人来说都不完全是一件坏事。
有一些文人，刚流放时还端着一副孤忠之相，等着哪一天圣主来平反昭雪；有的则希望有人能用儒家的人伦道德标准来重新审理他们身陷的冤屈，哪怕自己死后有一位历史学家来说两句公道话也好。但是，茫茫的塞外荒原否定了他们，浩浩的北国寒风嘲笑着他们，文天祥虽然写过"留取丹心照汗青"，而"汗青"本身又是如此暧昧不清。
到东北的流放者一般都会记得宋、金战争期间，南宋的使臣。洪皓和张邵曾被金人流放到黑龙江的事迹。洪皓和张邵算得为大宋朝廷争气的了，在拣野菜充饥、拾马粪取暖的情况下还凛然不屈。一次一位比较友好的女真贵族与洪皓谈话，谈着谈着就争论起来了，女真贵族生气地说："你到现在还这么口硬，你以为我不能杀你么？"洪皓回答："我是可以死了，但这样你们就会蒙上一个斩杀来使的恶名，恐怕不大好。离这里三十里地有个叫莲花泺的地方，不如我们一起乘舟去游玩，你顺便把我推下水，就说我是自己失足，岂不两全其美？"他的这种从容态度，把女真贵族都给镇住了。后来金兵占领了淮北，宣布说只要是淮北籍的宋朝官员都可回家了，不少被流放的宋朝官员纷纷伪称自己是淮北人而南返，惟独洪皓和张邵明确说自己是江南人，因此一直在东北流放到宋、金和议达成之后才回来。完全出人意料的是，这两人在东北为宋廷受苦受难十余年，回来却立即遭受贬斥，洪皓被秦桧贬离朝廷，张邵也被弹劾为"奉使无成"而远放，两人都很快死在颠沛流离的长途中。倒是金人非常尊敬这两位与他们作对的使者，每次有人来宋廷总要打听他们的消息，甚至对他们的子女也倍加怜惜。这种事例，很使后代到东北的流放者们深思。既然朝廷对自己的使者都是这副模样，那它真值得大家为它守节效忠吗？我们过去头脑中认为至高无上的一切真是那样有价值吗？
顺着这一思想脉络，东北流放地出现了一个奇迹：不少被流放的清朝官员与反清义士结成了好朋友，甚至到了生死莫逆的地步。原先各自效忠的对象，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都消解了，消解在朔北的风雪中，消解在对人生价值的重新确认里。
"同是冰天谪戍人，敝裘短褐益相亲。"（戴梓）当官衔、身份、家产一一被剥夺，剩下的就是生命对生命的直接呼唤。著名的反清义士函可在东北流放时最要好的那些朋友李［衤因］、魏［王官］、季开生、李呈祥、郝浴、陈掖臣等几乎都是被贬的清朝官吏，以这些人为骨干，函可还成立了一个"冰天诗社"。是不是这些昔日官吏现都卷入到函可的反清思潮中来了呢？并不是。他们相交只是"以节义文章相慕重"，这里所说的"节义"又不具备寻常所指的国家民族意义，而仅仅是个人人品。其实个人人品最是了不得，最不容易被外来的政治规范修饰或扭曲。在这一点上，中国历来对"大节"、"小节"的划分常常是颠倒的。函可的那些朋友在个人人品上确实都是很值得敬重的，李［衤因］获罪是因为上谏朝廷，指陈当时的一个"逃人法""立法过重，株连太多"；魏［王官］因上疏主张一个犯人的"妻子应免流徙"而自己反被流徙；季开生是谏阻皇帝到民间选美女，郝浴是弹劾大汉奸吴三桂骄横不法……总之是一些善良而正直的人。现在他们的发言权被剥夺了，但善良和正直却剥夺不了，跟着他们走南闯北。函可与他们结社是在顺治七年，那个时候，江南很多知识分子还在以"仕清"为耻，而照我们今天某些理论家的分析，他们这些官吏之所以给清廷提意见也是为了清廷的长远利益，不值得半点同情，但函可却完全不理这一套，以毫无障碍的心态发现了他们的善良与正直，然后把他们作为一个个有独立人品的个人来尊重。政敌不见了，民族对立松懈了，只剩下一群赤诚相见的朋友。
有了朋友，再大的灾难也会消去大半。有了朋友，再遭的环境也会风光顿生。出身于上海松江县的学者艺术家杨［王宣］是一个一生中莫名其妙地多次获罪，直到七十多岁还在东北旷野上挣扎的可怜人，但由于有了朋友，他眼中的流放地也不无美色了。他的一首《谪居柬友》最能表达这种心情：同是天涯万里身，相依萍梗即为邻。闲骑蹇卫频来往，小擘霜鳌忘主宾。明月满庭凉似水，绿莎三径软于茵。生经多难情愈好，未觉人间古道沦。 "生经多难情愈好"，这实在是灾难给人的最大恩惠。与东北大地上的朋友相比，原先在上海、在北京的朋友都算不上朋友了，靠着亲族关系和同僚关系所挤压出来的笑容和礼数突然显得那样勉强，丰厚的礼品和华瞻的语句也变得非常苍白。列宁主义惟独这儿，［原文如此－－输入者注］什么前后左右的关系也不靠，就靠着赤条条的自己寻找可以生死以之的知己好友，还有什么比这更珍贵的么？
我敢断言，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最珍贵、最感人的友谊必定产生在朔北和南荒的流放地，产生在那些蓬头垢面的文士们中间。其他那些著名的友谊佳话，外部雕饰太多了。
除了同在流放地的文士间的友谊之外，外人与流放者的友谊也会显出一种特殊的重量，因为在株连之风极盛的时代，与流放者保持友谊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而且地处遥远，在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下要维系友谊又极为艰难。因此，流放者们在饱受世态炎凉之后完全可以凭借往昔的友谊在流放后的维持程度来重新评验自己原先置身的世界。
元朝时，浙江人骆长官被流放到黑龙江，他的朋友孙子耕竟一路相伴，一直从杭州送到黑龙江。清康熙年间，兵部尚书蔡毓荣获罪流放黑龙江，他的朋友，上海人何世澄不仅一路护送，而且陪着蔡毓荣在黑龙江住了两年多才返回江南。专程到东北探望朋友的人也有不少，例如康熙年间的流放者傅作楫看到老友吴青霞不远千里前来探望，曾用这样的诗句来表达感受：浓阴落尽有高柯，昨日流莺在何处？友情，经过再选择而显得单纯和牢固了。
让我特别倾心的是康熙年间顾贞观把自己的老友吴兆骞从东北流放地救出来的那番苦功夫。顾贞观知道老友在边荒时间已经很长，吃足了各种苦头，很想晚年能赎回来让他过几天安定日子。他有决心叩拜座座侯门来赎金集资，但这事不能光靠钱，还要让当朝最有权威的人点头，向皇帝说项才是啊。他好不容易结识了当朝太傅明珠的儿子纳兰容若。纳兰容若是一个人品和文品都不错的人，也乐于帮助朋友，但对顾贞观提出的这个要求却觉得事关重大，难于点头。顾贞观没有办法，只得拿出他为思念吴兆骞而写的词作《金缕曲》两首给纳兰容若看，因为那两首词表达了一种人间至情，应该比什么都能说服纳兰容若。两首词的全文是这样的： 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
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比似红颜多命薄，更不如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置此札，君怀袖。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宿昔齐名非忝窃，试看杜陵消瘦，曾不减、夜郎潺［亻愁］。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千万恨，为君剖。
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时，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词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愿得、河清人寿。归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传身后。言不尽，观顿首。
不知读者诸君读了这两首词作何感想，反正纳兰容若当时刚一读完就声泪俱下，对顾贞观说："给我十年时间吧，我当作自己的事来办，今後你完全不用再叮嘱我了。"顾贞观一听急了："十年？他还有几年好活？五年为期，好吗？"纳兰容若擦着眼泪点了点头。
经过很多人的努力，吴兆骞终于被赎了回来。在欢迎他的宴会上，有一位朋友写诗道："廿年词赋穷边老，万里冰霜匹马还。"是啊，这么多年也只是他一个人回来，但这一万里归来的"匹马"，真把人间友谊的力量负载足了。
还有一个人也是靠朋友，而且是靠同样在流放的朋友的帮助，偷偷逃走的，他就是浙江萧山人李兼汝。这个人本来就最喜欢交朋友，据说不管是谁只要深夜叩门他一定要留宿，客人有什么困难他总是倾囊相助。他被流放后，一直靠一起流放的朋友杨越照顾他，后来他年老体衰，实在想离开那个地方，杨越便想了一个办法，让他躲在一个大瓮里由牛车拉出去，杨越从头至尾操作此事，直到最后到了外面把他从大瓮里拉出来挥泪作别，自己再回来继续流放。这件事的真相，后来在流放者中悄悄传开来了，大家十分钦佩杨越，只要他有什么义举都一起出力相助，以不参与为耻。在这个意义上，灾难确实能净化人，而且能净化好多人。
我常常想，今天东北人的豪爽、好客、重友情、讲义气，一定与流放者们的精神遗留有深刻关联吧。流放，创造了一个味道浓重的精神世界，竟使我们得惠至今。
四 除了享受友情之外，流放者总还要干一点自己想干的事情。基本的劳役是要负担的，但东北的气候使得一年中有很长时间完全无法进行野外作业，而且管理者也有松有紧，有些属于株连而来的对象或随家长而来的儿孙一辈往往有一点儿自由，有的时候、有的地方，甚至整个流放都处于一种放任自流的状态，这就使得流放者总的说来还是有不少空余时间的，需要自己找活干。一般劳动者找活不难，文人则又一次陷入了深思。
我，总要做一点别人不能代替的事情吧？总要有一些高于拣野菜、拾马粪、烧石灰、烧炭的行为吧？尤其当珍贵的友谊把文人们凝聚起来之后，"我"的自问变成了"我们"的集体思索。"我们"，既然凭借着文化人格互相吸引，那就必须进一步寻找到合适的行为方式而成为实践着、行动着的文化群落，只有这样，才能求得灵魂的安定。这是一种回归，大多数流放者没有吴兆骞、李兼汝那样的福气而回归南方，他们只能依靠这种文化意义上的回归，而实际上这样的回归更其重要。吴兆骞南归后三年即贫病而死，只活了五十四岁，李兼汝因偷偷摸摸逃回去的，到了南方东藏西藏，也只活了三年。留在东北的流放者们却从文化的路途上回了家，有的竟然很长寿。
比较常见的是教书。例如洪皓曾在晒干的桦树皮上默写出《四书》，教村人子弟，张邵甚至在流放地开讲《大易》，"听者毕集"，函可作为一位佛学家当然就利用一切机会传播佛法；其次是教耕作和商贾，例如杨越就曾花不少力气在流放地传播南方的农耕技术，教当地人用"破木为屋"来代替原来的"掘地为屋"，又让流放者随身带的物品与当地土著交换渔牧产品，培养了初步的市场意识，同时又进行文化教育，几乎是全方位地推动这块土地走向了文明。文化素养更高一点的流放者则把东北这一在以往史册文典中很少涉及的角落作为自己进行文化考察的对象，并把考察结果以多种方式留诸文字，至今仍为一切进行地域文化研究的专家们所宝爱。例如方拱乾所著《宁古塔志》、吴振臣所著《宁古塔纪略》、张缙彦所著《宁古塔山水记》、杨宾所著《柳边纪略》、英和所著《龙沙物产咏》、《龙江纪事》等等便是最好的例子，这些著作（有的是诗集）具有极高的历史学、地理学、风俗学、物产学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是足可永垂史册的。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学术研究除了李时珍、徐霞客等少数例外，多数习惯于从书本来到书本去，缺少野外考察精神，致使我们的学术传统至今还缺乏实证意识。这些流放者却在艰难困苦之中齐心协力地克服了这种弊端，写下了中国学术史上让人惊喜的一页。他们脚下的这块土地给了他们那么多无告的陌生，那么多绝望的酸辛，但他们却无意怨恨它，反而用温热的手掌抚摸着它，让它感受文明的热量，使它进入文化的史册。
