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电影战争片:退无可退 以战求存——卢沟桥事件后中国军事统帅部的战和决策

[ 这是作者提交给1997年11月在东京召开的“第四次中日关系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本文意在探讨战争扩大化的责任问题，故而重点论述了中国军方要员的避战心理，对其同时所作的备战措施则未予讨论。这并不表明作者赞同指责此时的国民政府即“消极抗战”的观点。]

卢沟桥事件是引发第二次中日战争的导火线。关于卢沟桥事件的发生，是由日方还是中方挑起，是偶发还是早有蓄谋？中日历史学家及有关当事人已从许多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探讨。著述是大量的，然而双方的认同却有限。撇开非学术性的因素，关键性的历史资料的缺乏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卢沟桥事件的起因仍会作为一桩历史悬案而存在。

对于卢沟桥事件起因的研究当然很重要，但悬案的存在，并不妨碍我们对战争起因的研究。当我们把事件放到更广阔的背景中去探讨时，事件本身的起因也许就显得不那么紧要了。笔者认为，如果以更宏观的视野，从高层决策的角度来考察战争的起因，可以说，由一些人的蓄谋事件而导向战争，与利用偶发事件而扩大成战争，就战争责任和后人应该记取的历史教训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实际上，无论事件是偶发还是故意，对于最高决策层的影响并不是决定性的。如果最高决策者的一贯政策是避免战争，即使是下层官佐故意制造的事件，也可以得到控制；反之，如果最高决策者内心并不想避免战争（或者毋宁说是欢迎某种事态的发生），偶发的事件也会被利用，从而使事态扩大。因此，研究卢沟桥事件后中日决策层对于事件的反应及处置应是研究战争起因的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它所涉及的不仅是下层官佐的责任问题，而是主导国策的中央政府的导向问题。

本文所探讨的是中国方面尤其是军方将领在事件发生后的反应。对于卢沟桥事件后以蒋介石为领袖的国民政府的立场和态度，历来存在着不同的评价。在一些日文著述中，南京政府的立场始终是强硬的，它阻碍了华北当局与日方所达成的妥协。自然，中日由冲突走向战争，南京政府责无旁贷。在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对于这一时期的国民政府的评价现在正逐渐接近。人们已经更多地注意到了它的对日抵抗层面，基本肯定了它的对日方针，比较接近了历史的真实。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疏漏是，人们对国民政府的应变剖析还不够深入，在论述国民政府的抵抗决心时忽视了对避战愿望的分析。本文将着重探讨这样两个问题：南京政府是基于什么样的判断基础上作出抗战决意的？其主要军事决策人的愿望是求战还是避战？

一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卢沟桥事件后南京中央政府与华北地方当局在对日态度上存在着差异。前者似较为坚定，而后者则表现出一定的妥协意向。历史已经证明，第29军将领并非贪生怕死之辈。那么，原因何在呢？关键在于对日方意图的判断。华北当局倾向于认为这是一偶发事件，可以得到适当的处理。第29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在7月9日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即称“此间战事，业于今晨停息，所有日军均已撤退丰台，似可告一段落”，态度较为乐观。[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63页。]

但南京方面在华北的特派人员持不同看法。时特派华北的军政部参事严宽在7 月11日致南京的电报中较详细地报告了有关日军准备采取的军事行动的情报，指出“观察各方情况，似非简单即可了事，倘从容就范，则汉奸胜利，恐此间形成冀东第二”。[《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82页。] 两天后，严宽再电南京，重申“此间情势，日方迭以昼和夜袭，渐转恶化，决非简单即可了事。”[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106辑，台北1986年版，第134页。]

对于在卢沟桥这样一个敏感地区所发生的冲突，远离现场的中央要员虽对情况尚不十分清楚，但都有一种不祥的直觉，认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孤立事件，并感到战争的阴影正在迫近。如交通部长俞飞鹏即认为，日军早就想不让中国在长辛店、卢沟桥等地驻军，现在发生的冲突，“显有预谋”。[俞飞鹏致何应钦电，1937年7月9 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64页]7月8日，远在重庆的军政部长何应钦接到有关事件的报告。他在川康整军会议上通报日军进攻卢沟桥的情况时便估计，“中日大战殆已不可避免”。当场有川军将领表示，愿率所部参加对日作战。[ 周开庆编著：《民国川事纪要》，第17页，四川文献研究社，台北1972年版。]

