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师太妖娆全文阅读:解放战争全记录第四卷-风卷残云（上）

　　第一章 北平和谈(1)

　　1.老蒋后院起火，美国白宫策划换马。南京政府被迫“改弦易辙”。李宗仁提出“五项和平主张”

　　深刻认识1949年国共两党的北平和平谈判，要从国共两党的关系谈起。在国共两党的关系史上，有过合作，如北伐革命、抗日战争;也有过交恶，如“四一二”清党、十年内战等等。存在于这种合作与斗争之间的，便是国共两党之间因重大事变而举行的政治谈判。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作出了与国民党合作，帮助改组国民党，并共同实现反帝反封建的决定。此后，国共两党举行了政治谈判。国民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共产党人则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共同推动北伐革命。两党的合作，极大地推动了轰轰烈烈的北伐革命，使南中国的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然而，好景不长，孙中山、廖仲恺等国民党领袖逝世后，国民党的军政大权逐步落到了右派首领蒋介石手中。1927年4月12日，窃取了革命成果的蒋介石以“清党”为名，发动反革命政变，开始屠杀共产党人，造成十年内战。1936年底，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北上到达陕北。同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在此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仇，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导致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下的第二次合作。此后，国共两党之间在抗日的旗帜下，就相互关系等问题进行了长达十年之久的艰苦谈判。其间，打打谈谈，谈谈打打，谈判到底还是以破裂告终。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进行了重庆谈判，意图和平建国。但急欲成就霸业的国民党终于按捺不住了，决心使用武力来解决共产党的问题。但仅仅两年多的时间，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却不能不屈“尊”向共产党乞求和平了。

　　1949年，国共两党之所以能举行和平谈判，主要是双方力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年，蒋介石敢于推翻政协决议，发动内战，靠的是他手里的武装力量和美国的援助。那时国民党有正规军430万人，是共产党军队的三倍半。武器装备更是精良得多。蒋介石以为，几个月就可以消灭共产党军队。但是，这位枭雄高兴早了，他低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代表正义的共产党的力量。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的兵力连后方机关在内仅剩下220万人，正规军只有100多万。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却由120万人发展到400万人以上，而且许多部队已用缴获的武器装备起来。

　　事已至此，蒋介石不得不承认这个仗已经打败了。不仅军事力量的主力被消灭了，而且国民党统治区的财政经济也已崩溃。物价的飞涨就像脱僵的野马，到1948年8月间，已比抗战前夕上涨300倍。南京政府宣布以金圆券代替法币，结果使经济雪上加霜，更加陷入绝境。

　　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失败，特别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大量被歼，意味着蒋介石的实力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削弱，这使得向来对蒋介石不满的桂系头目李宗仁和白崇禧等颇有些幸灾乐祸。他们立即开始进行反蒋和共的密谋，而以李济深为首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也积极加以推波助澜，密切配合。

　　1948年12月25日，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率先发难，自汉口发出致蒋介石的“亥敬”电，抢先打出“和谈”的旗帜，劝蒋“改弦易辙”。在这份话中有话、咄咄逼人的电报中，这位统辖华中数省的大员“规劝”蒋介石：要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出面调处，共同斡旋和平;应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双方军队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静候和平谈判解决。

　　同时，白崇禧还鼓动他属下的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河南省主席张轸等人通电全国，公开要求蒋介石“毅然下野”，以利和谈进行。此等文电，目的明确，就是倒蒋。此外，白崇禧还电邀与李济深等关系密切的原桂系重要领导人黄绍竤，前往其所在地武汉，密商行动步骤，并派其亲信刘仲容赴上海同中共方面进行接洽。这时，正在香港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也看准时机，鼓动白崇禧公开反蒋。

　　对于“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来说，1948年底那段时间真是度日如年，真不好过。可谓是福不双降，祸不单行!

　　就在白崇禧发难的当天，中共中央通过新华通讯社公开宣布了“头等战犯名单”，蒋介石名列榜首。

　　几天后，新华社又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明确表示了准备反对一切所谓“和平”的主张，说明了共产党必欲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同时，还宣布即将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军事上的失败、白崇禧等人的发难和共产党人的强硬态度，迫使蒋介石不得不考虑下野问题。其实，更令蒋介石伤心失望的是美国政府已有换掉蒋的意思。

　　早在1947年美国政府已有换蒋的意思。1947年夏，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来华“调查”一个月。在他离华前夕的8月24日，蒋介石在南京黄埔路官邸设茶会欢送，魏德迈在茶会上宣读了一篇访华声明。这篇声明特别强调了南京政府的政治腐败和官员们“麻木不仁”、“贪污无能”;声明代表了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想法。其中有一句使蒋介石非常恼火，深感难堪：“冲国的复兴，有待于富有感召力的领袖”。这已经在明显地暗示，蒋介石已经没有感召力了，应当另择新的“领袖”，来“复兴”中国。

　　9月8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把魏德迈的访华报告转交给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征求司徒雷登的意见。司徒雷登即密电答复马歇尔：“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被目为过去的人物。……李宗仁的资望日高。”此时，司徒雷登已明确地建议以李宗仁取代蒋介石了。

　　蒋介石闻知美国白宫在策划换马，虽非常气愤和恼怒，但又无可奈何。蒋介石想到了美国总统大选，便转而希望杜威当选为美国新总统，以取代杜鲁门，并为杜威竟选资助款项，妄图依靠杜威的支持，仍坐在“总统”宝座上。但是命有不济，事与愿违，1948年11月，杜威落选，杜鲁门又蝉联总统，继续当政。尽管蒋介石的希望化为了泡影，但仍强打精神，于11月9日给杜鲁门写信，要求只发一个坚决支持国民政府的宣言，以“维持军队的土气与人民的信心，因而加强中国政府的地位，以从事于正在北方与华中展开的大战”。但是，就连这个只是精神上的安慰与支持，杜鲁门也不答应，竟于三天后写信予以拒绝了。

　　这时，蒋介石既感败局已定，又失去杜鲁门的支持，自然心慌意乱，知其宝座已经倾覆在即，深感大祸将临，于是脾气也更大了。

　　蒋的“文胆”陈布雷因提不同意见，也受蒋训斥，更感到前途暗淡，自己又是蒋的心腹刀笔，没有出路，便于11月3日自杀身亡。这一天晚上，蒋介石深受刺激，难以入眠，在房里踱来踱去，既在悼念陈布雷，也在为自己的前途苦思良策。他眼前一亮，终于想出一个妙策，激动得把水杯都推在了地上。他紧紧盯住夫人宋美龄，坚定地对宋说：“你到美国去一趟”，“去向他们陈情”。

　　宋美龄11月24日打电话给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表示她要到美国访问。但马歇尔却要她以私人身份访问，这又是一瓢冷水。28日宋美龄启程赴美，12月3日会晤马歇尔，10日又见杜鲁门总统。她向美国提出了一个援华计划：(一)美国发表支持南京政府和反共的宣言。(二)派遣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赴华主持反共战争和供应工作。(三)核准对华军援三年计划，每年提供10亿美元。但对她的如意算盘，不论是总统杜鲁门，还是国务卿马歇尔，均未予理睬。宋美龄不甘心白走一趟，空手而归，于是便暂留美国，作长期努力。蒋看到大势已去，终于认识到干不下去了，准备下野。

　　12月16日，蒋介石派张群、张治中、吴忠信到李宗仁住处与李商洽下野之事。经过两次会谈，蒋提出如下方案：(一)蒋总统便于政策的转变，主动下野。(二)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宣布和平主张。(三)和谈由行政院主持。(四)和谈的准备：组织举国一致的内阁，其人选另行研究;运用外交，特别是加强对美、英、苏的关系，以期有利于和平的实现;主动争取不满政府与主张和平的政治团体及民主人士，共同为和平而努力。

　　白崇禧不赞成这个方案。他在武汉打电话告诉李宗仁的秘书长说，蒋介石必须辞职，“由李德邻正式就任总统，不能用代理名义。如果名不正，那就什么事都办不了。”并一再嘱托，对此一定要坚持到底。

　　12月20日，孙科的新内阁组成。吴铁城任行政院副院长，做孙科的副手。24日。白崇禧未和李宗仁商量，就发通电致张群、张治中转蒋介石，提出与中共和谈建议，呼吁和平。

　　李宗仁也随即宣布了五项和平主张：(一)蒋总统下野。(二)释放政治犯。(三)言论集会自由。(四)两军各自撤退三十里。(五)划上海为自由市，政府撤军，由各党派人士组织联合政府。同时，蒋介石又收到程潜要求其下野的通电。这下把蒋气得不住地哼哼，并用手指了一指世界地图上的北美洲地区，说事情的根源“是在那一边”!在身边的张群、吴忠信都一言不发。

　　12月29日，蒋介石召见张群、张治中、吴忠信等国民党要员，要他们去见李宗仁商谈应付办法，目的是试探桂系的真实意图。对于蒋介石派来的心腹，李宗仁嘴中的话虽吞吞吐吐，但态度非常明确：蒋介石必须下野;由李宗仁出任总统并宣布和平方针;计划实现和平的具体步骤。

　　12月30日，白崇禧又发电呼吁和谈。河南省主席张轸也通电主和。蒋介石见此情状，怒火中烧。他忿怒地说白崇禧：“这个狗头军师，使湘鄂豫三省勾结一气，要我好看!好!就看他们的厂一边说，一边转来转去，在场的张群、吴忠信和阎锡山面面相觑，不敢吭气。

　　1948年12月31日晚，南京黄埔路蒋介石官邸门口，车水马龙。一辆辆载着国民党中常委、“政府”五院首脑的轿车，鱼贯而人。一年一度的团拜聚餐会在这里举行。副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孙科、立法院长童冠贤以及邵力子、陈立夫、张群、谷正纲等国民党中常委和若干高级将领都出席了。在这些人的脸上，很难看出任何节日的气氛，每个人都忧心仲忡，言语谨慎。

　　晚餐过后，该进入正题了。蒋介石清了清嗓子，以低沉的语调对众人说：“诸位，现在局势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平，我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现在，已经拟好一篇文告，准备于元旦发表。我请岳军涨群)代为宣读，征求各位的意见。”

　　此篇文告出自“江西才子”陈方的手笔。张群念完文告，全场死一般沉寂。在文告中，蒋介石强调了要在坚持伪“宪法”、保存伪“法统”的前提下，同共产党谈判。他还宣称：“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紊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蒋介石见无人说话，便侧过脸间坐在他右侧的李宗仁说：“德邻，你对这篇文告有何意见?”李宗仁愣了一下，脸上漠无表情，字斟句酌地说：“我与总统的意见并无二致。”对于这样的回答，蒋介石显然很不满意。但李宗仁毕竟是副总统，不是他可以随意辱骂的黄埔学生。所以，蒋介石心中有火也不便发作。

　　“哇——”突然有人放声大哭。此人为谷正纲，CC派中蒋介石的嫡系人物。此公边哭边喊：“总统不能走!总统不能走!”嚎哭一阵之后，谷正纲抹了一把眼泪，正色道：“我反对发表这篇文告，因为这将对士气、人心发生不良影响。”

　　听到此言，看到自己还有如此忠诚的部下，蒋介石的心里产生了一丝安慰。可是，谷正纲的声嘶力竭并未引起多大反应，人们仍保持着令人难堪的沉默。目睹这一景象，蒋介石的心仿佛掉进了冰窟窿里。

　　这时，主管国民党政府宣传舆论的头面人物张道藩站了起来，慢条斯理地说：“现在是戡乱时期，总统无论如何不能下野!”

　　但其他人如萧同兹、范予遂则表示文告可发，蒋可下野。蒋借机正色道：“我并不要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退职;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

　　蒋介石终于耐不住这寂寞，大声说：“就当前局势来说，我当然不能再干下去了。但是，我走之前，必须有所布置，否则你们很难于接手。”

　　接着又要李转告白崇禧：“不要再发什么通电了，以免动摇人心!”李宗仁则微微一笑，说道：“总统英断，我无有不从之理，一切望赐教!”蒋介石又嘱咐张群，关于他下野的一句话必须列人文告，说罢就愤然离去。

　　1949年1月1日文告发表，中心内容是：和谈是可以的，但国民党政府的一切体制和制度都不能变，至于蒋个人的进退“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蒋介石发此文告，是为和谈定调子，是请国民对其被迫下野表示意见，希望国民支持他不下野。但蒋经国却在自己的日记里说是蒋介石为自己下野而暗示军民作心理上的准备。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认为蒋是在“收回两周前决定之辞职”。

　　但到1月4日，蒋又亲自在李宗仁住处博厚岗请李上台。他对李说：“我看我退休，由你顶起这个局面，和共产党讲和。”

　　这些日子蒋介石真是如坐针毡，度日如年。1月5日，他召见吴忠信到官邸，向吴口述发给白崇禧的电报，电报大意是表示同意和支持白的和谈倡议。电报稿刚念完，张群又进来报告中共的反应，带来了新华社的评论和毛泽东的文章(评战犯求和)，气得蒋一屁股坐下来;随后又叫念毛的文章。当张群念到“蒋介石希望从白崇禧手里夺回和平攻势的发明权，并在其新的商标下继续其旧的统治……”时，蒋长叹一声，摆摆手说：“算了罢，别念了!”

　　蒋一面劝李上台，一面又期望他的嫡系、心腹或广大党员们大力挽留他，以便对国人和美国人表明：不是他蒋介石不愿引退，而是部下、国民、党内“同志们”不让他下台;他也好渡过这一难关，向美国人表示他仍是众望所归的领袖，国人仍然支持他。所以他表面辞让、引退，甚至表示“退休”，但内心并不是果真如此。李宗仁也想继任总统，虽表面上极力推辞，但在实质性问题上则互不相让，步步紧逼。

　　1月7日，蒋介石得知杜聿明部于淮海地区已大半被歼，更泄了气，决定自动下野。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杜幸明部今晨已大半被匪消灭，间尚有3万人自陈官庄西南突围，未知能否安全脱险，忧念无已。我前之所以不能为他人强逼下野者，为此杜部待援，我责未尽耳。”

　　蒋介石遂于次日下午召集孙科、张群、张治中等会商运用外交促进和谈局面，授意孙科令吴铁城外长照会美、苏、英。法4国，请其运用外交施加影响。但美国因希望蒋早日下台，予以婉拒;苏、英、法也仿效美国态度。蒋又碰了一鼻子灰。

　　于是蒋又于8日派张群飞汉口见白崇禧，向白说明自己的两点意见：“(一)我如果引退，对于和平究竟有无确实把握;(二)如果我引退，必须由我主动，而不接受任何方面的压力。”

　　蒋介石虽然在军事上屡遭失败，已经是一塌糊涂，但在政治上，还未乱方寸。他早已品出白崇禧的弦外之音，洞悉桂系“逼宫”的意图。

　　下野之前，他自然要精心部署一番。12月4日晚，他在得知宋美龄在美国的不妙情况后，就召见亲信吴忠信，要他担任总统府秘书长，由他“辅助”李宗仁当总统，并说：“观察最近内外形势，我干不下去了。我走开后，势必由李德邻来维持。你就帮德邻上轿吧!等他上了轿，去留由你自己决定。”

　　1月川日，派蒋经国到上海，把金圆券换得的黄金、白银和外汇(3.7亿多美元)密运台湾，仅留20万两黄金给汤恩伯作为军费支用。这就把李宗仁上台后的经费完全攫取一空;接着把海空军实力中心移往台湾，大大减弱了李宗仁的江防力量;同时又把大量军火运到台湾。这一手很厉害，是对李宗仁的致命一击，可谓釜底抽薪。

　　就在这一天，杜幸明被俘，杜部被全歼。蒋介石早已经准备放弃大陆，退保台湾，建立一个清一色的小朝廷，拆李宗仁的台;并希望李、白实力被消灭，他仍然当小朝廷的皇帝。否则，李、白统治江南，他老蒋也无法立足台湾。所以李宗仁说蒋介石下台是借刀杀人。当然，蒋仍尽力争取不下台，即使下台，也不放弃实权，以达到消灭李、白实力的目的。美国驻华代表团团长巴大维对蒋的迁台计划曾提出异议。1949年1月5日，司徒雷登专门派傅泾波见李宗仁询问，李却毫无所知。

　　与此同时，蒋介石命蒋经国和俞济时回溪口部署回乡居住和作幕后指挥的技术准备。共装了7座电台，供蒋指挥一切，实际上是总统府的小搬迁。白崇禧也以重金包陈纳德的一架专机送黄绍竤到香港找李济深出面和中共联系和谈之事。但李济深已于上年12月25日应毛泽东之邀到东北解放区去了。黄不禁大失所望，只得通过民革驻港负责人与中共驻港负责人联系，把白崇禧的意图转告中共方面：(一)蒋介石下野后，一致对蒋，以防其再起。(二)由李宗仁负责和中共进行全面和平谈判。

　　其实，蒋介石心里明白，下野一事已经是不可避免。虽然有点迫不得已，但未尝不是一次以退为进的机会。在他蒋某人的历史上，已经有好几次下野的经历了。每次下野之后，不是很快又重新复出了吗?强烈的权力欲望，使蒋介石在为下野也就是再次上台做准备。

　　蒋经国回忆父亲当年之所以决定引退，一是考虑到党政军积重难返，非退无法彻底整顿与改造;二是打破半死不活的环境;三是另起炉灶，重定基础。

　　在军事和人事上，引退之前的蒋介石可谓用心良苦。

　　他下令将京沪警备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总司令部，任命其得意门生汤恩伯为总司令，全盘掌握苏、浙、皖三省以及赣南地区的军事指挥权;任命自己的忠实门徒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台湾警备司令，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任命自己留学日本的老同学、政治盟友张群主政西南，出任重庆绥靖公署主任，控制川康滇黔四省。

　　此外，蒋介石下台前还任命吴忠信为总统府秘书长。朱绍良为福州绥署主任、方天为江西省主席、余汉谋为广州绥署主任，等等。

　　从蒋介石下台前所作出的军事和人事部署看，他的全部战略可以概括为：经营台湾，整顿东南，控制西南。

　　从军事角度来分析，台湾孤悬海外，与大陆东南沿海相距大约200公里，中共军队在没有强大海、空军的情况下是很难跨过海峡的。因此，退踞台湾是万全之策，是东山再起的最后据点。控制东南，则实为权宜之计。因为，东南地区特别是江浙两省是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且地势开阔，长江中下游水流平缓，易于进攻，难于防守。守东南，只不过是拖延时日，以求输得不要那么快，败得不要那么惨罢了!但是，固守西南，情况就不同了。西南地区有秦岭之险，巴山之固，山高水险，实属军事上防御的绝佳地区。另外，这里有物产丰富的成都平原和云贵川康几千万老百姓，完全可以支持旷日持久的战争。因此，守住了这块占中国版图八分之一的西南一隅，便可形成与中共分庭抗礼的军事割据局面，使国民党发发可危的政权在大陆保有一块落脚之处。

　　(2)

　　2.毛泽东开列和平谈判八项条件。中共中央电告斯大林，中国革命目前已胜利在握，不必再用迂回战术

　　1948年底，正当国民党政府上演“逼宫”闹剧之时，位于太行山麓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的中共中央统帅部，却沉稳而冷静地关注着世界的形势和中国的局势，准备因势利导，将共产党人在战场上取得的军事优势发展为决定性的政治优势，夺取全国胜利。

　　时值岁末，寒气袭人。受西伯利亚南下冷空气影响，从东北到江淮大地普遍降了一场大雪。

　　此时，在西柏坡村一户农家的院落里，毛泽东已在雪地中伫立了许久，一丝不动，平心静气地望着远处的山峦出神……

　　这位当时中国第一大在野党的领袖，虽然出生于山清水秀、绿树成阴的湖南，却对北国寒冬的雪有着特殊的感情。毛泽东的一生，喜雪。爱雪、吟雪、咏雪，尤其是那首《沁园春。雪》的绝妙诗句，更令天下英雄黯然失色!

　　眼下，毛泽东身处在这洁白的世界中，极目远眺着巍峨的群山和无际的苍穹，并非要寄情于风花雪月，而是正在酝酿着一个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问题，中国向何处去?

　　天色渐渐地暗下来。一个卫士小心翼翼地来到毛泽东身后，仿佛怕惊醒了这位伟人睡梦似的，轻声唤道：“主席，回屋吧，天已经黑了，外面冷。”

　　毛泽东似乎没听到。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香烟，街在嘴上。“嚓”的一声，卫士已将火柴点着。

　　院子里静悄悄的，惟有毛泽东吸吮的烟头若明若暗……

　　毛泽东果断地扔掉烟头，缓缓踱回屋里。

　　这夜，毛泽东屋内灯火通明，他为中共中央的喉舌新华社起草了1949年新年献词。

　　这一天，是1948年12月30日。

　　这篇名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昭告天下：“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这是一份动员书，是一份讨伐国民党反动派的战斗檄文，它宣布：中国人民决不怜惜像蛇一样的恶人，不管蒋介石及其同伙企图玩弄何种阴谋，中国共产党人决心除恶务尽，将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这篇文章以鲜明的个性，体现了毛泽东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和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毛泽东的这种精神纵贯他的一生。

　　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就主张：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此后，在他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又进一步铸造了他的自信和顽强。毛泽东曾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他的这种奋斗与自信精神，升华到哲学理论上，便形成了毛泽东著名的斗争哲学。他认为：在充满矛盾的宇宙中，矛盾的对立和斗争是绝对的，矛盾的同一和平衡是相对的，宇宙间这种矛盾对立面的斗争，是世间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这种顽强与自信，是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号领袖人物的重要品格特征，并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事业。

　　两年半之前，国民党、蒋介石以“统一军令”、“统一政令”为借口，凭借绝对优势的军事实力，发动了“剿匪勘乱”的反共内战。

　　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饱经战乱的参战国都希望世界出现一个和平局面。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已经交出武装，接受了政府的“招安”，国内外的环境都对中国共产党人不利。就连以共产党世界领袖自居的苏联，也希望中国国共两党“和为贵”，由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统一中国”。

　　然而，胸怀大志，性格倔强，视天下为己任的毛泽东却不这样认为。他说：“蒋先生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我就不信这个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

　　为此，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告诫他的同志们：人民取得的胜利成果决不能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

　　然而，历史的发展并不是一条直线，就像滔滔不绝、一泻千里的黄河，它虽然注定要流向大海，但毕竟在东奔的遥远路途中，还要经过无数个“九曲十八弯”。南京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惨遭失败后，不得已又重新祭起“和谈”这个法宝。

　　1949年1 月3 日，李宗仁尚未执掌南京“总统府”的大印，便积极展开斡旋，通过苏联驻南京外交使团，向苏联政府送交了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李宗仁直截了当地要求苏联政府充当中国内战的调解人，支持国共两党进行和平谈判。1 月9 日，苏联政府收到了这份备忘录。次日，斯大林亲自致电毛泽东，全文转达了国民党政府的备忘录，并提出了苏联政府草拟的复文，征求中共中央的意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美两国开始由合作逐步转向对峙。苏联出于自身安全利益的考虑，既不愿意得罪国民党政府，又不愿意给人留下苏联与中共有特殊关系的印象，更不愿让美国人再度插手中国事务。在得知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正在积极谋求国共两党之间和谈的情况后，苏联政府显然不愿意反对和平谈判的建议。不过，苏方也要求国民党政府认清，这件事归根结蒂取决于中共的态度，而不取决于外国政府。于是，苏联政府在拟定的回复李宗仁方面的电文中称：“苏联政府向来主张中国国内停战，并且建立和平，但是在未表明是否同意调解之前，苏联政府希望知道，对方即中共是否同意苏联承当调停人。”

　　但在给中共中央的建议中，斯大林明确主张进行和谈。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苏联方面竭力排斥美国充当调停人。电报说：“如果征询你们的意见，大致可以如此答复：”中共向来赞成中国国内和平，但中国的内战不是中共开始的，而是南京政府开始的，它应当承担战争后果的责任，中国共产党人赞成与国民党谈判，但是不要那些掀起中国内战的战犯们参加。中共主张直接与国民党谈判，而不要任何外国调解者。中共特别认为这样的外国调解是不可能的，即它们自己以其武装力量与海军参加中国内战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因为这样的国家对于清除中国的战争不能认为是中立的和客观的‘。“

　　来自远方朋友的关注，中国共产党自然十分感谢。但是，毛泽东对于电文中那些多少有些指手划脚的“意见”不屑一顾。1 月11日，毛泽东迅速就此作出了答复。复电称：“我们认为苏联政府对南京政府要求苏联调停中国内战的照会应作如下之答复：即苏联政府自来是，现在仍然愿意看见一个和平的、民主与统一的中国，但是用何种方法达到中国的和平、民主与统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苏联政府根据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未便参加中国内战双方之间的调和工作。”

　　毛泽东明确告诉斯大林：中国革命目前已经胜利在握，不必再用迂回战术。国民党的和谈建议，其实只是一种拖延革命胜利的阴谋。而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进行这样的谈判，只会推迟革命胜利的时间。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回击南京政府的“和平攻势”，充分揭露其和谈阴谋。

　　1 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目前时局的声明》，针对南京政府和谈呼吁，异常严厉地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在声明中，毛泽东强调：“如果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中的人们，愿意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而不是虚伪的反动的和平，那末，他们就应当放弃其反动的条件，承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个条件，以为双方从事和平谈判的基础。否则，就证明他们的所谓和平，不过是一个骗局。”

　　毛泽东的声明，雷霆万钧，气势磅礴，代表了正义、进步和人民的意志，把国民党方面玩弄的假和平。真备战阴谋揭露得淋漓尽致。声明发布后，得到了全国人民以及各民主党派的广泛拥护。

　　(3)

　　3.蒋介石退居幕后，李宗仁走上前台。李宗仁向毛泽东发出呼吁和谈的电报，幻想‘划江而治“，实行”南北朝“

　　针对毛泽东开列的和谈八项条件，蒋介石于次日召见张群、张治中、吴铁城等，商议对策，决定暂不马上表态。第二天，蒋又召见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和中国银行总经理席德髦，命他们把存人美国的外汇化整为零，存人私人户头，以免和谈成功后交给联合政府。这种大贪污、大盗窃的行为昭然若揭。

　　李宗仁见蒋介石仍迟迟不下野，即于17日派特使飞汉口，通知白崇禧，准备共同发起一次呼吁和平的运动，逼蒋下台。

　　19日，蒋介石于黄埔路官邸召开“御前会议”，孙科、张群、吴忠信。吴铁城、陈立夫等政府要员参加。会议决定由行政院发表声明，愿双方先无条件停火，然后再派代表协商。会上蒋冷冷地说：“毛泽东对时局的声明大家想必都看了。他提出在八项条件下的和平谈判，这些条件太苛刻了，我是决定下野了。现在有两个方案请大家研究：一是请李德邻出来谈判，谈妥了我再下野;另一个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邻来主持。”

　　蒋介石的目光扫了扫大家，希望大家大力挽留他，但结果使蒋大为失望，大家面面相觑，半晌无言。吴铁城首先打破了这种沉闷的局面，说：“此事关系重大，是否召开中央常委会讨论一下。”听罢此言，蒋介石按捺不住怒火，愤愤地说：“不必，什么常委会!我如今不是被共产党打倒，而是被国民党打倒!”陈立夫眼泪汪汪地叫了一声总统，正想说什么，蒋介石立刻不耐烦地猛然起立，连声说：“好极了!好极了!我决心采取第二条办法，决定于21日下野。”

　　白崇禧则于20日至21日凌晨在武汉加紧磋商对策，并在电话中叮咛李宗仁要当继任总统，而不能当“代总统”。白与大家连夜磋商后，归纳为三条意见：(一)李宗仁必须当继任总统，而不能当代总统;(二)必须改组孙科内阁，另组张治中和谈内阁;(三)请何应钦出来任陆海空军总司令。

　　这三条意见写好后，由邱昌渭和程思远带回南京向李宗仁汇报。

　　蒋介石毕竟老谋深算，处处高李宗仁、白崇禧一着。当蒋决定下野后，不仅把黄金白银运往台湾，而且已完成了人事的调整和安排。

　　1 月20日晚，蒋介石约见李宗仁，说明下野之意。次日上午10时，蒋介石在官邸召集要员开会。会上，蒋介石以低沉的语调说出引退和由李宗仁上台之事后，好几个人竟痛哭流涕。蒋于此悲痛气氛中，掏出早已拟好的引退文告，叫李宗仁签字。李在一片抽泣声中，也顾不得细看文稿，就签了字。

　　同一日，蒋介石召见浙江省主席陈仪，问陈对他引退的意见。陈仪向蒋微微一躬后，未加认真考虑，就说蒋的引退是“激流勇退，适当其时”。其实，这是陈不经意的一句顺水推舟的客套话，而蒋听后则脸色突然大变，缄口不语。陈因此话种下了杀身的祸根。

　　下午4 时10分，蒋介石飞离南京，到杭州后住在觅桥机场。陈仪赶快请蒋介石到楼外楼吃饭，为他接风。陈诚、蒋经国、俞济时、汤恩伯也陪同在座。但蒋不赏光，滴酒未沾，大家不欢而散。

　　蒋介石于杭州览桥机场住了一夜后，次日晨乘机返乡。此时宋美龄还在美国未返，他更感凄凉和孤单。蒋的座机于宁波市郊栋社机场降落后，陪送和迎接的人很多，轿车队浩浩荡荡，直奔溪口而来。到溪口后，武岭学校的学生列队欢迎。蒋介石因心情不好，连手也没有抬一下，就过去了。

　　蒋在溪口的警卫工作由蒋经国编组的侍卫总队和国防部绥靖总队担任。起先，俞济时要安排88军担任，只因军长是程潜的干女婿，蒋未批准，并训斥俞济时：“你不知道他是程潜的干女婿吗?程潜可靠吗?”

　　蒋到溪口后，仍在幕后指挥军事和有关方面的事务。1949年1 月25日，蒋召见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高级将领到溪口开小型军事会议。会上，蒋将长江防线分为两段，江西湖口以东归汤恩伯防守，湖口以西归白崇禧防守;他估计白的人马还有75个师，45万人。

　　关于作战计划，他指示各高级将领们：“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京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方针，最后坚守淞沪，与台湾遥相呼应。必要时，我们以优势海空军从台湾支援淞沪，然后待机反攻。”

　　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蒋介石明白：江西湖口以西由白崇禧控制，他无能为力，就幻想保住淞沪地区，作为台湾的桥头堡，再转而反攻大陆。至于南京，因为李宗仁上了台，他决心放弃，并令汤恩伯将江宁要塞的大炮秘密拆运上海，把主力部队放在镇江以东，然后问汤听懂了没有?汤大声答道：“懂了!卑职一定遵守，不成功便成仁!”为此，李宗仁说蒋介石破坏了江防计划，非常气愤。

　　会上，蒋介石还说：“共产党只要我的命，可是桂系的人既要我的命，又要我的钞票。”对此，谁也不敢表态。为了鼓励士气，蒋又说麦克阿瑟曾表示，只要我们争取支持一年时间，他们一定会全力支援我们。一年后国际形势必将发生重大变化，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打起来。

　　1949年1 月22日，也就是李宗仁当上“代总统”的日子，李电邀李济深、章伯钧、张东荪等共同策划和平运动。同时，又命行政院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竤、彭昭贤为和谈代表，等候和中共商定地点后进行和谈。又派邵力子到上海访见宋庆龄、章士钊、颜惠庆、黄炎培、罗隆基、张润等人，请他们为和谈出力。

　　回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近20年来，桂系曾几度反蒋，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李宗仁不得不承认其实力难与蒋介石抗衡。于是，长期以来，李、白忍气吞声，寄人篱下。而眼下，由于共产党的节节胜利，再加上被美国看中，他们时来运转，终于将党内宿敌逼下了总统权力的宝座。

　　但是，饱经宦海沉浮的李宗仁，对自己执掌“中华民国总统”大印一事并不太乐观。他明白，蒋介石虽然不当总统了，但他还是国民党总裁，依惯例，大政方针必须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中常委)审议后方可实施。由黄埔学生掌握的几百万军队，仍然听蒋的指挥。特别是他那充满杀机的“元旦文告”，充斥着同共产党决一死战的气氛。看来，是战是和，现在还很难预料啊!

　　应该说蒋介石的“因故不能视事”及退隐故里，为国民党中的桂系首领李宗仁创造了“改弦易辙”的机会。但李上台后，蒋介石诸事不与其合作，并处处制造麻烦，蒋、李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同时，李宗仁幻想“划江而治”，实现“南北朝”。正是在此背景下，李宗仁开始了同中共的和谈。

　　李宗仁分析了自己的和谈筹码：美国朋友鼎力相助，自己还有那么一点军事实力，再加上与共产党旧恶不多，似乎还有回旋的余地。如果真能将和局谈下来，搞他个划江而治，自己岂不是成了党国的中兴之王啦……

　　正当李宗仁在南京总统府办公室总统椅上暇想之时，突然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把李宗仁从云山雾海中惊醒。原来，电话是张群打来的，张群向李宗仁报告：“代总统，总裁有一个文告，要您过目后发表，能否一晤?”

　　这张群，不仅是蒋介石早年留学日本的同学、党内斗争中的盟友，而且是主管国民党“喉舌”的宣传部长，与蒋的关系非同一般。想到此，李宗仁尽量客气地回答：“岳军兄，不必客气，我立刻到府上去。”

　　李宗仁乘车来到张群宅邸，张群出门迎接。李宗仁在客厅刚一坐定，张群便取出文告，说：“代总统，这是总裁的一份文告和他为您代拟的文告，请代总统过目。”

　　张群用“代总统”一词，叫得李宗仁十分不舒服。李宗仁觉得必有缘故，接过文告细读，脸色不由一沉。他抬起头，眼睛直直地望着张群，冷冷地说：“岳军兄，这文告颇有些不妥。”

　　“怎么不妥，愿闻其详。”张群淡淡地问。

　　李宗仁看上去十分激动，连话语中也带有颜音，说：“文告上说‘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其职权’，那么今后蒋先生是什么身份?没说。应该加上‘引退’字样，如‘决身先引退’。第二，依宪法，蒋先生辞职，我就不是‘代行’，而应该是‘继任’，应该写‘由李副总统继任执行总统职权’。”

　　耐着性子听完李宗仁的一番牢骚话后，张群不慌不忙地沉吟道：“怕不好更改吧?”

　　事已至此，李宗仁也拉下脸来，气愤地说：“名不正，言不顺，与其顶一块空招牌，倒不如还是蒋先生自己干的好。”

　　见李宗仁发火，张群面带难色地说：“文告是总裁亲自定的稿，不好改呀。”

　　李宗仁忿忿地说：“在这危急存亡之秋，我不是斤斤计较名位，只是我深知蒋先生的个性，他分明是在文告中预留伏笔，好把我当作他的挡箭牌。而他在幕后操纵，必要时又可东山再起!这样的事，我不干!”

　　见李宗仁态度强硬，张群也知道蒋介石做事太过分，本不想招揽这得罪人的差事，可无奈利害关系又在老蒋那一边，便以缓和的口气说：“德公息怒，容我与总裁再联系一下如何?”

　　李宗仁起身告辞，等他回到总统府时，张群的电话也追了过来，报告说：“总裁说，‘遵照李副总统的意思修改文告，直到李副总统满意为止’。德公，文告可否明日发表?”

　　乍一听到电话中张群转述蒋介石的指示，一口一个“李副总统”，联想到刚才此公一口一个“代总统”，李宗仁心中火冒三丈，想骤然发作。可转念一想，眼下正是多事之秋，党国危亡，前途未卜，还是不计较为好。于是，便淡淡地答了一声：“就如此办理吧。”

　　次日早上，一到办公室，李宗仁便吩咐秘书拿来当日报纸，摊开读罢，气得他脸色铁青，浑身颤抖。原来，报纸刊载的文告，仍是昨日在张群处看的原样，绝无蒋介石“引退”。“辞职”等字句。

　　此外，更使李宗仁难受的，是吴忠信以政府秘书长的名义，已于昨日将文告通令全国各级军政机关。白纸黑字的通令上，赫然盖有总统的大印，而李宗仁事前竟然毫无所知。

　　李宗仁立即传来吴忠信，拍着通令大声责问：“礼卿兄(吴忠信字)，这份通令发出去，我为什么事前毫无所闻?”

　　吴忠信自知理亏，不由面带歉疚地说：“这是蒋先生的意思，要我发出后再通知你。”

　　“蒋先生已经下野了，连发道通令这样的事他还要管?他说要瞒着我，你就瞒着我，你眼里还有老朋友吗?”李宗仁愤怒地说。

　　吴忠信的利害关系在蒋介石那边，怎敢造次?便一肚子委屈地诉苦道：“你是知道蒋先生的，蒋先生要我这样办，我又怎能不办?”

　　罢了，罢了!李宗仁仰天长叹。

　　“礼卿兄，不管怎么说，你这样做未兔太不够朋友了!你看我如何能干下去?他也欺人太甚了，我不就职就是了!”

　　李宗仁伤心动气的一席话，引出了吴忠信的肺腑之言，他诚恳地劝道：“德公，我们是老朋友。民国十六年，咱俩就是一块共患难，虽不够情同手足，也是兄弟一场;我愿以老朋友的名义劝你：你是知道蒋先生的为人的，你应该知道你自己现在的处境。南京现在特务横行，你身边的卫士都是蒋先生留下的人，你还在争什么呢?争得不好，在这种局面下，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甚至连你自己的安全可能都没有保证。”

　　果然，吴忠信一席劝解，使得李宗仁清醒了许多。这位可怜兮兮的代总统铁青着脸，冷笑着说：“谢谢你直言相告。他蒋某人如此欺人，我是无法干下去的!”

　　出掌总统大印，李宗仁原本还多少有些信心。虽然他明白，老蒋不会让他顺顺当当地主政，但毕竟是大势已去，党心民心所向，再加上美国朋友的支持，他还颇有一番抱负。可是，当他真正坐到总统宝座上时，尽管宝座上还有一个“代”字，便立马感到了事情的复杂。主政总统府，开局还不到二十四小时，便接连碰了两个钉子，好不晦气!

　　很快，“李代总统有职无权，一切军国大事还是总裁说了算”的议论传扬出去，南京城沸沸扬扬，民间舆论纷纷为李宗仁鸣不平。白崇禧从武汉打来电话，为李宗仁打气：“要做就做真皇帝，切不要做假皇帝!”

　　明眼人都感好笑，李宗仁身家性命均在蒋介石手掌之中，还奢谈什么“真皇帝”!

　　其实，李宗仁的处境还不如“假皇帝”，简直就是一个“笼中皇帝”。蒋介石归隐溪口前的一番精心安排，使李宗仁的一举一动都处于蒋介石耳目的监视之下，权力不得实施，行动毫无自由。

　　面对的是一个收拾不了的烂摊子，可是又不得不收拾。于是，立志在非常时期力挽狂澜，准备做党国中兴之主的李宗仁思虑一番，确定了三大要务：第一，与中共谋和，结束内战，其底牌是划江而治，搞它一个南北朝，这也是美国朋友最希望‘的;第二，谋求内部团结，加强民主改革，收拾民心;第三，争取美援，制止比共军威胁更大的通货膨胀。

　　上台伊始，为争取军心民心，并向共产党方面表示友好的姿态，李宗仁先签发了两个手令：命令行政院院长孙科，立即自国库提款，代总统亲赴武汉前线犒赏三军;命令参谋总长顾祝同，立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李宗仁采取的这两个行动，有很大的象征意义和宣传价值，这是他上台后的“亮相”。前者是为了振奋日益衰落的军心，后者是为了在国人特别是共产党面前表示和谈的诚意。当然，他也不是不知道，释放张、杨二人无疑是在老蒋的伤口上撒盐，肯定会招来溪口方面的强烈反应。可是，搞政治，讲的是大势大局上的利害关系，还是应以党国大局为重。于是，斟酌再三，李宗仁还是决定打这两张牌，力图以点带面，加强自己的地位，捞取政治资本。

　　不久，李宗仁的两个手令有了回音。

　　国民党元老、行政院长孙科，板起面孔告诉他：国库已空，无款可拨，除非开动印钞机!

　　参谋总长顾祝同向李宗仁报告说：代总统的手今已分别转给台湾省主席陈诚和四川重庆市长兼警备司令杨森。话虽然委婉客气，但仍是个软钉子。

　　李宗仁不甘心，马上派秘书程思远飞台湾，当面向陈诚交涉释放张学良一事。一向待人谦逊的陈诚，这回却毫不客气地对程思远说：“张学良幽居新竹，受到很好的照顾，你就转告德公，不要再坚持了。”

　　程思远无奈回到南京，把陈诚的话如实向李宗仁报告。

　　李宗仁的劳军与释放政治犯两招，没想到一招也未落实，看来老蒋是要带我们上绝路啊。李宗仁沉思良久，现在惟一可行之路，便是硬着头皮与共产党和谈。经过一番考虑，他吩咐程思远：“你起草一份给毛泽东的电报，就说我接受他们提出的和谈条件，希望尽快开始和谈。电报写好后立即发出去。”

　　程思远迟疑地说：“和中共和谈，这样重大的事情，按正常程序应该先经过……”

　　李宗仁挥了挥手，带着几多愤慨，说：“全免!要是和中常委、行政院商议，就什么事也办不成。我是总统，就以我的名义给毛泽东发电!”

　　李宗仁也不是庸碌之辈，他心里明白，局势错综复杂，危在旦夕，当前最紧迫的是阻止解放军的进攻，以获得宝贵的喘息时间。目前的局势已经不允许李宗仁在谈判的条件上讨价还价，惟一的选择是接受中共的条件，开始和谈。

　　李宗仁对和谈采取的策略是：先谈起来再说，同时尽快争取美援。在李宗仁看来，美援是“惟一能使气息奄奄的病人活过来的药物”。

　　1949年1 月27日，李宗仁向毛泽东发出了呼吁和谈的电报。在这份由程思远起草的电报中，他多少带有诚意地称：“自弟主政之日起，即决心以最高之诚意，尽最大之努力，务期促成和平之实现。……务望先生号召贵党同志，共同迅速促成和谈，即日派遣代表商定地点，开始谈判。……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作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自均可在谈判中商讨决定。”

　　这个电报李未与孙科商量，也未经中常会和中政会讨论，蒋得知后立即打电话和孙科联系，要孙抵制李宗仁，将行政院迁往广州。孙科惟蒋命是从，便于28、29日和内阁要员离南京到上海，并议决于2 月4 日将行政院迁往广州。蒋也决定将中央常务会议移往广州举行，以便进一步控制行政院。这种迁院决议，孙科连李宗仁代总统也不告诉，实在是根本不把李代总统放在眼里。

　　蒋还策动立法委员前往广州。凡赴广州的立法委员，每人送船票一张，美金百元，并且给港币300 元的特别津贴。但留沪多数立委，仍愿到南京支持李宗仁。蒋“引退”后，把李宗仁的南京政府搞得四分五裂，难以工作。

　　此刻，李宗仁内心十分清楚，同意以毛泽东开列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是要换取国民党在目前困境下所追求的战略目标。而此刻，李宗仁所追求的最大战略目标，就是解放军不要过江，国共两党以长江为界，划江而治。但是，这个目标能否实现，他却心中无底。因为，一是不知道毛泽东的胃口有多大，二是怀疑自己有没有力量守住长江。

　　第一个方面的情况是李宗仁最为担心的，毛泽东的态度似乎十分坚决，那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当然，就这两句口号而言，它明白无误地显示了共产党的“胃口”。此外，以毛泽东的性格、国共两党几十年的恩怨，共产党现在人多势众，人心民意所向，人家在顺境中能与你谈什么“划江而治”吗?们心自问，三年前，共产党认真同你国民党谈停战并签定了停战协议，你国民党不是自恃人多势众，有美国人撑腰，以军事进攻作为回答吗?……可是，事在人为，想把共产党阻止在长江北岸，也不是没有可能。首先，美国支持此方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竭力运作此事，并通过苏联政府方面向中共施加压力，也许这一方案会有一线希望。司徒雷登大使曾说：划江而治，搞一个国共两党“南北朝”，是他最大的政治报负。美国人的一厢情愿，构成了李宗仁全部言和活动的精神支柱。

　　在第二个方面，李宗仁似乎有几分自信。蒋的嫡系和主力虽然已经基本丧失了，可他又加紧训练了200 多万部队，加上原有的200 多万，尽管质量不行，无法进行决战，但守长江总该可以吧?加上桂系的几十万精锐，同共产党隔长江对峙个三年五载总不会太难吧!

　　李宗仁在做一个梦，不过已经不是蒋介石的大一统之梦，而是抱残守缺的“划江而治”的“南北朝”梦。

　　致毛泽东的电报发出后，李宗仁迅速指定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竤等人为政府的正式和谈代表，筹划和谈事宜。他还建立秘密的私人渠道，以求可以与中共最高层直接对话。1 月底，刘仲华、黄启汉作为李宗仁和白崇禧的私人代表秘密到达北平。在西郊颐和园，他们向中共代表叶剑英转达了李宗仁。白崇禧两人的秘密口信，表示愿意以中共的八项条件为基础，举行进一步的谈判。李、白的具体意见是：(一)革命占了优势，愿意到革命方面来。(二)南京政府已经无力继续打下去。(三)承认中共领导下的胜利，愿以和平方式加快这一胜利的进程。具体办法是：首先，实现局部和平，及与中共并肩作战;其次，切实在八项条件下里应外合，实现全面和平。

　　为了表明诚意，刘仲华向叶剑英进一步说明了桂系的军事力量情况。“李、白在京沪一带国民党国防部部署的十五个军中，可以影响三个军;在侯镜如指挥的五个军中，可以影响两个军;安庆有两个半军，芜湖有一个军，另外还有第55、68两个军，两湖地区也控制有两个军。如果需要，这些部队可以配合解放军作战。”

　　此次谈话后，叶剑英迅速将刘仲华、黄启汉传递的信息电告了还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2 月1 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彭真、叶剑英电，明确指出：“李、白代表的谈话，反映出对国民党大有文章可做。应迅速令其告之李宗仁，如其果有反蒋反美接受毛主席八条要求的真意，即应迅速与蒋分裂，逮捕蒋之嫡系将领，如顾祝同、汤恩伯、俞济时、陈大应及特务头子毛人凤、郑介民、叶秀峰、郭紫峻、毛森等人，方能站稳脚跟，进行和谈。否则，李、白不扣复兴、CC(国民党特务组织)，结果必致李、白为复兴、CC所暗算，弄得身败名裂，两头失踏。中间道路是走不通的。”

　　对于中共的建议，刘仲华面有难色地表示：“李宗仁虽为总统，但在南京既无力量，亦无胆量逮捕冈村、汤恩伯、顾祝同、郑介民等。”

　　与此同时，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通过秘密渠道得知：桂系兵力虽有50万，但汤恩伯全面控制着京沪杭地区的防守，汤恩伯部一面掩护蒋系部队后撤，一面监视李宗仁的行动。蒋介石本人也在三个师的保护下，于奉化老家继续控制着国民党海陆空军的指挥权。因而，李宗仁在南京实际上是光杆司令。

　　几天后，刘仲华返回南京，向李宗仁报告了中共中央的建议。李高兴地说：“总算很快就搭上了关系。”然而，对中共的建议李宗仁深感为难，他声泪俱下地对刘仲华表示：极其痛恨蒋介石消灭异己，巴不得立即与中共合作，搞垮蒋介石;但若要现在动手逮捕战犯，后果不可想象。动摇、犹豫、观望，缺乏实务，不甘心失败，以及美国人竭力支持的那个“划江而治”的“南北朝”蓝图，使得这位代总统游离于共产党和蒋介石力量之间，难有作为。

　　(4)

　　4.李宗仁发动和平攻势。叶剑英向“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反复说明：“中共方面的确不反对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关键在于能否获得真正的和平?”

　　除了派出私人代表与中共私下交换意见之外，南京政府还利用“民间团体”发动和平攻势。

　　李宗仁上台后，南京、上海方面的部分社会名流，受李宗仁“和平谈判”主张的鼓动，先后组织了两个所谓“和平代表团”，准备赶来北平，劝说中共努力找到一种和平方式来解决国民党问题。

　　对于南京政府发动的和平攻势，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指示要因势利导，多做宣传和分化工作。因此，1 月30日，周恩来电令先期进驻北平的叶剑英，要求对南京的“和平代表团”给予认真接待。

　　2 月4 日，通过秘密谈判渠道，中共中央通知南京政府：同意在北平接待所谓“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但仅给该代表团成员以私人的和参观的名义，并要求代表团必须首先报告代表名单、籍贯、经历、职务等。

　　“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满足了中共方面的要求之后，于2 月6 日北上到了北平。代表团的成员有：邱致中、吴裕俊。曾贤生、邓季雨、宋国福、聂元芝、吴哲生、苗迪青、刘达逵、黄诰。他们均为南京“中国人民和平策进会”会员。邱致中为首席代表。

　　中共代表叶剑英于2 月7 日与“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进行了初步接触。2 月8 日，叶剑英等人又进一步与代表团成员进行了进一步接触和长谈。在交谈过程中，吴裕俊等以书面形式提出了一连串问题，核心内容是探询中共方面：既然国民党政府已经表示承认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中共为何对和谈仍旧反应消极?为何迟迟不指派和谈代表及地点?为何不考虑战争给人民给国家带来更多痛苦?要求答复。

　　很明显，这个所谓“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是南京政府借“民间”的方式向中共方面施加压力，发动和平攻势和政治攻势。

　　为此，中共代表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方针和政策，澄清事实。经叶剑英等分别解释后，代表团成员纷纷开始认识到中共的和平诚意，一些人转而相信和平的真正障碍仍在南京，并且对李宗仁在南京并未能采取具体区别于蒋介石的政治措施表示不满。叶剑英反复说明：“中共方面的确不反对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关键在于能否获得真正的和平?只要桂系今后的行动确实站在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的立场上，并能达成真正持久和平的目的，中共方面不会予以拒绝。”

　　2 月11日，“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返回南京。临行前，代表团发表了声明，表示：代表团此行已向中共转达了人民对和平的渴望，并获知，如南京政府确有和平诚意的事实表现，中共准备与之谈判，以期获得有利于人民的真正和平。这个声明事先征得了中共方面的同意。

　　三天后，即2 月14日，又一个“上海和平代表团”，在黄启汉陪同下，也从上海飞到了北平，成员有：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和江庸4 人。叶剑英、徐冰到机场迎接，下榻六国饭店。

　　该代表团是李宗仁想方设法派出的，目的是试探中共。临行前，李宗仁又嘱咐黄启汉，希望能及时派定代表，开始商讨和平方案。该代表团开始由桂系政客甘介侯具体筹划组织，他本人也打算以李宗仁的私人代表身份随团前来参加谈判。但代表团最终成员中没有甘介侯，这事出有因。原来，甘介侯自恃有李宗仁支持，临行前竟通过国民党中央社发表谈话，公开扬言：“代表团此行惟一任务为从事敲门，敦促中共迅即指派和谈代表并决定和谈之时间地点，以便政府代表团前往开始和平商谈。”甘介侯如此出言不逊，破坏了气氛，致使中共方面极为不满，公开指斥其为狂妄，取消了他前往北平的资格。

　　与前一个“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相比，这后一个所谓“上海和平代表团”人数虽不多，但具有更特殊的背景和影响。这个代表团的成员，均为社会名流和国民党上层人士，资历很深。颜惠庆，著名外交家，历任驻美、德、苏、瑞各国公使或大使，当过外交部长和国务总理，73岁。章士创，著名律师兼教育家，历任司法总长、教育总长、政府顾问及历届国民参政员，68岁。江庸，当过司法总长、教育总长、大学校长，历届国民参政员，72岁。邵力子，著名的国民党人，曾任国民党陕西省主席、中宣部长等职，68岁。

　　中共中央分析了“上海和平代表团”的情况，作出了精心安排。就在该代表团到达北平的当天，中共中央致电北平市长叶剑英，告知在北平的高级军政负责人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等均应接见代表团。谈话则主要由叶剑英进行，并且指出：“招待要周到，谈话要恳切”。

　　2 月15日，叶剑英、徐冰分别以北平市正副市长的名义拜会了黄启汉和四位代表。晚上又设宴招待代表团，并同时邀请傅作义、邓宝珊、郭宗汾、焦实斋、周北峰等出席。中共方面出席作陪的有：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陶铸等。

　　在与四人的谈话中，叶剑英坦诚相待，开宗明义，说明了中共愿意以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实现和平。叶剑英十分耐心地指出：“李宗仁先生感到困难的是第一条，其实第一条我党不提出，人民也会提出的，战争的责任总是必须区分清楚。至于战犯名单，则并非不可改变，总是在于列上名单者要想洗清罪责，必须将功折罪。只要对人民有功劳，人民就可以重新考虑他的问题了。因此，就战犯问题而言，功是功，罪是罪，我们共产党一点也不含糊。”

　　关于战犯问题，颜惠庆等则比较圆滑地表示，希望不要把他们当做谈判代表，因为他们真心想做共产党的朋友。中国要国富民强确需改革，当年他们把希望都寄托在国民党身上，现在失败了，如果共产党也不能解决中国问题，那中国还能指望谁呢?他们不在乎国共两党谁来执政，因此衷心希望中共成功。只是感到领袖步子不能太快，因为人民觉悟不是很高，无论在道德、知识等方面还跟不上共产党。解决问题要一步一步来，不能操之过急，比如可否将战犯一项移后一点。如果中共方面调子太高，只有蒋介石高兴。当务之急是营造良好的和谈环境，大家见见面，坐下来，先谈起来为好，使主战派而不是主和派陷于孤立。

　　对于叶剑英提出的关于蒋介石、李宗仁是不是在演双簧的问题，邵力子认为：蒋、李二人不是在演双簧。蒋介石并不想放弃政权，“引退”实属无奈，他对李宗仁在台上不放心。而章士钊则认为：现在楚汉之争，桂系正在起着当年韩信那样的作用。韩信偏楚则汉不能成功。因此争取桂系实属必要。

　　看来，该代表团的主要用心还在于抬高桂系的地位，最终目的是在和谈问题上进行比较隐晦的讨价还价。

　　此时，在平山县西柏坡村的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北平这场和谈的前哨战。他在审阅了关于北平的晤谈及对方的观点报告后，对代表团成员过高评价桂系作用的说法颇不以为然。同样，当得知2 月16日邵力子关于中共将来建设需要美国，苏联政府也希望国共双方直接谈判，中共一定要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毛泽东、周恩来应当说服“左派”，努力同李宗仁和下来的高谈阔论之后，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邵力子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革命必须带点温和的色彩。”紧接着，又传来章士钊暗示中共的所作所为不要让人害怕，不要逼走桂系，更不要逼得美国武装日本对付中共，进而引起外国干涉等等言论，毛泽东闻知大为不满，指出：“四人的共同立场是使革命带上温和色彩，南北和议承认中共领导，排斥蒋系容纳桂系及江浙资产阶级。”

　　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明确指示叶剑英等中共代表，要求他们在以后的谈话中，“痛骂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特别要当着章士钊的面骂日本，说如果美国人装备日本军队侵略中国，我们必须并完全有把握彻底干净全部歼灭之。美国在中国的走狗必须肃清，决不许其存在。要当着邵、章的面痛骂桂系，说桂系的军队比蒋系军队还要野蛮，白崇禧过去是主战最力的人，他是仅次于四大家族的战争罪犯，将来人民法庭审判难免要被枪毙，李宗仁完全是骗子，他1 月27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以‘千古罪人’相威胁，完全是做和平攻势。蒋系也是做和平攻势，但蒋系比桂系老实，蒋系始终凶神恶煞，桂系昨天凶神恶煞，今天是笑面虎”。

　　毛泽东的用意在于反击和佯攻，目的是打掉桂系的傲气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要求在大骂的同时还应当把握一个原则，即：“对桂系形式上要打，实际上要拉。”

　　在随后的谈话中，叶剑英等人根据毛泽东指示的策略原则，同四位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谈话。特别是当着邵力子和章士钊的面，把二人的话尖锐地顶了回去。不过，从“一打一拉，打是为了拉”的策略考虑，毛泽东很快表示同意代表团四人所提出的希望赴西柏坡的要求。

　　20日，中共中央通知叶剑英，同意颇惠庆等四人和傅作义、邓宝珊外加北平方面一位负责人，总共8 人前往西柏坡，与毛泽东见面。

　　22日上午10时，颜惠庆等乘机飞往石家庄并转往西柏坡。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周恩来同他们进行了两次会谈，毛泽东也会见了颜惠庆等，并明确表示：可以考虑与李宗仁南京政府谈判的问题，但必须“速议速决”，一切以八项条件为基础，谈得成解放军立即过江，谈不成解放军也立即过江。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首脑接见“上海和平代表团”，使他们大出风头，令老先生们感到了对自己的重视。既然中共方面能够同意和谈，各位代表自然深感满意，感到不虚此行。为此，章士钊迅速起草了一个协议要点，提交讨论。经过简短的讨论之后，双方就协议的基本文字达成一致意见。这一秘密协议规定：“(一)谈判以中共与南京政府各派出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二)谈判方式取绝对秘密及速议速决主义。(三)谈判以中共1 月14日声明及所提八条为基础，一经成立协议，立即开始执行。其中有些部分须待联合政府办理者，在联合政府成立后执行。(四)谈判协议发表后，南京政府团结力量与中共同克服可能发生之困难。(五)迅速召集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六)南京政府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及参加联合政府之人选，由中共(包括民主人士)与南京政府商定之。(七)南方工商业按照原来环境，依据中共城市政策，充分保障实施。(八)有步骤的解决土地问题，一般先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

　　四位代表于24日傍晚返回北平。27日，上海代表团携秘密协议和毛泽东写给李宗仁的信返回了南京，迅即向李宗仁汇报了情况，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和双方商定的条件。

　　当时，国民党内蒋桂两系矛盾的激化，特别是桂系首领李宗仁有联共、抑蒋等进步倾向，中共中央对利用桂系力量解决江南和孤立蒋系势力寄予希望。因此，极力催促李宗仁、白崇禧的重要代表、同时也与共产党有着秘密联系的刘仲容，尽快从上海经武汉前来北方与中共中央会面。这时，李宗仁对刘仲容的双重身份实际上也早就有所了解。因此，他要刘仲容转告中共中央：他已决意和平，并且打算在蒋介石敢于破坏和平时，公开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在通过刘仲容转告中共中央的口信中，李宗仁希望中共方面给他们时间，他正极力促使蒋介石出国和逼迫反对和谈的行政院长孙科下台。

　　然而，以李宗仁为代表的桂系成功地搞掉了行政院长孙科，表面上开始控制政府之后。自以为羽翼渐丰，不甘心臣服于共产党的统治之下。因此，李宗仁、白崇禧对上海代表团带来的条件不仅未置可否，甚至还企图拖延时间，以求多掌握一些力量，使得和谈结果能够对他们更有利些。对于国民党内部，李宗仁也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蒋介石已经众叛亲离，大势已定，不难对付。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判断，为了取得军事上的实力和分化蒋系，李宗仁竟任命蒋介石的嫡系何应钦来担任新的行政院长。李宗仁的这一举措，立刻受到各方面指责。对此，中共方面当然十分不满。

　　李宗仁在北平的代表之一黄启汉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于3 月11日致电李宗仁，警告说：“当兹和谈机会接近之际，行政院人选，各方甚注意，似宜以令争取和谈顺利进行者为第一前提，尤为避免引起误会是为幸祷。”

　　但是，李宗仁却颇不以为然，甚至忘乎所以。他在3 月13日对刘仲华、刘仲容说：“蒋介石完了，是条死蛇，无论军。政、经、党都已崩溃，大势已去，特务也不足为虑。何应钦是和平内阁，任命何出任行政院长主要是为了控制军队，便利将来改编缩军，希共方谅解。”

　　3 月16日，李宗仁又复电黄启汉进一步解释说：“今日诸国际国内、客观主观之形势，国共双方舍弥战谋和，别无其他途径。亦惟有循此努力，吾人庶可免为国家之罪人。故弟自主政之日起，切取决心争取和平，只以复杂因素作梗，若干措施未能顺利推行。但经月余来之努力，及大势所趋，和平民主之力量已逐渐有战胜封建死硬势力之倾向，如能继续扩大，和平前途绝对可以乐观。此次敬之兄(何应钦)出组新阁，不特渠为一力主和平之人，且因其对黄埔系军人能加以控制，对于今后裁军工作即可望顺利进行。故实为现阶段一极适当之人选，亦足以增强和平民主之证。”

　　实际上，李宗仁起用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除了企图分化蒋系外，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进一步控制国民党的残余军事力量，拖延时日，准备实现他“划江而治”的政治蓝图。为此，他通过电报及信件，反复交待其在北平的代表，特别强调说：希望中共相信他，他是诚意求和，但中共应当给他一些时间，让他用政治方法解决，尤其不要在和平谈判时过江，否则他没法交待，只好一走了之，结果白崇禧必定会打，蒋介石也必会复出，美、日均会放手干预。

　　实际上，中共方面清楚李宗仁还有自己的小算盘，但为了实现真正和平，还是对争取李宗仁、白崇禧寄予了某种期望。中共中央在3 月22日密电李宗仁：“(一)速以桂系可靠部队一个师守卫总统府，严防蒋系于情况紧急时对其暗算;(二)不要惧怕我军渡江;(三)速以谈判代表内定人数及名单即日电告;(四)告白崇禧不要占平汉路;(五)李宗仁本人必要时可与中共中央直接商谈;(六)告白崇禧不要破坏平汉路。”

　　对于中共方面用心良苦的忠告，李宗仁大都承诺并兑现，同意调兵，同意必要时自己直接与中共中央谈判，同意通知白崇禧不破坏平汉路。惟对解放军过江之事却避而不答。

　　3 月25日，李宗仁通过黄启汉转电中共中央，要求正在向麻城、罗田、英山、望江、安庆、无为、巢县、瓜州附近泰兴之线大举推进的解放军停止前进，勿再向长江靠近，“以利求和，免生枝节，而顺民意。”不难看出，李宗仁仍死死抱定“划江而治”的“南北朝”梦。

　　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同时也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桂系，等待李宗仁、白崇禧的觉悟，中共中央军委下令前线部队暂停向花园及其以南之孝感、黄破、黄安、阳罗、黄冈、麻城、烯水等地推进。然而，中共方面的这一系列行动，并未引起南京方面的积极回应。

　　毛泽东、周恩来等心头雪亮，李宗仁利用美国人的暗中支持，仍然没有放弃“划江而治”的希望。桂系首脑人物的自作聪明，使他们错过了一次历史赐于他们的机会!

　　(5)

　　5.双清别墅的新主人共同策划着不流血的战争。毛泽东说：“打嘴皮子仗，还是恩来挂帅，再加上中央其他几位同志，我们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啊。”

　　著名的双清别墅位于北京香山。“双清”因为两股清泉从山石中偏偏流下而得名，乾隆皇帝曾题“双清”二字于石壁之上。1920年，熊希龄开办慈幼院时，在“双清”建了一座漂亮的别墅，故称双清别墅。

　　双清别墅幽静别致。清晨，云雾缭绕，从远处望去，好似天宫仙境，景色宜人。院内不仅有苍松翠竹，还有一池清澈见底的泉水。池边有六角亭，亭北是一排坐北朝南的平房。中共中央统帅机关进驻北京后，双清别墅内的这排平房便成为毛泽东办公和居住的场所。

　　从双清别墅西侧门北去，一条路通向来青轩，这里为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的住所。刘少奇一家住东房，朱德和任弼时住北房，由任弼时的住房往西上走数步，便到了周恩来的住所。

　　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及毛泽东等迁驻北平，是件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大事。为此，中央指定由周恩来、任弼时、杨尚昆主管这项工作。1949年2 月初，即开始准备迁移工作，在西柏坡成立了转移委员会，由杨尚昆。曾三负责。在北平打前站的是李克农。

　　中共中央进入北平，驻地确定在香山，是有其深刻背景并精心安排的。

　　主要目的是为了确保中共中央机关及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领袖的安全。由于北平是和平解放，反动势力残余不能一下子扫除干净。北平又是北方的第一大城市，东北、华北等地的特务大都潜伏于此，因此，敌情相当复杂。当时我军正在准备渡江南下，而英、美帝国主义又企图插手干涉，且青岛尚未解放，敌飞机随时有来轰炸的可能。于是，为防止形势的突变和敌机轰炸，中共中央将驻地选在位于北平西郊。距城区较远、宜于警卫、便于防空的香山，无疑是上策。

　　此外，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农村环境，缺乏管理城市的经验。由于形势的迅速发展，必须很快转入城市，并由城市领导乡村。这样，无论从思想到生活，方方面面都需要有一个过渡，有一个熟悉情况、学习经验的过程。基于这样的考虑，将驻地选在城郊的香山，有利于逐渐过渡，是十分合适的。

　　再者，北平解放不久，城内傅作义的军事机关尚未撤完，房屋十分紧张，且环境复杂，城内暂不适合作为中央的驻地。而香山，有慈幼院等3000多间房子，作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居住和办公的地方，在当时是最为适当的。

　　因此，香山就成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迁驻北平后最早居住和办公的地方，成为党中央指挥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向江南进军。解放全中国和筹建新中国的指挥部。

　　3 月26日，中共中央五大书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在西苑参加完入城式后，率中央机关进驻了香山。这一天，中共中央将关于举行和平谈判的事宜通知南京政府。其内容为：(一)谈判开始时间：4 月1 日。(二)谈判地点：北平。(三)派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以1 月14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的声明及其所提八项条件为双方谈判的基础。

　　3 月下旬的北平，乍暖还寒。然而，在香山南麓的双清别墅里，时间已近午夜，仍灯火通明。长期的战争锻炼，使中共的领袖们已习惯深夜工作。双清别墅内的办公条件已大为改善，自从离开西柏坡后，便永远告别了煤油灯。蜡烛。

　　此刻，北房正中的会客厅，烟雾镣绕，笑声不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正坐在沙发上，喷云吐雾，纵谈大局。这些有着几十年艰苦革命斗争经历的领袖们，都显得精神有些亢奋，客厅里洋溢着一种豪迈之气，一种不加掩饰的喜悦。他们知道，全国胜利在即。今夜，他们议论的主题，便是即将要举行的北平国共谈判。

　　毛泽东长长地吸了一口香烟，不紧不慢地向众书记们说：“和谈的地点、时间已经对外公布，我方代表团也已组成。作为我方的首席代表，思来，你有什么高见?”

