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局狼人杀嘉宾都有谁:瓷器文物鉴定基本要领

瓷器文物鉴定的基本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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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08-01-25 22:43:41
类目：石家庄 > 古玩/收藏 > 瓷器鉴定

 

(1) 看造型：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审美标准、生活习惯以及技术条件，因此生产的陶瓷产品有不同的造型特点，这给我们的鉴定提供了重要的依据。首先要对历代器物造型有一个基本概念，掌握器形发展的总趋势，春秋战国的原始青瓷，造型多仿青铜器，古朴刚劲；三国两晋南北朝瓷器，由粗矮向瘦高发展；唐代瓷器则浑圆饱满，显出雍容华贵的气质；宋代器物修长轻盈，给人以生机勃勃之感；元代器物造型一反宋代风格，器物高大，显得厚重粗犷；明代又一反元代特点，器物造型秀丽古拙，给人以清新优美之感；清代则器形繁多，制作精巧。了解了历代瓷器造型的基本特征之后，进而还需掌握观察造型的方法，对器物的口、腹、底足，乃至耳、流、柄、系等都要仔细观察，总结规律。以碗、盘一类器足的主体。可见器物的足底部分也不能忽视，往往成为我们断代的参考依据。因此，只要我们头脑里有了准确的器形概念，善于体会各时代器形不同风貌，对那些貌似的伪品，就能看出差别之处，这就好像手里拿了一把尺，有了准确的分寸，不致出现“失之千里”的现象，把明代器物看成是唐代产品。
　　
　　 (2) 看胎釉：不同时代，不同窑口烧制的瓷器，由于胎釉成分和烧造条件不同，烧成的器物质地、釉色各不相同，成为我们鉴定陶瓷的重要依据之一。鉴别胎质主要是观察底足，无论任何时代器物，在底足边缘或口边露胎和器身缩釉处，大多可以看出胎质特色。观察釉质则一般要注意釉色、光泽以及气泡疏密等几方面特征。例如，福建建阳宋代建窑所生产的黑釉瓷器，因胎料含铁成分较多，故胎色呈紫黑，胎质坚致。而江西吉安宋代吉州窑生产的黑釉瓷器，有的器型、釉色虽与建窑相似，但因制胎所用原料不同，胎色呈米黄或黑中泛青等色，胎质粗松，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把窑口区分开来。即使同一个时代，同一品种，只要我们仔细观察，也会发现胎釉有不同之处，例如，明代永乐、宣德时期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器，釉色白腻，釉面肥润，隐现桔皮状的凹凸感，仔细观察，釉中可见有大小不等的釉泡；而明代末年生产的青花瓷器，釉色截然不同，薄而青亮，不可同日而语。
　　
　　 (3) 看工艺：器物成型工艺不同，装烧方法不同，烧成气氛和燃料不同，都会在陶瓷器上留下不同的特征，成为我们鉴定陶瓷中的重要依据之一。例如，宋代定窑瓷器采用覆烧工艺，烧成的器物口沿无釉，俗称“芒口”；而宋代汝窑瓷器采用支钉支烧工艺，烧成的器物通体满釉，器底只留下极小的芝麻状支钉痕迹，这些特征，都应着重掌握。
　　
　　 (4) 看纹饰：陶瓷上的纹饰，无论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等方面，都强烈地反映着当时人们的审美观，每一时代，都有自己鲜明的风格和特点。例如，元代青花瓷器的纹饰，布局繁密，层次较多，少则二、三层，多则七、八层；而到了明代永乐时期，则趋于疏朗。再如，中国瓷器上装饰常用的龙纹，各个时代各有变化，不尽相同。有的叱咤风云，有的细软疲沓；有的威武雄壮，有的老态龙钟，这些，都成为我们鉴定时的参考因素。
　　
　　 (5) 看彩料：瓷器上的釉彩，各时期有各时期的特色，有的虽然采用一种呈色的彩料，由于所含成分不同，或制法不同，烧成条件不同，因而呈色也就有所不同，虽然这种不同有时是极其细微的，但只要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其中的差异。例如，明代宣德时期的青花瓷器，大多采用进口青料，这种青花料含锰量较低，含铁量较高，烧成后往往会在青花上出现黑疵斑点，这种自然形成的黑斑成为宣德青花瓷器的特征之一。而清代雍正时期的仿宣器，因所用青料不同，不能完全准确地再现宣青风格，青花上的黑疵斑点是用笔触多次点染而成，只要仔细观察，就可发现人工留下的痕迹，与宣德青花自然形成的黑斑迥然不同。
　　
　　 (6) 看款识：款识是指刻、划、印或写在陶瓷器身上的文字，表明它的时代、窑口、制作者或使用者等等，也是鉴定陶瓷的依据之一。不同的时代，书款的方法、书体和笔法，以至书款的部位都有所不同。例如，清末民初有不少仿清代康熙官窑的瓷器，器底书“大清康熙年制”款，但字体、笔法与康熙时不同，一看就知是后代仿品。因此，掌握款识特征来断代和辨伪也是相当重要的。
　　
　　综上所述，历代陶瓷在造型、胎釉、工艺、纹饰、彩料、款识等方面都具有各自的风格和特点，成为我们鉴定陶瓷的各项依据。但是，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普遍规律中寓有特殊规律，还必须考虑到例外情况，例如，前述宣德青花大多有黑疵斑点，但也有一部分宣德青花没有黑疵斑点，我们不能因此说它们就不是宣德瓷器。因此，我们鉴定一件陶瓷器时，不能偏执一方，食古不化或教条主义，拿着条条框框去套，而要将各项依据、因素、信息综合起来考虑，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相结合，把握各代陶瓷器的基本特征和典型风貌，联系实物，仔细观察，触类旁通，辩证运用，反复推敲、慎重定论，千万不可因其中有几处类似的特征便妄断真伪，这样才是正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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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08-01-25 22:4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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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看造型：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审美标准、生活习惯以及技术条件，因此生产的陶瓷产品有不同的造型特点，这给我们的鉴定提供了重要的依据。首先要对历代器物造型有一个基本概念，掌握器形发展的总趋势，春秋战国的原始青瓷，造型多仿青铜器，古朴刚劲；三国两晋南北朝瓷器，由粗矮向瘦高发展；唐代瓷器则浑圆饱满，显出雍容华贵的气质；宋代器物修长轻盈，给人以生机勃勃之感；元代器物造型一反宋代风格，器物高大，显得厚重粗犷；明代又一反元代特点，器物造型秀丽古拙，给人以清新优美之感；清代则器形繁多，制作精巧。了解了历代瓷器造型的基本特征之后，进而还需掌握观察造型的方法，对器物的口、腹、底足，乃至耳、流、柄、系等都要仔细观察，总结规律。以碗、盘一类器足的主体。可见器物的足底部分也不能忽视，往往成为我们断代的参考依据。因此，只要我们头脑里有了准确的器形概念，善于体会各时代器形不同风貌，对那些貌似的伪品，就能看出差别之处，这就好像手里拿了一把尺，有了准确的分寸，不致出现“失之千里”的现象，把明代器物看成是唐代产品。
　　
　　 (2) 看胎釉：不同时代，不同窑口烧制的瓷器，由于胎釉成分和烧造条件不同，烧成的器物质地、釉色各不相同，成为我们鉴定陶瓷的重要依据之一。鉴别胎质主要是观察底足，无论任何时代器物，在底足边缘或口边露胎和器身缩釉处，大多可以看出胎质特色。观察釉质则一般要注意釉色、光泽以及气泡疏密等几方面特征。例如，福建建阳宋代建窑所生产的黑釉瓷器，因胎料含铁成分较多，故胎色呈紫黑，胎质坚致。而江西吉安宋代吉州窑生产的黑釉瓷器，有的器型、釉色虽与建窑相似，但因制胎所用原料不同，胎色呈米黄或黑中泛青等色，胎质粗松，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把窑口区分开来。即使同一个时代，同一品种，只要我们仔细观察，也会发现胎釉有不同之处，例如，明代永乐、宣德时期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器，釉色白腻，釉面肥润，隐现桔皮状的凹凸感，仔细观察，釉中可见有大小不等的釉泡；而明代末年生产的青花瓷器，釉色截然不同，薄而青亮，不可同日而语。
　　
　　 (3) 看工艺：器物成型工艺不同，装烧方法不同，烧成气氛和燃料不同，都会在陶瓷器上留下不同的特征，成为我们鉴定陶瓷中的重要依据之一。例如，宋代定窑瓷器采用覆烧工艺，烧成的器物口沿无釉，俗称“芒口”；而宋代汝窑瓷器采用支钉支烧工艺，烧成的器物通体满釉，器底只留下极小的芝麻状支钉痕迹，这些特征，都应着重掌握。
　　
　　 (4) 看纹饰：陶瓷上的纹饰，无论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等方面，都强烈地反映着当时人们的审美观，每一时代，都有自己鲜明的风格和特点。例如，元代青花瓷器的纹饰，布局繁密，层次较多，少则二、三层，多则七、八层；而到了明代永乐时期，则趋于疏朗。再如，中国瓷器上装饰常用的龙纹，各个时代各有变化，不尽相同。有的叱咤风云，有的细软疲沓；有的威武雄壮，有的老态龙钟，这些，都成为我们鉴定时的参考因素。
　　