在这整个过程中，有几个代代流放的南方家族给东北所起的文化作用特别大，例如清代浙江的吕留良家庭、安徽的方拱乾、方孝标家族以及浙江的杨越、杨宾父子等。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在民国初年曾说到因遭文字狱而世代流放东北的吕留良（即吕用晦）家族的贡献：吕氏"后裔多以塾师、医药、商贩为业。土人称之曰老吕家，虽为台隶，求师者必于吕氏，诸犯官遣戍者，必履其庭，故土人不敢轻，其后裔亦未尝自屈也。""齐齐哈尔人知书，由吕用晦后裔谪戍者开之，至于今用夏变夷之功亦著矣。"说到方家，章太炎说："初，开原、铁岭以外皆胡地也，无读书识字者。宁古塔人知书，由方孝标后裔谪戍者开之。"（《太炎文录续编》）当代历史学家认为，太炎先生的这种说法史实可能有所误，评价可能略嫌高，但肯定两个家族在东北地区文教上的启蒙之功是完全不错的。
一个家族世世代代流放下去，对这个家族来说是莫大的悲哀，但他们对东北的开发事业却进行了一代接一代的连续性攻坚。他们是流放者，但他们实际上又成了老资格的"土著"，他们的故乡究竟在何处呢？我提这问题，在同情和惆怅中又包含着对胜利者的敬意，因为在文化意义上，他们是英勇的占领者。
不管怎么说，东北这块在今天的中华版图中已经一点也不显得荒凉和原始的土地，应该记住这两个家族和其他流放者，记住是他们的眼泪和汗水，是他们软软的南方口音，给这块土地播下了文明的种子。不要把视线老是停留在那些边界战役和民族抗争上，停留在那些轰轰烈烈的大事件上，那些战争和事件，其实并没有给这块土地带来多少滋养。
五 我希望上面这些叙述不至于构成这样一种误解，以为流放这件事从微观来说造成了许多痛苦，而从宏观来说却并不太坏。
不。从宏观来说，流放无论如何也是对文明的一种摧残。部分流放者从伤痕累累的苦痛中挣扎出来，手忙脚乱地创造出了那些文明，并不能给流放本身增色添彩。且不说多数流放者不再有什么文化创造，即便是我们在上文中评价最高的那几位，也无法成为我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流人才。第一流人才可以受尽磨难，却不能受到超越基本生理限度和物质限度的最严重侵害。尽管屈原、司马迁、曹雪芹也受了不少苦，但宁古塔那样的流放方式却永远也出不了《离骚》、《史记》和《红楼梦》。文明可能产生于野蛮，却绝不喜欢野蛮。我们能熬过苦难，却绝不赞美苦难。我们不怕迫害，却绝不肯定迫害。
部分文人之所以能在流放的苦难中显现人性、创建文明，本源于他们内心的高贵。他们的外部身份和遭遇可以一变再变，但内心的高贵却未曾全然消蚀，这正像不管有的人如何赶潮流或身居高位却总也掩盖不住内心的卑贱一样。毫无疑问，最让人动心的是苦难中的高贵，最让人看出高贵之所以高贵的，也是这种高贵。凭着这种高贵，人们可以在生死存亡线的边缘上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的一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他们为了文化和文明，可以不顾物欲利益，不顾功利得失，义无反顾，一代又一代。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高贵者确实是愚蠢的，而聪明的却是那些卑贱者。但是，这种愚蠢和聪明的划分本来就属于"术"的范畴而无关乎"道"，也可以说本来就属于高贵的领域之外的存在。
由此我又想到，东北这块土地，为什么总是显得坦坦荡荡而不遮遮盖盖？为什么没有多少丰厚的历史却快速地进入到一个开化的状态？至少有一部分，来自流放者心底的那份高贵。
我站在这块古代称为宁古塔的土地上，长时间地举头四顾而终究又低下头来，我向一些远年的灵魂祭奠。为它们大多来自浙江、上海、江苏、安徽那些我很熟悉的地方，更为它们在苦难中的高贵。
作者简介：余秋雨，中国当代著名散文家、学者。一九四六年生，浙江余姚人。 现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写作协会会长。著有《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中国戏剧文化史述》、《艺术创造工程》等书，一九八七年获颁“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荣誉称号。散文著作主要有散文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等，在近几年文化界影响颇大。
《落日》林遐 落日 林遐 我住在公社那间小楼，三面都是窗子。珠江三角夏天的傍晚，落日所有澄蓝天空上的白云，都染成了嫣红的彩霞。这时候，我那间小房间也就变成嫣红色的了。那嫣红色的彩霞几乎要从窗子里流进我的房间来。再加上树叶反射着一粒一粒的金光，再加上从海洋那里吹来的带湿意的风，这时候，可真舒适，真美呵！
那间小楼的前面不远就是紫日峰。说是峰，其实是很矮的。但是，登上峰顶，可以看脚下滚滚向大海流去的珠江；可以看二十公里外的广州市的轮廓外景；还可以把全公社各个大队的村落、河湾、田野，尽收眼底。好久了，我就想在傍晚攀到峰顶，去看一看这落日怎样把满天的云彩染成嫣红，去看一看在这嫣红的晚霞照耀下，所有这些景物到底有多光彩，有多壮丽。
那一天，我独自一个人终于从一条小路攀上了峰的最高处。我去的时候，正是落日迅速往下沉落的时候。象是怕赶不上什么隆重的典礼一样，我急忙忙地往上攀登，而且攀登一会儿就一回头，生怕在这攀登的当儿，落日沉落珠江，晚霞失掉光彩。还好，待我攀到峰顶，回过头去看西天那轮圆日时，它正放射着万道光芒悬在明镜也似的珠江上空。江和天的涯际，正是笼罩在苍茫暮色中的广州。望过去，影影绰绰，顿添上一笔浓浓的神话色彩。这时候，这江和天的涯际，这影影绰绰的广州上空，正横列着无限远的一条一条泛白色的云彩，它们无限远地伸张着，很使着无限远的一条一条泛白色的云彩，它们无限远地伸张着，很使人想起庄子《逍遥游》里的大鹏，这云彩，正是它的翅膀。但是，就在这一瞬间，这翅膀变成金黄的了。近落日处，那金黄是被火烧一样的；远处，是深色的；再远处，是淡色的。这时候，在那影影绰绰的地方，我仿佛看见一串一串绿珍珠似的灯亮着了，那雾气中的绿色，和着这深淡相间的黄金色，只有用绚烂，灿然，光彩这样一类的字眼才能形容它的万一。我仰起头来，看天空正顶着几朵乌云，呆痴痴的，沉闷闷的，可真煞风景。但是，正在我埋怨它们时，那落日也正忙着把它的光辉染在它们的身上，只见它们的边缘渐渐地都被黄金镶起来了（多象爱美的女人的衣饰），渐渐地，它们的中间也被黄金染透了。正在这时候，海洋上刮来的风越刮越起劲了，这乌云，经不住这海风猛力地吹，竟保持不住它的庄重，扳不住它的沉闷的面孔，一下子风流云散，象扯絮似的散在澄蓝的，象海一样的天空里了。风流云散处，几颗明亮的星子闪烁着初显光辉。这峰顶上，有着很多树木，有攀天擎日的松树，有窈窕多姿的柠檬桉，有亭亭玉立的梧桐。这时候，它们都分润着落日的光辉，在叶子的闪烁出一粒一粒金色的火花，那海风，径自一个劲儿地把它们向落日的方向吹，那树叶子，颤抖着，喧嚣着，躬着腰儿，带着欢乐，感激落日这一天的给予。这时候，珠江的水涌起了微微波澜，在它那贮满黄金的怀里，带帆的和不带帆的渔船，往来奔波，你分不清它们是刚出发还是渔罢归航。花尾渡顺流而下，在一片澄黄的天地中，渡船的周身都亮起了银白的灯光，乍望去象是遗失在江里的一条闪闪发光的项链。江上，从花尾渡飘起悠扬的音乐，它顺风飘扬，从东而西，从下而上，顿然间响彻满江，满岸，满峰，满天地。
一个不留神，落日栽到了江水深处。它一落，那黄金就马上变成嫣红了。那江和天的涯涂满了嫣红；那影影绰绰的广州市罩满了嫣红；那刚才扯成了扯絮的乌云也变成了嫣红。这时候，所有的树木，所有的原野，所有的江水，帆樯，人物，都象轻纱似的被笼在嫣红里了。只有那高高的没有云彩的天空隙处，才不为嫣红所动，变得更纯，更深，更青。
这时候，村落里窗上的灯光亮了；江里渔船上的灯光亮了；遥远的广州市的上空，腾起了一片为灯光所凝聚的光辉，几乎把天和江的涯际的嫣红冲散。在这嫣红的天地里，我知道，炊烟落处，弥漫了饭香和菜香；人们在劳动了一天后用江水冲散了一天的疲劳和汗液；每一扇窗子的灯光下面有着笑语、闲谈、歌声。而在广州，马路上亮满了灯光，人们换上轻飘飘的衣裳，在马路上，在剧院里，在茶楼上，消遣自己的夜晚。所以，和着这嫣红，落日，澄清的天空，闪烁的灯火，使我联想起来的是温柔，是安慰，是和平，是休息，是姿色妩媚的少女风姿，是音色宁静的轻音乐。再想下去，就是明天，就是日出，就又是满天云霞。……
暮色越来越重，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想古时候那些诗人们关于落日、黄昏的咏唱上去了。他们几乎都是借落日（他们叫做夕阳）来发泄自己的哀伤，自己的没落，自己的孤独以及诸如此类的情绪。到了李商隐，吟出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那可真算到了用没落心情咏落日极致。把落日，黄昏，颓垣，败柳，视为一种衰落的美，并且把它们和自己的伤感、没落等情绪结合起来，这几乎是多少年来唯心主义美学的一条定则。不独中国人如此，外国人也是如此。我记起十九世纪的法国诗人玛拉美就说过一段非常典型的话。他说：“我爱上了的种种，皆可一言以蔽之曰：衰落。所以，一年之中，我偏好的季节，是盛夏已阑，清秋将至的日子；一日这中，我散步的时间，是太阳快下去了，依依不舍的把黄铜色的光线照在灰墙上，把红铜色照在瓦片上的一刻儿。”我还记得，他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做《秋天的哀刻怨》，从题目到内容，真可说是把颓废的思想披露的淋漓尽致，他是那些喜欢“衰落”美的人们的代言人。我们的时代不同了，我人应该歌咏日出，歌咏早晨，歌咏一切刚刚开始、刚刚萌芽的新生的东西，对于一切衰落，我们应该摈弃。但是，我们如果仍旧把衰落和落日，和黄昏联系起来，而且认为它们是一种天然的联系，那我坐在这紫日峰顶，可真要替这落日，这黄昏叫一声屈。因为我分明看到了它们的黄金的壮丽，嫣红的温柔，而且我分明从它们那里看到我们幸福的生活另一方面……
坐在峰顶，尽自冥想着，落日早已沉落得没一点声息，天的涯际的一点嫣红也早已消逝得没一点痕迹。那村落里，渔船上的灯光更明亮了，那澄青的天空更宁静更深邃了，星子撒满天空，暮色太深了。我得赶紧下山，今晚没有月亮，不然，就看不见下山的路了。
1962年，9，3，大石小楼 作者简介：林遐（1921——1970）当代作家。原名江林。河北省束鹿县白龙邱村人。小时当过学徒、店员。1943年开始写作。1947年考入南开大学英文系半工半读。1848年加中国共产党。后随军南下至广州。曾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南方日报》社、《上游》杂志社工作。1960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曾任作协广东分理事。1965年到《羊城晚报》社任秘书长。他的主要作品有：散文集《风雷小记》、《山水阳光》、《撑渡阿婷》；剧本《船在航行》。此外还有些未编集的散文。作品风格清丽，富有地方色彩。
《落马》高洪波
《落马》高洪波 落马 高洪波 从小在科尔沁草原上长大，可惜从来没骑过马。
从没骑马的原因很简单，一是住在县城里，没马可骑；二是从打记事起耳朵听的全是烈马拖死骑手的故事，害怕。
后来走南闯北，远离了故乡，在云南入伍，到京城定居，与自行车形影不离，与骏马则成为遥远的思念。
不过要说骑马的经历从未有过，也不准确。北京有一处叫做十渡的风景点，可以骑马照相，若干年前我骑上马背，留下过气概不凡的英雄姿态，那一次是一匹枣红马，站在十渡的河滩上，感觉不坏；还有一次是远在甘肃，在“西出阳关”的典故源头，背景是坍塌的烽火台，以及无尽的大漠戈壁滩，我骑在一匹白马上，不但照了相，还走了几十米，感觉仍然不坏。
再往历史的纵深处追寻我的骑马史，就是母亲的叙说了：在母亲怀着我时的某一次骑马，马惊人落，那马踏在母亲胸口上，蹄子若踏下二寸，我可能早就不会坐在这里写什么关于落马的文字了。当时我七个月，虽未来到这个美好的世界，但按照人道主义及人权主义的解释，我已具有一个人的权利，故而我骑马的历史已有四十四年，落马的历史与其同步。