　　周恩来手里握着茶杯，在细细品茶的同时，似乎借杯中的水暖手。听到毛泽东点了题目，他微微一笑，从容地说：“李宗仁已经伸出了和平触角，刘仲容、黄启汉先后来过北平与我们接触，看来桂系讲和的心情很迫切。当然，他们的‘和’与我们的‘和’其内容是有很大差别。”

　　任弼时身体欠佳，重病在身，但精神还好，思路清晰。他接上话题，继续分析道：“李宗仁和蒋介石各打各的算盘，他们的关系已经紧张到有你无我的地步。由于实权还在蒋介石那里，所以即使李宗仁真的想和怕也和不了。”

　　毛泽东又吸了口香烟，接着话头，轻松而自信地说：“谈还是要谈的，不管在什么时候，就是现在快要胜利了，和平的旗帜也不能放下，我们不能给国民党任何口实。再说，我们也需要这段时间嘛，我们还没有做好渡江的准备，这段时间正好唱一台和谈戏么。此外，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扩大蒋桂之间的裂痕，敌人的分化对我们总是有利的。”

　　“不过，我以为，南京当局的和平诚意是大打折扣的。从颜惠庆、邵力子等人的言谈来看，桂系总是在实质问题上躲躲闪闪，不肯将底牌亮出来，这里头大有文章啊。”

　　毛泽东的话音未落，朱德接过话头，从纯军事角度分析说：“有一个问题要警惕，不能让蒋介石利用谈判拖延时间。我们渡江的时间最晚不能超过4 月底。因为，4 月底以后江水暴涨，江面将大大增宽，会给我们过江的部队增加伤亡。如果躲开洪水，又是秋后了，蒋介石就有喘息的时间。蒋介石正抓紧编练新的兵团，他的目标是三个月内再武装200 万军队。那样一来，将增加我们解放全中国的困难，战争不知要延长多久了。”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朱老总一语道破蒋介石和谈的根本目的所在，我们要提高警惕!”刘少奇说。

　　“有我们英明的朱总司令在，我们当然不会上蒋介石的当。那么我们定个最后期限，比如4 月中旬，怎么样?”毛泽东诙谐地说道。

　　作为首席谈判代表的周恩来，对北平谈判早已有了充分的准备和考虑，依据他多年来同国民党打交道的经验，十分从容地说：“可以!具体限定的日期暂不定死，视谈判情况而定。但是，不能拖过4 月下旬。这个最后时限，不仅仅是从军事上考虑，而且也从政治上考虑。”

　　看到大家意见都比较一致，毛泽东的声音抬高了些说：“这个问题就这么定了。打嘴皮子仗，还是恩来挂帅，再加上中央其他几位同志。我们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啊。”

　　毛泽东的幽默引起了众书记的朗朗笑声。

　　“关于渡江，总司令你是怎样估计的?”毛泽东转移话题，笑着问朱德。

　　朱德呷了一口茶，以其惯有的沉稳，徐徐言道：“经过三大战役，蒋军基干力量丧失，守备长江的兵力就显得严重不足。长江防线长达2000余里，还需必要的纵深配备，这需要大量兵力，蒋介石到哪里弄这么多兵去?由于兵力不敷分配，再加上南岸交通困难，纵深配备的兵力不易发挥作用，所以蒋军的主要兵力，只能直接配备于长江沿岸浅近纵深内。目前，我们掌握的情报也证实了这点。”

　　讲到这里，朱德习惯性地站立起来，走到墙边的地图旁，用手指着蜿蜒曲折的长江，继续说：“这样，蒋军漫长的长江防线就成为一条不能动弹的‘死蛇阵’，任人横斩。一处被斩断，则全线崩溃。它的江防舰队，由于北岸掌握在我军手中，很容易遭到我军炮火的轰击，也不易发挥作用。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嘛，蒋介石发动的反人民独裁内战败局已定，士气空前低落，所以他们要守住长江，搞南北朝，纯粹是镜花水月，空想!”

　　朱德对双方的军事情况分析得十分透彻，毛泽东似乎想起了什么，指着朱德，向大家笑道：“总司令历来很乐观。1935年5 月，红军长征在大渡河边。那时，是后有追兵，前有滔滔河水，蒋委员长已经封我们为‘石达开第二’。我问朱总司令：”我们过得去过不去?‘他告诉我，过去得!结果怎样?我们过去了呀!他说长江我们一定可以过得去，我是相信的啊!“

　　说这话时，毛泽东一脸纯真的表情。

　　朱德笑着补充道：“你不要光听好的，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也还不小哩!长江自古天险，史称天堑，小看不得。我军没有任何现代化的渡江登陆器材，甚至连帆船也没有。长江北岸的船只早已被国民党拉到南岸，所以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一线突击梯队以及指挥机关、后勤部队、炮兵部队等，合起来是一个了不得的数字。短时间内征集这么多船，再加上运输，这是一件很艰巨的任务。另外，我们的战士大部分是北方人，不熟悉水上作战，短时间内掌握渡江技术和战术，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困难。”

　　毛泽东十分兴奋，引经据典道：“这长江，不仅是文人墨客吟诗赋词的场所，而且是千古英雄豪杰们成就霸业的战场。”

　　“赤壁之战，曹操丧师83万，片甲不归。我们的对手，大概还做着赤壁之战的美梦哩。曹操大败，一是北兵不善水战;二是不习惯南方潮湿天气，瘟病流行;三是中了反间计，杀了会水战的荆州降将蔡瑁、张允;四是上了庞统的大当，把船只钉在一起，无法机动;五是中了苦肉计，黄盖带来一片大火。曹操干了这一连串的蠢事，焉有不败之理?这五条，前两条对我们还是现实问题，虽然过去了1700年，我们还是使用曹操那个时代的木船。想当年，曹操在巢湖练水军，横槊赋诗，不可一世。巧得很，我们也在巢湖练兵，但是我们决不会重蹈曹操的覆辙。虽然我们的渡江工具和曹操时代相比进步不大，但是时代不同了，我们的军队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战，有人民的拥护。”

　　刘少奇接着说：“现在有人替我们担心，认为我们渡江美国会干涉。如果美国出兵，就要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劝我们不要打过去，以长江为界，搞个南北朝。”

　　谈到国际问题，各位书记都慎重多了。因为他们长期从事国内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国际问题对他们来说的确是一个新的领域。

　　对于外交方面的问题，周恩来显然更具发言权，他立即说：“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看，由于国民党的失败，美国白宫亦感到无可奈何。1 月26日，杜鲁门正式宣布停止训练国民党军队，并召回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次日宣布撤回美国军事顾问团。从这些迹象看，美国已经开始从中国‘脱身’。但是，《1948年援华法》应于1949年4 月到期，艾奇逊却向美国国会提出延长这项拨款的使用期限，并由国会通过。另外，当我军向长江沿岸集结时，美国又开始向国民党政府运送军火，许多原来暂停的船只奉命继续运行。这些事实，反映出美国当局决策的矛盾与混乱。蒋介石为了挽救他的失败，竭力想把内战国际化，把美国拖下水。综合起来看，不能绝对排除美国干涉的可能性，但是，美国要干涉也很困难。”

　　任粥时插言道：“美军在青岛的驻军，便是个晴雨表。我们解放济南后，美军不但仍赖在那里不走，甚至还加强力量。但在行动上，他们还是很谨慎的，始终避免与我军发生正面的冲突。”

　　谈到对美国是否会介人中国内战的估计，几位书记不约而同地将目光移到毛泽东身上，征询他的意见。因为，在一些重大的战略性问题的决策上，他的意见基本上就是中央的结论。

　　毛泽东从容不迫地说：“基本的估计，美国不敢直接进行干涉。他们不是没这个心，而是没有这个胆。但是，我们在实际的战斗过程中，必须做好应付万一的准备，有备无患嘛。在渡江的兵力使用上，我的意见，用两个野战军，二野、三野一齐渡江。这样的安排，陈毅、粟裕他们会有意见的，同汤恩伯比，无论兵力还是气势，三野都占绝对优势嘛。但是要考虑到万一发生美国的武装干涉，所以二野紧靠三野过江。渡江后，二野沿浙赣路摆开，防备美军从杭州湾登陆，保障三野的侧翼安全，三野全力进攻宁沪。与此同时，在平津休整的四野迅速南下，进逼武汉，钳制白崇弼集团。总之，我们要拿出2to 万以上的兵力过江，这样，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能保证我军处于优势地位。我军在江南的进军速度，将会是很快的。”

　　这时，思维缤密的周恩来补充道：“四野南下，西北、华北军区三个兵团随后也要向大西北进军，这样，华北空虚。我料想敌人会情不自禁地利用这个机会，袭击天津、塘沽、秦皇岛、唐山一线，威胁北平的安全，这种情况不可不虑。”

　　“你说得很对，”毛泽东深深吸了一口香烟，继续说：“渤海湾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华民族的老路了，这个历史绝不会再重演。华北军区三个兵团打过太原、大同一线后，可抽出一个兵团驻扎在京津唐地区。蒋介石自身难保，不会有太大的力量光顾我们，我看留一个兵团看家足够了。”

　　中共五大领袖们你一言、我一语的轻松交谈，便把整个政治军事战略作了部署。屋里响起轻快的笑声。

　　此时，极为兴奋的毛泽东又跳到另一个话题上，说：“林老(林伯渠)已经把在东北的民主人士接到了北平。这些人是长期与我们合作的爱国民主人士，他们同我们站在一起，蒋介石在政治上就彻底孤立了。争天下，只有军事的手段是远远不够的，蒋介石不懂得这点，他不懂得政治与军事的关系，以为枪杆子是万能的。枪多就可以左右一切吗?他犯了一个愚蠢的大错误。”

　　停了片刻，刘少奇接着毛泽东的话题说道：“我们要与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将来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时，要吸收这部分人参加，要使他们有职有权，向天下人民昭示我们共产党的气量!”

　　刚入北平、初驻香山的中共领袖们，真可谓日理万机。然而，工作千头万绪，富有斗争经验的中共领袖们始终抓住了关系到全局的两步重要棋局：一是国共北平谈判，二是向江南进军的准备。

　　毛泽东深深地懂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个新的政权，要想在中华大地上站稳脚跟，就必须铲除旧政权的残余，并且要除恶务尽。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共产党除以八项条件为基础同南京政府谈判之外，还积极筹划着向江南的进军。

　　毛泽东内心清楚，中国共产党人将要赢得彻底的胜利。

　　(6)

　　6.“和平将军”张治中飞抵北平。周恩来质问：“你既然来北平是为了和平解决两党问题的，为什么在事前你还要亲到奉化去向战犯头子请示呢?”

　　张治中此次作为南京国民党政府的首席谈判代表出使北平，可谓逆水行舟。这位“和平将军”明白，在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出任和谈代表，完全是处于夹缝之中，无论谈判的结果如何，均不会有好果子吃。因此，张治中避居西北，从一开始就极力回避这一差事。

　　但是，在代总统李宗仁心目中，南京方面优先考虑的人选当然是张治中。于是南京政府决定，张治中为首席代表。但张治中在了解到蒋介石的底牌后，却留在兰州不肯动身南下，仍旧当他的西北军政长官，对和谈一事不闻不问。为此，李宗仁大为着急，每天不是长途电话促驾，便是十万火急电报询问，而张治中仍不肯出山。这样一直拖到3 月底，李宗仁忍不住了，又打长途电话督促说：“文白，你如果真的不肯来，我要到兰州接你回南京了。”

　　“不必，不必，我真的不能代表。”张治中推托着，并说：“不瞒代总统说，我已决心不回南京，决心不参加国内和平商谈!”

　　“文白，你再固执，我真的要到兰州来了。你如果怕不可靠，我可以文书具结，放在你身边，这样行了吧?”李宗仁急了，拍着胸脯说。

　　张治中见李宗仁抓住自己不放，犹豫片刻，道出了自己的内心想法：“溪口对我的态度，对和平谈判的态度，你不是不知道。”

　　李宗仁明白张治中的顾虑后，急忙表白：“文白，他是他，我是我，我现在是国民政府的负责人，我们大家要和，他没办法;除非他重新出山，要我下台，他不能不要和谈，他自己说过的。”

　　第二天，张治中被接到南京后，又向李宗仁进一步解释说：“目前的问题在于是否有诚意。如果有诚意，我就去;没有呢，绝不去!有人抨击我们在利用和谈拖时间，以便训练好新兵卷土重来，如果真是这样，我没法干!”

　　张治中的担忧、顾虑可谓一针见血，李宗仁又极力劝说道：“代表团是非去不可!如果不谈，就无法解决具体问题。”

　　张治中见李宗仁在实质性问题上也打哈哈，不肯表态，沉痛地说：“今日之下，耍花腔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们不得人心，战败了，共产党胜利了，这是事实!如今的问题，绝非同中共讨价还价，更不是我们报上所说，因为我们宽宏大量才同对方和谈，而是对方的气度不凡才肯同我们坐下来谈。如果这一个基本观念不澄清，本党还以为自己是三头六臂，那才糟哩!”

　　听了张治中的一番感慨，李宗仁则十分乐观地表示：“对于和谈，至少我是有兴趣、有信心的!不过，话说到这里，我也不能不说我的心里话。你知道，中共的答复来了以后，我们受了不断增大的压力厂‘张治中苦着脸说：”事实摆在面前，只要我们真的肯同他们一起为新的中国而努力，中共对我们不会太难堪，傅作义便是个例子。但这样就牵涉到一个古老的所谓忠贞的问题。蒋先生只希望我们为他个人而死，国家放在其次。这一点，本党不少重要人员都不否认，引以为憾。那么，一旦和谈过程中出现了使他不痛快的事情，你说该怎么办呢?如果有些问题牵涉到代总统，你对我们又怎么看法呢?“

　　张治中又切中了要害问题，李宗仁沉吟着说：“这个嘛!文白兄顾虑是事实，不过我早已说过，一切得从和谈中解决。”

　　李宗仁这时虽对和谈一再表示“诚意”，但还是希望通过谈判实现“划江而治”的美梦。他曾对刘斐说：“我想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意了吧!只要东南半壁江山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如能确保东南半壁江山，至少是可以在平分秋色的基础上来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的。”

　　蒋介石之所以“引退”，让李宗仁出面“和谈”，其实只是一种缓兵之计，想借此获得一个喘息的机会，以便将残余军队全部撤至长江南岸，组成若干兵团，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并在江南将新兵迅速编组成二线兵团，准备最后决战。对于李宗仁、蒋介石二人的底牌，张治中十分清楚。

　　鉴于这种情况，张治中在临到北平前，又在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的陪同下，到溪口跑了一趟，一来是进一步摸底，二来是劝蒋介石出国。当然，劝蒋介石出国，一是可以为国共和谈创造一些气氛，取信于共产党;二是减少国民党的压力，使谈判可以少受到一些幕后操纵。张治中顺乎民意，敢当面向“总裁”提出，实属难能可贵，真可谓用心良苦!

　　谁知蒋介石一听就气炸了：“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就是普通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我的家乡!”

　　张治中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率代表团乘中国航空公司天王号专机赴北平的。4 月1 日起程前，他在飞机扶梯上发表谈话说：“我们此次奉政府之命，到北平和中共进行和平商谈，深感责任重大，实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情。我们也知道在和谈进程中，当不免遭遇若干困难，但是我们双方商谈，似无不可克服的难题。我们当谨慎地秉承政府旨意，以最大诚意和中共方面进行商谈。希望能够获得协议，使真正的永久的和平得以早日实现，以慰全国同胞殷切的期望。”

　　1949年4 月1 日下午2 时，以张治中为首席谈判代表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飞抵北平。同来的除代表外，还有代表团顾问屈武等和其他工作人员共计20多人。

　　走下飞机后，张治中发现中共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没有到机场迎接，心里顿时生出一种不祥之感。

　　上飞机之前，南京机场上官盖云集，夹道欢送;当飞机飞临北平机场上空时，代表团本以为也会有同样热闹的场面。因此，张治中特地命令驾驶员驾驶飞机盘旋两周，以示礼貌。不想，下飞机后，机场上竟冷冷清清，几乎没有人欢迎他们。因为张治中来北平前先赶到溪口去见蒋介石，中共方面仅由北平市副市长徐冰、中共和谈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四野参谋长刘亚楼等到机场迎接。由机场来到下榻的北平六国饭店时，代表团众成员抬头一看，一幅大标语赫然写着十个大字：“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代表们心中更加无数。

　　此情此景，令张治中等人更加意识到任务之艰巨。几个人稍愣片刻后，张治中的顾问屈武说：“看来，中共对我们的诚意是有怀疑的。”

　　正当南京代表团成员手足无措、十分尴尬之际，六国饭店大门豁然洞开，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及李维汉等人到饭店看望南京和谈代表团。周恩来同张治中，虽分别属于不同党派，信仰不同，但两人私交甚好。然而，这次见面，周恩来十分罕见地“忘记”了寒暄、问候，而是开门见山地对张治中说：“文白先生，很对不起，没有到机场去迎接你。但是，我有一事不明。我请问，你既然来北平是为了和平解决两党问题的，为什么在事前，你还要亲到奉化向战犯头子去请示呢?”

　　不容张治中解释，周恩来又说：“这种由蒋介石一手导演的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张治中非常尴尬，连忙解释说：“恩来先生，这正是我的苦衷啊!我为了使和平工作不致中途夭折，就必须事先扫除实现和平的一切障碍。”

　　“蒋介石虽遇到溪口，力量还在他的身上，如果得不到他同意，即使商谈得到协议也没用，这是一种现实的做法。”

　　周恩来认为，这样做只会加强蒋介石的地位。

　　周恩来是共产党内杰出的人才，曾经长期驻重庆、南京，代表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并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地下党工作。张治中是国民党内出了名的“和平将军”，为了国共两党间的关系，曾三到延安，一时传为佳话。

　　然而，此次周恩来与张治中见面的情况，与从前大不相同。此次会谈，张治中是作为军事上濒临失败的南京政府代表，前来同胜利者共产党谈和。更重要的是，张治中在动身之前，还专门去了溪口，向蒋介石请示，这不得不引起中共方面的强烈反应。机场的冷清、周恩来的严词质问，盖出于此。

　　(7)

　　7.周恩来、张治中唇枪舌箭。刘斐问毛泽东：“您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毛泽东立即说：“平和、平和，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和为贵’，只要和了就行。”

　　由于南京国民党政府方面没有准备任何方案，张治中心里没底。在谈到和平问题时，周恩来问：“我们的广播(指3 月26日关于谈判的广播通知)你们收听到了;已经带来了为实施八项条件所必需的材料吗?对和谈有没有具体的意见?”

　　“我们没有具体的方案，想听听你们的。当然，是以八项原则为基础。”张治中回答。

　　“这是前提，是没有疑义的。我们设想，采取今天这样个别谈话的形式，充分听取你方的意见。如果可能，经过三四天的商谈后，在五日左右，提出成熟的东西，供双方讨论。”周恩来说。

　　接着，双方还就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

　　由于南京方面没有任何方案，也就对和谈的日程提不出任何建设性意见，一切均按中共方面的安排进行。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双方代表个别交谈的非正式谈判阶段;第二阶段为正式谈判阶段。

　　4 月1 日晚间，中共首席谈判代表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前往南京代表团所住的六国饭店，看望并设晚宴招待南京代表团全体成员，气氛稍有缓和。

　　4 月2 日，双方代表开始进行非正式会谈，个别交换意见。周恩来与张治中谈，叶剑英同黄绍竤谈，林伯渠同章士钊谈，李维汉同邵力子谈，聂荣臻同李蒸谈，林彪同刘斐谈。

　　双方争执的焦点明显地集中在战犯问题上。由于中共方面曾将李宗仁列为第二号战犯，所以，南京国民党代表团的多数代表认为：我们是第二号战犯派来的，第二号战犯怎么能办第一号战犯呢?这件事根本办不通。纵然签了字，不仅南京不会同意，而且我们根本就回不了南京。

　　章士钊面带难色地告诉林伯渠：“如战犯问题不放松，则有两点顾虑。(一)在人情上说，此次六个代表，除本人之外，均属国民党，如果一定要抓蒋介石，等于让儿子签字杀老子，恐怕五个代表决不肯签字。(二)从利害观点讲，目前蒋介石尚有残余力量，美国和日本又窥视在侧面，如逼得太紧，即是促成蒋介石系统的团结。”

　　4 月2 日晚上，周恩来在六国饭店接见了李宗仁的联络官黄启汉。在谈到以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问题时，周恩来气愤地说：“你们的代表团并没有诚心诚意地接受八项原则。根据这两天来和他们六位代表个别交换意见的情况，除邵力子外，其他几个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惩治战犯‘这一条不能接受。这是什么话呢?李宗仁不是公开宣布承认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原则为谈判基础的吗?怎么代表团来了又变卦呢?“

　　“还有，南京代表团到北平来之前，张治中还到溪口去向蒋介石请示，这就产生另一个问题：你们代表团究竟是代表南京，还是代表溪口呢?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和谈怎么进行呢叩因此，原定在4 月5 日开始的正式会谈也推迟了。

　　4 月3 日上午，黄启汉动身回南京前，周恩来再次接见他，重申了中共方面的立场。周恩来说：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蒋介石军队的主力部队已被歼灭殆尽，可以说内战基本结束，剩下的不过是打扫战场而已。为了尽快地收拾残局，早日开始和平建设，改善人民生活，我们还是愿意在八项原则基础上通过和谈解决问题。

　　周恩来要黄启汉转告李宗仁和白崇禧：“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有足够力量在全国范围内扫除一切和平障碍，李宗仁、白崇禧不应该再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不应该再对蒋介石留恋或恐惧，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决向人民靠拢。也只有这样，才是他们惟一的光明出路。”

　　4 月3 日下午6 时，黄启汉向李宗仁详细汇报了北平非正式谈判的情况，并说：“临来之前，周恩来要我向代总统转达三条具体意见：第一，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可以暂不渡长江。第二，白崇禧在武汉指挥的国民党部队，应先撤退到花园以南一线。第三，希望代总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能够争取更多的军政大员留在南京更好。考虑到代总统的安全，希望调桂系部队一个师进驻南京以防万一，如蒋介石一旦发动攻击，只要代总统守住一天，解放军就可以开进南京。”

　　听罢黄启汉的汇报，李宗仁痛苦地摇了摇头，心里很不是滋味：自己苦心经营、寄予希望的“和谈”大局，竟让对方一眼就看透了。他已经感到仕途不妙，靠自己那点桂系力量能于什么事?和，和不了;打，又打不下去。这使他犯难了。

　　黄启汉还向他报告：“在我回京前，李济深和邵力子两先生还先后到饭店看我。他们让我转告代总统：务必当机立断，同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决裂。两位老先生认为，以蒋为首的死硬派是没有希望的。他们希望桂系在武汉。南京、广西局部接受和平解决，。站到人民这方面来。”

　　李宗仁听后，两眼发呆，不知如何是好，眼前只是白茫茫一片。

　　黄启汉回南京后，李宗仁邀桂系重要将领白崇禧、夏威。李品仙等到南京密议。白崇禧始终坚持要以长江为界，组织联合政府，实行南北分治。他表示：只要中共坚持渡江，便不能接纳和谈。因此，黄启汉的活动没有取得成果。

　　针对李宗仁犹豫不决、动摇不定的情况，1949年4 月4 日，新华社又播发了毛泽东撰写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重要评论，指出：“两条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路是没有的。”

　　评论在历述了4 月1 日南京十一个大专院校&XD多名学生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的八项和平条件，遭到国民党反动军警残酷镇压，死伤一百余人的事件后，指出：“四月一日发生于南京的惨案，不是什么偶然的事件。这是李宗仁何应钦政府保护蒋介石、保护蒋介石死党、保护美国侵略势力的必然结果。这是李宗仁何应钦政府和蒋介石死党一同荒谬地鼓吹所谓‘平等的光荣的和平’，借以抵抗中共八项和平条件，特别是抵抗惩办战争罪犯的结果。李宗仁何应钦政府既然派出和谈代表团前来北平同中国共产党谈判和平，并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八项条件以为谈判的基础，那末，如果这个政府是有最低限度的诚意，就应当以处理南京惨案为起点，逮捕并严惩主凶蒋介石、汤恩伯、张耀明，逮捕并严惩在南京上海的特务暴徒，逮捕并严惩那些坚决反对和平、积极破坏和谈。积极准备抵抗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推进的反革命首要。”

　　评论以不容置疑的口气正告南京政府：“如果你们没有能力办这件事，那末，你们也应协助即将渡江南进的人民解放军去办这件事。时至今日，一切空话不必说了，还是做件切实的工作，借以立功自赎为好。免得逃难，免得再受蒋介石死党的气，免得永远被人民所唾弃。只有这一次机会了，不要失掉这个机会。人民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进军了。这不是拿空话吓你们，无论你们签订接受八项条件的协定也好，不签这个协定也好，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前进的。签一个协定而后前进，对几方面都有利——对人民有利，对人民解放军有利，对国民党政府系统中一切愿意立功自赎的人们有利，对国民党军队的广大官兵有利，只对蒋介石，对蒋介石死党，对帝国主义者不利。不签这个协定，情况也差不多，可以用局部谈判的方法去解决。可能还有些战斗，但是不会有很多的战斗了。从新疆到台湾这样广大的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国民党只有一百一十万左右的作战部队了，没有很多的仗可打了。无论签订一个全面性的协定也好，不签这个协定而签许多局部性的协定也好，对于蒋介石，对于蒋介石死党，对于美国帝国主义，一句话，对于一切至死不变的反动派，情况都是一样的，他们将决定地要灭亡。”

　　评论最后警告说：“南京政府及其代表团是否下这个决心，有你们自己的自由。就是说，你们或者听蒋介石和司徒雷登的话，并和他们永远站在一起，或者听我们的话，和我们站在一起，对于这二者的选择，有你们自己的自由。但是选择的时间没有很多了，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军了，一点游移的余地也没有了。”

　　听到这篇措词强硬的评论，对李宗仁而言，犹如五雷轰顶，他的“划江而治”的美梦像肥皂泡似的破灭了。正当李宗仁不知所措之际，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来了，他劝慰道：“总统先生不必太悲观吧?据我所知，国防部已经向政府保证，长江天堑至少可守半年;而京沪作战，也有把握打三个月到六个月。如果贵总统能够真正领导反共战争，我想美援还会继续，而且还要加强哩!”

　　听罢此言，垂头丧气的李宗仁犹如注射了一剂强心针，立刻表示：“实在太感谢了!如果贵国继续大力援助，情况就不同了，说不定我们这匹‘死马’真能‘复苏’过来。”

　　得到美国的承诺，李宗仁好像底气足了许多。司徒雷登走后，他召集智囊团反复研究，觉得对中共方面不能太软，要表明自己的态度，便于4 月7 日晚发出了给张治中并转毛泽东的电报——“自宗仁主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心谋和，悱恻之忧，谅贵党及各位民主人士所共谅察。今届和谈伊始，政府代表现已遵邀莅平，协谈问题亦已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为基础。宗仁愧于战祸之惨酷，苍生之憔悴，更鉴于人类历史演成之错误，因为虑及和谈困难之焦点，愿秉己饥己溺之怀，更作进一步之表示：凡所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愿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至立国大计，决遵孙总理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况复世界风云日益诡谲，国共合作尤为迫切，如彼此同守此义，其他问题可迎刃而解。宗仁何求，今日再冀，惟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社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特电布告，谨希亮察。”

　　李宗仁的这份电报可谓用心良苦，措辞美妙，既表示了“和平诚意”，又为战犯进行了开脱。“纵有汤劐之刑，宗仁愿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话中有软有硬，软硬兼施。给人的感觉是李宗仁在“认错谢罪”。其实，其口气之间，已经表示拒绝投降，希望取消八项条件中的第一项。难怪，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夸奖说“这个电稿拟得太妙了”。

　　但是，李宗仁的花招怎能瞒过中共领袖们。第二天，毛泽东给李宗仁发了复电。电文指出：“贵方既然同意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本日与张文白先生晤谈时，即曾以此意告之。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的而奋斗。”

　　此时的北平和谈，从4 月2 日到12日，完全由双方代表个别交换意见，还未进入正式会谈阶段。在经过几天时间的个别交换意见后，中共中央开始采取决定性步骤了。

　　4 月8 日清晨，香山的空气格外清新。此时，工作了一个通宵的毛泽东、周恩来，在双清别墅的客厅里正式接见了南京政府的首席谈判代表张治中。初见毛泽东那一刹，张治中多少有点诚惶诚恐，毕竟是求和的使者啊!

　　毛泽东笑容可掬，握着张治中的手说：“欢迎你啊，文白先生!延安一别，已经三载有余喽。别来无恙?”

　　毛泽东自然、和蔼、亲切的话语，是对老朋友的问候。可对张治中来说，心中犹如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难品其味。回忆起全面内战爆发时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那咄咄逼人的狂妄，殊觉惭愧。张治中诚恳地说：“谢谢主席。我个人情况还算过得去，可我们国民党失败了，失去了人心，我个人也难逃其咎啊!”

　　未等张治中说完，毛泽东便打断他的话，接着说道：“文白先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我们党内都知道你三顾延安嘛!你是和平将军。”

　　毛泽东的评价，使张治中十分欣慰。他由衷地感到共产党人的真挚情感和开阔胸怀。紧接着，毛泽东话锋一转，直人正题。针对李宗仁4 月7 日的“卯阳电”，毛泽东说：“德邻先生虽然同意按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看来战犯问题还是不放心，你也感到有困难吧?好，为了减少你们代表团的困难，可以不在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的名字。”

　　毛泽东、周恩来同张治中的谈话，标志着中共方面作了策略上的让步，以至于在下列几个问题上明确了态度：首先，战犯问题，可以在和平协定条款中不提蒋介石三个字，对南京代表团的处境、困难表示理解，并同意将此问题拖到最后处理。其次，改编军队问题，所有国民党军队数额、番号、官长均可照旧不动，驻地问题可以研究。第三，渡江问题，是否签字后马上渡江，也可以商量。第四，南京政府在和谈至新政协开会前，即到联合政府成立前这一段时间内，仍继续负责。第五，和谈方案正在草拟，将来签字时，如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张群等都来参加最好。

　　毛泽东、周恩来的谈话，使几天来始终处于极度不安和紧张中的张治中顿时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从双清别墅回来后，张治中立即于当天召集代表团开会，说明了与毛泽东、周恩来谈话的经过。整个代表团都深受鼓舞，相信和平有望。

　　4 月10日，毛泽东又接见了黄绍竤、刘斐。在十分轻松的气氛中，毛泽东和蔼地说：“人民的需求，我们最了解。我们共产党人是主张和平的，否则，也不会请你们到北平来。我们是不愿意打仗的，发动内战的是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嘛。只要李宗仁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

　　毛泽东继续说：“李宗仁现在是六亲无靠哩!第一，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国帝国主义靠不住;第三，蒋介石那些被打得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第四，桂系军队虽然还没有残破，但那点子力量也靠不住;第五，现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为了和谈，他不搞和谈，这些人士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诚心和谈，共产党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哩!当然，只要李宗仁诚心和谈，我们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是守信用的。”

　　已是中午时分，毛泽东留下黄绍站、刘斐一起吃饭。当谈起各人爱好时，刘斐趁机将他心里仍有疑虑的一个问题试探地问毛泽东：“主席，您会打麻将吗?”毛泽东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晓得些，晓得些。”

　　刘斐追问道：“您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

　　原来用心在这里!毛泽东听了差点失笑喷饭，立即说：“平和、平和，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和为贵’，只要和了就行。”

　　的确，为了促成和平谈判的成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以最大耐心做了最大努力。在4 月上旬的一个星期内，毛泽东分别致电渡江前线总前委邓小平、陈毅，二野领导人刘伯承、张际春、李达，三野领导人粟裕、张震，告诉他们：“一、李宗仁、白崇禧要求我们勿攻安庆，驻安庆佳军可以撤退。我们认为可以不攻安庆，让桂系军队撤往武汉。二、依据谈判情况，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15日推迟至20日。三、目前数日内，请令各部不要发生任何战斗，尤其是芜湖、镇江对岸。”

　　可是，对于中共方面所表示的宽容与大度，南京方面未做出任何相应的表示。

　　(8)

　　8.蒋介石看到《和平协定》后，拍桌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和谈破裂，毛泽东。周恩来仗义留人

　　其实，李宗仁南京政府此时的情况是十分复杂的。还在4 月2 日，坐镇溪口的蒋介石就向迁至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发出了关于和谈原则的三条指示，即：第一，和谈必须先订停战协定;第二，共军何日渡江，则和谈何日中止;第三，其破坏责任应由共方承担。据此，国民党中常会于6 日通过了关于和谈原则的决议，明确要求代表团务必遵行。

　　李宗仁收到毛泽东的复电后，随即召集国民党“和谈指导委员会”进行研究，并由何应钦出面，于4 月9 日打了电报给张治中。电文根据国民党中常会的决议，一意孤行地要求张治中坚持以下各点：“第一，为了表示谋和诚意，昭信国人，在和谈开始进行时，双方应即下令停战，部队各守原防。共军在和谈进行期间，如实行渡江，即表示其无谋和诚意，政府应即召回代表，并宣布和谈破裂之责任属共方;第二，为保卫国家独立自主精神，以践履联合国宪章所赋予之责任，对于向以促进国防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目的之外交政策，应子维持;第三，为切实维护人民之自由生活方式，应停止所有施行暴力之政策，对人民之自由权利及其生命财产，应依法予以保障;第四，双方军队应在平等条件之下，各就防区自行整编，其整编方案，必须有双方互相尊重共同实行之保证;第五，政府之组织形式及其构成分子以确能保证上述第二、三、四各项原则之实施为条件。”

　　看罢何应钦的电报后，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成员无不摇头叹息。在蒋介石的操纵之下，国民党中央突然提高谈判价码，使南京的谈判代表们刚刚看到的和平希望迅速化为乌有。他们心里清楚，划江而治的希望已经破灭，要求双方停火，实际上只是请求对方停止进攻。

　　进一步的谈判工作已更加困难。于是，张治中愤然致信蒋介石：“默察大局前途，审慎判断，深觉吾人自身政治经济腐败至于此极;尤其军队本身之内腐外溃，军心不固，士气不振，纪律不严，可谓已濒于总崩溃之前夕。同时在平十日以来所闻所见，共方蓬勃气象之盛，新兴力量之厚，莫不异口同声，无可否认。假如共方别无顾虑之因素，则殊无与我谈和之必要，而具有充分力量以彻底消灭我方。凡欲重振旗鼓为作日后之挣扎者，皆为缺乏自知不合现实之一种幻想!此非怯懦自卑之言，实由我方党政军内腐外溃之情形，积渐所致，由来已久，大势所趋，大错铸成。尤其既失民心，今已不可复得。”

　　此信由屈武带回南京托吴忠信转交蒋介石，蒋阅此信后，大发雷霆，仍我行我素，毫无更张之意。

　　4 月12日，何应钦来电转达南京政府和谈指导委员会作出的五项决议，即：第一，战争责任问题，可依据代表团所谈原则处理;第二，所邀南京参加签字各位，届时再作出决定;第三，签约后驻军，第一期最好各驻原地;第四，新政协及联合政府事，等中共提出方案后再行研究;第五，渡江问题及联合政府事，等中共提出方案后再行研究。

　　12日下午，南京代表团开会讨论自己在解放军过江问题上应有的态度。讨论中，代表们明显地同南京政府有不同的认识。

　　“渡江在原则上我们已经承认，怎么好推翻?”张治中很尴尬地说。

　　“岂有此理。这问题我们大家都已向中共承认，怎能说话不算数!”章士钊忿忿不平地说。

　　“我打电报给他们说，拒绝渡江决不可能，即要求缓渡，也很难能行得通，让他们了解中共行市。”满脸愁云的邵力子说。

　　听了邵力子的主张，张治中若有所思，轻轻摆摆手说：“像邵先生所说的似可不必，因为那样好像我们在代表中共说话。我们只好说我们正在和中共继续商谈中。”

　　此刻，一直沉默不语的李蒸表示：“渡江非常危险，如果中共大军在签字后即行渡江，那南京政府还怎么能行使职权呢?我们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彻底靠近中共，与主战派开火;另一条是因此而宣告谈判破裂。”

　　“我们既为和平而来，当和成而返，破裂还有什么前途?事到今天和谈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们应尽力争取中共缓渡江，因为缓渡江确对全面和平运动之推进有利。但如果中共不答应，非马上渡江不可，那么我们不承认这是和谈破裂。”邵力子颇不甘心地说。

　　刘斐则认为：“不是我们要不要破裂，而是南京同意不同意。”

　　谈到争取中共方面暂缓渡江，章士钊认为：“过去李德邻没有力量，因高唱和平而增加了力量。因此之故，如缓渡江，假李德邻以时日，使其政治力量继续增加而扩大，对李德邻。对中共、对人民均有利。”

　　李俊龙的看法刚好和章士别相反，他认为：“三两个月恐怕不能增强南京力量。相反地怕只好加强溪口力量，为人民计，恐怕还是中共马上渡江的好。……如今只有三策：上策是中共接受我们意见，缓渡江;中策是中共一定要马上渡江;下策是和谈破裂。为人民计，宁取中策。”

　　会议最后决定，请章士钊出面设法向毛泽东通融，要求中共考虑在和平条约签订后能够暂缓渡江。但为时已晚，4 月13日早晨，周恩来已把中共方面起草的《国共和平协定(草案)》正式提交给南京代表团，并通知当天晚上开始正式会谈。该草案其实是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开列的八项条件细化后产生的。

　　但是《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依照与南京代表团达成的意向，作了某些妥协：确实没有提到战犯的名单;没有规定整编人数;同意成立整编委员会，同意南京政府待联合政府成立后再办移交;同意吸收南京政府代表参加新政协和吸收若干国民党人参加联合政府。

　　《协定(草案)》甚至没有直接提到解放军过江的时间问题，表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宽宏大量和言而有信。

　　但是，在另一个方面，《国内和平协定(草案)》，首先历数了国民党自1946年破坏停战及政协决议、发动全面战争的罪行;然后，分别依据毛泽东所提八项条件，具体提出了实现八条二十四款办法;明确规定人民军事委员会有权命令过渡期内的南京政府。

　　晚上九时，正式会谈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大厅中间横放着一张长条桌，双方代表分坐两侧。条桌两侧的后面各有三张小条桌，是双方列席和记录人员座位。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由勤政殿东向进入会场，张治中率南京代表团由勤政殿西面进入会场，气氛十分严肃。

　　周恩来首先发言，开门见山，言简意赅地阐明了中共方面的观点，希望南京政府代表团能够接受这个《国内和平协定(草案)》。接着，周恩来又对《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各个款项的具体内容逐项作了说明。关于惩办战争罪犯问题，他说：“这次战争中主要战犯必须惩办。如果他能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可以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

　　张治中当场表示：“代表团诚恳地承认国民党方面的错误和失败，但《协定》中有些过于刺激的字句，希望能够酌加删节;战争责任问题，希望不要作成条文;更不宜在条文上规定南京政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所辖的一个机构。”

　　第二天，周恩来等专门向在北平的各民主党派代表具体介绍《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内容和南京代表团的意见。与会各党派代表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协定(草案)》的文字及内容已经相当宽大，无论如何不要再让步了。但从策略上考虑，为最大限度争取李宗仁、白崇法，中共中央仍旧下决心对《协定(草案)》进行某些具体的修改。

　　4 月14日，南京代表团经过一天的研究，提出了一个修正案，逐一说明关于取消原草案中有关刺激性字眼的建议，并特别要求不写上关于过渡期内的南京政府必须对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受其统辖之类的词句。当晚，张治中把这个修正案交给周恩来。两人进行了长时间交谈。

　　此时，已到4 月中旬，长江的汛期即将到来。考虑到长江水位等实际问题，中共中央决定不再拖延时间，速议速决。

　　4 月15日晚7 时，周恩来与张治中见面，在参照南京代表的意见，修改了部分文字后，把最后定稿的《协定(草案》交给了张治中，并定于当晚9 时在勤政殿举行第二次会议。周恩来向张治中表示：这是最后的一个文件。张治中说：“所谓最后的文件，是不是解释为最后通牒?是不是只许我们说一个对或者不对?”周恩来表示：这是最后态度。张治中说：“也好，干脆!”

　　当晚九时，第二次正式会谈开始，周恩来具体说明了协议修改的内容。首先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权力问题，我方同意在联合政府成立前，南京政府与人民军事委员会的关系应为协商合作关系。同时，周恩来表示：凡原有的带刺激性的字眼都已去掉，但军队改编、政权接收等则不能改变。

　　周恩来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对于反动好战分子，不相信有什么办法能够感动他们，他们对和平协定的破坏与阻挠是必然的。无论协定成败与否，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考虑如何对付他们和打击他们的阴谋。中共之所以必须过江，也就是为了这样的目的。协定不成，解放军立即以武力的方式过江;协定达成，解放军也要和平地过江，占据长江下游十个县的地区，以使任何敢于破坏和平协定的国民党军队不能不有所顾虑。

　　周恩来进一步说：人民解放军没有宣布过停战。南京国民政府曾经要求停战讲和，我们没有同意。我们只同意这个协定签订之后永无内战。为了使谈判更顺利，我们愿在谈判进行期间命令人民解放军暂时不渡江。但是我们不能无限制地受到约束，所以我们今天正式地告诉文白先生，请南京代表团回南京去的先生转告李宗仁和何应钦，我们只能约束到本月20日为止。到那时还不能获得协定签字，那我们就只有渡江，不能再拖延到20日以后了。

　　周恩来的解说，标志着南京代表团的使命事实上已经完结。

　　周恩来讲完后，张治中只是简单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和感想，并声明明天即派人到南京请示，再行答复。

　　最后，周恩来又解释文件为什么采取最后方案的做法。他说：如果我们没有最后的定稿，就使南京代表团无以说服南京当局：没有这个最后的定稿，就不能使它考虑同意与不同意的问题。我们认为，一个问题一定要有一个结束。我们提的最后方案，南京代表团乃至南京当局都有他的自由，就是同意或者不同意。

　　会议于10时20分结束。

　　张治中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回到住处后，经过代表团郑重的研究，认为这个定稿已经接受了我们所提修正意见四十余处的过半数，特别是关于战争罪犯一项删去‘首要次要字样，原来把南京政府和所属部队置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辖之下一句也改换了，所以代表团一致的意见，认为尽管条件过高些，如果能明白’败战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不困于一派一系的私利，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那么，就只有毅然接受。以诚心承认错误，以勇气接受失败，则对国家、对人民、对国民党保全者实多，总比顽固到底、失败到底的好。大家表示只有接受这个《国内和平协定》为是。并决定在十六日派黄绍竑代表和屈武顾问带了文件回南京去，劝告李、何接受。”

　　南京代表团的会议开到午夜一点多钟。周恩来知道黄绍竑被推举回南京请示后，尽管已是深夜了，他仍在当晚二时左右在六国饭店同黄绍竑相见，勉励他努力完成这个任务。黄绍竑说：“照我看，至多是五十对五十的希望，或者还要少一些，我总努力去进行就是了。”

　　4 月16日晨，黄绍竑、屈武根据代表团的决定，乘飞机返回南京。这是一次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使命!当晚，黄绍竑、屈武向李宗仁汇报了全部谈判情况和代表团集体的意见。李宗仁显然不曾想到会有这样一种结果，他深知在南京现在的气氛下，批准这样一种协定，不仅会在上海、南京会迅速造成政治上、军事上的严重混乱，而且在桂系内部也会使自己陷入严重困境。

　　白崇禧一看完《协定(草案)》，立刻怒气冲冲地对黄绍竑说：“真难为你，像这样的条件也带得回来!”说完就站起来往外走了。

　　白崇禧出尔反尔，不满李宗仁向中共方面妥协，反而向蒋介石讨好，主张集中力量对付共产党。在关键时刻，白崇禧又和蒋介石站在一起了。

　　黄绍竑对白崇禧此举十分不满。在白走后，他从公事包中掏出一张信笺，将其在飞机上填的一首词拿给李宗仁看，上面写道：翘首照长天，人定淡烟笼碧，待晚一弦新月，欲问几时回得?

　　昨宵小睡梦江南，野火烧寒食，幸有一番风送，报燕云消息。

　　北国正花开，已是江南花落。

　　剩有墙边红杏，客里漫愁寂寞。

　　此时遇着这冤家，误了寻春约，但祝东君仔细，莫任多飘泊!

　　李宗仁看后苦笑道：“我已经没有心情吟诗作赋了，你到底想说什么，愿闻其详。”

　　与李宗仁关系非同寻常的黄绍竑坦言道：“据我看来，蒋先生的的确确没有什么前途可言了。我们广西人士应该清醒一些，另辟求生之道，再也不该替蒋先生效犬马之劳，否则精不可言!我所以说：”此时遇着这冤家，误了寻春约，但祝东君仔细，莫任多飘泊!‘就是这个意思。“

　　黄绍竑说到这里叹道：“广西如果在这个时候再失去机会，那昔日一番辛苦，今后全付流水，没法补偿!中共的条件虽然苛刻些，但不是不可接受，何况代总统已经答应以八项条件为基础了!”

　　李宗仁面色如土，沉吟良久，然后说道：“难呀!即使这个协定签了宇，没有蒋介石的认可，还是废纸一张啊!如今我这个代总统，是有其名无其实啊!”

　　第二天，李宗仁就托张群带着《协定(草案)》去溪口向蒋介石请示。果然不出所料，蒋介石看后拍桌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由于李宗仁六亲无靠，对中共的条件不敢自作主张，蒋介石的意见遂成了决定一切的关键。从4 月16日晚至18日，李宗仁竟连开会的勇气也没有。直到得到溪口的消息，他才接连召开桂系将领、立法委员会、国民政府行政院及国民党中央委员和高级将领等各种秘密会议，商讨对策。但是，形势很快被蒋系主战派控制了，李宗仁立刻处于四面楚歌之中，代表团更是受到全面攻击。

　　4 月20日，李宗仁、何应钦复电张治中并各代表。电报依照蒋介石指令，明确拒绝了《协定(草案)》。

　　4 月21日，李宗仁电令张治中及其代表团全体返回南京。但当天晚上，周恩来在告知解放军渡江成功消息的同时，提出了希望代表团继续留在北平为和平努力，这使张治中等再度对和平产生希望。

　　4 月22日，林伯渠与章士别谈话，说明中共方面并不因顺利渡江就放弃和平解决的努力，希望代表们仍留北平为和平进行工作。南京代表团即据此致电李宗仁，称：“本日午前林代表祖涵对士钊声言，共方谋和诚意不因解放军过江而有所改变。并深信此举能协助李代总统，使得排除反动派，贯彻已所默认之和平主张，极望李先生不为反动派所胁走，仍坐镇南京，当机立断，电知代表团在平签字，随即商讨各项技术问题，免致兵锋扩大，使人民遭受不必要的痛苦。言时语意甚为恳挚。”

　　可以想象，在这个时候，在解放军已经挥师过江。南京政府已经近乎土崩瓦解的情况下，无论主观上还是客观上，李宗仁都再也没有资格主持与共产党的谈判了。

　　4 月22日，蒋介石再度出山，收拾残局。他召集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等人参加杭州会议。在会议上，国民党当局决定：政治上立即宣告和谈破裂，今后惟有继续作战，党内不许再倡和议。而军事上则由行政院长何应钦兼任国防部长，统一陆海空军的指挥权力，总统府和行政院则必须立即迁往广州。至此，李宗仁已再无权力可言了。

　　就在同一天，人民解放军兵临南京城下，李宗仁匆忙于次日凌晨撤离南京。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更完全失去了和共产党人讨价还价的资本，和平谈判的可能性由此完全丧失。

　　历时20天的北平和谈，至此宣告完全破裂。

　　和谈破裂后，张治中于4 月22日向南京和中共方面表示，定在24日回南京“复命”。他天真地认为，代表团是为和谈而来的，和谈既已破裂，理应回去复命，特别是作为首席代表的他。

　　周恩来知道这一消息后，当天就到六国饭店去看张治中，情词恳挚地对张治中说：“代表团不管回到上海或者广州，国民党的特务是会不利于你们的。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

　　4 月25日，周恩来面带喜色地来到张治中的住处，对他说：“文白兄，我们一起去接一个人吧!”

　　“什么人?我认识吗?”张治中好久都没有反应过来，问道。

　　“是你最熟悉的，到时你就知道了。”周恩来故作神秘地回答。

　　周恩来和张治中坐汽车直奔西郊机场。等了片刻，一架飞机徐徐降落在停机坪上。飞机上下来的，是几个中年妇女和孩子。张治中一看，又惊又喜，原来是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一下飞机，几个孩子就扑到他的怀里哭了起来。张治中揉揉发红的眼睛，深情地对周恩来说：“恩来先生，你真会留客啊!”

　　原来，这架飞机是白崇禧派到北平来接南京政府和谈代表的。不但代表一个未接回去，反而把张治中的夫人和家属共九人一起送来北平。这是周恩来事先通知上海地下党组织秘密地将他们送上飞机的。

　　周恩来把张治中一家安排在北平饭店住下，并和毛泽东。邓颖超等常来看望，嘘寒问暖。一天，周恩来和毛泽东请张治中一家人吃饭，毛泽东对张治中说：“在重庆，你对我们招待得那么好，现在我们条件很有限，只能让你们受点委屈了。”

　　张治中听到这亲切的话语，如暖流涌进心房，眼睛湿润了。

　　在北平和谈破裂后，在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的局面下，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仍以大局、情义为重，以极大的热情关心爱护南京代表团的全体代表，使他们全部留在了人民的阵营内，为新中国服务。中共一代伟人的这种坦荡胸怀，折服了天下豪杰，使得人民共和国的筹备工作更加顺利。

　　第二章 底定东南(1)

　　9.毛泽东对邓小平说：渡江战役就交给你们指挥了。邓小平拟定《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1949年4 月20日，北平谈判破裂。次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在邓小平任书记的淮海战役总前委统一指挥下，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并迅速突破长江国民党军防线，矛头直指国民党统治的老巢——南京。它预示着中国大地将发生无可逆转的变革，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来临了。

　　1949年元旦，江南笼罩在一片阴霆之中。政治上腐朽，军事上土崩瓦解，国民党政府达官贵人和政客早已感到寒冷透心，失败情绪弥漫。

　　两年半的军事较量，使蒋介石赖以发动内战的军事实力大为削弱，所剩百余万兵力分散在西北、西南、江南、台湾等广大地区，相互间难以进行战略协同，无法形成统一的防线。国民党惟一可以指望的是长江天险，妄图沿长江南岸构筑一道防线，阻止解放军南下，力保半壁江山。

　　还在淮海战役围歼黄维兵团时，毛泽东就电示淮海战役总前委刘、陈、邓：歼灭黄维兵团后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讨战役结束后的渡江作战计划。

　　渡江战役作战方针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华野。中野同时休整，同时举行渡江作战。渡江以后，华野、中野协力经营东南，包括皖南、苏南、浙江、福建及江西一部。

　　1948年12月17日，毛泽东电示淮海战役总前委：“拟请伯承、陈毅二同志偕来中央一商。”当晚，刘、陈、邓驱车去华野指挥所。淮海战役总前委举行全体会议，议题却是渡江。

　　会后，刘伯承和陈毅分乘两辆吉普车，连夜从蔡凹出发前往西柏坡，去向毛泽东汇报战场情况以及渡江作战计划。

　　邓小平也要连夜回中野前指。

　　粟裕、谭震林和他们—一握手道别。最后连谭震林也驱车去了山东兵团。

　　茫茫的雪原，静静的寒夜，云霆不知何时散去，一轮明月细细打量着这些互道珍重的伟人。

　　粟裕在户外站立了许久才转身回屋。

　　吉普车行驶在冰雪之中，为了防滑，轮胎用链条捆了起来。车开得很慢，又嘎吱嘎吱地响，使人昏昏欲睡。陈毅一会儿就打瞌睡了。坐在陈毅旁边的警卫员，看他一歪一歪的，不时拉住他，怕他碰伤。

　　陈毅有些难为情地说：“干脆把我捆到车上吧!”

　　“这行吗?”警卫员觉得不合适。

　　“捆吧!”陈毅叫驾驶员停车。

　　大家七手八脚地用背包带将陈毅捆在靠椅上。陈毅哈哈大笑说：“就是不大雅观。天一亮，或是到了有人群的地方，就叫醒我，给我松绑。”

　　他们日夜兼程，赶到西柏坡已是1948年的最后一天。刚刚住下，门口突然有人通报：“两位司令员，主席来看你们了。”

　　刘伯承、陈毅笑着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握手互道问候。他们脸上都洋溢着久别重逢的喜悦，目光里闪烁着坚定。自信的光芒。从他们的目光中似乎看到了中国的未来。

　　1949年1 月6 日，刘伯承、陈毅在西柏坡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聆听了毛泽东所作的题为《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报告。毛泽东的湖南话在整个大厅里回荡，激励着每一位出席会议的同志。

　　会议分析了当前形势和确定了党在1949年的任务，指出：1949年和1950年将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确定1949年的主要任务是：解放湘、鄂、苏、皖、浙、闽、陕、甘等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则是全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确定准备组成海军和空军;进一步加强各野战军的正规化建设。

　　2 月8 日，总前委召开会议，具体研究渡江时间、部署及准备工作。邓小平作了国际国内形势报告，提出了渡江战役的要求。此时解放军已统一整编，中原野战军改编为第二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改编为第三野战军，所有纵队改称为军。

　　渡江时间初定3 月底，前委考虑到这时候雨季未来，春汛未发。

　　同一天，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电示二野和三野：横渡长江进军江南以后，要占领许多城市和广大乡村。中央强调，要研究农村，学习农村政策，学习城市工作，如果不能迅速学会管理城市，将来解放江南的广大城市以后，将会遇到很大困难。

　　2 月11日，中央军委批准了淮海战役总前委渡江战役的初步部署和部队整训计划，指出：“此次我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所在，淮海战役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责。”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淮海战役总前委这个团结统一的班子来指挥渡江战役，这是毛泽东早就看准了的。

　　毛泽东认为，二野、三野两大野战军并肩渡江直插东南，含有准备在必要时防备美国武力干涉之意。这就要求指挥者既有胆略又能把渡江战役组织指挥得周密灵活，使军队强渡天堑的损失尽可能减少，而渡江后消灭的敌军尽可能多。越能如此，则中国南方解放越快，人民遭害越小，美国出兵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渡江前夕，邓小平被赋予指挥华东与中原的党、政、军、民大权，这是党中央的英明果断决策。历史证明，他在第一书记的位子上，在总前委书记之职上，始终不负毛泽东重托、人民的期望。

　　3 月22日，蚌埠南的一个弹丸小村孙家圩子，一反往日的平静，显得异常热闹繁忙。从清晨起，几十辆吉普车组成的车队，披着厚厚的尘土，从四面八方渡过淮河，浩浩荡荡地驶进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地方。这异常的举动引起了村民的好奇心，纷纷放下手中的活计，或守在道旁，或立于田间，以目睹中共领袖们的风采为快。

　　淮海战役总前委的全体成员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和二野、三野兵团司令员们及参谋人员陆续到达。

　　3 月26日，总前委召开了扩大会议。一间宽敞的土墙茅舍内烟雾绕绕，一幅巨大的长江地区战略态势图占满了一面墙，炕上地下坐得满满当当，刺鼻的烟味混和着爆发出的阵阵笑声，从室内一直冲到村口。

　　会议首先听取各兵团渡江战役准备情况的汇报。然后，主持会议的邓小平向会议报告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他讲话一向语调平稳有力，高度概括。他说：“渡江战役我军的战役目标是，以第二、第三野战军全体，歼灭上海、镇江、南京、芜湖、安庆等地及浙赣线蒋军的全部或大部，占领苏皖南部和渐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

　　多么鼓舞人心的光明前景，它标志着国民党的统治将告结束。为了这一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浴血奋斗了28个春秋!会议室里涌动起一股昂扬热烈的气氛，生性好说好动的陈毅大笑起来，说道：“讲得好!同志们呐加把劲哟，等过了长江，可捞不着大仗打哆!”

　　刘伯承笑着纠正道：“还不能这样说，三野的同志们还有一块大上海的硬骨头要啃哩。”

　　粟裕笑着说：“总不会比淮海战役更难打吧?蒋介石把真正的希望寄托在上海，但是蒋介石的愿望没有一次不是落空的。”

　　平素不苟言笑的邓小平，这时嘴角上也现出微微笑意。会场平静下来后，他继续说道：“前委统一部署是：刘伯承司令员、张际春副政委、李达参谋长指挥二野的第3 、4 、5 兵团及四野的一部为西突击集团，在棕阳镇至望江段渡江作战。三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和参谋长张震，率三野统帅机构，直接指挥第8 、10兵团为东突击集团，从扬中至江阴段渡江作战。三野副政委谭震林指挥第7.9 兵团为中突击集团，从贵池至芜湖段渡江作战。三野的两大突击集团由粟裕、张震统一指挥。我和陈司令员在安徽肥东县瑶岗设立大本营，统一指挥渡江战役，主持全局工作。只要我军渡江成功，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战局的发展都会发生有利于我们的变化，并有可能演成敌人全面混乱的情况。因此党中央要求我们一举渡江成功!在解放军渡江成功后，三野的两个突击集团应迅速合围，力求达到全部或大部歼灭敌江防部队的目的，不使其龟缩进上海。杭州，此着是全战役的关键。”

　　《京沪抗战役实施纲要》高屋建瓴，从宏观决策上提出了渡江战役的作战纲领及部署，为渡江战役的胜利指明了方向。4 月3 日，中央军委批准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此时，国民党在和谈阴谋掩护下，积极将其主力集团沿长江布防，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止解放军渡江。到1949年4 月初，在宜昌至上海间1800余公里的长江沿线，国民党军队部署了115 个师约70万人的兵力，其中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部75个师约45万人，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部40个师约25万人。汤恩伯以50多个师直接担任湖口至上海段的沿江守备及控制江北岸要点，置主力于京沪地带;另以20多个师配备在浙赣线、苏南、浙江、皖南纵深地区，其中仅有10个师可作机动。白崇禧以27个师直接担任宜昌至湖口段江防和武汉地区守备，以13个师配置在长沙、南昌等纵深地区。国民党为加强其长江防御，并以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和江防舰队及空军，分别配属于汤恩伯、白崇禧两个集团，构成所谓陆海空联合防线。同时，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舰艇也停泊于上海，有可能对解放军渡江作战进行武装干涉。由于敌之战线长，兵力少，配置特点是东重西轻，纵深薄弱，可机动的兵力很少。

　　向长江以南进军是中国共产党的既定方针。中央军委于1949年2 月3 日至3 月20日先后决定：以第二、第三野战军的7 个兵团24个军及地方部队100 万人，准备于4 月间发起渡江战役。1949年3 月31日，邓小平为总前委制定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规定：以第二、第三野战军全部，歼灭国民党军集结于上海至安庆段之兵力，占领苏南、皖南、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于4 月15日18时在江苏靖江至安徽望江段实施全线渡江作战，并决定以第二野战军为西集团在棕阳镇至望江段实施渡江，以第三野战军为中。东两集团在贵池至芜湖和扬中至江阴间实施渡江。战役指导上要求从最困难的情况出发，作遇到严重战斗的准备，着眼于粉碎敌固守江防和在我军渡江后敌收缩兵力击我一路的企图。战役计划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达成渡江任务，实行战役展开;第二阶段达成割裂包围敌人，控制浙赣线一段，断敌退路;第三阶段分歼被围之敌。战役的关键在于第三野战军两个集团迅速东西对进，打乱敌之作战体系，完成钳形合围。达成割裂包围敌人之目的。第二野战军着重密切协同第三野战军行动，适时以主力东进，担任攻占芜湖、夺取南京和杭州地区之任务，并以主力一部迅速出密县地区，控制浙赣线一段及屯溪南北公路，断敌退路。

　　二野渡江突破地段，为汤恩伯、白崇禧两集团的接合部，又是长江向南突出部分，处于汤恩伯集团之左侧背。沿江守敌为第八兵团刘汝明部三个军八个师约4 万余人，其第68军军部位于贵池，三个师分布在东流至湖口线，第55军军部位于贵池，一个师位于乌沙问至贵池段，两个师位于三野渡江正面之铜陵、青阳地段，第96军军部位于段家汇，两个师分布在吉阳大渡口至乌沙闸线。敌纵深地区仅有第17兵团侯镜如率两个军在联县至宁国地区。我军整个渡江地段之敌战斗力较弱，机动部队极少，且皖南地区有我游击队活动，成为我有利的突击方向。但白崇禧集团置主力于我渡江地段之右侧，严重威胁我侧背安全，其夏威兵团又以九江、安庆为据点，向望江、太湖。潜山伸出警戒部队，企图迟阻我军接近江岸，并破坏船只或将船只劫至江南岸，防我渡江。

　　二野遵照中央军委和总前委指示，根据当前敌情，确定战役要首先抓紧突破江防，渡江后着重密切协同三野行动，保障其钳形突击的成功，并视敌情变化而不失时机地向敌纵深发展。遂决心以三个兵团并列在贵池至马当间宽约100 公里的正面，以安庆东西地段为重点实施突破。具体部署为：第3 兵团由安庆以东至棕阳镇段渡江，挺进敏县(即徽城)截断徽杭路，尔后沿公路东向杭州;第5 兵团在安庆以西至望江段渡江，尔后速沿浮梁、爱源直出摊县，控制浙赣线，断敌退路;第4 兵团于望江至马当间渡江，尔后沿江东下，接替第9 兵团监视芜湖敌军的任务，并准备参加夺取南京的战斗。各部队在突破南岸后，即向两翼扩张，主动接应兄弟部队登陆，协同作战。暂归二野指挥的四野先遣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肖劲光，副司令员陈伯钧、韩先楚，副政治委员兼政委部主任唐天际，参谋长解方)主力位于武汉以东地区，并指挥桐柏、江汉、鄂豫军区部队积极活动，牵制白崇禧集团，策应我军渡江作战。

　　总前委会议之后，三野前指为贯彻战役实施纲要，又对三野各兵团的任务作出具体部署与调整。

　　粟裕说：“敌人主要是扼守长江，只要我军渡江成功，在陆上作战，将会如虎添翼，纵横扫荡，使敌整个防线发生混乱。因此，保证渡江胜利，是京沪杭战役的关键。”

　　张震接着说：“在我军渡江之后，三野7 兵团王建安、谭启龙部，9 兵团来时轮、郭化若部与8 兵团陈士榘、袁仲贤部，10兵团叶飞、韦国清部迅速会合，达成割裂包围之目的。此着为渡江的后全战役的关键。”

　　粟裕对韦国清政委说：“据华中工委陈丕显、管文蔚同志报告，经过几年来的艰苦工作，江阴要塞已被我地下党员唐秉琳、吴广文、王德容等控制，要塞司令员戴戎光已被架空。前些时候，华中工委已派吴铭同志过去，接着华东局社会部又派第三室科长王征明同志过去具体掌握。华中工委命令他们努力做好迎接你们渡江的准备工作，到时率部起义，配合你们行动。这是华中工委转来的敌人在京沪线的军事部署，江阴要塞兵力火力配备、弹药储量等详细材料。我已命陈、管将要塞的关系转给你们，以便直接联络。你们回去后和陈、管好好商量一下，要绝对保密!”

　　粟裕继续说道：“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在镇江时曾与我华中工委取得联系，陈丕显、管文蔚同志已做了些工作。林答应我军小部队过江，他们佯装不知，大部队过江时，即挂白旗起义。”

　　粟裕从桌子上拿起一份材料递给第7 兵团政委谭启龙。谭政委边翻边看，又转手递给司令员王建安。未等王建安看完，粟裕又接着说：“这是林遵通过华中工委转来的敌海军江防情况和英美军舰动态。你们好好研究一下。林遵的第二舰队现已移至南京以西江面，你兵团从那一带渡江，要密切注意这一动向，把工作做好。”

　　粟裕、谭震林、张震等又对渡江的船只、物资、弹药等作了详细部署。之后，粟裕总结道：“总之一句话，我们要过江。若中央同国民党谈判成功了，我们可以轻松地过江，若谈判不成功，我们就要军事过江。军事过江，就是用今天我们部署的兵力，用鲜血去换取胜利。各兵团、军负责人回去后要抓紧行动，保证各项作战准备工作扎扎实实，卓有成效。”

　　渡江准备，从部署方案到广大指战员的精神思想准备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但是，由于北平正在举行和平谈判，渡江日期却颇费斟酌。

　　4 月13日，几份来自长江前线的报告，摆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毛泽东的办公桌上。

　　二野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的报告说：据多方认真调查，长江水势自清明节即逐次上涨，4 月末5 月初即加速上涨，6 月上中旬即达最高涨期。且夏季南风大起，雨多、流急、浪大，对我渡江不利。还是以4 月15日渡江为宜。

　　三野粟裕、谭震林、张震的报告也说：长江下游4 月下旬即进入黄梅雨季，现在江水日涨，如延长一个月，将发生以下困难：一是现有船只三分之二是内河船只，在江中行驶困难。二是雨季稻田存水，部队展开不易，江面过宽浪大，江阴下游无法渡江。三是粮草困难，烧草尤其困难。四是部队已进行各种动员，如延期过久，在心理上会增加某些疑虑。

　　总前委书记邓小平的电报说：据曾希圣等说，每年5 月初开始大水，而且5 月的水比7 、8 月还大，两岸湖区均被淹，长江水面极宽，届时渡江将发生极大困难;同时，我百万大军拥挤江边，粮草均较困难，如推迟过久，则必须将部队后撤就粮就草。邓小平讲了曾的看法之后，又从战略决策角度提出：只有在能保证和平渡江的条件下才好推迟过江。按目前部队情况，立即渡江，把握颇大;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更为有利。

　　邓小平的想法非常明确，先打过长江再说，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他的作风就像四川人喜欢吃的辣椒一样辣，但辣得叫人舒畅。

　　这些来自前线的报告，字里行间充满着真诚、急切与焦急的心情。毛泽东十分理解，军情紧迫，延误了军机，就会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从这点而言，毛泽东与前方将士的心情是一样的。细细算来，留给谈判的时间不多了。

　　与南京政府代表团的谈判是从4 月1 日开始的，第一阶段为双方代表个别交换意见。经过广泛、具体地交换意见，基本摸清了对方的底;同时，我方起草的“和平协定”草案也已准备完毕。根据前方军情，谈判应该加快步伐。

　　毛泽东给周恩来写信，明确地将谈判截止日期定在4 月17日，这之后便是渡江。但是，在充分考虑渡江客观情况之后，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毛泽东又于4 月15日电示淮海战役总前委：“依谈判情况，我军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15日渡江推迟至22日渡江。”“假定政治上有必要，还须准备再推迟7 天时间。”

　　在这之后，关于渡江时间，又经过多次商量，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终于在4 月18日9 时作出了决定：完全同意淮海战役总前委的整个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4 月20日开始攻击，22日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

　　在渡江战役正式开始之前，是否应做点什么呢?毛泽东的思维仍高速运转着。他猛地吸了几口烟，又伏案疾书，给淮海战役总前委起草电报：为着准备渡江的直接行动，为着给南京一个打击，促使他们接受我们的条件，请你们准备于4 月20日攻击从安庆至南通一线除安庆及两浦(浦口、浦镇)两点以外的一切你们所需要攻占的北岸(不是南岸)敌人据点及江心洲(包括扬中县)。接电后请速部署，以便20日一举攻占。而在20日以前，则保持平静，一声不响。

　　此次攻击，是渡江战役的前哨战，也是对南京政府的一个警告，表明我军渡江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同时在军事上也为渡江作战扫清了最后的障碍，显示人民解放军拥有绝对的优势，是和是战，何时谈何时打，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并能运用自如。4 月上旬，二、三野战军百万雄师已经完成渡江作战的部署。两万多艘船只隐蔽在长江北岸的河湖港汉中，无数正义的炮口直指预定目标，整师整团的突击部队集结在出发地。

　　(2)

　　10.周恩来嘱托：“毛主席今晚不睡觉了，等待你们渡江成功的好消息。”百万雄师跨天堑，红旗插上“总统府”

　　鉴于敌长江防线在芜湖段守军战斗力最为薄弱，淮海战役总前委决定由谭震林指挥的中突击集团先于东、西两突击集团一天渡江。中突击集团渡江成功，就可以将敌长江防线拦腰切断，策应东、西两路突击集团的强渡。同时，控制宁芜铁路，挥师东进，直捣南京。显然，中突击集团能否一举突破敌长江防线，对整个渡江战役的顺利进行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20日黄昏，渡江战役进入倒计时。中突击集团的总指挥谭震林来到第7 兵团司令部，见到兵团司令王建安，直截了当地大声问：“王建安，一举渡江成功，你有没有把握?要是没有把握现在提出来还来得及。现在全军、全国人民和党中央、毛主席都看着你们呢!”

　　王建安瓮声答道：“你放心，谭政委，对岸那几个烂兵，不够我一锅烩的!”