　　 (5) 看彩料：瓷器上的釉彩，各时期有各时期的特色，有的虽然采用一种呈色的彩料，由于所含成分不同，或制法不同，烧成条件不同，因而呈色也就有所不同，虽然这种不同有时是极其细微的，但只要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其中的差异。例如，明代宣德时期的青花瓷器，大多采用进口青料，这种青花料含锰量较低，含铁量较高，烧成后往往会在青花上出现黑疵斑点，这种自然形成的黑斑成为宣德青花瓷器的特征之一。而清代雍正时期的仿宣器，因所用青料不同，不能完全准确地再现宣青风格，青花上的黑疵斑点是用笔触多次点染而成，只要仔细观察，就可发现人工留下的痕迹，与宣德青花自然形成的黑斑迥然不同。
　　
　　 (6) 看款识：款识是指刻、划、印或写在陶瓷器身上的文字，表明它的时代、窑口、制作者或使用者等等，也是鉴定陶瓷的依据之一。不同的时代，书款的方法、书体和笔法，以至书款的部位都有所不同。例如，清末民初有不少仿清代康熙官窑的瓷器，器底书“大清康熙年制”款，但字体、笔法与康熙时不同，一看就知是后代仿品。因此，掌握款识特征来断代和辨伪也是相当重要的。
　　
　　综上所述，历代陶瓷在造型、胎釉、工艺、纹饰、彩料、款识等方面都具有各自的风格和特点，成为我们鉴定陶瓷的各项依据。但是，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普遍规律中寓有特殊规律，还必须考虑到例外情况，例如，前述宣德青花大多有黑疵斑点，但也有一部分宣德青花没有黑疵斑点，我们不能因此说它们就不是宣德瓷器。因此，我们鉴定一件陶瓷器时，不能偏执一方，食古不化或教条主义，拿着条条框框去套，而要将各项依据、因素、信息综合起来考虑，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相结合，把握各代陶瓷器的基本特征和典型风貌，联系实物，仔细观察，触类旁通，辩证运用，反复推敲、慎重定论，千万不可因其中有几处类似的特征便妄断真伪，这样才是正确的方法。
 瓷器的基本知识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瓷器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在英文中"瓷器"(china)一词已成为"中国"的代名词。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中期，中国就出现了早期的瓷器。因为其无论在胎体上，还是在釉层的烧制工艺上都尚显粗糙，烧制温度也较低，表现出原始性和过渡性，所以一般称其为"原始瓷"。
　　瓷器脱胎于陶器，它的发明是中国古代先民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硬陶器的经验中，逐步探索出来的。烧制瓷器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制瓷原料必须是富含石英和绢云母等矿物质的瓷石、瓷土或高岭土；二是烧成温度须在1200℃以上；三是在器表施有高温下烧成的釉面。
　　原始瓷作为陶器向瓷器过渡时期的产物，与各种陶器相比，具有胎质致密、经久耐用、便于清洗、外观华美等特点，因此发展前景广阔。原始瓷烧造工艺水平和产量的不断提高，为后来瓷器逐渐取代陶器，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器奠定了基础。
　　中国瓷器是从陶器发展演变而成的，原始瓷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至宋代时，名瓷名窑已遍及大半个中国，是瓷业最为繁荣的时期。当时的钧窑、哥窑、官窑、汝窑和定窑并称为五大名窑。被称为瓷都的江西景德镇在元代出产的青花瓷已成为瓷器的代表。青花瓷釉质透明如水，胎体质薄轻巧，洁白的瓷体上敷以蓝色纹饰，素雅清新，充满生机。青花瓷一经出现便风靡一时，成为景德镇的传统名瓷之冠。与青花瓷共同并称四大名瓷的还有青花玲珑瓷、粉彩瓷和颜色釉瓷。另外，还有雕塑瓷、薄胎瓷、五彩胎瓷等，均精美非常，各有特色。
　　多姿多彩的瓷器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之一，"瓷器"与"中国"在英文中同为一词，充分说明中国瓷器的精美绝伦完全可以作为中国的代表。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产生于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这一时期在前代陶器和原始瓷器制作工艺发展，东汉时期北方人民南迁以及厚葬之风的盛行的基础上，以中国东部浙江的上虞为中心的地区以其得天独厚的条件成为中国瓷器的发源地。这件浙江上虞县面官镇出土的东汉时期青釉水波纹四系罐，为我们展示了瓷器烧造工艺发展的初期情况。 唐代瓷器的制作技术和艺术创作已达到高度成熟；宋代制瓷业蓬勃发展，名窑涌现；明清时代从制坯、装饰、施釉到烧成，技术上又都超过前代。我国的陶瓷业至今仍兴盛不衰，质高形美，其中比较著名的陶瓷产区有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广东石湾和枫溪、江苏宜兴、河北唐山和邯郸、山东淄博等。
　　清时期彩瓷的种类很多，从烧造工艺上来区分，除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之外，可以分为釉上彩和釉上釉下混合彩两大类。釉上彩是先烧成白釉瓷器，在白釉上进行彩绘，再入彩炉低温二次烧成，釉上五彩，粉彩、珐琅彩都是釉上彩。釉上釉下混合彩是先烧成釉下彩 (即在瓷胎上直接绘画图案，罩透明釉高温一次烧成，主要是青花) ，然后再在适当的部位涂绘釉上彩，入炉低温二次烧成。青花矾红彩，斗彩、青花五彩都属于釉上釉下混合彩。最终形成青花类；色釉瓷类；彩瓷类三大系列。
　　瓷器是中国人发明的，这是举世都公认的。瓷器的发明是在陶器技术不断发展和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商代的白陶以是用瓷土（高岭土）作原料，烧成温度达1000°C以上，它是原始瓷器出现的基础。
　　白陶的烧制成功对由陶器过度到瓷器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商代和西周遗址中发现的“青釉器”以明显的具有瓷器的基本特征。它们质地较陶器细腻坚硬，胎色以灰白居多，烧结温度高达1100-1200°C，胎质基本烧结，吸水性较弱，器表面施有一层石灰釉。但是它们与瓷器还不完全相同。被人称为“原始瓷”或“原始青瓷”。
　　原始瓷从商代出现后，经过西周、春秋战国到东汉，历经了1600-1700年间的变化发展，由不成熟逐步到成熟。
　　东汉以来至魏晋时制作的瓷器，从出土的文物来看多为青瓷。这些青瓷的加工精细，胎质坚硬，不吸水，表面施有一层青色玻璃质釉。这种高水平的制瓷技术，标志着中国瓷器生产已进入一个新时代。
　　我国白釉瓷器萌发于南北朝，到了隋朝，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至唐代更有新的发展。瓷器烧成温度达到1200°C，瓷的白度也达到了70%以上，接近现代高级细瓷的标准。这一成就为釉下彩和釉上彩瓷器的发展打下基础。
　　宋代瓷器，在胎质，釉料和制作技术等方面，又有了新的提高，烧瓷技术达到完全成熟的程度。在工艺技术上，有了明确的分工，在我国瓷器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宋代闻名中外的名窑很多，耀州窑、磁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越窑、建窑以及被称为宋代五大名窑的汝、官、哥、钧、定等产品都有它们自己独特的风格。耀州窑（陕西铜川）产品精美，胎骨很薄，釉层匀净；磁州窑（河北彭城）以磁石泥为坯，所以瓷器又称为磁器。磁州窑多生产白瓷黑花的瓷器；景德镇窑的产品质薄色润，光致精美，白度和透光度之高被推为宋瓷的代表作品之一；龙泉窑的产品多为粉青或翠青，釉色美丽光亮；越窑烧制的瓷器胎薄，下巧细致，光泽美观；建窑所生产的黑瓷是宋代名瓷之一，黑釉光亮如漆；汝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冠，瓷器釉色以淡青为主色，色清润；官窑是否存在一直是人们争议的问题，一般学者认为，官窑就是卞京官窑，窑设于卞京，为宫廷烧制瓷器；哥窑在何处烧造也一直是人们争议的问题。根据各方面资料的分析，哥窑烧造地点最大的可能是与北宋官窑一起生产；均窑烧造的彩色瓷器较多，以胭脂红最好葱绿及墨色的瓷器也不错；定窑生产的瓷器胎细，质薄而有光，瓷色滋润，白釉似粉，称粉定或白定。
　　我国古代陶瓷器釉彩的发展，是从无釉到有釉，又由单色釉到多色釉，然后再由釉下彩到釉上彩，并逐步发展成釉下与釉上合绘的五彩，斗彩。
　　彩瓷一般分为釉下彩和釉上彩两大类，在胎坯上先画好图案，上釉后入窑烧炼的彩瓷叫釉下彩；上釉后入窑烧成的瓷器再彩绘，又经炉火烘烧而成的彩瓷，叫釉上彩。明代著名的青花瓷器就是釉下彩的一种。
　　明代精致白釉的烧制成功，以铜为呈色剂的单色釉瓷器的烧制成功，使明代的瓷器丰富多彩。明代瓷器加釉方法的多样化，标志着中国制瓷技术的不断提高。成化年间创烧出在釉下青花轮廓线内添加釉上彩的“斗彩”，嘉靖、万历年间烧制成的不用青花勾边而直接用多种彩色描绘的五彩，都是著名的珍品。清代的瓷器，是在明代取得卓越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制瓷技术达到了辉煌的境界。康熙时的素三彩、五彩，雍正、乾隆时的粉彩、珐琅彩都是闻名中外的精品。
　　明代在釉下青花轮廓线内添加釉上彩而烧成的一种瓷器，由于釉下彩青花与釉上彩绘争奇斗艳，故名“斗彩”。