最为关键的是蒋介石的想法。7月8日，华北地方当局的“特急电报”到达牯岭。蒋介石头脑中首先出现的也是事态将扩大的前景。他在急召何应钦速返南京的密电中称，“倭寇在华北扰乱，事将扩大，请兄即刻飞京。”[《革命文献》，第106辑，第212页。]

此时，对日本意欲何为，事态将扩大至何种程度，蒋介石一时无法作出明确的判断。正如其在当日的日记中所写：“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蒋介石并不认为这是一起偶发事件，所谓“挑衅”自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他一时吃不准的只是，日本人的目标是只限于谋求控制华北，还是要挑起更大规模的中日战争？实际上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属于有计划的行动。即便日本人意图只限于华北，他也不能再作任何重大让步。如果日本人要扩大冲突，中国只有应战一途。“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这就是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所作的形势判断和所设想的对策。[ 古屋奎二著、台湾《中央日报》译印：《蒋总统秘录》，第11分册，台北1977年版，第 210页。]

蒋介石何以在事件的次日便作出日方乃有预谋的判断？这与九·一八以来日本对中国的步步进逼尤其是事件前后的各种迹象有密切关系。1937年5月下旬， 蒋介石已从各方面获得情报，称日军将在最近几个月内在华北采取行动。鉴此，蒋曾于6 月分电华北要员，通报日方可能将有所举动的情报，要求他们积极防范。[ 《革命文献，第284页。]关于这一方面的情况，蒋介石在9 天后的庐山谈话会上说得很清楚：“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察到事变发生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溏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29军，要逼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的。”[作战经过，二，第56页。]

既有“九·一八”时因判断失误准备不周而痛失东北的惨痛教训在先，现在，基于卢沟桥事件乃一预谋的判断，南京政府便开始作应战准备。蒋介石要求时在山东乐陵老家的宋哲元速赴保定指挥。同时，命令正在庐山暑期训练团任总队长的第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立即返防，率所部两师北上增援，令40军庞炳勋部和第85师高桂滋部速向石家庄集中。7月10日，蒋介石向各行营、绥靖公署及各省市发出密电， “通饬一体戒备，准备抗战”。[《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65页。]自11日起， 由军政部部长、军委会参谋总长、训练总监、军事参议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及有关军事机关长官组成的军事统帅部会议，每日举行会议，就事态的发展进行会商，决定中方的应对策略。当然，界限是明确的。所以这些措施只是为了应战，而不是求战。蒋介石曾多次在密电中强调，中国的态度是“应战而不求战”。[《革命文献》第106辑，第124页。]

7月11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向华北派兵的声明。 这是日本方面第一次公开指称卢沟桥事件是中国方面的有计划的武装抗日行为，而并非一偶发事件。该声明要求中国方面对此表示道歉，并要求“为今后不发生这样的行为取得适当的保证”，为此，日本政府“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下册，东京1955年版，第366页。]所谓为今后取得适当的保证，将可能包含着要中方在涉及主权的问题上再作让步。当夜，近卫召集议会两院议员代表、财界实力人士和新闻界代表会议，说明政府的决心，要求大家支持。

日本的这一派兵声明，对蒋介石的判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蒋在12日日记中写道：“倭关东军到津；内阁昨召集紧急会议，商讨对华政策。全国政党与产业界宣言拥护其阁议。战事势必扩大，不能不亟谋应付之方。”[ 蒋纬国著：《抗日战争指导》，台湾速流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78页。] 该日下午， 蒋介石在庐山召集军政要员协商对策。最后决定作和、战两手准备，万不得已时不惜一战。当日晚，南京政府电令华北当局：一、不准接受任何条件；二、不许后退一步；三、必要时准备牺牲。[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编，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华民国史料长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卷，第344页。]

7月13日，日本关东军发言人声称，若再遇挑衅行动，日本准备采取最剧烈手段。关东军已作好完全部署，以援助华北驻屯军。[ 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中华民国26年7—12月》，台北1987年版，第111页。] 南京政府隐约意识到，此番要与日本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卢沟桥事件，实属不易，日本人将会提出令中方难以接受的条件。蒋介石在致宋哲元电中详述了这一看法。他认为此次卢沟桥事件难以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其目的则在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须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做到此事，则彼必得寸进尺，决无已时”。蒋介石表示“中早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他提醒宋哲元说，“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不稍与敌方各个击破之隙”。[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石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之第二编，《作战经过》，第二卷，台北1981年版，第43页。]