最近的一次骑马是1995年8月26日，落马亦在此时。地点在故乡科尔沁草原，著名的风景点大青沟。
我此次回故乡，专程为的是一位蒙古族军旅作家巴根的长篇小说《成吉思汗》而来，来去匆匆；来科尔沁草原之前，我在长春参加一个与农村题材的文艺创作有关的研讨会，这个会上午闭幕，中午我就驱车赶赴哲里木盟的首府通辽。巴根是该地武警支队的上校政委，以写《僧格林沁亲王》而著称，在北京曾专门组织过这部书的研讨会，及至到第二部《成吉思汗》，我们就索性出关一回。同时出关的，还有我的老领导、文艺报前主编谢永旺、老朋友雷达及蒙古族评论家特·赛音巴雅尔。
巴根的《成吉思汗》讨论得很成功，热烈、认真且深刻，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讨论过后有一日空暇，老谢与雷达没到过大草原，东道主拉上他们奔向扎鲁特旗，说那里有地道的草原风光让他们欣赏；我则提出一走大青沟，因为从不少人笔下读到过大青沟的奇特，说是大漠中横切出一条深达百米的沟壑，绵延几十里，直通辽宁地界，沟里溪水潺潺，林木蓊郁，风景十分奇丽。
于是兵分两路。
大青沟的确名不虚传，它事实上是地壳运动中形成的一种特殊地貌，从沟沿上向下探望，不见沟底深与浅，但闻人声传出来，我到过长白山的地下火山，与大青沟的地形十分相近。秋日的大青沟，青得异常彻底，知名或不知名的树木，密匝匝拥成绿的营垒，绿色成团地从地下涌上来，与蓝天接壤处，泅染成起伏有致的一条界线，如齐白石勾勒的苍劲有力的线条。青与绿，愈到近处愈分明。及至沿阶而下，刚走数步，清冷的气息便包围了你，青与绿的颜色具有了可感触、可呼吸的意蕴。
大青沟的确妙不可言。
我们一行五人，上有老，下有小，老者为我的父执辈、原哲盟文化处长赵长青，他写过大青沟的四季散文，我称他为“大青沟沟主”。小者为蒙古族女诗人白晶，加上少壮派乌力吉，一位武警驾驶员、英俊的蒙族小伙子，《天骄》副主编、小说家杨文环。我们深入沟底没多远，便不肯再走，坐在一处林间空地上聊天，继而野餐，赵长青叔叔聊的是自己14岁时遇到苏联红军（俗称“老毛子”）的惊险故事，我谈的则是不久前走访台湾金门的趣闻，一历史，一现实，加上滋味醇厚的“大青沟”牌白酒，落马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出得大青沟，只见三五成群的蒙古马，马旁有女骑手执缰，大声且热情地邀你骑乘。趁酒兴骑上一匹栗色马，马主人、一位东北口音的农村妇女递过马鞭，说我这马可听话了，“大叔你慢慢骑——”“大叔”叫得真亲切，透着乡情野趣。乌力吉早已扬鞭，他骑术精当，一看就是好把式；白晶也骑上一匹红马，她虽为蒙古人，却也是首次骑马，那马竟不肯走，俗称“欺生”；杨文环与赵长青叔叔不肯上马，只在一旁欣赏。我骑了三圈，感觉尚好，只是身体与马的动作协调不起来，有颠簸之感。
栗色马突然停住，前面是白晶和她的马，我挥起马鞭，替白晶赶马；我的马竟猛然一蹿，继而一停，我失去重心，一下子从马脖子上滚落。由于右脚插入马镫过深，急切间抽不出腿，于是只好用力抱住马脖子，死活不敢松手——刹那间我只看到马的温和的长脸，我从没有这样近距离地仰视过一匹马的脸！我相信此时我的眼睛里一定充满了绝望。只要栗色马向前跑一步，我肯定抱不住它的脖颈，马蹄定然会踏过我的胸膛，此时我仿佛已经感觉到了那马蹄子的坚硬与沉重……
然而栗色马一动也不动，四只蹄子稳稳地钉在草地上。我的满口酒气喷了它一脸，它亲切而温和地忍耐着，我敢肯定这是一匹有灵气的马儿，它知道每逢有这粗鲁而古怪的气味飘来时，骑手大多会出现落马的结果，它见怪不怪，浑似一位草原上的哲人智者。而且我相信如果这匹马会说话，一定会向我建议道：“您允许我学习笨骆驼的卧倒方式，让您安全着陆吗？！”
三天前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看电影，张瑜主演的《太阳有耳》，最后一幕就是女主角骑在一匹骏马上，把自己那位土匪兼军阀的情人活活拖死，那男主角的一只右脚插在马镫子里，至死也没有解脱。
我的落马，却有惊无险。全怪那一瓶“大青沟”酒。
平生第一次落马，落在故乡的草原上。一次晕眩而独特的跌落，恐惧混杂着惶惑甚至几分羞愧的挣扎，更难忘的，是那匹温驯而知趣的栗色马。
我错就错在不该举起鞭子……
《庐山游记》丰子恺
《庐山游记》丰子恺 庐山游记 丰子恺 一、江行观感 译完了柯罗连科的《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第一卷三十万字之后，原定全家出门旅行一次，目的地是庐山。脱稿前一星期已经有点心不在镐；合译者一吟的心恐怕早已上山，每天休息的时候搁下译笔（我们是父女两人逐句协商，由她执笔的），就打电话探问九江船期。终于在寄出稿件后三天的七月廿六日清晨，父母子女及一外孙一行五人登上了江新轮船。
胜利还乡时全家由陇海路转汉口，在汉口搭轮船返沪之后，十年来不曾乘过江轮。菲君（外孙）还是初次看见长江。站在船头甲板上的晨曦中和壮丽的上海告别，乘风破浪溯江而上的时候，大家脸上显出欢喜幸福的表情。我们占居两个半房间：一吟和她母亲共一间，菲君和他小娘舅新枚共一间，我和一位铁工厂工程师吴君共一间。这位工程师熟悉上海情形，和我一见如故，替我说明吴淞口一带种种新建设，使我的行色更壮。
江新轮的休息室非常漂亮：四周许多沙发，中间好几副桌椅，上面七八架电风扇，地板上走路要谨防滑交。我在壁上的照片中看到：这轮船原是初解放时被敌机炸沉，后来捞起重修，不久以前才复航的。一张照片是刚刚捞起的破碎不全的船壳，另一张照片是重修完竣后的崭新的江新轮，就是我现在乘着的江新轮。我感到一种骄傲，替不屈不挠的劳动人民感到骄傲。
新枚和他的捷克制的手风琴，一日也舍不得分离，背着它游庐山。手风琴的音色清朗象竖琴，富丽象钢琴，在云山苍苍、江水泱泱的环境中奏起悠扬的曲调来，真有“高山流水”之概。我呷着啤酒听赏了一会，不觉叩舷而歌，歌的是十二三岁时在故乡石门湾小学校里学过的、沈心工先生所作的扬子江歌： 长长长，亚洲第一大水扬子江。源青海兮峡瞿塘，蜿蜒腾蛟蟒。滚滚下荆扬，千里一泻黄海黄。润我祖国千秋万岁历史之荣光。
反复唱了几遍，再教手风琴依歌而和之，觉得这歌曲实在很好；今天在这里唱，比半世纪以前在小学校里唱的时候感动更深。这歌词完全是中国风的，句句切题，描写得很扼要；句句叶音，都叶得很自然。新时代的学校唱歌中，这样好的歌曲恐怕不多呢。因此我在甲板上热爱地重温这儿时旧曲。不过在这里奏乐、唱歌，甚至谈话，常常有美中不足之感。你道为何：各处的扩音机声音太响，而且广播的时间太多，差不多终日不息。我的房间门口正好装着一个喇叭，倘使镇日坐在门口，耳朵说不定会震聋。这设备本来很好：报告船行情况，通知开饭时间，招领失物，对旅客都有益。然而报告通知之外不断地大声演奏各种流行唱片，声音压倒一切，强迫大家听赏，这过分的盛意实在难于领受。我常常想向轮船当局提个意见，希望广播轻些，少些。然而不知为什么，大概是生怕多数人喜欢这一套吧，终于没有提。
轮船在沿江好几个码头停泊一二小时。我们上岸散步的有三处：南京、芜湖、安庆。好象有一根无形的绳索系在身上，大家不敢走远去，只在码头附近闲步闲眺，买些食物或纪念品。南京真是一个引人怀古的地方，我踏上它的土地，立刻神往到六朝、三国、春秋吴越的远古，阖闾、夫差、孙权、周郎、梁武帝、陈后主……都闪现在眼前。望见一座青山，啊，这大约就是诸葛亮所望过的龙蟠钟山吧！偶然看见一家店铺的门牌上写着邯郸路，邯郸这两个字又多么引人怀古！我买了一把小刀作为南京纪念，拿回船上，同舟的朋友说这是上海来的。
芜湖轮船码头附近没有市街，沿江一条崎岖不平的马路旁边摆着许多摊头。我在马路尽头的一副担子上吃了一碗豆腐花就回船。安庆的码头附近很热闹。我们上岸，从人丛中挤出，走进一条小街，逶迤曲折地走到了一条大街上，在一爿杂货铺里买了许多纪念品，不管它们是哪里来的。在安庆的小街里许多人家的门前，我看到了一种平生没有见过的家具，这便是婴孩用的坐车。这坐车是圆柱形的，上面一个圆圈，下面一个底盘，四根柱子把圆圈和底盘连接；中间一个坐位，婴儿坐在这坐位上；底盘下面有四个轮子，便于推动。坐位前面有一个特别装置：二三寸阔的一条小板，斜斜地装在坐位和底盘上，与底盘成四五十度角，小板两旁有高起的边，仿佛小人国里的儿童公园里的滑梯。我初见时不解这滑梯的意义，一想就恍然大悟了它的妙用。记得我婴孩时候是站立桶的。这立桶比桌面高，四周是板，中间有一只抽斗，我的手靠在桶口上，脚就站在抽斗里。抽斗底上有桂圆大的许多洞，抽斗下面桶底上放着灰箩，妙用就在这里。然而安庆的坐车比较起我们石门湾的立桶来高明得多。这装置大约是这里的子烦恼的劳动妇女所发明的吧？安庆子烦恼的人大约较多，刚才我挤出码头的时候，就看见许多五六岁甚至三四岁的小孩子。这些小孩子大约是从子烦恼的人家溢出到码头上来的。我想起了久不见面的邵力子先生。
轮船里的日子比平居的日子长得多。在轮船里住了三天两夜，胜如平居一年半截，所有的地方都熟悉，外加认识了不少新朋友。然而这还是庐山之游的前奏曲。踏上九江的土地的时候，又感到一种新的兴奋，仿佛在音乐会里听完了一个节目而开始再听另一个新节目似的。
二、九江印象 九江是一个可爱的地方，虽然天气热到九十五度，还是可爱。我们一到招待所，听说上山车子挤，要宿两晚才有车。我们有了细看九江的机会。
“家临九江水，来去九江侧。同是长于人，生小不相识。”（崔颢）“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白居易）常常替诗人当模特儿的九江，受了诗的美化，到一千多年后的今天风韵犹存。街道清洁，市容整齐；遥望岗峦起伏的庐山，仿佛南北高峰；那甘棠湖正是具体而微的西湖，九江居然是一个小杭州。但这还在其次。九江的男男女女，大都仪容端正。极少有奇形怪状的人物。尤其是妇女们，无论群集在甘棠湖边洗衣服的女子，提着筐挑着担在街上赶路的女子，一个个相貌端正，衣衫整洁，其中没有西施，但也没有嫫母。她们好象都是学校里的女学生。但这也还在其次。九江的人态度都很和平，对外来人尤其客气。这一点最为可贵。二十年前我逃难经过江西的时候，有一个逃难伴侣告诉我：“江西人好客。”当时我扶老携幼在萍乡息足一个多月，深深地感到这句话的正确。这并非由于萍乡的地主（这地主是本地人的意思）夫妇都是我的学生的原故，也并非由于“到处儿童识姓名”（马一浮先生赠诗中语）的原故。不管相识不相识，萍乡人一概殷勤招待。如今我到九江，二十年前的旧印象立刻复活起来。我们在九江，大街小巷都跑过，南浔铁路的火车站也到过。我仔细留意，到处都度着和平的生活，绝不闻相打相骂的声音。向人问路，他恨不得把你送到了目的地。我常常惊讶地域区别对风俗人情的影响的伟大。萍乡和九江，相去很远。然而同在江西省的区域之内，其风俗人情就有共通之点。我觉得江西人的“好客”确是一种美德，是值得表扬，值得学习的。我说九江是一个可爱的地方，主要点正在于此。
九江街上瓷器店特别多，除了瓷器店之外还有许多瓷器摊头。瓷器之中除了日用瓷器之外还有许多瓷器玩具：猫、狗、鸡、鸭、兔、牛、马、儿童人像、妇女人像、骑马人像、罗汉像、寿星像，各种各样都有，而且大都是上彩釉的。这使我联想起无锡来。无锡惠山等处有许多泥玩具店，也有各种各样的形象，也都是施彩色的。所异者，瓷和泥质地不同而已。在这种玩具中，可以窥见中国手艺工人的智巧。他们都没有进过美术学校雕塑科，都没有学过素描基本练习，都没有学过艺用解剖学，全凭天生的智慧和熟练的技巧，刻划出种种形象来。这些形象大都肖似实物，大多姿态优美，神气活现。而瓷工比较起泥工来，据我猜想，更加复杂困难。因为泥质松脆，只能塑造像坐猫、蹲兔那样团块的形象。而瓷质坚致，马的四只脚也可以塑出。九江瓷器中的八骏，最能显示手艺工人的天才。那些马身高不过一寸半，或俯或仰，或立或行，骨胳都很正确，姿态都很活跃。我们买了许多，拿回寓中，陈列在桌子上仔细欣赏。唐朝的画家韩爸以画马著名于后世。我没有看见过韩爸的真迹，不知道他的平面造型艺术比较起江西手艺工人的立体造型艺术来高明多少。韩爸是在唐明皇的朝廷里做大宫的。那时候唐明皇有一个擅长画马的宫廷画家叫做陈闳。有一天唐明皇命令韩爸向陈闳学习画马。韩爸不奉诏，回答唐明皇说：“臣自有师。陛下内厩之马，皆臣师也。”我们江西的手艺工人，正同韩爸一样，没有进美术学校从师，就以民间野外的马为师，他们的技术是全靠平常对活马观察研究而进步起来的。我想唐朝时代民间一定也不乏象江西瓷器手艺工人那样聪明的人，教他们拿起画笔来未必不如韩爸。只因他们没有象韩爸那样做大官，不能获得皇帝的赏识，因此终身沉沦，湮没无闻；而韩爸独侥幸著名于后世。这样想来，社会制度不良的时代的美术史，完全是偶然形成的。
