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上起了很多小红疙瘩:中国人活着,真算侥幸?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9 02:08:11

中国人活着,真算侥幸?

距离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榆林子镇幼儿园校车事故,过去不到三天时间,那份属于整个社会的疼痛在刺激着每个人的神经。人,无疑是脆弱的,尤其是在面对幼童屡遭安全威胁的时刻,那些属于成人世界的残忍显得异乎寻常的耻辱。

20条鲜活的幼小生命本不该这么早地凋零:发生事故的车辆核载9人,实载64人,事故发生时校车是雾天下逆行。隐患显而易见,但却难以改变,而类似悲剧料定仍将不断重复上演。…【详细】

有一条热帖在网上流传:我们都在侥幸地活着,上班路上,我怕地铁扶梯突然逆转;回家的路上,我怕下暴雨,车子当作船来驶;而好不容易回到家,我只能小心翼翼地呆着,时刻提防大楼会不会着火……中国人活着,果真算侥幸?

我们一直生活在隐患重重的世界里

校车事故频发,悲剧不断上演
幼儿园校车事件再度警醒世人

11月16日上午9点40分左右,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榆林子镇,一辆大翻斗运煤货车与当地一辆幼儿园接送车迎面相撞,目前这起事故已经造成21人死亡,其中19人为幼儿,另有重伤员12人,轻伤32人。据甘肃省庆阳市安监局通报,发生事故的面包车荷载9人,实载64人,涉嫌严重超载。

超载,又是超载。不要把责任归结于超载。沉船事件,是因为严重超载;撞车事件,也是因为严重超载。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孩子们的交通工具如此简陋,为什么孩子们坐不起不超载的车和船?甚至,为什么个别地区的孩子们,要手脚并用攀着岩壁、像蜘蛛侠一样行走在上学和回家的道路上?…【详细】

“一意孤行”的校车并非孤例

近年来,各地频繁发生校车安全事故,背后都能够看到超载、车辆不达标的踪迹。为此,2010年7月。由国家标准委员会颁布实施的《专用小学生校车安全技术条件》给出了强制性标准。标准规定,专用小学生校车是设计和制造上专门运送不少于10人的小学生校车,且应有统一标牌。此外,对校车的颜色、标识和座位间距、车窗高度等都提出了量化标准。

但是,这个标准并没有能够“落地”。封闭的厢式货车、普通公路客车、公交车,甚至在一些农村地区,农用三轮车、拖拉机和报废车辆等都会被作为校车使用。车辆超载更是普遍现象。作为学前教育的幼儿园校车,更是一片政策监管“荒地”。

人祸猛于车祸,使活着成为一种奢侈

每桩事故似乎都顺着震惊、悲痛、查处、遗忘的形式演进,然后一切依旧。人祸猛于车祸。倘若不从人的因素下手,健全相关制度,完善相关措施,很难想象今后还会发生怎样的悲剧。

超载,又是超载。不要把责任归结于超载。沉船事件,是因为严重超载;撞车事件,也是因为严重超载。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孩子们的交通工具如此简陋,为什么孩子们坐不起不超载的车和船?甚至,为什么个别地区的孩子们,要手脚并用攀着岩壁、像蜘蛛侠一样行走在上学和回家的道路上?

可以肯定,这辆车并非事发当天才超载,而是天天如此。但是,幼儿园似乎不觉得这样做有何不妥,家长多半也默许了,相关部门更未采取什么有效措施阻止这种危险行为。上述这些,才是真正可怕之处。这意味着,在如此明显的安全隐患面前,所有相关者都抱着极其疏忽和侥幸的态度。这根本不是什么车祸,而是典型的人祸。…【详细】

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温州动车事故,还是京沪地铁事故,那些幸免于难者无疑只有侥幸生存着,说是“侥幸”,因为他们不知道灾难又会以什么形式降临到自己或者身边。

对逝者而言,生者侥幸地活着,有时却生不如死

国家要有基本正义,并为全体国民享受到。
从“棋子原理”我们读出中国社会的真谛

在《道德情感论》一书中,英国十八世纪的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提出一条至今还仍不大为人们所注意的“棋子原理”:“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每个棋子都有它自己的行动原则”。在斯密之后的200多年后的中国和当今世界,这一“棋子原理”看来仍然成立,仍然工作。在市场经济来到中国之后,每个人、每个公司、每个机构(包括政府机构),都有着从计算个人利益而产生的行动策略和原则。在此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个有民众认可其执政合法性的有限政府,如果政府不是运用“抽象规则”(法律、法制和法治)来管理社会,各个单位乃至政府各机构均自然会按照自己的行动原则自我运行,各自为政。