　　话虽这么说，王建安心里并不轻松。他最大的担心是江面今日无风。木船行驶，借助风力才会快速，速度就是时间和生命，有了速度就有了胜利。但是宽阔的江面上从早上起便风平浪静，刚刚露出新绿的树梢纹丝不动，村舍上空袅袅升起的炊烟拉得笔直，王建安心里很不踏实。但天黑之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就在总攻发起之前，一股强劲的东北风骤起，这股风来得突然，卷起团团尘雾，江面上顿时波涛滚滚。王建安高兴得大叫：“真是天助我也!”

　　风势越来越猛，排在江边望不到尽头的大小船只上下颠簸着。战士们欢呼雀跃，船工们喜上眉梢，念道：“老天爷开眼，蒋介石的气数尽了!”“共产党得天下，有真人相助!”“共产党有福哇!”这一阵风，把军民们高昂的士气吹得像那涨满风的篷帆。

　　在4 月20日这一历史性的日子，北平(北京)传来了周恩来的谆谆嘱托：“你们一定要胜利渡过长江，毛主席今晚不睡觉了，等待你们渡江成功的好消息。”

　　晚8 点，北平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人目光紧紧盯住自己手中的怀表。

　　秒针走动的声音就像历史的脚步，预示将带来一个崭新的时代!

　　晚8 点整，谭震林憋足一口气，对着话筒大喊：“开始!”

　　长江北岸批阳至裕溪口段，正义的炮弹齐发，大地震颤。密集的炮弹托着簇簇火光在暮色苍茫的天空划出无数道明亮的光弧，飞向南岸。火光映红了天空，咆哮的江水在炮火的照耀下犹如殷红的血液。顷刻间，南岸滩头火光闪闪，浓烟滚滚。在我军炮火猛烈轰击的同时，三野第7 、9 兵团第一线部队的战船启航了，真是桅杆如林，帆篷蔽天，上万艘木船乘风破波，直扑南岸。

　　谭震林在第一梯队就派出了四个军，即第7 兵团第21、24军，第9 兵团第25、27军。

　　能不能一举渡江成功?国民党军将采取何种行动?这是当时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三野代司令员、代政治委员粟裕，密切注意战场的动向。他虽然在泰州的白马庙，远离中突击集团，听不到枪炮声，但他的思绪早已飞到前方。

　　这时，他正面对挂在墙上的作战地图，审视着，思考着。

　　“中线情况怎么样?”时间刚过20时30分，粟裕就查问中集团渡江情况。作战室参谋无言以对。粟裕看看手表，觉得自己是太急了点。中集团今晚已经渡江，东、西集团明晚也要渡江，在这关系全局胜利的时刻，他怎能不全神贯注、极度关切呢?

　　长江两岸炮声撼天动地，江水咆哮，各突击队的战船已经隐蔽地越过长江中流，迅速接近南岸，指战员们已做好战斗的准备。

　　又过了半个小时，冲在最前面的船只接近南岸，敌人发现后组织密集的火力拼命阻击，企图把突击队压制在水面上。突击队员们没有别的选择，嘶喊着边射击边迎着火力上，有的跳下水去，搂住船头，让战友们从身上踏过去，不少人中弹，船上的人落人水中，沉落江底……

　　先头部队终于登上南岸，经过短促激烈的战斗，粉碎了敌军的反抗，建立起滩头阵地。第27军占领了矾头山、大盖山等沿江阵地。第25军占领了岳山、羊头尖等沿江阵地。第24军占领了铜陵，随后与第21军会师大通，掩护后续部队继续向纵深发展，敌人已溃不成军。午夜，国民党惨淡经营的长江防线被撕开了100 公里长的大口子。

　　战役发起前，中央军委和总前委为确保渡江成功，曾经下达干部要靠前指挥的命令，规定战斗部队过江一个营，师长就要过江，过江一个团，军长就要过江。遵照这一指示，第27军军长聂凤智、第24军军长王必成、第25军军长成钧、第21军军长膝海清都随突击队一道过江。

　　许多年过去了，当年登上南岸的情景在许多老将军眼前仍清晰可见。聂凤智生前回忆道：那天夜里，风扫薄云，现出一轮明月，照耀着江面和更远一些的山峦。如果不是因为战争，面前的景象也许会使人感觉置身在一幅油画中。回首江面，他看到不远处数不清的船只争相在激流中勇渡，帆影重叠，火光闪闪……这是一幅十分壮观的景象，当中也饱含着诗情画意。

　　聂凤智紧皱的眉头放松了。雄师飞渡的场景激荡着他的心胸，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脱口而出一份电文：“我们已胜利踏上江南的土地!”只有12个字。这是聂凤智将军有生以来拍得最短的一封电报，也是最富有诗意的一份电报。

　　21日凌晨，值班参谋向粟裕代司令员报告说：“聂军长来电报了。”

　　粟裕一听急忙说：“快念!”

　　值班参谋念了两遍，说：“就这么一句。”

　　“这么简单。”粟裕有点遗憾。他从值班参谋手里拿过电报，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心里猛地一喜。第27军是中集团的主力军之一，聂凤智既然“已胜利踏上江南的土地”，这说明这个军在江南已经站稳脚，敌人的江防已被突破。

　　这份短短的电报，预示着一个崭新的开始。

　　21日上午，捷报频传：中集团已有10个师28个团到达南岸，已建立了东西120 公里。纵深20多公里的滩头阵地，已将敌军千里江防拦腰斩断。

　　汤恩伯见芜湖段江防被突破，急调第四军增援，妄想堵住缺口。哪知第99军刚到宣城，就与溃军迎头相撞，道路被塞，前进不得。溃兵的“恐共症”很快传染给援军，于是第99军也调头东窜，逃往杭州。

　　粟裕得知中集团突破江防时守敌抵抗甚微的情况之后，心情十分振奋，一遍又一遍地审阅中集团的战况报告，一遍又一遍地仔细查看作战地图，思考着如何创造战机，迅速达成更大的胜利。战场上的敌我态势和战役进展情况，—一显现在粟裕的眼前。只要攻占了江阴，就可实现总前委在《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中判断的第五种情况，即敌人完全混乱。

　　江阴，东倚上海，西近南京，南靠沪宁铁路。占领了江阴及其附近的常州、无锡，就可将杨恩伯集团拦腰切成两块，使其首尾不能相顾，就将沪宁大动脉截断。江阴，是连接芜湖的“弓弦”东端。占领了江阴，中集团、东集团就可分别从“弓弦”两端沿捷径对进，堵住驻守在“弓背”上的南京、镇江。芜湖之敌南逃之路。江阴要塞是江防门户，占领了江阴，就从江南、江北封锁了长江，上游敌舰无法东逃，下游敌舰无法西援。江阴是敌人江防的重点、放心的地段，攻占了江阴，必将使敌震撼，从精神上崩溃。

　　那么，攻占江阴，使东线敌人迅速、全线崩溃后，究竟在何地、采取什么方式聚歼敌人呢?

　　粟裕认为最好是将敌人逼到宜兴、郎溪、广德、长兴之间的地区，在野战中将其歼灭。从地图上测算，南京到长兴、广德约140 公里，敌军撤逃约四至五天就可到达。东集团从江边直插太湖西侧，到达宜兴约80公里，如果攻击顺利，需用二至三天时间;中集团从渡江地域到广德、长兴，约180 至220 公里，进展顺利，也得五至六天时间才能到达。从需要时间来说，敌我双方差不多。谁能争取时间，抢先到达宜兴、长兴。广德，谁就赢得了主动。如果敌人先到达，就逃出了合围圈。如果我军先到达，敌人就将成为瓮中之鳖。

　　要把握这一稍纵即逝的战机，除了部队迅速猛进之外，还必须在渡江的同时，在敌人还没有撤退之前，就提前预作追歼逃敌的准备。

　　粟裕感到有必要向总前委和中央军委提出这个建议。他立即找来参谋长张震，讲述自己的想法，张震当即表示拥护。

　　于是，以粟、张名义，给总前委和军委发了电报。

　　粟裕尽管深信自己的判断，但在未实现之前，还是有点放心不下。他深深感到，敌人会不会迅速全线崩溃，就看10兵团能否一举胜利突破江阴地段，插向敌人纵深。这是关键的关键。他一再向东集团主将、第10兵团司令员叶飞阐明这个要害，一再叮咛叶飞：要随第一线梯队渡江，直接掌握战场情况，实施强有力的直接指挥。

　　东突击集团面对的江防是国民党整个江防上最强大的，特别是浦口到江阴一段，不但有闻名的江阴要塞，林遵统率的海防第二舰队也全部集中在这里，这是蒋介石看家的最后两件法宝。江岸守备兵力众多，是按江北、江中、江南三线配置，也就是江北设桥头阵地，江心洲筑据点，南岸有沿江守备部队，还有强大的纵深配备。国民党吹嘘这段江防是钢铁防线，要突破如此坚固的防线，确非易事。

　　叶飞将突破口选在江阴，原因很简单，这里是长江下游江面最窄的地段，只有1500米宽。往东，江面豁然开阔，木船漂泊一夜也难抵达对岸建立滩头阵地。往西，离南京太近，敌江防兵力较强，特别是有敌第二舰队陈兵该段江面。

　　江阴为京沪锁钥，素有“江防门户”之称，历来为重兵防守之要地，蒋介石对这里也极为重视。到1949年春，江阴要塞兵力达7000人，设有总炮台一座，大炮台三座，游动炮团一个，有远程要塞炮70门，加农榴弹炮36门。纵观江阴要塞，山顶有炮群，山腰有堑壕，山脚有地堡群，港口有木桩铁丝网，江面有舰只，形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可谓江上雄关。难怪国民党国防部吹嘘说：“江阴防线是立体防线，共军插翅也难以过江。”

　　但是，国民党的将军们和美军顾问团只看见了江阴要塞完备的防御体系和强大的武器装备，却看不见国民党的军心士气，他们做梦也没有料到在渡江战役前夕，要塞的实际控制权早已落人共产党手中，要塞成为埋在国民党千里江防上的一颗定时炸弹。

　　3 月，华中工委及时把江阴要塞的地下组织关系转交给了第10兵团。兵团司令员叶飞和政委韦国清把华东局社会部情报科长王征明接到兵团部，亲自听取汇报。王征明是粟裕点的将，主持要塞的起义工作，在济南战役时，他曾成功地策划吴化文部的起义，是一位秘密战线的无名英雄。

　　叶飞听完情况汇报，指示工征明说：“你和江阴要塞党支部的基本任务是：保持60里防区，控制三至四个港口，不打枪，不放炮，迎接我军登陆。”

　　韦国清说：“完成这项任务就是渡江的第一功，其他事情我们办。在方法上，注意要他们掌握几个连长、排长，利用他们的关系掌握一些关键士兵。口号可以提得灰色些，可以这么说：要打一起打，要逃一起逃，要当俘虏大家一起当。不要因为胜利在望，麻痹大意，暴露自己，以致前功尽弃。”

　　叶飞补充说：“通知要塞地下党的同志，兵团党委决定起义工作由你负责。”

　　4 月20日，国民党已获得情报，解放军即将渡江。戴戎光接到第一绥区司令丁治磐“立即准备作战”的命令后，从江阴城住进要塞，坐镇黄山炮台总台指挥所，命令各部做好战斗准备。

　　我军的总攻开始了，首先要拔除江阴对岸的桥头堡八圩港阵地。八圩港守军是敌第21军第145 师，战斗打响后，师参谋长立即要求要塞给予炮火支援，戴戎光下令开炮。唐秉琳不慌不忙，命令黄山炮台全部火力减缩400 米火力实施射击。随着一声令下，炮台在一阵轰鸣中震颤起来。炮弹呼啸着飞向对岸，顷刻间，八圩港一片火光冲天，鬼哭狼嚎。第145 师师长在对讲机里破口大骂：“妈的，你们的炮弹全落在老子头上了，唐秉琳，你的炮是怎么打的?”

　　汤恩伯得到上述情况报告，大为吃惊。深知要塞若有闪失，整个江防将不攻自破，便急忙给戴戎光打电话，声色俱厉地要戴立即追查。唐秉琳振振有词：“夜间观察困难，射击不准确。”戴戎光一向视唐秉琳为亲信，况且战斗已经打响，怎么查究?戴戎光把此事撂到了一边，专心对付解放军渡江。

　　21日19时30分，在我中集团突破长江天险之后，东集团和西集团同时发起渡江。20时，八圩港的江面上夜色沉沉，几艘木船神不知鬼不觉踏浪而来，在江阴城外山北麓悄然靠岸。与此同时，在长山东侧的肖山江岸，也有几艘木船靠岸，这是叶飞兵团的第23、28、29军派出的先头部队。

　　就在先头部队在南岸得手之时，北岸发起了总攻击。戴戎光急令唐秉琳开炮，封锁对岸的新港。

　　唐秉琳得到开炮的命令，但解放军先头部队还未占领黄山总炮台，为了不过早地暴露，他便命令了佩基执行“佯动射击计划”，同时命令通信连长李容有和王刚剪断江阴要塞与外界联系的电话线，命令沿江步、炮部队立即撤出阵地，一律佩戴识别标记向黄山营房集中。

　　炮台的大炮开始射击了，一发发未装引信的炮弹漫无目标地发射出击。戴戎光坐在总指挥所，听着一声声没有回音的炮声，立即觉得事情不妙。“妈的，这打的是什么炮，纯粹是在给共军放礼炮!”他抓起电话，不通;大声叫卫士，没有应，顿时头脑嗡地一声响，感到情况不妙。

　　当唐秉琳提着枪冲进指挥所时，戴戎光似乎明白了，又似乎不明白，目光盯着他曾经那么信赖的部属唐秉琳怔怔地问：“这是怎么回事?”

　　我地下党员、政治交通员吴铭朗宣布：“我是共产党的代表，江阴要塞全体官兵已经宣布战场起义，现在要你缴械投降。”

　　戴戎光像一堆烂泥瘫倒在了地上。

　　北岸，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我军迅速登舟启船，船如云、人如潮，似万箭齐发，势不可挡。

　　渡江进展比预想的顺利。但是时隔不久，有关前方进展情况的报告越来越少。

　　粟裕一再催促要尽快与叶飞取得联系。但四个小时过去，仍没有沟通联络。叶飞下落不明，前方战况也不明。在这关键时刻、关键地段，与关键人物联系不上，粟裕焦急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报务员也忙得满头大汗，多方查询，就是得不到回答。22日，晨曦微露，粟裕才接到叶飞发来的报告：第23、28、29军全部和第31军一部已胜利南渡，打垮了当面之敌，建立了以江阴为中心的正面宽50余公里、纵深10余公里的巩固阵地，并继续向纵深迅猛发展。原来，叶飞因注意力集中在指挥渡江和登陆作战行动上，以至在登上指挥船时，竟忘了带上电台和报务员，直到踏上长江南岸时，才发现电台没有跟上来。

　　在第28、29军随叶飞司令员从张黄港至龙稍港强渡长江，占领江阴、高港的同时，第20.23 、26军自龙稍港至七圩也强渡长江成功，一踏上江南大地，疾速向南，追歼逃敌。

　　中集团于4 月21日晨，首先在贵池至芜湖间突破，将敌长江防线拦腰斩断。西集团与东集团相继于21日黄昏，同时在西起马当、东至江阴约p 公里宽的正面上，有重点地对敌发起攻击。渡江各部队在经过强大炮火准备后，相继登船起波，万船齐发，以排山倒海之势，驶向敌岸。敌企图集中火力，并在海军、空军配合下，将我军消灭于江中，但因我军全线出击，使敌顾此失彼。二野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以洋锹。钢盔划水，协助水手加速前进;船工负伤后，战士坚持掌舵。摇橹，前仆后继，以只有前进，没有后退，力争成为登陆第一船的坚强意志和英雄气概，直冲敌岸。敌虽企图组织顽抗，但终因士气低落，斗志颓丧，一触即溃。二野各部队密切协同，英勇作战，先头船只仅以15至30分钟即冲过长江天险，很快抢占了敌滩头阵地和要点。接着，二野以一部横扫沿岸之敌，主力则向敌纵深挺进。后续部队亦及时登船起渡，对敌实施连续的突击。至当晚21时止，二野已渡过16个团，控制了长江南岸宽100 余公里、纵深10公里左右的登陆场。又经22日、23日的战斗，占领了青阳、高坦。至德一线和马当要塞，并歼灭了沿江守敌一部。安庆守敌也弃城南逃，被歼于吴田铺地区。至此，二、三野战军顺利完成了突破敌长江防线的任务。四野先遣兵团及中原军区部队，解放了稀水、黄梅。荆门、汉川等地，有力地牵制了白崇禧集团，保障了二野的侧翼安全。至此，敌一直作为屏障，借以苟延残喘的长江防线完全崩溃。国民党政府留在南京的一部分机构仓皇迁移广州。南京及其以东守敌纷纷沿京杭、京沪路向杭州、上海方向撤退，企图“以海、空军全力确保淞沪”。二野当面之敌刘汝明部，则纷纷向浮梁、祁门、石途方向溃逃，妄图在皖浙边山区顽抗，迟滞我军，以掩护其主力在浙赣线上构成新防线。

　　22日，中集团已大部过江，进展顺利。这时，无线电波传来了总前委的重要决定：“从即日起，谭震林率7 、9 两兵团归粟裕指挥。”

　　我军东、西两集团一渡江，敌全线告急，上下惊慌。蒋介石气急败坏，声嘶力竭地叫喊：“给我狠狠地打!绝不让共军渡过江来!”但是告急的电话、失利的电话一个接一个打来，蒋介石最不愿听到的消息又传来了：“江阴要塞失守了，要塞司令戴戎光被共军俘虏了!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也带着25艘舰艇投靠了共军!”

　　蒋介石听到以上两个消息，如晴天霹雳，立即瘫倒在地，连吐了两口鲜血，再也说不出话来了，后来经过医生的抢救。打针、服药才慢慢地恢复了过来。蒋介石从床上一爬起来，便让儿子蒋经国连夜给南京打电话，通知军政要员速到杭州机场开会。

　　22日晨，李宗仁偕同何应钦、白崇禧等飞往杭州，齐集览桥空军学校会议室内，与下野总统蒋介石会谈了两个多钟头，不得要领。会议进行期间，前方又打来电话报告说：“沪宁线已被共军切断，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国军不是被围，就是在后撤，南京危在旦夕。”蒋介石随即命令：将南京的火车站、码头、水电厂都炸掉，把所有的部队都撤到沪杭一带。

　　敌人全线溃退，粟裕紧紧抓住这一大好战机，迅速将指挥重心转移到追歼逃敌上来。

　　22日至24日，粟裕和张震联名发出多道命令，严令“各部应分别迅速猛进、阻击、截击与尾追，歼灭敌人”。命令的中心点就是一个“快”宇：快追，快堵，快截，快歼。

　　在粟裕、张震指挥下，三野各追击部队高度发扬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不怕牺牲，不怕疲劳，不为小敌所抑留，日夜兼程，猛追猛打，迅速扩大战果。

　　4 月22日傍晚，从杭州飞来南京的李宗仁代总统，拖着两条沉重的腿从座机上走下来，迎接他的只有寥若晨星的几位官员，枪炮声此起彼伏，像礼炮一样欢迎他。

　　此次去杭州，是下野的蒋总统召集在野的李代总统“训话”，一种被蒋介石愚弄的忧愤情绪笼罩着李宗仁，挥之难去，返抵南京之后仍气愤不平。

　　他召来京沪警备司令汤恩伯，询问战局现状如何。汤恩怕说解放军已迫近城郊，今天晚上或许可以平安过去，明天的安全无法保障，解放军说进城就进城。所以，他劝李代总统赶快跑，至迟明天清晨要离开南京，否则他就不能保证其安全。

　　汤恩伯走后，李宗仁看着桌上的台历发呆。台历正好翻到4 月22日这一页，农历是三月二十五日，星期五。真是一个黑色的星期五。看来，他在总统宝座上也只有几个小时好坐了，天亮后这张椅子就不是他的了。就在23日清晨李宗仁乘飞机离开南京之后的几个小时，我第35军就胜利地进占了南京。

　　风雨苍黄，世道沧桑，蒋家王朝已经被埋葬。南京人民奔走相告，大街小巷里传出阵阵欢歌笑语和锣鼓声，欢庆南京解放。

　　昔日“总统府”已升起了一面鲜艳的红旗，在战火硝烟中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成了蒋家王朝败亡的历史见证。

　　4 月27日，陈毅、邓小平、刘伯承陆续到了南京，总前委也从合肥移驻南京城。三位领导人到总统府作了一番巡视。红油漆的柱子和雕花宽敞的走廊，外表看俨然还是蒋家王朝的金碧宫殿，里头却是乱七八糟，一片狼藉。陈毅皱了皱眉头，以胜利者的姿态大步跨进最后一幢房子的二楼，便看见了蒋介石久坐过的、李宗仁也过了几个月瘾的总统“宝座”。桌上台历翻到4 月22日，今天已经是27日了。陈毅习惯性地伸手想去翻过，一转念又停住了。4 月22日已成了国民党的历史，象征它22年的反动统治划上了句号。再翻已经是人民掌权的历史，得另找一本台历。陈毅兴致勃勃地拿起“总统”办公室的电话，便给北平香山双清别墅的毛泽东打电话。

　　陈毅用高亢的语调说道：“报告主席，我在蒋介石‘总统’办公室给您打电话，南京已经解放了，我等着听您的指示哩!”

　　毛泽东对着话筒向诗人将军念了一首刚刚创作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赵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陈毅脱口赞道：“写得好!我记住了。横渡长江的百万人民解放军正在分路南下，追击穷寇。三野一路要越过浙皖边境，一路挺进丹阳，直指上海。二野正在向浙赣边境的寿昌、开化进军。”

　　(3)

　　11.郎广围歼战，直取杭州，切断浙赣线

　　国民党吹嘘的“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被击溃，敌军各部慑于解放军的强大攻势，纷纷南逃，第四绥区刘汝明部行动最快，率先逃窜。

　　1949年4 月21日拂晓，刘汝明接到所属第55军守备大通的第74师师长李益智的电话报告：“敌人已在我侧翼铜陵以东88军正面大举渡江，并渡过不少。据说那里的部队有一部分叛变后，立即擅自决定放弃江防阵地，全线撤退。”

　　刘汝明早已料到这个结果，他这个有名的逃跑将军也早已暗自打定了主意，不行即跑，保存实力，到台湾后才有做官的资本。但突然听到报告说解放军已渡过长江不少，还是吓了一跳。

　　刘汝明定了定神，随即又拿起话筒，亲自打电话向所属的三个军下达了撤退命令。

　　汤恩伯得知刘汝明撤退后，即于当日打电报给刘汝明，令其“务必坚守江防阵地，阻止共军渡江”。刘汝明只瞟了一眼电报，便将其丢弃，未置一词，即令所部继续逃窜。

　　4 月23日，刘汝明到达太平附近时，又接到汤恩伯电报：“着该兵团就地停止，集结所部协同七绥区的20军、99军反攻，围歼已从获港渡到江南的敌人。”刘汝明仍未理会，继续向屯溪方向南逃。

　　4 月22日，解放军第21军已全部渡过长江到达南岸，马上向东追击逃敌。

　　4 月23日，第21军奉总前委补充命令，向宣城、宁国、广德地区追击。这天，大雨滂沦，浓雾弥漫，指战员不顾疲劳，忍饥挨饿，不待辎重、骡马到达，人均负重60斤，冒雨急进。

　　4 月24日，抵达黄荆塔。径县一带。这天，南京、芜湖地区逃敌于湾址及宁杭公路被三野主力歼灭。于是第7 兵团改令第21军由宣城南穿过浙皖边境，经天目山向杭州疾进。第21军从收音机中听到南京解放的喜讯时，将士们兴奋异常，干劲倍增，“11号汽车”(徒步)也快了起来。

　　为了迅速赶在敌人逃跑以前到达杭州，第21军取捷径，翻山越岭，穿林跨溪。山虽不高，但路崎岖弯曲很难行走。部队虽轻装前进，但武器、弹药、干粮等必需品是不能精简的，每个人的负荷都在60斤左右。由于时间紧、任务急，过江后部队没有很好地休息过，连续长时间行军，走的又都是崎岖的山间小路，体力消耗很大，十分疲劳，大家两条腿沉重得像灌了铅似的，行动困难。许多人的鞋底磨穿了，脚上打起了泡，走起来一拐一颠，一不小心被路上的石子顶一下便疼痛难熬。

　　但4 月的江南，春意正浓，林茂竹密，葱郁苍翠，山花竞放，姹紫嫣红。时值梅雨季节，时而细雨连绵，滋润万物，冲洗着战士的汗水，时而阳光灿烂，照耀大地，晒干了战士的湿衣。山上云雾绕绕，峰峦叠蟑;山间飞瀑悬挂，抛雪溅珠;路旁溪流清澈，淙淙有声。第21军长期战斗在山东、苏北、皖北地区，到了江南，简直进入了另一天地，战士们都为这美丽的自然景色所陶醉，因此再疲劳也都顽强地坚持了下来。

　　夜行军就更艰苦了。天黑、路窄，山间小路也好像故意和战士们过不去似的，变得更加高低不平，一脚高，一脚低，稍不小心就会跌倒。爬起来又跌倒，跌倒再爬起来，有的同志跌倒了多少次自己也记不清了。有的走着走着就打起瞌睡来，不知不觉地踩到了别人的鞋跟，撞到了前面同志的身上。

　　每次途中小憩，战士们躺在地上很快就睡着了。过江一星期了，部队没有很好地休息，战士们确实太疲乏了，各级首长真想让他们好好地睡一觉，一直睡到天亮，可_想到任务，又不得不违心地叫醒大家继续前进。尽管大家又累又困，但始终精神抖擞。有的同志开玩笑说，现在没有时间睡觉，等完成了任务，我要好好地和“周公”算算账，把损失补回来。渡江时为少占用船只，更多地抢渡有生力量，乘马皆暂留江北，干部和战士同甘共苦，开动“11号汽车”。指挥员活跃在战士们中间，帮助体弱有病的同志扛枪、背包。这行动，是无声的动员，又似一种无形的力量，激励着每个战士。

　　渴望解放的江南人民，一听说解放军来了，都纷纷站在路边为部队送茶水，把仅有的一些熟鸡蛋塞到战士的手里。部队宿营后，老百姓为战士烧水洗脚，帮战士烘烤湿衣，夜间用自己的被子把战士的湿被换下来，很多地方都有人连夜打草鞋，给跑烂了鞋子的战士穿。一些人还声泪俱下地向部队控诉国民党政府和蒋军的暴行，要解放军为他们报仇。这些都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斗志。美丽的河山，凋敝的农村，热情而贫苦的人民，这一切都进一步激起了人民解放军对敌人的仇恨，更加坚定了彻底消灭残敌，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我军强大的攻势使敌人闻风丧胆!第21军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国民党主力部队的抵抗，碰到的只是三五成群的残兵溃勇。他们大都面黄肌瘦，军装又破又脏，手里提着、身上背着从老百姓那里抢来的东西。还有伤病员，缠着绷带，拄着拐棍，一瘸一跛，十分狼狈。他们边走、边怨、边骂，都说：“国民党军队完了，散了，连个集合地点都没有，大官乘飞机逃命，小官也溜得不见影子，只有受苦难的穷兵没人管。无路可走，老子就投奔解放军。”这些残、散兵们，发誓不再为国民党当“炮灰”。一路上第21军收容了数百名这些国民党军队的残散兵。

　　在我军追击的沿途墙壁、桥梁、大树等物体上，到处可见“四十五军、青年军、交警九纵队到杭州集合”，“李军长、张军长、周司令等到杭州山西会馆会合”的留言。到达杭州时，又见到“三一八师到金华集合”以及交警纵队还有什么军“到宁波集合”等乱七八糟的通知。为了逃命，保密也不顾了，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的惨状由此可见。

　　5 月1 日，第21军进至孝丰地区。

　　当晚，军长膝海清得到情报：防守杭州市的国民党第45军残部、交警总队及新组建的第85军已开始撤逃。

　　第45军的前身是蒋介石的御林军，即南京警卫师。1948年10月扩编为第45军，仍驻守南京。1949年4 月21日我军渡江成功后，即向南京进攻。汤恩伯害怕残存在南京的有生力量被歼，于是下令23日全面撤退，放弃南京，令江防及南京守备各军向杭州集中。23日，第45军三个师于清晨纷纷撤出阵地，夺路向南逃窜。至广德地区时，三个师皆被三野主力歼灭，只有一位营长率100 余漏网残兵侥幸逃至杭州，与早几日到达杭州的第45军代军长陈沛及参谋长俞天鉴会合。

　　“交警总队”是“交通警察总队”改编的。“交通警察总队”是美蒋特务机关“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所”)施以特种训练并全部使用美式武器装备起来的一支特务武装部队。

　　1943年至1946年，美国特务头子、中美所副主任梅乐斯除了在重庆替军统训练了大批美国式的特务，并且在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北平两处训练汉奸特务，以加强军统的罪恶活动外，还先后在各地办了十多个“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训练和装备了4 万多名武装特务。这支特务武装就是交警总队的前身。除临泉第10训练班由汤恩伯兼主任外，其余均由戴笠兼主任。配备卡宾枪、机枪、左轮手枪和火箭炮等武器。

　　抗日战争胜利后，这些特务部队均并人交通警察总局，改为20个左右的交警总队。蒋介石很重视这支部队，除了利用它担任铁路、公路的警卫外，并多次把它投入到重大战役中。1949年2 月，蒋介石下野后，还特别指定调几个交警总队到宁波奉化去保护他。

　　渡江战役后，各地铁路、公路本身原有的交通警察也大部编人了交警总队，主要部署在浙赣铁路及杭州市内。

　　为消灭这几股残敌，特别是交警总队(其中的特务甚多)，膝海清下令迅速抢占杭州，追歼残敌。

　　5 月2 日，第21军第四师强行军120 里，于当晚11时攻占余杭城，歼灭余杭保安队一个排，缴获机枪3 挺，步枪17支;第61师在第62师的配合下，急速奔袭进入余杭东关，余杭伪县长白仲涛率保安队200 余人缴械投降。

　　5 月3 日，第21军令第61师攻占杭州市区，并临时担负杭州市的警备任务;令第62师沿富杭公路前进，抢占钱塘江大桥;令作为军第二梯队的第63师随后跟进，并作好战斗准备，预备从第62师右侧迂回，夺取萧山，切断杭州之敌退路。

　　此时国民党的清军已丢盔弃甲日夜兼程地往南败退。杭州市失去了往日那种宁静的气氛，陷入一片混乱中，国民党的军政要员为逃跑使出混身解数。他们中有门路的经杭州乘飞机逃往台湾，或是夺船走海路逃往舟山;没门路滞留杭州的溃军则坐立不安，满城骚扰。市内不时响起枪声，许多店铺被洗劫。杭州市居民家家关门闭户，白堤上横七竖八地堆着国民党军队扔下的破烂吉普和辎重等，把美丽的西湖变得像狼藉不堪的战场。因此，第61师未遇什么抵抗即进入市区。部队一进入市区，工人、学生、市民就涌上街头，爬上楼房，欢迎解放军。到处响起锣鼓声、鞭炮声，“欢迎解放军，庆祝杭州解放”的口号声，和“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许多人拥到行进的部队跟前和战士握手，有的流着眼泪说：“可把你们盼来了。”战士们在敌人面前是英雄，但是在大城市人民群众热烈的欢迎面前，他们既兴奋，又显得腼腆和拘谨。

　　第61师进入伪省政府时，伪省政府民政科长立即出来迎接。师首长们即向其询问省政府情况，民政科长报告说：除省府、警备司令部及各机关首脑人物逃跑外，其余各政府机关职员等候向解放军清册移交。首长即令那个科长通知各有关方面来接受任务。片刻后，伪省府秘书长、伪参议长、伪警察局长、伪商会会长等一帮人先后来到。首长们即向他们交待了几项任务：各机关、各部门解除武装后，继续协助解放军维持好社会秩序;迅速报告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各类仓库位置，帮助有秩序地接管;规定了人民币与银元的比价及使用方法;每日为解放军筹措粮草数量若干等。他们表示遵令执行。

　　第21军解放杭州的同时，二野已进入浙西山区，直插浙赣线;三野主力已在苏浙皖边会合，围住了国民党南逃溃军30余万。郎(溪)广(德)战役正在进行。许多漏网之敌，纷纷蘼集杭州。

　　此时盘踞上海的汤恩伯，尚不知道杭州已经解放，仍天天从上海向杭州发列车，运送国民党士兵、政治官员、军政要人及其家属。5 月3 日晚10时，杭州解放后汤恩伯发来的第一列火车，在一个连的护卫下开进了良山车站。国民党兵刚下车，即被我军缴了械。敌连长尚不知杭州已解放，高叫道：“我们是交警总队的，我是连长，请不要误会。”战士们风趣地说：“连长先生，国民党部队必须投降缴械，我们是不会误会的。”后来的几天，火车开到哪里得知杭州解放了，就停到哪里，于是“乘客”作鸟兽散，大多窜入杭州。一时间，杭州市内的国民党散兵游勇达万余人。他们趁第21军刚进城，无暇顾及之机，四处扰乱，抢劫市民财产。还有一些地痞流氓也趁火打劫。因此，杭州刚解放时，秩序甚是混乱。

　　5 月3 日晚饭后，第61师第181 团组织干事薛克扬来到守卫《东南日报》社的第一连驻地时，连干部报告说：“薛队长，报社社长让省委来的人抓走了。”

　　薛克扬一听，吓得头上直冒冷汗。自“皖南事变”后，浙江省委即遭破坏，省委书记刘英壮烈牺牲，此后再未重建省委。这些情况薛克扬是知道的，就对第一连的干部们讲了。

　　连干部一听，知道上当了，连长和指导员立即带了一个排出去找社长。直到晚上8 时左右，才把《东南日报》社社长找回来。经查，原来所谓的“省委”是一伙地痞流氓。他们劫持社长，是想从报社捞一笔钱。后来，第61师把几名主犯拘押起来，离开杭州时交给了军管会。

　　5 月4 日晚上，有一伙自称“司令”、“指挥”、“支队长”的头目们联合起来要见军管会的领导面谈。第61师胡伟师长、叶泰清副师长、李清泉主任召见了他们。这伙人一见面就都为自己辩解他们组织的“合法性”，对第力军收缴他们的武器不满。有的质问21军为什么随便就收了“自己人”的枪;有的油腔滑调地摆出一副老资格的样子;有的则尽说些奉承言辞。

　　胡伟甚觉好笑，严肃地说：蒋介石已经彻底完蛋了，如果有人想趁火打劫，乘混乱发财，解放军是绝不允许的。你们组织的这个军那个军都是不合法的，我们是不承认的。希望你们放聪明一点，不要违抗我们的命令，交出你们的武器和物资来，否则后果将由你们自己承担!但有一条可以告诉大家，凡是真心实意想为解放军、为人民办点事的。我们是非常欢迎的。一席话讲完，只见那些所谓的“司令”、“指挥”们一个个耷拉下了脑袋，不少人灰溜溜地走了。

　　后来查明，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是些流氓投机分子，有的还是国民党特务。经过两三天工作，第21军解除了大约2000多这类人的武装，对维护杭州解放之初的社会治安起了很大的作用。

　　渡江战役前夕，第21军即反复地进行了入城政策和入城纪律的教育。一些连队开始未找到公房，便在街上露宿。第182 团第三连露宿地附近的百姓，早晨看到部队露宿街头，纷纷把战士往自己家里拉，一位老年人感动得流着眼泪说：“从晚清到民国的兵我都见过，从未见过像你们这么好的队伍。”第183 团第三连看守保护点中有一个食品仓库，室内有很多零散的香烟、饼干、咸鸭蛋，但干部、战士没有一个人去动，直到原样地交给第23军的接防部队。

　　刚入城，币值未明确前，部队不到市场上买东西，吃饭时仅有一点咸菜，有的单位甚至以盐水拌饭。币值明确后，战士们用渡江后发的几块钱，两个三个一组到商店买东西。他们选购的大多是钢笔、铅笔、小本子和书籍，有的干部为准备解放全浙江，到处打听哪里能买到浙江省的地图。当时一些商店职工中传出了这样的话：“国民党军队抢购吃、穿、用，解放军战士买纸、笔、书。”杭州称“天堂”，主要是杭州有个西子湖，但是第21军干部、战士大都没有来得及游览一下西湖;军、师首长也只是在检查部队执行任务情况路过湖区时，远看了一下那被苏东坡赞不绝口淡浓相宜的西子湖。

　　在第61师向杭州市区攻击前进的同时，第62师根据军的命令，决定由第185 团担任第一梯队，以最快的速度攻下钱塘江大桥。

　　“涛来势转雄，猎猎驾长风，雷震云霓里，山飞霜雪中”，形象描述了钱塘江江潮的壮丽气势。横跨钱塘江的钱塘江大桥，联接着沪杭、浙赣两条铁路，长1322米，连引桥共长1453米，16孔，于1937年9 月建成，是我国最早自行设计和建造的铁路、公路两用双层桥，是华东南北交通的战略枢纽。

　　渡江战役前，何应钦奉蒋介石之命，亲飞杭州，在平湖秋月励志社召集国民党浙江省主席周岩、杭州市市长俞济民等人召开了一个秘密紧急会议，研究如何在浙江组织起一道“坚强”防线，以阻止解放军南下。何应钦在会议最后决定中宣布：“在共军逼近杭州之前一定要把钱塘江大桥炸毁，请周。俞二位务必坚决执行。”为了万无一失，他还专门把浙赣铁路局局长侯家源叫到玉皇山，研究炸桥问题。

　　担任主攻大桥任务的第185 团第二营营长蔚锦茂向全营做了简短有力的战斗动员，命令部队放下背包，只携带武器弹药轻装向钱塘江大桥疾进。在距大桥只有二公里时，部队编成战斗队形展开了。主攻连第五连沿江边公路前进，直插钱塘江大桥。当第五连前进到六和塔附近时，突然遭到了六和塔和之江大学守敌密集火力的阻击。第五连当即以部分兵力正面佯攻，连主力从侧面一举拿下了六和塔，控制了这个可以俯瞰大桥全貌的制高点。并在营火力的支援和第四连的配合下，一鼓作气拿下了北桥头堡，切断了敌人南逃的通道。至此，第二营完全控制了大桥北端，切断了敌人南逃的通道。

　　随后，第四、五连立即向桥南之敌发起进攻，同时第六连在六和塔以北无名高地构筑工事，阻止杭州市区的敌人南逃。第四、五连向桥南进攻，桥南守敌眼看守不住了，便把一捆捆放在桥面上的炸药点燃了。随后桥上便传来几声沉闷的爆炸声，浓浓烟尘笼罩了桥面。第二营指战员以为大桥被炸断了，一个个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上。然而烟尘散去后，他们发现大桥仍巍然屹立着，只有一小段铁路和公路桥上的木板桥面稍有损坏。第二营指战员高兴极了，提着的心终于放下，并迅速冲上去，抢占了钱塘江大桥。

　　何应钦亲自部署的炸桥行动失败了，是敌人的疏忽吗?不是，是铁路职工林正发用100 块钢洋保住了大桥。原来，4 月底的一天清晨，林正发前往钱塘江大桥附近检修路轨。只见桥上岗哨林立，戒备森严，守桥的国民党士兵增加了不少。

　　“阿发，你找死啊，还不快回家?”林正发刚走出几步，就听到前边有人招呼他。

　　林正发定神一看，原来是国民党守桥的士兵周福元。这个周福元因吃不饱肚子，常到林正发家要东西吃，因此他们很熟。

　　“我上工去啊。”

　　林正发说着迎上前去，一打听，才知道国民党兵准备近日炸桥，一个排的工兵正在勘察桥梁。

　　“炸桥?这桥可是我们工人用血汗建起来的，是通往浙中。浙南的陆上必经之道啊!”林正发边看边想：“一定要想法阻止他们的炸桥阴谋。我得先摸清情况，再见机行事。”

　　于是，林正发转身向周福元说：“兄弟，下了岗到我屋里喝两盅，我那里有好菜。”

　　中午，周福元来了。三杯酒下肚，他的话多起来，感慨地说：“妈的，当官的都撤到定海去了，让我们这些穷当兵的守桥。如果能搞几个钱，老子早就跑回家了。”林正发试探着问道：“炸桥了，你往哪跑?如果大桥不炸就好了。”

　　“不行，听说上头要亲自监督炸桥。”周福元答道。

　　“福元兄，你和兄弟们说说，炸桥时少装点药，帮我保住这饭碗，你们到危机时兴许还能有条生路。”

　　“不好办呀，现在的情势都是认钱不认人。”

　　林正发眼睛一亮，计上心来。说不定可以用钱买通炸桥的国军士兵。

　　送走周福元，林正发马上动身进城，四处奔波，找亲戚和工友借了些钱，又把身上的怀表押在当铺里，总共凑了100 块钢洋。

　　第二天晚上，乘着夜幕，林正发带着钢洋悄悄来到周福元的住处，然后两人一起去找工兵排的黄排长。

　　黄排长是个兵油子，明白了周富元的来意，连连摆手说：“这事可是要掉脑袋的。”

　　“长官，请你高抬贵手，桥炸了你我都没饭吃了。”说着，林正发从衣袋里取出钢洋送到姓黄的面前。

　　黄排长一见白花花的钢洋，喜出望外地说：“好吧，我想想办法。说实在的，我们这些兄弟哪个不想活命。”

　　后来，黄排长在捆炸桥用的炸药包时，在规定每包装60公斤炸药的炸药包里，只装了二两炸药，其余全是装的沙土。钱塘江大桥就这样保住了。

　　在三野部队攻取杭州期间，鉴于敌已全线崩溃，三野部队已解放南京、芜湖，第4 兵团渡江后的位置距浙赣线较近等情况，为不给敌以喘息机会，早日切断浙赣线，断敌退路，割断汤恩伯、白崇禧两集团的联系，密切协同三野作战，经总前委批准，二野决定第4 兵团不东进，而沿第5 兵团右翼与第3 、第5 兵团并肩直出浙赣线以达赣闽，倾全力迂回至汤恩伯部侧背，猛力穷追，务求抓住敌人而歼灭之。同时确定第10军主力参加安庆、芜湖市的接管和担任维护后方交通安全的任务。

　　二野各兵团在近200 公里宽的正面上，以撤县、上饶、贵溪为目标，多路向南追击。在追击作战开始时，由于部队对敌溃乱情况认识不足，多采取正面平推，以致战果不大。

　　二野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及时指示部队，对溃乱之敌必须实行猛追、猛冲、猛打和平行追击与跟踪追击相结合的战术，要敢于以少胜多，不给敌人以喘息机会。各部队随即改变了战术，大胆迂回，在阴雨连绵、道路泥泞、雨具缺乏、病号增多的情况下，大力展开了互助活动，斗志昂扬，士气旺盛，每天以五六十公里的速度翻山越岭，抢占要点，使南逃之敌有的未撤至预定地区即遭攻击，东奔西逃，乱作一团。

　　至5 月1 日，二野在江南人民和游击队的配合下，控制了屯溪、举源、乐平一线，歼敌第106 军第282 师和第46军第174 师全部及第96、68、73军，第119 师，暂编第2 、3 师各一部，粉碎了敌刘汝明及侯镜如部控制皖浙边山区掩护敌主力在浙赣线展开的企图。残敌纷纷向金华、行县、上饶等方向逃窜。三野部队在郎溪、广德地区全歼企图退往沪杭之敌，并逼近杭州，向淞沪疾进。

　　此时，毛泽东指示：杭州、上海之敌所剩无几，三野不日即可将其歼灭;二野任务在于歼灭皖南、赣东、浙西三区之敌，以便在敌军被歼灭后即可分别开辟三区工作。二野遵照上述指示，根据敌逃窜方向，确定各兵团分别向浙赣线义乌至龙游段(第3 兵团)、密县至上饶段(第五兵团)、横峰至东乡段(第4 兵团)进击，追歼溃散之敌并开辟地方工作;同时确定各兵团留一部位于屯溪、浮梁、乐平等地区清剿残敌，协助地方党组织开辟新区工作。各部队均不顾疲劳，英勇顽强，翻山越岭，在不为小股敌人所纠缠、不为俘获所拖累的积极歼敌思想指导下，日夜兼程急进。第4 兵团主力首先于5 月4 日占领浙赣线之上饶。贵溪、横峰地区，其第15军占领上饶后直出武夷山，到达福建建瓴、建阳、南平、邵武等地。第3 、5 兵团亦于5 月7 日分别占领金华、行县地区。其中第3 兵团一部与三野第7 兵团一部会师于诸暨。在上述作战中，先后歼敌第68军第143 、119 师，第88军第49师，第106军第192 师，第85军第110 师和暂编第3 师全部，第力军，安徽省保安第3 、5 旅，交警第7 、8 总队等大部。此时，敌已溃不成军，除拼命向浙赣路以南山区逃窜外，残敌纷纷向我投降。二野即控制了义乌至东乡段长达400 公里的浙赣线，完全割断了汤恩伯。白崇禧两集团的联系，粉碎了敌人在浙赣线组织顽抗的企图，为下一步进军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此期间，四野先遣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先后占领了孝感、黄肢，逼近武汉，完成了钳制白崇禧集团的任务。4 月28日，先遣兵团归还四野建制。

　　当时，三野部队已解放了杭州，其主力正围歼隅守上海之敌。为扩大战果，密切配合三野主力作战，二野就势以一部兵力轻装继续追击敌人，第3 兵团轻装部队向丽水、松阳，第5 兵团向崇安、浦城，第4 兵团向建阳、临川等方向猛追。各追击部队由于及时吸取了前一段追歼逃敌的经验，战术更加机动灵活，采取了适时分遣合击，大胆迂回穿插的战术，并充分利用了缴获的汽车等运输工具加速追击，使敌大部被歼。至5 月14日，二野各部队已分别解放了丽水、清四、古田、南平、南城等闽北、赣中广大地区，逼近了闽江、赣江。

　　这时，总前委命令二野主力在浙赣路金华、东乡段休整，准备对付美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保障三野围歼上海之敌;以一部兵力向闽北、赣中进击，并相机进占南昌。为此，二野前委下达了(关于休整与备战的指示)，指定第3 兵团主力以金华、江山为中心，第5 兵团主力以上饶、戈阳为中心，第4 兵团主力以鹰潭、东乡为中心，沿浙赣线进行休整备战;并命令各兵团大力展开城乡工作，分遣部队至闽北、邵阳湖地区和在驻地附近地区肃清散敌，收集散兵游勇，安定社会秩序。并立即进行战后组织整顿，调配武器装备，总结作战经验和展开以山地、河川、稻田战斗为中心的军事训练，认真进行政策纪律教育;并由第4 兵团注意监视南昌、九江方向之敌，视情况适时进驻南昌或配合四野先遣兵团作战。

　　(4)

　　12.蒋介石的看家老人流着泪说：“你们真是正义之师。仁义之师啊!”

　　5月5日，第10兵团政委谭启龙收到23军军长陶勇的一份电报，陶勇电告23军在郎广战役中伤亡13000人。谭启龙想，一个军伤亡13000人，那么这个军的步兵就算基本打光了。于是谭启龙调第23军进驻杭州休整，命令第力军将杭州市的警备任务移交给第23军。

　　5月5日下午，第21军由第61师向第23军第68师移交防务，并带68师同志现场查看了各看管保护点。6日上午，第68师进驻杭州，接替了杭州市的防务。6日下午，第21军与送别的市民群众告别，撤出市区，进至萧山地区，准备向浙南进军，解放全浙江。

　　第21军撤出杭州后一周，得知第23军在郎广战役中的伤亡数字实际为1300人。谭启龙的译电员译电报时，由于笔误，多写了一个“0”，1300就变成了13000.许多年之后，第21军的老战士们一想起这个多出的“0”，还甚是遗憾，因为本来第7兵团是要让21军在杭州休整后参加解放大上海的战役的，由于多了个“0”，第21军与第23军换了任务，第力军未能参加上海战役。

　　5月，正值梅雨季节，杭州、萧山地区不是阴雨连绵便是雾锁山川，但16日这天却现出了少有的湛蓝湛蓝的天空。天上没有一朵云彩，地上没有一缕雾霭。太阳刚刚爬出山脊时，第21军南下大军在驻地萧山人民群众的热烈欢送下，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地踏上了征途。

　　杭州解放后，国民党青年军匆匆在峰县、新昌、天台一线布防，妄图阻止我军南下浙南，以便占领浙南沿海地区，作为蒋介石反攻大陆的登陆桥头堡和前哨阵地。

　　5月20日，第21军第61师前锋奉命进抵嫌县以北、曹娥江畔之三界、仙岩时，发现青年军第220师的两个营分守两地。师部立即命令第183团向三界、第181团向仙岩发起攻击。很快，三界的敌人被全歼，仙岩之敌大部逃窜。第61师跟踪追击，于5月对日上午占领唤县县城，22日上午占领新昌。当天下午第61师侦察连在新昌东拔茅接受敌一个工兵连投诚。

　　24日凌晨，第61师接军部电令，限该师二日内攻占溪口、奉化。

　　当日下午1时，第61师沿公路以日行130公里的速度向东急进，以第181团攻取奉化，第183团攻取溪口，师部率第182团随后跟进。当日晚第61师又接军转兵团命令，令该师当天就进占溪口。于是第61师连夜继续行军。

　　第61师行军道路的两侧，一面依山，一面临水，夜间天上繁星闪烁，四周万籁俱寂，微风吹拂，凉爽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使战士们在疲困之际又感到舒畅。拂晓之前，忽起大雾，远远望去，山峰相连，周围变成黑蒙蒙的一片，仿佛走进了神秘莫测的深渊。其景色令人叹为观止。

　　溪口是蒋介石的老家。由于蒋介石坚持内战，与民心相背，以致连续损兵折将，被迫于1949年2月第三次下野，由李宗仁任代总统。但是，蒋介石并不甘心失败，躲到溪口后，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实际控制着军政大权，因此一个时期内，溪口实际上成了国民党的军政指挥中心。

　　5月25日上午8时，第61师先头部队进入溪口，第181团下午3时到达奉化，师直与第182团中午进到塔下一带。由于蒋介石长期推行反动政策，杀害了无数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解放军指战员对他怀有刻骨仇恨。为防止一旦进入溪口，可能发生战士仅凭朴素的阶级感情发泄对蒋介石仇恨的破坏纪律的行为，第61师沿途已不断做过政治思想工作，多次进行教育动员。就要进入溪口时，再次重申了纪律，讲明了解放溪口的意义以及注意事项。

　　溪口风景秀丽，山环水绕，因别溪与锦溪相会于此而得名，亦名锦溪村。镇东有武岭(亦称武山)，为全镇屏障。在镇口有武岭门，拱形的楼门洞上，前额题有“武岭”二字，出自于右任先生的手笔;后额也有“武岭”二字，系蒋介石自题。溪口镇傍山临溪而建，是一条约二华里的半边街。靠溪一侧砌石为堤，护以铁栏。沿街建筑是粉墙黑瓦的江南风格。商店店面多是可安上折下的门板格式。蒋介石和蒋经国的出生地玉泰盐铺和丰镐房均在这条街上。

　　第61师军容整齐，雄赳赳地开进溪口。溪口镇的镇长带着一些人到镇口的桥边举着彩旗欢迎解放军。街上行人不多，商店照常营业。但是，也有一些店家关门歇业，一些群众仍对解放军怀有疑惧心理。

　　虽然部队进行了多次政治教育工作，大多数同志能正确对待群众，但少数同志对群众的暂时不理解缺乏思想准备和正确态度，个别战士甚至说：“蒋介石家乡的老百姓真顽固。”师首长及时注意到少数人的思想苗头，当即指示结合实际进一步对部队加强政策、纪律教育，发动干部战士广泛向群众做宣传解释工作，并以实际行动来影响、争取群众。

　　部队还组织刚参军的一批绍兴青年学生，发挥他们具有同当地人语言相通，又熟悉风俗民情的有利条件，组织他们深入到群众家中，和群众谈生活，拉家常，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宣传解放军的纪律和政策，粉碎敌人的欺骗宣传。解放军以实际行动渐渐赢得了当地群众的信任。

　　第61师进驻溪口后，师司令部设在蒋介石的祖居丰镐房里。这里是蒋介石母亲王氏及其原配妻子毛氏的住处，是一幢老式住宅，坐落在街的中段偏东，面对刘溪临街而建。砖砌的大门，进门后有一段很整洁而窄小的甬道。经过一个月门便是一处小庭院，正北一座大厅堂，匾额上为吴稚晖手书的“报本堂”三个字。这是专门供奉蒋氏祖宗牌位的。两旁厢房是两层的住宅，楼上有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卧室。走廊回绕房间四周。蒋母与毛氏卧室在东厢房，西厢房楼上则设有一个小佛堂，是蒋母和毛氏生前早晚念经拜佛的地方，厅堂及走廊挂着各式宫灯，虽不算很豪华，但却油漆一新，收拾得很干净。在老宅(原称素居)西首还筑有一个小洋楼，据说是为宋美龄盖的。也有人说，蒋经国曾把这里当作办公室，设有钢琴及娱乐器具。后面的一排水泥楼房是警卫人员住处。

　　5月26日，第61师几位师领导一起到溪口各处巡查。出镇向西北约五里的白岩山鱼鳞示，是蒋母王采玉墓地。来到山脚，沿着小石板路婉蜒上行，行至半山坡，有一碑亭矗立路旁，刻有孙中山先生所作的祭文;再往上即达墓地。此处地形像一尊弥勒佛，据说风水先生认为这里是最好的“龙脉”，蒋母坟穴位于弥勒佛的肚脐眼上。为了不压坏‘“龙穴”，不能多用石板水泥，以免过重，因而蒋母墓并不很大，看上去只是一个馒头形状的普通坟墓。坟侧不远处有数间平房，当地人称坟庄，蒋介石题名为“慈庵”。蒋介石回溪口多住于此。“慈庵”虽是几间平房，但很豪华。蒋介石和宋美龄各有自己的卧室和洗澡间，还有客厅。书房、会议室等，家俱设备全是新式的外国货。宋美龄卧室的墙壁上悬挂着一块很雅致的挂屏，上面敷以薄土，植一株珍贵的兰花，一进室内即闻到兰花散发的清香。蒋氏老屋丰镐房虽雕梁画栋，但与“慈庵”相比，似略逊一筹。第61师首长把看房子的人找来问了情况，交代他继续把坟墓和房子看管好，并命师警卫连派人协助。

　　26日午饭后，第61师几位首长又到镇上各处转了转。镇东的武岭学校据说是蒋介石耗资330余万元建造的，规模相当可观，设施也很考究。屋宇轩敞，花木繁茂。学校分中学和小学部，除图书馆、实验室外，还附设有农场、牛奶厂等。农场里养有不少良种肥猪和火鸡、鸭子等，有些是从外国进口的，还种了不少桃树，所产白蜜桃颇有名，还专门办了一个罐头加工厂。当时学校师生都已离校，加工厂也停工了。在武岭附近的临溪有一所小洋楼，那是蒋经国的别墅，师首长们去看时那里比较零乱，满地纸片。蒋介石下野回溪口时，那里架设了天线，警卫森严，是蒋介石在溪口的通讯指挥中心，参谋机要人员的住处。其零乱之状，表明61师到来之前他们撤退时混乱不堪。

　　5月27日，第61师奉命，除留一个营驻守溪口外，其余全部向宁波集中。第61师首长即令政治部组织科科长马贝禾带领一些同志留守溪口，进一步开展群众工作并检查部队驻扎期间执行纪律的情况。大量事实说明，第61师在溪口，无论是大队进驻还是少数人留守，都做到秋毫无犯，纪律严明。部队进驻之初，为避免蒋介石故宅家俱受到损坏，规定各处陈设的家俱和用品一律不准挪动。蒋介石撤走时来不及收拾的，诸如象牙筷子一类珍贵物品散落各处，第61师官兵没有一个人去拿。参军不久的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青年学生们看见钢琴，又听说那是罗斯福送给宋美龄的，有人忍不住上去弹奏了几下，组织科科长马贝禾知道后，严肃地批评说：“你们现在是革命军人，革命军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在总统府，也不准‘乱弹琴’。”师部离开溪口时，师参谋处石冰科长把在原蒋经国办公室发现的一支金笔亲手交给了蒋宅的看家老人，并嘱咐他一定要管理好蒋宅，不要丢失任何东西。看家老人当时激动得流下眼泪说：“你们是真正的正义之师，仁义之师，我活到60多岁。从未见过这样好的军队。”当地群众听蒋宅看家老人讲述第61师人员在蒋宅的情况后，主动向第61师同志反映：“大军在‘总统’家都这样，我们老百姓还有什么关系呢?大家更放心了。”原武岭学校的蒋校长，过去第61师首长几次派人去他家请他出面主持全镇事务，他都退避三舍，避而不见。后来，他不请自来，率二三十人，放着鞭炮，抬着杀净的几头猪和几坛黄酒，前来慰劳第61师执行留守任务的同志。他和同来的人在交谈中道出了心里话：“贵军初到时，大家心里都有点害怕，但几天过来，看到贵军说话和气，不乱拿东西，跑到外面去的人也都回来了!”那位蒋校长最后感慨地说：“贵军秋毫无犯，真乃纪律严明的仁义之师。”这时第61师留守的同志向他提出请他出面维持地方秩序，帮助办理一些事务，他马上就答应了。

　　(5)

　　13.上海之战，瓷器店里打老鼠，既把老鼠打死，又不损坏瓷器

　　我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后，敌军兵败如山倒，纷纷向浙赣线及杭州。上海逃窜。

　　我军不顾疲劳，克服阴雨连绵。道路泥泞、行进不便的困难，日夜兼程南下，追击逃敌。三野主力分别迅速切断宁杭公路，于4 月27日会师吴兴，将从芜湖、南京、镇江地区溃逃之敌五个军包围于安徽郎溪、广德山区。经过两天激战，全歼该敌8 万余人。5 月3 日，我第7 兵团进占杭州。二野分路南追，先后歼敌第68、88、106 、73军各一部，控制了从浙江义乌至江西东乡400 多公里的浙赣线，割断了占据上海的汤恩伯与盘踞华中的白崇禧两集团之间的战略联系，粉碎了敌人妄图依托浙赣山区组织纵深防御的计划。在此期间，四野先遣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先后攻占湖北孝感、黄破等地，逼近武汉，牵制白崇禧集团，使退缩于上海一隅的汤恩伯集团更趋孤立。毛泽东等十分关切华东战局的进展情况，得知解放军进展神速，已胜利完成(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确定的第一、二阶段的任务时，非常高兴，运筹着下一步的重大军事行动。

　　总前委领导陈毅、邓小平已带机关人员进驻江苏丹阳，与华东局领导饶漱石等一起，部署具体接管上海的工作。三野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张震已率指挥机关从常州东移苏州。他们密切联系，进一步谋划第三阶段解放上海的作战部署。当时，上海是东方最大城市。它历经数百年的开发建设，由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政治上，它既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我国近代革命的摇篮，也是蒋介石发迹、各种反动势力汇集的地方。面对如此复杂的大都市，主持三野前委工作、直接指挥上海战役的粟裕副司令员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他与参谋长张震等反复研究解放上海的作战行动。上海是蒋介石重点布防的城市。早在1949年3 月，他就命令以汤恩伯为总司令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由南京迁至上海。蒋介石把防守上海的大权交给了汤恩伯，特地写了手今，要汤“集中兵团死守上海，直至把上海的大批金银、物资运走。”

　　汤恩伯是浙江金华人，1926年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投靠蒋介石，参加过北伐战争。抗战中，曾先后任第叨军团军团长、第一战区第1 集团军总司令、第引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职。1945年调任京沪任杭卫戍司令，1947年出任京沪警备总司令。

　　蒋介石竭尽全力坚守上海，企图维持半年到一年时间，等待国际形势变化，使国内战争转为国际战争，借助帝国主义的力量，挽回其行将灭亡的命运。

　　上海国民党军守备兵力有8 个军、25个师，约20万人。此外，还有国民党海军各种舰艇30余艘，飞机130 多架。解放军的迅猛攻势，使盘踞上海的汤恩伯集团犹如惊弓之鸟。汤恩伯整天坐卧不安，反复规划守卫上海的部署。他将整个守备阵地划分为外围阵地、主要阵地和市区核心阵地三大部分，并处心积虑地将淞沪防区划分为沪西北(黄浦江以西，京沪路以北)、沪西南(黄浦江以西，京沪路以南)及浦东三个守备区，以加强统一指挥。以沪西作为重点守备区，部署得力部队控制大场、江湾、真如地区，直接支援沪西北守备区的作战。另外，还酌情增设区守备兵团，固守核心阵地。

　　在苏州的三野前线指挥所里，粟裕详细地研究了敌(上海防区布防图)，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沉思，要歼灭敌人，肯定是一场恶战，又要有许多优秀指战员为上海人民的解放而献出生命。

　　这一场恶战如何打法呢?这个重大问题在粟裕。张震等将军的脑海中日夜翻腾。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上海战役的指导方针早有考虑，曾一再指出：既要歼灭防守上海的敌人，又要保全上海市区免遭破坏，以利日后建设。陈毅和邓小平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提出的指导方针，告诫各级指挥员说：“单纯军事上占领城市是小胜，只有完整地把上海交给人民才是大胜。全胜。”

　　粟裕、张震等凭着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诚，深刻地理解了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意图，粟裕脑海中不觉出现“投鼠忌器”的成语。是呀!上海就像一家瓷器店，藏有大量宝贵的瓷器。打上海如同在瓷器店里打老鼠，既要把老鼠打死，又不要损坏瓷器。此后，他不仅在指挥部里召开作战会议时讲“投鼠忌器”的含义，就是到部队视察时也常谈这个故事，以引起指战员们重视这个问题。

　　4 月27日，中央军委电示粟裕、张震：“国民党在沪军队有迅速撤走可能，加以上海资产阶级不赞成在上海打仗，故上海和平解决之可能性甚大。”

　　军委命令三野不要过于迫近上海，以免吓跑敌人。如果汤恩伯固守上海进行顽抗，则由粟裕、张震指挥三野主力攻取上海，歼灭汤恩伯集团。

　　长期与敌人较量、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粟裕、张震将军感到上海如能和平解决，那最好不过。但他们知道蒋介石、汤恩伯是不甘心失败的，不可能拱手让出这块经营多年的地盘。粟裕、张震命令各部队暂缓进军，就地进行整训，一时间，各部队掀起了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的热潮。人们情绪高昂，都为能参加解放大上海而感到自豪。

　　在部队抓紧备战的同时，接管上海的非军事准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从地方和军队抽调了5000多名干部，至江苏丹阳集中培训，准备接管上海。总前委领导邓小平、陈毅和华东局领导饶漱石直接负责此项重要工作。5 月4 日召开的干部大会上，邓小平、陈毅、饶漱石坐在主席台上谈笑风生，兴奋之致。陈毅看着台下将去承担管理上海大都市重任的干部，激动地说：“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城了!

　　首先，我们要学习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颁发的约法章程;其次我有六点意见，供大家参考。一要艰苦演习，二要发扬军事民主，三要虚心谨慎，四要遵守入城纪律，五要注意外交问题，六要树立建设新中国的理想。“

　　接着，邓小平高声地说：“唐太宗李世民有这样一句名言：”夫以钢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经济、文化中心，是一个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是特务、流氓。妓女、强盗充斥的地方，还有各种反动组织、青帮、会道门等等，社会情况极为复杂。上海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一有风吹草动，就会5 !起全世界的注意。可以说，人民解放军进上海是中国革命过程中又一难关。毛主席主张推迟进上海是很有道理的，是很有预见性的。将来进城后，我们的战士不能撒野，干部更不能撒野就在我积极进行解放上海的各项准备，我军向上海逼近之时，退居浙江溪口家乡的蒋介石大为震惊。

　　4 月30日，蒋介石乘“泰康号”军舰从浙江抵达上海，亲自策划和部署上海的防御。

　　刚到时住在复兴岛上，后迁到市内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励志社。其间，蒋介石在龙华机场召开军事会议。他端坐在会议桌一头的椅子上，那闪烁着寒光和无奈的眼晴，缓慢地扫视了每个毕恭毕敬地坐在那里的京沪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淞沪防卫司令石觉、上海战区空军司令毛瀛初等手下的高级将领。汤恩伯首先汇报了部队的部署情况。他见蒋介石饶有兴趣，不时发出“嗯、嗯”之声，就接着详细地报告了上海战区的防御体系。接着，汤恩伯清了清嗓子，沾沾自喜地说道：上海“这套有重点、有纵深的立体防御体系，攻不破，摧不垮，真正是……

　　钢铁阵地“。这里汤恩伯本想说”斯大林格勒第二“，怕蒋介石忌讳”斯大林“三字，话到嘴边又改0 了。

　　接着，海军、空军司令先后发了言，他们都强调了对地面部队的配合，要保证吴淞口外海上运输的畅通。

　　京沪杭总部炮兵指挥官邵伯昌，“嚓”地一声起立，向蒋介石鞠了个躬，然后大声说道：战区内，各独立炮兵团及军师属炮兵共有火炮约500 门，每炮备弹300 发，拟在阵地前每一公里正面平均配置5 门火炮，构成一道“不可逾越的炮弹阵地”。

　　负责战车及装甲车部队的蒋纬国也站了起立，挺着胸脯说：战车及装甲车部队作为总预备队，定以党国利益为重，积极配合各部队作战，奋勇当前。“以往作战，共军每突破一点，就引起全线动摇。这次只要步兵部队各自守住阵地，阻止突破和恢复突破口的任务就交给我们战车部队了!”