　　清代仿铜胎画珐琅效果的一种瓷器。珐琅彩又称“料彩”。
　　“丝绸之路”与“陶瓷之路”
　　丝绸与陶瓷是中国人民奉献给世界的两件宝物，这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所用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伊斯兰民族用中国的大青花瓷盘盛饭装菜，然后很多人围着一圈共同席地享用；菲律宾等民族将中国陶瓷作为神物顶礼膜拜；非洲人将中国瓷器装饰于清真寺、宫殿等建筑上。古罗马人将中国的丝绸奉为上流社会和贵妇的奢侈品，并在公元一世纪前后引发了一场丝绸与道德之间的争论。丝绸与陶瓷作为物质产品出现，其意义不仅只此作为可用、可穿之物，由此而延伸出来的两条大道，彻底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肇始于西汉，从当时的首府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沿楼兰古城，过阿拉山口，出中亚、西亚抵安息、大秦等地，当然这是“丝绸之路”最主要的一条通道；此外在中国的西南、东南沿南也存在。故“丝绸之路”经过的地域风貌有：沙漠、草原、高原、高山、平原、海洋等，蕴含着说不尽的艰辛和酸楚。“丝绸之路”因丝绸而发，逐渐演变为后来的文化之路，现代将其命名为“亚欧大陆桥”，使之成为世界上诸多文化的母胎。在这条路上，传播得最为成功的是宗教。自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甘英出使大秦，这公元前60年的历史时刻注定要在中国历史上闪烁光辉。其后的岁月，“春风度过玉门关”，也有了“劝君少饮一杯酒，西出阳关有故人”的新型外交关系。是这条路，让中国人认识了波斯人、阿拉伯人、希腊人、罗马人、日本人、朝鲜人、印度人和地道的欧洲人……
　　“丝绸之路”一词是由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1877年提出来的，他曾七次沿着这条商路来到中国，著有三卷本的《中国》一书，其后的“文化使者”——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瑞典的斯文赫定等也曾踩着同行者的足迹，窥视中国文化的神秘。为此，许多无价之宝至今散落在世界各地。一个世纪以前，一个无知的看守佛教寺窟的中国道士——王圆箓 ，区区几个铜板，拱手奉送了敦煌几乎一半的文化财富，所幸这些文物现已都得到妥善的保存和传播，我想现世的中国人是否应该好好看看西方人如何对待文化、对待传统，在这些文物面前难道真的若无所思吗？可喜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8年开始实施了“丝绸之路考察”的十年规划，其主题是“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的综合考察”，进一步奠定了这条商路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陶瓷之路”（The China Road ）发端于唐代中后期，是中世纪中外交往的海上大动脉。因瓷器的性质不同于丝绸，不宜在陆上运输，故择海路，这是第二条“亚欧大陆桥”。在这条商路上还有许多商品在传播，如茶叶、香料、金银器……。之所以命名为“陶瓷之路”，主要是因为以瓷器贸易为主的性质，也有人将这条海上商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唐代中后期，由于土耳其帝国的崛起等原因，“陆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开始削弱。“陶瓷之路”的起点在中国的东南沿海，沿东海、南海经印度洋、阿拉伯海到非洲的东海岸或经红海、地中海到埃及等地；或从东南沿海直通日本和朝鲜。在这条商路沿岸洒落的中国瓷片象闪闪明珠，照亮着整个东南亚、非洲大地和阿拉伯世界。唐代史书记载，唐代与外国的交通有七条路，主要是两条：安西入西域道、广州通海夷道，即“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唐代商业的繁荣不仅从长安体现出来，在东南的扬州也更是如此，扬州时有“雄富甲天下”之美名，否则就不会有李白之“烟花三月下扬州”，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如果说陆上“丝绸之路”给中国带来了宗教的虔诚，那么“陶瓷之路”则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商业财富，同时也为殖民掠夺打开了方便之门。因此，16、17世纪以后的“陶瓷之路”，在某种意义上讲，成了殖民掠夺之路。
　　“陶瓷之路”是日本古陶瓷学者三上次男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作为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的重要成员，在埃及福斯塔特（今开罗）的考古发掘，彻底启开了这位对中国陶瓷有迷恋情结的人的心扉。于是他将多年来在世界各地对中国陶瓷的考古成果，著就了《陶瓷之道》这本影响世界的陶瓷著作，其意义深远。他在日本和世界陶瓷学界赢得了广泛的赞誉，《陶瓷之路》同时也让世人再一次了解和认识了这个与中国同名的“china”。
　　陶瓷与丝绸作为中国两大物宝，也为中国赢得了“瓷之国”与“丝之国”的美名，然而这两条路的命名都为西方学者所为，的确值得国人好好思索一番。
　　日本：
　　日本与我国东不沿海一衣带水，自古以来交往频繁。早在战国时期，日本列岛上的倭人就已与位于今中国东北部、朝鲜北部的古燕国有往来。（《山海经·海内北经》记：“倭属燕”。）秦灭燕时，有一些汉人逃亡朝鲜，进一步去日本；随后，日本与中国的交流更加密切。中国的汉字、儒学，中国的书画、佛教，中国的学制、典章制度等，都对日本产生了全面的影响。越窑瓷器原产地的浙江与日本的关系也很密切：余姚河姆渡的水稻、宁波的佛教、天台的茶艺、浙东的绘画等都与日本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史实证明中国与日本的海上通道公元前2世纪就已开通。越窑青瓷输往日本，是在唐代中后期，这时输入日本的瓷器品种很多，有唐三彩、青瓷、白瓷和釉下彩瓷等。越窑青瓷在日本的发现地主要有：鸿胪馆遗址共发现近2500多个点片，数量非常巨大；西部沿海地区共发现近50处有越窑青瓷的遗址；奈良法隆寺，保存着一个高26.4cm、口径13.6cm、底径10.1cm的越窑青瓷四系壶；京都仁和寺出土有唐代的瓷盒；立明寺发现唐代三足等；平城京遗址出土有敞口斜直壁、窄边平底足碗；于治市发现双耳执壶；此外在福冈、久米留市的山本、西谷等地也有出土。
　　朝鲜：
　　中国与朝鲜交往历史悠久。《尚书大传》、《史记》、《三国逸事》等中朝两国文献中记有箕子“走之朝鲜”的传说。考古也证实：中国与朝鲜的交往在汉代以前就已开始。（参照《朝鲜古艺术与中国的关系》载《文物参考资料》1950年第12期）由汉到唐，中国文化对朝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一时期，朝鲜相继经历了高句丽、百济、新罗等历史时期，中国的文学、艺术、汉字、佛教、建筑以及制瓷技术等都传入朝鲜。朝鲜出土中国陶瓷主要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江原道原城郡法泉里三、四世纪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羊形器。百济第二代首都忠靖南道公州发现的武宁王陵（公元523年卒、525年葬），出土了越窑青瓷灯、碗副研究员、四耳壶、六角壶等器。在新罗首都庆州（庆州位于朝鲜半岛的东南部），古新罗时代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水壶。1940年在开城高丽王宫发现北宋早期越窑青瓷碎片；在忠清南道扶余县扶苏山下发现有早期宋代越窑青瓷碟。
　　泰国：
　　泰国，古称暹罗，位于中南半岛中部，是一个由泰族为主体的民族组成的国家；泰族是属于汉藏语系的民族，至迟在公元初已定居于泰国北部。早在青铜时代至铁器时代，我国的青铜器就已从云南传入泰国。（《东南亚》1984年第四期）汉代开始我国丝绸和陶瓷开始传入泰国。考古发现在泰国出土的瓷器主要是长沙窑器。近年来也出土了一些越窑瓷器，如在马来半岛苏叻他尼州的柴亚及其附近地区发现了大量残片，其中有越窑钵、水注及壶等。
　　印度：
　　印度，古称天竺，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就象嵌在印度洋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印度河与恒河流经境内，孕育着这古老的文明；印度与中国一样同是既有优秀古老的文化传统而又始终没有中断的文明古国。早在汉代，印度的佛教、文学、艺术、天文、医药等就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尤其是佛教对中国产生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影响；与此同时中国的造纸、养蚕缫丝、制瓷技术等也相继传入印度。中国瓷器对印度的影响较大，20世纪以后在印度的迈索尔邦、詹德拉维利等地均出土有越窑青瓷。印度科罗德海岸的阿里曼陀古遗址本地不冶里以南三公里，是罗马时代南印度的对外贸易港口，1945年在英国、1947~1948年在法国政府先后在此进行挖掘，出土有唐末五代时期的越窑青瓷。在南方的迈索尔帮也出土过越窑青瓷瓷片。我国瓷器销往印度，在《诸蕃志》、《岛夷志略》中均有著录。