我们每人出一分钱，搭船到甘棠湖里的烟水亭去乘凉。这烟水亭建筑在象杭州西湖湖心亭那样的一个小岛上，四面是水，全靠渡船交通九江大陆。这小岛面积不及湖心亭之半，而树木甚多。树下设竹榻卖茶。我们躺在竹榻上喝茶，四面水光艳艳，风声猎猎，九十度以上的天气也不觉得热。有几个九江女郎也摆渡到这里的树荫底下来洗衣服。每一个女郎所在的岸边的水面上，都以这女郎为圆心而画出层层叠叠的半圆形的水浪纹，好象半张极大的留声机片。这光景真可入画。我躺在竹榻上，无意中举目正好望见庐山。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大概就是这种心境吧。预料明天这时光，一定已经身在山中，也许已经看到庐山真面目了。
三、庐山面目 “咫尺愁风雨，匡庐不可登。只疑云雾里，犹有六朝僧。”（钱起）这位唐朝诗人教我们“不可登”，我们没有听他的话，竟在两小时内乘汽车登上了匡庐。这两小时内气候由盛夏迅速进入了深秋。上汽车的时候九十五度，在汽车中先藏扇子，后添衣服，下汽车的时候不过七十几度了。赴第三招待所的汽车驶过正街闹市的时候，庐山给我的最初印象竟是桃源仙境：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茶馆、酒楼、百货之属；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不过他们看见了我们没有“乃大惊”，因为上山避暑休养的人很多，招待所满坑满谷，好容易留两个房间给我们住。庐山避暑胜地，果然名不虚传。这一天天气晴朗。凭窗远眺，但见近处古木参天，绿阴蔽日；远处岗峦起伏，白云出没。有时一带树林忽然不见，变成了一片云海；有时一片白云忽然消散，变成了许多楼台。正在凝望之间，一朵白云冉冉而来，攒进了我们的房间里。倘是幽人雅士，一定大开窗户，欢迎它进来共住；但我犹未免为俗人，连忙关窗谢客。我想，庐山真面目的不容易窥见，就为了这些白云在那里作怪。
庐山的名胜古迹很多，据说共有两百多处。但我们十天内游踪所到的地方，主要的就是小天池、花径、天桥、仙人洞、含鄱口、黄龙潭、乌龙潭等处而已。夏禹治水的时候曾经登大汉阳峰，周朝的匡俗曾经在这里隐居，晋朝的慧远法师曾经在东林寺门口种松树，王羲之曾经在归宗寺洗墨，陶渊明曾经在温泉附近的栗里村住家，李白曾经在五老峰下读书，白居易曾经在花径咏桃花，朱熹曾经在白鹿洞讲学，王阳明曾经在舍身岩散步，朱元璋和陈友谅曾经在天桥作战……古迹不可胜计。然而凭吊也颇伤脑筋，况且我又不是诗人，这些古迹不能激发我的灵感，跑去访寻也是枉然，所以除了乘便之外，大都没有专诚拜访。有时我的太太跟着孩子们去寻幽探险了，我独自高卧在海拔一千五百公尺的山楼上，看看庐山风景照片和导游之类的书，山光照槛，云树满窗，尘嚣绝迹，凉生枕簟，倒是真正的避暑。我看到天桥的照片，游兴发动起来，有一天就跟着孩子们去寻访。爬上断崖去的时候，一位挂着南京大学徽章的教授告诉我：“上面路很难走，老先生不必去吧。天桥的那条石头大概已经跌落，就只是这么一个断崖。”我抬头一看，果然和照片中所见不同：照片上是两个断崖相对，右面的断崖上伸出一根大石条来，伸向左面的断崖，但是没有达到，相距数尺，仿佛一脚可以跨过似的。然而实景中并没有石条，只是相距若干丈的两个断崖，我们所登的便是左面的断崖。我想：这地方叫做天桥，大概那根石条就是桥，如今桥已经跌落了，我们在断崖上坐看云起，卧听鸟鸣，又拍了几张照片，逍遥地步行回寓。晚餐的时候，我向管理局的同志探问这条桥何时跌落，他回答我说，本来没有桥，那照相是从某角度望去所见的光景。啊，我恍然大悟了：那位南京大学教授和我谈话的地方，即离开左面的断崖数十丈的地方，我的确看到有一根不很大的石条伸出在空中，照相镜头放在石条附近适当的地方，透视法就把石条和断崖之间的距离取消，拍下来的就是我所欣赏的照片。我略感不快，仿佛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广告的当。然而就照相术而论，我不能说它虚伪，只是“太”巧妙了些。天桥这个名字也古怪，没有桥为什么叫天桥？
含鄱口左望扬子江，右瞰鄱阳湖，天下壮观，不可不看。有一天我们果然爬上了最高峰的亭子里。然而白云作怪，密密层层地遮盖了江和湖，不肯给我们看。我们在亭子里吃茶，等候了好久，白云始终不散，望下去白茫茫的，一无所见。这时候有一个人手里拿一把芭蕉扇，走进亭子来。他听见我们五个人讲土白，就和我招呼，说是同乡。原来他是湖州人。我们石门湾靠近湖州边界，语音相似，我们就用土白同他谈起天来。土白实在痛快，个个字入木三分，极细致的思想感情也充分表达得出。这位湖州客也实在不俗，句句话都动听。他说他住在上海，到汉口去望儿子，归途在九江上岸，乘便一游庐山。我问他为什么带芭蕉扇，他回答说，这东西妙用无穷：热的时候扇风，太阳大的时候遮阴，下雨的时候代伞，休息的时候当坐垫，这好比济公活佛的芭蕉扇。因此后来我们谈起他的时候就称他为济公活佛。互相叙述游览经过的时候，他说他昨天上午才上山，知道正街上的馆子规定时间卖饭票，他就在十一点钟先买了饭票，然后买一瓶酒，跑到小天池，在革命烈士墓前奠了酒，游览了一番，然后拿了酒瓶回到馆子里来吃午饭，这顿午饭吃得真开心。这番话我也听得真开心。白云只管把扬子江和鄱阳湖封锁，死不肯给我们看。时候不早，汽车在山下等候，我们只得别了济公活佛回招待所去。此后济公活佛就变成了我们的谈话资料。姓名地址都没有问，再见的希望绝少，我们已经把他当作小说里的人物看待了。谁知天地之间事有凑巧：几天之后我们下山，在九江的浔庐餐厅吃饭的时候，济公活佛忽然又拿着芭蕉扇出现了。原来他也在九江候船返沪。我们又互相叙述别后游览经过。此公单枪匹马，深入不毛，所到的地方比我们多。我只记得他说有一次独自走到一个古塔的顶上，那里面跳出一只黄鼠狼来，他打湖州白说：“渠被俉吓了一吓，俉也被渠吓了一吓！”我觉得这简直是诗，不过没有叶韵。宋杨万里诗云：“意行偶到无人处，惊起山禽我亦惊。”岂不就是这种体验吗？现在有些白话诗不讲叶韵，就把白话写成每句一行，一个“但”字占一行，一个“不”也占一行，内容不知道说些什么，我真不懂。这时候我想：倘能说得象我们的济公活佛那样富有诗趣，不叶韵倒也没有什么。
在九江的浔庐餐厅吃饭，似乎同在上海差不多。山上的吃饭情况就不同：我们住的第三招待所离开正街有三四里路，四周毫无供给，吃饭势必包在招待所里。价钱很便宜，饭菜也很丰富。只是听凭配给，不能点菜，而且吃饭时间限定。原来这不是菜馆，是一个膳堂，仿佛学校的饭厅。我有四十年不过饭厅生活了，颇有返老还童之感。跑三四里路，正街上有一所菜馆。然而这菜馆也限定时间，而且供应量有限，若非趁早买票，难免枵腹游山。我们在轮船里的时候，吃饭分五六班，每班限定二十分钟，必须预先买票。膳厅里写明请勿喝酒。有一个乘客说：“吃饭是一件任务。”我想：轮船里地方小，人多，倒也难怪；山上游览之区，饮食一定便当。岂知山上的菜馆不见得比轮船里好些。我很希望下年这种办法加以改善。为什么呢，这到底是游览之区！并不是学校或学习班！人们长年劳动，难得游山玩水，游兴好的时候难免把吃饭延迟些，跑得肚饥的时候难免想吃些点心。名胜之区的饮食供应倘能满足游客的愿望，使大家能够畅游，岂不是美上加美呢？然而庐山给我的总是好感，在饮食方面也有好感：青岛啤酒开瓶的时候，白沫四散喷射，飞溅到几尺之外。我想，我在上海一向喝光明啤酒，原来青岛啤酒气足得多。回家赶快去买青岛啤酒，岂知开出来同光明啤酒一样，并无白沫飞溅。啊，原来是海拔一千五百公尺的气压的关系！庐山上的啤酒真好！
1965年9月作于上海
《庐山面目》丰子恺
《庐山面目》丰子恺 庐山面目 丰子恺 “咫尺愁风雨，匡庐不可登。只疑云雾时，犹有六朝僧。”（钱起）这位唐朝诗人我们“不可登”，我们没有听他的话，况在两小时内乘汽车登上了匡庐。这两小时内气候由盛夏迅速进入了深秋。上汽车的时候九十五度，在汽车中先藏扇子，后添衣服，下汽车的时候不过七十几度。赴第三招待所的汽车驶过正街闹市的时候，庐山给我的最初印象竟是桃源仙境：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茶馆酒楼，百货之属；黄发垂髫，并怡然扑克乐。不过他们看见了我们没有“乃大惊”，因为上山避暑休养自乐。不过他们看见了我们没有“乃大惊”，因为上山避暑休养人人很多，招待所满坑满谷，好容易留两个房间给我们住。庐山避暑胜地，果然名不虚传。这一天天气晴朗。凭窗远眺，但见近处古木参天，绿荫蔽日；远处岗峦起伏，白云出没。有时一带树林忽然不见，变成了一片白云冉冉而来，钻进了我们的房间里。倘是幽人雅士，一定大开窗户，欢迎它进来共住；但我犹未免为俗人，连忙关窗谢客。我想，庐山真面目的不容易窥见，就为了这些白云在那里作怪。
庐山的名胜古迹很多，据说共有两百多处。但我们十天内游踪所到的地方，主要的就是小天池、花径、天桥、仙人洞、含鄱口、黄龙潭，乌龙潭等处而已。夏禹治水的时候曾经登经登大汉阳峰，周朝的匡俗曾经在这里隐居，晋朝的慧远法师曾经有东林寺门口种松树，王羲之曾经在归宗寺洗墨，陶渊时曾经在温泉附近的栗里村住家，李白曾经在五老峰下读书，白居易曾经在花径咏桃花，朱熹曾经在白鹿洞讲学，王阳明曾经在舍身岩散步，朱元璋和陈友谅曾经在天桥作战……古迹不可计。然而凭吊也颇伤脑筋，况且我又不是诗人，这些古迹不能激发我的灵感，跑去访寻也是枉然，所以除了乘便之外，大都没有专诚拜访。有时我的太太跟着孩子们去寻幽探险了，我独自高卧在海拔一千五百公尺的山楼上看看庐山风景照片和导游之类的书，山光照槛，云树满窗，尘嚣绝迹，凉生枕簟，倒是真正的避暑。我看到天桥的照片，游兴发动起来，有一天就跟着孩子们去寻访。爬上断崖去的时候，一位挂着南京大学微章的教授告诉我：“上面路很难走，老先生不必去吧。天桥的那条石头大概已经跌落，就只是这么一个断崖。”我抬头一年，果然和照片中所见不同：照片上是两个断崖相对，右央的断崖上伸出一根大石条来，伸向左面的断崖，但是没有达到，相距数尺，仿佛一脚可以跨过似的。然而实景中并没有石条，只是相距若干丈的两个断崖，我们所登的便是左面的断崖。我想：这地方叫做天桥，大概那根石条就是桥，如今桥已经跌落了。我们在断岩上坐看云起，卧听鸟鸣，又拍了几张照片，逍遥地步行回寓。晚餐的时候，我向管理局的同志探问这条桥何时跌落，他回答我说，本来没有桥，那照相是从某角度望去所见的光景，啊，我恍然大悟了：那位南京大学教授和我谈话的地方，即离开左面的断崖数十丈的地方，我的确看到有一根不很大的石条伸出在空中，照相镜头放在石条附近适当的地方，透视法就把石条和断崖之间的距离取消，拍下来的就是我所欣赏的照片。我略感不快，仿佛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广告的当。然而就照相术而论，我不能说它虚伪，只 “太”巧妙了些。天桥这个名字也古怪，没有桥为什么叫天桥？