　　蒋介石听了诸位属下的报告，颇感满意，强调说：“我要求你们在上海打6 个月，就算你们完成了任务。坚守住上海，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届时将会得到美国全力保护，我们就会重新光复全国，这是至关党国存亡之战役。”众人听了蒋介石鼓动之后纷纷表示甘愿效命。

　　5 月1 日下午，为了进一步稳定军心，激励士气，蒋介石又在汤恩伯的司令部召开驻沪团长以上军官会议。会上，蒋介石再一次鼓劲打气，并信誓旦旦地声称：“我要留在上海不走，亲自指挥战事”，“要和官兵共艰苦”，“要和上海共存亡”。

　　他还多次与地方要人会商，召集在上海的黄埔学生讲话，一再鼓吹：“党国成败在此一举，黄埔学生必须以全力来应付民族危难。”

　　时隔数天，蒋介石得报：有一支共军从常熟向浏河方向快速进军，可能要攻击浏河，进逼吴淞口。神经过敏的蒋介石生怕海路被断，匆匆由市内迁至停泊在吴淞口外的军舰上遥控指挥。

　　我军略施小计，蒋介石就吓得魂飞魄散。原来，毛泽东从上海地下党发来的密电中得悉蒋介石已从上海撤人撤物，就请周恩来给粟裕、张震发个电报：“能不能先进浏河一个军，威胁一下汤恩伯”。粟裕、张震接电后，即命10兵团司令员叶飞派一部出击浏河。这个行动的消息很快传到蒋介石的耳里，引起他一番惊恐。

　　粟裕、张震结合当面的敌情，反复研究了攻占上海的三种作战方案：一是对上海守军实施长期围困，这虽有可能使敌人粮尽弹绝，不战而降，但也会使市民生活陷人绝境。二是攻其防御薄弱之点，从苏州河南实施突击。但考虑到这样做势必吸引守军主力于市区，使市区成为主要战场，无法达到把上海完整地交给人民的目的。

　　三是从上海两翼迂回，钳击吴淞口，封锁其海上退路，诱歼守军主力于市郊。此方案虽可阻击敌从海上运走更多的物资，使市区免遭更大战火破坏，但由于汤恩伯会集中全力保护退路，势必要进行大规模恶战。这样，我军要付出很大代价。经过再三斟酌，大家认为，我们是人民军队，只要有利于上海人民，有利于将来的建设，我军多作些牺牲是完全值得的。所以，粟裕、张震接到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电报后，毫不犹豫地于5 月7 日上报了夺取上海的第三方案，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几天来，苏州三野前线指挥部里格外忙碌，粟裕那消瘦的脸上不时露出笑容，虽说他那突出的眉骨更加明显，眼晴显得更大了，但精神抖擞，目光炯炯有神。他一手拿着军委的电报，一手拿着红笔在作战地图前与张震研究具体作战行动。

　　在江苏丹阳的邓小平、陈毅等总前委领导，在积极地进行接管上海的各项准备工作。三野前指领导都在忙碌于检查部队各方面的准备情况，各军领导都在电话中焦急地询问战役发起时间。粟裕总是这样回答：“别急嘛!心急吃不下热粥，只要准备好了，这碗粥有得吃的。”

　　张震参谋长却不受忙碌气氛的干扰，把自己关在小房间里，根据邓小平、陈毅、粟裕等领导同志研究的方案，正在专心致志地起草(第三野战军淞沪战役作战命令)。

　　张震脑海中好似浮现出庞大的战争场面，我英雄部队随着鲜红的军旗以排山倒海之势，从四面八方向上海涌去。他握着笔在纸上沙沙地写着，似流水、似奔马。粟裕急不可待了，赶紧来与张震进行逐字逐句的斟酌。同时，与在丹阳的陈毅及在杭州的谭震林取得联系，征求意见。5 月10日，由陈毅、粟裕、谭震林、张震4 人署名发布了《淞沪战役作战命令》。

　　敌人似乎有不祥之感，就在三野下达“战斗命令”的次日晚上，汤恩伯又在京沪杭司令部里主持召开紧急作战会议。与会者有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淞沪防卫司令石觉、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周自强、保密局长毛人民、警察局长毛森以及炮兵、装甲兵司令和八个守备军的军长等70余人。他以嘶哑的声调直言相告：“诸位!据可靠情报，共军近日已有行动，估计不出两天战斗会打响……各位都准备得如何?”他扫视大家一眼，接着说：“我想告诉你们，总裁的兵舰就在吴淞口外，他亲自指挥上海保卫战。总裁要我务必转告各位，国军在上海一定要好好打一打。美国驻远东总司令麦克阿瑟已表态，只要我们坚持三个月到半年，美国一定出兵!到那时，局势就会发生本质的变化。”

　　5 月12日，上海战役终于打响了。为保证上海市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三野前指决定把钳击吴淞口、封锁黄浦江作为战役第一阶段的目标。于是，我10兵团第29、28军和第9 兵团第20、30军分别进击浦西吴淞和浦东高桥，似一把巨大的钢钳，直向吴淞口钳去，迫敌集兵该地，力保退路。

　　29军军长胡炳云、政治委员张藩率部向吴淞攻击前进。12日，该军主力第87师并指挥第85师一个团攻占浏河，歼守敌第52军一个多营，乘胜向月浦镇挺进。

　　月浦。刘行、杨行均位于吴淞口西侧，北濒长江，东临黄浦江，是屏障吴淞、宝山的重要阵地。国民党军为保证海上退路的畅通，在该地筑有密集的钢筋水泥地堡群，构成宽阔的纵深防御体系，易守难攻。汤恩伯特派其“精锐部队”52军守卫该地，以保“万无一失”。

　　12日傍晚，细雨仍在不停地下，夜幕早早降临。担任主攻月浦任务的幼师260 团在政委肖卡、副团长梅永熙率领下快速插到月浦镇北端。按师指挥部指示，在夜幕掩护下挖掘工事，直把交通壕、掩体挖到离月浦街七八十米处。

　　此时担任助攻的253 团已悄悄地集结在260 团的酉南方向。奔袭途中，该团从俘虏口供中得知月浦镇没有多少工事，指战员们便乘夜大胆向前穿插。当晚22时，部队进入月浦街旁的一片“坟地”，在蒙蒙细雨中发现“坟地”一个挨一个。部队就地待命，团指挥所设在“坟场”中部。

　　天色渐渐转明，“坟包”变成了一座座钢筋水泥碉堡。这意外的情况使指战员们大为震惊，团领导赶紧组织部队撤离，但为时已晚。

　　顿时，街里街外枪声、炮声、地雷的爆炸声交织在一起，冲破了黎明前的寂静。

　　那一座座“坟包”都变成了可恶的魔鬼，张开血口，喷吐着火焰。我英勇的指战员们左射右扫，前赴后继。副团长指挥部队向月浦街以西发起两次攻击，均被敌多层火力阻止，伤亡甚大。

　　260 团也遭敌机轰炸和敌舰炮击，夜里匆匆挖起的工事大半被毁。敌人疯狂的火力封锁着通往月浦街的各条道路，我军前进道路受阻。战士们奋勇前冲，又有一批战友倒下了。满脸沾着雨水、血水的肖政委心似刀绞，他向后续部队高喊：“停止冲击!”那嘶哑的声音被炮火轰击声和部队奋勇突击的呐喊声淹没，部队如洪水般向月浦街涌去。我军勇往直前的英雄主义气概，吓得敌人胆战心惊，但那强大的交叉火力网依然把我军阻挡在月浦街外。

　　15日清晨，我军占领月浦镇，但伤亡很大，主攻的第260 团最后只剩下64人。

　　敌人开始反扑，十余艘敌舰首先向我阵地猛烈炮击，飞机也不断轰炸、扫射。随后，敌步兵在坦克掩护下向我第87师阵地猛攻，力争夺回月浦。指战员依托工事勇猛阻击，击退敌人连续5 次冲击。第259 团团长胡文杰血洒疆场。第260 、253 、259 团始终像钉子一样守卫在已占的月浦阵地上，双方形成暂时的对峙态势。

　　第28军军长朱绍清、政委陈美藻接到作战命令后，指挥第83、第84和第82师第244 团(为第83师加强团)、军山炮营和工兵连，于12、13日攻占太仓、嘉定后，马不停蹄，向刘行、杨行逼近。

　　刘行初战受挫，使第83师师长朱耀华、政委李曼村深为痛心。他们冷静地分析了情况，命令第244 团领导不要蛮干，注意掌握敌人的火力情况，选好突破口，减少部队的伤亡。

　　14时20分，第244 团再次向刘行守敌发起攻击，敌人溃退了，被不怕死的解放军指战员冲垮了!15日14时，我军攻占刘行镇，全歼守敌第52军第25师第73团一营和该团迫击炮连及督战队。

　　第84师对杨行实施包围，因守敌工事坚、火力强，一时难以拿下。15日晨，该师第252 团攻占杨行以西的朱家宅，越过杨刘公路，插人杨行西南的钢钩船、大朱宅、王磨油等村庄，切断了杨行与大场、江湾的联系。

　　汤恩伯得报主阵地刘行已被我军突破，杨行危在旦夕，急命驻江湾的第99师火速驰援杨行。敌人在飞机、坦克、大炮的配合下，集中兵力向我第252 团阵地实施反冲击。第252 团指战员顽强抵抗，终因深入敌纵深后立足未稳，难以抵御敌猛烈炮火和集团兵力的反击，被迫退至朱家宅一线。

　　我西线兵团在月浦、杨行、刘行一线战斗受挫。一时间，在上海的国民党宣传机器刮起一阵狂热的“祝捷”旋风，庆祝游行、“祝捷”大会不断，街上乱纸飞舞，浓妆艳抹的妖女搀着硝烟浸染的“英雄”招摇过市。汤恩伯在“祝捷”大会上叫道：“月浦大捷证明国军在上海修筑的阵地是铜墙铁壁，坚守阵地的部队是国军中最精锐的部队，装备精良，士气旺盛，共军这一次并不是战无不胜，第52军前方大捷说明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就有信心确保上海安全!”

　　然而，从浦东传来的一道道战报使汤恩伯如同三九寒天浇下一盆冷水，浑身颤抖。

　　浦东，位于上海市南北纵贯的黄浦江以东，东抵大海，北接长江口，是其海上退路的重要通道。尤其是位于“脚趾”处的高桥，北靠长江口，西临黄浦江，是控扼黄浦江口的要地。

　　按原计划，汤恩伯准备于5 月18日趁大潮时炸毁奉贤(今南桥)拓林海堤，水淹浦东南部，阻止我军从浦东钳击吴淞口。后得知我军已于12日向浦东逼近，来不及下手，只好赶紧调第引军去加强川沙一线防备。

　　就在汤恩伯改变计划，匆匆调兵之时，我军两支劲旅似两把锋利的钢刀直逼浦东。5 月13日下午，第30军军长谢振华率军指挥所及第一梯队第88、89师从浙江平湖出发，由西向东分两路沿公路、海堤向浦东疾进。沿途边战边行，于14日攻占金山卫、奉贤、南汇清镇。15日晨，先头部队第88师主力大胆越过川沙，插人守军背后，截断敌第51军和第12军的联系，孤立川沙守军。是日上午，第88、89、见师各一个团对川沙发起攻击。善于夜战、近战的我军从两翼包抄，勇猛攻击，只用了两个小时就攻占了川沙县城，歼敌700 余人。

　　在30军激战川沙之时，另一支劲旅第31军亦长途奔驰，插向浦东。按原计划第引军，是准备担负接管上海市区的任务。由于战局变化，三野前指决定让该军改归九兵团指挥，参加浦东作战。5 月8 日，该军军长周志坚、政委廖海光率部立即投入浦东作战，攻占周浦，会同第30军夺取高桥，直插三岔港，封锁黄浦江，切断敌人海上退路。

　　周浦镇是敌浦东外围阵地的一个重要据点守敌，约3000人。为打好浦东作战第一仗，第引军91师领导决定由在济南战役中立有赫赫战功的第27团即“济南第二团”

　　担任主攻，由周浦镇西北实施突击，第272 团从镇西南、第273 团从正南配合攻击。

　　第31军浦东首战告捷，指战员们为之振奋。

　　三野苏州前线指挥所里，粟裕、张震在仔细地翻阅着一份份战报，前线战况牵动着他们每一根神经。东线部队顺利推进，他们感到欣慰;西线部队遭受挫折引起他们的高度重视。

　　早在5 月14日，粟裕、张震接到叶飞、胡炳云、刘培善等西线指挥员的战况报告，深感问题严重，当即对敌情和部队的思想状况作了认真分析，感到有必要迅速调整部署，改变战法。三野前指根据总前委的指示精神和部队的作战情况，于16日下达了《淞沪作战的战术指示》，虽然迟了一点，但对改变西线部队的被动局面，完成下一步作战任务起了重要作用。

　　早已跑到浙江定海的蒋介石得知解放军迅速包围上海，进而分东西两线向吴漱口钳击的战报，更为沮丧和不安。他不甘心苦心经营的大上海就这么落人共产党手中，更担心大批金银、物资来不及抢运。于是，特派其长子蒋经国返回上海，督促抢运金银、物资，并给汤恩伯等人打气。

　　5 月15日上午10时，蒋经国从定海飞抵上海，沿途所见断墙残壁，冒着青烟的树木，衣冠不整的军人，令他神色冷漠。从这些景象中，他看到蒋家王朝已彻底崩溃，无奈地闭上眼睛。蒋经国首先召见市长陈良，询问抢运金银、物资情况，指令无论如何得把上海的物资抢运出去。

　　接着，蒋经国又以“太子监国”的身份在湘沪警备司令部召开作战会议，听取作战处长王之师的战况报告。后来，他又召见汤恩伯，了解战况。身穿士兵服的汤司令，带着硝烟气味进见蒋经国，连句客套话都未说，就哀声叹气地讲起国军节节失败的情况。蒋经国也随着摇头叹息，只好搬出老头子，说了些鼓劲的话，第二天上午10时许就匆匆离开了上海。

　　上海战役打响以来，我军动作迅猛，迫使汤恩伯将主力集中于吴淞口两翼地区，市区兵力空虚，为我歼敌主力于市郊并迅速攻占上海市区创造了有利条件。但由于对敌工事的复杂性估计不足，进攻敌主阵地前缺乏充分准备，故也碰了些钉子。几天来，在苏州直接指挥上海战事的粟裕、张震，心清格外沉重。他们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前委最新指示精神，运筹对上海发起总攻的作战规划。同时，他们也为上海守军内部起义的流产而感痛惜。

　　5 月18日，粟裕、张震接到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负责人沙文汉转来的信件，得知以张权为司令的上海市区武装起义遭到了敌人的残酷镇压。

　　本来，中央军委批准了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武装起义于5 月16日10时举行。

　　军委任命张权为起义军司令。王亚文为政治委员、郑振华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张权是河北武强县人，1917年从军，曾在程潜部任职。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6 军第191 师师长，常与时任第6 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林伯渠交往，深受其政治影响，从此与中共建立了密切的关系。1944年，以国民党中将总队长职率领陆军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到重庆驻防，常与周恩来往来。周恩来非常欣赏张权忧国忧民的主张和出众的才能，亲自推举中共党员王亚文到其部任上校秘书，做联系工作。

　　张权受到蒋介石的排斥，给他一个联勤总部中将视察员的虚职。然而，这个职务使他可以到各部视察，为他组织武装起义提供了便利条件。起义前几天，张权特别激动。他为自己和王亚文一起受命组织指挥这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武装起义而感到责任重大和无比光荣。当听到从月浦和浦东方向传来的隆隆炮声时，他知道天快亮了，为大上海的解放而祝福。

　　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为使起义按时成功地发起，张权、王亚文不顾个人安危和疲劳，分头到有关部队视察，检查落实情况。一切安排妥当，只盼那约定起义的重要时刻快快到来。

　　起义的前一天即、15日上午，张权去吴淞，‘争取炮兵司令邵百昌参加起义，以减少断敌海上逃路的阻力。可是，万万没有料到张贤叛变，敌人的屠刀已悄悄地向起义军的领导者砍来。张权、李锡伯、泰然轩等先后落人敌人魔掌。

　　粟裕。张震心如刀绞，眼前呈现出许许多多被捕同志的身影。一场生与死的较量不可避免，对上海的总攻刻不容缓。粟裕含着眼泪急切地对张震说：“发个电报给军委和总前委，报告上海起义流产的情况，征询总攻的时间。”

　　在丹阳总前委的邓小平、陈毅早已得到上海武装起义流产的消息，他们义愤填膺，恨不得马上攻占上海。今又收到粟。张电报，遂即复电：“进入上海的政治准备业已初步完成，攻占上海的时间不受限制。”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在忙于筹备开国大典的同时，十分关心上海战役的进展情况。他们本来想通过武装起义尽量减少上海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故命令部队暂缓进攻，待机行动。现在，大规模的军事较量已不可避免。他们阅毕粟裕、张震的电报，非常理解前线指挥员的心情，决定加快解放上海的步伐。

　　粟裕。张震收到中央军委19日关于总攻时间“不宜拖得太长”电示的当天，即在苏州召开作战会议，紧锣密鼓地部署总攻上海的准备。

　　粟裕、张震等领导人的每一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他们一边上报总攻部署，一面向各兵团、各军通报情况，命令各部作好准备。同时，嘱咐各部要接受前一阶段作战中由于对敌情况不明而受挫的教训，研究淤沪守敌的战术特点、军事设施及防御工事配系状况，以便各级指挥员掌握克敌制胜的办法。

　　5 月22日，粟裕、张震怀着激动的心情看着军委复示：“同意21日午电所述之攻沪部署，望即照此执行。”随即由陈毅、粟裕、谭震林、张震四人联合署名，下达了《淞沪战役攻击命令》，决定5 月23日晚全线对负隅顽抗的上海守军发起总攻。

　　敌人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仍在做垂死挣扎。汤恩伯曾夸下海口，要以“火海”对付解放军。他得知浦东守军反击成效不大，预感黄浦江口将会被截，退路受到严重威胁，如坐针毡，急忙于22日拂晓第三次从市区调75军增援高桥。该地守军得到加强，斗志稍增，又在火炮、坦克和飞机的支援下，发动多次反扑。我第30、31军互相配合，浴血奋战，经过反复争夺，大量杀伤敌人，坚守了既得阵地。

　　次日清晨，守敌95师一部又向我90师魏陆家宅阵地猛扑，一度突破前沿。第90师一副团长在部队伤亡很大、敌人逼近团部的情况下，率领团直机关干部、战士拼死抵抗，击退突入之敌。另一股敌军在炮火掩护下突人第92师第275 团阵地，抵近团指挥所。在这危急时刻，第275 团副政委组织指挥所人员和送弹药的民工一起出战，射击的射击，投弹的投弹，还有几人绕到敌侧后开火，终将疯狂的敌人压了回去，保住了阵地。

　　杨行、吴淤。宝山方向守敌几天来慑于我军强大攻势，不敢组织大规模反扑，但是敌军飞机。舰炮一直没有停止对该地区的狂轰滥炸。

　　《淞沪战役攻击命令》下达以后，粟裕、张震密切地注视着部队备战情况和思想情绪，注视着敌人的一举一动。22日下午，得报汤恩伯、陈大庆等乘舰出海，在吴淞口外指挥守军撤退。敌54军已从真如地区撤走，苏州河以南市区仅有交警总队守备，兵力空虚。敌人的大部分兵力已被我吸引到郊区。这些情况的出现，极有利于我实现攻取上海又不打烂上海的目标。粟裕立即命令各部队于23日夜按所负任务同时发起总攻，迅速全歼上海市守敌。

　　广大指战员日夜盼望的总攻时间终于到来了。他们似强弓上的利箭，从四面八方射向敌人的心脏，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大上海冲击。

　　由于空中联系早已中断，吴淞口地区成了敌惟一的海上逃路。汤恩伯集中守军主力于该地，企图依托密集、坚固的防御工事继续顽抗，保证其部队和大量物资顺利撤出。我军从一开始就把该地作为截断敌人逃路、歼灭守军、解放上海的重要战场，战役的第一枪从这里打响，现在为了减少上海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最激烈的大规模的战斗也要在这个地区进行。

　　在上海地下党密切配合下，我军在市区战斗进展迅速。至25日上午已完全控制了苏州河以南市区。

　　汤恩伯和陈大庆已将指挥所移至吴淞口外的军舰上。一方面，他们按照蒋介石的旨意，匆忙而焦急地部署守军全面撤退;另一方面，这些掌握军政大权、曾鼓吹“要与上海共存亡”的顽固官员，均在寻找替身，准备逃窜。

　　5 月对日下午，陈大庆壮着胆子在自己家中召集最后一次军事会议，冠冕堂皇地说是为了调整防务，固守阵地，实质上是在安排后事。会上，陈大庆脸色阴沉，以嘶哑的声音说道：“上海保卫战至此，我们已经得到大的胜利。现在，我们不得不做军事战略上的调整。我已经和汤先生说好，今天夜间，苏州河以南第75、54军、浦东方向的第37军全部撤至苏州河以北，河南只留下四个交警总队。第51、123 、21军组成兵团，防守苏州河北。沿河有高楼大厦，又有苏州河作屏障，防务十分巩固。”陈大庆心里明白，长江立体防线都被解放军一举冲垮，这小小的苏州河怎在解放军话下。他按照事先与汤恩伯商定的计划，任命重新组建的第51军军长刘昌义为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兼北兵团司令。这样汤恩伯、陈大庆就把一付要散架的烂摊子撂给了刘昌义。此时此刻，刘昌义心里也很清楚：汤恩伯、陈大庆留下来的第51军是匆匆拼凑起来的，第21军是四川部队，第123 军由苏北民团组成，他们把这些杂牌军当作掩护撤退的挡箭牌和牺牲品，把我当成替死鬼，我刘昌义也没有那么呆!

　　上海市长陈良也在急于寻找代理人。他曾找颜惠庆、张菊、徐寄三位有名望的老人商量，请他们出山代理市长。可谁都不愿当替死鬼。陈良无奈，只好软硬兼施把工务局长赵祖康抬出来代理市长，并在24日上午召开的警察局长会议上宣布了这一决定。赵祖康早与中共上海地下党有联系，曾得到地下党的指示，“如果有机会，应该把上海的政权接过来，迎接解放。”这一天终于到来，赵祖康暗暗自喜，为有机会维持上海秩序，保护上海，把大上海完整地交给人民而感到兴奋，下令警察局要维持好秩序和社会治安，避免同解放军冲突。随后，赵又主动与中共代表李公然联系，商定了八条安全移交上海的具体事项。赵祖康的行动为我军顺利接收上海创造了有利条件。

　　国民党军政头目纷纷潜逃，部队已处于土崩瓦解之势。24日下午，逃至吴淞口外军舰上的汤恩伯密令其嫡系各军及各特种兵部队准备登船撤逃。为掩护其亲信部队安全撤离，汤恩伯不惜丢弃杂牌军。至25日，溃逃之敌第52、54、12军及第四第99师和各特种兵团残部均已集结在高桥。吴淞一带窄小地区，遭我军密集炮火猛烈轰击。那些等船溃逃。胆战心惊的敌军官兵如热锅上的蚂蚁，乱作一团。刺耳的喇叭声、叫骂声、哭喊声交织在一起，如同为残兵败将送行的哀乐。

　　就在敌人狼狈溃逃之时，我军钳击吴淞口的东、西线部队加紧对敌攻击，夹紧钢钳，截断敌人的海上逃路。

　　汤恩伯、陈大庆等一伙军政头目乘坐的军舰早已远离长江口，正逃出黄浦江口的几艘敌舰加足马力向海上驶去，几艘后逃的舰艇遭我远程炮火轰击，冒起股股浓烟。惟一的黄浦江水上通道已被我军完全卡死，上海市区的守军成了瓮中之鳖。

　　5 月25日凌晨，我军占领苏州河以南地区后，欲乘胜过河，全歼市内守敌。但是，各部队从拂晓一直打到中午，仍未能过河，伤亡较重。原来，北岸守敌第37、51军(重新组建)和交警部队，凭借高楼大厦和工厂、仓库等坚固建筑物和大量永固性碉堡，居高临下，织成稠密的火力网，封锁住整个河面和南岸沿河马路。坦克、装甲车日夜巡逻，稍有动静就喷射击猛烈的火力，阻止我军前进。特别是第37军，是年初伪国防部搜罗社会上亡命之徒组成的青年军，配有美式装备，战斗力较强。

　　本来，该军想随汤恩伯至吴淞口登船出逃，因逃路被断，只好半途折返回原地驻防，继续顽抗。

　　我军指战员被敌人的顽固和凶残激怒了。大家心中暗暗发誓，要为死难的战友报仇。有的部队把榴弹炮营从郊区拉到了外白渡桥南岸，有的调来几十门大炮，将炮口对准百老汇大厦，想用炮火把对岸敌人连同那些高大建筑物一起摧毁。第27军军长聂凤智、政委刘浩天，心里时刻牢记着陈毅同志“要把上海完好地交给人民”

　　的嘱咐，一方面命令部队不准轻举妄动，一方面深入部队了解战况，做思想工作，研究解决办法。

　　聂军长、刘政委来到西藏中路一个团的阵地上，看到干部、战士们浑身是土。

　　满脸是汗，一双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充满着激愤和期待。多么可爱的指战员呀!军长、政委含着热泪向他们表示慰问，倾听他们的意见。有个负伤的爆破组长激动地拉着聂军长的手说：“军长，下命令吧!三包炸药，管保把对面那座楼炸飞!”有的主张用炮火去收拾对岸敌人，群情激昂。有的刚从第一线赶来的指挥员，情绪激昂，发言中充满了火药味。他们提出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是爱无产阶级的战士，还是爱官僚资产阶级的楼房?是我们干部、战士的鲜血和生命重要，还是官僚资产阶级的楼房重要?”

　　不能再等了。聂军长、刘政委马上召开军党委紧急会议，统一思想，研究部署下一步作战行动。

　　面对大家严肃、期望的目光，聂军长、刘政委心情也很激动。是呀!上海战役打响以来，我们的指战员一直按照上级指示，宁可把敌人引到郊外去打激烈的争夺战，也不在市区内打攻坚战，宁可自己多伤亡也没有在市内使用大炮等重武器。可是顽固的敌人似乎摸到了我们的心理，龟缩在坚固的建筑物和大量的坦克、装甲车内疯狂顽抗。我们的指战员一批批血洒疆场，他们在即将看到上海解放时却带着仇恨和遗憾与战友、亲人永别了!真令人痛心呀!不能怪下级指挥员有此情绪，要怪只能怪我们高级指挥员没能及时根据战况做好思想工作，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经过紧急磋商，统一认识，聂军长代表军党委向大家解答说：“战士和楼房，我们都爱!我跟大家一样，爱惜战士的生命;大家也跟我一样，爱惜人民的财产。现在那些楼房还被敌人占领着，再过几个小时，我们从敌人手里夺过来，它就不属于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人民。我们没有任何权利毁坏它，必须尽最大努力去保全它。”

　　与会同志的情绪渐渐冷静下来了，思想也逐步统一了。既然不能用重武器，那该怎么办?军领导又引导大家就此进行了反复讨论，出主意、想办法。最后决定改变进攻战术，在苏州河正面佯攻，以部分主力天黑后从侧面涉过河去，沿苏州河北岸从西向东攻击，抄敌人后路。同时，与上海地下党取得联系，发动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军，争取他们弃暗投明，放下武器。这样双管齐下，以确保上海完好地交给人民。

　　瓦解敌军，从哪里突破呢?聂军长沉思着。他眼睛忽然一亮，嘴里不断说着“刘昌义。刘昌义”这个名字。是啊，刘昌义早年就与蒋介石有矛盾，曾参加过倒蒋活动，故受到蒋的排斥。现在，蒋介石、汤恩伯又拿他当炮灰。他内心深处一定怒恨蒋，肯定在寻找出路，如能做好工作，动员他弃暗投明，就可将敌防线中段撕开个口子，打乱敌人防御部署，加速全歼守敌的进程。正当聂军长思考如何开始政治攻势之时，接到第81师政委罗维道的电话：“报告军长，我们已经通过地下党对敌第引师进行策反，找到了第51军军长刘昌义，阐明了党的政策，晓以利害，刘昌义表示愿意谈判。”聂军长非常高兴，就直接与刘昌义通了电话，决定下午在第27军军部谈判。

　　25日傍晚7 时，刘昌义一行按约定时间来到第27军指挥所。聂军长以礼相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刘昌义深明大义，表示率第51军撤出阵地，到指定的江湾、大场一带集结，待命而行。谈判期间，聂军长借故离开会场，将情况向兵团和三野首长作了汇报。

　　粟裕得知刘昌义率兵投诚，苏州河即刻就能突破，高兴得连连自语：“好事，好事，大好事呀!”正说着，接到报告后陈毅、饶漱石等负责接管上海事宜的领导已到苏州车站。粟裕。张震马上赶去迎接，并当面汇报了聂凤智与刘昌义谈判的进展情况。

　　陈毅听后，兴奋地说：“太好了，这样可以少费很多事呵!”随即向粟裕、张震扼要地交待了有关接收人员开进情况和进一步强调宽俘政策，即把手一挥对随行人员说：“走，今晚不在苏州住了，大家辛苦一点，继续东进，到南翔宿营。”

　　26日凌晨1 时，位于虹桥镇的第27军前沿指挥所里，聂军长与刘昌义的谈判仍在继续进行，聂军长拿出陈毅的指令向刘昌义宣读：“一、接受刘昌义投诚;二、限刘部于26日上午4 时前集中在江湾附近指定的三个村庄待命;三、所撤地区由人民解放军接防;四、凡拒不接受命令者，由人民解放军解决。”

　　陈毅司令员的语气严肃。果断，使刘昌义毫无迟疑的余地。刘要过电报仔细地看着，又掏出怀表一看，指着电文中第二条说：“现在已过了午夜，即使马上回去下命令，恐怕也来不及。”聂军长爽快地说：“这是个实际问题，那么，限期推迟到26日中午12时如何?”刘昌义点头称：“可以。”至此，谈判结束。刘昌义急忙返回驻地，率领第51军4 万余官兵撤出阵地，向我军指定的江湾、大场一带集结待命。这样，苏州河中段防线“决堤”，敌人赖以支撑的苏州河北部市区的防御体系随之土崩瓦解。但是，战斗并没有停止。敌第37军仍坚守阵地，垂死挣扎。

　　聂军长命令各师加强攻势，积极开展分化瓦解工作，迅速向苏州河北岸突进。

　　第79师在外白渡河一带向北岸进攻，遭敌猛烈火力阻击。第235 团三营七连指导员迟浩田带领战士王其鹏和张瑞林悄悄地爬进一个地下水道，顺着臭水沟趟进苏州河，又潜泳越过河对岸，趁夜暗闯入一大楼内的敌204 师师部，以智慧和勇敢俘敌上校副师长，迫敌师部及三个营1000余人缴械投降，为全师北渡扫清了障碍。

　　驻守在四川路桥北邮政总局大楼内的敌第37军一部凭借坚固高楼继续顽抗。第27军领导通过代市长赵祖康去邮政总局劝说局长王裕光与守军谈判。26日傍晚，该楼守军挂白旗投降。盘踞在外滩百老汇大楼上的第37军两个营被我第79师第235 团包围后拒绝投降。我军用高音喇叭喊话：“再不投降，将切断大厦的水电。”绝望的敌人只好从窗口挂出白旗。驻守在中纺十二厂的第37军4000余人在我军威慑和地下党工作下，也于27日上午投降。至此，苏州河以北市区大部被我军占领，惟有杨树浦发电厂和自来水厂还被敌第21军残部盘踞着。聂军长十分着急。如用武力解决，水电设施定遭破坏，将严重影响着全市生产生活，这万万不可;如不使用武力，等敌人投降要到何时?

　　聂军长正在寻思良策之时，陈毅司令员到了军指挥所。陈毅司令员听着聂军长的汇报，浓眉紧锁，急问：“他们属于哪一部分?”“是国民党21军230 师。”陈毅听到这个番号，觉得很耳熟，想起该师副师长许照毕业于国民党陆军大学，是上海知名人士蒋子英的得意门生。想到这里，陈毅喜上眉梢，转身对聂凤智说：“对了!蒋于英一直在上海，你赶快请他做工作。”

　　聂军长如释重负，通过电话局很快找到了蒋于英。蒋老先生愉快地答应尽力而为。27日下午3 时，聂军长就接到报告，说自来水厂、发电厂守军8000余人已挂出白旗，缴械投降。聂军长兴奋得连声称：“好!好!好!”

　　5 月27日，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三野指战员没有辜负中央军委和上海人民的期望，在上海地下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协助下，经过16昼夜的艰苦奋战，共歼灭国民党军15.3万人，缴获各种火炮1370门、坦克装甲车119 辆、舰艇11艘及大量物资，大上海完完整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那天傍晚，陈毅应聂军长挽留在军部吃饭。聂军长很了解陈老总这位四川将军，特意叫炊事员做了一盘辣椒炒鳝丝。陈毅吃得直冒热汗，连说：“好吃!好吃!”

　　他边吃边讲，论古道今，谈笑风生，随口吟成七律诗一首：雄师百万下江东，上海南京落掌中。

　　似海似潮千百万，支援多谢好民工。

　　解放宁沪吾道车，大军整肃胜熏风。

　　至今犹忆入城日，夹道献花万巷空。

　　自从渡江战役打响以来，陈毅这顿饭吃得最痛快、最舒畅。突然陈毅问聂凤智：“此时此刻你最想干什么?”聂凤智笑着说：“想舒舒坦坦睡上两天两夜。”陈老总仰面大笑，摇摇手道：“你呀，一天一夜也捞不到。城市打下来了，还要保住它!老实说，往后的任务更繁重。”他停了一会收起笑容，接着说：“你们现在就着手整顿部队，担负起城市卫戍任务。”

　　上海解放后，在陈毅为主任的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领导下，顺利地实现了对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财贸、交通等部门和行业的军事接管。但是，警备任务相当繁重，它关系到保证军事接管。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社会秩序、保护民众安危的大问题。为了作好这项工作，令第9 兵团领导机关兼湘沪警备区领导机关将市区和郊区划分为五个警备分区。各部队严守城市纪律，依靠当地人民群众，在“人民保安队”、“人民宣传队”等群众组织的积极协助下，清除危障，肃清匪特，整顿社会秩序，保护国家财产和政府机构、人民群众的安全，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第23军完成上海市区的战斗任务后，即于6 月1 日返回杭州，归建制于七兵团，担负解放不久的杭州市的警备任务。

　　淞沪地区被我军攻占后，盘踞崇明岛的敌暂编第1 军五个团、第123 军残部和县大队近万人，惶惶不可终日。他们企图封锁长江口，纠集船只，准备逃跑。第257军军长成钧、政委黄火星奉命率部协同兄弟部队占领吴淞地区后，发扬连续作战的光荣传统，继续攻歼崇明岛残敌。该军分梯队渡江，采取穿插、堵击、围攻等战法，迅速占领万安港、江口镇、县城、堡镇等地。战至6 月2 日上午，共歼敌3790余人，胜利地完成了解放崇明岛的作战任务。

　　第28、29、31军在上海战役中圆满完成任务后，迅速撤出大上海，分别到常熟、苏州、嘉兴地区休整，准备进军福建。

　　(6)

　　14.毛泽东命叶飞提早人闽，蒋介石飞福州严令死守

　　三野第9 、10兵团向上海守敌发起总攻之时，毛泽东、中央军委电示三野前指：“你们应当迅速准备提早人间，争取于6 、7 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人闽部队只待上海解放，即可出动。”三野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张震，看着电报既兴奋又着急。兴奋的是形势发展很快，毛泽东把进军福建的任务整整提前了一年，预计解放全中国的时间将大大提前;着急的是上海尚未解放，还有许多重要事情要做，时间紧迫。

　　粟裕、张震一边密切注意上海战局的发展，一边抓紧研究部署进军福建事宜。他们思考的主要问题是派哪支部队去福建为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叶飞，打算把此艰巨任务交给叶飞任司令员的第10兵团。

　　叶飞是福建南安人，担任过共青团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福州中心市委书记，参与创建闽东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工作，曾任闽东特委书记。军政委员会主席，领导军民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他对福建民情、军情、地形、天候等甚为了解，在福建很有影响。而且，毛泽东、党中央已命令被闽东老百姓尊称为“土地爷”的张鼎丞去主持福建省的党政工作，现在若派叶飞率部进军福建，定能更好地调动积极因素，军政、军民密切配合，有利于以最快的速度歼灭盘踞东南沿海之敌，解放福建。

　　粟裕、张震的这一建议得到毛泽东、中央军委批准。粟裕、张震通过电话把军委的指示告诉叶飞，并征求叶飞的意见说：逃到福建的蒋军大都是残兵败将，估计不会有大的战斗力，人闽兵力拟使用第10兵团的两个军，如何?叶飞认为：蒋军虽然多为溃逃之敌，但数量不少，而且福建地形复杂，土匪活动猖撅，因此两个军人闽，兵力肯定不足。他建议应该把第10兵团的三个军全部用上。粟裕觉得叶飞的提议不无道理，就与华东局领导磋商，同意了叶飞的建议。

　　第10兵团的指战员大都来自北方，但有一些是从上海或苏南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军队的，他们希望在上海解放后能有机会去一趟家里与亲朋好友见上一面。现在，战场硝烟未尽，身上战尘未除，又要接受新的战斗任务，开赴福建，他们感到太突然了，思想上一时转不过弯来。

　　鉴于上海战役中第10兵团指战员伤亡较大，需要补充。调整，部队人阎的政治动员和物资筹备工作任务繁重，叶飞建议，让部队休整一个月，同时抓紧进行各项人间准备工作。即将去福建主持党政工作的张鼎丞也考虑到接管工作需要一段筹备时间，同意叶飞意见。三野前指领导对叶、张的建议非常重视，随即报请毛泽东、中央军委批准。

　　10兵团及所属第29、28、31军接到三野首长电示后，分别迅速撤至苏州、常熟、嘉兴一带休整。他们组织学习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等文章，克服“松口气”、“解甲归田”等小农思想。通过开展“评斗志、评政纪、评功过”、召开英模会议、表彰英模人物等活动，大大地激发了指战员们再立新功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同时针对进军福建可能遇到的困难，开诸葛亮会，发动大家献计献策，研究克服困难的办法。在思想发动的基础上，又依据福建地形特点，组织山地进攻作战训练，提高山地作战的战术技术水平。

　　6 月26日，大军出征前夕，陈毅司令员和三野其他领导在上海国际饭店接见了10兵团的团以上干部。陈司令员首先传达了中央军委关于向福建进军的命令，接着阐述了国内外形势，指出进军、解放福建的重要战略意义。他特别强调指出，提前一年解放福建的战略决策，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是毛主席伟大革命气魄和胆略的表现。

　　毛泽东早在1948年12月30日就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1949年4 月，人民解放军胜利渡过长江、解放南京后，毛泽东又写了脸炙人口的诗句，即“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激励全国人民特别是人民解放军要乘胜进军，不给“穷寇”以喘息的机会，将革命进行到底。党中央。毛泽东根据形势的飞速发展，看到国民党政权已四分五裂，帝国主义势力不敢轻举妄动，为了一鼓作气歼灭土崩瓦解的国民党军和将帝国主义势力武装干涉的危险降到最低限度，命令第10兵团提前进军福建，迅速解放华东大陆。

　　陈毅又针对有些干部存在骄傲轻敌和留恋京沪杭地区的思想，进行了批评教育，号召第10兵团全体指战员发扬“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精神，去战胜一切艰难困苦，彻底消灭残敌，为人民再立新功。

　　当时，据守福建的国民党军有10个军27个师，约12万人，由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福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统领，其中：第6 兵团李延年部5 个军13个师约6 万余人防守福州地区;第8 兵团刘汝明部2 个军6 个师3 万余人驻守漳州地区;第22兵团李良荣部三个军八个师约3 万人防守泉州、厦门。金门地区。另有空军第1 、4 、5 队，以浙江定海及台湾为基地，执行空中支援、侦察、封锁海面及运送物资任务。

　　人间作战最大的困难是交通不便，必经的武夷山、雁荡山、仙霞山、括苍山等都高达千米以上，道路崎岖，人烟稀少，仅有的几条公路年久失修，加上国民党军撤退时的破坏，使大部分桥梁被破坏，无法通车。河道水流湍急、土石阻塞，大多不能利用。此外，福建是个缺粮省份，10万大军人闽，筹集粮草是个难题。但是任何困难都是难不倒有广大人民群众作后盾的人民解放军，他们准备再创可歌可泣的奇迹。

　　6 月上旬，为了给大部队进军福建创造有利条件，叶飞司令员、韦国清政委命令第29军参谋长梁灵光、第31军副军长姚运良组成先遣队，率工兵营和军、师侦察分队先行人闽，与当地我地下党和游击队取得联系，在了解敌情的同时，发动群众，筹措粮袜，整修公路，为大军开进创造条件。

　　6 月15日，叶飞、韦国清收到梁灵光人间后发来的电报，汇报了二野各部位置和闽北游击队情况。

　　原来，二野遵照毛泽东、中央军委关于“二野目前主要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的指示，派杨勇兵团进驻福建西北部，兵团部设在江西上饶，其第31师前出福建南平、古田，师部驻在建欧。他们严阵以待，既随时准备对付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又时刻准备阻止胡宗南部东援，策应第10兵团进军福建。

　　早在1933年，曾镜冰同志就到闽北地区领导和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现在闽北游击队在曾镜冰司令员兼政委的领导下，已发展到万人以上，其活动范围已扩大到福建中部的大田、永安、宁祥一带。他们得知人民解放军提前进军福建，无不欢欣鼓舞，个个摩拳擦掌，都积极主动地参加筹粮、修路和侦察等工作，全力支援解放军人间作战。

　　6 月底，第10兵团先遣队与闽北游击队在建欧县城召开庆祝会师大会，会上红旗招展，掌声雷动，欢声四起，极大地鼓舞了指战员和广大人民群众早日解放福建的斗志。

　　在苏州的叶、韦首长得知先遣队已到达目的地，进展顺利，立即命令各军抓紧时间起程，开赴福建。

　　10万大军似洪流滚滚直指福建。战士们大都没有坐过火车，随着列车上“隆隆”车轮声开赴福建，追歼残敌，心情无比激动。

　　当时，去福建的铁路只通到江西上饶。再往南进入福建，虽有几条公路，但已被国民党破坏，只能徒步前进。

　　赣东、闽北地区，山峦起伏，道路崎岖，又时值盛夏酷暑，时而烈日当空，时而倾盆大雨。指战员们全副武装，翻山越岭，一路险情不断，仅滚下悬崖跌死或负伤被弃的骡马各师都有三四十匹之多。由于骡马减少，指战员们的负荷量增加，精疲力尽，炮兵比步兵还难，他们只好把大炮卸开，扛的扛，抬的抬，前拉后推，翻越高山险岭。更令人讨厌的是南方的蚊子，一叮一个大红包，使本来就十分疲惫的官兵坐立不安。虽然出发前每人发了块纱布，以便睡觉时盖在头上防止蚊虫叮咬，但天气炎热，身子裸露处仍被叮咬得红点连片，弄得指战员很难休息好。天气炎热，水土不服，伙食又差，中暑的、腹泻的、发高烧的越来越多，不少病号带着遗憾的心情离开了战友。各军非战斗减员都在千人以上，第29军多达3000余人。

　　此外，在行军途中，还要防止敌机的袭扰和土匪的捣乱。各部队大都利用深山丛林作掩护隐蔽前进，随时准备战斗。第31军第278 团在蒋学道副师长率领下进至浙江景宁、平溪时，小股土匪冒充游击队向我接近，企图偷袭，被高度警惕的我军歼灭。该团抵达寿宁、福安时，又遇土匪冒充游击队与我“接洽”。紧要关头，蒋副师长果断地指挥部队，迅速歼灭了两股土匪武装，帮助寿宁、福安两县建立起人民政权。

　　千难万险挡不住我军人闽、解放福建的步伐。途中，各部队都发挥我军政治工作优势，及时掌握情况，表彰先进，激励斗志，检查缺点，制定措施，并号召争当“进军模范”。各团。营领导都深入连队，具体帮助基层干部组织行军，解决难题，以模范行动鼓舞带动战士奋勇前进。各部队还广泛开展体力互助和群众性的宣传鼓动活动，一路上“歌声震峡谷，笑语飞山川”，大家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战斗热情。

　　为减少非战斗减员，军师两级都专门下达卫生防病指示，广泛开展防暑防病工作。为了保证对病号的及时医治、转运，后勤部门在沿途设立收容站、留守处，努力争取更多的病号经突击治疗，康复归队。

　　为争取群众的支持，各部队还认真贯彻执行我军战斗队。宣传队、工作队的三大任务，广泛宣传我军宗旨和党的政策，并以实际行动传播我军的光荣传统，消除人民群众的疑虑。在地下党和游击队的协助下，沿途群众纷纷组织起来，为部队送粮送水、当向导、修桥筑路，有力地支援了我军开进。

　　各部队经过近一个月的跋涉，于7 月下旬陆续进入预定的位置。

　　叶飞率领兵团前指于7 月5 日从浙江江山下车，快马加鞭，冒暑穿越丛山峻岭，经福建崇安、建阳，于9 日抵达建欧。

　　到达福建建欧后，第10兵团指挥部迅速展开各项工作，机关干部大都深入到军、师，帮助部队备战。叶司令员、韦政委更是废寝忘食，昼夜不高指挥所。他们一面指导部队战备，一面了解当面敌人的情况;并通过地下党和情报部门等多种渠道，迅速掌握了福州地区守敌的具体部署、守备意图及内部矛盾等情况。

　　福州为福建省省会，又名榕城，地处闽江下游，毗连重要军港马尾，闽江横贯市区南郊，大、小北岭和鼓岭是其北部和东部的天然屏障。守军为国民军第6 兵团司令官李延年率领的第106 、74、25、73、96军等5 个军13个师，计6 万余人，另有独立第37、50师以及特种兵和土杂部队近万人。朱绍良自知兵力不足、士气低落，有放弃福州，撤往金、厦之意。其下级军官，目睹粮弹奇缺、我军势不可挡，失去固守福州的信心。蒋介石得知福州守军军心动摇，于7 月初怒气冲冲地飞到福州，召集高级将领，大加训斥，严令朱绍良、李延年及各军军长坚守福州。为了给守军鼓气，蒋介石还下令从台湾运来第201 师一个团增防马尾地区，以保福马线与闽江口的交通安全。

　　朱绍良、李延年不敢违抗蒋介石的命令，赶紧加修工事。加强防御部署。不久，蒋介石得知我10兵团已向福建进发，又急电命令朱绍良、李延年不惜一切代价，死守福州。朱。李看完电报，相对无言，焦急、痛苦之情溢于言表。

　　根据三野首长指示和当面敌情，叶司令员和韦政委决心集中全力首先歼灭福州地区之敌，然后乘胜追击，横扫泉州、漳州沿线守敌，控制问中、闽南地区，再筹集船只，渡海攻取厦门、金门、平潭等岛屿，解放福建全省。

　　7 月下旬，第10兵团在建欧召开作战会议，叶飞、韦国清和兵团参谋长陈庆先、政治部主任刘培善以及各军军长、政委，一起研究攻打福州的作战方案，并邀请张鼎丞书记参加。

　　8 月4 日，兵团指挥部获悉福州外围罗源、丹阳守敌开始向连江收缩。为不让敌人借机撤逃，叶飞决定提前发起攻击。随即命令各军按照确定的分工，立即行动，克服一切困难，按时完成预定任务。广大指战员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休整，多则十余天，少则也有六七天。由于各部队已做好吃大苦、耐大劳、打硬仗的准备，当接到兵团命令后，都迅速行动起来，按照各自的任务拉开歼敌的罗网。

　　8 月6 日，第29军由南平、尤溪地区向东开进，翻越层峦叠峰。海拔1800余米的戴云山。指战员们不怕路途危险，不怕蛇虫叮咬，不怕日晒雨淋，时而贴着岩壁攀缘，时而在布满青苔的山径上匍匐前进，终于闯过重重难关。11日，第86师第256因袭占永泰，守敌已闻风而逃，我军仅俘土杂武装30余人。14日，按预定部署，第85师进抵全芝、大渡口;第86师进抵一都街、溪悍;第87师进抵台口街;军指到达蓝色岭。

　　在右路第29军穿越崇山、逼近福清的同时，左路第31军也于8 月8 日离开驻地，分路隐蔽开进。12日，军指进抵丹阳镇西南15公里之大沧，第g1师到达闽侯县的桃园、阳岭地区，第92师进至报扳，第93师抵达朱公。

　　第93师到达朱公后即着手攻取丹阳。丹阳镇位于连江西北，是福州守敌东北侧的大门，也是我第31军进攻福州的必经之路。守敌为第216 师2 个团约2000余人，筑有防御工事，但火力较弱。第93师决定采取四面包围、重点突破的战法，实施攻击。当晚，各团乘夜暗隐蔽进入攻击出发位置，13日清晨发起战斗。主攻的第277 团首先攻占宝山、付山等外围阵地。其他团也先后占领屏封山、虎山、坑口、鼓头山等阵地。丹阳守军孤立无援。上午，第93师师指命令各团向丹阳发起总攻，敌军突围逃窜。我军迅速进占丹阳城，俘敌百余人。第279 团和第US团一个营奉命追击逃敌，于14日上午将敌包围在新措后地区，经5 小时激战，全歼该敌，俘敌第216 师副师长谷元怀以下官兵千余名。

　　与此同时，第引军侦察营协同第63师189 团向罗源守敌进攻。我军分路攻击，并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守敌第646 团1000余人见大势已去，全部缴械投降。

　　进至桃园、阳岭的第91师于15日向间安镇守敌第23师69团发起攻击。该地区地形复杂，易守难攻。高锐师长决心以第271 、272 团担任主攻，首先占领亭江、旗盘山、高山寨等外围阵地，断敌海上退路，再集中兵力会攻闽安，争取全歼守敌。第271 团受命后迅速歼灭高山寨守敌，向闽安镇压缩攻击;第272 团亦很快拿下亭江、龙柄、旗盘山等地，向间安攻击前进。当日5 时，第271 、272 团冒着敌人的弹雨，分路向间安镇攻击，手榴弹，掷弹筒雨点般直落敌人阵地，炸得敌兵哇哇乱叫。军炮兵团一部克服千难万险，扛着山炮，按时赶到指定位置，以炮火封锁闽江江面，协同步兵切断闽安守敌海上退路，并击沉、击伤敌舰4 艘。守敌遭我军猛烈攻击，士无斗志，无心恋战，一部突围逃窜，500 余名被俘。

　　攻克间安后，第91师又迅即对马尾镇发起攻击。该地守敌为青年军第201 师u 团和第318 师第953 团。他们利用三面环山、一面临江的有利地形，占据山头，凭险固守，扼控闽江通道。高锐师长根据敌情作了周密部署。16日上午，在炮火掩护下，各部分路攻击，勇猛穿插，相继突入马尾镇。敌人大部登船逃窜，少部被歼。

　　第91师在闽安、马尾激战之时，第93师亦相继夺占连江、长门以及西村、东湖、仑头山、下山等地，乘胜向南追击至东峰山、镜路，再击败逃敌。战至16日20时，歼敌第74军军部及第s1、23师各一部，俘敌2300余人。次日，我军追至琅歧岛，又歼逃敌大部。至此，福州守敌海上逃路完全被切断。

　　当我第29、31军似两把利剑直插福清、马尾，截断福州守敌陆上、海上逃路之时，第28军亦按照兵团指挥部命令，迅速向福州方向运动。14日，由古田兵分三路攻击前进。

　　我各路大军逼近福州，守敌更加惊慌。朱绍良、李延良深知，凭城中兵力继续死守福州只有死路一条，遂向蒋介石发电报，汇报战况，请求良策;同时向东南前进指挥所主任汤恩伯发出求救电报。

　　坐立不安、度日如年的朱绍良、李延年。焦急地等待着回电，可是台湾那边沓无音讯，汤恩伯这边只是应付几句，却按兵不动。朱、李二人再也坐不住了，他们不顾老头子下的死守命令，于15日夜命令部队自行向南撤退。16日，福州守军主力仓皇弃城，争先恐后地沿福(州)厦(门)公路和福(州)永(泰)公路向南溃逃。

　　朱绍良、李延年表面上惟命是从，内心却早就在寻找出路。他们已提前将家眷送往台湾。几天前，他们就恨不得马上离开福州，只是军令难违，迟迟不敢动身。现在，解放军攻城枪炮声越来越近，看看周围幕僚们恐慌的神色，身不由己地打着寒颤，只好无可奈何地离开指挥位置，匆匆逃往机场，爬上飞机，向茫茫大海窜去。

　　在守军中也有人不愿为蒋介石卖命而秘密活动，最后走上战场起义的光明之路。早在当年6 月。驻防马尾、长乐的第318 师副师长赖惕安、曹仁凤就设法与我党联系，准备组织部队起义。他们在逃往香港的原第10兵团司令侯镜如的支持下，工作进展顺利。不料，7 月初第201 师603 团接替第318 师防务，第318 师师部移驻福州市区。不久，该师又与第28师合编，这就给起义的组织工作带来了困难。曹仁凤迫于形势变化，于15日赶到福州东郊第953 团驻地，召集营以上军官宣布起义。终因未能及时与我军联系上，起义落空。16日，我军从四面迫近福州市区。赖惕安、曹仁凤心急如焚，便借故率师部和直属部队官兵向第953 团靠拢，择机起义。行至市区闽江万寿桥头，得知第96军工兵营正在准备炸毁大桥，阻挡解放军开进。赖、曹当即予以制止，从而保住了万寿桥，使我军能顺利进城。面对形势的变化，赖惕安、曹仁风感到难以聚众统一起义，遂令各营自行与解放军接洽起义。随后，第953团和赖、曹所率师部向我军投诚，一定程度上打乱了敌守城部署，减少了我军攻城阻力。赖、曹投诚后还交出了汤恩伯命令国民党撤退的绝密文件，并报告了福州守军撤逃的路线和每日到达的位置，为我军追歼逃敌提供了有利帮助。

　　8 月17日5 时，第28、31军密切协同，向福州市区发起总攻。

　　第28军入城后直插朱绍良、李延年指挥部，只见满地废纸、杂物、桌椅、板凳横七竖八，一片狼藉。指战员们未捉住朱绍良、李延年，感到遗憾、愤慨，在狠狠地敲打办公桌椅后即扭头追击南逃之敌。

　　8 月17日，福州市解放了!千万榕城市民欢歌笑语，敲锣打鼓，聚集在大道两旁，欢迎人民解放军。欢呼声、鞭炮声伴随着有节奏的步伐声、马蹄声，编织成雄壮的乐章。后来，人们把市内一条主要大道称作“八一七路”，让千秋万代的榕城人民牢记这历史的日子。

　　就在福州解放那一天，密切关注逃敌动向的叶飞、韦国清，根据赖惕安提供的敌军撤逃情况，迅即命令第29军全力进行正面阻击，务必全歼溃逃之敌。同时命第28军和第31军一部加速南追，协同第29军消灭逃跑敌人。我军乘胜追击，全歼逃敌。

　　8 月23日，福州战役胜利结束，叶飞司令员、韦国清政委在指挥所里接到各部队发来的一份份捷报，看着一个个可喜的数字，兴奋异常。整个福州战役，我军仅以伤亡1500人的代价，换取歼敌1 个兵团部。5 个军部、14个师共约4 万人，缴获各种炮97门、枪1.24万枝的重大胜利。

　　(7)

　　15.取漳州，夺厦门。汤恩伯在厦门港海滩上向军舰呼叫：“立即放小艇来，要快，要快，不然我就要被共军俘虏了。”血战金门，解放战争以来损失最大的一次战斗

　　漳州是福建沿海的重要城市，厦门是重要港口，与金门岛并列，拱卫着闽南大陆，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国民党军退守闽南的目的，一是为了保住他们在华东大陆的最后一个立足点，梦想等待时机“反攻”;二是一旦闽南陆上无法立足，就退守厦门、金门岛。因此，1949年7 月22日即在福州战役之前，蒋介石就亲临厦门，部署加强漳、厦、金地区的防务。福州战役后，国民党军又采取了调整指挥机构，改编残部和调整兵力部署，加修工事和阵地，o 强海军力量等一系列措施，固守漳、厦、金地区。

　　为了迅速解放福建全境，第10兵团司令员叶飞、政治委员韦国清根据三野司令部的命令，在福州召开作战会议，研究决定9 月中旬发起漳厦金战役，彻底扫清南逃漳、厦、金地区之敌。

　　以漳州市为核心，包括同安、集美、长泰、华安、龙海。南靖、平和。漳浦、云霄、诏安等城镇在内的整个闽南濒海地区，是厦门与金门岛的外围。这个地区由国民党第68军第119 、143 师和第96军残部、第81师、福建省保安二纵队和第55军部分兵力防守，总兵力约2.5 万人。同安县城位于厦门岛正北面，离厦门岛约21公里，是屏卫厦门的一个重要据点。据守在这里的福建省保安第二纵队的3 个团及同安自卫队共约2000人，分别配置在城外的西山和城内各街堡巷垒里。

　　9 月17日，第31军93师277 团奉命向同安推进，这是厦门外围战斗的重要一仗。指战员们个个摩拳擦掌，各连营纷纷抢着打主攻，当尖刀，斗志高昂。在战斗发起前，侦察参谋韩春玲率两名侦察员化装前往侦察。下午，他们从古宅出发，一路仔细查看，接近到城东一个小山包时，远远就发现敌人两个哨兵在巡逻。他们急中生智，借了老乡的劳动工具，打扮成从田里干完农活返回家的样子，向哨兵一步一步接近。“干什么的?”敌哨兵端着枪大声喝道，“快通报从哪里来的，要不老子开枪了。”他们边接近，边作了回答;并故意说，发现前面村里好像有共军小股部队。敌哨兵信以为真，便责令他们谈谈详细情况。韩春玲在同敌哨兵交谈时，暗暗递眼色给另两个战士。这两个侦察员心领神会，乘敌不备，迅速将敌哨兵打倒在地，将其捆绑起来，急速扛着俘虏返回来。

　　按原计划，第278 团和277 团两面攻击敌人，当第278 团断了敌人往厦门和漳州方向的退路，就立即发出总攻信号，尔后第277 团一起向敌发起攻击。可是，第277 团一直等到天快亮了，仍不见总攻的信号，指战员们心急火燎，恨不得马上就杀向敌军。政委宋忠贤和团长商量，上级的命令是今夜进攻同安，歼灭当面之敌，这是明确了的任务，况且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部队已经荷枪实弹推进到进攻出发位置了，应当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不失时机投入战斗。于是第277 团毅然向守敌发起攻击，一时间，火光闪闪，杀声震天。敌人做梦也没想到我军这么快就兵临城下，顿时乱作一团，仓促抵抗。大约只用了半个多小时，部队就攻占了同安县城。

　　正当我军在同安城内进行激烈战斗时，敌保安第3 团由马巷沿公路赶来增援。第277 、278 团也估计到这一点，但未料到敌人来得这么快，兵力这么多。情况紧急，这时从攻击部队中抽调过多的兵力显然是不可能的。面对攻城和打援双重任务，立即命令其他部队继续按原战斗方案围攻歼敌，令一连开始向城外出击，堵击马巷方向援敌。敌保安第3 团已经推进到离县城很近的公路上，只是未敢贸然前进，趴在公路西侧观察，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第277 团迫击炮连沿公路转移阵地过程中，和敌保安第3 团意外卧倒在一起。天色灰蒙蒙的，双方都辨认不清，谁都想摸一下对方的底细。连长王保友站起来，往前走了几步，隐约看到周围都是敌人，起初还认为是哪个部队补充的俘虏，便大声喊道：“你们是哪个部分的?”对方没有回答，王连长察觉苗头不对，可又不能公开叫战士们撤，因连队都是火炮，没有轻武器，要是被敌人识破可麻烦了。其实，战士们很机灵，瞬间都清楚同敌人遭遇了，一个个看着连长。王保友心领神会，用手向路北一挥，战士们迅速跃起，飞快地跑到公路北侧的山头上。敌保安团长走了过来，气势汹汹地对着王保友骂道：“把兵带得这么乱七八糟，往那里跑什么?”王连长回答说：“我们要赶快占领阵地，否则就不能掩护你们打进城了。”就这样，炮连安全摆脱了敌人。

　　天刚亮，顽固的保安3 团仗着人多，仍然向县城里进逼，妄图夺取生路，敌人在第277 团一营后面打得很凶猛，直接威胁到营指挥所。营长身负重伤仍坚持率领战士们与敌人继续战斗。他瞪着仇恨的眼睛，指挥通信员、担架排等勤杂人员，勇猛地冲向疯狂的敌人。敌人手软了，胆寒了。在酣战的时刻，支援部队赶来策应，很快把这股敌人压缩在狭窄的地区全部歼灭。

　　这样一来，第277 、278 团对城内敌人顺利地进行了分割。包围。顿时，守敌惊慌失措，渐渐招架不住，大街小巷到处都是丢弃的枪核弹药和其他军用物品。有些逃窜之敌刚一出城，又被担任阻击任务的第91师第271 团一部一举围歼。至9 时30分，战斗结束，同安守敌被歼，增援之敌被击溃。

　　第279 团按照师的部署，迅速绕过同安县城，沿同安至漳州公路，直插角尾镇。19日上午7 时，该团第二营率先接近角尾，发起攻击。国民党军一击即溃，纷纷撤逃。该营乘胜向西追击，歼敌千余人，在江东桥与第277 、278 团会合，控制了漳州至厦门的水上通道。

　　9 月18日，第92师由安溪官桥、仙苑地区出发，翻高山。穿密林，直奔漳州。左路的第276 团于19日4 时到达长泰县城，4 时30分向防守在这里的县自卫大队发起攻击，6 时攻占了县城，歼敌约300 人，尔后向漳州疾进。中路的师部率第274 团，经岸溪、长泰向漳州急进。右路的第275 团19日6 时许赶到南靖县以北的月岭，驻守在这里的县保安团闻风而逃。275 团二营沿路追击，俘其城防副司令、参谋长以下500 余人。尔后迅速渡过九龙江，插到漳州市的南面，控制漳州通往漳浦、石码的两座大桥。

　　19日18时30分，第275 团沿公路向漳州发起攻击，首先占领了小山头的集团工事。当突人市区时，发现敌第68军军部已在黄昏前撤离漳州，第s1师大部分正在过桥向东逃窜。该团三营直插桥头阻击逃敌。三营刚到桥头，敌人用重机枪向堆放在北桥头的汽油桶猛烈扫射，桥上顿时火光冲天，弹雨交织。三营在迫击炮和重机枪的掩护下，迅速过桥沿漳州至石码公路飞速向东南追击。与此同时，第274 团也进抵漳州，同第275 团协力清扫残敌，迅速解放了漳州。

　　由漳州弃城东逃的国民党第68军军部、军特务营、第81师师部及所属的两个团，全部涌集到石码镇，仓促组织防御，等待船只逃向厦门。20日2 时许，第275 团团长王亚明、政委林风率领300 余人追至石码，与十几倍的敌军对峙。王团长。林政委为了不使敌人逃掉，决定不待师主力到达，以现有兵力，用偷袭的手段，立即攻人石码，拖住敌人。他们一边设法同师部和兄弟部队沟通联系，一边精心组织战斗。在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的双重攻势下，9 时30分，国民党第68军被迫投诚，俘敌约1500人，仅少数乘船东逃厦门，打了个以少胜多的漂亮仗。

　　继第92师夺取漳州。石码之后，第93师接军预先赋予的战斗任务，于20日上午从江东渡过九龙江，尔后沿江向东越过石码，迅速向沿海一带推进。到22日门时，该师先后夺取了海澄、浮官、港尾、屿仔尾、卓歧、岛美、马坪、镇海等沿海一线要点，在追击中歼灭敌人约5000人。对日9 时许，国民党军以一个团的兵力，乘八艘战舰，在五艘炮艇和飞机掩护下，向第93师第278 团占守的屿仔尾炮台反扑。15时屿仔尾炮台失守。次日18时，第93师再次向屿仔尾攻击，经4 小时激战，收复了屿仔尾炮台。至此，漳州、石码及其以南的沿海一线要点全部为第31军占领。

　　在第31军攻打同安、角尾。漳州、石码的同时，第29军也发起了对沃头、刘五店、集美的攻击。

　　集美，是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出资修建的美丽壮观的教育村，在国内教育界和海外华侨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为保护好集美，上级规定，攻击时要避免使用大炮。攻击部队遵循这一指示，只用轻武器与敌激战。国民党军的一个团利用集美镇北面的高地和镇内的建筑群，构成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用猛烈的火力阻止我军前进。第253 团指战员只能使用手中的步兵轻武器逐个消灭敌军的支撑点，一时进展缓慢，伤亡较大。经两昼夜的激烈战斗，于23日拂晓前全部扫清了集美外围之敌。待15时发起攻击时国民党军已全部弃阵逃向厦门。第253 团进占集美，其建筑群完好无损。第85师立即发出布告，要求部队指战员爱护学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集美这一闻名海内外的教育村就这样在战火中得到保全。

　　9 月19日，第31军91师进至灌口、角尾地区，部署攻击嵩屿战斗。

　　活跃在闽西南的闽粤赣游击纵队，积极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在嵩屿战斗结束之前，相继解放了平和、漳浦、云霄、诏安等县城，扫清了闽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残部。闽粤赣游击纵队坚持武装斗争20余年，这时发展到7000余人。司令员刘永生、政委魏金水、副司令员刘坚、副政委朱曼平率部与三野会师后，分别受福建军区和广东军区领导。

　　在闽粤赣，刘永生是个传奇人物，广为人知，老百姓给他编了不少故事，而且越传越奇。刘永生，福建上杭人，1927年参加闽西农民运动，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著名的金砂暴动。此后，一直留在闽西南坚持斗争。会师后，刘永生调任第10兵团兼福建军区副司令员。

　　在刘永生率领的闽粤赣纵队配合下，第10兵团胜利完成漳厦金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任务，控制了以漳州为中心的闽南和闽西南地区的全部大陆阵地，形成了对厦门、金门国民党三面包围的态势。

　　国民党军丢失了外围阵地，惊恐万状。为了固守厦门和金门，急速调整部署，抓紧时间突击抢修工事。敌人虽在拼命地作固守准备，但其恐慌动摇的心理十分明显，甚至把军以上的各指挥机关都移到了军舰上。

　　当时，部队的指战员大都生长在内陆地区，不少人不懂水性，不了解海情。为了攻打厦门，必须首先掌握渡海作战的战术技术。广大指战员冒着敌人飞机炮火的袭击，抓紧时间刻苦训练，自觉加大难度，增加训练时间，很快闯过晕船呕吐关。与此同时，抽调大批人员进行水手训练，解决船工不足的问题。为了练好抢滩登陆的战术动作，他们选择最复杂的地形，设置多变的敌情，进行反复演练。

　　征集足够数量的船只、船工，是渡海登陆作战的重要保障。由于我军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处处维护群众利益，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救济贫苦渔民，慰问在敌机轰炸中死难人员的亲属，使人民群众亲身感受到解放军是自己的队伍。龙溪县(今龙海县)角美乡石美村54岁的渔婆张锦娘，深明大义。当时规定只征集年壮的男人当船工，可她坚持参加支前。她说：“男人可以为国家服务，女人难道就不可以吗?”还说：“解放军解放福建，每人都有责任，我年纪虽老，但可以划船，所以我要参加是应该的。”在她反复坚持下，领导准予她参加组训。在她的影响下，其丈夫以及三个儿子都参加了，还拿出最好的三条船。在短短的时间内，我军先后在石码、同安、南安、晋江沿海一带征集到木船630 余艘、船工1600余人，并制作了大量简易的救生器材。

　　10月11日，三野电示第10兵团：为防止敌人逃跑，最好同时攻打厦门、金门，但要从敌我双方实际情况考虑，以五个师攻打厦门有把握，同时以两个师攻打金门是否有把握?如条件成熟，可同时发动攻击。否则，以一部分兵力钳制金门，首先攻打厦门。此案比较稳当，究竟怎么打，由你们依实际情况自行决定。总之，要充分准备，在有把握的情况下发起战斗。

　　接到上级的电报后，第10兵团全面检查了渡海作战的准备工作，感到攻击金门的条件尚不具备，遂决定先取厦门，后占金门。

　　厦门岛东与金门隔海相望，西、南、北三面被大陆环绕，最近处与大陆仅相隔一海里，面积128 平方公里。该岛东南部多山，北半部为丘陵，沿海岸地势开阔。国民党军以北半部为防御重点，配置了第55军的两个师，其中齐装满员的第74师，位于岛西北部的东渡、石湖山、高崎、钟宅一带;181 师位于岛东北部的坂美。五通道;第29师两个团防守鼓浪屿，该师另一个团和要塞守备部队驻守厦门市区;第5 军第166 师防守岛东南部的石胃头。敌军在岛上构筑了以钢筋混凝土永备工事为骨干，以野战工事和障碍物相结合的多层次的坚固防御体系。岛上有坦克、雷达、大口径火炮，并有海、空军支援，形成要塞式环形防御体系。为了给退守厦门的残兵败将打气，10月8 日，蒋介石率国民党军政首脑多人抵厦门巡视。汤恩伯等人则吹嘘厦门防御“固若金汤”。

　　如何攻取厦门?叶飞司令员针对敌人反击部队集中在厦门岛腰部，确定：渡海登陆先佯攻鼓浪屿，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纵深机动部队南援;主攻方向则放在厦门岛北部高崎。强攻鼓浪屿，这是调动敌人很重要的一着棋。35年后，叶飞谈起厦门之战时说：“这是我又一次采取鲁南突围时使用一个师首先东进以调动敌人，然后主力突然向西突围的战法。当然，这是险着，我一生就用过这两次。”

　　鼓浪屿风景优美，如诗如画，素有“海上花园”之称，是弹丸之地。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纷至沓来，争相在这里划租界、开洋行。建教堂、设领事馆，成了“万国租界”。国民党军先以两个团的兵力防守该岛，后又增加一个团，总兵力达5000余人。

　　10月15日，第31军首先对鼓浪屿发起攻击。15时40分，开始实施炮火准备。18时，第一梯队内的第271 、277 团各两个营的船队分别由海沧和海澄(今属龙海县)河滩启航，分两路向鼓浪屿的西南部进发。不久，东南风突然转为东北风，越刮越猛。船队在汹涌的波浪中顶风行进，有的桅杆被折断，有的帆篷被刮破。支前船工与战士密切配合，搏风击浪，奋勇向前。当距岸150 米时，敌军以猛烈炮火拦阻，船工和战士们毫不畏惧，奋力划桨前进。带着自家三条船和五口人参战的50多岁的船工张锦娘，不顾丈夫和小儿子中弹倒下，接过船舵，掌握航向，鼓励战士们奋力划船，奋勇杀敌。最后一家五人全部壮烈牺牲，谱写了壮丽的凯歌。

　　21时30分后，突击船队的少数船只开始零星抵滩，大多数船只因风浪太大而未能在预定突破口靠岸，有的甚至还被吹回来。敌前沿火力点进行疯狂扫射，第一梯队登陆部队在滩头遭受重大损失，仅七个排进入敌前沿阵地。

　　船靠岸了，勇士们纵身跳上了滩。七班的黄有山抱着炸药包向铁丝网猛扑过去，一声巨响，铁丝网被炸开了大口子。黄有山接着连续爆破，三包炸药驱走了当面钢筋水泥地堡里的敌人。在济南战役中荣获“青年战斗模范班”称号的第271 团一连八班，抵滩时遭敌人火力严重杀伤，班长丛华滋高呼：“同志们!我们是英雄部队，哪怕只剩下一个，也得打上鼓浪屿!”

