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上起小红点有点痒:冰心一家人在动乱年代的劫难与际遇(王炳根)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从日本回到新中国的冰心一家，便开始不太平了。先是儿子吴平被打成右派，之后是冰心的三弟谢为楫又被划了右派，一家人下放到甘肃。到了1958年4月，丈夫吴文藻也被打成右派，要他写检讨，挖思想根源。吴文藻是个极为认真之人，每天晚上都是面对稿纸，长叹短吁，怎么也下不了笔，也挖不出自己为什么要反党反社会主义？

　　那些天的晚上，常常是到深夜12点，吴文藻总是默坐在桌前，冰心与他对坐，时不时写几行字，时不时又望望吴文藻。吴文藻脸无表情，写下的字撕掉，又写，又撕，他的纸篓里已经堆得满满的废纸。冰心便心疼地劝他别写，吴文藻却又坚持：“他们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还要挖根源，我怎么去挖，挖一些什么，我要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到国外去反好了，还要跑回国来反吗？”有一次，冰心曾试探地说，你就随便写一点吧，谈谈认识也行，别那么认真……吴文藻却不愿这样做。冰心就怕吴文藻想不通，总是千方百计地劝说开导。

　　其实，冰心的内心也是十分矛盾和痛苦，还要去劝说他们，她实在经受不了这种折磨，怎么会在一夜之间，家里的三个亲人都变成了右派呢？“我当时也和他一样‘感到委屈和沉闷’，但我没有说出我的想法，我只鼓励他好好地‘挖’，因为他这个绝顶认真的人，你要是在他心里引起疑云，他心里就更乱了。”

　　1966年9月，红卫兵冲进了住在和平楼冰心的家，抄走了许多的书籍、实物，包括冰心出国穿戴的旗袍、丝袜和手表等，办起了“冰心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展览”。烈日下，将一块大木牌挂在冰心的脖子上，上面写着“资产阶级太太、修正主义的黑帮作家谢冰心”，而吴文藻也被作为摘帽右派、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被造反派押去批斗。和平楼中60多平方米的宿舍，有两间房子被封，一段时间，他们就生活在这个胆战心惊的环境之中。但是，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他们都互相信任和支持，有时用语言有时也就是一个眼神，相互勉励，勇敢地活下去。后来，冰心在《论婚姻与家庭》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就是有感而发的：

　　有着忠贞而精诚的爱情在维护着，永远也不会有什么人为的“划清界限”，什么离异出走，不会有家破人亡，也不会有那种因偏激、怪僻、不平、愤怒而破坏社会秩序的儿女。

　　1969年底，吴文藻下放到京郊石棉厂劳动，冰心则在1970年初被发配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这时，他们都已届70岁的高龄了。这年的夏天，吴文藻随中央民族学院的教师，转到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冰心才从咸宁调往沙洋，他们俩人都十分珍惜这种劫后的重逢。对此，冰心这样写道：

　　久别重逢后不久，又从分住的集体宿舍搬到单间宿舍，我们都十分喜幸快慰！实话说，经过反右期间的惊涛骇浪之后，到了十年浩劫，连国家主席、开国元勋都不能幸免，像我们这些“臭老九”，没有家破人亡，就是万幸了。又因为和民院相熟的同仁们在一起劳动，无论做什么都感到新鲜有趣。如种棉花，从在瓦罐里下种选芽，直到在棉田地里摘花为止，我们学到了许多技术，也流了不少汗水。湖北夏天，骄阳似火，当棉花秆子高与人齐的时候，我们在密集闭塞的棉秆中间摘花，浑身上下都被汗水浸透了，在出了棉田回到干校的路上，衣服又被太阳晒干了。这时我们都体会到古诗中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句中的甘苦。我们身上穿的一丝一缕，也都是辛苦劳动的果实啊！

　　1971年8月，大西洋彼岸的一位重要人物，行将叩开神秘中国的大门的时候，改变了冰心和吴文藻的命运。为了迎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央有关部门将冰心、吴文藻和费孝通等人调回北京，成立了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译室，组织突击翻译和校正尼克松的《六次危机》。之后，又翻译了《世界史》和《世界史纲》等。这些书翻译的难度都是很大的，尤其是后一部是以文论史的“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的巨著，只有靠渊博的学识与厚实的外语功底才能完成。冰心、吴文藻、费孝通等都是学贯中西者，搁置了十几年，如今又可以发挥作用了。他们都很高兴，像有一股使不完的劲，从攻读原著，到寻找各种参考书籍，全都他们自己动手。她回忆当时情景道：

　　我们都在民族研究室的三楼上，伏案疾书，我和文藻的书桌是相对的，其余的人都在我们的隔壁或旁边。文藻和我每天早晨八点到办公室，十二时回家吃午饭，饭后二时又回到办公室，下午六时才回家。那时我们的生活“规律”极了，大家都感到安定而没有虚度了光阴！

　　回到书桌前，又有事可做了，冰心和吴文藻都感到，这一段生活，是十年动乱岁月中，最宁静、最惬意的日子。

　　粉碎“四人帮”之后，冰心和吴文藻都是七十好几的人了，但却极大地焕发了他们的青春。冰心不断地出席各种会议，写文章，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拨正搅乱了的文艺思想。吴文藻更是有事情可做，中断了二十几年的社会学要重新评价和恢复。当中国准备重新恢复社会学学科的时候，吴文藻深知自己肩上的重任，他几乎是不分白日黑夜地攻读从美国寄来的学术著作，企望将拉下了近三十年的课都补上来。