含鄱口左望扬子江，右瞰鄱阳湖，天下壮观，不可不看。有一天我们果然爬上了最高峰的亭子里，然而白云作怪，密密层层地遮盖了江和湖，不肯给我们看。我们在亭子里吃茶，等候了好久，白云始终不散，望下去白茫茫的，一无所见。这时候有一个人手里拿一把芭蕉扇，走进亭子来。他听见我们五个人讲土白，就和我招呼，说是同乡。原来他是湖州人，我们石门湾靠近湖州边界，语音相似。我们就用土白同他谈起天来。土白实在痛快，个个字入木三分，极细致的思想感情也充分表达得出。这位湖州客也实在不俗，句句都动听。他说他住在上海，到汉口去望儿子，归途在九江上岸，乘便一游庐山。我问他为什么带芭蕉扇，他回答说，这东西妙用无穷：热的时候扇风，太阳大的时候遮阴，下雨的时候代伞，休息的时候当坐垫，这好比济公活佛的芭蕉扇。因此后业我们谈起他的时候就称他为“济公活佛”。互相叙述游览经过的时候，他说他昨天上午才上山，知道正街上的馆子规定时间卖饭票，他就在十一点钟先买了饭票，然后拿了酒瓶回到馆子里来吃午饭，这顿午饭吃得真开心。这番话我也听得真开心。白云只管把扬子江和鄱阳湖封锁，死不肯给我们看。时候不早，汽车在山下等候，我们只得别了济公活佛回招待所去。此后济公佛就变成了我们的谈话资料。姓名地址都没有问，再见的希望绝少，我们已经把他当作小说里的人物看待了。谁知天地之间事有凑巧：几天之后我们下山，在九江的浔庐餐厅吃饭的时候，济公活佛忽然又拿着芭蕉扇出现了。原来他也在九江候船返沪。我们又互相叙述别后游览经过。此公单枪匹马，深入不毛，所到的地方比我们多得多。我只记得他说有一次独自走到一个古塔的顶上，那里面跳出一只黄鼠狼来，他打湖州白说：“渠被吾吓了一吓，吾也被渠吓了一吓！”我觉得这简直是诗，不过没有叶韵。宋杨万里诗云：“意行偶到无人处，惊起山禽我亦惊。”岂不就是这种体验吗？现在有些白话诗不讲叶韵，就把白话写成每句一行，一个“但”字占一行，一个“不”字也占一行，内容不知道说些什么，我真不懂。这时候我想：倘能说得象我们的济公活佛那样富有诗趣，不叶韵倒也没有什么。
在九江的浔庐餐厅吃饭，似乎同在上海差不多。山上的吃饭情况就不同：我们住的第三招待所离开正街有三四里路，四周毫无供给，吃饭势必包在招待所里。价钱很便宜，饭菜也很丰富。只是听凭配给，不能点菜，而且吃饭时间限定。原来这不是菜馆，是一个膳堂，仿佛学校的饭厅。我有四十年不过饭厅生活了，颇有返老还童之感。跑三四里路，正街上有一所菜馆。然而这菜馆也限定时间，而且供应量很有限，若非趁早买票，难免枵腹游山。我们在轮船里的时候，吃饭分五六班，每班限定二十分钟，必须预先买票。膳厅晨写明请勿喝酒。有一个乘客说：“吃饭是一件任务。”我想：轮船里地方小，人多，倒也难怪；山上游览之区！并不是学校或学习班！人们长年劳动，难得游山玩水，游兴好的时候难免把吃饭延迟些，跑得肚饥的时候难免想吃些点心。名胜之区的饮食倘能满足游客的愿望，使大学能够畅游，岂不是美上加美呢？然而庐山给我的总是好感，在饮食方面也有好感：青岛啤酒开瓶的时候，白沫四散喷射，飞溅到几尺之外。我想，我在上海一向喝光明啤酒，原来青岛啤酒气足得多。回家赶快去买青岛啤酒，岂知开出来同光明啤酒一样，并无白沫飞溅。啊，原来是海拔一千五百公尺的气压的关系！庐山上的啤酒真好！
1956年9月作于上海 作者简介：丰子恺（1898——1975）现代著名画家、文学家、美术和音乐教育家，文学翻译家。浙江桐乡县石门湾人。早年曾从李叔同学绘画、音乐。1921年去日本留学。回国先后在上海、浙江、重庆等地从事美术和音乐教学。受有佛教影响，作《护生画集》，寓以佛家护生戒杀之旨。“五四”运动后，即进行漫画创作。早期漫画多暴露旧中国的黑暗，后期常作古诗新画，并常作古诗新画，并常把儿童生活作题材，自谓“要沟通文学及绘画的关系。”有《锣鼓响》等作品。1948年出版《子恺漫画集》（全六册）。他的画造型简括，画风朴实，受日本画家竹入梦二的影响。解放后，曾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等。作有《庆千秋》、《饮水思源》等具有新意的作品。著有《音乐入门》、《西洋美术史》、《猎人日记》等多种。擅散文和诗词，隽永疏朗，别有一体，有散文集《缘缘堂随笔》等。
《六榕寺里一花塔》钟树梁
《六榕寺里一花塔》钟树梁 六榕寺里一花塔 钟树梁 广州市的榕树特别多，这是构成南国风光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山纪念堂和流花公园里榕树蔽天成幕、荫地无隙，尤其令人留连。可是以“六榕”命名的“六榕寺”里却没有一棵榕树。
六榕寺在朝阳北路西面，距我的住地不远，可以望见寺内塔尖。我走到寺门前小立。门额两字“六榕”，端厚而有韵度，望而知为大苏手笔。寺门有七字联语，其下联是：“六榕无树记东坡”，这不是明白告诉游人，寺内没有榕树吗。原来苏武在北宋年间因贬滴经过此地时，曾见寺内有环植的六棵榕树，所以欣然留下“六榕”二字，后来这六棵榕树同苏东坡一样，早已“羽化登仙”了。现在寺内还有苏拭所题“六溶”的碑，有清代嘉庆时王文浩的跋语。另有苏轼的“笠屐像”。
寺内没有六榕，却有菩提一树。菩提树枝高叶密，洁净葱茏。这棵禅门嘉树，遥对着寺内古塔。相形之下，菩提树素朴，而古塔花枝招展；菩提树已经很高，而古塔比它还高，长身玉立，迥出尘表；菩提树下只有一二游憩的人，而古塔的各层都站满了红男绿女。
这座佛寺是梁武帝大同三年（公元537年）创建，原名主庄严寺。这塔原名舍利塔，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虽在宋代毁后重建，但塔的结构和基础是没有变的。塔是楼阁式的砖木结构，平面呈八角形，外观九级，内分十七层，全高五十七米有余。塔顶还竖立了元朝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铸造的千佛铜柱，闪闪有光。塔的各级是绿瓦、黄檐、朱柱、白壁，配以九八七十二个铜铃，五彩缤纷，宛如花树一般，所以又名花塔。花塔挺秀于六榕寺里，五羊城中，俏丽而不失庄严，坚实而不掩玲珑，更增南国风光之美。
我们的祖国真伟大，只说塔，全国各地，不知若干，千姿百态，无一雷同。南京的“灵谷”，西安的“大雁”，杭州的“****”，苏州的“北寺”等，我都—一攀登过，今天却又瞻仰了我绝对想象不到的“花塔”。古刹浮图，也要百花齐放；各具丰标。我思古人，既有不怕困难的坚强意志，又有别开生面的独创精神。
一阵暴雨忽然而来，打断了我的思路，却展示给我一幅奇景：大雨排檐，似落地水精帘子，我站在“帘”内再望花塔，雨雾像轻纱笼罩塔身，水精帘似琉璃高张净土，晶莹而又迷蒙，真是美极了！灵机一动，我把李白的两句五言诗改几个字来形容、赞美它，这便是：却挂水精帘，玲珑望花。
1982年5月游，1982年冬写
《留在阳光里的辙印》王兰玲
《留在阳光里的辙印》王兰玲 留在阳光里的辙印 王兰玲 八月的敦煌，太阳的城。极强的日照如水一样直泻下来，把古城泼映得鲜亮明净。随期而至的旅游者更是往来穿梭，人潮迭起。
乘机自东向西飞来，从高空俯视下去，浩瀚的沙漠戈壁上渐渐浮现出一座绿色小岛，让人惊诧这小岛顽强的生命力，更让人惊诧这丝绸古道上的小城历经千年而不衰的魅力。无数的中国人、外国人；饱学的智者、好奇的游人、虔诚的信徒；各类绝然不同的人，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不惜长途跋涉的艰辛劳顿，以每日数千人的流量拥向敦煌，期望着透过这扇神秘的窗口，捕捉和追索纷繁的历史演变，窥视艺术圣殿的辉煌壮丽……
东方大佛 莫高窟，是敦煌的一顶金冠。
一到这里人们便发现，莫高窟打破了中国传统建筑坐北向南的格局，所有的窟门都朝着东方。每天最先迎到太阳的是九层阁。它雄踞窟区之上，成为莫高窟外部建筑最突出的标志。但九层阁没有司空见惯的雕梁画栋、描金彩绘，自自然然地呈现出棕红的土木本色，脱尽俗气，使得本质结构与石窟更加浑然一体。台阁层层叠叠，依崖而起，比崖而高，飞檐铁马，造型奇伟壮观，古朴庄重，令人肃然。
沿着经过加固修整过的栈道，穿过曲折陡峭的山崖，登上九层阁的最高处，眼前豁然现出一个巨大的洞窟，窟内端然坐着一尊高达三十三米的释迦牟尼塑像。与莫高窟浩如烟海的壁画和其他文物珍品比起来，人们对莫高窟像的注意力似乎还不那么集中。实际上，作为敦煌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塑像，在艺术造诣上与壁画是同等卓绝惊人的。这尊大佛塑于盛唐年间，历时二十年方才完工。佛体与整座山体等高，山有多高，佛有多大；游人站在九层阁上，不过平视佛的唇部。如此浩大的规模，壮阔的气势，当与四川乐山大佛并论。而这尊大佛又集中了敦煌彩塑艺术发展到黄金时期的许多特征和精粹。其精美绝伦，更为全国大佛中所仅见！
大佛一扫敦煌早期塑像结构不当、神情呆板、线条单一等诸多不足，巧妙地利用山体的自然态势，布局得当，比例协调，线条流畅自然，整体造型敦朴、丰满、雍容而堂皇。再仔细端详大佛面部的组合，五官皆有变形，细微处多见夸张：凤眼微阖，眼裂几乎长达鬓，却让人感到眉清目爽，恰到好处。鼻梁挺拔、俊俏。最引人注目的是嘴的造型。那聪明的古代雕塑家根据洞窟内光线及透视关系的需要，特别强调了下唇，有意让下唇凸起于上唇，并且在下唇线上形成一道明显外翻的坡坎。这种奇特大胆的构想和塑造，简直令人称奇叫绝！从远处看起来，大佛嘴唇线条清晰、柔和，嘴形圆润而饱满，似充溢和涌动着生命的活力。嘴角微翘，似沉思，又似微笑，使大佛丰腴的脸庞益发生动传神、光彩照人，于明哲睿智中透露出慈善可亲。这哪里是什么佛？分明是一位血肉丰满、聪慧、美丽、端庄的东方女性！望着这大佛，能使人想起自己尊崇的长者，联想到生活中许多熟悉的面孔，甚至让人觉得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就是忠厚诚实的敦煌人。这大佛的成功之处，它不朽的艺术魅力，正在于“人”的尊严的升值，在于对生命的永恒的赞美。“人们的愿望是怎样的，他们的神便是怎样的”，不是么？
然而，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在大佛面颊正中“毫光”之上，有一个难看的洞眼。据说这是当年流亡在敦煌的沙俄军队中的一个恶棍，不知出于一种什么样的阴暗心理，就站在九层阁这个地方，朝大佛额头开了一枪，留下了这个罪恶的印记。当地老乡说，枪声响后，大佛额头上立时涌出了血，现在还看得到血痕。仔细看看大佛鼻下嘴下果然有些黑色的流迹。显然，这是一种附会的说法。大佛脸上那些黑道不过是残留在面部阴凹处的已经氧化变色的原彩绘罢了。然而，这传说表达出一种情绪，那就是对于近百年来盗窃和毁坏敦煌瑰宝的盗贼们的强烈义愤。
莫高窟，是中国古老文化的骄傲，但它也给中国人留下了那么多惨痛的记忆。从前秦开窟起，在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演变中，莫高窟有过兴盛和繁荣，但更多的是厄运不断。直到解放大军开进敦煌，才结束了莫高窟的劫难，使它获得新生。
今天的莫高窟，作为宗教圣地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了，而它的艺术生命正放射出炫目的光彩。九层阁的大佛日日面对太阳打坐，雍容大度，仪态万方，宛若一座东方的美神。它若果有灵性，一定会察觉到，今天、今后的敦煌将更加博大而辉煌。
太阳，将还给你一座新的沙山 敦煌的傍晚是属于鸣沙山的。
在白日强光下奔波了一天的游人们，此刻又追着夕阳，纷纷拥向城南十里外的鸣沙山。夕阳下的鸣沙山，简直如一连串神奇灿烂的金字塔。阳光如一面魔镜，把起伏的沙山勾勒出明暗反差极强的轮廓，形成一系列变化无穷的、巨大的直角、斜面以及圆弧。面对着这些巍峨耸立的见棱见角、刀削斧砍的沙山，恐怕世界上最好的画家也会为这线的变幻感到困惑和茫然。
这沙山似有一种莫名的诱惑力，一直到它，游人们立刻忘乎所以，童心大发。不论老少，不论男女，一瞬间，什么等级尊严，地位面子，世俗的偏见和羞涩顾忌，一古脑儿丢进了爪洼国。一个个扒掉鞋袜，打起赤脚，在温暖松软的沙地上随兴所至地奔跑嬉闹起来，尽兴地回味和享受着儿时的欢乐。来自异国远道的游人们，更是不肯错失良机，争相去骑骆驼。夕阳下，一支支奇异的驼队，沐着阳光，步着金沙，驼铃悠悠，情高致远，倒颇能领略到许多探古猎奇的雅趣！
陡峭的鸣沙山峰顶上，早已是人头涌动。捷足先登的人们如胜利之师般乌压压铺满了整座山头：朝着山下相识的、不相识的攀登者招手、呐喊、打口哨。阳光在密密麻麻的人群背后闪着耀眼的金光，形成一种罕见的逆光剪影效果，仿佛这些凡体肉胎忽而一起化作周体放光的神灵。