　　23时，第91师组织二梯队三个营起渡，皆因风浪太大而未能成功。这时，战斗在鼓浪屿的部队得不到后续部队的增援，处境越来越困难。16日12时，第31军命令第91师暂停攻击，总结经验，准备再战。战士们英勇顽强的战斗，使汤恩伯产生了错误的判断。他误认为鼓浪屿是我军的主攻方向，立即将他掌握的预备队一个师投入鼓浪屿，包围了我军登陆部队，并将其控制厦门腰部的机动部队南调。我攻上鼓浪屿的战士，吸引了大量敌军，个个都是英雄好汉，顽强战斗，直至全部壮烈捐躯。他们洒满鲜血的阵地，战后被命名为“英雄壮烈山”。

　　厦门北部北半岛，离大陆最近，海上航程短，且便于大部队行动，但沿岸多泥滩陡壁，不便登陆。敌第74师5000余人配属火炮、坦克、装甲车在此守备。但是，由于海岸线长，其兵力部署、阵地编成和火力配系上都存在许多弱点。第10兵团根据这些情况，决心在强攻鼓浪屿的同时，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分西、中、东三路偷袭北半岛。炮兵组成三个火力群，待步兵行动被发现时，掩护其强行登陆。

　　10月15日夜，在鼓浪屿战斗打响后，攻打厦门北半岛的部队分乘大小250 余艘木船，顺着强劲的东北风开始了行动。西路的第力军92师于16日晨胜利突破石湖山、寨上一线，占领前沿阵地。中路的第85师从高崎、神山两处突击。高崎是厦门岛北部的重要卡口，国民党设重兵把守，自诩是“海上堡垒”。在攻击高崎的同时，第85师255 团在敌两个团的接合部神山前沿顺利登陆后，即向神山发起攻击。经过一场顽强的短兵相接的激烈战斗，英雄们完全歼灭了敌人，攻克了神山，五星红旗在神山顶上迎风招展。东路的第86师于钟宅、下马一线登陆。

　　至16日中午，第10兵团的突击部队全线突破了北半岛的一线防御，并建立了稳固的登陆场。如此迅速地攻占了北半岛，大出敌人的预料。被俘的敌74师中将师长李益智感慨道：“没有想到你们会从石湖山攻上来，从来没有这样打厦门的。据说：1841年，英军进犯厦门是从波坡尾一线登陆;1938年，日军是从五通道、浦口一线登陆侵占厦门;而解放军却选择钟宅至石湖山多泥滩多陡岸地段作为主攻方向，你们真是棋高一着。”

　　北半岛胜利突破，极大地鼓舞了第10兵团指战员的斗志。突击部队不顾疲劳，乘胜连续作战，向敌纵深攻击前进，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从各突破口上陆。16日午后，推进到岛腰部的仙洞山、松柏山、园山和薛岭山一线高地，控制了整个北半岛，并以此为依托，向南发展。这时，敌军才醒悟过来，弄清我军的主攻方向是在北面。于是汤恩伯、刘汝明慌忙收罗残部，调集机动部队，穷凶极恶地向北反扑。

　　位于这些山头中段的松柏山，是通往厦门南北的交通咽喉。16日午前，第274 团攻占了这个山头。午后至黄昏，敌军以一个团的兵力，连续向这里发起五次反扑，均被我英勇的指战员打退。

　　陆上进攻未得手，敌人又出动了飞机，从陆空同时对我实施攻击。第274 团指战员施放烟幕迷盲飞机的视线，使其无法发挥空中优势。最后，敌人出动了毛森特务营，用六辆美国造十轮大卡车运载，急速由南向松柏山增援。前面的二辆车刚过山口，第274 团的勇士们就用重机枪、冲锋枪等火器射击。战士们说真过瘾，打着了汽车还不算，敌人也没有跑掉几个。松柏山阵地岿然不动。

　　与此同时，登陆部队在园山、薛岭山等高地也同敌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至16日黄昏，敌人向北反扑的计划彻底破产，南北半岛间的一线高地牢牢地控制在我军手中，连遭痛击的敌人狼狈不堪地向南逃窜。

　　国民党军在北半岛全线失守，多次反扑又未奏效，便动摇了固守厦门的决心。汤恩伯自知大势已去，便拿报话机直接用明语向兵舰呼叫：“我在厦门港海滩上，立即放小艇来，要快，要快，不然我就要被共军俘虏了。”他像泄了气的皮球，顿失往日的骄横。这时，适逢退潮，小艇难以靠岸，急得他在海滩上团团转，直跺脚。我军从报话机中听到他们的对话。叶飞司令员亲自拿过报话机，命令追击部队迅速向厦门港追击，活捉汤恩伯。但是追击部队只顾一心追击敌人，顾不上向后方联络，报话机呼叫数次不通。汤恩伯在海滩上足足逗留了一个小时才等到小艇，夺海路而逃。

　　在北线登陆部队勇猛向南追击的同时，第g1师273 团二、三营从厦门岛南面登陆策应。17日晨，二营的两个连顺利登陆，并突人市区，俘获敌军400 余人。鼓浪屿的国民党军见大势已去，纷纷东逃金门。在鼓浪屿北端登陆的二营四连紧追不舍，将来不及逃跑的1400余名敌军全部俘虏。鼓浪屿遂为第31军占领。

　　至此，厦门岛登陆作战胜利结束。解放军登岛部队经两昼夜奋战，共歼灭敌军2.7 万人，其中俘虏2.5 万人。

　　厦门岛的解放，结束了16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殖民者和帝国主义列强任意蹂躏厦门的历史，驰名中外的“海上花园”从此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金门位于厦门以东，距大陆最近处约5.5 海里。大金门岛面积为124 平方公里，金门县城位于该岛西部。小金门岛面积为15平方公里。此外，尚有大担、二担等几个小岛。大金门东部山高岸陡，不易攀登;西半部地势较平坦，其北岸为泥沙滩，利于登陆，是国民党军的防守重点。岛上除少数要塞工事外，在登陆地段还加修了野战工事，敷设了障碍物。

　　大小金门原有国民党军第22兵团全部、青年军第201 师及第12兵团第门师防守，共约2 万余人。厦门岛解放后，金门守敌受到很大威胁。国民党军为固守金门，于10月10日后又陆续将潮汕地区的第12兵团所率第18、19军撤于金门，至24日金门敌军的总兵力已增至4 万余人。

　　厦门解放后，我第10兵团决定以第28、29军各一部共七个团的兵力，在第28军首长指挥下，担任攻取大金门的任务，以第引军一部攻取小金门。稍后，又解除了第31军的任务，决定攻取大小金门统由第28军担负。

　　第28军受领进攻金门岛的任务后，进行了渡海作战的准备，但沿海船只大部被敌人破坏，征集到的船只仅能装载一个营。在第10兵团的多次督促下，第28军于10月18日下达了攻击大金门岛的部署命令：以第82师全部并指挥第84师第25团、第29军第85师第253 团、第87师第259 团共六个团的兵力，分两个梯队进攻大金门岛;得手后，以第85师两个团攻击小金门岛。定于10月20日发起战斗。

　　由于船只严重不足，第28军不得不将进攻金门的时间推迟到23日。此时，第10兵团一面催促第28军加紧准备，一面要求集中各军所有船只以保障第28军攻金作战。21日，第10兵团发现国民党军第12兵团部抵达金门湾，其部队由潮州。汕头开始船运。23日，又侦悉该敌第118 师已抵达大金门，后续部队正在海运途中。但第10兵团对该敌是撤回台湾还是增援金门判断不定，因而未采取应变措施。这时，第28军已集中可装载三个团兵力的船只。第10兵团首长认为，必须乘敌增援部队未到达金门之时，抓住战机，发起登陆，攻取金门。第一梯队航渡三个团，返航后第二梯队至少还可航渡两个团，一夜能运过五个团的兵力，敌我力量对比可达1 ：1 ，足可巩固阵地，解决残敌。因此，决心于24日夜发起战斗。

　　战斗部署是：以第28军第82师第244 团。第84师第251 团、第29军第85师253 团共三个团为第一梯队，由第82师统一指挥，分别自莲河、大瞪岛、沃头东北港湾起渡，在大金门岛北部湖尾乡至古宁头段登陆突破，首先攻歼该岛西半部之敌;尔后会同后续梯队攻歼东半部之敌。预定三天解决战斗。

　　10月24日晚8 时，第28军指挥第一梯队三个团按预定计划分别从莲河、大瞪岛、后村等地启航。当时天色已晚，海面刮起三四级东北风，潮水徐徐上涨。由于征集的水手都来自福州、泉州等地，不熟悉航道，事先又未经过训练，协同不力，调度不灵。加上第82师指挥所未随船跟进，通信联络不畅，各团即自行航行。接近岛岸时，适逢落潮，又遭敌炮火拦阻，造成部分伤亡。25日2 时许，各团约在10公里的正面上开始登陆突破。第244 团在兰后至龙口段登陆。第251 团先头营于湖尾乡地区顺利登陆，但后续营遭敌炮火袭击，伤亡达三分之一。第253 团在古宁头及其以东地区登陆。登岸后，各部建制混乱，不仅三个团没有统一指挥，各团也未能及时恢复建制，营以上指挥员掌握的部队最多不超过一个连。登岛部队在失去统一指挥，又未巩固滩头阵地的情况下，按照既定的作战方向，在“有几个人打几个人的仗，不等待，不犹豫，向里猛插”的战术思想支配下，向敌纵深穿插。至拂晓前，进至西山、观音亭山、湖尾、湖南高地、安歧、浦头一带。

　　25日4 时30分，刚抵金门的敌第18军第118 师(欠一个团)及岛上原有的守军两个团，在坦克、炮兵配合下，分三路向登岛部队实施反击。8 时起，又出动空军、海军轰炸登岛部队阵地及未及返航的船只。战斗十分激烈。第244 团团长邢永生身负重伤，仍率领战士顽强抗击。至12时，弹药耗尽，该团人员大部牺牲。第251 团团长刘天祥率主力激战至15时，伤亡近千人，余部冲出重围，至古宁头与第253 团会合。第251 团另一部苦战9 个小时，打垮敌军7 次冲击后，仅存的两个班突围于古宁头，也与第253 团会合。坚守古宁头的第253 团和兄弟部队余部，击退国民党军多次反扑，给敌以重大杀伤。

　　第一梯队使用的船只，因无人随船指挥返航，登陆后又逢落潮而搁浅，遭国民党空海军轰炸扫射，全部损失，致使第二梯队无船航渡增援。第10兵团下令紧急动员船只。25日，只收集到装载四个连兵力的船只。遂决定由第246 团团长孙玉秀率第246 、259 团各两个连前往增援。由于风浪太大，一部被风吹散，实际登岛只有10个排。苦战终夜，与坚守古宁头的部队会合。

　　26日拂晓，敌军在坦克、火炮和飞机的配合下，向坚守古宁头的登岛部队猛烈反击。激战至22时，登陆部队利用夜暗向北突围至海连，未寻到船只，遂向东南山区转移。27日下午，在双乳山附近被国民党军发现包围。血战到28日下午，弹尽粮绝，第246 团团长孙玉秀负伤后自尽，其余被俘。

　　进攻金门岛的战斗，共毙伤国民党军9000余人，但登岛部队共三个多团9086人(内有船工、民夫等350 人)大部壮烈牺牲，一部被俘。这是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的一次重大损失。

　　金门战斗后，第10兵团专门召开会议进行战役检讨。这次战斗失利的主要教训是：在胜利的形势下，高级指挥员轻敌麻痹，盲目乐观，战斗任务尚未全部完成，就过早地转移了工作重心，忙于城市接管，把攻打金门的指挥责任交给了第28军;对渡海登陆作战的特点和困难认识不足，船只准备不充分;敌情掌握不准确，对国民党军第12兵团两个军增援金门，敌我力量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未及时察觉，只强调抓住战机，仍按原计划发起战斗;战斗组织指挥不严密，不同建制的三个团没有统一指挥，仓促发起战斗，这就难以避免造成严重的损失。进攻金门岛战斗虽然失利，但登陆作战的指战员们顽强拼搏，英勇献身的战斗精神是永不磨灭的。

　　10月29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攻击金门岛失利的教训的通报)，指出：“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之最大者。其主要原因，为轻敌与急躁所致。”“当此整个解放战争结束之期已不在远的时候，各级领导干部中主要是军以上领导干部中容易发生轻敌思想及急躁情绪，必须以金门岛事件引为深戒。对于尚在作战的兵团进行教育，务必力戒轻敌急躁，稳步地有步骤地歼灭残敌，解放全国，是为至要。”

　　漳厦金战役从9 月19日发起至10月28日结束，共歼国民党军5 万余人，解放了闽南大陆及厦门、大瞪、小瞪等沿海岛屿，为巩固海防、发展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

　　华东沿海大小岛屿多达3300余个，大陆解放时，国民党军仍盘踞于许多岛屿，并依托这些岛屿进行封锁。歼灭国民党的残余力量，是解放战争尚待完成的任务，对巩固海防，保障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都有迫切和重大的意义。

　　1949年8 月至1950年12月，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进行了解放舟山群岛战役以及解放其他沿海岛屿的许多战斗。

　　1950年5 月舟山群岛解放以后，国民党军仍盘踞着浙江省东南沿海的渔山列岛、东矾列岛、台州列岛、北鹿山列岛。南鹿山列岛。台州列岛的上大陈、下大陈岛，位于这些岛屿的中心。1950年6 月，国民党军成立大陈游击指挥所，统一指挥驻守这些岛屿的部队。1951年9 月，蒋介石把曾作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的陆军上将胡宗南派到大陈，充当游击总指挥，要求他“向大陆东南沿海发展敌后武力，准备配合国际局势的演变，由大陈发起反攻大陆军事作战”。胡宗南发动了多次对大陆的袭扰，均以失败告终。1953年9 月，蒋介石又派原第67军中将军长刘廉一接替胡宗南，并将美械装备的第46师从台湾调到大陈;同时整编部队，改番号为大陈防卫区司令部，在渔山、一江山、披山、南鹿山等岛分设地区司令部，辖一个主力师和六个突击大队，共2 万余人，另有8 至12艘舰只协防。以后，盘踞这些岛屿的国民党军加紧了封锁航道、袭扰大陆的破坏活动，使浙江沿海的海上交通、渔业生产和各项建设都受到严重影响。

　　1954年4 月25日，总参谋部命令：“华东军区应抽调一个团的部队，进驻并巩固田贡、头门山，配合海军执行护渔任务和确保该区航行安全。”遵照总参谋部的命令，华东军区以第20军第60师第180 团在海军支援下，于5 月15日进占头门山、田贡(又名高岛)、蒋儿岱(又名金门岛)，即东矾列岛。16日至20日，击退国民党海军和空军的反扑，共击落飞机六架，击伤飞机三架、军舰三艘。

　　东矾列岛解放以后，华东军区就如何解放浙江沿海全部岛屿进行了讨论，并上报中央军委。1954年8 月27日中央军委批准同意成立浙东前线指挥部，任命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张爱萍为司令员兼政委，统一组织指挥解放浙江沿海岛屿。浙东前线指挥部经过仔细研究，决定首先攻克一江山岛，再夺取大陈岛，然后相机解放其他岛屿。这是因为，大陈岛是浙江沿海诸岛国民党军的指挥中心和防御核心，而一江山岛是大陈岛的门户;首先打开大门，必能击敌要害，沉重打击和震撼敌人，从而一举解放其他岛屿。

　　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个方案，命令以空军配合全部海军轰击大陈岛国民党军，以空军配合陆军攻占一江山岛，积极准备解放浙江沿海其他岛屿。1955年1 月18日，我军一举攻克一江山岛。

　　国民党当局为避免一江山岛全军覆没悲剧的重演，被迫于2 月5 日决定从大陈岛撤离。2 月8 日至14日，浙江前线部队先后进占北鹿山。大陈、渔山。披山诸岛。22日，空军轰炸南鹿山岛。24日，南鹿山岛国民党军向台湾逃窜，解放军当即进驻。至此，浙江沿海岛屿全部解放。

　　第三章 横扫西北(1)

　　16. 大厦将倾，蒋介石寄望胡。马西北撑残局。调兵遣将，华北两个兵团西渡人陕1949年4 月下旬，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占领南京，宣告国民党在大陆22年反动统治的终结。旌旗所指，势不可挡。二野、三野、四野各路大军继续向华东、华南进军，国民党军如丧家之犬，分别向台湾、广州、重庆等地逃窜。

　　此时的蒋介石，自知华南无望，又不甘心彻底失败，遂企图盘踞西南，连接西北，作为最后的反革命基地，苟延残喘。为此，他将维持残局的希望首先寄托在酉北地区40万国民党军队身上，令有“西北工”之称的胡宗南和西北“土皇帝”马步芳、马鸿逵配合作战，力保西北不失。

　　祖国的大西北，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面积约342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当时人口约3200余万，约为全国人口的十四分之一;是汉。回、维吾尔、藏、哈萨克等17个民族杂居，以回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聚居为主的地区。地广人稀，山脉纵横，沙漠荒原横亘其间，虽有高原、平川、盆地分布各省，但因大部土地贫瘠，气候恶劣，加上长期处于国民党和地方军阀的黑暗统治和盘剥压榨之下，经济凋敝，战乱频仍，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同时，由于地处边睡，交通不畅，信息闭塞，文化落后，封建习俗、宗族统治、宗教势力、民族矛盾等社会条件错综复杂，加之国外帝国主义分子渗透其间，进行挑拨离间，威胁利诱，等等。所有这些，构成了整个大西北地区特殊的人文和地理环境。特殊的社会历史状况，为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北、解放和经营大西北，带来很大的不利和困难。

　　盘踞西北40余年的马家军，通称“二马”，即青海的马步芳(包括马步青)，简称“青马”;宁夏的马鸿逵，简称“宁马”。这是一伙靠野蛮残暴统治压榨民脂民膏，向上邀功请赏而发迹起家。双手沾满西北人民鲜血的地方军阀，并曾经是红军和八路军的凶恶敌人。1935年红军长征北上抗日，路经青海南部时，马步芳设了三道防线拦截，配合蒋介石袭击红军;西路军进入河西走廊后，遭到马家军的疯狂围攻，使红军遭到重大损失。马鸿逵部参加过1932年7 月蒋介石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四次“围剿”;1936年10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会师会宁，马鸿逵立即向蒋介石折呈《剿共意见书》，提出“先剿陕北，再剿其他”。

　　1945年8 月日寇投降，全国人民笑逐颜开，而马鸿逵却嫌“抗战胜利得太快了，共产党不但没有消灭，反而力量更大了”，甚至痛哭流涕地说：“坏了坏了，这一下共产党成功了!”1946年7 月全面内战爆发，一向保存实力拥兵自重的马鸿逵，倾巢而出，侵犯三边，援救榆林，出兵陇东。1947年，蒋介石调集重兵进攻陕甘宁解放区时，青马、宁马分别组成青海兵团和宁夏兵团，布防陇东地区，寻机袭击我西北野战军。1948年4 、5 月间，又进兵关中，配合胡宗南部在咸阳一带袭扰我军，企图进攻西安未逞。直至我大军开始进军西北时，才慑于我军威力而后撤。

　　马家军虽然长期与我军为敌，有过多次不大不小的战斗，但尚未遭受过我军歼灭性的打击，因而气焰一直十分嚣张。其所以具有一定的战斗力，是与其自身特点及二马几十年的苦心经营分不开的。它是一支以民族(回族为主)、宗教(伊斯兰教)、宗族、亲属、地域为纽带联结而成的队伍，有较强的凝聚力，利于笼络和统率;它利用历史上形成的民族矛盾煽动狭隘民族主义思想感情，使其内部产生团结排外的力量;它还利用西北偏僻闭塞、文化落后的状况，进行欺骗宣传，散布共产党及其军队“杀回灭教”、“共产共妻”、虐待俘虏等，使士兵产生恐惧和仇视我军的思想;它更占有天时、地利等有利条件。从数量上看，到人民解放军大举挺进西北的前夕，青、宁二马总计拥有10个军。33个师(旅)，兵力达18万之众，成为支撑蒋家王朝于西北一隅的一张王牌。

　　至于坐镇西北十数年之久的胡宗南部，则是蒋介石的一支装备精良的嫡系主力部队，虽然在西北野战军的沉重打击下，不断损兵折将，战斗力大大削弱，但其兵力仍有17个军、41个师，共20余万人。

　　长期以来，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之间，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为了保住大西北作为残喘之地，极力拉拢青、宁二马。为此，国民党中央特于1949年5 月18日命马步芳代理西北军政长官，马鸿逵除继续担任西北军政副长官外，还允诺其担任甘肃省政府主席，进而千方百计拉二马出兵陕西，同胡宗南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解放军西进大军。坐上西北军政长官宝座的马步芳，一时得意忘形，竟以“西北支柱”自命，发誓要“挽狂澜于既倒，定乾坤于西北”，狂妄之至。

　　然而，无论是蒋介石偏安一隅的如意算盘，还是马步芳再定乾坤的痴人说梦，都不过是他们的一厢情愿。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历史车轮的前进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住的。新中国曙色初露，三千万西北人民正引颈翘望。

　　啊，听到了!人民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正如阵阵春雷，在大西北上空滚过。“挺进!挺进!向大西北挺进!千百万受苦受难的同胞在等待我们。……”

　　啊，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正向着大西北驰奔而来，歌声嘹亮，铁流滚滚，征尘蔽日。一场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新生与腐朽的殊死较量，即将在祖国的大西北——这片辽阔而苍凉的黄土地上展开。

　　率领这支大军的就是横枪立马、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立下赫赫战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元帅。

　　对于彭德怀，人们常常称之为“彭老总”，而毛泽东则以“彭大将军”相称。

　　有诗为证：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

　　这是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时毛泽东赠给彭德怀的六言诗。

　　这首诗，今天已为人们广泛传诵。它是对彭德怀一生的最简洁又最鲜明生动的写照。字里行间也流露出毛泽东对彭德怀的赞赏和信赖。

　　自1928年门月彭德怀率平江起义部队改编的红5 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4 军会合起，彭德怀就一直在毛泽东、朱德的直接领导下战斗和生活。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与彭德怀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用彭德怀自己的话说，他把毛泽东看作革命队伍中的大哥，进而看作自己的老师。

　　井冈山会师不久，国民党军就对井冈山发动了“会剿”。为保存革命力量，红4 军前委决定，朱德、毛泽东率红4 军向赣南进发，让新任红4 军副军长的彭德怀率红5 军留守井冈山，担负起保护伤病员、家属小孩的任务。对于这一决定，红5 军内部反映强烈，大部分人认为与红4 军联络的任务已经完成，应迅速北返，去扩大湘鄂赣根据地。彭德怀却坚定地指出：留下保卫井冈山后方，使红4 军主力安全脱离敌人包围，向白区发展;如红5 军不承担这一任务，红4 军离开后，湘赣边区政权就会受损失，甚至被敌人搞垮。

　　他终于说服了大家，毅然挑起了毛泽东交给的千斤重担。

　　在红4 军撤离后的第三天，敌人以十几倍于红军的兵力围攻井冈山。彭德怀率红5 军激战三天后，被迫突围，向赣南方向寻找红4 军。1929年4 月，彭德怀率部经辗转苦战，在瑞金第二次与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4 军会合。

　　毛泽东一见到彭德怀，便把中央“二月来信”给他看。信中提出，为了减小目标，要朱、毛离开红军，把红军分散在农村。彭德怀当即表示不同意来信中的意见，并立即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目前时局紧张，主要负责人不能离开部队;有共产党领导，有正确的政策，红军是能坚持的。

　　这封信的原稿，一直保留在毛泽东的身边。

　　1930年10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新余的罗坊镇开会。毛泽东提出不同意中央要求红军攻打南昌、九江的意见，主张红军东渡赣江，在赣江以东、大海以西的广大地区开创根据地，并采用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歼灭进攻之敌。

　　红3 军团的指战员多为平江、浏阳人，不愿远离本地。因此，红3 军团干部大多反对过赣江，主张把战场摆在峡江一带，红1 军团在赣江以东，红3 军团在赣江以西，“夹江而阵”，分兵击敌。

　　彭德怀又一次毫不犹豫地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他对红3 军团的干部说：现在最要紧的是消灭进攻之敌，谁有意见，待过江后再讨论。我彭德怀是一定过江的，前委的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打遍全中国，让全国工农弟兄都过好日子，不要只恋着自己家乡那块苏区。

　　对彭德怀的这一次支持，毛泽东久久难以忘怀。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同美国作家斯诺谈到红军的历史时说：彭德怀对3 军团一部分人赞成执行立三路线，要求3 军团从红军分离出来的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护了在他的指挥下的部队的团结和他们对上级指挥部的忠诚”。

　　1965年9 月，毛泽东约见彭德怀时又谈到了这一问题。他说：“在立三路线时，3 军团的干部反对过赣江，你说要过赣江，一言为定即过了赣江。”

　　彭德怀的这次“一言为定”，对红军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具有重要意义。

　　彭德怀率红3 军团东渡赣江，驻在东团东山坝。这时，中央苏区正在开展肃清“AB”团的斗争，许多干部被诬为AB团要犯，结果酿成了震动全苏区的“富田事变”。1930年12月中旬的一天，突然有人送来毛泽东给其秘书古柏的一封“亲笔信”，信中要古柏在审讯AB团时逼供出彭德怀也是AB团成员;加附《告同志和民众书》，上写着：“党内大难已经到了，毛泽东叛变投敌了”，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

　　彭德怀经过仔细分析，认定这是敌人以伪造信件来达到分裂红军。分裂党的毒计。他深信毛泽东决不是一个阴谋家，而是一个有政治家风度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于是，他立即写了一篇《红三军团宣言》，声明说：“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是敌人分裂红军的阴谋;一、三军团要团结一致，拥护毛泽东、拥护总前委的领导。

　　随即，彭德怀派一个班将宣言稿连同伪造信一并送到黄破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呈毛泽东。不久，彭德怀又亲自到总前委邀请毛泽东参加红3 军团干部会，毛泽东欣然到会讲话。这是3 军团干部第一次见到毛政委，聆听他的讲话后，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时任红3 军团第3 师政委的黄克诚认为，彭德怀对这件事的妥善处理，使毛泽东进一步“增加了对彭德怀的信任”。

　　在遵义会议上，彭德怀又给毛泽东以有力的支持。

　　遵义会议，是彭德怀第一次参加的中央会议。他在会上发言表示拥护毛泽东的讲话，严厉批评李德在军事上的严重错误。他说：今天我想说的，几个月前，我和李德同志、博古同志说过，今天是对五次反“围剿”的全面总结，有必要再说说，因为很多同志没有听到过，不知道。那次战役中，博古与华夫同志坐在瑞金，指挥红军第二次进攻南丰的战斗，连迫击炮放在地图上某一曲线都规定了。实际上。中国这一带的十万分之一的地图，就根本没有实测过，有时方向都不对。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如果不是红军的高度自觉，一。三军团早就完蛋了。广昌战斗，完全是同敌人拼消耗，我们损失多大!中央苏区从1927年开创到现在，八年啦，一、三军团活动到现在，也是六年啦，创造根据地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就被你们的瞎指挥送掉啦，真是“患卖爷田不心痛”!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亲自指挥了四渡赤水战役。为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他指挥中央红军进行了频繁的战斗和大踏步的回旋转移。红军一些指战员极端疲惫，又对中央战略意图不明，产生了埋怨情绪。红1 军团军团长林彪基于这种情绪，给中革军委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近一两个月来，部队走路太多，尽走“弓背路”，造成疲劳。是否换一个人指挥，改变一下这种状况，不然会把部队拖垮。建议毛、周、朱随军主持军中大计，不作具体指挥，前敌指挥由彭德怀负责。

　　为统一对遵义会议后实行新的战略方针的认识，中共中央于1935年5 月12日在会理城郊铁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军团主要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对林彪的信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同时也指责了彭德怀，毛泽东认为林彪的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

　　对于会议的批评，彭德怀觉得突如其来，且与实际情况有出人。但大敌当前，他感到应以大局为重，当时在红3 军团指战员中也确实有一些怀疑、埋怨情绪，遂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他同时批评林彪说：“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提出我更不适当。”并声明：“这封信，事先我不知道。”

　　在此后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斗争中，彭德怀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为确保毛泽东的安全，他还秘密抽调一个团的兵力隐蔽在毛泽东住处附近，以防突然事变。当毛泽东断然决定率1 、3 军团等部继续北进后，彭德怀一直与毛泽东同行。1935年9 月22日，毛泽东率中央红军到达哈达铺后，即采纳彭德怀的建议，宣布将1 、3 军团及中央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

　　红军初到陕北，彭德怀即率部与马家军交手。对于新的作战对手，彭德怀分析说：过去我们一直只同两条腿的敌人作战(步兵)，现在我们要同六条腿的敌人作战了(骑兵)。当前的敌人有“三马”，即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的骑兵，还有东北军的骑兵部队。我告诉同志们，骑兵并不可怕，打起仗来，马的目标大，容易瞄准。骑兵只要下了马，就大大地削弱了战斗力，比步兵还好打。骑兵宿营时，下了马鞍子，是最好袭击的，特别是夜间。我们要发挥英勇机智、出奇制胜的特长，消灭敌人的骑兵。

　　全面内战爆发后，彭德怀出任八路军副总司令。他坚决执行毛泽东制定的抗日战争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与朱德总司令一起，率领八路军英勇作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1937年12月，彭德怀在延安参加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讲了话，王明也讲了话。彭德怀认为他们讲话的共同点是抗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法。王明以共产国际口吻提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彭觉得这同毛泽东的抗日论点有很大原则分歧，认为这是一条放弃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失去无产阶级立场的投降主义路线。所以他发言要坚持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

　　回到部队后，他按照中央书记处的传达大纲进行了传达，但他又加了三条原则：一是保障和加强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二是保障工、农成分的绝对优势;三是保障高度政治工作的传统，保持学习制度。彭德怀旗帜鲜明地站在毛泽东的一边，表现了他对毛泽东的信赖。后来国民党派了高级联络参谋去八路军总部。对此，彭德怀牢牢掌握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经常教育部队：红军虽然改编了，但红军的革命性质、红军的本色不能变，党领导军队的基本原则不能变。

　　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彭德怀再一次态度鲜明地批评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正如他自己多次所说：他从多年实践中深刻认识到毛泽东的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正确性，因而执行毛泽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就自觉得多了。

　　以后，他熟练运用毛泽东的“又斗争又联合”，“有理、有利、有节”的战略战术，指挥了多次反日寇“扫荡”的战斗，领导指挥了如“百团大战”这样重创日军、振奋全国人民抗日热情的伟大战役。

　　毛泽东拿到百团大战的战报时异常兴奋，当即回电：“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

　　9 月10日，中央书记处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应仿效华北百团战役先例，在山东及华中组织一次至几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对敌进攻行动。

　　这次百团大战发动之隐蔽，指挥之巧妙，作战之英勇，群众支援之热烈，均在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而富有特色的一面。后来在七大期间，彭德怀向毛泽东说：“百团大战后期，在反扫荡战斗中，太行山区有两个旅打得比较苦些，伤亡也比较大些。”毛泽东说：“锻炼了军队。”

　　彭德怀又说：“华北抗战基本上是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毛泽东说：“是执行了正确路线，而不是什么基本上。”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又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1947年春，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失败后，被迫改为向山东、陕甘宁解放区重点进攻。当时的西北战场，敌我力量悬殊，敌兵力24万，而且装备精良。我军只有2.5 万人，武器是手榴弹、步枪及少数机关枪，而且子弹奇缺。党中央毛泽东分析了此种情况后决定：暂时放弃延安，给胡宗南一座空城，让他背起“包袱”。我军则利用陕北的群众基础、地形特点，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逐次地削弱以至战胜消灭敌人。

　　3 月12日，彭德怀从前线回到延安，向毛泽东汇报了南泥湾、金盆湾、临镇等地前线部队防务情况。他强调了三点：一是部队弹药太少，需要尽快解决;二是中央和延安各机关疏散速度要加快;三是立即建立西北战场的指挥机构。

　　他说的第三个问题，正是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要研究解决的问题。此时彭德怀很诚恳地对毛泽东说：“在贺龙同志未来延安前，陕北几个旅、后勤人员也不过2 万人，是否由我暂时指挥。”

　　毛泽东握住彭德怀的手说：“很好。老彭啊，在危难之时，你总是把重担往自己肩上放，很叫人佩服哩!你这是临危请命，为党分忧，肝胆昭日月，忠心垂千古啊!好嘛，我们三个人都同意了，回头再召开一个会，作出决定，再正式任命。现在你可以先开展工作了。”

　　西北战场从党中央毛主席撤出延安至瓦子街战役，我军在特殊困难又特殊有利的条件下转战陕北，党中央毛主席一直没有离开陕北，每次重要战役，彭德怀都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告请示。同时他又以其长期的战斗经验和对革命对毛泽东的无限忠诚，神机妙算，指挥若定，出色地实现了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思想。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毛泽东为西北战场选了两个极好的统帅——彭德怀和贺龙。他们一前一后，紧密配合，相互支援，共同写下了西北战场的胜利史诗。正如毛泽东在“小河会议”上所说：“彭老总、贺老总，你们两位，一个在前方，一个在后方;一个当韩信，一个当萧何。”毛泽东对彭德怀在西北战场的功劳大加赞赏，而且对他们俩的合作非常满意。他曾多次说：在保卫陕甘宁和解放大西北的整个时期，彭老总和我合作得很好。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在制定第一野战军向西北进军的部署时，总揽全局，为加强一野的兵力，决定将原华北野战军第18、19两兵团划归一野。

　　其实，这一重大决定早在1949年3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就已敲定。

　　七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将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派往太原前线，临时接替病中的徐向前指挥太原战役的总攻。当时，在各兵团首长参加的一次会议上，彭总说：我这次来太原前线办两件事，一是总攻太原，二是来带兵的。打下太原以后，18兵团和19兵团将调西北战场参加对胡。马匪军的决战，争取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全部解放大西北。

　　4 月24日，太原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13万余人，解放了国民党在华北的重要据点太原，彻底摧毁了阎锡山集团在山西38年的反动统治。次日，毛泽东即致电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等并告彭德怀：“18及19兵团改隶第一野战军建制，尔后行动整训及补给等统听彭德怀同志指挥处。”

　　大军西调，用心可鉴。这样，在大决战开始时，西北战场解放军总兵力不但在数量上由20万人增至40万人，与胡、马兵力旗鼓相当，改变了西北战场长期以来敌多我少的状况，而且由于进行了整编，原西北野战军的六个军分别组成第1 、2 两个兵团，奠定了大兵团作战的基础，形成了战略决战和战略追击的有利条件。同时，由于我军具有强有力的统一指挥和集中使用兵力的优势，而敌军则分散在西北各地，且各怀鬼胎，各行其是，即使有统一指挥，也是有名无实，难以奏效。因此可以说，我军已具备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直至彻底消灭胡、马集团于西北战场的能力。加之第18.19 兵团是直属中央军委指挥、具有光荣历史的两支劲旅，这两个兵团挺进西北，势将加速西北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当胡宗南获知太原被解放的消息后，闻风丧胆。他估计到华北将有大部队西调，加强一野，立即于4 月26日和27日将其主力部队开始向西南方向撤退，形成跨径河、渭河，保守西安的弧形防御地带，企图与二马配合，以陕中、陇东为防御重点，阻止人民解放军西进，确保西北，屏障西南，一旦发现华北部队西渡，即退居陕南、川北。

　　在华北两个兵团人陕前，为打乱胡宗南的战略撤退计划，同时尽量截获其军用物资，并使古城西安不致被破坏，第一野战军于5 月发起陕中战役。5 月17日晨，胡宗南部全线西撤，一野各军立即按计划实施追击。

　　解放西安是陕中战役的重要目标。为胜利完成这一任务，一野第6 军在军长罗元发的率领下，于19日夜间在敌人炮火的猛烈轰击下徒步强渡渭河，然后分兵数路，激战一日，从四面八方攻人西安城。西北重镇、古都西安喜获新生，各族人民群众载歌载舞，欢庆解放。

　　22日上午，阳光灿烂，微风和煦，一野第6 军举行入城式，全军官兵穿着崭新的军装，扛着油光锃亮的武器，在南门外集合，排成三路纵队，高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南门循序而入，然后转向东门。几十万西安人民涌上街头，敲锣打鼓，高呼口号，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进城。

　　陕中战役总计歼敌两万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装备和军用物资，给胡宗南集团以重大打击，使之不得不收缩兵力，退居秦岭;特别是西北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西安的解放和陕中广大地区的解放，对国民党军的士气打击很大。同时，陕中战役的胜利，对第一野战军尔后大兵团作战所需物资及其运输的保障具有重大作用，这不仅对歼灭胡宗南集团极为有利，而且为进军甘肃、宁夏、青海，歼灭青宁二马创造了条件。

　　5 月23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就各野战军的进军作出具体部署，赋予第一野战军的任务是：向西北进军，消灭西北地区之敌，解放并经营陕、甘、宁、青、新五省。要求年底前占领甘肃、宁夏、青海，然后兵分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解放并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入川，以便配合第二野战军，解放贵州、四川、西康诸省。

　　24日，第一野战军发出歼灭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集团的动员令。

　　25日，彭德怀从太原回到第一野战军司令部驻地陕西乾县秦家庄。

　　26日，第18兵团在司令员兼政委周士第率领下，从太原出发，经风陵渡西过黄河，向陕西关中地区进发。

　　6 月初，第19兵团在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率领下，经禹门口渡过黄河，进入陕西。

　　两个兵团由华北出征西北，从先遣部队开始行动到全部集结关中，历时一个半月，行程近千公里，车运、船运、徒步并行，冒着炎夏酷暑，战胜疲劳困顿，风雨兼程，艰苦备尝，但他们毫无怨言。抱着“转战大西北，追歼胡马匪”的急切愿望和解放大西北的崇高使命感，在沿途各地方党政领导、各阶层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和热情迎送下，他们始终保持着昂扬的革命斗志。至7 月初，第18、19兵团各部队全部到达指定位置，进入临战状态。西北战场上敌我兵力对比，我军已占相对优势，加上我军士气高昂，敌军士气低落，解放大西北的条件已经成熟，西北大决战、大追歼的帷幕正式拉开。

　　为了进一步统一西北党政军的领导，更有利于协调各方面的工作，中共中央于6 月8 日决定成立新的西北局，以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

　　(2)

　　17.胡马联合，同床异梦。钳马打胡，歼灭胡宗南4个军

　　当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安的时候，胡宗南集团为避免全军覆没，保存实力，将其主力退据凤翔、宝鸡一带，背靠秦岭。汉中，妄图凭借这一有利地形，争取一个喘息机会，然后重整旗鼓，卷土重来。

　　陕中战役之后，解放西安的第一野战军第6 军全体指战员斗志旺盛，一致要求乘胜追击，歼灭胡宗南主力。

　　此时，华北两个兵团尚未到来，彭总根据敌我情况，断然指示第6 军：不必穷追，应固守西安，待敌反扑。彭总在指示中说：“胡宗南现在后悔得很，感到跑得太快，丢了西安吃了大亏。据报告，他正积极拉马家军准备反扑西安。马家军是一支最封建最反动的军队，又骄横又残暴。马家军来了，我们要给他们一点苦头吃。假若胡马匪军联合反攻西安，野战军主力即将从外围给他来个反包围。”

　　果然不出彭总所料，陕中战役后，由于胡宗南的撤退，陇东和陕甘公路完全暴露，马家军遂处于解放大军威胁之下，加之第一野战军主力进至西府，逼近宝鸡，直冲二马老巢，更使二马惶惶不安。为了免于孤立和被歼，二马便想拉住逃跑的胡宗南，合力抗击解放军，以保西北老巢。于是，便由刚刚被蒋介石任命为代理西北军政长官、正踌躇满志野心勃勃的马步芳出面，急电国民党广州政府，提出只要胡不撤退，并与其相配合，他将保证夺回西安，保住陕西。处于绝望中的蒋介石，正为丢了西安而恼怒不已，收到马步芳的请缨电，不禁喜出望外，犹如注射了一支强心针，顿时精神大振。他一面连忙复电马步芳对其嘉勉，一面电令胡宗南协同马家军迅速出击，务必收复西安。

　　其实，丢失西安后仓皇退据秦岭山区的胡宗南，在极度沮丧之余，发现华北兵团并未入陕时即企图反扑西安。而当时一野只有第6 军驻守西安，形势顿形紧张。这时，尚在太原的彭总立即通过野司指示西安守军，采取一切办法迷惑敌人，造成假象，促成敌人判断失误。于是第6 军便在西安大摆“空城计”：首先，军部要求所属各部队派人在西安城内到处号房子，打着第18、19兵团各部队番号，做出大兵团即将入城的样子。同时，要求宣传部门大造舆论，到处张贴欢迎华北兵团人西北作战的标语。

　　6 月初，当第6 军张贤约副军长带领的由北平起义军整编的两个师抵达西安时，军部即组织了一个热烈的欢迎仪式，16师宣传科长刘肖天带着一支天津解放时由收容孤儿组成的小军乐队，吹吹打打好不热闹。

　　其后，军保卫科赵福庚等同志带领一部分部队赶到西安。他们按照原计划把部队分成四路，都打着18兵团的番号。城内军民先在西门，然后在南门、北门和东门欢迎“华北兵团”，一时间小军乐队军歌高奏，此起彼伏，老百姓沿途到处设置了茶水站，军管会和城防司令部都派人去迎接。

　　这些活动通过国民党特工人员和敌机侦察传给了胡宗南，使他终于未敢轻举妄动。

　　这一系列活动不仅迷惑了敌人，也赢得了时间。华北兵团纷纷人陕时，胡宗南和马家军联合出动，反扑关中，给了一野以歼灭敌人的绝好机会。

　　马步芳、马鸿逵按照预先制定的共保西安协议，组织宁夏兵团、陇东兵团和陇南兵团，由马步芳之子马继援率领，从6 月10日开始，分三路大举东进，会同胡宗南部，共20余万人，企图一举攻占咸阳，进而对西安实施联合反扑。马步芳疯狂叫嚣要反攻咸阳，收复西安，杀出潼关，横扫中原，摆出一副不可一世、志在必得的样子。马步芳部窜扰咸阳的步骑总指挥马振武13日在动员所部时曾大言不惭地说：“夺取咸阳，直下西安是长官(指马步芳)和军长(指第82军军长马继援)坚定不移的主张，我们要不惜一切牺牲在明天早晨将82军军旗插在咸阳城楼上，那时候就可以毫不费力地直入西安了。”国民党的报纸更是不遗余力地为其摇唇鼓舌，制造“国军边抵近郊，西安指日可下，咸阳亦即日可克”、“攻西北策应华中，战略系围魏救赵”等耸人听闻的谎言。

　　面对来势汹汹的叨万胡、马联军，彭总精心运筹，指挥若定。他一面命令第18.19兵团马不停蹄地向关中挺进，一面部署现有部队，决定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分割歼灭的办法，给胡、马以迎头痛击。

　　战前，彭总曾对此战中胡马诸军及其指挥官作了如下分析：“胡马两家历来明争暗斗，这次胡宗南丢了西安，打了败仗不好交待。而马家军请缨出兵，为的是攫取西安。胡、马两家是同床异梦，而马家军内部也有分歧。马步芳想打出潼关，野心很大;马鸿逢想保住他的地盘，不愿把本钱输光。马继援年少气盛，十分狂妄，自以为天下无敌，这次我们要集中兵力给他一点苦头吃。”

　　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作战双方的情况了如指掌，正是彭总的克敌制胜之道。

　　按照彭总的部署，一野各部队众志成城，严阵以待，先后于咸阳、户县等地进行了英勇的阻击战。6 月11日，在汪、渭河谷毙伤马步芳第248 师2000多人;12日，在户县击退胡宗南部的的进攻，俘其第165 师师长孙铁英;13日，在刚刚到达西安的第18兵团第61军的驰援下，该军第181 师经过13个小时的激战，打垮了马步芳对咸阳的疯狂扑击，取得了咸阳阻击战的胜利。此后，胡、马各军虽四处窜犯，但无一得逞。随着华北两个兵团由晋人陕，陆续参战，人民解放军连克礼泉、乾县、兴平、周至等县，一举粉碎了胡马联军“会师关中”的黄粱美梦。

　　胡、马两军联合反扑西安失败后，除留部分兵力与一野保持接触外，主力全部后撤，退至径河以西和西府地区的渭河南北，并在永寿、麟游、武功、扶风、眉县地区重新调整部署，准备与一野大军会战。

　　具体部署是：二马两军担任西兰公路两侧永寿、麟游地区的守备;胡宗南军担任武功以西渭河两岸袋形地带的守备。胡、马互为犄角，形成进可联攻、退可联守的军事态势。如一野主力使用于兰西公路方面，马军退到旬邑、彬县、麟游地区固守，胡军从扶风方面出击，策应马军作战。如一野主力指向扶风、武功方面，胡军则撤至千河西岸固守，马军由麟游方面南下，攻击一野之侧背，并将之包围于袋形地带聚而歼之。如解放军新人陕的华北两个兵团与一野会合，同时指向胡、马两军，胡、马则节节撤至彬县、麟游、千阳、宝鸡之线既设阵地，进行决战防御。

　　按说胡、马夺取西安的图谋失败，解放军华北两个兵团长驱人陕，胡宗南理应撤出关中，退守秦岭，免遭聚歼;二马亦应撤至平凉。但胡、马为何却作了这样一番安排呢?

　　其中大有文章。胡、马均知被歼命运在即，因而任何一方都需要联合。马不联胡，虽可退守平凉，但难以阻挡一野大军向甘肃长驱直入;胡不联马，虽可退守秦岭，但亦不能阻挡一野之重点追歼。胡、马如远撤，将失去并肩作战的有利条件，必遭解放大军各个击破。

　　然而，胡、马之间的矛盾并未因他们急需联合而消失。他们既需要联合，又各有打算。他们都企图借助对方的力量消耗解放军以保全自己;他们都希望解放军即将发起的攻势指向对方，自己向解放军侧背攻击以获奇胜;同时，他们也都打算当自己受到进攻时争取对方援救，有利时对解放军实施夹击，不利时则保全自己，牺牲对方。

　　胡宗南部以五个军配备于扶(风)眉(县)地区之渭河两岸，宝鸡只留一个师，第一防御地带兵力集中，纵深力量薄弱。他推测华北两个兵团人陕后，至少需整训一月左右方能作战，暂不退守秦岭也不致立即遭受进攻。万一遭到进攻即使二马不来援救，解放军一役也难歼其五军之众;、加之北有二马策应，南有秦岭守军掩护，一面抵抗一面退走也还不迟。假如解放军进攻二马，胡军则全力侧击，以取联合作战之胜。

　　二马配备在麟游山区，前哨活动于永寿及其以东，主力集结在长武、彬县。兵力配置如此分散，显然是防解放军包围聚歼。麟游山区位置机动，有利则援胡进出于关中，不利则可退守平凉，一不失胡、马联盟之约，二可进退自如。

　　可见，胡马两军的部署，都是既可以联合作战，又可以保全自己。不同的是胡惧歼而兵力集中，马惧歼而兵力分散。

　　为加强作战指挥，经中央军委批准，6 月14日，一野第1 、2 、7 军正式组建为第1 兵团，王震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3 、4 、6 军组建为第2 兵团，许光达任司令员，王世泰为政治委员。此时，第一野战军的总兵力为4 个兵团12个军35个师，计34万人。

　　一野击败胡、马反扑后，第1 兵团集结于户县地区，第2 兵团集结于礼泉地区，第18兵团集结于兴平地区，第19兵团集结于三原地区。至此，进军西北的人民解放军已全部集结完毕，从而将西北战局推进到集中优势兵力，歼灭胡、马集团的决战阶段。

　　7 月6 日，在彭德怀的主持下，中共第一野战军前委在咸阳第18兵团司令部召开有各军军长和政治委员参加的紧急前委扩大会议，集中讨论和制定对胡、马的作战方针。

　　在此次会议之前，就西北战场的情况，彭德怀已经与毛泽东反复交换过意见。他们都认为，胡宗南部虽然是蒋介石的嫡系主力部队，但因连续遭我沉重打击，战斗力已大大削弱，而青、宁二马尤其是青马，是当时敌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因此，西北战场决战的关键是歼灭青、宁二马主力。至于决战开始的首要问题，是钳胡打马、先马后胡，还是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经过权衡利弊，最后决定发动扶(风)眉(县)战役，先打胡宗南。

　　这次会议，也可以说是扶眉战役的动员大会。与会各战将深知此次会议的重要性。这些身经百战的指挥员们心里明白，与胡、马的首次正面较量已迫在眉睫。因此，他们急切地想了解中央军委的作战意图和野司的具体部署。

　　彭德怀站在挂满军事地图的会场正前方，目光炯炯，表情凝重。他时而指点地图，时而借助手势，用他那浑厚的嗓音介绍着全国战场的形势和西北战场的情况。

　　“大家都清楚，目前全国各个战场上的形势是大好的。但是，由于蒋介石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盘踞西北的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和准备退缩西南的白崇禧身上，这样，国民党在西北西南的正规部队仍有80来万，这个数目不小啊!因此，我们还得从精神上做好准备，再打它几个大仗，硬仗!”

　　接着，彭德怀分析了西北一胡二马的历史和现状，指出：敌人垂死挣扎，气焰嚣张，既反动，又顽固。我军如不寻找战机，发动几个大的战役，给敌以歼灭性的打击，他们是不会认输的。

　　彭德怀环视会场一周，提高了嗓门说道：“华北两个兵团来到西北以后，第一野战军的兵力增加到12个军35个师，共34万人，与胡。马敌军的总兵力相比，数量大体相等。然而，我军可以集中使用，敌军却分散在西北各地。集中于我军对面的敌军主力，只有胡宗南7 万余人和青、宁二马8 万余人，合计15万余人。因此，西北战场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

　　这时，会场上的气氛一下子热烈起来，一直凝神静听彭总讲话的各将领或相对点头，或低声交谈，纷纷表示赞同彭总的分析和结论。

　　彭德怀停顿了一会儿，继续分析道：“鉴于我军在西北战场只占相对优势，要想把胡、马主力一举消灭于一役是困难的，而必须把它们分割开来，区别先后，集中力量，各个歼灭。”

　　随后，彭德怀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作战意图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

　　“钳胡打马，先马后胡的有利条件是：青。宁二马主力远离自己的老窝，人地生疏，供应线长;而我军则背靠物产丰富、人口稠密的关中平原，距离老解放区也很近，在人力物力的支援上都比较方便，把青宁二马主力歼灭于陕西，在战场条件上，远比让他们逃回老巢再打为有利。”

　　“然而，”彭德怀稍停了一下，接着说：“先马后胡也有不利的一面，这就是打马比打胡费力，必须从精神上、物质上和作战方法上做好充分准备。而我军第18.19兵团经过千里行军，已相当疲劳，需要一定时间恢复体力;尤其是第19兵团刚刚到达，准备时间过于仓促。而且，青、宁二马兵力分散，正面太宽，我军难以包围聚歼。”

　　说到这里，彭德怀话锋一转，“若钳马打胡，先胡后马，则较为有利。胡宗南主力集中于扶眉地区，纵深力量薄弱，秦岭少数兵力只能起钳制作用，与青、宁二马虽可南北策应，但中间空隙很大，我军可以从容向胡侧后迂回包围。同时要看到，二马在咸阳受挫，我围歼胡部，二马不会轻易出援。另外，胡部三个军在渭河北，两个军在渭河南，渭河沿岸没有大军渡河设备，我军发起攻击的时候，南北敌人无法相互支援。这，就是我军聚歼该敌的良好战机!”

　　彭德怀右手握拳，用力一挥，恰似一下子抓住战机。

　　“同志们!我们的作战方针是钳马打胡，先胡后马!命令第19兵团钳制青。宁二马，第1 、第2 、第18兵团全线出击，聚歼胡宗南主力于扶眉地区!”

　　彭德怀再三强调，扶眉战役意义重大，一定要打胜。会后，他将一份电报递给第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和政委李志民。这是毛泽东于6 月26日发来的指示：“杨兵团应立即向西进，迫近二马筑工，担负钳制两马任务，并严防两马回击。此点应严格告诉杨得志，千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吃亏。杨得志等对两马是没有经验的。”

　　7 月10日，扶眉战役打响。一野将士在彭德怀的直接指挥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胡宗南部发动全线攻击。

　　钳制部队首先行动，以迷惑敌人，掩护主力运动。杨得志第19兵团进至马家军对面之乾县、礼泉以北一带高地，构筑工事，扬言进攻，使二马不敢轻举妄动，以保证主攻部队右翼之安全;卫戍西安的第61军于10日晚向西安南子午镇发起攻击，毙伤俘敌千余，守敌南逃，保证了主攻部队左侧之安全。

　　7 月11日拂晓，野战军主力开始进攻。

　　隐蔽在礼泉城西和城南待命的第2 兵团，沿渭河北岸急行军西进渡过漆水河，从胡、马两军防线之间楔人，迂回到胡部第18兵团侧后。

　　担任穿插作战任务的第4 军于12日3 时占领罗局镇，7 时占领眉县车站，截断了敌军退路。第18兵团沿陇海路和咸阳至凤翔公路，由东而西直插敌纵深;第1 兵团从渭河南岸沿长安至益门公路及秦岭北麓向西钳击敌人。

　　胡宗南原估计华北兵团人陕后至少需休整一个月才能作战，又自以为以五个军集团配备，彭德怀不敢将其一口吞掉，还梦想乘野战军向马家军进攻时，全力向解放军侧击，以取得胡、马联合作战的胜利。孰料一野大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一天之内即将其团团包围，使其陷入绝境。

　　经过两昼夜激战，除部分残敌越秦岭潜逃外，第一野战军全歼胡宗南部四个军4.3 万余人，解放县城8 座，结束了胡宗南在陕西长达12年的反动统治，取得西北战场在解放战争中空前的大胜利。

　　扶眉战役的胜利，使西北战场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民解放军由于决战第一回合旗开得胜，由相对优势一变而为绝对优势，完全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为歼灭二马、实现西北完全解放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当胡宗南遭围歼之际，二马曾集结兵力，摆出援胡的架式却未敢动手而坐视其覆没。胡宗南主力被歼，残部退守秦岭，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自然无法援马。青、宁二马见胡宗南大势已去，为保存实力，免遭被歼的命运，慌忙向山高路险的平凉地区逃窜。胡宗南和青、宁二马的作战联盟终于被解放大军粉碎。青、宁二马已被彻底孤立，有利于解放军各个击破。

　　毛泽东欣闻扶眉战役的重大胜利，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之情，曾亲致贺电于彭德怀：“歼胡四个军甚慰。”

　　毛泽东历来主张：“一切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坚决地进行决战”，因为“给敌以歼灭和给敌以消耗，只有这种决战才能达到目的”。

　　扶眉战役的胜利，是“钳马打胡，先胡后马”方针的胜利，战役的发动者利用了胡马之间的矛盾，达到了钳其一方歼其另一方的目的。记得毛泽东曾经借用北宋抗金名将岳飞的名言“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来说明战争的胜败与指挥员能否根据客观实际情况机动灵活地指挥有很大关系。他说，“这个‘妙’我们叫作灵活性，这是聪明的指挥员的出产品。灵活不是妄动，……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基于这种运用之妙，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就能较多地取得胜利，就能转变敌我优劣形势，就能实现我对于敌的主动权，就能压倒敌人而击破之，而最后胜利就属于我们了。”扶眉之战不正是毛泽东、彭德怀等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运用之妙”的杰作吗?而这种“运用之妙”的杰作越多，人民解放战争在西北乃至全国的胜利就越迅速。

　　(3)

　　18.钳胡打马，陇东追击。“二马”平凉会战计划成泡影

　　扶眉战役后，胡宗南主力被歼，残部龟缩于秦岭地区，青、宁二马成了惊弓之鸟，向陇东、平凉地区撤退。鉴于毛泽东在扶眉战役发起之前，于6 月26日曾电示彭德怀：“国民党中央政府正在准备从广州迁往重庆，为使伪政府放心迁往重庆，而不迁往台湾，以及使胡匪不致早日入川起见，你们暂时拟不宜去占汉中，让汉中留在胡匪手里几个月似较有利。”因此，扶眉战役之后，彭德怀便暂时放过汉中，而决定立即实施“钳胡打马”的作战方针，乘胜发起对青、宁二马的追歼战。

　　1949年7 月19日，第一野战军在宝鸡貌镇附近的文广村召开军以上高级干部会议，对扶眉战役进行了总结。彭德怀把这次战役称为与胡马军决战的第一个回合，并提出了第二个回合——平凉战役的作战计划。

　　彭总在分析敌情的时候指出：胡宗南在扶眉战役后虽然尚有10余万人的兵力，但分散在东起秦岭之东江口、佛坪，西至徽县、成县、两当、武都地区，南至安康、汉中及其以南地区，已成惊弓之鸟，时刻惧我进攻，短期内已无向我关中发动进攻的能力。青宁二马退守陇东地区后，如继续后撤，将失去甘肃、宁夏之咽喉——平凉，势必造成我大军直捣兰州、银川的形势。估计青、宁二马在尚未受我歼灭性打击的情况下，是不会甘心的，必将凭借平凉一带天险进行抵抗。

　　会议认为，二马准备平凉决战，这是野战军聚歼二马主力的良好战机。因此，彭总决定以第18兵团之两个军钳制胡宗南，保障我后方的安全，集中第1 、2 、19兵团及第18兵团第62军共十个军的优势兵力，分路追击二马，力争歼其主力于平凉地区。以第19兵团附骑兵第2 旅为右翼，沿西兰公路及其两侧向平凉攻击前进;以第1 、2 兵团为左翼，分两路平行北上，先取陇县，直插平凉以西，断敌退路，并打击由兰州。固原方向可能增援之敌;以第18兵团第62军为总预备队。

　　彭总还指出：西北地区雨季逼近，陇县南北山高路险，人烟稀少，战役行动应尽量提前，推迟则困难更多。

　　毛泽东完全同意彭总的作战计划，并断定;只要平凉战役能歼两马主力，西北战局即可基本上解决，往后占领甘、宁。青、新，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的问题。同时，毛泽东一再告诫一野领导：打马是一个较为严重的战役，要准备付出较大的代价，千万不可麻痹轻敌，疏忽大意。

　　从7 月21日至24日，第一野战军第19、1 、2 兵团先后由乾县、礼泉、凤翔、宝鸡等地出发，按预定部署，分路挺进，直指平凉。二马节节败退。第19兵团24日收复彬县、旬邑，25日占灵台、长武，27日占径川、正宁、宁县。第1 、2 兵团于25日占陇县。

　　这时，仓惶撤退的青、宁二马处于战、退难决的窘境。他们想战又觉得难以抵挡解放军30万大军，深恐被包围歼灭;想退，又怕失去甘、宁咽喉，造成解放军直捣兰州、银川的不利形势。因此，迟至7 月24日，马步芳才派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刘任在甘肃静宁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所谓“关山会战指导复案计划”，作出了平凉决战的部署：决定以宁马之第128 、11军共六个师又一个骑兵团、两个炮兵营，于平凉以东、以南进行防御，从四十里铺、安口窑至华亭地区，以平凉为中心，形成一个弧形防御地带，以抗击消耗解放军主力。青马由安口窑地区西移六盘山，以便待机实施迂回，从其弧形防御地带之右侧——华亭、安口窑方向反突击，攻解放军右翼，并依靠胡宗南从秦岭向解放军后方出击，“协力而各个击破之”。

　　在青马主持下制定的这个所谓“关山会战指导复案计划”一抛出，对青马早有戒心的宁马，立刻察觉青马企图在平凉决战中保存自己的实力。而让宁马打头阵。按照这个计划，即使决战获胜，宁马也将耗损主力，而青马则可坐享其成;一旦决战失利，西撒六盘山待机迂回的青马必定乘机逃走而牺牲宁马。尤其是宁马见解放军置重兵于其右翼，更惶惶然深感难逃被歼的厄运。

　　早就对马步芳心怀不满的马鸿逵，因国民党中央许诺的甘肃省政府主席职位被马步芳企图夺取，更加怀恨在心，一见青马如此部署平凉决战，立即电令总指挥卢忠良：保存实力，退守宁夏。宁马一撤，青马便暴露于一野的直接攻击之下。青马当即留骑兵第14旅在固关掩护，主力亦撤至静宁地区。于是，二马的平凉决战计划未及实施就胎死腹中了。

　　一野大军长驱直人陇东，跟踪追击二马。

　　7 月27日，彭总接到二马相继撤退的情报，断定二马已放弃在平凉与解放军决战的企图，遂当机立断，修正原作战方案，改一举歼灭二马主力为各个击破。当日，彭德怀、张宗逊向各兵团发出指示，说明“宁马似背靠固原、宁夏，马继援背靠兰州，于平凉与我决战企图似改为节节抗击，迟滞我军前进”。野战军决心继续执行追击任务，并各个歼灭敌人。命令第19兵团继向径川、平凉攻击前进，占平凉后向固原、海原方向发展，追歼宁马;第1 兵团经固关镇、马鹿镇向张家川攻击前进，消灭青马骑兵第14旅、骑兵第8 旅，并准备歼击由静宁、通渭方向可能来援之敌，得手后，出秦安、大水，准备进占陇西;第2 兵团一部肃清上官镇之敌后，尾第1 兵团沿张家川向龙山镇、莲花镇攻击前进，协同第1 兵团歼灭上述之敌，准备向通渭进击。

　　按照彭总新的部署，一野主力三个兵团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不分昼夜，穷追撤退之青、宁二马，一路斩关夺隘，所向披靡，红旗所指，人民欢声雷动，踊跃支援解放大军西进。

　　为了阻止解放军西进，保住西北老巢，马步芳命其子马继援调集第82军骑兵第14旅、第129 军骑兵第8 旅等八个骑兵团的兵力，集结在固关、关山岭、马鹿镇一带，并在两个旅的后方庄浪、静宁、隆德等县集结五个步兵师的兵力，以备随时增援固关地区，企图给追击的解放军以反击。

　　固关，既是青马防守的第一个咽喉要道，也是一野西进大军通往甘肃必须打开的第一道大门。它位于陇县西北60里之陕、甘交界处，四面高山耸立，旧西兰公路由此盘旋而上，山势险要，沟壑纵横，灌木丛生，地形复杂。惟一的一条公路夹在东西走向狭长的深谷里，易守难攻，是历史上兵家必争的秦陇要冲。为阻止解放军西进，青马所谓的“精锐铁骑”14旅，依山构筑工事，凭险扼守在这里，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究竟让谁来打头炮，首先砸开这西进的大门呢?各部队都盼望能把这一艰巨任务抢到自己的手里。因为每个指战员的心里都很明白：眼看全国即将解放，再捞不上多少仗可打了，都想借此机会再好好打几仗，为人民多立功，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战士们把枪擦了一遍又一遍，刺刀磨得锋利雪亮，心急火燎地等待着指挥员赶快把主攻任务抢到手。

　　彭德怀深知：固关战斗是我军与青马的初次交锋，必将是一场恶战。西北战场，马步芳是我军的主要敌手，这家伙既反动又顽固，他的步骑兵相结合的部队比起胡宗南的部队来要难对付得多。据说马家军曾口出狂言：解放军吃胡宗南一个团容易，碰马家军一个连扎手。战场上，他们的信条是“拼命才能保命”。因此，对付这样一支穷凶极恶的反动军队，我军决不可掉以轻心。固关交锋，这头一炮一定要打好。

　　彭德怀沉思良久，然后抬头问身边的第1 兵团司令员王震：“你准备把任务交给第几军?”

　　王震干脆地说：“我想交给贺炳炎和廖汉生的第1 军。”

　　彭德怀会心地笑了。

　　当具体的主攻任务下达到第1 师第2 、3 团后，指战员们高兴极了。这两个一向以英勇善战著称而又亲如手足的老红军团，自1927年创建以来，长期并肩作战，密切配合，取得过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如今，在解放大西北的战斗中，他们再次并肩作战，更是群情振奋，士气激昂。两个团谁都不甘落后，分别进行了紧张的战斗动员。指战员们提出了响亮的战斗口号：“彻底消灭马匪军，为人民报仇，争取立功当英雄!”