而此时，华北地方当局已于7月11日与日方签订了“现地协定”。 其内容包括：一、第29军向日军表示道歉、处分有关责任者，并负责防止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二、中方不在宛平县城和龙王庙周围驻军，改由保安队维持治安。三、取缔蓝衣社和其它抗日团体。7月12日，宋哲元发表谈话，称“此次卢沟桥发生事件，实属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属不幸中之大幸”，显示了宋哲元认为事件已告解决的乐观情绪。[《中华民国史料长编》，第41卷，第344页。] 7月14日， 日方向刚刚由乐陵回到天津的宋哲元提出进一步的要求，要其彻底镇压共产党，罢黜反日要员，从冀察撤出中央系机关、蓝衣社、C C 团等团体，并从北平城撤军，改由保安队担任警备。

尽管华北当局并未将7月11日的协定向南京报告， 但南京政府的军政系统在北平都有自己的特派员和情报员，它对华北的活动还是有所知闻的。由于日本拒绝与中国外交部方面交涉此事，而坚持“现地交涉”，那么，是否应利用宋哲元与日本进行和谈，7月14日的军事统帅部会议讨论了这一问题。

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在会上提出，“现在我准备不周，开战难操胜算，……若日方真如其宣传，确不欲事态扩大，则我似应抓住其意向，表示可以妥协，最好中央给予宋明轩以妥协标准，以其便于商谈。” 但训练总监唐生智认为此议不妥。 他指出，宋现在已在中央许可范围之外从事妥协活动，“如中央再给以和平妥协之意图，则前途将不可问”。他建议“目前中央宜表示强硬，而任宋哲元之妥协运动之进行，如结果不超出中央期望之外，则中央可追认之，否则，中央仍予以否认。”[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215页。]

南京政府大体上是采纳了唐生智的这一策略。这就是：一方面给宋哲元打气，要求其作好应战的军事准备；另一方面，也不完全禁止宋哲元在华北为谋求事件的解决而作出一定的妥协，而南京则视其让步程度，予以默认或否认。总之，南京政府在给华北当局的电报中总是提醒其要准备打仗，而未给予任何妥协的表示。

此时，日本动员和增派大批部队来华的情报陆续汇集到南京。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来自中国驻日大使馆的一份电报。该报告称：“此次日本派兵，系以中央军为目标”，“日军部意在囊括华北……政府意向初不主张扩大，此次决定出兵系受军部牵制；尤为受驻外军队牵引无疑。”对今后局势的处置，日本文官机构已准备让军方来主导。日外务省官员曾公然声称，“今后为军人对军人交涉，非外交当局时期”[ 中国驻日大使馆致外交部电，1937年7月13日，《革命文献》，第106集，第272页。]

中国军方越来越意识到，战争的可能性在加大。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对华北当局表现出来的松懈颇为担心。他在15日至19日间连续密电宋哲元等人，指出日本谈判的目的是缓兵，一旦其到达平郊部队占有优势时，即会发动攻击。他指出，“兄等近日似均陷于政治谈判之圈套，而对军事准备颇现疏解，……弟恐谈判未成，大兵入关，迩时在强力压迫之下，和战皆陷于绝境，不得不作城下之盟，则将噬脐无及。” 何希望宋尽快集结兵力构筑工事，作持久抵抗的准备，并表示“整个抗战计划，此间亦正积极统筹进行中，还望兄等本既定之方针，坚苦撑持，则最后胜利当为我属也。” [何应钦致宋哲元、秦德纯等人电，《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89，170页。]

7月15日，国民政府一位要员的谈话颇有意味。 他在驳斥日本方面企图离间中央军队和华北军队关系的言论时说道：“中国军队编制及驻防区域容有不同，但同为国家军队，初无系统之分，任何国家如对中国武力侵略，中国当不惜以全国军力与之周旋”。[《中华民国史料长编》，第41卷，第363页。]

南京政府所能作出的妥协是有限的。那么，这一妥协限度究竟有多大呢？超过了什么限度中国便不能接受，便只好起而应战呢？7月19日， 中国政府公开发表了两天前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的讲话。这一谈话不仅向中国人更重要的是向日本人表明了中国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的基本立场：中国希望和平解决，但如果日本一意压迫中国，那中国也只有应战。

