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到菲律宾机票:亲历者披露：毛泽东遗体保存前已取出内部器官

核心提示：陈长江（毛泽东警卫队长）：就是说中央已经定了，说这个遗体要保存，要保存到“769”地下室去，这个任务还是由你们一中队担负，因为“769”不在中南海，在毛家湾下边，实际主席的遗体在地下室里还开刀，把五脏什么都拿出来以后再缝起来，这个遗体保存不是那么简单的，都拿出来了，重新弄一些东西再缝。

毛泽东遗体安详地躺在水晶棺中

凤凰卫视2011年11月16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各位好，这里是《凤凰大视野》。

在上一集当中我们讲到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使得整个的中国为之一震，而那个时候由他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因文化大革命而登上政治舞台的“四人帮”也仍然活跃，面对毛泽东去世之后留下来的政治真空，到底谁来填补，这成为了人们议论的焦点。

就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的一个星期，1976年9月16日，“四人帮”指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一篇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文章当中第一次提到了毛泽东的“临终嘱咐”，说“按既定分针办”，正是这个“临终嘱咐”让毛泽东之后的中国政坛烟雾蒙蒙。

王忠人：从九月十六日这个两报一刊社论标出“按既定分针办”是毛主席遗嘱以后，“四人帮”就利用他的宣传工具，《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和上海一些报刊，大肆宣传“按既定方针办”。

贺延光：毛泽东主席去世以后，所有的文章里边都要有“按既定方针办”，这是毛主席的话。

广播：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解说：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本小红册子在中国大地迅速传开，《毛泽东语录》成为那个年代世界上发行量最大、读者最多的书。

毛泽东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指示在工矿厂房、大街小巷的墙壁上都能找到，那个年代，似乎《毛泽东语录》指导着每个中国人的生活。

贺延光：因为全国人民都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是一个唯一的标准，这是中国人的唯一标准，没有别的评价系统。

解说：因此，即便是病危中的毛泽东，他的一句话同样可以改变中国命运的走向，作为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更希望能从丈夫那里得到她想要的东西。

王忠人：毛主席从九月份的时候，那时候身体非常不好，都半煳涂状态，他临终没说什么话，那“四人帮”怎么说他说话了，“四人帮”假造的说毛主席有个遗嘱，“按既定方针办”。

解说：这篇名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社论，登上了1976年9月16日出版的各大报刊的头版，社论中这样写道。毛主席开创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可是事实却并非如此，十年文革已经使中国的老百姓苦不堪言，他们渴望获得新生活，而“四人帮”则希望继续借着“文革”达到权力巅峰，因此社论发表之后，江青给主管宣传的姚文元打电话，再三强调今后宣传工作要以宣传“按既定方针办”为中心，而且要反复宣传。

王忠人：她的用意在什么呢，就说是毛主席逝世了，你华国锋不宣传毛主席临终遗嘱，我宣传，我们是毛主席的接班人、继承人，所以她抢这个旗子，实际上毛主席没有临终遗嘱。

解说：时间回到1976年4月30日，这一天华国锋陪同毛泽东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此时的华国锋刚刚出任共和国总理不久，会见完毕，华国锋又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也就是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一句不经意的话，成为日后“四人帮”宣扬的临终嘱咐。

王忠人：华国锋见毛主席的时候，给毛主席汇报国内的动态，给毛主席汇报的时候暴露一种思想、忧虑，毛主席就给他写了，“不要着急，慢慢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其中有个“照过去方针办”，“四人帮”就抓住这句话，他给伪造一个“按既定方针办”。

解说：就在江青等人大力宣扬“按既定方针办”两天之后，1976年9月18日，毛泽东追悼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按照治丧委员会的安排，大会实况转播的任务交给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身为电台副台长的杨正泉深知，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转播，而是一次严肃的政治任务。

杨正泉：没有想到毛主席去世的时候，治丧活动的宣传，重大转播的宣传，竟然我来承担这项工作，心里想法很多，百感交集。

刘振英：所以这个事情天天在琢磨，睡觉也睡不好，吃饭也吃不好，万一转播出了问题怎么办，这不是天大的事情吗，这一辈子不就赶上这一件事情，领袖的事情，就很用心吧。

解说：在那个年代，能够参与毛泽东的治丧工作，对于杨正泉、刘振英等人而言，无疑是一种荣耀，但是他们也很清楚，如果工作出现差错，那么荣耀也就变成罪名了。

为了能够达到所谓的最高规格，追悼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都在突破着常规。

杨正泉：当时追悼大会的现场，原来是安排在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城楼上就带来一个问题，毛主席巨大的遗像挂在什么地方，不能够挂在城楼的中央，挂在城楼的中央，人在城楼之上，领导人在城楼之上，那等于是巨像在领导人的前面，而且在他们的下方，按照正常的应该是挂在领导人的后面、上方。

