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帆冯小刚养女:读台湾校长高振东的《天下兴亡，我的责任》有感

读了这片演讲稿，我们可以从听众的掌声中感觉出他说出了我们内心，品味出一些我们平时看似常见，但是我们做的却是一塌糊涂的事情，我们是以掌声来回复的，确确实实的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

   读了之后我也感触颇深，或许我们经常习以为常的一个动作却给社会造就了负担。我们的一个不经意，往往已经出卖了我们自己，出卖了中华民族。也许有人会问什么是民族，我真的不能给你回答。我们听过的有大和民族、朝鲜民族。但是看似这么简单的问题我们却不知道怎么来回答。

   古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今有天下兴亡，我的责任。他们各有所见，他们都道出了天下兴亡的责任。团队也好，个人也罢。团队是由个人组成的，没有个人的努力，就没有团队的成就。反过来，没有团队的合作精神，就没有成就可言。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就是说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在于使人弃旧图新，在 于使人达到最完善的境界。我们读书读到这个境界了没有。难啊!古人尚可体会到，难道我们中华五千年的历史积累，反而是我们倒退了吗？

   纵观中国现在的教育，恐怕要达到这种成就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是我们做的还不够吗？是老师的问题还是学生的问题？还是受社会的影响？那些是我们中国教育颓废的本质所在？

   我们中国教育有我们骄傲的，有我们失败的。骄傲的是外国教育要借鉴我们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智慧。失败的是我们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智慧我们却不知道怎么去运用。一些人只知道一味的崇洋媚外，丢弃我们自己的文化内涵。我们在初中读书老师没有给我们少讲，对待外来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遗憾的是，面对当代生活泥沙俱下的紊乱现象，不少人表现出茫然失措的价值尺度，他们难以分清究竟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更难以分清精华中混杂的糟粕、糟粕中包裹的精华，找不到“白玉之瑕”，也淘不出“沙里之金”，真正做到取之有度，舍之有节，分寸适宜，恰如其份，而显得良莠不辩，囫囵吞枣，或人云亦云，盲目反叛。

所以对这篇演讲稿感觉真的很深，对自己有一个透彻的认识和准确的评估。遇事冷静，把驰有度，迎难而上。

面对外来文化，我们应该怎样正确的对待它们？

现在西方凭借着它们的经济及军事能力以其文化大肆入侵中国，欲对我中华民族进行“收服”。有的人认为西方是先进的，应该学；而有的人又认为他们终究蛮夷，我们为了保护自己的传统民族文化不应该学它们，英语什么的都应该抛弃。我很为此迷惘，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好的意见能使我摆脱困境？希望答得具体些，从民族、历史等方面来答。

只有学习了，你才能够深刻的认识它了解它，我们国家不也是改革开放吗，既然改革开放，中间就包含了走出去与引进来，这走出去的有产品，有服务，当然也有我们的文化，这引进来的也是如此，我们不能片面的带有主观偏见的看待它，而要全面的看待，西方讲究民主，讲究法制，讲究自由和博爱，这些是不好的吗？这些应该是我们共同的愿望，共同的目标。而如果是西方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我们就不应该提倡了，它会让我们养成不良的习性，会失去生活的真正意义。从民族交流沟通的角度来说，只有民族之间的交流沟通，以及优秀思想的融合，一个民族才能从信仰上，从经济上等方面取得长久的发展。历史的角度来说，以前闭关锁国带来的民族耻辱，每一个国人都不会忘记，只有学习才能使我们不断前进，而且只有学习先进的文化，一个民族才能具有博大的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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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多样化的,文化也是多样性的,对待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我们要取之精华,去之糟粕

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一样，都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现代性不仅体现为一整套价值观念，而且也涉及到人类社会制度的组织方式：建构一个什么样的共同体，以什么作为共同体的公共认同和联系纽带等。在现代社会以前，欧洲中世纪建立的是以上帝为中心的基督教共同体，而在中国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华夏文化秩序的天下共同体。宗教共同体和天下共同体都是一种拥有终极价值和精神正当性的文化秩序，其现实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形式是各种各样的王朝共同体。除此之外，家庭、宗法、庄园、地域等次级结构的共同体形成了人类的社会生活。宗教（或文化）―王朝―封建庄园（或宗法家庭），这一从精神秩序到政治秩序再到社会秩序的共同体系列，将中世纪的人们有效地组织到公共生活之中。在这其中，最高形式的宗教（或文化）共同体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与超越性的神意或天意相通，提供了普世性的平等尺度以及各种次级共同体的合法性渊源。那是一个神圣的年代，无论这种神圣性是以外在超越的上帝，还是以内在超越的宇宙/人心一体的方式表现，中世纪共同体的意义所指向的，并非是世俗的人的生活，而是具有超越性的神圣境界。正是对这样的神圣理想秩序的追求，构成了宗教（或天下）共同体的公共认同。