庐山谈话指出，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占领，那么中国的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冀察亦将变成昔日的东三省！今日北平若可变成昔日沈阳，它日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今日北平！。谈话阐述了中国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解决的最低立场，指出任何解决方案不得违背以下四点：一、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之地方官吏，不得任人要求撤换；四、第2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蒋介石表示，到了最后关头，“只有牺牲，只有抗战”。同时又声明“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 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4卷，台北1984年版，第582—585页。]

庐山谈话向日本人发出的信号是：中国已退无可退，是战是和将由你们来选择。如果一定要以武力压迫，中国没有退路，只得奉陪。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政府对和战表示决心，此其时矣！人以为危，我以为安，立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对倭最后之方剂，唯此一着耳”，便反映了蒋介石此时的心境。[ 《蒋总统秘录》，第11分册，第23页。]

二

如果根据南京方面给华北当局的电报，根据在有关地区进行的军事调动，便认为南京政府一意主战，那就错了。而在卢沟桥事件爆发之初，持这种见解的人并不在少数。甚至英美等国的一些外交人士也认为，尽管谁在卢沟桥开第一枪的细节问题说不清楚，但近年来建设有所成就、国力有所发展的中国显然在事态的发展中采取了主动的行动。

英国驻华使馆秘书郭万安（D. Cowan）在给英国外交部的报告中指出，根据他所掌握的情况分析，他不认为卢沟桥事件的发生是一起有预谋的攻击。资深的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H.Knatchbull-Huggessen）也认为，卢沟桥事件并不是日本有意挑起，日本也并不想使之扩大。许阁森甚至怀疑是南京政府正在谋求恢复其在华北各省的权力，中国采取坚决行动的最终目的是要光复东北。7月15日， 中国政府曾交给许阁森一份声明，通知说中国已准备抗战，现正调兵北上以抵抗侵略。许阁森据此认为，这预示着已最后决定采取行动以恢复他们在东北的影响。[ 布雷德福特·李：《英国与中日战争，1937—1939》（Bradford A. Lee: Britain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39），斯坦福，1973年版，第25页。]英国驻日代办道滋（James Dodds）甚至认为，“和平的结局取决于中国政府节制其民众的能力。”[道滋致艾登电， 1937年7月14日，《英国外交文件集》（Documents on Britain Foreign Policy, 1919-1939），伦敦1984年版，第2辑第21卷，第160页。？]

美国驻华武官则称中国现在的行动带有“骄气”，他希望中国正确地估计形势。[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徐永昌日记》，第四册，台北1991年版， 第77页。]远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亨贝克（S. K. Hornbeck ）也奉劝此时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及中国大使王正廷，中国近几年来的的建设已经取得了相当成就，“对于中国来说，继续这一进程，把它的注意力和精力都集中在重建的努力上，而不是与外国政府冲突，不是很明智吗？”他认为中国现在应该继续致力于建设，等到中国足够强大时再向外国提出问题，这才是明智之策。[ 汉密尔顿（Hamilton）备忘录，1937年7月10日，《美国外交文件》（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37年第3卷，第134页。]

南京政府真的是要主动与日本开战吗？事实恰恰相反。应该指出，前述南京方面致华北当局的电报，实是担心华北当局过于妥协，因而以鼓气为主，它只是反映了事情的一个侧面。实际上，此时南京统帅部的要员均希望避免立即交战的局面出现。

在7月14日的统帅部会议上，参谋总长程潜指出，现在需要缓兵， 以获得完成军事准备的时间。程潜所说的准备，是指长江沿线防御工事的完成，他认为只有确实控制长江的安全，保有长江枢纽，无论是持久战还是歼灭战才有把握。7月19日， 程潜再次在统帅部会议上表示，“最为可虑者为我军队之质量与训练，尚不够现有武器之地位”[《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223页。]

7月15日，在行政院谈话会上， 外交部长王宠惠提出政府应尽快决定未来方针，“如日本攻击29军，中央军加入作战后，中央究竟以战事为局部冲突（如九一八及一二八时情形），抑认中日已进入普通战争状态而宣言中日国交断绝，此点关系重大”。对此，军政部和外交部的有关专家进行了共同研讨。何应钦“再三以战争为虑，倾向退让”。但行政院的其它人员表示不满，认为“战争恐非如此退让所可避免，且政府立场如不明白坚定，对内亦殊可虑。”何应钦稍后明确地提出了中国抗战所需的缓兵时间。他认为，在目前的基础上，中国至少还需要两个月的时间准备应战，否则抗战“极难持久”。他认为现在时间要素对中方极为重要。[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台北1990年版，第65、69、74页。]