　　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与印度仅一水之隔，古称“锡兰”，是区分印度洋上的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湾的重要区域。斯里兰卡在印度洋上也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中转基地和中国陶瓷的出土地，古代中国人也称它为“狮子国”。在印度阿育王时代，它是联系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的枢纽，从东西两方驶来的船舶，都在这里停泊。考古证实：在迪迪伽马遗址的佛塔处发现了越窑青瓷残片；在马霍城塞出土有越窑青瓷狮子头；在马纳尔州满泰地区的古港遗址，发现有9~10世纪的越窑青瓷。
　　菲律宾：
　　菲律宾（古称吕宋）是太平洋西部的群岛国家，与我国隔海相望；菲律宾与我国的交往，最早见于宋赵汝适的《诸蕃志》，至迟在公元3世纪已经开始。陈荆和在《16世纪菲律宾的华侨社会》一书中谈到：公元3世纪中国人已到菲律宾进行开采金矿的活动。瓷器是中、菲交往七、八百年的历史见证。在菲律宾群岛出土的中国瓷器数量居东南亚地区之首。据统计，菲律宾在先后十多年的时间里，共出土大约四万件瓷器。以至菲律宾东方陶瓷学会前任会长庄良有女士在《在菲出土的宋元德化白瓷》一书中说：“菲律宾的每一个省，每一个岛屿都出土过中国古陶瓷。”
　　从巴武鄢——巴丹尼土岛到北吕宋、伊老多海岸、班丝兰、邦邦牙、中吕宋那福塔示、马尼拉、黎刹及内湖、宿务及苏禄岛等地均有出土，这些越窑青瓷分别是唐越窑青瓷钵、宋刻花青瓷钵、壶、水注及刻有花纹的瓷片；以及有刻花粗细条莲花纹瓣的宋代瓷罐及有浮雕纹小罐。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很多居民具有中国血统。自古以来，马来西亚是中国通往印度的海上要冲。考古学家在柔佛河流域发掘的古文物中，有中国秦、汉陶器的残片；史实证明：这条商路在公元1世纪前后就已开通。刘前度在《马来西亚的中国古瓷器》一文中说：“甚至今天，在柔佛河岸还可见到荒芜的村庄跟营幕的遗地，在黑色的泥土上四散着中国碗碟碎片……”
　　越窑青瓷在马来西亚的发现主要是沙捞越河口的各遗址，出土过9~10世纪的越窑器：此外在马来西亚西部的彭亨也发现过唐代的青瓷尊。这些瓷器大多收藏在沙捞越博物馆。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是一个群岛国家，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及亚洲大陆和澳洲大陆之间，自古以来是海上交通要道，也是各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十字路口：中国和印尼群岛之间的联系早在史前时代就已开始。古印度尼西亚人沿着两条路线从亚洲大陆南部南下：一是中国云南经缅甸、马来半岛到印尼列岛：一是中国东南部经台湾、菲律宾、爪哇到印尼各列岛，出土的青铜器等可以为证。印尼人对中国的瓷器十分重视，将其视之为“珍贵的文物和传家宝”。1963年据苏来曼的《东南亚出土的中国外销瓷》一文中说：“印尼全境都发现了青白瓷，它仅次于青瓷。”可见青瓷在印尼也有大量发现。考古证实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苏门答腊、苏拉威西、加里曼丹及其他岛屿均出土过越窑青瓷，品种有青瓷钵、壶、水注等。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位于阿拉伯海北部，是我国唐宋以来商舶到西亚地区的必经之地。早在19世纪这里就出土过中国唐宋时期的瓷器标本。
　　巴基斯坦的布拉明那巴德（Brahminabad），是7～11世纪印度河畔的商业中心，宋真宗天（1020年）毁于地震。出土有唐越窑青瓷残碗，也有五代、北宋时期的瓷器。卡拉奇东南的巴博，是13世纪衰落的古港，1958年巴基斯坦考古部在这里发现了9世纪的越窑水注和北宋初期的越窑刻花瓷片等。
　　阿拉伯：
　　阿拉伯（中国史书上称为大食）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联合处，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世界交通史上的特殊地位。阿拉伯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信奉伊斯兰教。中国与阿拉伯民族的交往在公元前后就开始了公元前2世纪末，汉朝因张骞出使西域而得知条支，并谴使该地。到8~9世纪时达到高潮。中国的丝绸与瓷器一直是阿拉伯世界所喜爱的奢侈品，在中国与阿拉伯世界这条商路上，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上的驼队，还是“海上陶之路”上的舟舶，精明强悍的阿拉伯商人无不显示这个伊斯兰民族顽强的生命力，阿拉伯商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阿曼，位于阿拉伯半岛，邻近阿曼湾，是印度和中国商船进入波斯湾的通道。阿曼的苏哈尔是阿拉伯商人和印度、中国商人进行贸易的著名港口，古有“通往中国之门户”之称。80年代在此地出土过越窑青瓷片。此外，在阿拉伯的巴林，50、60年代也出土过唐越窑青瓷残片。
　　伊朗：
　　伊朗，古称“波斯”，位于中亚腹地，南靠波斯湾，是古代东西方海路交通的要道；中国与伊朗是世界上两个拥有悠远历史的文明古国，据史记载：两国的交往早在距今两千多年就已开始，西汉的张骞奉命向西方“凿空”以后，汉朝使臣已到达安息（安息即是伊朗的古称）。唐代与外国的交通共有七条线路，其中一条便是“安息道”。中国的造纸，蚕丝、制瓷、指南针等对伊朗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伊朗的宗教、农作物、金银器等也传到中国。伊朗人民特别珍视中国瓷器，把中国瓷器称为“秦尼”，并且伊朗历代帝王都大量地订购中国瓷器。伊朗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伊朗东部的内沙布尔遗址，出土有越窑青瓷罐；在中部的雷伊遗址出土过越窑内侧划花钵残片；最著名的要数古代港口席拉夫，是近年来出土中国陶瓷的重要遗址。1956~1966年英国伊朗考古研究所发掘出唐代越窑系青瓷等。此外，在达卡奴斯、斯萨、拉线斯、内的沙里等遗址也发现有越窑瓷器残片。
　　伊拉克：
　　伊拉克位于古代文明发祥地的美索不达米亚，是古巴比伦王国的所在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经腹地，土地肥沃，生活富庶。这片土地曾被东方学家普拉丝塔命名为“肥沃的新月行地带”，这一地区在古代既是东方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和文化的枢纽。自1910年以来法国人贝奥雷就在此地进行发掘，巴格达以北120公里处的萨马拉遗址因出土中国陶瓷而闻名。萨马拉位于低格里斯河畔， 公元836~892年，这里曾作为首都，先后经过三次发掘。出土有唐越窑青瓷等器；裾专家分析，与浙江余姚上林湖出土的标本完全相同。此外在阿比达（有译为阿尔比塔）等地也发现过9~10世纪褐色瓷，晚唐、五代越窑青瓷。
　　埃及：
　　埃及是“陶瓷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位于地中海东南部、非洲的东北部和亚洲的西部，扼红海和地中海咽喉。尼罗河自南向北流贯全境，著名的古城遗址福斯塔特（今埃及首都开罗）位于肥沃的尼罗河三角洲，建于公元641年，当时是埃及工商业中心，9世纪时相当繁荣。尼罗河的定期泛滥孕育了埃及悠久而古老的文明，故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中国与非洲的文化交流始于中国的秦汉时期。早在战国七雄之一的商鞅正在进行雄心勃勃的变法之时，远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也已经建立了辉煌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在《地志》中是这样描述这座名闻遐迩的城市：“它有优良的海港，所以是埃及唯一的贸易地，而它之所以也是埃及的唯一的陆上贸易地，则因为一切货物都方便地从河上运来，聚集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随后埃及的命运无论是文化、艺术、商业还是精神都被写进了世界历史。埃及从9世纪前后就源源不断地进口中国陶瓷。自1912年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的三上次男、小山富士等古陶瓷学者对这座遗址进行发掘以来，福斯塔特共有六、七十万片瓷片出土，其中有一万二千片中国陶瓷，时间跨度从中国唐代~明清时期。
　　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9~13世纪初期的越窑青瓷，有些刻有莲花、凤凰等纹样；还有比较典型的属于唐代平底小圆凹式的玉璧底碗。20世纪60年代在库赛尔和阿伊扎布等遗址也出土过唐末到宋初青瓷器。
　　除埃及以外，非洲的其它地方也出土有越窑瓷器。如20世纪60年代在苏丹的埃哈布、哈拉伊卜等地出土有唐末五代青瓷；50年代中期在基尔瓦岛也出土唐末宋初青瓷，据统计，该国出土中国瓷器的遗址有46处之多。40年代末在肯尼亚的曼达岛出土有9~10世纪的青瓷。
历代纪年款都有什么特点？         