刘振英：他们决定在金水桥搭一个大台子，然后后面是大屏幕、主席遗像，这样比较庄重一点。

解说：根据毛主席去世时治丧委员会发布的《公告》，追悼大会要在九月十八日下午三点整举行，按照惯例，电台转播提前十分钟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了确保这次播出无误，除了指定的播音员方明之外，还特地安排另一个播音员到场助阵。

方明：一个心里紧张，一个怕出差错，直播，因为在那个时候，不仅天安门广场，而且是全国，甚至于全世界都听我一个人的声音，这个压力是很大的，不能出错。

解说：同样的天安门广场，同样的百万人海，十年前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春风抚面，意气风发，广场上的民众更是沸腾般的狂躁。

然而十年之后，天安门城楼上已看不到毛泽东的身影，就连他彩色的巨幅画像也变成了黑白两色，广场上的百万民众不再沸腾，只是静静地等待，而这种沉静不仅仅只在天安门广场，整个中国都沉静了，可是又静得让人不安，就如同地震前的那片刻寂静。

陈晓楠：在毛泽东晚年，虽然江青和毛泽东早已分居，连见一面都不那么容易，但是即便如此，“毛泽东夫人”这个称号仍然是江青手中的“王牌”，江青也正是依仗着这样一种身份，行走于中国的政治舞台之上，可是如今毛泽东的离世让江青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丈夫，更重要的是她头上那把无形的保护伞。

而对于和江青等人对立的中国元老们而言，毛泽东的离世却让他们多了更多自由发挥的空间，因此毛泽东的追悼大会就像一座权力的天平，两边都希望通过这次大会给自己添加获胜的砝码。

张常海：天安门大广场是一百万人，我们就坐在金水桥前面，《光明日报》一大块。

方明：天安门广场那个时候是太安静了，成千上万的人，几十万人在，鸦雀无声。静静地等候追悼大会的开始。

解说：如此高规格的大会，转播工作必须做到分秒不差，大会在十八日下午三点举行，可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转播要提前十分钟，他们要在追悼大会开始之前向全国听众介绍大会情况。

杨正泉：反复播音员实验，把时间一秒一秒记下来，比方说播这一段需要多少秒，中间空多少秒再播另一段有多少秒，再空多少秒，这么加起来，反复地保持一种播音速度，加起来以后九分半或者九分四十秒，算到这样一个精细的程度。

刘振英：因为当时的追悼大会真是史无前例，没有这样的追悼大会，我们这个追悼大会全世界关注。

杨正泉：方明是久经沙场的老播音员，那个手就哆嗦地发抖，稿纸就瑟瑟发抖。

解说：为了顺利完成这次播音任务，在追悼大会开始的前三天，杨正泉就带领着方明等人来到天安门城楼上反复试播，本来试播的目的是为了让现场直播更有把握，可是试播之后杨正泉、方明等人心里却反倒更加忐忑了。

方明：当时喊惯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这时候要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永垂不朽，你不能在这个地方出错，熘出来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因为在试验的过程当中曾经出过两次这个错误，是自觉不自觉地就把这个话漏出来。

杨正泉：因为平时播都是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现在是毛主席去世了，追悼大会要播永垂不朽，他却播毛主席万岁，我很担心最后有两句话毛主席永垂不朽，我很害怕他播成毛主席万岁。

方明：所以心里很紧张，一定要看准看清楚，就把速度放慢，播完了开始十分钟的时间，播完了后面就正式开始，两手都是汗，不仅我两手汗，我的备份常亮他也是两手汗。

解说：追悼大会前的十分钟，有惊无险地过去了，接着是王洪文宣布大会开始，为了能让王洪文准点宣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特地为王洪文准备了一台收音机，从收音机里王洪文可以听见整点报时的钟声，但是身居高位的王洪文是否配合，大家都不敢保证。

刘振英：这个时候我有看后边，华国锋就拉他，问他意见，那意思就是开始吗，王洪文一会儿看看表，一会儿看一下表，也不答话，也不理他，他不开始，这就说明我这个收音机这个试验也起作用了。