原本只有层层细细波纹的沙山平面上，此刻留下了一行行深深的足迹，像朵朵水漩，也像一个个拖着小尾巴的逗号，在阳光的折射下明明暗暗地闪烁着光亮。游人们踏着前人的足迹，奋力地向上攀登。沙山如直立的刀刃，流沙如水，迈出去一步滑下去半步，步步艰难。然而没有谁肯中途退下山去。素不相识的人们互相打趣、鼓励。不知怎样一来，漫山上下不分国籍、人种，彼此皆亲如故人了。
在这支随意组成的攀登队伍中，有一位身材颀长、碧眼金发的英国小伙子引起人们一片惊叹。这年轻人左脚受了伤，小腿以下裹着一块黑色的塑料布，以防灌沙。小伙子拖着这只僵硬的脚，把全身重量集中在右腿上，不是走，而是一步又一步地朝上蹦跃。他满脸通红，大口地喘着气，浑身在做一个轻松有趣的游戏，不时朝前面的女伴高喊一声“玛莉娅！”并伸出右手在胸前比划一下，向同行的游人表示已经上去一半。这浑身燃烧着生命力的年轻人终于以最后一跃登上了鸣沙山的顶峰。先他而上的伙伴们待他刚喘匀气息，立刻将一部小型摄影机递过来，年轻人接过机器，也立刻进入角色，抓紧落日前的最后机会拍摄起来，遗憾的是他却不能把自己汗水反射着夕阳的形象收进摄影机。
时间已经接近晚间十点钟了，夕阳还在天边释放着它最后的全部光彩，绚丽而多姿。从沙山上望下去，经过疏通清淤的月牙泉已经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清洌洌如一弯新月镶嵌在沙山脚下。此刻，泉水正倒映出满天彩霞，水面不时像溅上去许多火星，爆起点点金花。
几乎所有的游人都为眼前的景致所吸引，又都感到迷惑。鸣沙山、月牙泉，这两个性质截然相反的物质，却成为一对亲密的孪生兄弟，大自然的造化真是不可思议！否则，以鸣沙山之沙去掩月牙泉之水，只消举手之劳。然而，千百年来，从人们发现它们的那一天起，它们便相安无事，互相印证着彼此的存在。那一掬清水，风吹不干，沙埋不掉，大旱之年也不会干涸。有人经不住月牙泉的诱惑，等不得观赏平沙落日的壮景，连滚带翻地朝着山下扑去。笑声中轰然带起一股股飞溅的沙浪，倒像是被沙流一泻而下似的。
游人中立刻有人失惊道：如果人人这样带下去一片流沙，长此以往，鸣沙山岂不会被众多的游人夷为平地，不复存在？一位在山顶卖西瓜的老汉闻此言仰头大笑起来。
就如同月牙泉身处沙山而不被掩没一样，鸣沙山这看似毫无凝聚力的一捧散沙，虽经历了千百年游人的不断冲击，却从不曾降低过它的高大，从没有失却过它的棱角，从没有改变过它的个性。每天，当游人散尽，夜幕沉沉的时候，那来自大漠深处的神秘的风神，会把散落的细沙一一拂上山去，会把游人留下的无数脚迹抹得干干净净，白日里被磨秃了的山脊会重新现出锐直的棱角。风神来无影去无踪，只有沙面上层层潮汐般的流沙线会留下它一夜的辛劳。当天空中最后一颗星辰隐去的时候，随着远山鸡鸣声声，新的一天又开始的时候，太阳，将还给你一座新的沙山。
难怪游过一次鸣沙山的人，总在盼望着第二次。
《流放者的土地》余秋雨
《流放者的土地》余秋雨 流放者的土地 余秋雨 一 东北终究是东北，现在已是盛夏的尾梢，江南的西瓜早就收藤了，而这里似乎还刚刚开旺，大路边高高低低地延绵着一堵用西瓜砌成的墙，瓜农们还在从绿油油的瓜地里一个个捧出来往上面堆。停车一问价钱，大吃一惊，才八分钱一斤。买了一大堆搬到车上，先切开一个在路边啃起来。一口下去又是一惊，竟是我平生很少领略过的清爽和甘甜！以往在江南西瓜下市季节，总有一批"北方瓜"来收场，那些瓜吃起来又粗又淡，很为江南人所鄙视，我还曾为此可怜过北方的朋友。北方的朋友辩解说，那是由于要长途运输，老早摘下一些根本没熟的瓜在车皮和仓库里慢慢蹲熟的，代表不了北方瓜。今天我才真正信了，不禁边吃西瓜边抬头打量起眼前的土地。这里的天蓝得特别深，因此把白云衬托得银亮而富有立体感。蓝天白云下面全是植物，有庄稼，也有自生自灭的花草。与大西北相比，这里一点也不荒瘠，但与江南相比，这里似乎又缺少了那些温馨而精致的曲曲弯弯，透着点儿苍凉和浩茫。
这片土地，竟然会蕴藏着这么多的甘甜么？
我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心头不禁一颤，因为我正站在从牡丹江到镜泊湖去的半道上，脚下是黑龙江省宁安县，清代被称之为"宁古塔"的所在。只要对清史稍有涉猎的读者都能理解我的心情，在漫长的数百年间，不知有多少所谓"犯人"的判决书上写着"流放宁古塔"！
我是在很多年前读鲁迅论及清代文字狱的文章时首次看到这个地名的，因为它与狞厉的政治迫害和惨烈的人生遭遇连在一起，使我忍不住抬起头来遥想它的地理形貌。后来我本人不知为什么对文字狱的史料也越来越重视起来，因而这个地名便成了我阅读中的常见词汇。近年来喜欢读一些地域文化的著作，在拜读谢国桢先生写于半个世纪前的《清初东北流人考》和李兴盛先生两年前出版的《东北流人史》①时更是反复与它打交道了。今天，我居然真的踏到了这块著名的土地上面，而它首先给我的居然是甘甜！
有那么多的朝廷在案以它作为句点，因此"宁古塔"三个再平静不过的字成了全国官员和文士心底最不吉祥的符咒。任何人都有可能一夜之间与这里产生终身性的联结，而到了这里，财产、功名、荣誉、学识，乃至整个身家性命都会堕入漆黑的深渊，几乎不大可能再泅得出来。金銮殿离这里很远又很近，因此这三个字常常悄悄地潜入高枕锦衾间的恶梦，把那么多的人吓出一身身冷汗。清代统治者特别喜欢流放江南人，因此这块土地与我的出身地和谋生地也有着很深的缘分。几百年前的江浙口音和现在一定会有不少差别了吧，但云还是这样的云，天还是这样的天。
地可不是这样的地。有一本叫做《研堂见闻杂记》的书上写道，当时的宁古塔，几乎不是人间的世界，流放者去了，往往半道上被虎狼恶兽吃掉，甚至被饿昏了的当地人分而食之，能活下来的不多。当时另有一个著名的流放地叫尚阳堡，也是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地名，但与宁古塔一比，尚阳堡还有房子可住，还能活得下来，简直好到天上去了。也许有人会想，有塔的地方总该有点文明的遗留吧，怎么会这样？这就搞错了。宁古塔没有塔，这三个字完全是满语的音译，意为"六个"（"宁古"为"六"，"塔"为"个"），据说很早的时候曾有兄弟六人在这里住过，而这六个人可能还与后来的清室攀得上远亲。
今天我的出发地和目的地都很漂亮，想想吧，牡丹江、镜泊湖，连名字也已经美不胜收了，但我此行的主要目的却是这半道上的流放地。由它，又联想到东北其他几个著名的流放地如今天的沈阳（当时称盛京）、辽宁开原县（即当时的尚阳堡）以及齐齐哈尔（当时称卜魁）等处，我，又想来触摸中国历史身上某些让人不太舒服的部位了。
二 中国古代列朝对犯人的惩罚，条例繁杂，但粗粗说来无外乎打、杀、流放三种。打是轻刑，杀是极刑，流放不轻不重嵌在中间。
打的名堂就很多，打的工具（如笞、杖之类）、方式和数量都不一样。再道貌岸然的高官，再斯文儒雅的学者，从小受足了"非礼勿视"的教育，举手投足蕴藉有度，刚才站到殿阙中央来讲话时还细声慢气地努力调动一连串深奥典故用以替代一切世俗词汇呢，简直雅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突然不知是哪句话讲错了，立即被一群宫廷侍卫按倒在地，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扒下裤子，一五一十打将起来。苍白的肌肉，殷红的鲜血，不敢大声发出的哀号，乱作一团的白发，强烈地提醒着端立在一旁的文武百官：你们说到底只是一种生理性的存在。用思想来辩驳思想，用理性来面对理性，从来没有那回事儿。一言不合，请亮出尊臀。与此间风景相比，著书立说、砌磋研讨，实在成了一种可笑的存在。中国社会总是不讲道理，也不要道理，便与此有关。
杀的花样就更多了。我早年在一本旧书中读到嘉庆皇帝如何杀戮一个在圆明园试图向他动刀的厨师的具体记述，好几天都吃不下饭。后来我终于对其他杀人花样也有所了解了，真希望我们下一代不要再有人去知道这些事情。那一大套款式，绝对只有那些彻底丢弃了人性却又保持着充分想象力的人才能设计得出来。以我看来他们的设计原则是把死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可供细细品味、慢慢咀嚼的漫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组成人的一切器官和肌肤全都成了痛苦的由头，因此受刑者只能怨恨自己竟然是个人。我相信中国的宫廷官府所实施的杀人办法，是人类从猿猴变过来之后几十万年间最为残酷的自戕游戏，即便是豺狼虎豹在旁看了也会瞠目结舌。幸好中国的皇帝在这方面都没有神经脆弱的毛病，他们总是玩牌一样掂量着各种死法，有时突然想起"犯人"战功赫赫或学富五车，会特别开恩换一种等级略低一点的死法，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将死的"犯人"会衷心地叩谢皇恩浩荡，而且皇帝自己也觉得仁慈过人、宅心宽厚。皇帝的这个习惯倒是成了中国的社会惯例，许多笑容可掬的方案权衡，常常以总体性的残忍为前提。残忍成了一种广泛传染的历史病菌和社会病菌，动不动就采取极端措施，驱逐了人道、公德、信义、宽容、和平。
现在可以回到流放上来了。说过了杀的花样，流放确实成了一种极为仁厚的惩罚，但实际上对承受者来说，杀起来再慢也总不会拖延太久，而流放却是一种长时间的可怖折磨。死了倒也罢了，问题是人还活着，种种不幸都要用心灵去一点点消受，这就比死都烦难了。就以当时流放东北的江南人和中原人来说，首先让人受不了的事实是流放的株连规模。有时不仅全家流放，而且祸及九族，所有远远近近的亲戚，甚至包括邻里，全都成了流放者，往往是几十人、百余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别以为这样热热闹闹一起远行并不差，须知这些几天前还是锦衣玉食的家庭都已被查抄，家产财物荡然无存，而且到流放地之后做什么也早已定下，如"赏给出力兵丁为奴"，"给披甲人为奴"等等，从孩子开始都已经是奴隶。一路上怕他们逃走，便枷锁千里。我现在随手翻开桌上的史料就见到这样一条记载：明宣德八年，一次有一百七十名犯人流放到东北，但死在路上就有三分之二，到东北只剩下五十人。由此，一路上的自然艰苦和人为虐待便可想见。好不容易到了流放地，这些奴隶分配给了主人，主人见美貌的女性就随意糟蹋，怕丈夫碍手碍脚先把丈夫杀了；人员那么多用不了，选出一些女的卖给娼寮，选出一些男的去换马。最好的待遇算是在所谓"官庄"里做苦力，当然也完全没有自由，照清代被流放的学者吴兆骞记述，"官庄人皆骨瘦如柴"，"一年到头，不是种田，即是打围、烧石灰、烧炭，并无半刻空闲日子。”
在一本叫《绝域纪略》的书中描写了流放在那里的江南女子汲水的镜头："春余即汲，霜雪井溜如山，赤脚单衣悲号于肩担者，不可纪，皆中华富贵家裔也。"在这些可怜的汲水女里面，肯定有着不少崔莺莺、林黛玉这样的人物，昨日的娇贵矜持根本不敢再回想，连那点哀怨悱恻的恋爱悲剧，也全部成了奢侈。
康熙时期的诗人丁介曾写过这样两句诗：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这里该包含着多少让人不敢细想的真正大悲剧啊。诗句或许会有些夸张，但当时中原各省在东北流放地到了"无省无人"的地步是确实的。据李兴盛先生统计，单单清代的东北流人（其概念比流放犯略大），总数在１５０万以上。普通平民百姓很少会被流放，因而其间"名士"和"佳人"的比例确实不低。
如前所说，这么多人中，很大一部分是株连者，这个冤屈就实在太大了。那些远亲，可能根本没见过当事人，他们的亲族关系要通过老一辈曲曲折折的比划才能勉强理清，现在却一古脑儿都被赶到了这儿。在统治者看来，中国人都不是个人，只是长在家族大树上的叶子，一片叶子看不顺眼了，证明从根上就不好，于是一棵大树连根儿拔掉。我看"株连"这两个字的原始含义就是这样来的。树上的叶子那么多，不知哪一片会出事而祸及自己，更不知自己的一举一动什么时候会危害到整棵大树，于是只能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如此这般，中国怎么还会有独立的个体意识呢？我们以往不也见过很多心底里很明白而行动却极其窝囊的人物吗？有的事，他们如果按心底所想的再坚持一下就坚持出人格和个性来了，但皱眉一想妻儿老小、亲戚朋友，也就立即改变了主意。既然大树上没有一片叶子敢于面对风的吹拂、露的浸润、霜的飘洒，整个树林也便成了没有风声鸟声的死林。朝廷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片表面上看起来碧绿葱茏的死林，"株连"的目的正在这里。