　　1980年对冰心来说是个坎儿，这年的初春，她和巴金等最后一次访问了日本。回国后，因为赶译马尔他总统的诗集，突患脑血栓住进了北京医院。在病情有了好转回到家之后，不想又摔了一跤，冰心只得又进了医院，并且动了手术，腿上安装了钢钉。此后便只能在家中几十平方米的斗室中走动，但还是又跌倒了。一年中三进三出医院，对一个已近80岁的老人意味着什么。但冰心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并且豪迈地写下了“生命从80岁开始”的名言。

　　由于连续几次生病住院，冰心身体有些每况愈下。尽管她总是在精神上保持年轻和乐观，撑着自己，但毕竟年龄不饶人，规律不能抗拒。同时，吴文藻的身体也日益衰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必须要有人来照顾。冰心还有许多文章要写，吴文藻则有许多的研究课题需要去做。后来，组织上将这些任务交给了她的小女儿吴青来担任。这样一来，吴青一家也就都得与父母亲住在一块。可和平楼的小公寓，只有60几平方米，一家三代挤在一起。本来，冰心和吴文藻多年各居一室，便于各自做学问和写作，后来只好同居一室，腾出一个房间给吴青夫妇居住。有时冰心会对熟悉的朋友来点幽默：“瞧，我们老两口又‘破镜重圆’了。”直到1983年年底，冰心和吴文藻的住房终于得到了解决。他们一家从和平楼搬到教授楼，仍然在中央民族学院的校园内，可是比原先的住房宽敞多了，有了专门的客厅，有了齐全的冷暖卫生设施。搬进新居的冰心，非常高兴，她打电话告诉朋友：现在鸟枪换炮了，快来看看呀！

　　在新居，冰心和吴文藻用一间十三四平方米的房间，作为卧室兼书房，正墙上挂着周总理的照片。沙发的背后，挂着吴作人的熊猫图，两旁是1925年梁启超先生题赠给冰心的龚自珍的集句：

　　世事沧桑心事定

　　胸中海岳梦中飞

　　对于在这儿度过的最后一段美好时光，冰心深情地写道：

　　1983年我们搬进民族学院新建的高知楼新居，朝南的房子多，我们的卧室兼书房，窗户宽大，阳光灿烂，书桌相对，真是窗明几净。我从1980年秋起得了脑血栓后又患右腿骨折，已有两年足不出户了。我们是终日隔桌相望，他写他的，我写我的，熟人和学生来了，也就坐在我们中间，说说笑笑，享尽了人间“偕老”的乐趣。

　　但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吴文藻在1985年6月27日，最后一次为他的研究生张海洋的论文提了详细的书面意见之后，又因脑血栓住进北京医院。之后，就处于昏迷状态。冰心这一回再也没有盼到吴文藻出院回家。

1985年9月24日清晨，电话铃急促地响着，传来吴平的声音：“妈妈，爹爹已于早上六时二十分逝世了！”冰心放下话筒，已是泪流满脸。吴文藻在84岁离去，按说也算高龄了，但一想到他们六十几年的相处相爱，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根据吴文藻的遗嘱，冰心将他平时的存款3万元捐给了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作为研究生的奖学基金，冰心想以此方式，继续吴文藻的社会学的梦想和追求。

　　冰心在写下《生命从80岁开始》之后，又迎来了她的第二个创作的高峰，她写小说、写散文、写回忆录、写杂文，无论是哪种文体，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她的小说《空巢》获全国短篇小说奖；她的散文《我的家在哪里？》、《霞》、《绿的歌》等成为新时期的美文经典；她的为教育呼吁、为社会进步呼吁的《落价》、《万般皆上品》、《无士则如何》等，尤其是《我感谢》、《我请求》等文章，表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表达了对祖国和人民的拳拳之心，形成了她第二个创作高峰的显著特点。

　　然而，此时的冰心毕竟已是90多岁的高龄了。

　　1999年2月28日晚，冰心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9岁，比吴文藻整整多活了15年。然而，远去的吴文藻并没有离开过她。冰心在她遗嘱中交待，她死后，骨灰要与吴文藻合葬在一起，要用汉白玉作墓碑，在骨灰盒上写：江阴吴文藻 ，长乐谢婉莹。而汉白玉的墓碑上则可用谢冰心的名字。冰心之所以要作这样的交待，是因为吴文藻对她的称呼，永远是一个“莹”字，在吴文藻的心中，她是永远的谢婉莹。

　　2002年10月21日，冰心、吴文藻的骨灰，在儿子吴平、女儿吴青等家人的护送下，来到位于八达岭长城脚下的北京长城华人怀思堂内的驼峰之上。这里是他们的长眠之地，这里就在长城的脚下，八达岭水关的长城就在眼前，远处和近处的山岭，红叶装点。墓碑由整块的高达二米有余的汉白玉雕塑而成，周边呈毛石的自然状，上方是冰心与吴文藻晚年相偎的艺术雕像，下方是一个古铜色的小读者雕像，造像取自冰心1926年北新书局出版的《寄小读者》封面。中间磨平的石面上，是赵朴初生前题写的手书：

　　吴文藻　1901—1985之墓

　　谢冰心　1900—1999

　　从此，他们两人永远地长眠在了古长城的脚下，并与中华文化名人雕塑纪念园中的叶圣陶、茅盾、夏衍、田汉、曹禺、徐悲鸿等一道，永远受到世人的怀念和瞻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