解说：王洪文宣布大会开始之后，华国锋致悼词。

华国锋：极其沉痛地悼念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翻身做了主任，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

解说：也就是华国锋悼词中的一段话，让敏感的人们察觉到平静的主席台上两派斗争已经愈演愈烈。

王忠人：我就从华国锋致悼词的时候，提出“三要、三不要”。一般在这种大会上不提这个东西，“三要、三不要”是毛主席在1975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批“四人帮”的时候讲的话，批“四人帮”讲话，意思告诉“四人帮”你不要搞修正主义，要搞马克思主义，你不要搞分裂，要团结，那是批“四人帮”的，批“四人帮”的话拿到悼词里说，这里有斗争。

钱嗣杰：在这个中间感觉到华国锋回过来给叶帅聊几句，看着聊得很亲近，我赶紧跑过去前面拍几张，赶紧再离开，你像张春桥，那些老帅根本不理他，这个知道，这个看得出来。

解说：这是追悼会当天新华社记者拍下的一张照片，照片中央的华国锋正在致悼词，在这篇悼词中，华国锋不仅丝毫没有提到“按既定方针办”，反而重提了批评“四人帮”的“三要、三不要”。

张常海：这个斗争都很大，当时江青跟华国锋都想抢这个旗帜，都想抢，我是主席的接班人，我是正统，应该我接班，从群众情绪来讲，江青算老几，你接什么班呢，主席在的时候就那么批评你。

王忠人：这是一场斗争，所以这次斗争我们《光明日报》就站在“四人帮”这边，说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

张常海：结果我们那儿都写了效忠信了，就我一个人没写，我们七个人所有人都给江青写效忠信了，表示慰问、节哀，就等于效忠，我那时候我就瞧不起，我说效什么忠啊，她也没起好作用，我给她写什么信，我一个字也没写。

解说：在天安门广场上，像王忠人、张常海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一边听着从主席台传来的声音，一边在心里默默地揣摩，而事实上看似风平浪静的主席台上早已暗流涌动。

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里，毛泽东的遗体还静静地躺在那里，毛泽东身前的卫士长陈长江没有参加追悼大会，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

陈长江：就是说中央已经定了，说这个遗体要保存，要保存到“769”地下室去，这个任务还是由你们一中队担负，因为“769”不在中南海，在毛家湾下边，实际主席的遗体在地下室里还开刀，把五脏什么都拿出来以后再缝起来，这个遗体保存不是那么简单的，都拿出来了，重新弄一些东西再缝。

解说：追悼大会结束之后，九月二十日凌晨，毛泽东的遗体在陈长江等人的护送下再次转移，被安放在一个代号“769”的地下室里，陈长江在地下守护着毛泽东的遗体，而在地上两派斗争却愈演愈烈。

陈晓楠：在毛泽东追悼大会的主席台上，江青的装扮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她头戴黑纱，脸色看不出什么表情，而这一幕让人想起了阿根廷总统庇隆的葬礼，在庇隆的葬礼上他的夫人也是这样头戴黑纱，而就在庇隆去世之后，其夫人登上了总统的宝座。

追悼大会之后，很多人就都在猜测，江青是不是想要仿效庇隆夫人，不满足做寡居的夫人，而是要做“寡人”，可是这一切又谈何容易，毛泽东去世，江青失去了“第一夫人”的身份。文革十年国民怨声载道，“四人帮”又不得民心，面对着这些种种的不利，他们也只能放手最后一搏了。

解说：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要推翻一个政权，必须先抓上层建筑，先抓意识形态，做好舆论准备，革命的阶级是这样的，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的。“四人帮”深刻领会到了其中的含义，毛泽东追悼大会结束之后，“四人帮”便开始大造毛泽东临终遗嘱的舆论。

王忠人：江青也布置，姚文元也布置，所以在全国掀起一股学习毛主席临终嘱咐的高潮，《人民日报》大标题，通栏大标题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光明日报》也是大标题，这都统一口径的，《光明日报》报头上旁边有一个报眼，天天登语录，就老登这一条语录，天天登，毛主席指示，“按既定方针办”，老登这个。

保育钧：从《人民日报》看出来，就是派出一大批记者到各省各大军区去摸情况，这些记者都是级别比较高的老家伙，主席去世之后，各个省的态度具体怎么样，他们表面上看是拥护批邓的，那就是他们可靠的，对批评等于阳奉阴违不理的，那就是不可靠的。