徐永昌的看法则更为保守。他认为，中国军备至少还需要6 个月到一年的准备，届时各要塞的新炮安装大部分才可完成。他在7月14 日致何应钦的一封秘函中明确表露了他主张忍耐的观点。他提出：“今更肯定我国果以及时抗战为利乎？抑最小限，尚须一年或半年之准备方较有利乎？……倘尚须一年或半年之准备，则此时以努力忍耐为宜”，这样，“果能维护和平以达我由忍耐求准备之目的，我固有利；即无结果，我又何尝不可，以求和平不得，益重日人之暴，而博世界之同情耶！总之，今日之事宜以小屈求大伸。”[《民国档案》，1987年第4期，第53页。] 他还曾要人转告外交部长王宠惠，“在能容忍的情况下，总向和平途径为上计。我军备至低程度尚须半年乃至一年”。[《徐永昌日记》，第79页。]

徐永昌甚至不赞成蒋介石自卢沟桥事件爆发以来的对日态度。他在私下的谈话中赞同这样的看法：蒋介石处理此次事件的态度有些不同寻常，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似乎有些投机的因素。7月20日，徐永昌直接对蒋介石进言， “对日如能容忍总以努力容忍为是。盖大战一开，无论有无第三国加入，最好的结果是两败俱伤”（正常的结果或最坏的结果，徐已不言而喻）。但日本是工业国家，战后恢复容易，而中国则有陷于分崩离析不可收拾的危险。徐并举德国的历史为例，“德国以强以战而遭列强之压迫，以忍以不战而得今日之复兴”，说明战未必有利，而忍未必不利，关键在于自己如何努力图强。[《徐永昌日记》，第82页。]

可以说，中国军方的一些主要决策者确实是不愿在此时就与日本交战。这不仅出于对防御工事是否完成的技术考虑，更基于他们对两国国力比较的基本判断。从历史上看，自近代以来的中日数次交战中，总是以中国方面的失败而告终，而其中一些失败正是他们所经历过的。对于中日之间爆发全面战争，中国方面能否取胜，应该说，南京统帅部是缺乏自信的。从前述军方首脑人物的缓兵主张中不难看出，此时他们所考虑的最好前景并不是中国是否能战胜日本，而是如何能使战争持久下去，不致在战争之初就被日本击垮。即使是蒋介石的庐山谈话，其应战姿态也显得非常的悲壮，并不认为抗战的前途一片光明。诸如“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的生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无侥幸求免之理”等，在许多地方，抗战总是和牺牲一同表述的。[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4卷，第582—585页。] 国民政府其它一些要员的有关抗战的言论大抵都保持着同样的低调。

中国军方首脑不愿开战的另一个深层的因素，是他们对中共的忧虑。其时，国共两党在日益严重的外侮面前虽然已经停战，但十年的血腥对抗使其在内心深处仍保持着抹不掉的警惕。国民党中即有一些人担心共产党将利用抗日渔利，徐永昌的想法就典型地反映了这一部分人的怀疑和担忧。 卢沟桥事件发生后， 中国共产党在次日即发布了号召国人抗战的宣言。宣言指出，中国已经面临着日本以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危险，“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同一天，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表示愿“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74，278页。]在各党派中， 中国共产党的反应是最为迅速和最为积极的。随着事件的发展，社会上反对妥协要求抗日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徐永昌认为，现在社会上要求抗日的思潮是受了共产党的影响。他对中共积极主张抗战的动机表示怀疑，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受了苏联的影响。苏联在竭力引诱中国与日本作战，“苏俄怕日对他，怕中国消灭了共党，设计刺激引中日先做对。”[ 《徐永昌日记》，第87页。]国民党中一些人担心对日作战会使国民党军队极大削弱，而为苏俄和中共提供机会。

蒋介石的对于战和的态度颇为复杂，也最值得值得研究。卢沟桥事件后，蒋介石所表现出来的态度确实不同于以往。蒋介石没有再在公开场合发表要求人们克制忍耐的谈话，而庐山谈话及有关的军事调动均向世人表明，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准备应战。蒋介石是真的准备毫不妥协地与日本对抗，还是另有它意呢？