　　7 月28日凌晨2 时，夜深入静，星光点点‘，山影幢幢。解放军攻击部队以每小时15里的速度，沿着通往固关的公路急速前进，终于在拂晓前赶到了固关的前哨打火浴。此时，敌人正在固关以东的公路两侧和南北山头上赶修工事。第2 、3 团立即成钳形向固关守敌猛扑过去。第3 团前卫三营，直插固关西南，实施迂回包围;第2 团三营在团特务连和师警卫连配合下，由陈家山登上固关北山，向守敌发起攻击。第1 师其余部队沿公路和两侧高地实施正面攻击。

　　彭绍辉指挥的第7 军也同时向敌侧击。

　　顿时，宁静的山谷里枪炮声、喊杀声响成一片，很快就扫清了外围之敌。

　　敌人遭此突如其来的打击，个个晕头转向，慌了手脚。敌骑兵第14旅旅长马成贤一边督令其部下仓促应战，一边观察战场情况。恰好这时解放军炮兵大显神威，头一炮就击中了敌旅指挥所，紧接着无数炮弹雨点般地倾泻下来，马成贤的左臂被炸断，狼狈逃走了。敌人失去了指挥官，更加惊慌失措。

　　趁敌人晕头转向之机，解放军第3 团一、二、三营同时向固关南侧守敌展开猛烈的攻击。这时天已黎明，攻击部队的运动已被敌人发觉。担任前卫营的三营便分兵五路，向团关镇东南面的大小山梁上冲击。此时敌人也兵分多路企图与解放军抢占阵地。三营的勇士们动作迅猛，冒着枪林弹雨，跑在敌人前面，首先抢占了低处的几个阵地，随即向固关镇东南的制高点大咀山发起攻击。

　　大咀山孤峰矗立，灌木杂草丛生，南北是悬崖，东西两面仅有单人爬行攀登的小路，地势险要，攀登不易。敌人在山顶上架起一挺轻机枪，用密集的火网封锁住攀山之径。三营以九连二排为突击队，他们在营里三挺重机枪和连里神枪手组织的火力网掩护下，手持钢枪，迅速攀登前进。突然敌人以机枪。排子枪和手榴弹发起一阵疯狂的扫射，妄图遏止解放军登顶。在漫天硝烟的掩护下，只见二排长郑德英迅速把三个枪榴弹筒准备好，射手刘大洲、熊文平七发七中，五班乘机发起冲锋，一排排手榴弹打入敌群，班长曹吉修第一个攀登上去，副班长王广忠、战士王吉荣紧跟着冲人敌人阵地。机枪班副班长李凯的轻机枪也紧跟上去，向敌人一阵猛扫。一面鲜艳的红旗插上了大咀山的顶峰。

　　接着一。三排也冲了上来。九连的战士们顺着两道山梁向敌人压下去。敌人开始还企图固守低处山包，作垂死挣扎，但抵不住勇士们居高临下的猛打。山是陡直的，杂草有半人深，战士们不顾一切地滑下陡坡，猛追、猛打，消灭敌人。战斗中，机枪射手曲万福负伤，班长薛德华接过机枪猛打;薛负了伤，战士陈长生又接上去打;弹药手张树林牺牲，最后这挺机枪只剩陈长生一人，他一手装弹，一手射击，一直坚持到战斗结束。

　　一、二营的部队随着三营也很快攻了上来。解放军的重迫击炮和山炮打在敌群里，炸得敌人四处乱窜。

　　与此同时，第2 团三营与团关北山之敌正展开激烈的鏖战。至上午9 时，三营九连突击队在战斗英雄齐万禄的带领下，一举攻占了姚家店西北1 号阵地，使河滩守敌的腹背直接受到严重威胁。敌为挽回此种被动局面，立即组织成连的兵力向突击队的阵地实施反冲击。第2 团三营的战士们与敌展开了肉搏战，阵地上刀光闪烁，杀声震天。战斗英雄齐万禄杀得满身鲜血，耳朵被子弹打穿了，仍不下火线。战士们越杀越勇，越战越强。敌人的反冲击一次一次地被打了下去。接着，三营乘胜前进，又连续攻下了2 、3 、4 号阵地，北山残敌纷纷向河滩固关镇内退去。

　　至此，固关南北山主要阵地均被解放军占领，对固关镇顽抗之敌已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沿公路两侧正面攻击的第2 团一、二营和第3 团二营乘机迅速向前推进。第2 团四连指导员刘廷友手擎红旗冲在最前面，红旗指向哪里，战士们就冲向哪里。各连密切协同，迅速拿下了5.6 、7 号阵地，向固关镇内逼去。

　　解放军攻击部队在强大炮火支援下，四面进击，紧缩包围圈，直逼固关镇。战至上午11时，敌人全线溃退，纷纷向西南山沟逃窜。解放军的炮兵抓住战机，集中射击，炮弹呼啸着飞向敌马群。顿时，几千匹战马被炸得四处狂奔，互相践踏，嘶声震天，烟尘蔽日。固关完全笼罩在一片火海之中。

　　为了尽快解决战斗，第1 军“攻如猛虎，守如泰山”的英雄第1 团投入了战斗，他们协同第2 、3 团，以泰山压顶之势，向混乱的敌群猛扑过去。一时间，大炮的轰鸣声、刀枪的撞击声、战士的冲杀声、战马的嘶鸣声混成一片。狼奔的敌人被杀得人仰马翻，尸横遍野。余下的残敌拼命向西逃窜，解放军攻击部队穷追不舍。

　　恰在这时，解放军第7 军第20师先敌一步插到了三桥子，切断逃敌退路，给正在没命逃跑的敌人当头一击。敌人惟一的逃路被堵死，完全成了瓮中之鳖。解放军追击部队赶来将敌人四面围住。残敌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好一个个跪在地上举手投降。

　　7 月的骄阳，炙烤着激战后的战场。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停了，但硝烟尚未散尽。山坡上，工事边，河沟旁，到处横七竖八地躺着敌人和战马的尸体。青马所谓“精锐铁骑”第14旅，只经过解放军半天的冲杀即全部被歼。曾夸下海口，要与彭德怀一比高下的马继援，没想到固关初次交锋，就遭此败绩，灰溜溜地朝着兰州狼狈逃窜而去。

　　固关——解放大军西进的第一道大门终于被砸开了。彭德怀站在战火刚刚平息下来的固关战场上，望着远处山峰上迎风招展的红旗，脸上浮出了几丝笑意。

　　过了一阵，彭德怀变得严肃起来。他眉头微皱，两眼直视前方，像是在考虑问题，又像是在构思文章。然后，他转过头来，一字一句地对王震和身边的几位军、师级干部说：“俗话说，出水才看两脚泥。固关战斗，只是我军与马家队伍的一个初次交锋，虽然获胜，但离最后的胜利还远着呢!这次与马家军锋芒初试，可知敌人并非等闲之辈!看来，今后的西北战场上，我们的真正对手还得数马步芳父子!诸葛一生惟谨慎，我送大家这句话共勉，望同志们谨慎再谨慎，万万不可麻痹轻敌啊!”

　　王震和几位军、师级干部赞同地点了点头。

　　当王震第1 兵团在陇东追击青马，并于7 月28日在固关地区将青马主力骑兵第14旅一举歼灭之时，杨得志第19兵团已猛追宁马10余天，8 月1 日与宁马激战于固原以南之任山河，第64军经6 小时激战，歼敌5000余人。

　　同时，宁马在平凉解放以后将其第128 军撤至六盘山东侧之三关口、瓦亭地区，企图凭借六盘山及三关口险要关隘固守瓦亭，以阻挡一野大军西进。

　　解放军在半月之内连战连捷，长途追击，西进数百里，解放了陇东大片土地，威慑青、宁二马。敌人全线退缩，陷于一片混乱。固关失守后，青海马步芳慌忙收缩主力部队加强兰州外围防御，同时，一再敦促宁夏马鸿逵第128 军在三关口一线抗击解放军的西进，以赢得时间，部署兰州战役。

　　但是，马鸿逵识破了马步芳的用心，除令卢忠良第128 军在三关口一线阻击解放军外，也慌忙收缩宁夏境内的主力部队，以保银川的安全。难怪时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的彭铭鼎当时就忧心忡忡地说：“如此下去，大家都互不相顾，各自奔逃，保存实力，西北局势如何维系?”

　　六盘山属龙山山脉，南北走向，连绵起伏数百里。其主峰六盘山，是这道山脉的第一峻岭，地势险要，山峰陡峭，拔地而起，耸立云中，海拔2800多米。

　　三关口位于六盘山东侧，是西去兰州、北至银川的咽喉。瓦亭又是三关口的推一门户，是极为险要的关口。两面石峰突兀，悬崖绝壁如刀削斧砍，一条公路被两山夹在当中，向下一道水，向上一线天，异常险要。传说宋朝的时候，杨家将曾在三关口与少数民族军队发生过一场血战。杨家将虽然能征善战，兵精将良，人强马壮，但由于长途奔劳，粮草不足，加上三关口一带地势复杂险要，连战不利，鏖战数十比不仅无法取胜，反而伤亡惨重，一筹莫展。最后，朝廷派来援兵，杨家将也摸清了三关口一带的地形，才一举击退了对方的进攻，大胜回师。三关口北峰突兀的一尊巨石，据说就是当年杨家将发起反攻前的点将台。

　　如今，在当年杨家将大战三关口的地方，一野大军与宁夏马鸿逵的军队又要发起一场血战了。

　　三关口不仅是兰州和银J !D 的一道险隘，也是青马与宁马惟一的联络线。如果三关口失守，青宁二马之间的联络即被斩断，兰州和银川也将面临被解放大军分割包抄的险境。对此，二马当然心知肚明。

　　为确保三关口，卢忠良以骑兵第37团扼守三关口南山，第256 师第767 团扼守北面太白山，并将穿三关口而过的一条公路全部破坏，遍地埋设着地雷。马军幻想在这里严密设防，阻止解放大军乘胜前进。

　　7 月底，一野大军解放平凉后直逼三关口，决心强攻三关口、太白山，坚决突破敌瓦亭防御，为后续大军扫清道路，而后向六盘山方向进攻。

　　马步芳得知解放军逼近三关口，又惊又怕，连夜亲自从兰州致电宁马军总指挥官马敦静：“瓦亭为目前宁青联络之最后生命线，扼守瓦亭对内对外可转变局势，否则青宁从此破裂!”

　　马敦静于第2 天凌晨接电后，急忙跑来向其父马鸿逵讨教。

　　马鸿逵接过电文扫了一眼，然后对儿子说：“看来，不打一下，广州方面也不好交代啦!”

　　马鸿逵随即嘱马敦静：“立刻以我的名义，向前线总指挥卢忠良发电，命令第128 军利用三关口、瓦亭有利地形，据险布兵，抗击共匪杨得志兵团，务必重创追击之敌!”

　　卢忠良在接到马鸿逵的电令后，也给部队下了一道手令：瓦亭为宁夏门户，奉副长官(指马鸿逵)命令死守该地，一兵一卒亦战死到底，与部队共存亡!

　　这一次，彭德怀将攻打三关口的任务交给了杨得志的第19兵团。杨得志又将攻打三关口的任务交给了第65军。

　　7 月31日黄昏，微风轻拂，村落里炊烟袅袅。在这宁静的气氛中却孕育着一场恶战。就在前天夜里，第193 师第579 团三营教导员阎福盛找到了一名向导，神不知鬼不觉地登上了太白山，摸清了敌人的兵力部署。根据这个情况，担当三关口主攻任务的第579 团做好了战前准备。此刻，借着朦胧的天色，第579 团的指战员们猫着腰，提着枪，兵分两路悄悄地迂回到太白山下。

　　星光熠熠，夜色吞没了大地。砰!砰!砰!三颗鲜红耀眼的信号弹冲天而起，划破了沉寂的夜空。一排排炮弹呼啸着飞向敌阵，炸得敌地堡塌陷。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八连战士犹如一把把钢刀插向太白山。四班长赵捷庆率领全班战士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时而低身跃进，时而匍匐向前，很快迂回到敌太白山主要阵地凤凰咀侧后。他们脚蹬石缝，手扒悬崖，像灵巧的壁虎攀上了凤凰咀峰顶，犹如猛虎扑向敌群，轻机枪左右横扫，刺刀上下挑刺，一举歼灭了守敌，占领敌阵地，为攻击太白山主峰打下了立足点。

　　8 月1 日5 时，总攻开始。一时间，枪炮声、手榴弹声和响亮的冲锋号声，组成一曲雄壮的战地交响曲。第579 团二、三营指战员，在弥漫的硝烟中，一个个如猛虎蚊龙，跃出战壕，向太白山守敌发起猛烈的冲击。濒于灭亡的敌人，利用坚固的工事做垂死挣扎，密密麻麻的工事组成了直射侧射倒射的交叉火力网，将冲锋的战士一个个击倒在血泊里。

　　在这危急时刻，第579 团团长周庆云、山炮营教导员吕顺保挺身而出。周团长亲自瞄准，吕教导员装弹发射。一发发复仇的炮弹飞向山头，敌人的火力点一个个被摧毁了。该团七连副连长李全昭率领突击排冲向太白山，与反扑之敌扭在一起，拼在一处，展开了激烈的搏斗。共产党员谢春和在激战中，一连拼死了三个敌人，他的肚子也被敌人刺破了，肠子流了出来。他伏下身子一动不动，十来个敌人围了上来，用刺刀、马刀对准了他。谢春和大吼一声，突然立起，拉响了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

　　太白山失守，使敌三关口的纵深和侧翼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疯狂的敌人惊慌失措，拼凑了一个营的兵力，在炮火的掩护下拉成散兵线，向解放军五连阵地反扑过来，一眼望去，漫山遍野，黑压压一片。

　　五连阵地上的机关枪怒吼了，像割麦子一样，敌人一片片倒了下去。但是，敌人在督战队的威逼下，又踩着前面的尸体上来了，有的爬上了五连阵地，有的跳进战壕，挥舞着鬼头刀和战士们展开了肉搏，后面的敌人也乘机拥了上来。

　　正在这危急的时刻，四连一排主动支援五连投入了战斗，排长方太带领全排猛虎般地冲向敌阵，一阵挑、打、刺，撂倒了进入五连阵地的几个敌人。紧接着手榴弹在敌群中开了花，炸得敌人血肉横飞，鬼哭狼曝般地滚下山去。不一会儿，发疯的敌人重新组织队形又扑了上来，坚守阵地的英雄们连续粉碎了敌人5 次反扑，完成了坚守太白山最高峰的任务。

　　与此同时，第579 团主力迂回敌侧后直逼三关口，在炮兵的支援下，协同第194师向敌发起猛烈冲击。冲在最前面的三连冒着密雨般的子弹，攻占了敌前沿阵地，并勇猛地向敌纵深猛插，直奔瓦亭以南主峰。

　　这个主峰是三关口一个重要制高点，位于敌阵地纵深腹地，瓦亭守敌原来并未在这里布置兵力。随着太白山和三关口前沿阵地的失守，这里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敌我双方若一方先占领主峰，居高临下，将对另一方带来很大的威胁。

　　三连战士们精神抖擞，奋力向主峰攀登，陡峭的山壁上长满了蝎子草，螫得人胳膊上起了一串串水泡，尖利的岩石磕破了膝盖，洒下了斑斑血迹……爬到半山腰，忽然从山背后传来一阵阵吆喝声夹杂着枪托撞击声。原来，就在三连向主峰攀登时，敌人也派出两个连的兵力从主峰侧后使劲地往上爬。时间就是胜利。战士们不顾乱石碰伤脚跟，不顾汗水湿透衣服，终于先敌五分钟抢占了瓦亭以南主峰。

　　这时，第579 团又从侧面发起了猛攻。敌人在解放军的两面夹击下，有的缴枪投降，有的磕头告饶。经4 个小时激战，解放军完全控制了瓦亭以南、以东各主要山峰：共俘敌300 余名，击毙者不计其数。宁、青二马最后联络之生命线，就这样被彻底切断了。

　　8 月2 日，第19兵团第65军第195 师一举攻占战略要地六盘山。

　　至此，第一野战军各路大军已直人甘肃腹地，胜利结束了陇东追击战。对于人民解放军来说，虽然全歼两马主力于平凉地区的战略目标未能达到，但却分割了青、宁二马，为此后各个歼灭敌人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敌人失去了平凉地区这一有利的决战阵地，使兰州、银川暴露于解放大军的攻击之下，陷于空前不利的困境。

　　(4)

　　19.马家军困兽犹斗，彭德怀正中下怀。营盘岭上红旗七落七升，豆象山攻坚血战七小时。遍地英雄下夕烟，青马主力葬身火海。天翻地覆慨而慷—兰州解放了

　　经过扶眉战役和陇东追击战，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大败胡宗南，分割青、宁二马。二马分头向西向北朝老巢逃窜。蒋介石已对依靠胡、马主要是二马盘踞西北失去信心，改图西南;但仍想利用二马在西北作困兽之斗，消耗一野兵力，延缓解放军进军日程，以便取得较长喘息时间，作保守西南的部署。

　　于是，由当时任行政院长的阎锡山主持，在广州召开胡、马共商大计的西北联防会议。会上，二马和胡宗南各自心怀鬼胎，七嘴八舌，吵闹不休，互相埋怨指责，推卸西北战场失利的责任。

　　马步芳一开始就咄咄逼人，先发制人地指责胡宗南道：“平凉战役和三关口战役，失利的根本原因不在解放军兵力强大，谋略过人，而在于我们内部的不合作。有人不顾党国大局，躲避在一旁坐山观虎斗，有意保存实力!”

　　说完，求援的目光落在马鸿逵的脸上。

　　马鸿逢曾数次密令撤兵，在这种场合，既怕得罪了胡宗南，又怕惹了马步芳，于是，打算来一个稀泥抹光墙，只要没人给他难堪，他就两面抹。

　　胡宗南一听，这话是对着他来的，便沉着脸，鼻子冷冷地哼出两声，用右手中指敲击着茶几，疾声冷语道：“要追究西北战场失利的责任吗?我很赞同马老兄的看法!有人就是一贯不顾党国的利益，只顾保存实力，扩张地盘，做了几十年西北土皇帝的梦啦!我军与共军在陕北苦战一年多，伤亡惨重，青海和宁夏共有精锐骑兵号称20余万，为何不伸出救援之手，一举解决陕北战场的军事问题呢?远的不说，且说眼前的战事吧!扶眉战役，我军被共军包抄合围，有人将精锐骑兵不投入救援战斗，看着我数万人马被共军吃掉，却暗中令骑兵西撤……哼!这不是有意保存实力，破坏协同作战，损害党国最高利益吗?啊!”

　　马鸿逵听到这里，坐不住了。他发现胡宗南那道冷冰冰的目光直射到自己的脸上，似乎有股冷风顺着脊梁骨倒灌下来，脸色立时阴沉下来，干咳两声说：“胡兄言过其实了吧!”

　　胡宗南哪里肯吃他这一套?他雷霆大发，拍案而起，吼道：“放屁!”

　　马步芳气得脸色铁青，挺身而起，指头戳着胡宗南，尖着嗓门喝问：“奶奶的，你想干什么?”

　　胡宗南怒目圆睁，脸上青筋暴起好几根，嘴里飞溅着唾沫星子，逼问着：“姓马的!你，你敢骂人!”

　　阎锡山摆了摆手，摸了摸头，哈哈一笑，调解道：“都什么时候啦，你们还尿不到一个壶里，那还打什么仗?”

　　接着，他又摸了摸脑袋，挨个瞅了瞅马步芳。马鸿逵和胡宗南，笑了笑，继续为马步芳和马鸿逵打气道：“胜败乃兵家常事。西北战场上，我军虽然吃了几个败仗，但是，总的来说，局势还是乐观的嘛!共军要想拿下西北，没那么容易啊!”

　　马步芳、马鸿逵和胡宗南，直到这时脸上才爬上几丝笑意。会场里一直紧张的气氛一下子松弛下来，阎锡山感到很得意。他扯着嗓门分析了一通时局和战况，然后说：“总而言之，兰州有坚固工事和天险黄河为依托，我军兵力集中，弹药充足，而共军经过长途跋涉，人困马乏，后方供应困难。因此，在兰州决战，我军可以以逸待劳，知己知彼，全歼彭德怀主力于兰州外围将指日可待!”

　　会议在烟雾腾腾中密谋了一阵兰州决战的具体策略以及兵力部署，并反复强调了精诚团结。协同作战、以大局为重等等。

　　接着，阎锡山宣布兰州决战计划——“命令马步芳部，沿华家岭节节抵抗，尔后退守兰州，吸引其军主力于兰州城下，紧紧咬住敌军，实施兰州决战计划!”

　　“命令马鸿逵部，待主力退出固原一带后，迅速折向兰州，参加兰州决战!”

　　“命令胡宗南部，进击陇南，对共军实施包围合击，最后完成兰州决战!”

　　宣读完命令，阎锡山双手撑住茶几，十分严肃地说：“兰州战役，实乃西北大决战，胜败在此一举，希望参战的各部队鼎力合作，争取在兰州城外将彭德怀之主力一举消灭!”

　　最后，阎锡山又宣读了任命马鸿逵为甘肃省政府主席的正式命令。

　　然而，会后胡、马三方却各有打算，各行其事。

　　胡宗南遵照蒋介石有关经营西南的暗中示意，自作其退入川北、西南的准备。

　　马鸿逵不辞而别，拒绝马步芳同飞兰州共同策划指挥兰州会战的邀请，而飞回银川作保家之谋。

　　结果，对国民党军而言，兰州会战成了马步芳的孤军之战;而对解放军来说，则是西北决战求之不得，稳操胜算的一役。

　　根据进军西北的形势，中央军委、毛泽东及彭德怀司令员高瞻远瞩，胸怀大局，确定的作战方针是力争同青马决战于兰州。

　　彭德怀的判断是：青马如退守青海对我不利，是他的“上策”，而固守兰州则对我歼敌有利，是他的“下策”。因为青海是其老巢，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地形上三面环山，人烟稀少，粮袜缺乏，不利我大兵团作战。天时、地利、人和都利于马而不利于我。

　　因此，当确知国民党政府和青马决定孤注一掷进行兰州会战时，彭德怀正中下怀地说：敌人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行此“下策”，我们求之不得。“我们不怕他守，而是担心他跑。他不跑正是我们消灭他的时候。”

　　兰州，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的高原重镇;是甘、宁。青、新四省的枢纽要地;是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在地。它扼山河要隘，势险城坚，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它北濒黄河，三面依山，地势十分险要。环抱城垣之皋兰山峰峦高耸，成为古城的天然屏障。唐代久居河西的著名边塞诗人岑参有诗赞兰州及其城南屏障皋兰山云：“古城依重险，高楼接五凉，山根盘驿道，河水浸城墙。”尽道其重险之势。

　　兰州及其外围工事十分坚固。山上有抗日战争时期修筑的永久性工事，解放战争中又不断加固，后经马家军日夜扩展构筑，工事如蛛网蛇窟遍及整个山体，坚固异常。主要阵地筑有钢筋水泥碉堡群，通向城里的环山公路与各主要阵地相连接，成为一体。主阵地外挖出一至二道峭壁，高约6 米至10米。峭壁腰部设有暗藏的侧射机枪掩体，峭壁外面挖有几道外壕，宽深均为3 米到5 米，各壕间又有暗堡和野战工事，并有交通沟和暗道相通。阵地前还敷设铁丝网，并密布地雷群。因此，马家军把兰州吹嘘为“攻不破的金城”。

　　蒋介石为了给二马打气，支持兰州会战，不惜挖肉补疮，急速派飞机向兰州运送军事物资。

　　胡宗南也调集四个军于徽县、成县、两当及川陕公路一带，准备配合青马在有利时机袭击解放军后方。

　　宁马深知兰州战役成败于自己利害攸关，也集结主力，摆出支援青马的姿态，企图乘机攻击解放军侧后。

　　青马当然更是把兰州决战看成是决定自己生死存亡关键的背水一战，因此马步芳飞回兰州后立即周密策划部署：以其战斗力最强的第82军和第129 军5 万人据守兰州;以第91、120 、幼军共2 万多人为左翼，于靖远。景泰沿黄河及打拉池地区进行防御;以新成立的骑兵军2 万人为右翼，控制临挑、排沙地区。妄图依据兰州天险及外围的强固工事，组成其自以为是“攻不破的金城”防线，先挫解放军锐气，然后以宁马和胡军双攻解放军侧背，形成正面顽抗和两翼包抄之势，歼灭解放军于兰州一带。同时还急调其驻新疆的部队增援兰州，并一再致电国民党中央政府，要求在会战期间派强大机群助战，志在必胜。

　　当时的兰州只有18万人口，国民党军却有8 万人，可以说就是一座杀气腾腾的兵营。

　　兰州会战在即，马步芳心慌意乱。权衡形势，决定把决战交给儿子马继援指挥，自己跑回青海老家，部署西宁防御，一旦兰州失守，好有个落脚之地，不得已时也好乘机逃走。他这一走，兰州的阵脚乱了，军心不稳，民心惶惶。

　　8 月上旬，马继援令各部日夜加强工事，进行战斗准备。

　　黄河北面，沿河布满了工事，架起机关枪和大炮，机枪射手和炮兵日夜守在机枪和大炮的旁边，连吃饭也是送到工事里。士兵们穿着肮脏的衣服，头发半尺长，毛发卷在一起好像破毡片，活像一批流放的囚徒。他们在军官的呵斥逼赶下，日夜不停地沿河挖工事，垒沙袋，一个个脸色灰黑，面无血色，精疲力尽，一边干活一边打盹，处于半醒半睡的状态之中。军官们手里抢着马鞭，看到打吨的士兵，不由分说就是一顿抽打，直打得遍体鳞伤，血流不止方才住手。他们一边打骂，一边威胁说：“你们这群懒鬼!不赶快修工事，解放军来了，把你们抓住全扔到黄河里去!”

　　巡逻的马队日夜沿黄河奔跑，这一群刚过，那一群又来，穿梭往返，使战前的紧张气氛更加浓重了。

　　兰州城里的官僚绅士们，一见形势不好，便用马匹车辆将家中金银细软一应运往黄河北面，准备向新疆奔命。黄河穿兰州古城而过，连接南北两岸的只有一座铁桥。弹药粮草，士兵马队，南来北往，一座本来并不宽的大铁桥已经拥挤不堪，加上地方绅士搬运家当，使得铁桥上经常发生堵塞，动刀动枪的械斗时有发生。仗未打响，铁桥上已是血迹斑斑了。

　　马继援听到铁桥堵塞影响军事行动的报告后，当即传下一道命令：“把铁桥封锁起来，实行军事管制!除了部队行动而外，谁都不准过!如果有人敢胡来，格杀勿论!”铁桥被军事管制后，官吏绅士们毫无办法，只得花钱雇用筏客，用羊皮筏子和大小船只搬运物品。黄河河面上，一片混乱。沿河上下，士兵们趁机抢劫掠夺，大发横财。

　　马继援得到消息。气得大发雷霆，下令沿河部队把黄河封锁起来，发现船只和羊皮筏子，一律击沉!于是，黄河被封锁了。

　　官吏绅士们无奈，又到处挖地窖，把金银财宝埋在土里。

　　兰州城内更是一片混乱，大街小巷挤满了士兵、商贩和市民。人们互相打探消息，一个个惊慌失措，想跑无处跑，想躲无处躲，顾了身家性命又怕丢下妻子儿女，一时乱挤乱窜，不知如何是好。一些平日里倍受马家军欺压的百姓，表面上也很紧张，内心里却为解放军即将攻打兰州暗暗叫好，他们盼望着战斗赶快打响，好让百姓们早日脱离苦难。

　　兰州南面的东岗坡、皋兰山、沈家岭和狗娃山一线阵地上，马继援的嫡系部队进驻这一带阵地后，比黄河北岸的国民党军队更加紧张。因为这里是解放军进攻的第一线阵地，因此马继援更加注重城南山地防御工事的进一步加固。他一面令守山头阵地的部队日夜加固工事，一面派后勤部队首先保证南山一线阵地的军火物资供应。沿南面的山坡，汽车载，马车拉，人扛马驮，满山坡的大路小道挤满了负重的人马和车辆，粮草弹药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南山工事里。

　　进入南山阵地的马家军官兵，尽管知道山上工事是钢筋混凝土浇灌出来的永固性工事，但心里仍然不踏实。眼见得解放军千里追击，沿途数次交锋，直逼兰州城下，只觉得这支劲敌实难对付。因此，他们日夜加固工事，除了原有的工事外，还在漫山遍野新挖新修了各式各样的堑壕和掩体。东起东岗坡，西至狗娃山，几十里长的山岭上，被马家军官兵挖得沟沟坎坎，千疮百孔。

　　马家军官兵虽然表面上凶猛强悍，摆出一副坚守阵地、与解放军拼死一战的架式，其实内心十分恐慌，人人都担心阵地失守，落得个葬身土丘的下场。

　　兰州南山以南的解放军阵地上，也是夜以继日地做着攻击准备工作。解放军指战员都明白，兰州战役将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攻坚战。马家军北依黄河天险，南据东岗坡、皋兰山、沈家岭、狗娃山一线的高山峻岭，又有坚固的工事居高临下，再加马家军弹药充足，以逸待劳，要从山下攻上去，拿下这一线数十里长的山地工事，扫清兰州市南面外围的障碍，为攻人兰州古城捣毁马步芳父子的巢穴打通道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说真的，能不能攻下南山阵地，指战员们心里的确没有十分把握，彭德怀用望远镜观察了马家军的南山阵地后，脸上本来就严肃的神情更加冷峻了。他对一举攻下马家军南山阵地能否成功，从来没跟任何人提起过。他本来就是一个寡言少语的人，对这件事情就更不吐露真情了。

　　8 月21日拂晓，解放军发起试探性攻击，外围阵地的炮声震撼着沉寂的山峦，古城岭上硝烟弥漫。

　　第65军第193 师第579 团在马架山南麓卜家路口一线，率先向敌主阵地古城岭发起攻击。指战员们迅速通过火力封锁区，冲到敌人的阵地前。先头分队进入雷区时，踏响地雷，引起航空炸弹和周围地雷的连锁爆炸，后续分队毫不停留，继续前进，越过铁丝网冲至第一道外壕。

　　趁我先头部队立足未稳之机，近百个敌人突然从侧翼蜂拥而出。他们光着膀子，挥舞着鬼头刀，嚎叫着向战士们冲来。战士们甩出一排手榴弹，把敌人压了下去。

　　稍停，这些亡命徒又狂叫着“死了升天”，继续冲上来。三营的战士们勇猛地端着刺刀迎上去，与敌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格斗。刚刚把敌人第一次反扑打下去，另一群又从两翼包抄过来……这样激战到9 时，尚未突破敌前沿，师长郑三生下令暂停攻击，重新组织战斗。

　　第二次攻击仍未奏效，战士们带着满身血污撤退下来。两次攻击没有成功，伤亡较大，部队很憋气。

　　16时，发起第三次攻击，当部队冒着密集的火力冲到第一道外壕时，又有战士触雷牺牲，也有跳进外壕的战士被木尖桩扎伤。与此同时，敌人又开始以一个排至一个多连的兵力连续反扑……由于敌人居高临下，工事隐蔽，火力突然密集，而我进攻正面狭窄，地形暴露，不便运动，也不便发挥火力，因而进展缓慢。部队虽然伤亡较大，但士气高昂，战士们前仆后继，反复拼杀，终以血的代价夺占了敌人第一道外壕。又一鼓作气，突破敌人第二道外壕。接近第三道外壕时，终因敌人反扑猛烈，无法立足，退回到第一道外壕。

　　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天，进攻部队像钉子一样牢牢地钉在第一道外壕阵地上。

　　沈家岭和狗娃山是两座山梁，位于兰州西南10里左右，两山相连。山梁的西侧，是临(挑)兰(州)公路，直通兰州西关。沈家岭的东边，是阿(干镇)兰(州)公路，再往东便是更高的皋兰山。婉蜒的公路夹在两山之间。沿公路北出谷口，便是兰州西关。扼守沈家岭与狗娃山，居高临下，可截断两条公路。如果解放军拿下这两处高地，沿着公路能直捣西关，切断黄河铁桥，将敌人从四面围困在兰州城内，关起门来打狗。

　　站在解放军的阵地上，由南向北望去，沈家岭的形状酷似葫芦柄，伸向解放军进攻的方向，易守难攻的狭窄地带设有难以跨越的横沟障碍，沟前还有密密麻麻的布雷场。要突破这样的地形和障碍攻击敌人的阵地，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攻击沈家岭的突破口很难选择。两侧山高谷深，坡陡崖峭，不仅无路可走，而且受到东西两面火力夹击，无法突破。惟一的办法就是正面硬攻。但这个葫芦形的阵地，简直像个缩头的刺猖，要拿下它非常棘手。

　　沈家岭阵地，与守兰州之敌存亡与共，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马继援曾得意地将这个阵地称为“兰州金锁”。他以其精锐主力第82军的第190 师防守沈家岭和狗娃山，以主力第129 军的第357 师防守七里河、小西湖沿黄河通往西关的狭长公路，另派第129 军一部驻守华林山，控制通往兰州西关的惟一通道，作为第二道防线。

　　攻打沈家岭和狗娃山的第4 军，在强有力的炮火轰击之后，于拂晓6 时，向沈家岭、狗娃山守敌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打得十分顽强，但一次又一次的冲锋连续受阻，伤亡很大。

　　敌人凶残顽固，拼死组织反扑。

　　鏖战激烈，双方打成了对峙的局面。

　　皋兰山的主峰营盘岭，是兰州南面的屏障，从兰州内城有公路直通峰顶。各种火炮、弹药及其他作战物资，均可由汽车直接送到阵地上。山上的工事，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以一个工兵团的兵力，外加3000民工，整整修筑了半年多。尔后，马步芳又派一个工兵营，还有数千民工，又加修了3 个多月。主阵地以钢筋水泥明堡与暗堡，构成核心的集群工事。围绕主阵地三营子这个山梁，自上而下有环形峭壁三道，每道高约二至三丈，峭壁外挖有两丈多宽的外壕，外壕内外两面均设有铁丝网，并布满了小型航空炸弹，每枚炸弹重30磅，炸弹与不同型号的地雷连接成梅花式连环雷，踏响一个，连响一串，马匪称之为土飞机。整个阵地上，明碉暗堡的火力组成交叉火网，并以可容纳两个营兵力的地道相互串通。敌人的这种工事，既能打，又能藏。

　　营盘岭左有狗娃山、沈家岭，右有马架山守敌的火力支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火力体系。如果解放军攻占了营盘岭，就可以居高临下，轻重火器可直接控制兰州整个市区和敌人惟一的退路黄河铁桥。

　　马继援派精锐主力第248 师扼守营盘岭。他有恃无恐地吹嘘道：“营盘岭是牢不可破的铁阵，是固守兰州的南大门，如果共产党能攻破它，我便自动撤出兰州。”

　　主攻营盘岭的第6 军部队于全线攻击开始的前夜，利用黑夜，沉着机警地接近敌人阵地。敌人做梦也不会想到，在他们阵地前沿几十米的崖坎下，潜伏着成百上千的解放军战士。

　　拂晓时分开始攻击。一阵猛烈的炮火之后，部队分两路直扑营盘岭，经过激烈战斗，伤亡很大，攻击受阻。担任主攻部队的炮火只摧毁了敌人暴露在前沿的工事，未能彻底摧毁暗堡。当炮火转移时，躲在狗洞里的敌人又钻了出来，拼命用火力拦阻，使我担任爆破的分队难以接近崖壁，无法实施爆破，部队伤亡较大。担任助攻的部队正面受到敌人阻击，地形不利，在运动中又受到三营子和马架山两面火力的射击，伤亡也较大。

　　激战整整一天，全线侦察性的攻击均未奏效，部队伤亡较大，首战受挫。这说明当面敌人并非一群草包，一堆豆腐渣。

　　黄昏，彭德怀下令：全线停止攻击。

　　这是一野进军大西北第一次、也是惟—一次战事失利，在几十里长的战线上，用大兵团发动全面攻击，反复冲杀，整整打了一天，竟然连敌人一个缺口也没撕开。这的确证实了毛泽东和彭德怀事先的估计：马家军特别是马步芳所部，是战斗力较强。较难啃的一块硬骨头;兰州是马家军志在死守的一座坚城。因此应对困难估计够，切不可轻敌。

　　彭德怀立即向毛泽东报告了首战受挫的情况。从早到晚一直在渴望中等待着兰州战役的消息、迫切希望彭大将军能在西北大战中再创军事奇迹的毛泽东，得到彭德怀的报告后，经过一阵沉思，立即回电彭德怀：首攻受挫，需要认真总结一下，找出教训，彻底克服轻敌情绪，进一步充分准备，待部队攻击确有把握时，再与敌较量!

　　发出电报后的彭德怀，一直在思考失利的原因：是攻击的位置选错了，还是投入的兵力不足，或者是炮火准备不足，抑或部队有轻敌情绪?……认为还是准备不充分，有些轻敌了。

　　接到毛的回电，反复细读三通后，彭德怀下令：“在部队上下进行一次全面总结，总结首攻受挫的经验，寻找教训，彻底克服轻敌情绪，轻装上阵，准备再战!”

　　彭德怀立即开始与兵团及各军、师指挥员交换意见，布置总结经验教训和再战的准备工作，并亲自到各级战斗指挥所以及前沿阵地视察，就地召集指挥员座谈，作深入细致的思想和组织工作。在短短的三四天内，他走遍了所有前沿主阵地，看遍了所有的主攻部队，给全军上下很大的促进和鼓舞。

　　经过三天的总结研究，在首攻外围战中摸清了敌人的指挥系统、工事设施。兵力部署和火力配合等情况，调整了作战方案，作了充分的准备;在思想上认识到马匪军孤注一掷死守兰州，是强手死敌，丝毫不能轻视。知己知彼，首攻受挫的憋气一变而为高昂的战必胜的豪情，指战员个人及营、连、排、班集体纷纷请战，争当突击队。

　　万事俱备，只待东风。此时，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来电指示：集中兵力，充分准备，继续进攻，攻克兰州，坚决歼灭青马。同意8 月25日发起总攻。

　　西北战场上最大最激烈的兰州攻坚战打响了。

　　8 月25日拂晓，在兰州东南面几十里崇山峻岭的战线上，在同一时刻，万炮齐鸣，震天动地，火光冲天，杀声震撼着山城和黄河两岸，马匪军颤栗了!

　　在敌人守卫兰州的十里南山战线上三个主要阵地之一的沈家岭阵地前，担任主攻任务的第4 军第11师第31团，首先实施长达半小时的密集炮火轰击，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之后，突击队跃出战壕，在一面鲜艳红旗的引导下，向敌人发起了冲锋。嘹亮的冲锋号声，在漫天的硝烟中响彻山巅，震荡长空。尖刀排架云梯登上断崖，越过堑壕，仅十几分钟就突破敌人第一道防线，将红旗插上敌人阵地。

　　随后，突击队向敌人纵深发起一次又一次冲锋，在阵地上反复争夺。敌我双方扭打在一起，直杀得天昏地暗，石裂土飞。敌人三次分几路以扇面式密集队形一窝蜂地冲上来。他们在督战队的马刀驱赶下，光着上身，穿着裤头，挥舞着马刀，大喊大叫着：“天门开了!”“升天了!”接二连三地冲上来。

　　马家军是一群亡命徒，前面的尸体堆成了山，后面的踩着同伙的尸骨继续往上冲，像绿头苍蝇一样，消灭一批又来一批，撵走一群又来一群。突击队端起刺刀一路猛杀，逼近了敌人的第二道堑壕。

　　敌人的第二道堑壕像一条长蛇，婉蜒地横卧在沈家岭中部的人工绝壁之上。突击队越过外壕。突入了敌人的第二道堑壕。子弹和手榴弹打光了，战士们钻进敌人的碉堡，取来枪弹，把反扑的敌人消灭在阵地前。突破敌人的第二道堑壕后，又继续向沈家岭敌主阵地推进。

　　顽固的敌人以整营整团的兵力进行反扑，只见满山遍野的敌人端着枪，挥舞着马刀，吼叫着向我阵地冲来。指战员们挥舞着寒光闪闪的刺刀，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

　　在左侧助攻的部队也是不顾一切，视死如归，勇猛冲杀。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刀枪撞击声和战士们“冲啊杀啊”的呼喊声汇合在一起，惊天动地。

　　敌人仍不甘心灭亡。用汽车运来大批增援部队，驰援沈家岭。敌军官为了让士兵为其卖命，大肆进行迷信活动。进攻前进行以土代水的“洗礼”仪式，他们成片地跪在地上，用土擦擦手，表示有“水”了，然后从头到身子擦一遍。军官告诉士兵们说：“只要身上洁净，打仗死了准能升天，一生的罪过就一笔勾销了!”受蒙蔽的马家兵，漫山遍岭洪水猛兽一样，提着明晃晃的马刀，裸露上身，腰间系满手榴弹，嗷嗷叫着往上冲。督战队跟在后面，举着马刀，端着机关枪，吼叫着督战助威：“弟兄们，上!冲上去的领赏!退下来的挨刀!”硝烟滚滚，火光闪闪，弹片横飞，子弹呼啸。

　　解放军战士前仆后继，追着败退的敌人拼刺刀。经过激战，沈家岭敌军核心工事终于被攻克了。突击队的红旗插上沈家岭顶峰，迎风飘扬。从拂晓发起冲锋到攻占沈家岭，惨烈的战斗历时13个小时，毙伤敌人3800多，解放军也伤亡了3000多，其中第11师第31团团长王学礼、第30团政委李锡贵、第32团副团长马克忠也英勇牺牲。真是一场鏖战。

　　在营盘岭，第6 军炮群从东西南三面向敌阵猛轰，整个营盘岭山崩地裂，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几十门榴弹炮、山炮。野炮、战防炮和众多的迫击炮、六零炮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敌人的炮兵根本没起作用就被打哑了。在火炮掩护下，步兵发起猛烈冲锋，很快就把红旗插到第一道工事的前沿。

　　一场血战开始了。枪声、炮声同手榴弹、炸药包爆炸声响成一片。子弹打光了用手榴弹，手榴弹打光了拼刺刀，刺刀折了赤手空拳和敌人肉搏，解放军战士前仆后继，视死如归。有的连队只剩下十几个人，几次命令后撤休息，但他们一直坚持战斗。战士们说，不把红旗插上营盘岭决不下来。

　　担负爆破峭壁任务的战士偷袭爆破未成，就强行爆破。两组爆破人员全部伤亡了，战斗英雄陈全魁挟着七个手榴弹冲上去和敌人对拼。当部队冲锋到营盘岭主阵地时，由于峭壁又高又陡，土质坚硬，突破口未被炸开，敌人凭借钢筋水泥暗堡拼命抵抗，我军几次攻击都未成功。

　　在这关键时刻，第17师七连指导员曹德荣奋力冲到悬崖前，托起三个炸药包按在崖壁上，拉响了导火线，只听“轰”的一声巨响，终于在敌人正面第一道防线炸开了一道斜坡。战士们沿着缺口向山头冲去，迅速冲人敌军阵地，占领了敌人第一道防线。

　　残敌退到第二道防线组织反扑，妄图夺回失去的阵地。战士们连续打退了敌人的五六次反扑，阵地前躺满了敌人的尸体。经过短暂的准备，再一次迅猛地发起攻击，完全占领了敌人第二道防线。

　　25日下午1 时，第6 军对营盘岭主阵地发起总攻。我军万炮齐发，敌人阵地上硝烟滚滚，燃起一片火海。在嘹亮的冲锋号中，我英雄部队像潮水般地涌向敌人阵地。不一会，三面红旗先后在敌人阵地上竖起来了!但刚刚竖起，旗杆就被打断，红旗落下来。又竖起，又落下，再竖起，再落下……就这样，红旗反复起落七次，每一次起落，都有许多战士流血牺牲。到了第八次，有十几面红旗同时在营盘岭敌主阵地上竖了起来。营盘岭终于全部被解放军占领。

　　敌人全线溃退。第6 军乘胜追击，一部抢占了敌机场，一部沿着公路追击残敌，直抵兰州城下。

　　曾经不可一世的马家军树倒猢狲散，一部分向西固城溃退，企图北渡黄河夺路而逃。

　　一野第3 军第7 师在城西七里河地区为了堵住敌人退路，立刻发起了猛烈攻击。他们首先越过西关，攻占黄河大铁桥，猛追溃逃之敌，然后猛扑西关大街，向纵深发展。溃退的敌人蜂拥而来，人马车辆挤成一团，抢先过桥。我军猛烈炮火向敌群射击，打中桥上一辆卡车，大火将铁桥封死，堵住了敌人退路。敌人无路可逃，乱作一团，淹死在黄河中的不计其数。

　　为了攻下兰州东南屏障、也是兰州东大门的豆家山，沿西兰公路直插兰州城，使敌人腹背受敌，配合攻占沈家岭、营盘岭等主阵地，25日上午10时，第63军集中炮兵向豆家山敌人阵地猛烈轰击。万炮齐鸣，宛如一阵急雷。炮弹倾泻在敌人的前沿阵地。天崩地裂的爆炸声震耳欲聋，硝烟弥漫了天空。仅仅30分钟的炮火袭击，就把敌人的前沿阵地打得七零八落，工事大部被摧毁。陡壁炸塌了，主阵地前的两条通路打开了。主攻团突击队像一把锋利的尖刀，猛插敌前沿。人人奋勇争先，个个飞身猛进。红旗引着炮弹走，战士跟着红旗上。暗堡炸毁了，火力点消灭了，部队前进了。

　　左翼的战斗也在激烈地进行着。战士们端着枪向敌人东杀西刺。红旗手周万顺把大旗高高地插在敌前沿阵地上。敌人吹嘘的“十万人也攻不上的豆家山”前沿阵地，就这样在几分钟内被英雄连队踩在了脚下。

　　这时，彭总打来了电话：“你们打得很好，步炮协同好。”指战员大受鼓舞，继续勇往直前。红旗手周万顺把“立功太原”的红旗插上了豆家山的主阵地。胜利的红旗，使敌人胆颤心惊，溃败的敌人在一片恐惧声中，集中枪炮向红旗射来。顿时红旗上出现了十几个弹孔，周万顺也多处负伤。一个弹片飞来，把旗杆打断，周万顺抓住旗杆还没有来得及插上，又有几颗子弹打在他的身上。他全身是血，多处是伤，身子猛一缩，摇晃着就要倒下去了，但他又牢牢地把红旗插在了主阵地上。

　　敌人豆家山的主阵地被突破，其防御部署被打乱。马家军总指挥马继援慌了神，急忙调兵遣将，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失去的阵地，死保豆家山。

　　为巩固已占阵地，战士们与敌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这时，兵团杨得志司令员给主攻团第189 师第566 团团长潘永堤打来电话：“我看到了，你们打得很好，很勇敢，要给你们请功。彭总也在看着你们，表扬你们打得好。”

　　阵地上传遍了彭总和杨司令员表扬的鼓动口号。战士高喊着：杀啊!一排排愤怒的子弹，一阵阵猛烈的拼杀，把冲上来的敌人打了回去。敌人六次大的集团反冲击和无数次小的反扑都被打垮了。

　　午后，第189 师全部占领豆家山阵地，保证了军主力沿西兰公路直插兰州。

　　豆家山血战，持续了约七个小时，战士们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疲劳、饥饿，加上流血，个个都变得瘦削了。可是，他们站在豆家山上，遥望兰州古城，完全忘了伤痛和饥饿，个个喜气洋洋，享受着胜利的喜悦和欢乐。多么淳朴、可爱、勇敢的战士啊!

　　与此同时，第65军于当日黄昏夺占了马家山阵地。

　　经过一天激战，一野部队分头全部攻下兰州外围沈家岭。狗娃山、营盘岭、豆家山、马家山等阵地，马家军全线溃败。除在阵地上被毙伤俘虏外，残敌如丧家之犬、漏网之鱼，纷纷向兰州城及黄河岸边逃窜，已完全失去指挥和互相联系，军无指挥，兵无斗志，各自为战，四散奔逃。

　　一野各部一刻不停，分别从各自攻占的阵地乘胜追击，从东、西、南三面向兰州城及黄河岸边穷追不舍。溃逃敌军和守城敌军乱成一团，根本挡不住解放军追兵尾追入城。

　　随即，在兰州城里展开了巷战。敌军有建制无建制的，大股小股，一群一伙或三三两两，在街巷、楼房、院前胡乱射击，边打边跑。解放军是哪里有敌人就往哪里打。有的匪军被打得晕头转向，东逃西窜，走投无路，一会朝城外跑，一会又跑回城里。跑来跑去，都逃不脱被打死打伤或俘虏的命运。很多敌军被迫跪在街巷两旁举手缴枪投降。

　　有一个连队就迫降了聚集在机场的2500多匪军，有一个班就俘虏了300 多匪军，一个排长就俘虏了9 个敌兵和25匹战马。街上俘虏一群群，敌尸死马一堆堆，枪械弹药等军用物资一堆堆。战斗整整持续了一夜。

　　兰州城的工人、市民也纷纷出来参加追打敌军，或给解放军带路搜索残敌，或帮助看押俘虏，或帮助收集枪弹车马等物资。

　　与此同时，在黄河南岸，第3 军第7 师乘势抢古黄河铁桥，截断敌军惟一逃路。在解放军各部的追击下，敌军一群群被先后压到黄河岸边。步兵、骑兵、马车、汽车，从四面八方潮水般涌向桥头。第19团八连于25日夜12时完全控制了桥头阵地。

　　深夜12时，听到攻占黄河铁桥的捷报时，指挥战斗尚未休息的彭德怀司令员兴奋地说：“好啊!这一下敌人成为瓮中之鳖，兰州决战我们胜了!”

　　26日上午门时，第7 师一部在强大火力掩护下，越过黄河铁桥，一举歼灭了黄河北岸白塔山上的守敌。12时，兰州宣告解放!“天翻地覆慨而慷”，市民热血沸腾拥集街头，热烈欢迎解放军，高呼共产党万岁!

　　兰州战役，惊天动地!

　　一野以雷霆万钧之势发起总攻，仅仅一天，敌人吹嘘的所谓“攻不破”的铁血阵地，就同时被攻破;不到两天，号称“金城汤池”的兰州城包括黄河两岸就被全部占领。骄悍凶顽不可一世的马步芳部，溃不成军。除被黄河吞没的敌人无法计算外，共毙伤敌人1.3 万人，俘虏敌人1.4 万人。青海马家两代四世苦心经营、据以称王的主力部队被一举歼灭，残部逃回青海，已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

　　兰州之役，也彻底切断了青、宁二马和胡宗南的联络线，为解放军扫荡大西北奠定了基础。

　　大军未发，粮草先行。在解放大西北的战争中，还有一支紧随一野大军前进，流汗流血，同样立下汗马功劳的百万支前大军。仅在兰州战役中，从陕西黄土地上走出来的千里支前大军就有15万。

　　兰州战役结束后，支前老模范刘老汉握着彭德怀司令员的手不停地叫“彭老总”、“老彭”。老战友喜相逢，彭德怀十分高兴，对刘老汉连声道谢。刘老汉笑着对彭总说：“老彭你忘了，我刘老汉不是说过么，你老彭打到哪里，我刘老汉就跟到哪里呀!”

　　一野向甘肃进军以后，随着军事的不断胜利，后方补给线由西安延伸至兰州以及黄河以西。在这漫长的供应线上，由于解放区人民和部队各单位后勤人员日日夜夜的紧张工作，终于战胜种种困难，保证了前线的供应。

　　战役过程中，解放区人民参加运输、担架、战勤等工作，动员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援前线。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帮助部队抢救伤员，警卫物资，打扫战场，捕捉散匪，维持地方治安。在甘肃、青海乍热骤寒的大陆性气候下，他们不顾艰险，野营露宿，长途跋涉，对战役的胜利起到了有力的保证作用，为西北解放战争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人民的全力支持，不仅从根本上保证了对前线的物资供应，而且也给了解放军以巨大的精神鼓舞。无数的担架队员不顾自己的安危抢救战士的生命。跟随第194 师的民工担架队，宁肯自己不吃少吃，把所带的500 斤小麦全送给了战士。这种伟大的阶级友爱精神和无私的英雄主义行为，大大地鼓舞和增强了广大指战员的杀敌勇气和决心。

　　从陇东追击到兰州战役，战场绵延千余里，连续作战几个月，粮食、弹药及其他军需物资的消耗是巨大的。而作战地区大部分还是新区，粮食、弹药主要是靠后方运送。老解放区人民积极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最大限度地满足前线需要，这是进军大西北作战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

　　(5)

　　20.双管齐下，一兵团进军青海。强渡黄河，轻骑六百下西宁

　　兰州战役胜利后，西北残敌已完全处于分散孤立的境地。青海马步芳集团主力被歼，残部溃不成军，基本上丧失了作战能力，如丧家之犬、漏网之鱼，一股向青海西宁老巢逃窜，一股向河西走廊逃窜。逃往河西走廊的国民党军残部，派系复杂，主战派和主和派明争暗斗，也很难组织有力的抵抗。宁夏马鸿逢集团虽未遭到歼灭性打击，但因孤立无援，士无斗志，内部矛盾日趋激化，已无力支撑局面。

　　一野大军一鼓作气乘胜追击，按照中央军委和彭德怀司令员的命令，用兵临城下，军事和政治双管齐下的办法，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分兵向青海、宁夏和河西走廊大举进军。

　　早在兰州战役开始前，马步芳即已从兰州溜回西宁，并立即携带家眷、幕僚和多年搜刮的民脂民膏飞逃重庆。指挥兰州战役的马继援，在解放军对兰州发起总攻，兰州地区山摇地动，陷人一片火海之中时，四顾无援：宁马坐视不救，胡宗南受阻不敢也不愿赴援，新疆调兵调不来，重庆国民党答应来援的飞机也不见踪影。众叛亲离，眼看就要遭到灭顶之灾。

　　这个狂妄自大的马继援，不久前还曾口出狂言：“彭德怀就凭从战场上捡来的一些破烂枪弹，有什么可怕的?我将歼灭他在兰州城下，创造战争史上的奇迹。”然而，就是这个马继援却在连天的炮火中颤抖了，还没等炮弹落到兰州城里，即于9 月1 日——也就是国民党报纸发表任命他为西北军政副长官的同日就弃城飞逃到西宁。

　　树倒猢狲散，马步芳父子逃跑后，其所属各部乱作一团，官不管兵，兵不顾官，焚毁文卷，抢劫金库，争相夺路西逃。伪省参议长马元海逃往都兰，新编骑兵军军长韩起功飞逃祁连。青新和宁张两条公路上的达官显宦、太太小姐，一时摩肩接踵，络绎不绝，争相逃命，狼狈不堪。

　　8 月27日，一野第1 兵团接到进军青海夺取西宁的战斗命令。兵团机关和第2 军在王震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直接率领下，由临夏取循化，过黄河，经甘都、化隆直取西宁;第1 军由贺炳炎和廖汉生率领，从永靖渡黄河，经民和。乐都，沿建水以南山区小道进军西宁。

　　两路大军犹如两股强大的铁流，形成了钳取西宁的态势。解放青海夺取西宁的历史性大进军，就在这浩浩荡荡的铁流的滚动中开始了。

　　在夺取西宁途中，解放军遇到的第一个难关就是跨越黄河天险。马步芳在逃跑前，曾指使新编军及反动武装将永靖黄河铁索桥以及所有船只破坏无遗，企图凭借黄河天险阻止解放军向青海前进。

　　第1 军从永靖出发到达莲花池渡口，汹涌奔流的黄河展现在解放军面前，渡船被马步芳部队烧毁殆尽。想架浮桥，因缺乏必要器材，浮桥架不起来。后从群众中调查得悉，用牛、羊皮筏子可以渡人。莲花池渡口附近的群众，热诚支援解放军北渡，纷纷献出牛、羊皮筏子，还选拔了好水手，并帮助编造筏子，当天就完工了40多只。下午开始试渡，小筏子可以乘四人，大的最多可以乘人到十人。用这种原始工具渡河，速度很慢，但各级领导精心指挥，做到有条不紊，加快了速度，到9 月2 日全军渡河完毕。

　　当时，第1 军共3 万多人，骡马2op 多匹，还有火炮等各种武器弹药和物资器材。这样一支大军，乘羊皮筏子这种原始的渡河工具，无一人一马损失，顺利、安全地渡过了天险黄河，实为前所未有的创举。第1 军渡过黄河后，经西马营、古现、红水店、平戎驿(今平安驿)向西宁挺进。

　　与此同时，第2 军第5 师在藏族、回族、撒拉族等少数民族群众的帮助下，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仅用了三天多时间，就编扎了千余块木排，全师胜利渡过黄河，战胜了黄河天险，战胜了梦想以天险挡住解放军前进道路的敌军，于9 月3 日解放了化隆县甘都地区。在强渡黄河天险中，该师有15位英雄为了各族人民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生命，与黄河万古长存。

　　兵贵神速，出其不意。为了防止已经溃散的青马残部重新集结反扑，不给溃逃的敌人以喘息之机，不使解放青海的历史进程有分秒的延误，第1 军贺炳炎军长、廖汉生政委一方面组织大部队迅速过河，昼夜兼程西进;另一方面抽调军直及第1 、2 、3 师四个骑兵侦察连和九个团侦察排的骑兵班，以及各师侦察科长、各团侦察参谋等共600 余骑兵，组成军的先遣部队，由军侦察科长孙巩带领，披星戴月，轻骑疾进，急趋西宁，查明进军西宁沿途敌情、道路、地形等情况，为解放军解放西宁开辟道路，大部队随后跟进。

　　由于第1 军党委下定了正确的决心，先遣侦察部队开进十分顺利。青马虽然还有那么一小撮孤臣孽子妄图凭借黄河、大通河构筑工事，焚毁渡船和破坏桥梁。但报来的消息比预料的情况要好：马步芳、马继援父子等先后由西宁乘飞机逃往香港;青马残部在解放军强大的军事政治压力下，已成为惊弓之鸟，不战自演。西宁部分开明人士及当地群众组成了维持会，自动维持社会治安，看守敌人遗弃的财产，等待解放军接收。

　　9 月5 日中午，第1 军先锋部队长驱直入，由平安驿乘群众前来迎接的13辆汽车进入西宁，受到各族群众热烈欢迎。

　　6 日，第1 军主力和第2 军前卫师进入西宁。

　　高原古城西宁的解放，一举结束了马步芳家族对青海长达40年的罪恶统治，揭开了各族人民当家作主建设新青海的历史新纪元。正如西宁解放时街头一首欢呼诗中所云：“马到青海四十年，人民苦死万万千，解放大军来征剿，顿时拨云见青天。”

　　为了纪念这一胜利的日子，廖汉生政委特意将自己在这一天出生的二女儿取名“涤青”。

　　青海是少数民族聚居的省份，又是青马统治长达40年之久的地区。由于历史上形成的回、汉纠纷，民族隔阂很深。回族人民长期受马步芳欺骗宣传的影响，生恐解放军“杀回灭教‘、”共产共妻“。因此，如何遵守民族政策，取得回族群众对人民解放军的信赖，就成为继续西进能否胜利的大问题。

　　对此，第2 师党委明确提出了向西宁进军，首先是军事进军，同时也不能忽略宣传队、工作队的作用，要求各级党委和领导以西北局编发的《回民工作手册》、《回民风俗习惯》为教材，在部队中深入进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教育。在这个基础上，师政治部又制定了贯彻民族政策的几条具体措施。各连普遍建立和健全宣传组。纪律检查组;人人遵守纪律，个个开口宣传，住一户宣传一户，过一村宣传一村，部队走到哪里，就把党的民族政策落实到哪里;不准随便进入清真寺;不准借用回民的锅、碗、瓢、勺，做饭及饮水尽量用河水，如用回族群众的井水，须首先征得群众的同意，把手洗净，再用群众的工具汲水;宿营要在无群众居住的院子，自觉保护群众财产，不准烧群众的柴、吃群众的粮和菜;对被俘虏的回族官兵，要严格执行不杀、不打、不搜腰包、不侮辱人格的规定;按照回族的风俗习惯，给俘虏另外做饭。

　　经过一系列的教育和工作，指战员的思想认识有了进一步提高，在抢渡黄河和西进途中，各部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团结群众，很快地揭穿了马步芳的欺骗宣传，大军所到之处，深受汉、回、藏各族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欢迎。

　　第5 团二营机炮连宿营在一个村子里，二班的房东藏在外面没回来。排长任瑞祥一进院子，看见院中梨树上的梨子快熟了。二班的同志经过一天的行军，饥渴交加，围坐在梨树下，羡慕地说：“树上结了这么多梨子呀!”任排长从战士的言谈里，意识到这里潜藏着违反群众纪律的问题。于是，他把树上的梨子挨个数了一遍，然后对班长石天才说：“这棵梨树，就由你们班负责，我已经数过，树上的梨子总共有104 个。”石天才认真负责地把梨子又数了一遍，的确是104 个。这一夜，院子里人来人往，战士们轮流站岗放哨从树下经过，谁也不肯动梨树一下。第二天，部队继续向西宁挺进，任排长在出发前亲自来二班检查群众纪律，又把树上的梨子数了一遍，一个也不少。

　　第5 团八连进入王家嘴时，有许多群众赶来欢迎，其中一位叫王成华的老汉亲热地说：“你们可来给咱们汉人报仇了。民国十七年回族造反，杀死了我的父母，二十一年又杀死了我的妻哥，咱们汉人受回族的欺侮多少年，这一下老天爷也睁开眼了。”

　　班长姜崇仁马上上前很耐心地向他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老人家，咱们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是为人民打天下的，不管汉族、回族都要解放。马步芳向汉族派款抓了，不是一样向回族派款抓了吗?过去回汉闹纠纷，你杀过来，我杀过去，这都是历代反动王朝和蒋介石、马步芳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利用民族矛盾造成的。解放军要打倒蒋介石、马步芳，既是给汉族人民报仇。也是给回族人民报仇，咱们回汉人民本来是一家人嘛，应该团结起来，再不要闹民族纠纷了，齐心协力地支援解放军，去消灭马步芳，闹翻身求解放。”

　　王成华老汉听了他的话，觉得句句在理，感激地说：“好!好!还是咱们解放军好。”

　　在一旁的许多听众也连连称道，异口同声地说：“这就好了，老百姓谁愿意多伤人呢!盼着你们早日打倒蒋介石，消灭马步芳，叫咱们老百姓都得到解放。”

　　一次，西进部队在向古都邑去的一个名叫乌拉的村口上，受到了当地藏、回、汉等各族人民的盛大欢迎。战士们在远处看见了藏族代表们，还有穿着紫、黄等各色服装的喇嘛们;回族妇女，头上蒙着绿色或黑色的面纱，男人留着长须，戴着平顶白圆帽。见到这个多民族的欢迎行列，战士们感到一种难以说出的兴奋。当部队走近时，欢迎的人群推出两头大牛和五头肥羊来，牛、羊的头上挂着鲜艳的彩绸，表达他们热烈欢迎亲人的心意。部队首长下马同他们握手道谢，藏族代表献上“哈达”，接着又递过一张红帖，上面写着“欢迎主张信教自由的人民解放军”字样，并且说明来意：“听说你们要来了，我们特地来欢迎。没有别的东西慰劳，送些牛羊务请你们收下。”

　　部队首长诚恳地谢绝了他们的礼物，并让宣传队就地为他们奏乐献歌。当唱到“恨马”一首歌的时候，全场的人都肃静倾听。

　　回族群众马福林说：“马步芳宣传说，解放军来了要灭教，烧清真寺，杀回民，报1936年河西走廊打过红军的仇……但是，你们的行动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你们经过的地方，都说解放军纪律严明，爱民如子，尊重少数民数，所以我们一个人也没有跑，并且为解放军准备好了粮食和柴草。”

　　藏族老人齐藏科也向战士们诉说了他们的苦难生活。他说：“我们世世代代受着残酷的剥削，马家军队抢走了我们的金银财产，以为这黑暗的日子永远也熬不完，没想到把你们盼来了，总算有了出头的日子。”

　　部队首长安慰他说：“解放军一定要解放全青海，消灭马步芳反动派，为同胞们报仇。”

　　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秋毫无犯，纪律严明，军行所至，解民倒悬，因而在解放青海的进程中，时时处处受到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和热情欢迎。

　　循化清水村20多名男女群众奋战黄河激流，抢救一船渡河遇险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生命于千钧一发之际，被授予“英雄救英雄”的鲜艳锦旗;西宁民生汽车公司工人杨希贤等人驾驶13辆卡车到平安驿远道欢迎接运人民的子弟兵;有的职工自动组织起来击退散兵游勇的抢劫，维护工厂和设备的安全;有的组织临时机构，维持地方治安，保护仓库资财;牧区各族的部落头人、宗教首领和群众代表在解放初期来宁祝贺致敬的达586 人。

　　人民群众的主动精神和积极行动，有力地推动了许多地区的迅速解放。

　　在人民解放军追歼青马残部过程中，为了尽可能减少军力消耗及战斗给地方人民带来的损失，也凭借兵临城下的军事威胁，展开政治劝降。

　　经过兰州战役，青马残部逃回青海后，战不能战，逃无处逃。喘息未定，人民解放军已大兵压境。严峻的现实迫使他们不得不作出最后的抉择：要么放下武器，缴械投降;要么以卵击石，自取灭亡。

　　第1 兵团王震司令员兼政委在率部解放甘肃临夏后，立即派出和平代表团(即劝降团)赴西宁开展工作，逃窜于上王庄的青马残部无奈于9 月6 日派出代表到西宁接洽投降。8 日，第1 军第2 师颜金生政委、杨琪良副政委指派该师保卫科科长李鸿恩等人前往上王庄，接受青马第82军B 晖长赵遂以下320 余人的投降;曾经疯狂一时的青马第100 、248 、357 师等部共交出机枪22挺、杂枪123 支。

　　其后，青马第190 师师长马振武、骑8 旅旅长马英等人在海晏三角城等地表示屈服归顺，该场景并被延安电影团摄影队罗矛拍入新闻纪录片《红旗席卷西风》之中。赵遂等17名将校于9 月16日发表文告，要求青马各部溃散官兵像他们一样“毅然缴械投降”。26日，韩起功在被部下抢光打伤以后，骑着牦牛从祁连到张掖向当地人民解放军乞降。10月25日，马元海亦从都兰到共和向当地人民政府缴械。

　　至此，青马残留的军政人员大部俯首称降。其后，虽有马英等青马反动军官的暴乱，但均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人民解放军共进行大小清剿战斗100 余次，毙伤、俘获、收降匪徒4700余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和军用器材。

　　(7)

　　21.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

　　宁夏古称银川。这里东西是山，黄河由兰州向北流入宁夏，从它的中部斜穿而过，两岸形成了一片广阔肥沃的冲积平原，即黄河流域著名的河套地区的西套。这一地区掌握了宁夏的命脉。宁夏首府银川，即处于这一地区的核心。银川的‘川’，指其核心地区黄河沿岸自西南向东北伸延的广阔平原：“银”，一说是指这一带土地碱性重，地面一片银白色;一说是指黄河沿岸地区(即河套地区)，经秦、汉。魏、唐迄元、明、清历代修建了纵横交错、覆盖大片土地的引黄灌溉水网，致力开发农业，渠水田畴银色一片，富着流银的意思。

　　宁夏也有二马，即马鸿逵和马鸿宾。他们二人虽兄弟相称，但素有怨仇，关系一向紧张，可谓“一槽二马，相争不懈”。

　　马鸿逵长期追随蒋介石反共反人民，在宁夏集党政军权于一身，以军治政，以政治党;军是根本，政是工具，党是招牌。兵主要是宁夏人，经其亲自选训，军官由其亲自教导，培养提拔，高级军官都有亲戚乡里历史渊源，统治很严。

　　兰州战役青马主力被击溃之后，蒋介石便将最后希望寄托在马鸿逵身上，于8 月底电召马鸿逵去重庆，要他鼎力西北，牵制解放军，一是作西北的垂死挣扎，二是争取时间，使汉中的胡宗南部南下四川，部署据守西南大计。

　　为鼓励马鸿逵，蒋介石又从枯竭的国库中拿出数百万银元作为酬劳。马鸿逵对此重赏感激涕零，表示只要有一兵一卒，就要拼杀到底，“死守宁夏”。

　　马鸿宾与马鸿逵则不完全一样。抗战期间，他曾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在绥西一线同傅作义共同抗击过日本侵略军。解放战争初期，他的一个团长被解放军俘虏，彭总亲自接见，并写信由其带交马鸿宾。这个团长回到宁夏后，马鸿宾对其非但未加责难，反而奖了他一匹马。马鸿宾当时内受马鸿逢的刁难、限制和威胁，外受解放大军重大压力，心情十分矛盾，思想斗争激烈。他曾飞到绥远去见傅作义和邓宝珊，傅邓二人以自己亲身经历劝其弃暗投明，马鸿宾由此产生了率部起义的念头。

　　宁夏的马家军，主要有两支部队，一是以马鸿逵的儿子马敦静为司令的宁夏兵团(马敦静还是整个宁马的总指挥);一是以马鸿宾之子马淳靖为军长的第81军。两支部队相比，马鸿逢的力量要强一些。但在兰州、西宁相继解放，青马主力被歼，解放军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他们都犹如惊弓之鸟。

　　兰州决战，歼灭了西北地区敌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青马主力，宣告了西北战场决战的胜利，奠定了解放大西北的基础。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解放军完成解放整个大西北的任务中，再没有严重的战斗，基本上是走路和接管的问题了。当然，要“走”得好，“接管”得好，也还要费一些周折。

　　在解放宁夏过程中，第一野战军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从始至终坚持做两种准备，用两种方法解决宁夏问题：一是充分准备以军事力量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敌人;二是在军事压力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宁夏。

　　用和平方式解放宁夏，可以避免战争的破坏和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同时，对于陷人穷途末路的宁马来说，也是惟一的一条光明出路。根据宁夏二马的具体情况，第一野战军的基本方针是军事、政治双管齐下，一打一拉分化二马，迅速解放宁夏。

　　马鸿逵在重庆接受了蒋介石的数百万大洋，匆匆返宁后，即制定了所谓“打光、烧光、放水”的对策，宁夏兵团司令马敦静随即在吴忠堡召开有各军长参加的军事会议，决定破坏青铜峡公路，并占领牛首山阵地，必要时执行马鸿逵的放水计划。同时，重新调整了各军建制，设置了三道防线，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北进。第一道防线——以骑兵第20团守同心，第用军一部守靖远，新编骑兵第1 旅守景泰;第二道防线——以贺兰军守中宁，第81军主力守中卫;第三道防线——以第128 军守金积，第11军守灵武。

　　第19兵团遵照毛泽东的指示，针对宁马的防御部署，决心首先突破第一道防线，截击中宁之贺兰军，争取中卫马鸿宾部第81军起义。得手后，再集中力量歼灭金积、灵武、银川之敌。

　　9 月1 日，第19兵团下达作战命令，具体部署了第一步以截击中宁之敌为目的的进军作战计划。

　　此前，彭德怀在向即将进军宁夏的第19兵团指战员交代任务时，语意深长地给大家鼓劲说：“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开过两个多月了，毛主席在会上的讲话不仅我们看到了，全世界人民也看到了，毛主席说要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且喊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口号。这个话和月号也不是随便提的，意义重大!人民共和国就要正式成立了，我们这片地方，如今还有一个新疆，一个宁夏没有全部到手。大家加把劲，在共和国成立前拿下这两个地方，来个锦上添花，喜上加喜!你们看怎么样呀?”