王忠人：按照“四人帮”的理解，就是说文化大革命那一套还继续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还继续搞，批林批孔那一套我们还坚持，就是这个按既定方针办，这是一场斗争。所以这次斗争我们《光明日报》站在“四人帮”这边，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解说：一时之间，铺天盖地的“按既定方针办”掩盖住了“三要、三不要”，这让华国锋大为不满，华国锋和叶剑英商议之后，在九月二十九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由汪东兴出面，对“按既定方针办”提出了异议。可是，姚文元对于来自汪东兴的警告置若罔闻。

王忠人：姚文元就这么说，来的稿件没有按既定方针办的话要加进去，有的不要去掉，如果来稿里头有“三要、三不要”的，可以保留但不要加，不要再加“三要”，他不愿意“三要、三不要”，因为毛主席是批评他们的，不让宣传，这不是很明显吗。

解说：到了十月二日，当时的外交部长乔冠华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31届会议上的发言》送审稿送到华国锋那里批审时，华国锋发觉这一发言稿中多处写着“按既定方针办”。

王忠人：华国锋一看“按既定方针办”写在这儿上，都向国际上广播了，“按既定方针办”，本来这是个错误的，毛主席没有这个话，毛主席说是照过去方针办，也不是当着你“四人帮”说的，是当着我华国锋说的，你抢什么旗帜，所以华国锋就在这个报告上说，这个语录错了，六个字错三个字，不要再宣传，就把，把他这个批示在政治局里传阅，张春桥一看见他就惊慌了，因为这个按既定方针办是他们搞的阴谋，张春桥说这个批示先不要往下发，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解说：华国锋的批示，在“四人帮”中引起震动，于是姚文元在十月三日下午亲自找到《人民日报》负责人鲁瑛说，现在报纸上大量出现“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传得不准确，要采取措施，从明天起在报纸上逐渐减少“按既定方针办”的提法，你得亲自把关。

保育钧：鲁瑛是总编辑，什么大样都要他最后签字，改了些什么东西，我就注意，鲁瑛就看“按既定方针办”统统改成“照过去方针办”老是去改这句话，我说觉得有名堂了，这个鲁瑛没事干了，就这个水平，按既定方针办和照过去的指示办有什么不一样，但是他要改，估计下来上面有事，上面有事，所以那几天晚上我们都要12点以后才睡觉，看着鲁瑛下了最后样才睡觉。

解说：十月四日晚上，鲁瑛向《光明日报》总编辑莫艾转达了姚文元的指示，以后报纸上不再再用“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了，可是为时已晚，当天出版的《光明日报》头版大标题就是《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而且文中这样写道。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不言而喻，这个修正主义头子指的就是华国锋。

张常海：所以为什么华国锋、叶剑英看了这个文章以后，他们就非常警觉呢，因为这是信号，“四人帮”看样子要有行动了，实际上这还不是“四人帮”直接，就是在他的影响下，《光明日报》自己发的这东西。

王忠人：头两天华国锋说不要宣传了，错了，六个字错三个字，结果第三天，二日说的，四日《光明日报》就说我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这是要对着华国锋干的。

张常海：华国锋看了以后就找了汪东兴，叫他代表他去找叶帅，说“四人帮”要行动了，看样子，意思我们也要行动了，这样子定下来六日采取行动，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导火索。

陈长江：十月四日晚，华国锋还在中南海，工作人员、医疗组的人员，包括江青、王洪文、张春桥一起，十月四日我们还看不出什么问题，都在上面照个相。

解说：这张照片拍摄于1976年10月4日，当时华国锋来到“769”地下室，看望毛泽东的遗体，并与工作人员合影，而这时一直在地下室守护毛泽东遗体的陈长江并不知道外面的情况，可是两天之后，十月六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再次来到“769”的时候，陈长江意识到有大事发生了。

陈长江：十月六日晚上，汪东兴、华国锋、叶剑英几个就到地下室向主席告别，他还没说起这个，我们还不知道抓了“四人帮”，光说代主席的遗志，我们按照他在世时心里的愿望，解决了问题。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张耀祠才跟我们传达这个事，当时我们还不太清楚，我们中队里派了七八个人，二十个人分为五六个组，抓“四人帮”的。

陈晓楠：毛泽东去世预示着毛泽东时代的终结，自1935年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确立了他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到1976年去世，在漫长的四十一年时间里，毛泽东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随着1949年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毛泽东又影响了全中国的命运，在其人生的最后十年里，人们对他的尊崇达到了巅峰。到了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的生命画上了句号，但是他的影响却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