         标明陶瓷器制作年代的一种款识，在古代陶瓷款识中占有较大比例。一般说来，纪年款可分为3种：一、年款，即以帝王年号为纪年的款识．又称朝代款。如北宋“端拱二年”、明代“大明宣德年制”、清代“大清康熙年制”等。二、干支款，指用60年周而复始的天干配地支来标明器物具体年代的款识。这种款识多附在帝王年号之后。如“大明宣德癸丑年造”、“万历丁丑年造”等；也有直接用干支纪年的，如弘冶时的“壬子年造”、康熙时的“又辛丑年制”等。三、特殊年款，指只写某朝而不写具体年号的款识，如“大明年造”、“大清年制”等。历代纪年款中，以元，明，清时期釉下青花书写款所占比重最大，另有刻划款，模印款及釉上彩书写款等。纪年款外多加边饰、常见有双线圆圈、双装方框、单线圆圈、单线方框等，也有无边栏的。款字多书于器物外底中心、也有书于内底心、口沿下以及肩、腹、耳、柄、颈、足内沿等处的。字体以楷书最为多见，另有篆书、行草等。款字排列方式多为自上而下竖写或自右向左横排。纪年款以明、清两代景德镇官窑瓷器使用最多，但部分民窑器，尤其是景德镇民窑器上也经常使用。民窑款字体多显得粗率、不及官窑款字体规整。纪年款标明了器物制作的大致年代或具体年代，所以是古陶瓷年代鉴定中最重要的依据。
秦、汉纪年款