我常常设想，那些当事人在东北流放地遇见了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次却因自己而罹难的远房亲戚，该会说什么话，作何等样的表情？而那些远房亲戚又会作什么反应？当事人极其内疚是毫无疑问的，但光内疚够吗？而且内疚什么呢？他或许要解释一下案情，而他真能搞得清自己的案情吗？
能说清自己案情的倒是流放者中那一部分真正的罪犯，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刑事犯；还有一部分属于宫廷内部勾心斗角的失败者，他们大体也说得清自己流放的原因，其中有些人的经历也很有历史意味，但至少我今天在写这篇文章时对他们兴趣不大。最说不清楚的是那些文人，不小心沾上了"文字狱"、科场案，一夜之间成了犯人，竟然福大命大没被砍头，与一大群株连者一起跌跌撞撞地发配到东北来了，他们大半搞不清自己的案情。
"文字狱"的无法说清已有很多人写过，不想再说什么了。我想，流放东北的文人中真正算得上"犯案"的大概就是在科举考试中作弊的那一拨了。明代以降，特别是清代，壅塞着接二连三的所谓"科场案"，好像鲁迅的祖父后来也挨到了这类案子里边，幸好没有全家流放，否则我们就没有《阿Ｑ正传》好读了。依我看，科场中真作弊的有（鲁迅的祖父像是真的），但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恣意夸大甚至无中生有的。例如１６５７年（顺治十四年）发生过两个著名的科场案，造成被杀、被流放的人很多，我们不妨选其中较严重的一个即所谓"南闱科场案"稍稍多看几眼。 一场考试过去，发榜了，没考上的仕子们满腹牢骚，议论很多，被说得最多的是考上举人的安徽青年方章钺可能（！）与主考大人是远亲，即所谓"联宗"吧，理应回避，不回避就有可能作弊。落第考生的这些道听途说被一位官员听到了，就到顺治皇帝那里奏了一本，顺治皇帝闻奏后立即（！）下旨，正副主考一并革职，把那位考生方章钺捉来严审。这位安徽考生的父亲叫方拱乾，也在朝中做着官，上奏说我们家从来没有与主考大人联过宗，联宗之说是误传，因此用不着回避，以前几届也考过，朝廷可以调查。本来这是一件很容易调查清楚的事情，但麻烦的是皇帝已经表了态，而且已把两个主考革职了，如果真的没有联过宗，皇帝的脸往哪儿搁？因此朝廷上下一口咬定，你们两家一定联过宗，不可能不联宗，没有理由不联宗，为什么不联宗？不联宗才怪呢！既然肯定联过宗，那就应该在子弟考试时回避，不回避就是犯罪。刑部花了不少时间琢磨这个案子，再琢磨皇帝的心思，最后心一横，拟了个处理方案上报，大致意思无非是，正副主考已经激起圣怒，被皇帝亲自革了职，那就干脆处死算了，把事情做到底别人也就没话说了；至于考生方章钺，朝廷不承认他是举人，作废。
这个处理方案送到了顺治皇帝那里，大家原先以为皇帝也许会比刑部宽大一点，做点姿态，没想到皇帝的回旨极其可怕：正、副主考斩首，没什么客气的；还有他们领导的其他所有试官到哪里去了？一共十八名，全部绞刑，家产没收，他们的妻子女儿一概做奴隶。听说已经死了一个姓卢的考官了？算他幸运，但他的家产也要没收，他的妻子女儿也要去做奴隶。还有，就让那个安徽考生不做举人算啦？不行，把八个考取的考生全都收拾一下，他们的家产也应全部没收，每人狠狠打上四十大板，更重要的是，他们这群考生的父母、兄弟、妻子，要与这几个人一起，全部流放到宁古塔！（参见《清世主实录》卷１２１）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古代判决，处罚之重，到了完全离谱的程度。不就是仅仅一位考生可能与主考官有点沾亲带故的嫌疑吗？他父亲出来已经把嫌疑排除了，但结果还是如此惨烈，而且牵涉的面又如此之大。能代表朝廷来考试江南仕子的考官，无论是学问、社会知名度还是朝廷对他们信任的程度本来都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为了其中一个人有那么一丁点儿已经排除了的嫌疑，二十个全部杀掉，一个不留。而且他们和考生的家属全部不明不白地遭殃。这中间，唯一能把嫌疑的来龙去脉说得稍稍清楚一点的只有安徽考生一家－－方家，其他被杀、被打、被流放的人可能连基本原因也一无所知。但不管，刑场上早已头颅滚滚、血迹斑斑，去东北的路上也已经浩浩荡荡。这些考生的家属在跋涉长途中想到前些天身首异处的那二十来个大学者，心也就平下来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何况人家那么著名的人物临死前也没吭声，要我冒出来喊冤干啥？充什么英雄？这是中国人面临最大的冤屈和灾难时的精神卫护逻辑。一切原因和理由都没有什么好问的，就算是遇到了一场自然灾害。且看历来流离失所的灾民，有几个问清过台风形成的原因和山洪暴发的理由？算啦，低头干活吧，能这样不错啦。
三 灾难，对常人来说也就是灾难而已，但对知识分子来说就不一样了。当灾难初临之时，他们比一般人更紧张，更痛苦，更缺少应付的能耐；但是当这一个关口渡过之后，他们中部分人的文化意识又会重新苏醒，开始与灾难周旋，在灾难中洗刷掉那些只有走运时才会追慕的虚浮层面，去寻求生命的底蕴。到了这个时候，本来经常会嘲笑知识分子几句的其他流放者不得不收敛了，他们开始对这些喜欢长吁短叹而又手无缚鸡之力的斯文人另眼相看。
流放文人终于熬过生生死死最初撞击的信号是开始吟诗，其中有不少人在去东北的半路上就已获得了这种精神复苏，因为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这好几千里的路要走相当长的时间。清初因科场案被流放的杭州诗人、主考官丁澎在去东北的路上看见许多驿站的墙壁上题有其他不少流放者的诗，一首首读去，不禁笑逐颜开。与他一起流放的家人看他这么高兴，就问："怎么，难道朝廷下诏让你回去了？"丁澎说："没有。我真要感谢皇帝，给我这么好的机会让我在一条才情的长河中畅游，你知道吗，到东北流放的人几乎都是才子，我这一去就不担心没有朋友了。"丁澎说得不错，流放者的队伍实在是把一些平日散落各地的杰出文士集中在一起了，几句诗，就是他们心灵交流的旗幡。
丁澎被流放的时候，他的朋友张缙彦曾来送行，没想到三年以后张缙彦也被流放，戍所很远，要经过丁澎的流放地，两人见面感慨万千，唏嘘一阵之后，互相能够赠送的东西仍然只有诗。丁澎送张缙彦的诗很能代表流放者的普遍心理：老去悲长剑，胡为独远征？半生戎马换，片语玉关行！乱石冲云走，飞沙撼碛鸣。万方新雨露，吹不到边城。（《送张坦公方伯出塞》）丁澎早流放几年，因此他有资格叮嘱张缙彦："愁剧须凭酒，时危莫论文。”
"时危莫论文"并不是害怕和躲避，而是希望朋友身处如此危境不要再按照原先文绉绉的思路来考虑问题了。用吴伟业赠吴兆骞的诗句来表述，文人面对流放，产生的总体感受应该是"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原先的价值坐标轰毁了，连一些本来确定无疑的概念也都走向模糊和混乱，这对许多文人来说都不完全是一件坏事。
有一些文人，刚流放时还端着一副孤忠之相，等着哪一天圣主来平反昭雪；有的则希望有人能用儒家的人伦道德标准来重新审理他们身陷的冤屈，哪怕自己死后有一位历史学家来说两句公道话也好。但是，茫茫的塞外荒原否定了他们，浩浩的北国寒风嘲笑着他们，文天祥虽然写过"留取丹心照汗青"，而"汗青"本身又是如此暧昧不清。
到东北的流放者一般都会记得宋、金战争期间，南宋的使臣。洪皓和张邵曾被金人流放到黑龙江的事迹。洪皓和张邵算得为大宋朝廷争气的了，在拣野菜充饥、拾马粪取暖的情况下还凛然不屈。一次一位比较友好的女真贵族与洪皓谈话，谈着谈着就争论起来了，女真贵族生气地说："你到现在还这么口硬，你以为我不能杀你么？"洪皓回答："我是可以死了，但这样你们就会蒙上一个斩杀来使的恶名，恐怕不大好。离这里三十里地有个叫莲花泺的地方，不如我们一起乘舟去游玩，你顺便把我推下水，就说我是自己失足，岂不两全其美？"他的这种从容态度，把女真贵族都给镇住了。后来金兵占领了淮北，宣布说只要是淮北籍的宋朝官员都可回家了，不少被流放的宋朝官员纷纷伪称自己是淮北人而南返，惟独洪皓和张邵明确说自己是江南人，因此一直在东北流放到宋、金和议达成之后才回来。完全出人意料的是，这两人在东北为宋廷受苦受难十余年，回来却立即遭受贬斥，洪皓被秦桧贬离朝廷，张邵也被弹劾为"奉使无成"而远放，两人都很快死在颠沛流离的长途中。倒是金人非常尊敬这两位与他们作对的使者，每次有人来宋廷总要打听他们的消息，甚至对他们的子女也倍加怜惜。这种事例，很使后代到东北的流放者们深思。既然朝廷对自己的使者都是这副模样，那它真值得大家为它守节效忠吗？我们过去头脑中认为至高无上的一切真是那样有价值吗？
顺着这一思想脉络，东北流放地出现了一个奇迹：不少被流放的清朝官员与反清义士结成了好朋友，甚至到了生死莫逆的地步。原先各自效忠的对象，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都消解了，消解在朔北的风雪中，消解在对人生价值的重新确认里。
"同是冰天谪戍人，敝裘短褐益相亲。"（戴梓）当官衔、身份、家产一一被剥夺，剩下的就是生命对生命的直接呼唤。著名的反清义士函可在东北流放时最要好的那些朋友李［衤因］、魏［王官］、季开生、李呈祥、郝浴、陈掖臣等几乎都是被贬的清朝官吏，以这些人为骨干，函可还成立了一个"冰天诗社"。是不是这些昔日官吏现都卷入到函可的反清思潮中来了呢？并不是。他们相交只是"以节义文章相慕重"，这里所说的"节义"又不具备寻常所指的国家民族意义，而仅仅是个人人品。其实个人人品最是了不得，最不容易被外来的政治规范修饰或扭曲。在这一点上，中国历来对"大节"、"小节"的划分常常是颠倒的。函可的那些朋友在个人人品上确实都是很值得敬重的，李［衤因］获罪是因为上谏朝廷，指陈当时的一个"逃人法""立法过重，株连太多"；魏［王官］因上疏主张一个犯人的"妻子应免流徙"而自己反被流徙；季开生是谏阻皇帝到民间选美女，郝浴是弹劾大汉奸吴三桂骄横不法……总之是一些善良而正直的人。现在他们的发言权被剥夺了，但善良和正直却剥夺不了，跟着他们走南闯北。函可与他们结社是在顺治七年，那个时候，江南很多知识分子还在以"仕清"为耻，而照我们今天某些理论家的分析，他们这些官吏之所以给清廷提意见也是为了清廷的长远利益，不值得半点同情，但函可却完全不理这一套，以毫无障碍的心态发现了他们的善良与正直，然后把他们作为一个个有独立人品的个人来尊重。政敌不见了，民族对立松懈了，只剩下一群赤诚相见的朋友。
有了朋友，再大的灾难也会消去大半。有了朋友，再遭的环境也会风光顿生。出身于上海松江县的学者艺术家杨［王宣］是一个一生中莫名其妙地多次获罪，直到七十多岁还在东北旷野上挣扎的可怜人，但由于有了朋友，他眼中的流放地也不无美色了。他的一首《谪居柬友》最能表达这种心情：同是天涯万里身，相依萍梗即为邻。闲骑蹇卫频来往，小擘霜鳌忘主宾。明月满庭凉似水，绿莎三径软于茵。生经多难情愈好，未觉人间古道沦。 "生经多难情愈好"，这实在是灾难给人的最大恩惠。与东北大地上的朋友相比，原先在上海、在北京的朋友都算不上朋友了，靠着亲族关系和同僚关系所挤压出来的笑容和礼数突然显得那样勉强，丰厚的礼品和华瞻的语句也变得非常苍白。列宁主义惟独这儿，［原文如此－－输入者注］什么前后左右的关系也不靠，就靠着赤条条的自己寻找可以生死以之的知己好友，还有什么比这更珍贵的么？
