赧郎明月夜怎么读:外交部“91人大字报”的来龙去脉

外交部“91人大字报”的来龙去脉

读书 2010-08-08 08:12:13 阅读0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 一九六四年三月，周恩来总理结束对非洲、欧洲、亚洲十四国的访问后，在成都召集外交部等部门的领导和部分驻外使节及夫人开会后合影　 　　■ 1968年9月，陈毅副总理前往首都机场欢迎来访的也门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扎莱 　　■ 1971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副团长黄华，代表符浩、陈楚、熊向晖

　　这份大字报标题为：《揭露敌人，战而胜之——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然而广而传之的却是《外交部“91人大字报”》。一提起“91人大字报”，就知道是那份由外交部91名中高层干部在“文革”中保卫陈毅的署名大字报。在“文革”“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形势下，像外交部这样重要的部门，91名中高层干部联合署名，态度鲜明地支持与保护已被“中央文革小组”定性为“二月逆流”黑干将的陈毅，这种逆潮流而上是当时罕有的事情。尤其是在这91人中有不少人早就是社会熟知的人物，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仍在外交部重要岗位上坚持工作的领导干部，更是引人注目。因此，梳理清楚“91人大字报”的来龙去脉，就可以由表及里地认识、了解这批老外交官的优秀品德；就能够去伪存真，重展“文革”中一幕，让后人看到其中的真相，这也是她具有的历史价值了。

　　大字报的起草和主要内容

　　1967年年底的一天，北京正值寒冬季节。呼啸的北风卷起砂石扑向夜晚在街上匆匆行走的人群，似乎是在催促人们早点回家睡觉。夜晚11点左右，位于北京报房胡同99号外交部宿舍楼内，灯光一盏一盏地熄灭了，唯独有一家的灯光仍然闪烁着光亮，这是余湛家。这里，在窄小的客厅里，聚集着几个人正在低声谈论着，时而发出赞许声，时而又在争论不休，这是几位志同道合的外交官在对“文化大革命”交换着各自的看法。像这样的“政治沙龙”近期频频举行，参加的人员大多数就住在这个院子里，有余湛、章文晋、宋之光、康矛召、张世杰等人，也有外来的，像住在报房胡同69号的陈楚，住在豫王坟的韩叙等人。

　　“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一年多的时间了，开始具有的新奇感和热情已经逐渐减弱，随之而来的是困扰与疑惑。尤其是近几个月外交部内外“打倒陈毅”的口号、大字报日益增多，气焰嚣张，使他们看在眼里急在心中。敏锐的政治嗅觉又让他们感到在“打倒陈毅”的背后还有更大的阴谋——指向敬爱的周总理，这更让他们心急如焚、坐卧不安。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像陈毅那样功勋卓著、文武兼备、人品高尚、名扬四海的人要被打倒？为什么在近期频频发生严重的涉外事件？为什么建国17年来新中国的外交偏要被扣上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什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跳梁小丑竟然妄想当外交部长？……在无数次的讨论、争论、研究、探索、思考之中，这批外交官捋清了一个主题思想，即“保卫陈毅，狠批极左思潮”。他们对喊“打倒陈毅”的人也作了具体分析，一种人是阶级敌人的破坏行为，对此一定要迎头痛击，以正气压倒邪气；另一种人是受极左思潮影响，认为越“左”越革命，调子越高越有造反精神，他们并不了解真相，对这些跟着跑的人要讲清事实、以理说服他们提高认识、改正错误。

　　经过一个时期的酝酿，他们认为写一份阐明观点、分清是非、拨乱反正的大字报是十分必要的。于是，闲谈变为行动。在提纲拟订好之后，有的人开始起草稿件，有的人收集资料，有的人四处联络人员，这一切都是在秘密状况下稳步进行的。据佐伊阿姨讲：“当时因为那些核心人员的身份不宜去看大字报，我与季尼组成一对搭档，到外交部大字报集中的地方去看、抄大字报。我是远视眼，季尼是近视眼，她学过速记，于是我念稿季尼记录，将那些攻击陈毅的大字报内容抄下来提供给起草大字报的人作为参考资料。”大字报的起草、前期运作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进行的，一般“政治沙龙会”是由余湛、陈楚主持；大字报是由韩叙负责起草；赵政一负责对外联络。在每次大字报草稿写成后都交给串联好的小组研究讨论，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大字报经过反复推敲、字斟句酌、运笔着色、铺纸挥毫，在不长的时间里完成了第四稿。

