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斯卡拉阿富汗:国学商道：历史假设与文化造假

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曰：前文《国学商道：思维拓展的心智启蒙》提到，如今“西方文明病”需要“文化中药”来救治，但并不说明中国文化就绝对优于西方文化。中西文化的优劣，只是在“道、术、用”三个方面的相对比较而言。这里的所谓“道”，就是原理和目的；所谓“术”，就是方法和手段；所谓“用”，就是效果和表现。因此，“道”有大道有小道，有正道有歪道，有基本的道德善恶属性。而“术”本身并无确定的善恶属性，仅有水平高低和先进落后之分，关键是看从属于怎样的“道”，遇善则善遇恶则恶。这个“道”与“术”的不同组合，体现出的最后效果就是“用”。譬如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金融危机和社会道德堕落，便是相应的“道”与“术”产生的“用”。相对而言，中国文化重“道”重“德”而轻于“术”，西方文化则重“道”轻“德”而精于“术”。

因此，说谁有文化，说谁没文化，并不能以读书识字的多少为标准，也不能以知识文凭学历职称高低为标准。因为那也都仅仅属于方法和手段之类的“术”。所谓文化，就是人文的蒙昧开化，就是源自于“识天文而化人文”的过程与结果，就是这“天人合一”的易理大道。不通这个人文之道，就像鹦鹉会说人话却照样只是一只鸟，或就像猴子会使“坚船利炮”抢人杀人也照样是野兽。因为文化本身就是人文开化与进化，是人脱离动物原始野蛮习性的文明化。人类社会的人文进化，只能是以人人平等和社会公平正义为大“道”。背离了这个大“道”，任何“术”的创新发展与物质产品的丰富，都毫无人文意义，甚至是对社会文明的破坏。

我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里的真理便是“道”，而最后实践的结果就是“用”。倘若以人人平等和社会公平正义为大“道”，来检验这个实践结果的“用”，其实并不需要太高精尖的“术”，每个普通社会大众都能一眼看出这个检验结果。所谓“大道至简”，而文化知识精英的存在价值，却往往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玄乎其玄云雾缭绕一番，最后便以普通百姓大众不懂其中的专业知识为由，而将“道”、“术”、“用”的解释话语权和标准检验权，都一股脑垄断于“象牙塔”之内了。常见的招法，就是把实践之“用”对“道”的检验，偷换为对“术”的检验。然后，便在这个“术”的发展创新上高调出击，以进一步显示知识精英的专业性权威。这样的情形，在现代化的西方社会存在，在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同样存在。

可以说，自私有制的奴隶社会时代以来，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知识精英垄断文化并进行文化造假的历史。欧洲“中世纪黑暗”的神权专制历史，是宗教知识精英进行文化垄断和文化造假的历史。中国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两千多年的封建史，也同样是儒家知识精英进行文化垄断和文化造假的历史。这里所谓的文化造假，主要就是以歪“道”邪“术”对文化的包装和对社会大众的忽悠欺骗。最后实“用”效果的体现，都是社会的等级不公和经济发展的缓慢，也就是大“道”的迷失。先哲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就是说背离大“道”而讲仁义道德与仁慈博爱，必然都是虚伪的文化智慧。

如前所述，中国“天人合一”的易理大道，核心要义在于“公”。是故“公”之所存，“道”之所在。“德”之所彰，“道”之所显。此所谓大“道”惟“公”，自然之“理”。而中国的易理大道文化，正是发端于上古时代的“伏羲画八卦”，也就是产生于原始共产主义时代的大“公”社会土壤。后来历经“三皇五帝”直到大禹时代，在这数千年“禅让制”的大“公”社会里，人们对“道”的理解都应是比较接近原初本义的。只是从大禹传位于儿子夏启，开始了夏朝私有制“家天下”时代以后，人们虽然还是在讲易理大道，但其实已经逐渐远“道”失“道”了。

至夏商周三代，你不能说中国社会文明没有发展，也不能说中华民族的文化没有发展繁荣。这一时期，中国的青铜器文明和礼乐文化，的确在当时是创造出了引领世界风骚的辉煌灿烂。但若从“道”、“术”、“用”这三个层面具体分析来看，这一时期的文明进步主要还是在“术”的层面。甚而言之，也仅仅是体现在“术”的层面。同时，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任何时代生产科技的爆发式突破与进步，都离不开此前长周期的社会实践积累过程。如果把这一时期生产“术”的进步和物质财富的增长，都归于夏商周奴隶社会制度的优越，显然是不客观也不全面的。恰恰相反，私有制的贫富不公和等级制的人格尊严地位不平等，在这一时期刚好发展到了极端状态。也就是说，在“道”与“用”这两个层面，奴隶制社会时代都是文化道德严重滑坡倒退的时代。