秦、汉陶瓷器尚无单独落纪年款的习惯．但有些铭文中的纪年内容，同样起到纪年款的作用。较重要的有以下几件。山东邹县邾国故城遗址出土的一件秦代陶量(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上印有篆书秦诏文，文曰：“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一，歉疑之，皆明壹之。”所印诏文，四字一组竖写，缀连成篇，外有边框。从其书法风格上看，属于秦代小篆，字体方正，笔道圆润，章法和谐，布局合理。这段文字既是研究秦代统一全国度量衡和文字的重要佐证，也是研习秦篆书法可靠的典范。广东省博物馆收藏一件汉新莽时的灰陶狗，腹一侧阴刻篆书“天凤六年何亚”铭，天凤为新莽年号、六年相当于公元19年。1988年湖南湘阴青竹寺汉代窑址堆积层的下层出土了东汉顺帝“汉安二年”(143年)纪年款的陶器残片，款字是刻划上的。另外，考古发掘工作中，常发现一种东汉时的镇墓陶瓶，上有朱书镇墓文，内容是为死者解除灾祸的文告，文字开头多记年、月、日。见有“永寿二年五月”(156年)、“熹平元年”(172年)、“初平四年十二月己卯”(193年)等。

三国纪年款

迄今所见三国时期陶瓷器上的纪年款，主要出现在越窑瓷器上。]955年．江苏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岗吴墓出土的一件越窖青瓷虎子腹部刻划“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十三字铭文。赤乌十四年即公元251年。此器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本世纪30年代后期，浙江绍兴吴墓出土一件青瓷谷仓其正面堆塑龟驮碑，碑上刻划“永安三年时，富且洋(样)，宜公卿，多子孙，寿命长，干意(亿)万岁未见英(殃)”。此器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30年代绍兴还出土过一件“吴陶灶”，现已不知下落，灶壁刻有“永安四年十月九日...... ”等二十二字。1958年，江苏南京清凉山三国吴墓出土一件青瓷熊灯，在灯的承盘底部刻划“甘露元年五月造”七字铭文。甘露元年即公元265年。这几件有确切记年的器物，大致反映了三国时期瓷器上纪年款的风貌，其特点是：釉下刻划，字体较草率、落款位置不固定，文字内容不统一。

两晋南北朝纪年款

此时陶瓷器上纪年款的风格与三国时相似，无大改变。1976午3月．江苏吴县枫桥狮子山西晋傅氏家族墓出土的两件青瓷谷仓，在龟趺碑上分别刻有“元康二年润(闰)月十九日超（造）会稽”、“元康出始宁，用此，宜子孙，作吏高，其乐无极”等字样。元康(291—299年)是晋惠帝司马衷的年号，元康二年即公元292年，但该年并不置闰，元康三年则闰二月。这件谷仓与“元康三年四月六日”铭文砖同出，可能也是元康三年物，碑铭纪年有误。西晋时带有纪年款的瓷器，还有浙江余姚出土的青瓷谷仓，其龟趺碑上刻有“元康元年八月二日会稽上虞。”浙江平阳敖江出土的青瓷谷仓，其龟跌碑上刻有“元康四年九月九日口州会稽”。东晋、十六国时期陶器上的纪年款，见有60年代敦煌东晋墓出土陶罐腹部墨书的“升平十三年润(闰)月甲子朔廿一壬寅张弘妻汜心容盛五谷瓶”。升平十三年为公元375年。南朝瓷器上见有“大宋癸丑”、“永初年制”等纪年款铭，“大宋癸丑”为公元473年，“永初年”为公元420—422年。
唐、五代纪年款



此期纪年款仍以刻划为主，但已有模印和釉下彩书写款。从日前l发现的资料看，唐代纪年款主要为唐宣宗大中年间(847—859年)的款铭，如“大中二年”、“大中三年八月”“大中四年岁次庚午八月丙午塑”、“大中玖年正月二十八日书记”、“大中拾年拾日叁造鼓价”等。其次为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款铭，如“元和三年二月卅日”、“元和三年十月十四日”、“元和五年”、元和十四年”等。另有武宗会昌年间〔841—847年)、文宗开成年间(836—840年)、昭宗光化年间(898—901年）的款铭。如“会昌七年”、“会昌七年赵家”、“开成三年”、“光化三年十月十一日”等。五代瓷器上的纪年款见有“贞明六年”(920年)、“天成四年五月五日也”(929年)等。从窑口看，唐、五代瓷器上的纪年款主要见于越窑和长沙窑瓷器。刻划款者多为越窑，釉下彩写款者多为长沙窑。款识字体多为草书，楷书少见，落款位置不固定。这一时期年款的内容较复杂，如长沙铜官窑遗址出土的一件'鼓价器”，其外壁釉下以褐彩书“大中拾年拾日叁造鼓价”。浙江嵊县出土的—件盘口壶上刻有'元和拾肆年四月—日造此罂，价直壹干文”。浙江余姚上林湖东岙南山麓出土的一件盘口壶上刻有“维唐故大中四年岁次庚午八月丙五朔，胡珍妻朱氏四娘于此租地，自立墓在此，以恐后代无志，故记此罂。”这组文字表明，此盘口壶既是租地卷，又是墓志铭。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越窑青瓷执壶，腹部刻划的三行文字为：“会昌七年改为大中元年三月十四日清明故记此耳。”这件器物的款识记录了当时年号的更换。湖南石渚五代长沙窑遗址出土一件瓷枕，上刻“开平三年六月廿十八日开造，夏月二女使用”。唐、五代时期的越窑瓷器中有一种罐形墓志，内容主要为纪年、人名、事迹等，纪年有“长庆三年”(823年)、“咸通七年”(866年)、“光启三年”(887年)、“光化三年”(900年)、“龙德二年”(922年)等。