　　蒙受冤屈

　　1968年，“文化大革命”仍然在进行中，大权依然把持在林彪、江青等手中。“91人大字报”亮相于1968年2月13日，很快就被“中央文革小组”定性成为“右倾翻案风”，是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代表作。于是，外交部的“文化大革命”从批极左思潮、抓坏人的方向转为批判“右倾翻案风”。风向突变，形势急转直下。

　　当“91人大字报”贴出后，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到陈毅家中汇报工作时兴奋地告诉陈毅这个大好消息，并将大字报的重点内容复述给陈毅听。陈毅听后，十分感慨，沉思片刻后语重心长地说：“天下自有公道在，有人出来说公道话当然好，但弄不好写这样的大字报又是给我帮倒忙啊！”

　　2月24日，当周恩来总理获知在外交部贴出的这份大字报时，由于正在处理解决全国铁路瘫痪问题，抽不出身来，就让秘书钱嘉栋给外交部打电话转告他的意见：把大字报撤下来；要求写大字报的人作检查；要求外交部党委迅速采取补救措施，并对91人犯的“原则错误”进行批判。还特别强调：“现在又是二月，去年二月的情况不应再出现。”第二天上午，又再次让钱嘉栋给外交部打电话，说：“91位同志、部党组和‘大联筹’都要表态，不表态不批判，极‘左’思潮又要出来。部党委不表态，就站不住脚。如果部党委不表态，我就来表态。”后来周总理在见到参与写大字报的司长们时，又严厉地批评他们：为什么不事先给他看一下！

　　当陈毅知道周恩来总理对“91人大字报”的批评后，于2月28日给周总理写了封信，表态赞同周总理的处理意见，并愿意为91人犯的“错误”承担责任。3月1日，外交部以大字报形式贴出陈毅给周总理的信作为陈毅的书面检查。3月6日，陈毅在外交部“大联筹”召开的大会上作了检查，他说：“这张大字报以‘打倒陈毅’的口号作为革命与保守、正确与错误的分界线是错误的。”又说：“‘打倒陈毅’的口号是根据我的一些错误提出的，希望在大字报上签名的同志也来揭发我的错误。”这就是陈毅为保护自己的部下免受批斗，在当时的形势逼迫下所能采取的唯一办法了，即将“错误”招惹来的火力引向自己的胸膛。

　　周恩来总理对“91人大字报”的批评，使大字报的发起者们陷入困境，一时难以接受，也发了不少牢骚话，余湛曾说过：“帮倒忙也是帮忙，总比那些不帮忙的要强呀！”他们弄不清楚，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总理一直是竭尽全力保护陈毅，而他们保卫陈毅的大字报为什么却是犯了“原则错误”？他们理解不了大字报是在批判极左思潮怎么就成了“为右倾翻案”之作？在酝酿写大字报的过程中，他们早就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即不惧怕由此而带来的挨斗受批。但是对来自他们最敬爱的周总理的批评，使他们感觉到了压力的沉重和事情的复杂性。他们是周总理亲手培养和率领的“文装解放军”中的骨干成员，周总理的话他们是要听的。于是，余湛、陈楚、韩叙、赵政一重新聚集在一起，代表大家写了一份检查。检查是在2月25日深夜写好，连夜抄成大字报。检查中承认“91人大字报”有“否定一切的倾向”和“原则性的错误”，即没有将“一小撮阶级敌人”和从善意出发而喊过“打倒陈毅”的群众区别开来，“从右的方面干扰了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份两千余字的大字报于2月26日一大早在外交部贴出后又一次引起众人的关注。

　　外交部“文化大革命”从批极左思潮又转为批“右倾翻案风”后，前段时间低着头的造反派们又趾高气扬起来。91位大字报的签名者在所属单位都做了检查，受到批判。韩叙一连做了10次检查才算过关。耿飚、黄镇等26位大使写的大字报也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而且造反派们认为耿飚、黄镇等人是“91人大字报”的后台，对他们的批斗上纲为“耿、黄反党集团”，在批斗会上常常喊出“打倒耿、黄反党集团！”“耿、黄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口号。造反派在审问黄镇追查大字报的后台时，黄镇面不改色地回答：“就是我和老耿商量着写的，其他大使同意者签名，没有什么幕后策划者！”耿飚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忽悠了造反派们一把。他答道：“策划人倒是有，但不在幕后！”“在哪里？他是谁？”造反派们面露喜色，以为找到了突破口，得到重要材料可以向中央文革小组邀功请赏去了。只见耿飚不慌不忙地用手指向自己，说：“策划人就是我呀！”气得造反派大呼：“耿飚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打倒耿飚！”造反派在这些软硬不吃的大使面前无计可施，于是除了七斗八斗、写检查及交代材料之外，对这些六十来岁的老人加重体力劳动惩罚的强度。