我敢断言，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最珍贵、最感人的友谊必定产生在朔北和南荒的流放地，产生在那些蓬头垢面的文士们中间。其他那些著名的友谊佳话，外部雕饰太多了。
除了同在流放地的文士间的友谊之外，外人与流放者的友谊也会显出一种特殊的重量，因为在株连之风极盛的时代，与流放者保持友谊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而且地处遥远，在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下要维系友谊又极为艰难。因此，流放者们在饱受世态炎凉之后完全可以凭借往昔的友谊在流放后的维持程度来重新评验自己原先置身的世界。
元朝时，浙江人骆长官被流放到黑龙江，他的朋友孙子耕竟一路相伴，一直从杭州送到黑龙江。清康熙年间，兵部尚书蔡毓荣获罪流放黑龙江，他的朋友，上海人何世澄不仅一路护送，而且陪着蔡毓荣在黑龙江住了两年多才返回江南。专程到东北探望朋友的人也有不少，例如康熙年间的流放者傅作楫看到老友吴青霞不远千里前来探望，曾用这样的诗句来表达感受：浓阴落尽有高柯，昨日流莺在何处？友情，经过再选择而显得单纯和牢固了。
让我特别倾心的是康熙年间顾贞观把自己的老友吴兆骞从东北流放地救出来的那番苦功夫。顾贞观知道老友在边荒时间已经很长，吃足了各种苦头，很想晚年能赎回来让他过几天安定日子。他有决心叩拜座座侯门来赎金集资，但这事不能光靠钱，还要让当朝最有权威的人点头，向皇帝说项才是啊。他好不容易结识了当朝太傅明珠的儿子纳兰容若。纳兰容若是一个人品和文品都不错的人，也乐于帮助朋友，但对顾贞观提出的这个要求却觉得事关重大，难于点头。顾贞观没有办法，只得拿出他为思念吴兆骞而写的词作《金缕曲》两首给纳兰容若看，因为那两首词表达了一种人间至情，应该比什么都能说服纳兰容若。两首词的全文是这样的： 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
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比似红颜多命薄，更不如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置此札，君怀袖。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宿昔齐名非忝窃，试看杜陵消瘦，曾不减、夜郎潺［亻愁］。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千万恨，为君剖。
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时，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词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愿得、河清人寿。归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传身后。言不尽，观顿首。
不知读者诸君读了这两首词作何感想，反正纳兰容若当时刚一读完就声泪俱下，对顾贞观说："给我十年时间吧，我当作自己的事来办，今後你完全不用再叮嘱我了。"顾贞观一听急了："十年？他还有几年好活？五年为期，好吗？"纳兰容若擦着眼泪点了点头。
经过很多人的努力，吴兆骞终于被赎了回来。在欢迎他的宴会上，有一位朋友写诗道："廿年词赋穷边老，万里冰霜匹马还。"是啊，这么多年也只是他一个人回来，但这一万里归来的"匹马"，真把人间友谊的力量负载足了。
还有一个人也是靠朋友，而且是靠同样在流放的朋友的帮助，偷偷逃走的，他就是浙江萧山人李兼汝。这个人本来就最喜欢交朋友，据说不管是谁只要深夜叩门他一定要留宿，客人有什么困难他总是倾囊相助。他被流放后，一直靠一起流放的朋友杨越照顾他，后来他年老体衰，实在想离开那个地方，杨越便想了一个办法，让他躲在一个大瓮里由牛车拉出去，杨越从头至尾操作此事，直到最后到了外面把他从大瓮里拉出来挥泪作别，自己再回来继续流放。这件事的真相，后来在流放者中悄悄传开来了，大家十分钦佩杨越，只要他有什么义举都一起出力相助，以不参与为耻。在这个意义上，灾难确实能净化人，而且能净化好多人。
我常常想，今天东北人的豪爽、好客、重友情、讲义气，一定与流放者们的精神遗留有深刻关联吧。流放，创造了一个味道浓重的精神世界，竟使我们得惠至今。
四 除了享受友情之外，流放者总还要干一点自己想干的事情。基本的劳役是要负担的，但东北的气候使得一年中有很长时间完全无法进行野外作业，而且管理者也有松有紧，有些属于株连而来的对象或随家长而来的儿孙一辈往往有一点儿自由，有的时候、有的地方，甚至整个流放都处于一种放任自流的状态，这就使得流放者总的说来还是有不少空余时间的，需要自己找活干。一般劳动者找活不难，文人则又一次陷入了深思。
我，总要做一点别人不能代替的事情吧？总要有一些高于拣野菜、拾马粪、烧石灰、烧炭的行为吧？尤其当珍贵的友谊把文人们凝聚起来之后，"我"的自问变成了"我们"的集体思索。"我们"，既然凭借着文化人格互相吸引，那就必须进一步寻找到合适的行为方式而成为实践着、行动着的文化群落，只有这样，才能求得灵魂的安定。这是一种回归，大多数流放者没有吴兆骞、李兼汝那样的福气而回归南方，他们只能依靠这种文化意义上的回归，而实际上这样的回归更其重要。吴兆骞南归后三年即贫病而死，只活了五十四岁，李兼汝因偷偷摸摸逃回去的，到了南方东藏西藏，也只活了三年。留在东北的流放者们却从文化的路途上回了家，有的竟然很长寿。
比较常见的是教书。例如洪皓曾在晒干的桦树皮上默写出《四书》，教村人子弟，张邵甚至在流放地开讲《大易》，"听者毕集"，函可作为一位佛学家当然就利用一切机会传播佛法；其次是教耕作和商贾，例如杨越就曾花不少力气在流放地传播南方的农耕技术，教当地人用"破木为屋"来代替原来的"掘地为屋"，又让流放者随身带的物品与当地土著交换渔牧产品，培养了初步的市场意识，同时又进行文化教育，几乎是全方位地推动这块土地走向了文明。文化素养更高一点的流放者则把东北这一在以往史册文典中很少涉及的角落作为自己进行文化考察的对象，并把考察结果以多种方式留诸文字，至今仍为一切进行地域文化研究的专家们所宝爱。例如方拱乾所著《宁古塔志》、吴振臣所著《宁古塔纪略》、张缙彦所著《宁古塔山水记》、杨宾所著《柳边纪略》、英和所著《龙沙物产咏》、《龙江纪事》等等便是最好的例子，这些著作（有的是诗集）具有极高的历史学、地理学、风俗学、物产学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是足可永垂史册的。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学术研究除了李时珍、徐霞客等少数例外，多数习惯于从书本来到书本去，缺少野外考察精神，致使我们的学术传统至今还缺乏实证意识。这些流放者却在艰难困苦之中齐心协力地克服了这种弊端，写下了中国学术史上让人惊喜的一页。他们脚下的这块土地给了他们那么多无告的陌生，那么多绝望的酸辛，但他们却无意怨恨它，反而用温热的手掌抚摸着它，让它感受文明的热量，使它进入文化的史册。
在这整个过程中，有几个代代流放的南方家族给东北所起的文化作用特别大，例如清代浙江的吕留良家庭、安徽的方拱乾、方孝标家族以及浙江的杨越、杨宾父子等。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在民国初年曾说到因遭文字狱而世代流放东北的吕留良（即吕用晦）家族的贡献：吕氏"后裔多以塾师、医药、商贩为业。土人称之曰老吕家，虽为台隶，求师者必于吕氏，诸犯官遣戍者，必履其庭，故土人不敢轻，其后裔亦未尝自屈也。""齐齐哈尔人知书，由吕用晦后裔谪戍者开之，至于今用夏变夷之功亦著矣。"说到方家，章太炎说："初，开原、铁岭以外皆胡地也，无读书识字者。宁古塔人知书，由方孝标后裔谪戍者开之。"（《太炎文录续编》）当代历史学家认为，太炎先生的这种说法史实可能有所误，评价可能略嫌高，但肯定两个家族在东北地区文教上的启蒙之功是完全不错的。
一个家族世世代代流放下去，对这个家族来说是莫大的悲哀，但他们对东北的开发事业却进行了一代接一代的连续性攻坚。他们是流放者，但他们实际上又成了老资格的"土著"，他们的故乡究竟在何处呢？我提这问题，在同情和惆怅中又包含着对胜利者的敬意，因为在文化意义上，他们是英勇的占领者。
不管怎么说，东北这块在今天的中华版图中已经一点也不显得荒凉和原始的土地，应该记住这两个家族和其他流放者，记住是他们的眼泪和汗水，是他们软软的南方口音，给这块土地播下了文明的种子。不要把视线老是停留在那些边界战役和民族抗争上，停留在那些轰轰烈烈的大事件上，那些战争和事件，其实并没有给这块土地带来多少滋养。
五 我希望上面这些叙述不至于构成这样一种误解，以为流放这件事从微观来说造成了许多痛苦，而从宏观来说却并不太坏。
不。从宏观来说，流放无论如何也是对文明的一种摧残。部分流放者从伤痕累累的苦痛中挣扎出来，手忙脚乱地创造出了那些文明，并不能给流放本身增色添彩。且不说多数流放者不再有什么文化创造，即便是我们在上文中评价最高的那几位，也无法成为我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流人才。第一流人才可以受尽磨难，却不能受到超越基本生理限度和物质限度的最严重侵害。尽管屈原、司马迁、曹雪芹也受了不少苦，但宁古塔那样的流放方式却永远也出不了《离骚》、《史记》和《红楼梦》。文明可能产生于野蛮，却绝不喜欢野蛮。我们能熬过苦难，却绝不赞美苦难。我们不怕迫害，却绝不肯定迫害。
部分文人之所以能在流放的苦难中显现人性、创建文明，本源于他们内心的高贵。他们的外部身份和遭遇可以一变再变，但内心的高贵却未曾全然消蚀，这正像不管有的人如何赶潮流或身居高位却总也掩盖不住内心的卑贱一样。毫无疑问，最让人动心的是苦难中的高贵，最让人看出高贵之所以高贵的，也是这种高贵。凭着这种高贵，人们可以在生死存亡线的边缘上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的一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他们为了文化和文明，可以不顾物欲利益，不顾功利得失，义无反顾，一代又一代。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高贵者确实是愚蠢的，而聪明的却是那些卑贱者。但是，这种愚蠢和聪明的划分本来就属于"术"的范畴而无关乎"道"，也可以说本来就属于高贵的领域之外的存在。
由此我又想到，东北这块土地，为什么总是显得坦坦荡荡而不遮遮盖盖？为什么没有多少丰厚的历史却快速地进入到一个开化的状态？至少有一部分，来自流放者心底的那份高贵。
我站在这块古代称为宁古塔的土地上，长时间地举头四顾而终究又低下头来，我向一些远年的灵魂祭奠。为它们大多来自浙江、上海、江苏、安徽那些我很熟悉的地方，更为它们在苦难中的高贵。
作者简介：余秋雨，中国当代著名散文家、学者。一九四六年生，浙江余姚人。 现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写作协会会长。著有《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中国戏剧文化史述》、《艺术创造工程》等书，一九八七年获颁“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荣誉称号。散文著作主要有散文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等，在近几年文化界影响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