宋代纪年款

宋代瓷器上的纪年大多为北宋年号，只有少数为南宋年号，主要见于越窑、龙泉窑、定窑、耀州窑、磁州窑等瓷器上，既有刻划、模印款，又有墨书、彩书款。磁州窑系瓷器上的纪年款多为釉下彩书。越窑、龙泉窑瓷器上的纪年款多为刻划。目前已发现北宋瓷器上的纪年款有“大观”、“大观元年制”、“大中祥符五年”、“庆历五(年); 七作，其年乙酉岁”、“治平三年丙午岁次九月一日题，匠人周明”、“太平戊寅”(即太平兴国三年)、“元封内用”、“元丰年”、“元佑年制”、“元佑四年”、“元佑七年三月口日莫”、“嘉佑口口月二十二日”、“元符三年仲秋佳制”、“元符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史五”、“至和贰年记（碗）徐蒋大歌”、“明道元年”'政和”、“政和三年”、“政和六年”、“咸平年造”、“咸平元年十—月三日张家记”、“咸平元年七月廿日记”、“绍圣四年四月十六日钟博士谨记”、“绍圣五年”、“崇宁二年新婿”、“淳化二年”、“雍熙一年七月”、“熙宁四年”、'端拱元年”，等等。南宋纪年款见有“嘉定四年月”、“绍兴永和舒家造”、“绍兴三年”、“绍兴五年”、“淳熙年制”等。总之，宋代瓷器上的纪年款，比以前各代数量明显增多，持别是内容单纯的年款明显增多，五花八门的大段文字则明显减少。浙江余姚出土青瓷碗上的“淳化二年”款、越窑青瓷上的“太平戊寅”款等四字年款，与后代的同类款识已无大的区别。有的虽然在一器之上同时书有纪年、吉言、匠人姓氏等，但都分开刻划或书写，如英国收藏的一件剔花珍珠地瓷枕，枕面刻“家国永安”，右侧书“赵家枕永记”，左侧书“熙宁四年”。内容较复杂的纪年款如现藏召肃省博物馆的一件瓷枕，枕面右上侧题：“明道元年巧月造。青山道人醉笔于沙阳。”再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南宋人物纹瓷枕，枕面左侧刻：“绍兴五年，为乱事纷纷。白阳山人作。”另据《景德镇陶录》记载，北宋景德年间，真宗命景德镇烧造进御器，底书“景德年制”四字，但尚未见实物。至于首都博物馆收藏的刻有“隆兴纪元春二月张冲珍玩”款的三彩人物纹枕，被认为是民国时期的伪作。

辽代纪年款

辽代陶瓷器的纪年款，主要见于契丹族独有的器物鸡腿瓶上，均为赤峰缸瓦窑的产品。其纪年款有“轧二年田”、“轧三艾廿一”等。这里的“轧”和“艾”都是契丹文，分别为汉文的“乾统”和“月”。乾统为辽帝耶律延禧的第一个年号，乾统二年即公元l102年。另外，北京龙泉务窑辽代遗址曾出土辽三彩贴花残器，器内底刻划“寿昌五”字样。残缺的一个字似应为“年”，寿昌五年即公元1099年。

金代纪年款
金代陶瓷纪年款以墨书款较为多见，另有釉下彩书写款和刻划款。落款的位置多在器物的外底、足部，也有落于腹部和内底的。如“时皇统元年三月二十二日造”，此为金代萧窑瓷瓶纪年款，横刻于瓶足上，瓶腹刻“白土镇窑户窑户赵顺谨施到慈氏菩萨花瓶壹对，供养本镇南寺”。上海博物馆收藏的白地黑花鸟纹虎形枕的底部有墨书“大定二年六月六; 日口家造”款。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定窑白釉剔花莲花纹枕的底部有墨书“金大定八年正月初四日康军使宅置到”款。1984年陕西铜川耀州窑遗址出土的盏范上有“大定十年”款。1983年陕西黄陵县古墓出土金代瓷枕的底部有墨书“大定十六年五月”款。

1978年秋河北曲阳北镇村出土的定窑夔龙纹盘印模内壁刻有“甲辰正月望日造”干支款；同时出土的定窑菊花纹碗印模的内壁刻有“甲辰蕤宾十四日”款。“蕤宾”为五月。山西出土的白釉砂圈瓷碗的砂圈上有墨书“明昌三年十二月四日买了一十个”款。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霍县窑盘的外壁露胎处有墨书“明昌四年柒月初四日三李置到”款。秦庭域收藏的金代白地黑花诗文枕，枕面题七言律诗一首，其中有一句为“泰和三年调玉烛”。1988年12月山东成武宝峰乡定西村出土的金代白瓷碗的外壁近足无釉处墨书“泰和三年十二口买二只”款。1978年秋河北曲阳北镇村出土定窑四季花纹碗模的内壁环刻“泰和丙寅辛丑二十四日画”款。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白地黑花罐腹部釉下有以黑彩书写的“佛光普渡大安二年张泰造”款。1959年陕西铜川黄堡镇窑址出土刻有“大安二年”款的青瓷残片。另见金代磁州窑瓷枕上落有“正隆元年制”款，金代磁川窑三彩花卉盆外底墨书“正大七年十二月二十七制”款。金代瓷器上还有—种只书年号，不书具体年代的款识，见于红绿彩瓷器的有“泰和”、“正大“等；见于耀州窑青瓷残片上的有“贞元”。

元代纪年款

主要见于磁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钧窑、耀州窑、定窑资器上。既有彩书、墨书款，又有刻划款。常落款于外底、颈、肩、腹部等处，位置不固定。如广东遂溪窑出土碗模外壁刻有“大德六年”款。元紫金釉贴花牡丹纹三足炉外底刻有“大德七年制”款。元钧窑天蓝釉紫红斑盘上落有“大德八年”款。元定窑刻划花鱼纹盘外底刻“至元八年制公用”款，前五字直书，后二字横书。元代白釉瓶上落有“大元国至元十九年九月十四日记耳”款。陕西铜川立地坡古窑址出土的残瓷片上刻有“至元二十九年六月十四日”款。山西琉璃龙莲花香炉上刻有“至大元年午汾阳琉璃寺诏伍塘城造”款。湖南衡东麻园窑址出土擂棒残器上刻有“延佑四年”款。元代磁州窑白瓷枕的外底有墨书“至治二年前五月十五造磁齐居(君)仁”款。元龙泉窑青瓷大花瓶上刻有“泰定四年丁卯岁仲伙吉日谨题”款。1979年江西丰城县征集的出土于景德镇的青花釉里红楼阁式瓷仓上有青花料楷书“后至元戊寅五月二十三日”款；同时征集的出土于景德镇的青花釉里红塔式盖罐颈部有一周青花楷书款为“大元至元戊寅六月壬寅吉置”。收藏于英国伦敦大维德基金会的元青花云龙纹象耳瓶颈部有青花料楷书“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款。元磁州窑白釉褐花罐外壁釉下有褐彩书写的“至正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款。另外，元代瓷器上还有一种不书年号的干支纪年款，例如内蒙古呼和浩特出土的钧窑双耳兽足炉上落有“乙酉年九月十五小宋自造香炉一个”款。

明代纪年款

主要见于景德镇官、民窑瓷器上。官窑瓷器上冠以帝王年号款始自永乐朝，后成定制。但永乐官窑年号款只见四字款，官窑瓷器上落六字双行或三行楷书年号款并围以双重圆圆这一最常见的体式，则始自宣德朝；常见的六字双行围以双重方框的体式，始自成化朝。还有—种常见的环书于高足杯、碗足内沿的六字或四字年号款的体式，也始自成化朝。明代官窑瓷器纪年款以朝代款(又称年号款、年款)为主，民窑瓷器纪年款则以干支款较为多见。明代纪年款多以青花料书写，兼用暗刻、模印、釉上彩和白泥料书写。落款位置以器物外底最为多见。也有在器内底、近口沿、颈、肩、腹、流、柄等处的。官窑年款字体除永乐、宣德、弘治、万历朝有篆书体外，其他朝未见。款字排列方式，以六字双行和四字双行最为多见，六字三行、一排横书、一行直书、六字环形、四字钱文排列等极少见。官窑年款多由宫廷出样、御窑厂有专人负责照样书写，字体严谨规整。民窑纪年款则大抵随意书写，字体多草率不规。据有关专家考证，明代景德镇官窑瓷器的生产始自洪武二年()369年)。止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此期间官窑瓷器上的纪年款以宣德、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较多见，其他朝则少见。有人根据明代各朝官窑瓷器上年款的特点，将明代官窑瓷器年款总结为五句口诀，即“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杂”，这与实际情况基本符合。