在欧洲，当以上帝为核心的神学宇宙观瓦解、基督教共同体被颠覆之后，现代化的世俗生活需要想象一个新的共同体，这就是现代的民族国家。现代性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祛除神魅。当传统的基督教共同体和儒家的天下共同体轰然解体之后，各种各样的王朝共同体和封建庄园或宗法家族共同体也失去了其合法性基础。哈贝马斯（Habermas）指出：

对上帝的信仰崩溃之后，出现了多元化的世界观，从而逐渐消除了政治统治的宗教基础。这种世俗化的国家必须为自己找到新的合法化源泉。------民族的自我理解形成了文化语境，过去的臣民在这个语境下会变成政治意义上的积极公民。民族归属感促使已往彼此生疏的人们团结一致。因此，民族国家的成就在于：它同时解决了这样两个问题：即在一个新的合法化形态的基础上，提供了一种更加抽象的新的社会一体化形式。3

当人们告别神圣时代，进入祛魅的时代，他们需要一个新的共同体想象，世俗国家、世俗社会也需要新的合法性源泉，于是，民族主义诞生了，民族国家替代传统的宗教、天下、王朝共同体，成为现代世界最普遍、最有效的共同体架构。

民族主义并不是启蒙的对立面，其本身是启蒙的产物，启蒙思想的核心是通过肯定人的自主的理性能力，建立人的主体性。世界的主体从超越的上帝或天意，回到了人自身。这样，作为人类共同体的合法性也就不再来自外在的超越之物，而只能从人自身的理性历史和文化传统中去寻找。民族国家的自主性则是个人的自主性原则在群体范围的扩大和应用。

现代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包含着两种共同体：民族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也就是在民族的范围内组织政治的国家。4 这一政治国家，按照启蒙的个人自主性理想，不再是君主专制的王朝国家，而应该是以人民主权为核心的民主共和国。作为现代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民族提供了共同体的独特形式，而民主提供了共同体的政治内容。正如盖尔纳（Ernest Gellner）所指出的，民族国家是西方现代性的产物，是主权国家为适应工业社会的同质性和规范化的世俗文化而建构的，在西方现代性脉络中，民族主义是与自由民主同等的政治正当性原则。5

民族国家认同回应的是两个不同的认同，一个是作为政治国家的普遍的公民资格，另一个是每个人所身处的特殊的族群和文化归属问题。人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启蒙思想将人抽象为一个理性的主体，自由主义将人确认为权利的主体，这些虽然是必要和合理的抽象，但无法涵盖人性的全部。假如我们将启蒙理解为是理性主义的话，那么民族主义不仅是启蒙的产物，它又是反启蒙的，与浪漫主义传统有关。按照德国的浪漫主义的看法，人总是具体的、历史中活生生的人，而非理性的载体。历史和现实中的人不仅是理性的，也是有情感的，人的情感总是与一定的族群和历史文化背景相联系，他必须获得一种文化和族群的归属感，必须生活在某种文化的共同体之中，否则无以形成完整的自我观念。

哈贝马斯认为：民族国家是解决现代社会一体化的方案。公民国家需要民族国家作为其共同体的形式，如果自主的公民们缺乏民族的框架，共和政体就会缺少活力。民族使得国民们有了归属感，有了自己的历史文化共同体。6 这就是说，民主宪政只能解决政治共同体的制度问题，这种政治共同体（国家）若要从普遍主义转向特殊主义，就必须与特定的语言、历史、文化共同体（民族）相结合，成为具有一体化的、拥有明确归属感的现代民族国家。在人性深处，从古以来就有一种对根源感的追求，对特定的族群、文化或宗教的归属感。民主宪政作为一种形式化的法律体制，自身无法提供文化上的归属感，所以一定要借助民族的想象。哪怕象美国这样的没有民族传统的国家，也要创造一种公民宗教，将自己想象为一个政治民族。民族国家不仅是利益的共同体，而且是情感的共同体。这就不仅需要民主的国家制度，而且需要民族的文化形式。共同善不仅有普世化的共和政治内容，也有特殊化的民族文化内容。在法国大革命中，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结合，创造了一个公民共同体。在美国革命中，自由主义与共和社群结合，建立了新的政治民族社群。因此，在现代性的开始，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不仅不是矛盾的，而且是一致的。全盘西化：一方面把现代化等与西方化，另一方面把现代化和中国固有文化对立起来，因而把现代化的过程看作是西画文化的移植于我们民族的过程。

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要防止两个倾向：一是民族虚无主义，二是复古主义：对待外来文化也要防止两个倾向：一是闭关自守，二是全盘西化。

民族虚无主义：认为中国现实的发展可以割裂和历史的联系，否定传统文化的价值。

复古主义：片面台高传统文化，用传统的价值观点来看待、衡量、评价现实的实际，否定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本质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