　　彭总说出了第19兵团全体指战员的心里话。他们知道，这是彭总的希望，更是毛主席和全国人民的希望!

　　9 月2 日，第19兵团在杨得志司令员、李志民政委的率领下，兵分三路向宁夏挺进。

　　左路第63军第188 师，由兰州分三路沿黄河两岸向宁夏急进。15日，该师克景泰后，主力西渡黄河，经五佛寺，沿北岸向宁夏中卫县挺进。部队穿越地贫缺水、人烟稀少的sop 里沙漠地带，于17日攻占沙坡头、迎水桥等地，展开攻击之势，直逼逃缩于中卫县城的国民党第引军。

　　中路第63军(欠第188 师)和第65军，于9 月5 日由兰州、定西沿黄河右岸与第188 师夹河并进。16日晨，第63军第187 师第561 团九连不顾几天长途跋涉的疲劳，奇袭企图渡河北逃的枣林子之敌。激战一时许，守敌第s1军第294 师第881 团团长孙天才等千余人被迫放下武器投降。同时，第561 团三营与企图从高家滩渡口北逃之敌第幻军一个团激战半小时，该敌大部被迫投降。两次战斗，第561 团以少胜多，毙伤俘敌1800余人。

　　右路第64军和陕北三边独立1 、2 师，于9 月10日、11日分别由固原、海原、黑城等地出发，向宁夏中宁县进军。12日，第64军第190 师解放同心县;13日晨，为求得歼灭敌贺兰军于中宁，第64军主力由同心继续北进，第191 师(欠第571 团)则经土坡斜插中宁东侧之鸣沙洲，以切断敌逃向吴忠之后路。宁马贺兰军及第81军一部闻风北撤。第190 师于14日中午解放中宁县城。

　　至此，第19兵团三路大军近10万人控制了黄河南岸的中宁、中卫地区，第188 师则从北岸威逼敌第幼军驻地中卫。敌第81军和退守金灵。银川的马鸿逵父子所属之宁夏兵团，均陷入孤立无援之困境。

　　第19兵团三路大军在向宁夏挺进中，秋毫无犯，并严格贯彻执行一野前委和西北局制定的《团结回胞守则》、《对回民俘虏各项守则》，每个连队都建立了民族政策宣传组和民族纪律检查组，教育全体指战员时时处处尊重回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生活风俗习惯。对在任山河、枣林子、高家滩战斗中被俘的国民党宁夏部队官兵，严格执行俘虏政策，不杀、不打。不骂、不搜腰包、不侮辱人格，对伤病员给予医治，凡愿回家者均发给三块银元路费。尤其是对回民俘虏，让他们另起炉灶，并可以礼拜念经。部队所到之处，有力地戳穿了宁马所谓共产党“杀回灭教”的反动宣传，因此深得民心。

　　一野大军兵临城下，驻中卫的第81军军心早已大乱。此时，马鸿宾父子虽有率部起义的意向，但又疑虑重重。

　　马鸿宾与解放军交战十余年。1935年夏，马鸿宾率第35师在宁夏固原和甘肃平凉地区围剿堵截北上抗日的红25军时，遭到惨败。次年春，马部第105 旅与西征红军激战于甘肃庆阳地区，全旅被歼，旅长冶成章等被宽大释放。抗战胜利后，马鸿宾父子追随蒋家王朝打内战。1947年4 月，马部向庆阳解放区进犯，又遭失败，其第问团被歼，该团团长马奠邦被俘后，受到解放军彭德怀副总司令。王震、习仲勋、张宗逊等首长的接见。彭总还让马奠邦捎带书信一封，诚恳规劝马鸿宾再勿追随蒋介石打内战。1948年马鸿宾率第35师再次向庆阳解放区进犯，又遭解放军有力打击。

　　因此，马鸿宾父子深知今与解放军10万大军对抗，只不过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况且，马鸿宾虽与马鸿逵是兄弟相称，但十余年的争权夺利，明争暗斗，马鸿宾总是斗不过身为宁夏省主席的马鸿逵。所以，马鸿宾也不愿把自己拴在其兄弟马鸿逵所谓“死守宁夏”的战车上。但是，他多年与红军和解放军交战的经历，使他还不完全相信共产党既往不咎的宽大政策。所以，当马鸿宾闻讯在北平率部起义的傅作义将军受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之嘱托，前往绥远帮助董其武旧部起义的消息后，便产生了先去绥远向博将军求教再决定今后行止的计划，而不想立即率部就地起义。

　　其实，争取马鸿宾起义是西北解放军的既定方针。争取马鸿宾的工作，早在1949年5 月西安解放后即着手进行。当时第19兵团政治部联络部长甄华，物色了马鸿逵部驻西安办事处的少将交通处长孟宝山，向其交待了中共和解放军的政策，令其回到银川，以合法身份进行秘密争取马鸿宾的工作。

　　兰州解放后，第19兵团联络部又物色素有声望的甘肃伊斯兰教上层进步人士郭南浦先生等人抵达宁夏，传达第19兵团和平解决宁夏之诚意，规劝二马认清形势，弃暗投明。

　　行前，杨得志司令员等首长为郭老一行的工作方便和安全做了妥善安排：除令解放军各部予以保护外，还派兵团联络部林义生(化名徐飞)等四人着便衣陪同前往，随时掌握宁夏二马的态度。第19兵团联络部甄华部长根据兵团首长指示向郭南浦说：不论何时，只要他们表示和意，你们可一面用郭南浦的名义给兰州彭副总司令来电报，一面到前线和我们联系。

　　9 月初，郭南浦、马守礼、马季康等人经平凉、固原北上，先于解放大军到中宁县见马鸿宾及第s1军军长马淳靖。马鸿宾父子要求解放军停止前进，双方开始和谈。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也时刻关注着宁夏二马的动向，尽一切努力争取宁夏问题的和平解决。

　　当第19兵团向宁夏进军的时候，毛泽东于9 月4 日致电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针对马鸿逢残杀陕北人民甚多，从来没有做过好事，和平解决的可能性虽未丧失，但实际执行仍有困难的情况，要求第一野战军对宁马力争全部缴械，其次则争取大部缴械，一部改编;并指出：“请考虑利用马鸿宾，派人向马鸿宾做些工作，争取大部和平缴械，一部改编的局面。”

　　19日，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张宗逊：宁夏马鸿宾到包头，说第81军军长系其子马淳靖，与马鸿逵部系属两事;无论何种方式，只要解放军不打，能使第用军成为人民的军队，他均乐于接受，请先停止作战，以便商谈。中央军委请彭、张即考虑处置办法电告。

　　同时，毛泽东为薄一波起草复傅作义电说：“我们可以将马鸿宾部与马鸿逵部分别看待，但问题的解决必须在前线而不能在北平。全国各地都是如此，宁夏不能独异。无论马鸿宾或马敦静如欲解决问题，应速派代表至兰州第一野战军司令部找彭德怀司令员接洽，或到固原第19兵团司令部找杨得志司令员接洽。如马鸿宾能亲去兰州或固原一趟，则更好。彭德怀将军已知马鸿宾为人是和马鸿逵有区别的，他正想找马鸿宾接洽。如马能亲自去，或派代表去，必被欢迎，不会有任何危险。请傅宜生速为转知，以免误事。又西北前线对宁夏进军的时间已很迫近，宁夏代表应速去固原或兰州，不要再迁延了。”

　　20日，毛泽东指示彭德怀、张宗逊、阎按要、甘泅淇，要他们依靠自己力量，用打拉两种方法争取迅速解决宁夏问题。

　　23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你们应尽可能解决马鸿逵部，越彻底越好。酌量保存马鸿宾部，照我军制度改编。”

　　毛泽东的指示，指明了解放宁夏的基本方针和政策。

　　9 月13日，郭南浦从中宁南行至同心县马家河湾的沙滩处，遇见解放军北进之第64军军长曾思玉。郭向曾军长转达了马鸿宾要求解放军停止向宁夏进军的条件。

　　曾军长说：“上级的命令是要我们15日打到银川。为了宁夏人民兔遭战争损害和保存国家一份力量，我军进军已推迟了数天。郭先生是很明白的。宁马仅有两个前途，战与和，由他们选择。要和平解决，照北平的办法;要抵抗，就坚决彻底消灭!请郭先生立即转达马淳靖，战与和的决心最好快下。如希望和平解决，我们前进又有什么关系呢?如马家队伍不抵抗，解放军决不食言!”

　　此后，为给宁夏二马最后醒悟机会，力争和平解决其军队，第19兵团遂令第64军各部原地待命，停止前进，以利郭南浦、孟宝山一行顺利抵达银川向二马再次转达我军和平诚意。但是，当时掌握宁夏军政大权的马鸿逵之子、宁夏兵团司令马敦静却软禁郭南浦先生等人，悍然拒绝和谈，并妄图封锁和谈之消息;而马鸿宾父子则尚未最后下决心就地率部起义。

　　9 月16日下午4 时，在银川的郭南浦、孟宝山、马守礼。马季康与马鸿宾再次会面，向马传达了解放军的和谈诚意。马鸿宾说：“毛主席比蒋介石好，我们当然跟毛主席。马敦静虽是我的侄儿，但我们多年不来往。只有s1军马淳靖部我能负责。我给他去电话，让他在石空渡和你们见面，研究起义，其余另作商量。”

　　当晚，马敦静突然下令限郭先生等人在三小时内离开银川，被郭先生严词拒绝。马鸿宾闻讯后，立即派车让孟宝山。马守礼。马季康冒雨连夜离开银川。孟宝山等三人于17日拂晓抵达石空渡口，第81军军长马淳靖已经在此等候多时，立即派人送他们过河到南岸。到中宁后，马守礼、马季康向甄华部长报告了马鸿宾父子愿意接受我和谈条件的情况。

　　第19兵团首长据此决定，由第64军代表兵团同第81军谈判。

　　9 月17日，第64军第188 师派联络参谋栗荣祥去中卫县城同第用军副参谋长马淳德商洽和谈事宜。郭请求给些时间，以便做好起义准备工作。

　　9 月19日晨，马鸿宾自绥远飞返银川后，急电马淳靖速与解放军签定和平协定。当日中午，马淳靖首先在黄河北岸部署好警卫部队，乘羊皮筏子来到河中一个沙洲上，等候谈判。

　　第64军副政委傅崇碧带领作战处长唐皎、联络部长牛连壁等人，乘筏子前往沙洲与马淳靖会面。傅崇碧政委坦率地向马讲明我军和平解决宁夏的诚意，劝其停止抵抗，走光明之路，然后严肃地说：“你们既然愿意和谈，就请到岸上去谈。”

　　马淳靖没有推辞，便和傅政委一起到第“军军部所在地，开始正式谈判。首先，曾思玉军长以北平和平解放为例，诚挚地向马解释了我党关于《国内和平协定》中的八项条款，便以此为根据提出了和平解决的具体条件，并宣布：我军保证马鸿宾一家生命财产的安全。马表示完全同意我军提出的和平解决条款。

　　当日下午7 时，曾思玉军长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马淳靖代表国民党第81军在原宁夏宫宁公司中宁办事处签订了《和平解决协定》。协定全文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与国民党第八十一军和平解决协定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保存国家人力物力财力，遵照毛主席朱总司令颁布和平解决八项原则，经双方代表数度协商做出如下协定：(一)国民党第八十一军遵照指定地点集结，听候按民主制度和原则整编军队，并由人民解放军派政治委员、政治工作人员进行工作。

　　(二)国民党第八十一军应保护一切武器、物咨和仓库，不得破坏和转移、隐藏、盗卖，应准备点交。

　　(三)国民党第八十一军应将莫家楼船只于二十日二十二时移交申家滩解放军，石空渡船只二十一日八时移交解放军。

　　(四)国民党第八十一军应立即停止中(卫)、银(川)公路之运输。

　　为保证以上四项条款迅速执行，特作以下具体规定：(一)第八十一军应立即将部队集结在中卫以东至李家营子、中卫以西至张家营子。城北王家营子以北地区给解放军驻防。

　　(二)第八十一军应立即让出人民解放军东进宁夏路线——经中卫镇乐堡以北通过。

　　在国民党第八十一军确实履行上项条件后，人民解放军保证该军全体官兵生命财产安全，允许部队不放下武器，但第八十一军不得有任何损害人民利益和破坏交通的行为。

　　本协定九月十九日十九时签字后立即生效执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全权代表曾思玉(签字)

　　国民党陆军第八十一军全权代表马淳靖(签字)

　　签字完毕，双方代表合影留念，曾思玉军长设宴招待了马淳靖一行。马淳靖军长一行于当晚返回中卫后，召集全体官兵宣读该协定全文，并认真贯彻执行了诸项条款，为瓦解企图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宁夏兵团和迅速解放宁夏做出了贡献。

　　中宁解放以后，为了阻止解放大军直下银川，马敦静又将留在黄河以东的兵力进行了重新调整，将第128 军、贺兰军保1 师、骑20旅共11个步兵团、1 个骑兵团分布在四个防御区：第一防御区为青铜峡和牛首山等制高点;第二防御区为金积及其以南马家嘴子至郑家大庙地区;第三防御区为吴忠堡地区;第四防御区为灵武城，企图与解放军在金积、灵武。吴忠地区进行决战。

　　针对敌情变化，第19兵团决定首先消灭第128 军于金积。灵武地区。以第64军配属兵团机械化营和坦克战车队，并指挥第195 师、独立第1 、2 师共5 万余人为主攻部队。同时命令第63、65军从中宁等地北渡黄河，攻击贺兰军，配合金、灵地区作战。

　　第64军的部署为：第191 师首攻牛首山，尔后由西、南向金积进攻，力求迅速分割围歼;第192 师指挥兵团野炮营经滚泉由南和东南向金积进攻，协同第191 师攻歼金积守敌;独立第1 师及第571 团沿豫(旺)灵(武)公路攻击前进，迂回吴忠堡，协助主力歼灭金积之敌。第190 、195 师为第二梯队，随后跟进。

　　牛首山巍峨倚卧于黄河东岸，南北走向，与贺兰山隔水相对，是金、灵地区的一道天然屏障。中(宁)金(积)公路沿黄河盘山而过，通向金积。中间要经过著名的黄河天险青铜峡，两侧山头制高点已被敌人控制，大部队难以通过。

　　17日下午7 时，第191 师第573 团三营沿崎岖山路向牛首山进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袭战术，攻占了牛首山制高点小西天。18日，又占领另一制高点东寺，直逼青铜峡。

　　青铜峡地势险要，黄河急流奔泻于高山峡谷之间，两岸悬崖峭壁刀削斧劈。仰望则“万峰攒天天为缩”、俯视则“天落峡底光如烛”。据说天气晴朗时，峡谷在蓝天和河水的映衬下，发出青铜的颜色，因而得名。没想到如此天险阵地，被解放军的威势吓破了胆的守敌竟不堪一击，很快弃阵而逃。宁马的第一防御区被打破，金、灵的门户洞开，为解放军迅速夺取金灵之战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18日，第191 师占领青铜峡，并跟踪追击逃敌，打垮了金积以南西滩村顽抗之敌。

　　与此同时，第192 师在前进途中击退敌骑兵第38团的阻击，逼近金积县城外围，将敌第356 师围困在城内。

　　这时，敌宁夏兵团司令马敦静一下子被吓呆了，一会儿提出高级军官飞往重庆，部队解散，武器沉入黄河，待机再起;一会儿又决定先把军官家属送走，部队留下打完了算;后又建议把部队从后山阿拉善旗拉到甘肃河西，和那里的中央军一同防守，六神无主，惊惶失措，朝今夕改。最后终于把宁夏的烂摊子甩下不管，不辞而别，自己坐飞机逃往重庆去了。

　　尚未受到解放军沉重打击的马匪军，困兽犹斗，仍在组织顽抗。马鸿逵的得力干将，河东国民兵司令马得贵，为了阻止解放军的前进，秉承其主子的命令，掘渠放水。他先令其部下焚烧汉渠内民房，把老百姓全部赶到渠北。然后，又命令金积县水利局长金占鳌将汉渠水位提高。他亲自指挥国民兵和沿渠防守的马部第128 军第356 师。将汉渠决开三四丈至十几丈深的口子30余处，并将渠上的桥梁全部拆除。顿时，金积县西南20余里的地区黄水泛滥成灾，村庄、田禾、公路全遭淹没。

　　马家军的罪恶行径，激起了解放军的更大愤慨，为了拯救灾难中的河东父老百姓，部队趟着没膝的黄水和泥泞道路，继续向前挺进。

　　从9 月19日开始，解放军尾随逃敌穷追猛打，攻寨夺堡，拔掉敌人盘踞顽抗的很多堡垒和阵地。在进至距敌第356 师和保1 师指挥部所在地金积县城七八公里处时，发现敌人利用星罗棋布的大小堡寨、纵横交错的河渠同及泥泞的稻田，组成了严密的防御体系。为减少正面攻击的过大伤亡，解放军采取了小分队乘夜插入敌纵深，从里往外打的“掏心”战术，摧毁其核心指挥部，打乱其堡寨式防御体系。结果，只打破打降了其核心据点杨家湾堡的一部敌军，就形成中心开花之势，周围几个小堡寨的敌人失去依靠，纷纷不战而逃。至此，金积周围的众多营、寨、堡据点已基本攻占，解放军兵临金积城下，形成包围之势，架起火炮准备攻城。

　　此时，守敌第128 军第356 师和保1 师师长已借故溜走，交由两个副师长指挥战斗。两个副师长和各位团长及士兵都已焦头烂额、精疲力竭，不愿作替死鬼再打了。当时来到金积前线视察的副军长何晓霆也不愿再打了。于是由何晓霆及两个副师长和几个团长共同署名致信围城部队，提出起义。解放军依“城下之盟”的性质，不予起义之称，定为投诚。金积不战而下。解放军打破了敌第二防御区。

　　越过金积，解放军主力沿金(积)吴(忠堡)公路向吴忠堡挺进;另一部沿豫(旺)灵(武)公路向吴忠堡侧后迂回前进。顽敌在通往吴忠堡的两条道路上掘堤放水，破坏公路、烧毁桥梁，阻击解放军。我军在沿路群众的支援下，架桥强攻，扫荡前进，—一击溃守敌。敌人有的被歼，有的溃逃，有的投降。仅仅一天多，各路解放军协同动作，一举攻占吴忠堡，打破敌人第三防御区。守敌保3 师除一部逃跑外，大部被歼。有“小天津”之称的宁夏商业中心、宁夏第二大城镇吴忠堡解放了。

　　解放军攻占吴忠堡后，残敌纷纷向灵武县城逃窜。灵武是敌部署的第四防御区，也是最后一道防御区，驻军为第128 军军部和马军所谓主力之主力的第256 师，加上各处溃逃聚集的残兵败将，整个兵力不算弱。可军长卢忠良和第256 师师长马福六等高级军官只顾自己性命，早已逃往河西，把部队撇在河东不管了。守敌群龙无首，士无斗志，各行其是，一片慌乱。

　　解放军估计不会有多大战斗，敌即可能弃城而走，从黄河仁存渡口逃往河西，于是乘胜加速向灵武追击前进，力争控制仁存渡口，包围歼灭守敌。

　　在进军路上，到处是敌军的散兵游勇和扔下的步枪、机枪。冲锋枪;有的士兵就带着枪支跪在路旁投降。解放军已无暇顾及接收这些俘虏和收捡枪支，只顾争分夺秒前进。奉命抢占仁存渡口的指战员出敌不意，连夜直插渡口，仅半个小时的勇猛冲杀就把渡口守军一个营和逃来的散兵歼灭和俘虏了。

　　攻城的部队一举攻占城关，守敌蜂拥奔出北门向仁存渡口逃窜，没想到被提前绕到灵武北面。正严阵以待的部队打得鬼哭狼嚎，乱成一团，一部分乖乖缴枪投降，大部分掉头跑回城内。

　　被四面包围的守敌成了瓮中之鳖，只好派人打着白旗出城乞降。

　　据说，这位乞降的军官代表在我军阵前说明请解放军代表入城指示投降事宜，要见我军首长时，我军一个班长威风凛凛地说：“我就是解放军的全权代表，我随你去!”就是在这位班长的指令下，灵武守敌乖乖地把汽车、大炮、枪支、弹药和各种物资整整齐齐摆在一个大操场上，官兵按照指定地点集中，向我军缴械投降。由此可见敌残兵败将的惶恐狼狈之状。

　　历时三天四夜的金、灵之战胜利结束，马家军在河东的部队被全部歼灭，我军战果辉煌：共计歼灭敌第128 军军部、第256 师、保1 师、保3 师、骑兵20旅。除毙伤外，共俘敌7337人，缴获各种炮120 余门，各种枪7000多支(挺)，各种弹药110 万发，汽车23辆，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

　　早在兰州战役之前，毛泽东就在1949年8 月6 日，就关于用战斗方式兼取政治方式解决西北敌军致电彭德怀、贺龙、习仲勋，指出：“除用战斗方式解决外，尚需兼取政治方式去解决。”“我们认为，西北地区甚广，民族甚复杂，我党有威信的回民干部又甚少，欲求彻底而又健全又迅速的解决，必须采用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并具体指出：给马鸿逵部以歼灭性的打击，迫使残部退人后套，然后用政治方式解决。

　　情况全如毛泽东所料，当我军突破宁马最后一道防线、金灵之战即将胜利、首府银川完全暴露于解放军攻击之下时，马鸿逵、马敦静父子先后乘飞机逃离银川，群龙无首。解放军大军压境，宁马高级将领完全丧失了再战的决心。

　　9 月20日，贺兰军军长马全良、第128 军军长卢忠良。第11军军长马光宗及省保安司令部所属保安师长等高级军官，共同发出停战求和的通电。由马全良领衔，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发出以下通电：“国民党秉国以来，领导无方，纲纪不振，民主凋敝，致战祸弥漫全国，强者死于炮灰，弱者流于沟壑。刻又战事迫近西北，面临宁夏。全良等不忍地方70万军民遭受涂炭，爱于本月20日停战，服从毛主席领导，实行民主，使人民登于席，国基安如磐石。至于军事如何改编，政治如何革新，听候协商，一致服从。”

　　彭德怀副总司令当即于21日晚发出“十万火急”复电云：贺兰军马军长，128 军卢军长，11军马军长：电悉，诸将军既愿宁夏问题和平解决，殊堪欣慰，望督率贵部，即这见诸实行，此间即电告杨得志司令员知照。即派代表至中宁与杨司令员接洽，特复。

　　彭德怀马西9 月22日，领衔通电起义的贺兰军军长马全良，派他的少将参谋长郑毅民东渡黄河到中宁第19兵团司令部进行联系。兵团司令员杨得志以五项和平条件提交宁夏当局，规定必须于24日中午12时，派出正式代表来中宁签字，以和平方式解决宁夏问题，否则即以武力坚决歼灭之;并严正声明：人民解放军一定要进银川，一定要解放宁夏，这一任务是不能变更的。

　　9 月23日，渡河战斗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第63军主力也做好了在中宁石空堡渡河北取银川的准备，人民解放军已经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在这种局势下，9 月22日上午，住在银川的马鸿宾，以马家“家长”的身份，把宁夏军政高级官员召集到他的公馆“五亩宅”开会，经他提议，决定以第128 军中将军长卢忠良。宁夏保安司令部中将参谋长马光天、宁夏省政府秘书长兼代民政厅厅长马廷秀三人为代表，以卢忠良为全权代表。

　　卢忠良三人于9 月23日急急忙忙赶到中宁，同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李志民、副司令员葛晏春、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耿飚和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潘自力等进行会晤。

　　杨司令员对他们说：“解放军从兰州出发前，82岁的郭南浦老先生前来为和平解放宁夏奔走，但你们不理，反而派人监视。听说你们有人想在打败以后，把队伍拉到沙漠里打游击。告诉你们，那不是好干的。人民解放军是打游击出身，如果真有人想在沙漠里和我们打游击，那是非被歼灭不可!掘堤放水更挡不住人民解放军的进攻。现在宁夏部队已走投无路，你们注定要失败的!”

　　听了杨得志司令员的话，宁夏当局的代表们羞愧难当，卢忠良连连恳求说：“无论如何，请司令长官多多给我们宽大!

　　李政委笑着安慰他们：“你们放心，解放军是最守信用的，如今你们既然放下武器归降人民，我们仍本宽大政策，既往不咎，愿意接受你们和平解决宁夏问题的要求。”

　　在谈判中，人民解放军代表首先提出五项协议草案，请宁夏当局代表们商讨。

　　这五项协议的内容是：(一)所有宁夏部队迅速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19兵团指定地点集中，听候处理。在此期间内，不得擅自移动。否则，发生任何冲突事件，人民解放军概不负责。

　　(二)宁夏一切党政军机构、市政机关、公管企业、牧场。公共财产和建筑及所有武器。弹药、仓库物资、公文、档案等，立即造具清册，听候点交，不得破坏、隐藏、转移、盗卖;所有监狱犯人，听候接收处理;曾经俘去之我方人员，不准杀害，应全数释放交出;蒋系特务机关人员，一律不准放走。

　　(三)凡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之地区，原宁夏当地军政机关、部队应负看管物资、维持治安之责，不得发生任何破坏损失事件。

　　(四)在宁夏部队方面执行以上三项条款时，人民解放军方面保证宁夏参加和谈部队全体官兵生命财产之安全。

　　(五)为了切实执行以上四项协议，决定双方在银川组织联合办事处，处理以上事项。该办事处由九人组成，解放军方面五人，并指定一人任主任;宁夏方面四人，并指定一人任副主任。

　　卢忠良等人看了五项协议草案后，喜出望外，感激万分，他们没想到解放军如此宽宏大量，给他们这么高的待遇，当即表示完全接受，坚决遵守以上协议的内容。

　　9 月23日下午2 时，解放军方面代表杨得志、李志民，宁夏方面代表卢忠良、马光天、马廷秀，双方先后在和平解决宁夏问题的协议书上正式签字。

　　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喜庆场面被摄人电影摄影机镜头，出现在后来《红旗漫卷西风》的影片中。

　　可是，中宁签字还不到两小时，就接到各方报告：驻大坝、小坝的贺兰军和驻银川的11军已经失去控制，自行溃散，游兵散勇四处抢劫，乱打枪炮，闹得不可收拾。

　　原来，自从宁夏军队通电起义以后，得到了广大官兵的支持和拥护。但也有少数反动顽固分子，不甘心马家王朝的覆灭，四处活动，惑乱人心，企图从中破坏宁夏问题的和平解决。他们利用绝大多数官兵是本地人，最怕离乡背井的特点，到处造谣说：“宁夏军队起义后，要全部被解放军收编，然后开拔去打四川。”

　　又说：“共产党一贯先甜后苦，以后还要追究军官们的罪责，凡是带‘马’姓的回族军官，一律按马匪处置。”

　　一时间，马军内部谣言四起，人人自危。军心浮动。士兵们先是三个五个地逃，后来成排整连地跑，最后终于全军溃散。驻大、小坝的贺兰军溃散以后，士兵们像脱了礓绳的野马，跑得到处都是。副军长王伯祥看到已实在无法控制，只好随散兵一起跑回了银川城。

　　此时银川城内枪声不绝，人喊犬吠，更是一片混乱。在混乱之中，一些散兵趁火打劫。

　　在银川城内滋事惑众，活动最猖狂的是马鸿逵的三个特务营和传令队。他们思想反动顽固，武器装备精良，多数成员是马鸿逵从老家甘肃河州招来的亲信，是一支经过严格挑选和训练、忠于马鸿逵的反革命别动队。三个特务营和传令队的反动军官们，坚决反对宁夏军队通电起义。主张与共产党顽抗到底。他们对带头通电起义的马全良、卢忠良、马光宗等高级将领，极端仇视，于9 月21日夜里开会密谋，决定杀掉马全良等人，把部队拉到河州继续和解放军作战。幸好特务营一个副营长，因内部矛盾等原因，立即将消息透露给马全良。在这种危机四伏的情况下，马全良和王伯祥才决定夜奔吴忠堡，把情况赶紧向解放军报告，请求尽快派部队开进银川城，平定骚乱，解除危机，拯救城内百姓，保护国家财产。

　　此时，迫于银川城内社会治安越来越糟，马鸿宾不得不给彭总发出急电：“宁夏部队已形成崩溃现象，官不能管兵，到处发生抢劫情事，请即令杨司令员速派兵进驻宁夏，以安定人心。”

　　经彭总和杨司令员的批准，第64军决定先派一个师于23日开进银川，承担维持治安，安抚民众，接管地方军队的任务。

　　对日晚，解放军第191 师第572 团连夜冒雨进驻银川，迅速控制了马鸿逵公馆和钟鼓楼等电讯、交通要害之处。

　　9 月24日清晨，雨后初晴，火红的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金灿灿的阳光映红了巍然屹立的城墙、高耸挺拔的西塔和金碧辉煌的玉皇阁，照亮了银川古城的每一个角落。从钟鼓楼发出的一声声洪亮的钟声，像是向人民宣告：银川解放了!

　　一群群工人。学生、市民涌上街头，眼含激动的热泪，高喊着：“天亮了!解放了!宁夏人民见晴天了!”

　　接着，地处宁夏边陲阿拉善旗和额济纳旗政府相继通电起义，宣布脱离国民党广州反动政府，接受共产党领导，并先后派代表到银川向解放军报告起义经过，要求人民解放军开进蒙旗，安抚地方，稳定人心。

　　1949年9 月26日，第19兵团在银川举行隆重的入城式。各族人民张灯结彩，夹道欢呼。美丽的塞上古城，万人空巷，盛况空前。马鸿宾亲率旧省政府官员、银川及附近乡县回汉民族各界民众代表及中、小学生出城热烈欢迎。

　　当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告成立，根据我党的城市政策和我军的“约法八章”，发布有关接管政策的九条规定，明确了对蒋马军政机构及人员和各族人民群众的政策，消除了他们的疑惑，澄清了社会上的谣传，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不少溃散的官兵纷纷携带枪械及军用物资，到解放军各地驻军投诚报到。

　　宁夏战役从9 月2 日开始到23日结束，历时22天。由于采取了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对马鸿宾与马鸿逵部区别对待的方针，进展顺利。共计歼敌4 万余人，其中，毙伤、俘虏敌人2 万余人，起义和投诚2 万余人。解放军仅伤亡7000人。

　　至9 月底，宁夏全境16个县、市、旗全部解放，蒋家王朝及马氏家族对宁夏几十年的封建统治终于结束。

　　(8)

　　22.进军河西走廊，翻越风雪祁连山。不破楼兰终不还

　　在进军青海的同时，一野还进行了打通甘肃河西走廊的战役，对甘肃永登以西、安西以东武威、张掖、酒泉地区的国民党军进行了长距离的追击作战。

　　当时，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及第91、120 军正向河西走廊撤退，加上河西原有第8 补给区和河西警备总部等单位，仍有4 万余人。第91、120 军撤至古浪后，先在乌鞘岭布防，幻想一野主力南下入川，无力顾及河西，可再喘息一段时间。当获悉一野将立即西进时，遂于9 月1 日在古浪以北之双塔堡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步兵乘车，骑兵掩护，继续向西撤退，企图利用解放军步兵难以追上汽车的困难，退至玉门地区。

　　为防止敌人退至新疆带来后患，一野于8 月31日发布进军河西的作战命令：第1 兵团第2 军自青海西宁挥师北上，越过祁连山向张掖进击;第2 兵团沿兰新公路及其右侧西进，第6 军为右路，绕乌鞘岭、腾格里大沙漠边缘的大靖西进;第3.4 军附野战军炮兵团、战车营为左路，直取武威、酒泉。

　　9 月4 日，第2 兵团全线出动。由于逃敌军心涣散，指挥混乱，不击自溃，第2 兵团各部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猛疾进，所到之处敌人纷纷投诚或逃窜。

　　第3 军由享堂、河桥驿向永登及以西前进，先头部队第9 师解放永登后，跨越乌鞘岭，解放安远驿。

　　第4 军由安宁堡、沙井驿沿兰新公路向永登方向前进，敌骑兵第8 旅第25团残部投诚。

　　第6 军由哈家咀、小涝池向松山、大靖前进。进至古浪以东松山时，敌第120 军第191 师骑兵团800 余人在团长带领下投诚。

　　12日，第2 兵团作出攻占古浪、进军武威的作战部署。在解放军尚未发起攻击时，敌先行逃走，第3 、6 军顺利进占古浪、大靖等地，至15日即进至武威以南及以东地区。次日下午，第3 军先头部队攻克武威，驻武威附近敌第g1军骑兵团、第246 师骑兵团和甘肃保安第3 、4 团、武威自卫团、自卫队共7500余人投诚。

　　18日，第2 兵团全部集结武威，并以装甲营和乘车步兵营组成的快速部队向张掖前进。

　　在此期间，第4 军先头部队经17天700 公里的行军，抵达山丹，敌联勤第8 补给区监护营及第173 师溃兵600 余人，携马300 余匹，于山丹东乐镇投诚。

　　22日，第4 军第10师解放民勤。

　　与此同时，第1 兵团部率第2 军于9 月10日由西宁北进。第5 师为前卫，第6 师为后卫，第4 师为本队。12日，第5 师攻占大通、门源，然后顶风雪、冒严寒，连续行军。14日进入终年积雪的祁连山区。

　　祁连山海拔4300多米，绵延千里，崇山峻岭，高峰人云，高处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气候变幻无常，人烟稀少，鸟兽亦视为畏途。唐代诗人王昌龄有诗状祁连山及河西走廊史地云：“青海长云暗雪山(祁连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行军之难可想而知。但为迅速打通河西走廊通道，占领酒泉，却必须走此险途。

　　由于进军急速，准备不足，缺乏防寒设备，许多指战员还穿着单衣，奇苦难言。

　　14日一早，部队从黑石头出发，走了20多里路就开始下起雨来，路上泥水搅合，不时有人跌跤，一个个淋得活像落汤鸡。各班的宣传鼓动员喊起口号：“踏着红军的足迹前进，翻过祁连山，消灭马匪，解放大西北!”……歌声、口号声在高原上空回荡着，部队的行军速度加快了。

　　雨越下越大，简直像河水开了闸，大路成了河渠，行军的速度又缓了下来。一会儿，暴雨又变成了冰雹。旋风夹着指头大的雹子，打得人生疼，战士们用毛巾缠着头脸，仍然坚强地爬着盘旋的上坡山路。到了大梁，气温骤然下降，鹅毛大雪把祁连山整个包裹了起来，刚刚淋湿的衣服顿时冻得硬梆梆的好像油布，顶着风雪往前爬，沉甸甸、冷冰冰的，透心地难受。腿重得像灌了铅，迈一步要吃力地吸一口气，总觉得空气不够吸，越往上走越觉得气短，体弱的战士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有的就用手巾捂着嘴巴，但不大一会儿嘴上的毛巾便冻成冰块，队伍拉得更长了，开始有人掉队了。

　　“向前走呢，还是休息?”雪越下越大，风势越来越猛，呼吸越来越困难，胸膛好像要炸裂一样。有人干脆走不动就坐下了。可也不能等着冻死呀，部队只有向胜利前进的传统，没有等着死的习惯，指挥员下令坚决地向前走。

　　夜晚的高原一片苍茫，雪不停地下着，狂风卷着雪花，像脱了缰的野马尽情地奔驰着，冻硬的衣服被风刮得瑟瑟作响，刮得战士站不稳脚跟。队伍在茫茫的雪原上前进，像一条雄伟的巨龙，路旁掉队的战士仍然一拐一拐地昂着头走着。长征过雪山的情景和对胜利的憧憬激励着指战员。

　　部队继续坚强地走着。在离俄博40多里路时，寒冷的雪花密密地撒到人们身上。这里已是海拔5000多米了，不少人觉得头晕，显然是空气更稀薄了。寒风像钢针一样，刺痛着人们的肌肤，冻得难以支持，牙齿碰得咯咯作响，浑身直打哆嗦，最讨厌的还是路上老遇上小河沟，河水冰冻刺骨，只好连鞋带袜趟过去。由于连续急行军，加上水浸、风吹和冰冻，脚肿起来了，有的已经开始溃烂，再加上饥饿，许多同志都走不动了。想吃点干粮取暖，但干粮冻得像冰块一样，硬梆梆的啃不动，只好憋住气喝口烧酒，不过这也只能暖一小会儿，过后更冷。许多战士还是掉队了，行军队列里有人走着走着，猛地就栽倒了，闭起双眼躺下了。他们为了解放大西北，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大家含着眼泪，用白雪埋葬了战友们的尸体，昂着头，挽着臂，又继续前进了。

　　部队经过28小时强行军，走了220 里，于16日通过祁连山山梁，到达俄博。

　　到达俄博后，彭德怀号召全军学习这种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精神。

　　接着，第1 兵团部和第2 军又以20多小时的连续行军，于17日歼灭国民党军第15旅旅部及第32团，攻占民乐县城。

　　18日，第二兵团先头部队第5 师进至张掖三堡，击溃企图增援民乐的西北军政长官公署警卫团，又于六坝歼灭国民党军第245 师第735 团全部。

　　19日，对张掖实行包围攻击。经19分钟战斗，即歼灭守敌第245 师第733 、734团。

　　22日，第2 军第4 师解放临泽县城。

　　张掖解放后，各部队星夜西进，迫使逃窜张掖以西之敌第173 师骑兵团及第246师第736 团先后放下武器。

　　9 月21日，第1 、2 兵团部队会师张掖，然后挥戈西进。

　　逃到河西走廊西端的国民党军队大多为机关、后勤单位，战斗部队仅有五个师，除第231 师组织完整、人员充实外，其余四个师都已零零落落，仅有500 至千余人，人数较多的第246 师也只有2300人，士气极为低落。再加上几个独立团和地方部队，根本无法支撑局面。地理条件上，没有可以利用的关隘和可以固守的坚固城池;后勤保障上，已面临枯竭，官兵三个月无晌，国民党广州政府空运的100 万银元滞留汉中，兵员和物资得不到补充;在其内部已分崩离析，、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斗争日益尖锐，不可能再有组织地进行大规模的抵抗。因此，当解放军第1 、2 兵团先头部队兵临高台、酒泉时，河西国民党部队不得不作出最后的抉择。顽固派首领刘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黄祖勋(第91军军长)、胡兢先(骑兵学校校长)等，先后出逃，主和派将领掌握军权，酝酿投诚起义。

　　在这种有利形势下，一野坚决贯彻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双管齐下的方针，一面是大军急速西进，一面是通过多方关系，宣传我党的政策，做政治争取工作。

　　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新疆警备总司令兼河西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派第8 补给区司令曾震五从迪化赶到酒泉处置。9 月22日，曾震五与第1 兵团第2 军第5 师领导徐国贤、李桂、何家产会见，要求暂停攻击高台，并于当天赶往张掖求见第1 兵团司令员王震，表明和平解决河西的愿望。

　　当晚，王震派第2 军第5 师副参谋长刘振世到高台国民党军第246 师防地，与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彭铭鼎、第246 师师长沈芝生会谈，传达王震的意见：驻高台、酒泉一带的国民党军队原地待命，听候改编，并确保玉门油矿的安全。

　　彭铭鼎当即明确表示，愿意接受解放军提出的条件，命令第1 线部队撤回酒泉，原地待命。

　　由于和平解决河西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解放军前线部队即停止进攻。

　　9 月24日，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彭铭鼎、第8 补给区司令曾震五、河西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汤祖坛等，在酒泉率部共约3 万人起义，由陶峙岳领衔发出通电，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

　　25日，第二军第5 师乘车进入酒泉;由第3 军军长黄新廷率领的快速部队到达老群庙，接管了玉门油矿;接着，第5 师占安西、敦煌。此时，额济纳旗防守司令也宣布与国民党脱离关系，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

　　至此，河西走廊全部解放。

　　河西战役自9 月2 日开始，到28日结束，历时近一个月，共歼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河西警备司令部、第g1军、第120 军、第8 补给区等，共4 万余人，解放县城16座。战役的胜利，不仅使河西广大地区得到了解放，更为重要的是，为我军进军新疆打开了必经之通道，为和平解放新疆奠定了基础。

　　(9)

　　23.和平的前奏——新疆军政上层人士酝酿和平。千钧一发，陶峙岳“单刀赴会”。关键时刻，邓力群秘密飞抵迫化。西出阳关，彭德怀挥师进疆

　　和平解放新疆，是解放大西北的最后一役。

　　新疆地处我国西北边陲，地域辽阔，幅员广大，面积160 多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六分之一，为我国第一大省;人口430 万;物产矿产资源丰富;与外蒙古、前苏联、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国接壤，边界线约占全国陆地边界线总长的四分之一，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新疆又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有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回等13个民族杂居。

　　当时国民党各派系在新疆的驻军共有10万多人，其中一部分是反动和坚决反共的。由于地广人稀，山岭纵横，沙漠横亘，风沙肆虐，水源不足，交通不便等等，条件十分恶劣。从兰州到迪化，到南疆的喀什，戈壁几千里，黄沙漫漫，困难重重，很不利于行军作战，用武力解决问题。

　　另一方面，由于全国解放战争势如破竹，除少数边缘地区如西南、南部沿海等地区外，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均已迅速解放，并出现了北平、绥远、湖南、宁夏等不同的和平解决方式，各地国民党军政人员纷纷投诚起义，影响所及，用和平方式解决新疆问题已是大势所趋。

　　因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根据对新疆的历史和现状的分析及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为使新疆各族人民免受战争创伤和损失，作出了争取和平解放新疆的决策。

　　早在1949年4 月28日，毛泽东就致电彭德怀，要彭回中央商谈关于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北的问题，指出：“看样子，此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张治中等人现在决定留平，并向我方靠拢。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这件事，我们或须考虑通过张治中的帮助去做。”

　　5 月初，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张治中经绥远向新疆转发电报，劝导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省主席包尔汉和警备司令部参谋长陶晋初、西北长官公署秘书长兼省政府秘书长刘孟纯等人，努力维持新疆政局稳定，根据形势发展共商对策，准备走和平起义的道路。

　　屈武也受周恩来委托由北平返回迪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介绍解放战争和解放区的情况，沟通与张治中的联络，暗喻走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道路，等等，进行了一系列和平解放新疆的政治宣传和组织准备工作。

　　新疆内部，酝酿和平解决的萌芽在1949年初就已开始。

　　一方面，是从4 月间开始的军政上层人士主和派的活动，包括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办公厅、省政府及所属厅、处、市、县主要人员，以及新疆警备司令部和所属部门的主要人员。他们在国共北平和谈破裂前，关心谈论的是全国和平问题。和谈破裂，张治中被国民党开除后，全面和平幻想破灭，即转人新疆局部和平解放问题。

　　另一方面，是各民族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组成的一些秘密地下组织，如：“新疆民主同盟”、“民主青年团”，新疆学院副院长涂治为首的“战斗社”、“先锋社”，以及在蒙族、哈萨克旅游牧民中的秘密组织等。他们组织学习讨论，办报刊、散传单，宣传中共和解放军的政策主张。他们都得到了新疆省主席包尔汉的默许甚至暗中支持，同时，他们也给包提供了各方面的情况并给包以支持。

　　两种和平势力的活动日益加强。在这些日子里，这些有识之士一直在思考着和平解决新疆的问题。

　　1949年8 、9 月间，继兰州、宁、青解放之后，新疆国民党当局外有人民解放军重兵压境、内有“三区革命”势力及全疆爱好和平人民的牵制，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如继续与人民为敌，与和平进步力量相抗衡，无疑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

　　惟有和平起义，弃暗投明，才是推一出路，才能使新疆人民免于战祸，使国民党10万驻军免作无谓牺牲——陶峙岳。包尔汉、屈武等有识之士终于达成了这样的共识。

　　新疆国民党军政上层人士中的主和派，主要有西北长官公署副长官、警备司令部总司令陶峙岳、长官公署秘书长兼新疆省政府秘书长刘孟纯、警备司令部参谋长陶晋初、副总司令兼南疆警备司令赵锡光、政工处长梁容清，以及新疆供应局长郝家骏、第8 补给区司令曾震五、新疆省主席包尔汉、迪化市长屈武、驻新疆外交特派员刘泽荣、新疆日报社社长谈维煦等。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信服主张和平解决国共问题、多年担任西北军政长官并曾兼任新疆省主席的张治中的。其中最关键的人物是陶峙岳。

　　陶峙岳，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是个爱国并具有进步思想、能征善战、在北伐战争中屡建战功的军人。但由于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一贯遭到歧视和排斥打击，蒋需要他时便任意驱使其率部履险攻艰，打头阵当替死鬼，奔命于豫、鄂、淞、桂、粤各省，不需要时便撇在一边。他对蒋介石违背孙中山的主张和创建国民党的初衷，叛变革命，反共打内战的行为早有异议;对蒋介石排斥异己更是身受痛感，愤懑不平。特别是在蒋介石嫡系大红人胡宗南的管辖之下，屡遭排斥和打击。

　　早在1935年，陶任第8 师师长，随其前任师长、调任甘肃省主席的朱绍良调驻甘肃秦安时，即与他以后的克星胡宗南相识。这时，胡宗南驻防天水，两人免不了经常见面。初与胡见面，陶就看不惯他那轻浮傲慢的态度，便虚与委蛇。不想，这竟被胡视为对其不恭而怀恨在心，以后便屡次排斥和钳制陶，以泄心头之恨，演出了三夺陶之兵权的丑剧。

　　1938年9 月的一天，胡宗南突然将陶峙岳找去。

　　“陶兄，我欲以你与第1 军军长李铁军对调，你看如何?”胡以战区长官的身份，名似征求意见，实则是下命令。

　　“这不是明摆着要吃我的第8 师吗?”陶峙岳心中明白，这样对调，名义上虽无差异，实质上陶峙岳被架空了，第8 师被胡夺走了，而第1 军还是胡的。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激烈进行之际，尽管陶对他这一招感到十分气愤，但还是从大局出发，很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一调动。

　　由于陶峙岳的苦心经营，加之他为人处事向来与人为善，很快便赢得了第1 军上下的拥戴，在部队树立了良好的威信。

　　不想，这又招来了胡宗南的疑忌：“这样下去，第1 军还不被他陶峙岳给吞了?”

　　他眼珠一转，又心生一招：派丁德隆接任第1 军军长，调陶充当他的第34集团军副总司令。

　　明升暗降，陶峙岳的兵权再度被夺，成为一个有名无实的“副总司令”。

　　感伤之余，陶赋出《太华归来》一诗，借以寄意：“偷得闲时出帝城，攀登无处不心惊。投书泪洒苍龙岭，拒召名传落雁峰。瓦釜雷鸣谁独醒，金巨蟹碎赖群英。身经百地千重险，敢说长安路不平!”

　　1942年8 月，胡宗南扩军为三个集团军。他再发“善心”，任命陶峙岳为第37集团军总司令，却派了个亲信任参谋长，以监视陶。1943年秋，胡宗南又无端解除了陶的现职，以丁德隆继任，而将陶调往河西之酒泉任警备司令，这又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官儿。

　　对于胡宗南的屡夺兵权，数次玩弄他的卑劣行径，陶峙岳深感其欺人太甚，内心极为愤懑。但又有什么法子呢?他只盼有那么一天，能找到一个知己可以倾述自己的苦闷，能够帮助解脱目前的困境。这时，张治中找到了他。

　　1945年冬，张治中临危受命，赴新疆解决三区起义问题。往返经过酒泉，在陶峙岳部食宿。两人促膝长谈，主要就新疆的时局及解决新疆问题的方法问题，坦诚地交换了意见，并就以“和平、统一、民主、团结”为原则，解决新疆问题达成了共识。

　　两人既然相识并相知，所以张治中受命再赴新疆时，邀陶人疆，担任新疆警备司令，后又担任西北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警备司令，代理张治中主持日常工作，奠定了在新疆举足轻重的地位。

　　主和派的活动是1949年4 月间先在个人交往中开始的。首先是跟随张治中多年的西北长官公署办公厅秘书长兼新疆省政府秘书长刘孟纯、参加和平谈判的新疆迪化市市长屈武等，积极进行和平宣传活动，一些上层人士开始个人间的接触商谈。国共和谈失败，国民党政府拒绝中共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张治中被开除出国民党以后，这些个人的交往日益频繁深入，逐渐发展汇合成两个酝酿起义的主力摊子。

　　一个是以刘孟纯、包尔汉、屈武、刘泽荣、谈维煦等政府人士为主进行联络活动的摊子。其主要联络范围包括长官公署、迪化办公厅、省政府及其所属厅、处与市县政府、国民党中央驻新疆机关、民族上层人士，并直接控制报纸言论。

　　另一个是以梁客淆、陶晋初及总部几个处长等军界人士为主进行联络的摊子。其联络范围主要包括驻新各军、师、团和供应局、汽车团等单位。

　　这两个摊子，当时都不是有形的组织，而是一种个人之间的沟通思想主张、交换动态情况的联系。所谓联系范围，也不是有组织的活动，而是每个人在自己的工作生活与友谊范围之内，以个人交往的方式再去联系另一些人。

　　新疆和平起义的关键取决于驻新部队的态度，而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的意向人们还不甚了解。因此，在议论起义问题时都心中没底。

　　其实，早在陶峙岳二赴新疆时，已同张治中就和平解决新疆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赴新后，他即本此思想有计划地开展了工作，他除与兰州曾震五、彭铭鼎密切联系，内外呼应外，与刘孟纯、屈武、刘泽荣等均有默契，只是事前未敢多做联络。怕事先透露消息，“打草惊蛇”，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甚至破坏和平起义的计划。所以，尽管主和派暗中从事了大量的和平策划工作，陶峙岳均未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一直保持缄默。直到他认为时机成熟了，才将自己的想法及和平起义的计划通过陶晋初透露给一些上层人士，使大家心中有了底，更加积极经常地加紧联络活动。

　　以新疆省主席包尔汉为首的政界人士也在积极活动。1949年1 月，在张治中的扶持下，包尔汉就任新疆省主席。他是一个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和进步思想的维吾尔族人。目睹了英。美、日等国帝国主义分子分裂新疆、破坏中国统一的阴谋活动，他立志要为新疆各民族人民的幸福而奋斗。同时，在张治中的影响和帮助下，他从上任开始就在新疆和平与反和平、主和与主战的斗争中站在主和的一边。

　　早在1949年2 月初，时仍任西北军政长官的张治中在兰州召集甘、青、新三省首脑开会时，就曾单独约见包尔汉，两人推心置腹详谈新疆问题，对和平解决新疆问题取得共识。包尔汉返回新疆后就开始进行和平活动。他一方面逐步加深和刘孟纯、屈武、刘泽荣等上层人物的联系，沟通思想，协调行动，同时在他兼任司令的新疆保安部队中进行宣传教育和组织安排工作，掌握控制这支武装力量。另一方面，还联系支持各方面及各种主张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社会组织的和平活动，扩大和平行动的群众基础。

　　与此同时，反对和平的主战派反动势力也蠢蠢欲动。最大最顽固的反和平的反动势力就是国民党新疆驻军。这批驻军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基本没有受到打击，不知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厉害，而且军官很多是顽固的反共分子。按其编制，属于新疆警备司令部序列的计有整编第42师所辖第128 、65、骑8 、骑9 共计四个整编旅，整编第78师所辖第178 、179 、227 计三个整编旅，整编骑兵第1 师所辖第6 、7 两个整编旅。此外，还有驻在新疆的联勤总部系统的物资供应局和空军地勤人员等，总共将近10万人。

　　这些部队基本分属两个反动系统。一是青海马家系统，一是国民党的胡宗南系统。这些部队的人事权、指挥权都为胡。马所遥控，警备总部与他们的关系只是一种象征性的隶属关系。陶峙岳只能靠同官佐间的一些个人感情去掌握部队。这种薄弱的关系，无事时还能维持一种礼节性的接触，有事时则会失去控制而各为其主，各行其是。

　　这些部队的军官当中，除整编第42师师长赵锡光同陶峙岳相处较好，感情较深，思想进步，尚可依赖之外，其余的如整编第78师师长叶成及其所属第179 旅旅长罗恕人、骑兵第1 师师长马呈祥等一批将领，则个个为骄兵悍将，思想顽固者居多，稍有见识、能关心国家前途命运者甚少。

　　整编第1 师驻在迪化市老满城地区，这支部队的官兵不但封建，而且相当顽固，战斗力较强，反共也是最积极和最坚决的，是新疆和平解放的最大障碍。

　　此外，还有当时的迪化市警察局长、国民党特务头子刘汉东，也与叶、马、罗勾结甚牢。

　　这些人虽分属不同体系，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坚决反共。他们形成了以马、罗(刘)为核心，叶追随其左右的反对新疆和平解放的势力集团。在决定新疆命运和前途的紧急关头，这些一贯反动、誓与人民为敌的顽固分子纷纷蠢动起来，欲作垂死挣扎，阻止新疆的和平解放。

　　这部分人中，马呈祥、罗恕人是最为坚决的分子，而又以罗恕人为主谋，他在其间充作军师的作用，为马呈祥、叶成出谋划策。至于叶成，虽其反共立场同马、罗是一致的，但他是陈诚的亲戚，又是从侍从室外调的，属于出身比马、罗高贵，所以平时在行动上似乎是一个独立派。尽管他是个师长，却又似乎是马、罗等人的追随者。

　　这些人手中握有兵权，是和平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他们一旦决裂，后果是难以设想的。因此，陶峙岳一直是小心谨慎，对自己的和平愿望不敢有丝毫泄露，而总是以超然的态度，从许多利害方面去说服他们，保证他们不致轻举妄动。

　　在新疆，叶成、马呈祥和罗恕人是主战派的“马首”。如前所述，叶成是受蒋。胡遥控的，而马呈祥则为马步芳尽忠。他们在新疆公然挂出反对和平的旗帜，同陶峙岳的和平主张公开抗拒。

　　按照叶、马的意图，是要逼陶峙岳表明迎战决心，并在星星峡一线挫败共产党军队的锐气，之后退守南疆，既有回旋余地，又有印度这条退路，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伺机而动。与此同时，他们在新疆境内还开展了一系列反对和平起义的活动。

　　1949年6 月间，在新疆军校一次校庆纪念活动上，罗恕人等阴谋唆使所部一个团长上台，破口大骂主和派的刘孟纯是共产党的说客，表现十分猖狂。在一些场合，部分军官还示威说：解放军吃胡宗南一个团容易，要吃我们一个连也扎手，对我们劝降是不容易的。

　　8 月上旬，当湖南程潜、陈明仁起义的消息传到新疆时，他们竟肆意辱骂程潜，并杀气腾腾地威胁道：“如果新疆有人效法程潜，必将受到身首异处的惩办!”

　　主战派的猖狂活动尽管在当时有虚张声势的意味，但也说明其主战反和的主意已定。对此，如果主和派处理不当，必将影响和平解放新疆的全局。因此，陶峙岳、刘孟纯、刘泽荣。屈武等主和派，对主战派的这些猖狂活动总是隐忍处之，小心应对，故未影响全局。

　　当主战派的这些活动均未达到让陶峙岳等屈服的目的后，他们竟狗急跳墙，欲对主和派采取过激行动，险些酿成大祸。

　　在叶、马、罗看来，陶峙岳之所以主和，主要是受了刘孟纯、陶晋初、屈武等人的“包围”和“挑唆”。于是，他们决定拘捕刘、陶、屈等人，以“清君侧”。

　　9 月19日夜，叶、马、罗等人在老满城马呈祥的师部密议了行动方案，决定于深夜采取暴力行动，首先拘捕省政府及社会各界中积极支持起义和领导起义的主要人物，杀掉包尔汉、刘孟纯、屈武、陶晋初等40余人、并绑架陶峙岳，然后纵兵劫掠全城，把部队带到南疆，与南疆部队汇合，顽抗到底。叶成建议把他们的决定先通知陶峙岳一声，争取得到陶的同意。马、罗两人同意让叶去告诉陶峙岳，但须在一个小时内回报结果。

　　当时，叶、马、罗等人的考虑是，陶峙岳虽身为警备司令，但无实权。因此，纵令陶不同意他们的计划，也无能为力，而他们还免了落得不尊重上级的坏名声。

　　叶成连夜赶到陶峙岳住处，开门见山地将他们“清君侧”的计划全部相告：“你平时对我们都极有感情，但最近你对罗。马似乎没有感情了。马呈祥、罗恕人认为这都是你受了刘孟纯、陶晋初和屈武等人包围的结果。所以，我们决定今晚把主张起义的刘孟纯、陶晋初。屈武拘捕起来，部队已准备出动。特来报告。他们限我半个钟头回去。”

　　听了叶成的话，陶感到非常吃惊，但很快镇定下来。他认为，叶成深夜前来相告，说明其与自己还有一定的感情，所以决定先做通他的工作，再及马、罗。

　　陶问叶成：“你们采取拘捕行动后，第二步怎么办?”

　　叶表示不安，无言以对。陶见状，知道他们是事急而盲动，并无全盘计划，估计仍可通过晓以利害打消他们的念头。于是便打电话给马、罗，以极诚恳的语气邀他们前来商谈。

　　马、罗两人应约前来。一见面，陶便单刀直人地问道：“你们要抓人，第二步怎么办?新疆情形特殊，如果枪声一响，能保地方不致糜烂?这样，于你们有甚便宜?”

　　三人彼此相顾无言，沉默良久，表明他们心中确实很矛盾和苦恼。陶揣知他们所以痛苦，无非还是基于其自身得失考虑，感到已是日暮途穷，政治因素已不占主要地位，只是关心他们自己的得失。于是因势利导，以极诚恳的态度开导他们说：“我们不能做楚国对泣，唉声叹气，一定要把事情谈清楚。丢开长官部属的关系不说，我们还是多少年的朋友，今天不是你们和我几个人的问题，是10万人的生死问题，不能轻举妄动。如果处置不当，事情怎样收场?对10万人如何交代?”

　　听了陶峙岳这番话，叶、马、罗三人无言以对。陶进一步安抚他们：“我不是不关心大家的处境，我还要关心全体官兵和全疆各族人民。目前整个局势，你们知道得很清楚。你们带部队走也好，个人离开部队也好，仔细考虑一下。我把一颗赤裸裸的心摆在你们的面前，我个人决不离开新疆，我要与全省老百姓和全军将士及其家属共生存，我有这样的责任，尽到责任，虽死不辞!”

　　这次谈话一直持续到东方发白。虽然叶、马、罗三人并没有完全服气，但陶峙岳一番坦诚的表白，三人一时冲动的感情已平静下来。一场关系到新疆和平解放，也关系到西北边睡稳定的危机，总算是暂时避免了。

　　第二天，陶峙岳演出了一场单刀赴会的险剧。考虑到危机虽已暂时过去，但以三人复杂矛盾的心情而言，可能还会引发新的危机，必须继续去做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以防患于未然。

　　当天下午，陶只身独闯老满城马呈祥师部。当时叶、马。罗等人正在开会。他们见陶突然到来，颇感惊异与不安，以为对他们不善，后见陶连一个随从人员也未带才释然，并由此感到陶对他们还是信任的，所以这次谈话还比较投机。

　　陶以朋友的身份同他们进行了坦率的交谈。当时兰州、青海、宁夏已经解放，新疆的解放已是势所必然。陶觉得已没有必要再跟他们兜圈子了，必须打开窗子说亮话。所以，这次谈话比头天晚上谈得更为详尽、具体和透彻。

　　陶说：“各人有各人对问题的看法，我不干涉各位的自由，但望大家洞察利害得失，不要感情用事。拿目前新疆的局势来说，如果我们不考虑周详，不顾一切，挺而走险，走战争的道路，那么，后勤上无准备，战斗上不能稳操胜券。我们的部队虽号称10万，但只能应用到点上，彼此不能支援。兰州、西宁相继不守，外援断绝，退路不通，一个严酷的现实已经摆在我们的眼前。如果我们一定要放弃和平，点燃战火，则10万官兵盲目牺牲，人民流离失所，地方秩序大乱，还要引起民族仇杀，这些都是可能预料到的。”

　　陶峙岳这些话，叶、罗、马三人一直认真地听着，一言不发。陶知道他们内心已有所松动，就进一步强调道：“你们想抗拒也好，想把部队带走也好，都阻挡不了解放的洪流。如果坚持战争放弃和平，一定会弄到既不能战又不能谈和的地步，其结果是徒然牺牲众多官兵，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损失。这样的话，人民不会原谅我们，历史更不会饶恕我们。何去何从，请大家选择吧!”

　　对于陶峙岳的话，叶、罗、马虽然不完全同意，但又驳不倒陶说的道理，所以就要开了无赖：“你是不是想拿我们作政治资本呢?”

　　陶当即反驳道：“关于个人生死，我早已置之度外。我所想的是近10万官兵及其家属的安全，是各族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这次谈话无异是和与战的最后谈判，成败得失在此一举。因此，在谈话技巧上，陶采取了寓舌剑于苦口婆心之中，避免说教，设身处地站在被说服人员的立场，为他们的利害设想。因此，尽管他们对陶还不是完全服气，但也没有什么办法，所以双方比较愉快地结束了这次谈话。在争取和平的这一回合斗争中，陶峙岳赢了!

　　新疆和平起义的另一个重点地区是南疆。南疆面积占新疆一半，远离迪化，情况复杂，是国民党军事当局企图在新疆作最后挣扎的基地，也是新疆主战派策划反对和平起义的基地。陶峙岳对此也特别作了工作。

　　1949年5 月和8 月，陶峙岳两次到焉耋，约会驻在喀什的警备副总司令赵锡光，密谈部署和平起义工作。

　　身为新疆警备副总司令兼南疆警备司令的赵锡光，深知国民党已是日薄西山，心情极为苦闷。直到同陶峙岳于“焉耋会议”上商定了和平起义的计划后才得以解脱，并着手按同陶商定的起义方案开展准备工作。由于赵锡光治军颇有魄力，且与几个旅长相处融洽，因而起义准备工作进行得还比较顺利。

　　南疆起义的重心是喀什地区。喀什位于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之东，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镇。自古以来，这里一直是南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商贸、军事的中心，且与苏联、巴基斯坦、印度等国接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此，南疆起义能否成功，将直接关系到新疆全省起义的成功与否。

　　国民党在喀什驻有整编第42师，计师部和直属部队及独立步兵团、骑兵团各一个;整编骑兵第9 旅;骑第14团;在边境有独立边卡大队和边卡中队各一个。南疆警备司令部设于整编第42师师部内，喀什警备区司令部设于整编第9 旅旅部内。当时，这些部队由于防区辽阔，部队驻地分散，加之交通不便，消息传递较慢，因此部队内部还是比较稳定的。这为起义的准备工作减去了不少的麻烦。一南疆能否和平解放，骑兵第9 旅的态度至为关键。陶、赵商谈后，赵锡光即将整编骑兵第9 旅旅长马平林找去，通过分析时局，以期消除和平解放的一块障碍。

　　“现在时局已是十分恶化，我们应该立即想出妥善的办法。”赵开门见山地说。接着他详细地介绍了傅作义在北平的义举。最后暗示马，到万不得已时，为了新疆地方不致遭受破坏和军民避免遭殃，也只有走傅作义的道路了。

　　马平林当即表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今后一切行动绝对服从命令!”

　　摸清了马的态度，赵锡光心里便有了底。

　　到了4 月底，随着南京的解放，全国形势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赵锡光便召集喀什驻军团以上军官举行座谈会。会上，他提出，当前局势急趋恶化，而且还将继续恶化下去，我们的部队应该怎么办?他要大家发表意见。与会军官们各抒己见。部分人认为国民党已无反攻力量，对新疆问题已是鞭长莫及，因此可以宣布独立，脱离国民党。也有人认为，时机尚不成熟，需等待一个时期再研究不迟。大家各执一词，最后未取得一致意见。

　　过了几天，赵锡光又召集上述人员开会，主题仍是讨论时局问题以及新疆部队的对策。他说：国民党政府已经瓦解，我们要立即研究决定怎么办的问题。会上，大多数人认为国民党大势已去，今后的行动当听从正副总司令的指示，坚决服从命令。情况比上次会议有了很大进展。

　　1949年9 月中旬，赵锡光于“焉耋密议”后再度将马平林找去，借口与其探讨时局问题，进一步试探其对和平起义的态度。

　　赵先对马谈了内地的军事形势，然后说道：“如今时局将作何发展，尚难预料。因此，我们必须凡事谨慎为妙。”因为时机尚未成熟，赵没有向马平林透露同陶峙岳会晤的情况。

　　接着，赵试探地问道：“你看时局将如何发展呢?”

　　马平林小心地回答道：“现在外面议论较多。有人认为西北还有很多部队，新疆部队也不少，必要时还可请美国派飞机运送部队和装备来支援，总可以固守若干时日。万一同国民党断绝了联络，还可以像云南唐继尧一样，宣布独立。”

　　听了马的这番话，赵心中颇感不安，但又不便否定他，所以没有明确表态，只含糊地说道：“现在各方面的困难很多，将来情况变化莫测，还是要慎重考虑。”

　　末了，赵特别交待了一句：“我们这次谈话的内容一定要保密!”