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韦森对此做了进一步阐述,认为当今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好像还不是一个有10多万亿财政收入的大政府问题,也似乎不是近来大家批评和议论较多的发改委对市场运行管得太多、太细、太死、且太多变因而实际上是在挤压市场的空间和范围,而是在当今中国经济社会的一些重大和根本问题上政府作为与不作为的问题。

一句话,在这21世纪全球化时代条件下的中国历史转型的关键时期,如果政府不作为,从而种种社会问题还是这样不断地积累和积聚,那么老百姓可能就要作为了。 …【详细】

一个国家必须有基本的正义,即要善待自己的国民

一个国家必须有基本的正义。此种正义不是靠宣传出来的,而必须落实到国家的政策和行为中来,为全体国民都能真切地感知和享受到。如果一个最卑微的人,都能切实感受到其尊严受到政府的尊重,其利益受到政府的保护,那世人还有什么理由不尊重这个国家、这个政府呢?真到了这个时候,国家的“软实力”和形象无须刻意去宣传和公关,即可得到世人的认可。相反,若这个国家的国民时刻都要提防来自公权力的侵害,在国家的权力以及权力的人格化身政府官员面前颤颤兢兢,那再多的对外宣传,再好的对外宣传,也无济于事。世人还是会认为这个国家是一个不正义的国家。

梁启超早在一百年前就指出:凡人所以为人者,有两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权利,二者缺一,实乃非人。现代国家,一个底线的标准,就是要保护和尊重民众的这两个要件。做到了这点,国家的形象定会大为改观。以此对照,目前中国各级政府虽然比过去更加注重民生,努力回应民众的诉求,这是有所进步的一面,但总体而言,在保护和尊重民众的权益上,做得还差强人意。…【详细】

活着,为什么越来越没有人样?

现代国家的底线标准是保护和尊重民众
官为重,名利次之,民为轻必然导致民众苟且生存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曾研究发现,在当今中国,“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儒家学说最重要的民本思想,在我们一些党员领导干部那里,竟然成了“官为重,名利次之,民为轻”。于是,有领导能如此狂妄地大声喝斥媒体记者“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于是,有官员能如此理直气壮地训斥群众,“领导就得骑马坐轿,老百姓想要公平?臭不要脸!”于是,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 越来越成为所在地区、单位名副其实的“老板”、“寨主”、“大爷”。

在这样的生态下,我们都在侥幸地活着。

当一种社会病沉淀为一种人格,我们便失去了自我

“与政府作对就是恶”,上访就被“精神病”,拆迁自焚的,制造爆炸的,或死于地沟油、结石奶粉、毒疫苗的,或死于宝马车轮下的,或动车追尾,或全身麻醉于手术台上死于火灾突发医生护士逃之夭夭……

通过一系列沉重的事故所彰显出的世道人心,沉重地压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上,把我们本就挺得不是很直的脊梁压得更低,就这样我们还没有表现出一点对爬行生存状态的一丝抗议。…【详细】

面对死亡我们有权利说:生命尊严高于一切

论者杨开亮面对2009年黑龙江108名矿工死在黑洞洞的地狱,激愤不已:我没有写一个字,因为我知道中国的GDP血含量;成都唐福珍在国旗下庄严“自焚”,我没有写一个字,因为我知道因拆迁而殒命的何止一人?上海贫困女硕士杨元元“自缢”而亡,我没有写一个字,因为我知道每年因贫困自杀的也不止一个杨元元。今天,网上又爆料河北平泉县暴力拆迁政府官员指使卡车把人活活碾死,还有许许多多未被广为关注的死亡事件,噩耗频传,使我六根不能清静,心乱如麻,写作计划天天被打断。于是,我决定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这个社会究竟是哪股筋抽住了?

什么是生命尊严?就是一个人有尊严地活着。生命尊严高于一切。高于国家利益,高于政党利益,高于权贵利益。没有每一个人的生命尊严,就没有国家的尊严,蔑视生命尊严,将使整个国家和民族为之蒙羞,一个愧对国民的国家和民族,又怎么能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

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活?…【详细】

鲁迅先生在《灯下漫笔》中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一部中国的历史,老百姓只是在“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这两种时代中轮回。如今,国人仍在侥幸地而顽强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