显然，这样的社会经济发展系统失衡，是严重违背“天人合一”的易理大道，因此也是必然要走向崩溃的。周朝末年的“礼崩乐坏”天下大乱，便是这种历史发展的必然。于是，也便有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文化大讨论与大反思。“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混乱有忠臣”，“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也，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著《道德经》，或便是对易理大道追根溯源的“鉴古资今”，也是对当时社会现状最先知先觉也是最有思想深度的文化反思。而后来产生的法兵儒墨阴阳纵横诸家分支学派，却基本上都是在“术”的层面进行探索创新。也可以说，他们都是最早的“变法救国”、“实业救国”、“强军救国”、“教育救国”和“科技救国”文化先驱。

这里特别要提出的，就是孔子创立的“儒术”学说。同样面对“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的时局，据史籍记载孔子曾经还“问道于老子”。但他却出于对周朝尊卑上下等级制度的“克己复礼”用心，以自己理解的“道”，对这种腐朽的等级制度进行了一番理论创新和包装阐释，从而形成了著名的儒家等级礼教。按照“孔子之说”，所谓仁义道德的标准，就是这一套等级礼教。否则，便是不道德，便是不仁义，便是不忠不孝无信无礼。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就是说人必须有“人上人”与“人下人”的等级划分，只有熟读了他指定和编写的教材书本的文化知识精英，才是社会地位最高的人。所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就是说你不服这个理不行，这就是“天之道”。

这一套“修身齐家平天下”的教化万民之“术”，自然深受知识精英既得利益阶层和体制外向往“人上人”升官发财者的热捧，也深得“家天下”最高主宰者的青睐。怎奈时不我与，孔子本人及其门徒在当时“周游列国”，却都没有成就出显赫的功业，而且还“惶惶如丧家之犬”。唯一看重和采用了这一套“儒术”的鲁国，也落了个空谈仁义提早亡国的下场。至于后来，虽然前有秦始皇一统天下“焚书坑儒”之举，继而“汉承秦制”，汉武帝发汉家国力三代之积蕴，拓土开疆伟业行将告成之际，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些都是后话，这里暂且不谈。

我们今天需要认真反思和重点回顾总结的，还是自夏朝“家天下”开始到“礼崩乐坏”这段历史，特别是发生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百家争鸣”这场文化大讨论。

如前所述，从私有制“家天下”人分等级之后，便是一个“大道废有仁义”的文化造假时代。而文化造假的始作俑者，就是贵族文化知识精英。在夏商周奴隶制社会时代，文化知识的学习与传播，自然是被奴隶制贵族阶层所垄断。随着奴隶制社会逐渐走向解体，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没落贵族和平民阶层。这时，文化知识开始逐渐向社会扩散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礼崩乐坏”群雄争霸，更加速了这样的文化普及进程。包括孔子本人，在当时也是属于没落贵族文化精英。但这些新崛起的带有几分平民色彩的文化精英们，在文化创新与知识传播过程中，却并没有彻底弄清“道”、“术”、“用”这三者个关系问题。最关键的，似乎都没有去深究“道”的本源问题，而仅仅只是在“术”的创新发展上瞎折腾。

如此以来，即使是实现了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时代转型，但私有制的贫富不公和等级制的人格尊严地位不平等这一社会痼疾，还是没有根本消除。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更使这种社会等级不公成为合理合法的文化主流价值观。更为严重的是，等级礼教“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文化与政治实现结盟，又使得这种仕途“儒术”成为天下第一显学。于是，“大道废”暂且不论，就连兵法墨诸家的强国强军生产发展之“术”，也遭“罢黜”而挤压到冷门死角去了。所以仅就社会基本经济形态和生产技术来讲，从秦汉时期的牛耕铁梨，到清末民初的牛耕铁梨，几乎两千多年模样不变！

与此同时，由于贫富不公和等级制这一社会痼疾的周期性发作，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但却丝毫不影响儒家文化知识精英的万代荣华富贵。于是，你若要问，中国自夏朝到清朝的历史文化辉煌吗？灿烂吗？不断创新进步了吗？答案固然是肯定的，官修的二十四史与浩如烟海的文化经典都记载得明明白白。但若从“道”、“术”、“用”这三个方面来认真分析，这个答案还会是肯定的吗？一旦破解了中国文化的历史真相，直教人汗颜不已！

不能不承认，经过儒家文化精英反复修编折腾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本身就是一部精英文化史和文化造假史。历史不容假设，但却很容易被造假。而今天又是昨天历史的延续，我们要走出中国历史的文化迷雾，彻底弄清楚什么才叫文化继承和文化创新，彻底整明白什么才叫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又何妨以“道术用”原理进行一番历史假设和文化假设呢？自由想象，大胆设想，小心求证，反复试验，这些科学研究方法同样可以被大众所掌握。而且，也同样能以大众文化的发展创新来共同追寻大“道”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