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已公开发表的少数资料，笔者认为，蒋介石如此动作一方面固是真的在作谈判破裂后被迫应战的准备，同时，不能排除蒋介石亦是在向日本人作出姿态，企图通过表明中国的应战决心并摆出应战阵势，使日本知难而退。蒋介石一直认为，日本在对华政策上存在着投机心理。他后来曾一再说道：“倭寇向来利用投机取巧的方法，来夺取我们的土地”，“倭寇只会投机取巧，不愿真正牺牲”，“（日本）初意就想运用不战而屈的政略，唱出什么平津局部化，地方事件要求就地解决等外交原则，想继续因袭其占我东北四省、侵我冀东察北的故伎，恫吓威逼，诈伪欺骗，来安然占有平津。”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0卷，第218，231页。]因此，蒋介石无疑认为示弱只会鼓励日本继续侵略，面对日本投机性的企图不战而屈的政略，只有显示抗战决心或可使中国免于战祸。

这一想法，蒋介石在事件爆发前的7月1日的日记中便曾有所流露：“中国必具应战之决心而后可以免战，必如是乃得达成不战而恢复失地之目的。”7月9日，蒋介石密电阎锡山，令其准备应战措施，并询以应变策略。阎在两日后的复电中表明了他的看法：“山意对方利用形势，野心爆发，我方必须有抗战之决心，或可有和平之希望。” 这与蒋不谋而合。蒋对此电批曰：“尊意先获我心， 当在不求战而必抗战之决心下，努力一切。”[ 李云汉：《中国对日抗战的序幕：从卢沟桥事件到平津沦陷—国民政府决定应战的过程》，《革命文献》第107辑，第285页。] 可以认为，以应战姿态而求免战结果是蒋介石处理卢沟桥事件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

关于蒋介石的这一示强求和的策略，7 月中旬奉蒋之命北上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刘健群对宋哲元曾有一段非常形象的比喻。宋询问中央是否真的准备与日本人打仗。刘比喻说：“日本人的牌是货真价实的三筒。中国方面，顶多是表面的一大对。现在日本人出了钱，蒋先生看牌是输，不看牌也是输。唯一的办法是来一下反烘。让日本人有若干分之一的顾虑，也许会知难而退，以求得万一的和解。这叫做以战求和”。宋问：“万一日本人真要看牌，蒋先生怎么办呢？”刘回答：“这时人事已尽， 只好推翻桌子打架，不计较输赢不问生死了。”[ 刘健群：《我与宋哲元将军的几次交往》，《革命文献》，第107辑，第204页。] 刘健群的这一席话虽无资料证明系出于蒋介石的授意，但作为衔命北上的特使，他对蒋的意图的理解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总之，在蒋介石的内心，也是力求避免战争的。

三

然而，能否避免战争并不是一厢情愿所能解决的事。 对于谈判能否成功， 就连一再主张忍耐的徐永昌也感到没有把握。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日军在华北时打时停，“系缓兵待援模样”，“恐我人希望者，十之六七不能得到”。[ 《徐永昌日记》，第76页。]

蒋介石的庐山谈话实际上是亮出了中国方面和与战的底牌，但日本方面无视南京所发出的这一明确的信息，仍然按照自己的逻辑行事。在以往的交涉中，最后总是以中国方面的妥协、以日本的意志大体上得到实现而告终。日本已不习惯与中国进行平等的对话，以互相协调精神来解决争端。因此，当蒋介石的庐山谈话发表后，这份在常人看来那理所当然的东西，在日本看来却显得那么刺眼，被视为强硬的准备打仗的讲话，认为这一讲话表明“中国决心要对日作战”。于是，如一部颇具权威的日本战史著作所说，“陆军中央接到国民政府的答复后，强硬论骤然成为支配性的论调”。[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田琪之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一卷，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886页。]20日，日参谋本部决定了以武力解决的方针。同日，在陆军省的要求下，日内阁决定向中国增派日本本土的三个师团。

南京政府外交部曾多次向日方提议，双方停止军事调动，将军队撤回原地。但日本断然拒绝这类建议。如同以往一样，日本依然争取了一种高压的姿态，要求中方作单方面的让步或首先让步，而不是考虑同等的妥协。7月19日， 日本驻华武官喜多诚一在会见何应钦时，指责中方向河北增派军队。何应钦表示“中国军队之移动，全系出于自卫，并无挑战之意，日本新增加之军队如撤退，中国方面亦可考虑将新增加之军队撤退。”但喜多诚一对中方要求双方同时撤军的要求不予理会，并发出警告说，“日军对此非常危局，已有重大决意，如中国抱有待日军撤退中国军始撤退之意，则局势势必恶化。”[《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台北1964年版，第 216—9页。]