清代纪年款

清代景德镇官、民窑瓷器上的纪年类款，从款识内容看，主要分为朝代款(又称年款)和干支款两大类。年款多用于官窑器上，干支款多见于民窑器上。官窑年款以楷书或篆书的“大清某某年制”、“某某年制”、”某某御制”最为多见，如“大清康熙年制”、“雍正年制”、“康熙御制”等。款字多落于器物外底，个别的落于近口沿、足内沿等处。六字楷书年款多作双行排列，个别为三行排列或一排横列，款外围以双重圆圈、双重方框，也有无边栏的。六字篆书年款绝大多数作三行排列，少数作一排横列，极个别的为双行排列，款外多无边栏，个别的围以双重圆圈或双重方框。四字楷书或篆书年款多作双行排列，外围双重圆圈、双重方框，也有无边栏的，个别的四字篆书年款作上下右左钱文排列。清代纪年款可分成釉下青花款和釉上珐琅彩款、矾红彩款、金彩款以及刻、印款3大类，其中青花款在所有纪年款中占主导地位，珐琅彩款则集中出现于康、雍、乾三朝，随着珐琅彩瓷器的消失而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矾红彩款。刻划和模印款则用于颜色釉瓷器上，如白釉、厂官釉、仿钧釉、炉钧釉等。从字体上看，整个清代纪年款不外乎楷、篆、隶几种，其中楷书居于主导地位，自始至终都在使用．篆书款出现于康熙晚期，当时只用于供祝寿用的金釉蓝团寿字和五彩三多纹器上。雍正时篆书款增多，许多仿制名窑的品种上均喜用篆书款。乾隆时楷书、篆书款平分秋色。嘉庆及其以后各朝，篆书款数量渐减，基本以楷书为主。

古瓷鉴定要掌握哪些要领？

什么是瓷器？瓷器就是土与火的艺术，是人们日常生活用品的一种，又是一种文化艺术载体，是中国人伟大发明之一。瓷器产生于何时？我国瓷器产生于夏商时期，成熟于东汉中晚期。这是根据目前已知的考古资（材）料得出的结论。汉代瓷器部分暂先不讲，希望大家将来自己去学习探讨。

我首先从隋、唐、五代、宋、元古瓷讲起。因我主要收藏研究邢窑白瓷，因此，我着重讲邢窑隋、唐、五代白瓷为主，其它窑口瓷器次之；其它釉色瓷又次之。鉴定瓷器从五大要点开始，既首先看造型，二看胎质，三看釉色，四看款识，五看支烧方法。这五方面互为补充，缺一不可。如果把五方面联系起来，对瓷器的年代、窑口（产地）的判断，其把握性就大。

一 造型、胎质和釉色

造型、胎质和釉色三者密不可分，是鉴定瓷器的关键，抓住这几方面，其鉴定工作就达到80%以上。

要说白瓷，首先要说我们邢窑。邢窑创于隋，盛于唐。是唐代著名瓷窑之一，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其窑址在内邱县西邱村和中丰洞村，唐属邢州，故名。那么我们就从隋唐瓷器讲起：

（1）隋、唐瓷器造型、胎质和釉色

隋黄釉两系罐，高 厘米，唇口、短径、圆腹，下部回收，饼形足。肩部有两个条形系，均高于口部，为隋代瓷器造型的典型特征。胎质较粗，且含有杂质，发砖灰色，施白色化妆土。釉施至腹部，下部底露胎，釉色光亮莹润。为出土品，旧器特征极为明显。隋代白釉龙柄双联瓶，是我们邢窑白瓷的代表。双瓶相联，以龙为柄，龙张口，双双衔住瓶口，造型生动。瓷瓶胎色较白，质地坚硬，施釉不到底，釉薄而微微发黄。高16.6厘米。自北朝、北齐出现长颈瓶以来，至隋代瓶式更为丰富，以后历代均有烧制，造型各不相同。

唐代以邢窑为代表盛行白瓷，白瓷器物造型端庄、秀美、丰满，饼形底。底部无釉是唐代瓷器的一大特征，青、黄、白釉都是如此。到晚唐以后器物多为圈足。邢窑白釉碗，玉壁底，唇沿，选用优质瓷土烧制，胎白、质坚、细腻；釉色银白如雪，釉质莹润，纯净无暇；其器贵整细致，不亚于现代瓷器之标准。直径16厘米。除玉壁底碗外，还有白釉盏托，五出口。五出口器物还有盘、碗等。该器物是唐后期开始出现，直至五代。唐中期以前碗为四出口，器物里凸起四条线。北宋器物为六出口。因此，我们可得出如下结论：凡器物口部花口四出、五出、六出就把它们断定为唐中期以前、晚唐、五代和宋代的器物。何为出口碗？出口碗或叫葵口碗。是指在胎半干时用工具按出几条线，外为阴线，里为阳线。邢窑五出口碗是晚唐、五代之间的产品。

（2）宋、元瓷器造型、胎质和釉色

晚唐、五代以后邢窑逐渐衰退，最后被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定窑所取代。定窑在我省曲阳县，宋属定州，故名。定窑在唐后期受邢窑影响烧制白瓷，其生产过程经历晚唐、五代、北宋的发展，定窑逐步成为北方最著名的瓷窑。 定窑器形以碗、盘、枕炉为主；釉以白釉印花、刻花、划花为主，兼烧黑、绿、紫等釉色；胎体多为白色微黄。关于定窑我将另写一章（邢窑和定窑的区别），在此不再赘述。

磁州窑位于我省磁县关台镇、彭城镇一带。它创烧于北宋而终于元。其造型多为碗、盘、瓶、枕为主。以枕最为有名。如剔花枕，为不规则的八方形，中间菱形开光，两边花叶纹，通气孔在右侧。磁州窑剔花再罩绿釉，是磁州窑的特殊装饰，其它窑未见。然而到元代，把绿釉下改为画花。磁州窑的胎呈黄白色，大多比较粗松。釉色多为奶白色。磁州窑的白地黑花为中档产品，黑花上再划花纹，属于高档

产品。而剔花再填彩，则更是高档产品。如剔花填彩梅瓶，高30厘米，口直径2.7厘米，底直径 6 厘米。该梅瓶首先在素胎上剔花，然后再填红白彩，余部为绿彩，共三种颜色。因此又叫剔花三彩梅瓶。

二 款识、支烧方法

款识是指在瓷器上刻划或书写的文字。主要有纪年款、名家宽、官家宽等款识。纪年款是指在器物上直接刻画或书写的年号名称，如吴“永安三年”谷仓等，可直接了接器物的制作年代，记年墓出土物也为我们鉴定瓷器提供了准确的下限年代。名家款唐代有邢窑“徐六师记”壶，巩县窑的“杜家花枕”，宋金元磁州窑“张家造枕”。官家款有定窑、耀州窑和越窑带“官”字款。邢窑又有“盈”“翰林”等许多款识。

支烧方法对鉴定宋金时期瓷器尤为重要。如定窑首创覆烧法被江南众多的瓷窑所仿效。刮圈烧法有陕西旬邑窑、耀州窑、山西霍县窑、河曲窑等，以金代瓷器最为常见。支烧方法在南北方瓷窑广泛使用，有三叉形、圆饼形上凸起许多小钉、圆圈上凸出许多小钉或独立小支钉。数量有三、五、六、七个，多达十几个。邢窑一般为三支钉，前期支钉较大，隋末至唐初支钉逐步变小。汝窑支痕呈小米粒形，磁州窑为长条形支痕。山西介休与霍县窑器物十分近似，但从支钉数量上可以区分，介休窑为三支钉，霍县窑五支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