　　我在采访曾涛夫人朱黎青时，听她讲述了因为大字报而牵连到她女儿工作分配一事：她的三女儿当时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毕业分配时学院里的造反派说她父亲是“走资派”，是“91人大字报”的后台，不能分配到保密的军工系统工作。当时学院的工宣队的队长是个老工人，他说：“她父亲是大使，那‘91人大字报’也是大使写的，她父亲怎么就成了后台呢？”最后，还是将她女儿分配到西安的一个军工厂里工作了。

　　面对所受到的委屈，这批久经沙场的“老兵”经受住了考验，没有人出卖自己的“灵魂”。他们坚信，真理一定能够战胜谬误，被颠倒了的是非一定能够得到重新的确定。随着时间的推移，91位签名者发现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而被“打倒”，“官位”并没有丢，而且工作的担子越来越重。在耿飚、黄镇担任“中共九大中央委员”和毛主席讲“我还是喜欢91人的”话之后，戴在91位大字报签名者及持相同观点人头上“为右倾翻案”的帽子终于被摘掉了。这时，他们才逐步理解了周恩来总理的良苦用心。

　　在研究史料中可以看出周恩来总理在对待“26位大使的大字报”与“91人大字报”的态度有所不同。周总理对“26位大使的大字报”没有明确反对，是默许；对“91人大字报”则是严厉的批评，这是为什么呢？在此谈些个人见解：第一，“26位大使的大字报”和“91人大字报”的参与者当时并不能完全感触与把握到中国最高层的政治取向和形势发展的估量，因此时机的因素使得两份大字报遇到不同的结果。当毛泽东决定将王力、关锋、戚本禹抓起来时，是想纠正极左思潮造成的太大偏差，这样“26位大使的大字报”正逢其时；而“91人大字报”却在机遇上遭遇逆势，从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中共九大的动向来看，并未清除与终止极左思潮的影响，反而在政治上、理论上、组织上使极左思潮更加合法化了。站在中国政治最高层的周恩来总理，对这种政治态势看得一清二楚，他知道一份“91人大字报”并不能击垮极左思潮，反而会授人以柄。识大势才能谋大略，所以及时撤回“先锋部队”，保存实力，是最明智的做法。第二，周恩来总理出于保护这批干部而采取批判他们的做法。这句话从逻辑分析上可能会有些矛盾，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就是如此。如果周恩来总理力保这批干部的话，在当时的形势下，一是保不住，二是会使自己处于被动地步。只有主动让他们“认错”，才有机会保存住这批干部，以备今后随时将他们放到重要岗位上去。后来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从保荐耿飚、黄镇为党中央委员，从重新安排出国的大使，从外交部重要岗位的安排，都是从这批信得过的干部中选用的。

　　毛泽东笑着说：“我还是喜欢91人的！”

　　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中国迅速组建以乔冠华为团长，黄华为副团长，符浩为秘书长，陈楚、熊向晖、唐明照为成员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联合国参加大会。在代表团临动身的前一天，11月8日晚上，毛主席接见了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当周恩来总理向毛主席介绍符浩、陈楚时说：“他们两人是属于外交部91人的，这次出国，部里做了政审”，“91人？”毛主席略为思索了一下，记起外交部91人联名保陈毅的事，便笑着说：“我还是喜欢91人的！”短短的一句话，将扣在91人及持相同观点的人身上“为右倾翻案的典型”的罪名解脱了。

　　我们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念去分析判断，用历史验证的尺子去衡量，“91人大字报”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从始至终贯穿着一个核心主题——保卫陈毅。为什么这样评价呢？道理其实非常简单，所有正确的选择，事后看来都可能被认为是简单的，但回到历史的现场与具体时空，如何选择恐怕就不是件容易做的事情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别人不敢讲的话他们讲了，别人不敢做的事他们做了，别人不敢坚持的原则他们坚持了，而且历史证明了他们是正确的，这就是“91人大字报”的历史价值。

　　摘自2010年第4期《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