与此同时，日本加紧进行对华北地方当局的威胁讹诈活动。日本逼迫华北当局接受罢免所谓排日要员、撤出在冀察的中央系统各机关等苛刻条件。在日方的压力下，7月19日，第29军与日本驻屯军签订了包含上述内容的“细则协定”。 作出这一让步后，宋哲元以为局势和缓有望，下令取消了一些必要的防御措施。

7月22日，蒋介石得知宋哲元撤除了38师阵地以及北平城内防御工事， 感到事态严重。蒋急电宋哲元，指出此举“危险万分”，它由此可能诱使日军一举占领北平。蒋介石要求宋哲元速将与日本人商定的协定报告中央。但宋哲元的复电只报告了7 月11日协定的内容，而对19日的“细则协定”只字未提。

7月23日，南京政府的中枢要员讨论了宋哲元报送来的7月11日协定。尽管会议对华北当局让步过多有所不满，但为了避免谈判破裂，蒋介石复电宋哲元，表示“中央对此次事件，自始即愿与兄同负责任。战则全战，和则全和，而在不损害领土主权范围之内，自无定须求战、不愿言和之理。所拟三条倘兄已签字，中央当可同意与兄共负其责”。此时，南京政府已经得知华北当局又于7月19 日签订了对日让步更多的“细则协定”，但宋哲元既未呈报，南京政府也就佯作不知，未予追究。但显然是针对“细则协定”的内容，蒋介石要求宋哲元向日方声明：一、第38师撤离宛平县应为临时性的；二、对于共产党的镇压及其它排日团体的取缔应由中国方面自行决定，不受日方要求的限制。[《作战经过》，第二卷，第61—62页。]

这里，南京政府实际上已经修正了自己的立场，已从庐山谈话四条件的最低要求上后退。同意接受（即使是有条件的）7月11日协议表明了蒋介石实际上的避战心理，表明庐山谈话并不是不可退让的最后界限。南京政府准备让宋哲元在前台作些一些妥协，如果日本的欲求不太过分的话，卢沟桥事件是有可能以中国方面的部分退让而告解决的。

然而，日本这部战车已经升火待发。在东京，相当一部分人主张趁此机会打垮中国军队，一举解决华北问题。他们认为，现在是解决多年来悬而未决的中国问题的绝好机会，没有必要进行谈判，“如已达成协定，也予以撕毁”。[今井武夫著、 天津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32页。] 这些人极端轻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如军方的核心人物之一陆相杉山元就曾向天皇夸口，他可以在一个月内结束对华战争。这位陆相甚至狂妄地把中国比做小儿手中把玩的轻气球，不值一击。[《徐永昌日记》，7月16日。]作为军方重臣， 竟然具有如此玩笑般的藐视对方的念头，如探囊取物般的战争焉有避免之理。

随着援兵的陆续到达，日军频频在平津一带挑起冲突。南京政府预感到新的战争迫在眉睫，从7月24日起，蒋介石连续接见了英、美、法、德、意等国驻华大使，要求各国或调停，或设法予以制止。蒋介石对美国大使詹森表示，中央政府同意宋哲元与日本签订的三条，已让步到最后界限，“若日方再提其它要求向我威逼，我方决难接受，惟有出于一战 ”。现在只有英美合作，警告日本，阻止日本再提出新的要求，才能挽救危机。[《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第423—424页。]可惜，英美未能对蒋介石的呼吁作出积极的响应。

25日夜，中日两军在平津之间的交通要地廊坊车站发生冲突。26日日军提出了要求第 29军全部退出平津地区的最后通牒。当晚，北平又发生了广安门事件。次日？日军不等其最后通牒的期限到来便发起了大规模进攻。不久，便占领了北平、天津。7月31日，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宣称现在“和平绝望”，“只有抗战到底，举国一致，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以驱逐倭寇，复兴民族。” [ 《作战经过》，第二册，第86—88页。]

平津沦陷后，一些人，包括少数具有相当社会影响力的知识名流，对国家的前途甚为恐慌，认为中国与日本战，必败无疑，不如现在就忍痛求和。如胡适等人就主张由蒋介石向日本发出最后的和平呼吁，以承认“满洲国”为议和条件。他们认为，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在大战发生之前就为之，这样国家的损失要轻得多。汪精卫将胡适的意见转告了蒋介石。但蒋担心，”军心动摇极可虑”，他不同意出面呼吁议和，但同意由外交部继续与日方进行周旋。[《王世杰日记》，第一册，第84页。]