　　正当新疆军政当局内部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斗争愈演愈烈的时候，突然爆发了“莎车事件”。这次事件，对主战派是一个打击，而对主和派的起义则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

　　事件的经过大致是：驻莎车的国民党骑兵第4 旅旅长唐井然长期克扣军饷，虚报冒领，中饱私囊，弄得军无粮饷被服、马元草料马具。而且，其为人奸诈，性情暴烈，刚愎自用，激起了官兵的强烈不满。该旅第7 团团长洪亚东愤而率兵造反，包围了旅部，要唐井然吐出赃物。唐急电赵锡光求救，声称：“洪亚东叛党叛国，如不军法从事，上行下效，必然酿成大祸。”

　　同时，赵也收到陶峙岳命其前往莎车处理事件的急电。于是，赵迅速组织了一个加强营，派副团长岳奉恩、副营长周有仁率领，开赴莎车应变。

　　洪亚东获悉赵派兵来莎车的消息后，急电赵慷慨陈词：“唐旅长屡扣军饷中饱私囊，官兵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弱不禁风，奄奄待毙。职集兵围唐，绝无背叛军人武德之意，仅促其吐赃物为目的。吾虽反唐，坚决拥赵。”

　　赵在约见洪并视察其所部后，知洪亚东所言不假，作了一番抚慰，并以银元千块、纸币万元分发官兵。接着命唐井然火速离开莎车，以免事态扩大。

　　“莎车事件”得已平息。

　　9 月24日晚上，赵锡光连夜召开少校以上军官会议，介绍了“莎车事件”的经过，说明“莎车”式的部队是不堪一击的，暗示驻疆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是很低的，让那些以新疆尚有10万部队而欲同共产党分庭抗礼的人放弃幻想，走和平起义的道路;并严厉地驳斥了主战派破坏和平起义的种种谬论，以震慑军中的主战分子。

　　“莎车事件”，在客观上打击了主战派，鼓励了主和派，对南疆和平起义的顺利实现，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为了进一步壮大和巩固主和派阵营，帮助和指导主和派更好地与主战派开展斗争，促使新疆和平解放的早日到来。1949年9 月上旬，也就是主和派同主战派斗争最为紧张激烈的时候，中共中央派出特使邓力群辗转来到新疆，具体指导主和派的斗争。

　　邓力群由苏联进入新疆伊宁，立即同三区临时政府领导人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多方接触，一方面了解新疆情况，一方面计划新疆和平解放事宜。同时，开设了“力群”电台，以便随时向党中央报告新疆的有关情况和向新疆主和派传达中央的方针政策。

　　9 月15日，邓力群从伊宁秘密飞抵迪化，包尔汉、刘孟纯、刘泽荣和屈武亲往机场迎接。为了安全和保密起见，也为了便于做好少数民族人士支持和平起义的工作，包尔汉、刘孟纯、屈武等人将邓力群的住处干脆安排到了包尔汉的家中。邓力群首先会见了包尔汉、陶峙岳、刘孟纯、屈武、刘泽荣、梁客浔等军政方面主和派的代表人物;并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向他们表示慰问，同时详细传达了中共中央对和平解放新疆的热诚态度、宽厚政策以及起义的具体办法;然后向陶峙岳、包尔汉转交了张治中9 月10日给他们二人的电报和9 月11日单独给陶峙岳的电报。

　　陶峙岳、包尔汉等当即表示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走和平起义的道路。接着，陶峙岳向邓力群面陈了和平解放新疆的具体意见，并报告了军方和平起义的准备情况，包尔汉也向邓力群报告了省政府方面关于和平起义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邓力群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给他们以鼓励。此后，其他从事和平起义秘密工作的各界人士也陆续来到包尔汉家，向邓力群汇报情况。邓力群也对他们分别作了工作。

　　邓力群到达迪化，对新疆主和派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同时，新疆和平起义的各工作，因为可以通过邓力群得到中共中央的直接指示，从而更加有序地开展。陶峙岳、包尔汉等入关于和平起义工作的一些计划都直接向邓力群汇报，并通过他同中共中央联系，得到党中央的指示。从此，中共中央一方面进一步做暂住北平的张治中的工作，并通过他做好国民党新疆军政首脑的工作，另一方面通过邓力群直接领导新疆的和平解放工作。

　　与此同时，西北人民解放军在对西北国民党军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也加强了和平解放新疆的准备工作。

　　8 月29日，也就是兰州解放的第三天，戎马半生的彭德怀，专门拜访、邀请在兰州的新疆各族各界人士，如蒙古王的儿子侯瑞昌、儿媳师瑞兰，大商人艾买提。瓦吉地，兰州维吾尔族宗教领袖乌斯玛依，以及一些在兰州休假的陶峙岳部校以上军官等，请他们介绍新疆情况，帮助他们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向他们讲明新疆只能走和平解放的道路。这些人随即组织成立了新疆问题研究会，在彭德怀的支持下，为新疆和平解放做了不少工作。

　　9 月19日，也就是在邓力群到达迪化的第四天，包尔汉通过邓力群给毛泽东发报，表示了自己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和平解放新疆的正确决策。电文称：“此间对新民主主义及尊重少数民族利益之号召，早具坚强之信心及拥护之赤诚，并为之克服困难。已经决意与国民党反动政府脱离关系。”同时表示，他“已准备一切力量消灭反动势力，接受领导。俾每一角落共庆新生，以完成贵党所领导的整个中国之解放”。

　　四天之后，毛泽东即给包尔汉回电子以嘉勉。电文中称：“新疆局面的转变及各族人民的团结，有赖于贵主席鼎力促成。尚望联络各方爱国民主分子，配合人民解放军人新疆之行动，为解放全新疆而奋斗!”

　　毛泽东的回电，给包尔汉以更大的鼓舞。接电后，包即按毛泽东电报上的指示精神，更加努力地开展和平解放新疆的工作，为挫败叶、罗、马的暴乱阴谋，赢得新疆的最终和平解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邓力群人疆后，既全面了解和掌握了新疆军政各界的情况以及起义的准备工作情况，也密切了同新疆军政方面主和派的关系，为中共中央及时作出关于解决新疆问题的正确决策，促进新疆和平解放的早日实现起了很大的作用。

　　经过长时间的酝酿活动，主和派在和主战派的斗争中逐渐取得主动权，占据优势，军政等多方面主和势力从暗中各自分散进行到逐渐明确表态，从默契到日益密切配合，和平起义众流齐汇，统一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和平解放新疆的领导和部署上来。

　　陶峙岳由于处境艰险，是主战派矛头指向的焦点。他虽名为统率全疆军队的警备总司令，但实际只能掌握副总司令兼南疆警备司令赵锡光的一个师及警卫团等，大约只占四分之一的部队。因此他在开始进行和平起义的工作时是十分慎重，藏而不露的，甚至对他最亲信的兄弟——力主和平的警备司令部参谋长陶晋初也不明确表态。对主战派则一直是从整个新疆和新疆各族人民的发展以及新疆10万驻军的前途和出路的大局着眼，针对形势的发展及其演变，反复陈明利害关系，进行劝导说服。

　　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主战派核心人物罗、马、叶终于答应交出部队。9 月24、25日，三个“光杆司令”先后离开新疆。

　　1949年9 月24日，随着叶、马、罗的“和平撤退”，新疆和平解放的最后一块障碍被清除，陶峙岳、包尔汉便及时发出了起义通电。9 月25日，国民党驻新疆部队由陶峙岳领衔宣布起义，同时致电中共中央、毛主席，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的统治，“竭诚接受毛主席之八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归人人民的行列。

　　起义的消息一传开，迪化全城顿时鼎沸起来。全市各界用各种民族文字书写的标语贴满全市，庆祝队伍也自动组织起来。第二天，省政府召集庆祝和平解放大会，并向全疆各地发了通电。大会开得热烈欢快，充满了翻身解放的喜悦!

　　为了防止起义后发生不必要的变故，9 月27日，陶峙岳。包尔汉又联合署名，向全疆发布了(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部、新疆省临时人民政府布告)，要求全省军民在这一伟大变革时期同心协力，努力做到：不侵害他人的生命财产;不扰乱地方秩序;不破坏民族团结;不对他人报复过去的嫌怨;不抬高物价;不挑拨军民感情;不侵害外国侨民;不侵损公家财物。

　　9 月28日，毛泽东和朱德给陶峙岳和包尔汉，以及新疆军政起义人员发来电报，对他们的和平起义表示嘉勉：“你们在9 月25日及26日的通电收到了，我们认为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你们声明脱离广州反动残余政府，归向人民民主阵营，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领导，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此种态度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我们极为欣慰。希望你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护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并和现在正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立新新疆而奋斗!”

　　同时，彭德怀副总司令也给陶峙岳及新疆全体起义将士复电，给予鼓励。电文称，“将军(陶峙岳)等率领部队起义，脱离反动阵营，甚为欣慰。希望坚持进步，彻底改造部队，为共同建设各民族人民的新新疆而奋斗。”

　　毛。朱、彭的复电在新疆报刊上公布后，全疆各族人民及全体将士无不欢欣鼓舞，人们奔走相告，以最能表达心情的方式庆贺新生活的开始。

　　陶峙岳、包尔汉率部通电起义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考虑到，新疆有5300余公里的边防线待接守，有10万国民党起义部队需要改编，于是决定进疆部队火速挺进新疆。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在争取政治解决新疆问题的同时，在军事上也早有安排。早在1949年3 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就准备进军新疆的问题给第1 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布置任务，希望在第1 兵团开展进军新疆的宣传教育，号召指战员发扬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革命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做好进军新疆的准备工作。

　　9 月10日，当第一野战军还在西宁、乌鞘岭(甘肃天祝县以南)一线时，毛泽东就曾对进军新疆的部署问题详细电示彭德怀。毛泽东在电报中指明，陶峙岳、赵锡光等已准备与我们和平解决，新疆省主席包尔汉已派人至伊宁附近接洽和平谈判。故新疆已不是战争问题，而是和平解决的问题。要求彭德怀集中精力，争取11月初或中旬，由玉门向新疆进军。毛泽东在电报中对进疆部队所需的车辆、被服以及经费等问题也作了安排，明确了总部和第一野战军分别准备的事项。

　　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1949年9 月29日，第一野战军前委向第1 兵团发出了进军新疆的指令。指令首先指出了进军新疆的重大意义，并决定由第1 兵团司令王震率第2 军和第6 军人疆，计划第2 军负责接管南疆库尔勒。库车、阿克苏、枷师、喀什、莎车、和田、若羌等地的防务，第6 军驻东疆哈密、吐鲁番和首府迪化等地，主要负责接管北疆、东疆防务。指令要求各部队对进入沙漠严寒地区作战、行军、宿营等事项，应进行必要的教育。特别是对少数民族政策及风俗习惯，要严格遵守，不许违犯。同时要求，兵团司令部、第2 军及战车团于10月20日以前完成进军准备工作，第6 军于11月1 日前完成。

　　当时，人疆的交通条件极为恶劣，不仅道路有限，地面仅一条公路，而且沿途几乎全是戈壁，加之又是严寒季节，后勤保障、交通运输，都十分困难。空中虽有一条航线，可限于当时的条件，除兵团部首长和部分人员可以乘机前往外，其余的都不可能给予保障。在地面交通中，由于解放军当时仍没有摆脱“小米加步枪”的装备低劣的困境，交通工具极其简陋，车辆数量有限，因此，人疆部队除少量可乘车进入外，绝大部分都得徒步进疆。酒泉至新疆迪化计约1235公里，酒泉至南疆的喀什约2547公里。这意味着进疆部队要艰苦跋涉茫茫千里戈壁，其所要经受的艰难困苦是可想而知的。

　　为了尽快完成进疆的物资准备，毛泽东于9 月10日即电示彭德怀：凡由一野准备的事项，如粮袜。被装等，应抓紧进行。一野要求解决的事项，中央决定帮助解决300 -400 辆汽车，50万块银洋及单独在新疆使用的人民币，并已商定由苏联民航派来30架运输机。

　　9 月的边塞，严冬即将来临，而进疆部队的冬装尚在北平。由于当时平汉、陇海二线尚未全部通车，一时难以运到。2 、6 军指战员充分体谅人民和上级的难处，立即组织后勤人员，利用国民党起义部队的工厂，日夜不停地赶制棉军装。酒泉地区的人民群众，也积极地帮助筹集粮草。

　　经过军民20多天的共同努力，共筹粮3.3 万吨，马料380 吨，草80吨，牛肉35吨，汽油1600吨，其他物资如棉衣。棉鞋。袜子。水壶、皮帽、挂包、风镜等各10万件，帐篷1000顶。在沿途设立了八大休息站、两大补给站，可以保证进驻人民解放军大队人马粮草一齐前进。

　　同时，陶峙岳在新疆也将原驻新疆后勤机关的车辆、油料和器材等，尽可能拿出部分来，提供入疆的人民解放军使用，以便于其尽快到达天山南北和昆仑山麓各预定驻防地区。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人驻新疆的人民解放军开始以空运、车运和徒步行军的方式，同时从酒泉入疆。

　　战车5 团作为陆地进军的先遣支队，于10月10日西出玉门关，北穿星星峡，向新疆迪化开进。在解放战争的烽烟中诞生的这支新军，7 月份奉命从天津出发，9 月赶赴西北战场，参加了追歼马步芳、马鸿逵的骑兵的战斗，解放和保护了玉门油矿，在西北战场立下了辉煌战功。这次又将其作为先遣支队，提前开赴新疆。全团指战员再次强烈地感到，此次任务极其光荣，但肯定也很艰巨!

　　驶过哈密继续西行，穿过吐鲁番盆地和茫茫戈壁，翻越天山山脉的高山峡谷，克服了油料和备用材料奇缺、陈旧的机械不堪长途颠簸而经常“爬窝”等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于20日下午抵达迪化，并在三天内接管了城防、控制了机场，为第1 兵团部的顺利到达奠定了基础。

　　在战车5 团从地面向新疆进发的同时，空运先遣人员也同时开始了行动。

　　担负这一任务的是第6 军第门师的部分人员乘坐第一架运输机，于10月10日抵达迪化，建立了空运指挥机构。11月5 日，第6 军第16、17师部分先遣人员，分别乘机抵达哈密。迪化，一面安排空运部队的转运、迎送等工作，一面为大部队进疆作准备。11月6 日，司令员王震率第1 兵团指挥部和第6 军第一批主力部队乘机飞赴迪化。

　　先遣支队出发后，一场声势浩大的地面长途徒步行军开始了!

　　徒步行军的部队分别从酒泉、张掖齐头并进，西出嘉峪关，浩浩荡荡地向新疆进发。困难的确是难以想象的!千里戈壁荒原，昼夜温差悬殊，茫茫沙漠瀚海渺无人烟，水源奇缺。时而狂风肆虐，时而奇寒无比，时而酷热难耐。大风起时，直刮得天昏地暗，砾石飞舞，黄沙漫漫，小山似的沙丘顷刻之间被搬出老远，驮辎重的马、驴被风暴惊跑，“沙漠之舟”也吓得卧在沙漠里惊恐地吼叫，死不肯前行。在这种天气里，莫说行走，就是站立都极为困难。指战员们便腰拴绳子，一个牵着一个，一步一步地向前挪。昼间气温高达三四十度，夜间气温又骤降至零下20多度，戈壁瀚海根本无法宿营，官兵们只得用找来的骆驼刺将沙坑烧热，然后扒去柴灰，蹲在里面打吨，或是围坐在黄火旁，苦熬长夜，有时干脆连夜赶路，以不停的运动来驱寒。

　　千里大行军中，全体官兵充分发挥人民解放军吃大苦、耐大劳，顽强拼搏、团结战斗的优良传统，克服了干渴和以“塞外三怪”著称的安西大风、巴里坤奇寒和吐鲁番酷热等难以想象的各种艰难险阻，一面平息沿途叛乱，一面长途跋涉，历时3 个月，行程1000多公里，于1950年3 月分别胜利地抵达东疆各要地和天山山脉东部边沿的各个城镇，完成了千里大进军的壮举，在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当得到人疆各部队胜利抵达预定驻地报告时，西北军区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习仲勋掩饰不住高兴的心情，特发电嘉奖全体指战员，称这次进军“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进军纪录”。

　　人民解放军进军天山南北的春风，给新疆各界各族人民带来了历史的春天。各族人民载歌载舞，相迎于道，用各种最能表达自己感激和高兴之情的方式欢迎人民解放军。

　　20日，是人民解放军战车5 团预定进驻迪化的日子。这天，迪化全城披上了节日的盛装，数万群众组成了欢迎队伍，冒着凛冽的寒风，等待在街道两旁。三区方面派来了满载慰问品、悬挂着“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红布标语的大卡车队，加入了欢迎队伍……从南梁到东门外的营房，十里街道上人山人海，人们的脸上无不洋溢着兴奋和激动的笑意。

　　包尔汉一大早就撑着病体，乘车赶到迪化南郊的乌拉泊，欢迎战车团。

　　当战车团徐徐开进市区的时候，“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震天动地，鼓乐声响彻云霄。人们把准备好的慰问品抛向战车，并向解放军战士献花、敬茶、敬酒……

　　12月9 日，在解放军陆续开进新疆的同时，临时省政府举行了隆重的“三军”(指入疆的人民解放军、起义部队和三区民族军)联合入城仪式。人夜，在西大楼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新疆各族各界代表热烈欢迎解放军的到来。

　　目睹这一空前盛况，陶峙岳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特赋《迎王震将军入疆》一诗，盛赞人民解放军浩大的军威、王震的指挥若定和新疆人民对解放军的盛情欢迎之情景：将军谈笑指天山，便引春风度玉关。

　　绝漠红旗招展处，壶浆相近尽开颜。

　　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作战，在兵力不占绝对优势、条件十分艰苦、后勤供应异常困难的情况下，连续征战10个月，解放了陕、甘。宁、青、新五个省区，歼灭和改编叨余万人，提前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予的解放大西北的历史任务，使西北各族人民团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中来。这对于实现民族团结，建设祖国新西北，巩固国防，都具有重大意义。

　　第四章 挺进中南(1)

　　24. 中共“五大领袖”给四野特殊的礼遇。毛泽东说：我们三路大军就要浩浩荡荡下江南了，声势大得很，气魄大得很四野，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它的前身是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它的最高指挥是林彪。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贯彻党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关内大批干部和部队向东北进军。毛泽东经反复权衡，提议由林彪出任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1 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统率东北地区的所有部队。林彪不负重托，率领东北民主联军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消灭敌人，壮大自己。到1948年秋，已奇迹般地发展到百万余人，其中野战军70余万人。这年9 月，国共双方在辽沈地区摆开战场，林彪率百万雄师，与国民党东北“剿总”卫立煌集团14个军约55万人展开决战。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东北野战军克锦州，战辽西，夺沈阳，下营口，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其中，蒋介石号称“五大主力”的新编第1 、6 军也被埋葬于辽沈战场，东北全境宣告解放。

　　辽沈大局甫定，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定于1948年11月发起平津战役。林彪奉命执掌帅印，出任总前委书记，统一指挥平津前线东北。华北百万大军展开于平。津。张、塘间，与国民党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12个军50余万人，再次展开决战。人民解放军拿下新保安，歼灭张家口突围之敌，攻克天津。翌年1 月，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与政治争取下，傅作义接受了毛泽东的“八项和平条件”，古都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辽沈、平津两大战略决战后，四野声名大震，林彪也如沐春风。他兵多将广，怀四方之志，坐镇于北平当时最高级的饭店——北京饭店，与高级将领们商讨大计。

　　1949年3 月11日，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东北野战军正式改称为第四野战军，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政治委员，刘亚楼任参谋长，谭政任政治部主任。四野下辖第12、13两个兵团，13个军，总兵力近90万人。4 月，四野又新成立了第14、15两个兵团。因刘亚楼出任兵团司令员，由肖克接任野战军第一参谋长，赵尔陆任第二参谋长。

　　对于四野和林彪在辽沈、平津战役中的大功，毛泽东称赞有加，他曾对周恩来说：林彪打了辽沈，又马不停蹄南下打平津，再不休整，会有些小意见。休整是为了更好地作战，是为了下一步稳健地顺利地向南方进军。

　　中央军委对于四野的进军作战任务早有筹划。1948年12月12日，毛泽东就提出，东北我军在结束平津战役后，“三四两月休整，五月沿平汉南下，六七两月执行江汉战役，并完成渡江准备工作，八月渡江。第一步经营湖北南部、湖南全省及江西一部，包括夺取武汉、岳州、长沙、常德、宝庆。衡州。郴州、九江、南昌、吉安、赣州在内;第二步夺取两广”。

　　1949年3 月17日，中央军委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东野所负攻击武汉及湘鄂赣三省国民党军之任务业已确定，你们的两个军(指四野先遣兵团所属第40、43军)宜早出发，你们主力应于4 月1 日以前完成出发准备，于4 月1 日至4 月15日的半个月内全军出发完毕，争取于5 月31日全军到达南阳、信阳、固始之线及其以南地区，完成兵力展开任务。此后，进一步明确四野的任务是：向中南进军，歼灭白崇禧集团和余汉谋部，解放并经营豫、鄂、湘、赣、粤、桂六省。

　　为贯彻中央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四野从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积极做好南进的准备。首先在京西通县召开政治工作会议。会议由罗荣桓传达中央政治局一月会议精神和谭政关于两个月整训计划。林彪到会讲话，阐述了部队整训的目的，并提出要解决的问题。

　　3 月27日，林彪又主持召开了四野师以上高级干部会议，重点传达学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继续开展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现象的斗争。会议开幕几天，毛泽东即通知林彪，他要接见参加高级干部会议的四野全体师以上干部。

　　毛泽东要接见一个野战军的师以上干部，这是首次，反映了毛泽东对四野的器重，也说明中央对四野所担负战略任务的重视。陪同毛泽东接见的还有书记处另外四位书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以及董必武、林伯渠等其他中央领导人。

　　四野师以上高级干部中，不少是红一方面军出身的干部。在井冈山斗争的艰苦岁月里，在反“围剿”的血与火的搏斗中，在漫漫的长征路上，他们中的许多人常常聆听毛泽东的当面教诲。但是卢沟桥的炮声炸响后，八路军挺进敌后，许多人奔赴抗日战争第一线。延安一别，云山万里，能在新生的古都见到毛主席，大家心情自然十分激动。

　　3 月31日，一溜卡车满载四野数百名师以上干部，向北平西北郊驶去。过了颐和园，驶过青龙桥，上了去香山的路面。不大一会儿，即来到了香山小礼堂前。

　　干部们鱼贯进入小礼堂，同中央机关工作的同志亲切交谈起来。他们中的许多人，本来就是互相熟悉的老战友，相会于此，话题更多。

　　当毛泽东以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进入小礼堂时，热烈的掌声久久不息。

　　毛泽东显得异常兴奋，拿着香烟的手不住地挥着，以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缓慢但非常坚定的声调说：在两年半的解放战争过程中，我们已经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主要的军事力量，消灭了它的精锐师团。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

　　在简要阐述了形势之后，毛泽东重又点燃了一支烟，猛吸一口，话锋一转说：你们丝毫也不能松懈你们的战斗意志!要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暴风雨般的掌声过后，毛泽东站了起来。他按灭手中的烟头，左手习惯地放在腰际，右手用力一挥，高声说：“我们三路大军浩浩荡荡就要下江南了，声势大得很，气魄大得很。同志们，下江南去!我们一定要赢得全国的胜利。”

　　暴风雨般的掌声响彻云霄，经久不息。

　　当四野师以上干部的车队离开香山时，已经更深夜阑了。“五大领袖”的接见，毛泽东的讲话，大军即将南下，何时踏上征程，都是干部们感兴趣的话题。大家议论着，争辩着……

　　回眸香山，那里依然灯火辉煌，又明又亮。

　　双清别墅又一个不眠之夜。

　　百万雄师渡江南下，从今天的银幕、荧屏上看，千帆竞发，万马奔腾，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千军如卷席，那是何等痛快淋漓。但在当时，在刚刚经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的四野指战员来说，却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对于一个百万之众的野战军来说，后勤保障是一个大问题。作为四野的最高统帅，林彪对于军事后勤自有一套办法，何况他还是平津前线总前委书记，毛泽东赋予他平、津、唐地区“所有军事、政治、财政、经济、粮食、货币、外交、文化、党务及其他各项重要工作均归其管辖”的巨大权力。在不长的时间里，林彪组织召开了供给会议、卫生会议、行军沿途的保障会议及铁路运输会议，对南下作战的后勤保障做了周密的安排：——南下前每人发单军装、布鞋和胶鞋;营以上干部每人发一件雨衣，连以下人员每人发一块油布;向各军提前拨付了三个月的经费和部分预备费，配足三个月的食盐;印发了开进途中使用的粮、草票证;各军发给三个月的药品。

　　——为做好沿途保障，设立天津留守处，由后勤部第二部长李聚奎兼主任，指挥接转东北物资;成立三个医管处，各领导六所后方野战医院，随各兵团南下;野战军在衡水设立野战医院，六个后勤分部亦各自开设兵站医院。

　　——华北人民政府每隔70华里设一小站，负责柴草供应;每200 华里设一大站，负责粮袜供应。并筹集粮食3000万公斤，马料1147万公斤，马草1665万公斤，烧草2883万公斤，以及大批副食品。野战军自己筹集1000万公斤粮食，825 万斤东北豆饼(马料)，并先期运往郑州、滦河一带。

　　——组成由天津经济南、徐州、郑州至信阳的铁路运输干线，并已发送200 多个专列，共7422个车皮，其中弹药681 车皮已运往洛阳。郑州一带。野战军自备1200余辆汽车，以保障短途和不通火车路段的交通运输。

　　应该说，在党政军民“一切为了前线”的原则下，后勤保障的困难相对较容易克服，而干部战士中暴露出的或潜在的思想问题，更引起了林彪、罗荣桓的重视。

　　当时，蒋介石集团还有百多万军队，凭借长江天险以抗衡;四野的进军方向，从大别山到五指山，崇山峻岭，道路崎岖;且夏季将到，炎热多雨，虫蚁滋生;加之语言复杂，交往困难，供给不足，等等。不利的因素在干部战士中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从主观上说，在连取辽沈。平津两大战役的胜利后，四野内部一部分同志中出现了和平松弛、贪图享乐、害怕牺牲的思想，东北。华北等解放区的一些战士和基层干部有恋家情绪，不愿南下，这成为南下作战的一个不小的障碍。

　　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政治工作是个法宝。罗荣桓是掌握这个法宝的行家里手。在他的领导下，四野在整训中展开整顿思想作风的工作，进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教育，批评“三墒土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的思想。通过整训，干部战士们认定必须南下渡江，将革命进行到底。“改造和融合起义、解放过来的战士，也是一项艰巨工作。从辽沈战役至平津战役，四野从起义、俘虏国民党士兵中，补充了约26万人。有的连队中，起义、解放战士占一半，有的则超过了一半。改造和融合这些士兵，主要的办法是进行阶级教育，引导大家”倒苦水“、”挖苦根“，把仇恨集中到国民党军队及其政权身上。

　　对于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存在的问题，罗荣桓狠狠批评了五种恶劣作风：无政府无纪律状态;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瞒上不瞒下，报好不报坏，报喜不报忧的无原则现象;经验主义和游击主义;将自己领导的区域、工作部门或军队看成好像一个独立王国的危险现象。

　　林彪对四野高级干部中存在的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现象深恶痛绝。在高级干部会议上，他作了《论团结》的报告，侧重强调了反对骄傲自满和加强集体领导的问题。林彪在剖析了骄傲自满产生的原因后，详细指出了在四野干部中的表现。他最后说：“今天，一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很多，要打仗，要发动群众，要管理城市，要巩固部队，要练兵。但一切工作都要干部去做，而干部的问题首先就是团结问题。团结的最好办法，一是彼此都很谦虚，不是张牙舞爪的骄傲;再是各单位的领导人要常常会商，凡是对的，大家就要赞成，就要互相撑腰，互相尊重，那么力量就大了。”

　　为了把渡江南下的准备工作引向深入，林彪同罗荣桓、谭政商量，决定请朱德总司令给连以上干部作一次动员报告。要请朱德，林彪的考虑是：朱老总是党中央“五大领袖”之一，是德高望重的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在部队中有崇高的威望。从井冈山斗争时期开始，林彪一直是朱德的部下。朱德器重林彪，赞赏他优秀的军事才能;而林彪对朱德也是很尊重的。至于后来在“文革”中林彪诬蔑朱老总：什么总司令，他是“光杆司令”，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4 月的一天，林彪和谭政一起驱车来到朱德在香山的住处。总司令已经满面笑容地走下台阶，亲切地迎上来。说明来意，朱德略一思忖，便满口答应下来。这位带领人民解放军南征北战的总司令，以浓重的四川话说：“兵法说，‘用兵之法，教戒为先’;又说，‘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部队的思想问题，关键在教育。只要给大家讲清道理，明辨是非，弄清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干部战士的认识会统一的。”

　　4 月u 日，南征动员大会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当四野干部陆续赶到。进入会场时，朱德已微笑着坐在主席台上了。旁边坐着四野的领导人。大会由政治部主任谭政主持。

　　大会开始后，朱德以沉稳的声调说：“同志们，首先让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向四野的全体指战员，向参加平津战役的全体干部战士致敬!”然后，他说：“大家知道，辽沈、淮海。平津战役之后，我们已经取得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全中国的解放很快就要到来了。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正在玩弄假和平、真备战的政治阴谋。”朱德号召大家，加强渡江南下的准备工作，“坚定不移，奋勇前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将革命进行到底!”

　　朱老总的讲话，极具号召力，坐在台下的干部们受到莫大的鼓舞。一时间，“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为江南兄弟姐妹报仇!”“向全国进军!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声、雷鸣般的掌声交织在一起。

　　朱德久经风霜的脸上露出了慈祥的笑容。他挪了挪身子，伸出宽大的手徐徐地挥了几下，示意大家停止鼓掌。接着，他话锋一转，风趣地说：“听说有的同志害怕南征艰苦，害怕江南炎热。甚至有的说把苞米面贴在墙上马上就熟了。”说到这里，台下发出一阵笑声。朱德继续说：“你们不要笑啊!这说明了有的同志不了解南方。我可以告诉同志们，祖国的江南也像北方一样可爱，山清水秀，鸟语花香，风景如画，好得很哪厂这位巴蜀出身的老人说到南方，油然而生了思乡之情。他稍许停顿后接着说：”我的家乡就是四川，那里是天府之国，四季翠绿，鱼米之乡，富庶得很哪2 南方是人人向往的地方!”

　　台下的听众被总司令的讲话深深地感染了，个个脸上绽出开心的笑容。朱德抓住干部们的思路，趁机将话题引向深入。他先简明扼要地讲清了南下可能遇到的困难，然后巨臂一挥，大声地说：“就是遇到天大的困难，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当前的困难比起红军时的长征，比起抗日战争时的反‘扫荡’，就算不上什么困难了。希望同志们打消顾虑，同时也要作好充分准备，我们就会无往而不胜!”

　　朱德结束了讲话，全场的干部“哗”的一声全部起立。“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声再次在大厅里激荡。

　　在短短10余天的时间里，“五大领袖”的亲切接见，朱老总又亲自动员，四野的政治待遇是其他野战军无法相比的。部队从上到下，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只等毛主席、朱总司令一声令下了。

　　(2)

　　25.林彪——战争造就的“天才”。率领80万大军担负解放并经营中南六省任务前，他竟若无其事地宣称：长江以南不可能有巨大规模的战争

　　说到林彪，今天还是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好在这里要说的是四野时期的“林总”，而不是作为接班人写进“九大”党章的那尊“神”。

　　林彪，湖北黄冈人，1906年出生，字阳春，曾用名育蓉、育容。少年时在武昌共进中学读书。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叶挺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独立团任排长、连长。参加了南昌起义、湘南起义。

　　1928年4 月。林彪跟随朱德、陈毅由湘南转人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 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林彪任第28团第1 营营长。从此，他结识并追随毛泽东，南征北战，屡建战功，颇受毛泽东的喜爱与信任。

　　南昌起义、湘南起义的相继失败，使年轻的林彪一度产生悲观失望情绪。他上井冈山不久，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他认为，革命形势不容乐观，在井冈山建立政权亦属徒劳，主张以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

　　毛泽东十分清楚，持这种疑问的人在红军中不只林彪一个。1928年5 月20日至22日，毛泽东在宁冈茅坪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了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加强根据地政权建设、军队建设和党的建设的报告，初步回答了林彪“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尽管对革命形势、前途存有疑虑，但并没有影响林彪的战斗情绪，他打仗表现出色，很快被提升为红28团团长。

　　1930年元旦，林彪给毛泽东写了贺信，在信中再次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仍然对形势表示失望。而此时的林彪，已升任红四军第1 纵队司令员。毛泽东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并以《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为题，印发各大队支部。毛泽东在信中诚恳地批评他：“我从前颇觉，至今还有些觉得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去年5 月18日晚上瑞金的会议席上，你这个观点最明显。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内也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

　　毛泽东在信中明确提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口号，指出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的极端重要性，深刻地阐述了中国革命要以乡村为中心，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林彪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树立了将红旗打到底的决心。

　　1930年5 月，红1 军团成立，林彪任红4 军军长。1932年，林彪升任红一方面军红1 军团军团长。这年，他27岁。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认为，林彪不过二十几岁，还是个娃娃，但对他“善用疑兵，声东击西，隐蔽自己，善于奇袭和伏击，善于从侧翼和敌后发起进攻和使用计谋”，对他能带兵打仗，一直颇为欣赏。而林彪，对毛泽东也是敬重和佩服的。1929年6 月8 日，由于前委。军委分权，导致前委不好放手工作，毛泽东要求离开前委，调换前委书记。当天夜里，林彪给毛泽东送来一封急信，主要是表示毛泽东不能离开前委，希望由他领导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32年10月，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剥夺了毛泽东在红军的领导权，在毛泽东遭遇挫折的时候，林彪难忘旧情，常去看望毛泽东。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之后，毛泽东亲自指挥了四渡赤水之战，改变了红军的被动地位。但林彪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不满，认为毛泽东指挥的军事行动是走弓背，而不是走弓弦。他还给三人军事小组写信，要求毛泽东把战场指挥权交给彭德怀——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彭德怀时，怀疑1935年林彪让毛泽东把战场指挥权交给彭德怀是彭在背后策划的。林彪在会上作证说，当时彭德怀并没有支持他这样做，是他自己的主张。这样，“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彭德怀便少了一条罪状。这是后话。

　　1935年5 月12日，中央在会理铁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林彪怀疑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指挥、反对机动作战的论调进行了严肃批评。毛泽东当面训斥林彪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实事求是地说，林彪投身革命，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纵队司令到军团长，是靠他的军事才能、领兵打胜仗而得到晋升的。当然，如上所述，林彪也有过错误。这主要是受旧军队的影响。江华后来回忆起这样一件事——“(1929年2 月)东团整编时，有一个小故事。当时，部队中有一些女同志，林彪嫌女同志累赘、麻烦，不愿意女同志留在部队。他宣扬女同志都要清除出红军，如果谁不走即抓来枪毙。当时，林彪是二十八团团长，新编的第一纵队司令员，是有一些权威的。女同志听到这个话，都很害怕，不少人不敢同部队一起行进，绕路远远跟在部队后面。对于贺子珍、曾志等在工农革命委员会妇女科工作的女同志，林彪是不敢动的，所以，所谓”枪毙“只不过是说说而已。……最终，精简女同志的意见也就不了了之。这虽然是当时整编时的一个小插曲，但也反映了红军的战斗生活很艰苦、很紧张，对女同志来讲，确有许多具体困难;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红军这样一支革命队伍中，还是有旧军队的影响，存在着军阀主义和封建的大男子主义等等。”

　　80年代，以(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而名噪一时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以浪漫的笔调这样描绘走乌蒙、渡金沙的林彪：“他是红军中年轻的鹰。在1935年那明媚的春天里，云南的田野万紫千红，到处是雪白、桃红和淡紫的罂粟花，在阳光下迎风摇曳。在红军这道星河中，没有比林彪更为灿烂的明星了。”

　　抗日战争爆发，林彪出任八路军第115 师师长。这年，他31岁。该师首战平型关告捷，歼敌1000余人。这一胜利，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扩大了中共和八路军的政治影响，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战后，毛泽东对林彪嘉勉有加。

　　抗战胜利后，林彪奉命率部挺进东北，就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后又出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中央军委东北分会主席，集东北军政大权于一身。在两年的时间里，林彪挥师驰骋白山黑水，连战连捷，部队也像滚雪球似地发展壮大起来，总兵力由1946年1 月的27万人发展到辽沈战役前夕的103 万人。当时，在东北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彭真、陈云、高岗、张闻天;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林彪、李富春、李立三、罗荣桓、林枫、蔡畅、王稼祥、黄克诚、王首道、谭政、程子华、方毅、古大存、陈郁、吕正操、肖劲光等，可谓精英荟萃。作为东北的最高军政首脑，林彪为东北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为东北解放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贡献。

　　对于林彪在东北的作为，毛泽东是放手放心的，虽然有时也有意见上的不一致，有时也受到毛泽东的批评，甚至是非常严厉的批评;然而战场情况瞬息万变，毛泽东即使在恼怒之余，还对林彪说：“你们如果不同意这些指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而林彪有申述，有争论，也有反驳，但最终还是照办了。

　　历史老人是公正的。是即是，非即非，功即功，过即过，人即人，“鬼”即“鬼”。那时的林彪，是人，不是鬼;变鬼是后来的事。当然他也不是神。陈云在那场大动乱结束后，谈到辽沈战役时说：“林彪作为四野的司令员，在当时正确的地方，我们也不必否定。”

　　黄克诚，这位历经坎坷、一身铁骨的老人，在谈到林彪时说——林彪在我军历史上是有名的指挥员之一，……他在历史上对党和军队的发展，战斗力的提高，起过积极的作用。

　　据我了解，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中央根据地指挥中央红军作战时，他们手下有几个著名的战将，一个是彭德怀，一个是林彪，一个是黄公略。……红四军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创建的，成立红一军团后，红四军就是林彪指挥，他是红四军军长。……(在所属第4 、6 、12军)这三个军中，战斗力最强的是红四军，战功最大的是红四军。据我了解，林彪的确有指挥作战的能力。

　　在我们军队中，他可以说是一个战将。

　　在抗日战争初期，林彪指挥了平型关战斗。

　　他与陈云、罗荣桓、李富春等同志，共同领导了东北的解放战争，解放了整个东北。后来进关指挥平津战役，解放华北。以后又进军中南，直到中南地区全部解放，他才回来休息。

　　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这才是评价历史人物的正确态度。

　　纵观民主革命时期，林彪在大部分时间和大部分问题上，是拥护毛泽东的主张，崇敬毛泽东的。其间，林彪对毛泽东作出的一些决策，有切磋，有批评，有否定，也有反对，但不是在地下，而是公开的;是阳谋，而不是阴谋。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决定有分歧，这在党内是正常的，也是允许的。

　　此时，住在北京饭店的林彪，除了组织部队进行南下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外，还是北平和谈的中共代表团成员之一。在北平召开的“欢迎民主人士大会”上，林彪以“平津前线司令员”的身份发表长篇讲话：“我觉得全中国人民今天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和平的问题，而是真和平与假和平的问题，以及用什么方式取得真和平的问题。国民党反动派今天所玩弄的‘和平’，是在他们所发动的反革命的万恶的内战几乎全军覆没的情况下提出的。国民党反动派之向无和平诚意，尽人皆知。两年又八个月以前，国民党不顾中共与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不顾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毛主席亲访重庆，不顾双十协定、停战协定与政协决议，不顾中国共产党的再三警告，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了这次战争。但是，战争的结果，国民党在全国各战场已丧师约五百万。国民党在长江以北已全线崩溃，在长江以南也已不可能组织什么战略的战场，他们已没有大的力量进行大的战争。国民党必败，这是我们早已肯定了的。”

　　林彪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们在美帝国主义的指使下，伪装起‘和平’来。他们企图以此欺骗全国人民，停止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进军，争取军事上的喘息时间，以便重振旗鼓，进行反攻。并且企图在民主阵营内组织所谓‘反对派’，以破坏民主力量的团结。因此，他们所争取的‘和平’，是为了维持反动势力的利益，是为了战犯们的利益，对全国人民是不利的。”

　　林彪接着说：“全国人民所要求的和平，是人民的和平，不是南北朝式的和平。就是说，必须全部实现毛主席八项条件，必须彻底摧毁反动势力，必须交出政权，必须改编所有反动军队。这样的和平，才是对中国人民有利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与人民解放军，在与全国人民密切联系的条件下，有完全足够的军事力量，在短期内扫平全国一切反动派，全部实现毛主席的八项条件。但是，为了减少战争的破坏，尽量多保存人民的人力物力，我们正在采用和平解决的方法。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就是这一方法的成功榜样……。我们热烈欢迎北平式的和平，对于不肯接受北平方式实现和平的任何反动势力，我们就只好用天津方式来解决。”

　　最后，林彪非常乐观地说：“在今天蒋介石的主力已全部歼灭，剩下的力量已不多的情况下，可以说全国大规模战争的阶段已经过去了，长江以南，已不可能有巨大规模的战争。

　　(3)

　　26.白崇禧——“中国境内第一个狡猾阴险的军阀”，在汉口声称：“即万一武汉不保，也可退守湖南和两广，拥有西南半壁，维持一个时期。”

　　白崇禧，字健生，1893年3 月出生于广西桂林六塘山尾村一个回民家庭。14岁考入广西陆军小学，与李宗仁、黄绍竑同窗(均是广西人)，这三人后来成为桂系的三巨头。辛亥革命爆发，白参加学生敢死队，后相继人武昌陆军预备学校。保定军官学校学习。据说，在保定军校期间，白一是致力于战略战术思想的研究，二是关注中国边疆问题。他评读了10大本(军中要务令)和7 本(作战纲要详解)，广泛搜集研究中国西北边疆地区资料。

　　1917年夏，白人广西陆军模范营，为下级军官。除李宗仁外，黄绍竑、徐启明、黄旭初、夏威。张涂等均在该营任职，这些人后来均成为桂系的骨干。1923年，白崇禧与黄绍竑商量后，白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去广州，晋谒孙中山大元帅。5 月30日，孙中山在火车上接见了白崇禧。白向孙中山陈述了统一广西的意义，请求支持。

　　孙中山听从廖仲凯、朱培德的建议，委黄绍竑为广西讨贼军第1 军总指挥，白为参谋长。临行时，孙中山对白崇禧说：“我无枪、无粮、无饷，只有三民主义。”

　　白崇禧向孙中山行礼后说：“广西统一，不需要孙先生的物资援助，我们所需要的是孙先生的革命理论。”

　　白崇禧返桂几经奔走，推李宗仁出任“定桂讨贼联军”总司令，黄绍竑副之，白崇禧出任参谋长，先后打败军阀陆荣廷、沈鸿英，逐出唐继尧。广西归于统一，白崇禧功不可没，“小诸葛”声名鹊起。1926年2 月，白崇禧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到广州，同国民政府洽谈，几经磋商，达成两广统一。3 月1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李宗仁为国民革命军第7 军军长，白也于此时登记加入国民党。对于促成两广统一，白崇禧颇感自豪，曾不无得意地说：“两广统一在国民革命史上不是一件小事，因为北伐军能统一全国，悉赖以两广统一为基础。”

　　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逐渐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1926年7 月9 日，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蒋任命李济深为总参谋长，白崇禧为副总参谋长，随军出发，代行总参谋长职权。1927年1 月，蒋介石委白崇禧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程思远说：“白崇禧经过底定湘鄂的运筹，和江西作战的熟练指挥，受到蒋介石的最大信任，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的重任，白崇禧不待何应钦所率的主力到达，仅用前沿战线的少数兵力，即能实现平定全浙的任务。而且他所指挥的部队，与他个人从无历史渊源，竟能运用自如，如臂使指。对此，充分显示出他的指挥天才。”

　　白崇禧平定全浙后，稍事休整，便于3 月22日进驻上海龙华。蒋介石任命他为上海警备司令和戒严司令。蒋介石看时机一到，决定发动以反共为目的的反革命政变——当然，是以“清党”的名义进行。

　　事发前蒋介石曾问白崇禧：“在上海清党需要多少军队?”

　　白崇禧说：“只要调走薛岳的第一师，留下刘峙的第二师及周凤歧的第26军便够了。”

　　蒋介石又问：“你看需要多少时间?”

　　“三天差不多，至多不会超过一星期。”白崇禧答道。

　　白崇禧与蒋介石在反共大合唱中，一下子便进入蜜月，而且热热乎乎。

　　蒋介石对白崇禧的军事才干是颇为赏识的，对桂系骨干的团结也印象颇深。为笼络桂系，蒋与李宗仁结成金兰之好。然而，由于利益冲突，换过兰谱的“兄弟”经常兵戎相见。蒋介石三次被逼下野，白崇禧均是打头阵的人物。

　　1927年8 月8 日，蒋介石在南京总司令部召开会议，检讨军事形势。当时，中共发动南昌起义;宁汉分裂，汪精卫攻击蒋介石不遗余力;唐生智挥师东进，直指南京;冯玉祥在军事上日益坐大……

　　白崇禧在会上当着蒋介石的面说：“总司令能离开一下也好，等到我们渡过目前难关后;再请总司令回来行使职权。”

　　蒋介石闻言勃然变色。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白崇禧是他一手提拔的，对其委任之重，并不亚于他的黄埔门生，居然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也从后边踹上一脚。

　　蒋、白从此交恶，白崇禧也几度沉浮。此后，白崇禧又两次参与倒蒋。而后一次，恰是蒋介石在大陆兵败山倒、政权崩溃的时刻。

　　1948年11月，蒋介石以“手启”电通知白崇禧，令其转知所属副总司令兼第14兵团司令宋希濂，偕新任第13绥靖区司令王凌云即去南京。

　　宋希濂一行到汉口后，先去三元里白崇禧官邸，报告鄂西方面的情况。谈话后，白崇禧请宋希濂留步，向他介绍了军事形势。

　　白崇禧说：“徐蚌方面，黄百韬兵团已在碾庄地区被消灭了;黄维兵团在东进途中也在双堆集附近地区被围。现在总统电召你们到南京去，一定是要调你这个兵团南下增援。这样，武汉地区只剩下一个张涂兵团和鲁道源。张轸陈明仁等几个军而已。这些部队，除广西的第7 军、第46军、第48军较有战斗力外，其余都是新编成的，未经严格训练，是没有多大战斗力的。你的部队再调走，武汉地区就显得更空虚了。共军在中原和华东方面，刘伯承、陈毅两个野战军合起来兵力在一百万以上，就是把你的部队调去，也不能解徐州之围，而且时间恐怕也来不及了。”

　　宋希濂是蒋介石的心腹人物。他问白崇禧：“总司令认为应该怎么办?”

　　“小诸葛”聪明过世，他颇为自信地说：“我们如果保有武汉，必要时就可以和共产党进行和谈，即万一武汉不保，也可退守湖南和两广，拥有西南半壁，维持一个时期。”

　　宋希濂出身黄埔军校，对蒋忠心不二。他略一思忖，说：“东北已经沦亡，平津不保，如徐蚌一带的主力再被共军消灭，恐怕要促成一个南北朝的局面已经不可能了。目前仍应以救大局为重。”

　　宋希濂把白崇禧噎了回去。白狠狠地瞪了宋一眼，谈话不欢而散。

　　宋为救大局，先后调两个军到淮海前线。但白崇禧坐镇汉口，鄂西部队东下，必经武汉。白崇禧充分运用自己的手中权力，对宋部东调处处掣肘，百般阻挠，以至气得蒋介石在电话中用宁波土话骂了一句：“娘希匹!”

　　及至辽沈、淮海两战，蒋军皆输，人民解放军兵临平津城下，白崇禧于12月连发“亥敬”、“亥全”两电，名为、“谋和”，实则促蒋下野。

　　1949年1 月4 日，蒋介石亲到南京傅厚岗李宗仁官邸，对国民党内促其下野、实现和谈颇为不满。他对李宗仁说：“我会走开的，但退职需要进行必要的部署，否则你上台后不好负责;深望健生亦喻此旨，共体时艰。”蒋介石还要李宗仁劝白崇禧，要他不要做得太过分。

　　白。蒋虽然关系恶化，但在反共问题上却是一致的。白崇禧多次扬言：共军如果过江，只有战斗到底。

　　毛泽东曾评价说：“白崇禧是中国境内第一个狡猾阴险的军阀”。

　　林彪与白崇禧，国共两军在中南战场的最高统帅即将展开一场你死我活的厮杀。无疑，胜败的天平已经注定了。中南战事，将在林彪戎马生涯中写下浓重的一笔。而白崇禧虽有“小诸葛”的才气，却在蒋家王朝气数已尽的情况下，也是无能为力，徒唤奈何。

　　(4)

　　27.肖劲光先行一步。先遣兵团40天前进1300公里，胜利完成配合二野。三野渡江作战任务

　　住在双清别墅的毛泽东，边吸烟，边踱步。在东墙那张巨大的地图前，他停下来，目光扫视了一会，然后又点上了另一支烟……

　　呈现在他面前的是“三军甲马不知数，但见银山动地来”的壮观情景。刘邓陈粟的二野、三野百万雄师，已经逼近江北，整装待发。3 月31日，邓小平为首的淮海战役总前委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4 月3 日，此纲要中央军委批准。

　　为策应刘邓大军、陈粟大军发起渡江战役，早在西柏坡时，毛泽东即指示林彪组织先遣兵团南下华中威逼武汉，牵制白崇禧集团。

　　林彪同罗荣桓商量后，决定把组成先遣兵团、提前南下的任务交给肖劲光。

　　肖劲光在四野干部中是老资格的人物。他比罗荣桓小一岁，比林彪大四岁。而就党龄来说(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转人中国共产党)，他比四野上到统帅、下至士兵的任何人都长。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肖劲光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排斥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后，仍坚持实事求是，而被“左”倾路线执行者审判，被诬以“罗明路线”在红军中的代表，被开除党籍、军籍，判刑五年。

　　在肖劲光蒙难的日子里，毛泽东派贺子珍去探视他，转达毛泽东的问候，并鼓励他树立信心，坚持下去。在长征前，研究对肖劲光的处理时，有人主张处以极刑，但毛泽东坚决反对，王稼祥也几次拒绝签字。肖劲光被关押一个多月后释放出来，派到红军大学任教员。

　　1935年2 月，中央红军二克遵义。当天晚上，周恩来召见肖劲光，赞扬他指挥200 多人的干部队打了一场出色的阻击战，保卫了党中央。周恩来向肖劲光简要地介绍了遵义会议精神，明确告诉他，苏区时对肖劲光的处理是错误的，决定立即恢复他的党籍。军籍，重新安排工作。红军长征到达毛尔盖时，肖劲光被任命为红3 军团参谋长，他在政治上也得以平反。

　　有人说过，毛泽东对曾遭受王明“左”倾路线迫害过的人是念念不忘的。对邓小平如此，对肖劲光亦是如此。他自己就曾被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剥夺了对红军的指挥权。在这一点上，毛泽东的心与肖劲光是相通的。

　　1949年2 月20日傍晚，北京饭店，第四野战军总部。

　　第12兵团司令员肖劲光按时驱车赶到。林彪、罗荣桓以及参谋长刘亚楼已在等候他。

　　寒暄中，林彪朝肖劲光点点头，然后转身对刘亚楼说：你把情况给他讲一讲。

　　刘亚楼指着作战地图说：“要准备渡江了，根据军委指示，野司决定你率先遣兵团南下。你们的任务是，先在郑州、开封一线集结，然后围歼信阳之敌，扫清平汉路南段敌人，从花园。黄破一线进逼武汉，钳制白崇禧集团，保证从安庆、九江段渡江部队的安全，然后相机夺取武汉。”

　　罗荣桓接着说：“先遣兵团南下，其任务不仅是策应刘邓。陈粟渡江作战，还要为我们主力南下建立前进基地。”

　　一直在作战室踱步的林彪，在肖劲光面前停下来。他并没有直视在场的人，只是若有所思地说：“在我们对面，白崇橹。程潜、宋希然余汉谋集团，还有几十万人。那个叫‘小诸葛’，能打仗，不要轻视他。经请示军委，你们对日出发。”

　　2 月23日先遣兵团先遣队出发，主力于25日出动。第40军从通县马驹桥出发，沿平汉公路，经容城、赵县、成安。卫辉(今汲县)向郑州开进。第43军，由安次(今廊坊市)马头镇出发，沿平大公路，经霸县、河间、南宫、大名、消阳、东明向开封前进。第12兵团机关、炮兵第1 团，第40、第43军炮兵团由天津出发，沿津浦路南下转陇海路西进，经徐州转至开封。

　　3 月20日，第43军跨过黄河，第40军抵达黄河北岸，兵团部乘十几辆大卡车，进至开封一线。

　　肖劲光密切关注着白崇禧的兵力部署：他把嫡系主力第7 军及其他部队配置于靠近湖北的信阳、驻马店、确山一线，摆出一副拱卫武汉的架式。为此，肖劲光决定以奔袭手段包围信阳之敌。确定第40军两个师从黄河北岸乘火车，至许昌下车，经僵城。上蔡。正阳，尔后取捷径，奔袭信阳。另两个师和第43军两个师主力，沿同一路线随后跟进。第43军另外两个师则从平汉线东侧的周家口、演川、黄安，直插黄破一线，策应、配合信阳方向作战。各部队首长领受任务后，连夜分头出发。

　　就在先遣兵团日夜兼程开进时，“小诸葛”又出一招：他将其嫡系第7 军守信阳的第171 师突然撤走，只留下一支掩护部队。先遣兵团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歼灭该掩护部队，相继解放了驻马店、确山、信阳、花园、汉川、应山、广水、宣化店、河口、黄安及鄂东的稀水等大片地区。

　　信阳解放后，肖劲光率兵团机关移驻鄂豫交界的鸡公山，司令部住进一个小火车站里。在火车站不远处，有一幢别致的小别墅，据说蒋介石及国民党的其他大员都曾在这儿住过。肖劲光、陈伯钧等兵团领导，住进了这座小别墅。

　　当人民解放军二野、三野陈兵江北，肖劲光兵团在鄂豫边展开兵力时，南京政府也正紧张地忙碌着。

　　在溪口，那位“下野”的蒋介石，并不是闲云野鹤的散淡之人，他还在操纵着国民党政府的一切权力，尤其是军权。

　　照李宗仁的说法，“蒋先生确已作放弃大陆的决定。他要我出来，不过暂作他的挡箭牌，好让他从容布置，布置好了，他就要促使我早日垮台，再由他自己来和共产党唱对台戏。我如果真在南京励精图治，作防堵共军渡江的有效措施，即有违于蒋先生的腹案。他必然要用尽方法，破坏我的计划，使我不能以半壁河山与中共分庭抗礼。”

　　4 月中旬，国共在北平的和谈已到最后关头。双方代表最后草拟的和平协定，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李宗仁，都没有诚意或没有勇气接受。而中共方面明白无误地告诉南京和谈代表张治中，不论你们是否签字，人民解放军都要渡江。

　　从奉化到杭州的蒋介石邀李宗仁谈话。蒋还指名约何应钦、张群。白崇禧等参加。

　　行前，白崇禧对李宗仁说：“今后局势，如蒋先生不愿放手，则断无挽回余地。你应乘此机会向蒋先生明白提出，蒋。李二人只能择一负责领导政府，以期统一事权，而免拖泥带水!蒋先生既已引退下野，应将人事权。指挥权和财政权全部交出。”

　　李宗仁回答说：“这正是我的意思。”

　　飞机早晨从南京起飞，上午即到。蒋介石在航校等候。谈话时，李宗仁对蒋介石说：“你当初要我出来，为的是和谈。现在和谈已经破裂，南京马上就要失手，你看怎么办?”

　　蒋介石沉思一会，仍振振有词地说：“你继续领导下去，我支持你到底，不必灰心。”

　　白崇禧对蒋介石的江防计划极不满意。他认为，目前守江，虽属下策，但政府究竟有强大的海军、空军，数十艘军舰、数百架飞机，均为共军所无，若防守得当，善加利用，共军未必可以飞渡过江。他主张，国军不可死守上海，而应放弃京、沪两地，把汤恩伯的主力移至浙赣线和南浔线，与他的华中部队约40万人成为犄角之势，以固守湘赣，确保西南，然后假以时日，徐图再起。

　　白崇禧的高论，立即得到李宗仁、何应钦、顾祝同的支持，认为这是惟一出路。

　　蒋介石听了白的江防计划后，心不在焉地说：可以让作战厅再研究一下。

　　其实，蒋介石这时最关心的是，要把必须运的，无论是嫡系精锐，还是金银财宝，赶紧运到台湾。把杨恩伯调往浙赣。南浔线?这纯属白崇禧一厢情愿。

　　北平香山，双清别墅。

　　毛泽东于4 月21日发出以他和朱德的名义签署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于是，在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长达500 余公里的战线上，千帆竞发，万鼓殷空，马蹄撼动，甲光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分三路渡江南进，旗旗直指南京蒋家王朝。

　　四野先遣兵团为配合二野、三野的渡江行动，会同江汉。鄂豫等军区部队，自花园、河口一线向武汉外围之敌发起攻击，至5 月10日相继进占孝感等地和鄂东长江以北广大地区，攻击矛头直指武汉三镇。

　　至此，先遣兵团经过40余天的连续行军作战，前进1300余公里，胜利完成牵制白崇禧集团，保障二野侧翼安全，配合二野、三野渡江作战及为四野主力南下建立前进基地的任务。从4 月28日起，先遣兵团归还四野建制。

　　(5)

　　28.四野主力挥师南进。顺手牵羊，解放安阳、新乡

　　4 月7 日，林彪发出了四野主力南下的命令：除已先期南下的第40、43军外，以第42、第47军进行安新战役，其余驻平津地区的8 个军分三个梯队于4 月11日开始出发。南下徒步行军分三条路线。第一路，第41、48军沿平汉路南下，在花园口附近渡黄河;第二路，第46、38、39军沿平大公路南下，在东明附近渡黄河;第三路，第45、49、二军沿津浦路南下，在寿张附近渡黄河后向商丘前进。各军之野炮团及弹药物资由天津经徐州车运开封。

　　津浦铁路，一列列军车响着长笛，喷着白烟，似一条条巨龙，呼啸南下。林彪及新任参谋长肖克乘坐的专列从天津出发后，一路飞驶，直达华东重镇徐州。

　　罗荣桓没有随行。由于战事紧张，身体本来就不好的罗荣桓晕倒在天津四野临时司令部。还在从北平出发时，毛泽东即对罗荣桓说：“保重身体，注意休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罗荣桓以一介书生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自此二人结下了深厚友谊。从井冈山斗争到万里长征路，从齐鲁大地到东北三省，罗荣桓一直是毛泽东的一名得力部将。在解放战争中，罗荣桓协助林彪，发展军队，建设政权，指挥军队，拔城攻池，建立巨大功勋。正当全国即将解放的时候，罗荣桓再次病倒，不能不让毛泽东焦虑。

　　双清别墅。毛泽东放下林彪打来的报告罗荣桓病情的电报，便要通了卫生部长苏井观的电话，让他派保健医生黄树则火速赶往天津，为罗荣桓诊治。毛泽东还特别交待：罗荣桓同志心脏、血压都有毛病，不能让他冒暑南下，待他的病情稳定后，你们送他回北平来。

　　由于罗荣桓生病未随野战军行动，中央军委任命邓子恢为四野第二政治委员，负责部队的政治工作。

　　4 月16日，四野司令部。

　　林彪对参谋长肖克说：“42军、47军对安阳、新乡的攻击，可以开始了。”

　　肖克看了看表，敏捷地走到桌前，抄起电话……

　　安阳前线。

　　担负攻城任务的是军长吴瑞林、政治委员刘兴元指挥的第42军。

　　按照野战军和兵团首长的指示，吴瑞林——这位从四川巴中大山里走出来的老红军干部(其实当时只有34岁)，立即召开了团长、政委及司政后机关处以上干部会，传达了执行任务的决心、部署、要求。特别是传达了朱德总司令及罗荣桓政委的指示，大家的情绪十分高涨。

　　由于安阳城墙高达16米，环城又有护城河，河宽十余米，深达三米，城防严密。城内守军四个团，是国民党“冀豫边区清剿指挥部”所属部队，多是土匪。还乡团及国民党游杂部队组成。肖劲光率先遣兵团经过安阳时，打了他们一下，因要执行任务，没同城内守敌纠缠，便继续南下了。城内守敌误认为解放军的战斗力不过如此而已，因而十分嚣张。

　　为了拿下安阳，我军决定首先由工兵作业，爆破敌人地堡和城墙，炸开缺口，然后主力部队突入城内，全歼守敌。

　　第42军主力从4 月17日拂晓开始，对安阳外围发起攻击。战斗进行了十余天，第124 师逼近安阳小西门，第125 师也兵临大西门。军首长命令，工兵营在三日内完成坑道作业，炸毁敌入城墙，保证部队按时发起攻击。

　　5 月5 日，工兵营在离护城河约十米处挖好装药室，1000公斤炸药全部填了进去。下午5 时，随着师长彭龙辉一声“点火”的命令，轰的一声巨响，顿时尘烟冲天，浓雾弥漫，炸塌了敌人的地堡，炸飞的土石填满了护城河。

　　“上!”随着一声简短而有力的命令，爆破组勇猛地从壕沟中跃出，勇敢地扑向地堡群。随着一声声“轰”、“轰”的震天巨响，有的地堡被炸飞上了天，有的地堡顿时塌下去，变成敌人真正的坟墓。随后，突击部队趁着烟尘未散，从炸毁的城墙口突入城内。

　　5 月6 日拂晓，对安阳的总攻击开始了。第42军主力从四面八方攻入城内，已经吓破胆的敌人哪敢抵抗，战斗很快结束。这一仗，生俘敌“冀豫边区清剿指挥部”中将指挥兼专员赵质震，歼敌14000 余人。

　　新乡前线。

　　在第42军包围安阳的同时，新乡之敌也陷人我重重包围之中。新乡之敌为国民党第40军，眼见我一批批南下大军前进，现在又被解放军围得水泄不通，阵地完全暴露于我军射程内，因而惊恐万分，日夜不得安宁。

　　第47军军长曹里怀、政治委员周赤萍了解到，敌第40军代军长李晨熙，毕业于陆军保定讲武堂，原是庞炳勋的旧部。此人是我第47军炮兵团副团长冉影的一位从未谋面的表哥。军首长认为，利用这个关系，由冉副团长去劝降，有可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这个计划，很快报告了四野首长。

　　林彪接到报告后十分重视。孙子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现在，雄师南下，大兵压境，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我掌握时机，以强大军力为后盾，攻心夺气，再晓以利害，有可能让新乡之敌接受和平改编。林彪同意了第47军首长的计划。经过研究，决定派冉影副团长前去接洽、谈判，并让侦察科长李希才扮成冉影的警卫员。

　　4 月下旬的一天，在新乡前线的华北第14纵队政治委员甘渭汉，以冉影的名义起草了一封给李晨熙的信：表哥台鉴：弟从北平赴汉公干，道经此地，希速来人接我进城，一则有要事相告，二则问候表兄。如何?请速告知。并问刻安弟冉影李晨熙接信后，觉得这里边大有文章。当时，北平正在共军管辖之下，客从北平来，大军又兵临城下，此事非同寻常。李晨熙经过反复思考，于第三日派一名副官带一辆卧车接冉影等人进城，将他们安排在军部李代军长的办公室内。军部内外岗哨林立，可见主人紧张的精神状态。

　　落座后，李晨熙便出来接见。寒暄几句后，冉影便单刀直人地说：“我这次来见你，不是个人访问，是首长交给我的任务。”冉影简要介绍了一下全国各战场的情况，然后严肃又不失诚恳地说：“我们的任务要拿下新乡。我来此目的，是为了避免流血，使老百姓免遭损失，同时也为你指条路。”

　　“前些日子，十几万人都过去了，不是没有正经交火吗?”李晨熙将信将疑地问道。

　　冉影淡淡一笑说：“那个部队另有任务，现在不同了。你这样犹豫不决，会害了你自己。”他进一步分析了形势，介绍了两军目前状态，希望他早下决心，接受傅作义的方式，接受和平改编。

　　谈判直至深夜。冉影时而单刀直人，时而婉转诱导，导以亲情，叙以家常，晓以利害。李晨熙表示，他本人可以接受，还要做做其他弟兄们的工作。

　　豫北5 月，首夏清和，芳草未歇，太阳温暖宜人。在陈堡——四野第47军的军部临时驻地，军首长接待了前来正式谈判的李晨熙等人。5 月4 日上午10时，谈判正式开始，最后达成新乡守军全部接受和平改编的协议。

　　次日，晨光初露，李晨熙的部队鱼贯出城，按照指定地点分别集合。奉命接受改编的解放军一个师的部队，军容整齐，迎着朝阳，雄纠纠地开入城内。

　　新乡和平解放了。

　　与此同时，四野主力加速南进。至5 月底6 月初，经过50天大规模行军，行程1100余公里，各兵团先后到达长江以北的襄阳、樊城、安陆、孝感、稀水一线展开。

　　武汉三元里，白崇禧官邸。

　　他刚同在广州的何应钦通过电话。在解放军二野、三野百万大军突破长江防线，矛头直指上海;四野主力南下，先头部队逼近武汉的严峻形势下，广州国防部决定撤退长江以北所有部队。鄂西宋希濂部如受攻击时，一部由长江北岸向大巴山撤退，主力撤守鄂西山区;粤汉线白崇禧部主力，准备由武汉地区撤至洞庭湖和泪罗江以北、长沙和衡阳以东地区构筑工事，阻止四野主力南进;江西方面，一部兵力机动作战，以保障赣江两侧地区，屏障粤汉路之安全。

　　放下电话，白崇禧立即下令，武汉地区的部队收缩防线，破坏道路、桥梁，抢运物资，准备南撤。其中，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撤驻衡阳;第7 、46、48军逐次向湘赣边境及南浔线撤退。为掩护撤退，以第126 军担任团风、新春间长江防御;以张轸第19兵团之第127 、128 军担任武昌至嘉鱼间的防御。另以第122 军位于枝江以南、公安以西地区，以第58军担任武汉三镇城防。

　　白崇禧走到军事地图前，仔细琢磨两军目前的态势。白崇禧想，武汉为九省通衢，据三楚要害，握水陆交通枢纽，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守住武汉，即可虎视中原，以成党国中兴大业。他又想到长江南岸国民党军队，同解放军一触即溃，望风逃奔，而一些有战斗力的蒋氏嫡系，在汤恩伯的指挥下，撒向长江下游及上海地区。这样，武汉全无屏障，华中形成劣势，三镇更成突出状态。想到这里，白崇禧猛地转过身来，走到办公桌前，要通了上海的电话。

　　白崇禧：“请总裁接电话。”

　　对方听出是白崇禧，答应马上去请蒋先生。

　　拿着电话等了几分钟，对方终于有了声音但表示蒋总裁正在休息，不便叫醒他。白崇禧对着话筒，大声喊道：“你们转告蒋先生，崇禧一向以党国事业为重，决不能拿国事当儿戏!”蒋介石的声音终于出现在电话的那一端：“健生，我是支持你的。大敌当前，你我当同心戮力，华中、西南地区就拜托了!”

　　白崇禧刚说了一句“请总裁放心”，对方电话就挂上了。白崇禧仍然下意识地在电话上喊了起来，他想陈述向武汉调兵的理由，想陈述为保武汉，确保华南、西南半壁河山的决心，但是蒋介石已经没有耐心听了。白崇禧重重地把话机掼到办公桌上，然后木然地坐在椅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