8月7日，决定国防大计的最高机构——中国国防会议开会讨论战和问题。蒋介石、汪精卫、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中央各军事部门长官及以及冯玉祥、阎锡山、白崇禧、刘湘、余汉谋等及地方军政大员出席了会议。国民党中央常委及行政院各部部长出席了晚间的会议。蒋介石在会上表示，“这回中日战争，实在是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他要求大家抛开个人得失，从国家的立场出发，坦言战和利弊、胜败可能及胜败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影响。针对一些人（指胡适）主张将东北与冀察明白地划个疆界使日本不再肆意侵略的主张，蒋介石表示“划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之行为，这我敢做。可以以长城为疆界”。但蒋随即指出，日本是不讲信义的，它是要中国的国防地位扫地，以任其为所欲为。所以，“如果认为局部的解决就可以永久平安无事，是绝不可能，绝对做不到的。”蒋介石的这番话，再明白不过地表明了他的心理：中国无论怎样妥协也不能满足日本的欲望，只有一战求存。

汪精卫在发言中指出，“目前中国的形势，已到最后关头，只有以战求存，绝无苟安的可能”。尽管中国目前准备不足，但战时的准备速度并不会因战事而受到阻碍，相反，还会比平时做得更快。林森亦认为“只有抗战，予打击者以打击，才能谈生存”。阎锡山、刘湘等地方实力派也表示“愿在政府领导下，作不顾一切的为民族求生存战”。

最后，会议对战和问题以起立方式进行表决。结果，所有与会者不约而同，齐刷刷起立表示决心抗战。至此，中国政府的抗战决心终于下定。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此后战场上炮火连天，但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都未发出宣战文告。这种不宣而战的战争一直持续了四年之久，成为近代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观。

7月中旬， 中国军方和外交部曾会同讨论过一旦战争爆发是否要对日绝交宣战的问题。考虑到宣战将会影响中国自国外输入军事物资等原因，决定不采取这一措施。在8月7日的国防会议上，与会者对是否应对日“绝交宣战”一事又进行了讨论，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会议对此似未作出最后决定，但显然是维持了不宣而战的局面。凇沪大战爆发后的次日，新组成的国防最高会议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会议对宣战问题终于作出了决定：“对日抗战，但言自卫，不采取宣战绝交等方式。” 同日， 国民政府发表了作为宣战书替代物的《自卫抗战声明书》，郑重宣布“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同时表示，如日本对于两国国交谋求合理解决，并制止在华的武力侵略行动，“则中国仍当本其和平素志，以挽救东亚与世界之危局。”[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编》， 下卷第二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3—14页。]

综上所述，南京政府是完全无意将事件导向战争的。理由很简单，中国是一个军事弱国。在当时的军事决策层中，似乎没有人认为，此时中国可以凭自己的力量战胜日本。因此，在内心深处，他们是很想避免即刻与日本进行大规模战争的。即使在战争已经爆发了的情况下，南京政府仍然注意保留着与日本通过谈判解决冲突的渠道，其后数年间中日间陆续不断的秘密接触正是这一政策的结果。

南京政府在卢沟桥事件后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以妥协为主的立场，显示出比以往较为强硬的态度，并不表明南京政府愿意打仗。这完全是一种应战姿态。它基于以下两个判断：一、鉴于日本以前的所作所为，认为日本的要求会漫无止境，卢沟桥事件很可能成为日本扩大战争的一个机会；二，华北的情况不同于东北，它不允许南京政府再作任何的重大退让，因此，必须作谈判破裂后的抵抗准备。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选择：即使内心很不愿意打仗，即使觉得中国无取胜希望，但也不得不起而应战，因为，中国已退无可退。

日本政府在卢沟桥事件后的决策，并非本文所研究的内容。但仍然可以指出的是，姑且不论是否有蓄谋（一些一意扩大冲突以遂其志的人不能说不存在），仅就事件的处理方法而言，日本政府也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轻视和傲慢。日本当局既过低地估计了军队和民众的抵抗力量，更过低地估计了中华民族抗战求存的决心（这种决心将使前者的抵抗力获得极大的增长）。日本政府无视中国一再发出的信号，仍旧以过去数十年间形成的压迫—退让、再压迫—再退让的旧模式来估量中国。于是，战争终于成为唯一的道路。